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教育的中国特色

情境教育的中国特色（精选10篇）

情境教育的中国特色 篇1

今天我非常高兴, 能有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体会。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践行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兼述浙江大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一、浙江大学的教育理念

浙江大学有几样最有名, 其中之一就是浙江大学的校歌。浙大校歌创作于1938年, 由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作词, 应尚能先生作曲。大家知道, 1938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 当时浙江大学举校西迁, 在西迁的路上, 马一浮先生创作了这首校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 抗战自然是主流, 但马一浮先生创作的这首校歌, 竟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 全面体现着一个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所以我们浙江大学的精神, 竺可桢老校长称之为“求是精神”。这个求是精神按照今天来理解, 我们叫做“启尔求真”的科学精神、“开物前民”的创新精神、“无吝于宗”的合作精神、“海纳江河”的开放精神和“树我邦国”的爱国精神。我们这首校歌一共36句, 每一句大都是四个字, 像“启尔求真”“开物前民”“无吝于宗”“海纳江河”“树我邦国”等词都在校歌里, 校歌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思路来表达我们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它一开始叫作“大不自多, 海纳江河”, 也就是说大学它很大, 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多的, 总是像大海一样, 能够接纳各方面的知识、各方面的内容, 各种各样有能力、有思想、有创新才能的人, 新的学科, 那么这个是大学之道的意思。我们大家知道大学的英文叫“university”, 这个“university”的词根“universe”的意思就是宇宙的、大的、全面的、各方面的。所以大学应该是这样的。不能觉得我这个已经足够了, 再也容不得别人了, 这种不是大学的精神。

从教育理念上来讲, 浙大有一脉相承的教育理念, 这种教育理念尤其体现在几位先生身上。

我讲的第一位先生叫林启, 林启任当时杭州知府, 他创建了求是书院, 创建的年代是1897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 中国败给了日本, 签订了《马关条约》。当时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 主张办新学, 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天津大学, 他的前身叫北洋大学堂, 北洋大学堂是1895年创建的。北洋大学堂之后, 1896年又有南洋工学, 1897年又有几所学校, 其中一所就是求是书院。求是书院创办的时候, 林启先生讲:“居今日而图治, 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材, 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也就是说, 中国想要图治, 就要培养人才, 要培养人才, 就要讲究实学。这个“实学”可不是孔孟之道, 要“讲究实学”是林启提出的理念。到了1928年, 当时求是书院经过几次更名, 中间比如叫过第三中山大学, 最后到1928年改名国立浙江大学。

林启先生之后, 要跟各位讲的重要人物是我们的几位老校长。国立浙江大学的首任校长蒋梦麟先生, 他讲:“大学是要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净化之社会。”也就是说, 大学除了培养人以外, 还应该对社会有所贡献。蒋梦麟先生在浙大卸任以后, 担任了北大的校长。在浙大做校长时间最长的是竺可桢先生。1938年, 当时日本已经把上海、杭州都占了, 浙江大学只能西迁。第一步迁到浙江的建德, 然后迁到江西的泰和, 然后再迁到广西的宜山。在广西宜山的开学典礼上竺可桢校长讲:“大学绝不只是培养几个专家、工程师、医生之辈, 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公忠坚毅, 能担当大任, 主持风气, 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2010年的时候, 温家宝总理到浙江大学访问, 和学生进行座谈。他问同学们, 知道不知道竺可桢先生关于纪念王阳明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里, 就说了这句话。竺可桢先生讲:当年的王阳明先生已经五十多岁, 学问很高, 功成名就, 桃李天下。当时朝廷里有人要整他, 就跟皇帝讲他, 于是皇帝就派他到广西去剿匪。那时五十多岁应该算年纪比较大了, 到广西去剿匪, 条件肯定非常艰苦, 而且这明显是朝廷里的小人挑唆的结果。王阳明先生明知道这样一个情况, 但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前往, 因为剿匪毕竟是国家的大事, 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告别了学生, 临别前发表了一篇特别著名的演说。王阳明不但学问好, 军事上也是天才, 名声在外。到了广西以后, 土匪一听他来了, 都害怕了, 打都没打, 就全投降了。完成了朝廷的任务, 王阳明在回朝的路上过世了。竺可桢先生讲, 王阳明先生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 能以国家的事情作为最主要的事情, 是多么伟大的精神。

进入了新时期, 从1988年到1994年, 路甬祥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在这以前, 浙江大学的校训是“求是”, 路校长在他主政期间, 把“求是”校训改成“求是创新”。他讲“求是系治学之本、创新乃科技之源”, 因此我们现在的校训是“求是创新”。我的前任是潘云鹤校长, 潘校长现在在中国工程院工作, 他的理念是造就能从世界大势看问题, 知识、能力、素质俱佳, 智慧独特、坚韧不拔、诚信可靠的各界领导者。因此, 浙江大学培养学生的理念是培养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他们能够看清问题, 能够担当各界领导。这是浙江大学培养学生的目标。

我们现在的教育理念有十六个字, 叫坚持“以人为本, 整合培养, 求是创新, 追求卓越”。以这样的教育理念, 造就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未来领导者。那么我们现在怎样去践行这样一种教育理念, 怎样体现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

我们认为, “以人为本”首先是要以学生为本。从招生开始, 包括招生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都全面考虑到学生。给大家讲一个细节。同学们都是中学生, 中学生在高考过后要报志愿, 报志愿不但要填报学校, 还要填报专业。而我们招生, 并不需要学生报具体专业, 只需要报科目大类。我们一共有7个大类, 有理科、工科、医科、文科, 等等。我们在招生的时候, 是采用大类招生, 第一年是通识教育, 第二年的时候自主定专业, 我们制定的是自主管理的教育系统。这样的一种方案是我们从2008年开始实行的。

“以人为本”不但体现在招生上, 还体现在就业方面。就业是大家关注的重点。这次“两会”上也讲, 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找不着工作, 是不是因为大学培养的人不能适应将来工作的要求, 也就是说你学校培养的人, 其学科结构、知识结构, 有没有问题?我们觉得就业这个问题, 关涉学生、教师、社会三个方面。

每一位同学, 都有对自己爱好产生影响的人, 包括中学老师、自己的父母, 这些人会对你们或者你们自己愿意选择哪些专业产生影响。如果把不同的专业收拢在一起, 就会形成不同的学科结构。同时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教师队伍, 这个教师队伍同样涉及专业与结构。另外还要关注到, 社会对毕业生的要求与需求, 也涉及学科结构。比如今年哪个学科比较热门, 明年或者再过五年, 另外的一个学科将变得比较热门, 等等。因此这三个结构体现了三方面的需求, 它并不完全是重叠的。对于学校来讲, 学校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 应该想办法促进这三种不同的结构互相调整、和谐发展。

以上就是浙大的一个特色, 我们将它定义为浙江大学的本科生院模式。

具体而言, 我们从2008年开始设立本科生院, 以前大部分的学校, 有教务处, 然后有学生工作处, 教务处就是管教学计划, 学生工作处是管学生, 整个教务系统在学校里头是由校长来统管, 而学生系统在学校由党委副书记管理。在浙江大学成立了一个本科生院, 本科生院负责所有学生的工作, 本科生院的院长是管教学的副校长, 本科生院的党工委书记是主管学生的书记。我们前两年基本上以通识教育为主, 然后选择专业, 后两年是采用多个专业, 一共有113个专业并行发展, 所以是一种2+2的模式。前两年学生全部进入“求是学院”。“求是学院”有三个学园, 没有按照专业划分开。三个学园都有很好听的名字, 学生在学园里, 以“宽、专、交”式的教学理念进行学习。

我们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学校全面实行学分制, 而且采用弹性学制, 没有规定每个学期必须选多少课, 只是规定要修够160个学分, 方可毕业。我们规定学生最低160个学分, 但是我们学生的学习热情都很高, 一般到了毕业的时候, 最后大家选的平均数将近是190个学分, 基本上相当于多选了一年的课。

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宽、专、交”。我们希望基础宽。怎样做到“宽”呢?多选两门课就宽了。然后要有专业, 所以也得学一些专业课, 然后还希望能有一些交叉的学科。同学们在这样的理念的熏陶下, 他自然而然就多选了很多这方面的课程。

我们的下一个观点叫“整合培养”。所谓整合培养就是我们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主修和辅修相结合, 课内的和课外的相结合。“整合培养”的英文叫“holistic”, 这个现在在国外的教育理念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词。然后要教育科研、社会服务并重。比如我们的本科生有超过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 在本科生阶段参加一个叫“SRTP”的研究计划, 就是说他在念书的同时也去参与研究。我们每年招收五千多名本科生, 每年参加“SRTP”计划的学生大概有三四千人, 很多学生都愿意在课堂以外参加一些科研, 还参加一些社会服务方面的工作。

我们学校以通识教育为主, 我专门到耶鲁大学去具体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目前的情况和美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 美国的很多大学尤其是著名的私立大学, 基本上只是文理科的, 然后到了研究生阶段, 再分成其他的各个不同专业。而在中国情况不一样, 我们所有的用人单位, 包括企业单位、事业单位, 都不希望招来一个人, 再花一年的时间对他进行专业的培训, 他不愿意出培训的费用。包括有些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公司, 你来一个“通识”他不要, 他要的人就是马上能上手。所以那个时候经常有一个观念说, 我们现在培养的学生到了公司去、到了外国企业不能上手干。这个实际上是这些企业对中国的一个附加的要求。

比如说美国在中国的企业, 他的研发部门、核心管理部门全在别的地方, 这个地方他希望人力资源成本要低, 所以要你马上能上手。包括研究生, 研究生考试实际上是要考专业, 你对企业、事业单位说我是一个通识的, 潜力很大, 但我没有一个具体的专业, 在目前的中国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教育的模式, 前两年以通识教育为主, 后两年以专业教育为主, 采取现在的“一横多纵”的教育体系。

我们要求学生要“宽、专、交”, 知识面要宽, 要有专业, 同时要有一两个交叉学科。“宽、专、交”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需求, 我们中文叫“knowledge、ability、quality”———“知识、能力、素质”, 实际上ability和quality这两个词在英语的意思差不多。从中文你当然能说是能力、素质这两个词, 意思差得很多。所以国外叫做“KSV”, K是knowledge, S是skill, V是value, 你的价值观。他认为学校里价值观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要“知识、能力、价值观”———“KSV”。所以从本质上讲, 和我们的“知识、能力、素质”是非常像的, 但是他好像更把价值观突出出来。而我们一般很少说, 我们是又红又专, 这个我们是说的;德智体全面发展, 这个也是说的;所以他实际上也是有这个。

但是如果我们光要求“宽、专、交”, 也有的时候会产生问题。他说你什么叫宽呢, 知识面要宽, 多学几门;什么叫专呢, 专业也得学好;什么叫交呢, 你还有个交叉学科, 按这样来讲, 你就得学很多东西, 学很多很多课, 可能课就太多了, 就学得不深入, 老师上课时也可能不敢要求同学们, 所以“宽、专、交”是对一般的要求, 但是你真正想培养一个特别优秀的、拔尖的学生, 除了“宽”, 还要“精”;除了“专”, 还要“深”;除了“交一交”, 还要“通”, 要“精、深、通”。所以我们有一个竺可桢学院, 还有一个求是科学班, 在竺可桢学院和求是科学班, 我们还会对学生有“精、深、通”的要求。这是塑造未来的学者和有潜力作为大师的人所要求的。

我们的校训中还有一条是“求是创新”。我校前两年的学生, 全叫做求是学院的学生, 然后我们有一个创新创业班。这个创新创业班的学生, 除了有自己的专业以外, 还要学习怎么能够创业, 怎么能够创新, 怎么能够做出具有可行性的创业的计划, 怎样筹集资金, 怎样率领团队, 等等。这些都是为了培养有国际视野的未来的领导者。

二、浙江大学的基本情况介绍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求是书院, 1928年改名国立浙江大学, 1937年西迁办学, 1998年成立新的浙江大学。应该说, 1952年院系调整, 浙江大学的损失是很大的。当时的128名正教授, 调整完了我们只有32个, 调整之前我们有七个学院, 调整完了只剩下一个学院, 还不全乎。新浙大的组建, 是把在杭州的原来一个学校, 但分开办学了, 现在给他重新合并在一起。所以等于是兄弟们重新聚合在一起, 是一种重归。目前是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前进。

在校生规模, 本科生22000多人, 全部学生是42000人。我们的一个特点是博士生多, 我们有7000名博士生, 博士生的规模是全国最大的。在1998年四校刚合并的时候, 我们每年招8000名本科生, 现在我们每年招5500名学生, 实际上是别人都在扩招, 我们是在缩招, 缩招了三分之一规模, 但是我们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一直在扩大。我们的学科非常全, 这个点、那个点也非常全, 除了军事学以外, 什么都有。

我们的老师有3400人, 现在拥有博士学位的老师的比例已经达到70%以上, 这个数据已经老了。教授里面有15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12名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我们现在千人计划的入选者有29名。

我们学校有5个校区。面积基本上和西湖一样大。西湖是以水而著名的, 浙江大学所有校区的名字都有“水”字:紫金港、西溪这个是水, 华家池这个也是水, 玉泉也是水, 之江也是水。

我们学校的校舍面积是270万平方米, 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有4万学生, 平均一个学生有50平方米的教学科研面积。各类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各种教学中心也很多。各种各样的教学基地, 列在全国高校的第二位。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 有接近600万册书。中国大学的数字图书馆计划, 我们是牵头单位, 我们已经把所有出版发行的中文图书中的200多万种以上都数字化了。这个数字化的过程还在继续进行。

我们学校科研的情况, 2011年的科研经费是27个亿, 全国高校里排名第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 我们也是第二多。专利、科学论文这两个我们都连续三四年是全国第一名。

三、浙江大学的未来发展

我们的总体目标是要在建校120年, 也就是2017年前后, 基本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大学。综合型大学就是说, 我们博士生计划的学科, 基本上全覆盖。我们希望有若干个学科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学科, 有1到3个学科成为原创性成果闻名于世的顶级的学科。

在研究型大学方面, 希望在重要的领域作出重要的贡献。我们希望我们在研究型大学主要的办学指标上能够进入世界上的百强。现在我们有几个数据已经进入百强了。比如刚才讲到了我们科研经费的数目, 现在已经进入前百名。我们的学术影响力, 希望在2020年, 达到100名左右的情况。

我们有暑期交流计划, 争取在最近一两年, 所有的本科生在四年期间能有一次暑期或者其他时候参与出国交流的计划。现在已有超过20%的本科生做到这样, 将来希望达到50%。我们希望绝大多数研究生在他研究生的生涯里头, 起码出去开趟会, 应该有这样的体验。博士生我们希望100%或者出去访学一次, 或者去开一次会。还有出国留学计划, 每年有150名教育部公派博士生的计划。

从国际交流来讲, 我们从不同层面做好工作。从学校这个层面广结朋友, 我们已经和140多所国外的大学签订了框架协议。还要多参加活动, 争取发言权, 我们参加了很多国际组织, 在这些组织里头, 我们都尽量地发挥一些作用, 把中国有关的情况告诉他们。比如大家知道有个《泰晤士报》教育增刊, 总对大学做排名, 去年十一放长假的时候, 他们邀请我去做报告, 就是讲怎么建设世界一流性大学, 我就把中国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他们觉得中国的大学发展非常快, 以后应该在排名上多反映中国的大学。当然我们也请了一些专家来演讲, 比如请杨振宁先生做了一个报告。

浙江大学目前正和新加坡合作, 新加坡现有三所大学, 现正筹办第四所公立大学, 叫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它是从广义的观点上去讨论设计, 是从科技的角度上去讨论设计, 研究科技和设计的结合。这个学校不设院系, 采用新的教育的模式, 新加坡对这个学校特别重视。这个学校要在西方找一个办学合作伙伴, 找到麻省理工学院;要在东方找一个合作伙伴, 找到浙江大学。去年8月份, 我们已经正式签约, 共建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校园的发展。在建设新校区西区的过程中, 我们跟杭州市搞了一个“和谐杭州”示范区。当时因为杭州市计划修一条路, 把我们这个新校区劈成两半。共建“和谐杭州”示范区以后, 杭州市同意把这条路修到地下15米深, 3.6公里长, 从学校底下穿过去, 让上面能够连成一体。

最后, 我们祝天津的年轻才俊到天堂中的浙江大学!谢谢大家!

情境教育的中国特色 篇2

发展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的特色是由职业教育的特殊属性决定的.职业教育比较明显的特色主要体现在职业教育的平民化与社会化上面,在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地方职业教育发展的`目的上,体现在办学的责任主体性和地方行业的差异性上.还要注意职业教育的技术技能性等特色.

作 者：石莹  作者单位：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烟台,264006 刊 名：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英文刊名：CHINA EDUCATION INNOVATION HERALD 年，卷(期)：2009 “”(5) 分类号：G64 关键词：职业教育   现代化   中国特色  

情境教育的中国特色 篇3

关键词：中国特色；人文教育元素；注入和输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4-0255-02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全世界关注的大事。我国政府致力于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构建和谐世界，这就需要建设中外人文交流的平台。建设中外人文交流平台，中国特色人文教育元素的注入及输出是最重要的基础成分。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的注入和输出，有益于中外人文交流平台的建设。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人文教育元素？它的注入和输出有何意义？我们如何注入和输出中国特色人文教育元素？作为大学英语教师，应该在中国特色人文教育元素的注入和输出的实践中有所作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中国特色人文教育元素的概念和教育现状

什么是中国特色人文教育元素？

所谓人文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其实质是人性教育，其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这种精神的养成一般要通过多种途径，包括广博的文化知识滋养、高雅的文化氛围陶冶、优秀的文化传统熏染和深刻的人生实践体验等。中国特色人文教育元素的内容，都体现在“中国特色”这四个字身上。

“中国特色”教育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和教育观对学生进行人性教育，提升学生的人性境界，塑造学生的理想人格，指导学生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其核心就是培育学生的中国特色的人文精神。就国际而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一分为二地输出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实际上，我国国情和世界局势决定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二重属性，其基本观点的核心就是根据接受对象的不同，传输不同的人文教育内涵。

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在国内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和教育观为指导，利用人文教育元素培养和造就一大批英汉两栖的外语人才，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在国外是以孔孟之道和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团结和争取一大批国际知名人士和广大民众，为构建和谐世界、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那么，我们的人文教育元素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当前，我国科技教育元素在经济领域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因而带来了经济建设的腾飞。但是，人文教育元素还未能与科技教育元素比翼齐飞，国内“金钱至上”观念的疯狂滋长，英语强势地位（所谓的“英语霸权”）没有改变，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尘嚣甚上，说明我们的人文教育反应迟缓，还未能及时起到应有的作用。

我们以往对战争中崛起的国家（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人文教育元素研究较多，但对和平中崛起的中国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研究尚属空白。近几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制造的“中国威胁论”花样不断翻新，什么“军事威胁论”、“价值观威胁论“、“经济威胁论”等，这说明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也说明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的价值还没有彰显。

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构建和谐世界都需要发挥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的作用。遗憾的是，我们对人文教育元素作用的认识、研究及利用与形势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也不利于谐世界的构建，不利于我国的和平崛起。

面对国内外如此逼人的形势，作为大学英语教师，在中国特色人文教育元素的注入及输出的实践中应该有所作为。

我们是否考虑在国内的英语教学中试用中英两国语言、文化、历史的对比教学，以强化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对学生进行人性教育，其核心是涵养学生的中国特色的人文精神，这有助于学生人性境界的提升，理想人格的塑造，个人价值的实现。人文教育对人的价值观取向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和教育观培养造外语专业人才，符合我国的长远的国际战略，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益于构建和谐世界的大格局。

在国外的汉语教学和学术交流中输出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让西方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知晓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理解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最终支持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形成最广泛的构建和谐世界、维护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崛起的中国要安全的外部环境，需要可持续发展的宝贵时间和战略空间，构建和谐世界，维护世界和平，输出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是否考虑将培育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作为一项重大课题，在认真探析理论的基础上，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教学力量和教育资源进入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注入和输出，以求使外语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更好地为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世界服务。

二、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在注入和输出中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的注入和输出作用何在，意义几何，我们究竟应该具体怎样做呢？这涉及到我们国内的英语教学和国际的人文交流，以及人文教育元素的性质等诸多问题。

首先在国内的英语教学中注入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试用英汉对比法教学，要讲英语句法的严谨，也要对比讲汉语句法的简洁；讲英美文学史要介绍雪莱诗句的火热激情，也要对比讲李白诗句的浪漫豪放；讲英美历史要介绍华盛顿为国忘我的无私，也要对比讲毛泽东“环球同此凉热”的崇高；讲美国的人本主义的“人权”，也要对比讲中国特色的民主。英汉对比教学，要旁证博引，妙趣横生，这样才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最重要的是让学生体会到祖国的语言、文化、历史与现实的美好，以陶冶其爱国情操，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立志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世界。有一种说法：学英语是为了跨文化交际，但还没有说到根子上，应该提升为：跨文化交际是为了构建和谐世界。通过语言、文化及历史等诸多角度多方面地进行对比教学，潜移默化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和爱国主义的人文教育，有助于培养造就一大批热爱祖国文化、通晓西方文明的英汉兼通人才，这是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所必需的。

要在国外的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或学术交流中，输出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比如孔子的“仁”与“和为贵”思想，展示中国人民愿意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与热爱和平的愿望；介绍孟子的“君轻民重”与“利轻义重”，诠释中国式的民主与人权观念；介绍老子的“无为”，展示中国宁静深邃的处世哲理；孟子的“舍身取义”，彰显中华民族面对强敌，为了正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通过这些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工具就是汉语与英语），让西方的政要、精英以及人民都知道，中华民族向来是与人为善、以邻为亲的可爱民族，从道德到文化，从历史到传统，从现实到未来，从来都不是一个具有侵略性和威胁性的民族。这是我们争取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战略空间，构建和谐世界，维护世界和平所必需的。

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中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二重性。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的内涵极其丰富，它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教育观、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分为二的方法论以及人文领域的语言、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这就要求我们要努力学习，认真研究。在国内注重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灌输，同时向国外输出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为了加强科技文化交流，我们没有把西方人文教育元素拒之门外，但是只有接受没有输出是不对等的。要想建设和谐社会，维护世界和平，就要内外有别地注入和输出不同形式的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注入和输出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是建设中外人文交流平台的关键。

我们还要充分认识到，我们的中国特色人文教育元素与西方某些国家灌输的“民主、人权”的人文教育元素有着本质的区别，意义和作用也截然不同。

老牌的帝国主义者以“上帝”的名义进行殖民侵略，曾使多少国家陷入贫穷和落后的悲惨境地，现在又输出“颜色革命”，导致许多国家陷入战乱，比如叙利亚、利比亚、乌克兰。由于较早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加上二战的影响，让美国成了世界新霸主。虽然美国对世界经济、文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它也对世界的和平稳定造成许多不良影响。而中国特色人文教育元素的注入和输出，对内追求的是社会和谐，对外争取的是世界和平，我们的人文教育理念更加实现，将给世界带来幸福和光明。中国特色人文教育元素是纯洁无暇的，中国特色人文教育的目的是高尚无私的，中国特色人文教育理念是一面鲜艳的旗帜，将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

三、注入和输出中国特色人文教育元素的思路和方法

要想注入和输出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就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和教育观为指导，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的核心概念，并使其成为教育理论的的创新点。要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分析运用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最终让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为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世界的国策服务。这是我们探析注入和输出中国特色人文教育元素的基本思路。

探析的主要方法就是运用马克思的科学发展观和教育观及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赋予人文教育元素以中国特色，形成我国教育理论的的创新点。这个创新点由实践性很强的三个探析假设组成：

1.在国内试行英汉文化对比教学法，以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马克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和英汉兼通的外语人才，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2.向国际输出中国特色的人文主义教育元素，在汉语教学和学术交流中要借助孔孟之道与中国的历史文化，重点说明中国不是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和为贵”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基础。争取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构建和谐世界努力。

3.在实践中丰富创新点、夯实创新点，发展创新点，以英语教学为平台，运用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进行教改实践。通过孔子学院教汉语或学者访问进行实地调查，进行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的输出实践。

我们要明确重点：研究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和教育观为指导，在外语教学中实行英汉对比教学，以求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中国人文精神的英汉两栖人才，效力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事业。研究输出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在国际的汉语讲学和学术交流中讲中华文明、文化、历史，讲孔孟之道，以求结成最广泛的构建和谐世界的国际统一战线，支持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合理主张。

我们要抓住难点：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的注入需要足够的时间，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的输出需要必要的条件，时间要争取，条件要创造。首先要动起来，在英汉对比教学实践中注入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不断总结经验。接着要走出去，要到国外孔子学院输出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最后要坐下来，定期讨论，认真总结，形成理论。重视实践中反馈的信息，丰富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的内容。理论的创新必然来自注入和输出中国特色的人文教育元素实践。

在实践中总结理论，再用理论指导实践，是我们注入及输出中国特色人文教育元素的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朱自清.文学经典常谈[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2〕张文鸯.浅论综合性大学人文精神的重建[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3）.

〔3〕李利民.人文素质教育需要思考的三个问题[J].理工高教研究，2002，（4）.

〔4〕杨叔子.德治、育人、人格[J].高等教育研究，2002，（5）：6-9.

〔5〕栾英.浅谈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对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意义[J].辽宁科技学院学报，2008，（4）.

情境教育的中国特色 篇4

教育部连续21年进行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 一定程度上能够反应现今大学生的思想状况, 根据2012年调查, 教育部虽然没有公布该调查报告的全文, 但是其发布的调查结果新闻公告称, “当前大学生整体心态较平和, 认识判断比较理性, 能够较为客观、理智地观察分析问题。”该公告声称当前高校学生思想主流继续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 把“追求理想信念”作为入党动机的学生比例, 比2011年高出8.3个百分点, 连续三年排在入党动机的首位。

教育部的调查显示了当今大学生思想觉悟提高, 越来越重视树立科学的理想。我认为理想是与现实相对的, 立足于社会现实, 是关于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高远的、合理的、积极的追求, 是人的主观需要与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相结合的产物。理想具有强烈的主观性, 同时又受到社会现实的制约, 并最终通过实践来实现。大学生青年有无理想甚至理想是否高尚、远大决定着大学生精神境界以至于影响他们的人生。大学生青年处于人生的特殊时期, 决定了其理想的特殊性、重要性, 在这一阶段他们要确定未来的生活、工作的目标和方向, 是成才与否的重要时机。这就决定了大学生理想教育在大学生德育中重要的地位。

虽然教育部的调查结果令人欣慰, 但是教育现实依然不容乐观。大学生群体的年龄特征、心理特点、社会阅历不深以及思想方法的片面性造成了他们的理想层次较低、缺乏社会理想, 这固然是他们的“不成熟”引起的, 但我认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社会、在于教育。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中谈到影响个人生活的社会力量时, “看似微观层面的个人问题, 常常源于宏观结构上的社会问题。社会学家强调指出, 社会造成了在许多个人相互关系中的日常问题 (失范) , 也带来了我们如何界定和感受自身的混乱 (异化) 。”[1]当前德育主要是通过学校来实行的, 但是现实不容乐观。

对德育不够重视, 知识精英教育让理想无处安放。我国的教育通过为学生设定较长的学期时间、设置严格的课程、布置较多的家庭作业来追求学业上的高分数, 学校也以高分数作为衡量和奖励学生的标准, 德育在这种教育模式中不受重视, 在学生眼中变成获得学分的必修课程也就不足为怪。弊端显而易见, 着不仅扼杀了学生的个性, 使学生失去了发展理想的空间, 让理想教育变成一纸空谈, 严重影响大学生成才;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恶性竞争、心理失衡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 从二十年前的“清华投毒案”到最近发生的“复旦投毒案”, 而且根据相关调查显示现代大学宿舍难以“和谐”, 以上种种值得我们反思现代教育模式。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造成是失落感伤害着大学生, 单凭学校德育无法弥补。中学的努力使得现代青年终于实现了步入象牙塔的理想, 转而树立了成才的理想, 但是随之而来的严峻的就业形势、各种社会不公平现象迫使他们向现实妥协放弃曾经的理想转而决定务实甚至庸庸碌碌一生。其中虽然有大学生好高骛远等原因, 但也绝不是通过学校德育, 简单去分析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就能解决。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教育大学生要认清分析现实, 另一方面更需要国家、社会、个人的多方面协调努力。

理想教育没有针对性也是导致教育效果不佳的一个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表明, 矛盾具有特殊性, 不同事物有不同的矛盾, 同一事物在发展的不同过程和不同阶段上有不同的矛盾, 同一事物的不同矛盾、同一矛盾的两个不同方面也各有其特殊性。理想教育要有针对性, 对不同层次、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的人进行区别教育。“理想教育的层次原则, 来自社会需要的层次性”, “来自于教育对象即社会人群能力和素养的层次性”。[2]社会的需要是大学生成才的动力, 理想教育应当符合大学生成才的要求, 针对大学生中不同群体展开。对大学生中的党员和先进分子应当采取高要求, 而对一般同学作一般要求, 但是现在的理想教育实行“一刀切”, 不顾特殊性。

2“中国梦”教育是加强大学生理想教育的新契机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等精神都重点阐述了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随后互联网上形成了一次次“中国梦”为主题的讨论, 大学生青年留下了把个人成长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信念。采用各种形式进行“中国梦”教育。各地纷纷开展“中国梦”学习宣传教育工作。大学生理想教育存在种种不理想的现实状况, 而树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尚理想是“中国梦”的教育的应有之义, 所以, 应当抓住这个机遇改善大学生理想教育。

“中国梦”教育首先要明确“中国梦”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1) 可见“中国梦”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 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奋斗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中国梦”不同于“美国梦”, 美国梦是强调一个人只要辛勤工作就能获得体面的生活, 这源于百年前的美国是未经开发的处女地, 需要通过鼓励人们“勤劳致富”来拓荒发展, “美国梦”是吸引移民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美国梦”的背后是对财富的追逐, 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各种手段以至于不法手段力求迅速致富, 而且“美国梦”成了美国政府推行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代表, “美国梦”也变成了粉碎他国梦想的机器, “美国梦”的吸引力越来越小。

“中国梦”的内涵相比“美国梦”要丰富得多。“中国梦”的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伟大复兴是全面的复兴, 是“五位一体”的复兴, 中国不但要建成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物质文明, 还要建成更高的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 为人类的文明开辟新的境界。”

“中国梦”强调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人民群众构成了社会, 更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是历史的创造者。“美国梦”强调的是实现个人价值, 但是“中国梦”的理想是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这就在价值层面上增加了“中国梦”的吸引力。

“中国梦”相较“美国梦”的另一个明显不同在于, 中国一直用实际行动表明推行“和平崛起”。奉行的是和平主义、多边主义, 主张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多极化发展, 而非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 推行“普世价值”。

中国梦”教育其次要明确“中国梦”是怎样实现的。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 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1)

总之, “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最佳体现。首先“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应当有的理想, 要求我们将个人的奋斗与民族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 在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团结奋斗。第二, “中国梦”是有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支持、有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有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基础和可靠保障的。第三, 不断凝聚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制度力量、文化力量。第四, 我们要意识到实现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要认识到使命的艰巨性和繁重性, 要做好随时面对挑战和阻碍的心理准备。

在大学生中间开展“中国梦”的教育核心就是要帮大学生树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现在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着重个人理想轻社想的现象。理想有很多种, 具体分类见图1。而“中国梦”的理想从分类上讲属于科学理想、崇高理想、长远理想、社会理想、政治理想。根据大学生理想教育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大学生的“中国梦”教育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 正确对待大学生的个人理想, 实现个人理想与“中国梦”的统一。个人理想是理想教育的基础和逻辑起点, 对个人理想的漠视甚至排斥都是错误的。大学理想教育应当立足于大学生的实际和需要, 尊重个人的发展, 合理引导大学生树立个人理想, 从而为树立“中国梦”的社会了理想作坚实的基础。必须要扭转过去片面强调社会理想的教育思想, 要认识到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都是理想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并且首先进行个人教育。

第二, 全民德育, 整合学校、家庭、社会、政府等各种力量对大学生施加影响。首先, 家庭在一个人成长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大学生受家庭影响形成的价值观会影响其终生。学校不仅是教授文化知识的场所, 更是传播人生观、价值观的中介。政府通过行政行为、推行政策、方针对大学生展示政治态度促使大学生形成政治信仰。再有就是“通过大众媒体宣传和公共环境的营造, 以情境熏染的方式来进行。”[3]

第三, 注重“中国梦”的实践教育。单凭“灌输”难以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真正有效的教育方式必须让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成果, 从而提升思想境界。与中国相比, 其他国家德育十分注重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服务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 以“中国梦”引导中国特色大学生理想教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中国梦”内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具体化。

“我国传统的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充满了封建专制的倾向, 其核心是强调强制与顺从, 而不是创造与自立。”[4]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观点是物质决定意识, 人不能摆脱他所在时代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因此, 中国现代德育体系深受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影响充满了封建性。具体在理想教育领域, 我国古代并没有“理想”这一说法, 古人所用的“立志”与“理想”有相近之义。子曰:“吾十五而有志于学。”圣人孔子把立志学习作为一生的起点, 也是成人的标志。“志”激励人奋进的动力,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谓是古人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相结合的典范。但是优秀的传统思想在现代受到了曲解, 例如“学而优则仕”, 本意是学无止境, 把学到的知识通过做官加以利用, 是个学以致用的过程, 但是今人却断章取义把其与考公务员联系在一起, 这是十分错误的,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综观我国德育现状, 教育方式上仍然以“灌输”为主, 侧重于学、思式的修身养性, 以及树立榜样, 企图“复制”道德模式, 具体教育方法僵化教条, 容易漠视受教育对象的自尊、自主, 加之没有设立专门的德育机构、教育者的素质不高、专业化太低。以上综合导致了我国德育效果较差。

中国特色大学生理想教育, 在我看来, 最突出的特点即, 教育目标和内容是树立共产主义为最高社会理想, 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尊重大学生个人理想, 区分具体情况, 因材施教, 综合运用多种科学合理的教育手段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

通过前文的论述, 我们知道当前大学生德育必须抓住大学生思想变化的脉搏, 紧密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以及成才的现实需要, 以理想教育为核心,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 而现阶段要好好利用全国普遍开展“中国梦”教育这一契机。综合上文的分析和总结, 现提出用“中国梦”引领中国特色大学生理想教育具体途径。

第一, 在学校里设立专门的大学生德育机构。通过搜集、浏览相关的文献及学校德育成果可知, 现代学校德育组织机构多在中小学中设立, 大学中尚未设立针对大学生青年的专门机构。大学德育主要通过课堂教学来实现, 在部分学校设立了心理咨询机构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以健全学生人格, 但是也不能代替专门机构的作用。没有具体机构的组织管理, 只凭教育相关部门的文件约束或者课堂老师的知识灌输显然是不够的。这个机构应当为“中国梦”教育引领的大学生理想教育的实施制定具体细则, 例如制定教育目标、确定教育手段等等。

第二, “中国梦”教育关键靠教师队伍的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提高。大学德育教师是理想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在大学生理想教育中具有主导作用、是教学活动的根本保障。要增强大学生理想教育实效性, 关键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建立一支高素质、结构合理的德育教师队伍。目前, 高校德育教师队伍成分复杂、素质参差不齐, 整体质量偏低, 队伍结构不合理的情况较为普遍。针对这种情况, 高校领导班子应当根据本校的实际合理调整教师队伍结构, 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师队伍管理激励评价机制、优秀教师的选拔任用机制来提升教师的责任心和工作积极性, 对教师进行“中国梦”教育专题培训学习, 建立网络互动平台, 鼓励教师互相交流, 取长补短, 促进教学质量进步, 保证思政课教师的整体素质能有显著的提高, 从而增强理想教育的实效性。

第三, “中国梦”教育需要课堂教育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利用网络等新兴载体, 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中国梦”的具体内容应当是丰富的, 所以就课堂理论教学而言, 除了传统的“灌输”, 还应当注重各学科的渗透, 特别是在音乐、绘画等艺术美学课程中进行渗透。研究西方德育方法可知, 西方注重课堂理论教育的同时, 还通过形形色色的社会实践活动来辅助教学, 效果良好。通过课外活动和社会服务, 可以弥补课堂教育的不足, 这些活动例如参观复兴之路主题展览, 通过具体的材料和事实可以帮助学生加强对“中国梦”的理解。例如首都百万师生微党课自从2012年10月份开通微博已经博得广大师生的关注, 可以作为“中国梦”教育的新兴载体。

培育“四有”新人, 理想尤为重要。根据教育部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查, 大学生理想状况的总体上是令人欣慰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今社会各类思想良莠不齐, 尤其是西方所谓“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英雄主义”通过好莱坞电影、音乐等文化载体对现代大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轻视。目前实施大学生理想教育要求深入宣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大意义、本质要求和实践路径, 为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摘要：理想是大学生成才的精神动力。针对现在大学生中存在理想多元化的情形, 应当重视理想教育在大学生德育中的作用。本文对大学生理想教育的现实进行分析, 提出“中国梦”教育是加强大学生理想教育的新契机, 进而对中国特色大学生理想教育新探索。

关键词：“中国梦”教育,大学生,理想教育

参考文献

[1]文森特·帕里罗.当代社会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1:33.

[2]王柏棣, 王英杰.大学生理想教育应遵循的三个原则[N].光明日报, 2010-3-21 (第007版理论综合) .

[3]胡建.我国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对美国思想道德教育方法借鉴[D].重庆:西南大学, 2006, 7.

情境教育的中国特色 篇5

[论文关键词]构建;体育;远程教育;教育模式;教育体系

现代远程教育是通过音频、视频(直播或录相)以及包括实时和非实时在内的计算机技术把课程传送到校园外的教育，[1]它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架起了一个无限开放的平台，创造了不受地域和时空限制的学习方式，使全人类的学习进行着一次彻底的变革和解放，正迅速地改变着传统教育。这种新型教育模式将信息技术融于教育，使不同工作和生活条件、不同学习要求的公民都有机会参加学习，可以全方位地为各类社会成员提供教育服务。现代远程教育在继续教育、终身教育方面具有无以伦比的优势。

因此，在体育教育领域，借助现代远程教育，就能够为数以万计的体育工作者(如教师、教练员、社会指导员、科技工作者等)适时更新知识;为日益增长的大众体育人口直接提供指导，真正意义上实现为每一位公民体育进行继续教育、终身教育。

可见，构建体育现代远程教育体系是时代的要求，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本文根据我国国情，就怎样才能建构高效实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体育远程教育体系问题，以及如何加快建立这一现代远程教育体系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技术方案上应采取同步远程教育与异步远程教育模式并重发展的格局

目前对于远程教育的研究集中在两个领域：基于Web的远程教育和基于视频会议系统的实时远程教育。在基于Web的方式下.教学内容以课件的形式放在Web服务器上，学习者可以在任何地点独立地学习，方便地获得资料讲义，就称之为以学生为中心的异步远程教育模式(如图1所示)。实时远程教育是利用视频会议系统传输视频和音频，构建一种分布式的教室，教师和学生在不同的地域上能实现实时地交流，完成教学任务就称之为面向教师的同步远程教育模式(如图2所示)。 同步远程教育的“教与学”必须同时进行，属于现场直播方式。异步远程教育则不受此限制，学员可通过卫星(无线联网)、有线电视(视讯宽带网)或Internet等多种方式，随时随地点播远程教育中心的视频授课内容进行自主学习。异步远程教育模式明显优于同步远程教育，代表着现代远程教育模式发展的`方向。

可是，异步远程教育模式主要靠计算机网络传输，并受带宽的限制。而我国目前网络建设与发展仅限于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例如。注册域名的地域分布仅北京、上海和广卅l三地就占全国的58.39/6，西部12省仅占8.8;www站点的地域分布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就占全国的46.5，西部12省仅占12.6;用户的文化程度大专以上占62.5，学生占23，上网人员大多集中在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专业技术部门和党政管理机关，广大农村和中西部贫困地区还不通网络。在教育部批准的45所网上大学(Virtualuni―versity)中，西部地区只有6所;国内上网中小学共361所，而两部地区只有56所]。所以，在目前仅开展异步远程教育存在着覆盖面窄，难以满足社会需要的现实。

鉴于此，在技术方案上应采取同步远程教育与异步远程教育模式并重发展的思路，形成异步远程教育模式为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服务(即主要靠发达计算机网络传输接受教育)、同步远程教育为边缘农村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服务(即主要靠在边缘农村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设立远程教育中心的远程校外站，有组织地同步收看通过卫星传送的教师授课内容接受教育)的格局，从而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对体育教育的需求。获得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平等权利，使不同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差距进一步缩小。

2在软件和网络资源开发制作上应走联合之路

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建设是基础，软件和资源建设是核心。如果说硬件环境即网络是“路”，那么，教育用软件平台就是“车”，教学资源即为“货”。从这个意义上说，软件和教育资源的建设更重要。而教学软件和资源建设的内涵十分丰富、宽广，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避免重复建设特别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建设，使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开发出高质量、高水平，内涵丰富的教育资源，我国现代体育远程教育建设之初就应走联合之路，从一开始就使我国的现代体育远程教育在软件和教育资源建设上走向科学、系统、规范的轨道。

3在教育资源的使用上实行高度共享

对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新认识 篇6

一、对定位和办学方针的认识

高职教育培养“一线人才”的定位和“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已毋庸置疑, 但对其内涵则应该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

1. “一线”定位具有岗位的纵向对应特性和岗位的横向扩展特性。

从专业需求来看, 一线岗位的纵向对应有技术管理岗位和技术工人岗位。高职教育定位在一线管理岗位还是技术工人岗位, 应视是否需要全面、深入掌握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而定。例如施工企业中工程项目经理部就是典型的“一线”, 其中管理岗位有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造价员、材料员、资料员等, 技术工人岗位有初、中、高各技术级别的砌筑工、钢筋工、抹灰工、架子工等。土建类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定位不是技术工人, 而是以培养高级施工技术和管理人才为主, 其培养的人才初次就业岗位主要是施工员、造价员、测量员、质量员、安全员等一线技术及管理工作岗位[1] 。机械制造企业中机械加工车间也是典型的“一线”, 机床操作工人更是一线岗位, 由于数控机床的操作需要更深入的专业基础理论, 其操作技能中具有较高的智能含量, 所以数控技术、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等制造类高职教育的定位可以是数控机床、数控铣床、加工中心等数控设备的操作工人岗位。

从社会需求、行业需求来看, 一线岗位的横向扩展则面向同行业的不同企业, 甚至面向不同的行业, 面向全社会。

2. “以服务为宗旨”中, 服务的对象是国民经济建设。

高职教育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 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专业设置要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现时及中长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要有全局观, 面向全社会;二是高职院校的科研、技术咨询、对从业者的在职培训要重点服务于区域经济建设;三是高职教育本身的发展要跟上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四是高职教育要为人们接受终身教育的愿望服务, 使之与“高职教育是实现终身教育的重要途径”这一理念以及使受教育者能够接受更高层次职业教育的“人性化”理念相符。

从后两层含义来看, 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专科层次。完善高职教育层次结构, 发展高职本科教育不仅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需要, 也是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

3. “以就业为导向”中, 就业不单单指初次就业。

“以就业为导向”的本质含义是高职院校要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 面向社会、面向市场、面向产业、面向行业办学, 培养职业素质高的、职业适应性强的人才。职业适应性强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工作能力强, 能胜任初次就业一线岗位的工作;二是就业能力、职业迁移能力强, 能够在不同的企业从事所学会的职业, 能从事在性质上与该职业有亲缘关系的其他职业活动, 能够灵活地适应新的劳动结构、生产方式和工艺方法, 能够通过培训与自我提高从事理论和技术含量更高的职业, 例如土建类、制造类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在取得注册建造师、造价师、机械工程师等执业资格后, 他们将从事更高层次岗位的工作。因此人才培养不能局限于初次就业, 还应考虑人才的岗位转换、职业迁移情况, 将培养重点放在职业素质上。

二、对培养目标的认识

我国提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依据是人才类型的划分。一般认为从工作性质来看, 社会人才类型可以分为两种, 即学术型与应用型。按工程技术人才结构“阶梯形”模式, 应用型人才又可分为工程型、技术型和技能型。工程型人才主要应用专业理论知识进行工作, 技术型、技能型人才主要在基层应用智力技能和操作技能进行工作, 所以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表述有以下几种:“培养高技能型人才”、“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和“培养高等技术技能型人才”。这些培养目标都具有鲜明的“基层岗位性”的特点。

上述人才类型的划分不是人才层次的划分, 认为不同类型的人才只是从事的具体工作不同, 所需理论知识的多少和操作技能的强弱不同而已, 并没有层次的高低之分。但我国的实际情况是, 工程型人才都由本科或本科以上的教育机构培养, 而技术型 (包括部分技能型) 人才因没有高职本科只能由专科院校培养。因此, 技术型、技能型这样的培养目标也具有鲜明的“层次性”特点。

培养目标的“基层岗位性”和“层次性”最终将高职教育定位在了“岗位培训”上, 培养的人才职业适应性不强, 不能完全满足社会、行业、企业的需要。

实际上, 无论是岗位、职业还是人才类型, 都是可以转换的, 这种转换在当今社会已成为常态, 极端的例子是个别毕业生甚至刚进入企业就从事了专业不对口的工作。毕业生岗位、职业的转换除了自我选择之外, 更多的是接受了企业的安排。这说明, 企业不完全是根据某专业培养目标中所表述的“培养从事某项工作、就业某个岗位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来选择和使用人才, “层次性”和“岗位性”对企业来说并不是重要参考。而不管是哪一类人才, 通常一开始都要被放到基层接受锻炼, 所以“基层性”对企业来说也没有多少意义。可见在我国, 企业所关注的人才特性与我们培养人才所关注的层次性、基层性、岗位性有较大差异。

在我国选择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 学生在专科和本科阶段接受的教育实质上是职业素质的教育。职业素质是劳动者对社会职业了解与适应能力的一种综合体现, 主要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思想及道德素质、科技文化素质、审美素质、专业素质、社会交往和适应素质、学习和创新方面的素质。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讲, 对人才的评价是基于个体差异原理、工作差异原理和人岗匹配原理, 根据这些原理, 企业所关注的正是上述职业素质中八种分类素质的组合差异, 由此差异来选择和使用不同的人才。加拿大卡里布大学的詹妮弗·杨教授在1997年南非召开的第10次世界合作教育大会的理事会上, 作了一项针对雇主的国际比较研究的总结报告。在该研究的一项调查中, 列出了21种品质征求雇主对其重要性的看法, 结果排在前面得分较高的品质有:团队精神, 积极性, 学习能力, 适应能力, 口头表达能力, 交际能力, 知识应用能力, 写作能力, 责任心, 判断思维能力。可以看出, 雇主最看重的还是职业素质, 而且是那些从事不同职业都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2]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的报告中也指出:“不应该培养人们终身固守在一个岗位上, 而应该培养青年和成人在工作岗位上不断流动的可能性以及继续学习和接受培训的欲望”。

因此, 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应定位在职业素质的培养上。考虑到所学专业是职业素质培养的平台, 所以培养目标可表述为“培养掌握专业理论和技能, 面向行业和社会的具有良好职业素质的人才”。这一目标培养的人才不仅能适应不同岗位、不同职业工作的需要, 具有较强的职业适应性, 更好地为企业所用, 也与上面对高职教育定位和办学方针的认识相一致。

三、对课程体系的认识

按常规, 课程体系有两种分类, 一是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技术课, 一是必修课、限选课、任选课;按现代高职课程的基本概念, 课程体系由告知性课程、识记性课程、操作性课程三类不同性质的课程多元整合组成, 其中包含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媒体等内容, 在整合的基础上可以形成新的课程体系, 如学科复合型课程、综合知识型课程、技术工艺型课程。还有近年来提出的其他一些课程体系, 如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体系, 以陈忠林的“三元学分制”为载体构建的理论知识课程、专业技能课程和综合素质课程的课程体系等。

无论怎样划分课程体系, 最根本的还是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个课程体系。对这两个课程体系, 有以下一些认识。

1. 课程设置要紧扣培养目标, 以培养良好职业素质为核心, 既要考虑为受教育者从事的第一个工作提供充分的专业上的准备, 又要考虑受教育者能多次就业、转岗的需要, 因此课程设置应坚持“宽基础、多方向、强技能”的原则。

2. 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两者的地位是等同的, 没有理由认为理论课程的重要性不如实践课程。对下面关于高职理论课程的两个观点应该重新认识:一是认为高职教育中理论知识应以“必需、够用”为度, 其原始含义是理论知识只要简单地满足岗位需要即可。实际上, 哪些是必需的, 多少才够用, 不仅要依据培养目标而定, 而且还要依据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而定。理论知识的设定既要有一定的职业指向, 又要使学生获得一定的学术基础, 专业性和学术性齐头并进, 让学生不仅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 还知道“是什么”和“为什么”, 以适应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职业内涵不断更新、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变化[3] 。二是认为理论课程不能是学科体系, 认为学科体系的教学严重脱离实际需要, 解决办法是要么将不同学科的理论进行筛选、整合, 要么将某一学科的知识解体、拆散, 像撒胡椒面一样撒到所需要的课程当中。这是对学科体系的误解, 工科院校中呈学科体系的理论课程完全来源于实践, 不仅能直接用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其知识的完整性和理论的系统性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术基础和科学思维, 也有助于学生寻求有效的学习方法、养成正确的学习习惯。有趣的是, 企业对学科体系的理论课程非常认同, 某校企合作开办的专业, 在企业提供的课程表中, “力学”、“电工电子技术”、“机械工程材料”这样的学科性课程赫然在目, 一些企业员工培训的16门课程中, 有13门是学科性课程。所以, 当符合培养目标要求时, 学科体系的理论课程是完全可以采用的。

3. 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平行设置、交叉设置、理实一体高度融合都是可以的, 如何设置应以有效达成培养目标为前提。

4. 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程之间的学分比例或学时比例不能一刀切地规定一个统一的下限值。专业不同、面对的行业不同, 所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内容构成是不同的, 因此两类课程之间的学分比例或学时比例也不应相同。

5. 实践课程不能片面理解为只是单一的工种操作训练。高职教育中一些专业的工种训练是为学生将要从事的行业、职业做感性认知准备的, 并不是要将其训练成该工种的操作能手。对多数专业来说, 针对行业、职业 (群) 的单项设计、综合训练才是实践课程的重要内容。

6. “顶岗实习”这一名称是有问题的。能“顶岗”, 即能独立完成岗位工作, 就不是“实习”, 而是已经“上岗”;既然是“实习”, 即在师傅的带领和指导下工作, 就不是“顶岗”。所以以前使用的“毕业实习”、“岗位实习”这些术语才是对毕业前到企业实习这一实践课程的准确描述。

四、对办学模式的认识

产学合作教育是我国高职教育最有效的办学模式, 这在教育界已形成共识。对产学合作的研究涉及面相当广泛, 从概念与内涵、理论与实践、现状与机制、问题与对策, 到法律法规、合作主体、政府行为、典型模式、影响因素及相互关系、国外合作教育的发展与启示等等, 不一而足。但是, 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研究均出自教育界, 实践中也是教育界积极主动, 企业界无动于衷, 典型的剃头挑子一头热。个中缘由,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 主要是法律法规不健全、合作机制有障碍。

产学合作组织系统中的成员包括高职院校、企业、政府、行业协会等。在我国, 院校和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是两个相互无关的独立系统, 要使两者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 需要政府充当纽带角色。政府可以通过资助和制定政策来支持企业的发展并开展产学合作, 可以通过制定符合社会需要的职业教育方针和评估办法来规范职业院校的发展和促进产学合作。行业协会则站在行业的高度, 通过收集并发布人才需求信息, 建立全行业统一的、与国家职业资格框架相衔接的职业教育标准, 制订具有指导性的课程体系, 协助、指导各院校的职业资格认定工作, 向企业传导院校人才培养的情况, 来沟通校企双方的关系, 促成产学合作[4] 。

因此, 互利互补、稳定长效的产学合作机制只有在政府、院校、企业、行业协会共同参与的“官产学结合”模式下才能得以顺利和完整构建。我国一些地区建立的职业教育集团就是“官产学结合”的产物, 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办学模式, 如以城带乡、三段培养的“海南模式”, 行业为主、城乡联合的“河南模式”,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天津模式”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官校企行四方联动, 产学创用立体推进”的开放办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中, 学校为主体, 政府、行业、企业共同参与, 政府在专业发展、产业发展、人才政策等方面实行整体引导, 制定相关政策、法规, 通过教育指导委员会等机构与学校弹性连接;学校按功能和使命自主办学、开放办学;学校、企业因地制宜适度合作, 资源共享, 互惠互利, 共同实施和完成教育教学过程;行业协会以行业标准、规范等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发挥指导作用, 与院校密切互动, 共同开发行业标准、规范等。

所以, “官产学结合”是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学合作的最佳模式。希望不久能看到有部委级部门加入的跨区域“官产学结合”的产学合作模式的出现。

参考文献

[1]吴泽, 李辉.论中国特色高等建筑职业教育[J].当代职业教育, 2010, (2) .

[2]陈解放.合作教育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3]匡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变革之比较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05.

情境教育的中国特色 篇7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中日两国的发展轨迹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两国都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都在19世纪中叶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 又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了对近代化道路的探索。日本在战后依托制造业, 通过大力发展出口, 实现了经济飞速发展;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 通过与日本几乎相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正是由于这种历史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相似, 使得中日两国在众多领域可以相互借鉴学习。日本目前是世界公认的制造强国, 尤其是在工程科技方面的竞争力更是令人瞠目。而今, 我国也正在努力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制造业面临着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而大量掌握现代先进制造业技术, 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涌现, 将是决定我国制造业能否实现成功转型的重要因素。日本的工科教育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并因此支撑了日本作为制造业强国的地位, 但也因存在种种问题, 受到日本社会的诟病。

本文通过对日本工科教育的特色及其存在问题的分析研究, 旨在为我国在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方面提供有益的启示。

日本工科教育的特色

1. 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模式

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主要在工业学校、高等专业学校、大学开展, 另外还有其他的专修学校以及中央各部门设置的大学, 这些专修学校以及中央各部门设置的大学的教学内容相对而言较有特色。

日本工科大学在教育理念上, 对于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识并不强, 相对于培养“工程技术人员”, 他们更倾向于培养“工程研究人才”, 更倾向于认为“大学工科教育就是教授工程理论”。因此, 大学从企业方面接受委托而实施人才培养的情况并不多, 大学教育的内容也是自己决定, 并不会因为来自社会和企业方面的呼声而有所改变, 甚至在课程设置方面也很少受到来自文部科学省的指导。

在这种背景下, 日本的大企业便直接招收高中毕业生, 自己开办技术专科学校, 另外还组建职工研修学院, 自行培养工程技术人才, 从而开创了日本著名的企业内部培训模式。由于大学入学率的不断提高, 企业开办的技术专科学校的作用被逐渐取代, 但是职工研修学院的培训对象却由新员工扩展到包括企业管理层在内的全体员工, 使得新员工可以在不同阶段同上司和老员工一起研究学习, 接受他们的指导。职工研修学院的学习时间一般在数个月到两年之间, 学习方式主要为现场实习。

以上培养模式经过长时间运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也发现以下问题: (1) 教学内容缺乏统一性、规范性; (2) 授课人员自身未必接受过完整系统的工科教育; (3) 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变成员工培训, 其必然受到培训内容狭窄, 企业资源调配、企业经营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4) 难以适应技术更新加速的现实需要。

针对以上问题, 日本更加重视技术人员的企业外学习。如参加学术协会、大学举办的公开研讨会和讲座, 派技术人员到国内外大学留学, 增加面向企业技术人员的研究生招生名额等, 但是从人才培养和终身学习的角度考虑, 以上措施仍显不足。根据最近的调查, 日本80%以上的公司员工认为自己目前掌握的知识和技能需要更新和增加, 因此希望参加企业外组织的学习。

2. 日本工科院校招生的变化

招生的变化既体现在质的方面, 也体现在量的方面。随着大学升学率的提高, 大学教育已从过去的“接受最高学府学习”的感觉, 改变为仅仅是一种去向的选择。目前, 日本的大学入学率为45%, 即从小学生开始将有近一半的学生进入大学学习, 接受大学教育已成为极其平常的事情, 大多数的大学入学者缺乏明确的目标, 只是因为大家都去上大学, 自己也跟着去了。

在量的方面, 理工科招生的人数在不断下降, 这在发达国家是一个共同的趋势。但是其他发达国家的趋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理工科失去兴趣的人数逐渐增加, 10岁以下的学生对理工科抱有兴趣的比例最高, 日本学生则是在初中毕业进入高中这一期间, 对理工科失去兴趣的学生比例急剧增加, 这可能与日本高校入学考试科目设置有关。近来, 日本大学入学考试的科目在不断减少, 现在只剩下英语和一门专业课, 如此少的考试科目很难判断考生的素质和能力, 更无法判断考生未来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 一些对机械抱有浓厚兴趣的考生, 却因为数学成绩不理想被拒之于工科大学校门之外。

3.社会对工程技术人才及工科教育评价的变化

战后, 工程技术人员在日本社会地位很高, 这主要源于政府在战后实施的奖励产业振兴的政策。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 经济主要依赖于进口原料进行加工, 然后出口制成品, 技术人员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 社会对工程技术人员的评价很高, 报考工科类院校的考生也很多。

但是, 随着社会逐渐安定、富裕, 人们因为工程技术人员工作危险性高、工作环境不好、收入与其他工作相比也无明显优势等原因, 逐渐开始对工程技术职业不看好, 报考工科类院校的考生也随之减少。

日本的企业内部现场培训被认为是具有日本特色的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模式, 现在这一模式也正在受到质疑。一方面是因为这种企业内部培训模式隔离了与工科大学教育的联系, 据调查, 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对录用的工科毕业的总体满意度只有60%左右, 最低只有40%, 但即使这样, 企业与高校之间也不沟通交流;另一方面, 企业内部培训主要采取上司及有经验的职工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 而且这种培训教育又贯穿了特别鲜明的日本企业文化特征——团队精神。团队精神曾经被认为是日本企业的强大精神财富, 被认为是日本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纵横捭阖的法宝。但是, 近几年, 对接受这种教育持排斥态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讥讽通过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的人为“等待指示的人”、“害怕与别人不一样的人”, “从不敢指出别人问题的人”等。总之,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这种培训模式及其团队精神只能培养出一般化的人才, 只能适应改良型及模仿性的技术开发, 而不能满足创新性人才培养的要求。

日本工科教育存在的问题

日本战后50年的工科教育奠定了日本在世界制造业的地位, 同时也体现了日本人的勤劳、好学、具有团队精神等优良品质。但是, 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具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社会思潮越来越显示多元化的趋势, 日本工科教育以及对教育体制的评价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在此背景下, 日本在制订面向未来的, 能够适应社会变革的产业转型计划时, 要求对现行工科教育体制进行改革的呼声很高。但是, 由于日本对于未来产业如何转型存在着不同意见, 产业转型的方向未能确定, 同时由于日本制造业仍然占据世界领先地位, 普通社会成员对工科教育改革的危机感并不强烈, 因此, 目前在日本国内出现自发性的、大规模的工科教育改革行动还存在困难。

尽管如此, 由于教育与社会变革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通过对目前工科教育的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的深入研究, 仍然可以对构建面向未来的, 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变革的工科教育体系有所裨益。通过研究发现, 日本现存的工科教育体系存在以下较为突出的问题: (1) 工科院校教育与企业的互动偏少; (2) 工科大学过分重视科研业绩而偏废教学与人才培养; (3) 具有从事企业工作经验的工科教师偏少; (4) 由于升学率的提高以及选拔制度方面的问题, 一些对工科学习无兴趣、自身条件不适合的学生被录取到工科院校; (5) 大学工科系的目标、定位不明确; (6) 对于中学生出现的厌倦理工科学习的倾向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 (7) 广义的对于“社会人”的教育仍然缺乏, 终生教育未能有效落实; (8) 学校及教师对工科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指导未恰当实施等。

对我国工科教育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日本工科教育体系的分析和研究, 可以对同样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工科教育得出以下启示:

1.社会经济的转型必然带动教育体制的转型。

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以廉价劳动力形成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发展模式, 必须要转变到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形成竞争力的发展轨道上来, 这种转型必然会对我国工科院校提出新的要求, 并成为我国工科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强大动力。

2. 大学工科教育必须听取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培养社会需要的技术人才。

中国科协的调查显示, 中国已拥有科技人力资源总量高达4200万人, 居世界第一位, 其中工程科技人才约占了三分之一, 在人才数量上我国显然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优势。然而, 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布的2002年《国际竞争力报告》中一项“国内市场上是否有合格的工程师?”的调查显示, 在参与排名的49个主要国家中, 中国排在末尾。

这说明当前我国的工程教育存在一些严重的弊端, 尤其是我国工程教育中长期存在着“重论文、轻设计、缺实践”的弊端, 严重地制约着优秀工程科技人才的脱颖而出。

为解决这种弊端, 工科教育必须倾听社会各界的意见, 尤其是听取来自实业界的意见, 根据企业和社会的需求, 不断改进工程技术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方式。

3. 建立适应技术人才接受终生教育的工科教育体系。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新很快, 任何形式的工科教育 (包括大学工科教育) 都不可能具有一劳永逸的效果, 因而技术人员的终生学习显得尤为重要。必须建立适应技术人才接受终生教育的工科教育体系, 将院校学习、企业内部培训、工程科技人员自学等方式有机结合, 确保工程科技人员所掌握的知识、技术的及时更新和提升。

4. 及早动手, 着眼于未来工科人才的培养。

由于工科院校新招录的学生对社会的认识, 自身的兴趣、学习能力、动手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而且由于大学扩招的因素, 部分并没有准备好成为技术人才或者自身条件并不适合成为技术人才的学生也进入到工科院校学习, 这就要求工科院校首先要帮助新入学者明确进入工科院校学习的目的, 帮助其分析如何成为优秀的技术人才, 唤起其对工科学习的兴趣。对于其他确实对工科学习无兴趣、也不愿成为未来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新入学者, 帮助其转入其他专业学习。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 小孩在10岁以前对工科学习产生兴趣的比例最高, 随后逐渐下降。在我国由于经济的发展, 生活条件的改善, 也必然会在未来出现这种趋势。立足于我国特有的国情, 有必要针对独生子女的特点, 持续培养他们对理工科学习的兴趣, 对科技创新的兴趣, 使他们有志于成为我国未来的工程科技人才。

5. 借鉴日本企业内部培养模式, 加快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教育

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工业生产的主力军显然还离不开农民工, 尤其是新生代的农民工。

新生代的农民工相较于他们的父辈, 接受了一定的科学文化教育, 对新事物、新技术有着天然的敏感性, 但是他们其中的大多数和他们的父辈一样, 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门的技术培训, 很难想象如何去依靠这个相当数量的人员没有接受过系统性培训的群体来完成产业升级的历史重任。“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创造性”, 如果能在这个庞大群体中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工程科技人才, 将会极大地促进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成功转型。

从实际出发, 借鉴日本的以企业内部培训模式, 同时适当结合院校教育, 将是未来完成对数以亿计的新生农民工培训教育工作的不二选择。

参考文献

[1]《日本与美国白领阶层就业意向调查》 (《日本经济新闻》1998年调查统计) .

[2]《日本工科教育的特点及问题》 (日本北海道大学工学部2002年) .

[3]《中国科协调查报告》 (来自人民网) .

[4]《国际竞争力报告》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2002年发布) .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 .

情境教育的中国特色 篇8

一、土生土长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及其话语

高等教育研究在我国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高等教育学科也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从最初屈指可数的少数人开拓出来的新研究领域,到现在已经成为数千人专门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 影响日益扩大,话语不断增加。据估计,现在全国高等教育研究每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数百本,学术论文近万篇,硕博士学位论文数百部,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已经形成了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就高等教育的工作话语和研究话语而言,二者虽多有交叉,工作话语经常借用研究话语,研究话语也经常从工作话语中获取很多语词和表达,但二者之间仍存在重要差别。没有受过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训练、不掌握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人,不仅写出来的东西往往难以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所认可,而且对用高等教育研究话语所表达的高等教育问题也难以理解,有时甚至有看“天书”的感觉。

与高等教育学科的创立一样,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是在我国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不仅表现在它所表达的问题上,而且表现在它所使用的语词上。就所表达的问题而言,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着眼于解决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所以,研究主题主要来源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这个实际包括过去和现在的高等教育, 即历史上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如清末高等教育的兴起、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等等。即使是涉及国外高等教育,相关研究主题也往往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有关系,是为了从国外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中探讨我国可以借鉴和汲取的东西。研究主题决定研究话语的构成,因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主题主要来源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所以,研究话语表现出明显的应用性,所使用的语词很大一部分取之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主要受政策指引,所以,不同时期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有所不同,这也直接影响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如20世纪80年代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研究话语、世纪之交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研究话语和大众化研究话语,以及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质量研究话语,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研究主要采用了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相关的一套话语,而世纪之交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则主要采用了合并、划转等一套涉及高校关系调整的话语。由此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研究话语是服务于高等教育研究目的的。

我国高等教育学科是一门土生土长的新兴学科,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中国特色是鲜明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高教界对于高等教育规律的认识十分薄弱,一批学者出于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适切的理论指导的初衷,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奠定了高等教育研究的话语基础。尽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曾经出现一波高等教育研究热潮,形成了一批高等教育研究文献,但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并没有对七八十年代的高等教育研究话语产生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尽管美国、日本等国,尤其是美国在七八十年代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高等教育研究文献,形成了各自的高等教育研究话语,但当时除了少量的一般性介绍外,并没有系统而全面地引进国外高等教育研究话语。所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是在我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研究话语也主要源于我国所特有的,大量的研究话语取之于我国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的实际工作语言、高校办学的工作语言,以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和创造出来的部分概念和理论。

二、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中国特色

尽管研究话语主要源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但不可否认,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并没有闭门造车,相反,一直抱着开放的心态,注重学习和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也借用了部分国外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如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是美欧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话语,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接受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套话语,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接受了欧洲高等教育评估和质量保障的话语,新世纪又接受了美欧高等教育的专业认证话语。尽管如此,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并没有完全生搬硬套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研究话语,也没有无所选择地吸收其研究话语中所包含的价值导向。包括高等教育大众化、评估和质量保障、专业认证等概念和理论在内,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对欧美高等教育研究话语采取了比较理性的态度,吸收其适用的部分。这也就使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整体上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第一,研究话语的实践性突出,研究主题主要来源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与有些国家和地区不同,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大都是针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课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课题,研究的目的在于服务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及其变化并不受国外高等教育研究影响,大有中国学派的自信和精神。尽管部分学者曾经在国外大学接受硕士或博士学位教育,或者在国外大学访学交流,但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外国色彩”,他们的研究主题和语言表达都是中国式的。第二,研究话语的政策色彩浓厚,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涉及面广、研究成果特别丰富。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宏观层面的政府管理和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政策性问题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微观层面的高校管理与运行的政策性问题研究远远多于与师生教学相关问题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队伍中有大量的行政管理人员,他们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有着重要影响。即便专业研究人员,大多也将自己的研究集中于宏观或微观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以上两点联系在一起就使得改革政策概念及其研究范式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中占有重要甚至可能是主流地位。第三,研究话语学科性明显,高等教育研究特别重视学科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一直致力于建设高等教育学。刚开始时要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中增设高等教育学作为二级学科, 这个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得以实现; 后来又有学者提出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一级学科来建设, 使其独立于教育学之外,以便获得更有利的发展条件。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非常注意凸显学科范式,除了高等教育学及其学科体系外,还拓展了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学校教学论、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评估学、研究生教育学、高等职业教育学、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等等。学科化使高等教育研究话语概念丰富多样、体系完备。

笔者一直比较关注美欧国家和日本高等教育研究的进展情况,今年又接触了南美和非洲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 曾经发表过几篇高等教育研究的英文论文,翻译和出版过一批英文高等教育研究著作,经常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对中外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差异有所体会。虽然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中不乏大学自治(自主办学)、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教授治学)等欧美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话语,但差异是巨大的。这不仅表现在研究主题上,而且表现在所使用的概念以及对概念的释义上。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国际通用性不足,如果不了解我国文化、不熟悉我国高等教育运行的逻辑, 单纯地看高等教育研究文献,国外学者是难以理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如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特别重视素质教育,关于素质教育的研究文献非常多,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外国学者往往对素质教育的概念一头雾水,即便要找一个适当的英文词汇来翻译都很难。所以,有人干脆将素质教育直译为“suzhi education”。再如,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很快,民办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但很多国外学者对“民办”不知所云,英文的private一词似乎并不完全契合, 因此, 人们只好将其翻译为“minban”。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正因为如此,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在国际上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问题应当受到重视。

三、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可理解性

与我国国力一样,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正在强势崛起。高等教育规模庞大、体系完善,高等学校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各类全球大学排行榜中,我国大学的位次持续前移,不仅在亚洲开始具有较大的优势,而且在全球表现出强劲增长的势头。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受到全球瞩目,以往那种靠我国学者走出去介绍的情况正在发生重要改变, 越来越多国家的学者、学生和政治经济人士开始关注我国高等教育,重视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因此,在近年的高等教育国际学术交流中,我国学者的声音和我国高等教育话题开始占有一定的地位。

坦率地说,与上述趋势不太协调的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在国际上的可理解性仍未见明显改善。我国是国际上少有的高等教育研究大国, 从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专业期刊、人才培养、研究产出等来看,我国都居于领先地位。但是,由于语言的限制,我国高等教育学者的学术活动大多局限于国内,与国际学术界往往是隔绝的,影响主要在国内。尽管我国高等教育学者队伍庞大, 但能用外文写作与交流的是极少数;研究论文每年数以万计,但能在国际期刊发表的仍只在个位数;高等教育研究论著很多,但在国外出版社出版的少之又少。这种状况导致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国际可理解性仍不能尽如人意,不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

增强研究话语的国际可理解性,必须加强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国际学术交流不仅包括召开学术会议,邀请国外学者来华交流,派出师生赴国外进修访学,更包括直接参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学术活动,主动融入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只有参与到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去,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才可能为国外学术界所理解。国际高教界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参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项目和进程,在与国外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学者的互动交流中,增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国际适应性和可接受性,从而使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增强研究话语的国际可理解性,必须借鉴和吸收国际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共有元素。高等教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在美欧亚非各国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现代高等教育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高等教育发展固然受到各国社会制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其自身内在规律的制约。世界各国不仅可以借鉴处理社会制度与高等教育发展关系的经验教训,而且应当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为此,高等教育研究在探讨高等教育的体系结构建设、制度框架和条件保障的同时,也探讨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即各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精神动力。这也就决定了各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并不是完全隔膜、不能相互沟通的,而是可以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的。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要走向世界,在更广的范围发挥影响,不能不借鉴和吸收国际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共有元素,主动融入国际高等教育研究。

增强研究话语的国际可理解性,必须突破语言障碍,打通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沟通渠道。国际交流,不论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还是通过书报期刊或其他媒体交流, 需要使用可以相互交流的语言,以增强相互理解的便利。不可否认,国际上懂中文的学者在增加,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感兴趣的外国学者越来越多,但不可否认,在整个国际学术界,这还只是少数。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国际可理解性需要更多的我国学者掌握外语,尤其是英语、法语、德语等语种,在国际学术界发出我国的声音。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交流平台越来越多,除了每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举办的国际论坛外,还有在国内举行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在国外举行、我国学者参加的国际会议。只要突破了语言障碍,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成熟度,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完全可以在国际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国际可理解性必能得到显著增强。

摘要：高等教育研究话语是研究人员使用的专业语言,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已经形成比较完整而充分的话语体系。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为实践性突出、政策色彩浓厚和学科性明显。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国际可理解性问题应当受到重视,为此,必须加强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借鉴和吸收国际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共有元素,以及突破语言障碍,打通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沟通渠道。

情境教育的中国特色 篇9

一、重拾遗失的话语权:从文明古国的衰落到当代大国的复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拥有系统的话语体系,掌握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与其自身的强弱兴衰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通过陆海丝绸之路把先进的文化技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人类文明精神取得重大突破的轴心时期(公元前8-前2世纪),中国和印度、希腊等文明古国出现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宗教界或哲学界伟人,产生了人类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世界宗教之源端。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次飞跃,毫无疑问都要回到这一时期,至今一直靠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概念、范畴及其话语体系而生存,或重新燃起精神的火焰。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陈列展览时,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其核心目 标就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2013年9月,他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提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通”举措[2],这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带给当代我们当今如何再次走向大国复兴之路的新的灵感和精神焰火。

实际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繁荣发展或再次复兴过程的实质就是对人类传统文明的理性审视和自我超越的过程,离开了这个基本逻辑,所谓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就会成为空话,失去根基,失去现实参照物,进而导致这个民族或国家思想文明体系出现先天不足或重大缺陷。在人类思想文明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时期(14-18世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欧洲出现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休谟、康德等标志性人物。此时的中国却再也没有出现轴心时期同样的辉煌,基本没有出现能够掌握世界话语权的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由此衍生了至今没有定论的著名的“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的“李约瑟难题”。伴随着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蓬勃发展, 旧中国人民经历的却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百年的屈辱史和血泪史,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何来奢谈掌握怎样的话语权?

当然,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繁荣发展,既需要在物质生产领域掌握相当的话语权,还需要在物质生产、思想创造与教育繁荣之间进行合理转换,把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引导到教育科学的理性发展轨道上来。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尤其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迅猛发展, 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并显著增强了政治影响力。然而,尽管此时高等教育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 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却在2005年提出至今无解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因为我国“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之问”最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这从根本上涉及了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富强实现的大格局:如果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所以才“冒”不出杰出人才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构建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并提供创新创业型人才发挥作用和脱颖而出的机制呢?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思指出,“一个国家的繁荣, 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3]这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物质的丰富和满足, 还需要文化和教育的繁荣与强大。也就是说,国家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 更是体现为文化和教育等软实力,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掌握话语权的大师辈出。

二、建构高等教育话语权:从历史审视到自我超越

一般来说, 强势文明体的知识传播总是单向度的,弱势文明体由于自身的弱者地位,常常会被动地吸收与接受强势文明体的学术思想、学术话语与价值观念。美国科学社会学家R·默顿20世纪30年代最早关注到世界科学发展与高等教育中心的相互关系,并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首次研究科学中心转移现象。英国科学家贝尔纳在50年代首次提出“科学活动中心”概念,描述了近代以来科学活动中心在世界范围内转移的情况。日本科学史学者汤浅光朝则在1962年系统提出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学说。他认为,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发生了五次转移: 意大利(1540—1610年 )、英国 (1660—1730年 )、法国 (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年至今)。每个国家的科学兴盛期约为80年左右。美国学者本·戴维于1971年首次探讨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高深知识或学问)的转移现象。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与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两者的共存时间和周期也是大致重叠的。从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发展进程看,一个国家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标志是拥有一批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流大学、一流的学科成果与学术系统的强势话语权。因此,高等教育强国的实质就是拥有一流的大学、一流的人才与一流的成果,这样才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的生产中心和传播中心,才能掌握世界思想文明的话语体系。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但同时也要清楚地看到,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资源配置、结构布局和学科设置等方面还不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尤其是教育教学观念、人才培养方式、教学内容和方法较落后,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不明显,大师级和领军型人才非常匮乏。

历史经验表明,在摆脱了对于强势文明体的文化与学术依附的同时,弱势文明体一定需要通过自我审视、自我更新、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开展自我的强势传播,此时,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才有可能。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5月4日的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因而“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4]这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要建设世界性的高等教育强国和一流大学,必须拥有民族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中西交融的现代大学制度话语体系。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科学传统结合才会有大成;另一方面,在当今之世界,要发展科学,必须构建一套优良的大学制度,否则难以成事。因为中华民族近现代发展史表明,缺少科学传统一直是阻碍炎黄子孙快速发展的一个障碍。因此,中西文化的结合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必然趋势。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 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就是说,中国要真正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除了在高等教育布局、层次、类型、学科结构优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全面提高质量,拥有一批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重点学科和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取得大量具有国际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真正成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在国际上拥有发言权和话语权的思想库和高级智库。

三、转换话语逻辑:从传统概念到中西对话

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内涵,必须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治理文化的合理成分。从常识意义上讲,教授会、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董事会、理事会、评议会、大学章程等是具有极强西方大学制度特点的话语体系; 而党委常委会、校长负责制、办学自主权、教授治学、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话语概念。众所周知,尽管现代大学起源于西方,现在却已成为世界文明的共同财富, 我国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大学治理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同样亟需步入大学治理的“中国时代”,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话语体系。

首先,“大学理性”应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价值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大学尽管越来越多表现出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价值倾向,但高等教育的确又坚守着与其他社会组织迥然不同的理性品质。相较于其他各种营利或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机构,大学能够以独立形态自立于世, 历经沧桑而依然矗立,所仰仗和依赖的正是大学理性。大学理性以内在的执著与坚韧构成了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方式,成为大学产生、存在、改革与发展的坚实根基[5]。大学理性虽脱胎于理性,呈现出明显的历时性特征,但最深层的内核如同顾明远先生所言,其本质就是求真育人。弘扬理性,追求真理,这是大学得以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组织的最本质特征。作为世界规模第一的中国高等教育,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要让大学更好更恰当地服务社会,必须坚守大学理性,必须以理性为根基、灵魂和桥梁,使大学保持独立的主体姿态与社会其他机构之间的平等对话和沟通。

其次,“教授治学”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核心。大学治理涉及很多问题,单纯的技术或制度不应该成为它的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是谁来控制大学,或说由谁主导大学发展。作为行会而诞生和发展的早期“先生大学”完胜“学生大学”,显示了教师在大学的独特作用,成为今天大学发展的主流,表明只有教师才是大学的主体和核心。因为只有教师才能完成大学最基本的功能:创造知识、传授知识和传承文明。因此,大学治理需要进一步落实的问题就是选择最合适的人成为大学教师,即甄别、选拔和激励大学教师。这说明,只有充分发现并发挥大学教师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大学的有效治理。现代大学已经由一个目标单一的、根本利益一致的传统学术机构演变成为一个目标多元、根本利益相互冲突的现代巨型企业联合体,如果我们仍然囿于传统的正教授完全掌管一切事务的治理机制, 显然已与当前社会发展现实相去甚远。当大学组织从一个学术行政一体化的微缩景观发展为一个国际巨型机构时,人们发现让教授既充当专业权威,又作为管理人员,已是力不从心。日常运行与国际竞争让大量行政人员和庞大官僚体系渗透并执掌了大学,治校权力逐渐成为不同主体、多种权力激烈博弈的重要筹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结构,要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即“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的大学治理机制。因此,作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治理体系要特别重视“大学、政府、市场”和“书记、校长、教授”之间关系 结构、权力配置、互动机制等因素,淡化教授治校概念之争,努力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这样才能既充分保证特定政体国体与大学权力结构之间的匹配,又明确呵护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良好意愿,尽可能发挥他们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

第三,适度扩大并落实办学自主权是保持中国大学活力的关键。办学自主权是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进行创造性研究和教学活动的必要条件,是维持高校、政府、社会之间和谐关系的关键点和边界线,反映了政府、社会对大学及其学术活动的支持或干预程度。大学治理实质就是对大学控制权与决策权的博弈与分配过程,即如何确定办学自主权的限度、范围与配置关系。从世界各国大学发展史看,在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和中国民国期间),大学办学自主权强调特别权力关系, 大学被认为是一种政府机构,政府需要控制和规范大学,但政府总体上保护学者追求真理的自由。在盎格鲁-北美传统国家(英美等国),强调社会组织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承认市场为主导的选择机制,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被认为是大学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原则。相对于西方大学的这种公法人理论,中国公办高等教育法律以独立法人理论为法律基础。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是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这明确规定中国公办高等学校为独立法人,拥有7项自主权,包括自主选拔学生、优化学科专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选聘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管理使用学校财产经费、国际交流合作等。在这种情况下,从组织属性看,中国高等学校与政府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既非内部管理关系,亦非平权关系,而是一种分权管理和相互协调的新型关系;从经济性质看,高等学校和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差额拨款关系,即学校收取学费,国家拨付一部分办学经费,其余经费由高校采取多渠道筹措。当然,尽管公办高校独立法人理论赋与了中国高校很大的自主权,但今后继续适当扩大并真正落实办学自主权(权力清单)仍是未来的改革方向,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与挑战。

第四,重铸主体理性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根本路径。陈丹青曾在《体制迷墙》中写过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说它糊涂,则书中的议论者虽然提呈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辨护?谁承担责任? 最后,谁能够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在议论者口口声声的教育‘体制’中,确实看不见‘人’,即便当议论的 内容几乎对准具体的‘人’,焦距便会自动模糊、闪开,回向那作为全景观式的教育‘体制’”[6]。就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而言,我国大学在如何看待自身和处理自身与外部种种关系而言, 存在着理性发展的先天不足,导致自身的公共价值和人文精神难以充分彰显。因为中国社会及其各类主体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经历理性化的完整历程。所以,各类大学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汇、融通与较量当中,已有的大学理性不足以引领自身及其社会而起主导作用,不得不退居于从属乃至附庸的地位。对此,社会和大学都需要反省。事实上,中国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并未完全实现启蒙运动的思想目标,进步、合理性、意义、价值等社会理念仍然尚未完全展开或充分实现。因此,要真正建立、健全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就必须重铸大学主体人格,重建大学理性精神,大学才能真正成为充分独立的法人组织,才能处理好自身及其与外部之间的多种复杂关系。只有大学拥有了理性的独立人格,才能充分利用法人主体地位和办学自主权,学会与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其他组织的合法、平等和正常交往。这实质就是大学的主体理性,它既涵括了大学的主体间性,又指大学的交往理性。大学的主体理性只有在开放社会各主体间的理性交往中,互相承认、友好相处、相互尊重的情形下才可能真正存在。重铸主体理性将是一个漫长的、艰辛的、曲折的发展历程。第一,健全大学治理体系的前提是所有大学必须取得独立的法人和主体地位,充分享受合法的办学自主权, 是独立的高等教育实践主体;第二,在今天既定“教授治学”背景下讨论谁来控制大学,显然只有大学教师具备了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和理性精神才能真正成长为大学治理的核心,才能坦然面对“给教授搬凳子”的行政领导,毫不畏惧,理直气壮, 最终才有可能心无旁骛从事寂寞的科学研究、繁琐的教书育人和中立的学术决策。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特色及时代价值 篇10

教育哲学是一切教育思想架构与解构的逻辑起点。因此，阐释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就要从“天人合一”的人性观入手。当今教育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或者“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在传统的“天人合一”教育思想中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教育活动的始终。《周易》中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从天人关系到人与教育的关系的一种逻辑发展。《中庸》中阐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清晰地勾勒出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基本脉络——尊崇天性，尤其是人的天性。宋明时期，“知性”与“天理”成为理学家们的指导思想。王守仁说：“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这是“天人合一”思想支配下，重视本心作用的观点。从上述论断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传统教育思想的哲学依据——注重天人关系，关注人的内心世界。

如果我们细细体会这些传统的人性思想，可以发现这种“天人合一”的人性观与后来西方教育思想史上，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从时间脉络上考察的话，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比西方“自然教育”的思想早了上千年的历史。尽管传统教育思想缺乏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从外在规范向心灵深处探寻生活的意义、生命的真谛以及教育的价值，崇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传统教育思想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就要顺从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尊重学生的发展意愿、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

2 教育目的：圣贤之人的目的观

教育目的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对中国古代教育目的的探寻有助于我们认清当前教育改革与实践的重心。传统的教育目的，归根结底是培养圣贤之人。这种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能克己复礼、独善其身，又能推己及人、兼济天下。《大学》里谈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处的“圣贤之人”更多地侧重于伦理道德。唐代的韩愈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并以“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来阐释“人才选拔”的问题，这里的“圣贤之人”的内涵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定义。宋明理学家们以“孔颜乐处”为心之向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理想抱负自我砥砺。因此，这种教育的理想——培养圣贤之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总体上趋于合理完善。

这种教育目的或者教育理想是当今精英教育的一种历史溯源。当前我国正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应该实施什么样的教育呢？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应该实施大众教育基础上的精英教育，或者说是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区别对待。另外一点就是，当前我国的教育目的应该如何正确解读呢？我们应该培养专业型人才呢，还是应用型人才呢？笔者认为，人才培养应坚持“因才制宜、因才施教”的原则，对不同类型的人才区别培养。

3 教育内容：以德育为主的通识教育

教育内容是教育活动中的教育材料，知识传承的有效载体，在古代教育思想精髓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教育内容是以伦理道德为主，一般文化知识为辅。换言之，一般的文化知识教育都要服从和服务于道德教育的需求。在儒家思想教育体系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主要教育内容是儒家的“四教”（文、行、忠、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是在较为全面教育基础上对德育的大力倡导。除儒家思想外，还有道家、法家、墨家等教育光辉的闪烁。期间虽几经变化但是直到清末，但纵观中国古代教育史，儒家经典为古代教育的经典，为主要的教育内容。

这种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讲属于以德育为主的通识教育，它对于当今人才培养的发展模式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如火如荼的同时，由于过分强调专业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大学生人文素质缺失、道德滑坡等现象时有发生。这实质上就要求教育改革与发展要坚持以德育为基础的通识教育、坚持在通识教育的基础发展专业教育。

4 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启发诱导

教育方法是顺利完成教育活动的媒介手段，方法的得当与否直接关乎教育的效果与质量。所谓因材施教，是指针对不同教育对象的特点和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孔子最早提倡因材施教，对学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为政》），根据学生才能的高低进行教育。明代王守仁的“随人分限所及”的教育思想就是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思想的集中体现。所谓启发诱导，是指教师根据学生已有知识结构引发出学生未知知识的过程。孔子最早提倡启发诱导，“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比西方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还要早几十年。这项原则主要旨在解决教师的主导作用与调动学生积极性之间的矛盾。

在现代社会，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的教育方法已经广泛被人们所认可。当前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人才培养规模扩大、人才培养数量增加、人才培养周期缩短，这就造成了人才培养的批量化和同质化的倾向，从而导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后劲不足、人才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理想落空。作为教师，应“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也就是说教师应当积极引导，以“导”代替“牵”、“抑”的教学方法。当然，古代的教育方法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但是这种教育方法的精髓却为个性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5 学习方式：学思行并重的学习观

学习方式是学生在学习过程自觉不自觉使用的一种对知识进行信息加工的学习策略。孔子有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首先论述了学习与思考之间的辩证关系。《礼记·中庸》把“学思并重”的教育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五个学习步骤，充分肯定了其中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孟子强调，“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宋代朱熹进一步发展了《礼记》中的观点。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认为，“学愈博则思愈远”。清代思想家颜元的“习行”观，要求将理论知识付诸于实践。这些对学思行关系的精辟总结对拓宽学生的思考空间、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实践能力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部分学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学习、不想思考、不愿动手，而致使学习活动与思考活动相脱节、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相脱节，进一步导致学生发展片面化甚至趋于畸形。当前，在教育领域大力倡导素质教育、要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但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都在不同程度的“食言”甚至践踏人性。因此，我们不仅仅要倡导学思并重，更要提倡学思行三者并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是几千年来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积淀。无论在教育哲学、教育目的、教育内容还是在教育方法、学习方式上，古代的先贤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及无限的哲思。在当前教育改革与实践中，如何以古鉴今、寻求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新思路，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摸索。

摘要：中国古代教育以及教育思想,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连绵数千载,具有典型的历史特点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具体表现在教育哲学、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及学习方式等几方面。这些思想特色对当今教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仍具有重大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古代教育,思想特色,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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