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共10篇）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 篇1
房地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被喻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其兴衰直接关系着上下游众多行业的发展变迁。近年来房地产企业出现了囤房、炒房、价格虚高等诸多不良的发展态势, 对中国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鉴于此, 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 如“新国十一条”等,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十分复杂的, 自1998年以来, 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主基调从鼓励发展到紧缩限制, 再到促进发展, 最后是严厉调控, 前后共历经四个不同的阶段。通过对房地产调控脉络的分析,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不难发现, 只有2008年8月至2009年2月以及2011年10月, 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指数连续小于100, 在上述两个时间段房价在连续下降, 其他时间都陷入了“边调边涨”的怪圈, 因此从整体上讲, 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效果并不算理想。因此, 通过对现行房地产调控政策及其效果的梳理, 试图分析房地产调控效果不佳的原因, 并提出完善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对策建议。
一、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述评
1. 货币政策。
2010年初至2011年上半年, 央行共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2次, 目前已达21.5%, 为历史新高。仅2011年上半年已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3次, 每次0.25%, 提高利率是为了实现有效抑制通货膨胀、提高融资成本、降低银行负担等目的, 这在客观上提高了开发商的融资成本和购房者的贷款支出。但也有不少研究认为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史永东等在一个随机最优控制模型中检验了房价的决定因素, 结果表明房价受自身变动的影响最大, 抵押贷款利率对房价的影响缺乏经济显著性, 央行实施的加息政策并未实现预期目标[1]。张迁平、周文兴在对1999—2006年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因素进行典型相关分析后也认为利率政策调控房价的效果不明显[2]。
2. 土地政策。
与国外主要采用货币政策干预房地产市场不同, 土地政策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在土地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渠道方面, 主要依赖四种渠道:即土地的供应总量、供应结构、供应方式和政府部门的管理政策。其中供应总量通过影响房地产产品的供应总量和预期来影响房地产市场, 土地供应结构通过影响房地产产品的结构以及区位来影响房地产市场, 土地供应中出让和划拨的比例能够通过影响商品房与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比例来影响房地产市场, 政府部门的管理政策能通过稳定市场秩序的方式影响房地产市场。在土地政策的调控效果方面, 不难发现, 通过对比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前后土地开发面积、房地产土地购置面积、房地产开发用地供应总量等主要指标的变化情况, 此轮对土地市场的治理有效的遏制了房地产过热的状况。但是, 目前国家在土地制度上存在土地取得方式双轨制、土地名义所有权与实际所有权相分离的情况, 在土地市场上存在地方政府违规操作“招拍挂”执行不彻底以及出让信息不透明的做法, 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土地政策的调控效果[3]。
3. 税收政策。
开征房产税作为房地产调控中最为重要的政策之一, 成为很多专家认定的抑制房地产市场价格过快上涨的“晴雨表”。一旦实施房产税, 就意味着投机者持有的房产, 即使不交易也要上税, 倘若坐等升值就立刻会被套牢, 这样的资产无疑是不能升值的。然而, 房产税实际上也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是象征性地收一点, 那将不足以抵消房地产升值带来的效益, 也就不会产生明显作用;要么是让投机者感到承受高额税负的压力, 如此就会造成投机者的疯狂出逃等一系列不可预知的后果。
通过对比经过数据处理后2003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二季度的房价指数, 国家实施的房地产税收调控并未明显遏制房价上涨的趋势, 税收调控效果差的原因包括房地产税收占开发成本比例偏小, 房地产业的垄断性为房地产商提供了转移赋税的机会, 房地产“利益联盟”形成的“规制俘获”以及现行税制本身存在问题等[4]。此外, 流通环节税费过多、征税范围过窄以及计税依据不合理是目前房地产税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5]。
二、房地产调控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
简言之, 当前对房地产实施调控的效果并不理想。宏观调控效果不显著的主要原因, 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房地产市场制度不完善。
一方面, 预售制度并不完善。1994年中国出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正式建立了预售许可制度, 近年来, 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但是有关商品房预售的制度仍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预售信息不透明, 预售资金监管不严格等方面。另一方面, 税收结构不甚合理。中国房地产税制构成的特点是:房地产开发、流通环节税费多, 税费负担重, 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房地产保有阶段课税少, 负担轻, 导致炒卖现象严重。加之土地出让金使用制度、土地征收与出让制度均存在不完善之处, 房地产市场的制度缺失凸显了实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这些制度缺失反过来也从客观上制约了宏观调控的效果。
2. 调控政策本身存在一定局限性,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落实不到位。
不可否认, 国家出台了大量房地产调控政策, 但具体落实到调控政策的实施, 还要依托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度。历次紧缩性调控期间, 总有个别地方政府执行不力:限购等各项调控政策在执行中被“弱化”、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的供给乏力、个别地方还有虚报数字之嫌。中国房地产历次调控政策对于调控目标都没有加以明确界定, 只是说“要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采取坚决的措施, 遏制房价的过快上涨”等等。究竟什么是健康发展, 涨幅多大才算是过快上涨, 均很难量化, 在调控目标不够明确的情况下, 调控政策是否可以深入进行不可避免地引起市场各方的猜测和质疑。
3. 调控难以长期持续。
虽然中央调控的决心和力度如此之大, 但刺激房地产市场走高的制度性因素并未得到根本消除。首先是土地财政问题,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利益博弈的格局未曾改变, 地方政府推高地价的冲动始终存在, 目前仅仅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抑制而已。因此, 目前的调控政策只能是权宜之计。用强力的行政手段“堵”住涌向房地产的投资, 而“疏”的手段或渠道不能有效建立。因此, 目前的调控是阶段性的, 尚不具备长期持续的条件。
4. 世界宏观经济环境对调控成效产生较大影响。
近几年来, 世界经济一体化快速推进,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从中受益匪浅, 但也要看到, 世界宏观经济形势的波动制约着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选择。以2010年为例, 正当中国进行楼市调控之时, 美国从11月开始宣布第二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制约了中国“从紧”调控政策效果的发挥。
三、完善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对策建议
1. 加快房地产税制改革步伐, 逐步完善房地产市场制度建设。
征收房地产税是中国房地产税制改革的题中之义, 是打击囤地炒房、抑制投机行为的有效手段。目前国家已在上海以及重庆开始房地产税征收的试点工作, 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也存在量税过低、实施不彻底等问题, 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打击囤房、炒房行为的效果。应进一步完善房地产税制, 对征收范围、税率多少、房屋等级的界定、房屋的价值评估及相应的申诉程序等组织专家学者进一步探讨并进行科学的评定。可以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如德、美、英都设有相应的房地产评估机构, 并规定了相应的减免措施。
2. 强化对政策实施的监督力度, 不断完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手段。
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已经发出《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监督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要求严格监管各省 (自治区、直辖向及计划单列市) 的土地审批, 相关部委组成调查组, 赴全国各地调查房地产调控结果。但监督力度不够, 监督效果持续性不强, 使得一些违法违规行为不断出现, 政策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而监督作为政策实施的重要环节, 对政策效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加大打击违法违规事件、案件的力度, 明确土地违法刑责, 让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得以真正体现。
3. 深化政治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 为房地产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为切实调动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上的积极性, 必须逐步改革“财权上移, 事权下移”的分税体制, 弱化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改革当前单纯价高者得的“招、拍、挂”土地供给方式, 综合考虑土地竞价模式, 同时跳出城市土地这个框架, 探索和试点农村宅基地的合法流转, 这对有效增加城市住宅用地供给具有重大意义。只有改善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制度环境, 宏观调控政策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4. 注意协调好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是总体与部分的关系, 二者应当具有统一性。中央政府应该利用有效的管制政策, 实现各利益主体间利益的协调和均衡,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改变土地财政收入体系, 实行收支两条线, 同时给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金方面一定的返还机制。
总而言之, 现阶段政府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已初见成效,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下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和争取更大的胜利, 才能更好地完成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 满足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 实现房地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这也是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终极目的。
摘要：近年来, 中央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的决心日益彰显, 伴随着各种调控政策的出台, 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重拳出击”的效果已初见端倪,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房地产市场不健康发展的势头。但也应该看到, 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还存在一定缺陷, 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通过对现行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效果进行梳理, 试图分析对房地产调控效果不佳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房地产,宏观调控,对策
参考文献
[1]史永东, 陈日清.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房地产价格决定:随机模型和经验分析[J].经济学, 2008, (10) :21.
[2]张迁平, 周文兴.关于房地产业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性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08, (3) :18.
[3]张红利, 刘晓君.中国房地产调控中的土地市场规制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 2008, (10) :30-39.
[4]白涛.房地产税收与宏观调控政策研究[J].当代经济, 2008, (5) :66-67.
[5]申统.中国房地产泡沫治理的税收政策分析[J].法制与经济, 2009, (5) :97-98.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 篇2
中国必须改善宏观调控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10月30日在<中国经济时报>创刊十周年报告会上表示,为了保证中国经济未来长期的持续稳定发展,应该从改善宏观调控、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府自身改革、走一条新型的发展之路、加强教育等五个方面着力.本刊现摘要予以刊登.
作 者： 作者单位： 刊 名：有色金属再生与利用 英文刊名：NON-FERROUS METALS RECYCLING AND UTILIZATION 年，卷(期)： “”(11) 分类号：F4 关键词：2004的中国宏观调控 篇3
从年初“总理报告”主动调低GDP增长目标，到持续全年的对过热投资的遏制与反遏制，直至年终GDP突破年初目标势在必然——一场跌宕起伏的年度较量，呈现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艰难与沉重。
在反思中开局
2004年3月，在温家宝总理在座的一次政协座谈会上，经济学家萧灼基、吴敬琏有一番对话。
吴敬琏率先发言，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过热’问题”的话音未落，萧灼基立即反驳：“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很好，不要轻言‘过热’。”吴敬琏又道：“‘GDP崇拜’是很多问题的根源。”萧灼墓回应道：“现在有一种否认 GDP的倾向。”
萧灼基所指，是2003年末逐渐响起的反思GDP的声音。媒体的参与，把对“GDP崇拜”的反思，从此前学界的讨论推到公众面前。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在某一既定时期一个国家(地区)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标。
在现实中，当社会经济发展被片面地理解、操作为GDP单兵突进式的增长，而资源、环境、教育、文化、卫生、民权、民生等其他社会发展诉求统统要为 GDP让路的时候，“GDP崇拜”便酝酿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无法下咽的苦酒。
一组数据被屡屡引证；中国以世界水泥消耗总量的50％、钢铁的34％、煤炭的31％、氧化铝的25％、电力的13％，实现的却仅仅是世界4％的GDP总量——即便我们想维持这种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代价的高增长，资源与环境也将无力承受。
现实矛盾也空前激化：2003年多个省市上访、群访批次创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纪录，其中拆迁问题的上访量激增50％－对GDP的片面追求，正在不断聚积着更大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面对现实挑战，2004年3月的“两会”迅速回应，对此，新华社以《走出“GDP崇拜”误区，“科学发展观”热涌“两会”》为题予以重点报道。
在这次会议上，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把2004年国民经济的增长目标确定为7％——这是一次罕有的对GDP的主动下调。要知道，即便是在2003年遭遇“SARS”的困难条件下，中国GDP也保持了9．1％的高速增长，而在1978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速高达9．4％。国际舆论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他们同样将评点锁定在“中国摒弃‘GDP崇拜”’。
知易行难。围绕“GDP崇拜”的较量刚刚开始。
在现实中较量
纵观近年中国GDP增势，其对投资引擎的过重依赖在不断加剧，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已占GDP总额的47．3％，正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在拉动 GDP一路狂奔。因此，2004年围绕“GDP崇拜”的较量，也就必然地直接交锋于对固定资产投资孰冷孰热的分析判断，碰撞于对宏观政策张弛之道的决策选择，折射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潮涨潮落。
早在2003年上半年，房地产、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投资过热问题已有所显现，下半年，投资趋热的行业与领域继续增多。2004年1-2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高达53％，拉动一季度 GDP增幅升至9．8％。
2004年3月25日，央行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4月13日，央行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密度之紧，力度之大，十分罕见。
然而，过热的投资仍如脱缰野马，狂奔不止，进而带动钢材涨价，水泥涨价，粮食涨价——这一幕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通胀序曲惊人地相似：1991年，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幅仍徘徊于3．4％的时候，粮食价格涨幅已达8．6％，冶金、电力、煤炭和石油等上游行业的价格涨幅则超过了两位数。一旦坐视新一轮过热投资引发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与民生，又将遭受重创。
4月28日，以中央处置“铁本事件”为标志性起点，宏观调控全面启动。5、6月间，全面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全面清理整顿开发区、治理整顿土地市场、冻结土地审批等等，剑锋所指，皆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热灶”与要穴。
即便如此，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有相当的连续性，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继续逐月上冲。与此同时，“查处铁本就是拿民营企业祭旗”、“不能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宏观调控不能一刀切”、“要停就停沿海的项目，我们内地还没热呢”、“要下先下内地的项目，中国经济跑得快，全靠咱东部沿海项目带”、“谁叫停项目，谁就要对经济的停滞负责”——种种不同的观点浮出水面、激烈碰撞。
可此时的经济形势，已容不得犹疑不决；二季度GDP增幅仅比一季度回落 0．2个百分点，6月份消费价格指数升至 5％，通货膨胀的压力在进一步加剧。中央继续出手，土地、金融、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清理等各个条线的中央督查组、检查组一批批地撒向全国各地。
进入第三季度，调控举措开始见效。 7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6月份狂跌 1135亿元，出现了年度内的首次回落。8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继续走低。
然而，三季度的投资回落却隐藏着一个秘密受固定资产建设项目的投资惯性和已签贷款合同影响，这一轮投资回落主要是通过银行各领任务指标，强行压缩短期贷款、而非中长期贷款来实现的。
因此到了9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再度升高，比8月份放大800亿元，达 5842亿元。
至此，久已为各界猜测、激辩，观望的“加息”利箭，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10月28日，连续9年下行，七次调低的存贷款利率调头上行，央行宣布加息，进一步为投资降温。
：这次考验不亚于去年SARS的考验”——回望2004年宏观调控的风云激荡，更觉温家宝总理那一句年初断言，用语之重。
关山难越
岁末将近，迎年心切的购物中心，已在门前摆出圣诞老人。， 最新数据显示，虽然前三季度GDP增长9．5％，大大超出了年初预定目标，可消费价格指数已结束连续6个月的上涨，回落到4．3％，而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也比9月份回落了300亿元——似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然而，正如今年的GDP较量，是上承去年的经济局部过热而来，今年围绕固定资产投资的交锋也绝不会随着年度的更迭而终止。
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以工业化与城市化双轮驱动的快速推进期，因此这一时期固定资产的加剧投资，似乎不过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然而，结论却未必这样简单。
中国这一轮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呈现出一个鲜明特征：地方政府成了最大的投资主体和“影子”主体，倚重固定资产投资，拉动GDP增长。正是这种特殊的发展路径，使中国经济超越“GDP崇拜”、探寻科学发展观的道路，变得尤为艰难，
从总量看，今年1－10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2002年同期多增了20686亿元，其中“地方项目”所占份额竟高达 88％。
在城市化方面，各地地方政府以“投资公司”、“建设指挥部”等名目，直接担当起投资主体角色，他们操控两大要素资源——土地与财政资金，强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形象工程建设，过度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2003年全国各地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总计约3000亿元，规模相当于当年全国贷款投放总额的十分之一，其中有相当的份额转为了基础建设投资。政府财政资金还有很强的贷款“撬动”作用，在各地的中长期贷款中，以财政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作质押、向城建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投放的贷款总量，数额大得惊人。这种巨额投资，拉动了钢筋水泥的需求，却难以产生现金收益，未能形成“投入—生产—消费”的循环链条，最终会危及整体经济结构的稳定。
在工业化方面，地方政府则担当起“影子主体”的角色，为了招商引资，他们竟相设立“亦官亦商”的开发区，施行各类或明或暗的税收优惠、排污优惠、逃债不究的司法优惠，统一的经济规则被打破。
在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每亩工业用地的开发建设成本约为20万－28万元，政府却仅以每亩10万-18万的价格出让，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靠降低环保要求、降低征地补偿标准或干脆“征而不补”、免费供地来吸引投资，企业的外部成本因此被扭曲变形，逐利的资金不再相信经济规律，只相信政府、政策和运气。
面对这种图景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说科学发展观已经为中国经济发展确立了新原则、指明了新方向的话，那么我们显然仍未在现实中找到落实这一科学观念的路径与方法。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当然要搞建设；在这个世界上，也一定存在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与科学发展观相对接的方式，然而在找到这一方式以前，谁也不愿意跟着中央政府让 GDP增速稍稍放缓，以便为增长方式的转型留出空间。因此，对“GDP崇拜”的理性反思，也就必然地回归于现实中的较量。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如何转型的秘密，就无比生动地隐藏在这一轮峰回路转之中。
体制诱因尚存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地方政府是搅动本轮固定资产投资热浪的第一主体，但他们又不过是另一个更大体制“棋盘”上的过河之卒。换句话说，这一轮较量还有着更为深层的体制诱因。
——现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追求和建设冲动。偏颇的政绩观以及片面的GDP考核，固然在诱导地方政府“崇拜”GDP，然而抽丝剥茧就会发现，是财政利益——这只 GDP下的“金蛋”，在令他们痴狂。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政府征用农业用地只需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即土地的农业用途给予补偿，而土地用途变更所产生的溢价收益，则为各级财政所有。这种制度安排极大地诱发了圈地风潮，不仅为投资过热提供了空间载体，还为投资过热提供了资金来源。
——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自行配置经济资源的空间太大，能力太强，一旦遇阻，他们能够很便利地动用行政权力资源扫清障碍。
——公共财政理念及体制的缺失，不仅使大量财政资金能够畅通无阻地涌向建设领域，而且财政资金的使用缺乏有效监督，又进一步“激励”地方政府，不断以GDP的高速增长，“创造”财政收入的更高增速。
——经济政策、财富分配偏离了“利为民所谋”的根本，使各级财政收入的增长把GDP增长远远甩在后面，而GDP的增长又把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甩得更远，一边是国家财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连续7年的攀升——此前这种持续攀升仅在 1952年-1960年出现过：另一边却是抓耳挠腮也想不出“富民”和启动消费的办法，只得翻来覆去地走那一步“投资拉动”的“死棋”。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 篇4
1 中国粮食宏观调控的基本成效
实践证明:对粮食市场实行价格干预和储备吞吐运作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保持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和价格基本稳定的重要举措,是保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支撑。
1.1 充分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即最低收购价政策和临时收储措施,以下统称为“托市收购”)通过事先设定目标价格、适时启动支持性收购的政策组合,将市场粮价保持在合理水平,保障农民种粮基本收益。一方面,国家通过逐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的方式,确保市场收购价格稳步上升;另一方面,对托市收购的粮食按顺价销售原则实行公开竞价销售,稳步提高粮食销售价格。政策效应同时还体现在托市收购结束后,市场上流通的粮食大幅减少,推动后市粮价上涨。
在托市政策作用下,国内粮价保持合理、稳健的上涨趋势,农民种粮积极性显著提高,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2004年以来,农民粮食平均出售价格呈稳步提高态势,2009年稻谷、小麦、玉米平均出售价格分别为99.1元/50kg、92.4元/50kg、82.0元/50kg,年均增长8.7%、8.6%、7.6%;三种粮食平均现金收益提高至6990元/hm2,年均增长21.1%,净利润增加到2886元/hm2(图1)。稻谷、小麦、小麦播种面积与产量亦呈显著增长态势(表1)。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受国际粮价持续大幅下跌及金融危机等影响,国内粮价下行压力较大,国家及时在相关主产区对玉米、大豆、油菜籽、稻谷实行临时收储措施,托住了市场粮价,保护种粮农民利益。据测算,2008年、2009年国家托市收购政策直接分别增加收购地区农民收入150亿元、190亿元,近几年全国种粮农民平均每年从中增收250亿元以上。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0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
1.2 有效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大大活跃了粮食购销市场
粮食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之一是引导市场主体形成合理的价格预期,即粮价保持稳步、小幅上涨趋势,不会大起大落急剧动荡,基本维持在目标价格附近的合理区间内波动。
市场预期趋稳、经营风险降低,各类市场主体入市积极性显著提高。资本雄厚、消化能力较强的大型粮食企业集团,实力一般、数量众多的中小型粮食加工企业、贸易企业,以及分散、规模庞大的个体粮商、粮食经济人等,积极开展粮食收储、贸易、加工等业务,形成多元化主体自主经营、灵活购销、有序竞争的粮食流通新格局。除中储粮公司等政策执行主体之外,围绕托市收购还活跃着众多其他主体,一部分购销企业成为委托收储库点直接参与托市收购,大量粮食经纪人架起农民与托市收购库点之间的桥梁,还有一部分则参与托市粮拍卖,拍得后进行粮食贸易。托市收购和竞拍销售相结合的粮食调控政策,盘活了整个粮食市场,对于促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粮食市场体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3 及时调节和保障市场供求,切实维护了粮食市场稳定
粮食价格干预和储备调控政策执行以来,国家已累计收购政策性粮油(即执行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的粮油,不含中央储备粮轮换经营)达27184万t,其中,最低收购价粮食20643万t,临时收储粮食6541万t。分品种看,小麦17491万t、稻谷4518万t、玉米4066万t、大豆553万t、油菜籽556万t;平均每年托市收购稻谷900万t、小麦3500万t、玉米2000万t(表2),形成对丰歉调剂、稳定市场的专项粮食储备的有力补充。国家掌握充裕的调控粮源,为应对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调节区域平衡、保障市场供应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表2 2005-2010年国家政策性粮食购销情况(单位:万t)
注:(a):“-”表示当年该品种未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或未实施临时收储措施;(b):“na.”表示当年启动最低收购价政策或临时收储措施,截至2010年8月尚无官方公开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公开数据整理。
临时储备粮的常购常销,加上每年占中央储备粮总量30%的轮换经营,使国家成为市场粮价的引导者,主导粮价基本走势。面对粮价异常波动,根据国家政策意图和市场供求情况,通过调整临时储备粮拍卖和出库力度、实行定向购销、发挥“低吸高抛”储备轮换的协同作用、增储或抛售中央储备粮等方式,调节供求和价格,保持粮油市场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2008年粮食危机期间,国际市场粮价飙升,引起多国社会动乱,而我国因为储备库存充足,在关键时刻迅速加大拍卖力度,高峰时每月挂拍小麦达200余万t,有效控制了国际粮价高涨的传导效应,切实保证了我国粮食市场的基本稳定[3]。面对新疆风灾旱灾、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汶川与玉树地震、西南干旱、南方洪涝等一系列突发事件,国家通过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高效调运、及时抛售,迅速平抑区域性、结构性的粮食市场动荡。根据国家调控的需要,2009年中储粮公司全年组织竞价拍卖258批次,销售成交政策性粮油6550万t。截至2009年底,通过批发市场竞拍销售的临时储备粮食累计17455万t,年均4400万t,基本实现均衡、稳定的粮油供应。
2 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存在的问题及潜在影响
我国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在实践与探索中调整完善,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诸如存在过度调控效应、逆向调控问题,以及宏观调控政策改革相对滞后,不能及时适应粮食形势、市场化形势、宏观调控形势的发展。突出表现为:
2.1 市场功能的作用不断弱化,粮食市场显现“政策化”倾向
(1)国家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以及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价格的内在功能。为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自2008年起中央连续4年提高小麦和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格。正是有了最低收购价强有力的兜底,市场粮价逐年上升,且每年托市收购结束之后,后市价格呈稳步上涨态势。如此,潜在影响就是:不论是谁只要握有粮源,就能获得后市涨价收益,消除了企业囤积粮源的潜在风险,助长了市场收购主体囤积居奇的行为,增加粮食市场不稳定因素。
(2)最低收购价政策启动后,在适用期间内对粮食收购数量不限制、应收尽收,导致国家政策性收储过多,市场流通明显不足,不利于充分发挥市场自主调节供求关系的作用。以小麦为例,2006-2009年国内小麦总产量维持在1.1亿t左右,若按2009年65.8%的商品率计算,商品量约为7000万t,而国家托市收购超过4000万t(表2,其中2007年和2010年不足3000万t),占到总产量1/3以上,占商品量60%左右[4]。结果就是,市场流通的商品粮大幅减少,一方面加剧市场主体对“有限”粮源的恐慌性“抢购”,市场变得更加敏感、脆弱,粮价异常波动更加频繁。另一方面促使市场主体对国家政策性收储过度依赖,纷纷围绕政策性粮食收购、储存、竞拍等开展业务。根据笔者2010年5-7月对河北、河南、湖北、安徽4省15家粮食加工企业调查估计,大型面粉加工企业约40%的粮源必须依靠国家政策性粮食拍卖,中小型面粉企业这一比例上升至50%-70%;尽管大米加工企业对竞拍粮源的依赖有所降低,但仍占30%-50%。
现阶段粮食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已有过“度”的嫌疑,显现出市场的“政策化”倾向:最低收购价格、竞拍底价已成为市场粮价的风向标,托市收购、储备轮换、竞拍销售深深影响甚至主导着各类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
2.2 市场主体博弈显著增强,调控政策的执行能力和保障能力出现下降的趋向
在托市收购和销售出库等市场调控的关键环节,委托企业与中储粮公司、宏观调控管理部门重复博弈,“出库难”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且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特别是,有关部门引入多元主体参与托市收购,这一举措可能会打破当前多元化购销主体共同主导粮食流通格局的均衡,促成粮食市场寡头垄断。这不仅仅对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构成重大的潜在威胁,还可能颠覆其他市场主体日益趋稳的市场预期,加剧市场波动的风险,甚至会对粮食市场化改革取向、已经成型的宏观调控体系造成破坏性的冲击。
(1)委托企业与“出库难”内在关联。几乎所有委托企业的经营利润都主要来自收购费用和保管费用补贴。由于这些费用补贴与托市收购数量、储存时间挂钩,因此,粮食收购期间部分委托企业以数量为中心,抬级抬价收购、降低质量标准,增加质价不符、账实不符的潜在风险,给销售出库埋下隐患[5]。竞拍销售时则以各种方式拖延、阻扰、拒绝托市粮销售出库,加之前期可能存在的不规范操作,衍生出诸如出库加价、减量、质价不符、掺假等问题。
委托企业数量众多、布局分散、被查处的机会成本极低,而承担调控任务的中储粮公司查处时难以掌握有效证据,且缺乏必要的、具有威慑力的惩处机制,导致宏观调控的执行力下降。一是投放市场的粮源不能形成有效供给,无法及时、有效地实现调控意图;二是保管费用补贴被委托企业套取,并可能形成新的陈化亏损(如稻谷),加重国家财政负担;三是下游用粮企业预期发生变化,竞拍意愿下降,对整个宏观调控体系的可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
(2)多元主体托市机制与“竞争市场化”背道而驰。托市收购作为一项价格干预政策,原本就存在市场扭曲效应,而通过多元主体托市引入竞争机制,不仅不能够改变市场扭曲的本性,反而加剧粮食市场化竞争的不平衡性,很可能形成寡头垄断的局面,造成更大的效率损失和市场扭曲。
多元主体参与托市收购,将加快市场粮源向大型托市企业集中。新增加的托市主体本身已具备较明显的竞争优势,在获得国家政策支持后,通过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购销双线操作的方式,大量掌控粮源。而非托市收购企业由于缺乏相关政策支持,尤其在收购资金、市场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根本无力展开平等的购销竞争。实力不平衡的加剧,进一步加速粮源集中,促成新的市场控制力量,形成托市主体主导和控制粮食市场的供给与价格。一旦其掌握的粮源不均衡供应,就会推高市场粮价,这对其他粮食购销主体及加工企业自主经营、灵活购销形成钳制,不利于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取向。
(3)多元主体托市机制与价格平抑机制相互脱离。当前粮食市场托高价格越来越容易,而平抑价格愈来愈困难。对于部分托市主体而言,托高粮价精气十足,平抑市场粮价动力严重不足。托市收购与调控平抑价格未能形成统一、互为一体的综合调控体系,尚未充分体现出政策合力与调控综合效应。(1)不同托市主体及委托企业之间可能因有关费用补贴加强收购竞争与博弈,加大监管压力和难度,提高政策执行成本。2010年新麦上市价格持续走高,托市收购大幅减少,很大程度上是多元托市主体作用的结果。(2)多元主体托市将进一步加剧挂牌拍卖与销售出库的博弈,委托企业出库动力不足将可能更加突出。由于托市主体性质不一、出发点不同,加之对某些主体缺乏配套的监管约束及惩处机制,竞拍出库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
概括而言,多元主体参与的托市机制可能会削弱宏观调控体系的执行能力和保障能力,尤其是对国家平抑市场粮价的调控效能提出严峻挑战。以2009年玉米临时收储为例,市场价低于临时收储价时,多元化的托市企业一直徘徊观望、不急于收购;当回升到临时收储价水平之上,为获得国家70元/t的一次性费用补贴,托市企业积极抬价抢购,进一步推动价格上涨。在玉米价格持续快速上涨时,个别托市企业减缓销售进度、囤积待涨,加剧粮价的异常波动。其经验教训证明,多元主体托市只是被异化的市场竞争,在关键时刻难以保护农民利益,也无助于平抑市场粮价,对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可能形成消极影响。
面对今年托市收购大幅减少,后期调控粮源可能不足,进而影响市场投放节奏、力度,多年通过竞拍国家政策性粮食的主渠道正面临众多不确定性;市场控制力量对粮食供给和价格的影响加深,以及“出库难”问题等,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市场风险随之增加。为此,粮食加工企业已经出现恐慌性“抢购”现象,进一步加剧粮食市场波动。在资金与仓容允许下,企业愿意抬价自主收购新粮。一般而言,企业参拍粮食进厂成本为:托市收购价格基础上,每kg加上5分收购费用、7分保管费用(1年)、3分出库费用(因地而异)以及拍卖交易费用、可能发生出库加价,因此企业可承受的收购价格可高于托市价0.16元/kg-0.20元/kg。尽管农民市场意识日益增强,因多元主体抢购、后市价格上涨趋势明显等,农民售粮方式和节奏开始转变,储粮分期销售增多,并根据市场价格走势决定售粮时间、数量。但总体而言,农户从托市收购中受益有限。由于托市收购库点相对不足、农民对粮食质量标准不清楚、卖粮机会成本高(如长时间排队等候、自己搬运入库,以及复杂的质量检测检验程序、质量不达标扣称折价等),多数农民在新粮上市一段时间内集中以低于市场价甚至托市价销售给粮食经纪人或个体粮商,原本可以让利农民的政策产生漏损效应;而存粮农户不多,农户存粮数量有限,从后市涨价中获益更少。
2.3 宏观调控政策改革相对滞后,不能及时适应粮食、市场化、宏观调控形势的发展
从国际环境看,受全球气候变化、人口增长、生物燃料发展、能源价格波动、金融投机行为,以及地缘政治等影响,国际粮食市场供求、价格、贸易的不稳定因素增多[6]。从国内粮食形势看,农业资源约束显著增强、种粮比较利益持续下降,粮食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灾害性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粮食行业集中化趋势明显、市场主体博弈加剧、跨国粮商布局国内粮食产业链加快,宏观调控任务更加艰巨、局面更加错综复杂,对国家粮食宏观调控能力提出新要求。与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相比,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尚有明显差距;就复杂的粮食形势和艰巨的调控任务来说,粮食宏观调控体系亟需进一步改革完善。
(1)粮食宏观调控的协调机制尚不健全,对统筹全国资源、发挥宏观调控的整体效能形成制约。在粮食宏观调控体系中,中央储备与地方储备之间,粮食储备企业与宏观调控管理部门及其它涉粮管理部门之间,中央大型粮食企业及涉农企业之间,缺少相互配合、协调与合作,导致粮食宏观调控效果减弱。
(2)中央储备粮品种结构及区域布局不尽合理,造成市场调控难度加大。伴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习惯的改变,粮食消费市场不断细分,原有的储备品种结构及布局已经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发展。如,玉米作为饲料用粮迅速增长,而储备集中于北方产区,南方饲养业发达地区明显不足;稻谷优质品种需求快速增加,南方沿海地区供求缺口较大,当前储备却多为普通品种,且集中在主产区;大城市成品粮油储备严重匮乏。
(3)中央储备粮轮换机制运行不畅,削弱轮换经营对调控的协同作用。一是实行严格的轮换计划管理,在市场价格频繁波动时,对轮换品种和数量难以及时作出调整。二是轮换架空期规定,各级储备集中在架空期轮出和轮入,与粮食生产年度、运输及消费需求时段性变化无法衔接,容易造成对市场的冲击,甚至形成逆向调节。若不能及时改革轮换管理体制,完善轮换市场化机制,一旦粮价持续高于托市价格,托市收购大幅减少,可发挥调控作用的临时储备粮源加快消耗,国家平抑粮价的能力将面临新考验。
(4)调控终端市场能力明显不足,严重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时效性、针对性、有效性。维持粮食市场稳定,重点区域是大销区和重点城市群,关键环节是成品粮消费终端。而中央储备粮全是原粮,投放原粮的调控方式无法直接作用消费终端,对市场价格影响十分有限。但是,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的粮油加工及加工动员能力不足,终端销售网络缺乏。应急调控时,须将原粮销售给加工企业,或委托加工企业加工后再投放终端市场,增加运行环节和操作时间;与此同时,约束和防范社会企业吃进粮源囤积行为较困难,调控意图无法及时有效地得到贯彻执行,影响了粮食宏观调控成效。
3 完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的思路与建议
我国粮食市场正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为适应粮食市场发展趋势,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粮食市场体系,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7]。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3.1 建立基于市场化取向的“粮食价格稳定带”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价格调节和资源配置的功能
粮食价格稳定带,是为防止粮价暴涨暴跌、稳定市场交易,通过政府相关机构(中储粮公司)的购销操作和供求调整,将粮价稳定在一定的价格带中,维护粮食市场和价格稳定的一项制度[8]。它由最低保证价格(稳定基准价格)、最高干预价格(稳定上位价格)构成。当市场粮价低于最低保证价格时,为维护种粮农民利益、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国家通过中储粮公司按照最低保证价格自动挂牌收购农民交售的粮食;当市场粮价高于最高干预价格时,为保证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国家通过原粮拍卖和成品粮投放平抑市场粮价;当市场粮价处在价格稳定带以内,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价格(图2)。在调控粮源不足的情形下,可以通过紧急进口等措施,把价格控制在稳定价格带以内。
具体操作中,可以统筹考虑国民经济发展、消费者承受能力、农民种粮成本收益等因素,对粮食稳定价格带进行周期性调整(如5年)。应当结合当年粮食供求、生产成本等情况,每年由政府部门公布“粮食参考价”,合理引导粮价预期。粮食价格稳定带,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有机结合,在稳定粮食市场价格的同时,充分利用市场价格的合理波动,增加粮食企业囤积居奇的风险,抑制投机炒作行为。
3.2 锁定托市收购数量,留给市场充足的粮源,逐步消除市场主体抬价抢购的动机
为保证宏观调控的需要,合理确定国家调控粮源的托市收购数量(如商品量的1/3),并通过规章制度、计划调配等方式固定。中储粮公司完成调控粮源托市收购计划,即刻退出托市。需要注意的是,调控粮源托市收购不宜过多,否则市场流通粮源减少,反而加剧市场波动。如此,通过托市收购及对收购数量限制,既能托高市场粮价、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又能保证市场上留有充足的商品粮流通,增加大型粮食企业垄断市场余留粮源、掌控粮价话语权的难度,逐步消除粮食加工企业及其他主体抢购粮源的动机,促进粮食市场日益趋稳。
3.3 设定托市收购最高限价,采用市场化收购方式,尽力减少托市收购对市场的扭曲
当市场粮价低于托市收购最高限价时,托市收购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即在一定期限内,根据国家质量标准要求,按照市场价格挂牌收购,完成收购计划立即停止。收购执行情况、进度监控、执行监管、审核验收等程序遵循现有相关规定;收购费用包干使用,保管费用补贴、贷款利息补贴由中央财政负担。当市场粮价高于托市收购最高限价时,暂停调控粮源的托市收购,待粮价回调至最高限价以下再行收购,防止托市收购进一步推动粮价高位上扬。
3.4 稳定托市收购主体,增强调控粮源的控制力,全面提高宏观调控执行力
作为宏观调控的两个方面,托市收购(或最低保证价收购)与价格平抑互为一体,必须由同一主体承担。建议继续由中储粮公司作为政策执行主体,充分发挥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具有政令畅通、步调一致、雷厉风行的体制优势以及管得好、调得动、调得快、用得上的保障能力与执行能力[9]。应着力加强垂直管理体系的基础设施和关键能力建设,通过布局在主产区、主销区和大都市群的粮食购销网络与仓储物流体系,将国家调控粮源纳入垂直管理体系直接控制下,最大程度消除委托收储库点、多元托市主体执行政策时可能出现的偏差,降低调控意图无法及时、有效贯彻执行的风险。
3.5 优化粮食储备结构,整合储备调控资源,积极顺应市场调控发展的需要
适应市场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增加紧缺品种、优质品种的储备比例;适应加工规模化和细分市场的需求,推行分品种、分等级储存和销售。加强粮油主产区和加工聚集区的储备设施建设,增加战略节点、重要物流通道、粮油主要集散地的储备布局,提高市场反应能力;在大中城市增加适合消费需求品种的成品粮油储备规模,提高供应保障能力。加快粮食储备体系整合,探索将地方储备粮纳入中央储备粮实行垂直管理,中央储备由原粮、毛油和成品粮油共同组成,地方储备以成品粮油为主,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发挥整体合力效应。
3.6 创新中央储备粮轮换机制,发挥储备轮换对宏观调控的协同效应
加快改革轮换计划管理方式,调整轮换空库绝对时间管理规定,实行对中央储备粮总库存按实物量比例控制管理,设置合理的空库率约束指标,化静态轮换为动态轮换,增加轮换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消费需求变化。要顺应调控方向,坚持高抛低吸,把握轮换时机,控制轮换节奏,主动平抑局部市场波动,增强中央储备粮轮换市场化运作效果,促进轮换经营与储备调控的有效对接,发挥好轮换对调控的协同作用。
3.7 加快调整调控方式,增强成品粮调控和市场终端调控能力
根据居民消费习惯和粮食市场发展的变化,着实提高垂直管理体系的成品粮油加工能力,着重构建重点销区和核心都市群的销售网络,着力完善顺畅产销衔接的物流体系,基本形成原粮调控与成品粮调控相结合、主产区调控与主销区调控相衔接、粮油加工调控与终端市场调控相配合的综合调控体系,全面提高国家宏观调控的及时性、针对性、有效性,切实保障粮食市场和价格的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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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业宏观调控政策评价 篇5
编者按：住房问题是关系民生的大问题。持续飙升的房价因超过百姓承受能力而招致广泛批评。中央政府连年出台一系列调控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下一步将如何着力？为此，我们选登相关调研报告进行评价，并请有关专家从各自的角度进行分析，同时考察邻邦韩国、日本的做法，以资借鉴。
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以区别对待和循序渐进的方式，对房地产业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总体来看，调控初见成效。但房地产市场仍然存在住房供给结构不合理、部分城市房价上涨太快，中低收入居民住房难以满足等问题。亟需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和完善住宅的宏观调控政策。
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的背景
2001年以来，房地产业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房地产业投资增长过猛，部分地区房价上涨过快等问题，使房地产业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行业之一。
(一)房地产业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
自2001年以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城镇化率快速提高，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以住房、汽车、电子通讯、能源和基础原材料业较快发展的新一轮增长周期。其中，房地产、钢铁、水泥等行业投资迅猛增长，带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2004年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长53%，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新的不平衡，能源、运输供应紧张，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CPI)开始走高(6月同比上涨5%)，中国经济运行出现偏热的迹象。
(二)房地产业制度改革与政策调整
第一，1998年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全面推进，有关住房的分配、供应、市场、金融、物业管理、中介、行政管理和调控等七个体系的改革全面启动，取消了实行40余年的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代之以货币化分配；明确了居民住房产权的私有化和住房获得渠道的市场化，调动了居民购房积极性，居民住房需求开始集中释放。
第二，较好的经济环境，创造了更多的住房需求。一是城市新生代成家立业、城市化中新迁入人口需要住房。二是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居住有了更高的要求，部分取得房改产权的居民产生以旧换新、以小换大的住宅需求。三是大量的城市拆迁改造，增加了居民住房需求。四是大量社会资金将房产作为投资品所产生的需求。
第三，国家对房地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从供求两方面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从“九五”初期开始，为扩大国内需求，中国政府将住宅作为居民新的消费热点，给予优惠房贷、减免税等政策支持，鼓励购房，刺激了住房消费。同时作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国家对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给予包括放宽商业住房信贷规模控制，实行预售房制度，整顿取消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等政策支持，促进了房地产业快速增长。2003年与1999年比，房地产投资完成额年均增长24.5%，高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7.3个百分点。
(三)体制机制缺欠与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房地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部分地区房地产投资过热、房价上涨过高的现象，尤其是在上海、杭州等长三角地区，房价涨幅超过10%，成为此轮宏观经济偏热的一个象征。其根源在于体制、机制的缺欠。一是房地产市场已经放开，但相应的制度没有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二是大部分土地以协议方式转让，不能反映真实地价，土地资源不能合理使用。三是资金使用成本低。这些因素导致需求和投资动力旺盛，市场难以有效调整。2004年4月，为遏制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势头，国务院连续出台一系列政策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调控。
2004年以来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特点及成效
(一)2004年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及成效
调控目标和重点：2004年初，为抑制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中央政府采取了“管严土地、看紧信贷”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方面，加大了对房地产用地的治理整顿力度，清理整顿建设用地，严格审批管理，从紧土地供应，逐步推行经营性用地的“招、拍、挂”，从源头控制了土地供给。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将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含经济适用房项目)资本金比例提高到35%及以上，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严禁房地产流动资金贷款等，收紧银根，减少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支持。
成效和问题：2004年调控措施以行政手段为主，力度较大，通过控制土地和资金供给，控制房地产供给，使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由年初的50.2%，逐月下降到年末的28.1%，回落22.1个百分点。
但这次调控主要是抑制供给，对需求、尤其是非合理需求缺乏有效控制，前些年扩大内需、刺激住房消费的一些政策仍然在发挥作用，引起了供求关系的失衡。出现投机炒作和被动需求等非合理需求的快速增长;中低档住宅供应比例下降、房地产供给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引起的商品房价格大幅上涨.全国平均销售价格同比增长14.4%。尤其是上海、杭州等东南沿海城市房价涨幅更大，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是否会出现“房地产泡沫”的关注。
(二)2005年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特点及成效
2005年初，根据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央三个月内继续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
调控目标和重点：调控目标由控制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的单一目标向既控制投资速度又要抑制商品住房价格上涨过快的双重目标转换。调控重点相应调整：一是有效调整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从增加供给和减少需求两方面入手来调整房地产市场，实现稳定房价的目的。一方面，利用信贷、税收等经济手段，提高炒房成本，抑制房产投机需求；严格控制城市拆迁改造规模，抑制被动住房需求。同时，加大对闲置土地的清理力度，以此增加土地供给。二是在规划审批、土地供应以及信贷、税收等方面，对中小套型、中低价位普通住房给予优惠政策支持，改善住房供给结构。三是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出台了不准预售房再转让、实行购房实名制、上网交易等措施，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销售行为。加快建立健全房地产
市场信息系统，加强对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的动态监测，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调控效果与问题：2005年末房地产投资增长19.8%，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8.2个百分点；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涨7.5%，涨幅比上年同期回落3.6个百分点；上海、杭州等城市大幅上涨的房价得到了有效抑制，说明宏观调控初见成效。
但2006年初，一些问题又凸现出来。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出现反弹，1-6月增速比上年末提高4.4个百分点。二是供给结构不合理状况依然存在，部分大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急需的中低价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比例偏低，供给不足。三是深圳、北京、广州、大连等城市房价大幅上涨，中低收入人群难以承受，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三)2006年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特点
2006年5月末建设部、发展改革委等九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的调控措施，各部委和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相关配套措施。
调控目标：发展满足当地居民自住性需求的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有步骤地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
重点：一是要求地方政府利用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真正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二是自2006年6月1日起，90平方米以下普通住房的供地面积和开发面积不得低于当年计划面积的70%，通过限套型、限房价，竞地价、竞房价的办法，保证中低价位、普通住房供给。三是运用经济手段。强化住宅转让环节的税收管理和外资购房的管理，抑制投机炒作；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有区别地调整住房消费信贷的首付比例，引导合理消费；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增强市场信息透明度和加强舆论引导，促进房地产市场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四是将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纳入到对地方政府目标责任考核制度中，保证调控措施的有效落实。对住宅产业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总体评价
(一)此轮宏观调控政策的特点
一是宏观调控呈阶段性，循序渐进。重在解决每个阶段的突出矛盾，调控逐步深入，注重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产生的震动和影响较小。
二是调控政策的综合性和系统性。根据不同的调控对象，采取相应的调控手段，形成了综合使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的政策体系，得到了较好的效果。
三是调控政策注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主要体现在既要控制房地产投资速度，抑制投资需求，又要保护普通居民购房积极性。在“双紧”的情况下，土地供给、项目审批、信贷支持等政策都向经济适用房、中低档住房倾斜。在抑制非合理需求的同时，对普通居民的自住性需求给予了房贷、税收方面的优惠。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成效
第一，控制了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保持了房地产业的平稳发展。银根、地根紧缩
及政府监管力度加大，房地产投资在规范中发展；投资、投机需求以及超前拆迁引发的被动需求得到一定程度抑制，房地产市场向以自住性需求为主转换；地方政府在调控和住房保障政策被赋予更大的责任。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投资各月累计同比增速由2004年年初的50.2%回落到2005年年末19.8%，2006年11月份为24%；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由2004年上涨14.4%，逐步回落，2006年11月份同比上涨5.8%，住房价格涨势平缓回落。
第二，促进了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调控采取了与改革相结合的政策措施，建立了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并加强土地交易的监督和管理，堵塞了漏洞，促进了土地交易市场化进程和规范。
第三，住宅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基本形成了由新建住宅市场、二手房转让市场和住宅租赁市场构成的住宅市场体系。并逐渐建立和完善了商品房预售、规范房地产交易秩序、住房交易实行网上申报等规章制度，房地产市场秩序逐步改善。
(三)仍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房地产市场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住房供应结构性矛盾仍十分突出。2006年1-6月份，40个重点城市上市预售的套均建筑面积115平方米，适合当地居民自住需求的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仍然供应不足。二是部分城市房价上涨仍然较快。2006年11月，房价涨幅较大的城市：福州同比上涨10.4%，北京10.3%，深圳
9.8%，厦门9.6%，秦皇岛9.3%，成都8.9%和贵阳8.4%，尤其是北京和深圳，房价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持续较大幅度上涨，使得普通居民仍然买不起房，房价回落并没有达到普通居民可承受的水平。三是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低收入家庭住房难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进一步分析上述问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对90平米以下普通住房两个70%的调控措施缺乏说服力和可操作性。此项措施是改善住房供给结构、满足当地居民自住需求的重要措施。但措施的目标定位是什么，是满足新生代的需求还是以旧换新居民的需求。如果都包括，还涉及居民住房消费目标的问题，90平米住房是否是未来几年居民住房的目标。另外，目标定位确定之后，需求量是多少，所占比例是否是70%，这些都需要给予科学、合理的解释，才有说服力，得到包括开发商在内的理解和支持。
同时，中低价房在销售环节缺乏可操作性，包括购房人的资格审定、住房的销售程序、监督管理等都没有详细规定，措施难以有效落实。
第二，体制问题制约地方政府落实住房调控政策的积极性。一是GDP是考核地方政绩的主要指标，房地产业投资速度和房价涨幅回落直接影响地方经济。二是土地收入是地方政府可取得的主要财政收入，限地价将影响地方收入。三是落实中低价住房和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的资金来源不明确，需要地方政府自己筹钱，几个因素都直接影响地方利益。
第三，投资收益低影响开发商建设中低档住房的积极性。中低档住房是在限套型、限房价的基础上，采取竞地价、竞房价的办法，进行招标，是在一定行政限制下的市场化行为。开
发商追求的是投资收益，其结果一是在满足开发商收益的条件下竞出的房价可能偏高(广州已有先例)，二是因预期收益低开发商不积极参与。
第四，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一是住房保障体系不健全。政府承担为低收入人群解决居住问题责任不明确，缺乏法律与制度保障。二是部分城市还没有建立廉租制度，经济适用房制度尚需进一步改进，住房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太小。三是住房保障制度不落实。大多数城市没有明确的管理机构，资金来源缺乏制度化，没有建立最低收入居民家庭档案和申请、审批制度。第五，缺乏住房信息、档案等基础制度建设。利用税收、信贷等经济手段抑制投资需求、外资炒房等调控措施，因为没有建立实名制的住房档案而难以精确实施，降低调控效率。同时通过实施不动产税的方式来优化存量房源配置较好的政策建议，也因此难以实现。政策建议
要继续完善和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与此同时要注重长远的制度建设，做到标本兼治，为更好的进行调控创造条件。
第一，加强住房信息统计工作，建立住房档案登记制度。整合统计系统、建设系统的统计资源，建立实名制的住房档案登记制度。
第二，建立科学的居民住房消费目标和消费模式。一是根据科学发展观和我国土地资源和人口状况，明确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90平米住房可以满足中等及中低收入普通居民的住房需求。二是准确统计中等及中低收入普通居民的自住房需求，按照实际需求安排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供地计划和建设计划。三是提倡根据消费能力“租、购并举”的科学消费模式，合理引导普通居民的住房消费。
第三，调动地方政府落实调控政策的积极性，为地方政府认真落实调控措施创造制度条件。一是改革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减弱GDP增长的影响。二是改革、完善分税制度，使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相对称。三是改革土地收益制度，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
第四，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满足普通居民购房需求。政府应该承担起保障中低收入居民住房的责任，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一是根据低收入居民的支付能力，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对低保人群实施廉租房政策；为低收入者提供经济适用房。二是建立住房保障基金，解决资金来源。三是建立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档案和分配制度，并跟踪了解和及时调整，根据实际需求安排住房投资和住房分配，做到应保尽保。
同时，政府要给予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住房建设一定的政策支持，按照需求增加普通住房的供给。并制定普通住房定向销售细则，在分配、房贷利率、首付比例以及公积金贷款使用方面给予优惠，满足普通居民购房需求，降低购房成本。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 篇6
一、凯恩斯主义理论及其历史作用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以就业理论为核心, 而就业理论的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的均衡, 社会的总就业水平取决于有效需求水平, 而存在失业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如果有效需求不足, 那就达不到充分就业。国民收入是在较高水平上实现均衡还是在较低水平上实现均衡要取决于有效需求的大小。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等规律的作用, 既引起消费需求不足, 又引起投资需求不足, 使得总需求小于总供给, 形成有效需求不足, 导致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失业。凯恩斯主义否定了传统经济学认为可以保证充分就业的工资理论, 认为其忽视了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的区别, 货币工资具有刚性, 仅靠工资政策是不可能维持充分就业的。资本主义社会除了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外, 还存在着“非自愿失业”, 原因就是有效需求不足。
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 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通过税制、利率和其它手段对消费倾向施加导向性影响。在刺激投资方面, 凯恩斯认为, 投资主要是国家投资, 不能把决定当前投资量的职责放在私人手中, 应该由国家负起投资的责任。
凯恩斯主义的目标是使国家达到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政府通过经济政策, 对经济运行施加影响, 以减轻经济波动对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当经济发生衰退时, 政府应采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把经济从萧条中解救出来;当市场经济运行过热而出现通货膨胀时, 政府应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冷却过热的经济, 抑制通货膨胀。国家通过采用扩张或收缩的宏观政策来调节和控制经济, 尽量避免过度的上下波动, 以获得稳定发展。
凯恩斯主义客观上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需要在国家宏观调控和管理的基础上进行。根据世界近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 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政府干预机制确实缓和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矛盾, 促进了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尽管各国情况有所不同, 但这些国家采取调控措施, 通过动员市场外的因素来培育完善市场机制, 最终使经济得以持续稳定的发展。
二、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局限性
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但是由于经济系统本身的复杂性, 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该理论并非总是有效。历史上各国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都带来不少副作用, 主要包括政府预算规模不断膨胀、财政赤字增大和政府债务不断增加等。从某种意义上说, 凯恩斯主义只是特定时代、特定背景下应付经济困局的一种方案, 其自身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和局限性。对凯恩斯主义的沉重打击是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国际石油危机, 该危机直接导致美国经济陷入高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里。凯恩斯主义对滞胀束手无策, 因为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中非自愿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会同时并存的。当然, 滞胀的出现不能完全归咎于凯恩斯主义, 就像任何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能归功于某一种理论一样。
因此, 借鉴凯恩斯主义一定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 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和制度条件, 科学地实施理论的“本土化战略”, 决不能盲目照搬或简单套用。
三、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 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很特殊, 既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严重通货膨胀, 又不同于前几年的持续通货紧缩趋势。2007年以来, 投资品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强劲, 物价上涨趋势较为明显, 消费品中粮食、肉、蛋等农产品价格上涨较快, 但是, 由于其余消费品价格上涨比较疲弱, 甚至还有下降, 消费品物价指数总的看还在合理区间移动。最近几年, 中国虽然由于部分行业投资扩张较快, 引起部分物资如煤、电、油、运等供应紧张, 但劳动力不紧张, 失业率还在增长;资金不紧张, 银行存差很大;生产能力不紧张, 大部分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从经济运行来看, 当前既有局部过热, 特别是投资过多的现象, 又有在总体上供大于求, 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其中, 餐饮业、汽车、家电、服装等行业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问题较大, 导致此类商品降价压力很大。因此, 如何拉动内需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
2006-2010年, 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长11.2%, 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同步, 就业量没有明显增加。2010年经济增长率为10.1%,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 经济增长恢复相对显著, 但是失业率不仅没有相应下降, 反而继续上升。近几年, 隐性失业问题、农村劳动力的失业问题和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愈来愈严重, 中国陷入了经济与失业同步增长的怪圈。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宏观经济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但是, 环境恶化、资源分配不合理、失业人口增多、贫富差距逐渐扩大、总需求疲软、社会发展不平衡和金融体系存在较大风险等问题仍然存在, 其中失业人口较多更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四、运用凯恩斯主义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
从1993年7月开始我国采取紧缩政策, 使经济在1996—1997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然而, 市场需求在经历了“短缺”、“短缺与过剩并存”的发展阶段后, 出现了“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这种“过剩”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出现的, 属于发达国家早期出现的那种典型的生产相对过剩, 即“有效需求”不足。因此, 研究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理论对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有重要的意义。
有效需求不足是目前我国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而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是我国长期以来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济结构失衡。其一是产业结构失衡, 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不仅影响了整体经济增长, 而且也限制了就业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其二是地区发展差距仍呈扩大的趋势, 东部与中西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都存在很大差距。因此, 在市场力量无法自发地改变的情况下, 通过政府干预即通过宏观调控促进需求的增长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一) 在财政政策方面
一是要针对调整经济结构和扩大就业, 实行减免税费的政策;二是要扩大转移支付的比例, 以有效确立财政“自动稳定器”的机制作用;三是要调整税种和税率, 切实降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农业税的税率, 扩大消费税的税基, 对高收入者有效实施综合税收调节机制, 对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企业和个人开征燃油税、环保税和附加费等;四是要努力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对长期失业无助群体施行社会救济。
(二) 在货币政策方面
完善现行的货币政策, 中国就必须进一步强化金融领域内的竞争机制, 扩大金融机构的经营自主权,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有效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场。
(三) 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
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不变或微有上升, 提倡和鼓励自由贸易, 努力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修改, 积极协调国际贸易纠纷, 积极扩大出口, 适度引导进口, 力保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
(四) 调整经济结构和扩大就业等都需要由投资拉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必须确立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地位, 鼓励和扶持民间投资。政府的投资必须有科学的决策机制和严格的约束机制, 并应集中于公共领域, 而不是竞争领域。政府要把投资的重点放在追加对社会保障、科研、教育培训事业上。
(五) 加快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
靠市场来引导劳动力供应, 重视发展能够多吸纳劳动力的各种就业形式并逐步取消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机制, 使生产要素市场发挥其引导要素进行有效配置的作用。同时, 把发展乡镇企业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 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四、结束语
凯恩斯主义作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奠基石和里程碑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对该理论的态度应该是“扬弃”而不是简单否定。凯恩斯主义能否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关键在于必须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实际状况, 合理吸取其中的科学成分与我国实际相结合, 并灵活运用, 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
参考文献
[1]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高鸿业,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2]吴易风.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 2005.
中国宏观调控转向 篇7
2008年初, 经济过热苗头显现, 物价上涨压力加大, “双防”成为首要调控任务。2008年4月, 国务院在2008年工作要点中强调, 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 抑制通货膨胀, 又要防止经济下滑。年中, GDP增幅回落, 物价压力稍缓, “一保一控”成为关注焦点。
然而,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中国出口遭受巨大影响, 国内资本市场也显示了极大的不稳定性, 部分企业经营困难, 经济下行压力凸显, 扩大内需、促进增长, 成为当务之急, 到了年底, 中央更是完全转向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这种宏观调控的转向表明了管理层对经济形势的灵活把控。
2008年1月至7月, 中央调控防过热见效, 物价涨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在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同时, 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 以“一稳一紧”新组合取代多年来的“双稳健”组合。
尽管2008年上半年国内房地产投资增速高达33.5%, 1月至7月份房地产投资增速也达到30.9%, 但随着调控的深入, 房地产市场成交量依然持续低迷、土地流拍现象增多, 资本市场地产股跌势依然惨烈。中央出台一系列土地政策, 其中监督闲置土地成为重点, 继年初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后, 国税局从严征收土地增值税、《土地调查条例》、《2008年国家土地督察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示范文本等举措先后出台。
从2008年初开始, 中国商品房成交量开始萎缩, 房价似乎已失去继续上涨的理由。拥有1800家门店的中国最大地产中介创辉租售集团被曝倒闭, 同时北京最大二手房中介之一中大恒基, 宣布计划关闭100余家门店。随着广东万科地产率先降价, 北京等城市各个楼盘开始跟风降价, 中国房地产进入寒冬。
2008年4月24日起, 印花税税率由千分之三调整为千分之一。这是继2007年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后, 中国又一次对该税率进行大的调整。下调印花税被视为以稳健的财政政策保障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这一时期, 央行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这成为央行抵御通胀的必需手段。
从2008年7月中至10月, 调控的方向逐渐转向, “一保一控”成为重点。在各种调控措施之下, 中国经济前三季度同比增长9.9%, 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 物价回落。2008年上半年GDP增长是10.4%, 一季度增长10.6%, 二季度增长10.2%, 总体来说GDP的增长是在下降, 经济“从偏快转向过热”的危险已有效防止。截至年中, 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防止物价由局部上涨, 成为明显的通货膨胀。因此, 7月25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 对下半年经济形势正式定调, 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
在“一保一控”的思路之下, 国务院和各部委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8月1日起, 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 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8月5日, 央行同意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进行调整。全国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在原有基础上调增5%, 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调增的信贷规模将主要用于扶持中小企业, 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担保难问题。8月15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提出下半年货币政策在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 将适时微调。加大对有市场、有效益、带动就业较多的小企业与“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统计显示, 8月份中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0.3%, 涨幅比上月回落4.1个百分点;最为突出的猪肉价格上涨1.0%, 涨幅回落11.1个百分点, 控制物价取得明显效果。
随着金融风暴逐渐影响中国经济, 2008年10月份的中国主要经济指标昭示中国经济正在加速下滑。10月中国GDP增速已骤降至7%。国务院常务会议紧急部署了新的宏观政策, 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将2009年经济工作定调为“保增长, 促发展”。至此, 前期一直推行的宏观调控戛然而止, 转而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意味着增加政府支出来扩大社会总需求。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意味着在货币供给取向上, 将不再是以控制供应、收缩信贷为基调, 而是以对资金供给的释放、信贷的放松为基调。
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步蔓延, 全球经济陷入困境, 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明显回落, 虽然价格上涨的压力有所缓解, 但一些地区和行业增速出现回落。国内房地产、钢铁、汽车等重要支柱产业产销大幅下滑, 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增速有所下降。同时, 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持续波动和低迷, 上证指数更是击破1800点, 并于10月28日再创调整新低1664点。11月份, 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传来的数据表明, 很多地产公司, 如亿城股份、招商地产和泛海建设等, 销售情况非常低迷, 多处楼盘一个月仅成交一套。
2008年11月份统计数字公布后, “保增长”的空前压力扑面而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字显示, 11月中国PPI同比上涨2%, 而10月的涨幅还是6.6%。11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增速创下1994年以来的最低同比增幅。就业方面, 有专家直言, 因出口的全面回落可能减少1200万到2000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2009年的就业形势将更为严峻。
为了保增长, 首先从低迷的楼市开始。2008年10月22日, 中央推出刺激楼市一揽子新政策, 为低迷的楼市注入暖意。包括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 契税税率暂统一下调到1%;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地方政府可制定鼓励住房消费的收费减免政策。
2008年11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10项措施, 提振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公布了今后两年总额达4万亿元的庞大投资计划, 明确要求“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11月27日, 央行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和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这是自9月15日央行宣布下调贷款基准利率以来, 第4次下调利率, 第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此次贷款利率降幅创11年来最高水平。意在发挥货币政策在支持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
11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12月3日,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 研究确定九条金融措施, 加大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追加政策性银行贷款规模1000亿元。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多种手段,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分供应, 以金融促经济发展。形势紧迫, 但经济的拉高需要一个过程。经济着陆的下方无非是“水泥地”或“水面”, 但这一次国家为经济的下降铺了一层富有弹性的“过渡层”, 这样, 即使落地也不至于伤得很重。提高政府对于经济形势的预见性非常必要。
12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意见》中确定, 如果以高于GDP增长与物价上涨之和约3至4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作为2009年货币供应总量目标, 争取全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那么国务院对于2009年的GDP增长与物价上涨之和的预测为13至14个百分点。假设明年的物价上涨增幅在3%至4%左右, 也就是说国家对经济增长的心理预期是10%。此举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贯彻落实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整体思路。
中国资本外逃的宏观分析 篇8
非正常的资本流出是资本流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相对于正常的资本流出而言的。一般来说, 非正常的资本流出是指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明文规定所禁止的资本流出活动, 这种资本流出活动采取不合法或不公开的方式、通过非正常的渠道进行。在中国, 非正常的资本流出可包括两种情况:国际投机资本流出和国内资本外逃。但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非正常的资本流出主要是指资本外逃。
一、资本外逃的特征
首先, 资本外逃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外流。资本流出或资本外流是相对资本流入或资本内流而言的, 它主要描述资本流动的方向;资本外逃不仅描述与资本外流相同的流动方向, 而且还重点表明这种资本流出是为了某些特殊的动机:或逃避风险与管理机制, 或投机获利。由此可见, 资本流出不仅包含了一般性的资本外流, 也包括资本外逃;而资本外逃只是资本外流的一部分。
其次, 资本外逃是宏观经济目标与微观经济目标相冲突的产物。如果从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的角度来看, 资本外逃通常被视为一种非正常的资本外流, 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是资本稀缺, 资本外逃会损害政府的经济目标、降低社会福利和国民效用。但是, 资本外逃未必就是非正常的资本外流。一方面, 如果从微观经济目标角度来观察, 资产的相对收益和风险, 即盈利性和安全性是投资者考虑其投资组合的出发点。当国内资产的预期收益相对于国外资产的风险上升时, 或国内资产的风险相对于国外资产的风险上升时, 投资者必然减少其资产组合中的国内资产比重, 相应增加国外资产的比重。这种行为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正常的经济行为, 由此而产生的资本外流就属于正常的经济行为。另一方面, 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观察, 资本边际效益最大化而产生的资本流动就属于正常的资本流动, 而资本外逃则正是逃避较高风险的、追求较高收益的资本外流, 因此, 也不能将其视为非正常的资本外流。
再次, 资本外逃未必都是非法的资本外流。资本外流是合法还是非法, 取决于一国资本管制的状况。在没有实施外汇管制的国家, 由于资本外流不受限制, 即便出现某种异常风险而导致资本大量外逃, 这种资本外流也是合法的;在实施外汇管制的国家, 大部分的资本外逃是为了逃避资本管制、非法转移, 但也有一部分外逃的资本变相的以合法形式流出, 这种现象在法律体系不健全、监管水平低下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因此, 如果仅以资本流出与否来判断是一般资本外流还是资本外逃是片面的。
二、资本外逃的理论
资本外逃也称为资本逃避。对于资本外逃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 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外逃的动因有众多的解释, 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以下几种:
1.动机理论。 主要是根据资本外逃的动机来对资本外逃进行界定。金德伯格 (Kindle Berger) 在1937年其经典著作《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一书中将资本外逃定义为:资产所有者因恐惧和疑虑所导致的资本异常流出。这里的“异常”是指资本由高利率国家流向低利率国家。此后, 杜利 (Dooley, 1986) 、卡丁顿 (Cuddington, 1986) 、德普勒和威廉姆森 (Michael Deppler and Martin Williamson, 1987) 等人也在此基础上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多利认为:资本外逃是居民希望获得不受本国政府当局控制的金融资产的收益的愿望推动的资本流出;卡丁顿认为, 资本外逃是短期投资性资本的异常外流, 它不进行长期投资, 而是对以下因素做出迅速反应以获取短期收益:金融风险、预期资本管制、通货膨胀和税收优惠政策等;德普勒和威廉姆森认为, 资本外逃是资本所有者因担心资产存放于国内遭受损失而取得的对国外非居民的一种要求权。布朗 (Brendan Brown) 认为, 资本外逃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资金抽逃到国外, 以寻求更大程度的安全。资本外逃背后的推动力包括实际存在的货币不稳定, 或担心可能出现的货币不稳定、没收性赋税、战争和革命。这种现象的例子在以往几个世纪都可找到。在20世纪, 资本外逃的频率和严重性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动机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资本外逃是居民为逃避风险、逃避监管或投机获利而导致的资本异常流出。
2.国民效用理论。 国民效用理论也称福利损失理论, 是将国内资本的流出所造成的资本损失与国民效用的降低相联系来定义资本外逃。世界银行曾在1995年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债务国的居民将其财富转移到国外的任何行为。托尼尔 (Tornell, 1992) 认为资本外逃是生产资源由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流失;萨克斯 (Sachs, 1992) 认为, 在发达国家将国内财富投资于外国时, 人们称之为投资多元化, 当同样的过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时, 则称之为资本外逃。由此可见, 国民效用理论是从整个国家财富的角度来界定资本外逃的, 即资本外逃是国家财富的损失, 它大大降低了社会福利和国民效用。
3.不对称风险理论。该理论认为, 资本外逃是由于国内外投资者所获得的信息不对称, 或面临的经济政治风险不对称而产生的。该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债务国经常发生的外债与资本外逃同时增加的新现象:一些国家存在国内资本外流与国外资本内流的现象;在一些国家, 流入的外资中有相当一部分又成为外逃资本的来源;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形, 即外流的资本在国外转换为“外资”身份后, 又重新回流。
近年来, 随着我国资本外逃规模的不断扩大, 国内学者对资本外逃现象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对资本外逃的概念作出不同的释义。国内学术界的对资本外逃各有说法, 但主要是沿着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 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的。比较有影响的是宋文兵 (1999) 、韩继云 (1999) 、李庆云和田晓霞 (2000) 、李晓峰 (2000) 、杨海珍和陈金贤 (2000) 、杨胜刚和刘宗华 (2000) 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比较新的一个理论是莫晓芳、李俊霖 (2006) 提出的基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资本控制理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The Mundell-F1eming Model) 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动态机制的重要发展。此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当国际收支不平衡时, 资产存量的变化 (特别是货币供给的变化) 会改变经济的均衡状况, 最终使国际收支恢复平衡。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引申出一个相当重要的结论:不可能三角理论, 即资本完全的自由流动, 稳定的汇率和自主的货币政策, 这三者不可能同时存在。如果一个国家要实行自主的货币政策, 同时又要保持汇率的稳定, 那么它只有实行资本控制。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为我国实行资本控制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不可能三角理论”, 中国实行资本控制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 中国政府既要维持汇率稳定, 又要采取自主的货币政策以保持适度经济增长, 因此不得不对资本的流出和流入、特别是资本流出实行控制。因为在宏观层次上, 持续的资本外逃可能使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发生逆转, 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贬值压力, 井将直接削弱资本控制对套利与投机活动的限制, 对现存的外汇体制与政策带来很大的冲击。当资本控制处于失控或半失控状态时, 当局将不得不在固定汇率目标与自由货币政策之间做出选择。在微观层次上, 巨额的资本流失将降低国内厂商创造就业的能力, 并进一步扭曲国民收入的不平等分配, 加剧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扩大社会矛盾。其次, 资本控制常常是为了维护金融抑制的体制和通货膨胀的税基。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可以知道, 资本控制可以避免国内利率受世界利率的制约, 从而使国内有货币自主权;另外, 资本控制一方面能够限制居民拥有国外的资产组合, 另一方面又限制非居民拥有国内的资本组合, 从而维护政府对本国金融活动、金融收入和金融财富的课税能力。我们看到, 中国的资本控制是一种内生的结果, 它是中国政府选择了汇率的稳定和货币自主性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政策措施。
三、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
中国资本外逃问题, 特别是资本外逃的规模, 已成为各方面广泛关注的重点。 近年来, 国内有众多学者对中国资本外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测算, 李庆元、田晓霞 (2000) 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李庆云、田晓霞在对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测算时, 仍然主要采用涵盖范围较全面、操作性较强的间接测算法, 并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间接测算法本身存在的缺陷, 对间接测算法的估算值进行了四项调整, 即对资金来源项高报或低报部分的调整、对余额B中包含的一部分正常资本流动进一步剔除、对余额C中包含的居民境内外币资产部分进一步剔除、对余额法漏计的资本外逃部分进行估算。1982年至1999年,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外逃额累计约2329亿美元左右, 年平均约为130亿美元, 即中国每年资本外逃的规模大约有130亿美元左右。1997年和1998年中国的资本外逃额达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最高峰, 分别为364.74亿美元和386.37亿美元。
从目前的情况看, 中国资本外逃的状况仍十分严重, 据有关测算, 2000年又高达480亿美元左右, 比当年外商对华实际投资的407亿美元还要多。必须指出的是, 由于中国实行外汇管制, 一些资本还采用高报进口、低报出口的方式外逃, 所以利用直接法和间接法计算的结果不能涵盖所有的资本外逃, 实际上的外逃资本额比估算的还要大。
近年来, 也有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资本外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测算, 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施奈德 (Benu Schneider ) 。施奈德在2000年用世界银行剩余法即间接测算法对全世界111个国家自1988年到1994年7年的资本外逃进行了统计。由于施奈德收集的数据较为齐全, 统计结果与同时期各国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发展也较为吻合, 比较接近实际, 可信度较高, 所以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并被广泛引用。根据施奈德的测算, 1994年全世界资本外逃约1224亿美元, 其中中国资本外逃达242亿美元, 约占全世界的1/5, 位居榜首;1988年至1994年的7年间, 中国累计资本外逃达981.18亿美元, 而这仅仅是静态的估计, 如果加上10%的利息, 则该期间资本外逃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1100亿美元。根据间接法, 统计得出如下之“中国资本外逃折线图”。
由中国资本外逃折线图可以看出, 中国各年的资本外逃额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 从资本外逃的总量来看, 考察期的18年间, 资本外逃累计达到8538.89亿美元, 平均每年约474.38亿美元。 (2) 我国资本外逃的总量较大, 且各年度资本外逃的规模波动明显。因此, 要充分重视资本外逃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3) 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在1998年达到一个高峰, 1999年又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 当时境外资金混入我国套取利差、汇差, 或进入A股市场炒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 形势发生变化, 对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剧, 导致境外“热钱”在1998年大量抽逃, 国内资本也有一部分避险性质的资本逃逸。 (4) 2001年之后, 我国资本外逃规模大幅度上升, 按照这个趋势, 中国的资本外逃形势不容乐观。 (5) 由中国的资本外逃与实际利用外资、外债余额、GDP的平均比例关系可以看出, 流入中国的外国资本, 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又以资本外逃的形式流出去了。而且中国资本外逃占GDP的平均比重大于危机中的俄罗斯和阿根廷, 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国际支付危险, 主要原因是多年来, 中国一直保持着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率, 使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国;外汇储备充足, 贸易收支保持较大盈余。
综上所述, 我国存在严重的资本外逃这一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尤其在1997年以后, 无论那种测量方法都显示我国有超过300亿美元的资本外流, 平均值为356.4亿美元, 分别占到我国同期出口总额、利用外资和FDI的19.5%、58.4%和71%。这说明我国从正常渠道每进入100美元资本就有58美元以上的资本以非正常途径从我国逃逸。虽然2002年以后我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同时《联合国2003世界投资报告》指出中国已经成为第6大资本输出国) 。但规模巨大的资本外逃无疑将严重影响我国的资本积累、财政税收以及人民币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稳定。虽然近期在人民币升值的事实及其预期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有大量热钱涌入我国, 但许多研究表明资本外逃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制度方面, 与汇率的关系相对要小得多。也就是说完全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巨额外资流入的同时伴随巨额的资本外逃。所以说防止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应当成为我国经济改革进程中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由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资本外逃对我国危害之大及原因的复杂性。我国相关部门应制定合理的政策, 采取相应措施, 以解决资本外逃的问题。
1. 在法律制度上明确对私营经济的产权保护。
只有在法律上明确对私营经济的产权保护, 才能稳定私营业主对政策的信心。从立法层次上确立私营企业对其财产所有权的安全感, 才能预防私营企业的资本外逃现象, 并造成对私营企业扩大再生产的信心激励, 化解其财产在国内积聚的政治法律风险。同时在各项规章制度上也要消除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的待遇差别, 消除对私营经济的不平等待遇和歧视性政策。通过对私营经济在法律关系上的调整, 明确对其产权之保护, 规范对私营经济的平等待遇, 必然能有效制止私营部门资本的外逃并为国内建设积累物质资本。
2. 加强反腐力度, 加大对走私贩私等不法行为的打击。
对于外逃资本中通过非法手段积聚的资本要从源头上予以制止, 因为这些资本从产生开始就是非法的。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 加强对国有资产经营状况的监督, 预防国有资产向私人部门的流失。
3. 加强和完善对资本金融账户的管制。
资本之所以能够外逃, 就是因为我国在资本金融账户的管制上存在着一些漏洞和不完善之处, 相关的法规和管理体制不完善, 从而为资本外逃预留了较大的空间。要加强和完善对资本金融账户的管制, 切断资本外逃的渠道。在加强和完善对资本金融账户的管制的同时, 应大力调整经济法律利益关系, 积极推进整体经济改革, 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4. 要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建立统一高效的金融市场。
稳定的经济金融环境能够减少本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并创造高的收益预期, 因而能够加大对国内外资本的吸引力, 减少国内资本外逃的驱动力。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提高政府金融监管的水平。政府要积极培育短期货币市场, 加强外汇市场的建设, 从而降低金融抑制水平, 发展本国的金融市场。
5. 及时调整吸引外资的政策。
从“政策优惠”向“市场导向”转变, 依靠有效的市场, 高效的管理, 优越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流入, 减少“过渡性资本外逃”的发生。
摘要：资本外逃的概念在国外经济学界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 而我国对资本外逃的研究却在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危机让我们认识到资本外逃产生的消极影响, 因此, 国内学者对资本外逃的研究自上世纪末悄然兴起。但最近一年多的时间以来人民币升值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人们的注意力从资本外逃上逐渐向资本的内流转移。而众多研究结果表明, 汇率因素只是影响资本外逃的一个方面, 资本外逃增长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过程。所以在目前的形势下, 继续关注资本外逃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资本外逃,测算模型,规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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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时祖豪, 奉钦亮.浅析中国资本外逃现象.企业技术开发, 2005 (2)
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分析 篇9
中国新一轮的房地产宏观调控于2003年全面展开, 相关部门从多个方面共同努力, 采取一系列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政府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既有土地政策、信贷政策, 也有经济政策和行政措施, 并且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归纳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严控房地产信贷、严格土地供给阶段 (2003.2~2005.2)
200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继续增长了30.6%, 商品房屋竣工面积为3.95亿平方米, 销售面积为3.22亿平方米, 商品房销售率达到82%, 房地产市场供销两旺。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过热现象,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 其政策重点是围绕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问题和土地问题展开, 具体包括严控信贷, 提高项目自有资本金要求, 从而提高行业进入门槛;整顿清理土地市场, 彻查开发区与大型项目, 完善各项土地制度, 严格控制土地供给总量;土地交易实行招、挂、拍, 杜绝协议出让土地。其目标在于调控住房供给总量, 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使投资和供应的增长速度适度下降, 改变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状况, 抑制房价上涨的势头。
总地来说, 此次宏观调控基本达到了严格控制土地供给总量的目标, 但明显存在时滞效应。在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后一段时间, 住宅供给总量增速开始回落, 调控效果逐渐显现。2004年6月, 全国商品住宅开工面积同比增速15.2%, 增速首次回落到2002年以前的水平以下, 前后经历了17个月的时间;2004年和2005年住宅开工面积同比增速分别下降到11.7%和12.6%, 比2003年低了近1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此阶段宏观调控政策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也就是带来了地价房价飞涨的新问题。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中控制供给和鼓励消费的矛盾在2004年左右爆发。200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持续增长, 地价和商品房价格也双双走高。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 2004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3, 158亿元, 比上年增长28.1%;商品房销售额10, 376亿元, 增长30.0%, 土地购置费同比增长19.9%, 全国商品房价格同比增长15.2%。2005年初, 房价同比增速超过了20%, 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
二、重点抑制房地产价格阶段 (2005.3~2006.4)
根据前面的分析, 第一阶段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在加强土地供给管理的同时带来了房地产价格飞涨的新问题。2005年的两会上, 温家宝第一次公开表达了政府对不断攀升的房地产价格的深切忧虑, 这是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志。随后,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 其政策重点是围绕打击供给环节和消费环节的炒作行为展开, 政府主要从提高房贷门槛、提高房地产投资成本和降低房地产投资收益的角度着手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调控住房需求总量。具体包括:提高购房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限制期房转让、提高住房交易税等。调控政策要求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正确引导居民合理消费预期, 将房地产市场引入理性发展的轨道, 特别提出打击土地炒作;利用税收政策, 打击投机性购房等房地产交易行为。
本阶段政策推出初期, 中国房地产价格继续快速上涨。2005年全国商品房销售价格同比增长幅度达到12.6%, 比同期GDP增速高出2.2个百分点, 全国商品房销售量同比增长24.8%, 增速与1998~2004年年均增速 (26%) 基本持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6年下半年, 控制需求总量的政策效应开始显露, 上海等标志性城市的房价出现增长趋缓甚至下降, 宏观调控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06年9月和10月, 全国房价同比分别下降8.1%和0.6%。2006年末住房销量同比增长11.8%, 比1998~2005年年均增速 (26%) 低了将近14个百分点, 滞后期约18个月。
三、全面治理房地产市场阶段 (2006.5~2008.8)
2006年以来, 中国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出现“报复性上涨”, 被暂时压抑的房地产需求开始反弹。2006年5月17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提出了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六项措施 (国六条) , 新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由此拉开序幕。本阶段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重点是围绕部分地区房价过高、房地产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展开, 主要目的在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调控住房结构, 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与以前的调控政策相比, 本次宏观调控政策有了很大的改进, 政府主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调控房地产供求结构。具体包括:通过信贷政策和税收政策等来抑制房价上涨, 同时引导住房需求结构调整;通过调节住房供给结构, 增加小户型供给比例, 来降低当套住房的价格, 以缓解住房价格的上涨导致的中等收入阶层住房问题;通过住房分类供应机制, 兴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及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
本阶段的宏观调控政策密集出台, 政府从各个方面采取措施全面整治房地产市场, 但对房地产价格的抑制作用不大, 效果不太明显。一直到2008年初, 效果方才显现。据资料显示, 2008年1月全国住房成交量首次出现负增长 (10年来第一次负增长) , 2008年7月全国住房价格开始下降。
四、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开始松动阶段 (2008年9月至今)
由于受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影响, 2008年1月, 全国住宅成交面积首次同比下降。2008年7月, 全国住房价格开始下降, 各大中城市纷纷出台救市措施。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 国家暂时放松信贷, 降低居民购房成本, 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开始松动。2008年9月16日和10月8日, 央行先后两次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和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为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困难问题, 2008年10月22日国务院有关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一是降低住房交易税费。自2008年11月1日起, 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 契税税率暂时统一下调到1%;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同时, 为加强税收优惠政策管理, 要求首次购房证明由住房所在地县 (区) 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出具;二是扩大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浮幅度, 加强对个人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的金融支持。金融机构对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提供贷款, 其贷款利率的下限可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 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同时, 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各档次利率分别下调0.27个百分点;三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加快廉租住房建设, 加大实物配租力度, 扩大廉租住房租赁补贴范围, 推进棚户区 (危旧房) 改造, 多渠道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四是出台《城市低收入家庭资格认定办法》;五是地方政府可以制定鼓励住房消费的收费减免政策。上述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改善住房消费的政策环境, 减轻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购房负担, 扩大住房消费需求。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政府针对房地产领域出台的一系列措施, 对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房价上涨速度有所减缓, 房地产投资增速过猛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是, 由于经济社会形势的快速变化, 政府在制定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时, 相关决策存在着一些误区, 政策执行中发生了一些偏差, 客观上导致调控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城市土地价格持续攀升, 房价偏高的问题也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房地产行业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因此, 政府要加强政策舆论导向, 引导消费者树立合理的住房消费观念;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 建设信息透明化的房地产市场;改善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 提高地方政府落实宏观调控政策的积极性;针对不同的对象, 实施有差别的调控政策, 避免“一刀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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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石松等.对当前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中几个问题的思考.经济产业观察, 2008.4.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 篇10
1. 中国公债与消费需求
在中国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实践中, 消费需求越来越成为影响总体经济运行的关键因素, 同时也愈来愈成为决定宏观调控政策操作方向的重要指标。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 0 0 7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
从1990年代以来公债对消费需求的宏观调控来看, 在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 公债对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主要通过财政公债融资扭转衰退势头进而改善消费预期来实现;在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 公债对消费需求的平抑作用主要通过提升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进而紧缩经济中的流动性来实现。
2. 中国公债与投资和进出口需求
固定资产投资的起落诱发经济周期性扩张与收缩, 这一点在我国转型经济中表现尤为突出。由于公债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政府控制公债投资规模对于稳定固定资产投资进而熨平经济波动具有重要意义。
1998年以来公债在对投资需求方面的宏观调控来看, 在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 公债对投资需求的刺激作用主要通过财政公债融资扩大投资支出直接拉动总投资需求;在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 公债对投资需求的平抑作用主要通过削减公债融资的投资支出, 同时与货币政策配合多渠道紧缩投资规模。但是这一阶段总需求的调整并未形成合理的消费-投资结构, 从而制约了公债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实现。
二、公债与中国经济增长
1. 中国公债与储蓄率和资本形成
1980年代以来, 随着公债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 我国非政府储蓄率趋于上升, 政府储蓄率趋于下降, 在二者此消彼长的交错变化过程中, 国民总储蓄率总体呈上升态势。尽管资本投入增速有所放缓, 但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增长势头依然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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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武剑:《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 《经济研究》1999年第11期。
以经济建设费标明的中国政府的财政投资性支出在进入1 9 9 0年后,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财政性投资支出逐渐减少了对具有竞争性的生产经营领域的投入, 而转向具有外部性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与科教研发等有助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项目上, 这无疑对增强经济长期增长能力起到积极作用, 而这些支出绝大部分是来自于财政的公债融资。
2. 中国公债与资本配置状态
我国1991年以来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公债余额增长率具有滞后的“提上拉下”的作用。此后公债余额增长率均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 0 0 7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
进一步分析我国公债余额与社会投资总额的关系发现:公债在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分析发现, 我国公债发行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 非政府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公债发行额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我国公债发行未明显挤占私人部门投资。
2003年以来, 经济形势的变化要求转变主要依靠公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这就需要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 在继续安排部分国债项目投资, 保证一定财政投资规模的基础上, 适当调减国债项目资金规模, 腾出更多财力, 用于支持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和相对宽松的环境, 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建立有利于经济平稳运行和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摘要：公债作为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 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文章对中国公债与消费需求、中国公债与投资和进出口需求的数量关系进行论证, 分析公债与中国经济周期的关系;通过对中国公债与储蓄率和资本形成、中国公债与资本配置状态的阐述, 指出公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键词：公债,经济周期,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80228_4024649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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