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逻辑体系

中国哲学的逻辑体系（精选5篇）

中国哲学的逻辑体系 篇1

话语体系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学术理念、制度设置和实践方法,它不仅是“说什么话、怎么说话”的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民族国家思想状况、价值观念、形象认同的综合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因此,要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建设,在融通转化的基础上实现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优势真正转化为理论优势、话语优势。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建构符合高等教育话语逻辑的制度体系、行动方式, 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关涉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重大历史挑战及重要现实问题。

一、重拾遗失的话语权:从文明古国的衰落到当代大国的复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拥有系统的话语体系,掌握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与其自身的强弱兴衰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通过陆海丝绸之路把先进的文化技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人类文明精神取得重大突破的轴心时期(公元前8-前2世纪),中国和印度、希腊等文明古国出现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宗教界或哲学界伟人,产生了人类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世界宗教之源端。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次飞跃,毫无疑问都要回到这一时期,至今一直靠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概念、范畴及其话语体系而生存,或重新燃起精神的火焰。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陈列展览时,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其核心目 标就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2013年9月,他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提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通”举措[2],这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带给当代我们当今如何再次走向大国复兴之路的新的灵感和精神焰火。

实际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繁荣发展或再次复兴过程的实质就是对人类传统文明的理性审视和自我超越的过程,离开了这个基本逻辑,所谓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就会成为空话,失去根基,失去现实参照物,进而导致这个民族或国家思想文明体系出现先天不足或重大缺陷。在人类思想文明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时期(14-18世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欧洲出现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休谟、康德等标志性人物。此时的中国却再也没有出现轴心时期同样的辉煌,基本没有出现能够掌握世界话语权的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由此衍生了至今没有定论的著名的“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的“李约瑟难题”。伴随着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蓬勃发展, 旧中国人民经历的却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百年的屈辱史和血泪史,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何来奢谈掌握怎样的话语权?

当然,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繁荣发展,既需要在物质生产领域掌握相当的话语权,还需要在物质生产、思想创造与教育繁荣之间进行合理转换,把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引导到教育科学的理性发展轨道上来。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尤其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迅猛发展, 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并显著增强了政治影响力。然而,尽管此时高等教育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 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却在2005年提出至今无解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因为我国“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之问”最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这从根本上涉及了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富强实现的大格局:如果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所以才“冒”不出杰出人才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构建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并提供创新创业型人才发挥作用和脱颖而出的机制呢?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思指出,“一个国家的繁荣, 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3]这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物质的丰富和满足, 还需要文化和教育的繁荣与强大。也就是说,国家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 更是体现为文化和教育等软实力,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掌握话语权的大师辈出。

二、建构高等教育话语权:从历史审视到自我超越

一般来说, 强势文明体的知识传播总是单向度的,弱势文明体由于自身的弱者地位,常常会被动地吸收与接受强势文明体的学术思想、学术话语与价值观念。美国科学社会学家R·默顿20世纪30年代最早关注到世界科学发展与高等教育中心的相互关系,并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首次研究科学中心转移现象。英国科学家贝尔纳在50年代首次提出“科学活动中心”概念,描述了近代以来科学活动中心在世界范围内转移的情况。日本科学史学者汤浅光朝则在1962年系统提出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学说。他认为,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发生了五次转移: 意大利(1540—1610年 )、英国 (1660—1730年 )、法国 (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年至今)。每个国家的科学兴盛期约为80年左右。美国学者本·戴维于1971年首次探讨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高深知识或学问)的转移现象。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与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两者的共存时间和周期也是大致重叠的。从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发展进程看,一个国家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标志是拥有一批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流大学、一流的学科成果与学术系统的强势话语权。因此,高等教育强国的实质就是拥有一流的大学、一流的人才与一流的成果,这样才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的生产中心和传播中心,才能掌握世界思想文明的话语体系。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但同时也要清楚地看到,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资源配置、结构布局和学科设置等方面还不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尤其是教育教学观念、人才培养方式、教学内容和方法较落后,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不明显,大师级和领军型人才非常匮乏。

历史经验表明,在摆脱了对于强势文明体的文化与学术依附的同时,弱势文明体一定需要通过自我审视、自我更新、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开展自我的强势传播,此时,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才有可能。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5月4日的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因而“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4]这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要建设世界性的高等教育强国和一流大学,必须拥有民族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中西交融的现代大学制度话语体系。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科学传统结合才会有大成;另一方面,在当今之世界,要发展科学,必须构建一套优良的大学制度,否则难以成事。因为中华民族近现代发展史表明,缺少科学传统一直是阻碍炎黄子孙快速发展的一个障碍。因此,中西文化的结合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必然趋势。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 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就是说,中国要真正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除了在高等教育布局、层次、类型、学科结构优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全面提高质量,拥有一批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重点学科和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取得大量具有国际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真正成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在国际上拥有发言权和话语权的思想库和高级智库。

三、转换话语逻辑:从传统概念到中西对话

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内涵,必须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治理文化的合理成分。从常识意义上讲,教授会、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董事会、理事会、评议会、大学章程等是具有极强西方大学制度特点的话语体系; 而党委常委会、校长负责制、办学自主权、教授治学、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话语概念。众所周知,尽管现代大学起源于西方,现在却已成为世界文明的共同财富, 我国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大学治理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同样亟需步入大学治理的“中国时代”,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话语体系。

首先,“大学理性”应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价值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大学尽管越来越多表现出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价值倾向,但高等教育的确又坚守着与其他社会组织迥然不同的理性品质。相较于其他各种营利或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机构,大学能够以独立形态自立于世, 历经沧桑而依然矗立,所仰仗和依赖的正是大学理性。大学理性以内在的执著与坚韧构成了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方式,成为大学产生、存在、改革与发展的坚实根基[5]。大学理性虽脱胎于理性,呈现出明显的历时性特征,但最深层的内核如同顾明远先生所言,其本质就是求真育人。弘扬理性,追求真理,这是大学得以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组织的最本质特征。作为世界规模第一的中国高等教育,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要让大学更好更恰当地服务社会,必须坚守大学理性,必须以理性为根基、灵魂和桥梁,使大学保持独立的主体姿态与社会其他机构之间的平等对话和沟通。

其次,“教授治学”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核心。大学治理涉及很多问题,单纯的技术或制度不应该成为它的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是谁来控制大学,或说由谁主导大学发展。作为行会而诞生和发展的早期“先生大学”完胜“学生大学”,显示了教师在大学的独特作用,成为今天大学发展的主流,表明只有教师才是大学的主体和核心。因为只有教师才能完成大学最基本的功能:创造知识、传授知识和传承文明。因此,大学治理需要进一步落实的问题就是选择最合适的人成为大学教师,即甄别、选拔和激励大学教师。这说明,只有充分发现并发挥大学教师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大学的有效治理。现代大学已经由一个目标单一的、根本利益一致的传统学术机构演变成为一个目标多元、根本利益相互冲突的现代巨型企业联合体,如果我们仍然囿于传统的正教授完全掌管一切事务的治理机制, 显然已与当前社会发展现实相去甚远。当大学组织从一个学术行政一体化的微缩景观发展为一个国际巨型机构时,人们发现让教授既充当专业权威,又作为管理人员,已是力不从心。日常运行与国际竞争让大量行政人员和庞大官僚体系渗透并执掌了大学,治校权力逐渐成为不同主体、多种权力激烈博弈的重要筹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结构,要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即“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的大学治理机制。因此,作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治理体系要特别重视“大学、政府、市场”和“书记、校长、教授”之间关系 结构、权力配置、互动机制等因素,淡化教授治校概念之争,努力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这样才能既充分保证特定政体国体与大学权力结构之间的匹配,又明确呵护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良好意愿,尽可能发挥他们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

第三,适度扩大并落实办学自主权是保持中国大学活力的关键。办学自主权是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进行创造性研究和教学活动的必要条件,是维持高校、政府、社会之间和谐关系的关键点和边界线,反映了政府、社会对大学及其学术活动的支持或干预程度。大学治理实质就是对大学控制权与决策权的博弈与分配过程,即如何确定办学自主权的限度、范围与配置关系。从世界各国大学发展史看,在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和中国民国期间),大学办学自主权强调特别权力关系, 大学被认为是一种政府机构,政府需要控制和规范大学,但政府总体上保护学者追求真理的自由。在盎格鲁-北美传统国家(英美等国),强调社会组织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承认市场为主导的选择机制,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被认为是大学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原则。相对于西方大学的这种公法人理论,中国公办高等教育法律以独立法人理论为法律基础。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是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这明确规定中国公办高等学校为独立法人,拥有7项自主权,包括自主选拔学生、优化学科专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选聘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管理使用学校财产经费、国际交流合作等。在这种情况下,从组织属性看,中国高等学校与政府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既非内部管理关系,亦非平权关系,而是一种分权管理和相互协调的新型关系;从经济性质看,高等学校和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差额拨款关系,即学校收取学费,国家拨付一部分办学经费,其余经费由高校采取多渠道筹措。当然,尽管公办高校独立法人理论赋与了中国高校很大的自主权,但今后继续适当扩大并真正落实办学自主权(权力清单)仍是未来的改革方向,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与挑战。

第四,重铸主体理性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根本路径。陈丹青曾在《体制迷墙》中写过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说它糊涂,则书中的议论者虽然提呈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辨护?谁承担责任? 最后,谁能够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在议论者口口声声的教育‘体制’中,确实看不见‘人’,即便当议论的 内容几乎对准具体的‘人’,焦距便会自动模糊、闪开,回向那作为全景观式的教育‘体制’”[6]。就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而言,我国大学在如何看待自身和处理自身与外部种种关系而言, 存在着理性发展的先天不足,导致自身的公共价值和人文精神难以充分彰显。因为中国社会及其各类主体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经历理性化的完整历程。所以,各类大学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汇、融通与较量当中,已有的大学理性不足以引领自身及其社会而起主导作用,不得不退居于从属乃至附庸的地位。对此,社会和大学都需要反省。事实上,中国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并未完全实现启蒙运动的思想目标,进步、合理性、意义、价值等社会理念仍然尚未完全展开或充分实现。因此,要真正建立、健全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就必须重铸大学主体人格,重建大学理性精神,大学才能真正成为充分独立的法人组织,才能处理好自身及其与外部之间的多种复杂关系。只有大学拥有了理性的独立人格,才能充分利用法人主体地位和办学自主权,学会与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其他组织的合法、平等和正常交往。这实质就是大学的主体理性,它既涵括了大学的主体间性,又指大学的交往理性。大学的主体理性只有在开放社会各主体间的理性交往中,互相承认、友好相处、相互尊重的情形下才可能真正存在。重铸主体理性将是一个漫长的、艰辛的、曲折的发展历程。第一,健全大学治理体系的前提是所有大学必须取得独立的法人和主体地位,充分享受合法的办学自主权, 是独立的高等教育实践主体;第二,在今天既定“教授治学”背景下讨论谁来控制大学,显然只有大学教师具备了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和理性精神才能真正成长为大学治理的核心,才能坦然面对“给教授搬凳子”的行政领导,毫不畏惧,理直气壮, 最终才有可能心无旁骛从事寂寞的科学研究、繁琐的教书育人和中立的学术决策。

概言之,一方面,大学思想史研究表明,大学治理体系是一个集普遍性、复杂性、发展性、民族性诸多特点于一身的系统工程,过高估计或热衷于模仿、移植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治理体系,或简单称道我国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大学制度和生态,都不可取;建立高等教育强国和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出路,最终只能是构建一种既遵循大学发展一般规律和模式,又要适应国家和民族独特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融贯中西的大学治理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大学治理的困局与难题,即强化大学党委的政治领导能力建设,制约各级行政管理者的行政权力泛化,重铸大学教师的主体理性,最终承担起培养国家和民族发展所需杰出人才的任务和责任。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清楚地意识到,世界经济中心、高等教育强国与学术话语权三者之间既有因果之嫌,同样也互为条件,都是形成鲜明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话语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健全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总体而言需要在历史尊重、时代回应、现实调适与中国特色等诸多方面着力,这样形成的高等教育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展现出中国高等教育由大国走向强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中国哲学的逻辑体系 篇2

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产生到发展已经历经百年,其理论精髓仍然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但是许多具体结论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加以修正、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践的深入也要求我们认真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用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新的理论范式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旗帜,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科学研究需要理论研究者们自觉认同和共同持有一套信念、原则和标准,库恩把它称之为范式。他认为,范式就是共同体成员借以指导其研究活动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它“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2]

拉卡托斯提出了比科恩的范式更为完善的科学哲学理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在拉卡托斯看来,科学研究纲领是一组具有严密内在结构的科学理论系统,科学理论系统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构成一个连续性的纲领。拉卡托斯认为,任何一个科学研究纲领由三部分组成:中心是“硬核”,周围是“保护带”,此外还有一个引导该纲领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都是研究纲领”,每一个纲领“各有一个受到顽强保护的独特的硬核,各有自己较为灵活的保护带,并且各有自己精心考虑的解题手段。这些研究纲领在自己发展的任何阶段上,都有未解决的问题和未消化的反常”。[3]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有的学者认为,它至少包括两个层次:较浅层次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即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手段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学说也属于这些手段理论)。较深层次则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或价值目标,如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理论。如果说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硬核”的话,那么前者则是这一理论的“外围”或“保护带”。[4]

任何科学理论都处于不断发展当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例外。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若干具体结论和论断已经随着时代而发生了改变。“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5]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改变世界”的理论所特有的展示方式,当实践形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而它又被理论准确地把握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会出现自身的“内在紧张”。这种“内在紧张”主要表现在下述五大关系上:科学与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历史与逻辑;个人与社会;理论与实践。[6]当这些“内在紧张”摆在我们面前时,就意味着我们不仅面临着理论创新的巨大压力,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创新的巨大机遇。对于中国而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紧连在一起。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硬核”,对于实践中出现的“反常”,依据实际条件修正理论的“保护带”,倾听实践的呼声、发现实践的要求、在解决矛盾的深层次上提出问题并发现自身不足,将理论创新推向新的高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硬核”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十七大报告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历史地位,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是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7]

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硬核”有几个标准。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硬核”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硬核”是一脉相承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硬核”具有历史逻辑的一致性,“老祖宗”不能丢。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硬核”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者之中。它是三者共同的主题、共同的任务和共同的目标,既承上启下,又不断发展。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硬核”是这个体系至关重要的核心和基石。它是体系最重要的部分,是体系有别于其他理论的最重要的特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硬核”之一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这就是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8]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用“实事求是”四个字加以概括。邓小平在“实事求是”前面加上“解放思想”四个字,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与时俱进”,胡锦涛同志则依据新的实践经验,加上了“求真务实”四个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活的运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硬核”之二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也就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为了争得自身的解放,首先要进行政治革命,“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并“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最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两个必然”、“争取民主”、“增加生产力总量”和“自由人联合体”既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的设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断,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命题,是从最深层次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11]科学发展观指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12]“以人为本”思想的提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规定的设想,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突破。[13]所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硬核”之三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主要成果,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不断深化的主要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我们过去搞的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它是一种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基于中国国情自主探索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硬核”的现实说服力。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贯穿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就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历史趋势的基本观点,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就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根本前提的观点,始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要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的观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就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在发展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14]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保护带”

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5]马克思主义从一诞生开始就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攻击,其科学性和合法性不断受到挑战。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始终坚持其理论核心思想的同时,不断调整其理论的保护带,去伪存真,从而永葆其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就具体问题所作出的结论有的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但是也有一部分结论因为各种因素的作用表现出种种局限性。今天,我们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16]而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态势,根据具体情况不断修正具体的论断和结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保护带”理论适时加以修正不仅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其“保护带”的情况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过时的或不够准确的观点作出新的结论。比如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长期以来,我们把“计划经济”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硬核”之一,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人们发现,市场经济体制可以比计划经济体制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是对传统认识和理论的重大突破,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过去涉及但没有搞清楚的一些问题作出新的阐释。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预测人类未来社会图景时,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在此基础上把“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在分析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后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8]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断调整自己的“保护带”理论,使之不断完善。

三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践中发展新的认识。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代替的历史规律,但是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没有太多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出一整套完整的理论。

四、理论整合:坚守“硬核”,调整“保护带”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区分为“硬核”和“保护带”是必要的,但同时对“硬核”和“保护带”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对于体系中到底哪些内容属于“硬核”、哪些内容属于“保护带”,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形势千变万化,人们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也会因时代特征的多样性而有不同的解释。随着理论探索的不断深入,我们要更加防止对体系的“硬核”和“保护带”作简单的、僵硬的理解。[1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硬核”和“保护带”的区分应该是动态而非静态的,尤其是人们“必须宽厚地对待年轻的纲领:研究纲领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开始发展并成为经验上进步的纲领。”[20]“保护带”理论在得到实践检验后,可以上升为理论“硬核”;同样,理论“硬核”如果在实践的过程中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可以调整为“保护带”理论,一个理论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要由实践来评价、检验,决定。我们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创新时,首先要自觉坚守“硬核”,同时要不断调整“保护带”,使之适应时代的需要,适应实践的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保护带”内容有一些修改和调整是完全正常的。拒绝这些修改,既无法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也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目共睹的实践进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中,还要不断对理论体系进行科学的整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之所以能够统一和整合在一起,是因为这三大理论成果产生在共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着共同的思想精髓、共同的历史任务、共同的时代主题、共同的实践基础,它们都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基础,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具有思想交汇、理论相融的特点。按照“硬核”与“保护带”的理论范畴,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体系的科学性,进一步增强体系在逻辑上的一贯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层次,有的学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三层次说:第一个层次是宏观指导层面上的基本理论,第二个层次是战略布局层面上的基本理论,第三个层次是条件保障层面上的基本理论;[21]有学者提出四层次说:第一个层次是主题和主线,第二个层次是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第三个层次是核心内容和核心思想,第四个层次是基本理论和重要观点;[22]还有学者提出五层次说,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哲学基础、基本原理、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重要范畴等五个层次构成。[23]如此种种,对我们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语言的界限——读《逻辑哲学论》 篇3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分析哲学的一部经典作品, 其主旨在前言中描述为:本书将要为思想划定一个界限, 或者不如说——并非为思想划定界限, 而是为思想的表达方式划定界限。维特根斯坦认为, 语言的表达能力是有界限的, 有些东西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 有些则不能。根据这个界限, 维特根斯坦把世界也分成了两个部分:界限之内是可说的、而且完全可以说清楚的东西, 也就是世界的“如何”;界限的那一边则是不可说的神秘之域, 也就是世界的“为何”, 这个领域是言语不可及的禁区, 只能由可说的领域显示出来。

一、关于“命题”的理论

“命题”问题由来已久, 从亚里士多德以来, 命题主要是从判断的角度来研究的, 其中思维的最基本的要素是概念。人的逻辑思维是由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的一个过程, 概念在认识上是最先的。英国哲学家边沁则认为表达一个完整思想的是命题, 而非词语。此观点对后来的分析哲学产生重大的影响。虽然分析哲学的开创者弗雷格和罗素, 并未直接受到边沁等人的影响, 但是他们是按照这一语义学上的转变路线发展的。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把“说明命题的本质”作为自己的“全部任务”, 显然是直接承袭了弗雷格和罗素开拓的命题分析的哲学思路。

句子与命题不同, 亚里士多德认为, 只有真假可能性的句子才是命题, 即命题一定要有所断定。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有本质的特征和偶然的特征。偶然的特征是由于命题指号的特殊的生成方式而得来的那些特征。本质的特征则是唯一使命题能表达其意义的那些特征”。可见, 维特根斯坦所关心的并不是单个命题的偶然特征, 而是所有命题所共同具有的本质特征。而同时“普遍的命题形式是命题的本质”。

维特根斯坦对于命题的本质特征的描述, 便是对“命题”的界定方法。而对于本质的追寻, 则是其命题分析的核心。

二、命题分析的方法和意义

命题分析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针对某些具体类型的命题进行分析;另一种是试图发现命题共同具有的本质特征, 以确立命题具有意义的一般条件和标准。《逻辑哲学论》所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

语言是人们借以认识世界和表达思想的工具, 但此工具在进行哲学讨论时往往被误用。因为人们在使用语言时, “可用语言表达任何意义而无需知道每个词如何意谓和意谓什么”, 而这样去谈论哲学问题时, 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误用。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去纠正对语言的误用。“全部哲学乃是‘语言批判’”。

“语言批判”的具体实施方法就是命题分析, 而命题分析, 则是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解决语言误用的主要方法。命题分析的方法, 不仅仅减少语言的误用, 而且他区分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命题, 给“我”的世界划分了界限。“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唯我论中的认识主体“我”, “主体不属于世界, 但是它是世界的一个界限”。

这个界限表达了两层含义, 第一是借此来区分自然科学和哲学。他写道“真命题的总和是全部自然科学”。“哲学不是一门自然科学”即自然科学命题是有意义的, 哲学命题则不是。第二层含义指出, 这种无意义是指我们没有办法谈论哲学问题, 命题分析也只能是在“有意义的”世界中。如他所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 都能够说清楚, 而对于不能谈论的事情, 就必须保持沉默”。更多的哲学问题, 在保持沉默的范围内。

三、结语

在《逻辑哲学论》中, 维特根斯坦主要是根据六个大命题展开的, 命题的理论是对语言的进一步解说, 因为正如“句子”与“命题”的区别那样, 没有断定的句子便没有主体的“我”的参与, 对这个“我”的世界而言, 是没有意义的。这在维特根斯坦的唯我论中有所体现:“唯我论的命题是完全正确的, 只是它不可说, 而是显示出来。世界是我的世界, 这一点就显示在语言 (唯独能为我所理解的语言) 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在《逻辑哲学论》中语言和言说均有特定的内涵:语言是命题的总和, 言说是用语言描述实在。

维特根斯坦把世界划分成可说的与不可说的, 可说的用语言表达准确, 不可说的保持沉默, 而哲学家们永远不可能成功地搭建起一架足以逾越语言之界限的天梯, 但这个事业总还是不停地进行着。

参考文献

[1]李国山.言说与沉默[M].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1]李国山.言说与沉默[M].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中国哲学的逻辑体系 篇4

《逻辑哲学》英文原书的主编是来自美国宾州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哲学系的戴尔·杰凯特(Dale Jacquatte)教授,是当今最为著名的逻辑学家之一,其学术研究涉及逻辑、内涵性、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灵哲学及哲学史等诸多领域,对逻辑和哲学都有十分深刻的理解,对当前的逻辑哲学研究有着全面的把握;由其主编的这两本《逻辑哲学》,收录了29篇论文,几乎囊括了当代最著名的逻辑学家、数学家和集合论学家在逻辑哲学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这些论文包括目前符号逻辑某些最重要子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以及围绕逻辑的新理论发现和应用的哲学本质及其影响,涉及形而上学基本概念、知识论、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以及价值观,几乎涵盖了与逻辑哲学相关的所有领域,反映了以逻辑系统构造和评价哲学概念的基本方式;这些成果运用典范性的逻辑专业技术,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体现了当代逻辑和逻辑哲学的研究现状,具有相当深刻的学术价值,不仅可以为相关专业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了解逻辑哲学的基本背景,而且可以作为当前逻辑实践的典范和未来逻辑发展的风向标。

本分册的每一章都是一篇独立的论文,都具有特定的主题选择,既深入浅出地讲清了问题来源,又提供了精妙的解决方法(至少会有方法论的说明),全面深入地体现了逻辑哲学这一领域的交叉特性,既激起了读者对这些问题的哲学本质的关注,又培养了读者对数理逻辑专业技术的兴趣。在每篇论文的结尾处,还附有大量的英文参考文献,为读者深入理解相关逻辑哲学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第1篇论文为戴尔·杰凯特(Dale Jacquatte)的《引言:当代逻辑哲学》。作者在对逻辑与哲学、数学关系探讨的基础上认为,对逻辑(系统)应秉持多元性的观点,而逻辑哲学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反思这些丰富多样的逻辑(系统)的发展以澄清逻辑这一概念本身。未来逻辑哲学的发展也应受澄清逻辑概念这一逻辑学研究最为“质朴”动机的驱使,本书收录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就回应了这一诉求,不仅如此,在作者看来本分册的编纂还应当为当代的逻辑研究提供一个十分全面的概述。显然该论文在本分册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第2-4篇论文分别为雅各·辛迪卡(Jaakko Hintikka)、加布里埃尔·三都(Gabriel Sandu)的《逻辑是什么》,威尔弗里德·霍奇斯(Wilfrid Hodges)的《逻辑的范围和限制》,约翰·范本瑟姆(Johan van Benthem)的《哲学中的逻辑》,主要用以澄清逻辑这一概念以及逻辑与哲学的关系等问题;第5-7篇论文分别为大卫·希区柯克(David Hitchcock)的《非形式逻辑与论证概念》,戴尔·杰凯特(Dale Jacquatte)的《论非形式与符号逻辑的关系》,主要用以阐释非形式逻辑如何依赖逻辑乃至形式逻辑的问题。这些论文对于逻辑学和逻辑哲学入门的学生而言无疑具有良好的启发作用。

第8-10篇论文分别为罗伊·A.索伦森(Roy A.Sorrensen)的《模糊性与日常语言的逻辑》,欧内斯特·莱波雷(Ernest Lepore)、马修·斯通(Matthew Stone)的《逻辑与语义分析》,查尔斯·F.基尔科夫(Charles F.Kielkpf)的《形式语义学的辩护无关问题》,主要用以探讨逻辑在语言学中的作用,尤其是为用逻辑手段解决语言中的哲学问题提供了精妙尝试。

第11-13篇论文分别为《真之简史》《真与悖论:哲学概览》《希尔伯特纲领的过去与现在》,三篇论文在对逻辑学中最基本的真概念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引出了导致第三次数学危机的(与真概念相关的)悖论,进而对作为应对第三次数学危机的希尔伯特纲领(Hilbert’s program)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希尔伯特纲领虽然失败了,但却并非一无是处,它所提出的“所有的数学都应当被形式化”的思想继续影响着后来的学者,而第14-15篇论文,即赫伯特·霍赫贝格(Herbert Hochberg)的《逻辑主义及其在当代的遗产》,小约翰·W.道森(Johan W.Dawson,Jr.)的《经典逻辑时代的来临》,不仅说明了这一思想对逻辑学发展的影响,更回顾了经典的一阶逻辑的产生过程;第16-18篇论文,即彼得·弗莱彻(Peter Fletcher)的《无穷》,H.D.艾宾浩斯(Heinz-Dieter Ebbinghaus)的《勒文海姆———司寇仑定理》,蒂莫西·贝斯(Timothy Bays)的《司寇仑悖论的哲学》,迈克·汉德(Michael Hand)的《量词的对象与替换的解释》,则对一阶逻辑产生之初所涉及的一些争议问题给出了一些哲学的阐释。

第19-26篇论文分别为西格弗里德·哥特瓦尔德(Siegfried Gottwald)的《多值逻辑》,卡塔林·宾博(Katalin Bimbó)的《相干逻辑》,牛顿·C.A.达斯科塔(Newton CA da costa)、德肖·克劳斯(Décio Krause)、欧达沃·布埃诺(Otávio Bueno)的《弗协调逻辑与弗协调性》,亚罗斯拉夫·佩雷格林(Jaroslav Peregrin)的《外延与内涵逻辑》,马库斯·克拉赫特(Marcus Kracht)、奥利弗·库茨(Oliver Kutz)的《逻辑可能世界和模态逻辑的对应语义学》,查尔斯·S.茅原实里(Charles S.Chihara)的《模态实在论及其在数学实在论中的根源》,约翰·诺尔特(John Nolt)的《自由逻辑》,约翰·伍兹(John Woods)的《虚构及其逻辑》,分别对多值逻辑、相干逻辑、弗协调逻辑、外延逻辑、内涵逻辑、模态逻辑、自由逻辑、虚构逻辑等诸多非标准、非经典逻辑及其哲学意义进行了精要的论述。这些论文都展现了逻辑与哲学之间符号化的内在关联,给出了逻辑,尤其是符号逻辑,对于解决哲学问题的有益尝试,展现了符号逻辑的强大功能,不仅反映了当前哲学逻辑和数理逻辑的最新研究状态,而且对未来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有着示范和引导的作用。这些论文对逻辑学和逻辑哲学专业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最后三篇论文,即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的《反事实语句、因果关系以及抢先占有》,尼尔·坦南特(Neil Tennant)的《逻辑、数学与自然科学》,尼古拉斯·雷斯彻(Nicholas Rescher)的《缺省推理》,则分别对应于逻辑学中反事实语句、直觉相干逻辑和缺省推理三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反事实语句、因果关系以及抢先占有》主要概述了因果反事实理论的研究现状,并指出了抢占优先是反事实理论的主要障碍;《逻辑、数学与自然科学》站在“极少主义”的立场论证了直觉相干逻辑(IR)的正当性,并对IR论证的自反稳定性给出了一种反驳;《缺省推理》则为人们如何在信息不够充分的条件下进行令人信服、负责任的最好推理提供了充分的讨论。

该分册翻译者刘杰副教授研究兴趣涉及科学哲学和数学哲学,博士论文以“真与意义的融合与分离之争的逻辑探究”为题,聚焦最基本的逻辑哲学问题,而郭建萍博士也具备一定的逻辑和哲学基础,两人对逻辑哲学相关方面的问题都有较好的把握,这在本分册的翻译中也充分体现了出来。总的说来,本分册的翻译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学过逻辑学的人应当知道,学好逻辑学需要学者不仅具有一定的哲学悟性,而且具备一定的数学功底,能把这两个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而两位译者敢于尝试翻译本书除了自身具备一定的功底之外,还怀有不畏艰难的科研精神。译文中也许会有些许不妥之处,但我想这都是在所难免的,对此我们不必过于严苛,因为更为值得肯定的乃是本书翻译所带来的正面价值。

中国哲学的逻辑体系 篇5

一基于存在论分析风险的必要性

首先,风险词源已经提示人的风险存在。在中文语汇中,“风险”一词指渔民出海捕鱼时遭遇的状态:在茫茫大海上,风浪给渔民带来无法预测的危险,“风”意味着“险”,即“风险”。[1]在西文语汇中,风险最初是指“堡礁给水手造成的危险”“在未知水域的航行遭遇的状况”“在危险岩石间择路前进”等,后来则用于金融和商业,指投资和借贷带来的不确定结果。[5];海德格尔也说:“人的存在具有实际性。”[6]79更重要的是,存在论揭示出了人的“现实”存在并非“现成”,而是遭遇各种可能性的生存筹划,即个人被置于世界之中有所行动,面对自然和社会、面向未来筹划自己的存在,世界和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摆在人面前,人的行动也有各种可能的结果。人的这种可能生活,需要通过存在论揭示出来,“存在论的任务在于非演绎地构造各种可能方式的存在谱系”[6]13。在人的生存筹划中,各种可能性作为不确定性作用于人,它们既可能有利于人的存在,也可能不利于人的存在,人之存在的风险在此显露无遗。风险成为人的可能存在中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

二风险的存在论分析

由此,基于存在论的风险概念,不只要从人们行动的结果上,更重要的是从人们的行动过程本身来理解。现实中的人们只要有所行动,就会面临风险。风险内在于人的存在结构中。风险,意谓给人的存在和发展带来挑战甚或威胁的各种不确定性,以及对这种不确定性的不可预知性。

第一,人存在的起点是“被抛入世界之中”,而这正是人的风险存在的开始。在被抛境遇中,人存在且不得不存在,而且不得不存在于“此”。[6]157-158海德格尔由此把人的存在规定为“此在”。这个此在孤零零地来到世界。“被抛境况的抛掷性质与动荡性质”[6]207说明了人的存在自一开始就不是他自己能控制的。人在自己生命历程的开端,不得不被动地接受一个陌生的世界和未来。风险于是扎根于人生的起始阶段。

第二,人的存在作为生存过程,也是风险性的。人被抛入世界之中,接下来开始有所行动,面向未来筹划自己的人生。人的生存筹划是创造活动,它总是把人们带入未知领域,使人面对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创造活动不断带来新事物,它们都是自然界本来没有的,这些新事物破坏了人与自然界的已有平衡和稳定联系,人就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生存境遇;创造活动不断制造出动态的不确定性,这又形成风险之网。总之,人面向未来去创造,以实现自己的种种可能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始终是不能消除的。

人的这种风险存在状态,可以通过风险的某种时空结构进一步揭示出来。一方面,人的存在在时间意义上是“历险”的。存在着的人要“去是”(to be),即在人生中去实现自己有待实现的东西。这即如海德格尔指出的,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需要领会为“存在的不定式”[6]63。西班牙技术哲学家奥特加·Y.加塞特也提到:“对于人来说,生存并非意味着按照他是什么的方式存在,而是在于实现这种存在的可能和努力之中。”[7]人的行动在时空上存在一个有限可控的范围,当超越了这个范围,人对其行动就失去了预知和约束的能力。人的行动会产生一些始料不及的后果,可能会制造出对其生存不利的新事物,这些后果和事物中包含风险。作为存在着的人,人的行动和结果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时间间距”,这个时间间距是人不能掌控的,某种结果何时产生,怎样产生,对人们又有怎样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人在生活中每走一步,都会面临各种陌生的境遇,它们作为一种不确定性始终挑战着乃至威胁着人的存在。就像复杂性理论研究的开拓者霍兰所说,“这个世界处在混沌的边缘,必须使自己适应永恒的新奇。”[8]人深居过程之中,存在着的人必然历险。

另一方面,人的存在在空间意义上也是“涉险”的。就存在的真理揭示出的物的存在特征来看,存在的真理内在地包含了两重性,即存在的显现或者存在的隐遁。存在的显现是存在的在场状态,然而此一状态是从“不在”的状态而来。我们从“不在此地”到“现身在此”。存在的隐遁是存在的不在场,然而此一不在场只是“尚未在场”,即是说它还会到来。存在是否到来,存在是否显现为存在者,这取决于“存在的天命”。存在的真理要求思想要把握存在的“显隐一体”[9]。存在之真理的二重性揭示出风险生存的境遇。人并不总是与显现的事物打交道,还必然会与神秘的事物打交道,会进入黑暗的、隐蔽的领域,那就必然遭遇风险。中文“阴险”一词形象地描绘了这种风险境遇。“阴险”一般用来形容“人心的险恶”,人心因为不可见和隐蔽性而险恶。险是阴(隐)带来的。实际上,世界因其黑暗、神秘的一面,也是险恶的,人深处其中不能不涉险。此外,“风险”就其本来含义来说,也包含世界之黑暗的一面。人在茫茫大海上驭舟而行,遇到风浪是危险的。“风”正是来自未知的地方,并且把船带向未知的黑暗领域,“风”因此成为“险”。

第三,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要与他人和自然“共在”,即在与他者的复杂动态的交互作用中实现自身存在,风险也在所难免。海德格尔点明“与他人共在必须作为生存论的本质命题来领会”[6]143。人与他者共在的突出特征是“遭遇到一起”,这种遭遇是偶然的。他者对于自己在开始是陌生的。他人也是自由的,他人的活动会给自己带来不确定的影响;自然也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自然不会顺应人,会给人施加不确定的作用。人与他者打过一段时间的交道以后,可能会变得熟悉起来,然而他人和自然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新的不确定性又会产生并对自己发生作用。这样,人与他者的遭遇带来本质上不能消除的不确定性,风险内在于人与他者的共在中。另一方面,人们的行动交织在一起,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他人之间、自然和社会之间形成复杂的交互作用,复杂性理论称之为“动态复杂性”。人与他者共在,这个他者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其中一些不利于人之生存的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事件会影响着人。正如人对自然的改造,有时遭遇自然的报复性反作用。人的风险存在是系统性的。美国学者彼得·圣吉认为:“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是因为无法处理周遭日益复杂的系统所致。”[10]15

第四,人的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从现代决策论的角度来看,人的行动与其结果的关系有三种:其一,人的每一个行动导向一个确定不变的特定结果,且这些结果都是已知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是没有风险可言的。其二,如果每个行动导向一组可能的特定结果,尽管每个结果的概率是确定的,但究竟会导向哪一种结果是未知的。这就产生了风险。其三,如果每个行为有其结果(或者全部行为有组可能的特定结果),但是这些结果的概率完全是未知的(或者某个行为会导向哪种结果是未知的),那么这就是一种高度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11][6]167,并不是“给定”的,而是面向未来的生存筹划,去实现一种有待实现的东西。人实现自身可能性的方式是创造,比如科学技术创新。在创造中人开辟出崭新的可能性,并且从中实现自己在过去和现在所没有的东西。这种新的可能性有不确定性,内中有风险。在这个层面上,风险对于人之存在的意义,就是在有风险的创造活动中实现自身存在和发展。人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探险过程,人世生存不得不冒险。冒险是人的一种天性,人在冒险中找到乐趣,这是一种面对生存挑战而实现自身存在的乐趣,比如冲浪、赛车等活动。这个意义上的风险是人们主动寻求的。[6]165约纳斯也曾在此意义上提出“恐惧启发法”:当前技术发展带来的一些负面作用臻于极限,为防止陷入无法挽回的灾难境地,人们需优先考虑技术发展所造成的某些巨大的负面后果,以唤起人的恐惧意识,从而想到提前反思和修正人类当前的发展道路。综上所述,基于哲学存在论,风险源始地扎根于人的生命历程之中并揭示人的存在状态。

四当代风险社会的生成逻辑

贝克、吉登斯等人认为,当今人类已逐渐迈入风险社会。各种风险成为制约当前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这是当前社会之所以作为风险社会的基本理由。实际上,风险本来就植根于人的生存,早就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那么它是如何从幕后走上前台,从而成为当今社会生活之焦点的?要阐明这个问题,需要指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风险本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样的变化又如何进一步引发风险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和作用的变化,从而最终使得风险对于当今社会发展产生关键的制约作用。笔者提出“风险社会的生成逻辑”来阐释以上演变过程。学界已经指出了一些“风险根源”,即哪些方面塑造了风险社会,比如科技理性的扩张、网络和信息化生产等。借用结构主义的术语,这些对风险社会根源的研究只是共时态的,它说明了哪些力量塑造了风险社会。然而,这些力量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种复杂动态的作用使得风险发生了怎样的异变,从而使得不断升级的风险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也越来越突出?这需要一个历时态的回答,即通过阐释风险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之变化,解释为何今天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简单说,我们需要对风险社会的生成和演变,做一个过程性研究。

自近代以来,科技和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发展进程给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人类获得了改变自然和自身的强大能力。与此同时,各种威胁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巨大风险,也开始不断涌现和集聚。其中比较显著的如人口增长过快和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地球暖化,大气、河流等环境破坏,生物工程、基因技术、核能和计算机网络等新兴技术快速进入应用环节造成的各种风险等。人类文明进程早就伴随着各种风险不断升级,并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一些本来层级不高的风险逐渐转变为巨大危险,人们的风险意识也跟着高度膨胀。这时候,风险的时空结构以一种非常紧张的方式呈现出来。就空间结构来说,一种风险还没有来到眼前,但就在附近,这种临近的风险令人害怕。核电站附近的人们对核风险的体会很深,而远离核电站的人们对这种风险没有什么感受。从时间结构来看,风险本来是面向未来的非现实性,此时它却指向了一种迫在眉睫的不利影响,即一种作为威胁的东西还未到来,但是已临近。正是这种“还没有来而将要来”的特点使其成为可怕的东西,因为一种只在将来发生的东西不构成威胁。当风险变成危险,它不再意味着过去人们可以忽略的代价,不能再简化为社会发展的必要成本,它已经成长为塑造当今时代的重大力量,极大制约着全球社会的发展格局。人类从工业社会逐渐走进了风险社会。“风险转化为危险”[14]危险和凶险已经对人们的现实生存构成极大威胁。危险和凶险作为唯一的可能,意味着一种迫近的现实性。比如,人们都知道核电技术具有泄漏风险,如果人们把核电站建在远离地震带和火山口、海边和居民生活区的地方,并且尽量采用较为成熟的新一代核电技术,那么这种核电站就只是一种风险。反之,当人们把核电站建在地震带和火山口、海边和居民生活区附近,那么这种核电站就是危险了。风险是一种损害的可能性,而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是损害的现实性。(5)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否定了可能性本身。当风险变成危险乃至凶险,谁还愿意把巨大的危险承担起来呢?人们必然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危险。风险对于存在的启示意义就大打折扣了,因为风险之于存在的意义恰恰在于它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性。

当代风险社会的生成逻辑启示我们,当前的风险状况更加危及人的生存,风险对于生存的逼问更甚于传统社会。风险本来是人的存在方式,现在反过来危及人的生存。一种缺乏历史经验的风险状况产生了,风险的及时应对与有效治理也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大政治议题。

摘要：风险是人的存在方式,哲学存在论是理解风险的必要视角。人被抛入世,面向未来进行生存筹划,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各种新事物总是伴随着人们。面对无法消除和不能完全控制的不确定性,人是必然要“历险”和“涉险”的。风险,意谓给人的存在和发展带来挑战甚或威胁的各种不确定性及其不可预知性。对风险问题的追问和回答,也反过来有利于启发人实现自身的存在。不过,随着现代化的深入,风险不断转化为危险,这隐含当代风险社会的生成逻辑。一种缺乏历史经验的风险状况正在挑战全球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