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尴尬

中国式尴尬（精选12篇）

中国式尴尬 篇1

从2009年年底开始,我国盾构机市场上,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发出了诸如呼吁行业公平性竞争、成立相应的行业组织等声音。是什么导致了不公平?我国盾构机行业的现状到底是怎样的?通过与几位业内专家的交流,记者发现,我国盾构机行业的未来远没有所谓的“广阔的市场前景”那样喜人。

当前,在国内盾构机市场上,“公平性”是呼声中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国内外品牌的市场表现更是让其显得敏感而心酸。在国家大力支持优先采用国产装备的今天,“如果采用国际知名品牌盾构机,可以加分”等字眼依旧赫然出现在一些盾构机产品的招标标书中。据初步统计,某些外资盾构机生产企业在我国市场的占有率达到50%以上。

原国务院意大技术装备办公室副主任董必钦将此归结为“招商引资”惹的祸,因为本土企业完全具备公平竞争下赢得市场的能力。北方重工集团的产品基本覆盖了全断面掘进机所有领域,包括2大类(盾构机和硬岩掘进机)、5个系列(辐板式土压平衡盾构机、辐条式土压平衡盾构机、泥水平衡盾构机、双护盾硬岩掘进机和单护盾硬岩掘进机);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不仅具有盾构机的加工组装能力,还开展盾构机的研发制造工作;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最早从事软土隧道施工的专业公司,也是目前惟一一家集盾构研发、设计、制造、使用、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公司,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这3家企业是我国盾构机行业的主力军和典型代表。他们具有竞争的实力,却缺乏公平的环境和提升的机遇,纵然使出浑身解数,还是落得一个“尴尬”之境。

竞争的复杂性不仅是这样,而且一些国字头的项目承包商相继成立制造公司,正逐步形成另一种垄断。董必钦表示,之前施工单位不做装备制造,现在很多企业却开始涉足并垄断市场,例如长沙地铁建设中的盾构机就完全交给一家施工企业来做,显然是不合适的。首先,施工企业大力投入装备制造是否有必要;其次,施工企业将施工技术转化升级很好,但不应垄断市场。

同其他工程机械行业类似,盾构机行业的发展与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紧密相连。未来20年,我国将有30个或更多的城市要建设轨道交通,城市越江隧道近100条,公路、铁路、引水、污水处理、电力电缆和城市共同沟等隧道建设更是面临大发展,保守预计全国需要盾构设备1 000台以上。面对未来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如果国家不采取积极措施,尽快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协调和规范盾构机行业的市场竞争和发展,或许我们将失去的不仅仅是国内市场或者企业的利益,而是我国整个盾构机产业。

在与大家的沟通过程中,“尴尬”一词不绝于耳。大家更多地将其归结为是由外资品牌不平等竞争导致的本土企业市场占有率尴尬。说到底,这种“尴尬”还是由于我们自身建设缺乏造成的,因此没有相应的机构、规范、标准等来约束和保障市场的良性发展而引起。在尚没有较好地完善行业体制建设的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尴尬”会愈加难堪。在此,我们呼吁各方共同努力,使中国盾构机早日走出这种“尴尬”局面。

中国式尴尬 篇2

摘要：

关键词：公开透明 慈善主管立法 全民慈善

一、中国慈善业的尴尬境地 一）、慈善基金管理“黑箱化”

不久前的郭美美事件在社会疯传，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状况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郭美美和中国红十字会之所以引起了网民的质疑和不信任，源于郭美美的微博中无意间暴露了长期以来慈善机构与商业运作之间的秘密。郭美美在微博中曾提到：我所在的公司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简称红十字商会，我们负责与人身保险或医疗器械等签广告合约，将广告放在红十字会免费为老百姓服务的医疗车上。

媒体顺藤摸瓜发现，这一描述与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和中红博爱合作的“博爱小站”颇为相似。通过进一步挖掘发现，这个“博爱小站”其实是市场化方式运作公益事业的典型项目。

红十字会出品牌，企业出资金，商红会做中介和策划，设置一个企业资金与红十字品牌相结合，并各有所得的项目。而商红会的相关负责人则成立自己的公司，将自己的谋划和红十字会的资源转化成自有公司在项目公司中占据的股份。这就是由“郭美美事件”牵扯出来的中国式慈善的商业化模式。在郭美美事件发生以来，这一模式受到广泛质疑，其中可能涉及的利益输送让红十字会屡次发表声明否认。

利用红十字会这一慈善品牌的商业活动远不止博爱小站。据《羊城晚报》报道，广东汕头市红十字会在当地多家商场、酒店、写字楼放置了新型募捐箱，下方是接收捐款的募捐箱，上方则是LCD液晶显示器，播放着企业广告。传单的显眼位置上标明了一项尊享体验价：16,000元/年15秒，35,000元/年30秒；每天滚动播放不少于10小时、实现所有网点同步联播功能。传单底部附上了广告招租电话，传单的宣传语很是吸引人：“投入小、产出大……一举两得，我们将助您运筹帷幄，坐享渔翁之利。”

此外，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的巨型雕像受到社会广泛质疑。合作方说雕像是宋庆龄，基金会却说是“黄河女儿”，连雕像是谁都不愿说清，更别说是资金来源、钱用在何处等关键问题了。因不公开、不透明，从中国红十字会到中国慈善总会、宋庆龄基金会……国内慈善组织遭遇一系列的信任危机。郭美美事件所引发的问号，岂止是红十字会一家之痛，而是整个公益慈善事业之忧。

郭美美事件后，有网上调查表明，80%以上的网民表示不会再捐款给红十字会。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离公众的期望值还有距离。而民政部《2010年全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现状报告》显示，全国有42%的慈善组织没有专门的信息披露办法，37%的慈善组织没有专人负责信息披露工作，90%的公众不接受目前的披露程度和方式。南都公益基金理事长徐永光用“五个看不见”来描述慈善的不透明：捐款人看不见，灾区群众看不见，灾区政府看不见，灾区慈善组织看不见，捐赠落实看不见。

红十字总会捐款管理信息平台今年7月底上线。首先公布青海玉树捐款的来源、去向等所有信息，供公众查询，此后陆续将捐款信息放上。此举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公开透明的网络平台。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系统在网上查询善款的流向，知道用到什么地方，落实到什么项目。

新上任的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指出，公开透明就是对资金管理的科学化和透明化。社会捐赠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向实行定向捐赠，做到预算科学、执行公正、监督公开。

国务院法制办处长朱卫国说，公信力和透明度对于慈善事业来讲非常重要。非政府组织没有权力也没有钱，靠的是公信力。公信力是慈善组织最宝贵的软实力，同时也是最脆弱的“软组织”。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说，社会组织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钱不是重要问题，在公共服务领域里，钱是最小的问题，花钱是大问题，所谓花钱就是怎样提供公共服务，也就是如何公开透明。

徐永光认为，社会监督是慈善组织最好的保护绳，公益慈善组织一定要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监督，以透明度赢得公众的信任。

民政部公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在未来5年全面推行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制度，将建立和完善以慈善业务年审为主要手段的监管制度，重点加强对公益慈善类组织的信息披露、财务报表和重大活动的监管。

二）慈善组织没有专门机构负责管理

上海三叶草儿童康复训练中心，是一家专为自闭症儿童进行康复训练的民间慈善机构。去年5月，该中心搬到上海市闵行区一座带花园的别墅。然而，搬进去没几天，相邻别墅的一对夫妻便多次上门抗议，认为孩子们的声音太大，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当地居委会以“三叶草”非法经营办学为由，要求其立即撤出小区。

根据规定，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有三类组织，分别是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介绍说，像壹基金这样，是民间公益组织，在民政部登记注册，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目前已有2000多家。这三类组织的管理则是以“双重管理体制”为原则，还必须要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业务主管单位一般为政府部门，也可以是政府部门认定的团体组织。只有经过业务主管单位确认之后，才能够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三叶草”等民间公益组织，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无法登记注册，成了“黑户”。民间慈善组织缺乏公益身份，难以获得资助，面临生存困境，发展受到限制。

据民政部统计，2010年底，全国各类社会组织数量43.9万个，其中基金会2168家，社会团体达到24.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达到19.5万个，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的增幅较大，已经与公募基金会数量基本相当。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慈善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清晰的定位。慈善的主体到底是谁？是民间社会还是政府？慈善事业是依法由民间组织自行选择和具体实施，还是由政府主导、政府干预和直接管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共识。

徐永光认为，现在民间公益组织登记注册的制度设计，基本上把没有政府背景的民间公益组织都排除在外了。慈善资源的行政化垄断抑制了公众的慈善热情，窒息了民间慈善的活力，这是得不偿失的。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等三类社会组织将可直接登记。这一新规定改变了之前的双重管理门槛，意味着民间慈善团体告别“挂靠时代”。

杨团认为，从根本上讲，改变这三类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的确是政府在厘清政社关系，让民间组织自主的重要进步，但还需要在立法层面得到彻底的落实。

徐永光指出，一个好的慈善生态环境，不能容忍慈善资源被垄断，也不能庇护落后、带病运行的慈善组织。所有慈善组织都应该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实行优胜劣汰，以保证慈善行业机体的健康和活力。

推动建立透明度高和公信力高的慈善组织，厘清政府责任与民间慈善、慈善与商业之间的关系

郭美美事件与红十字会扯上关系，是因为她自称有“红十字会商会总经理”的头衔。无论红十字会的各地组织，还是红十字医院、红十字血液中心等名称中含有红十字的机构，不管和红十字会有没有关系，出了事都会算在红十字会的账上。

红十字会在郭美美事件中的尴尬，从一个方面暴露了我国慈善事业立法方面的困境。随着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现行的慈善法规已不能适应现实要求，慈善法律缺位阻碍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据了解，我国涉及慈善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全国人大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企业所得税法、红十字会法，国务院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个人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及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部门制定的有关规章。

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等机构都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团体，即免予登记的团体。红十字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红十字会法》，此法律在效力上大于《社团管理条例》。而《基金会管理条例》也不适用于红十字会。

没有慈善法，中国慈善业就不可能高效、透明、富有生命力地运作。事实上，慈善立法在我国已历经数年，慈善法第一稿早在2005年就已经完成，后来几经修改，至今仍有许多根本性问题尚未形成共识。

从去年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把完善慈善法规和政策作为工作重点，鼓励和支持慈善事业发展。江苏、湖南等地的慈善立法进展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慈善事业法》的立法工作正在进行中。

慈善发乎人的内心，源于人的自愿。立法要把慈善引向何处？金锦萍认为，慈善法要为内在的“慈”转化为外在的“善”提供通道，确保外在的“善”能够始终忠实于内在的“慈”，锻造透明度高和公信力高的慈善组织，厘清政府责任和民间慈善之关系，厘清慈善与商业之关系。

“我们都对慈善法抱以热切的期望。但应看到，所有的法律都是双刃剑。”金锦萍说，在对不当行为进行规制的同时，也得警惕法律的负面作用，那就是避免让慈善组织承受很大的负担。慈善法需要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权衡。慈善立法若想成为真正的“善法”，立法者任重道远。

据悉，《慈善事业法》已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2011年立法计划。国务院法制办正抓紧修改《慈善事业法（草案）》，研究代表议案提出的建议，尽快报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三）慈善是有钱人的专利吗？

19世纪美国的钢铁大王卡耐基有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资中筠对记者表示，美国拥有成熟的慈善事业，在它的背后则是成熟的慈善文化这一强大推手。

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慈善是一种精神寄托和终极价值的体现。富人感到自己的机遇是上帝的恩赐，因此有责任帮助不那么幸运的穷兄弟。此外，美国一方面强调个人主义，同时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较强，他们普遍认为，发财是自己有能力，但发了财就应该回报社会，每个公民、包括每个企业都应该对社会有责任感。公益捐助在美国不但被看作是一项义务，而且是捐赠人的权利和精神寄托，从全社会的价值观而言，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要人们为社会尽义务。

与国人理解的慈善主要是富人的事业不同，在美国，只有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而85％的捐款来自民众。在提供捐赠的英国家庭中，最富有的1／5家庭的捐赠比例不足其收入的1％，而最贫穷的1／5家庭的捐赠比例则高达3％。

胡润大陆慈善家排行榜、胡润中国慈善企业榜、“2006中国慈善排行榜”……当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富人的钱袋，或者开始抨击中国富豪吝啬慈善事业的时候，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也开始呼吁：“慈善活动绝不是富翁们的专利，社会捐赠是重要的社会发展资源。” 一提到慈善，不应该就直接联想到富人。“慈善是全社会共同的事情，只要有能力的，谁都可以做慈善，少钱少做，多钱多做。现代意义的“公益”，有别于传统的“慈善”，已从扶贫济困、赈灾援助、社会福利的领域扩展到关爱自然、关爱地球、关爱全人类，慈善事业日益跨越国家和地区，成为更具有和平、互助、进步的世界性的重大行动，已经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相关。而在我国对“慈善”的理解还比较狭隘，主要关注还是在扶贫、赈灾、助学等传统的项目。不过近来，一部分有识之士也已经在从事环境保护、文化保护、精神文明建设等许多“公益”。

“慈善应该是全社会‘众人参与’、‘百花齐放’的。”

有机农业“中国式”尴尬 篇3

“现在好一点，每个月亏损一两万，严重的时候月亏损三四万，我常常是自己提着包，装着十几万现金去发工资。”面对《数字商业时代》记者，翟瑞文苦笑道。

在有机农业行业里苦闷了三年、五年甚至十多年的人大有人在。眼下，在北京、上海等地的郊区，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农场，其中被淹没于浩渺市场大海的不在少数，一些农庄生存得尤其艰难，“如圣林农庄、天福园农庄之前一直都处于亏损状态。”某业内人士说。

多年前，作为投资人的全雳投资了一德农业公司，生态养殖有机虫草灵鸡，回忆起这段经历他很是慨叹：“农业的投入和风险远远超出几乎所有人的想像。”

当时一德农业选择把上游全权交给养殖户，农产品基地和下游销售公司两地办公，最后因沟通不畅和信任不足，导致两部分管理者最终决裂。“整个公司基本成了一笔糊涂账，财务最后也搞不清楚到底成本多少。”全雳告诉我们。

身体力行在农业领域摸爬滚打了几年的外行人发现，投身有机农业，得有点儿兴趣，有点儿理想主义，还要有人要有钱，得从改良土地环境做起，得尊重传统农业、尊重并依赖农民。

“脚上得沾泥”在农场与农民的那些事

自2008年起开始推广社区支持农业(CSA)新模式的小毛驴市民农园，迄今已经算是有了些年头。8月底的秋日骄阳下，本刊记者一行在小毛驴市民农园里的小白屋外等待其创始人石嫣。她骑着自行车过来，平底鞋脚底沾着泥土，着装随意，妆扮自然。

如今已是清华大学在读博士后，石嫣并不愿被定义为农业领域的专家，做了半年地道的美国农民归来后，其骨子里乐意与农民打成一片。几乎每天都在接地气，工作在农场，吃住在农场，浓郁的泥土气息来得真切，农业改变了他的生活基调，很难想像她是一个城里孩子。

采访中途，在田间考察的间隙，石嫣还时常习惯性弯下腰去摘菜叶上的害虫。碰见庄园里的每一个人，她都要顺势聊上几句。如何和农民一起，更好地与市民对接，正是她带领下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做农业的必要条件。

公众知道小毛驴市民农园是在2008年，也是在这几年起有机农业市场才显露出火热端倪。实际上，从2003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的团队就已经开始致力于把生态农业、有机农业进行实践。而期间失败案例无数，身为温铁军的学生，石嫣感触颇深。

最初在河南兰考、山西永济等地，他们发动了很多农民做有机农业，然而由于距离市区远，缺乏市场，缺乏组织，与农民有距离感，很难和农民打成一片，信息不迅捷宽泛，难以和市场沟通，最终不了了之。

所以一定要吃得农民的苦，换位思考，角色转换。石嫣说：“首先自己就得要以身作则，比如倡导可持续生活，可整天坐飞机、打高尔夫什么的，怎么弄这些（做有机农业）。”要和农民一起，与市场相互连接，坚定农业的大方向。如今，小毛驴市民农园几乎成为了国内一些农业产业的样板间。而石嫣那样的乡村生活，让其他人去务实感受的话，正是做好有机农业的一步好棋。

能否疏通好与农民的关系是整个利益链接机制的关键所在。无独有偶。在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有一个专业的班子——产品部门，是常常要和土地亲密接触的。与石嫣的看法一致，在正谷执行总裁张建伟看来，要做农业“脚上就得沾泥”，要尊重农民这个农业的主体。

在正谷产业链最前端，从育种到种植，再到收割，正谷都得参与其中，事无巨细，抱着做好农民的心态真正去践行。

不仅如此，他们还勤于向传统农业取经。产品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与农民们的接触中发现，有农民在传统种植中可以做到少用化肥，是因为在用种子的时候在种子端放置一点点化肥。很难界定是否是得当的方法，但农民对农业的想法和热情使得他们很是触动。

农民最在意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在乎自己一亩三分地的收成。做农业，不上化肥、农药不能保证产量；但上了化肥、农药，又损害消费者健康；也可能用一点点化肥、农药，产品的产量就上去了，能赚到更多钱……然而，做有机禁忌的就是用化肥、农药。最终，到底有否使用，考验着新型农民们的良知。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民，上海多利农庄的创始人张同贵也认同，做农业，任何事情都要注意和农民的切身利益相互关联，同时自己也要做一个有公德心的农民，努力做到有机，发自内心地自我监督，良心播种。

多模式并存细心实践型管理者

要和农业的主体农民建立良性的利益圈，有态度更要有合理的模式。目前有机农业的先行者们，根据自己的不同理解，开发着不同的模式。

除了小毛驴市民农园的CSA(社区支持农业)、会员制的模式，正谷认为，合作社模式是最为适宜的模式，这样农民才是农庄真正的主体，能更好地发挥主体智慧，效益最大化。与他们不同，多利选择了圈地雇佣种植户来做有机。在这种模式下，农民更像是工人，从某种程度上难以发挥积极主观能动性。一德选择的则是农业外包的模式，脱离于政府存在。

但究竟什么样的方法最适合，温铁军没有否认任何一种方法。无论哪一种模式，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他都是支持的。农业一定要社会化，必须是整个社会的广泛参与，全民总动员、全民运动最好。

不辞辛苦，每次来回得坐5个小时公交车的董氏夫妇，是小毛驴市民农园的资深劳动份额会员了。他们几乎不需要农庄的技术指导，自己做堆肥，亲自去摘害虫，每年花3000元，辛勤照顾着份额下的60平方米“寻梦园”（份额地块命名）。

而实际上，更多的农场种植工们却可能不懂得怎样去做有机农业，看着害虫一遍又一遍清扫不掉，农民的做法是一次次打农药。虫子没了，菜却谈不上有机了，不健康了。

因此，在正谷和多利模式下的农场需要一遍又一遍地去说服和教育，否定化肥、农药后，告诉和指导他们用新的方法使有机作物长得好，达到定额产量的同时，也要教育他们在整体农场环境中如何支持有机。一些东西是必须要坚持的。

在多利，雇佣种植工劳作的过程一开始选择的是上班制，结果之后“磨洋工”的情况层出不穷。而且到了后来，多利也意识到，上班制的话成本会很大，因为农民不太有积极性。

此后，他们开始想办法，把种植工分成小组，进行有奖绩效，和利益挂钩，从原材料起就开始严格控制。比如一个小组十多人，要管理某一片面积的土地，比如说其中一季圆白菜亩产大约是500公斤，后来产量达到了550公斤，多利就按照成本对其进行奖励。同时，若低于该产量也有处罚。

管理者甚至拉着农民一起去和客户交流，进而培养其认同感和荣誉感。多利把管理看得很重要，在招聘工作人员、大学生之前，甚至有时候会拉他们到别的农场先参观参观，比较后以期以多利的实力留住他们，管理管的就是“人心”。

再比如，几乎在每一个农庄，都多多少少会有偷菜现象出现，怎样做好田间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据了解，在一些农庄，农场主甚至安装了摄像头去控制，殊不知此举越治越堵，相互直接不再信任了，造成管理缺失。还是得从人心上去管理。做农业，得学会做聪明、细心的管理者。

各农庄虽然模式不同，但管理中的问题一个比一个繁多，每一个农庄，几乎都充斥各类成员，成分多样，而有机农业本身的方向更是注定整个团队事业管理起来繁琐、细微。如何细化到每一步，这其中包括对工作人员、对农民的管理也要求甚高。

在小毛驴，有劳动份额、配送份额和附加份额（如鸡蛋、鸡、肉等），整个农场组成了一个生态圈。“管理这样一个团队，需要一个管理者的包容和动员能力，还要有更强势的价值观。”石嫣如是说，一些观念、理念是绝不可动摇的。

技术落地难做纯有机 专家的坚持与妥协

本身有机农业的技术需要一个过程，石嫣将其比喻为中医，其并不能像西医那样很快即能治本，得有足够的认识和耐心去坚持。

杜绝农药、化肥之后，技术一定要落地，通过科学方法保证生长。黄瓜属于难控制的品种之一，爱生虫。按照传统方法，不打农药就几乎无法保证健康生长，正谷的张建伟介绍的方法是高温闷棚，当棚内温度达到一定高度后自然能把害虫剿灭，但温度究竟多少合适，多大的棚要闷多久，等等，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去指导和把关。

做有机农业，必然要是真正的专家。多利农庄推崇的是物理方法，在每个黄瓜棚上设置防虫网，通过防虫网上类似于电子灭蚊灯之类的趋散虫害。

技术背后一定要有专业的支持，在环境上也是如此。在多利农庄基地，有一条25米宽的河流外加10多米宽的草地，和外界组成了一道隔离带。“若不好好隔离的话，外面的农药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农庄。这所有的事情，细碎、繁杂而且专业，若不经历，肯定很难做好。”张同贵说。

建好之后，农场的每一步也都得谨小慎微地去走。由于有机农业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因此每走一步都得眼观四方，严格把控。除了在说服、指导的基础上管理好农民不用农药、化肥外，有机农业的先行者们有着更多的门道要学习，要时时保持专业的姿态备战。

食品安全是一个太敏感的话题，“把菜即使是放在手里，也觉得不放心。”多利农庄市场总监茅亮也坦言，一旦出了什么娄子的话，极为麻烦，后果相当严重，管理者的担子相当沉。在多利农场，除草不用除草剂，全部人工摘草，因为担心除草剂会飘到菜上去。

更重要的是，有机农业迄今并没有一个完全可践行的标准。“虽然有机构认证，但认证每年要复检，对产地要认证，比如某块认证后，就证明达到了有机蔬菜的标准，但是并不能认证出产的东西是不是从这地上出来的。”茅亮指出。

“卖了两千吨，但比如其中一吨是从哪来的，谁也不得而知。”茅亮说。即使是有机认证，但并不能保证所有的产品一定都是有机的，这里面存在一个监管方面的缺失，更多只能靠企业自身去规避。

而这，只不过是众多争议中的九牛一毛。这些专家们面临的更大争议是是否有机。有人质疑，小毛驴的产品都没有通过认证，怎么能是有机，而且，即使是荒地利用，那如今周围连个隔离带都没有，怎么做有机？也有人质疑，多利那样的大基地不过是表面功夫，隔离带归隔离带，可相去不远就是浦东机场和迪斯尼乐园新址，一边是飞机重铅尾气，一边是未来的大工业区，又让消费者情何以堪？有人甚至质疑，在北京这般污浊的空气里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纯有机。

博士张建伟本身也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做农业出身，心中理想的是做纯有机，可走向市场他发现，真正所谓的纯有机，太难了。面对纯粹性，人们有太多的犹疑。他最后只好无奈地妥协，正谷干脆实实在在把自己的产品分为有机和生态，所谓生态，就是非有机，但又高于一般产品的标准。

身为专家的他们总有一些自己的执拗，比如什么季节种什么菜，会坚持时令性而绝不去迎合市场反季节种植以达到多样化，因此他们多是有什么菜配送什么菜，市民买到的蔬菜品种难免单调，总得质疑一番。

在一些小地方，也有坚持实践有机的人，但作物卖不掉，这大大伤了他们的心。还要做吗？得不到认可，靠什么支撑残存的信念？而正谷若非找到礼品市场，恐怕其有机理想受到的伤害更大。所有对有机的坚持，只能循序渐进去进行，多接触消费者和生产者，更多地去理解。

国际间对有机的理解和背后的价值也是多维度的。以前在环保部下属机构举办过一个交流会，有个德国的专家埃拉博士，在中国居住了七八年，在农业上做了很多工作。他认为，大家一定要帮助这个行业朝前发展，不管怎么样，先朝前做。只有不断朝前做，才能逐步去规范。

张建伟感触良深，农业企业千万不能被不关心和不理解的方方面面扼杀死，要有自己的坚持。在国内做有机农业更是如此，大家实实在在想的是行业怎样才能发展得更好一些。

靠天吃饭 作农业风险难控

刚刚过去的夏天，北京一直多雨，这一度使张建伟感觉很无奈，“北京的蔬菜损失很大，但没有办法，没法规避。”

这是一个某种意义上靠天吃饭的行业。天气、自然灾害等等此类不可控因素对于农业的冲击，太家常便饭了。做有机农业，首先就得做好应对各种风险的准备，这是这个行业的特殊性。

即使是专注养鸡的一德农庄亦是如此，赶上鸡瘟，曾经整个栏里最后活着的鸡仅仅剩下1000只左右，最高时养了15万只鸡，最差也是5万只，损失惨重。如此种种问题，仅仅靠技术还难以解决。

一德有些农场地处山脚平地，由于最初考虑不周全，没有做排水系统，所以经历一次山洪暴发之后，农庄的鸡几乎全被淹死了。“一开始没有把公司规范化，这是最大的弊端。”全雳坦言，信任的损耗，扩张得太快，很多管理能力包括风险控制能力都没有跟上。一德也在反思自己的管理体系。

无独有偶。展望也因为一开始定位超前，生命蛋做得不理想，公司的经营、管理很难跟上。虽然不是做有机鸡蛋，但也不是普通鸡蛋，展望需要从鸡蛋的源头——鸡上去入手，包括吃什么样的饲料等等，并不单是有专业、有技术坚持研究就行，而要从管理上去梳理整个产业链。

有人一开始就欲走正规军路线，也有人天生就是野路子，采取游击队战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可有机农业行业是一个没有规律可循、没有太多经营范例可借鉴的行业，其管理也在“摸着石头过河”。在一德的团队里，本身也是多样化组成，只能多样化去管理。

自然、社会环境不由人，作为低附加值产品的农产品，要想短期获利，难上加难。而真正有机的东西几乎是没办法量产的，必然有产量上的限制，有着时间上的漫长孕育期。

自2005年开始筹划起，正谷经历了两年完完全全的前期准备工作期，筹建团队考察项目，建立基地，直到两年后才得以到市面上去卖自己的产品。一直在投入、投入。

无独有偶，比如多利2005年拿下某块地，直到2009年该地的有机蔬菜才走向市场完成销售环节。这中间，有着将近五年的培育期。后来速度才稍微快一些，虽然经验相对富足了，但也仍然太快不了。

展望公司早自1998年就开始从鸡蛋入手，历时十多年做鸡蛋。翟瑞文告诉记者，展望最开始从事欧米伽3的鸡蛋研究和生产时，因过于超前，在市场拓展上遭遇瓶颈。这期间，他们还陆续开发了展望生命蛋、长寿蛋等一系列产品，先练内功，等待市场的好时机。

生命蛋的负责人虽然经历了漫长的亏损考验，但是他仍然对这一领域的未来有足够的信心，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和百货电子商务公司1号店合作销售鸡蛋。让他们坚持下去的理由是，他们始终认为做农业是件有意义的事。

很多业内人士感慨，做有机农业首先要在产业链前端长期地、持续地投入，要禁得住投入大、回报期过长的考验，要能够应对各种风险。做有机农业，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定得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

曾有天使投资要入驻小毛驴市民农园，但“谈着谈着，总希望小毛驴能够比较快地发展”，而石嫣则坚持农场至少要5～10年才能发展成熟，双方最后终归作罢。

近年来，在各媒体的逐步轰炸之下，小毛驴仍然坚持小的是美的，并不急于扩张得太快。“大家应该更谨慎一点。”石嫣说，做农业需要去商业化，应该更多地专注于赚“慢钱”。只有这样，才能更大意义上推动整个社会的进程。

这个行业一定不能凭激情去做，张同贵告诉记者，投资人不要盲目投资，想好了再去投农业，不然很多都将半途而废。最近，多利投资推进得火热，但后续情况业界仍在观望中。

因此，在中国做有机农业，即使只是在产业链前端，也得要求是一个“杂家”，兼济社会，抱有一种“垂钓”的心态，风高云淡，心平气和，禁得住时间、精力、金钱等各方面的损耗，有点小理想、小情结方可，有实干精神且耐得住寂寞才行。

五大尴尬困扰中国烟草业 篇4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 烟草业作为国家财政税收支柱性行业, 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烟草又是特殊的商品, 对人体有一定的危害, 如果完全由市场调节, 会对国民整体身体素质的提高和国家财政税收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国家严格控制烟草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等环节并通过对专卖制度对烟草渠道进行行政垄断。

行政垄断产业, 行政权力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 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专卖制度下的中国烟草产业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管理高度集中, 进入壁垒高, 政府完全主导烟草制品的定价。

烟草行业的营销渠道是典型的二级渠道结构:整条烟草供应渠道由供应商、中间销售公司和零售商户组成。烟草行业的供应链是专卖专营体制下的垄断供应链, 具有烟草行业对商品实施专卖管理的一些独特性。

显而易见, 中国烟草业的生产与市场信息是严重不对称的, 反馈到生产企业的市场信息失真, 企业间的产品与成本价格几乎完全脱离, 市场却不的价格和产量的主导, 这使得企业很难通过竞争确定最佳的生产规模,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行业集中度低——大而不强

在国内, 即便是最有名的品牌“红塔山”和“白沙”, 随便问问它的消费者, 即使是最忠实的消费者也不一定可以说出该品牌的内涵是什么——选择这个牌子仅仅是一种习惯。

在垄断政策保护下中国却并没有拥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烟草行业的产业集中都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进行的, 烟草企业的竞争思想和创新意识淡薄, 形成了大而不强的局面;合并形成的烟草企业也貌合神离, 并没有没有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整个行业缺乏规模较大,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绩效与市场结构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高水平的市场绩效通常对应高水平的行业集中度。尽管我国烟草产业税利水平很高, 但其行业集中度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目前, 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国内烟草市场的“首位商指数”已超过了50%, “四厂商指数”已超过了90%, 已经基本形成寡头垄断。而我国“四厂商指数”仅为31.35%, 远落后于国际水平。

三、传播与媒介的尴尬——戴着脚镣跳舞

香烟的推广与人们与日俱增的健康意识是矛盾的:推广香烟, 对人们健康造成危害;不推广, 烟草行业的出路被堵死——烟草行业面临推广与健康之间进退两难的处境。

在国际主流卷烟产品转向混合型焦油、淡香型时, 中国的卷烟市场仍然以烟型、高焦油、浓香型产品为主。在全球健康意识与日俱增的大环境下, 这种单的产品结构也不利于开发潜在的市场需求。

(一) 宣传欲说还休

专卖体制下的国烟, 在还没成长壮大走出家门的情况下, 又被戴上了框架公约的镣铐。

无论是广告环境、传播途径, 还是表现形式, 香烟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效果当然大打折扣, 而且对烟草广告的限制越来越严格, 传播空间越来越小。这对尚未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的中国烟草企业来说, 无疑是一个“拦路虎”。

烟草企业不能宣传品牌, 不能宣传产品, 只能打广告的擦边球。许多卷烟品牌的文化内涵将企业文化视同了品牌文化, 将企业文化延伸到了品牌上, 将企业形象广告等同了品牌形象广告, 将企业形象嫁接到了品牌上。但这种借用企业文化来传播烟草品牌核心价值的手段成为了烟草品牌形象广告的权宜之计。

(二) 企业文化并非品牌文化

烟草企业不能宣传品牌, 不能宣传产品, 只能打广告的擦边球。这是几乎所有中国烟草企业不能诉说的无奈。许多卷烟品牌的文化内涵只能将企业文化狭义地视同了品牌文化, 将企业文化延伸到了品牌上, 将企业形象广告等同了品牌形象广告, 将企业形象嫁接到了品牌上。

四、市场开放与应对乏力的矛盾

烟草行业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与其把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过早地放在狼群中被狼吃了, 不如放在家里先养一养, 教育教育, 让他学点本事, 再把他放到狼群当中去。

我国烟草行业由于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 国外市场很小, 行业整体实力较弱, 虽是烟草大国, 却并非烟草强国。跨国烟草公司的强力渗透更是导致原有市场份额的不断收缩和减少。

中国有三亿五千万的烟民, 占世界吸烟人口的四分之一;年均消费香烟1.8万亿支, 占世界销售市场1/3左右份额, 是稳居世界第一的烟草消费大国。“专卖结构将随着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而开始放松。对领先的烟草公司来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未利用的最后的巨大国境”摩根斯坦利银行在其题为“全球统一”的报告中指出。

五、需求与搭售的尴尬——供应商有苦难言

由于烟草行业的特殊性, 每个牌号的香烟销售量有限制, 因此产生了市场上受欢迎的香烟没有指标而有指标的不受欢迎的奇怪现象。

这害苦了香烟零售商, “如果我们不购进一定数量的某品牌香烟, 下个月就买不到足额的其他烟……”不少烟草零售商反映, 他们每个月必须购进一定数量的某品牌非畅销香烟, 才能在烟草公司购买到其他畅销的香烟。

中国企业招聘现状中的尴尬 篇5

熟人推荐是求职“捷径”

无论是招聘高层管理者，还是中层经理或者一般员工，调查的结果一致显示，熟人推荐是企业最乐于使用的方式。数据显示，企业高层管理者外部招聘，有46.17%的企业高层管理者是由员工或熟人推荐而来的；中层管理者的外部招聘中，也有超过一半的(50.85%)企业高层管理者是由员工或熟人推荐而来的；一般员工的招聘就更脱离不开这个怪圈，高达60.85%的企业通过“圈子”吸纳人才。

企业使用“关系户”，究竟是喜是忧？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大多数HR都表示，熟人推荐来的人可信度比较高，对对方的情况和背景也可以了解得比较清楚，用人上较为放心。但是，业内专家指出，通过员工举荐来招聘的方法，从长远来看对企业并非有益，不仅会涉及到公司中会出现的“裙带关系”，更会使公司内部人际关系可能会因为非工作因素的介入而变得复杂，牵扯不清。

技能经验最受企业重视

调查显示，企业目前在用人方面，最注重的是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在一些细微的方面，有多于五分之一的企业对应聘者年龄很看重，7.87%的企业对应聘者的性别看重。看来，目前企业中在用人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偏见，不能够一视同仁地选拔人才。

比起并列第一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来说，位居第三的工作态度并不容易在面试中进行考察。记者了解到，企业评价求职者工作态度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被面试者以前的工作经历，考察他处理危机的行为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其二，对于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人，抛给他一个事先设计好的例子让他来虚拟处理。业内专家表示，工作态度很多时候就是人的第一反应，是人的本能，也往往是最细小的习惯，应该长期注意培养。

求职者的命运谁来定？

当你去一家公司应聘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命运会主要由谁来决定吗？主管HR，用人部门，还是人力资源部？了解一下不同层次应聘人的录用情况，对比一下自己，看看在你找工作的时候，什么人比较说得上话？

调查显示，在招聘高层管理者时，83.62%的公司都由最高层领导来做决定；在招聘中层管理者时，直接用人部门手中的决定权较大(58.51%)；而在一般员工招聘过程中，同样是直接用人部门(80.43%)掌握着用人话语权，

虽然在每个层面的招聘中，人力资源部门都有或多或少的参与，但始终不是最后的决定者。

业内人士对此表示，HR部门在企业高层管理员入职上，所起的决定作用很小。这说明目前中国企业对HR的认可程度还没有达到理想的高度，企业最高层的战略伙伴这一头衔对人力资源从业者来讲还只是个理念。

不过，记者在采访一些HR时，同样听到了相反的声音。恒道信利人力资源平台顾问Kevin说，GE的首席执行官就给了HR很大的权力，HR有着“一票否定权”。虽然目前这样的公司很少，但大多数公司中，HR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已经有了二分之一的决定权，所有进公司的员工，第一道关毕竟还是卡在他们那里的。

经验和知识性面试最“红火”

企业惯用什么方式考察人才？调查显示，企业在对高层管理者的评价时，有74.04%的企业选择经验性面试，56.38%的企业选择对其背景进行调查，另有43.62%的企业选择对其进行知识考试。

在对中层管理者进行选拔时，高达83.19%的企业使用经验性面试，56.17%的企业选择知识考试，对其背景进行调查的企业占42.13%。

招聘普通员工中，77.02%的企业进行经验性面试，64.47%的企业选择对其进行知识考试，20.43%的企业对其背景进行调查。

由此可见，企业在选拔人才人，最注重的是以往的工作经验，以过去的经验作为重要因素来评价候选人能否胜任新的工作。大部分企业也很注重知识掌握的程度，而且越是普通员工，就越注重知识能力――除了专业知识，还有语言运用能力、数字能力、分析统计的能力、学习的能力等等不过，调查同样显示出，目前我国企业对员工的心理测试重视程度很低，在管理层的选拔上，对应聘者进行心理测验的不足三分之一，普通员工中，仅有18.09%的企业会对其进行心理测试。企业在对候选人进行选拔的时候，没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测试体系，随意性比较大，这是目前企业在招聘中存在着的普遍缺陷。

中国举重尴尬背后 篇6

同样是B组战术，朝鲜选手严润哲男举56公斤级比赛中挺起自己三倍体重的重量，奇迹般地收获了这个级别的金牌，而在A组出战的吴景彪最终在这个“必保”的级别仅获银牌……中国举重队现在面临的压力，比杠铃还沉重。

一张“白卷”背后，反映出中国举重在选拔机制、省市平衡、补偿照顾等多方面、深层次的问题。

这次失利，让中国举重队和某个省丢掉了一枚“计划内”的奥运奖牌，而周俊的未来才让人更加担心。丢掉的奖牌还可以重新夺回，但一名年轻选手崩塌的信心，岂是轻易就能重新建立的？

■追踪 周俊爆冷 总局领导不解释

为什么是周俊？有媒体已经就周俊意外入选并惨遭滑铁卢一事进行了全面报道，但在伦敦现场，国际友人的不解和中国举重掌门人马文广的不解释形成鲜明对比，非常扎眼。

国际举联官员：意外！不解！

周俊比赛结束后，国际举联竞赛主任、伦敦奥运会技术代表阿提拉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直言，他对此感到意外和不解。

阿提拉说：“周俊给了我两个意外。第一个意外是，为什么她只报名150公斤参加B组的比赛？在我的记忆中，奥运会上从未有人在B组拿到金牌。第二个意外是，中国队实力强大，可你们的选手竟然三次试举失败。”

前美国队主教练吉姆也观看了周俊的比赛，他在赛后主动找到新华社记者：“我对这样的表现感到震惊。中国队每个女运动员过去不是拿金牌就是得银牌，但是这次是零。这是一个大新闻。”

中国教练：紧张、受伤导致失利

女队教练许敬法参加了周俊比赛的现场指挥，他在赛后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透露，上场前周俊在后场已经能够举起92公斤的重量，按照正常发挥是可以举起95公斤的。

许敬法说：“周俊赛前减重和准备工作做得都不错，赛前状态也还好，但是她在后场把腰扭了一下，队医看了一下无大碍，但的确影响了她的心态，她上场后动作都变形了。”

马文广：不意外、不解释

中国举重协会主席马文广当日并没有观看周俊的比赛，而是以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身份观看了柔道比赛。他是接到中国队电话才知道比赛结果的，他对新华社记者说：“我对这样的结果不意外，我过去就说过，周俊只要发挥出她的水平就行了。”

马文广认为，周俊力量大，年纪小，但是技术动作基础不稳固。他说：“她发挥不够稳定，让她锻炼锻炼也好。”对于为何让一个年轻的运动员在如此重要的比赛中“锻炼”，马文广对此很无奈地说：“我以前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对此我不再作任何解释。”

谜团 好想念糍粑，不愿提中国

湖南姑娘赵常玲是如何成为哈萨克斯坦选手祖尔菲娅的？哈萨克斯坦的举重奥运冠军祖尔菲娅有一个中国名字：赵常玲。或者可以说，出生于湖南永州的赵常玲，2008年后有了一个哈萨克斯坦名字：祖尔菲娅。

站在领奖台上，19岁的祖尔菲娅手抚胸口高唱哈萨克斯坦国歌，并且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走下领奖台，她激动地用中文说：“我想到了过去训练中遇到的挫折和艰辛，所以哭了。”

虽然操一口流利的中文，但是祖尔菲娅不愿意提起与中国有关的话题。什么时候离开中国的？不知道。家人在哪里？家人在家。不过说起想不想念中国的美食，她干脆地回答说“我好想念糍粑。”

在场的哈萨克斯坦记者告诉新华社记者这样一个故事：祖尔菲娅不是中国人，而是东干人。东干人早在清代辗转北迁至哈萨克斯坦，但仍然保留了很多传统，中文就是其中一项，所以祖尔菲娅会说中文。但很显然，长着中国胃的祖尔菲娅的经历远非这样简单。

湖南省体育局官员周均甫曾在中国队出发伦敦前告诉新华社记者，祖尔菲娅，也就是赵常玲，是湖南省体育局在2008年向哈萨克斯坦输出的运动员。周均甫回忆说，2007年3月，哈萨克斯坦举重队来湖南转训，他们提出希望赵常玲和邓建英两位运动员到哈萨克斯坦生活，代表哈队比赛。湖南省体育局按照要求向中国举重协会报告，但是得到批复是不同意当时已经小有成绩的邓建英出国。最终在2008年初，赵常玲被交流到哈萨克斯坦。

国际举联竞赛主任、伦敦奥运会技术代表阿提拉对新华社记者说，国际奥委会规定运动员入籍三年以上才可以代表这个国家参加奥运会，这是国际奥委会的规定，和国际举联没有关系。但是所有参加举重比赛的运动员必须获得他所代表国家的国籍。

周均甫也向新华社记者确认，祖尔菲娅的确拥有哈萨克斯坦国籍。 新华社记者在赛后问起祖尔菲娅是否回中国，她想了很久说：“我不知道。”

■时光隧道

回到广州亚运会，当时多方媒体报道了哈萨克斯坦多“汉语高手”、翻译只能“打酱油”的故事。当时，祖尔菲娅输给了同门师姐、湖南选手李萍。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祖尔菲娅主动要求用中文回答问题，她当时解释说：“我是哈萨克斯坦‘东干族’人。‘东干族’人会说一点点中文。我特地学了中文，所以中文没问题。”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她还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我在新疆学了两年中文。这可不是白学的，说得还不错吧。”

在广州亚运会上，哈萨克斯坦夺得63公斤级冠军的迈娅·马内扎会说一口浓厚东北腔的汉语，后证实她也是曾在湖南注册但后来被交流出去的辽宁阜新举重姑娘姚丽。

本届奥运会她同样将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女子63公斤级的比赛。

■有此一说

奥运会后，她重新做回“赵常玲”

据报道，根据双方的协定，伦敦奥运会是赵常玲最后一次代表哈萨克斯坦参加国际赛事。“在奥运会之后，不出意外的话赵常玲将回到中国，参加一系列国内比赛。”一位举重界知名人士介绍。因为不参加国内赛事挣够积分，运动员是不能参加全运会的。而她明年会代表哪个省参加全运会，到目前为止这还没有定论。显然，她仍需要听从领导的安排。

中国式尴尬 篇7

1.1 游客保险意识淡薄, 投保积极性低

由于旅游险种、保险业务办理的复杂性和对消费者欠缺旅游保险的宣传, 使消费者对旅游保险的认识模糊, 不少消费者分不清责任险和意外险, 更不用说意外险各个险种之间的区别。消费者普遍存在着侥幸心理或者认为买保险不吉利, 认识不到旅途中客观存在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

1.2 投保渠道不畅通

(1) 利润原因。

旅行社代理旅游保险是法律规定的一项义务, 并不能为其带来利润, 而作为市场经济下的企业, 没有利润的业务自然得不到重视。

(2) 缺乏相关保险知识。

由于旅行社人员对旅游保险专业知识的缺乏, 使其很难向旅游者作详细准确的说明和推荐合适的险种, 限制了旅游者的购买热情。

1.3 保险公司对旅游保险业务不重视

由于旅游保险本身具有保险期限短、赔付率高而利润低的特点, 造成保险公司对开办旅游保险业务的积极性不高, 对旅游保险的宣传、险种的设计开发 (现有旅游保险产品较为单一, 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旅游保险链, 无法为游客提供全程式的服务) 、销售方式的开拓创新方面都显得不太重视。

2 发展旅游保险的对策建议

2.1 加强旅游保险的宣传

旅游者对旅游保险的态度冷淡导致旅游保险市场需求方面的匮乏。针对这种状况, 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业及媒体要对游客或潜在的游客进行旅游保险的宣传, 既需要保险经营者和政府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又需要通过大量的风险事故来教育民众, 加快旅游者消费心理的成熟。

2.2 拓宽旅游保险的销售渠道

保险公司应积极拓展旅游保险的销售渠道, 不应只依靠旅行社, 还应在交通部门、宾馆饭店、旅游景点、购物场所等旅游服务网点设立广泛的代理机构。此外, 还可以和银行及邮政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让其代理销售相关的旅游保险产品。

2.3 保险公司加强对旅游保险产品的研发

(1) 加大新险种的开发力度, 将旅游保险服务延伸到吃、住、行、游、购各个环节, 深化现有产品之间的互补性, 形成系统的旅游保险链, 为游客提供全面保障。

(2) 扩大旅游意外险的承保范围。

(3) 针对特定的旅游项目设计单项保障。

2.4 加强旅游行政部门的监管职能

在目前我国仍没有出台《旅游法》的情况下, 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制定颁布的法规、条例等对于规范我国旅游市场、推进旅游保险的发展起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1)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旅行社办理旅行社责任险的监督与检查, 可以在旅行社办理经营许可证、旅行社业务年检的时候, 将旅游责任保险的开办程度作为一项考核内容, 并采取必要的奖惩措施, 以有效地提高旅行社办理旅游保险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2) 要采取有效措施, 依法督促旅行社执行向游客推荐旅游意外险的责任和义务, 使旅行社在普及旅游保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式尴尬 篇8

张荫桓出使美国期间是美国对中国的移民政策由自由移民转变为排斥、限制移民时期,这意味着他的工作不可能一帆风顺。1886年4月7日张荫桓的船刚刚抵达旧金山就遭到了刁难,美国海关人员要求他们出示国书才能登岸[1]。到任后张荫桓先是和郑藻如继续与美国政府交涉“石泉惨案”的赔偿问题。自禁华工条约的提议也源于石泉惨案等一系列排华暴行。在美国排华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张荫桓的前任郑藻如等上书总理衙门建议中国限制劳工移居美国,以此防止美国采取新的主动行为,以中国的自我限制换取美国保护华商、华工的承诺。总理衙门同意了郑藻如的建议,于1886年8月向美国驻中国大使田贝发出照会,表示中国欲自禁华工去美[2]。

张荫桓于1887年初开始着手与美国国务卿拜亚正式谈判中国自禁华工去美和美国对在美华人的保护问题。双方经过几轮会议各自提出了建议:美方提出30年内绝对禁止华工前往或重返美国,但教师,商人,旅游者除外。张荫桓根据总理衙门意见拟定五条建议:

1.中国将根据情势的必要,不时自行禁止其臣民前往美国;2.未曾去过美国的华工一律不许前往,违者从重处以罚金;3.由美国返回中国的华工,除在美有家庭、亲属、钱财或未结清帐目者外,一律不得重返美国:4.由其他国家返回之华工,准许假道美国,不受阻碍;5.不在禁止之列的中国臣民,凡有执照者,将获准在美国立刻登岸,不受滞留。[3]

张荫桓还提出两点要求:条约中加入保护华侨人身及财产安全的详细条款;美国方面为在石泉惨案外的反华骚乱中华侨所蒙受损失提供赔偿。[3]可以看出美国只提及限制华人去美,而中国目的是获得美国对在美华人的保护政策,双方意见存在很大分歧,所以谈判一度中止了近四个月。

在美国总统选举选期即将临近时,西部排华舆论高涨,排华行动升级,华工问题的讨论成了两党捞取选票的手段。为了获得西部选民的选票,克里夫兰总统下令国务卿拜亚重开谈判以在竞选中排除华人问题干扰。终于在1888年3月张荫桓与拜亚签署了《限禁华工条约》,两国政府批准即可生效。美国按清政府要求把保护华侨及赔偿华人损失的条款加入条约内,条约也依美国之意加入了为期20年的限禁年限。条约内容如下:

第一款,以此约批准互换之日起,限20年为期,禁止华工前往美国。第二款,寓美华工,或有父母,正妻,儿女,或有产业值银1000元,或有经手账目1000元未清,而欲自美回华,由华回美者,不入第一款限定之列。第三款,此约所限定章程专为华工而设,不以传教,学习,贸易,游历诸华人。……华人假道,照章准行。第四款,在美华人或别项华人,无伦长居或暂住,为保护其生命财产起见,除不准入美国籍外,其余得尽享美国律例所准之利益,与待各国人最优者,一体相待无异。第五款,在美廷例不应赔偿中国属民在美国荒僻之境,遭不法之徒所害之损失……今美惋惜其事,顾念两国友谊……将银276619.75元作为清偿以上所述损失。第六款,此约彼此互需遵守,以20年为期……[2].

条约公布后首先遭到在美华人反对,他们称这项条约将使两万华工失去在美资格。在华商至总理衙门的商务邹言中指出禁华工等于禁华商,20年后美国将没有华人踪迹[2]。条约传到广州后也引起反对声音,1888年7、8月,公众集会和期刊上一再攻击条约。群众曾聚集在张荫桓在广州的住所前辱骂其出卖同乡[4]。民众的抗议和张之洞、李鸿章两人的疑虑使清政府没有马上批准条约而是提出修改意见令张荫桓与美国交涉。

美国竞选期间两党竞争激烈,两党依靠排华言论来捞取选票,华人成了党派竞争的牺牲品。民主党以签订限制华工条约取悦选民,而共和党在条约签订后批判其不够苛刻。共和党主办的《旧金山公报》有篇社论说“这个条约……是政府最无耻的背叛。可以把它看成是促进华人移民的条约。根据此条约华人将在美国泛滥成灾”[3]。以中国不批准条约为借口,美国国会1888年9月单方面通过了由民主党人威廉·斯科特(William Scott)提出的斯科特法案(Scott Act)。大选在即,为保住选票,克利夫兰总统签署了斯科特法案。此法案极为苛刻,规定“凡华工无论前在美,或现时,或将来,一离美境,均不准复来居住。其或新例未行之前,回华尚未回美者,概不准复来,违者照犯例章办理”[2]。

比较斯科特法案与《限禁华工条约》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斯科特法案单方面完全禁止了所有华工去美;而张荫桓所签《限禁华工条约》规定了部分返华的华工可以返美,去他地华人可以假道美国,还规定美政府保护在美华人。斯科特法案实施后,张荫桓曾多次抗议,在他1889年9月发给美国国务卿的照会中还声明,中国政府不承认这个法案,仍期待着美方对中国所提出的修改意见作答。

近代国际交往遵循的是实力原则,中美两国国力差距悬殊,美国的强势和清政府的愚昧与无能,决定了两国的交涉不可能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也不可能取得让中方满意的结果。从客观上看,美国实施斯科特法案是必然的,当时美国国内民众排华情绪高涨,两党依靠排华言论来捞取选票,所以美国政府禁止中国移民入美。在主观上,张荫桓按照清政府的意愿提出意见,并在签订《限禁华工条约》过程中尽力周旋,以图达到最有利局面;斯科特法案通过之前,他曾致电总理衙门,说明斯科特法案及其苛刻,希望政府能迅速批准新约阻止斯科特法案实施;法案通过后又多次向美国提出抗议。对张荫桓所签的《限禁华工条约》与美国最初提出的要求,及后来的斯科特法案的内容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张荫桓在整个条约签订的过程中已经尽力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外交官其行为本来无可厚非,但中国民众对《限禁华工条约》不满,使作为与美方签约的政府代表张荫桓自然成了众矢之的。由于国家之间的交往最终由两国国力决定,而非公使所能左右,像张荫桓一样作为殖民地国家代表的外交官们的作用是极其微弱的,但是我们应该在更广阔的视野上看待他们,不能忽视他们的奋斗和努力。

参考文献

①张荫桓．三洲日记．任清，马忠文，编张荫桓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9．

②⑤⑥⑨陈翰生，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1363，1370-1371，1406-1408，1386．

③④⑧转引自：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204．

善待尴尬演绎精彩 篇9

那是一节全县的公开课。为了上好陶渊明的《归园田居》这节课, 笔者煞费苦心, 几乎把课堂上要说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背过。没想到, 如此精心准备的课, 在实施时还是出现了意外。当我让学生体会诗人笔下清新优美的田园风光时, 忽然一位同学站起来说:“诗人笔下又是鸡又是狗的, 脏乱不堪, 我觉得毫无美感可言。陶渊明当官不成, 就说官场不好, 这不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么?”这位同学坐下后, 班级同学在下面窃窃私语, 还有些同学表示赞同。

当时, 我脑子一片空白, 因为他的回答不在我的意料之中, 一时间不知怎么应对, 无奈之下, 只好含糊其词, 不了了之。

这次教学尴尬难道不是一次“意外”?现在的学生, 见多识广, 课堂上一旦思维被打开就什么都想说。“意外”问题虽在意料之外, 却在情理之中, 它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需求, 按照自己独特的思维路径探究知识的结果, 也是课堂教学情境发展变化的自然产物。因此我们要重视这些充满学生灵感的教学资源, 通过合理取舍和巧妙利用, 发挥它们的特殊作用。那我们应该如何机智应对呢?

教师面对意外, 要在短时间做出反应, 这种能力并非与生俱来, 更不能寄托于随心所欲的“灵机一动”, 必须具有在教学过程中面对千变万化的教学情景, 迅速、敏捷、灵活、准确地做出判断、处理, 保持课堂平衡的课堂教学机智。

课堂教学机智首先需要教师“厚积薄发”。语文教师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准确的判断能力、精深的思维能力、敏捷的反应能力。因此教师不仅专业知识要扎实, 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也要扎实, 尤其要注重有关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引领及前沿教育心理学理论的学习, 甚至从与本专业无直接联系的一些领域中汲取营养, 充实讲授内容, 才能为自己教育机智的培养提供广阔的智能背景和有力的翅膀。

课堂教学机智还需要教师有乐观的情趣, 开朗的胸襟、幽默的性格, 教学中药尊重学生、信任学生, 发扬民主作风, 容许学生表现独立性, 给他们提供更大的独立活动的余地, 这样才能开启孩子的心扉, 使学生乐于接受教师的教育。

课堂教学机智是指一种心理能力。它是教师智能的灵活性与机敏性的统一, 是一种“应急”的智力活动过程。它要求教师运用教学机智, 针对偶然事件的干扰, 立即改变教学信息传递系统既定的传输程序 (如教学计划、教案) , 重新拟定教学的传输程序, 维持教学系统的动态平衡, 保证教学过程的顺利进行, 从而化“尴尬”为精彩。

语文教师课堂教学机智的运用需要掌握以下教育的技巧。

第一, 顺势“转身”, 创生难以预约的精彩。有些“意外”问题表面上与教学内容相去甚远, 实际上与教材和教师讲述的内容“形异神似”, 教师如果认识到他们的教学价值, 不妨顺势“转身”, 引导学生探讨“意外”问题, 这样就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殊途同归地完成教学目标。师生的课堂交流也更加自然、流畅、充分。

第二, 故作“糊涂”, 创设启发性、激励性教学情景。有些“意外”问题在惯常思维中可能不需要学生掌握, 但它们是学生学习的难点, 具有一定的广度和难度, 有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教师如果认为正面讲解可能不能启迪学生思维, 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此时, 教师不妨故做“糊涂”, 借“意外”问题巧妙设置教学情境, 使部分学生处于“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 激起他们强烈的挑战意识, 再以明知故问的方式开启学生思路, 引导学生通过自主探索形成顿悟, 体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

第三, 借题发挥, 引发多元的探究活动。有些“意外”问题与学生的生活阅历紧密相连, 有探究性和争议性,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具有重要的人生观价值。此时, 教师不妨引发争议, 组织学生围绕“意外”问题展开探究讨论活动, 让学生在探究交流的过程中体验生活的真谛。

曹操的尴尬 篇10

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 二人小酌了几杯, 席间, 曹操一句“今天下英雄唯君与操耳”, 吓得刘备把筷子都掉落在地上。曹操问何以掉落筷子, 刘备答曰刚才天上打了个响雷而吓了一跳。刘备说完, 躬身拾筷时忽然放了个响屁, 十分尴尬。正窘迫时, 只听身后赵云坦然说道:“诸位莫要见怪, 天上打雷, 屁从云中来!”赵云话音刚落, 一旁的关羽跨前一步说:“诸位莫见怪, 屁从羽 (雨) 中来!”关羽刚刚说罢, 张飞又接着朗声囔道:“方才一响屁, 屁是飞来的!”大家一阵哈哈大笑。唯独曹操没有笑, 他对此事深有感触。送走刘备等人后, 曹操对部下说道:“刘备的属下, 一见主公有个闪失, 都争先恐后地抢着承担和弥补, 真可谓忠心耿耿。此事要是轮到你们, 能够办到吗?”众人都忿忿不平, 深感委屈。

过了几天, 曹操又请刘备喝酒。席间, 曹操想看看部下的反应如何。憋了半天, 好不容易憋出个小屁。曹操的部下早已等候多时, 听到轻微的“咕”一声, 许褚连忙抢先道:“屁是褚 (猪) 放的!”曹操一听, 气得瞪出了眼珠, 其他人还以为曹操嫌自己反应缓慢, 就抢着往自己身上揽。典韦说:“屁是典 (颠) 出来的!”“不对!”徐晃听了大声反驳, “屁是晃出来的!”曹操早已听得面红耳赤, 正要发怒, 只听谋士郭图尖声叫道:“都不对, 都不对, 屁是图 (吐) 出来的!”大家哄堂大笑。

编者提示:凡事不可强求, 一切因时因势而动, 刻意为之, 只是徒增笑料罢了。

计世独家:智能电视中国式尴尬 篇11

据中国电子商会消费电子产品调查办公室预测，智能电视将在2012年进入成熟期，2015年可以普及市场。对IT企业而言，智能操作系统的竞争已日渐惨烈，应用平台系统想要获得更大的份额就必须寻找新的蓝海，智能电视成了下一个突破口。

智能电视对电视的芯片研发、用户体验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传统电视不曾涉及的。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视市场，中国厂商在新一轮市场变革中深受考验。

虽然国产电视企业对未来趋势的敏感度令人称绝，但技术实力的不足、核心芯片受制于人、互联网资源整合能力和内容的匮乏，以及产业环境的不完善，都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倍感尴尬。

生存，还是毁灭？主角，还是龙套？代工，还是自主？

这一切，能否在智能电视时代得到革命性的改变？

对IT企业而言，智能操作系统的竞争已日渐惨烈，应用平台系统想要获得更大的份额就必须寻找新的蓝海，智能电视成了下一个突破口。

苹果2012年会推出什么产品？

一张恶搞苹果CEO乔布斯的图片正在网上流传。2008年，乔布斯给世人展示了iPhone，让手机真正地“智能化”；2010年，乔布斯拿出了iPad，掀起了平板革命；2012年呢？这张图片恶搞地说：乔布斯将推出电视机屏幕大小的iBoard。iBoard就是人们想象中苹果推出的智能电视：它像iPhone和iPad一样，能够在苹果App商店里购买应用程序，能让传统电视网络走进历史。

事实上，2010年9月，苹果发布了Apple TV，开始了智能电视的尝试。

黑白、彩色、数字、网络、智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存在的电视，在21世纪已经历了3次变革——2000年，电视的“数字化”带来更多频道和高画质的电视节目；2007年，“网络化”满足了收视用户想看就看的需求；如今，“智能化”则使内容的定义重新被扩大解释。电视的每一次变革都带来创新应用，从技术、内容到视听体验的全面提升，使电视在家中的地位更巩固。

在1月的美国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上，“Smart TV”（智能电视）字样几乎出现在每个电视制造厂商的展台：三星的智能电视具备雅虎视频内容，索尼的Google TV把遥控器做成了PS游戏手柄，松下的智能电视可以帮助使用者监测自己的身体状态，中国企业海尔则展出了全球首台多点触控与手势控制相结合的智能电视⋯⋯

作为“多屏时代”的一员，电视成了继手机、平板和PC之外IT厂商的新焦点。

事实上，把电脑“装进”电视，是IT企业长久以来的梦想。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比尔•盖茨，微软于1999年推出“维纳斯计划”，联合厂商在全球范围内尝试打造数字内容的新时代，不过由于产业链各方面尚未完善而搁浅。但近年来，Google和苹果在智能手机市场上的成功为IT企业打开了一扇门，让它们再次满怀信心地踏入智能电视的领域。

数字电视行业资讯和市场研究机构Guideline Research认为，智能电视的崭露头角，既有IT企业的跨界整合因素，也包含了家电厂商为生存而战的因素。对IT企业而言，手机智能操作系统的竞争已日渐惨烈，应用平台系统想要获得更大的份额就必须寻找新的蓝海，智能电视成了下一个突破口。

从互联网化到更为强调开放性、交互性，智能电视的发展路径已经成型。但正如“洋葱只剥了第一层皮”一般，智能电视市场何时成熟，还是一个未知数。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视市场，中国厂商能否赶上这一轮新市场变革？

国产电视企业对未来趋势的敏感度虽令人称绝，但在芯片和平台上的不足，仍需补足。

芯片、平台受制于人

“中国企业要高度重视智能电视所带来的差异化发展机遇。”在日前举行的2010年度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运行发布会上，业内人士不约而同地呼吁。帕勒咨询资深董事罗清启更表示，未来智能电视的竞争将集中在四大主导因素上：核心芯片、软件、内容和显示屏。

2010年5月，Google与英特尔、索尼等行业领袖宣布共同开发Google TV。“电视已经被再次发明。这标志着人类在从传统电视向智能电视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英特尔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罗•欧德宁这样评价英特尔与Google TV的合作。他认为，是微处理器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电视朝着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Google在大洋彼岸提出智能电视的概念还不到一个月，国内厂商纷纷开始了智能电视布局，用最短的时间开发、生产出了自己的智能电视产品。长虹智能电视的亮点在于可以通过摄像头实现远程视频聊天，未来还将增加安防等物联网功能；康佳智能电视有超过3000个免费应用程序可以下载，这在国产品牌中属领先；海信去年9月发布的全球首款3D智能电视，可以像电脑一样自行安装、卸载软件和游戏，并采用了开放式平台、自建应用软件商店；TCL则研制出国内首款基于Android操作系统的智能电视，并且通过了广东省科技厅的科技成果鉴定；海尔的模卡电视可以通过更换“模卡”来实现电视功能的智能化。

但是，“目前中国的电视厂商还停留在入门级，其产品与国外厂商推出的智能电视相比，处于‘互联网电视升级版’的阶段，普遍都围绕着开放式操作程序、内置浏览器网页、应用软件等泛电脑化功能做文章。”一位行业专家表示。而国内电视用户更是对智能电视的功能难以理解，要实现真正的产业链和开放平台还为之尚远。

“智能电视，就是在互联网电视之上的开放性平台。”创维集团执行董事副总裁杨东文表示，苹果启发了很多大屏幕厂商的思路，而随着上游芯片厂家能力的提升，现在电视机的芯片和智能IT设备的芯片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以开放式的平台加载无限的内容和应用。

智能电视对电视的芯片研发、用户体验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传统电视不曾涉及的。因此，国产电视企业对未来趋势的敏感度虽令人称绝，但在芯片和平台上的不足，仍需补足。

目前，索尼、三星、LG、夏普等一线大牌厂商的智能电视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英特尔的电视芯片。市场上常见的智能电视操作系统大多基于最初的Linux、Unix、Android或其他开源软件平台。在国产电视中，TCL采用了Android系统，康佳采用基于Linux系统的OMI智能电视操作系统。

此外，在由服务平台和传输终端一起构成的生态系统中，电视只不过是一个提供服务的载体，这也导致智能电视平台与传统电视相比，还存在功能的局限。例如在技术上，Android系统主要是针对手机开发的，要完全将其移植到平板电视领域，尚有不小的技术难度，芯片和软件部分都需要做改进；而在视频压缩和下载已经达到1080p（全高清）甚至1080i（全高清无损）的今天，第二代Apple TV还是只能输出720p的视频。

“智能电视不像3D那样需要数十年的技术积累，更多是应用技术的研发、营销推广和商业模式创新范畴，这对于擅长搞应用技术和营销操作的中国企业来说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和机会，而且当前内外资企业在发展智能电视方面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奥维咨询公司总经理喻亮星表示，中国企业能在智能电视的产品形态和功能开发、消费者教育、商业模式创新方面，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与技术的飞速进展相比，国家在智能电视内容上的政策相对滞后，对互联网电视内容的管制会造成智能电视软件和内容的缺失。

软件个性化不足

“个性化就是智能化。”在去年的信息技术峰会（IDF）上，英特尔CTO贾斯汀这样定义智能化客户端。“根据不同用户的不同喜好，智能设备会在你拿起遥控器时就知道是你，它会把你经常看的电视节目单放在前面，很容易找到，这就是智能。”

多元化开放式操作系统，加上可实现良好的人机交互，智能电视卖的不再是单纯的电视终端，而是为用户量身定做的娱乐体验。在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白为民看来，智能电视会给消费者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功能，从以前只能被动地接受电视台的节目变为智能化的各取所需。

“苹果和Google希望将其在手机领域的成功复制到电视领域，毕竟在智能手机上，苹果App Store与GoogleAndroid系统功不可没。”一位业内人士表示，Google、苹果或微软拥有传统电视厂商所不具备的应用平台优势。苹果可以在电视机上安装18万个应用软件，Google则可以把网上搜索等相关技术应用到电视机上。

日韩企业也不甘示弱。三星宣布，其2009年上线的TV App电视应用程序下载量达到200万次，这说明应用程序下载在平板电视领域同样吃香；2月21日，美国前两大有线电视业者Comcast与Time Warner Cable，同意让三星与索尼的智能电视接收有线电视频道的节目，这意味着不久后，美国消费者家中的智能电视可透过网际网络收看有线电视，不需另接机顶盒。

可是反观国内，就连几大智能电视平台津津乐道的丰富而无限扩展的应用，目前也未能达到适用于智能电视的程度。

“有些厂家把微博搬到了电视，就沾沾自喜。其实大错特错了。”业内人士指出，智能电视并非单纯地把互联网上的热门应用搬到电视上，而应考虑其使用场景是家庭客厅的特殊性，它更多地满足了家庭需求而非个人需求。

此前，中国厂商也曾投入巨大精力参与互联网电视的热潮。最初的互联网电视只是在电视上添置网络接口，利用网络来实现影音播放和上网功能，意在将庞大的互联网内容引入电视机，将消费者的视角从电脑转移到电视上。但是，由于广电部门对互联网电视的内容监管加大力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互联网电视的内容扩展，也直接导致了互联网电视的“畸形”发展，更导致了国产电视企业在与外资品牌的市场份额争夺战中快速失利。

“我很佩服三星的工艺、外表设计、技术的领先，更重要的是对于产业链整体运作的掌控能力，我相信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创维集团执行董事副总裁杨东文表示，全产业链的竞争是件痛苦的事，不能照搬复制商业模式。

让本土厂商像苹果和Google那样集合数以万计的软件开发者，显然不太现实。因此，海尔选择了针对消费者的需求个性定制。

海尔集团信息产业本部总工程师翟翌立表示，海尔3D智能电视一经上市就热销，源自海尔准确洞察了市场消费需求的变化。在3D智能电视上市前，海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消费需求调研，针对消费者个性化的影音娱乐需求，海尔3D智能LED电视具有独创的开放式模卡平台，使电视硬件能换代、软件能升级；聊QQ、玩游戏、看新闻、搜索等电脑能做的多数功能，实现了良好的人机互动；同时还联合华数在线、文广传媒等国家授牌的内容供应商搭建了“内容超市”，消费者可以随意观看海量的节目内容。

“智能电视不像智能手机那样用户时间碎片化，培育了大量丰富的应用，而是使用时间有限，使用目的明确。”一位业内专家表示，如果不能看到智能电视的这一特点，就有可能出现“淮南之橘，淮北为枳”的悲剧。

生态圈难建

“带互联网功能电视在国内市场已经出现很久了，从2009年起市场销售比例越来越大。2010年初，很多家电厂商全面生产互联网电视。”英特尔数字家庭事业部高级市场经理刘刚在和国内OEM厂商、运营商和内容提供商交流时发现，虽然用户尝到了一点甜头，但依然觉得内容不够，很多精彩的内容在电视上享受不到。

在全球市场，智能电视不仅为彩电行业的发展和三网融合的实现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更是改变了行业的竞争模式，产业链的竞合新格局也在悄然形成。例如，在以Android等新平台为核心形成的全球“智能电视”版图中，英特尔、索尼、罗技、Adobe、DISH Network等合作伙伴形成了新的产业同盟，它包括了芯片制造商、终端生产商、技术接入者、软件服务商、内容提供商和零售渠道等不同层面。

但是，新的生态圈并不那么好建，最重要的一环是内容方面。在国内，与技术的飞速进展相比，国家在智能电视内容上的政策相对滞后，对互联网电视内容的管制会造成智能电视软件和内容的缺失。毕竟有互联网电视视频牌照的网站只有6家，与电视频道相去甚远。

即使是在智能电视风生水起的欧美，出于对现有业务的保护，老牌有线电视运营商和内容公司对智能电视普遍采取了推却的态度。连Google和苹果这样的大牌厂商，想要打动传统电视内容商，也并非易事。

这主要因为收入的分配，智能电视带给传统电视媒体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从盈利模式上看，除了出售硬件、与应用程序开发者分成外，智能电视同样能吸引广告主，毕竟它能更精准、更高效、更廉价地到达受众，从而实现精准营销。例如，通过Android系统，广告主可以清楚地知道哪些人看了他们的广告，有多少人点击了广告，以及有多少人通过“点击呼叫”功能直接与广告所有者取得了联系。

这对传统电视运营商而言是个梦魇，一旦Google TV得势，广告客户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对于传统电视广告的投放。就在Google TV面市第5天，ABC、CBS、NBC等美国三大电视巨头联手“封杀”Google TV；Apple TV同样面临类似挑战，CBS和NBC都拒绝为苹果提供0.99美元的电视节目租赁业务，而福克斯也只是将这一协议作为一个试验。

可见，在国家“三网融合”政策推广大背景下，打造生态圈的任务看起来非常紧迫。正是为了弥补内容的缺失，在北京亦庄的经济技术开发区，6.2平方公里的数字电视产业园已经悄然建成，这里有平板显示产业基地、整机生产基地、数字电视创新基地。

“预计园区整个数字电视产业产值达到千亿元规模。”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昕昕表示，为了完善数字电视产业园的发展，他们还计划在北京南部区域打造一个8.2平方公里的新区。“未来我们还将把目光转向数字产业链的后端，使产业链完整，产业聚集效应明显。引入网络电视、数字电视节目制作、网络运营设计和软件制作。”赵昕昕说。

“技术走在前面，看到问题了再进行规范是社会发展的常态，我相信相关政策会逐渐完善起来，智能电视会进入一个全面推广期。”杨东文对此充满信心。

2010年全球智能电视大事记

5月 Google与英特尔、索尼、罗技、百思买、DISH Network、Adobe等行业领

袖宣布共同开发Google TV，用开放平台推动“把互联网融入电视”的观看

体验，为客厅引进一类全新的视听设备。

6月 Google宣布第三季度提供网上音乐商店服务；

Skype可能加速开放API，瞄准电视设备；

三星App Store推出Google Map以及Facebook服务。

8月 三星以高额奖金吸引应用软件开发者加入Free The TV Apps竞赛。

9月 苹果发表第二代Apple TV，采用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HDMI）连接、以太

网以及Wi-Fi无线通讯技术，无内部存储器，一改以往出售电视节目的模式，

转而提供租赁服务，能够提供4.99美元一部的高清电影租赁和99美分一集

的电视剧租赁服务。

10月 索尼公司生产的第一台Google TV上市，它不但具有传统高清电视的功能，

还可以运行Android应用，特殊的遥控器可以让用户像操作电脑那样使用电视；

尴尬 篇12

就说我吧。上周我独自一人坐公交车，上车投币的时候，我没有注意要投多少钱，就按照常规投了一块钱。可是当我投完币正要往车厢里面走时，驾驶员忽然对我说：“同学，要两块钱!”我愣了几秒钟才回过神来，原来我坐的是特殊的大客运公交车，要两元一位。顿时我的脸直发烫，这下怎么办呢?我只有一块钱啊。我只好硬着头皮对驾驶员说：“叔叔，不好意思，我没有两元钱。”他看了我一眼，说：“下次注意啊。”我连声说：“谢谢，谢谢，下次一定记得。”然后赶紧一溜烟钻到后面，生怕前面的人盯着我看。幸好我只坐一站就下车了。下车后，回想起之前的情形，我还是感到无比尴尬。

学习上尴尬的事就更多了。

记得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讲到一半突然忘词了!我对着台下尴尬地一笑，后来在同学们的鼓励声中又很快恢复了状态，继续激情洋溢地演讲起来。

还有初二上学期的一次语文考试，我自以为复习得很充分了，考前一天的晚上早早地就上床了。第二天考试时拿到试卷，我觉得题目并不难，于是“很顺利”地完成了考试。

成绩出来了。我盯着那分数看了半天，天哪!这是我的试卷吗?看姓名，没错啊。我拿着试卷，呆呆地坐在座位上，盯着那令我感到难堪的“73”分。再仔细翻看试卷，我才发现很多错误都是因为粗心或复习不到位造成的。如果考前我能认真复习，考试时再用心些，就应该不会是这样的结果吧?

晚上，我低着头，战战兢兢地拿着试卷给妈妈签字。我对妈妈说：“妈妈，对不起，下次我一定考好。”我记得当时尴尬极了。可妈妈鼓励我说：“不要难过，下次考好吧。”虽然妈妈没有怪我，但我真是羞愧难当。我暗暗地对自己说：下次不能再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了。

再比如这次发生在镇江的饮用水受污染事件。有关部门起先没有仔细调查取证，就妄下结论，说是“氯气投放量过多，导致自来水出现异味”，后来又说是因为“苯酚污染”，这难道不是一个讽刺吗?我想他们也应该会在老百姓面前感到很尴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