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逻辑

中国式逻辑（共12篇）

中国式逻辑 篇1

怎样降低“超级国家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 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 重新界定财产权利。

改革的现实出发点

有一个认识是, 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 既得利益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壮大而壮大, 且很顽固, 于是改革就难了。但每个国家在每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 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问题是, 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特别顽固?

我的看法是, 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 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 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 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出现过一些超级大公司, 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 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 完全靠“看得见的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 那还是差十万八千里。

其实, 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都在互相比赛一件事情, 那就是纠错能力。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前提是决策要对。改革无非是系统性纠错。在一些关键领域不继续推进改革, 很多社会矛盾会连锁爆发。浏览最近的新闻, 一些负面事件让人心情沉重。这些事件反映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 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

以过去的经验推断, 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 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有某种间接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补贴到农户头上的还不算多, 但总量已不小。这对粮食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 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麻烦, 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土地转让权, 即土地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联系当下经济形势, 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 上山容易下山难, 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 但往下行时, 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搞改革, 难以摆开架势做最优的顶层设计, 因此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

怎样降低“超级国家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 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 重新界定财产权利。

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为什么对产权界定有感悟?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1980年, 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了一个农村研究小组, 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农民来说, 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的第一幕。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56年下半年, 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但当年那个主政的县委书记李云河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 遣返老家务农。包产到户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 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 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 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 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 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说明, 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 (产权与合约) 的意义。

200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土地承包法》, 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 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 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 “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 让人想起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我们可以说, 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 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一个合约?可是, 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清楚地界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 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 通常是模糊不清的。在中国的现实中, 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是不能分开的。

合约可经由再合约得到调整, 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 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 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套经由合约界定清晰产权的办法, 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 进而扩展到城市, 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述, 但邓小平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或许有人认为, 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这种批评轻视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 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都寸步难行。甚至, 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邓小平始终坚持一点, 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实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 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 但有了自科斯以来的经济学发展, 我发现, 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 包含着具有广泛适用性的道理, 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真正的秘诀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而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 则是基于重新界定产权对经济活动绩效带来的影响。

科斯与邓小平的“会面”

科斯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 是将交易费用引入了经济学分析。诚如他本人所言, 这固然算不上经济学高深理论的“创新”, 却“引起经济学理论, 至少是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结构的彻底变革”。在科学上, 从完全意识不到交易费用的存在, 到可以清楚地假定交易费用为零, 再到进入对“正交易费用世界”的研究和分析, 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层面。

正是交易费用的存在, 使得形形色色的交易规则、合约及其履行、组织、制度安排——或如科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演讲时统称的“生产的制度结构”, 成为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科斯把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学分析, 也就要求正统经济学理论分析制度的建立与运行, 发现作为限制条件的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一来, 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之后逐渐收窄的视野——核心部分甚至是仅关注价格决定的价格理论, 就得以重新扩展, 成为包括分析产业、市场、企业和其他组织、政府与国家, 以及一般的在制度约束下所有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 才是“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科斯经济学首先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力。这或许是因他提出交易费用概念的论文, 研究的是企业的性质, 经验基础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里的公司;他把交易费用假设为零, 并以此为台阶走向正交易费用的世界, 经验基础则是西方国家法治下侵权判案的司法实践。

当科斯的名字刚刚为中国人所知时, 中国的现实世界里既没有发达公司, 也缺乏法治传统, 也就是没有深入理解科斯经济学的经验基础。但科斯经济学包含另一个重要内容, 不易引起西方读者注意, 却引起中国经济学家和读者的高度关注。在那篇论述企业性质的著名论文里, 科斯问:在价格机制协调资源配置的市场里, 为什么存在靠权威下达命令来组织运行的企业?答案今天众所周知: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 通过形成一个组织, 并允许某个权威 (一个“企业家”) 来支配资源, 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科斯又问:既然企业可以节约市场运行成本, 那么, 是不是企业越大, 节约的交易费用越多, 经济就越有效率呢?如果废止了市场交易, 经济运行是不是就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了呢?科斯的回答是, 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同样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这是因为, 市场运行不免费, 价格机制不免费, 企业连同企业家下达命令、行使权威的协调方式, 也不免费。这就是科斯命名的“组织成本”。组织成本的存在, 限制了所能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的大小和范围。

在不经意间, 科斯就划清了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界限。简单地说, 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也是一种企业理论: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企业内的计划、权威和命令就扩大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权威与命令。由于不受企业组织成本的制约, 覆盖全局的权威、计划和命令再也无须为市场交易留下任何空间, 交易被消灭了, 交易费用自然也就消失了。

这样看, 中央计划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都出现明显的缺陷:前者完全意识不到计划、权威、命令的成本, 后者则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晰的概念。唯有科斯冷静地告诉我们, 那对立的两极共同思维方法, 是无视真实的成本限制。

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 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 而是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因此, 中国改革的出发点, 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 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的问题。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 (科斯) 离开了“看不见的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 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协调机制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 (邓小平) 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 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 就是改革的中国!如果科斯教授与邓小平真的有机会谋面, “他们可能会相互欣赏”——我大胆推断。

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其实, 唯有在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端, “交易费用为零”才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设。这是因为, 当市场交易被消灭时, 再也无所谓交易费用。经济付出的是另外一种成本, 即全盘经济的指令出错、资源遭遇错配的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

科斯分析的含义是, 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接近于零, 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这恰恰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征。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国家超级公司”的理论洞察力, 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这样看, 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 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 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

中国在实践中走出来的改革路子, 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 可以在科斯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 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 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 经济还是会因此而增长。在真实成本限制下, “用一个合约代替一系列合约”所能带来的节约是有限度的, 一旦超出限度, 得不偿失, 那就不妨试试“用一系列合约代替一个组织”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已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教条支配的社会科学的试验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分权改革中解体, 但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还充斥市场之中, 与私人产权、合约和企业一起参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简洁的概念来看, “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还有许多组合, 并都在继续发生变动。因此, 价格机制的范围、企业的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的边界, 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人们更喜欢称之为“中国奇迹”, 也刺激了理论家们的胆量, 以至于任何一种猜测出来的因果联系, 都可声称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不过, 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 我们可能还需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的了解, 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 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所以我的观点是, 正是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 才使中国有机会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综合起来, 早已存在的成本优势, 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 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 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 制度成本的大幅降低, 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真正的秘诀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而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 则是基于重新界定产权对经济活动绩效带来的影响。

中国式逻辑 篇2

——关于《中国的逻辑》的读书报告

中国，一个让国民对她又爱又恨的国度，爱她，在于她那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让人敬仰，恨她，则在于她那逐渐光鲜亮丽的外表下被试图遮掩却又暂时无法愈合的各种伤疤。她深受内伤，亟需我们的温柔抚慰，却更渴求一剂良药配方。中医学里讲究对症下药，而要找到根治祖**亲的良药，首先需要我们擦亮眼睛，看穿母亲的内伤来源和程度。

纵观形势者总爱跳出这个形势圈子来观天下，正应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道理。同样地，通过日本人的视角来看中国，或许也更为清晰。加藤嘉一的《中国的逻辑》，让人看后深感共鸣，却又心生无奈与惋惜。他是我们的第三只眼，通过第三只眼，我们可以看得更广、更深，也更透彻。他的视角之广阔，上至政府官员、北京奥运，下至农民工、普通路人，让我们从这位日本年轻人的笔下看到了更为全面的中国——这片我们深深地热爱的土地。

国民素质亟待提高

提起中国自然就会联想到礼仪之邦，只是，五千年后的中国依旧还是讲究礼仪的国度吗？我们一直对此深信不疑。若是如此，那为何外国旅游景点上会出现只有中文的告示牌，上面写着诸如“请不要随地吐痰”“请不要乱扔垃圾”这样的字眼。我们对此表示不满，但“吾日三省吾身”，我们是否学着反省一下自己？为何告示牌上只有中文而非英语或日语？其实，最大的罪魁祸首还是我们自己。总是忽略细

节，或是盲目从众。不礼貌也就由此产生。

最近流行的“中国式过马路”，不也是如此吗？红绿灯的摆设被我们视而不见，以及加藤嘉一在书中提到现在的师生关系，亦是如此。现在的校园早已没有了过去那种尊敬师长的浓重氛围。向来教师都是神圣高尚的职业，如今，却没有受到该有的尊敬。包括插队、抢座等等，这些细微的地方都在一点点为外人勾勒中国人的模样。正如余光中所言：“如果你不在中国，你便变成了全部的中国。”当然，如果你和外国人在一起，那么你所代表的也是中国。每一个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华人同胞，就是外国人眼中中国的样子。当样子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便变成了形象。而国家形象就在这里慢慢凸显。

一向爱面子的中国人，如今却为何要给自己抹黑？你以为奥运会期间让全世界人看到一个繁荣兴盛、绿色人文的北京就能给世人展现一个美丽的中国吗？真正的美丽由内而外，而国民素质的提升会是提升中国形象的关键。

应试教育亟待打破

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儒家思想，如今也随着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落成而再次绽放光彩，不少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痴迷于中国儒家思想的外国人纷纷慕名而来，而身处这个国度的我们却将他们抛之脑后，不愿继承老祖宗的遗产。深究原因，跟中国现在的教育体制莫不可分。教育无法脱离政治，实属中国教育的悲哀。我们佩服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的魄力，敢于挑战中国当代的教育体制，但孤身作战，可否独臂挑大梁？我们期待他的突围成功，却更期待未来更多的朱清时和

南方科技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他们尝试着打破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毕竟学生太过于压抑。都说中国的孩子奥数很棒，却独缺创新。被分数压榨的他们，从小便被家长、学校、社会的压力所包围，他们唯有按照他们的意愿不断地做题考试，考试做题，那么当我们说他们高分低能或是不懂创新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我们给予他们的压力有多大？我们的负面作用不容忽视。

除过低能，学生身体素质太差也是个突出的问题。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错，但多数中国人的身体却很虚弱。加藤嘉一对此也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多数家长都已经麻木，潜意识里认为体育运动不过是干扰优异成绩的废物。于是体育被忽略，身体也就被耽搁了。这是唯分数论的后果。

然而，即使是体育，也容易被大家无意识的政治化。高中时曾观看过一场我们学校和日本奈良一所高中的女子篮球队比赛。即使只是两个高中的对决，人们却难以避免的将它上升为中日两国的篮球比赛。这或许就是中国人的体育心态，体育不分国界，我们却总把他们意识化。于是我们理解了中国人的奥运情结。一个运动员便是一个国家。起码在奥运会上，在中国人的眼中是如此。但运动员也是独立的个人，我们不能对他们也赋予政治色彩。奥运之后，我们期待全民运动的发展。毕竟我们想要的是所有中国人的健健康康，而非几个运动员的强壮体魄。只有全部国人都拥有强健的体魄，这才是中国的胜利。

政府工作亟待透明

政治，太过严肃的话题，在中国是如此敏感。然而，随着国民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民众对于政府工作也逐渐开始要求透明化和公开化。大众媒介的迅速发展便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博客、微博、微信，这些新兴起的媒介平台，更是我们参与政治的通道。参与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众多让人愤愤不平的事。某位领导带着某奢侈品牌手表开会让人对政府心生憎恶，而郭美美微博炫富则惹得国民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极度不信任，自然也就导致红十字会为雅安地震捐款时遭众人拒绝的尴尬现象。毕竟政府拿的是我们纳税人的钱，既是如此，作为纳税人的一员，我们自然就有权利要求政府公开资金的使用情况。然而，如果我们的爱心被中国红十字会拿来挥霍民众自然会不答应，于是我们要求中国红十字会将募捐的钱进行明细化、透明化是十分合理的，也必然是中国政府工作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期待未来的政府可以卸下面具和民众面对面的交谈，不再遮遮掩掩。

中国式父母的一种错误逻辑 篇3

看了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小别离》，简单总结为三句话，那就是：

佳妮说：我一定要送孩子出国。

文洁说：我一定不会送孩子出国。

张亮忠则犹豫着：我是送孩子出国呢，还是送孩子出国呢？

送还是不送，父母们看起来都煞费苦心，但说到底，选择权其实都在父母手里。就像是“出国”这事儿跟孩子丁点儿关系都没有。

何尝只是“出国”这一件事呢。

说到底，这些父母们操心的都是孩子的学习、前程和未来。为了孩子的未来能够过得好一些，不惜一切代价。

从中，我们或多或少能找到一些熟悉的情景、看到自己的影子。

这背后，也有一个通行了很多年的逻辑：学习好了，一切就都好了。考上大学了，一切就都好了……

这是个很可怕的逻辑。

长期生活在这样的逻辑下，孩子们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呼吸空间则会越来越小。小到让孩子自己难以呼吸，以至绝望。

父母总会煞费苦心地给孩子施加“压力”，比如近期那个因为被骗近一万元学费而猝死的女大学生。她是死于钱财被骗吗？不，她是死于无望。很多人看到新闻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不可思议。然而，细细想，这是情理之中的结果。这个女孩生前，一定是整个家庭的希望和出路。学习不是她自己的事，而是整个家庭的事。为了给她筹足学费，这个家庭一定用尽了自己的积蓄、人情关系和尊严。这么多的牺牲，这么重的期待，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好不容易筹到的钱，好不容易看到的希望，就像是这个姑娘的救命稻草。就像是一个即将窒息之人的一口氧气。她只有这一口氧气。

她脆弱吗？不！她曾经强大到扛下了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的殷切期待。可惜她太小了。那几乎已经到了她的极限。当钱筹到了，当总算可以实现大学梦，去兑现家庭所有人的期望之时，忽然，钱被骗走了。好像整个世界都坍塌了。一直以来，她只有这一口氧气。所以，丧失的危险感，足以把她消灭掉。

真的不知道有多少孩子无力承受高压，反而被逼上了绝路。我听到过太多孩子因为学习，要么离家出走，要么跟父母反目，要么干脆结束生命。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悲剧发生？究其根本，在于太多的父母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教育的本质——只关注外在的物质条件，却忘了为孩子准备能自立于社会的内在动力，即通常所说的“好的性格”。

性格决定命运。好的性格，是孩子存世的关键因子，如果父母没有提前为孩子准备好这些关键因子，即使送孩子出国留学也一点用没有！

可以说，人与人千差万别，归根究底就在于性格，微小的性格差距就会造成做人做事的巨大差别。那些在人生之路上比较成功的人，他一定具有某方面的性格优势。而很多人的失败，往往是由自己的性格缺陷决定的。

智力、学习和成绩、高门槛等从来不是个人成功与幸福最主要的因素。

大量的调查和实验研究表明，个人成功的关键在于性格，即：专注力、自控力、好奇心、责任感、勇气和自信心等各种品质，才是孩子自立于社会的根本。而这些结合起来，恰恰构成了一个人的好性格。

孩子的好性格，由父母塑造。即性格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说遗传能够为孩子的性格提供坯子的话，那么作为孩子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和第一任老师，父母就是塑造师了。所谓“三岁看大”，性格在童年早期就已经初步定型并开始发挥作用了。

那么，父母需要怎么做呢？

在孩子生命的早期，给予孩子积极的关注和回应。特别是在出生后的第一年里，如果父母总是习惯于以最快的速度而且毫无选择地对婴儿的哭闹做出回应，那么，这样的孩子往往比那些经常被父母置之不理的孩子更加独立，而且在性格上往往更加勇敢、刚毅。这是因为父母的及时回应，给孩子形成一个基本却又至关重要的印象：我是好的，可爱的，被爱的，有价值的。

反之，那些未能得到恰当照料的孩子，心底里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信念：我不好，我不值得，我不配……

与父母的依恋关系，直接决定孩子能否走好未来的人生路，以及能走多远。

如果可能，父母最好不要缺席孩子的成长。

即使是物质上的极大富裕和满足，也无法弥补家庭温暖的缺失带给孩子的伤害。这样的孩子天生就缺乏感知幸福、获得幸福的能力，自然也无法获得积极的自我认知，何谈自信和积极主动呢？

孩子的成长不仅需要爱和拥抱，还需要守纪、规矩和约束，需要有人对他们说不。对孩子来说，爱和规则从来都是并行的，两者相辅相成一起成就孩子的好性格。

关于孩子规则意识的培养和建立，是从孩子出生起，父母就需要做的。作为父母，还需要努力活出自己的人生精彩，为孩子树立一个正面积极的榜样，因为孩子会去模仿和学习我们的处事方式和人生态度。

中国改革的真正逻辑 篇4

有了自科斯以来的经济学发展, 我发现, 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 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 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 我们还要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了解, 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改革的现实出发点

现在有一个认识是, 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 既得利益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壮大而壮大, 并且很顽固, 于是改革就难了。但是, 每个国家在每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 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问题是, 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特别顽固?

我的看法是, 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 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 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 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出现过一些超级大公司, 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 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 完全靠“看得见的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 那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 谁还能随便改一改呢?所以, 这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 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大词汇”当头, 一动就触犯了制度底线, 既得利益就特别顽固, 难以触动。

其实, 世界上的各种经济体制在互相比赛一件事情, 那就是纠错能力。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 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前提是决策要对。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在一些关键领域不继续推进改革, 很多社会矛盾会连锁爆发。

浏览最近的新闻, 一些负面事件让人心情沉重。这些事件反映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 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

一个国家粮库, 一次过火就是几万吨存粮。以过去的经验推断, 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 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 到农户头上的还不算多, 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的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 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麻烦, 是为两难。出路之一, 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土地转让权, 即土地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 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 上山容易下山难, 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 但往下行时, 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 现在搞改革, 难以摆开架势做最优的顶层设计, 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 将派生出更多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难改的体制。本文所讨论的是, 目前形势下, 中国继续搞改革的逻辑。

怎样降低这个“超级国家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 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 重新界定财产权利。

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我为什么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1980年, 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了一个农村研究小组, 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农民来说, 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话剧的第一幕。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56年下半年, 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但当年那个主政的县委书记李云河, 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 遣返老家务农。

包产到户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 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 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 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 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 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 就采取哪种形式, 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说明, 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 (产权与合约) 的意义。

2002年, 全国人大通过了《土地承包法》, 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 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 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 “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 让人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我们可以说, 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 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 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清楚地界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 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 通常是模糊不清的。在中国的现实中, 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是不能分开的。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得到调整, 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 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 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套经由合约界定清晰产权的办法, 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 进而扩展到城市, 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述, 但邓小平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或许有人认为, 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这种批评轻视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 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都寸步难行。甚至, 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

邓小平始终坚持一点, 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实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 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邓小平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

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 有了自科斯以来的经济学发展, 我发现, 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 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 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或者准确地说是开放下取得的高速增长, 真正的秘诀, 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而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 则是基于重新界定产权, 对经济活动绩效带来的影响。

科斯与邓小平的“会面”

科斯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 是将交易费用引入了经济学分析。诚如他本人所言, 这固然算不上经济学高深理论的“创新”, 却“引起经济学理论, 至少是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结构的彻底变革”。在科学上, 从完全意识不到交易费用的存在, 到可以清楚地假定交易费用为零, 再到进入对“正交易费用世界”的研究和分析, 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层面。

正是交易费用的存在, 使得形形色色的交易规则、合约及其履行、组织、制度安排——或者如科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演讲时统称的“生产的制度结构”, 成为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科斯把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学分析, 也就要求正统经济学理论分析制度的建立与运行, 发现作为限制条件的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样一来, 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之后逐渐收窄的视野——核心部分甚至是仅仅关注价格决定的价格理论, 就得以重新扩展, 成为包括分析产业、市场、企业和其他组织、政府与国家, 以及一般的在制度约束下所有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 才是“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科斯经济学首先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力。这或许是因为, 他提出交易费用概念的论文, 研究的是企业的性质, 经验基础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里的公司;他把交易费用假设为零, 并以此为台阶走向正交易费用的世界, 经验基础则是西方国家法治下侵权判案的司法实践。

当科斯的名字刚刚为中国人所知的时候, 中国的现实世界里既没有发达的公司, 也缺乏法治的传统, 也就是没有深入理解科斯经济学的经验基础。但科斯经济学包含另一个重要内容, 不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注意, 却引起中国经济学家和读者的高度关注。在那篇论述企业性质的著名论文里, 科斯问:在价格机制协调资源配置的市场里, 为什么存在靠权威下达命令来组织运行的企业?答案今天众所周知: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 通过形成一个组织, 并允许某个权威 (一个“企业家”) 来支配资源, 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

科斯又问:既然企业可以节约市场运行成本, 那么, 是不是企业越大, 节约的交易费用越多, 经济就越有效率呢?如果废止了市场交易, 经济运行是不是就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了呢?科斯的回答是, 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同样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这是因为, 市场运行不免费, 价格机制不免费, 企业连同企业家下达命令、行使权威的协调方式, 也不免费。这就是科斯命名的“组织成本”。组织成本的存在, 限制了所能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的大小和范围。

仿佛在不经意间, 科斯就划清了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界限。简单地说, 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也是一种企业理论: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企业内的计划、权威和命令就扩大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权威与命令。由于不受企业组织成本的制约, 覆盖全局的权威、计划和命令再也无须为市场交易留下任何空间, 交易被消灭了, 交易费用自然也就消失了。

这样看, 中央计划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都出现明显的缺陷:前者完全意识不到计划、权威、命令的成本, 后者则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晰的概念。唯有科斯冷静地告诉我们, 那对立的两极共同思维方法, 是无视真实的成本限制。

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 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 而是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因此, 中国改革的出发点, 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 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的问题。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 (科斯) 离开了“看不见的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 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协调机制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 (邓小平) 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 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 就是改革的中国!如果科斯教授与邓小平真的有机会谋面, “他们可能会相互欣赏”——我大胆推断。

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其实, 唯有在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端, “交易费用为零”才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设。这是因为, 当市场交易被消灭时, 再也无所谓交易费用。经济付出的是另外一种成本, 即全盘经济的指令出错、资源遭遇错配的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

科斯分析的含义是, 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接近于零, 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这恰恰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征。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国家超级公司”的理论洞察力, 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这样看, 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 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 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

中国在实践中走出来的改革路子, 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 可以在科斯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 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 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 经济还是会因此而增长。

在真实成本的限制下, “用一个合约代替一系列合约”所能带来的节约是有限度的, 一旦超出限度, 得不偿失, 那就不妨试试“用一系列合约代替一个组织”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教条支配的社会科学的试验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分权改革中解体, 但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还充斥市场之中, 与私人产权、合约和企业一起参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简洁的概念来看, “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还有许多组合, 并都在继续发生变动。因此, 价格机制的范围、企业的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的边界, 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人们更喜欢称之为“中国奇迹”——也刺激了理论家们的胆量, 以至于任何一种猜测出来的因果联系, 都可以声称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不过, 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 我们可能还需要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的了解, 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 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中国式逻辑 篇5

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社会学系讲座教授。《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是他积十年中国乡村的田野观察，以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方式真实地体验中国乡村基层治理和基层社会，潜心研究中国国家治理制度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洋洋洒洒三百多万字不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他亲历的“故事”,更从这些微观的小事件中梳理出回应国家治理这一宏大问题的理论脉络，作为一个海外学者的学术精神令人感佩。尤其是他从两个村庄的修路故事，一个政府部门的检查验收过程这些或大或小的现象背后，努力寻找把握国家治理的逻辑线索，使我这个曾经有过基层治理工作经历的“过来人”颇受启发，获益良多。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社会》

在本书的第三单元《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社会》一章中关于通往集体债务之路：两个村庄的故事一节，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似曾相识的基层工作话剧。作者写到：“国家治理逻辑贯穿于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执行过程之中，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遭遇官僚体制和基层社会各自的组织逻辑。正是在这些不同制度逻辑的相互作用中，在基层官员的应对策略中，在民众百姓的具体反应中，国家治理逻辑获得具体、实在的呈现，并在国家、基层政府、民众的日常互动过程中被重新塑造。”在此，先让我们从作者讲述的发生在本世纪初，桑干河畔中国北方一处叫做上坡村和下坡村，被挑选出来的两个村镇参加的“村村通”项目，切入话题。

上坡村和下坡村彼此相邻，都种植同样的农作物——玉米、葡萄和其他水果树木。两个村的田地紧挨着，在一些地方还犬牙交错，这两个村的相似之处仅限于此。在其他的诸多方面，这两个村可谓大相径庭。多年来，上坡村在对待上级布置的任务像是一个带头人，多次率先进行创新改革，而下坡村都是扮演着追随效仿的角色，而且力度有限、规模较小。这两个村如此较大差异的原因，看似来自这两个村不同的领导班子。上坡村有一个稳定的权威中心康书记，他多年来既是党支部书记又是村委会主任。而下坡村却相反，村领导经常更换变动。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人们争夺领导位置，比这更糟糕的是，村里很少有人对村领导的职位感兴趣。这背后隐藏的逻辑为何？

在“村村通”项目动工前夕，这两个村的集体资产也有很大差异。上坡村每年有30余万元稳定的村集体收入，宽敞的村委会大院，骄傲地展示着该村的政绩和经济成就。下坡村则是相形见绌。每年勉强1万元村集体收入，村委会大院混乱无序、房子破旧不堪、无人照料。

由此来看，这两个村庄对“村村通”项目截然不同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上坡村的康书记主动要求参加这一项目；而下坡村现任龙书记却是百般推诿，最后在各种压力下才不得已勉强参与。

这样，无论两位村书记的态度是兴高采烈还是勉为其难，到了2004年夏天，这两个村开始了“村村通”项目的启动。那么，两个村庄是如何填补这个项目的巨大资金缺口的呢？在动员资源应对任务以及随后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又有哪些机制在发生作用呢？作者通过跟踪调查，首先为我们描述了两个村庄相同的资源动员情形，主要是两个渠道来填补修路项目的资金缺口——捐款和举债筹资。

政府的“村村通”项目资金只能支付修路所需的水泥，两个村都需要流动资金来启动项目。下坡村的龙书记预支了来年的承包费，收到了一笔村外捐款，还卖掉了一些集体种植的树木。这样，龙书记手上总计有了大约3万元。上坡村做得更好。村党支部号召每位村民捐款，得到了村民的热烈响应。康书记走访了他的社会关系网，特别是那些与村民家庭有关系，现在城市工作的亲戚朋友。这样，上坡村总共得到了22万元的启动资金。同时，两个村的村民都表示愿意为修路出义务工。

对这个贫困地区而言，这些资金动员的成果还是相当可观的，()但是，这些数额远不能填补资金缺口。待到此项目竣工之时，上坡村修建了4.5公里的公路，为此集体负债大约63万元；下坡村修建了1.5公里，负债大约20万元。对两个村而言，这些债务都是天文数字，而且是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堆积而成的。

那么，这两个村的领导是如何融资拆借来应对如此大的资金缺口的呢？两个村都采取了相同的策略——赊账。它们向许多债权人借债，而且没有明确还款期限。获得信用的主要机制是非正式社会关系，即大多数赊账都是通过非正式社会关系和社区基础上的信任实现的。比如通过社会关系得到那些与本村有血缘或亲情联系但居住在外地的富裕人家的捐款。

随着水泥道路的完工通车，人们最初的兴奋和感激渐渐散去，兑现赊欠承诺的压力开始不断升温，即偿还“村村通”项目巨额债务的第二轮任务开始了。这些债务和讨债活动对村干部产生了巨大压力，特别是康书记的压力尤为不堪。虽然这些债务是村集体所欠，但大多数借款都是基于个人关系，还债的责任都落在了他个人身上。

时间到了2008年末，“村村通”项目完工后的第四年，下坡村仅剩下2.5万元债务，可望在今后两三年内还清。由于下坡村动员能力有限，修路规模不大，债务也相应有限，所以可以比较从容地应对债务压力。

与下坡村相比，康书记和他的上坡村则无可奈何地要面对来自上下左右潮水般涌来的讨债人群。

在简要叙述的以上故事中，我们看到两个村庄对待政府发起的公共项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而它们也因此有明显不同的经历，其产生的债务压力对村庄集体治理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村庄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集体资产几近被掏空；而另一个村庄的集体资产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损伤。

工程竣工后，积极贯彻执行政府工程的村干部得到了奖励，而贯彻执行不利的村干部被冷落在一边。康书记被镇政府评选为“模范党支部书记”,并在全镇干部大会上得到表彰，而下坡村龙书记在来年换届时被换掉了。

在以上描述的情景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贯穿始中。第一个过程是有关“政治”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基层政府组织执行国家政策，以及政府官员与村干部之间互动的逻辑。第二个过程是有关“社会”的故事，即社会制度、村庄内部和村庄间社会网络关系如何动员资源、解决问题、应对危机的逻辑。官僚制逻辑规定着地方官员在执行国家政策中的应对策略和行为，而社会制度逻辑则塑造了当地行动者在资源动员和解决地方问题中的行动策略。

作者在“讨论与小结”一节中写到：

在当前社会这一大背景下，官僚制逻辑的关键是对上负责的激励设计和任务环境。在政府内部，上级官员对下级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不管你的过程是什么，我只要结果。下级则力图贯彻执行好这些要求，完成自上而下布置的任务，以便在政绩竞赛中获胜，至少不会为没有完成任务而影响仕途；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下级费尽心思、各方周旋，很难顾及完成任务对这些地区的长远影响。

作者写到：

这里的故事表明，公共政策虽然有着良好的目标，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可能对乡村社会机体造成极大伤害，弱化集体治理的基础。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国家和地方性社会制度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及其对乡村治理可能产生的与初衷相悖的影响。

在体制内的工作中，我们不难理解在上述“村村通”项目中观察到的国家及其政策的积极主动角色，且既具有“高度现代化意识形态”,又有强大组织能力来实施它“以行政手段来安排自然和社会”的抱负。而村庄和地方性社区的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无力抵制政府项目的强制性推行，难以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一个问题油然而生：

随着一条条负债而来的修路工程，究竞是延长了还是缩短了有良好初衷的国家政策与乡村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呢？一个高效率、高能力的政府体制到底是为了谁、为了什么目标呢？

无疑，政府公共工程的失败会削弱公共信任的基础，也极大地削弱了集体权威的基础；积极的政府干预还可能会阻碍自治的公共空间的出现，从而削弱公共产品供给中非正式责任的机制。换句话说，就是陷政府于无限全责的尴尬，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既应该是我们对工作认识的逻辑起点，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2011年起我区麦子店街道开展的“问需、问计、问政于民”,围绕解决政府难点，群众关心的热点，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和促进居民群众有序参与这两个方面做文章，初步形成了党的领导、政府负责、居民自治、社会参与、法治保障的“党政群共商共治”模式。在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今天，政府需要重构自己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制度建设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互信关系，在制度层面上承认各种利益群体合法组织起来的权利，防止某些社会力量在抗争中形成寻租、共谋，演变成反对力量。其次，将各种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纳入法治轨道进行规范，让各种利益群体在一个公平、公开的程序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达成共识，达成妥协，再把它转换成政策。这在我们现行的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体制框架下，都是有着广阔的实践空间的。

总之，在良性互动中促进社会共识、完善公共治理，这是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形成“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生动实践的重要目标和现实途经。

以上，是为粗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的点滴心得。

中国营销的竞争逻辑 篇6

中国的现实恰恰是，竞争成为中国营销的主色调。这也是中国营销屡遭诟病的原因。拿着西方营销的标杆检视中国营销，当然可能会把中国营销的特色当糟粕。

我们一直认为，消费者导向是营销的前提，竞争才是营销的本质。或者说，消费者导向是竞争的“入门证”。没有消费者导向的企业，连参与竞争的资格都没有。

那么，为什么走在世界营销前沿的西方营销走向了纯粹的消费者导向而回避竞争呢?这是由西方营销经历了残酷竞争淘汰的历史而进入“恐怖平衡”的现实所决定的。

发达国家的多数行业已经实现了产业集中，度过了自由竞争和垄断竞争阶段，进入寡头垄断阶段。寡头垄断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企业规模足够庞大，基于“相互摧毁”的威慑力量，企业不敢发动“对抗性竞争”，只能开展“隐性竞争”，这就是西方营销“恐怖平衡”的现实。就如同苏联和美国基于核武器力量可以“相互多次摧毁”的现实而只是把核武器作为战略的“威慑力量”而不敢轻易投入战术实战一样。

营销一定存在竞争，只不过消费者导向表现的竞争是隐性的竞争，而竞争导向表现为对抗性的竞争。

什么是隐性竞争?就是营销的后台竞争。主要在市场调研、消费者研究、技术储备、产品研发、品牌渗透等领域开展竞争。这种隐性竞争的主要方向是“为了更有效地讨好消费者”，因此是消费者导向的竞争。同时，这种竞争是“鸭子划水”式的竞争，表面上看不见，实际上大家都铆足了劲，因此又是隐性的、不为公众所知的竞争。

什么是对抗性竞争?就是营销前台的“表演性”竞争，是为了争夺消费者的“即时购买”所展现的竞争。因为争夺消费者“即时购买”一定是动用消费者最敏感的营销要素，如价格、促销、广告等。对抗性竞争采用的营销要素更直接、露骨，所产生的效果通常是短期的、实效的。

我们并不认为西方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营销有什么不对，因为它是西方营销现实的必然结果。同时，中国基于消费者导向，但以竞争为主轴的营销导向也是中国现实的必然结果。

以消费者导向来否定竞争导向，从思维角度看好像很“崇高”，其实只是对西方营销的简单理解。难道价格战中就没有消费者导向?难道只有把产品价格提到非常高的程度，然后给产品一个所谓的附加值就是消费者导向?

消费者导向和竞争导向一定贯穿于任何阶段的营销过程，只不过某个阶段竞争手段表现得更激烈一点，如中国目前的营销状态，而另一个阶段对消费者的研究更深入一点，比如发达国家的营销。

营销导向不仅是深刻理解消费者的结果，也是适应市场环境的结果。中国营销的市场环境是：第一，中国的多数行业仍然处于自由竞争和垄断竞争阶段，企业众多、规模过小，通过对抗性竞争快速实现优胜劣汰，是优势企业快速崛起并能够与跨国公司在同一平台竞争的要求。实际上，跨国公司也曾经历过这个阶段。甚至可以说，没有残酷的竞争以及竞争所产生的大批量淘汰，中国就难以在短期内涌现可以与跨国公司抗衡的巨型企业。第二，中国改革开放就遭遇全球化浪潮，弱小的中国企业一下子必须与跨国公司在相同的市场竞争，这就决定了中国企业不可能采取与跨国公司相同的营销逻辑，即当中国企业无力在后台竞争领域与跨国公司打拉锯战时，要通过更频繁的对抗性竞争迅速壮大。这样就让跨国公司陷入两难境地：如果与中国企业采取相同的策略，无异于自降身份；如果不理睬中国企业的对抗性竞争，则中国企业的策略无疑成功了。

正因为在强大的跨国公司面前，中国企业采取了与跨国公司不同的策略，才保证了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不对称竞争”在强大对手面前仍然可以发展壮大。

中国现代财政治理的逻辑研究 篇7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财税权力制度

(一) 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体制沿革

1.“分灶吃饭”的包干制

1980年起中央在各省和自治区实行“划分收支, 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地方政府完成了税收任务后的税收由地方政府支配, 超计划收入按1:3比例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成。在财政支出上,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自分别支出。

2. 分税制改革

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体制, 按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 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 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科学核定地方财政收支数额, 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 硬化各级预算约束。

(二) 改革中的财税权力制度

现代财政治理的核心就是对于财政资源的分配与使用, 而这主要体现在财政的一进一出上。财税收入和支出的权力安排关系到政府的决策行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等重要方面。因此本文认为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的财税权力从收支变动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大体来讲, 财税权力经历了“收入与支出分权———收入集权、支出分权”这样一个改革路径。

二、财税改革背后的权力分配逻辑

(一) 单一制国家体制

在西方发达国家, 尤其是联邦制国家, 地方政府拥有很大的自主决策权, 可以对课税和支出等很多重要事务作出决策。在美国, 州政府拥有包括财政自治权在内的独立权力。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最核心的原则是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决定各级政府的职责, 然后根据各级政府的职责决定财政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 (转移支付) 。为地方政府提供足够财源、使之有效履行政府职责并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是财政制度设计的一个核心目标。

而中国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历史上就没有采用财政联邦主义的原则。为了在交通和监督技术落后的情况下维持中华帝国的治理, 我国的行政管理原则是“逐级发包, 属地管理”。因此, 财政安排从属于行政事务发包的需要, 基层政府虽然承包了绝大多数政府职责, 上级政府并不保障其足够的财政资源, 而是推行“保证上缴, 经费自筹”的财政包干制。这种模式在中国的行政体制和相应的财政体制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造成了事权与财权不相匹配的结果。

中国是单一制国家, 政治权力历来呈现出集权的模式, 而政治上集权也会影响到财政体制和财政资源的分配。尽管改革以来我国财政经历了分权—集权的过程, 但都是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央地”间的财政分配规则, 中央和地方间并不是真正的高分权的财政关系。地方的收支计划需要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 以保证中央和地方实行统一的财政收支计划。

(二)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

整个公共部门所拥有的财政资源总量是一定的, 而财力资源是行使权力的手段和工具, 因此博弈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核心。双方通过博弈, 争取在财政资源总量中多分一杯羹。

20世纪80年代的包干制下财力更多地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 其控制资源和地方活动的能力大幅增强。地方政府大肆谋求自身利益, 寻求租金, 甚至以少缴多留、越权减免等方式截留财政包干制下应上缴中央的部分财政收入。中央财政收入已经从1984年的40.51%逐步下降到1993年的22%, 占GDP的比重也从1984年的9.28%下降到1993年的2.77%。为避免财政失控, 迫于无奈, 1994年中央政府推行分税制, 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例和占GDP比重的下降趋势得到抑制, 财政资源从地方政府手中逐渐转移到中央, 宏观调控能力也得到加强。但是也应看到,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对象主要是财政资源, 在单一制体制下权力仍然毫不动摇的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 规则由中央主导。

“央地”博弈的积极效应是促进了中央政府政策的合理、完善。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中, 中央政府意识到只有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利益、取得地方政府的认同, 政策执行才有保证, 地方经济才能顺利发展。这样,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了“倒逼效应”, 迫使中央政府制定更加合理、完善的政策。但消极效应是中央政府调控能力大打折扣, 中央政府遭遇信任危机。地方政府在政策博弈中的消极反应使得中央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受到影响。而且地方政府、微观经济主体对其调控能力减弱产生的预期也使得中央政府继续调控经济遇到很大困难。这样的恶性循环对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消极影响。

三、未来财政治理的对策

当前权力分配模式存在诸多弊病, 对地方政府而言, 打击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 造成其收入压力增大、公共服务能力下降, 同时造成了财政资金使用的低效率。中国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体制改革历程证明, 过度的集权与分权都是不合适的。统收统支偏重集权, “分灶吃饭”的包干制又偏重分权, 目前采取的分税制改革相对而言是采取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模式。因此, 实现中央与地方间财政的平衡, 收入与支出的匹配是今后财政治理的重点。

(一) 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均权统筹

我国地方支出的比重近年来趋于稳定, 浮动在70%到75%之间。因此我国分税制的重点应该是根据这个比重适当向上调整地方收入所占的比重, 建立职责同构体制。实现中央维持秩序的作用与地方自由发展相结合, 通过与事权相对应的财力分配实现对于财政资源的科学统筹。虽然中央可以通过转移支付追加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 但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 转移支付只是一个补充手段。应当在保证初次分配发挥作用的基础上, 通过再分配解决地区间公平、均衡发展的问题。因此, 与政府收入和支出改革除了关注税收制度, 还要适当转变现有的转移支付制度。

(二) 建立现代政府预算制度

预算不仅是对联邦政府收入和支出的一种财务报告, 也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而制订的资源配置计划。现代预算制度能够帮助政府明晰财政工作目标, 促进资源有效利用。

因此, 应当建立全口径预算体制, 用理性的规则规范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各个方面, 无预算不支出。建立现代政府预算制度, 地方政府将支出需求完整上报, 中央政府可以限制地方政府的不规范操作。更重要的是, 借此中央政府可以真正了解到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 清楚应该增加或削减对于地方的财政支持、通过何种手段来实施 (是税收还是转移支付) , 从而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调拨财政资源, 游刃有余地解决这些问题。除此之外, 要实施全面规范的预算公开制度。扩大公开范围, 细化公开内容, 动员全社会参与监督预算的实施, 促进预算制度科学发展。

(三) 完善地方政府的税收体制

1. 主体税种培育

“营改增”的推进, 使得地方政府丧失了主体税种。这样做肯定有其价值, 但是主体税种的丧失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说无疑是个大的打击。为了调动地方组织收入的积极性, 应当大力推动地方主体税种的培育。目前正在推行房地产立税, 以期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加稳定的税收收入, 这也许是地方主体税种的一种选择。

2. 赋予地方税收收入一定的自主权

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发展的实际情况, 对一定限额的税收享有自主权。由于税与费相比更加稳定和规范, 因此地方政府乱操作的空间就比较小。通过地方政府自主税的征收, 调动起地方政府发展的积极性, 财政资源的来源也更加科学。

(四) 完善财政立法

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通过规则的制定调整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 而立法则是现代政府规则的最主要方面。目前, 财政体制的调整缺乏法律手段, 更多的是“人治”的方法, 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都欠佳。行政手段代替法律手段, 导致产生中央和地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只有运用法律的手段, 才能解决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以及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关系的问题。国际上, 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历次财政体制的变革无不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并以书面的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其财政体制的变迁中更多的是科学性和稳定性。而反观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财政体制改革, 由于较为浓重的“人治”色彩, 最终使改革陷入失败。因此需要通过立法系统来规范“央地”的财政税收关系、事权与财权的关系, 进而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责任, 为今后的财政治理提供蓝本。

摘要：财力是现代政府掌握的重要资源, 因此对财政资源的配置体现出政府权力安排的逻辑。文章通过对新中国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改革的梳理, 并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比照, 探究其背后的权力分配逻辑及其影响。文章认为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权力与职责、实现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平衡是中国现代财政治理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财政改革,权力安排,集权,分权,财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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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解读 篇8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社会形态的基础, 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高度出发才能解释清楚中国经济告诉增长的逻辑。从生产力角度出发, 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告诉增长的两大支撑一是“资源禀赋”, 一是人口红利。

1. 资源禀赋

中国地大物博, 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矿产资源, 这使我们在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底气很足, 同时, 中国在拥有很多自然资源的同时, 生态环境他的空间比较大, 但是我们在高速增长中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巨大, 为了追求GDP对污染采取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导致环境破坏严重, 借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描述:从现在来看, 能源以及环境的承受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可以看到, 中国目前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以及资源消耗的程度, 北京乃至苏杭等地较为突出的雾霾问题, 就是对自然环境严重破坏的恶果, 通过短时效的终端治理如搬迁污染企业、错时生产关停等已经治标不治本, 必须提倡节能减排, 改变经济发展方式, 进行能源和生产革命。

2. 人口红利

过去我们经济增长劳动力人口数量很大, 劳动力成本低, 我们一直享受着人口红利, 改革开放一直以来, 老年人口数量较少而劳动人口较多, 抚养比率较低,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目前的劳动人口形势十分严峻, 有数据表明, 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 2013年减少244万, 2014年减少371万, 2015年减少483万, 中国劳动力人口呈现双减, 预计2010年-2020年我们劳动力人口减少了3000万, 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直接相关的是流动人口减少, 而且随着人口政策的逐渐实施, 中国目前的老年人口逐渐增多, 导致抚养比率较高, 人口红利急转直下, 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困难较大, 必须优化产业结构, 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可见, 资源能源环境, 劳动力人口这两大生产力支柱支撑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 现在这两个支柱必须调整, 转而依靠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

二、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 尽管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总体稳定, 但是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1.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从生产关系的制度环境来看, 过去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刺激主要依靠的“三驾马车”接续乏力, 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国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在外需疲软, 国外市场经济低迷的影响下, 出口受挫;投资方面, 过去地方政府的投资主要围绕房地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过渡偏重房地产开发有可能增加金融系统风险, 如2011年底开始温州房价出现暴跌, 2012年后鄂尔多斯鬼城风波又起, 烂尾楼被曝光, 虽然两个城市地产崩盘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 民间资本过渡投资地产, 地产业杠杆高集聚风险, 库存严重, 投资效益低下;消费方面, 决定居民消费的居民收入占GDP的的增长速度赶不上GDP增长的速度, 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尚需时日。“三驾马车”构成的生产关系的制度环境均出现问题, 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

2. 产能过剩

从生产关系的产业结构来看, 过去经济增长严重依赖煤钢铁、石油等资源, 以至于现在突出的产业结构, 是依赖一些产能过剩的像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 像这些行业, 而那些低能耗低成本那种运作起来可持续的产业如第三产业服务业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凸显在产能过剩问题上, 2012年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 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 不仅传统产业、光伏、风电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产能过剩项目对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这些项目如果没有严格执行环保标准, 就很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 差能过剩很难消耗, 沉重地影响了我们经济的发展。

3. 杠杆率过高

从生产关系的金融制度方面看, 过去30多年间, 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 财政收入的下降, 国家在投资面前面临的筹资困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金融剩余①成为支撑我国9.6%的长期经济增长的稳定的资金来源, 金融剩余的存在必须要以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并存作为条件, 我国的渐进改革使得1984年以来, 我国的国有银行体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 动员了分散在千家万户的金融剩余, 解决了国家的筹资困境。国有银行体系通过政策性贷款的途径, 保证了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正常运转。但是, 这样的改革成功经验的背后却也包含着我们未来多少年经济增长可能要面临的风险, 直接的风险就是过去30多年间我们的政府部门、企业部门杠杆率过高, 2014年实体经济杠杆率已经达到211%, 实体经济偿债本息额已经达到新增GDP的138%, 系统性区域性的金融风险可能一触即发。因此, 我们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降低杠杆率。

三、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着力点

1. 重点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特别是十二五时期, 为了保增长或稳增长、保就业、促民生, 中国主要是立足于总需求调控, 采取了一系列主要针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 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但是我们看到,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作为一个体量庞大的经济体, 已高速驰骋多年, 经济增长基数增大, 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必须通过放慢经济增速, 获得发展空间, 调结构。中国现有的生产能力、生产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产品数量, 完全可以满足中国的需要, 只是这个满足体现在总量上, 而在结构上还存在一定的缺失。当前, 供给与需求之间最大的难题就在于需求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 而在供给层面上却很难与之同步发生改变和转变。因此, 这一时期就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使供给的产出、组织形态与需求的结构、发展形态匹配到一起。所以, 当前的工作重点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产能调整、产出结构、生产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等的深入调整, 不断优化提升生产工艺,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 也不可忽视需求端管理

从需求侧的投资、需求和出口来看,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较大:

一是投资依然有较大强力, 我国在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等方面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据美国中情局披露,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与发达国家仍相差极大, 特别在机场数量和互联网领域, 铁路公路已基本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但人均数量仍差距较大, 需更大投资。但必须明确的是, 为了降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杆杆率, 不能再依靠以前融资成本太高, 偿债压力太大的信贷支持型增长, 要转向依靠直接融资, 把基建投资从银行贷款中剥离出来, 发行相关的市政建设债券, 成立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基金, 降低融资成本, 降低地方政府的杠杆率。

二是消费面临结构升级的大好机遇。随着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向旅游、娱乐等享受型需求以及教育创新等发展性需求阶段转变, 我国的消费结构升级面临大好调节机遇, 如针对出国旅游热, 要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一批五星级经典, 注重旅游文化内涵的提升, 把游客留在国内。针对现在的港代、俄代热, 内地的一些大中城市可以降低消费税, 在一些重要空港设立免税店, 引导居民国内消费等。只要敢于改革, 扩大内需能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带动经济再次增长。

三是外资尽管比较困难, 但也有不少有利因素。2012年开始, 美国经济复苏、出口外部环境有所好转, 有利于我国出口的长期增长。从进口来看, 大宗商品价格的长期走弱, 石油、铁矿石等价格的下降可以节约大量的外汇进口资金, 令中国成为大赢家, 中国经济由此获得实实在在大的好处, 这就为我们长期的供给侧改革赢得了时间, 提供了有效的支撑和缓冲。

摘要：对我们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怎么看,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如何, 笔者将采取时间顺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加以梳理, 笔者认为, 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支撑”一是人口红利、二是资源禀赋;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产能过剩、杠杆率过高;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着力点重点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也不可忽视需求端管理。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新常态,供给侧改革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R].2015.11.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梳理 篇9

必须指出, 作这样的逻辑梳理和认识论的辨析主要是基于以下思考:新任国务院总理在召开记者见面会时强调,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意在呼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本质上是实践的而非“经院”的。造成今日举步维艰的夹缝式改革样式, 并非一时的思维短路和路径缺失, 究其根源实乃是自近代以来, 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型, 由综合批判型向分析批判型转变, 由复杂性思维向线性思维转变, 由稳定型思维向激荡型思维转变, 由人本主义思维向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思维转变。

一、第一层逻辑:“民主”统领的四类主流政治核心价值观

社会发展观认为, 人类社会形态尤其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 其路径不外有二, 一种是革命的, 另一种是改良或改革的。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 都必须依赖于当时的客观环境, 这里的“客观”并非狭义的物质环境, 而是包含了历史主体的思想、心理、情感等各种要素的客观, 简言之——革命和改革的情势。然而, 光有情势远远不能推动革命和改革, 还必须有凝聚力的政治核心价值观 (以下统称核心价值观) 的支撑, 如果不是笔者臆断, 从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呐喊到中国辛亥革命的“民族、民权、民生”的口号 (虽然他们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 有哪一次惊天动地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是在这样核心价值观指导下推进的呢?因此可以判断, 但凡是开创性的重大历史事件, 离开核心价值的引领很难奏效。同样, 对于当下备受世人关注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凝结了核心价值观。

由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特征, 每一时期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必然带有深厚的时代印记。回首中国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至今, 在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上, 大致说来有四个方面, 即“民生”、“民权”、“民言”、“民主”。

“民生”, 古语常言“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 这里的“民”历史上是指百姓, 尽管时代迥异, 今天仍然可以借鉴过来, 其内涵就转化为“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只有不断夯实这个基础共产党才能更好地执好政、服好务、履好职。而人民群众, 作为历史的创造者, 正如马克思所言, 人们创造历史, 他的第一需要是物质的需要, 只有解决好衣食住行的问题, 才会有政治的、文化的等需求。也就是说人首先需要生存下来, 其次才能有生活, 然后才会有品质的提升。

“民权”, 这里的“民权”并非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之权, 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人民群众发挥主体性作用, 积极谋求富足殷实生活的权利, 这里最能体现“民权”主义的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日趋强烈, 与此相伴而生的权利意识迅速提高。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这一意识更是前所未有。民众有这样的意识, 国家层面也不能滞后, 相继制定并出台了诸多法律法规, 对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给予保障, 用国际通用的语言表述, 就是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民群众今天何言“权利”, 因为经济发展了, 百姓自己创造了财富, 也享受到改革的积极成果, 他有权利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民言”,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语言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生活实践的必然产物, 它反映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程度, 但更多时候是百姓用自己的语言言说自己, 用自己的语言提出诉求。作为执政党, 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 必须为人民群众畅所欲言开辟渠道, 听民声、纳民意、凝共识。在信息化的今天, 人言可畏, 民言敬畏。百姓所说的即是党和政府想做的, 党和政府所说的即是深刻反映和广泛代表民心民情的。因此, 顺势而为而不是逆流而动地建立官民沟通机制, 是增强执政能力服务民生的关键步骤。

“民主”, 是“三民”主义即“民生”、“民权”、“民言”的最高体现, 能不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体系关系着下一阶段奋斗目标的实现。“民主”既是广义的也是狭义的, 从广义上而言之, 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需要贯彻民主精神, 而政治建设更需要民主精神。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胡锦涛同志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正反两方面经验, 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基层自治制度。但这还不是最完善的, 我们“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狭义的“民主”即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 很显然, 我们既坚持了狭义民主, 也在扩大广义民主。

必须强调, 政治核心价值观自成体系, 不能剥离, 只是不同历史阶段某一方面比较突出, 就现阶段而言, “民生”、“民权”、“民言”都必须在“民主”的框架设计之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 而在这一价值观主导之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取得积极成效。

二、第二层逻辑:“经济”挂帅的四大论域改革版图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必然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渗透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也就是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单单是政治问题, 而是以政治改革为杠杆, 撬动中国社会自建国和改革开放以来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掣肘。与三十多年前不同, 那时的改革主要是已经无路可走不改就是死路一条, 今天我们可以不必走三十多年改革走过的一些弯路, 比如经济建设超前于各项建设, 也不必走前苏联“休克疗法”式的激烈道路, 而是要积极稳妥地推动各项改革。

当前, 中国经济运行的总体压力仍然很大, 软着陆有难度, 一项“国标五条”的房地产调控措施都不能在地方贯彻执行, 很显然, 这已经由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了。所以, 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 不能局限于政治语境而脱离经济语境, 千万不能忘记政治上层建筑必须扎根于经济基础。即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 继续加强、加快经济建设的任务没有改变, 这已不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了。

民主政治一定程度上也可叫做“民主法治”, 一方面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另一方面要实现依法治国。这里如何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仍然存在诸多挑战, 最大的挑战不是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薄弱, 而是我们有排斥民众政治参与的心理, 只搞党内民主忽视人民民主, 扩张“个人民主”而践踏人民民主。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双重的, 一是要剔除旧制度, 二是建立新机制。与此同时, 搞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是玩一枝独秀和搞天马行空, 因为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 只要是决策就会有风险, 只要是组织也会产生多数人的暴力。因此, 改革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和法律规章, 即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 要特别强调法治对于规范政治体制改革的作用, 改革不能走到邪路, 也不能走到人民的对立面, 严守这条高压线, 这也是改革的底线。

或许把“民族文化”纳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序列会遭受质疑, 但是如若转换一个视角, 即从文化领导权的视角去理解, 这个论题就不仅具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 而且也具有现实性。文化问题是一种生活方式问题, 可以求同存异, 但从本质上来说, 文化的异质性才是其生存之道。今天, 民族文化发展已经为经济全球化或者说西方文化工业借助全球化之力而日益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位国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 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就应当高度重视。发展民族文化是夯实民族精神家园的重大工程, 而牢牢把握文化领导权则是引领民族文化和先进文化的有力杠杆。对于党和政府来说, 其实质在于加强执政合法性, 改革改到深水区, 这个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所以, 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不能拒斥民族文化的逻辑。

“公民社会”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逻辑框架中的最后一个物质载体, 承载经济、政治、文化改革的冲击力, 同时又反作用于三大改革版块。在中国固有观念中, 天下一家或家族同构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由于生活方式的革命性跃迁, 社会结构由传统僵化一体日益分化为有机构成, 利益群体也日益“单子”化, 因此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就出现了鸿沟, 然而现代社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发明了链接上下和沟通官民的渠道——公民社会。尽管国人对这个概念略显生疏, 但并不排斥它给公民个人带来的积极作用。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 当前中国社会尤其是政府对这一新事物的漠视, 在一定程度上既制约其发展, 也把党和政府直接推向矛盾最前端, 从而失去一个有效的缓冲区域。所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否为公民社会的发展留足空间, 这衡量着中国社会、党和政府的文明水平。

总之, 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版图中, 经济论域是主题, 政治论域是保障, 文化论域是灵魂, 公民社会论域是推手, 四个方面四位一体, 忽略任何一方面中国改革就得重新洗牌, 就像今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一样, 这也正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系统性。

三、第三层逻辑:利益导向的五大主体博弈格局

最近有专家撰文指出, “不同权力主体在权力运行中的相互制衡和约束, 实质上是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博弈形式。”其实, 政治行为的根本动因乃是阶级利益驱动, 作为执政党也必须承认这一点。关照当下, 何以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症结在哪儿呢?依本文看来, 有三方面的因素严重妨碍改革进程。一是体制僵化, 主要表现是机制惰性加剧, 导致为民服务效率低下;二是能力弱化, 主要表现为学习能力不足, 导致办事能力下降;三是利益固化, 主要体现为以权谋私, 导致贪污腐败日趋严重。面对这“三座大山”, 要求改革者克服恐慌心理, 采取有效举措, 否则坐失良机。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智慧指出, “事在四方, 要在中央, 圣人执要, 四方来效”, 说明“中央”不是具体事务的执行者, 而是精神的统领者, “中央”只需要给执行者划定范围、指定原则、提出要求即可, 怎么办是执行者自己的事情, 他可以发挥一切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 落实“中央”布置的任务。据此而言, “中央”和“地方” (包括各部委及其职能部门, 下同) 实质上是建立了一种契约关系或者叫做“中央”授权于“地方”。此间已经可以看到, “中央”之所以能够授权是因为它掌握人民赋予的权力, 而这份权力不是免费的, 是要以“中央”的信誉和信任的外化 (语言、行为、物质利益) 作为担保的, 一旦失信于民必将招致问责, 西方国家通常以选举落选作为惩罚方式, 东方国家更多的是诉诸暴力对抗或革命。这说到底就是“中央”的利益, 而如何捍卫其利益不被剥夺, 它需要在公众和具体执行者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 也就是说, 需要协商哪些权力必须要保值增值, 哪些权力必须要让渡给另一方。这里涉及几种可能性, 权力或者再次给予“中央”但已经重新界定, 或者被公民收回, 或者让渡给“中央”、“地方”和“公民”之外的第四方, 或者直接废止。不论采取哪一种方式, 其实质均是“中央”对自身利益的“游说”, 在此“利己主义”必然扮演重要角色, 也即“中央”会力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地方”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 前文已谈及, 它的行事权力从形式上来看不直接与公民挂钩, 在自上而下政治体制授权负责机制下, 迫使“地方政府对上级承担的责任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强度上都远远大于对当地的民众的责任。”可见, “地方”也是一个重要的利益角色, 一方面它要绝对地服从“中央”, 但又决不会死心塌地, 具体表现就是一面拿着红头文件大搞所谓“民生工程”, 实则是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和拍脑袋工程;一面为自己这一层级争取最大利益, 甚至不惜欺上瞒下设“小金库”和权力寻租等;同时, 这一层级的既得利益者又试图说服民众支持他们的行为, 但其所采取的背离群众路线的行事方式最终却伤害了人民情感, 进而引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可见, 政治体制改革在做足了“中央”的文章之后, 重点就应当在放“地方”上, 政治体制改革难就难在各部委及其职能部门和地方上。

基层政府是科层制行政管理系统的最前沿, 对社情民意最了解, 也是落实“中央”和“地方”精神的最重要力量。在中国, “基层”通常指县处一级、乡镇和街道一层的政府及其部门, 它们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版图中占据的话语权并不大, 但地理空间却是最大的, 同样承担的责任也是最大的。这一层级利益主体就是力求少出事、不出事, 其实是怕出大事, 因为按照授权要求, 上级机关均会对下级机关给予惩戒。正是出于这一利益考虑, 时下中国社会的官民冲突, 绝大多数均发生在这一层面, 而他们的策略就是遮遮掩掩、围追堵截, 乃至不惜以权代法、以党代政、以人代党压制底层矛盾, 近年来陆续曝光的诸多官民冲突事件均属此列。

“公民”这一主体的诞生有赖于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 从而激发了人民群众现代意识的萌生, 当今学界和政界统称作“公民社会”的概念正是源于“公民”群体的成熟。应该说, 在司法实践领域“公民”已经广为采用, 但在官方话语体系里面, “公民”与“人民”相叠加。它所折射出的信息是十分丰富的, 依照中国共产党的理念, 党和政府的属性是“人民性”, 为人民服务天经地义, 领导人民群众无可厚非, 但现在不同了, 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 “人民”对自身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特别是权利意识的增强, 上访、行政诉讼等维权行为呈现井喷现象。此时的公民发现, 原来各级党政部门也在为自己谋利益, 而且是拿着纳税人的钱, 在跟纳税人争利, 更有甚者还试图拿走财富蛋糕最丰厚的那一块, 这样公民们当然不答应。所以, 所谓的仇官、仇富, 其心理根源多在于此。还有另一类主体即社会组织, 它们对公民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但其规模尚小、形式未定, 法律也未能给予充分限定, 但可以肯定, 未来中国政治领域社会组织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会更大。那么何以化解这五种利益主体之间的隔阂呢?本文认为, 加快立法实践,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各级各部门的权力界限, 杜绝权力错位和缺位;明确各级各部门的责任承担, 杜绝问责走形式;明确各级各部门的利益分享比例, 杜绝与民争利。

作以上逻辑的梳理和分析, 意在表明,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须理清方向, 否则就是失去乐谱的乱弹琴。那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本文认为是, 制约权力、精简机构、提升效能、搞活机制、创利于民, 最后建成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民主法治的政治运行体制

四、几种认识论误区

“改革”是一个万古而常新的论题。但是在上世纪, 直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前, 中国政界、学界、民间, 对该问题的理解和认识都是十分模糊的, 所以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当然, 绝大多数的时候, 人们更愿意在经济论域上谈及这一“革命”性意义, 对于与之遥相呼应的政治论域则略显沉寂, 或许出于对“十年文革”的恐惧从而导致采取疏远政治的态度, 或者出于对西式经典的眷念从而对“内政”不屑一顾, 这都无可厚非。尽管如此, 随着中国改革环境的优化, 特别是在学术上日益拉近与欧美学界的距离, 一些比较前沿的理论或视角得以进入国人的视野, 这是一件好事, 但问题也紧随而至, 人们对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没有耐心, 政治改革意识呈现“碎片化”的危机, 这亟需抢救性疏导。

1. 改革态度论

从执政党的角度而言, 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政治局面的长治久安是最划算不过的事情, 不但没有失去根本利益, 相反是扩大了利益, 把利益的根基扎得更深。但是随着改革时间节点的逼近, 在操作层面呈现一些情绪, 畏惧感与日俱增。试想天底下有免费的午餐吗?改革原本就是先拿自己的饭碗来说事儿, 或者叫先丢饭碗再让大众送碗, 这须有壮士断腕的壮志豪情和胆识, 所谓“大行不拘细节”即是如此。同时, 也要批判另一种态度, 当前有一种声音指责中国启动政治改革太晚, 一味搞经济建设迟滞了政治改革进程, 甚至还搬出领导人们的语录以正视听, 但却忽略了领导人们说话的语境;有声音还对GDP、基尼系数等进行炮轰, 这就很情绪化了。以GDP为例, GDP本身是没有错的, 错的是我们强化了追求GDP的思维惯性。试问, 不搞经济建设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 哪个国家能处理?泰晤士河确实很漂亮, 但曾经的雾都没少让英国当局饱受指责。我们的问题是要看到问题, 提醒、告诫和警惕, 不要在牺牲环境和消耗人力资源为代价的路上走得太远, 需要及时转型升级。今天启动改革正当时, 过去我们搞经济建设就是为了达到政治改革的物质前提, 如今可以放开双手因势利导。

2. 中国模式论

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其实理论界的探讨早就展开了, 但是苦于当时还没有这样的需要。有学者试图套用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的理论模型解释中国经济与政治关系, 想当然地认为, 中国的经济可以走出一条韦伯命题式的儒家资本主义道路, 甚至不惜对此进行实证, 可实践再次证明这种理论实验是徒劳的。因此, 同样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参考他国从而形成自己的模式。在此我们不去分析这一理论主张, 只须表明慎言“模式”, 所谓的“模式”说, 不是被别人忽悠, 就是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模式”一般而言是相对稳定的形态, 但又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而凸显致命性问题, 最后导致其解体的这样一种组织经济、政治、社会的运行机制, 比如“斯大林模式”。因此, 如果非得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寻找合法性依据, 本文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即可, 而不必要弄什么“模式”, “模式”是死的, 而政治形势是活的, 用模式去套现实无异于本末倒置。

3. 顶层设计论

前文已经指出西学东渐后国人大多钟情于欧美式的逻辑分析, 擅于把整体事物分割再用显微镜去解剖。政治体制改革既需要显微镜, 但更需要快刀斩乱麻。有人提出, 要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通盘设计, 且不问其科学性, 单是中国如此庞大的科层体制, 采用分析式改革思路唯恐陷于小修小补的尴尬局面, 不但达不到效果反而容易反弹。因此, 主张顶层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仔细谋划。本文不反对顶层设计, 但却反对事无巨细的顶层设计。当前,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的是找到症结所在, 寻求典型部门进行试点试验, 积累经验, 达到一定火候立即全面铺开, 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反对的“小脚女人”论, 应倡导“大胆子”、“大步子”。

4. 改革风险论

改革风险论这种观点还是比较有市场, 因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改革者也会考虑相关举措的后果和影响, 做得好万古流芳, 做不好万世骂名, 戈尔巴乔夫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就此而言, 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谁接茬其实都是费力不讨好的, 要得罪人, 要失去利益, 甚至乌纱不保也并非不可能, “慎言慎行”边走边看不行就转, 说到底还是怕啊。那么究竟该怀持怎样的风险观呢?本文认为, 只要有行动就会有风险, 只要有风险胜败的概率都可能发生, 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者敢不敢于承担这样的风险。对于人民群众而言, 他们期盼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很高、信心很大, 而改革者如果能把握住群众, 这样改革即便遭遇体制阻力, 但人民群众却是支持的, 这样的风险也是有意义的。

5.“一本万利”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 今天的中国改革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可以借助此次政治改革的力量予以根本性解决。如果以这样的思路来推动改革那恐怕会令人大跌眼镜。中国的问题, 说是经济问题, 实则是政治问题, 说是政治问题实则是社会问题, 这叫辩证法。因此解决中国问题不可能单凭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就能彻底解决, 仅仅是说, 当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政治领域, 这叫“重点论”。但同时经济领域的改革也不能松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还需要不断完善, 这叫“两点论”。此外, 社会管理领域也要改, 如此等等。所以说, 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是发挥示范作用, 从而也推动其他领域的改革, 这叫“系统改革论”。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 任何的踌躇都会痛失机遇, 任何不近国情党情的冒进同样会陷入泥潭, 而唯有加大攻坚力度, 加大研究宣传, 努力凝聚共识, 在党的领导下, 在法律的限度内, 实现中国政治建设新跨越, 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新贡献。

论中国城乡一体化的逻辑 篇10

一、我国城乡差距的历史与成因

(一) 计划经济时期的城乡差距

只要社会没有实现高度的工业化, 以致非农产业能够完全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 最终消除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别, 城乡的差别就会始终存在。中国同样如此。中国从城市形成之日起, 城乡差距就存在。但是, 计划经济之前, 城乡之间要素的流动并没有制度上的障碍。人口可以在城乡间自由流动, 仅仅是由于农业的比较利益低于农村, 才导致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向城市。当初城里的人只要愿意, 就可以选择到农村生活;出生在农村的人也有可能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 由于各种制度限制, 个人不能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 除非是政府的安排, 例如城市居民下放农村, 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计划经济下, 除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农村生长的人可以通过招收工人进入城市 (例如采矿工人) 外, 他们进入城市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考学进入大中专学习后按计划分配进入城市, 或者有少数人通过当兵入伍后转业进入城市。

计划经济体制下, 资源的配置完全由高度集权的政府控制, 一点自由流动的空间也没有。城市经济绝大部分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构成。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都是按照中央政府的计划安排实施, 连地方政府都无权参与决策。

农村经济也被纳入国家计划, 农村实行三级所有以队为基础的经济体制, 除了少数年份允许农户有少量的自留地以外, 大部分时间农民土地全都是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在给农民留下仅能维持生存的口粮后, 政府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府实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 压低农产品价格, 以支持城市与工业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虽然实行户籍登记与管理, 但城乡间人口还可以自由流动。伴随着国家牺牲农业而发展重工业政策的实施, 以及农村由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快速过渡, 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受挫, 城市粮食供应问题突出。从1958开始, 国家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将居民分为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实行管理, 严格限制人口流动。此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 城乡之间的人口被户籍制度固定而无法流动。

计划经济体制下低效率的资源配置导致工业和农业劳动生产力普遍低下, 城乡居民生活普遍贫穷。平均主义与大锅饭政策并没有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 反倒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凝固化。这不仅表现在农民的人均收入低于城市居民, 还表现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 农村也远远落后于城市。城市的公共产品提供由政府的公共财政解决, 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基本上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职工虽然收入低下, 但生老病死仍可从企业获得保障, 农民基本上没有任何社会保障。

(二) 经济转轨时期的城乡差距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伴随着改革与开放政策的实施, 中国开始步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经济转轨首先从农村开始, 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为标志, 农村经济由集体经营向个体经营转变。这一转变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力, 农民收入普遍提高。城乡居民差距开始缩小。到1985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39元人民币,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398元人民币, 二者之比由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2.57倍缩小到1.86倍。 (1)

但是,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是短暂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直至今日,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没有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反而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从城乡居民收入看, 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23倍。 (2) 农村居民在医疗保障、养老保障、收入保障方面, 以及教育资源获取等方面与城镇差距也在扩大。

(三) 城乡差距形成的原因

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结果。国家是通过集权方式, 把工农业生产全部纳入计划, 而且以牺牲农业和农民为代价发展工业。

转轨时期导致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经营农业比较利益下降;第二是改革的滞后。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农业的经营方式基本没有改变, 仍旧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伴随着经济转轨, 城市的专业化分工逐步深化, 分工带来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从而带动要素报酬的提高。反观农村, 农业的专业化分工基本上止步不前。农户经营规模基本没有变化, 尽管有些地方也出现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 但是平均而言, 土地流转的规模并不大。经营农业的收入远低于城镇打工的收入。因此, 大批青壮年进城打工, 农村留下大多是老人、妇女在经营农业和照看孩子。虽然农民进城打工增加了家庭收入, 但是农民工的工作既不稳定, 工资率也远低于城市人的工资率。

改革的滞后体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改革滞后于城市改革。即使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 近年来也处于停滞状态。生产要素领域的改革严重滞后于商品领域的改革。在生产要素领域, 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等领域的改革基本上止步不前。

首先看劳动力市场。城乡劳动力市场基本上是分隔的。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镇, 为城市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但是获得的报酬远不及其所做的贡献。他们在就业岗位、薪资待遇等方面受到歧视性对待, 在城市里所从事的是城市人不愿从事的职业, 干的是城市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 但获得的是低廉的报酬, 却享受不到多数城里人享受的社会福利与保障。

其次来看土地市场。土地市场更加不健全。现行土地制度是将土地所有权分为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所有制。城市土地属于国有, 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国有土地可以进入市场交易, 农村集体土地则不能进入市场交易。集体土地只有在变为国有之后才能进入市场交易。农村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的途径是政府征收。城镇化导致城镇郊区的土地由集体所有变为国有, 但是农民获得的补偿微乎其微, 土地增值收益大部分被政府和开发商拿走。在城镇化早期和中期, 不少因政府征用土地的城郊农民变成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的“三无”人员。只是在近期土地征收过程中, 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才稍有提高, 但是土地增值的大部分仍然被政府和开发商获得, 集体土地仍旧不能直接进入市场交易。

最后来看资本市场。尽管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稍好于劳动市场与土地市场, 但是农村金融非常落后, 不仅落后于中等收入国家, 甚至落后于人均收入远低于中国的孟加拉。孟加拉国尤努斯还办了能为穷人贷款的银行——格莱明银行, 然而中国的农村缺少真正为农民服务的银行。中国的四大国有控股银行原来设在穷乡僻壤的分支机构现在早已经撤得精光。一些地方的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之后, 也纷纷将大批网点撤出乡村而进入城市。中国金融体制限制私人银行的发展。因此, 农村极度缺少金融机构, 农村发展面临资金严重不足。我们在重庆所做的问卷调查表明, 许多农民从正式金融机构借款无门, 只能通过亲友之间的私人借贷。没有金融支持, 农村难以发展, 农民难以致富。

正是由于农村的生产要素市场不健全, 资金流入城市;大量的土地增值收益被政府或者被开发商获得, 而没有给农民应有的补偿;农村优质劳动力流入城市而得到的报酬远低于其创造的价值, 所以导致经济转型过程中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拉大。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构建城乡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

如何解决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尽管经济体制转轨已经持续了30多年, 但是许多领域的改革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化, 尤其是生产要素市场领域, 有许多基础性的改革亟需深入。

(一) 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

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 劳动力市场不再存在对农村人的歧视, 实现城乡劳动者同工同酬。

在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方面, 一项基础性改革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不仅仅在于统一城乡户籍登记, 而在于取消和户籍相联系的歧视性待遇。这些待遇体现在入学、就业、医疗保障、养老保障、收入保障、住房保障等多个方面。目前, 这些待遇不仅在城乡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 在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别, 不仅省内不能统一, 往往同一省内同一个地、市之内不同的县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差别, 更不要说不同省之间的差别了。不消除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这些待遇方面的差别, 要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不可能的。

当前, 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比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早期还要差。在许多职业招聘中, 求职者的能力不重要, 而其社会关系更为重要。那些职业好、报酬高的工作岗位往往被有上层关系的求职者获得。来自乡村的求职者, 甚至那些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高才生, 如果出生于乡村、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 也是难以获得好的职业、好的岗位的。

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任务就是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 消除各种歧视, 为城乡劳动者提供公平的求职机会, 公平的报酬, 公平的社会保障。

(二) 深化资本市场和金融体制改革

总体上中国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 农村金融抑制更加严重。农村和农业资本投资严重不足。金融抑制主要是落后的金融体制所致。金融市场被一些大的国有或者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垄断和控制, 缺乏为农业和农村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

鉴于中国间接融资为主的现实,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能够真正服务于农村和农业的中小金融机构, 特别是中小乡村银行。降低乡村银行的入门门槛;取消乡村银行必须由大型商业银行控股或参股的硬性规定, 允许私人办银行。

乡村小银行在服务“三农”方面具有以下三方面的优势。

第一, 大银行规模大, 运营成本高, 没有鼓励对小客户贷款。小银行规模小, 运营成本低, 更适合针对“三农”的小额贷款。

第二, 小银行有助于解决借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而有助于降低不良贷款率。即使大银行有针对“三农”的贷款服务, 鉴于大银行的委托代理层次多, 运营成本高, 雇员报酬高, 大银行要获取农村小额贷款者的资信必然要耗费大量投资, 这样往往得不偿失。乡村小银行往往可以由当地人建立, 他们对于客户的资信更了解, 不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第三, 乡村银行有助于解决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由于当事人的故意行为而使发生风险的概率增加。典型的道德风险是财产保险中, 投保人因为财产已经保险而故意损害财产, 从而向保险公司索赔, 因此财产保险后发生损失的概率比保险前发生损失的概率增加。在银行贷款中, 贷款给小客户的大银行不良资产发生的概率要高于小银行。因为向大银行借款的小客户有可能借款故意不还, 大银行不会因为农民借区区一笔小额贷款不还而反复催要贷款, 因为催款的成本往往高于贷款数额。预料到这一结果, 小额贷款者有可能故意借款不还。而乡村小银行经营小本买卖, 出借任何一笔款都不会轻易放弃催收还款, 加之借贷双方信息对称, 借款者借款故意不还的可能性较低。

鉴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 为了更好地服务“三农”, 应该大力发展乡村银行。

(三) 深化土地市场改革

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市场的建立以明确的产权为条件, 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需要进行土地确权, 主要是农村土地确权。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农民土地入社以来, 农村土地的产权就是模糊的。宪法总则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还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也属于集体所有。”该宪法条文的模糊之处是, 土地属于哪一级集体所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农村是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人民公社那种政社合一的体制被取消后, 农村集体的边界并没有清晰界定, 依旧是三级所有, 即乡 (或镇) 、村、组三级所有。改革开放后, 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 农村土地的权属被分割的支离破碎:集体所有权, 承包户承包权, 经营使用者经营使用权等等。找不到最终的土地所有者是谁, 谁对土地承担财产的责任, 谁有积极性保护集体土地。模糊的集体土地产权产生一系列问题。地方政府, 甚至村委会就可以联合开发商随意侵占集体土地进行商业开发;耕地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不足;农用地抛荒等等。尽管政府鼓励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 但是没有稳定的契约保证, 土地流转难以实施, 因为并不能确定谁是合约真正的甲方, 是村集体、组集体、还是承包者?谁应该从合约的实施中受益?违约责任由谁负?

由于土地产权模糊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促使中央政府下决心对农村集体土地确权。2011年11月10日国土资源部等四部门下发了《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 (简称《意见》) 。该《意见》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的指导性文件。但是《意见》中关于确权的具体办法却不够完善。按照该文件确权后的农村集体土地仍旧产权模糊, 与之前农村土地政策法规所不同的是为所有权主体颁发所有权证。之所以说确权后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模糊, 理由是产权主体可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按照《意见》第四条, “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认到每个具有所有权的农民集体”。“确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遵循‘主体平等’和‘村民自治’的原则, 按照乡 (镇) 、村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三类所有权主体, 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认到每个具有所有权的农民集体。凡是村民小组 (原生产队) 土地权属界线存在的, 土地应确认给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 发证到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对于村民小组 (原生产队) 土地权属界线不存在、并得到绝大多数村民认可的, 应本着尊重历史、承认现实的原则, 对这部分土地承认现状, 明确由村农民集体所有;属于乡 (镇) 农民集体所有的, 土地所有权应依法确认给乡 (镇) 农民集体。”但是, 村民小组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一个不是独立法人的组织如何行使法定财产权?如何承担法律责任?如果由村民小组共同拥有所有权, 那么组内哪些成员拥有所有权?这些成员的子女是否拥有继承权?原组内成员迁移到外地、户籍变更后是否还和原来的其他成员共同拥有所有权?他们的子女是否还有继承权?一旦涉及到土地流转、交易等行为, 由谁行使决策权?也许是考虑到村民小组不是独立法人的事实, 《意见》规定“属于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由其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依法申请登记并持有土地权利证书”。但是, 这种规定使得所有权更加模糊。村集体经济组织也许是独立的法人, 但是其财产权不能和村民共同拥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混同, 除非集体土地权属确认到村民个人名下, 村民个人再以土地入股到村集体经济组织。《意见》中有关村级和乡 (镇) 级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存在同样的问题。《意见》规定:“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 分别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受本农民集体成员的委托行使所有权”;“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没有乡 (镇)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 乡 (镇) 集体土地所有权由乡 (镇) 政府代管。”问题在于, 村和村民小组一样也不是独立法人。问题还在于, 无论是村、乡 (镇) 集体经济组织, 还是村民委员会、乡 (镇) 政府, 其财产都不能和村、乡集体土地相混淆。因为同一个村或同一个乡 (镇) 可能不只有一个经济组织, 把集体土地所有权交给哪个经济组织行使?即使一个村或者一个乡 (镇) 只有一个集体经济组织, 这个经济组织产权也不能和集体土地产权相混同, 除非这个经济组织的唯一财产就是集体土地, 而且每个村民, 不管大人还是小孩, 都是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这样的组织和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有什么区别?

因此, 农村在农村集体土地确权过程中, 要真正做到产权明晰, 应该确权到村民个人。至少要给农民土地永久性的土地使用权与交易权。这样既可以盘活土地资源, 又可以使农民有可能获得财产性收入, 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

在土地确权的基础上改革土地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鉴于土地资源不可再生的特性, 以及把耕地变为建设用地后难以再恢复为耕地的事实, 需要对土地进行严格的用途管制。从中央到地方, 自上而下做好土地规划, 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 通过人大立法保护耕地, 以改变长时间以来随意将耕地变为建设用地的行为。一旦确定了土地规划, 所有的经济主体都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国有土地可以上市场交易, 集体建设用地也可以进入市场交易, 耕地同样可以进入市场交易, 但不得改变耕地的用途。国家对于获得建设用地而不开发的开发商采取惩罚性措施, 同样也可以对于获得耕地而不耕种的经济主体采取惩罚性措施, 而对于经营农业者给予支持。在确权和规划好土地用途的基础上放开土地交易有助于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 有助于实现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

城乡统一土地市场的建立是最终的目标, 达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一些过渡性的措施。现行的土地政策是耕地与建设用地之间的占补平衡, 以及城镇建设用地与农村建设用地之间的增减挂钩。所谓的“占补平衡”, 就是为了粮食安全, 国家设定了耕地总面积, 总面积不能减少, 如果因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必须通过垦荒造田或者废旧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的方式补足所占耕地。所谓“增减挂钩”是指, 在各地建设用地总指标给定的情况下, 在增加一定面积的城镇建设用地的同时, 就必须减少同样面积的现有农村建设用地。我国现行的占补平衡政策规定占补平衡可以同一个省内实施, 但不允许跨省实施。实际操作中, 占补平衡和增加挂钩政策大多在很小的范围实施, 通常在一个地、市甚至是一个县范围实施。

不可否认, 占补平衡和增减挂钩政策对于保护耕地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 这种政策限制了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同地区资源禀赋不同, 产业发展的条件也不相同。有些地区的资源与环境适合粮食种植, 有些地区的资源与环境适合发展工业。如果占补平衡和增加挂钩政策只在狭小的区域实施, 将难以发挥地方的比较优势。例如上海的社会经济环境适合发展工商业与金融业, 如果上海因为发展工商业和金融业占用的耕地由上海自己补足, 就会限制上海的发展。如果上海占用土地由适合粮食生产的地区补足, 例如由大粮仓之称的东北地区补足, 就会使两个地区的比较优势都得到发挥。

但是, 现存的经济、政治、社会管理体制难以做到异地占补平衡。首先, 官员晋升的重要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 及其增长率。发展农业对于GDP增长的作用远低于发展工业。因此, 适合粮食种植的地区不会愿意为适合工业发展的地区补足后者占用的耕地。其次, 发展农业给地方带来的税收收入远低于发展工商业, 为了获得稳定而又充足的财源, 具有发展农业比较优势的地区也会千方百计寻求发展工商业的机会。其三, 发展农业能够增加的就业岗位远低于发展工业, 即使从解决当地劳动力就业问题考虑, 具有发展农业比较优势的地区政府也不会放弃发展工业的努力。

要解决跨省土地占补平衡问题, 必须要解决上述三方面问题。实际上这三个问题并非难以解决。中央政府可以改变官员业绩考核指标。对于粮食主产区的官员考核, 可以将GDP指标变为耕地保护与粮食产量指标, 从而解决上述第一个问题。为了保证粮食主产区的财源, 中央政府可以增加财政转移支付, 这有助于解决上述第二个问题。为了解决第三个问题, 适合工业发展的地区应该吸收粮食主产区富余劳动力的就业。

解决异地占补平衡问题需要资金支持。为了补足适合工商业发展地区所占用的耕地, 适合农业发展地区需要复垦废旧的建设用地, 这需要资金投入。可以通过建立异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市场解决资金问题。适合工商业发展地区的地价高, 适合农业发展地区的地价相对较低, 通过交易, 占用土地的一方以低于本地地价的成本获得建设用地指标, 而补足土地的一方以高于本地价建设用地价格获得补足土地的收益, 双方都从交易中获得收益。这种市场交易行为既可以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 又可以有效保护耕地。因为具有粮食生产优势的地区进行土地复垦为占用土地的具有工商业发展优势的地区补足占用的耕地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 预计可以会有更多的废旧建设用地被复垦为耕地。

跨省占补平衡只是在现行土地制度下的权宜之计。当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建立后, 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 并可以在城镇获得住房保障, 将有大量的宅基地可以复垦为耕地, 占补平衡和增减挂钩政策将失去意义。

三、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乡统一生产要素市场的建立需要城乡统一的社会制作保障。毋容置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尤其是近几年,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比计划经济体制下有了长足的进步。除了已经建立起公务员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外, 正在逐步建立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会保障, 以及建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但是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不完善。不仅不存在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措施, 除了一些直辖市外, 也不存在一个全省统筹的社会保障措施, 甚至不存在一个地市内统筹的社会保障措施。一些社会保障措施大多是在一个县内统筹, 而且基本上是城市和农村分别统筹, 基本上不存在城乡完全统筹的社会保障。

现行的社会保障体制下, 政府公务员社会保障水平最好, 事业单位的职工次之, 城镇职工再次, 城乡居民更次。公务员不仅享受的保障类别多, 而且享受的水平高, 例如公务员退休后的退休金几乎和退休前的工资相差无几, 但是企业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往往不及在职时工资的一半。许多在非正规企业从事临时性工作的农民工甚至没有加入养老、医疗、收入等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我们分别就养老、医疗、收入等不同的保障制度进行讨论。

(一) 养老保障

我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障都处于试点过程中, 农村先于城镇两年试点。2009年9月1日, 国务院颁发《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国发[2009]32号, 以下简称32号文件) , 从文件下发之日起, 在农村试点新型养老保险。2011年6月7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意见》 (国发[2001]18号, 以下简称18号文件) , 从当年7月1日起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两个文件将年满16周岁 (不含在校学生) , 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和不符合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城镇非从业居民纳入新农保或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体系中。两个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都是“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 并实行自愿原则, 由参保者在户籍所在地自愿参加农村或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对于农村居民, 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农保制度;对于城镇居民, 建立个人缴费、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从两个文件的内容看, 中央政府的目标是要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两个文件规定了城乡同样的基础养老金待遇, 试点当年, 对于符合领取养老金的居民, 中央确定了统一的基础养老金标准, 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

相对于过去依靠家庭养老的制度而言, 正在试点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 该制度非常不完善。

首先, 基础养老标准很低, 尽管文件谈到基础养老金标准会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实施调整, 但是每月55元的低起点表明, 除非中央财政收入有大幅度增长, 否则, 由中央财政支付的基础养老金水平不会有大幅度增长。即使物价不变, 在55元的起点上翻两番也远不足以维持目前基本的养老费用支出。

其次, 目前的居民养老制度是实行城乡分治。城乡居民养老体制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国发[2009]32号和国发[2001]18号两个文件的名称上, 也体现在内容上。一是两个文件规定, 参保人在户籍所在地自愿参保, 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户籍是分别城乡居民登记管理的;因此, 两种保险制度必然摆脱不了现行户籍制度的种种限制。二是两种体制的缴费档次不同, 新农合 (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个人缴费标准为100元、2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而城乡居民个人每年缴费标准从100元到1000元共计10个档次, 各档次之差为100元。尽管两个文件都谈到各地政府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增加缴费档次, 由于地方政府在个人缴费档次提高后需要相应提高政府补助的标准;因此, 如果中央政府不统一缴费档次, 大多数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增加缴费档次, 城乡居民缴费档次的差别难以消除。三是两种体制改革完成的时间也不同。农村改革推进的速度缓慢, 城镇改革推进的速度快。农村从2009年开始试点, 试点当年仅覆盖全国10%的县 (市、区、旗) , 计划到2020年之前完成, 前后需要12年时间。城镇从2011年试点, 试点当年覆盖全国60%的地区, 到2012年结束, 前后不用2年的时间。

最后, 统筹的层次低。现行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都是县级管理, 绝大多数地区也是县级统筹。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不同地区的居民享有的养老金待遇差别很大。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富裕县可以为居民提供较多的养老补助, 而贫困地区居民的养老只能依靠中央政府提供的基础养老金。

(二) 医疗保障

同养老保障体制改革相比, 我国医疗保障体制改革进展较快。全国大部分省市取消了公费医疗制度, 政府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医疗保险体制逐步并轨, 采取相同的缴费标准和相同的医疗报销制度, 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办法;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体制也逐步建立。该体制的建立从农村开始。2002年, 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 其中提出要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简称新农合) , 以解决农村存在的比较严重的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问题。该制度从2003年起在全国部分县 (市) 试点, 到目前已经覆盖我国全部农业地区, 新农合农民参合率达到96%以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新农合参合者的补助从试点初期最低的每人每年20元提高到2011年的200元。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始于2007年。2007年7月, 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的文件, 提出从2007年10月1日起, 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 到2010年在全国全面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家庭缴费为主, 政府给予适当补助, 重点用于解决大病医疗费用。经过几年的努力,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已经基本建立, 90%以上城镇居民参加了保险。和新农合一样, 政府对于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人每年补贴标准也提高到2011年的200元。

虽然我国绝大部分城乡居民不管是否在业, 都享有一份基本医疗保险。但是总体而言, 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险体制还存在许多问题。首先是统筹层次低、多数地方医疗保险是在县市级统筹, 而且是城乡分治,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农民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分别统筹。其次是标准不统一。同一个城市内, 报销比例不同, 以北京为例, 同样的癌症患者, 顺义地区病人报销比例能达到55%, 延庆、怀柔的比例更高, 而门头沟区只能报销40%。最后是保障水平低。大病统筹, 小病费用由个人账户支出。在统筹部分, 大病只能报销一部分, 低收入者仍然支付不起剩余部分的费用。许多居民会因为大病致贫或返贫。

(三) 其他社会保障

收入保障、失业保障、住房保障等社会保障方面制度更不健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别更大。总体而言, 城市居民的收入保障水平高于农村居民。以2011年为例,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11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2011年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每人每月287.6元, 全国城市低保每月人均补助水平240.3元 (含一次性生活补贴) ;同年, 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每人每月143.2元, 全国农村低保每月人均补助水平106.1元 (含一次性生活补贴) 。剔除城乡之间生活费用指数的差别, 城市的收入保障水平仍旧高于农村。至于失业保障, 享受此保障的农民工所占比例很低。 (3) 2010年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是13376万人, 其中农民工为1990万人, 只占到14.9%。 (4) 而住房保障制度基本上都是城镇居民才有可能想享受, 除了少数富裕地区外, 农村居民基本上不享受住房保障。当然农村居民拥有城市居民所没有的宅基地。

并不是说, 所有地区农村的各种社会保障都不及城市。富裕的地方, 例如长三角和珠三角某些地区, 由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发展, 使得当地农民从租赁土地、办工厂、出租房屋等获得丰厚的收入, 其获得的收入和积累的财富甚至超过当地城镇居民。中山市人就说过, 当地存在的不是城乡差别, 而是乡城差别。就普通百姓而言, 农村居民有宅基地、有住房租赁收入, 还可以从村集体的产业、物业收入中分红, 城镇居民则没有这样的收入。但是, 像中山这样的乡城差别的现象在全国少之又少。即使在中山市, 同是当地农村居民, 也存在苦乐不均状况。近郊农民比远郊农民有更多的房屋租赁收入和从集体获得的物业收入, 还可以获得镇、村、或村民小组 (即原来的生产小队) 集体为居民购买的社会保障与保险。村与村之间差别很大。农民的养老、医疗、收入保障依赖于村集体, 甚至是村民小组集体。这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各地的现实状况:各种社会保障仅依靠区域性的地方政府和狭小的集体。

不管是普遍存在的城乡差别, 还是并不多见的乡城差别, 都说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整体上很落后, 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没有在全国统一, 而且在省、地市、甚至县内都不统一。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利于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发达地区好的社会保障只惠及当地的户籍居民, 而外来居民被排斥在该社会保障之外。本地居民不愿流出本地, 外来居民也难以融入当地社会。长久下去, 户籍所在地仍旧是居民的最终归属。

必须改革与完善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以利于人口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任何一个居民, 不管居于何处, 都能够享受基本的养老、医疗、收入等保障。改革的步骤是首先提高现有养老、医疗、收入保障水平。养老保障要做到使老人靠养老金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医疗保障要做到使患者不会因为大病而致贫或返贫;收入保障要能够维持低收入者的最低生活。为了在全国实现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目标, 中央财政需要承担各种社会保障的基本费用。为此, 需要改革现有财政支出结构, 大幅度提高各种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目前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不及15%。从各国的实践看, 这一比例应该占到一半以上。

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是优先支持落后的地区。这就要求中央财政优先支持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改革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 继续执行现行的中央和地方分担基本社会保障费用的做法, 但是中央财政重点支持欠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 发达地区主要依靠自己的财力解决本地的社会保障;并且逐步将流入本地的外来常住人口列入本地社会保障范围, 让他们逐步享受和本地原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等到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基本社会保障水平持平后, 由中央财政承担全国统一的基本社会保障水平。发达地区将自己原来承担的社会保障费用上交中央。地方政府不再承担所在地居民的基本社会保障费用。

为了保证社会保障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 需要进行税制改革。可以开征社会保障税。由于企业税收负担已经很重, 要同时降低企业增值税率和所得税率。现行的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都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社会统筹部分由企业交纳。可以将企业缴纳的部分变为社会保障税。个人缴纳部分继续列入个人账户。与此同时, 发展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 使社会保障制更加完善。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注意的问题是既要为居民提供养老、医疗、收入等基本保障, 又不要损害经济的整体效率。欧洲一些国家近年来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教训值得深思。一些国家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养起一帮懒汉, 损害了经济的效率, 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要尽可能兼顾平等与效率两个方面, 但绝不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追求平等。不能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庇护下让懒汉充斥社会。

四、深化政治体制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推进民权与民生共同发展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城乡统一商品和生产要素市场、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相配套是不可能的。经济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既有经济体制上的原因, 也有政治与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以商品市场普遍存在的农产品销售问题为例, 生产农产品的农民以很低的价格销售产品, 城市消费者最终却要付出很高的价格, 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都受到损害。利益被谁获得了?中间商吗?也不全是。从生产到运输、销售, 中间环节太多, 涉及许多利益主体, 利益被众多环节分割了。这种状况普遍存在于其他商品与要素的市场交易中。生产成本可能不高, 但是交易成本很高。交易成本高的原因与现行的经济体制密切相关, 也与政治体制与社会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只改革经济体制而不改革政治体制与社会管理体制无法降低交易成本。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就政治改革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来看, 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助于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 尤其是降低交易成本, 从这个角度看, 政治体制改革是约束政府的权力, 减少管理层次, 削减干预微观经济主体决策的部门, 以便彻底根除部门间进行利益分割的状况。这就要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大幅度削减政府规模。这样才能够削减庞大的行政费用开支, 使更多的财力用于社会保障。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目标是实现公民自我管理和自我决策能力。政府不应该对社会控制太严, 应该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 放开社团管理与登记的限制。公民有各种利益诉求, 例如社区利益、妇女与儿童保护、环境保护、动物保护等, 应该由这些利益团体成立他们自己组织, 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而不应该由政府越俎代庖。应该限制政府对于公权的滥用, 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 最迫切需要改革的是农村的村集体组织, 因为这一级组织妨碍了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 妨碍了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 (5) 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行政村 (简称为村) 是一个没有准确定义的组织。村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村既不是经济组织, 也不是政府组织, 更像是社会组织。但是现实生活中, 村这一级组织不仅调节村民的社会事务, 也承担经济职能和政府的行政职能。在村集体组织基础上成立的村民委员会承担了计划生育、公共卫生、社会治安等政府行政职能。在村里挂职的大学生村官是国家公务员, 可以说是行政级别最小的官员。在这一方面, 村像最低一级政府。但是, 村委会还要代行土地所有权职能, 和农户签订承包合同, 并承担发展集体经济的职能。在这一方面, 村更像是经济组织。尽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但是, 村级事务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 政府可以用冠冕堂皇的名义强行征用村里的土地。

为了有利于实现土地流转和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 需要对农村的村级组织进行根本性改革, 分离其行政和经济职能, 强化其社会职能。土地确权后, 在农村形成大量的类似城镇个体工商户的个体农户, 以及部分集体经济组织, 村级组织没有必要再承担经济职能。村组织可以改造成为类似于城镇的居民区。城镇人进入农村可以成为所在村的村民, 农村村民进入城镇可以成为所在地区的居民。成为常住居民后, 他们同样享有各种同等的政治与社会权利, 例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 这才是城乡一体化的应有之意义。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 和村级管理体制改革同样重要的是教育体制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目前的教育体制和医疗卫生体制不利于人口流动。

就教育体制而言, 现行教育资源的获取和户籍相联系。农村人口流入城镇, 其子女不能获得和所在城镇居民相同的受教育权利。农村孩子即使花很高的代价在城镇读完高中, 毕业时也要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不改革这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就会使城乡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厉以宁先生用三种资本差别解释城乡收入差距。 (6) 这三种资本是:人力资本、物资资本、社会资本。对于贫困的农村而言, 人力资本投资尤为重要。有了人力资本就可扩大社会交往的范围, 增加社会资本。教育体制改革要做到使每一个受教育者有公平的机会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公民的受教育权不受户籍限制。为了解决因城市人口扩张而出现的教育资源不足问题, 政府除了本身应该增加教育投资外, 还要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教育。对于基础教育, 政府投资办的学校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收费的学校可以让其私立, 公立中小学不允许收费。政府减少或者取消对私立学校的财政投入, 将更多的财政投入用于公立学校。由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承担基础义务教育开支的责任。中央财政根据城乡学校入学学生人数的变化调整经费投入, 增加城镇学校扩充所需要增加的教育经费, 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从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看, 医疗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一样, 也是消除由该体制产生的人口流动障碍。从医疗管理体制看, 除了少部分地区和少数群体的人享受公费医疗外, 我国目前大部分地区和群体的人通过个人缴费和政府或企业补助的方式参加医疗保险。但是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医疗保险管理体制存在很大差别。从大的类别分, 共有三种方式的医疗保险管理体制:城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这三种体制的缴费标准、报销比例、报销目录等都不相同, 管理机构也不统一。例如, 多数地方新农合是卫生部门管, 而城镇居民基本医保是劳动保障部门管。由于三种体制的差别较大, 因此各地都是将三种类别的医疗保险分别统筹, 而且大多是在县一级统筹。统筹的类别分散, 统筹的层次低, 导致保障能力低、管理成本高、资金使用效率低和抗风险能力弱。应该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医疗管理体制。鉴于职工医疗保险是个人和企业共同缴费, 不同于新农合和城市居民医保由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相结合的缴费办法, 可以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独立运行, 而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并轨, 实行统一的缴费标准和报销比例, 并且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管理。与此同时提高统筹层次, 实行全国范围的统筹, 分级管理, 政府补助的部分由中央财政支付, 以利于人口在全国范围内城乡之间流动。与此同时, 进行卫生管理体制的城乡一体化管理。目前, 儿童保健、孕产妇保免费婚检、老年人保健、慢性病管理、健康教育等卫生服务大多为城镇居民享有。改革的目标是实行城乡统筹, 凡是城镇居民能够获得的公共卫生服务, 农村居民也应该可以获得, 这才符合城乡一体化的要求。

(编辑:俞晓兰)

参考文献

①根据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整理。

②根据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③见《2011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民政部网站。

④数据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1年8月10日。

⑤关于农村改革与城乡一体化的关系, 笔者曾专门撰文进行探讨。感兴趣的读者可参看笔者“城乡一体化与农村改革”一文, 该文载《中国市场》杂志, 2011年1期。

中国企业家犯错逻辑 篇11

王荣利律师，中国企业家犯罪问题研究专家，已连续多年发布《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其《2011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于近期发表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企业家犯罪问题的广泛关注。为此，我们特邀其为《商界》撰稿，从错综复杂的经济案件中，梳理出历年来中国企业家犯罪问题的脉络与走向。

2012年3月底，突然传出大名鼎鼎的大连实德老板徐明被调查，而此前，华鼎、创富两家广东的担保公司11名高管被拘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奕标据说已经到国外“跑路”了。看来，中国企业家的“牢狱命”还将继续上演。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许多企业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我国的法治也在不断进步。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管理越来越依赖法律法规。与此同时，企业家这一特定群体的法律风险也同时大大增加。

这点在现实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企业家犯罪的现象就开始出现，从管志诚、禹作敏，到牟其中、褚时健，再到新世纪以来的杨斌、胡志标、张家岭、顾雏军、赵新先、吴英等等案件，企业家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

如果要预防企业家走向犯罪道路，就必须首先搞清楚企业家最容易触犯刑法哪些罪名，犯什么罪，从而才可以对企业家犯罪的行为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也才可能找出预防企业家走向犯罪的方法。

国企高管多因贪腐

对于2008年前，已经由法院判决或检察院已明确罪名提出起诉的国企高管和民营企业家进行初步统计，87位国企高管共计触犯刑法获得178项罪名，人均两项罪名多一点；122名民营企业家共计触犯刑法获得超过303项罪名，人均2.48项罪名。

从表一的统计数据来看，国企高管犯罪所触犯的罪名，主要是经济类犯罪，涉及暴力犯罪或者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则很少。而经济类犯罪又主要集中在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等5个罪名上。这5个罪名占到所有罪名74%以上的比例，说明国企高管所触犯刑法的罪名集中度相当高。

这也说明，国企高管只要严格要求自己，并时刻防范发生这5个罪名的犯罪行为，那么其犯罪现象必将大为减少。国家有关部门预防国企高管犯罪，也应重点预防以上5个罪名的犯罪行为。

国企高管作为受国家指派或者委托从事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工作人员，具有公职身份，所以他们所犯经济犯罪，也都属于腐败犯罪的范畴。这些犯罪行为，自然也属反腐败的范围之列。这是国企高管有别于民营企业家犯罪的一大特征。

民企老板最忌“诈骗”

再看看民营企业家，他们所犯各项罪名的情况统计如下：

从表二的统计数据来看，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罪名则明显要比国企高管犯罪的罪名要复杂得多。其中排名首位的是各种形式的诈骗犯罪，包括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等。这说明民营企业家最忌讳的应该是“诈骗”。无论以何种手段行骗，都可能给其带来牢狱之灾。

排名第二的是各种形式的行贿罪，包括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等。这一事实说明，民营企业家“以钱开道”寻求官商勾结或者通过收买他人谋求经济利益，存在着巨大的法律风险。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但稍有不慎则会“赔了夫人又折兵”，最终使自己“人财两空”。

从表二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家的犯罪行为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相当突出。其中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等犯罪罪名合计共52例，占全部罪名的17%以上。如果再加上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18例，则合计占到全部罪名的19.8%。

贪腐金额与房价相关？

从最近三年的企业家犯罪情况统计来看，国企高管触犯的罪名排名前三位的情况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最近三年国企高管犯罪排名前三位的仍是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与2008年前的排名完全一致。这说明我们在预防国企高管犯罪的问题上还没有找到源头，源头防腐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

总的说来，国企高管犯罪主要是腐败犯罪，即以权谋私。为了更清楚地掌握这一事实，笔者从2010年起，把贪污罪、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内幕交易罪、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等存在以权谋私现象的罪名统一称作“贪腐罪名”，并统计他们利用职权以权谋私获得的（拿到自己家里或归自己所有的财产）总额，称为“贪腐金额”。这其中不包括挪用公款、失职造成的损失等，因为挪用公款有的归还了，有的部分归还，有的追回部分等等，所以“贪腐金额”一般要比涉案金额少很多。

2010年统计，在47例基本确定犯罪罪名的国企高管中，36人因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共计涉及金额34449万元，人均957万元左右。据称，光明集团创始人、前董事长冯永明一人就贪污达8亿元，因该案尚未判决，未予计算在内。

而2011年，在76例基本确定犯罪罪名的国企高管中，其中59例初步查明或者判决确认的贪污罪、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内幕交易罪、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等贪腐案例中，贪腐总额达19.9468亿元，每案平均贪腐高达3380.82万元。如果去掉冯永明这一特殊案例，每案平均贪腐高达2077万元。其中，已形成判决的42例案件，上述贪腐资金总额14.2139亿元，每案平均3384.27万元，不计算冯永明案，每案平均也达1539.98万元。

近年来，一方面是房价暴涨，物价也猛涨，老百姓的生活日益艰难。但另一方面，一些落马国企高管动辄被查出拥有十多套甚至数十套房产。于是从2010年度开始，笔者就统计“贪腐数额”，看看他们买房是否存在困难，结果当年国企高管是945万元。2011年又进行统计，原先并没有怎么在意，但统计出来一看，又非常吃惊。看到这样的结果，笔者在想，房价是否与这方面有关？贫富差距是否也与这有关？

所以，解决国企高管犯罪问题，不单单是靠经济领域，恐怕还得把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继续深化下去。

“原罪”是个伪命题

民营企业家犯罪现象相对要复杂一些，但通过归类也大致可以看出最近三年来的变化。

从表四可以看出，最近三年民营企业家犯罪触犯的罪名变化比较明显。在2009年，违反经营管理类的居多，但是各类诈骗犯罪和“涉黑”案件明显上升；到了2010年，“涉黑”案件成为最突出的犯罪，违反经营管理类犯罪降为第三位的犯罪；2011年，各类诈骗类犯罪又格外突出，各类行贿罪大幅上升，“涉黑”案件有所下降。

当然，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的多少，并不必然与民营企业家犯罪多少成正比，因为这还与当时的经济、司法环境相关，但这还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营企业家的法律风险在哪里。

近几年来，从周正毅案、顾雏军案、张海案，到周小弟案、黄光裕案、浙江东阳“富姐”吴英案……这一系列案件多次引起媒体关于民营企业家所谓“原罪”的争论。甚至还有人呼吁“赦免”民营企业家的所谓“原罪”。如果把一些民营企业家掘得“第一桶金”时的一些不道德交易，乃至违法犯罪行为称之为“原罪”的话，那么从笔者收集到的数百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例中，落马的民营企业家中很少有因为所谓的“原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认真分析他们各自的犯罪事实会发现，这些犯罪民营企业家受到追究，基本上都是完成原始积累之后所发生的“现行”罪行，而并非所谓的“原罪”。尤其是那些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暴力犯罪，更与所谓的“原罪”无关。由此看来，所谓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伪命题。

因此，对民营企业家来说，防范现行的法律风险远比呼吁什么赦免“原罪”的问题要迫切和现实得多。

编 辑 白 灵

E-mail:sjbailing@163.com

中国式逻辑 篇12

一、流行的“病毒”

电视行业是一门“勤行”, 要求从业人员手脑勤快并以富有时效性和艺术水准的节目取胜;它更是一门“变行”, 必须时刻根据市场需要和观众审美的变化对节目进行调整和创新。正所谓“穷则变, 变则通”, 创新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可谁都清楚, 偷懒容易, 创新太难。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电视从业者们充分践行了“高效务实”的“偷懒逻辑”:创新难, 那么就奉行直接的“拿来主义”;提高艺术难, 那么就以“洒洒狗血”赚人眼球, 以装丑、扮丑博人一乐了事。正如现实中所见, 抄袭和“卖丑”如流行病毒一样在中国电视娱乐节目中横行无忌, 极大侵蚀了本应健康的节目肌体。

电视节目抄袭, 多表现为不顾及自身客观情况, 照搬或沿用其他节目的核心创意、节目形式、结构方法和运作经验, 并在时效性上呈现出明显的“跟风”特征。细数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各个阶段, 从以《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游戏类娱乐节目, 到以《幸运52》、《开心辞典》为主力的益智类娱乐节目, 再到以《超级女声》为滥觞的选秀类真人秀节目, 以至近年兴起的婚恋求职类节目以及以草根才艺为卖点的真人秀节目, 抄袭之路可谓从未断绝。当然, 批判抄袭并非否定模仿, 更不是拒绝合理借鉴。模仿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艺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生活的模仿。[1]适当模仿与合理借鉴可以为娱乐节目的创新提供丰厚的创意资源储备。但“真理再进一步就是谬误”, 当我们进行节目研发或改版时, 对于既存经验和节目形态加以借鉴时务必要把握好“度”, 否则极易沦为照搬和抄袭。其实, 如何从制度层面界定“抄袭”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难题。相较之下, 美国版权法专家尼默教授的“抽象概括法”较有参考价值: (1) 将只构成抽象思想的部分排除出去; (2) 将构成逻辑和实用性的排除; (3) 使用场景原则将标准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排除; (4) 将公有领域的部分排除; (5) 将剩下部分的相似性进行分析。[2]“抽象概括法”从排除法角度把娱乐节目通用的总体创意、推进规律、场景构成以及娱乐元素逐个剥除, 最后通过对节目具体形态的核心特征进行对比分析以判定是否存在抄袭。此外, 通过对当下娱乐节目的抄袭现象进行分级剖析, 笔者发现目前大家所诟病的重点往往不是针对“一级模仿” (即通过购买国外节目版权并合理地“中国化”移植) , 而更多是针对国内其他卫视和电视台对移植成功的节目进行盲目跟风并简单搬抄的“二级模仿”现象。如果说“一级模仿”还能让人看到电视工作者在国外娱乐节目本土化方面所做的努力, 那么“二级模仿”的简单粗暴则完全无法为我们所接受。随着各台逐利欲望的日益高涨, 娱乐节目的“抄袭周期”也越来越呈现出“短龄化”趋势。例如婚恋求职和“达人秀”节目去年还遍地开花, 享受娇宠, 而今以“好声音”为代表的真人秀节目迅速上位并成为主流节目之一。这也从侧面也显示出中国娱乐节目的抄袭“病情”正在不断加深。

朱光潜先生认为, 丑也从属于审美范畴, 不过丑和美属于其两个极端。[3]对于拥有广泛受众的电视娱乐节目来说, 弘扬娱乐精神也必须以追求“真善美”为前提, 坚决抵制“假丑恶”。但事实上, 如今娱乐节目往往建立在消费离奇, 戏谑主流的基础上, 往往带有物质崇拜的特征。节目中经常出现以百般“丑”状作为卖点的奇怪现象, 比如放大人性丑恶面, 宣讲低级趣味, 鼓吹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 调侃个人隐私和身体缺陷等有悖传统伦理和道德的现象。“卖丑主体”无论是嘉宾评委 (屡见不鲜的“毒舌点评”) 、参与选手 (多人次当众“崩溃”和“晕倒”) 、还是主持人 (尤以港台“名嘴”为甚) , 他们的丑态横行一再挑战娱乐的底线, 甚至是道德的底线。“卖丑”现象不仅凸显了中国电视工作者创新能力的匮乏, 同时暴露了他们在艺术修养和职业操守上的双重缺陷。

复杂的媒介生态环境滋生并惯养了中国娱乐电视的“流行病毒”, 而抄袭和“卖丑”现象如今已成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除了表面显见的诸多恶果, 由其引发的深层毒害更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

其一, 艺术性的自我矮化。以抄袭取代原创, 用“卖丑”去定义“娱乐”, 这些无疑都是娱乐节目在艺术上的自我矮化。有人说起娱乐节目就避谈艺术性, 认为娱乐节目只要能以通俗形式满足平民的娱乐需求那就已足够。笔者对于这种看法持不同意见。娱乐节目固然是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语境下的产物, 但也不能忽视对于自身艺术品格的建设与培养。艺术创作“介于似与不似之间”, 离不开模仿, 更不能忽视原创。原创性应该被划归娱乐节目的固有属性之一, 创新更应该成为其永恒不变的追求。概括的说,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要始终坚持弘扬人性的“真善美”, 同时体现出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的艺术构思。制作出来的节目不雷同, 不低俗, 讲格调, 有层次, 这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娱乐精神”。

其二, 引发审美疲劳, 缩短节目生命。机械重复他人带来节目形态的同质化, 而僵化雷同的节目流程和形式必将大大削弱节目的收视价值。“卖丑”行为固然在短时间内可以博人一笑, 但长此以往必然会引发厌恶心理, 最终被观众抛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道理非常通俗浅显, 却恰恰昭示了目前电视娱乐节目雷同化后, 自食其果的现实。比如, 真人秀节目在国外风行已久且衍生形态甚多, 以《美国偶像》、《生存者》、《变脸》等为代表的知名节目至今依然风靡全球。相比之下, 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的类型单一以及设计粗糙等弊端显得非常突出。曾几何时, 中国银幕已惊人一致地被各种粗制滥造的才艺展示节目 (以专业或草根为号) 所占据。当年“超女”泛滥之后是一堆“快男”, 如今各类“达人”和“好声音”左右逢源, 有的选手竟能够同时成为几家电视台的座上宾!电视台就像是一只只莽撞的苍蝇, 伺机而动, 不管是臭鸡蛋还是剩菜根都一哄而上, 直到催生出观众的厌恶和反感情绪才算作罢。《新闻调查》在庆祝其开播十周年时曾提出要“创建百年老店”, 那么娱乐节目又当如何?像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这样能够坚守十几年的娱乐节目实属难得, 但又寥寥可数。抄袭和“卖丑”使大批娱乐节目只能一炮走红, 却又摆脱不了过早夭折的结局。而节目生命周期的缩短不仅带来资源的巨大浪费, 更带来新一轮的恶性循环:心态浮躁的节目主创不再苦思于创新, 而只想“赚一把”, 抄袭和“卖丑”成为其“顺手利器”。

其三, 破坏良性竞争秩序。盲目跟风与扮丑“卖丑”的风气日盛, 严重了破坏了各电视台之间的良性竞争, 甚至有“逼良为娼”的可能。这是一种非常畸形和不正常的竞争关系:抄袭者和”卖丑”者招摇过市, 大获其利;而本分创业者却声誉无保, 利益渐失。于是, 出于生存和谋利的需要, 为拼收视而不择手段成为电视台之间默认的“潜规则”。长此以往, 何谈民族特色, 更无所谓艺术追求。

其四, 助长腐朽价值观。当初的“马诺事件”和“闫凤娇事件”无疑“捧红”了《非诚勿扰》, 后虽遭广电局等官方话语的强力喝止, 但其消极示范效应早已随着病毒一起流行。以“彰显真实人性”为名炒作拜金、利己主义等腐朽价值观一度成为很多节目“内容出新”的王牌。正如王小丫在第十六届上海电视节上所提到的, “媒体把这些东西 (“卖丑”行为) 放大甚至渲染的话, 我在想这就是一种错误。把人性的劣根带上了真实的光环, 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生活, 这就是真的。如果说当丑恶带上了真实的花环之后, 是不是追求真正的真善美就成了伪善的。我还是认为媒体应该把最好的导向给观众, 媒体是有责任感, 是有价值观的。”这席话无疑该引起我们重视和思考, 娱乐节目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导向作用永远不应该被收视率和广告打败。

二、表象的背后及应对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究竟为何会如此“安逸”和“偷懒”?直接来说, 无非是为了谋求更高的收视率和经济利益。这本来无可厚非。但考虑到电视媒体特殊的社会文化属性, 片面强调其经济属性显然不合适。这也直接凸显了当前电视行业的规划战略和体制建构正遭到“资本逻辑”的强力裹挟, 表现为功利化的投机主义和短视主义。对此, 我们不能讳疾忌医, 要从根本的体制层面给仍处于“发烧”阶段的中国娱乐电视开出几剂对症药方。

(一) 加强监管和版权保护。

电视娱乐节目虽立足于娱乐大众身心, 却同样离不开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和舆论监督。对于抄袭和“卖丑”, 除了要依靠观众、传媒和主管部门的合力监督, 更要求行业主管部门强化节目审查和管理职能, 对娱乐节目从业人员的思想和行为加以规范。然而, 仅靠行业自律和广电总局的“三令五申”和“点名批评”显然远远不够, 主管部门应该多一些扎实调研, 联合立法部门尽快出台节目版权保护制度和相关法律, 护罚分明, 以改变中国电视版权保护领域的“真空”状态。在界定娱乐节目“抄袭”嫌疑时, 应积极借鉴包括“抽象概括法”在内的有益经验, 依照个案分析原则并落实到娱乐节目的具体模板上。通过对节目模板的量化与分层, 在统一的量化标准和分层上将相关对象进行比较分析, 做到有理有据。不过, 从既往经验看, 娱乐节目的版权保护必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应在不断地修改完善中摸索前进。

(二) 健全节目运行和评价体制。

关于这点, 笔者想对各大卫视采用的“制片人制度”和“末位淘汰制”提出一些看法。制度推行的本意是为了激发从业者的竞争和创新意识, 增强其业务水平。但事与愿违, 制片人不同于主抓业务的编导, 他们中有很多人临时被任命上岗, 对节目发展策略缺乏把握。在以收视排名为本位的“末位淘汰制”的生存恐吓之下, 他们往往会被催生出急功近利的投机观念:只看排名, 至于手下编导是否剽窃他人创意, 主持风格是否过火, 嘉宾选手的言行是否得体则通通不顾。功利化的价值导向必然将导致抄袭、卖丑、制度“变质”等诸多问题。所以, 必须打破唯收视率是从的一元标准, 而以其综合竞争力作为节目评价的主要参照。在笔者看来, 综合竞争力应至少包括收视排名和品牌价值 (经济效益) 、受众选择 (社会效应) 以及业界评判 (原创和艺术价值) 等方面, 并在可操作性不断不断改进, 以成为行业普遍认可的新行标准。

(三) 推行制播分离。

在中国, 电视剧最早实现了节目制作和播出的分离, 如今像《娱乐现场》等一些娱乐资讯节目以及访谈节目成为少数先行者。目前绝大多数电视台还没有实现娱乐节目的制播分离, “前店后厂”和“自产自销”的现存模式极易滋生优越意识和偷懒心态, 使得娱乐节目主创在策划节目时并非立足于精心原创而是对现有成功节目进行简单的“照猫画虎”, 交差了事。笔者并不怀疑一些实力雄厚的电视台在制播一体的体制下也能把娱乐节目办得风生水起, 但从实效和长远考虑, 制播不分家对于部分卫视以及实力孱弱的地方台相当不利。与专业娱乐公司相比, 无论是在融资投入还是人才吸引方面他们都毫无优势可言。与其花小钱粗制滥造倒不如与优秀制作团队合作分红, 从而把主要资源集中在自己拳头产品上, 提高自身竞争力。尽管目前制播分离在体制管理和可操层面还存在一些障碍, 但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 笔者相信这样的节目会逐渐地多起来。

(四) 强化频道精确定位。

当电视台 (卫视为主) 的整体定位与眼前利益发生矛盾时, 往往会出现前者为后者让步的现象。这种自打耳光的行为, 显示出决策层在发展战略上缺乏远见和进取精神。娱乐节目的引进和打造必须严谨慎重, 必须将其划归到频道整体定位的范畴内进行考虑, 而非看到节目能赚钱就立即上马, 强行起飞。当然, 也有相对成功的例子:江苏卫视近两年来上升势头强劲, 综合实力已由第二方阵边缘升格到第一方阵主力, 在娱乐节目方面已能与“老大”湖南卫视一较高下。研究江苏卫视娱乐节目的构成, 无论是《非诚勿扰》、《老公看你的》还是《非常了得》, 整体来说都紧扣频道的“情感”定位, 节目包装也相当统一, 配合其他节目例如《情感剧场》、《人间》、《万家灯火》等一起构建起“情感江苏”强大的品牌效应。

三、余论

新世纪以来, 中国电视包括娱乐节目在内都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 同时也暗藏着令人忧心的危机, 像《快乐大本营》、《年代秀》和《谢天谢地你来啦》这样有明确艺术格调追求的娱乐节目还是属于少数。因此, 当抄袭和“卖丑”以“越骂越强”的畸形现象屡禁不止, 我们无疑应对当下电视娱乐节目制作所涉及的宏观体制、媒体环境和创作观念进行检讨, 并就其未来发展做好充分的思想觉悟和应对措施。

因此, 除了要健全评价体系, 明确频道定位, 完善版权制度, 加强监督审查之外, 广大电视从业者要加强行业自律意识和版权保护意识, 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热情投身于电视娱乐节目创新事业。寄望于此,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未来才会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1]艺术模仿自然———苏格拉底.

[2]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关于“电视节目版权”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