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CSR（精选6篇）
中国特色的CSR 篇1
摘要：从2008年开始,上海证券交易所强制要求三类上市公司必须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并鼓励其他公司进行披露。大量学者基于国外发达国家数据得出披露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结论。然而,学术界对中国的CSR报告的信息含量却持有不同意见。围绕这一争论,本文进行了具体阐述并进一步介绍了中国CSR报告影响信息不对称的可能途径。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不对称,信息含量
一、引言
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不能仅仅追求利润,还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不仅事关消费者的切身利益,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形象。
在中国,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素质的提高,社会公众的责任意识普遍增强;另一方面,矿难事故、假冒劣质产品、农民工讨薪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的频繁发生严重与和谐社会的目标相悖。从2008年开始,上海证券交易所强制要求三类上市公司必须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并鼓励其他公司进行披露。
大量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数据表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能否得出同样的结论,相关研究却结论不一。基于此,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具体阐述。
二、推动中国CSR发展的各方力量及举措
虽然,CSR在中国起步较晚,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推进,社会各界越来越认识到CSR的重要性。近年来,多方力量都在采取措施积极推进中国CSR的发展,这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以下简称“环保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SRI)以及社会责任组织和论坛等。
(一)公司法
2006 年新《公司法》首次明确使用了社会责任的概念,其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新《公司法》尤其突出了对员工权益的保护,规定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其他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另外,公司法还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中应有职工代表参加,且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1/3,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二)国资委
2008年1月4日,国资委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从法律意义上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态度。目前,大概有110 家中央企业,这些央企大多是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很大比例。指导意见包括四部分:充分认识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措施。指导意见基本上涵盖了国际CSR标准的要求。
(三)环保部
企业社会和环境信息披露是CSR实施的主要部分,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强制要求企业披露社会和环境信息。紧跟这一趋势,我国政府也发起了有关环境信息披露的倡议。2007 年2 月8 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7年第一次局务会议通过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并于2008 年5月1 日起施行。《办法》要求环保机构和重污染企业向公众披露某些环境信息,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指出《办法》的实施具有三方面的主要意义:首先,环境信息披露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其次,环境信息披露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必要工具;最后,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深化行政改革和建设服务型政府。《办法》将CSR直接与我国国家政策和发展方向联系在一起,突出了CSR的重要性。
(四)证交所
2006 年9 月25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基于《公司法》和《证券法》取得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目标发布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截至2007年4月30日,已有20家深交所上市企业披露了2006 年度CSR报告,其中有10 家明确指出以《指引》作为参考。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 2008 年底发布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公司治理板块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以及金融类公司这三类沪市公司必须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根据上交所公布的信息,2008年有29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CSR报告,其中258 家为应规披露,32 家为自愿披露。
(五)企业社会责任投资
近年来,CSR与企业财务绩效的正相关关系逐渐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肯定。投资分析师在进行决策时也开始考虑社会和环境因素,他们所使用的分析对象通常被称为“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SRI)。
目前,SRI也已出现在中国。2006年,中国银行成立了中国首个SRI基金——可持续发展权益基金。2008年,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和天津泰达公司推出了中国首个SRI指数——巨潮泰达环保指数。2009年8月,上交所也推出了上证社会责任指数。同时,中国政府开始使用融资渠道去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2007年7月,中国政府发起绿色信贷(green credit)政策。环保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文,要求中国银行业在信贷政策中要加入企业环境绩效因素,其目的在于加重企业违反环保法的成本和改善企业环境绩效。除了绿色信贷外,2008年2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推出“绿色证券”(green securi⁃ties)。同时,国家环保总局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即“绿色证券指导意见”:未来公司申请首发上市或再融资时,环保核查将变成强制性要求。2007年下半年,环保部共完成37家申请IPO的公司的环境绩效审查,有10 家未通过,其中包括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中国第二大煤炭生产商)。这些公司未通过IPO的原因包括:未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估、未淘汰落后设备、未安装法律规定的环保设施、排放量超标等。
(六)社会责任组织、论坛和奖项
除了上述来自于法律和政府的推动外,一些旨在推动中国CSR发展的组织、论坛和奖项也纷纷出现,其中包括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网(www.chinacsr.com)、商道纵横(Syn Tao)、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指南(China CSR Map)。同时,多家中国主流平面媒体,如中国经济周刊、中国WTO经济导刊、南方周末等都经常刊登有关CSR的专题以及举行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和奖项。最有名的全国性CSR奖项之一是2006 年由清华大学、环境杂志和CCTV联合举办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100强排行榜”评选。
注:以上数据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润灵环球责任评级
由表1 可以看出,公布CSR报告的企业在逐年增加,说明上述各方力量的举措已初见成效。同时,自愿披露CSR报告的企业数量也在逐年递增,更可以说明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在逐渐增强。
三、中国的CSR报告只是企业的“门面”吗?
中国的CSR报告能否对信息不对称产生影响主要取决于CSR报告是否仅是企业的一种“门面”或者说仅是企业用来应付政府和相关各方的一种手段。更有甚者,部分企业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掩盖盈余操纵或者违规事实的工具。
(一)认为中国的CSR报告仅是企业的“门面”功夫的学者主要持以下观点
1.中国普遍被认为是法律制度和产权保护意识薄弱的国家,资本市场具有普遍的盈余操纵和高回报共存的特征(Morck et al.,2000)。财务信息披露的价值和强制报告监管的益处在中国都受到限制。例如,在全球普遍存在的盈余宣告溢价(earn⁃ings announcement premia)现象在中国却不存在(Barber et al,2012);He et al. (2012) 指出,在中国即使强制采用高质量的会计政策,比如IFRS也不能增加盈余的有用性。
2.中国的CSR报告大多未经过审计,质量不高
(二)认为中国的CSR报告含有信息含量的学者主要持以下意见
1.增加信息披露可以减少不知情投资者的信息劣势(Baiman ,Verrecchia,1996)。如果CSR报告不公开的话,一些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等)由于较低的信息获得成本会对企业的CSR信息更清楚,在市场上会产生较高的信息不对称,强制披露CSR报告则会解决这一问题(Mingyi Hung,Jing Shi,Yongxiang Wang,2013)。另外,Seong Y. Cho et. Al(2012)则指出,不管是正面的社会责任信息,还是负面的社会责任信息,都会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负面信息的降低效应更明显。
2.在中国,由于严重的污染和员工安全问题,良好的CSR绩效表现是企业获得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支持的有力工具,相关企业不得不重视(Fisman and Wang,2012)。2010 年紫金矿业泄露事件不仅使得企业股票价格大跌还使得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恶化,扩张计划不得不搁置。
3.传统的中国家族企业的慈善行为、传统的共产主义观念下国有企业的社会经济功能以及新崛起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为CSR提供了适宜的土壤(Li-Wen Lin,2010)。
4.在中国虽然没有专门的CSR立法,但是《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多项法律都从不同层面规定了有关CSR的内容,尤其是《环境保护法》对企业提出了履行环保责任的硬性规定。
5.虽然中国的CSR报告大多未经过独立的审计,但是却受到了广大利益相关者、政府环保等部门以及广大媒体的监督和审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第三方的独立审计(Mingyi Hung,Jing Shi,Yongxiang Wang,2013)。
6.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和谐思想占据重要地位,儒家学派就对商人的自利行为深恶痛绝。当下,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郭洪涛,2011)。
综上可知,虽然中国的CSR报告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无论是从经济、政治、法律还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舆论监督等方面来看都有适合中国企业履行或必须履行社会责任的土壤。因此,中国的CSR报告不应仅被看做是企业的一种“门面”。
四、CSR报告影响信息不对称的可能途径
除了上面的理论分析外,大量学者还对CSR信息与信息不对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普遍得出CSR信息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结论,这其中就包括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CSR信息影响信息不对称的可能途径主要如下:
(一)改善企业的披露政策
增加CSR信息披露能够改善企业的信息披露政策,增加投资者的信息量。Michael Welker(1995)指出良好的披露政策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并因此增加股票的流动性。Healy等(1999)发现,披露评级的增加伴随着股票报酬率提高、机构投资者增加以及股票流动性增加,从而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使用中国数据,张程睿和王华(2005)也发现信息披露和信息不对称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二)改善分析师的预测
分析师作为具有专业特长的资本市场中间人,可以对公司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分析师的预测会影响投资者的预期(Francis and Soffer ,1997),并经常被作为市场信心的替代变量。部分学者就使用分析师的预测误差作为信息不对称的衡量指标。公司披露CSR报告能够增加分析师跟从数量(Dhali⁃wal et al,2011),降低分析师的预测误差(Dan S.Dhaliwal et.al,2012;杨明秋,2012)。总体而言,CSR报告能够增加分析师的跟从,提高预测的精确度,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
(三)改善盈余质量
盈余质量与信息不对称存在负相关关系(Lam⁃bert,2012)。而发布CSR报告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和对真实活动进行操控的可能性更小(Kim et al.,2012)。利用中国数据,钟向东、樊行健(2011)和邓学衷等(2011)均得出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抑制盈余管理。
(四)增加信息透明度
CSR信息披露作为企业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扮演着与财务信息披露类似的角色,有助于增加公司的透明度(Verrecchia,2001),而透明度的提高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Lambert et al.,2007)。在中国,张程睿、王华(2007)利用A股市场的数据得出公司信息透明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负向关系。
(五)帮助投资者更好地评估企业风险
随着法制法规的健全和社会公众责任意识的增强,当具有高政治或者社会风险的公司卷入社会和环境丑闻时,更有可能受到严重处罚,严重损害公司的经营(Chen et al.,2011)。发布CSR报告有助于证明企业行为的合法性(Van Staden,Hooks,2007),能帮助投资者更好地评估企业面对的风险,降低信息不对称。Mingyi Hung et.al(2013)使用中国的CSR数据证明了上述观点。
五、结论
本文围绕有关中国CSR报告的信息含量的争论进行了理论分析。笔者认为,虽然中国的CSR报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的确具有一定差距,但中国的CSR报告还是具有信息含量的。另外,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推动中国CSR发展的力量、中国的CSR报告可能影响信息不对称的途径,以及前人的大量实证研究。
相关链接
国家重点鼓励文化产业实行增值税零税率
国务院近日发布《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对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国家重点鼓励的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出口实行增值税零税率或免税,对国家重点鼓励的创意和设计产品出口实行增值税零税率。
《意见》指出,将增加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加大对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企业支持力度。在体现绿色节能环保导向、增强可操作性的基础上,完善相关税收扶持政策。
在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领域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点,将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内容纳入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等领域,对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企业,按减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创意和设计费用,执行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意见》明确,将建立完善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鼓励企业发行公司债、企业债、集合信托和集合债、中小企业私募债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支持金融机构选择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项目贷款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小微企业发展。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加适合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企业的融资品种,拓展贷款抵(质)押物的范围,完善无形资产和收益权抵(质)押权登记公示制度,探索开展无形资产质押和收益权抵(质)押贷款等业务。(证券时报)
中国特色的CSR 篇2
山东某农村计划生育口号：“能引地引出来，能流地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旁边还有一条：“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
·山东菏泽的计划生育：“宁可家破，不可国亡。”
·安徽某县：“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江苏农村多处可见：“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湖南某县的生育计划标语：“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四川某山村：“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广西前往德天瀑布的路上有条更狠：“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 北京某远郊区：“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
最绝的是东三省版本：“农村想不穷，少生孩子养狗熊。”
在河南更有邪门的，叫做：“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足见那里的计生工作之艰难。
某地估计计划生育阻力较大，有关部门便刷了条标语：“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湖北阳新地区的计划生育标语也很形象很彪悍：“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安徽某地：“坚决打击流产女婴！”好一条中国特色的标语
．在河南永城看到一标语：“不怕死的就到十八里乡来作案！”够直白！
．安徽亳州向南的公路上一条标语：“私设路障违法，拦路抢劫判刑”
贵州铜仁，在去梵净山的路上一个屠宰场的标语：“以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某养殖场：“敬爱的各界群众，请携带你们的发情母牛前来配种。”
．十年前过湖南衡阳，车窗外闪过如下标语：“坚决打击挑脚筋！”看得人浑身发毛，不寒而栗。
安徽徽州汪口（号称千年古镇）的一面墙上用红色油漆写着几个张牙舞爪的大字：“谁烧山，谁坐牢！”
这是在贵州的施秉看到的，“放火烧山，牢底坐穿。”也是经典呀。
湖南“结贫穷的扎，上致富的环。“
在铁路上看到的：“横卧铁轨，不死也要负上法律责任。”真是经典。
河南的国道上的“抢劫警车是违法的”、“不得袭击警车”
山东日照市大标语：“热烈欢迎全国某某系统领导来日！”
贫困县的基层班干部标语：“我们的工作重点是管好两个口，填上面的口，堵下面的口”南宁一草坪立有一牌子：第一行写：“开展创造”第二行写：“性的活动”
一拐角处用白粉刷的标语：“投案自首是犯罪”，大吃一惊，拐弯过去接着写道：“份子的唯一出路”
·另个经典的是上面写：“群众有困”下面是：“难找警察”，我想意思大概是：群众有困的时候，很难找到警察！
十五大后提出若干口号，据说某地将标语挂在公路上之后有如此效果„„“高举邓小平理论 伟大旗帜！”，旁边路牌：“限高5.6米”；
“紧密地团结在以ＪＺＭ同志为he心的党中央的周围！”，旁边路牌：“请保持距离”；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旁边路牌：“限速80公里/小时”；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旁边路牌：“此处可调头”。
“严禁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
“人民罪犯人民爱，人民罪犯爱人民。”山东聊城监狱的标语。
“今天，你税了吗？”山西税务干部的标语。
“严禁触摸电线，5万伏高压，一触即死，不死法办。” 某变压器上的标语。上海浦东大道两侧的旗帜：“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动物园标语：“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郑州一屠宰场
”发展内衣制造业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以生产内衣闻名的广东盐步镇的标语：女司机＋磨合＋头一次＝女魔头。
刹车油门分不清都好使。
别吻我，我怕羞（修）
新车上路，内有杀手。
冤有头 债有主 前面右拐是政府
中国CSR现状:旁观的大多数 篇3
整体处于旁观者阶段。在中国100强企业中，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处于卓越者阶段的企业仅有中国远洋集团公司一家企业，占考察企业总数的不到1%。218家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得分小于20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严重不足，占全部考察企业总数的超过70%。另外，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处于领先者、追赶者和起步者阶段的企业分别有13家、33家、35家，占全部考察企业总数的比例依次减少，分别为4.33%、11%、11.67%。显而易见，中国100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整体处于旁观阶段。
四大责任板块表现均较差，市场责任相对较好。企业社会责任四大责任板块得分均为超过20分，表现均较差，整体平均水平处于旁观。在四大责任板块中，市场责任指数得分为19.58分，表现相对较好。责任管理指数紧随其后，得分为15.75分。环境责任指数和社会责任指数基本持平，分别为14.95分和14.06分，均不足15分。
责任沟通、责任治理相对较好，责任推进表现最差。在责任管理四大二级指标中，责任推进指标得分表现最差，得分仅为6.84分，低于10分。责任治理和责任沟通两个二级指标得分基本持平，分别为18.49分和18.84分，相对较好，但均未超过20分。守法合规居于第三，得分为17.83分。责任治理、责任沟通、守法合规与责任推进相差较大。
股东责任较好，伙伴责任较差。在市场责任三大二级指标中，股东责任表现较好，得分为30.05分，超过20分，处于起步者阶段。伙伴责任得分较差，在三大二级指标中得分最少，得分为13.91分。客户责任居于中间，得分为18.06分。三大二级指标差别明显。
政府责任相对较好。在社会责任四大二级指标中，政府责任得分为19.32分，表现相对较好。社区责任和员工责任基本持平，得分分别为12.25分和12.10分，相差仅为0.15分，均较差。安全生产居于中间，得分为15.64分。
环境管理、节约资源能源、减排降污得分依次降低。在环境责任三大二级指标中，环境管理、节约资源能源、减排降污得分分别为18.72分、15.56分和10.72分，依次降低。其中，减排降污指标最差，环境管理指标相对最好，节约资源能源居于中间。三大二级指标得分均为超过20分，均处于旁观者阶段。
高管薪酬的中国特色 篇4
高管薪酬的中国特色高管薪酬和国际接轨没问题，高管薪酬市场化也没问题，这些承担着特殊身份的政治高管优胜劣汰而来的吗本刊特约记者 齐林最近有媒体称，208家上市国企发布的2012年年报披露了192家国企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年薪，其中年薪超过200万元的有十多位。更有中集集团总裁以998万元的薪酬位列榜首。
在中国，国企高管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领导，同时也是高官。他们在拿市场化薪酬的同时，又无须承担市场化所带来的竞争风险，此外，他们还享有国家干部所拥有的政治待遇和福利待遇：可以调任、升迁；医疗实报实销.不存在上限;高管薪酬和国际接轨没问题，高管薪酬市场化也没问题，问题在于，这些承担着特殊身份的政治高管是遵从市场化原则优胜劣汰而来的吗？中国式高管全球经济复苏的缓慢而艰难，让易涨难跌的高管薪酬备受争议。
对肩负企业重归繁荣艰巨职责的企业高管们来说，是要同甘共苦，还是要加大激励。这构成了一对矛盾，并在中国有了更富国情色彩的演绎。在我国，国企高管同时又是高官，他们的薪酬设计缺乏科学的评估机制，也没相应的监督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薪酬是自己确定的，责权没有明晰。因此，国企高管薪酬的规范，主要任务不是限制薪水，而是明晰其身份和责权。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称，央企高管名义收入节节上升。
2002年推行国企高管年薪制以来，高管年薪和职工平均工资12比1的比例逐渐拉大。国资委数据披露，2004年至2007年，国资委监管下央企高管的平均年薪分别为35万元、43万元、47.8万元和55万元，年增长14%左右。高管年薪的天花板早已经被突破，一些央企负责人的收入为月50万以上。按照公布的年报，中海油、中集集团、宝钢、中铝年薪在100万元以上，前两位分别达到1,204.7万、684.64万。虽然这只是名义工资，但均打入公司成本。不仅如此，一些公司管理人员众多、国企人浮于事的通病显现无遗。
2008年中石油的员工总数约为106万人，人均营业收入约为17万美元；而埃克森美孚约为8万名员工，人均创造营业收入约为553万美元。也就是中石油32名员工的工作效率相当于埃克森美孚一名员工的工作效率。据笔者了解到的信息，一些垄断国企资金多到无处可去，除了四处挖掘投资项目以外，不断地以发放实物、购买商业保险、缴纳公积金等方式，其主要体现为高管或者职工的福利。国有金融企业到底是企业还是政府部门？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永昌表示，如果是政府部门，高管的身份定位就应该是行政官员，财政部当然可以对自己的官员做出薪酬限制。这比较符合目前财政部的思路，不管企业好坏，高管的薪酬由财政部来决定。不过如此一来就回到了政企不分的老路上，因为对于高管来说干好干坏一个样，业绩好并不会增加其薪酬，这就很难调动高管的积极性。如果将国有金融企业当成企业，那么由政府部门来规定一个企业的高管应该拿多少钱也是不合适的。
可能有人会举出美国国会对AIG高管高薪的调查为例，来作为政府对企业高管定价的佐证。但值得注意的是，对AIG高管的调查是通过司法程序进行的，并且也主要集中在是否涉嫌欺诈获利。这与财政部的九折限薪令是法律程序与行政命令的区别。
中国特色的CSR 篇5
编者按：9月27日“中国在非企业本土化与中国对非战略”研讨会召开。专家表示，在非中企要重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把自身的发展和当地的发展结合起来，多让当地民众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这不是对企业的要求，而应该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自身需要。而本文则从涉农企业角度谈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和特点，为在非企业提供借鉴和经验。
不管是以贸易、投资还是援助的方式，企业都是“走出去”战略的承载主体。目前，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国内，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与实践呈现出越来越专业化、机构化和制度化的趋势，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企业社会责任竞争力、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规划与管理等概念越来越被频繁而广泛地提及。但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走出去”的中国涉农企业在海外落地经营的过程中时，则会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在他们身上又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这是因为这些企业在海外落地经营的过程中时刻与跨国政治、法律及公共安全、跨文化交流、社区融入、危机管理、传播控制、环境可持续性等议题紧密相关，假如对这些议题重视不足或处理不当，不仅使涉农企业面临各种商业运营的风险，还为国家带来“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等国际污名化标签。比如2007年中海油在印度尼西亚的棕榈项目由于受到当地环保主义者的干预而搁置，又如2012年重庆粮食集团在巴西的豆类作物种植和加工项目遭遇当地“无地农民运动”的抵制等。与具有浓厚现代化特征的专业化、机构化和制度化相比，企业在策划和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更具随机性、灵活性、多元性与适应性。本文将围绕着中国涉农企业在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中凸显的其中三个特点展开论述。
首先，对于许多在非企业来说，“涉农”本身就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渠道和方式。这是因为农业本身就与减贫、粮食安全、就业、经济增长等国际发展议题紧密相关，尤其与非洲各国国情密切吻合。贫困与粮食安全是非洲大陆挥之不去的两片阴影，而它们都与当地农业的发展紧密相关。近年来，非洲国家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NEPAD）、非洲农业发展综合计划（CAADP）、中非农业合作论坛，及各国各类农业发展规划等在内的各种机制来发展自身的农业生产，并将解决自身的粮食安全问题列为重要目标。在此背景下，许多在非投资的中国企业也被东道国要求将其投资与当地的农业发展结合起来。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刚果（金），开矿者被要求与一定数量的农场开发结合在一起，并传递给当地农民一定的农业科学技术，从而助其解决自身的粮食自足问题。在笔者多次的非洲实地调研中也发现，不管是中国海外承包商，还是专门从事基建、石油矿业等中国能源公司等，很多都有发展农业的尝试。当问及他们发展农业的初衷时，大都提及了当地政府和当地民众的期望和要求，并坦言发展农业本身是为了改善与当地社区的关系，为其解决农业生产、粮食安全的问题而推出的一项企业社会责任举措。通过发展农业生产、雇佣当地人口、传导农业技术等方式，企业在当地的社会声誉大幅提高，从而有利于其主营业务的开展。这个现象说明，一方面，中国在非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必须注重其所嵌入的“农业”与“乡土”的整体大环境；另一方面，由于农业本身所具有的公益性和减贫性，可以充当许多在非中资企业与当地利益相关者的润滑剂和战略平衡杠杆，是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项选择。
第二，涉农类企业在非洲当地履行社会责任在客观上起到了社会整合的功能，企业与当地社区相伴而长、互相支持，在很多情况下被称之为“社区企业”。具有长久海外经营的涉农类企业在实践中都深刻体会到了当地政府在引导发展方面的财务能力、协调能力等方面的不足，与国内在招商引资时期的强政府干预环境不同，非洲国家在独立前，大部分国家并没有以现代官僚体制治理国家的历史和经验，这不仅导致其在协调土地、金融、劳工、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出台吸引外资的政策方面的能力较为有限，也使当地政府无力有效地支持当地企业、社区和民众更好地从外来投资中更多受益，而这些能力的不足反过来又会影响涉农类企业在当地的商业运营。类似的当地环境就为涉农企业在策划与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时提供了切入点。
实地调研的许多案例表明，中国涉农类企业在非为当地职工和社区提供医疗救助、教育投资，甚至教堂修缮等方面的支持，或者公司举办年底聚会邀请当地各界人士参加交流，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整合当地社会资源的功能，各类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公司组织的各类集体性场合与空间中聚合、交流、合作，加强了彼此的了解和凝聚力。由于其嵌入当地乡土环境的天然特性，涉农类企业与当地社区和居民有着内在的社会、经济联系。比如说中非农投坦桑尼亚分公司的厂址本身就在乡村之中，公司不仅为公司职工，还为农场附近的居民提供饮水、医疗、交通、娱乐等各方面的便利，并于2011年开始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支持下，以公私合营的方式与中国农业大学一起在农场附近展开了村级减贫学习中心的试验，通过这个村级中心的建设，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了饮用水、小额贷款、农业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还动员当地民众投工投劳，完成了当地乡间小路的建设，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公司还为自己赢得了周围社区对于农场的佑护。
第三，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出发，“走出去”的涉农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商业边地”（business borderlands）的功效，即这些企业需要同时在母国和东道国这两个二元平行世界里运行，一方面需回应来自母国总部的要求和指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当地的挑战和需求。在许多情况下，它需要将在母国获得的经验和发出的指令在东道国进行适应性调整后进行技术上或是制度上的创新，方能获得全新的问题解决之道。在这些创新中，它就不断创造出母国和东道国共同交叉的“第三空间”（商业边地），这些“第三空间”的形态和发展态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宏观上中非关系的状态，也在微观上形塑着海外企业的局部生存环境。
具体到企业社会责任而言，一方面，这些涉农企业需要面对东道国当地各种利益群体的要求和规定，同时，它也需要面对国内的要求和规定。在这方面，这些“走出去”的涉农企业可做贡献的渠道是多元的，比如充当中非双边友好沟通与合作的桥梁和民间外交的使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现行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将要采取的方式就是利用资质良好的承接企业在自己商业运行的过程中为非洲当地提供公益性的技术指导，并充当中国向海外展现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维护友好中非双边友谊等方面的角色。
涉农类企业在海外经营的过程中，不管是否使用“企业社会责任”这样的字眼，不管他们是否设置了专门的相关公共部门（通常情况下，他们在海外机构设置中尽可能一人多用，降低成本，因而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部门通常并没有设置），也不管他们是否制定了独立的企业社会责任规划与制度，而在他们每日“并不浪漫”的海外生存与发展实践中，他们时时刻刻都必须与东道国、与母国的需求与规制发生着互动，不断处理着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关键性议题，不断构建“第三空间”（商业边地），从而为企业谋取更为有利的外部社会环境和政策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不仅是“锦上添花”，更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探索初期时所经历重重挑战时的“雪中送炭”，还是必须的、内在的“生存与可持续经营之道”。（本文为大北农青年学者研究计划“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中的制度和文化遭遇”课题的产出之一。作者徐秀丽为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齐顾波，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发展管理系系主任）
中国特色的CSR 篇6
2014年，在五份《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重新梳理历年整理的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据，分析和研究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历程、特点及趋势，完成首份《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数（2009-2014）》1。
我们的发现
指数系列包括综合指数、利益相关方指数、类别指数等3大板块、7个子系列共46项指数，通过对中国大陆地区发布的各类社会责任报告的实质性、完整性等六个维度的监测和评估，总结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整体状况。该项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
发现一：稳步提升——报告质量逐年上升，创新性表现突出。
依据《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估体系》，我们将报告分为卓越、优秀、追赶、发展和起步5个级别。2报告整体质量稳步提升。处于起步级别的报告所占比重由58.1%下降到30.9%，其他各个级别的报告比重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
报告综合指数逐年上升，平均增长率为5.2%，完整性指数、可信性指数、可读性指数、可比性指数、创新性指数和实质性指数总体均呈现增长态势。创新性指数保持较大的增长幅度，平均增长率为55.3%。
发现二：全面关注——对利益相关方履责信息实现全覆盖，但呈现不同特征。
一贯注重对员工、环境、社区履责信息的披露，员工、环境和社区指数保持平稳态势，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1%、8.4%和5.7%。
对媒体、供应商、同行、社会组织的关注度显著提升。媒体指数迅速提升，由1000点增长到3442点，平均增长率为73.8%。供应商、同行和社会组织指数增长较快，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2.2%、24.4%和29.6%。
股东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多数年份均在500以下，对股东履责信息量呈现下降态势。
企业对金融机构履责信息披露水平波动较大。具体表现在企业对金融机构的履约情况和与金融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方面信息披露的稳定性较低。
发现三：西部奋起——西部地区报告水平增长相对较快。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报告总指数均缓慢增长。西部地区指数平均增长率7.9%，而东部和中部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5%和5.9%。
进一步分析，2014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排名前100的报告综合指数分布为1966、1372和1429，东部地区报告基数大，质量参差不齐，导致总体水平不及西部。
西部地区报告创新性和可读性指数提升明显，创新性指数从2009年的288，迅速增长到2014年的4580，可读性指数从2009年的819增长到2014年的2124，今年首次超越东部，成为报告总体质量最高的地区。
发现四：领袖领航——领袖型企业报告全面优于成长型企业。
领袖型企业报告综合指数明显高于成长型企业，平均超出35.8%。领袖型企业报告质量一直明显高于成长型企业报告。领袖型企业多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积累了丰富的报告编制经验，报告在创新性和可读性方面相对成长型企业优势更为明显。
发现五：央企标杆——央企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居于领先水平。
央企报告除2009年和2011年处于追赶水平外，其余年份均处于优秀水平。央企指数总体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且明显高于其他各类企业指数。央企报告严格遵守高质量报告六大原则，结构完整、可信度高、可读性好、绩效可比性强、注重创新、实质性强，标杆地位明显。
发现六：重点各异——在各利益相关方履责信息披露方面，不同性质企业关注的利益相关方和议题有一定差别。
国有企业普遍更重视员工、客户、政府、金融机构方面信息的披露，指数均值分别为1427、1994、1493和1308，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对应指数均值分别为795、1462、781和223，民营企业对应指数均值分别为1021、1549、956和1024。
外资及港澳台企业供应商指数均值为2886，而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企业该指数均值分别为2204、1515和1715，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际社会相对更为关注供应链议题。外资及港澳台企业社会组织指数波动较大，但呈增长趋势，2014年，该指数达4752，明显高于其他各类企业该指数。
民营企业对媒体和监管机构的信息披露水平大幅提升，指数分别从557增长到3974、934增长到2037。表明民营企业越来越重视对媒体和监管机构履责。
发现七：上市上行——上市公司报告质量提升明显。
上市公司报告总指数一直低于非上市公司，但持续上升，2014年以2.6%的优势超越非上市公司。具体来看，上市公司在报告的完整性和创新性方面改善显著，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此外，在报告的可读性、可比性和可信性方面，两者差距逐渐减小。在报告的实质性方面，非上市公司历年变化不大，而上市公司则有明显改善，并在2014年以5.7%的优势超越非上市公司。
发现八：升中有别——各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水平整体均呈上升趋势，但差异显著。
电力行业报告均处于领先水平，指数均值为1324;建筑业社会责任报告水平提升显著，增速最快，指数平均增长率为14.6%;金融业整体水平未有显明显改善，历年波动较大，2013年指数比2012年下降21.0%，2014年指数比2013年增长24.1%。
发现九：行业特色——各行业对利益相关方履责信息的披露特色明显。
采掘业报告员工和环境指数平均比总体报告对应指数高26.2%和53.9%，反映出采掘业高度重视对员工、环境信息的披露，更体现了采掘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行业特点的有效应对。
地产业报告普遍重视对媒体信息的披露，对媒体的关注度提升显著，指数平均增长率达155.7%。反映了地产业企业普遍注重主动向媒体履责，重视媒体监督和评价。
ICT行业在供应商信息披露方面改善显著，指数平均增长率为19.8%。ICT企业不仅注重采购过程中公开、公平采购原则的遵守，对供应商也提出资质要求，鼓励负责任供应商，并注重供应商社会责任管理制度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金融行业重视客户履责信息、金融业产品/质量以及产品/服务信息披露，但客户信息与隐私保护方面的得分率仅为7%，说明金融行业企业在客户信息获取及使用、保护制度的建立完善等方面披露不足。
发现十：新生力量——非企业组织报告数量增长。
非企业组织发布报告764份，超过总数的三成，达34.1%。55.4%的发布主体位于上海，39.8%的发布主体位于浙江，这些报告分别在上海精神文明办和浙江省温州市精神文明办搭建的集中平台上发布。报告多为发布一次和三次的，首次发布的报告359份，占比几乎过半，为47.0%。发布主体多为教育机构和政府部门，教育机构报告最多，为471份，占比61.6%，政府部门报告第二，为217份，占比28.4%。
我们的建议
建议一：内外共促，助力企业发布报告
进一步发挥报告平台促进作用。顺应国际国内社会强化社会责任立法、加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等的时代发展要求，发挥政府、行业组织、监管机构等搭建的报告集中发布平台的促动作用，促进更多企业加入报告发布行列。
激发报告发布的内生动力。发挥领袖型企业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领域的领导力，主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在提升企业透明度、增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主动性等方面发挥表率作用。加强外资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对报告价值的认识，将报告作为与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重要方式，作为利益相关方了解、认同并支持企业发展的钥匙，积极发布中国区报告。
建议二：进一步增强报告完整性和实质性
提升完整性。提升报告规范性，加强社会责任计划、战略与治理（包括社会责任管理）、风险机遇分析、高管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和社会责任承诺等信息的披露。
认识实质性。主动识别利益相关方，了解利益相关方期望和要求，确定重要议题，有针对性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体现组织文化、地域特征，体现自身特色，提升报告的辨识度。
建议三：大力增强报告可信性、可比性及二者的稳定性
加强可信性。正确认识负面信息，以公开、公正的态度披露负面信息，表明改进的意愿，分析原因，明确解决方案和预防措施;标准信息来源以扩展报告信息，提升报告信息的可追溯性。
强化可比性。加强社会责任绩效管理，建立社会责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加强社会责任绩效数据的披露，尤其是跨行业可比数据的披露。
建议四：以易读、悦读为导向，稳步提升报告的可读性
设置信息导航工具，让利益相关方迅速定位信息;文字、逻辑图、图片、色彩等搭配和谐，给利益相关方良好的感官感受。
建议五：保持创新的常态化，大力提升报告的创新性水平
突破文本思维，创新报告发布形式，发布简版、利益相关方版，广泛运用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终端，构建覆盖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信息立体传播平台，最大限度发挥报告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价值，树立企业负责任形象。
建议六：加强交流，发挥高质量报告引领和指导作用
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打破区域、规模等各种限制，充分利用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媒体、社会责任研究咨询机构等全社会的力量，积极开展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方面经验和技能的交流。通过与社会责任管理、社会责任报告、社会责任案例、社会责任指引等的培训等活动，主动分享自身在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方面的经验。
发挥领袖企业表率作用。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领袖型企业明确对成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推动成员企业学习优秀报告，提升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水平。发挥领袖型企业在供应链上的影响力，提升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
建议七：内外合力，帮助非企业组织提升报告质量
建立标准。全社会共同加强对非企业组织社会责任报告标准的研究，制定更能够体现非企业组织履责特色的报告标准。
提升能力。非企业组织应该对标企业和先进非企业组织报告，学习报告编制方法和经验，提升报告编制能力。
加强交流。加强与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编制工作方面的交流，学习借鉴高质量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经验和方法。（摘自《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数（2009-2014）》，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