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话语特色（精选4篇）
中国梦的话语特色 篇1
话语体系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学术理念、制度设置和实践方法,它不仅是“说什么话、怎么说话”的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民族国家思想状况、价值观念、形象认同的综合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因此,要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建设,在融通转化的基础上实现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优势真正转化为理论优势、话语优势。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建构符合高等教育话语逻辑的制度体系、行动方式, 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关涉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重大历史挑战及重要现实问题。
一、重拾遗失的话语权:从文明古国的衰落到当代大国的复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拥有系统的话语体系,掌握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与其自身的强弱兴衰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通过陆海丝绸之路把先进的文化技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人类文明精神取得重大突破的轴心时期(公元前8-前2世纪),中国和印度、希腊等文明古国出现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宗教界或哲学界伟人,产生了人类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世界宗教之源端。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次飞跃,毫无疑问都要回到这一时期,至今一直靠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概念、范畴及其话语体系而生存,或重新燃起精神的火焰。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陈列展览时,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其核心目 标就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2013年9月,他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提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通”举措[2],这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带给当代我们当今如何再次走向大国复兴之路的新的灵感和精神焰火。
实际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繁荣发展或再次复兴过程的实质就是对人类传统文明的理性审视和自我超越的过程,离开了这个基本逻辑,所谓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就会成为空话,失去根基,失去现实参照物,进而导致这个民族或国家思想文明体系出现先天不足或重大缺陷。在人类思想文明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时期(14-18世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欧洲出现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休谟、康德等标志性人物。此时的中国却再也没有出现轴心时期同样的辉煌,基本没有出现能够掌握世界话语权的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由此衍生了至今没有定论的著名的“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的“李约瑟难题”。伴随着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蓬勃发展, 旧中国人民经历的却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百年的屈辱史和血泪史,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何来奢谈掌握怎样的话语权?
当然,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繁荣发展,既需要在物质生产领域掌握相当的话语权,还需要在物质生产、思想创造与教育繁荣之间进行合理转换,把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引导到教育科学的理性发展轨道上来。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尤其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迅猛发展, 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并显著增强了政治影响力。然而,尽管此时高等教育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 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却在2005年提出至今无解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因为我国“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之问”最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这从根本上涉及了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富强实现的大格局:如果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所以才“冒”不出杰出人才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构建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并提供创新创业型人才发挥作用和脱颖而出的机制呢?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思指出,“一个国家的繁荣, 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3]这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物质的丰富和满足, 还需要文化和教育的繁荣与强大。也就是说,国家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 更是体现为文化和教育等软实力,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掌握话语权的大师辈出。
二、建构高等教育话语权:从历史审视到自我超越
一般来说, 强势文明体的知识传播总是单向度的,弱势文明体由于自身的弱者地位,常常会被动地吸收与接受强势文明体的学术思想、学术话语与价值观念。美国科学社会学家R·默顿20世纪30年代最早关注到世界科学发展与高等教育中心的相互关系,并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首次研究科学中心转移现象。英国科学家贝尔纳在50年代首次提出“科学活动中心”概念,描述了近代以来科学活动中心在世界范围内转移的情况。日本科学史学者汤浅光朝则在1962年系统提出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学说。他认为,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发生了五次转移: 意大利(1540—1610年 )、英国 (1660—1730年 )、法国 (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年至今)。每个国家的科学兴盛期约为80年左右。美国学者本·戴维于1971年首次探讨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高深知识或学问)的转移现象。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与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两者的共存时间和周期也是大致重叠的。从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发展进程看,一个国家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标志是拥有一批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流大学、一流的学科成果与学术系统的强势话语权。因此,高等教育强国的实质就是拥有一流的大学、一流的人才与一流的成果,这样才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的生产中心和传播中心,才能掌握世界思想文明的话语体系。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但同时也要清楚地看到,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资源配置、结构布局和学科设置等方面还不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尤其是教育教学观念、人才培养方式、教学内容和方法较落后,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不明显,大师级和领军型人才非常匮乏。
历史经验表明,在摆脱了对于强势文明体的文化与学术依附的同时,弱势文明体一定需要通过自我审视、自我更新、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开展自我的强势传播,此时,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才有可能。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5月4日的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因而“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4]这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要建设世界性的高等教育强国和一流大学,必须拥有民族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中西交融的现代大学制度话语体系。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科学传统结合才会有大成;另一方面,在当今之世界,要发展科学,必须构建一套优良的大学制度,否则难以成事。因为中华民族近现代发展史表明,缺少科学传统一直是阻碍炎黄子孙快速发展的一个障碍。因此,中西文化的结合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必然趋势。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 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就是说,中国要真正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除了在高等教育布局、层次、类型、学科结构优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全面提高质量,拥有一批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重点学科和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取得大量具有国际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真正成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在国际上拥有发言权和话语权的思想库和高级智库。
三、转换话语逻辑:从传统概念到中西对话
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内涵,必须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治理文化的合理成分。从常识意义上讲,教授会、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董事会、理事会、评议会、大学章程等是具有极强西方大学制度特点的话语体系; 而党委常委会、校长负责制、办学自主权、教授治学、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话语概念。众所周知,尽管现代大学起源于西方,现在却已成为世界文明的共同财富, 我国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大学治理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同样亟需步入大学治理的“中国时代”,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话语体系。
首先,“大学理性”应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价值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大学尽管越来越多表现出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价值倾向,但高等教育的确又坚守着与其他社会组织迥然不同的理性品质。相较于其他各种营利或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机构,大学能够以独立形态自立于世, 历经沧桑而依然矗立,所仰仗和依赖的正是大学理性。大学理性以内在的执著与坚韧构成了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方式,成为大学产生、存在、改革与发展的坚实根基[5]。大学理性虽脱胎于理性,呈现出明显的历时性特征,但最深层的内核如同顾明远先生所言,其本质就是求真育人。弘扬理性,追求真理,这是大学得以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组织的最本质特征。作为世界规模第一的中国高等教育,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要让大学更好更恰当地服务社会,必须坚守大学理性,必须以理性为根基、灵魂和桥梁,使大学保持独立的主体姿态与社会其他机构之间的平等对话和沟通。
其次,“教授治学”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核心。大学治理涉及很多问题,单纯的技术或制度不应该成为它的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是谁来控制大学,或说由谁主导大学发展。作为行会而诞生和发展的早期“先生大学”完胜“学生大学”,显示了教师在大学的独特作用,成为今天大学发展的主流,表明只有教师才是大学的主体和核心。因为只有教师才能完成大学最基本的功能:创造知识、传授知识和传承文明。因此,大学治理需要进一步落实的问题就是选择最合适的人成为大学教师,即甄别、选拔和激励大学教师。这说明,只有充分发现并发挥大学教师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大学的有效治理。现代大学已经由一个目标单一的、根本利益一致的传统学术机构演变成为一个目标多元、根本利益相互冲突的现代巨型企业联合体,如果我们仍然囿于传统的正教授完全掌管一切事务的治理机制, 显然已与当前社会发展现实相去甚远。当大学组织从一个学术行政一体化的微缩景观发展为一个国际巨型机构时,人们发现让教授既充当专业权威,又作为管理人员,已是力不从心。日常运行与国际竞争让大量行政人员和庞大官僚体系渗透并执掌了大学,治校权力逐渐成为不同主体、多种权力激烈博弈的重要筹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结构,要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即“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的大学治理机制。因此,作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治理体系要特别重视“大学、政府、市场”和“书记、校长、教授”之间关系 结构、权力配置、互动机制等因素,淡化教授治校概念之争,努力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这样才能既充分保证特定政体国体与大学权力结构之间的匹配,又明确呵护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良好意愿,尽可能发挥他们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
第三,适度扩大并落实办学自主权是保持中国大学活力的关键。办学自主权是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进行创造性研究和教学活动的必要条件,是维持高校、政府、社会之间和谐关系的关键点和边界线,反映了政府、社会对大学及其学术活动的支持或干预程度。大学治理实质就是对大学控制权与决策权的博弈与分配过程,即如何确定办学自主权的限度、范围与配置关系。从世界各国大学发展史看,在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和中国民国期间),大学办学自主权强调特别权力关系, 大学被认为是一种政府机构,政府需要控制和规范大学,但政府总体上保护学者追求真理的自由。在盎格鲁-北美传统国家(英美等国),强调社会组织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承认市场为主导的选择机制,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被认为是大学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原则。相对于西方大学的这种公法人理论,中国公办高等教育法律以独立法人理论为法律基础。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是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这明确规定中国公办高等学校为独立法人,拥有7项自主权,包括自主选拔学生、优化学科专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选聘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管理使用学校财产经费、国际交流合作等。在这种情况下,从组织属性看,中国高等学校与政府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既非内部管理关系,亦非平权关系,而是一种分权管理和相互协调的新型关系;从经济性质看,高等学校和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差额拨款关系,即学校收取学费,国家拨付一部分办学经费,其余经费由高校采取多渠道筹措。当然,尽管公办高校独立法人理论赋与了中国高校很大的自主权,但今后继续适当扩大并真正落实办学自主权(权力清单)仍是未来的改革方向,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与挑战。
第四,重铸主体理性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根本路径。陈丹青曾在《体制迷墙》中写过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说它糊涂,则书中的议论者虽然提呈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辨护?谁承担责任? 最后,谁能够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在议论者口口声声的教育‘体制’中,确实看不见‘人’,即便当议论的 内容几乎对准具体的‘人’,焦距便会自动模糊、闪开,回向那作为全景观式的教育‘体制’”[6]。就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而言,我国大学在如何看待自身和处理自身与外部种种关系而言, 存在着理性发展的先天不足,导致自身的公共价值和人文精神难以充分彰显。因为中国社会及其各类主体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经历理性化的完整历程。所以,各类大学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汇、融通与较量当中,已有的大学理性不足以引领自身及其社会而起主导作用,不得不退居于从属乃至附庸的地位。对此,社会和大学都需要反省。事实上,中国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并未完全实现启蒙运动的思想目标,进步、合理性、意义、价值等社会理念仍然尚未完全展开或充分实现。因此,要真正建立、健全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就必须重铸大学主体人格,重建大学理性精神,大学才能真正成为充分独立的法人组织,才能处理好自身及其与外部之间的多种复杂关系。只有大学拥有了理性的独立人格,才能充分利用法人主体地位和办学自主权,学会与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其他组织的合法、平等和正常交往。这实质就是大学的主体理性,它既涵括了大学的主体间性,又指大学的交往理性。大学的主体理性只有在开放社会各主体间的理性交往中,互相承认、友好相处、相互尊重的情形下才可能真正存在。重铸主体理性将是一个漫长的、艰辛的、曲折的发展历程。第一,健全大学治理体系的前提是所有大学必须取得独立的法人和主体地位,充分享受合法的办学自主权, 是独立的高等教育实践主体;第二,在今天既定“教授治学”背景下讨论谁来控制大学,显然只有大学教师具备了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和理性精神才能真正成长为大学治理的核心,才能坦然面对“给教授搬凳子”的行政领导,毫不畏惧,理直气壮, 最终才有可能心无旁骛从事寂寞的科学研究、繁琐的教书育人和中立的学术决策。
概言之,一方面,大学思想史研究表明,大学治理体系是一个集普遍性、复杂性、发展性、民族性诸多特点于一身的系统工程,过高估计或热衷于模仿、移植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治理体系,或简单称道我国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大学制度和生态,都不可取;建立高等教育强国和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出路,最终只能是构建一种既遵循大学发展一般规律和模式,又要适应国家和民族独特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融贯中西的大学治理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大学治理的困局与难题,即强化大学党委的政治领导能力建设,制约各级行政管理者的行政权力泛化,重铸大学教师的主体理性,最终承担起培养国家和民族发展所需杰出人才的任务和责任。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清楚地意识到,世界经济中心、高等教育强国与学术话语权三者之间既有因果之嫌,同样也互为条件,都是形成鲜明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话语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健全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总体而言需要在历史尊重、时代回应、现实调适与中国特色等诸多方面着力,这样形成的高等教育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展现出中国高等教育由大国走向强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中国梦的话语特色 篇2
[关键词] 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选择；根本保证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2-067-2
如今，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越了6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梦想的逐步实现依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依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也依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完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选择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选择。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为求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思想。先有试图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初步尝试。但是甲午战争的残酷现实打碎了这种不改变制度而单纯依靠引进西方技术的强国梦的幻想。之后进行的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戊戌变法，还有统治阶层自我改良的清末新政，以及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民主共和体制，这些尝试和照搬自西方的制度无一不因在中国大地上水土不服而难以成功。民族复兴的梦想也屡屡受挫。直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振兴中华的梦想才一步步变成了现实。这种制度，确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的政治制度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力，通过土地革命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以保证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权力。这一系列制度的确立由于其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大地，由于其既有政治制度的变革创新，也有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制度的配套，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其他各项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其强大的生命力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前所未有的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历史选择。国家的富强，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更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完善。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还是制度靠得住”，“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试设想，如果没有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推广，就不会有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和农业的蓬勃发展；如果没有此后国有企业的改制以及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在体制上的探索和突破，则怎么会有国有企业活力的增强和发展的壮大。更进一步说，如果没有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由此建立了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就很难有这20多年来我国经济两位数的高速快速增长和今天的发展成果。只有制度的变革才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创富激情，促进了财富的竞相迸流。
当然，这里的制度不单单是经济体制，更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的建立，使我们的事业的新陈代谢有了制度的保证，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制度化的形成，也保证了政权的稳定和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还有行政管理体制的不断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变，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一系列制度的跟进，一国两制的实施，才有了今天国家的兴盛。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富强繁荣。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历史选
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迈向了小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226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6000多美元。涉及13亿人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保制度全面建立，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这些都让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从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到“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2012年又写入了刑事诉讼法。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物权法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保护等，切实保障、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合法权益。2012年全国人大代表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标志着农村人口在选举及政治权利的平等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中的又一里程碑，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这些成果的取得无一不靠制度的一步步跟进和完善才得以巩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民族的复兴，说到底是一种民族文化精神的觉醒和复兴。这种精神在当代中国，就是改革开放的精神，就是不断创新的精神。克劳塞维茨曾说：“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营造解放思想的良好氛围，通过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的改革，为思想文化的创新提供制度的支撑，锻造强大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才能保证民族复兴的实现。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根本保证。国家的富强，说到底是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只有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更充分的发挥其主体地位，并不断增强其活力。消除各种垄断，更充分地保障非 公有制经济的平等主体地位。为财富的创造营造公平宽松的体制机制，通过金融、财税等一系列制度改革促进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从而创造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才能为保证国家的富强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人民幸福的根本保证。人民的幸福，说到底是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等各项合法权利不断得到满足和保障的过程。只有不断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项制度的改革，以制度保证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权利不断得到满足，人民的幸福才能够实现。这就需要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保证人们共享发展成果，实现财富的共享，保障人民合法的财产权。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扩大人民的平等参与权，支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权利。加快文化、社会和生态体制的建设，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和生态产品需求，用中国制度来保证人民的幸福。
三、坚持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来自于书本，也不是照搬自西方，而是产生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在实践中逐步生成。但由于建立时间还不长，再加之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阶段，决定了我们的制度还需要在坚持根本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健全和完善。
首先，制度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加强制度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的价值理念和目标。制度建设不是为制度而制度，制度本身并不是目的。制度建设应以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上来，最终目标应落实到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来。
其次，制度建设必须走法治化的道路。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国两千多年来有人治而无法治的传统，导致人们法治意识和观念普遍淡薄。所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弘扬法治精神，强化法制观念，各项制度的生成、安排和创新都必须通过法治化的轨道和法律的确认。
最后，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协调推进的原则。制度不是单个的、某个方面的，而是一个整体，一个体系。只有坚持协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个方面统筹推进，才能形成各方面比较完善的好制度。正如十八大所指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制度这架马车是一个各个部件组成的统一的整体，而不是单个的车轮。它需要各部分统一协调运转才能向前推进。
中国梦的话语特色 篇3
一、土生土长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及其话语
高等教育研究在我国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高等教育学科也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从最初屈指可数的少数人开拓出来的新研究领域,到现在已经成为数千人专门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 影响日益扩大,话语不断增加。据估计,现在全国高等教育研究每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数百本,学术论文近万篇,硕博士学位论文数百部,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已经形成了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就高等教育的工作话语和研究话语而言,二者虽多有交叉,工作话语经常借用研究话语,研究话语也经常从工作话语中获取很多语词和表达,但二者之间仍存在重要差别。没有受过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训练、不掌握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人,不仅写出来的东西往往难以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所认可,而且对用高等教育研究话语所表达的高等教育问题也难以理解,有时甚至有看“天书”的感觉。
与高等教育学科的创立一样,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是在我国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不仅表现在它所表达的问题上,而且表现在它所使用的语词上。就所表达的问题而言,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着眼于解决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所以,研究主题主要来源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这个实际包括过去和现在的高等教育, 即历史上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如清末高等教育的兴起、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等等。即使是涉及国外高等教育,相关研究主题也往往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有关系,是为了从国外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中探讨我国可以借鉴和汲取的东西。研究主题决定研究话语的构成,因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主题主要来源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所以,研究话语表现出明显的应用性,所使用的语词很大一部分取之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主要受政策指引,所以,不同时期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有所不同,这也直接影响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如20世纪80年代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研究话语、世纪之交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研究话语和大众化研究话语,以及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质量研究话语,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研究主要采用了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相关的一套话语,而世纪之交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则主要采用了合并、划转等一套涉及高校关系调整的话语。由此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研究话语是服务于高等教育研究目的的。
我国高等教育学科是一门土生土长的新兴学科,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中国特色是鲜明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高教界对于高等教育规律的认识十分薄弱,一批学者出于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适切的理论指导的初衷,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奠定了高等教育研究的话语基础。尽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曾经出现一波高等教育研究热潮,形成了一批高等教育研究文献,但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并没有对七八十年代的高等教育研究话语产生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尽管美国、日本等国,尤其是美国在七八十年代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高等教育研究文献,形成了各自的高等教育研究话语,但当时除了少量的一般性介绍外,并没有系统而全面地引进国外高等教育研究话语。所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是在我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研究话语也主要源于我国所特有的,大量的研究话语取之于我国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的实际工作语言、高校办学的工作语言,以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和创造出来的部分概念和理论。
二、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中国特色
尽管研究话语主要源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但不可否认,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并没有闭门造车,相反,一直抱着开放的心态,注重学习和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也借用了部分国外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如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是美欧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话语,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接受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套话语,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接受了欧洲高等教育评估和质量保障的话语,新世纪又接受了美欧高等教育的专业认证话语。尽管如此,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并没有完全生搬硬套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研究话语,也没有无所选择地吸收其研究话语中所包含的价值导向。包括高等教育大众化、评估和质量保障、专业认证等概念和理论在内,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对欧美高等教育研究话语采取了比较理性的态度,吸收其适用的部分。这也就使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整体上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第一,研究话语的实践性突出,研究主题主要来源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与有些国家和地区不同,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大都是针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课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课题,研究的目的在于服务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及其变化并不受国外高等教育研究影响,大有中国学派的自信和精神。尽管部分学者曾经在国外大学接受硕士或博士学位教育,或者在国外大学访学交流,但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外国色彩”,他们的研究主题和语言表达都是中国式的。第二,研究话语的政策色彩浓厚,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涉及面广、研究成果特别丰富。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宏观层面的政府管理和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政策性问题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微观层面的高校管理与运行的政策性问题研究远远多于与师生教学相关问题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队伍中有大量的行政管理人员,他们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有着重要影响。即便专业研究人员,大多也将自己的研究集中于宏观或微观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以上两点联系在一起就使得改革政策概念及其研究范式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中占有重要甚至可能是主流地位。第三,研究话语学科性明显,高等教育研究特别重视学科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一直致力于建设高等教育学。刚开始时要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中增设高等教育学作为二级学科, 这个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得以实现; 后来又有学者提出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一级学科来建设, 使其独立于教育学之外,以便获得更有利的发展条件。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非常注意凸显学科范式,除了高等教育学及其学科体系外,还拓展了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学校教学论、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评估学、研究生教育学、高等职业教育学、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等等。学科化使高等教育研究话语概念丰富多样、体系完备。
笔者一直比较关注美欧国家和日本高等教育研究的进展情况,今年又接触了南美和非洲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 曾经发表过几篇高等教育研究的英文论文,翻译和出版过一批英文高等教育研究著作,经常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对中外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差异有所体会。虽然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中不乏大学自治(自主办学)、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教授治学)等欧美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话语,但差异是巨大的。这不仅表现在研究主题上,而且表现在所使用的概念以及对概念的释义上。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国际通用性不足,如果不了解我国文化、不熟悉我国高等教育运行的逻辑, 单纯地看高等教育研究文献,国外学者是难以理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如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特别重视素质教育,关于素质教育的研究文献非常多,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外国学者往往对素质教育的概念一头雾水,即便要找一个适当的英文词汇来翻译都很难。所以,有人干脆将素质教育直译为“suzhi education”。再如,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很快,民办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但很多国外学者对“民办”不知所云,英文的private一词似乎并不完全契合, 因此, 人们只好将其翻译为“minban”。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正因为如此,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在国际上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问题应当受到重视。
三、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可理解性
与我国国力一样,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正在强势崛起。高等教育规模庞大、体系完善,高等学校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各类全球大学排行榜中,我国大学的位次持续前移,不仅在亚洲开始具有较大的优势,而且在全球表现出强劲增长的势头。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受到全球瞩目,以往那种靠我国学者走出去介绍的情况正在发生重要改变, 越来越多国家的学者、学生和政治经济人士开始关注我国高等教育,重视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因此,在近年的高等教育国际学术交流中,我国学者的声音和我国高等教育话题开始占有一定的地位。
坦率地说,与上述趋势不太协调的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在国际上的可理解性仍未见明显改善。我国是国际上少有的高等教育研究大国, 从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专业期刊、人才培养、研究产出等来看,我国都居于领先地位。但是,由于语言的限制,我国高等教育学者的学术活动大多局限于国内,与国际学术界往往是隔绝的,影响主要在国内。尽管我国高等教育学者队伍庞大, 但能用外文写作与交流的是极少数;研究论文每年数以万计,但能在国际期刊发表的仍只在个位数;高等教育研究论著很多,但在国外出版社出版的少之又少。这种状况导致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国际可理解性仍不能尽如人意,不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
增强研究话语的国际可理解性,必须加强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国际学术交流不仅包括召开学术会议,邀请国外学者来华交流,派出师生赴国外进修访学,更包括直接参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学术活动,主动融入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只有参与到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去,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才可能为国外学术界所理解。国际高教界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参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项目和进程,在与国外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学者的互动交流中,增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国际适应性和可接受性,从而使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增强研究话语的国际可理解性,必须借鉴和吸收国际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共有元素。高等教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在美欧亚非各国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现代高等教育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高等教育发展固然受到各国社会制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其自身内在规律的制约。世界各国不仅可以借鉴处理社会制度与高等教育发展关系的经验教训,而且应当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为此,高等教育研究在探讨高等教育的体系结构建设、制度框架和条件保障的同时,也探讨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即各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精神动力。这也就决定了各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并不是完全隔膜、不能相互沟通的,而是可以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的。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要走向世界,在更广的范围发挥影响,不能不借鉴和吸收国际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共有元素,主动融入国际高等教育研究。
增强研究话语的国际可理解性,必须突破语言障碍,打通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沟通渠道。国际交流,不论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还是通过书报期刊或其他媒体交流, 需要使用可以相互交流的语言,以增强相互理解的便利。不可否认,国际上懂中文的学者在增加,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感兴趣的外国学者越来越多,但不可否认,在整个国际学术界,这还只是少数。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国际可理解性需要更多的我国学者掌握外语,尤其是英语、法语、德语等语种,在国际学术界发出我国的声音。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交流平台越来越多,除了每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举办的国际论坛外,还有在国内举行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在国外举行、我国学者参加的国际会议。只要突破了语言障碍,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成熟度,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完全可以在国际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国际可理解性必能得到显著增强。
摘要：高等教育研究话语是研究人员使用的专业语言,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已经形成比较完整而充分的话语体系。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为实践性突出、政策色彩浓厚和学科性明显。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国际可理解性问题应当受到重视,为此,必须加强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借鉴和吸收国际高等教育研究话语的共有元素,以及突破语言障碍,打通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沟通渠道。
中国梦的话语特色 篇4
关键词：高等教育,独立自主性,话语体系
早在1945年冯友兰先生在《大学与学术独立》一文中非常明确地说道: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要做许多事情,其中最基本底一件是我们必需做到在世界各国中,知识上底独立,学术上底独立”[1]。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研究的话语体系的建设正是这样一件在国际上争取 “知识上底独立”和 “学术上底独立”的工作。它不仅仅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概念、范畴,以及研究范式与理论框架,更是关乎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自信。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高等教育研究是否在国际上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话语体系,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是否具有自身的独立自主性,或者说,意味着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本身是否具有独立性。 因此,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研究的话语体系的建设,也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内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方面。
高等教育的独立自主性,对于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乃至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涉及一个国家科学与学术的自主性与安全性,同时,它也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文化传统的基本认同与传承创新。 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这个国家的文化和学术也很难是独立的。 根据笔者的认识,这种高等教育的独立性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涵义。首先是具有自己的高等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它表明了这个高等教育系统的价值取向与基本功能,体现了这个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独特认识和理解, 包括它的服务对象和评价标准,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传统。其次是这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运行与管理,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具有了自身的特点,产生了若干真正能够影响制度和政策,对国际高等教育有所贡献的本土化经验和思想;同时,高等教育的政策能够与高等教育的实践形成良好的相互关照。再次是这样的高等教育系统能够得到国际高等教育界的理解和尊重,与国际高等教育的伙伴国家形成一种互相平等的对话和合作关系,并且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获得一种必要的话语权,进而真正有效地参与国际高等教育若干规则的研究和制定。 显然,缺乏这样一些基本的条件和因素,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只能或者依附于其他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或者是封闭自己,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由此也根本谈不上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笔者以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进步,但还尚未真正实现这种独立性。 尽管中国古代已经出现了大学的词汇与传统形态,著名历史文献《大学》中的经典语录脍炙人口,今日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瞩目。但现代高等教育和大学制度毕竟是发端于西方文化。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在19世纪的产生和发展也直接受到了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包括在办学模式方面,在高等教育的管理方面,在课程建设和评价方面,甚至于在学生管理方面,等等,都仍然强烈地透射出西方的色彩。 在某些方面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现象,在某些领域,言必称国外的声音仍然比较强势。可以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话语体系仍然无法完全摆脱这种影响的纠缠,甚至我们的高等教育系统也仍然处在这种影响的笼罩之下。 为此,中国的高等教育及其研究还很难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性。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知识分子的一块“心病”。 所以,争取和努力建设中国高等教育的独立性,也就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奋斗目标之一,也成为了几代中国高等教育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理想和使命。
笔者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充分关注和着手建设这种独立性的时候了。 显然, 中国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高等教育的独立性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和条件,中国社会文化和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也为促进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独立性创造了非常关键的内在动力,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在走向世界进程中所达到的一个新的阶段。笔者曾经读过中国一位国企老总的文章,他根据改革开放的历程,将中国经济和国企走向世界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其主要特征是向发达国家学习;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 其主要特征是参与; 而现在已经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其主要特征应该是共建。 这是一个发言权逐渐扩大的过程,也是一个主动权逐渐增强的过程。 无独有偶,我的一位老朋友和领导也曾经就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发展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习回国”的阶段,即改革开放初期最早出国访学或进修的一批学者,回国以后得到了重视,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阶段是“学完回国”,即仅仅在发达国家访学或进修已经不够了,而是必须完成学业,拿到学位,回国才能得到重视;第三个阶段是“学成回国”,即随着出国留学越来越多,单纯拿到学位也已经不够了,而是必须在国外学有所成,回国才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 这种变化也反映了中国学术水平的提高,以及与发达国家学术水平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上述两种观点实际上都表达了同一个看法: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与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 而这也恰恰是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争取和建设自身独立性的时代背景。
争取和建设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上的这种独立性,也一直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与梦想。 刘梦溪先生曾经撰文指出,王国维、黄节、陈独秀、蔡元培、 冯友兰等人也多次强调中国学术要独立,不能做西方文化的附庸。 1948年,冯友兰先生在“清华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又提出,“清华大学之成立,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 1987年他在回忆清华大学的发展历程时,更加明确地称“清华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显然,冯友兰先生所讲的学术独立性,首先是指中国学术要有自己的独立性不做西方的附庸。正如他在谈到翻译时所说的那样:“在德国学术刚发达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要想叫德国学术发达,非叫学术说德国话不可。 我们要想叫现代学术在中国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2]。 这是一种何等豪迈的话语! 听了让人痛快和扬眉吐气。 其实, 这样的观念又岂止是冯友兰先生的个人意气,它反映了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内心追求。而争取这种学术的独立性,非大学之责任莫属。因此,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振奋精神,昂扬斗志,增强民族自信,为争取和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独立性而做出我们应有的努力。
当然,争取和实现这种国家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独立性,与进一步加强国际高等教育的学术交往并不是矛盾和冲突的,而是一致的。而且,在争取和实现这种高等教育独立性的过程中,也更加需要不断地向他人学习。 笔者甚至愿意说,没有更加开放和广泛的国际交流和相互学习,也就没有这种独立性。 根据笔者的经验和体会,这种独立性甚至有助于形成一种更好的国际学术的交流环境,能够达到更好的学术交流的效果。 但是,这种以争取和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独立性为取向的国际交流,与过去那种单纯向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学习的模式与定位又是有所不同的不待言,过去那种“向外国人交作业”的方式与状态肯定是过时了! 我们需要一种更加积极与进取的姿态需要一种更加开放和严谨的创新精神。
争取和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学术独立性, 必须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的话语体系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研究话语体系的根本价值和意义所在。 从这个目标和定位考虑,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话语体系建设应该首先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不断持续地通过总结中国多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的表达系统, 由此说明这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基本形态、主要结构和重要特征。 这种表达系统在内容上必须充分体现中国高等教育的内涵与特色,但在形式上应该具有一种专业性,由此才能得到国际高等教育同行的理解,进行相互的交流,进而得到国际的认同。缺乏一种清晰的表达,这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定位就是模糊的,也根本谈不上独立性。
第二,这种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的话语体系必须建立一套具有很强说服力的“语法”系统。这种高等教育研究的“语法”系统,是反映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建设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由此体现这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运行方式、内在规则和基本逻辑。 这种语法系统的强弱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高等教育体系运行的秩序和稳定性;不待言,缺乏良好有效的“语法”的话语体系必然是一种混乱的话语体系;没有这种“语法的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只能是一个无序的高等教育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