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危险

中国式危险（共12篇）

中国式危险 篇1

摘要：深入研究我国现有危险废物鉴别的政策, 结合危险废物管理工作实际和危险废物鉴别的技术和方法的发展, 探讨危险废物鉴别体系的框架和构成。对危险废物名录、鉴别标准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 指出了危险废物鉴别体系的完善程度和存在的不足。对目前我国新的危险废物鉴别体系的科学性进行全面论述, 并提出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内容, 建议建立对危险废物的鉴别体系持续改进的制度。

关键词：环境管理,危险废物,鉴别体系,完善程度

1 危险废物定义内涵辨析

危险废物的定义是危险废物鉴别的基础和依据。要控制和管理好危险废物, 首先要对危险废物做出一个准确、合理的定义。危险废物的定义的内容直接决定了危险废物的判定和鉴别方法和途径。

科学地定义危险废物是非常困难的。目前, 不同的国家和组织对危险废物的定义都不尽相同, 但都基于危险废物通常特性做为定义的依据。危险废物的特性是指废物具有毒性、易燃性、爆炸性、腐蚀性、化学反应性和传染性, 且能够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严重的危害。在我国, 危险废物的定义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的法定含义: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非放射性固体废物。显而易见, 危险废物的定义是基于危险废物名录和鉴别标准的, 在实际判定危险废物时不得不对其定义的内涵进行转移, 定义只是确定了判别的途径和方法。由于危险废物定义的特殊性, 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组织能给危险废物更简介、明了、科学的定义, 使用危险废物名录和鉴别标准来辨别危险废物是目前全球通用的做法。

2 中国危险废物鉴别体系现状

2.1 危险废物鉴别的方法与程序

目前, 危险废物的鉴别方法有三种, 但前提是鉴定对象已被经确定为固体废物。第一种是名录法, 即根据名录查阅待判定的固体废物是否列入在名录中, 如果名录中已经列入则可判定其为危险废物, 但不能就未列入名录的判定其不是危险废物。第二种是检测法, 对未列入名录的危险废物进行检测, 结果高于鉴别标准则可以判定是危险废物, 低于标准的不一定是危险废物。前两种鉴别都属于肯定性单项判别, 鉴别方法是结果的充分非必要条件。第三种是专家判定法, 前两种都无法判定的由国家级别部门组织专家认定其是否是危险废物, 鉴别方法是结果的充分必要条件。三种危险废物的判别方法相互补充, 共同组成了我国危险废物的鉴别体系。在目前的管理中, 用前两种方法都没有判定其是危险废物的, 都按一般固体废物进行管理, 专家判定法在全国尚无先例。

2.2 鉴别体系的构成与具体内容

危险废物鉴别体系由危险废物名录鉴别法、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鉴别法和专家判定法三大要素构成。

2.2.1 危险废物名录鉴别法

现行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规定, 凡列名录的固体废物即为危险废物。我国新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将危险废物分为4 9个类别, 编号从H W 0 1到H W 4 9, 主要是根据废物的成分和来源、特性来进行分类的。其中H W 4 3 (多氯苯并呋喃类废物) 和H W 4 4 (多氯苯并二恶英废物) 是完全按照废物所含成分界定的, 其他47类都是由其行业、工序来源来确定的, 主要分为残渣类、灰尘类、废液类、溶剂类、载体类和污泥类。《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涉及43个行业, 所列的49个类别中的400种危险废物中, 具有毒性的废物有3 7 2种, 占9 3%, 具有腐蚀性的废物有38种, 占9.5%, 同时兼有两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废物有39种, 占9.7%。可以认为, 名录所列的危险废物主要是各种行业不同生产工序产生的有毒或腐蚀性的各种废物, 废物中的化学物质的成分、含量并不确定。

2.2.2 危险废物标准鉴别法

根据标准鉴别法鉴定危险废物的规定, 凡经监测结果高于《危险废物鉴别标准》的即为危险废物。原《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GB 5085.1～3-1 9 9 6) 规定了腐蚀性鉴别、急性毒性初筛、浸出毒性鉴别的三项鉴别标准。该标准中将放射性废物也定义为危险废物与新法定概念不一致, 2 0 0 7年经修改和扩充后, 增加了毒性物质含量鉴别、易燃性鉴别、反应性鉴别, 并规定凡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危险废物属于危险废物不需要检测鉴别。新《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固体废物鉴别导则》、《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固体废物检测方法标准共同构成了目前标准鉴别法的新体系。

2.2.3 危险废物专家判定法

专家判定法作为危险废物名录鉴定和标准鉴定的补充, 只有在无法通过名录和标准鉴别时才使用的非常规鉴定途径, 用以弥补名录鉴定和标准鉴定手段的不足, 在实际工作中很少使用。

3 现行危险废物鉴别体系完善性分析

3.1 现行危险废物鉴别体系的优点

我国的危险废物经过全面的修改、补充, 目前我国危险废物鉴别体系形成了以名录为主, 标准为辅, 专家判定为补充的格局, 主要优点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 危险废物的鉴别流程清晰, 鉴别方法不交叉, 操作性强。即先确定是否是固体废物排除, 再查阅危险废物名录, 如果名录列入即可确定是危险废物, 若名录中没有, 再经监测按照鉴别标准的限值确定, 高于限值即为危险废物, 否则不是。特殊废物可申请管理部门组织专家鉴定。

第二, 危险废物名录分别从原料使用、生产工序、废物成分和非特定来源全方位确定了各个种类的危险废物, 容易查阅, 避免了理解上歧义, 体现了国家对危险废物实行分类管理和控制的法律原则, 不仅降低了废物鉴别的经济成本, 也降低了废物鉴别的时间成本, 能大大提高鉴别效率。因此, 采用名录法鉴别危险废物具有简单、快速、可操作性强等优点。

第三, 含有危险成分的废物是否是危险废物, 其含量多少是关键因素。危险废物成分复杂, 难以数计, 不可能一一罗列, 名录列入的危险废物毕竟有限, 仅危险废物名录难以满足工作需要, 因此一些不常见的需要特性检测分析, 根据标准来鉴别。危险废物标准鉴别相比危险废物名录鉴别是一种更加公平、合理的方法, 具有适用性广泛和准确性很高的优点。

第四, 危险废物的标准鉴别增加了有机物浸出毒性的鉴别、易燃性鉴别和反应性鉴别方法标准, 并配套了相应的监测方法, 增加了有害成分的种类。极大地扩充了鉴别的范围, 更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 解决了原鉴别标准中的各项弊端。

第五, 鉴别体系兼顾了科学性与可行性, 名录中废物的确定以废物来源和工序为主, 只对可能出现争议的保留了专家鉴别。由于危险废物的管理成本远远高于一般废物,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 经济实力尚不强, 现行鉴别体系突出重点, 即保护环境, 又不超越我国承受能力。

第六, 鉴别体系很好地借鉴了发达国家地区和巴塞尔公约的危险废物鉴别体系框架的特点, 很好地结合了我国生产、生活的实际。

3.2 现行危险废物鉴别体系存在的问题

相比原有的危险废物鉴别方法, 现行的危险废物鉴别体系在鉴别程序、鉴别方法、鉴别途径和成本控制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现行的危险废物鉴别体系是比较适合国情, 又行之有效, 基本可以满足当前固体废物管理的需要。但仍有一些方面有待探讨和完善。

首先, 就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而论, 了解危险废物的危害性比知道其精确的化学成分更为重要。这种危害不仅来源于危险废物原有的特性, 而且还与化学成分的含量有关。现有名录并未充分考虑危害成分的含量, 而只规定其来源。如此, 一些低含量危害成份的废物, 即使其不对环境造成危害却依然按照危险废物管理, 从而可能会出现不科学的保护过度问题。

其次, 新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较旧标准在内容、方法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目前, 我国危险废物鉴别标准的范围仍然有限, 仅限于腐蚀性鉴别、毒性鉴别、易燃性鉴别、反应性鉴别, 没有爆炸性鉴别和传染性鉴别。因此不能鉴别全部特性。同时, 在实践中往往缺乏足够的、对应的监测技术, 尤其难以保证取样和采样时的代表性。

第三, 标准鉴别法受研究方法、科学技术手段以及认识水平等因素的限制, 不可能制定出完备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有些废物对人类健康或生态环境造成危害, 但现有技术条件下, 尚不能鉴别其危险特性或检测出危险组分, 也就是不能排除其具有危险特性。

第四, 目录存在两种并存现象, 《危险废物名录》和《医疗废物分类目录》对医疗废物的划分和归类不一致, 在内容上交叉, 完整程度不同。从目前来看, 两个名录即不属于并列关系, 也不属于包含关系, 而且两个名录都有法律效力, 如此, 不利于对医疗类危险废物的统计和管理。

4 结论与建议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危险废物管理技术体系的建设, 经过十几年的尝试、探索和研究, 我国的危险废物鉴别技术体系已基本完善。自2007年来, 对《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及配套的一系列检测方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并出台了《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形成了完整的新危险废物鉴别体系。结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情, 确立了将废物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标准和原则。鉴别体系已形成了已名录鉴别为主, 特性鉴别为辅;检测标准为依据, 专家鉴定为补充的新体系, 实现了废物鉴别技术的突破。

《危险废物名录》应将医疗废物按不同类型全部列入, 使《医疗废物名录》合并其中, 不再出现两个名录并存的现象;应尽快出台申请危险废物豁免的程序和技术规范;加大研究名录和鉴别标准范畴之外有害废物的研究工作, 扩大规范鉴别范围;进一步研究危险废物鉴别中的混合和衍生规则, 使其更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危险废物的鉴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和科技条件下有不同的要求和鉴别手段, 因此现行的危险废物鉴别体系在名录、标准、检测方法、取样各方面仍需持续的补充、修改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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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段华波.危险废物浸出毒性鉴别理论和方法研究[D].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硕士) , 2006, (04)

[6]李金惠, 聂永丰, 白庆中.中国固体废物法规体系框架分析[J]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

中国式危险 篇2

中国暴雨泥石流危险性区划

摘要：泥石流是一种典型的突发性泥沙灾害,而中国是暴雨泥石流多发的国家之一.基于全国县市行政区的暴雨泥石流形成条件数据,运用突发性泥沙灾害危险性快速区划方法可以有效地进行中国暴雨泥石流危险性区划.区划结果按照泥石流危险度分为高、较高、中、较低、低五类区.文中对区划结果的合理性进行了解释,通过敏感性分析说明了该方法的.稳定性,最后将区划结果与采用其他区划方法获得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并通过相似性和t-检验间接验证了该方法的准确性.作 者：刘仁志 倪晋仁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环境工程系,水沙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100871期 刊：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 ISTICEI Journal：JOURNAL OF BAS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年，卷(期)：,12(4)分类号：X43关键词：暴雨泥石流 危险度 评价 中国

外企“去中国化”相当危险 篇3

所谓“去中国化”是指外企把设在中国的公司定义为单纯的销售部门，简单地向美国总部下达的销售任务负责。而外企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公民的义务，以及中国消费者的特殊需求、企业在中国的形象、企业与中国社会共同发展等等全都被抛到太平洋里去了。

也许，“去中国化”的理念与全球化有关。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全球化将导致全球同质化，或者说地球上的其他部分在全球化进程中必然越来越像美国，一如二战以来欧洲的情况一样。所以只要在美国总部，由最了解美国的高管们制定战略、开发产品、确定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全球统一部署，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分公司只管销售就行。

这种想法有点孩子气，听起来很“美国”。

近来，执行“去中国化”方针的外企困扰不断，先有家电下乡，后有绿坝等事件。最近，又有人对外企在华环境政策提出批评。为什么美国总部的人没能预见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为什么美国总部制定的战略出现了这样的漏洞呢？

中国的面积和美国差不多大，人口比美国多得多，GDP增长比美国快得多，历史比美国长得多。至于世界上其他地方会不会越来越像美国，我们不能断言，但是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中国绝对不会”！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已走出跟随的阴影，越来越具有独立的发展主张。中国是一个有着完整自主工业体系的大国，已经走向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和全面小康。一方面，中国已形成了一些基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价值观和文化的独立需求，比如打击黄色和低俗文化、家电下乡、中国式审美、中国式用机体验、国家安全等等。另一方面，中国自已的工业体系早晚一定会在中国日益强盛的独立需求的引导下发展成世界第一流的产业体系。特别是最近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产业整合的新态势更会加快这一进程。从总体上看，对这一进程，“去中国化”的外企们只能瞪眼看着，干着急。

“去中国化”的外企们会与这一进程越来越不和谐。总不能把在中国的每一次委屈都向美国总统哭诉一回吧？头一回奥巴马先生还会出下面，以后奥巴马先生也会烦的。这些外企们还好意思老找总统哭不成？

等着吧。做上网本，你们支持TD、CDMA2000，还是WCDMA呢？中国“土造”的数字电视标准CMMB你们怎么办呢？中国“土造”的AVS、中国“土造”的北斗全球定位、中国“土造”的龙芯、中国“土造”的TD-LTE，以及中国的环境政策、中国的政府采购政策、中国拉动内需的新政策等等，还有好多好多事都会让这些外企格外难受的。

可以预言，“去中国化”的外企们在中国的日子会越过越紧。与美国较为同质的区域和行业，以及跨国企业驻华分枝机构是“去中国化”外企最后的据点。当中国本土工业体系发展壮大起来以后，这些据点也是保不住的。

中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法规跟踪研究 篇4

现有的化学品, 尤其是危险化学品在生产、存储、销售、运输、使用以及作为废物处置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 因为误用、滥用、化学事故或处置不当, 会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威胁。因此, 加大对于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力度, 完善有关危险化学品的法律法规, 对于保障人类健康及生态环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介绍

1987年2月17日我国国务院发布了《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后经2002年和2011年两次修订。现行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591号) 于2011年2月16日国务院第14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自2011年12月1日起施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进一步加强了危险化学品在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等各个环节的安全管理, 修改完善了化学品登记制度, 对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建立许可制度, 并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还明确提出“危险化学品目录”的概念, 将其做为危险化学品的判断标准。《危险化学品目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公安、环境保护、卫生、质量监督检验检疫、交通运输、铁路、民用航空、农业主管部门, 根据化学品危险特性的鉴别和分类标准确定、公布, 并适时调整。

3 相关配套文件介绍

为全面贯彻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文件, 以支撑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3.1《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04年5月17日出台了《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令第10号) 。后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又组织对其进行了修订, 发布“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1号”, 自2011年12月1日起施行, “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第10号”同时废止。

新修订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明确了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的准入门槛, 从申请条件、颁证程序、延期和变更手续、法律责任等各个环节规范了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 并且明确了各级安全监管部门、企业和安全评价机构等相关各方的责任。

3.2《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

2012年7月1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3号) , 以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 规范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 为危险化学品事故预防和应急救援提供技术、信息支持。该办法自2012年8月1日起施行, 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2002年10月8日公布的《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 (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令第35号) 同时废止。全国危险化学品登记的监督管理工作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整体负责。

此次修订的主要体现在五方面:

(1) 将危险化学品登记的主体调整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口企业。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使用单位不再进行登记。

(2) 细化了危险化学品登记的具体内容;

(3) 完善了危险化学品登记的程序;

(4) 规范了登记企业的应急咨询服务;

(5) 增加了监督管理要求。

3.3《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于2012年7月17日公布《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5号) , 该办法自2012年9月1日起施行。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2002年10月8日公布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此次修订主要在适用范围、许可权限、发证条件、与安全生产标准化的衔接、经营许可证的变更、行政处罚等方面进行了调整。该办法的制订与颁布实施将进一步规范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及监督管理工作, 有利于从源头上消除安全监管漏洞, 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有效防范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进一步促进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好转。

3.4《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管理办法》

新修订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591号) 明确规定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应当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并对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安全条件提出了的要求。为贯彻落实这一要求, 切实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于2012年11月16日发布《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7号) , 该办法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管理办法》在相关法律法规框架下, 参照《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针对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的实际特点, 明确了适用范围及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准入门槛, 从申请条件、颁证程序、延期和变更手续、法律责任等各个环节规范了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颁发管理, 并且明确了各级安全监管部门、企业和安全评价机构等相关各方的责任。

4 总结

从整体来看, 我国化学品管理法规体系正在不断健全, 有关化学品的管理也逐渐规范, 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配套标准等相继颁布, 详见表1。然而, 我国在化学品管理立法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目前的化学品管理法规体系较为复杂, 缺乏一部化学品管理的综合性法规, 并且各法规具体规定如何处理与其他立法适用关系的内容不足, 法规之间的衔接性有待进一步的加强。

摘要：为加强危险化学品管理, 我国于2011年2月16日通过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并相继颁布一系列的配套实施文件。本文针对我国有关危险化学品的管理法规体系做了全面的分析。

关键词：危险化学品,管理,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1]毛岩.中国的化学品环境管理[J].毒理学杂志, 2007, 21 (6)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S].第591号, 2011

[3]杨海宁, 姚立丹.欧、美、日、中化学品管理法规现状及发展趋势[J].石油商技, 2009, 2 (74)

中国式危险 篇5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直面“四个考验”，防范“四个危险”，是全党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

一、对“四个考验”要有充分准备

（一）执政考验

执政考验，核心就是能否长期执政下去的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先生有段著名的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对话中，黄炎培先生提出了长期执政所面临的3 种危险：一是政怠宦成，二是人亡政息，三是求荣取辱。所谓政怠宦成，就是天下承平日久，立国初期那种万众一心、励精图治的劲头就慢慢消失了。久而久之，政府的官僚主义日益严重，社会风气骄奢淫逸，国家肌体也就日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所谓人亡政息，就是国家的政治清明与否、经济繁荣与否、文化发达与否、社会安定与否，都系于核心执政者一人。所谓求荣取辱，就是动机与效果严重背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成就显著，但长期执政的考验依然严峻。一些地方官僚主义、腐败问题突出，就是政怠宦成；一些地方一把手的能力、作风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就容易“人亡政息”；一些地方违反客观规律“欲速不达”，或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即是“求荣取辱”。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都与封建专制和人治有关，其解决之道唯有民主这条路可走。所以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将国家政治运行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民主轨道，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改革开放考验

改革开放考验，核心就是能否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问题。改革开放30 余年，成就有目共睹，但在此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正确认识新情况新问题，但也有一部分人面对矛盾和问题，产生了怀疑情绪，将矛盾与问题归因于改革开放，对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持悲观态度。继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就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正确对待改革的不完善或缺陷，坚定改革的信念和勇气，振奋精神，迎难而上。当前，我国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人民群众对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改革有了新期待。全面推动各个领域的改革，考验我们党的勇气和智慧。如果说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在浅水区尚有石头可摸，现在进入深水区，难度、危险更大。深入推动改革开放，任重道远。

（三）市场经济考验

市场经济考验，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与我们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经过近20 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是在一些领域中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在一些地方政治资本与商业资本紧密结合形成“权贵经济”，不仅损害民营经济，而且损害国有经济，不仅挤压市场空间，而且有违社会公平。市场经济建设成果仍然面临巩固和完善的问题。市场经济价值观对党的思想作风产生很大冲击，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念，让极少数党员干部变得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乃至丧失道德底线；等价交换的原则，导致个别地方公权力部门化、私有化；拜金主义思想，让一部分人贪图享乐、奢靡腐化；个人主义盛行，让一些党员干部淡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漠视群众利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共产党员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应率先勤劳致富，率领群众共同致富，为群众致富提供服务。共产党员在经济发展中的先进性，应体现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同时，还必须有安贫乐道的精神。

此外，作为执政党，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根本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如何宣传群众、引导和关心群众，如何引进、利用和管理资本，不仅是一个处理矛盾的技术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制度问题，不仅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而且需要高超的实际驾驭能力。

（四）外部环境考验

外部环境考验，核心是如何统筹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问题。21 世纪头20 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冲击和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把握和运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但是有利于我继续发展的局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意义。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之争不再那样泾渭分明了，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西化”和“分化”的图谋始终未变，并且呈现出更加隐蔽的特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渗透多管齐下。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审时度势、未雨绸缪、积极做好应对准备，必须保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二、对“四个危险”要有清醒认识

（一）精神懈怠的危险

创业难，守成亦难。和平时期，最大的危险就是懈怠。长期执政、稳定执政让党内一些同志淡忘了忧患意识，取得的成就让党内一些同志有了自满意识，灯红酒绿的环境让一些党员干部迷失了自我。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由早期执政到长期执政，必须高度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批示印发《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以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由胜利迅速走向失败的教训教育全党，防止重蹈覆辙。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即率领政治局同志重访西柏坡，要求全党同志牢记“两个务必”。这次明确提出党面临精神懈怠的危险，也是向全党同志敲响一记警钟。

（二）能力不足的危险

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总体看，广大党员干部的能力和素质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这也是我们党能够战胜来自经济、政治领域和自然界风险挑战的根本所在、依托所在。但是，面对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一部分党员干部能力仍显不足。有的动手能力差，纸上谈兵、头头是道，真刀真枪、左支右绌，喜欢讲空洞的道理，做不到理论联系实际；有的适应能力差，老情况老问题可以应付，新情况新问题难以应对，常规工作可以完成，突发事件难以掌控，简单局面勉强支撑，复杂局面难以驾驭；有的创新能力差，新的社会矛盾找不到解决之道，新的社会症结找不到疏通之道，新的社会关系找不到协调之道，新的社会趋势找不到引导之道。

1939 年，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今天，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实践，我们很多党员干部也同样面临本领恐慌。有恐慌，也是好事情，他就会努力提高本领、战胜恐慌。害怕的是有些同志明明缺少本领，还安之若素，宁愿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里做一个故步自封的人。这不仅是对党不负责，也是对自身的不负责。

（三）脱离群众的危险

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基本政治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我们党历来有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但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有的党员干部不自觉成为了资本的代言人，有的甚至站在了群众的对立面，在拆迁、征地、企业兼并、环境保护等方面，扮演了资本的清道夫、急先锋，伤害群众利益、群众感情。有的干部片面强调区域利益，忽视群众的具体利益，方法简单，作风粗暴，处理不好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地方开展工作不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较多依赖行政手段推行决策，惯于发号施令，甚至在遇到阻力时随意动用强制性力量。有的党员干部考察调研像是作秀，踩点彩排，听不到真话，前呼后拥，看不到百姓。有的地方“乡里干部住县里、县里干部住市里、市里干部住省里”，“干部见不到群众、群众见不到干部”，与群众渐行渐远。

究其原因，有官本位思想严重的问题，有宗旨意识淡薄的问题，有与群众感情不深的问题，有民主意识欠缺的问题，也有制度不健全的因素。继续深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让群众对党员干部的选拔任用有更多发言权、监督权，是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的治本之策。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的一些制度性安排，如干部下乡“蹲点”，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干部到基层任职，家属必须随行落户；市县党委每年都要组织一次“三级干部会议”，统一思想，部署工作，整顿作风等，也不妨创新性传承。

（四）消极腐败的危险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对消极腐败行为深恶痛绝；我们党执政后，一直对惩治腐败现象决不手软。党在处理腐败问题上的严明、公正，增强了党的团结，维护了党的威信。但是毋庸讳言，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大案、要案、窝案多发，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十分恶劣。权力寻租、裙带关系、圈子文化等扰乱正常的经济、政治秩序，加重弱势群体的不公平感、被剥夺感，助长仇富、仇官情结。大多数腐败官员都涉及金钱美色、道德败坏等问题，而他们在位时无不正襟危坐，时刻把理想信念挂在嘴边，这严重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公信力，而且对社会诚信和道德建设产生负面影响。

1949 年3 月，毛泽东把党即将掌握全国政权形容为进京赶考。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的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全党必须警钟长鸣，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三、居安思危，迎接挑战

（一）要坚定信心，直面“四个考验”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浓墨重彩总结辉煌成就、描绘美好未来，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坚定全党的信心，鼓舞全党的斗志。我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应做到三个“坚定信心”、三个“绝不倒退”：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推进改革开放绝不倒退，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绝不倒退，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倒退。这样，就夯实了正确认识的根基，清除了思想上的障碍。

（二）要坚定理想，防范“四个危险”

党的战斗力来自于党的凝聚力，党的凝聚力来自于共同的理想、信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忠诚。当前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党性教育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理想不够坚定、忠诚度不够高、责任心不够强等问题也较为普遍地存在。习近平同志在出席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庆祝建党90 周年座谈会时强调：“共产党员要志存高远，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并把这种远大理想落实到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做好当前的本职工作上，努力成为坚定理想信念的先锋模范。”此乃有的放矢。

（三）要改革创新，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中国式危险 篇6

普通人不可能像会计出身的胡润那样，从数字里嗅出“富翁的味道”，甚至很难读懂一份专业的财务报表。所以，我们试图越过财富的数字，从企业家创富路径，看看他们内心的风景。

扑面而来的“争议”

“万科的LOGO”王石一直很偶像，可2008年这个“最令人尊敬的企业家”陷入了“负担门”风波，他健康、公益、富有责任心的形象，第一次受到公众质疑。

“企业给地震捐两百万是合适的”、“慈善不能成为企业负担”的言论，引发了他个人信誉最大的次生灾害。数周内，他进入了自己痛苦的“汶川时间”。网友“不管你征服多少座高峰，你的心灵却高不过一座坟头”的批评，让这个胡子拉碴儿的硬汉不得不承认自己依然很“青涩”。

他的错误是，在不合适的时间表达出的慈善理念，触及了公众的主流价值底线。

当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宣布，因为金融危机，业绩不佳，其董事长兼总裁爱德华·李迪将仅领取1美元年薪时，想象力再贫乏的人都会联想到，坊间怨声载道的拿天价年薪6616万元之巨、每天收入18.12万元的马明哲。

1美元和6616万人民币深深刺痛着“中国国情”。

苦孩子出身、戴18元“蒙牛领带”的实干家牛根生，他“经营企业就是经营人心”的企业理念、他“裹尸布没有口袋”的裸捐行为，曾感动了整个中国。但三聚氰胺让这个“把奶卖到太空”的牛根生，坐上了舆论的“神舟5号”，陷入争议的漩涡。他电视上大讲“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的形象被颠覆，一夜间这个圈内的老大哥，被公众挂上沉重的道德十字架。

“蒙牛陷入了最危险的时刻”。

显然，这个掉进质量“陷阱”的牛根生，忘记了杰克·韦尔奇的忠告：你要变成质量问题的疯子，否则质量问题将把你变成疯子。

至今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技术疯子”任正非，被称为“一头狮子带领一群绵羊，准能战胜一只绵羊带领的一群狮子”的那头“狮子”，同样难逃媒体的责难。

尽管任正非和他的华为成为中国企业30年的一个另类符号，他用军事企业管理理念，用毛泽东兵法治商、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把华为带向世界，战功赫赫，可华为员工自杀事件、辞职风波、劳工问题，让这个“最优秀的企业家”又担上“最冷血的企业家”名号。

人们一边为任正非的决断力叫好，一边反思他的狼性、狮性文化。

甚至有人将法国企业界的一句名言送给“榨干机”任正非：“爱你的员工吧，他会百倍地爱你的企业。”

很阳光、很“姚明传奇”、很“白马王子”的李彦宏，不惑之年也遭遇了事业深度危机。因为“三鹿公关百度事件”，“央视曝光竞价排名丑闻”，“百度涉黄风波”，他被称为“互联网三聚氰胺的炮制者”。这个最懂中国国情的搜索引擎人，被斥为“最懂中国潜规则和最擅长中国潜规则的人”。

一夜间，这个“宏粉”无数、又红又专的IT界最富有的人，成了“灰色地带掘金的灰色人物”。

不得不提中国首富黄光裕那颗凌厉的光头，它曾经被称作圈内最智慧的头，可事发后，被证明那“不是高僧的光头，而是黑社会老大的光头”。因为操纵股价被拘捕，如同过山车一样，他的财富帝国跌进了有生以来最残酷的日子。他的“原罪”和“犯罪”，一股脑儿地被抛在了“并不健忘”的公众面前。

当这些公众眼中的企业家明星们突然“崩溃”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审视他们为何如此。

形象集体崩溃的背后

刚刚以英雄的姿态成为商业杂志的封面人物，却可能在几个月之后销声匿迹甚至沦为阶下囚。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如螃蟹般，一红就死。

为什么企业家的形象如此脆弱？中国有具有真正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吗？

在美国，每16个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欧洲，每2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日本，每3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而在中国，每200人中还找不到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人们不得不追问为什么我们鲜有真正的企业家。

黄光裕出了问题，有人说是不守规则惹的祸；李彦宏出了问题，有人说是股东要求利益回报逼的；牛根生出了问题，有人说真正的祸首是行业潜规则。但是，当黄光裕、李彦宏、牛根生这样一批人都出了问题时，谁能知道，那又是谁的错？难道是制度陷阱？

在这个陷阱密布的企业森林，朱新礼似乎是个异数。

尽管网上八成的网民反对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尽管他被骂为商界的“范跑跑”、“中华民族的叛徒”，滔天的“口水战”把商业事件升级成了民族道德事件，可他仍然坚持“把企业当儿子养、当猪卖”的企业理念，力排众议，以“上帝都动心的价格”把汇源出售给洋品牌。

这个农民执意脱下民族品牌这件“华丽却长有虱子的袍”，选择了一件能“过冬的棉袄”。

他的企业理念不为人左右，他很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他选择了从竞争激烈的下游销售产业退出，转向上游，回到果园，跟农民在一起，为果子找出路。他认为这是他的“蓝海”。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禁得起经济周期的下行趋势，找到自己的“蓝海”。严格地说，当下，少有企业家有恒定的企业精神和企业伦理。

为什么关于企业家的争议如此多。为什么商人与官员的界限如此混沌不清：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学者，而学者也像商人。

这都是“不确定”闹的。

经济学家张维迎把不确定性，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制度的不确定性)。把创新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制度的创新。

我们中国企业家很多时间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主要在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商业的创新。

没错，我们的很多企业家把才华过多地花费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上，正如“功夫在诗外”，稍有不慎，企业家就会掉进各种“陷阱”。在灰色地带打捞第一桶金，后来纵横股市的资本玩家黄光裕，就是典型的例子。

李彦宏何尝不是另一种“互联网上的投机者”？任正非不也是在劳工法律不完善的时候“狠榨一笔”吗？马明哲不也是钻了薪酬体制很“中国特色”的空子？

当制度存在陷阱时，我们没有理由抱怨唯利是图的“威尼斯商人”！

回归企业家精神本位

熊彼特说，企业家的职能本位是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汽车疯子”亨利·福特悬赏2.5万元，征求有办法让他在每一台汽车上节省一个螺钉和螺帽的人。正是这种没有止境的技术创新，让他拥有了汽车王国。

刘永行每生产出一种新的猪饲料，都要尝尝是什么味道，“这样我才知道猪吃了是什么味道。”这个听党的话、看政府的脸色做事、从不钻政策空子的“常青树“，始终在危难时刻，能让家族生意避开政策调控的锋芒。他远离官场的潜规则，把最大的精力放在实业创新。他与黄光裕同样被称为“首富”，却有不同的路径。

张维迎断言：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

纷争的2008，让很多人看到回归企业家精神本位的刻不容缓。这一年，一条启示录是：全心全意经营企业，而不是刻意地去经营企业家自己。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根本没有成功这一回事，生命是一个过程，所有的成功不过是我们用以自鉴的镜像，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的是沧桑和衰老。

责任、财富良心、慈善是这几年的流行词，企业家的精神内涵半径在扩大。

可企业家精神终归是个“大词”，李嘉诚用他的行为作了注脚。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掉下一枚两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便会掉到坑渠里，便蹲下身欲拾取。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员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

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这枚两元硬币，让它滚到坑渠里，这枚两元硬币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员，值班员便可将之用去。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

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财富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

“裸捐”的比尔·盖茨认为，企业家只是穷人的信托人和上帝在人间的“财富管家”，积累财富不是为了一己，而要还给社会。

马云有言，做企业有三重境界，分别为生意人、商人和企业家：生意人是完全的利益驱动者，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商人重利轻离别，但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企业家是带着使命感要完成某种社会价值。如果一个人脑子里想的是钱，就永远不会成功，就永远不能成为企业家。只有当一个人想着去帮助别人，去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家发展做贡献的时候，才能真正成功。

马云这段有名的话，应和了管理大师德鲁克的理念。

有人问德鲁克：“我如何才能成功？”德鲁克回答说：“如果你不改变你提问的方式，那么你注定不会成功。”人又问：“我该如何提问呢？”德鲁克说：“只有你先问‘我该如何贡献你才能获得成功。”

显然，拿马云、德鲁克的尺子去量，我们少有真正的企业家。

也许，这个冬天，企业生存维艰，谈企业家精神本位，实在是件奢侈的事儿，活着才是头等大事。

中国式危险 篇7

关键词：子宫内膜癌,病例对照研究,危险因素,Meta分析

子宫内膜癌 (endometrial cancer, EC) 是最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 占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的20%~30%, 位于女性癌症发病率的第4位[1]。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该病与肥胖、代谢综合征、高血压、糖尿病、激素使用及遗传等因素有关, 但研究结果仍有较多不明确或不一致的地方。本研究通过收集2000年‐2015年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女性子宫内膜癌研究的相关文献, 对中国女性子宫内膜癌的危险因素进行Meta分析, 为中国女性子宫内膜癌的防治提供参考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以“子宫内膜癌”、“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为中文检索词, “endometrial cancer”、“risk factors”及“Chinese”为英文检索词检索中国期刊网 (CNKI) 、维普资讯网、万方科技期刊数据库、Medline及Pub Med等数据库收集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关于中国女性子宫内膜癌危险因素的研究文献, 并且辅以文献追溯方法, 追查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文献资料收集的时间为2000年1月1日‐2015年12月10日, 检索日期为2015年12月10日。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 (1) 研究设计为病例对照研究, 病例与对照均为中国女性;病例为经病理诊断的原发性子宫内膜癌患者, 对照为社区人群或同一医院的其他疾病患者或健康体检者; (2) 文献所提供的数据可以转化为OR值及95%CI; (3) 研究因素为与子宫内膜癌相关的危险因素, 如体重超重、生育史、哺乳史、饮酒、吸烟、肿瘤家族史及代谢综合征等; (4) 暴露的定义基本相似; (5) 有开展研究的地点和时间。排除标准: (1) 基于同一样本所作的同一研究因素的重复文献; (2) 质量较差、报道信息太少及无法利用的文献。最后纳入本Meta分析的文献共有18篇[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

1.3 统计学方法

按Meta分析的要求整理文献, 提取数据, 在Review Manager 5.0软件建立数据库, 并核校数据。以各研究的OR值作为效应指标。使用2检验对纳入的研究进行异质性检验, 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0, I2<50%) ,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合并分析, 反之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19]。比较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合并OR值及95%CI的差异, 进行敏感性分析。所有统计分析均在Review Manager 5.0统计软件中实现。

2 结果

2.1 纳入文献的一般特征

共检索出中国女性子宫内膜癌危险因素的相关文献373篇, 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进行剔除, 最终纳入18篇文献, 其中中文文献11篇, 英文文献7篇, 研究涉及国内7个省、直辖市, 其中15篇文献病例及对照数均>150人。所有文献均为病例对照研究, 其中1︰1配对病例对照研究3篇。见表1。

2.2 中国女性子宫内膜癌危险因素的Meta分析

经过异质性检验, 子宫内膜癌家族史、经常锻炼、绝经状态、哺乳史、激素替代疗法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HRT) 史、吸烟史及饮茶史具有同质性 (P>0.10, I2<50%) ,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fixed effects model, FE model) ;高血压、体重超重或肥胖、糖尿病、恶性肿瘤家族史、宫内节育器使用史、生育史、口服避孕药史及饮酒史具有异质性 (P<0.10, I2>50%) ,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random effects model, RE model) 。经Meta分析, 合并效应指标结果表明, 子宫内膜癌家族史、高血压、体重超重或肥胖、糖尿病及恶性肿瘤家族史是子宫内膜癌的危险因素, 宫内节育器使用史、生育史、口服避孕药史、饮酒史、经常锻炼及绝经状态是子宫内膜癌的保护因素。哺乳史、HRT史、吸烟史及饮茶史合并效应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2.3 敏感性分析

本研究对中国女性子宫内膜癌发病危险因素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其合并OR值及95%CI, 各因素两种模型的结果都非常接近, 表明本研究的合并结果基本可靠, 见表3。

注: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效应指标为ORFE;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效应指标为ORRE。

3 讨论

子宫内膜癌是多因素的多发疾病, 其发病与内外源性雌激素、肥胖、月经史、生育史及生活方式等因素有关。国内外开展了大量研究探讨影响子宫内膜癌发病的危险因素, 但不同的研究所得到的危险因素结果不尽一致。本文收集了2000年以来在国内外发表的最新的有关中国女性子宫内膜癌危险因素的研究文献, 较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女性各种危险因素与子宫内膜癌发病风险的联系强度。Meta分析结果表明, 子宫内膜癌家族史、高血压、体重超重或肥胖、糖尿病及恶性肿瘤家族史是子宫内膜癌的危险因素, 其中子宫内膜癌家族史的合并OR值最高 (OR=3.28) 。宫内节育器使用史、生育史、口服避孕药史、饮酒史、经常锻炼及绝经状态是子宫内膜癌的保护因素。而哺乳史、HRT用药史、吸烟史及饮茶史与子宫内膜癌的联系无统计学意义。

EC发病率有地区、种族差异, 以北美、北欧地区发病率最高, 亚洲日本、印度等地区发病率较低[20]。本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子宫内膜癌家族史、恶性肿瘤家族史均是子宫内膜癌的危险因素, 其中子宫内膜癌家族史在各危险因素中合并OR值最高 (OR=3.28) 。高血压、糖尿病及肥胖被称为EC三联征, 本文分析结果也显示高血压、糖尿病及体重超重或肥胖是子宫内膜癌的危险因素。

分析结果显示使用宫内节育器的发病风险较未使用宫内节育器者低, 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 但因纳入文献较少, 且这种关联的具体机制还不清楚[21], 尚需进一步研究证实。生育史是子宫内膜癌的保护因素, 可能与正常妊娠期间子宫内膜可免受雌激素的刺激呈现保护效应有关。本文Meta分析表明口服避孕药对子宫内膜癌具有保护作用, 最可能的生物学机制是通过孕激素抑制子宫内膜增生[20]。多数研究认为饮酒对子宫内膜有保护作用, 但目前饮酒与EC的关系尚不能通过激素途径加以解释。分析表明经常锻炼可降低子宫内膜癌的发病风险, 可能与经常锻炼可能降低体重或减少血清中雌酮的水平有关。

中国式危险 篇8

胆石症患病率受种族、民族、遗传、地理、饮食、行为等因素影响。我国1989年10.26万人B超普查显示患病率约6.27%[1]。1992年流行病学研究[3]表明, 胆石症患者急剧增加, 同十年前相比患者增加了2倍左右。

全世界胆石症发病率一直差异较大, 结石种类也有所不同。我国人群的发病率达9~10%, 自然人群发生率为7.8%[4]。调查[3]表明:胆石症患者收治率约占同期住院病人的11.5%, 发病呈逐年上升趋势。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膳食结构的改变, 胆石症 (尤其是胆固醇结石) 发病率居高不下, 甚至会迅速上升。

GD被喻为"4F"症, 即Female (女性) 、Forty (四十岁) 、Fertile (多次生育) 、Fat (肥胖) , 描绘了该病的高危人群。最初这只是一种临床印象, 后来已被很多流行病学研究所证实。胆石症的危险因素众多, 国内外学者已作了大量研究工作, 现针对我国调查研究情况, 将其各种危险因素归纳如下。

1 个体因素

年龄是胆石症的危险因素。随年龄增加, 胆石症患病率增高[5~8]。这是因为年龄与胆汁胆固醇饱和度正相关, 和胆酸及胆酸池大小负相关。胆石症常见于成年人和高年龄组。研究[5,6,9]表明, 40岁前后的胆囊结石及胆管结石患病率不同, 后者显著高于前者;老年期胆囊结石患病率明显比老年前期高[10], 考虑老年人群易出现胆囊功能紊乱, 胆汁过度浓缩、沉淀引起的。小儿胆石症患病率极低, 资料[7]显示近年有增加趋势, 可能受胆道畸形、胆道蛔虫及溶血、青春期等疾病和因素的影响。采用logistic回归[5]研究年龄和胆石症的关系 (OR=1.67, 95%CI 1.43~1.92) , 说明随年龄增加, GD患病危险增加, 女性中更明显, 其他病例对照研究[17]得相似结果。

国外研究曾指出40~60岁胆石症患者的五年发病率是低年龄组的四倍, 并认为高低发的分界线是40岁。国内报告[12~15]我国胆石病发病高峰为40~60岁, 个别地区[4,11]是50~60岁。20岁以前及60岁以后较少发病。此外, 国内人群GD高发年龄在不同时期有变动, 往往超过50岁。姚清深等人[16]在广西玉林地区研究, 结果高发年龄在八十年代前后五年分别是40~50岁和50~60岁, 后推10岁。另有回顾研究[7]提示:1981~1990 (前10年) 与1991~1999 (后9年) 比较, 胆囊结石和肝外胆管结石高发年龄不变, 均为51~60岁;肝内胆管结石提前10~20岁, 达31~40岁。该变化趋势与先天肝胆管畸形 (狭窄或扩张) 及并发感染, 或是生长激素升高似乎有关。个别研究[17]认为年龄越大, GD发病率越高。

性别是胆石症的危险因素, 患病危险女性比男性高。地区以及调查对象年龄构成不同, 性别患病率有差异, 但结论几乎一致。像我国很多地方[4,8,11,16,18]是以胆囊结石为主, 男女患病率比约为1:2。个别报道[7]该比例在不同年代有变化, 19年当中GD (胆囊结石和肝外胆管结石) 的性别患病率差异缩小, 最终男女患病率比达1:1.1。有的调查[7,9,15]显示男女患病率比为1:1.2左右。在少数民族地区比值较高[12,14]有的高达1:3.6。江苏农村[5]男女患病率之比约1:3.2 (OR=3.16, 95%CI2.12~4.42) 。胆石症多见于女性, 可能同女性特有的生理因素有关, 其中妊娠、怀孕次数多、高产次引起胆囊排空功能改变是主要原因。

很多研究表明肥胖是胆石症的危险因素。肥胖是最常见的营养失衡性疾病, 指进食热量多于消耗量并以脂肪形式储存在体内, 使体重超过标准体重20%, 体重指数≥25kg/m2。体重指数 (body mass index, BMI) :BMI=体重 (kg) /身高2 (cm2) , 是评价人体是否超重或肥胖的指标, 反映全身性肥胖程度。采用BMI作为评判体型的标准, 无论男女, 两者的关系比较明确[5,17,18,19,20,21,22,23,24]有剂量反应关系, 肥胖者更易形成胆石, 研究[5,17,22]还观察到对女性影响较大。长沙与海南[6,13]的调查进一步显示肥胖者易患胆囊结石, 消瘦者易患胆管结石, 推测是由于肝脏的胆固醇排出量增多, 易形成胆固醇结石。有报道[14,25]并不认同肥胖者GD的患病危险更高。传统上认为肥胖者胆囊的收缩性发生改变是导致胆石症危险性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

国外学者研究证实体重变化是胆石形成的又一因素。国内的研究[19]认为25岁以后体重明显增加能促使胆石形成 (OR=1.43, 95%CI 1.03~3.43) 。

职业和胆石症的关系, 各地有差异。九十年代初于杭州[9]研究发现:干部、工人患病率比农民高。贵州省[4]普查显示职员 (干部、教师) 、工人的患病率高于农民。长沙市[6]普查表明干部的胆囊结石患病率最高 (p<0.05) 。在青海藏族人群以家务劳动者最高, 牧民次之, 学生与喇嘛少[8], 提示和肝包虫病 (牧区居民最常见的一种寄生虫病) 有关系。广西[16]发现:八十年代玉林地区农民的患病率最高, 其中单纯胆囊结石以城市人群为主, 农民较少, 胆管结石的城乡差异不明显。海南[13]调查到城市和农村患者胆石分布部位明显不同, 城镇患者胆囊结石多, 农村患者以胆管结石多见。其他[7]报道有农民的患病率最高, 随时间推移, 结石的部位和成分发生改变。职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生活状况、工作条件、营养水平及卫生习惯等情况, 导致结石在人群的分布以及结石部位和成分的变化。

经济状况和胆石症的关系不确切。用人均收入表示经济状况, 卢榜裕[25]在研究中未见两者相关, 农村人群调查[5]结果一样。施云剑等人[18]认为二者相关 (OR=1.178, 95%CI1.098~1.264) 。原因可能和居民收入增加, 饮食习惯向高脂、高蛋白转变, 劳动及运动减少, 超重及肥胖人数增加等因素有联系。

贫血和胆石症的关系不确定。研究[25]认为血红蛋白量与胆管结石关系密切。郭少仁[26]报道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 (HS, 一种红细胞缺陷的溶血性贫血) 常并发GD。还有学者[21]认为胆石的发生与缺铁性贫血无关。血型和胆石症似乎存在某种联系, A型血型者易得GD[15]。文化程度和胆石症无关[5, 21]。

2 民族、家族聚集性

民族和胆石症。乌鲁木齐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以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俄罗斯、锡伯族等民族为主, 研究[22]发现当地少数民族胆囊结石患病率高于汉族 (p<0.01)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调查[12,14]显示, 回汉患病率之比为1:5~6, 汉族多于回族。各民族GD患病率的差异, 往往跟饮食习惯和食物结构有关, 至于是否受遗传因素影响尚待进一步观察研究。

胆石症呈现家族聚集性。研究者[26]报道了典型案例。资料[6]显示, 胆囊结石中有遗传家族史的约占6.07%。顾宏亮[5]认为胆石症家族史是GD的危险因素 (OR=3.43, 95%CI2.09~5.64) , 其中男性OR=2.81 (95%CI1.06~7.48) , 女性OR=3.35 (95%CI2.00~6.34) 。陶太珍、杨松等[27,28]发现该病有家族聚集性, 可能是一种多基因遗传性疾病, GD患者的一级亲属患病率为对照的2倍 (p<0.05) , 遗传因素对男性的作用大于女性, 而一级亲属患病率是女性超过男性。合肥市[29]的研究表明GD家族史与女性胆囊结石发生有关, 而有研究者[17]认为无关。产生家族聚集性的原因可能是具有相似的生活环境或遗传因素。

3 行为因素

锻炼和胆石症的关系。调查者[18]将体力劳动分4级代表运动量大小, 提示锻炼可以降低胆石形成的危险, 运动量过少是GD的危险因素。锻炼能消耗较多的能量, 防止肥胖。张冬梅、谈永飞[19,21]研究中没有发现体力活动和GD相关。

烟酒茶和胆石症。多人[5,19,21]发现吸烟和胆石症无关。饮酒也同GD无关[5,20], 梁酉[31]认为饮酒会增加胆石发生, 相反有人[21]提出饮酒可能是GD的保护因素。饮茶和胆石症有正关联[21] (OR=2.1304) , 顾宏亮[5]特别指出饮茶与男性GD发生相关。

施云剑等人[18,30]赞同多饮白开水利于胆石症防治。在农村的研究[5]发现饮用深井水 (150cm) 可减少该病发生。

空腹时间和胆石症。张冬梅等人[19]指出女性夜间22时以前就寝可能是胆石症的危险因素。调查[30]揭示:注意饮食结构, 合理安排一日三餐, 营养平衡者少有胆石病, 不吃早餐者危险性增加。现普遍认为不良饮食习惯 (餐次、饮食规律) 和胆石症间接联系, 直接原因是空腹时间过长。空腹会造成胆酸分泌量下降, 而胆固醇的分泌没有变化, 可能增加患胆囊结石的机会。

4 药物因素

药源性胆石症是个老问题, 如甾体类避孕药、雌二醇、孕酮、红霉素等药都会导致胆石形成。病例对照研究[19]发现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降脂药、扩血管药) 和胆石发生正关联。可能是增加胆汁胆固醇饱和度及影响胆囊的收缩而成石。有资料[32]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胆囊结石患病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 除受八肽胆囊收缩素 (cck-8) 含量低下或功能不足影响, 同服用抗精神病药物 (如酚噻嗪类、二苯氧氨平类药物) 及并用的抗胆碱药物有很大关系。解痉药主要是解除平滑肌痉挛来缓解疼痛等症状, 谈永飞[21]认为服解痉药物史和胆石症发生负相关 (OR=0.1481, 95%CI0.0284~0.7713) , 推测因胆道平滑肌扩张后有利于胆石排出。

5 饮食因素

调查[31]荤素食两组人群, 荤菜食用者胆石发生率高 (p<0.005, RR=7.49) 。蔬菜纤维的摄入不足及胆固醇过量摄入是主要原因。研究[6,13]还提示胆囊结石者喜食肉类, 胆管结石者以素食为主。有的调查[19]未发现肉食和GD相关, 施云剑[18]指出膳食纤维不会减少胆石症的发生。

在不同地区[22,30]高脂、高糖、高蛋白、高能量饮食和胆石形成有关。顾宏亮等[5,25]指出, 长期食用动物脂肪 (如猪油) 会增加患胆管结石机会。有学者[17,23,29]提出女性的高脂饮食和GD有联系, 素食是保护因素。张方振[23]认为女性GD与高糖饮食无关;男性GD和高糖摄入负相关而同高脂饮食无关。个别报道[21]高脂、高糖和胆石症无关, 南通[18]的调查则认为与高脂、高蛋白无关系, 研究者[19]还提出晚餐以荤菜为主可减少胆石的形成, 被认为与空腹期缩短有关系。一般以为, 脂类食物是胆石的罪魁祸首, 但长期吃素也是一大隐患。长期素食使人体卵磷脂摄入不足, 从而妨碍胆汁酸的吸收, 胆盐浓度下降, 胆固醇析出, 逐渐形成结石。豆类和胆石症的关系不确定, 谈永飞[21]表示豆制品摄入量和胆石形成正相关, 与张冬梅[19]观点不同, 卢榜裕[25]认为低蛋白饮食是广西胆管结石的主要危险因素。可能是豆类的种子及芽菜在胆石形成中具有相反的作用引起。

钙和胆石症。金属离子Ca与结石形成关系密切, 原因似和钙离子沉淀有关。钙的摄入和胆石发生负相关, 钙能够阻止结肠二级胆盐的再吸收。有报道[21]GD患者的血钙浓度与对照无差别。

6 女性因素

高产次是胆石症的危险因素。分析[5]以为两者相关 (OR=1.38, 95%CI1.02~1.92) 。也有研究[17]表明高产次和GD无联系, 与初次分娩年龄密切相关, 20岁前分娩为危险因素。

怀孕会增加胆石患病可能。陈苏宁等[34]的研究显示中晚期妊娠妇女是好发人群。随怀孕时间增加, 胆囊逐渐增大, 胆汁胆固醇饱和、胆囊张力下降致使胆汁淤积等因素, 易于结石形成。随怀孕次数增加, 危险性加大。文献报道[23], 同未怀孕者相比, 怀孕1~3次OR=2.52, 怀孕4次及以上者OR值是4.12。张冬梅[19]同样证明了多次妊娠是女性GD的危险因素, 孕次>3次OR=1.71 (95%CI1.26~3.09) 。农村调查[5]结果相同。可能因怀孕时体内激素水平改变所致。有人[17]也提出, 怀孕次数和GD无显著关联。

月经周期及初潮年龄和胆石症的关系不确切。月经规律性、初潮年龄和GD发生无关[17,19]。绝经妇女[5,19]危险性高, 并和绝经时间正相关, 绝经年数>5年, OR=2.67 (95%CI1.75~5.00) 。妇女绝经后, 雌激素水平下降, 以雌酮为主, 可提高胆汁中胆固醇饱和度, 利于形成结石。

另外, 口服避孕药、流产、哺乳和胆石症的关系不确定。我国学者[19]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均未发现有关联。

7 胆石症相关的疾病

大量文献报道肝硬化患者的GD患病率高于非肝硬化者。国外肝硬化患者GD发生率比一般人群高2倍[35]。因观察对象年龄、性别、病因不同, 肝硬化病人GD患病率有差异。国内报道[36~39]肝硬化病人中约13.7%~33.1%伴有胆石症, 是对照组的3倍, 且肝功能损害程度和胆石形成有关, 失代偿期肝硬化病人的GD患病率明显高于代偿期肝硬化病人。研究者[38]还提出男性肝硬化病人更易患GD。薛焕俊[37]发现肝炎肝硬化组和对照组的GD患病率同年龄正相关。女性更突出, 但肝炎肝硬化组内无性别差异。崔春吉[36]也认为肝硬化合并GD与年龄有关。肝硬化病人易形成胆石, 其原因主要是胆红素、胆汁酸、白蛋白代谢紊乱。

肝炎病毒感染和胆石症有关。研究显示乙型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是GD的危险因素[39,40], 个别报道[23]既往肝病史对胆石病发生无明显影响。

原发性肝癌术后, GD发生率升高[41]。分析是术前危险因素 (肝炎病毒感染、肝硬化等) 、机械因素等引起胆囊收缩功能减退、胆汁淤积、胆汁成分改变成石。

胃切除术后, 患者容易并发GD[5]。这主要在于胆囊收缩功能的改变, 此种改变又和胃切除术后的神经、体液、机械因素等变化有关。

糖尿病 (特别是Ⅱ型糖尿病) 病人GD患病率明显高于对照[17,42]。研究者[42]还指出女性糖尿病患者GD患病率比男性高 (p<0.05) 。糖尿病引起GD的可能原因:胆囊收缩功能降低;Ⅱ型糖尿病还与肥胖、高胰岛素血症、血脂紊乱和自主神经病变正相关, 与胰岛素敏感指数 (ISI) 负相关。

多数结石含胆固醇, 且胆固醇饱和指数与血脂关系密切, 故常讨论血脂和胆石症的关系。多数研究[11,31]表明高脂血症是GD的危险因素。文献[17]提出GD患者总胆固醇 (TC) 、甘油三酯 (TG) 含量高, 高密度脂蛋白 (HDL) 无差异。研究者认为女性GD的危险因素包括[29]:TC、TG、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VLDL-C) 。农村的调查[5]表明高胆固醇和胆石发生正相关 (OR=1.63 95%CI 1.02~2.80) , 同TG、HDL不相关。胆囊结石一般为胆固醇结石, 其患者TG大多增高。谈永飞、杨松、刘嘉林[21,24,33]发现GD患者的TG明显比对照高, 而TC无差异 (p<0.05)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 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 同GD间的关系不明确。杨松[24]指出GD组HDL-C高于对照 (p<0.05) , LDL-C差异不明显;刘嘉林[33]研究显示GD组HDL-C与LDL-C均比对照低 (p<0.05) ;程中应[2]的结论是GD组HDL-C明显比健康者低, LDL-C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1) ;谈永飞[21]则认为二者都和胆石症无关。个别文献报道[23]高血脂同GD没有关系, 有调查[6]显示:GD组TG水平低于对照 (p<0.05) , 其中胆囊结石伴有高胆固醇血症者明显高于对照, 而胆管结石者胆固醇含量低于对照组。

其他疾病:胆囊炎、消化性溃疡、心血管疾病 (心绞痛、心肌梗塞、冠心病等) 、脊髓损伤、寄生虫病 (蛔虫、血吸虫、华支睾吸虫) 、大肠癌等和胆石症的关系均有报道。

摘要：本文综述近年我国流行病学研究有关胆石症相关危险因素的调查结果。胆石症的发病呈现上升趋势, 结石类型和发生部位也出现变化。机体因素、行为因素、膳食因素等都和胆石症发生有关。作为人群常见病和多发病, 胆石症具有分布广泛, 危害严重的特征, 其病因复杂, 我们应采取综合预防措施, 保护和促进大众健康。

中国式危险 篇9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研究所围绕危险化学品、石油化工企业及化工园区, 开展化学品危险性分析、石油化工企业定量风险评价、化工园区区域性安全评价及安全规划、应急预案编制、应急演练策划、事故模拟仿真等方向的理论研究、技术推广与相关软硬件系统的研发;设有化学品危险性分析与鉴定、事故模拟仿真与风险评估等实验室, 配有先进的分析仪器与仿真模拟软件;协助总局开展危险化学品相关法规及标准起草, 参与重大事故调查技术分析, 辅助建设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政务系统。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研究所已开展国家“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科技攻关计划或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资金项目、科技部社会公益研究专项资金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总局重点项目的研究。研发了三维气体扩散及爆炸冲击波模拟软件 (Flacs) 、受限空间气体爆炸和冲击波传播模拟软件 (AutoReaGas) 、定量风险评价软件 (SafetiTM) 、重大危险源区域定量风险评价软件 (CASST-QRA) 、化工园区安全规划与应急能力评估软件 (CASST-SPG) 、基于风险的检验评估软件 (OrbitOnshore) 等多项软件。

中国式危险 篇10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研究所围绕危险化学品、石油化工企业及化工园区, 开展化学品危险性分析、石油化工企业定量风险评价、化工园区区域性安全评价及安全规划、应急预案编制、应急演练策划、事故模拟仿真等方向的理论研究、技术推广与相关软硬件系统的研发;设有化学品危险性分析与鉴定、事故模拟仿真与风险评估等实验室, 配有先进的分析仪器与仿真模拟软件;协助总局开展危险化学品相关法规及标准起草, 参与重大事故调查技术分析, 辅助建设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政务系统。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研究所已开展国家“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科技攻关计划或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资金项目、科技部社会公益研究专项资金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总局重点项目的研究。研发了三维气体扩散及爆炸冲击波模拟软件 (Flacs) 、受限空间气体爆炸和冲击波传播模拟软件 (AutoReaGas) 、定量风险评价软件 (SafetiTM) 、重大危险源区域定量风险评价软件 (CASST-QRA) 、化工园区安全规划与应急能力评估软件 (CASST-SPG) 、基于风险的检验评估软件 (Orbit Onshore) 等多项软件。

中国式危险 篇11

[关键词]党的建设；群众路线；执政能力；作风建设；消极腐败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以来，与各种违法乱纪和贪污腐败行为进行着坚决不懈的斗争，制定和完善了诸多法律法规和规范条例，对这些严重侵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危害党的领导地位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打击。但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形势的复杂多变，一些更加隐蔽的消极腐败行为悄然滋生，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挥霍浪费财政公共资金的“三公”消费；由于官僚主义、违反民主科学决策原则而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决策失误；修建大而不当的政绩工程、豪华办公楼；以及其他各种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奢侈浪费、腐化堕落等行为。消极腐败现象所造成的财政公共资金的浪费，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以及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也严重地腐蚀了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党中央陆续出台了相关制度措施，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消极腐败行为予以坚决打击，这充分显示了党和国家在反对消极腐败上的明确态度和坚强决心。

一、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保证党的执政地位，化解消极腐败危险的先决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自身没有任何私利，它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国的执政党，并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多变，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执政环境更加复杂多样，既存在种种违法乱纪和贪污腐败行为，又面临消极腐败危险。对于执政党来讲，越是长期的执政越容易暴露种种桎梏和弊端，容易产生权力寻租和贪污腐化等行为，长此下去往往滋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就要求我们党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教育全党同志戒骄、戒躁，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教育全党同志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在全党范围内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坚决打击各种违法乱纪和贪污腐败行为，化解消极腐败危险，这是关乎我党能否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之梦的先决条件。

二、加强全党同志主观世界的改造，提高思想觉悟，是化解消极腐败危险的主观前提

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化解消极腐败危险，就要教育全党同志始终坚持改造主观世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要求在党的行动上做到知行统一、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就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此，应当要求全党各级各类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到工作一线，深入到基层，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俯下身子、下沉一级，全面了解和掌握所负责工作或者领域的真实情况，这样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和解决办法。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要求在党的行动上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时刻铭记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在中国共产党走过的九十多年风雨中，之所以取得中国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始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由此，我们应当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教育全党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改造主观世界，用科学的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决抵御西方错误和腐朽思潮的侵蚀，提高党员领导干部自身党性修养和思想意识，这是化解“消极腐败危险”的主观前提。

三、加强和改进党的工作作风，永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化解消极腐败危险的根本基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缔造者，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一个政党能不能兴旺发达、能不能长久执政，关键是看执政党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古训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是强调人民群众是执政的根基，是力量的源泉。因此，决定一个国家和执政党前途命运的是民心向背，是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好坏，而决定党群关系和民心向背的直接原因就是党的作风问题。如果一个执政党不为人民群众谋取福祉，不为人民群众服务，不懂得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不重视人民群众的诉求，那么就会失去民心，甚至引起社会动乱，最终危及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由此，我们应当教育和要求全党同志毫不动摇的坚持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党中央在全党范围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就是要求全党同志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深刻反省和查摆执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作风问题，要求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谋群众之所需，解群众之所困，办群众之所盼，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够真正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和信任。

四、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是化解消极腐败危险的重要保障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党所面临的执政环境更加纷繁复杂，党员领导干部的违法乱纪和消极腐败行为也更加多样和隐蔽，这就给我们的反腐倡廉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特别是消极腐败行为，其手段更加多样、方式更加隐蔽、危害更加深远。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应当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消极腐败体系各项制度为核心，以制约和化解消极腐败为重点，以提高惩治和预防消极腐败制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抓手，加强中央层面整体制度设计和规划布局，特别是抓紧针对新型消极腐败行为的突破和治理。我们应当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从工作实际出发，以科学合理、切实有效、方便操作为原则，把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统一于制度制定与执行的全过程之中，突出抓好针对消极腐败行为的界定、预防、化解和惩治的宣传教育、监督检查、责任追究和监控测评等机制的建设。健全与完善惩治和预防消极腐败制度执行与落实的各项保障机制，强化制度的执行、落实和监督，切实提高化解和惩治消极腐败行为体制机制和制度运行的实效性和针对性，逐步建成制度合理、程序严密、配套完备、切实有效的化解、预防和惩治消极腐败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

综上所述，消极腐败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形势的复杂多变所滋生的新型腐败方式和危险行为，这与党的性质和宗旨是背道而驰的。消极腐败危险影响了党的形象，损害了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因此，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消极腐败的严重危害性，找寻制约和预防消极腐败危险的着力点，探索惩治和预防消极腐败危险的现实路径，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坚定不移地贯彻群众路线，时刻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带领广大人民群众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本文系2013年度全国党校系统重点调研课题《中国共产党化解“消极腐败危险”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研究生部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赵菲

中国式危险 篇12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重大危险源监控与事故调查分析鉴定技术中心负责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重大工业事故预防与控制技术研究及成果推广应用;重大危险源辨识、评价、监控、监管、事故应急救援等相关软硬件系统研发与推广应用;安全监控系统、安全监控产品功能的安全检测与认证;重大危险源监控与监管相关法规、技术标准及规范的起草;开展全国重大危险源辨识与评价等技术基础工作, 为建立各级重大危险源监控、预警体系和重大工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决策与指挥提供技术支持;协助总局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重大事故技术分析与鉴定等。

中心建设的“重大危险源检测监控技术实验室”和“事故技术分析与测定实验室”, 目标是在重大危险源辨识与监控、重大及复杂事故鉴定与调查分析等方面具备承担安全生产基础性、关键技术研究和实验的能力, 具备为制修订安全技术标准、规范提供技术支撑的能力, 具备提供安全生产相关技术仲裁和服务的能力。

研发的软硬件产品如危险源监控预警主机、重大危险源风险评估与监控预警系统、重大危险源安全监管与应急辅助决策支持平台、安全生产事故分析管理系统等,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监局、广州市南沙 (小虎) 化工区、中石化华东石油局等政府部门和神华国华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和大型国有企业得到了成功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