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之姓氏（共7篇）
中国特色之姓氏 篇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可以说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一方面它坚持和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另一方面它并没有把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些基本理论和原则教条化, 而是不断地进行着理论的创新, 在经济方面的特色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之日起, 它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 但他们并没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提出了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 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 并把它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坚持了这一“生产力标准”原则, 但是在建设的过程中, 邓小平发现虽然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改善劳动工具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现有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 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这样才能真正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是怎么样才能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答案就是只有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不相适应的所有制、经济结构、分配方式使之符合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从而调动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所以邓小平认为发展生产力的关键是要解放生产力, 而解放生产力的关键是去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影响劳动者积极性的因素,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更快更好地发展。
他针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科学技术和教育落后、官僚主义和家长制作风严重、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建设不适应以及人们对社会主义开始产生各种疑问的严峻局面, 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之路, 最大程度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使中国在三十年内取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上升, 综合国力的极大提高等, 都证明了这一伟大决策的正确性。
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所有制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 他们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 并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就是要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来代替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以坚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不是越“公”越“纯”越好呢?这是一个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定的经济制度, 是由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构成的。所谓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也就是说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基础。但是, 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 是首先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 是所谓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制度, 而我国非但没有经历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 甚至没有经历过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跨越到了社会主义, 生产力十分落后、积贫积弱,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大改造”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由于我国生产力落后, 经济发展不平衡, 人口多, 底子薄。这就决定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实行“一公二纯”的完全的公有制, 在建国初期, 我们曾经试图实行完全的公有制, 但事实证明, 要想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尽快地提高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们只有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 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坚持改革开放, 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三、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 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与生产制度相适应的特定的分配制度。而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就是按劳分配, 首先,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 消除了个人凭借生产资料获取收入乃至剥削他人的分配关系, 决定了每个社会成员不能再像私有制社会那样, 凭借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参与分配。他们能向社会提供的只是自己的劳动, 只能凭劳动获取收入。其次, 由于旧的社会分工还存在, 不同劳动者的劳动还存在着智力和体力, 先天与后天的差别, 而且劳动还仅仅是或主要是个人谋生的手段, 还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这就要求实现个人收入分配上的差别。再次, 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也决定了它只能实行按劳分配, 一方面, 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远远高于原始氏族社会, 不能再实行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条件下不得不实行的平均主义分配;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在现阶段还没有达到可以实行按需分配的高度发达阶段。马克思在晚年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第一次对“按劳分配”原则进行了全面阐述, 并指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 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得以建立的基本理论前提之一。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这一思想进一步加以阐发。
我国现阶段在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上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这主要由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决定, 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发展, 决定了多种分配制度并存。另外由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国的分配制度中还规定, 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如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是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
四、通过一部分人的先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马克思指出:在新的社会制度中,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 “生产将以所有的人的富裕为目的”。所以说, 全体劳动群众的共同富裕, 这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的根本标志, 是社会主义的旗帜、灯塔, 是实现社会稳定和繁荣的重要条件。
同时它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和根本目的。
可是, 我们必须认识到共同富裕并不是同时富裕, 更不是说只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马上达到共同富裕。再加上中国地广人多, 生产力发展落后, 所以要实现全国人民的同时富裕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让那些地理位置优越, 资源丰富或者说有条件致富的地方和个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然后帮助和带动更多乃至全国各族人民富裕起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是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手段, 实现共同富裕, 则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和结果。为避免在此过程中出现两极分化, 必须正确处理先富与后富的相互关系, 把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三者统一起来。
五、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个伟大创举就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长期以来, 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 强调它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 与社会主义是相对立的, 并且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能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 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作为两个平行的市场来对待。
我国在建国初期的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照搬苏联模式, 所谓苏联模式就是在斯大林时期, 形成的比较完整的计划经济理论、计划经济思想指导下的苏联的经济体制。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 限制和否定市场的作用。不可否认,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 能够将有限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集中起来, 对于快速恢复国民经济, 在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 我们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的完成, 计划经济的弊端日益凸现, 并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这就使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的八大以及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等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 但最终没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邓小平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大胆设想, 突破理论的束缚, 提出利用市场经济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最终认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 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 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 实现效率和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发展的一种新的历史形式, 我们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基础上, 处理好改革和发展的关系, 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 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与邓小平时代相比, 现在的国际和国内情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却益发鲜红, 2010年世博在上海的成功举办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因此, 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迈上新台阶。
摘要：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指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参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通过实践不断总结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系列有关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它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难以千字一一论述, 因此, 本文仅就中国经济建设方面的特色进行简要论述。
关键词：中国特色,经济
参考文献
[1]叶庆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深度分析》, 人民出版社。
[2]卫兴华、林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特色之姓氏 篇2
一、特色之一独特的国情
1840年鸦片战争后,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中国人民的抵抗与救亡图存也由此开始, 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一) 从阶级基础来看
1840年鸦片战争后,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 在沿海一些地区开办新式工厂, 中国由此出现了第一批产业工人, 19世纪60年代, 洋务运动的开办, 中国出现了另一批产业工人;一战期间, 由于英法德等欧洲列强忙于作战, 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 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也因而得到了壮大;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 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已经达到了200万人左右, 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虽然数量少, 但质量比较高。
1.由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 所以革命性最坚决最彻底。
2.我国产业工人人数虽少, 但相对集中, 从地区上讲主要集中于上海、广州、武汉、天津等大城市, 从行业上讲主要集中于纺织、面粉、铁路、采矿等行业, 便于组织和集中。
3.由于大部分出身于农民, 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 便于结成工农联盟。
综上, 决定了无产阶级成为近代中国最先进、最革命、最有力量的阶级。中国的工人阶级从诞生之日起, 就不断的进行着英勇斗争, 开始还局限于自发的经济斗争, 随着运动的发展, 出现了带有政治性的罢工的斗争。工人运动的发展, 就迫切需要一个革命政党来领导, 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二) 从思想基础来看
十月革命, 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中的左翼知识分子在无数次的对比研究中, 逐渐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 李大钊发表而来《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 积极介绍与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一批先进分子, 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前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迫切需要找到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需要革命的物质力量。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为建党创造了条件。
二、特色之二有共产国际的帮助
1920年初, 共产国际派魏经斯基来华:“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列宁给魏经斯基来华的任务有:
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 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
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 成立各种工会。
3.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苏俄游历。
魏经斯基一行到北京后, 经北京大学俄语讲师柏烈伟和伊凡诺夫的介绍, 首先认识了李大钊, 经李大钊介绍, 魏经斯基会见了刘仁静、李梅美、张国焘。经过李大钊的介绍, 魏经斯基提议, 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结合起来, 乘五四运动的高潮, 建立一个革命联盟, 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 于是他们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推选陈独秀为书记, 成立了上海党。上海共产党成立后, 在魏经斯基的帮助下, 1920年8月, 成立了俄华通讯社, 同月创办了工人刊物《劳动界》, 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把《新青年》改为上海党的机关刊物, 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 在上海共产党成立之后, 立即与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系建党问题, 不久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1921年魏经斯基改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 随后列宁和共产国际又正式委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 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所以说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功不可没。
三、特色之三与俄国相比, 以俄国为榜样
相同点之一, 先建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 再建立全国统一共产党的道路。
俄国有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 “布拉哥U也夫小组”、“费多塞也夫的马克思主义小组”, 以及列宁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等均属于共产主义小组, 通过这些小组传播马克思主义, 为以后统一的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有湖南、湖北, 北京、上海, 以及日本留学生和侨民等建立的早期共产党组织, 以及这些组织的领导人成为了共产党成立时的发起人和骨干。这些组织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组织工人运动等为以后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相同点之二,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标志着共产党的成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898年3月1——3日, 代表圣彼得堡、莫斯科, 基辅和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等地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以及崩得和基辅《工人报》小组, 在明斯克秘密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9人。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 选出了由3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宣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俄园社会民主工党第—次代表大会虽然宣告了党的成立, 但由于:没有统一的党纲、党章和策略, 大会选出的主要领导人不久又被沙皇政府逮捕, 所以, 党在实际上并没有建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真正建成, 则是在以列宁为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和奋斗下, 以1903年7—8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为标志的。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制定党纲, 党章和选举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大会在讨论党纲时, 经过激烈的争论, 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最后取得了胜利, 因此在党纲中明确写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在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唯—加入无产阶级专政要求的革命纲领, 是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标志。
中国在1921年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荐的12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与俄国不同的是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确定了党的名称, 党的纲领, 以及组织制度和机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 领导工人运动, 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 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 李达任宣传主任, 张国焘任组织主任,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四、特色之四与德国、法国、意大利共产党的建党道路相比
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是在马克思, 恩格斯的亲自领导下展开的。1864—1876年的第一国际, 在组织上为各国建立无产阶级独立的政党奠定了基础, 积累了经验, 培训了骨干。在19世纪70—80年代, 欧洲各国社会党纷纷成立。在欧洲各国普遍成立社会主义政党的基础上, 1889年, 恩格斯指导创立了第二国际, 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 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修正主义思潮在第二国际各国党内日益严重地泛滥起来, 并且在多数党内占据了支配地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 第二国际各国党的机会主义集团, 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 公开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宣告了同第二国际之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 各国社会党内的左派, 坚持马克思主义,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 拥护十月革命和列宁为首的第三国际, 并从中分化出来, 创建了共产党。
(一) 德国共产党, 从德国共产党建立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 德国共产党的建立不同于我国以及俄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建党道路——从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为共产党。德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 由社会民主党分裂而成的。
(二) 法国共产党, 从法国共产党的建立过程可知, 法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 在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指导下, 与德国共产党一样, 也走了一条由社会党分裂而成的建党道路。
(三) 意大利的共产党也走了一条由社会党分裂而成的曲折的建党道路。
五、与印尼日本的建党道路相比较
(一)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建立, 走过了一条由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转化为共产党的道路。但在转化的前后, 两者的性质有着根本的区别。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 是一个向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组织。它虽然在政治上, 组织上和思想上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但它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而是类似于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共产主义小组。因此, 可以说印度尼西亚的建党道路与俄国共产党的建党道路相类似, 也走过了由共产主义小组到全国共产党的历程。
(二) 日本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经历了一条漫长的建党道路。日本最早建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虽然也宣传过马克思主义, 但又宣扬社会改良主义, 是支持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 以它为基础, 一度还建立了社会民主党。它不是共产党早期组织, 严格说也不算真正的共产主义小组。直到“日本社会主义同盟”解散后各地成立的革命小团体, 如“水曜会”等, 才属于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日本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促进下, 在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 可以说, 日本共产党的建立也是走过了从共产主义小组到建立共产党的道路。
六、小结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道路, 主要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先建立地方共产党, 然后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这是根据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实际, 同时综合比较世界各国共产党建党道路.所形成的看法。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 任何国家共产党的建立, 都必须以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 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作为党产生的思想基础, 而且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这是各国共产党产生的普遍规律。但是, 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条件以及党建立时国内外环境的不尽相同, 各国共产党的建党道路, 又必然不同程度地带有自己的特点。俄国共产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日本共产党走过了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再建立共产党的道路, 德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走的则是由社会民主党内部分裂而建立共产党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则是先建立地方共产党, 然后统一成中国共产党。从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的成立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 就是这条道路的历史证明。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道路,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建党道路。
摘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道路问题, 涉及面很广, 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由于资料、水平有限, 我把重点放在研究具有中国特点的建党道路上面。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这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产生的根本道路和普遍规律。但是由于各国建党所处的时代不同, 国情不同, 历史条件不同, 又会形成具有不同特点的建党道路。我们研究这一问题, 采取了综合对比的方法, 就是通过对世界各国共产党有代表性的几种类型的建党道路进行综合考察, 来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道路。本文通过分析中国的独特国情与所处的时代, 说明中国建党的必要性, 通过与世界各国作比较来研究说明中国建党的特色。
关键词：建党道路,中国特色,各国比较
参考文献
[1]曹仲彬:《中国特色的建党道路初探》,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年05月第1版.
[2]《列宁全集》第19卷, 人民出版社.
[3]《列宁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EVA考核之中国特色 篇3
关键词：经济增加值,业绩考核,资本成本
经济增加值 (EVA) 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由约尔·M.思腾恩提出的, 他认为EVA是经营利润在扣除资本成本后所剩下的利润。EVA概念的提出革新了传统的绩效考核理念, 旨在避免传统的基于会计收益指标考核管理者业绩所带来的弊端:管理者行为短期化;盈余管理;激励目标的设置不合理;考核体系太复杂而起不到应有的激励效果。本文先对Stern Stewart公司的EVA管理体系作简要介绍, 然后对国资委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 (简称《办法》) 进行对照解读, 以发现两者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中的原因。
一、EVA管理体系介绍
EVA是剩余收益概念, 用EVA作考核指标必须考虑资本的成本, 包括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的成本。也就是说, EVA指标是权衡股东、债权人和管理者三方利益的结果。
1. EVA指标的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EVA=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成本 (公式1)
EVA的计算过程包括两个部分:
(1) 对会计利润进行调整。主要包括研发费用、递延税、无形资产摊销等由于会计政策与EVA理念的不一致而产生的差异的调整, 如根据会计稳健性原则对利润进行的调整。Stern Stewart公司指出需要调整的项目多达160多项, 但是基于重要性原则考虑, 常用的调整项目仅有十几项。
(2) 对税后净营业利润进行资本成本的调整。资本成本是资本占用总额与资本成本率的乘积, 传统的利润指标仅考虑了债务资本成本, 即债务利息, 但是没有考虑权益资本成本。事实上股东所投入的资本也是有回报要求的, 即必须考虑权益资本的机会成本, 这部分成本应从净营业利润中扣除。权益资本成本的计算可以通过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估计。
所有EVA调整的目的都是为了限制管理者在各期之间操控EVA的机会主义行为: (1) 消除对会计稳健性的不利影响, 如将研发支出、商誉等进行资本化处理; (2) 抑制管理者操控应计项目进行“平滑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 (3) 消除过去的会计差错对当期业绩的影响。
2. 基于EVA的奖金激励体系。基于EVA的奖金激励体
系的设计遵循如下三个原则:第一, 业绩目标的设定与预算体系分开, 避免目标设定过程中的“谈判”行为导致“预算松弛”。第二, 业绩基准目标原则上应该大于零, 否则将失去EVA考核的意义。第三, 设立“奖金池”。
Stern和Stewart等 (1995) 提出了“奖金池”的概念, 要点如下: (1) 奖金无上限, 以防止由于商业周期等因素使管理者的奖金出现较大波动; (2) 奖金并不是一次性发放, 而是将其中的1/3放在第一年发放, 其他部分存入“奖金池”在随后的两年内陆续发放; (3) 允许对奖金池的余额征收一个负的EVA, 这意味着可以对管理者在达到业绩高点之后又出现的业绩下滑征收一个惩罚性的“负奖金”, 但对管理者已获得的奖金基数并不产生影响, 目的是减少管理者的短视行为。
EVA绩效评价体系比传统财务指标激励体系的优越性体现在: (1) 财务指标往往容易被操纵, 但是EVA不易被操纵。 (2) 传统的激励计划在目标设定过程中更多的是基于谈判, 因而具有较大的主观性。而基于EVA的激励计划的目标设定更客观。 (3) 传统财务指标使管理者产生诸如投资不足的短视行为, 比如对于那些不能立即产生利润的投资项目, 管理者可能不想投资, 从而产生投资不足的问题。而EVA通过将资产价值资本化, 引导管理者着眼于长期的价值创造, 可以避免投资不足的问题 (Riceman, Cahan et al., 2002) 。
还应看到, EVA本身的逻辑隐含着增加EVA价值的三条途径:一是在不提高资本成本的情况下提高利润;二是在不减少利润的情况下节约资本成本;三是利润和资本成本都增加, 但前者的增加必须足以抵消后者的增加。可见, EVA考核体系隐含的行为导向是明确的。
二、国资委《办法》的中国特色
1. EVA指标的计算、调整。《办法》结合我国央企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EVA的计算公式, 包括:
经济增加值=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成本=税后净营业利润-调整后资本×平均资本成本率 (公式2)
税后净营业利润=净利润+ (利息支出+研究开发费用调整项-非经常性收益调整项×50%) × (1-25%)
调整后资本=平均所有者权益+平均负债合计-平均无息流动负债-平均在建工程
(1) “非经常性损益”也属于EVA。调整后的税后净营业利润依然包括了一部分“非经常性损益”, 因为非经常性损益中只有50%的“非经常性收益”从税后净营业利润中扣除, 还有一部分依然存在于式 (2) 右边第一项。
Stern Stewart公司的EVA指标设计原则旨在引导管理者进行价值创造投资, 集中于主营业务的投资和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的提升。但是, 国资委《办法》中计算出来的EVA依然包含了一部分“非经常性收益”。
(2) 统一资本成本率。《办法》规定: (1) 中央企业资本成本率原则上定为5.5%。 (2) 承担国家政策性任务较重且资产通用性较差的企业, 资本成本率定为4.1%。 (3) 资产负债率在75%以上的工业企业和80%以上的非工业企业, 资本成本率上浮0.5个百分点。 (4) 资本成本率确定后, 三年保持不变。
Stern Stewart公司的EVA计算中扣除资本成本就是为了引导管理者的投资决策应该考虑资金的机会成本, 即项目投资的决策原则是预期的投资收益必须大于资本成本时才是价值创造的投资, 否则是价值毁损的投资。所以, 资本成本必须体现公司出资者 (股东和债权人) 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的预期, 同时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的比重应合理。
一般来讲, 资本成本率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计算和估计, 可见资本成本率应该与公司的融资能力、资本结构、风险等级以及外部环境相关, 也就是说, 资本成本率的变动与公司的特征相吻合才有意义。
(3) 利息费用加回到净利润。利息支出是指企业财务报表中“财务费用”项下的“利息支出”。
Stern Stewart公司的EVA对利息费用的调整是为了先将计入营业利润的债务资本成本暂时扣除, 这部分资本成本一般体现在公式 (1) 的第二项“资本成本”中。然而, 由于资本成本率统一规定为5.5% (特殊行业为4.1%) , 因而很难真实地反映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
(4) 研发支出加回。《办法》规定, 对于为获取国家战略资源的“勘探费用”视同研究开发费用调整项, 以不超过其50%的比例加回到净利润中。
Stern Stewart公司的EVA对研发支出的调整是为了避免管理者的如下短视行为:当以利润作为考核指标时, 如果当期研发投入过大影响当期利润, 管理者就会缩减研发投入, 这显然不利于企业长期的价值创造。因此, 国资委《办法》的这项规定具有明确的国家战略导向。
(5) 在建工程不计入资本占用总额。在建工程是否计入投入资本总额需要在以下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如果计入, 因为在建工程并未投入使用, 并不能产生利润, 将其资本成本从其他资产产生的营业利润中扣除是不公平的;如果不计入, 管理者可能会认为这部分资本是“免费的”, 从而疏于管理, 拖延工期, 造成资产使用效率低下。
2. 基于EVA的奖金体系。
(1) EVA目标值基于以前年度完成情况来确定。国资委《办法》指出, EVA基准值是指上年实际完成值和前三年实际完成值平均值中的较低值。
Stern Stewart公司的EVA目标设定是基于股东期望的必要报酬率及其增长率, 旨在鼓励管理者进行持续的价值创造性的投资行为 (Glassman, 1999) 。所以, EVA目标值的设定与预算体系是相互独立的, 并且EVA目标值是相对稳定的, 并不随上年实现情况而随意变动。
(2) EVA目标值在零附近 (含零) 的, 计分给予特别处理。《办法》规定:经济增加值考核目标值在零附近 (含零) 的, 计分给予特别处理。
Stern Stewart公司的EVA考核是为了消除因业务性质不同等的“禀赋”差异, 但其考核目标值并非是零, 而应该是正的, 当然正值越大越好。毫无疑问, EVA目标值的设定应考虑“禀赋”差异, 否则就是不公平的。
(3) 奖金有上下限。《办法》规定, 经营者年度奖金依据目标值的完成情况最多加8分或扣8分。
然而, Stern Stewart公司的EVA奖金不设立上限, 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激励管理者价值创造的潜能, 同时避免因存在奖金上下限额而诱发的盈余操纵行为。
(4) 没有惩罚性的负奖金, 没有设立奖金池。《办法》将EVA指标只纳入央企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 占40分, 未纳入任期经营业绩考核。任期考核依然以传统财务指标为依据。奖金实行一次性发放, 没有设立奖金池。
如前所述, Stern Stewart公司的EVA奖金体系遵循了三个原则, 设立惩罚性的负奖金和激励性的奖金池目的是避免管理者业绩的大幅波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三、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国资委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的业绩考核办法虽然体现了EVA指标的要求以及EVA奖金体系的思想, 但是仍然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与EVA财务管理体系的设计理念存在一定的差异, 表现在: (1) 依然存在人为操纵等短期化行为痕迹; (2) 考核办法欠缺科学性, 影响了考核结果的公平性; (3) 奖励弹性不足, 激励作用有限。
当然, 国资委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是从我国国情和中央企业的实际出发的,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它对鼓励企业进行持续的价值投资、引导企业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注】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编号:11XNH-155) 的资助。
参考文献
[1].Glassman D..Twelve Ways To Strengthen YourIncentive Plan.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1999;12
[2].卢闯, 杜菲, 佟岩, 汤谷良.导入EVA考核中央企业的公平性及其改进.中国工业经济, 2010;6
中国古代的姓氏名字 篇4
其实,在中国古代,“姓”“氏”“名”“字”都是独立的个体,分别包含不同的意义。
我们先来谈一谈“姓”。
姓最初是代表有共同血缘、血统、血族关系的种族称号,简称族号。作为族号,它不是个别人或个别家庭的,而是整个氏族部落的称号。
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班固《白虎通德论》也说:“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由此可以确定“姓”的本义是“生”。
据《春秋》整理出来的22个古姓中近半数带女字旁———如妫、姒、姜(炎帝的姓)、姬(黄帝的姓、周天子姓)、嬴(秦王的姓)、姚(虞舜的姓)———这一结论,可以推测“姓”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母系氏族阶段。当时的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每一个以母系血统为纽带的氏族,都必须有一个与其它氏族相区别的标志,这就是“姓”。
远古时代“姓”的来源,据推测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根据自己出生和生长地的名称命名。据《国语·晋语》记载:“黄帝长于姬水,以姬为姓。炎帝长于姜水,以姜为姓。”这是有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姓。再比如“妫”姓,应该是因妫水而得名———今河北涿鹿有妫水。其次,当与当时的图腾崇拜有关系。为了“别婚姻”,“明世系”,“别种族”,各个氏族部落就选取本部落的崇拜物作为本部落的“姓”。比如炎帝部落,我们知道它的图腾为羊,“姜”含“羊”,姜水又是炎帝部族居住地,所以炎帝部落是姜姓。
“姓”是用来“别婚姻”的。“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礼不娶同姓”,“父母同姓,其出不蕃”“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出自《左传》)。
先秦的女子都称姓。女子未出嫁时,一般都在姓前加上排行,称为孟姬、仲姜、季姒等;或在姓前加上自己所自出的国名,如秦嬴、齐姜、褒姒等。女子出嫁后则在姓前加上丈夫的国名或姓,如孔姬、棠姜、息妫等。此外,当时称妇女还可在其姓后加一个氏字,如姜氏、嬴氏等。这里的“氏”并非姓氏之“氏”,而是与“姓”同义。“氏”的这种用法,与先秦古书常见的“母氏”“舅氏”“伯氏”中“氏”的用法相当。姓可呼为氏,但氏不可以呼为姓。
氏“氏”是古代贵族标志与宗族系统的称号,表示功勋和地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随着氏族内部人口的增多,原来的部落又分出若干新的部落。这些部落为了互相区别,就为自己的子部落单独起一个本部落共用的代号,这便是“氏”。“氏”是“姓”的分支。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为姒姓。”但同一个“姒姓”之下又分“有夏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氏是用来“别贵贱”的,“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一个男姓贵族随着身份地位的改变,一生中可以有新的氏,甚至是先后有几个不同的氏。例如商鞅,他本是卫国公室的子孙,以“卫”为氏,称为“卫鞅”。后来到了秦国,其封地在商,故又以商为氏,称为“商鞅”。远古时期那些地位低下的男子,没有姓氏,就只能以职业称呼了。如奕秋、庖丁等,这些职业名当时只是通称,后来才成了姓。
在上古时期,因为姓氏分别是用来“别婚姻”“别贵贱”的,所以女人必须称姓,男人必须不称姓;姓不可以变,氏可以变;而且,姓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但是社会发展到战国时期,姓和氏开始合二为一。经过秦末大乱,社会进入西汉,姓氏就完全融为一体,成了表明个人及其家族的符号。这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姓氏含义。
据《半月谈》报道,“中华民族的姓氏多达11939个”。这些姓氏起源形式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1.以居住地名、方位、封国命氏。如赵、西门、郑等。
2.以古姓命氏、如任、风、子等。
3.以先人名或字命氏。如皇甫、高、刁、公、施等。
4.以兄弟行次顺序为氏。如伯、仲、叔、季等。
5.以职官名称命氏。如史、仓、库、司徒、司寇、太史等。
6.以职业技艺命氏。如巫、屠、优、卜等。
7.以祖上谥号为氏。如戴、召等。
8.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大融合,借用汉字单字为氏。如拓跋氏改为元氏、叱卢氏改为祝、关尔佳氏改为关、钮祜禄氏改为钮等。
9.因赐姓、避讳改姓氏。如李唐王朝赐给立有大功的大臣们以李姓、朱明王朝赐以朱姓;汉文帝名刘恒,凡恒氏因避讳改为常氏。晋朝帝王祖上有司马师,天下师姓皆缺笔改为为帅氏。
10.因逃避仇杀改姓。如端木子贡后代避仇改沐姓,牛娃避仇改牢姓等。
名姓氏是公共的,“名”则是指个人的符号,带有个人的烙印。
“名”的产生也是在氏族社会时期,同时也是人的个体意识逐渐觉醒的必然结果。《说文》对名这样解释:“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为,黄昏后,天暗黑不能相认识,各以代号称。这便是名的由来。
据《周礼》“婚生三月而加名”记载,在我国传统习俗中,“名”是在婴儿出生百日之后由父亲取定的。关于这一说法,《礼记·内则》中也有记载:“三月之末……妻抱子出自房,当楣立东面……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到了这一天,由母亲和保姆抱着婴儿来到厅堂见他的父亲,父亲郑重地握住孩子的手,给他取名。)现在我们有些地方给孩子“过百日”的习俗即源于此。
因为人们所属的民族、社会、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等的不同,所以各个时期取名习惯也很不相同。
我们现在所看见最早的名是商代人的名。当时的习惯,崇尚以天干为名,也往往以其生日干支来命名,如太乙,成汤(天乙),太丁等。周代以后对取名有所讲究:如春秋时期取名要遵守“信”“义”“象”“假”“类”五条礼节;战国时贵族通过占卜来给自己的儿子取名;秦汉以后,又对一些寓含王霸意义的字眼如龙、天、君、王、帝、上、圣、皇等字禁止使用。魏晋南北朝起名讲究高雅,盛行以“之”命名,(如王羲之、祖冲之等),此外取佛僧名也成了时———“僧佑、僧护、僧智、梵童、摩诃”之名比比皆是;唐宋时,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命名成了时尚。如朱熹(火),父名松(木),儿名(土),孙名钜、钩、鉴、铎(金),曾孙名渊、泠、潜、济、浚、澄(水),刚好是五行一个循环。
另外,汉人取名:尚英武,雄浑劲健。像胜、武、勇、超、猛、固、彪等很常用;见贤思齐、追慕圣人。如赵禹、张汤、周昌、张尧、黄舜等;也求长生长寿。如万年、延寿、千秋、去病,等。
字“字”只是限于古代有身份的人。
《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十五笄而字”,就是说不管男女,只有到了成年才取字,取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尊重他,供他人称呼。一般人尤其是同辈和属下只许称尊长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
古人取字方法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种:
1.同义反复。如屈原名平,字原;诸葛亮字孔明;陶渊明字元亮;文天祥字景瑞等。
2.反义相对。唐王绩字无功,宋朱熹(火亮)字元晦等。
3.联义推想。赵云字子龙(云从龙);晁补之,字无咎;苏轼,字子瞻;岳飞字鹏举等。
中国特色的环境会计主体之选择 篇5
环境会计 (或称绿色会计) 是以稀缺资源如何更合理的配置为前提, 重点研究怎样反映企业耗费自然资源的价值, 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 其核心是对资源价值和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问题。作为环境会计研究的前提之一, 会计主体是必须首先加以明确的问题。从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 对我国环境会计主体问题尚存在争议:
观点一:企业主体论。认为将会计主体假设应用于环境会计, 在全面坚持原有精神的基础上, 还必须赋予新的含义, 这种新的含义指企业在财务报告中反映的对象应该加以扩展, 如来自法律、道义方面等责任。在环境会计中应用会计主体假设, 就不仅要考核和报告主体自身的经济性, 还要考核和报告一个主体对外的不经济性。这种观点虽然赋予会计主体以新的含义, 但企业主体的性质不变, 环境会计研究的仍是企业如何反映环境成本等问题。
观点二:政府主体论。这种观点认为环境会计主体是类似“环保局”的政府部门, 认为由于我国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由专门的环保部门进行, 为了有利于该部门的管理, 且有助于计算企事业单位的环境破坏成本, 应在“环保局”设置“环境会计科”, 专门核算所辖范围的环境会计业务。在环保局下, 各个企事业单位是内部核算单位, 按期向环保局提供必要的环保核算资料。
2 确立环境会计主体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会计主体假设主要是解决为谁记帐的问题, 确定会计反映的空间范围。当前我国环境会计选择企业或是政府作为会计主体, 其核心是看以哪一个为主体客观上更有利, 更符合我国具体国情, 实事求是。笔者认为, 选择的标准应该满足以下几点:
2.1 满足会计信息真实性的要求
会计信息必须以客观性为第一基础, 这一点在我国当前形式下尤其显得重要。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是一个系统工程, 按照会计准则确认与计量会计活动、会计报告必须经CPA鉴定就是两项重要的措施。会计核算本身固有的一些缺陷使得现代社会的人们在选择会计方法时不得不谨小慎微, 对于那些新经济事项在未能得出理想的核算方法之前, 往往选择了绕过资产负债表而仅以表外说明的方式加以反映。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缺乏具体操作指南、CPA难以鉴定的会计处理程序在目前还不宜在企业的财务会计报表中反映, 这对当前我国会计市场的现状更有意义。
2.2 符合企业的会计目标
确认会计主体在理论上有两种方法, 第一是经济活动法, 认为会计主体是指能够控制所拥有的各种资财, 承担关于作出和执行各种承诺的义务以及进行各种经济活动的经济单位。第二种方法是使用者利益法, 认为会计主体是用来界定拥有权益的个人或集体以及确认他们拥有权益的份额。两种观点无不是围绕会计的目标展开的, 从会计反映“受托责任”角度看, 确认的会计主体越是能反映受托方权利与义务, 就越是能满足会计的根本目标。
2.3 符合会计核算成本与效益原则
现代社会纷繁多姿的经济生活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同时也对会计这种经济活动的“反映器”带来挑战。会计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中产生的, 它有着自身的局限性, 并不是所有的经济活动会计都能够、或者是必须加以反映的。所以, 当提供一种会计信息的成本超过了会计主体为之发生的成本时, 客观上就要求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变换方式、甚至放弃。在环境会计领域里, 该原则的引申意义就在于:如果反映环境会计的信息对于主体来说成本高于了效益, 该主体在客观上是否有必要、或者能够积极的完成这种责任?
3 我国当前环境会计主体的选择
综合以上考虑, 笔者认为, 当前选择政府作为环境会计的主体更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理由是:
3.1 以政府为会计主体能够满足会计目标的需要
从我国目前会计环境分析, 反映“受托经济责任”依然是我国会计基本目标, 作为具有特殊反映内容的环境会计而言, 其反映的仍然是公有经济占主体的企业运用资源、作用于环境的信息, 在当前, 满足政府对会计信息的需求要远较大众投资人要更显实际, 这样, 由政府机构反映环境会计信息就更利于政府的宏观调控。
3.2 以政府为会计主体更利于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会计信息的根本, 环境会计信息如果要求企业来提供, 势必会产生企业为了逃避责任而“虚报”“少报”等造假行为, 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披露了黄河沿岸一些企业又在偷偷排污的问题, 其中, 很多企业领导者对着记者的摄像机还在断然否认自己的排污事实。很难想象, 如果要求这样的企业再去在财务报告中揭示环保信息其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笔者坚持认为目前环境会计信息应由政府提供的主要考虑。
3.3 以政府为会计主体降低了会计人员的执业风险
我国环境会计研究的现状使得会计人员尚无法得到有利的规范支持, 在环境会计信息的生成或CPA的鉴证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新修订的《会计法》加大了会计造假的处罚, 会计人员的职业风险加大, 将环境会计主体定位于政府, 也是一种保护会计人员的措施, 能够促进会计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3.4 以政府为会计主体减少了信息的生成成本
考虑到目前环境会计的信息主要是供政府需要的事实, 将会计主体定位于政府无疑是更为简便的选择, 政府有着环保职能, 这为其统计环保方面的信息提供了先天的有利条件, 同时, 减少了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大量的信息生成费用, 环境会计信息的效用性得到保证, 这会进一步的促进环境会计的发展。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几年来的会计研究结果, 如:管理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等, 许多理论上认为非常好、而且可行的方案, 到企业那里却往往难以实施。
4 结论
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条件下应将环境会计的主体假设定位于政府, 这固然有别于国际惯例以企业为主体的一般认识, 但其符合我国的国情, 环境会计在中国的发展才刚刚起步, 需要我们在理论研究的时候就能够使其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中, 这样, 其才能发展, 中国的环境会计研究才有生命力。
摘要：鉴于我国目前会计信息失真的普遍性和企业自律能力较差的客观事实, 中国环境会计主体不宜定位于企业, 而应由政府承担。这有利于保证环境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有利于降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成本, 有利于环境会计在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环境会计,会计主体,会计信息
参考文献
[1]孟凡利.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J].会计研究, 1999 (4) :16-18.
[2]王立彦.环境成本核算与环境会计体系[C]//1998年会计学论文选.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 1999.
中国特色之姓氏 篇6
公共电视的概念是在西方体制下提出来的, 最早也源于西方, 是典型的西方话语系统, 其含义到目前为止, 学术界较为认同的是:“公共电视作为一种公共财产的形式存在, 以视听费或社会资助为主要收入来源, 不以营利为目的, 独立于政府和商业企业, 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电视机构形态或电视体制”。其平常的运作经费以观众的电视机执照费、社会团体与个人的捐助为主, 国家财政补贴为辅。公共电视多半以制作和播放公共政策的讨论、文教艺术或知识性节目为主, 目的在于提升国民知识水平、促进民众参与政治决策, 是典型的服务公众的电视媒体, 因此也不受任何政府、政党及利益团体的控制。目前最著名的公共电视有英国广播公司BBC、日本放送协会NHK, 在商业电视遮天蔽日的美国, 也有公共广播公司CPB、公共电视网PBS、全国公共广播网NPR等公共广播机构作为支撑。中国由于其国情、体制的差异, 实行的是符合中国政治需求的国营性电视体制, 因此并没有生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电视”, 但在中国, 却有与“公共电视”相关的概念, 如“公共频道”等。
公共频道一般指省、市、县级电视播出机构公用共有的频道。1999年国办82号文件明确要求“大力推广公共频道。在县级广播电视实行三台合一的基础上, 由省级电视台制作一套公共节目供所辖各县电视台播出, 从中空出一定时段供县级电视台播放自己制作的新闻和专题节目。”国内业界对公共电视频道的认识主要就是为了解决电视台过多的问题而由省级台成立的一个整合地县级电视台的节目平台而已, 它的资金来源依然主要是广告收费, 传输的节目主要是经过挑选的县级电视台制作的节目。这是一个政府、企业等各方利益博弈后的结果, 与西方公共电视设立的初衷——独立于政府以及各种利益集团之外是大相径庭的。建设公共频道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治理现行广电体制下“散、滥、乱、小”的问题, 可以推进县级电视播出机构的职能转变, 即从自办节目转为传播中央和省级电视台的节目, 这个思路的终点是由公共频道取代县级电视台。
学界呼吁建立中国公共电视的代表性观点
近年来, 中国学术界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讨论很多, 06年陈力丹教授提出电视体制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认为在以自由化、市场化与全球化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浪潮的裹挟下, 电视媒体面临着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这已经成为拷问全世界传播政策制定者们的一大难题。他认为, 虽然直接针对国内广电传播体制与公共利益关系的文章仍然处在理论研究的“边缘地带”。但国内还是有很多研究者开始研究广播体制转型的情况。纵观英美日韩等国家的广播电视发展, 公共利益始终被广播电视所倡导, 公共服务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已形成成熟机制。因此, 在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也应该开始谋求公共利益, 与国家利益、媒介利益开始形成三方面的制衡。
2007年刘仰定义面向全社会的公共电视台应该是非盈利电视台。他呼吁, 非常需要一个为所有人提供免费服务的电视台, 它应该成为政府为全民提供的免费福利。这个电视台, 没有商业广告, 只有公益广告;节目内容不受收视率的支配, 只从社会需要出发。社会满意度是考核节目的重要指标, 收视率仅仅是一个次要的参考, 节目内容完全摆脱低级趣味, 以知识性和教育性为主, 兼顾社会各个层次。这个电视台的经济支撑, 靠政府拨款和社会的慈善捐赠, 以及较低的营运收入 (例如公益广告) 。由于其非盈利性, 可以享受政府的免税政策, 所有工作人员只有较为稳定的平均收入。这个电视台的节目覆盖, 应该利用各种方式, 最大限度地覆盖到全国所有的角落。这个电视台, 还可以加入世界各国公共电视台的节目交流网, 这个交流网的节目基本上都是非意识形态的知识性节目, 节目质量并不比我们现在花钱买来的类似美国《发现》系列节目差。建立一个非盈利性共同电视台, 并不影响现有的商业电视台, 也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 毕竟商业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倾向。但是, 独立的非盈利性电视台本身就是一种公益事业, 可以有效淡化金钱至上的观念, 更好地为严肃、积极的教育和科学文化起到推广普及作用, 这是“以人为本”的另一种体现。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郭镇之在2006年的论文《公共广播电视:变与不变之间》中认为:公共广播电视在诞生之初的理想设计是“非政府”“非商业”的。但是其“非政府”的特征从来没有实现过, 而伴随着市场化的发展, “非商业”性特征也逐渐式微。按当今的看法, 接不接受政府资金和有无广告已经区分公共广播电视的标准了。而不变的首先是“其告知、教育和娱乐”的使命, 还有则是为公众恪尽职守的, 维护公共利益, 保持“公信力”的核心制度。而中国则应该加入到“公共服务”的不变的传统中来。
而郭镇之又在2009年的论文《中国的人民广播和世界的公共广播——数字时代中国公共频道的展望》中提到:由于在中国有着“人民广播”的长期传统, 因此在中国完全有可能建立世界通用意义上的公共广播电视。“公共”在英文中是“Public”, 与“People” (公众, 人民) 的含义在如今社会的语境中已无区别。而中国广播有为人民服务的传统, 可以努力争取、积极推进这个中国理想传统的实现。中央电视台等广播者提供的节目品种多、质量高, 具有民族文化的代等。而各方面对公共广播的认识也在提高。中国传媒学者应该宜传“公共服务”的理念、宗旨和知识, 参与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体制。中国的公共广播电视应该是中国式的。它在吸纳欧洲模式精华的同时, 也可以、并应该具有中国传媒的独自特色。这些, 对学者而言, 既是挑战, 也是责任。
我国建立公共电视的有益尝试
我国的公共电视创立最早可追朔到1996年。在这一年, 福建省广电厅在电视节目交流中心的实验基础上提出创办公共频道的设想。他们利用其省有线电视微波联网中的一个通道, 运用压缩技术将省台制作的公共频道节目完整传播到各个地市县台, 各县拥有专门划出的时段插播地方台的新闻专题节目, 并且可以贴上自己当地台的台标完整播出。
这一构思后经国家广电部审批同意, 1998年福建广电厅直接管理的电视公共频道正式开播。1999年, 当时的国家电影电视总局作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大力推广公共频道。在县级广播电视实行三台合一的基础上, 由省级电视台制作一套公共节目供所辖各县电视台播出, 从中空出一定时段供县级电视台播放自己制作的新闻和专题节目。”国内业界对公共电视频道的认识主要是为了解决电视台过多的问题而由省级台成立的一个整合地县级电视台的节目平台而已。它的资金来源依然主要是广告收费, 它传输的节目主要是挑选的县级电视台节目。虽然公共频道也有其“公益性、服务性”的频道特征, 但它只是各地电视台的公共频道, 而不是公众的公共电视频道, 这与西方的公共电视含义还相去甚远。
中国特色之姓氏 篇7
一、涉诉信访的概况
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设计, 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1949年3月, 中共中央迁到北平, 当年8月就正式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1951年5月16日, 毛主席作了《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的批示, 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 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 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 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 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1]“新中国刚成立时, 来信来访很多, 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几乎同时成立了三个单位受理群众来信来访, 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和总理办公室。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又设置了人民接待室, 作为专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日常工作的具体办事机构。到1954年, 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和直属机构大多建立了信访机构或配备了专、兼职信访干部, 全国有很多省和县也按照中央的要求建立了相应机构。”“1954—1957年, 来信来访猛增, 信访机构进一步完善, 中央有接待任务的50多个机构都建立了信访机构, 配备了信访干部。”[2]改革开放后, “1992—2004年, 全国县以上党政信访工作机构受理的信访量呈持续上升趋势。经过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 2005年, 全国信访总量在持续十二年上升后开始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 全国县以上党政信访工作机构受理的信访总量虽然有所下降, 但全年仍在1000万件 (人) 次以上的高位运行。”[3]
改革开放后, 1980年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 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信访制度。近年来, 涉法涉诉上访日渐增多, 成为了各级人民法院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1989年最高法院告诉申诉庭就向高、中级法院交办查处重点申诉案件568件。经过及时审查处理, 其中464件维持原判, 改判104件。1990年最高法院办理各类重点申诉案件734件。2003年最高法院共接待处理涉诉信访12万余件次, 按照分级负责处理的原则, 依法审查处理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2 089件。”[4]2006年,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办理群众来信来访3 995 244件 (人) 次, 下降5.33%, 其中涉诉信访435 547件 (人) 次。审查申诉和申请再审196 342件, 其中符合法定条件进入再审程序的47 902件, 审结46 468件, 改判15 867件, 占当年生效案件总数的0.31%。”[5]
二、涉诉信访基本成因分析
(一) 历史因素
中国的法制传统一向是行政与司法合一, 自晚清修律以来, 行政和司法才从形式上实现分离。新中国司法体系建设受中国传统法制史和前苏联影响, 与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连, 建国后虽然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司法和行政作了表面区分, 但在整个国家体制中, 司法只是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司法与行政的实质性区分远远没有完成, 法律还远远没有达到作为社会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 信访问题往往成为地方党委、政府干预司法审判的重要原因, 信访作为特殊的法律实践形式, 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法律现象, 并得到广泛的运用。
(二) 立法因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因此, 信访是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 也是公民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
(三) 纠纷解决机制因素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加入WTO, 在社会转型时期, 旧的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受到强烈冲击, 原有的许多纠纷处理机关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开始司法改革, 其目标是要建立起“判决—执行”的审判模式, 经过二十余年建设, 诉讼、仲裁、复议等制度初步建立, 但多元的纠纷解决体系尚未成熟, 社会矛盾纠纷没有建立起合理的分流机制和对滥诉行为的有效制裁机制, 这直接导致了纠纷直接进入到诉讼程序, 引起机制失衡。
(四) 司法救济机制设计缺陷因素
中国目前的涉诉信访几乎都与司法救济的缺陷有关, 作为一种独特的法律现象, 中国法院的信访者既有对法院生效裁判不服的人, 也有被各级法院不予立案的人。各级法院不但要处理针对本院的申诉信访而且有权也有责任处理对下级法院的申诉信访。
由于社会各方面发展不平衡, 整个司法体制在应对社会矛盾过程中也呈现出结构性的力不从心, 对于土地纠纷、劳资纠纷、拆迁纠纷等多发性、容易引发上访的纠纷, 法院往往不立案, 这一关闭救济途径的做法反而引发了更多的涉诉信访问题。原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曾指出:“由于法律对申诉没有时间、次数、审级的限制, 因此, 接待、处理不服各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的申诉, 是我院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6]
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院信访机制
社会冲突“解决”的内涵“应当是多层次主观效果的综合体”, 包含四个层次:第一, 化解和消除冲突;第二, 实现合法权益和保证法定义务的履行;第三, 法律或统治秩序的尊严和权威得以回复;第四, 冲突主体放弃和改变对抗社会统治秩序和法律制度的心理和态度, 增加与社会的共容性, 避免或减少冲突 (至少是同类冲突) 的重复出现[7]。
(一) 将涉诉信访工作法制化
目前《国务院信访条例》适用于行政机关, 仅对法院涉诉信访工作具有参考作用, 并且涉诉信访工作不同于一般的信访工作, 它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 法院应当通过创设符合法律科学规律、适应现行法院审判管理体制的信访机制。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 有必要制定涉诉信访的专门司法解释, 将涉诉信访工作法制化。借鉴审判流程管理的制度设计, 明确信访工作的职责、权限、审限、纠错问责、操作规则和奖惩办法。建立健全再审复查听证制度, 整理过滤申诉和申请再审信访事由, 剔除不符合再审立案条件的信访案件。法院信访工作公开化制度。
对于重大、疑难案件, 特别是上访人无理取闹、缠访缠诉的案件, 应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专家、新闻媒体和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参加公开听证和答询, 依靠社会力量和群众舆论做好化解矛盾纠纷工作, 达到息访息诉的效果。
(二) 法院信访与立案工作相结合, 加强立案和司法救助工作
目前信访工作由立案庭的法官来办理, 但只是把信访部分纳入到申诉再审的轨道上。按照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要求, 如把信访程序确定为决定再审的前置性预设程序, 那么从事信访工作的审判人员应当为程序法官, 接访处访应视为程序审查工作, 从体制上可将信访部门与立案部门合并, 直接建立立案信访庭, 将信访与立案工作相结合, 加强立案工作, 给予公民更多、更彻底的司法救济, 要将当事人引向法院这一解决纠纷的正规渠道。
司法救助工作的加强对于纠正司法专权、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确保司法公正将会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将信访与立案工作相结合后, 同时应当赋予信访部门以确定司法救助范围和对象的权力, 以扩大司法救助范围, 加强司法救助工作。
(三) 加强信访一体化建设
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 全国各级法院信访部门, 应当采取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 在涉诉信访案件处理上体现总体控制, 由最高人民法院统筹全国法院系统涉诉信访案件处理工作, 以强化信访信息资源共享, 节约法院和当事人信访资源及其成本, 防止因信访接访与处理脱节造成重大失误, 有效地促进涉诉信访工作的良性开展。
(四) 对违法缠访缠诉行为开展司法打击
当前各地法院为做好息访息诉做了大量工作, 但有的单位为了求得一时的清静, 做出无原则的让步, 使无理缠访缠诉人得到一些好处, 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无理缠纺缠诉人的气焰。
胡锦涛同志指出:“信访工作是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8]共和国的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说:“人民司法工作, 是依靠人民、便利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人民司法工作者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群众路线是人民司法的一个基本问题。”[9]
由于中国法院信访制度的存在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成因和重要的现实价值, 做好新时期法院的信访工作,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确定为落实“司法为民”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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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央党校进修一班第40期A班社会发展方向第三课题组.从信访工作中的问题看和谐社会建设难点重点[J].中国城乡桥, 2007, (5) :22-24.
[4]左卫民, 何永军.政法传统与司法理性---以最高法院信访制度为中心的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1) .
[5]肖扬.向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EB/OL].中国法院网讯, 2006-03-11.
[6]肖扬.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EB/OL].中国法院网讯, 2004-03-10.
[7]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1:11-15.
[8]完善信访制度建设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文字实录---访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副秘书长、信访局局长魏旋君[Z], 2008-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