中国特色城镇化（精选12篇）
中国特色城镇化 篇1
人类社会最早出现城市, 大致是在六七千年以前。城市的出现是因为农业社会有了剩余的农产品可以进行交换, 同时也是为了防御外来敌人的侵袭。到了现代, 城镇化几乎成为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必然过程。
一、世界城镇化的阶段特征
城镇化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迁的反映。衡量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城镇化率, 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
世界城镇化发生于工业化之后, 始于产业革命初期的英国。据联合国资料显示, 1800年, 全球拥有城镇人口5千万, 城镇化率为5.1%;到了1900年, 全球城镇人口增长到2.21亿, 城镇化率达到13.3%, 增加了8个百分点;现在, 世界城镇化水平已超过50%。
世界城镇化共有四次浪潮。第一次城镇化浪潮出现在产业革命初期的英国。在1750年到1850年的整整一百年时间里, 英国城镇化率提高了30%, 是最早的城镇化国家。第二次出现在美国。从1860年到1950年, 美国只用了9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整个城镇化过程。第三次出现在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只用了5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整个城出现在拉美和其整个城镇化过程。第四次出现在中国。二战结束后, 世界经济快速发展, 工业化、全球化、信息化等各种各样的力量, 错综复杂地集结在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
二、中国城镇化的阶段特征
(一) 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
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四个主要的阶段。
1.第一阶段:1949年~1957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我国开始工业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吸收大批农民进入工厂, 城镇人口有计划的增长, 是城镇化稳步推进的时期。全国城镇化率从10.6%提高到16.3%, 年均提高0.63个百分点。
2.第二阶段:1958年~1977年
这一时期是我国城镇化徘徊、停滞阶段, 由于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干扰, 指导思想一度摇摆并曾试图走“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 城镇化率20年只提高1.6个百分点, 年均增长0.08个百分点, 甚至有几年是负增长。
3.第三阶段:1978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
改革开放确立了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的发展道路, 我国的城镇化速度也随之开始加快, 城市人口和城市经济都得到了较快发展。
4.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这一时期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最快的阶段, 其与中央指出的“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和在“十五”计划中明确提出的“推进城镇化的战略, 调整部分限制和不利于农民进城”的政策等因素有关。
我国60年的城镇化历程表明: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了城镇化, 城镇化又会从正面或负面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有关方针和政策, 对城镇化进程有很大影响;至2020年或更长时期, 中国的城镇化还将经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二) 我国城镇化的特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 各地区发展速度存在明显的差异。
全国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初的17.55%提高到2011年底的51.27%, 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其中, 1995~2011年连续16年为城镇化加速发展期, 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 基本与全球平均城镇化率持平。
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而言, 城镇化发展有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部人口大省推进的明显趋势。2000~2011年, 重庆、江苏、河北、江西、福建、宁夏、河南、安徽8个省市的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以上, 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见图1) 。
我国地区差异很大, 情况比较复杂, 因此各省城镇化水平差别也较大。总的来说, 城镇化率的高低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正相关。2010年, 我国平均城镇化水平达到49.7个百分点。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 同时也是城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 除河北省外, 其余省份城镇化水平均高于或持平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除内蒙古、重庆两省市外, 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东三省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见图2) 。
三、我国城镇化的重要作用和问题
30多年来, 我国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已经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我国的城镇化以外向型特征的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动力, 人们通过打工、经商、上学、当兵等多种形式移居到城镇, 但在农村仍然保留着承包地的农民为对象, 以依靠城市开发区、新区和新城建设推动城镇化发展为主要形式, 并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导的非均衡式发展格局。
近30年来, 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巨大成效。约5亿人口从农村进入了城市, 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增加了农民收入。由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农耕生活进入到工业化的城市生活, 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 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心城市和专业化城镇, 提高了中国的现代化水平和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 造就了一大批现代化城市。特别是在建设城市方面, 农民工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持续快速发展的城镇化, 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一直持续的传统城镇化模式, 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一, 造成“半城市化”现象。所谓“半城市化”, 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这一部分大概占我国城镇化率的15%左右。如果抛除这部分“半城市化”人口, 我国城镇化率只有35%。其二, 城乡二元结构已从初期起稳定作用转化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其三, 资源能源消耗量大, 生态治理成本越来越高。其四, 城市负担着大量的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和新增需求的双重压力。其五, 城乡差距 (包括城市内贫富差距) 不断地扩大, 群体性事件加剧。
过去30年的传统城镇化模式, 也为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力的资源保障。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2011年, 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 传统的城镇化道路已经不再适合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危机后, 外源内需并重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 城镇化既可增加投资, 又能拉动消费,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此外,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我国人口迁移的主体。
在新的发展阶段, 需要我们对城镇化的发展速度、空间格局、农民工“市民化”等若干重大问题给予特别关注, 探索出一条健康、协调、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
四、新阶段的预期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 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段重要论述是对“四化”相互关系的深刻分析, 也强调了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重要性, 并且将城镇化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
未来20年, 我国城镇化仍将处于较快发展的中期阶段, 需要明确提出“速度和质量并重”的战略方针, 把提高质量放到突出的战略位置。目前, 我国城镇化率处于50%~70%的中期阶段, 并将继续保持较快发展。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潜力和机会主要表现在:未来农业发展将会继续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 形成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推力;三次产业结构转变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将带来劳动力转移的浪潮, 形成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拉力;经济发展和内需市场的不断壮大, 形成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需要把推进城镇化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举措。
制约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劳动力的数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 缺乏一些专业技能的流动人口大量进入城镇, 这将加剧已十分严峻的就业压力;城镇化发展必须依赖的土地、水资源和电力、石油等能源短缺问题十分突出;适合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短缺, 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缓慢, 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升的约束瓶颈比较突出;交通拥挤、大气污染、安全事故等“城市病”日益凸显, 解决难度很大。
因此, 我们必须积极地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 充分发挥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优势, 在稳定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同时, 把提升质量放到突出的战略位置, 有效降低城镇化发展的社会成本和资源环境代价, 实现“健康稳妥”的城镇化发展。
中国特色城镇化 篇2
内容摘要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过程。而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理等条件都是不同的，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城镇化进程和问题。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与世界城镇化历程既有共性，同时各种表现形式也反映了中国国情.我们必须联系中国城镇化的历史和具体问题，研究出适合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关键词城镇化、中国、特色、道路
城镇化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它主要表现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城镇化道路是指实现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原则和方式，所要解决的是怎样实现城镇化的问题。具体包括以下内容：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城镇化类型的选择、城镇化动力和实现机制选择及城市发展模式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从新中国成立开始，我国城镇化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9—1957年，城镇化稳步推进。从新中国成立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时期，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吸收大批农民进入工厂，城镇人口有计划的增长。1949—1957全国人口64653万，市镇人口9949万，相比建国初城镇人口增加了2400多万，年均增长7．O％左右，成为城镇人口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全国城镇化率从1O．6％提高到16．3％，年均提高0．6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是从1958— 1978年，城镇化大起大落，是城镇化徘徊、停滞的阶段。由于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城镇化率2O年只提高1．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08个百分点，甚至有几年是负增长。1958—1978全国人口96256万，市镇人口l7245万，城镇化率l7．9％。
第三阶段是从1979年一l995年，城镇化稳步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城镇的发展，在1979年前后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如允许知青回城等，从而使城镇人口，特别是大城市人口增长加快，出现了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1984年中央政府又颁布了新的户籍管理政策，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镇务工经商和进镇落户，修正了1960年代以来的市镇建制标准，从而使全国城镇数量迅猛上升，1994年底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22个，平均每年增加32个。按第四次人口普查口径，城镇化率也由1978年的18％，上升至1993年的28．14％，年均增加0．63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是从l996年至今，城镇化快速推进，城镇普及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特别是自2001年以来，中央在“十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战略，调整部分限制和不利于农民进城的政策因素，我国城镇化在原来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出现了城镇化的冒进态势，在全国范围内，正常的发展和人为的拉动，使我国城镇化率迅速上升。截至2011年末，全国共有657个设市城市，建制镇增至19683个，城镇人口达~069079万人，城镇化水平51．27％。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表现为：（1）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具有阶段性，全过程呈现S型状态，即初期发展缓慢，当城市化水平超过20%后则加速发展，接近70%后发展又趋缓；（2）大城市超先发展，不仅大城市人口增长，大城市数量增加，并逐渐形成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城市群；（3）城市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4）工业化水平愈高，城市化水平也愈高；城市化水平提高，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我国城市化进程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基本相同，有力地吸引了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解决就业、实现市场扩展、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城市承接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带动农民增收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人地紧张的突出矛盾。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基本相适应。我国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已经形成，特别是城市群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我国的城镇化也存在着以下问题：（1）城镇化建设存在导向偏差、财权事权不对称；（2）基础设施水平发展滞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3）各城市发展缺乏协调性，即重复建设、结构趋同，城际竞争、行政分割导致市场分割等；（4）城镇化的发展偏重于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的发展，忽视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缺乏活力。（5）在城镇化过程中比较注重城市规模的扩张，硬件设施建设，房屋道路广场的建设等等，这种方式虽然迅速拉动了城市建设和经济增长，城镇人口和消费当然也在增加，但城乡二元结构尚未解决，城乡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没有为农民真正转为市民提供更多的机会，即我国城镇化未能完成农村人口的彻底转变，大量农民工进城却不能落户定居，建设城市却不能享受城市福利，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城镇化的模式与各国经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及人口、土地资源等条件密切相关。按照政府与市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可以将世界城镇化发展概括为以西欧为代表的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城镇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的城镇化，以拉美和非洲部分国家为代表的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等三种模式。不同国家、不同的城镇化模式所获取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值得我们研
究、汲取和借鉴。
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的城镇化。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机制在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则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城镇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总体上是一个比较协调互动的关系，是一种同步型城市化。
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的城镇化。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没有及时对以资本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加以有效的引导，造成城镇化发展的自由放任，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过度郊区化，城市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镇建设无序，空间和社会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城镇化发展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探究国外城镇化发展过程，目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按照中国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积极引导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机械照搬“一般规律”、盲目套用其他国家的经验，甚至强制推行某种模式，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时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壮大县域经济。具体到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上，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城镇化道路。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基本要求。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就是要尊重城乡居民在城镇化中的主体地位，协调城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使包括进城农民、失地农民和低收入市民等各类社会群体均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就是要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全体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就是要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把进城农民作为城市的平等市民，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要认真考虑他们的社会需求，并积极引导他们适应城市社会，改变原有的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
二、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保护资源环境、集约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推进集约型的城镇化，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和重要内容。在城镇化过程中，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把城镇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有机协调起来，以体制、机制和科技创新为基础，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节约和集约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强化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推动城镇
发展从以外延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向以内涵增长为主的集约型转变。做到高效利用和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节地、节水、节能和环境友好的集约型城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能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要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重视城镇建设的质量和功能，引导城镇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是区域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从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理论来看，在城镇化初期，区域城市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城镇数量的增长；在城镇化中前期，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逐渐增强；在城镇化中后期，区域内城市群体逐步形成壮大，城镇体系不断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模式不是城镇化发展的规模模式，而是城镇化发展的区域模式，是适应我国城镇化发展阶段的集中型城镇化与分散型城镇化的结合。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充分发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各自比较优势，引导各类城市根据自身特点，合理定位城市功能，促进城市间的分工协作。发挥城市间互补的综合优势，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扩散作用，以大带小，既克服大城市发展中的局限性，使大城市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基础支撑，又使中小城市获得集聚和增长的动力，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
四、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市场推动与政府引导下的城镇化道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前提。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纠正人为主观因素所造成的偏差，既要避免人为设置资源要素合理流动的阻碍，又要防止脱离经济发展实际，仅凭个人意志“拔苗助长”式的城镇化建设。尊重市场选择、运用市场机制是防止城镇化进程出现偏差最有效的手段。当然，市场不是万能的，城镇化需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因此，城镇化的进程管理应以市场为基础，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城镇化的质量管理则需要发挥政府的政策调节和公共服务职能。由于市场的内在缺陷，政府必须要在区域与城市规划制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政府适当有效的宏观调控，用规划、财税、行政等手段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五、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推进城乡统筹的城镇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要求。推进城乡统筹的城镇化，是以城乡协调发展为目标，彻底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把“三农”发展与城市发展结合起来，建立起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
促、共同进步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从而实现城乡互动、城乡交融、城乡一体的城镇化道路。
总之，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现代化建设，工业化的推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三农”问题的解决、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市场经济的发展、跟上世界知识经济发展的步伐、全面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都要求加快我国城镇化的步伐，并根据这些具体国情改变我国城镇化滞后的局面。
参考文献1.《百度百科》
2.赵桂英、周顺栋《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历程及思考》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浙江溪口镇 篇3
如何让今天的溪口百姓生活得更加幸福？这是溪口的时代命题。溪口镇镇长杜中权说，老百姓的事，是溪口的“小城大事”。
2010年12月，溪口被确定为“浙江省首批小城市培育试点镇”。这个面积381.6平方米的大镇，从此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以建设“海内外著名旅游目的地”和“宁波西部重要生态功能区”为目标，坚持产城融合、生态产业、智慧城市、幸福生活“四位一体”的发展新理念，走 “以城促游 以游兴城” 的特色城镇化之路，从“镇”到“城”坚实地迈出了跨越的步伐。
溪口镇留下了青山绿水满目风光，经济发展也取得巨大的成就，正在实现从“镇”到 “城” 的跨越。先后获得了“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国家卫生镇”、“全国文明镇”、“全国美丽宜居小镇”、“全国首批特色景观旅游名镇”等30多项省级以上荣誉；并代表亚洲入选上海世博会城市未来馆，与全球另外4个入选的城市 ，代表着“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
溪口发生的可喜变化，百姓满溢的幸福感正是走“以城促游，以游兴城”之路，办好“小城大事”的成果。溪口镇卓有成效地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镇的特色城镇化之路！
溪口镇党委书记周世君的解释是：从溪口的区位条件、历史文化、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出发，一方面加快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品质，提高管理能力，提高人口素质；另一方面做到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并举，将溪口打造成“海内外著名旅游目的地”和“宁波西部重要生态功能区”。
以人为本 完善城市功能
2010年被列入浙江省小城市培育试点后，溪口镇就提出了“让新型城镇化真正回归到‘人”的发展理念，以优化项目建设环境为推手，全力推进 “宜居、宜业、宜游、宜寿” 城镇建设，满足溪口经济发展和百姓生产生活需求。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为民建城，就要造福于民。
2012年以后，溪口镇党委、政府抓住关键，打破制约发展的瓶颈。大力投入涉及老百姓出行、住房、购物、娱乐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近三年来，全面推进镇区路网体系建设。镇区道路拓宽、主要路段街面改造、中兴路立面改造以及随着江拔线、弥勒大道等路网的贯通，至奉化市城区的3条公交线路投入运营，新客运中心启用，使溪口进入宁波同城半小时生活圈。同时，配备区域出租车，开设旅游巴士专线，完成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和镇区多个停车场建设。对外增加一个重要出口，对内形成环线交通的北环线工程启动，将拉大溪口整个城市框架，也让老百姓和游客实实在在感受到出行的便捷。
加大城镇住房合理建设，力推“农房两改”，实施6个旧村改造项目，建成亭下湖、任宋、溪口一二三村等3个农居小区，建成26.8万平方米农居房，今年又开工建设4个新项目。有线电视和燃气管道入户率分别为100%和7.83%，宽带接入率50%；启动村庄环境整治建设提升专项行动，至今已累计投资9000余万元，17个村通过验收，其中上白、岩头和明溪成为宁波市幸福美丽新家园现场会的示范样板；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污水集中处理率分别达100%和55%；行政村村民安全饮用水覆盖率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分别提高20个百分点和16.4个百分点，达到90%和21.8%。
在此基础上，启动畸山菜场、城北农贸市场、剡溪中学、武岭公园、电影院、大型超市建设项目，提升自来水厂设备让群众喝上更清洁的水。经过改造的银凤广场，绿树环绕，花卉飘香，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儿童乐园、塑胶跑道等设施齐全。剡溪两岸的亮灯工程完成后，银凤广场成为夜溪口的一道靓丽风景。
让老百姓以居住在溪口而感到欣喜与自豪。采访中，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当地人如数家珍讲出政府的惠民实事，让老百姓在城镇化中得到的实实在在实惠。诸如，今年“五一”新改造一新的银凤广场与武岭路以及剡溪两岸的亮灯工程顺利付诸。剡溪两岸曾经一到晚上就黑漆漆的，溪口镇民不愿出来逛逛也无处可逛。自从亮灯工程实施，剡溪两旁成为居民饭后散步、休闲的场所。记者深深地感受到：溪口百姓幸福地享受着城市的文化生活。打太极、唱越剧、下象棋、运动休闲、跳舞等。银凤广场跳舞的人群绵延，各自有各自的阵势，每个阵都有上百人，阵容庞大的“佳木斯”团队操人数至少在五六百人以上，每个阵群都放着不同的音乐。庞大的广场舞阵势，着实成了夜溪口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从中也体现出当地政府的“用心良苦”与“以人为本”的理念。用心为百姓办实事，这一切让居民幸福指数无限上升。
提升管理水平，提高办事效率。高效的管理水平，卓有成效的办事效率是一个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溪口理顺风景区管委会和镇政府的关系，实施管委会和镇政府合署办公，内设机构“二合一”，强化景城一体管理的统筹力。
为适应“景城一体管理”，溪口建立了数字城管平台，成立奉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溪口中队，承接运行执法管理权限390项，有效提升小城市管理执法水平，遏制抢种花木、违章建设等行为，使节假日景区旅游秩序井然，得到各级领导和百姓的高度肯定。成立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14个窗口，集中办理审批服务事项237项，日均受理各类事项约200件，受理服务事项办结率达到100%，实现了老百姓办事不出镇的愿望。
此外，溪口还强化镇区动态保洁机制，生活垃圾实行“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模式；改革环卫管理体制、升级环卫设施、打造环卫专业队伍，让街面整洁干净；推进“五水共治”工作，健全城乡污水处理网络，铺设污水管网，拆除水源保护区规模化养殖场，全面治理水环境，形成水清、天蓝、地绿的人居环境，不仅顺利通过国家卫生镇省级复评，而且群众满意度达到99%以上。
由此所见，溪口国家卫生镇省级复评的顺利通过是水到渠成，也有力地验证了当地政府为提升管理水平、提高办事效率而所作的努力和成效。
城乡统筹 推进城镇化建设
围绕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溪口把城市化与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口转移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结合起来，加大基础设施投入，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以构建“城区—中心村—一般村”的城镇体系为目标，全面完善村庄布点规划，加快自然村撤并、下山移民和农居房建设步伐，推进农村人口向镇区及周边中心村转移居住、转产转业，三年建成农居小区近70万平方米，实现农民转移8000人；注重以人为本，积极完善交通、防洪、供水、排污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电、网、水、路及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全面向城乡延伸，三年完成基础设施投入15亿元；优先发展便民类商业体系，文化、体育、卫生、教育、保障体系建设力度加大。
产业支撑，壮大经济实力。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让老百姓进得了城，安得了心，必须让他们能就得了业；要支撑一个镇的建设，不能单一发展某一产业，需要工业、农业、服务业全面发展。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溪口启动了占地总面积700多亩、总投资近12亿元的大岙生态工业园区，为溪口高效低耗的清洁产业集聚，溪口镇又出台了《溪口镇大岙工业园区入区工业项目准入条件、评审办法、退出制度及相关指标考核办法》，在保证产业高效清洁的同时，也让工业可以有效稳定发展。2014年溪口镇招商引资与2009年相比，企业数量增加107家，达到1065家；其中规上企业增加15家，达到51家，亿元以上企业增加1家，达到8家；目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增加9家，达到19家；县级以上企业工程中心32个，中国驰名商标及省级以上著名品牌11个。
大岙工业园区的建设进一步发展了气动元件、美容美发、节能照明线缆三大块状经济，也为溪口镇招商引资提供了新平台。溪口镇党委、政府再接再厉，加大创新的力度，加快招商引资力度。今年1—8月，溪口共招引项目42个，8 个月引进项目42个，其中投资2000 万元以上项目13个，完成年度任务260%，实际利用外资817万美元，完成年度任务163%，领跑全市。
这些都得益于近两年镇党委、政府深入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紧抓了机遇，及时确立了一批重点招商项目，并努力做到精准招商，不断增强招商引资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进而大大加快了溪口加大投入的力度，加快小城市建设，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吸引了众多市内外投资商。
农业是根基。溪口镇拥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以花卉、水蜜桃、雷笋为主的林特经济发达，有中国水蜜桃之乡、全国水蜜桃特色基地乡镇、中国雷笋之乡和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雷笋）标准化生产基地等桂冠。
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作为溪口农业产业的花木生产，在为村民带来了可观经济收入的同时，导致区域内植被受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环境恶化。溪口镇党委、政府的态度是：决不能以森林生态破坏为代价来实现经济增长，四年内必定退花还林，还溪口山青、水碧、天蓝、地绿的生态环境。
为此，溪口镇成立了四明山森林资源保护及生态修复工作领导小组，采取堵疏结合、综合治理的办法，实施退花还林。
封山育林。禁止在已种植花木区域除草、施肥、施药，不得随意开挖。成立溪口镇森林派出所，建立行政司法相衔接的联动执法制度，负责执法巡查。2013年来共查处林业行政案件47起，其中办结毁林开荒案件33起，查获林木蓄积146.8立方米，查处办结林业刑事案件4起，有力地打击了毁林开荒行为。
建立已种苗木登记管理制度。对纳入退花还林区块的花木现状进行登记管理：清点株数、登记造册、编号挂牌、拍照留档。未经审批私自开挖迁移，按照毁林开荒案件严肃查处。
建立苗木准出审批管理制度。在溪口镇两个主要对外出入通道设立两个固定花木检疫点，一个流动检疫点，林业执法部门同公安、交警对花木外运车辆进行固定检查、流动检查，花木外运持检疫合格证和审批单才予以放行，依法查处无证运输。
补植复绿，开展生态修复。农户申请出售花木后的空地，必须落实“岀一补一”的植被复绿措施；统一流转四明山核心景区的山林，按照规划种上用材林、经济林和珍贵的树种；实行客土回填工程，对花木打土球出售造成的表土流失，采取客土回填的方式提升土壤肥力；实施新浒溪线边坡绿化工程，对新浒溪线董村大桥至直岙村老浒溪线路两侧岩质边坡实施绿化工程。
对退花还林，溪口镇不是一“退”了之，而是保证花卉产业得到发展，保障老百姓生活。镇政府成立农业发展公司，流转核心景区内林木林地经营权，承租7万亩的公益林、林木和农户林地，支付租赁费每年每亩100元给农户，增加农户的收入。流转后实行统一经营管理，规划生态景观林，与乡村旅游布局配套。
同时，溪口镇政府在江西等地落实租赁花木基地10000亩，前两年免费提供给大户和其他花农，鼓励花木外迁转移，培育花木生产的总部经济。区域内农户退花还林，愿意下山建基地或到外地建花木基地的，由镇政府协调，联合各村和专业大户等去外地发展基地，对下山外迁基地适当给予地租费的补助。扶持花木向产业化、精品化、高端化发展。对农户提供产品品牌培育、市场营销、科技发展等各方面帮助，让农户的收益得到保障。
溪口镇党委、政府还选择在亭下湖村等地价合适、基础设施较好和就业吸纳能力较强的区块建设移民安置小区，保障下山农户的生活、就业以及子女就学。
升级转型 打造特色旅游城市
溪口雪窦山风景名胜区景色秀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旅游格局多维而宽容，为打造“海内外著名旅游目的地”和特色旅游城市，风景区党工委、管委会，溪口镇党委、政府着重在风景名胜、民国文化和佛教名山三篇文章上狠下功夫，构建多维旅游区。
一维凸现以游兴城。溪口镇东靠武岭，南濒剡溪，北临雪窦山，水绕山环，景色秀丽，历史悠久、山川灵秀、文化底蕴厚重、旅游资源丰富，整个溪口雪窦山风景区由千年古镇溪口镇、幽谷飞瀑雪窦山、岚山秀水亭下湖三个各具特色的景系共63个景点组成。
拥有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的溪口镇，曾经只是以观光旅游业为主。游客走走逛逛一天也就离开了，无法带动溪口镇的其他产业发展，导致旅游综合效益差。为了改变这种状况，2012年，溪口提出了“东城西游、一心两翼”的城市功能新布局，走旅游特色型小城市建设路径，推进溪口镇旅游从核心景区向全域旅游转变，将观光旅游转型为休闲度假型旅游。
2012年以来，溪口镇以年均35%的增速，累计投资近50亿元，推进湖山新城、两岸文化交流中心、状元岙文体创意区等重大功能区块开发。桃源宾馆、银泰五星级宾馆、雷迪森佛文化酒店、环球乐园、旅游特色一条街等旅游服务重点项目，对外招商引资，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
溪口镇上和雪窦山景区先后建成总面积14万多平方米的9个生态停车场、面积分别为1300平方米和1150平方米的两个游客中心、占地面积165亩的旅游集散中心，开通了旅游巴士，溪口宾馆至雪窦山集散中心道路及镇区主要道路立面改造和景观提升等重点工程项目的启动和完成，完善了景区城区交通体系、服务配套设施。
今年，投入2500万元，实施“夜间景观亮灯工程”，在剡溪两旁安装3万余盏24伏LED低碳照明灯。新的景观灯，采用线条灯、瓦棱灯、投光灯、地埋灯、庭院灯、照树灯等不同的照明方式，将“民国文化一条街”打扮得流光溢彩，在提升景区整体形象的同时，延长了旅游产业链，给沿街商家带来更大商机，也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
与此同时，加快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转型。国家3A级旅游景区古村岩头村、浙江省旅游特色村三十六湾栖霞坑古村的“宁波十大文化旅游古道”等一批乡村旅游热地，成为城里市民双休日的好去处。与此同时，瞄准文化休闲、夜间消费、运动养生等新型业态，启动亭下湖房车基地、露营基地、登山步道等项目，为旅游转型发展锦上添花。弥勒文化节、旅游文化节，将文化和旅游结合在一起，加大宣传力度，促进旅游升级，乡村旅游的游客规模已达年30余万人次，综合收入超过4000万元。
今年1—7月，溪口实现旅游经济收入15.44亿元，同比增9.66%，其中旅游人次277.8万，同比增5.7%。
二维彰显民国文化。溪口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故里，玉泰盐铺、丰镐房、武岭门、文昌阁、蒋母陵园、蒋氏宗祠等22处历史遗迹保护完整，堪称“民国文化第一镇”。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除了8个“国保点”外，溪口镇上和雪窦山还有武岭学校、中国旅行社雪窦山招待所旧址等保存完整、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民国建筑与蒋氏遗迹。这些民国文化载体，彰显着文化和旅游的双重魅力。
众多专家和游客赞叹：溪口，是民国经典建筑的一座天然博物馆，是民国春秋的一本原真读物。对中华民国史深有研究、颇有权威的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曾用“当之无愧、当仁不让”8个字，肯定了溪口“民国文化第一镇”的重要地位。
三维打造佛教名山。早在1700年前的晋代，溪口就有尼结庐山顶，时叫“瀑布院”。其后，历经宋代多位皇帝敕赐、钦点，享有“五山十刹”、“应梦道场”等盛誉。雪窦山弥勒菩萨形象是中国传统信仰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产物，也是中国人“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的人文胸襟的映射。民国时期的全国宗教领袖、雪窦寺主持太虚大师，一生致力佛教教育，在国内外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奉化市乃至宁波市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在把雪窦山打造成佛教名山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去年3 月，宁波市政府召开雪窦山打造佛教名山推进会上，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子跃在会上强调，佛教名山要有名山名寺名校，要围绕“弥勒道场”、“佛教文化”、“山水旅游”三大核心特色，坚持高水平规划，高质量建设，尤其要办好雪窦山弥勒佛学院，为争取浙江佛学院总部落户雪窦山创造条件。
今年5月17日，浙江佛学院雪窦山弥勒佛学院授牌；9月20日，浙江佛学院、海峡两岸佛教文化交流中心奠基仪式在雪窦山举行。占地600余亩，建筑面积近8万平方米的浙江佛学院在雪窦山脚上白村地块奠基，将建成国内一流的以人间弥勒为特色的佛教综合型大学，努力把佛学院建成学僧培养高地，传递正能量新地，两岸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的重地。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蒋坚永及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冯志礼等领导和海峡两岸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出席奠基仪式，中国佛教协会发来贺信。这两大亮点，雪窦山打造佛教名山又斌予了新内涵。
其他维度主题彰显。如位于溪口国家森林公园的杜鹃谷等，贯穿这所有旅游资源维度的重要精神核心之一，其幸福指数就是宽容。溪口人崇尚儒道，有着“以和为贵”的人性信仰；以布袋和尚为形象的弥勒菩萨秉持真诚乐观的修行心态，于是这一方土地也性灵起来，这是宽容大度的佛性感悟。
生命因宽容而得到了升华。1987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会全力赞同让溪口的雪窦山成为佛教第五大名山的提法。
经过三年多的小城市培育，特别是在2012年高配的党政班子努力下，溪口镇形成了“东城西游，一心两翼”的城镇功能新格局。一心：以“民国文化名镇”溪口古镇和“弥勒道场”雪窦山佛教名山为组团，以旅游引领特色发展，打造中部特色文化体验区块，使之成为溪口镇的“城市会客厅”。两翼：东部以现代工业区、状元岙文体区和湖山新区为组团，通过“现代产业+生态人居”模式，打造东部城市人居区块，使之成为溪口的“城市工作室”。西部依托山区优良的自然风光、生态环境以及特色农业基地的组团，以生态为基础，通过休闲度假类产品开发建设和现代农业的优化发展，打造西部山水度假区块，成为溪口镇的“城市后花园”。
三年多的历程中，溪口镇打破了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制约，让经济发展与保护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并驾齐驱，形成了“城中有游，游中有城”现象。居民的幸福感、舒适感、自豪感油然而生。
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趋势 篇4
中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是加快城镇化进程所带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家庭消费需求的增长。加快城镇化步伐, 仍将是我国未来20年主要发展趋势。总体看, 中国政府外债很少, 我国今后可在长时期内加大公共投资, 在继续投资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外, 加快向城镇、农村养老体系建设、卫生医疗保障和城市流动人口社会福利等方面有序转移。这将更加有利于推动城镇化进程。
“十二五”、“十三五”时期, 是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推动城市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要从我国基本国情和上述城市发展新特点出发,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中国新型城镇化从既要提高城镇化率, 又要向提升城镇发展质量转变;从不完全城镇化向全面城镇化转变;城市发展重心从关注经济增长向更加关注城市品质整体提升转变;产业结构从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转变;以城市发展转型为核心, 加快向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率、和谐有序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转变;城市从过去城乡分割向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转变。
按中央要求, 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是,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合理确定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开发边界, 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一体化、网络化发展的城镇化新格局。
未来中国城镇化水平必将与我国现代化进程相适应, 并呈现下列八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稳妥推进
世界城市化普遍规律表明, 当城市化率达30%至70%时, 城市化步伐处于加快发展阶段。1998年, 中国城镇化率达30.4%, 从那时起, 中央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提高城镇化水平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提出来, 抓住了解决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三农”深层次矛盾的关键。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优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1997年中央就提出,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本世纪初, 中央着手勾画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蓝图, 到“十一五”初基本完成总体战略布局, 形成以“四大板块”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发展大格局, 即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加快发展。“四大板块”及所在的省、市、自治区都相应制定出发展规划并抓紧组织实施, 体现在:总体思路清晰、目标任务明确、工作重点突出、政策措施有力。西部地区在发挥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上下功夫;东北地区在振兴老工业基地、发展装备制造业和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上发力;中部地区在建设“三个基地、一项枢纽”上加大力度;东部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上率先发展。
这几年, 中国城镇化已进入快速发展期。人口城镇化率每年增1个百分点左右, 有的年份甚至增长1.5个百分点。今后10年, 中国城镇化率每年仍将提高1~1.2个百分点。2010年, 中国城镇化水平达47.5%;到“十二五”中期, 即2013年将超过50%, 进入城镇化国家的重要时期, 那时中国将有一半以上的人口进入城镇, 过上城镇生活;预计到2020年, 中国城镇总人口将达到8.12亿, 那时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8%, 甚至接近60%;到2030年, 全国总人口将达15亿, 城镇总人口将为10.5亿, 届时中国城镇化率将为70%。
未来10年, 河北省将着力构建环首都新型城市群, 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根据河北省《关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实施意见》, 河北省城镇人口将由2010年的3186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4100万人, 人口城市化率将由2010年的45%提高到2015年54%。按照规划, 2020年, 全省城镇人口将达到5460万人, 城市化率将达到64%左右, 进入中国城市化发展先进行列。
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网络体系
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迅速崛起, 将使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加快发展。中国只要坚持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 充分利用现代交通手段, 城市空间布局将日趋合理, 形成以大城市为骨干, 中小城市为主体, 小城镇为基础, 发挥大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 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网络体系。今后要努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发挥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和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的良性互动。
当今中国, 城市规模呈多样化发展, 大城市圈、城市群、城市带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导。除继续发展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经济圈、胶东半岛、辽东半岛五大城市密集区、城市群外, 在中西部地区围绕几座大城市形成新的聚集带;中国城市化呈现明显的大城市化特征, 城市布局改变了单中心、摊大饼, 不断向外扩张的格局, 这有利于发挥大城市圈作用, 在一些大城市、中等城市周围, 形成一批卫星城;沿铁路干线和东部沿海分布的城市带;建成一批星罗棋布、富有生机的小城镇。
在当代, 发展以超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经济、都市带经济、都市群经济, 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平台。因此, 未来的大城市将不再沿循“单一中心”和“一城独大”的格局, 而是在大城市周围建设繁多的卫星城, 发展成多中心的超大城市群。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由于经济发展、房价便宜、环境宜居等优势, 其发展速度必将超过中心大城市。组团式发展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向。即构建组团式城市布局, 要节约集约利用国土有限空间, 以一个中心城市为核心, 规划建设一批不同城市规模、不同品位等级、不同功能分工的城市组成城市圈、城市带、城市群。河北省会石家庄提出“1+4”城市组团;为建设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区域中心城市, 邯郸市谋划了“1+6”城区格局, 即将邯郸县、永年县、磁县、成安县、肥乡县、峰峰矿区等6 (区) 纳入中心城市管理范围, 通过主城区与6个卫星城的融合, 加速打造城市集群;邢台市的“一城五星”;保定的“一城三星一淀”等城市发展新格局不断涌现。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主要关注大城市的发展, 今后除了大、中城市外, 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和小城市也要放在重要位置。
不同等级规模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大都市群、大都市带、大都市圈将超常发展
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 都经历了特大城市主导城市化发展的过程, 都曾形成一个或几个大都市圈作为经济和人口的主要承载地, 都曾经历特大城市、大都市群、大都市带、大城市圈超常发展。
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中国大城市加快发展是个大趋势, 人口更多地向大城市聚集, 城市地域扩展, 城市规模扩大, 辐射带动作用增强, 50万-100万人口、100万-500万人口、500万-1000万及其以上人口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数量明显增加, 在具有区位和地缘优势的地方将会形成大城市、特大城市、大都市群、大都市带、大都市圈, 有的特大城市、大都市群、大都市带或大都市圈还可能形成“国际性大都市”、“世界性中心城市”或世界城市。上海市对长三角的辐射, 通过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区域中心城市向下延伸, 带动了长三角城市群;广州、深圳和香港等区域中心城市和特别行政区的延伸, 对珠三角的辐射, 通过佛山、中山、东莞等区域次中心城市的延伸, 带动了珠三角城市群;北京、天津对环渤海地区的辐射, 通过京、津、冀向下延伸, 带动了环渤海地区的发展。
实践表明,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一个国家建成几座“国际大都市”, 是拥有强大综合国力尤其是强大经济实力的体现。建“国际大都市”一定要从实际出发, 量力而行, 不能好高骛远, 不切实际、人为拔高。否则, 只会造成很大浪费, 劳民伤财, 甚至后患无穷。2008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 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 这怎么可能呢?
现代城市是经济繁荣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环境和谐宜居和人类发展进步的结晶, 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在全球繁星众多的城市中, 仅有极少数的几个城市成为聚集全球资源、影响世界发展的综合性中心城市, 即“国际大都市”或“世界城市”。
世界城市应在全球充分体现其世界经济繁荣价值、技术先进价值、金融流通价值、社会文明价值、文化创意价值、生态环境价值、和谐宜居价值和国际交流价值的综合。世界城市及其未来发展, 必将是世界经济的聚集地、高端人才集结地、尖端技术集散地、交通通讯枢纽, 拥有国际文化包容性、世界事务的影响力、享誉全球的国际知名度、可持续发展及低碳生活的创新地。
目前, 除香港特别行政区外, 中国还没有哪个城市真正称得上“国际性大都市”。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 我国需要从发展规划到政策扶持, 加速培育、建成几座能代表国家、具有综合国际竞争力、对世界经济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性大都市、世界城市,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提高国际竞争力。目前, 我国城市人口超过100万的特大城市有118座,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4座城市, 人口均已超过1000万人。可以预见, 到2020年, 亚洲最大的国际都市群, 除日本东京大都市群外, 将出现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大都市群、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大都市群和以香港—广州—深圳为连线的珠江三角洲大都市群, 借以带动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三大都市圈迅速崛起。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深刻指出, 世界城市发展规律有二:一是世界城市产生于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区域;二是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世界城市区域体系的强大支撑。纽约、伦敦、东京这些举世公认的世界城市, 固然看其首位城市的发展, 但都离不开区域腹地做重要支撑。
目前, 北京、上海等城市已进入世界前40位城市经济体排名, 但距世界城市在不少方面尚有很大差距。
世界城市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和特征:一是综合经济发展实力雄厚, 拥有强大雄厚的经济实力, 是衡量一个城市是否能成为世界城市的首要指标, 强大雄厚的经济实力主要在于城市生产总值及其占全国GDP的比重大和具有较高的人均生产总值水平;二是产业结构合理, 构建了现代产业体系,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具有影响全球的金融市场、金融业发达, 成为拥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形成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 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 新型基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为支撑, 现代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三是国际高端资源和企业控制力、影响力大, 拥有影响广泛的国际交往能力, 包括现代物流、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等流量大、交易量大, 聚集能力强, 拥有规模大的会展产业、会展中心;四是具有在全球领先的信息化水平和综合创新体系;五是聚集了相当数量的跨国公司总部、研发中心和国际组织, 拥有对世界有较强影响力的智库机构;六是整个区域现代通讯服务先进便捷、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完备, 包括现代通讯设施完备及现代航空、海运, 城际高速铁路及高速公路, 城市地铁、轻轨、公共交通等现代交通发达;七是具有一定比重的国际人口和国际教育机构, 纽约33%的人口是在国外出生的, 伦敦有27%的人口来自国外, 以促进劳动力的国际化;八是体现可持续发展, 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占主体地位, 做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文明和文化水平显著提高, 生态环境秀美;九是政治稳定、社会安全、环境宜居, 国际形象好, 不少方面赢得世人赞誉。这些都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 准确理解世界城市的内涵, 还要把握以下两点, 这里引证如下 (1) :
第一, 世界城市与国际城市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 聚集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高端人才等, 是国际活动的聚集地, 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具有重要影响。与国际城市不同, 世界城市在数量上是相当有限的。而国际城市是指与世界其他城市之间具有较高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度的国际化、现代化城市。
第二, 世界城市通常是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世界城市的形成与其周边城市的发展密不可分, 世界城市的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其所在的城市群。比如, 纽约与其周边40多个城市即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的城市, 共同构成了世界第一大城市群;伦敦周边集中了英国最主要的几个产业城市, 如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等, 是英国产业密集带和经济核心区;东京则是由1都7县组成的首都圈, 其核心是东京和横滨, 东京和横滨加上千叶等构成了“大东京”的概念。正是依托于这些城市群, 纽约、伦敦、东京才具有巨大的世界影响力。
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金融、科技、政治、文化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 也是国际社会加强交往和活动中心。
关于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长三角都市群有望争创未来世界的第四大“世界城市”、“国际性大都市”, (本人所著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一书第七讲“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做了阐明, 这里不再赘述) 。
当今世界, 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已成为国际化城市发展大趋势。这些年, 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和重心明显地表现在东部沿海的一些中心城市, 尤其是一线城市。城市发展模式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 构建多板块联动格局。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重庆这些超大型中心城市, 其“城郊化”趋势突出显现。未来, 中国城镇化模式、重心、主战场将逐步转移到二、三线城市, 甚至中小城市。
跨市、省地铁是打破行政区划间隔, 打造大都市群、大都市带或大都市圈的桥梁纽带, 也是城市轨道交通跨区域发展的重大突破。
2010年冬, 广州-佛山地铁开通运营。这是我国首条开通运营的跨城市地铁。广-佛线总投资146.75亿元, 由广州、佛山两市按51:49股比出资建设, 这为广州、佛山两市地铁网络对接, 推动珠三角区域加快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
2010年秋末, 上海-江苏省昆山花桥轨道交通11号线北段工程奠基。这是全国首条跨省、市轨道交通。上海-昆山工程总投资16.95亿元, 由上海和江苏共同出资建设。这对推动长三角区域交通一体化起到示范作用。
2010年秋, 北京市政府相关人士在“2010首都圈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 根据发展规划, 第一期2015年北京市轨道运营里程将达561公里, 第二期向河北省延伸1100公里地铁。地铁设计时速通常为80公里。地铁一旦修通, 河北省保定的涿州, 廊坊的燕郊、三河、香河等地到北京市中心的时间将在1小时内。京冀间以建设高铁、地铁、高速公路等快速交通为重点, 推进首都周边的河北省13个县 (市、区)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北京市的对接。
现如今, 参与世界综合实力竞争的已不是孤独的一座城市, 而是大都市群、大都市带或大都市圈。因此, 我国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都积极通过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网络一体化, 增强大城市群、大都市带或大都市圈的综合竞争力。
随着广-佛地铁首期开通运营, 上海-昆山地铁奠基, 北京地铁进河北省规划的报批, 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圈都将进入跨地区地铁建设新阶段。
未来北京作为世界城市, 必须有区域腹地的强力支撑。世界城市应建立在核心城市与众多周边城市密切联系基础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核心城市的发展不能单打独斗, 特别需要众星捧月, 需要周边诸多功能性城市组成的城市网络的支撑。建设京津冀经济圈, 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关键是促进河北省迅速崛起。《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按照“2+8”模式制定, 包括京、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石家庄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张家口市、承德市8市, 有望发展成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
廊坊这座处于京津走廊的新兴城市, 正在发挥对接京津优势, 成为现代产业蓬勃发展的沃土。与京津对接, 交通先行。过去人们说廊坊“半小时进京下卫、1小时上天入海”。目前, 随着高速铁路建设以及京承、京张和京秦城际铁路等启动实施, 石家庄、唐山、秦皇岛、沧州、张家口、承德等市也都能实现1小时左右到京津。
未来石家庄市、唐山市将会发展成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保定市、邯郸市发展成3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还将出现一批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
随着不同等级规模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大都市群、大都市带、大都市圈的发展, 必须努力避免一些大城市中心功能区过于集中、人口过密、资源短缺、就业困难、地价上涨、住房昂贵、交通拥堵、大气污染、垃圾围城、污水无序排放、犯罪率上升等弊病的发生。要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控制大气和噪声污染, 加强重金属、危险废弃物和土壤污染治理, 加强辐射监管能力。在城市化进程中, 针对这些问题, 都要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有效解决。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 促进环京津、环渤海城市集群发展
要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 以大城市为依托, 以中心城市为重点, 逐步形成城市圈、城市带和集群发展的城市群。发展以首位大城市为主体, 并在区位优势强、地理位置近、发展基础好、生态环境适宜的地区形成繁荣昌盛、辐射力强的城市群。目前, 广东省正在编制珠三角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等五个一体的发展规划, 以推动广佛肇 (广州、佛山、肇庆) 、深莞惠 (深圳、东莞、惠州) 、珠中江 (珠海、中山、江门) 三个经济圈建设。
河北省推进城镇化, 具有环京津、环渤海的区位优势。尤其是高速交通网京石、京唐客运专线已开工建设, 几条高速公路正在抓紧施工。这样唐山、廊坊、保定都在半小时经济圈内, 石家庄、沧州、张家口、承德在1小时经济圈内。
当今世界, 城市群是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城市群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 在一定区域范围内, 由若干不同性质、类型和规模的城镇, 在区域经济发展、交通通讯和市场纽带相联系而形成的城镇网络群体。城市群的重要特征是:功能高端化、分工合理化、城乡一体化、交通网络化和发展现代化。城市群的快速发展, 是壮大区域经济社会整体实力, 提升区域综合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
按照《石家庄市域城乡统筹规划 (2010—2030年) 》, 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域空间结构将形成“一核、五区、六极、两带”发展格局。
“一核”是指以石家庄中心城区为中心, 整合周边具有功能与空间一体化发展潜力的正定、藁城、鹿泉、栾城四县 (市) , 构建功能与交通一体化的石家庄都市区, 打造京畿首府和华北中枢强大的区域中心。
“五区”是指在都市区外围选取部分具有较大发展空间和潜力的地区, 对区域内各项功能、资源和空间进行整合和优化, 发展五大区域性产业协作区, 包括空港—新乐京津工业协作区, 借助空港和接轨京津门户优势, 整合空港产业园和新乐;西柏坡 (平山) 冀晋旅游休闲产业协作区, 以西柏坡为核心, 整合西部旅游资源, 强化与山西的旅游协作;井陉—矿区冀晋能源综合产业协作区, 统筹井陉和矿区的产业布局, 利用山西能源优势, 做大做强能源产业;南部—冀南工业协作区, 整合赞皇、元氏、高邑的产业和资源, 打造面向冀南的产业协作区, 做大做强辛集皮革产业, 树立华北地区皮革生产和贸易中心的地位。
“六极”是指培养灵寿、行唐、无极、深泽、晋州、赵县县城经济发展, 壮大县域经济实力, 完善复合开放网络的空间结构。
“两带”是指市域东部华北都市农业示范带和西部太行旅游生态涵养带。华北都市农业示范带是发展地方特色农业, 为京津地区提供高品质的农产品;太行旅游生态涵养带注重自然生态环境建设, 注重旅游休闲产业开发。
当前, 经济全球化正在向纵深发展, 国际产业调整和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东企西扩”、“南资北移”深入推进, 国家积极推进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 这对沿海地区的发展确是难得的机遇。
要充分发挥优势, 加快京津冀经济圈规划建设步伐, 明确功能定位, 划分产业分工、优化空间结构, 逐步形成各具特色、功能明确、分工合理、布局优化, 打破行政壁垒,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京津冀经济圈, 将成为我国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第三个经济增长极。
河北省沿海发展进入国家战略安排。“十二五”规划在“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一章中, 明确提出:“推进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打造首都经济圈, 重点推进河北沿海地区、江苏沿海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海峡两岸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等区域发展, 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这表明, 由秦、唐、沧组成的河北沿海地区已进入国家战略。
伴随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和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 在京津冀原有产业发展基础上, 以港口带产业, 以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物流产业促发展, 形成港口集群和产业集群, 推动沿海经济发展, 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实力。京津冀经济圈有条件建成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 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城市群和创新创业基地, 成为世界性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成为现代服务业高发区域。
河北省环京津地区包括与京津接壤的唐山、沧州、廊坊、保定、张家口、承德6个设区市, 辖73个县 (市) 。根据发展规划, 环京津地区将着力打造两个增长极, 即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两个增长极。
曹妃甸新区, 将全面加强与京津产业和重大项目对接, 加快培育精品钢材、装备制造、石油化工、港口物流等临港优势产业和电力、新型建材、海水淡化、出口加工等关联配套产业。配套建设唐山湾国际生态城。
渤海新区将发挥土地资源优势, 加快临港产业聚集, 着力培育石化、煤化、盐化、精细化工、海洋化工“五位一体”的化工产业集群。建设新型化工、装备制造、特钢工业和现代物流园区, 打造天津滨海新区南翼重要的产业聚集区。
河北省将重点培育四条产业功能带:一是环首都高新技术产业带, 重点建设廊坊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及服务业基地、承德智能化仪器仪表基地等;二是环京津休闲旅游产业带, 重点建设京西北、京西南运动康体休闲等六大功能区, 承德、廊坊、保定三大休闲城市, 白洋淀温泉、乐亭滨海等八大聚集区;三是环京津高端食品制造产业带;四是环京津现代物流产业带。
加快沿海地区开发建设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近几年, 河北省沿海地区港口建设取得很大进展。
曹妃甸深水港址与岸线浅滩是一块天然宝地。曹妃甸建港条件得天独厚, 是渤海沿岸唯一无须挖掘航道和港池即可建设几个25万~30万吨级大型深水泊位的天然港址。以深水海港为依托, 建设滨海工业新区, 是世界发达国家通行惯用的生产力布局。目前, 曹妃甸港正在建设或扩建, 以进口原油、液化天然气 (LNG) 、铁矿石和煤炭南运为主的专业化大型码头。这里, 首钢与唐钢联合, 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临港而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精品钢材生产基地。用先进信息技术与流程管理相结合, 促进钢铁企业向自动化、循环经济和节能型方向发展, 成为省、市间成功合作的典范。
秦皇岛港作为能源大港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黄骅港是河北省南部沿海一大出海港, 在运煤码头以北开挖第二航道, 建设黄骅综合大港, 现已正式开港通航。黄骅综合大港作为欧亚大陆桥新通道的桥头堡, 是支撑我国冀中南、晋西北、鲁北、豫北、陕西、内蒙古等区域对外开放东出西联的重要廊道, 是河北省渤海新区建设区域的航运物流中心和联通亚欧两大国际市场的重要海港, 也是京津冀经济圈南部区域产业发展的重要枢纽。黄骅综合大港发展规划包括通用散杂货区、集装箱作业区、成品油及液体化工品作业区及预留码头作业区。
渤海新区将以黄骅综合大港建设为龙头, 推进中海油、中捷石化、金牛化工、沧州大化、中铁装备、中钢镍铁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同时, 渤海新区还规划了260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 包括冶金工业、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汽车产业及现代物流等专业园区, 打造河北南部钢铁工业基地、中国北方化工产业基地、中国管道装备制造业基地等。
唐山曹妃甸为天然宝地, 耀眼明珠。岛前500米水深即达25米, 并有30多米深的黄金水道通达全球。岛后滩涂广阔, 可用于发展临港产业的面积多达1000平方公里。经过“十二五”建设, 这里将逐步崛起世界一流的国际大港, 年吞吐量将超过5亿吨;将崛起一座新型工业化基地和经济繁荣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环境和谐宜居的现代化新型生态城市;建成服务“三北”地区的能源原材料物流中心;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精品钢铁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高速动车组、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基地等。
河北港口集团的秦皇岛港、曹妃甸港、京唐港、黄骅综合大港将为两环大省迅速崛起扬帆起航, 迎着初升的太阳, 乘风破浪到达光辉的彼岸。
在2009年10月在“曹妃甸国际论坛会”上, 我以《抓住战略机遇期, 推进新型工业化》为题发表演讲。在那次会上提出, 目前国家已经明确, 将曹妃甸建成循环经济示范区, 唐山暨曹妃甸被国家工业和信息产业部确定为国家级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融合试验区。这是国家的期望和要求。为加快曹妃甸开发开放建设步伐, 建议唐山市抓紧制定曹妃甸整体发展规划并联合秦皇岛、沧州制定秦、唐、沧环渤海地区发展规划, 报省政府并取得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支持, 直至报国务院审批, 如同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开发区那样, 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河北省地处渤海湾中部, 环抱京津两大直辖市, 具有全国其他省、区无法相比的区位优势。河北省多年来实施“两环”开放带动、科教兴冀和可持续发展三大主体战略。“两环”开放带动战略, 即环京津、环渤海对内对外开放战略。环渤海的核心地带是京津冀经济圈。环京津区域即以北京—天津为主轴, 以保定—石家庄—沧州和张家口—廊坊—唐山—秦皇岛—承德为两轴线而展开, 包括河北省8个设区市。今后, 天津滨海新区、河北曹妃甸港区、秦皇岛港区、黄骅港区发展前景广阔。
这里将石家庄纳入京畿圈是很有道理的。河北省历史上曾作为直隶省份, 石家庄是河北省会, 是全省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中心。从地理位置看, 石家庄市到北京市高速公路里程为279公里, 比南京到上海的公路里程349公里短得多。乘高速火车, 北京至石家庄仅为1小时, 而且石家庄至郑州、石家庄至济南、石家庄至太原运行时间也仅为1小时, 石家庄成为京、豫、鲁、晋高速铁路枢纽中心。因此, 将石家庄市规划到京畿圈, 以发挥其应有作用是正确的。
要将环京津城市群列为河北省重点发展领域。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关于《环京津城市集群发展调研报告》中提出很好的建议, 即环京津市县要站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高度, 按照“优势互补、找准定位、错位发展”的思路, 与京津形成紧密的产业链。各市、县要明确发展定位、做大城市规模。
一些城市主动与京津、环渤海对接。廊坊市定位“京津冀电子信息走廊”、“环渤海休闲商务中心”;唐山市打造“现代化沿海大都市”;承德市确立“国际旅游城市”目标。
河北省要抓住国家实施环渤海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有利时机, 运用城市群、城市带发展理念, 加快环京津、环渤海城镇建设步伐, 提高河北省城镇化水平。环京津设区市应主动与京津对接, 积极联合京津, 借势加快发展, 培育壮大城市群, 扩大城市规模, 提升河北省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地位和作用, 增强综合竞争力。到2015年, 石家庄市、唐山市建成省域中心城市, 人口规模达300万人以上, 将保定市、邯郸市建成区域中心城市, 城市人口达100万—200万人口规模。
世界一些大国首都经济圈都聚集着优势生产要素, 都是充满活力、实力雄厚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心。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日本东京等城市圈都成为经济繁荣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生态环境宜居的城市圈。这些国家的首都经济圈创造的生产总值都占全国GDP的1/3以上, 而京、津、冀三省市2009年GDP仅为36910.36亿元, 占全国GDP345023.6亿元的10.7%, 未来发展潜力很大。
河北省政府规划提出:充分利用环绕首都的独特优势, 在紧邻北京, 交通便利、基础较好的县 (市、区) 加快建设环首都经济圈, 简称“13县1圈4区6基地”。13县 (市、区) 是:涿州市、涞水县、涿鹿县、怀来县、赤城县、丰宁满族自治县、滦平县、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固安县、广阳区、安次区;1圈是:以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环首都经济圈;4区是:在环首都经济圈建设高层次人才创业园区、科技成果孵化园区、新兴产业示范区、现代物流园区;6基地是:在环首都经济圈内建设养老、健身、休闲度假、观光旅游、有机蔬菜、宜居生活基地。通过加强与首都地区的对接融合, 将环首都地区打造成高端、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特色鲜明、综合实力雄厚的经济崛起圈, 成为吸纳首都产业转移的新兴产业圈, 成为独具魅力、舒适宜人的休闲度假圈, 成为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生态环保圈, 成为环境优美、安定和谐、宜居宜业的现代城市带, 成为城乡一体化、各具特色、靓丽精美的示范带。
优化城市化发展格局。河北省加快城市化步伐, 制定了总体规划布局。提出“十二五”期间, 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 加快构建环首都城市群、冀中南城市群和沿海城市带“两群一带”新格局。做大做强石家庄、唐山两大省域中心城市, 人口规模均达到300万人以上。做大保定、邯郸, 两大区域中心城市, 人口规模均达到200万人以上。其他7个设区市要整合中心地区与周边地区资源, 统筹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实现同城化发展。实施环首都和沿海“新城战略”, 以廊坊市北三县、涿州、怀来为中心, 倾力打造京东新城、京南新城和京北新城建设。推进唐山湾国际生态城、黄骅新城、北戴河新城等沿海新城开发建设。支持石家庄正定新区、保定白沟新城、邯郸冀南新区加快建设步伐。将一批县级市培育成为高品质中等城市, 支持30个县城扩容升级为中等城市, 建设一批特色中心镇。
按照长远规划, 河北省会石家庄市按照打造500万人口规模、繁华舒适、现代一流省会城市的目标要求, 借鉴国际国内城市建设先进发展模式, 提出北跨滹沱河、建设正定新区的重大决策, 将石家庄旧城区与正定古城、藁城古县融为一体, 使滹沱河成为城市内河, 石家庄由百年城市演变成千年古城, 使现代城市与古老城市相辉映。
推进冀中南城市群的发展, 要加快冀中南经济特别是装备制造新区建设, 设立冀中南装备制造新区, 列为全省重点发展区域, 在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优惠政策等方面予以支持, 使之成为冀中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
加快河北省环京津中等城市带建设步伐, 形成30万—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带。涉及河北省23个县 (市、区) , 其中丰宁、滦平、怀来、赤城、涿鹿、固安、永清、大厂、涿州、高碑店、涞水11个县 (市) 毗邻北京, 遵化、玉田、霸州、文安、大城、青县、黄骅、芦台、汉沽9个县 (市、区) 毗邻天津, 兴隆、三河、香河3个县 (市) 同时与京津相邻。这些县、市也应主动与京津对接, 借势加快发展, 经过努力, 到2020年环京津各县、市全面达到中等城市规模, 使城市带与产业带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形成分工明确、布局合理、规模有序、设施完善的环京津城市集群。
这里以廊坊为例, 说明打造城镇群建设。按照发展规划, 未来五年廊坊市将按照北、中、南三大区域板块理念, 以廊坊主城区为中心, 打造北部城市群和南部城镇群, 构建“一体两翼”的城镇空间布局。即以建设廊坊这个区域中心为目标, 提升主城区资源要素承载能力, 加快推进主城区、固安、永清“大三点”组团建设;北部城镇群以承接首都功能转移、“产业外溢”为重点, 统筹规划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南部城镇群以交通平台完善为支撑, 促进产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聚集, 构筑以霸州为中心的多元支撑、集群发展的城镇群。
现代城市的最终追求是经济繁荣发展, 社会文明进步, 突出城市文化、个性和特色, 环境舒适宜居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新增3亿多城镇人口, 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升到2010年的47.5%。
今后20多年,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 如何进一步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城市之间的和谐发展, 将一直是我国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实施的战略任务和密切关注的重要话题。
城市建设上水平是城市建设综合性、系统性地反映。包括提高城镇化水平, 实施城镇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高效能管理, 实现城乡统筹、产业发展、城镇转型、和谐宜居、民生改善、文化品位提升等诸多方面;经济繁荣发展, 尤其是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提高产业竞争力;加快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和完善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供应体系, 实现住有所居, 不断提高宜居水平。城市功能的有效发挥和城市的运行质量, 都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为打造宜居城市, 就要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功能。
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城市经济繁荣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环境和谐宜居是现代城市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高效能管理的基础和归宿。城市发展转型, 产业转型是核心。首先要正确把握城市产业定位。大城市产业定位应走产业高端化、服务现代化路子;中小城市、小城镇应是专业化、特色化路子;在各中心城市周边应建设一个或几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先进产业园区, 与中心城市相呼应, 更多地增加就业岗位,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要加快建设新兴城市, 以三河、香河、大厂为基础, 建设京东新城;以涿州市为基础, 建设京南新城;以怀来县、涿鹿县为基础, 建设京北新城。在环渤海地区, 加快建设曹妃甸生态城、黄骅新城、北戴河新区、乐亭新区, 打造海滨新城。
城市产业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功能定位。只有城市明确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 才能明晰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方向和重点。
最近, 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强调, 在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基础上, 再接再厉, 紧紧围绕繁荣和舒适两大目标, 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推进城镇建设三年上水平。所谓“繁荣”, 就是具有优势突出的现代产业支撑、完备高效的要素集散功能、实力雄厚的自主创新能力;所谓“舒适”, 就是具有魅力彰显的城市规划建设、适宜人居的良好生态环境、底蕴深厚的独特文化气质。要求紧紧围绕繁荣和舒适两大目标, 全面推进城市环境质量、聚集能力、承载功能、居住条件、风貌特色、管理服务上水平, 着力做大做强优势产业,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真正把城市打造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高地、生态宜居幸福家园, 确保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为实现科学发展、富民强省提供有力支撑。
张云川强调, 推进城镇建设三年上水平应着重把握好“五个体现”。第一, 体现在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上, 着眼长远, 按照现代化城市标准, 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城市基础设施, 把城市交通建设作为重中之重, 同时加快城市防灾减灾生命线系统建设, 提高应对各种灾害的能力和水平。第二, 体现在聚集先进生产要素上, 按照既定部署, 切实加快工业聚集区建设, 加快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推进现代商贸流通设施建设, 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城市, 培养和引进创新创业人才。第三, 体现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 把改善城市环境质量放在重要位置, 居首位的是抓好大气和水质的改善。进一步加强对城市河湖水系的综合整治, 加大园林绿化力度, 大幅度改善城市居住条件, 完善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保健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便民服务设施建设。第四, 体现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上, 把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切实抓好县城和重点镇扩容升级, 积极推进农村新民居建设。第五, 体现在提升城市品质上, 提升城市规划品质, 全面提高规划设计水平, 提升城市建设品质, 着力打造一批精品工程, 提升城市管理品质, 为市场主体和广大市民提供优质便捷服务, 提升城市文化品质, 铸造城市文化品牌, 培育城市人文精神, 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城市必须体现以人为本, 并有三个基本功能:一是经济繁荣发展;二是社会文明进步;三是生活和谐宜居。上海世博会以“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 充分展览了丰富多彩的当代文明成果, 汇集了人类探索城市发展的共同智慧, 为人类社会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倡导“和谐城市与宜居生活”, 展现了人类对未来城市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和追求。和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涵。实现和谐的城市发展和宜居的城市生活是我国人民的企盼。和谐宜居是对现代城市生活幸福感的描述。有了和谐家庭、和谐城市, 才有和谐国家。住上和谐城市, 才有国民幸福。
世博会将低碳作为宜居的核心理念, 在绿色城市、绿色经济、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环境方面得到充分体现, 集合了当今世界已有的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环境保护、生态技术等应用模式。建筑屋顶、墙体、室内绿化、水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利用, 以及雨水收集、废水及废物的循环利用。
根据专家意见, 宜居城市标准通常由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和综合评价等七大项来评价城市的宜居程度, 综合宜居指数在80以上, 即称为“宜居城市”。在总分100分中, 生态环境指数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为城市住房、市政设施和城市交通、空气质量、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寿命、政务公开、就业率及流动人口就业服务等都是重要评分指标。宜居城市和城市规模无关, 重点是看居住在这座城市的百姓幸福指数。
近几年, 我国不少城市研究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以求形成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良性互动, 追求的目标是:经济繁荣发展、社会文明进步、基础设施完善、文化底蕴深厚、生活环境优美、宜居舒适乐业。这些都关系到城市发展魅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就业是民生之本, 安居才能乐业。这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浙江千岛湖镇以优美的生态环境、悠久的文化传统, 提供优良公共服务,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被联合国认定为“中国宜居城市”。
从生活和谐宜居看, 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由于人口过度聚集, 人类活动强度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 导致资源短缺、交通拥堵、大气污染、房价高涨、噪音嘈杂、生态恶化、生活成本高等大“城市病”。
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灵魂。城市实力包括硬实力, 即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基础设施等;还包括软实力, 即城市文化、教育科技、人文环境等, 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这些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影响着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吸引力。
城市文化资源, 包括文化遗产、历史古迹、民族宗教、社会风貌、教育研究、传媒娱乐、时尚文化等。中国拥有5000多年文字记载的文明史。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彰显着中华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文化底蕴。
城市文化展示着城市的风貌和品位, 突出城市的个性和民族特色。一些城市发展实践表明,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即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的个性和特色是城市发展的生命力。要充分认识城市建设趋同化的弊端。城市建设没有个性和特色, 就不会有吸引力。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将更多的关注城市的文化、个性和特色, 注重传统文化的承接、开掘、融合和发展。城市要根据区位特点、自然环境、产业基础、资源状况、文化历史渊源来确定发展战略和目标任务。传承、汲取和利用历史传统文化, 将其作为丰富城市内涵、提升城市品位、塑造城市形象, 增强城市发展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加快, 不断提高城市信息化和管理现代化水平
信息化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途径, 也将为人类创造美好的生活前景。信息化是解决城市规划与设计、交通与物流、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 推动城市管理和服务向智能化、便捷化方向发展, 使城市经济更加发展, 社会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 环境更加宜居, 城市更加和谐, 生活更加美好。
推进城市管理数字化、科学化、规范化, 做到城市建管并重, 以管促建, 塑造经济繁荣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环境和谐宜居的城市形象。
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 要坚持市场机制,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同时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 让进城农民工和农村转移人口, 真正享有城镇原有人口同等的权益和福利待遇;二要完善土地收储制度, 加快土地流转, 发挥土地效益;三要激活社会资本, 形成投融资主体多元化, 筹集社会资金市场化。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革命。科技创新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灵魂和力量源泉。今后, 数字城市必将成为城市信息化建设的热点, 成为提高城市综合管理能力的重要载体。
数字城市是集城市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以及城市生产、服务、生活于一体的, 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 将城市各种资源及数字信息加以整合并充分利用;加快电信网、广播电视网、计算机网建设, 促进“三网融合”, 借助统一的高速公用互联传输网, 服务于政府、企业、科教文卫、社区、治安和社会公众的智能化信息网络系统;服务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应用体系;形成以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城市交通智能化系统为主的多层次信息化网络, 提高城市信息化水平和城市管理现代化水平;建立电子商务, 促进流通, 方便群众, 降低营销费用;建立电子政务, 使党委、政府信息采集、交换、发布、使用走向数字化, 促进办公自动化、管理信息化, 这将有利于增强政务透明度, 提高办公效率, 降低办公费用。
上海市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建设“智慧城市”, 推进城市的基础设施、高端产业的发展、电子商务的使用、城市管理的服务水平、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工作。2010年9月, 浙江省宁波市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决定》, 使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上升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之一, 并与创建新型城市互为支撑, 成为“十二五”期间宁波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 (1)
“智慧城市”与“数字城市”不同。“智慧城市”是通过互联网把无所不在的、被植入到城市智能化的传感器连接起来, 形成物联网, 实现对物理城市的全面感知, 城市将“更加快捷、更加聪明”。积极推动城市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协调高效运行, 在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 推动城市发展转型升级。比如, 家庭安装上“智慧电表”, 结合现在的水表、电表、燃气表等, 通过智能系统家庭所用水、电、燃气等信息都会被登录在家庭网络平台, 人们不但可远程遥控家用电器, 还能在家中利用太阳能发电, 让“绿电”输入电网, 获取报酬。 (2)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取得进展, 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新阶段的重要特征。所谓城乡发展一体化, 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促进城乡人口、技术、资源、资本等要素相互融合与补充, 逐步达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城乡发展一体化将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经济繁荣发展、产业发展互补、城乡政策平等、社会文明进步、环境和谐宜居、国民待遇平等、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
河北省大城市规模小, 中等城市数量少, 城市化水平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人口聚集和产业聚集, 是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消费结构、创造财富、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载体。只有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 才能统筹城乡发展, 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城乡一体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最终目标。在工业化初期, 农业哺育工业, 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 城乡差别明显扩大。当工业化进人中期阶段后, 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 是世界许多国家带有普遍性的趋势。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重视并促进这一转变。中国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新的发展阶段。这是加快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
“十二五”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工业化主导向城镇化主导转变的时期, 我国城镇化进程必将继续加快。在此期间,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以城镇化为主导的发展方式将明显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建立和完善工业带动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体制机制, 是新时期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标志。
当今中国要抓紧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现行户籍制度严重妨碍农村人口向城镇合理迁徙, 也妨碍进城农民工和农村家庭获得与城市居民享得同等权益, 不利于构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政策体系。
当今中国存在两个滞后, 即新型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农业现代化滞后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关键是进一步提高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水平。因此,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 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按“三化”要求, 以推进新型城镇化为龙头, 以提升新型工业化为动力, 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 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为突破口, 加快形成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和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 城乡一体化将逐步推进。小城市、小城镇经济朝着专业化、有特色的方向发展, 形成具有技术、资源优势的产业群。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相互依赖, 县域工业、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等迅速发展, 农民收入增加, 农民社会地位提高, 城乡人民的思想观念、精神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将缩小。这正是一代代共产党人为实现最高理想而奋斗的终身追求。
加强低碳生态城市建设, 促进可持续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大趋势
要创新发展理念。近几年, 国际国内都有人提出生态城市化新理念。英国霍华德提出建设“园林城市”的理念。
城市发展方式由高碳化向低碳化转变, 是城市未来的发展趋势。未来我国城市发展应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 即向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及和谐有序的新型发展模式转变, 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质量。
建设低碳城市, 是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实施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通常,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约占总排放量的75%左右。显然, 建设低碳城市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减排目标至关重要。
现代城市最终追求是:经济的繁荣发展, 社会文明进步, 环境和谐宜居。发展低碳经济, 建设低碳城市是转变经济、城市发展方式的着力点之一。建设低碳城市, 是在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下, 使能源、原材料消耗和温室气体CO2排放量处于较低水平, 走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率经济发展之路。一是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新能源、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等低碳产业发展, 大力发展低碳性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严格控制、淘汰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和产能过剩产业。二是发展低能耗建筑, 降低居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低碳排放包括两方面:一方面, 以提高能源效率为核心的技术节能;另一方面, 以产业与消费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所产生的结构节能。据统计, 我国建筑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30%左右, 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和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家用电器设备和农村对能源的需求大幅度增加, 将使居民住宅建设的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45%左右。目前, 一些大城市中片面追求豪华, 常常见到玻璃幕墙建筑, 室内冬季寒冷, 夏季炎热, 其能耗约为实体墙的6倍, 应按户计量取热来加以限制。要倡导保温建筑, 采用隔热墙、双层中空玻璃等。三是转变产业发展方式, 促进要素聚集, 发展产业集群, 以节约土地、能源, 发展循环经济, 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改善生态环境。四是加快建设环京津低碳经济带, 借助京津技术、资本、市场、人才、信息等优势, 全方位深化与京津合作, 以低碳经济为纽带, 建设生态共同体,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五是践行低碳生活方式, 注意节水节电, 推广使用节能家电、节能电灯;夏天少用空调, 控制最低温度限不得超标;出行尽量乘公交车, 鼓励骑用自行车;分类处理生活垃圾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效如何,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高低, 可用经济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和人的生活生命质量三大标准来检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经济发展要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 从主要依靠能源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 向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 促进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发展, 达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与自然相和谐。
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生态+智能”, 加快低碳生态城市和智能产业的发展, 构建可持续的社会环境。
城镇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在21世纪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加强生态建设, 实现城镇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又一重要目标。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 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大量增加, 人们的就业、能源、交通、环境、居住和其他社会问题必将突显。因此, 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力争做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文明和文化水平大幅提高, 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唐山市围绕构筑现代化新城区, 推动南湖生态城、唐山湾生态城、凤凰新城、空港城、环城水系和唐山湾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几年后, 一个经济繁荣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生态环境美好、舒适和谐宜居的新唐山必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参考文献
[1]万建民.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经济日报, 2011-2-18.
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篇5
地测学院勘查技术与工程2602100229张维军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镇化的战略地位也越发突出。党的十六大作出了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战略决策，十七届五中全会对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作出具体部署，党的十八大强调城镇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载体之一，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之一。而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一、为何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超过36.2%，对于前年有1.4%的增长，可以说我国城镇化发展是高速增加。高速增长意味着我们把其他国家几百年的历史浓缩到三十年里面。由此各种矛盾也在爆发，也带来许多问题。
主要问题有：
1.人口城镇化不彻底
目前，我国的城镇常住人口中包含了大量农民工。2012年，我国7.12亿城镇人口中包含约2.34亿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的农业户籍人口。除了农民工，我国城镇间流动人口问题日益突出。据统计局数据推算，2012年我国城镇间流动人口总量达7300万，他们大多文化水平较高，有很多是大学毕业生。以上两个群体无法享受与本地城镇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据统计，2012年，我国外出农民工在城镇缴纳养老、医疗保险的比例仅14.3%和16.9%。他们长期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也影响了内需的充分释放。
2.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加剧
在我国城镇化建设中，能源消耗偏高，环境污染严重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严重威胁居民健康，部分区域和城市大气灰霾现象突出，许多地区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水资源短缺现象突出。目前中国有2/3城市供水不足，1/6严重缺水，其中也包含如天津、北京等特大城市。201 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是发达国家的3～4倍。2011年全国新增能源消费就高达2.3亿吨标准煤，相当于意大利或墨西哥一年的消费量。农村土壤、地下水等污染等问题也十分突出，一些农村地区生态环境脆弱。
3.当前城市发展模式存在弊端
一些城市建设以西方发达国家现状作为参照系，要求我国城镇发展要与西方发达国家现状看齐，全然不顾这些国家在发展中所经历的辛酸历史。片面将“生态城市”、“花园城市”理解为表面建设，搞大广场、宽马路、大公园等各种景观工程，浪费资源：有的城市热衷新城建设和高档地产开发，忽视老城区和外来人口集聚区等中低收入人口集中居住区的改造；还有一些城市发展“嫌贫爱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针对户籍人口和富人的需求，不仅拉大了城乡差距，还抬高了农民进城落户门槛。
城市金融风险凸显。随着土地招拍挂政策的实施，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迅速扩张，为城市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但随着城市建设资金
1投入的增多，城市门槛在不断抬高，未能充分发挥出城市吸纳人口的作用。目前，各地为偿还债务，又必须不断扩大建设规模，提升土地价格，陷入了“以土地吸附资金，以资金提升土地价值，再以更大规模土地吸附资金”的怪圈。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超过10万亿，其主要用途是城市建设，主要还款来源是未来土地出让。将大量资金投到城市开发建设上，而不是搞实体经济，埋下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
二、新型城镇化“新”在哪儿
1.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这对我国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长期以来，政府习惯于将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分散到农村进行解决。在城市人口比重不高时，这种方式屡试不爽，但随着城镇人口比重的上升，我们必须在城市化解备类矛盾。同时，人口在城市集中，对社会矛盾有放大效应，加大了社会风险治理的难度。这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另外，目前我国按城镇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35.3%，与统计上的52.57%存在着7.27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一差距主要是2.6亿农民工和7000多万城镇间流动人口在城市还没有享受到与当地城镇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福利。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变成了“三元结构”，这加大了我国城镇化的难度。我国，的城镇化不仅要权衡城乡间矛盾，还要权衡当地居民和外来人口间的利益关系。
2.要建设集约型城镇
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土地使用集约程度不高。从1980年至201 1年，我国城镇土地面积增长了9.2倍，而常住人口只增长了3.5倍。国土资源部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是人口城镇化速度的1.85倍。而国际平均水平是1: 1.23。我国城市人均用地133平方米，已经超过人均建设用地120平方米的规划高限。对照国际上的大都市，东京人均建设用地仅78平方米，香港才35平方米。香港人口密度是上海的2倍，而建设用地面积不到上海的1/10。另外，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工业用地太多，而城市人居或环境空间偏少，两者之比是1.5：1，而日本这一比例是6:1，法国巴黎大区是5:1。目前，我国工业用地容积率一般只有0.3—0.6，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在1以上。2000-2010年全国人均工矿用地从1 28平方米提高到1 42平方米。所以要实现集约型城镇化，首先要在土地的集约使用上做文章。在产业分布上，可学学苏南模式或浙东模式，那里土地空间有限，但很会利用产业集群的优势来促进生产发展和城镇化。据统计，通过产业集群，可以节约土地30%，提高能源利用效率40%，节约行政管理费用20%以上。
3．要丰富城镇化的“绿色”内涵
“绿色”和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四个标准：“集约、智能、绿色、低碳”中的“低碳”，在内涵上有交叉，但中央把它们分开讲是有政策指引的。根据理解，“绿色”应侧重在环保，如环境优美和减少污染，而“低碳”侧重于在生产、生活方式上要节能。
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于城市。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世界80%的温室气体产自城市，全球最大的十个城市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比日本一国的排放量还多。
我国也面临这个问题。目前，城镇消耗了85%的能源和资源，同时，排放了
相同比例的废物和废气，流经城市的河道80%以上都受到严重污染。
对于“绿色”城镇化，除了环境优美这种生态上的“绿色”，其含义还要丰富得多。比如它还应包括交通绿色出行、建筑要绿色、甚至地面也要绿色等，比如要让雨水能渗透到地下，等等。
三、新型城镇化之路该怎么走
1.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随着城镇人口增多和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落实，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投资将继续增加，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有助于减轻政府负担。
(2)处理好城镇与农村的关系。城镇在创造就业、增加收入等方面要显著优于农村，城镇对人口的吸引力要强于农村。一些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如果在城镇化进程中，不同步发展农村，城市贫困人口增多将会带来“贫民窟”等城市病，同时也会出现农村的凋敝。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和农民大国，有13亿多人口，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靠“两条腿”走路。即使将来我国城镇化达到较高的水平，居住在农村的人口规模仍然会相当庞大，要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3)处理好资源环境禀赋与城市承载能力的关系。水、能源等客观上影响着城镇吸纳人口的总量，但是城镇承载人口的能力并非一成不变。从世界城镇发展来看，城镇承载能力是一系列综合因素的函数，外部条件将影响着城镇承载能力。比如随着节能、节水技术的应用，水和能源的约束将趋于减弱。交通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得城市交通半径在扩大，人口承载能力也大幅提高。我国城镇发展面临资源、能源的瓶颈约束较大，必须坚持集约节约方针，提高能源资源集约利用程度，增强人口承载能力。
(4)处理好城市群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关系。国外城市群是由相互之间经济联系紧密的一系列相互独立的城市组成。在我国城市之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缺少独立地位，一个高等级城市自身就可算作一个城市群。
2．推进新型城镇化亟待加快的改革
(1)要有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当前，过度追求经济发展，城市服务重心偏向于户籍城镇居民，对外来人口关注不够，从而带来安全感的缺失，使社会信任度和凝聚度下降，“二元人口”间的社会矛盾逐渐显化，依靠非均等公共服务压低成本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难以持续。
(2)要加快用地制度改革步伐。在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土地管理制度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必须有新思路来解决这些问题。
(3)要完善城镇化发展资金保障。推进城镇化发展既需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更需要充分发挥各类民间资本的主体作用。健全财税管理体制。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要设立城镇化专项转移支付，用于承担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中央政府承担跨省转移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省级政府要承担省内跨地区转移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地方税收稳定增长机制。开征房产税，推进房产税试点。深化资源税，推进营改增试点。
中国特色城镇化 篇6
2006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3.9%。
许多数据可以说明中国城镇化现状：1978年～2000年，我国年均增加城市21.4座，年均增加建制镇824.5个；目前，城镇人口达到5.77亿人。
今年以来中国房价上涨日渐蔓延到中小城市和县城，似乎更为直接地显示着中国城镇化的加速。
其间意义，借用1999年来华参加城镇化高级论坛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的话说：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镇化。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由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概念，城镇化，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中国城市化的方向：农村——小城镇——城市——特大城市。
这是中国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区别于国际通行概念之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维新告诉本刊记者说：在国外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的集中过程是“农村——城市——特大城市——小城镇(逆城市化)”，“人口转移所带来的压力主要在城市解决，大城市不断扩张，然后再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周边卫星城纷纷建立。”
这是两种方向不同的城市化过程。
曾经有过种种争论：
大城市优先论者认为，世界各国城镇化初、中期发展的通例都是大城市优先。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远高于中小城镇；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非中小城镇所能比；大城市优先发展可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矛盾集中在城市解决，而且能节约土地和治污费用；大城市对于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也有相当优势等。
小城镇优先论者则认为，作为城镇体系的基础部分，小城镇是大中城市的“母体”，世界各国现有的大中城市无不是从当初的小城镇逐步发展起来的。小城镇的优势在于，建设成本、人口转移成本和体制成本低，适合中国国情；小城镇的体制包袱少，而大中城市短时期内根本无力吸收大规模的待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相较于大城市的光鲜与快速，小城镇联系城乡，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对城乡一体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等。
这是最为典型的两种观点。除此之外，还有“中等城市为主论”“大中小城市并举论”“县城为主论”“中心集镇为主论”“二元城镇化论”“城乡一体化论”“集中型(或聚集型)城镇化论”等，各侧重一面。
甚至不乏反城市化的声音。有乡村建设者认为，城市化未必是中国发展的惟一路径，中国的乡村完全可以挖掘传统，走出一条东方发展之路。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张正河告诉记者：反对城市化的主要是一些生态学家。
种种争论更多的是囿于学界。而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历史演进过程，从来不是照本宣科的产物。
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里政府推行的是“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方针。1955年9月，国家建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原则上以中小城镇及工人镇为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建设中等城市。没有特殊原因，不建设大城市”。一度还确立了“将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的方针。这些举措，目的在于抑制消费，为工业化进行原始积累。
对城市化的这种抑制在1963年发展到完全的反城市化。当时，国民经济全面萎缩，粮食及商品供应出现短缺，因为“城市化发展的上限取决于商品量供应能力”，减少城镇人口成为解决难题的重要政策。
因此，在1949～1979年间，尽管这30年中国的工业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城市化率仅提高8.3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28个百分点，比世界同类发展水平国家偏低20个百分点，30年只实现了1亿人口的初步现代化。
城市化的这种滞后现象随着改革开放后粮食剩余局面的出现而逐渐松动。1984年，经过几年的农村改革，粮食第一次出现了全面过剩。在调整产业结构和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同时，小城镇改革开始了初步的尝试。当年1月的《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和10月的《国务院关于农民进集镇落户的通知》标志着在农村的集镇和小城镇，放开了人口流动的限制。这两份文件提出的政策是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镇经商办企业，但仅仅是允许流动，并非落户。
对农民进城限制的松动不经意间创造了80年代乡镇企业“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1993年～1994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人数一度达到1.4亿人。1978年～2005年，中国的建制镇也由2880个发展到1.89万个。根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0年，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平均每年为0.82个百分点。
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很快为中国政府所重视：
1998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小城镇大战略”。
2000年6月，“小城镇大战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通知》中进一步具体化，有关方面并在户籍管理制度、政府行政管理制度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的尝试。而刚刚闭幕不久的中共十七大，则对十六大提出的“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作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出“核心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城市化：加速与分化
正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对本刊记者所讲：中国的城市化从一开始就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因此，宏观政策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城市化的进程。
一方面，城市化总体上在加速发展。另一方面，两极分化的趋势却越来越严重。
从区域上讲，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的中心基本分布在内陆。到了90年代以后，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已经形成了城市发展的密集区。在东部地区集中分布了56.3%的特大城市、47.7%的大城市、49.5%的中等城市以及37.6%的建制镇。从经济综合实力上看，全国排位在前1000名之内的小城镇，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占78.8%。
而且，北京、上海等40个特大城市的人口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比重达36.24%，沿海三大城市群就接纳了约60%的城镇化人口。
大中小城市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北京和上海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北京的城市化率达到84.3%，上海的城市化率达到88.7%。城市的大饼越摊越大，人们开始为污染、生活成本高等种种城市病叫苦不迭。而在中西部，一些小乡镇、小县城，虽名义为镇、为城，但和周边农村并无二致。而在贵州和西藏，城市化水平只有27.5%和28.2%。
这一差距，不过是中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另一个表象。
其间原因，中国农业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张正河教授说，和中国财政架构直接相关。
1994年的分税制，国家层面进一步将财力集中于中央，地方层面，则进一步集中于城市。由此出现如下说法：“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里财政勉勉强强，地市财政紧紧张张，县级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喊娘。”
财力的分配，直接影响着中国城市的两极分化。而新一轮的城镇热，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维新说，主要还是个土地财政的问题。
在发展县域经济的口号下，中西部很多地方政府开始打起土地的主意来。
按照1994年中国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在土地出让金管理上，30%归中央，70%归地方。原本规定70%用于耕地的开发，但实际上土地出让金成了政府各级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以地生财成为地方政府最为快捷的财政来源。
根据国土资源部门的数据，从1991年到1996年，全国平均每年建设占用耕地440万亩，1997年到2002年建设共计占用耕地1646万亩。
而由此形成的一个怪现状是：中国曾经长时期偏低的城市人均占地，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已经一跃为世界前列。调查显示，全国644个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已达133平方米，远远高于大多数人均耕地资源比我国多几倍乃至十多倍的欧美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
进来，工作，住下
中国城镇化水平的衡量是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依据的。
2000年，中国进行第五次人口普查。首次改变统计口径，把在城镇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作为城镇人口。这一下，使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00～2005六年间增长了近7个百分点。
尽管相当多的人都向本刊记者指出：中国向城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携家眷的仅占20%～25%，而且也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已经有着在城镇定居的可能。农民的非农就业和城镇化之间还没有建立起事实上的联系。
但是，就是按照2000年当年户籍上的统计，中国的城镇人口也已达到3.9亿人，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的中国城镇化率为30%左右。
按照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为初期阶段，即起步发展阶段；30%～70%为中期阶段，即加速发展阶段；70%以上为后期阶段，即缓慢发展阶段或稳定发展阶段。
无论按照何种统计口径，中国都应该在加速期内，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即为明证。
在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43.9%之后，一直以来“中国城市化低于工业化”的事实已经有所改变——2005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3%，反而高于工业化率1个百分点。
但是，加速期城镇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趋势却是让人担心的。
首先是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
中国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郑明媚告诉记者，“实现城镇化的重要前提之一，在于农民是否有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收入能力是否支撑在城镇的定居和消费。”
但是，尽管城市人均占地已经达到世界前列，但由于城镇土地利用结构的不合理，这个高指标并没有给大部分市民带来生活空间的普遍明显改善。许多地却和城镇化了的人口几无牵连。
在“加快城镇化进程”“修改城镇建设规划”的名目下，大面积土地被乱批乱占。根据小城镇发展中心提供的资料，即使在发达国家、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市和小城镇，很少看到大马路、大广场、大花园，在国内的很多小城镇却遍地开花。
甚至完全没有产业支撑的一些地方，大规模的超前建设也屡见不鲜。结果城市里没有了人。郑明媚说，“天一黑，整个城市就一片黑”。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铁指出，城镇化是一个包含多种指标的概念。它不光是土地的城镇化，也包括人口的城镇化。房价高涨有可能的一个后果是，非农就业人口向城镇的转移面临着更高一层的门槛。
在土地财政冲动下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其结果是与城镇化本身背道而驰的。一些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已经为此提供了教训。尽管他们的城市化率甚至远远高于70%，但是却被称为是假城市化。因为人虽然在城市了，但职业没有转化，产业没有转化。许多人没有工作，到处流浪，贫民窟成为城市里四处可见的伤口。
城镇化的这些特点，使得中国的非农业人口转移面临着多重的困难。
即使城镇化保持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即便2020年城市化率超过60%，也仍然会有40%的人口，即6.4亿人在农村生活。这意味着摆脱农村的贫困状态、建设新农村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另一方面，中国城市两极分化。小城镇倘不能有效地在吸纳大量的非农就业人口，那么常年上亿流动就业的农民，就将始终在各大城市寻找机会。而其候鸟式的迁徙状态倘不能被改变，那么整个社会的不稳定感就始终无法消除。
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多元选择 篇7
1 城镇化推动社会形态多元变革
城镇化推动着经济社会变化。在此过程中，大批农民离开土地，部分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产业成为非农业产业工人，部分留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成为农业产业工人。城镇化过程导致农村村民生活形态、生产形态、管理服务形态等方面均发生巨大变化。
通过推动农村社区、小城镇的发展，在城镇化加速的阶段促进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为解决城乡统筹发展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1.1 推动人居生活形态变革
城镇化通过发展农村社区，推动小城镇发展，使农民居住形态由分散向聚集转变。通过加大对农业企业投资，增加农民就业机会，使农民的收入大幅提高，增强农民的消费水平，推动地方加快工业发展。
城镇化的正向发展演变，在于政府、企业和相关单位为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互相影响，互相发展，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
1)产业发展相关利益方发展调整。城镇的形成、发展主要来自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壮大，因此城镇内部的各相关产业为了获得发展的空间，需要相互协调和配合，在共同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利益。这些利益表现为诸如基础设施系统的不断完善，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和相互学习的外在效应等，使企业在各自发展过程中保持高度交融状态。
2)与经济结构有关的变化引起的利益调整。组成城镇系统的各产业间的利益活动出现多元化倾向，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城镇空间布局的变化。合理的空间结构，有利于相对独自发展的产业系统与城镇发展新环境的融合。
3)相互接近的相关利益调整。城镇化中相关产业组织自觉地对城镇的邻近或边缘地域提供服务而获益，这就引发各种生产要素诸如土地、金融、物流和信息传递到城镇外，形成利益增值外溢，可促进外部区域的发展。
在此发展形态下，由于利益的驱动，引发城镇空间的进一步扩张。构成城镇的各系统的逐步聚集、外溢，均是由产业系统对利益的追求和聚集，使城镇交易费用得到节约形成的。
1.2 推动产业生产形态变革
农村社区、中小城镇的存在、发展，必须通过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其结果要么形成农业主导的城镇，要么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主导的城镇。没有企业的形成，就失去了城镇发展中由企业提供的聚集和支撑作用。
产业聚集发展及相关企业组织程度较高的区域，均是城镇发展活跃的区域。企业发展的加强，利于推动相关城镇的发展和壮大，最终导致社区发展城镇化、产业经营网络化和城镇发展综合化现象，极大地影响区域城镇发展的动力基础，使得企业形成与城镇发展之间产生良性互动关系。产业化作为城镇发展的动力要素和机制之一，推动城镇产业形态的变化。
1.3 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和管理形态变革
城乡工农业融合发展，建设各类产业园区，农民完成身份转化，并参与相关产业化经营过程。促使企业在原有城镇中和已有企业形成更为密集的网络和更为发达的城镇经济。
为平衡城镇发展中服务、管理配套，需要建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公共服务管理网络，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因此，需要强化区域内道路、供水、供气、供热、治污、信息等基础设施的联网建设。
2 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多元化
城镇化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随着城镇化加快，城区人口快速增加，自由职业者大量增加。原有的将人口固定在一定区域内的户籍管理制度难以适应这样的变化，尤其是部分农村户口居民在企业从事产业劳动，缴纳劳动保险，同时在集体中仍然保留土地，因此原有的户籍管理方法及对象难以跟上。
2.1 与城镇化相适应的人口管理体系、产业关系尚未建立起来
伴随着农村社区、小城镇建设的加快，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与此相适应的人口管理体系、产业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大部分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进入社区后，相互之间的群体感、认同感缺乏，组织、协作等都有待进一步提升。
2.2 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有待完善
随着社区建设和小城镇的建设完善，村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随之而来的社会保障、养老等政策不能实现与城市的并轨，为获得较好的发展机会，进入城镇工作的村民数量大增，将老人和儿童留在农村中，农村的空巢家庭数量大量增加。对留守儿童而言，因现阶段村内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其享有平等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机会在减少。
3 新时期我国城镇化的多元化发展对策
3.1 控制大城市发展，坚持发展完善农村社区和小城镇
大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较多，致使发展困难，在接纳居民进入上难度较大。
各地在城镇化发展中，应通过加快发展农村社区及小城镇，有利于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条件，完善就业培训教育，形成各具产业特色的社区、小城镇，培育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居民生产、生活形态改变，实现农民就地城镇化，这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现实选择。
以社区、小城镇为主要形式的城镇化道路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土地收益。促进了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有助于农民根据自身发展情况，逐步实施身份转变，利于城乡和谐发展。
3.2 完善社区、城镇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发展效率
社区、城镇发展的效率，取决于各产业发展对资源利用的效率及对交易成本的控制水平。当组成社区、城镇的各产业经济产出的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成本，产业发展对城镇的推动才是有效率的。
相关城镇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多元化的城镇化建设中，通过提升发展效率，加以解决。
1)强化产业聚集效应。同类企业聚集在一个地区，由于劳力、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中产生高效益，给企业间的人、财、物、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交流创造了优越条件，有助于提高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便于开展专业化协作，相互促进，提高行业经济效益。另外，还可以满足消费者对商品的多层次需求，开拓更大的市场、吸引更多的客源。对生产中的不安定因素，可以协调克服。减少由于经济波动带来的对产业发展的季节性、偶然性影响，使城镇市场规模更丰富、产业经济发展更为强大。
2)壮大产业规模经济效应。企业生产中，总存在与投资规模、生产能力等相适宜的最佳规模点。城镇规模过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利用率较低，城镇的经济效益难以提高。因此，在城镇化发展的不同地区和时间段，依据其发展条件，确定合理的城镇规模，使城镇化发展水平能处于相对经济的状态。
3)提高产业经济带动效应。城镇产生和发展，能将周边一定区域内的人口、资本聚集。不同的城镇规模，积聚能力存在差异，体现出不同的城镇效益差别。城镇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产业的聚集、扩展、合作而形成的。因此，在形成城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后，需要提升城镇发展效率，对周边农村地区形成较大的带动作用，促进地区发展的同步。
摘要：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居住形态、生产形态、服务管理形态的变化,探讨了当前存在的人口及公共服务问题,提出了城镇化中应坚持多元化发展,这是提升具有中国特色城镇发展效率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城镇化,社会形态,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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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特色城镇化看“三农”问题 篇8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三农”问题的解决, 如不解决这一问题则改革无法深入进行, 经济发展很难持续。“三农”问题关键是农民问题, 而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却是关键中的关键。传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在历史上有过重要的贡献, 比如说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农业生产率等等。然而,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这些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特别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一、“三农”问题的现状
“三农”问题顾名思义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目前而言, 现状如下:
1.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收入增长问题。近年来,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一方面表现在农民收入的增长率不断下降, 另一方面表现在农民收入的增长率远低于我国GDP的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
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
由于农村产业领域的拓展速度与农村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形成反差, 因而劳动力的过剩问题显得尤其突出。正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 使得脱产的农民基于自身素质的局限, 很难增加收入, 提高购买力, 改善生活水平。
3.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一方面表现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上, 另一方面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上。1997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47倍, 2005年则达到了3.22倍。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恩格尔系数呈现出下降趋势, 1989年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0.548和0.545, 二者相差不大, 但到了2005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到0.455和0.367。
4. 农民购买力不足, 农村市场难以启动
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比城镇居民慢, 因而农民的消费水平远比城镇居民低。我国农民消费占GDP的比重, 从1991年的22.5%下降到2005年的10.2%,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农民消费不足是工业品大量过剩的重要原因。
二、传统策略存在的误区
“三农”问题现状的概述基本上在学术界达成共识, 但怎么解决“三农”问题却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传统解决“三农”问题策略存在以下三个误区:
1. 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投入,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行为人投入资金的必然目标是获得利润, 是经济人假设的体现。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其流动的方向, 当今社会, 获得平均利润已经不是资本所有人所追求的, 更多是想得到超额利润。“三农”问题一直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由于“三农”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导致本来就属于弱势产业的农业在利润上得不到较好的实现和回报。这对于想获得超额利润的资本来说, 要其投入到连平均利润都难以实现的农业, 本身就是违背经济学原理的。如果要做到资本的连续投入, 只有依靠强有力的财政支持, 然而, 中国作为一个农民大国, 将并不充裕的财政收入投入到如此薄弱农业, 又谈何容易?
2. 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能否解决“三农”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 极大地缓解了农村过剩劳动力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压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就是因为城市不能吸纳过剩的农村劳动力, 乡镇企业依靠极低的工资与城市工业企业竞争。但是必须看到, 乡镇企业的低工资发展必然会带来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特别是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在没有实现城市化的时候就遇到了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乡镇企业的工资水平低到了工人根本买不起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地步。
另一个障碍就是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虽然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乡镇企业产品的需求, 但更会带来工资的上升而使乡镇企业的成本提高, 更多的农村人口将向城市转移, 而不会永远接受乡镇企业极低的工资和工作、生活条件。只要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加快, 乡镇企业将难以维持低工资的生存条件。如在珠三角地区出现过的“民工荒”问题, 原因并不是因为流入这一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减少, 而是这一地区的城市化速度加快而使乡镇企业的工人“转业”了, 即农民工更多地进入了城市的劳动服务业。
3.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吗
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完全取决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 而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无关, 由此可以推论出, 要使农民收入提高, 必须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 农业部门收入的增长完全取决于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农村劳动力不变的条件下并不能增加农民收入, 而只会增加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而且, 一旦由于生产率提高使粮食的产量提高到超过需求, 则会使粮食价格下降, 农民只能是增产不增收。这种粮食 (农产品) 价格由于农业生产率和供求的变动对农民显然是有害的。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如此之大的情况下, 一味地强调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不仅不能解决“三农”问题, 还会由于产生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加剧它。
通过分析, 不难看出这些解决策略在理论或实际上都有明显的缺陷, 这就要求我们另辟奚径解决“三农”问题。
三、中国特色城镇化思路及建议
中国科学院公布《2005: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指出当前中国城市化程度仍十分落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指出, 城市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 也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瓶颈”, 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城市化进程,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增加了农民的非农收入、实现了农业生产集约化和现代化, 促进了农民的充分就业, 转移的农村人口对城市的正面作用也非常显著, 中国目前许多大城市的发展已经离不开这些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过程中, 仍面临诸多问题。因此, 需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同时要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改革以来的城市发展和小城镇发展是在二元结构体制还较为明显地存在的情况下发生的, 城镇的发展虽然已经“非农业化”, 但在观念上和统计上仍然属于农村的范畴。这就是说, 改革以来的城镇化不完全是西方意义上的城市化, 而是“城化”和“镇化”的集合, 是与我国这一阶段分散工业化特点相适应的双轨城镇化。这种发展途径的成功经验, 直接地为十七大提出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依据。
1. 加强小城镇的规划工作
一个合理的小城镇规划至少要体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超前性, 即用改革和发展的观点, 科学预测小城镇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发展状况, 并以此为基础做好小城镇敖咙组工作。二是科学性, 即优化布局, 节约土地, 每个小城镇都要规划好六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工业区、商贸区、住宅区、行政区、绿化区, 并妥善安排各个功能区的协调发展。三是本土性, 即小城镇规划要体现地方特色。
2. 合理确定小城镇建设的重点
东部地区小城镇建设应以县城城关镇和若干条件较好的建制镇为重点, 中部地区应以城关镇和少量建制镇为重点, 西部地区应主要以城关镇为重点。通过重点建设城关镇和强镇, 分阶段分批按实际情况将它们建成中小城市。通过这种重点发展战略, 一方面避免城镇化进程中“遍地开花”的“小城镇化”倾向, 另一方面促进城镇在地区之间分布的平衡, 使城市文明能够迅速向广大农村地区扩散。
3. 按经济区域合并乡镇
适当合并乡镇是有效解决小城镇普遍偏小这一问题的重要措施乡镇的合并要尽可能按照经济区域来进行, 不能平均化, 要通过乡镇合并使经济资源地区配置效率达到最优。合并后小城镇的运作更要符合经济规律, 尽量排除行政因素的干扰。要使合并后的小城镇能够根据本地资源真正形成明确的主导产业。与乡镇合并相结合, 较小的自然村也要向中心村集中合并, 村庄的合并不仅能够增加耕地, 更重要的是以合并为契机, 使中心村的规划更加合理, 各功能区的划分更加符合实际, 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
4. 以结构调整提升小城镇素质
要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 以市场需求、产业政策和资源优势为导向, 坚持“高起点、高速度、上规模、上水平、提高经济效益”的指导思想。在国家产业政策的着眼点上, 要根据不同产业、不同行业的特点, 制定出可操作性强和相互配套的政策体系按照市场需求、国家产业政策和本地资源优势, 合理调整产业结构。
5. 改革小城镇户籍制度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间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逐步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 允许农民进人小城镇务工经商, 发展农村第三产业,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指出“要制定和完善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进一步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4]因此, 政府应当积极地把目前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转变为自上而下的改革, 及时推进户籍制度的创新, 目前在较大范围内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综上所述, “三农”问题的解决既不能单纯依靠国家的各种支农措施, 也不能在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前提下仅依靠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 只有通过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和高速发展的经济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到非农部门就业, 才能解决这一历史性问题, 为我国经济进入现代化工业国家扫平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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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进程研究 篇9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策略
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城镇化与城市化的概念有共通之处, 但是城镇化是城市化概念在中国的具体体现, 城镇化概念更具有中国特色, 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快速的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标志, 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城镇化发展时期。城镇化, 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 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镇化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 伴随工业革命的进程, 城镇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 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城镇化进程。2005年,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人口部在其出版的《世界城镇化展望》中估计, 2008年全世界有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世界由此迈人城市世纪。在国际上城镇化水平是以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作为城镇化的统计指标来衡量的。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均在70%以上, 中等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在50%以上, 落后的农业国通常不超过20%。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 城镇化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它构建着区域发展的重要指标体系, 而且更为引人瞩目的是作为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整合, 城镇化将反映并影响着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 是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标志。根据诺瑟姆提出的城镇化规律, 我们将城镇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 即城镇化率30%以下的是初期的起步发展阶段, 城镇化率30%~70%的是中期的快速发展阶段, 城镇化率到达70%以上的是后期的稳定发展阶段, 如图1所示。
二、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特点
1949年后, 中国曾经历了曲折的城镇化进程。直至1979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城镇化才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
1、城镇化速度快, 半城镇化现象明显
198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19.39%, 远落后于世界平均的城镇化水平。1990年, 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26.44%, 2010年城镇化率上升到49.95%。二十年内中国城镇化率提高了23.5个百分点, 年均增加一个百分点以上, 城镇人口净增3.69亿。
2、城镇化水平的省际差异显著
中国地域广大,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历来存在较大差异。1990年以来, 沿海地区利用有利的区位条件和人文环境, 率先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由于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了中西部地区的大量农村人口, 使其城镇化速度大大加快, 并导致城镇化水平的省际差异比较显著。总的趋势是, 东部沿海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高, 中部地区居其次, 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最低。如图2所示。
3、都市化现象已经显现, 城市群成为国家经济的核心地区
在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进程中, 一个普遍趋势是大城市发展速度更快。因为城市本身就是集聚经济的产物, 而大城市的集聚经济效益更明显。中国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的国家, 在城镇化过程中更要充分发挥集聚经济的效益。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已导致大量大城市的出现, 若建立都市区的界定标准, 其人口规模可以更好地反映城市实际的人口规模。2000年, 中国大陆已有, 117个50万人以上的都市区, 人口1.99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16.1%, 如表1所示。
三、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城镇化是世界各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城镇化又起了推动工业化、现代化的作用。城镇化与工业化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一方面, 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工业化引发城镇化的进程。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还决定着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另一方面, 城镇化又保障和促进工业化。总之, 城镇化是工业化过程中资源配置变化的必然产物, 而城镇化又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理想的城镇化模式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协调发展。从城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 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 同时, 城镇化对工业化也具有重要的反作用, 没有城镇化的发展, 工业化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钱纳里通过对世界上多个国家的研究, 提出了常态发展状况下,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一般关系, 即在一般情况下, 城镇化率应大幅高于工业化率, 而中国的城镇化率长期以来一直大大低于工业化率, 尽管总体趋势是上升的, 但二者的比值不仅仍然明显低于钱纳里总结出的“一般关系”, 而且也大大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家, 如图3所示。
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互相促进, 互相依赖, 共同促进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新一轮产业结构转型将成为新时期促进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力量, 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二者的互动机制如图4所示。
四、加快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的策略
随着中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进人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正面临着改变现有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 走集约型城镇化道路的内在需要。在城镇化进程上, 根据中国国情, 必须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走集约型城镇化的模式, 坚持以大城市为主导, 大、中城市为主体, 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基础、布局集中、城镇密集、用地节约的城镇化之路。
1、积极发挥政府的引领和调控作用, 以加快城镇化进程
政府一方面作为国家的行政主体, 另一方面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 在加快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重要且独特。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领导指导、监察监督、管理和调控作用, 走科学化发展道路, 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 引导城镇化进程的正确方向和合理速度, 加速城镇化的进程。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中央政府提出的战略目标, 也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政府责任。所以, 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各级政府一方面要做好顶层设计, 制定科学合理的城镇发展规划, 引导城镇化发展的扎实有序推进。另一方面, 政府要致力于各项制度建设, 运用政策和法律法规, 消除限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加速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2、创新投融资体制, 为城镇化建设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投融资体制主要是指在城镇化建设中, 经营和管理总体规划范围内的基本制度和方法, 其主要包含投融资决策制度、投融资组织结构、投融资主体行为、投融资资金筹措和投融资监督体系等。城镇化建设中的投融资体制创新内容主要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城市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及环境保护、绿化美化、供水、供电、天然气等市政公用事业领域。投融资制度的建立及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是城镇化建设的内在需要, 也是弥补财政资金不足的必要手段。在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方面, 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学习和借鉴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和方法, 整合各类资源和放大财政资金利用效益, 创新理念, 政府主导, 规范运营模式, 完善法人结构, 强化监督管理, 确保运行效果, 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财力支持。
3、加快工业化中制造业及第三产业的进程, 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新型城镇化要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之上, 需要产业发展来作为基本动力。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 要坚持以产业发展来驱动城镇化建设进程, 形成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发展。1975年, 经济学家钱纳里和赛尔奎因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 曾概括了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 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 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 从而带动了城镇化程度的提高, 也就是说工业化与城镇化具有一致性。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为促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带来了有利的因素, 为提高中国的城镇化水平, 大力发展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具有意义。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受到世界瞩目, 这是一个宏大而循序渐进的过程, 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城镇化模式是推动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城镇化是与国民经济和产业发展紧密相连的, 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 推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良性互动, 才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可持续动力, 才能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国特色城镇化 篇10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特色城镇化,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投资与出口乏力、内需在短期无法提振、经济结构日益突显深层次矛盾, 那么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不仅可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发挥城市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效益以及促进国民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而且能够有效发挥城镇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投资和住房建设等需求累积效应, 同时产生巨大的收入增长和消费转换效应, 这对于进一步缓解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有效释放消费潜力、不断提升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能力等都具有重要作用。不论是“城市化”、“城镇化”, 还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这都不同程度折射出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中理论实践的不断深化。因此, 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必须对新型城镇化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1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及特殊性
1.1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本和谐、提高质量、增加福利为目标, 充分考虑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及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匹配性, 通过市场运作为主、政府引导为辅的方式, 主要以内涵增长、内外需拉动、创新驱动、适度聚集为内容, 走出一条富于“智慧、特色和幸福”的城乡融合新道路。
1.2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特殊性
关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特殊性, 国内代表性的学者观点有:胡鞍钢 (2013) 认为, 用“四化”同步来破解“四元结构”。胡必亮 (2013) 认为, 新型城镇化需要突显出“资源有效利用、经济持续增长、环境友好保护、社会公平和谐、空间结构合理、智慧城市创建”等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王耀中、陈洁 (2013) 认为, 通过构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城镇产业体系来实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同时部分学者提出, 在坚持“三化同步”的基础上, 还要更加注重“信息化融合”、“金融创新”、“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产业、居住、就业、服务和休闲等功能。所以, 本文根据中国特殊国情, 认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集约和智慧的城镇化。为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 需强化科学布局、以节约和高效的理念来不断优化城镇之间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分工协作, 通过构建高智能化、灵活性的城镇互联网和物联网, 尤其是建设基础设施、超前利用新技术 (如“三网融合”、云计算等) 和新能源来不断提高能源绩效管理水平, 不断促进生产功能配套、引导生产要素空间集中集聚、促进生活功能安全、便捷和舒适等效用, 使城市更加高效、安全、便捷、和谐。
二是特色和品位的城镇化。通过大胆借鉴国内外城市规划的先进经验, 坚持因地制宜的方针, 努力实现功能型、效益型、集约型和人文生态型规划, 努力把本土特色要素 (诸如特色定位、人文、产业和品牌等) 和外来发展要素 (如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 密切结合起来, 深度挖掘特色内涵, 不断塑造城镇个性和提升城镇品位, 实施差异化、精细化管理方式, 努力打造“亲民、安民和富民”的“宜居宜业、休闲娱乐”立体化人文空间。
三是人本和共享的城镇化。要强调城镇发展过程公平与效率的内在一致和城镇不同主体发展权利的同质均等性, 让全体人民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首先是建设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体系, 实现“普惠化”和“均等化”;其次是遵循城镇化的社会系统内生运行规律, 逐步减弱政府主导以及“人治”色彩, 以市场法治原则来解决其不协调和系统失衡问题;最后是逐步消除与城镇化发展中非包容性和排斥性制度体系, 不断增强城市的接纳与融合能力, 并努力营造出有利于创业、创新和创造的环境。
2 当前发展新型城镇化所面临的困境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空间迁移的过程, 每个国家 (或地区) 的城镇发展大多因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体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国推进城镇化因受限于政府机构、政绩考核、土地户籍、财税及城乡福利差异等改革滞后因素影响, 政府主导城镇化较为明显, 因此面临诸多“异化”困境。
2.1 城镇化集聚效应低, 大城市病突显
由于中国存在城乡分割和城镇等级化, 那些重要城市通过非市场方式占用大量的资金、资源和人才等, 造成较为严重的资源误配, 使得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严重失调。同时, 因政府无序的人口集聚和城镇规划出现城镇缺乏产业支撑, 由于城市间缺乏专业分工, 例如把金融服务业和众多制造业企业集中起来, 导致专业集聚效应差、难以很好地吸纳就业和提高产业的营运效率, 造成了城镇基础支撑和包容性较差, 面临交通拥堵、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污染、幸福感缺乏等“大城市病”问题。典型事例如城市因暴雨而内涝成灾、雾霾天气频发, 严重影响城镇居民的身体健康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2 过度透支土地红利, 内需提振不足
过去十多年间, 中国各级政府城镇用地规模扩展过快, 呈现出明显的低密度化和分散化倾向, 同时也出现铺张浪费和过度密集并存, 用途与功能配置错位, 生产、生活功能配套缺失, 城乡间存用地效率落差也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例如截至2012年8月底, 全国共有闲置土地1.27万宗 (约95万亩) , 其中57.3%属于闲置2年以上。另外, 全国各地“运营城市”特征尽显, 尤其是日益演变成“房地产化”, 导致地价推高房价, 使得城乡居民也面临房价快速上涨的问题, 这种土地高速非农化以及农村严重空心化现象日益加剧, 将可能引发城市现有居民和进城农民的购买力进一步下降, 反而造成内需提振困难。
2.3 农民市民化转型迟缓, 社会代价巨大
虽然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2.57%, 户籍城镇化率仅35.29%, 大量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 但难以享受到城镇户口和享有城镇居民待遇, 出现“经济性接纳, 社会性排斥”现象, 尤其是难以平等享受到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公共文化和社保等服务, 甚至出现独特的“农民工”、“失地农民”、“三留守”等“半城镇化”现象, 这种不合理的劳动力转移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 极易造成巨大的社会代价。与此同时, 尽管当前农村劳动力实现了自由进入城镇就业务工和保留农村的承包田和宅基地的“双栖”身份, 这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 但继续维持城乡二元结构、降低土地利用效益, 使得宅基地难以集约化利用, 难以造就稳定、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显然不利于实现城乡和谐发展。
2.4 城镇精细化管理缺失, 内生动力缺乏
尽管城镇化发展迅速, 但过分重视硬件和速度而忽视了软件和质量。例如过于强调吸引外来投资, 而忽视与居民生活密切关联的城乡基础设施、文化培育、人居环境等项目, 从而造成城镇化发展潜力缺乏。另外, 中国城市管理在体制、法规上的矛盾还未很好地理清, 普遍存在“选择性执法”、“运动式管理”等现象, 甚至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群体事件, 造成内生发展动力严重不足。
3 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路径
为了应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所面临上述诸如“空心、同质、片面和粗放”等困境, 更好地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 就需要政府进行合理的政策设计和强有力的执行。
3.1 推进土地制度变革, 积累农民进城资本
通过土地制度创新来实现土地规模化, 更好地促进农民转移, 应通过“确权颁证”, 充分尊重和保护法律赋予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益 (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 , 在严格界定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用地界限的基础上, 可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自主流转或处置。同时加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 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和土地产权化、资本化、证券化等市场化进程, 进一步释放土地流转的“活力”, 不断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 不仅为农民进城创造良好条件, 而且为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探索新路径。
3.2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破解农民身份约束
当前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其目的就在于提高城镇经济发展对转移人口的吸纳能力、政府和社会对城镇化成本的承受和消化能力, 以及对既定生产关系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整和变革能力。所以, 应当充分考虑城市类型、经济规模和人口特征等因素, 采取多元化的户籍改革办法来加快拖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不断降低城镇户籍的福利含量, 逐步让户口与福利脱钩, 探索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也可通过定量化的指标体系进行综合测评, 同时借鉴泰国曼谷城镇化经验, 设计的制度要使民众充分享有选择权, 并通过过渡性制度安排来解决户籍问题。
3.3 健全公共服务制度, 培育良好发展环境
为了使全体居民享受覆盖面广的社会安全网, 不断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这就需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 努力促进城市财力与事权相匹配, 使城镇居民能够“安全、便利和共享”劳动就业、住房保障、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福利, 为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培育良好的发展环境, 进而可以不断实现“安居梦和市民梦”。尤其是对于社会保障问题, 要大力完善和整合社保制度中面临债务缺口大, 部委之间协调不足等“碎片化”问题, 尤其是要提高统筹层次和保障水平、不断扩大社保覆盖面。
3.4 推进行政财金体制改革, 增强发展活力
需要通过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财税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 非农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的协同推进。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条件下, 积极推进城镇化公共治理结构改革, 促进城市科学合理格局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并存、城市群科学布局) , 不断加强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良性互动, 通过市场牵引、建立要素集聚机制, 促进区域内人流、物流、资本流、信息流的集聚以形成坚实的产业基础, 打破地方财政严重依赖卖地筹资的格局, 确保地方财政有稳定可靠的税源, 努力把加强公共服务供给与财政体制改革有效结合, 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并积极构建“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和社会参与”的多层次金融融资体系, 切实解决城镇化建设以及城镇居民创业和置业中的资金短缺问题, 为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4 结语
总之, 发展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大战略, 它不仅可以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内生动力与发展活力, 还可以使城乡居民共享现代文明健康生活。因此, 就需要中国政府积极稳步推进, 使城镇居民能够公平享受到公共服务、确保生活舒适和拥有良好的就业机会、实现资源环境友好和社会的有机融合, 共同推动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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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推进云南特色城镇化 篇11
“美丽乡村” 建设有什么意义呢？
城镇化包括城市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全面的城镇化。云南特色城镇化离不开“美丽乡村”建设，要充分发挥“美丽乡村”建设与城镇建设二者优势，将统筹城乡共同发展、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推动经济发展有机融合，形成优势互补的发展态势，使广大农民能够分享到城镇化的成果，这是走云南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基本要求与必然选择。推进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在于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环境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来增强农村自我发展活力。
云南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特色”在于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有机结合。在发达地区的城镇要自上而下推动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要自下而上发展特色经济。当前广大农村与城镇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个背后核心的问题还是经济支撑、产业支撑、收入支撑的薄弱。“美丽乡村”建设就是要立足本地特色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增加农民的收入，使农民在农村实现富足、体面、舒适的生活状态，真正实现农村城镇化。
如何建设好“美丽乡村”呢？
一是科学规划好“美丽乡村”。要按照科学规划、政府引导、群众自愿、因地制宜、适度集聚、节约用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体现特色的原则，统筹新农村建设整体规划、协调和引导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建设，保护耕地和生态用地，分步建设实施。在规划编制工作过程中，应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尊重群众意愿，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规划符合乡村实际、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二是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根据各自的资源构成和产业重点，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加快形成主导产业和特色经济，努力形成一、二、三产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局面。“美丽乡村”发展必须突出特点、因地制宜，特别是要围绕“一村一品”来做文章、下功夫。将发展的重点放在“特色”二字上，充分依托各地特色資源潜力，因地制宜地发展功能各异的乡村，形成特色突出、个性鲜明、风格独具、内涵丰富的乡村格局，如利用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传统文化优势可以发展旅游经济。要充分利用乡村地理优势、气候优势、物种优势等条件，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技术，通过现代生产经营组织方式，打造有优势、有影响、有竞争力的特色产品，全面提升乡村特色农业的综合效益，持续增加农民收入，不断壮大经济实力，努力走出一条“美丽乡村”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三是继承和发扬乡村传统文化精髓。“美丽乡村”建设应最大程度保留地方特色。一些乡村在发展建设的时候一味追求与城市接轨，反而丧失了最吸引人的地方，发扬传统民族文化应该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美丽乡村”建设既要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对乡村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和利用，充分发掘和保护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古树名木等历史文化遗迹遗存，特别要挖掘和弘扬传统人居文化、农耕文化和山水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思想，培育和建设一批具有浓厚乡土色彩和地方特色的文化项目；又要培育和发展现代文明，优化美化乡村人居环境，建成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有机结合的“美丽乡村”。
党的“十八大”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云南作为“美丽中国”的一部分，加大建设“美丽乡村”的力度，就能够使农村特色产业发展，使农民收入增加，使乡村环境改善，使文化得以传承。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美丽乡村”就在眼前，“美丽云南”就在眼前，“美丽中国”就在眼前！
以此为序。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总规划师 刘学 博士
中国特色城镇化 篇12
城镇化是我国的一个长期战略，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小城镇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有独特的作用。
1. 小城镇在城镇化体系中，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城镇化的主要效果是“规模聚集效应”。在城镇化体系中，小城镇起着“承上起下”的作用。“承上”是指当城市规模过大时，需要在城市之外另行发展小城镇以分散城市规模，而一部分小城镇正是大城市职能扩散的产物;“启下”是指小城镇是城镇化的中间环节，是广大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服务中心。在城镇化过程中，大中城市与小城镇都会遇到自己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困难，比如小城镇发展目前最难解决的是建设资金问题。大中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遇到空间日益狭窄、地价昂贵、劳动成本上升的问题。若把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结合起来，就会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此时，小城镇就成为城市向农村延伸的桥头。小城镇的这种上承大城市下启广大农村的职能作用是其它任何中间环节不可取代的。
2. 小城镇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中，起着轴心的作用。
我国土地辽阔，山区丘陵占相当一部分，农民人口多且居住分散，历史上形成了方圆三五十里有一个小城镇的布局。周围农民到那里赶集购物、出售农产品。基层政权和文化教育设施也多建在小城镇，小城镇成乡头城尾，是城乡之间的一个连接点。作为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结合部，小城镇的轴心作用对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举足轻重。由于小城镇的经济定位于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配套于工农业和农村的服务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以地方资源保障为主体的特色经济，因而既有助于加速城市工业的升级换代和减轻城市资源、环境压力，亦因其适度规模的集聚使分散于农村的人力、财力和物质资源产生应有的规模和集聚经营效应;由于小城镇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普遍较小，基础设施和环保投资不大，因而易于建设和发展;由于小城镇近邻农业和农村，更有助于从资金、技术方面“反哺”农业，从文教卫的规模集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促进农村的发展;亦由于全国为数众多的小城镇“镶嵌”于东西南北中，因而有助于全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小城镇的这种有助于推进我国城乡一体化的职能作用是其他任何中间环节不可取代的。
3. 小城镇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拉动内需的作用。
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经济近30年来的超高速发展。但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的不良循环态势。因而，倡导和推行“居民收入增加——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及循环经济的内需型发展势在必行。扩大内需的根本之道在于持续增加居民可预期的稳定收入。我国城市人口的需求已逐步趋于饱和，要从根本上持续地扩大内需总量，重在改善和提高约2/3小城镇和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满足他们的物质和非物质消费需求。显然，通过加强小城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以促进过剩农业人口的城镇化转移并提高其收入保障下的消费购买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此外，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农村路网、基本农田水利的建设、生态环境改善、文教卫等事业的发展，也必然能够拉动内需的大幅增长，进而促进城市工业产品和服务业剩余能量向乡镇转移。形成一个“城市、集镇和农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的良性循环。小城镇的这种拉动内需的职能作用也是其他任何中间环节不可取代的。
4. 小城镇的发展便于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
我国农村现有2亿多剩余劳动力，是导致中国“三农”问题长期难以有效解决的症结。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引发了日益高涨的“民工潮”，但城市对技术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和安置能力毕竟有限，再加上与城市居住成本、生活习俗的差异和农村家庭的“拖腿”，迫使这些“农民工”只能游历于城乡，既加剧着交通压力又引发了子女教育、老人照顾和夫妻情感等社会问题及农业生产的弱劳化。而由于小城镇与农村之间地缘关系紧密，其城乡之间的半径最短，农民进入小城镇比进入大、中城市付出的机会成本要低得多，遭遇风险之后迁出的成本也低得多，不会出现成规模失业人群集中居住的“贫民窟”和相关的社会不稳定的问题。因而，小城镇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转移的根本出路和有效场所，具有如下优势：一是可以减少剩余劳动力外出的盲目性和过度流动性;二是可以弥补农忙时期劳动力的不足;三是通过农村人口的适度移居，有助于加快全国人口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富裕化进程，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小城镇的这种便于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同样是其它任何中间环节不可取代的。
二、小城镇发展中存在的质量问题
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小城镇在数量上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但在质量和水平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严重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1. 小城镇发展档次低、规模小，功能布局不够合理。
小城镇发展档次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模小。例如2011年山西省长治市县城以下建制镇68个，1万人以上的小城镇只有3座，有20座小城镇人口在5000一7000人之间，其余的小城镇人口在5000人以下。另外从占地规模上看，建成面积多在1平方公里左右。规模不足使小城镇在区域经济组织方面的轴心作用不够突出，难以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二是功能布局不够合理。从宏观方面看，小城镇布局不合理，基本上还处于数量型外延扩张的状况，一哄而上的现象普遍存在，而忽视了发展潜力、区位条件等因素;从微观方面看，小城镇内部分区不明确，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离散性特征。多数小城镇规划的基础设施分布分散，配套程度不高。“骆驼型”城镇较多，条状布局色彩较浓，沿公路而设的市场、沿途乱设摊点，阻碍交通，对小城镇进一步发展的消极影响较大。特别是许多地方尚未形成乡镇企业集中的工业小区，乡镇工业大多插建在居民区之间，既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也妨碍了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活动。
2. 职能结构趋同，产业层次低，支撑能力不强。
我国多数小城镇建设过程中结构趋同问题明显，不仅大结构趋同，各个城镇都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而且小结构也趋同，工业门类齐全，从重工业到轻工业，样样都有，多数镇是小而全、小而散、小而乱，或者同一行业几厂并存。其中，第二产业多是粮油加工、建材等技术含量低的产业，且规模较小，竞争力弱。部分小城镇仅靠一个农贸市场、交通要道或镇政府驻地等优势起家，忽视产业依托，没有形成围绕市场发展的配套加工业，当地资源利用不够充分，持续发展能力不强，集散功能将难以持久。由于一些小城镇二、三产业比例偏低，承载能力小，转移农村劳动力能力不强，削弱了通过小城镇转移农村劳动力、调整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的能力。
3. 资源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部分小城镇发展的瓶颈因素。
由于有些地方对生态环境问题重视不够，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掠夺性开发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突出表现为：一是城镇发展建设不当，对一些重要生态功能用地造成新的破坏，也造成耕地保护与城市建设用地供应的矛盾日趋紧张。二是城镇环境管理跟不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导致污染加剧，再加上城镇周边农村生产和生活污染依然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镇环境质量的改善。三是一部分乡镇企业，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落后，缺乏“三废”治理和环境保护，甚至把在大城市无法立足的污染企业转移到小城镇，使小城镇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4. 相关配套体制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引导性政策措施不配套。
当前小城镇建设存在的一些政策和体制性障碍制约了小城镇的发展，如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小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城乡户籍制度等尚未完善。受上述制度约束，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形式大多数都是采取半工半农，就业者“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流动”不“转移”，导致农村工业与农村城镇化相分离，制约了小城镇的快速发展。
三、多措并举，通过提高小城镇发展质量推进城镇化进程
为了全面提高小城镇发展质量，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必须结合小城镇自身发展的特点，多管齐下，综合采取一系列措施。
1. 科学规划，提高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
科学规划是保证小城镇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提高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必须以规划为依据。随着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落实，小城镇建设也必须对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建设总体规划进行修改，编制符合实际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小城镇的规划一要突出其特色：如城市功能相对简单，在布局上就应当明确地划分出城市功能区，以形成小城镇布局的简明风格。特别是要抓好风貌规划的编制，突出当地风貌特色。二要立足现状、面向未来、发挥优势，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突出经济效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资源共享的原则。三要根据市、区总体规划和当地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依据，重在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体现高起点、高标准。
2. 努力培育支柱产业，增强小城镇发展后劲。
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没有产业的支撑，小城镇是难以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因此，在建设小城镇的同时，必须把培育支柱产业摆到突出的位置。如何打造支撑产业就成了各地小城镇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整合和优化资源，巩固小城镇传统产业。培育支柱产业，必须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和条件，围绕建设工业带动型、商贸流通型、旅游拉动型、资源开发型等各具特色的小城镇，来确定产业发展的重点和建立主导产业。农业资源优势强、经济实力弱的小城镇，应确定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农村服务业为重点。把发展特色经济同建设特色城镇结合起来，把建设农业产业化同培育支柱产业结合起来，通过培育一、二个产业和几个龙头企业，建立起小城镇发展的支柱产业优势。二是引进和扶持新兴产业，全力打造有核心竞争力的支撑产业。应充分利用当地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只要符合安全生产标准和环境保护要求，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通过政策、资金、环境等方面的扶持和优惠，引进和扶持新兴产业。三是发展科技型企业。摒除小城镇只能小打小闹的传统观念，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打造科技型企业。在引进产业时应切实解决好安全、环保及就业问题，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3.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小城镇绿色经济。
随着小城镇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和服务类经济的发展，未来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生活人口需要转移到小城镇集聚，因此，小城镇的发展必须注意对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其一，在确立不同时期经济、人口发展规模和生产、生活方式调控及资源节约策略的基础上，应做好产业、人居和道路、排污管道、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固废集散的空间合理布局。其二，在新老企业中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对于新企业，要从污染源头控制入手。把污染控制同生产过程紧密结合起来，把污染制止在生产过程前或减少最后污染物的排放。对于老企业，要进行必要的工艺改进和设备改造，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严格执行国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大力推行循环经济模式和着力于小水电、生物能源、废弃资源的开发利用。其三，应积极健全法规体系的建设和加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教育，使城镇居民树立起环保意识。其四，统筹小城镇与农村的生态环境建设。因为小城镇镇区人口、经济发展规模较小，周边农村地域开阔和生态景观丰富，为小城镇居民提供了较舒适的生态环境。因此，小城镇不宜建设大片的绿地和自然景观，以节约土地特别是耕地资源。城镇老城区已有的人文景观也具有不可再生性，而且对于展现城镇的历史文明、创造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和人居环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应保护和利用好，严禁破坏。
4. 切实从体制上、政策上消除小城镇发展的障碍。
小城镇处在城市和农村的结合部，既有城市的特点，又有村庄的特征。由于城乡二元制的限制，农村人口不能顺畅自由地向城镇流动，而且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有后顾之忧，出现了大量的候鸟式的季节性商贩而不是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工商企业者，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小城镇发展的规模。因此，必须从打破城乡界限入手，加快小城镇各项社会事业的配套体系建设。一是进一步改革小城镇建设用地制度。在坚持保护耕地、节约用地、合理用地的前提下提倡集约用地。要加大土地收储力度，改进土地供给方式，对商业用地一律挂牌出让，或招标拍卖，以提高土地收益。要妥善解决好中心镇建设用地问题，鼓励通过旧村旧镇改造和土地复垦等方式解决建设用地。二是加快小城镇社会保障建设。建立并不断完善住房、医疗、教育、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险等制度，在小城镇逐步建立起以居民和其所属企业共同负担为主、政府支持为辅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这需要借助政策和中央及地方政府必要的财力支持，大力促进小城镇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科技推广、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供应，以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生活人口向小城镇迁移。在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宜居小城镇的同时，有助于减轻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和加快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实现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
摘要：文章论述了小城镇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分析了小城镇发展中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城镇化作用,科学规划,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人民日报,2007.10.25.
[2].王耀,查敏.小城镇质量战略.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