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精选9篇）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篇1

如何科学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哲学文化, 吸取国学精粹与人文素养, 融合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思想, 对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文化, 实现企业战略转型和自主创新, 提升中国企业的生命力与核心竞争能力, 打造中国民族品牌,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国内企业目前正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及管理、技术的创新, 文化制胜已成为企业管理变革的新趋势。博大精深的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哲学智慧, 企业只有充分运用中华传统文化, 并汲取其营养和精髓, 才能构建具有创新精神、团队精神与和谐精神的企业文化。

一、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

1.道德修养与外在事功相统一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 就是一套道德修养功夫;外王, 就是要让人的道德修养发挥作用。内圣外王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政治理想, 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追求。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社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 体现了中国文化中道德与政治的统一。

2.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和谐思想主要体现了一种中正、中和、均衡、和合、协调的特征。这是一种承认有矛盾有差别的和谐, 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 是多样性的统一。

3.阴阳互补、动静互根的辩证思维。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丰富的辩证思维特征, 具体说有五大思维模式。一是整体思维, 就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观点来看待一切事物。二是阴阳思维, 即一切事物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基础。三是象数思维, 就是借助具体的象数认识外界事物, 通过类比、模拟、联想等方式, 阐述事物的深刻道理。四是中庸思维, 就是主张做事不偏不倚, 不走极端;处理问题要执两用中, 考虑周全。五是实用理性思维, 主张为人处事讲实用。

二、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企业文化的结合

悠久灿烂的中国传统哲学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民族心理、意识形态和审美情趣。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同样也是企业的灵魂, 凡是长盛不衰的企业都有其独特的企业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企业文化已成为未来企业兴衰存亡的关键因素。现代企业管理者应该把握以下辩证关系用以对企业文化进行塑造。

1.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我国现代企业文化, 首先要体现中华民族特色。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兵家和道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所倡导的经营理念、战略思想和管理原则是相符的。儒家尊仁德, 法家严赏罚, 兵家重谋略, 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 都可以给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借鉴。如儒家的“仁义”、“慈爱”、“忠信”、“诚敬”等思想, 可以指导企业家和从业人员更好地做人做事, 爱岗敬业, 凝聚企业的向心力, 同时倡导企业的发展应立足于人性之上。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思想, 主张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授权的和宽松的管理方式。反之, 如果管理者总是事必躬亲, 最终必然会使自己眼光日渐短浅, 既无法定下心来观察和分析事物, 更无法使自己以超然的决策者身份, 放手让下属去发挥。法家主张“法治”, 反对“人治”, 特别强调管理制度的建设。法家的精神就是要把企业持续经营的基础建立在一套廉明公正的组织规范和平等客观的标准之上。《孙子兵法》所论述的军事领导者所需要的素质即“智、信、仁、勇、严”以及“因事而变和令文齐武”的战术, 可以指引企业培养一批心思细密、管理有方且具有领导艺术的领导者。

2.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融合。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企业文化成为培育我国企业文化的重要途径。西方现代企业文化所包含的人本精神、科学理性精神、民主精神、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等, 这些都是全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 是社会进步和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和保障。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 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哲学方面, 存在一些差别。比如, 西方的企业强调“理性”管理, 注重规章制度、管理组织结构、契约、个人奋斗、竞争等的作用。而东方的企业则更强调“人性”的管理, 注重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的作用。对此, 中国企业应本着“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实用理性, 以宽广、包容的心态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所以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融合的过程中, 一方面要积极有效地接受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让自己的思想文化观念体系更适合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 要继承、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 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只有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 才能培育具有中国风格的现代企业精神。

3.共性与个性的和谐。企业文化的共性内容应包括企业的最高目标、共同价值观、道德规范等。企业文化建设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能较好地反映时代特征和精神风貌。社会主义企业文化, 应当体现共同理想、集体主义精神、主人翁责任感以及服务奉献精神、科学精神等, 要弘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 这是全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 这是企业文化的共性。但由于企业所属行业、地域环境、历史、体制、员工素质、社会职能、规模大小以及商业模式的不同, 导致企业文化不尽相同, 即企业文化的个性。企业文化的共性和个性是相辅相成的, 企业文化塑造要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要体现个性特征。企业对自身文化共性与个性的认识与判断,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企业能否长足发展的根本。认清共性, 对于企业来说, 就是找准了立身发展的根本, 而认清个性, 就是找准了差异化发展的竞争之路。

目前我国企业文化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共性有余, 个性不足, 缺乏鲜明的个性。许多企业文化存在口号式、公式化、雷同化、概念化现象, 缺乏鲜明的个性, 不能以通俗形象的语言表达, 过于抽象, 使人不知如何操作, 如“求实、奋斗、团结、创新、拼搏”等文化标语, 失去了企业精神的鲜明个性和特色, 类似于工业企业中标准件的组合。这实质上是所有企业共有的“企业界精神”, 缺乏针对性和企业个性, 不能反映不同行业的独特传统、独特风格和独特追求, 给人留下千篇一律的印象,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无法构成自己特有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建设要遵循个性化原则, 要有特色鲜明的个性特征。企业精神的生命力体现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拥有自己的个性, 没有个性的企业精神是很难凝聚职工并焕发职工斗志的。企业精神的概括和提炼要富有个性、特色和独具匠新的文化底蕴, 在表达上要体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突出个性, 不求其全, 但求其特的文化魅力。

凡是成功的企业, 都有自己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 例如, 北京同仁堂的“济世养生”;宁波雅戈尔集团的“装点人生, 服务社会”, 既有行业特点, 又有独具的文化蕴涵;一些国际知名企业的企业精神就独具强烈的个性色彩, 如硅谷精神:“容忍失败, 鼓励成功”;松下精神:“把干毛巾再拧出一把水”, 不但有特色, 而且语言十分形象生动, 让人过目不忘;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因为有不少发明创造而蜚声世界, 它的管理之道是“无为而治”四个字, 真正体现了高科技企业的文化特色, 因为真正的科技发明什么时候出现是很难预定的, “无为而治”反映了宽松自由的研究氛围, 比较符合科学研究的特点;IBM公司的“尊重个人、竭诚服务、一流主义”的文化体现了尊重人、信任人, 为用户提供最优服务及追求卓越工作的企业价值观;华为公司非常崇尚“狼性文化”, 因为狼有三种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扰、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篇2

论文关键词：冯友兰；新理学；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贡献

论文摘要：冯友兰作为中国现代重要的哲学家与哲学史家，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大师之一。他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有重要的贡献:他全面探讨中国古代哲学，提出“接着讲”的哲学方法，创立“新理学”体系；引进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提出中西哲学互释、展望未来世界哲学等思想。



冯友兰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他全面探讨中国古代哲学，提出“接着讲”的哲学方法，并从中西哲学的比较入手,创立了“新理学”体系，并且还引进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提出中西哲学互释等思想，这些都是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贡献。

一、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诠释

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虽然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些言论中分析出他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思想。冯友兰在说“哲学无所谓新旧，是说哲学的道理大致相同”时，所说的言语就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基本思想。他说：“各时代之哲学家，各以其时代之言语说之，即成其时代之新底哲学系统。”［1］原因有三：首先，“一时代的哲学家，必是将其自己所见，以当时底言语说出或写出者。因其所见,不能完全与前人不同，所以其哲学不是全新底哲学，但其所说所写，是其自己所见，所以虽有与前人同者，但并非转述前人。”［2］其次，“今人之新经验之尚未经哲学分析解释者，一时代之新哲学家，可分析解释之……一时代之新经验之分析解释，亦即可成为一时代之新哲学。”［3］第三,“人之思之能力虽古今如一，而人对于思之能力之训练则可有进步。逻辑为训练人之思之能力之主要学问。今人对于逻辑之研究，比之古人，实大有进步。……用训练较精底思之能力,则古人所见不到者，今人可以见到，古人所有观念之不清楚者，今人可使之清楚。［4］由此之故，一时代虽不能有全新底哲学，而可有全新底哲学家，较新底哲学。［5］冯友兰所指的第一点是说哲学家必须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论述基本的哲学问题，第二点是说哲学家必须分析他的时代经验，第三点是说后人的哲学逻辑优于前人。由此，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基本思想，这就是现代中国哲学家必须用自己的语言重新阐发哲学的基本问题，必须讨论分析现代的经验和问题，必须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由此产生的哲学，才是现代中国哲学。在冯友兰看来，现代中国哲学或现代化了的中国哲学应该是中国哲学家用现在的语言重新阐释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自己时代的问题，并将新的经验与原有的哲学结合起来，现代中国哲学应该有较强的理性和逻辑性。冯友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提出”接着讲“的哲学方法，创立”新理学“体系；引进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等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贡献



1、提出“接着讲”的哲学方法，创立“新理学”体系。

冯友兰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区别，并申明他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他在《新理学》绪论中说：“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6］冯友兰将研究哲学史归为“照着讲”，将哲学创作归为“接着讲”的，他说：“哲学史家是照着哲学史讲哲学，而哲学家是接着哲学史讲哲学”。［7］尽管写的“哲学史”与“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史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写的”哲学史毕竟是照着“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史写的，而“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史是客观存在的。“接着讲”就不同了，“接着讲”是着眼于哲学的发展，变化和创新，是有明显的时代性的，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8］

冯友兰就是在他的“接着讲”的哲学方法上，创立了新理学体系。他的新理学体系是在继承中国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要让自己的问题“接”上传统，同时也让传统“接”上现在的问题, 是中国哲学从古代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变，是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冯友兰的“接着讲”具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赋予中国哲学以全新的现代理性精神，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理性”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而现代理性又是以逻辑分析的方法为其重要特征的。第二层涵义是，在中国哲学形式化、理性化的同时，要保留、继承其最核心的实质内容，特别是终极性的价值内容。中国哲学的实质是“通天人之际，”通过对“通天人之际”的现代分析，从而重新认识人生的意义，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所在。

冯友兰的“接着讲”是接着中国哲学讲，它将时代性和民族性结合起来，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讲出了中国哲学的内在价值和精神。在这方面，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的新理学体系中的人生四境界说。冯友兰在《新原人》中提出了着名的四境界说。四境界指依次由低到高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境界源于人的“觉解”，而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觉解就是自觉和了解，觉解也就是对人所做之事的意义有了解，并自觉人与事物是处在某种关系中，即“在做某事”。人因有觉解，事物以致整个宇宙人生对于人就有了某种意义，这个意义就构成了人的境界。冯友兰多次讲到，中国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境界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冯友兰的“接着讲”的哲学方法就是让现代问题接上传统的思想，从传统的思想中找出现代问题的答案，使传统哲学现代化，以把握现代思想中的时代精神。新理学体系的产生就是哲学现代化的标志，这是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贡献之一。

2、引进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

在冯友兰看来，中国实质上只有上古和中古哲学，而没有现代哲学形态，西方哲学的现代成就，主要是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这恰是中国哲学所缺少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及其方法。冯友兰说。“若不研究西洋哲学，否则我们整理中国哲学，便无所取法。”［9］中国哲学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习惯于用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去把握对象，不注重研究思辨的逻辑过程和方法，知识论和逻辑学没有得到发展。冯友兰认为，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滞后是中国哲学未能进入近代的主要原因。他说：“中国最缺乏理性主义的训练，我们应多介绍理性主义。”［10］因此，他就把引进西方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

冯友兰先生所创立的新理学体系，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结合的一次尝试。它的特点就是运用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来重建儒家哲学的形上学，使中国哲学在理性化、逻辑化、体系化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冯友兰看来，形上学是哲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对于人生的最后觉解。中国哲学并不缺少形上智慧，也不缺乏通过直觉体悟形上本体的方法，但是缺少通过纯粹的逻辑思辨从正面去阐释形上学的方法。”［11］今天我们要向西方学习的就是这种方法。冯友兰说：“重要的是这个方法，不是西方哲学的现成结论。”我们要用清晰的逻辑思辨和确定的概念范畴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中直观的思维方式和模糊的表达方式，这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冯友兰的新理学可以说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引用西方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证明了儒家的形上学，尽管其内容还有非现代化的方面，但是不能否认冯友兰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加速了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进程。

3、提出中西哲学互释，瞻望未来世界哲学。

冯友兰认为中西哲学可以相互阐明、互相结合、互相补充和互相对话。他用这种观点来解读未来的世界哲学。他说：“在我看来，未来世界哲学一定比中国传统哲学更理性主义一

些，比西方传统哲学更神秘主义一些。只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统一才能造成与整个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12］这里所谓的“神秘主义”是指一种哲学，它承认所谓万物一体之境界，在此境界中，个人于全宇宙合而为一，主观与客观、物我内外之分，都不存在。这就是指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这种神秘主义和欧洲的理性主义，中国哲学的直觉思维方法和欧洲哲学中的逻辑分析方法，都可以相见补充，冯友兰断言新的未来的哲学必将在这一互补中产生。“我们期望不久以后，欧洲的哲学思想将由中国的直觉和体会来予以补充，同时中国哲学思想也由欧洲的逻辑和清晰的思维来予以阐明。”

冯友兰认为，中国和世界都需要一个包括新文明在内的哲学体系，融一切有价值的哲学认识成果，吸收各个方面的养料。如果这个新的广泛的哲学体系出现了，那么不同的文化在中国的矛盾也就解决了。

综上所述，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就是要建立科学的体系，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体系之上实现价值的重建。冯友兰试图用理性解释中国传统哲学，从而使中国哲学实现系统化、现代化。冯友兰创立的新理学体系，引进西方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世界哲学的瞻望，正是他对中国哲学现代化进程的真实体现。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18,P18,P19,P9,P20.

[12] 冯友兰.冯友兰谈哲学 [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P3,P2,P524.

冯友兰.论民族哲学、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P275.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P12

[10]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P297.

[11] 方克立.冯友兰与中国哲学现代化 [J].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夏之卷（总第4期）.

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定义 篇3

关键词：中国哲学；新儒家；时代

作者简介：邵大壮（1992-），男，汉族，籍贯：陕西西安，单位：西北政法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1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世界就充满着内忧外患。中国人被迫接受西方人的思想和观念，来极力适应世界的变化。传统的农耕文化被资本主义世界的逻辑打破，向西方学习成了有志之士内心最坚定的想法。从最初的学习器物制度，到最终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在这之中，有许多坎坷的历程。而中国人对哲学的认识也是在这样的坎坷中产生的。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一学科，甚至没有哲学这个名词。日本人西周用“哲学”翻译西方的philosophy，中国人引进这一名词则迟至晚清。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没有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思想家就要接受西方人的逻辑，相反，中国的思想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发现了类似于西方哲学的内容，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对中国哲学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不仅是因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促使中国思想家必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更是因为西方世界的逻辑确实引发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中国人看来，是可以以中国传统的思想来解决的。然而，现代中国哲学不仅要适应中国社会的种种变化，也要针对现代性逻辑下的种种问题。

从哲学上来看，现代中国哲学还需要面对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来作出相应的回应与沟通。西方哲学传统源远流长，值得学习的东西还很多。从以往学习西方哲学的经验来看，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理解还有很多不足和缺陷。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众多，观点纷呈，而且大多数学派和观点都在中国哲学界有一定的市场，因此，甄别和选择也就尤其重要。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理论，当然对中国哲学研究有着指导价值。因此，研究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和歧异与会通也就相当重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哲学在现代的定义将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现代中国哲学应当致力于批判时代病症，是批判性的哲学。现代化虽然带来了许多人类之前不能享受的成就和待遇，但是现代化的确也引发了众多问题。当今世界普遍面临着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而信仰危机和价值危机也无处不在。可以说，在这个物质最为昌明的时代，人所面对的精神危机却最为深重。黑格尔认为，现代性的真理就是有用性。[1]人们用有用来衡量周围的一切，而忽视了事物本身的价值和存在意义。因此将世界理解为表象支配的世界，世界失去了其存在论的意义。哲学作为时代最具批判性的理论，当然要对时代问题有所针砭。因之，现代中国哲学要面对时代问题，积极批判现代性的种种弊端，以期能克服现代性的种种问题。

第二，现代中国是致力于构建现代人精神理想的哲学。现代中国权利文化和人格理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一变化虽然适应了现代世界和现代人的逻辑，但是，正是因为权利文化和人格理想的变化，现代人也失去了他们的精神家园。换言之，现代人的生活总是经验的，而没有超验的追求。而哲学正在于给现代人以精神的慰藉。正如冯友兰先生说得：“随着未来的科学进步，我相信宗教的教条和迷信将让位给科学，人对于彼岸世界的追求将在未来的哲学中得到满足。这个未来哲学既是现世的，又是彼岸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2]

第三，现代中国哲学是融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富有时代精神和实践精神的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很多精髓的理论和思维方式，中国现代哲学应该吸收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之处，致力于解决时代问题，建立既不失中国传统哲学固有优点，又具有时代精神和实践精神的新哲学。

黑格尔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3]也就是说，哲学总是对时代问题的考量和思考，脱离了时代的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不是活的哲学。现代中国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哲学解释，中国哲学家应该致力于思考时代问题，只有在时代问题的激荡下，才能产生可以走向世界哲学舞台的哲学理论。李泽厚先生曾说，现代中国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4]但关乎时代问题，如果不作出自己的答案，那就只能接受别人的答案。我们更期待，有中国思想家能作出自己的回答。中国现代哲学亦将厕身世界哲学舞台，与世界哲学交相辉映。

注释：

[1]参看[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6页。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76页。

[3]参看[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

[4]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杂著集》。

参考文献：

[1]李泽厚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徐复观著，《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徐复观的杂文——记所思》，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

[3]郑家栋著，《现代新儒学概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4][德]黑格尔著，《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

[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篇4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建构,后现代政治哲学

现时代, 一股文化、政治哲学输出的意识在中国学界涌动。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文化正在生成, 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成为现在与未来学术探索的主要方式, 对待当下后现代政治哲学思潮的态度、方法亦是如此。西方后现代政治哲学确有消极因素, 其对人类解放宏大叙事的消解, 会使人产生理想信仰的迷惑与困顿, 甚至会使人有走向政治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危险;貌似激进自由色彩的政治哲学微观言说背后, 隐藏着对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辩护与美化;错误地理解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思想, 造成思想混乱, 等等。然而, 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也有其积极因素, 需要对其批判吸收。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实际,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指导, 考虑到中国的民族性、历史传统等复杂因素, 在此前提下才能更好地批判吸收西方后现代政治哲学。

一、后现代政治哲学言说开启了当代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域

批判是哲学本性, 内含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两方面重要内容。政治哲学的批判更是典范的理论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合一, 同时也有相应的建构。可以说, 任何一种类型的哲学, 不管它是自然哲学、科技哲学、语言哲学还是分析哲学等等, 都含有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与建构, 都有对人类社会政治生存的各种不同理论观照。否则, 它就无法留存, 更谈不上流传久远。

政治哲学观照方式的差异, 受到世界历史发展、民族国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与个人独特生存体验的影响与制约更大。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大型言说的道德理想国, 突出批判现实社会政治的礼崩乐坏, 强调政治合法性的最终准则是道德善恶。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大型政治哲学言说与批判, 也是以伦理道德为准则, 其心中的理想国也是个道德王国。中世纪西方社会将近1200年, 其政治哲学真可谓在黑暗的漫漫长夜中朦胧, 以虚幻、神圣而宏大的上帝之城来批判引导地上王国的建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 构想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的资产阶级千年王国。然而, 其解放诺言并未兑现, 只是兑现了政治自由与解放的形式, 人类解放理想并未实现。需要不断地革命, 以实现人类解放, 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由此诞生。

当代西方后现代政治哲学家不同程度地接受到古希腊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训练, 也都受到西方政治哲学宏大叙事的影响, 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后现代政治哲学家更是深受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 都曾经在思想上有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在他们政治哲学的思想历程中, 首先对政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丧失了信心, 展开过非理性的、叛逆的批判。但他们在不同社会政治环境、事件等具体因素影响下, 最后也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走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 甚至严重背离马克思, 乃至批判马克思人类解放为虚幻的宏大叙事。

在后现代哲学家心中, 资产阶级共和国与政治解放的宏大理想破灭了, 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也破灭了。一切解放的诺言, 都无法在理论上无懈可击, 都是思辨的形而上学、抽象的同一性与普遍性, 都是虚幻的整体性与主体性这种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哲学的结果;一切解放的诺言, 都无法在实践上得到兑现, 只不过是以新枷锁代替旧枷锁而已, 都无法走出人类囚徒的困境。抛弃大写的哲学、抽象的哲学, 就像终结形而上学那样终结宏大解放社会政治理想, 成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发出的共同性声音。深入挖掘尼采非理性主义哲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解释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先锋派文学的思想言说方式, 结合各自独特的理论视域, 他们相应展开了自己独特的批判言说。以知识考古、疯癫考察、谱系学批判、监控社会政治分析、解构、幽灵学、精神分析、小写哲学等政治哲学新概念话语方式, 他们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话语方式展开了碎片式的、游击式的批判;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微观、细小领域展开了批判。这是他们对哲学批判的创新, 由此引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新思潮。他们开启了现代性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野, 即注意力不要只集中在宏观批判上, 还要批判微观领域, 感受具体而微的现代性社会政治生活, 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型权力结构之下, 还有各类微小的权力控制机制与组织。

二、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彰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

从1843-1844年开始, 马克思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创立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他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 在当代世界依然是畅销书、必读书目, 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各种语言版本, 简直成了“世界文学”;他花了40余年撰写的《资本论》, 每到经济危机时期都成为畅销书目, 依然是“世界文学”。

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是现实建构性与批判性的统一, 其对未来理想社会与人类自由发展的构想, 不仅是科学理论而且变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类解放运动, 至今方兴未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即对现代性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 以雄辩的逻辑和巨大的正义感召力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同样影响包括后现代政治哲学在内的各种哲学思潮。

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相遇, 进入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野, 更加彰显了它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批判, 为后现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思想养料。这也是后现代政治哲学肯定马克思理论价值最多、最明显的方面。在马克思的著作中, 《资本论》对后现代学者的影响最大。福柯在马克思现代性整体批判精神影响下, 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医院、监狱、性等微观领域的批判, 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自由的压制。他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看成是“革命经济学”, 认为“马克思主义设想了一种对大写历史的彻底改变来反对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1]。德里达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强势话语反对马克思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 以其《马克思的幽灵》的解构策略高度赞扬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精神。德勒兹对俄狄浦斯的批判模拟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加塔利说:“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眼中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相同的经历。”[2]利奥塔欣赏马克思的批判理论, 其《利比多经济学》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和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一样, 批判资本主义对欲望的压制。明确反马克思主义的罗蒂, 在其作品中也再三赞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刻, 对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还有法国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生产之镜》都继承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精神。如波斯特就认为, 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批判基本上仍是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大框架中进行的。[3]对此, 张一兵教授说:“鲍德里亚思想路径的深处, 还是存在一种形似历史现象学的他性镜像, 事实上, 他一直无意识地在模仿马克思。”[4]至少,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性的一个镜像, 他们的批判性概念是对马克思的模仿, 或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的替换。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性建构, 也深深影响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他们多数不赞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 但不同程度地赞赏马克思政治哲学理想性维度对人的终极关怀, 对未来的希望。福柯的后现代生存美学闪耀着人类解放的微光, 德里达的友爱政治传递着人类解放的某些精神, 德勒兹的解域替换着马克思的解放, 利奥塔的未来大单子是渺茫的人类解放, 罗蒂的希望折射着对人类解放的赞叹。

从后现代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中, 我们还可以发现, 他们试图超越马克思政治哲学这座理论的高山。然而, 他们的理论重叙计划都没实现, 最终都回到了政治解放的怀抱, 也就是回到了被马克思超越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怀抱。因此可以说, 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不可逾越的理论视界, 也是不可被超越的对象。而且, 马克思政治哲学象燧石一样, 在后现代的敲打中不断闪耀着光辉。

三、后现代政治哲学建构促进了政治自由的差异与多样发展

从传统社会政治向现代社会政治转变过程中, 出现了两大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模式, 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 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 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促进人的个性自由发展问题。欧洲资产阶级通过“双元革命”走上政治自由解放的道路, 以英国和法国为典型;在北美洲的土地上通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废奴运动而走上现代政治解放的发展道路, 美国是典型。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确立了形式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分权制衡的国体与政体。但是, 政治解放并没有实现每个个人的全部解放, 也没有实现人的差异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从宏观到微观的同质化、秩序化宰制着个性、差异、少数的自由与权力。

生活在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哲学家, 通过个人对政治权力、自由、民主微观运行的切身体验, 反思批判现代社会政治问题, 创建各有特色的微观政治哲学理论。在他们看来, 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整体、宏观自由与解放是乌托邦梦想, 未来遥遥无期、希望有但很渺茫, 那属于形而上学的自在之物的世界, 只能依靠不确定性去偶然实现。因此, 在现实层面上, 就要对企业、学校、医院、监狱等社会政治生活的微观领域展开对权力的批判, 把自己哲学的任务看成是在与权力展开谈判。进而, 他们把知识分子的使命看成是批评、限制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独一性权利、少数权利的侵犯与宰制, 让自由与权利在微观的生活领域、市民社会生活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同时, 试图再启蒙教育民众放弃宏大乌托邦梦想, 关注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与权利, 警惕权力的微观暴力, 并与之斗争。

从微观层面上看, 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言说对我们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道路与发展模式以前苏联和中国为典型。共同点在于, 都是在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但又未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革命, 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直接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从政治解放直接进展到人类解放的最初阶段。这种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 这就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后, 如何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过渡, 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实现政治自由、民主、法治等。

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政权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 人民群众整体上获得了主人翁地位。但是, 我们也存在着重整体轻个人、重宏观轻微观、重同一轻差异、重多数轻少数, 甚至存在着以集体名义侵犯个人权利的现象, 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精神的, 违背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义, 也不符合人的需要与个性发展多样性的实际。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整体上、基本上是优越的前提下, 我们更应该充分尊重个性、差异、少数人民群众的权利与自由, 让每一个人都更加体面有尊严地生活, 更加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后现代的也是现代的, 还是马克思的, 更是当代中国的。

参考文献

[1]福柯.词与物[M].上海三联书店, 2002.

[2]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M].商务印书馆2000.

[3]Mark Poster,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A Introduction,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篇5

1.由价值取向看，对道德伦理的关注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根本基调

自人类有能力对社会群体生活进行反思时起，应当存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就成为各民族思想家共同关心的主题。在西方，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政治哲学认为，政治共同体的目的在于实现全体成员的幸福，而城邦幸福作为公共善，只有以正义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并以理想政体的客观制度架构加以安排，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应当考虑对于大多数的人类和城邦，究竟哪种政体和哪种生活方式最为优良这个问题。” 与古希腊哲学不同，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除了早期法家那样极端主张君主专制的学派，大多数思想家都给优良社会政治赋予道德的内涵，特别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始终强调道德与伦理对政治生活起到的作用。

儒家倡导符合道义的政治并拒绝暴政。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历来从“道义”的角度探讨治权的合法性问题。“道”是政治活动的最高原则，“义”是政治活动如何达“道”的价值规范。道义的核心是公平、公正，其实质是政治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和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即合道德性。因此，在儒家看来，“道义”是社会政治生活运作的基本法则，也是评价政治善恶的根本标准。虽然不同的思想学派对于国家政治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思想家都拒绝用政治本身来解释政治。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对“天下有道”、“天下无道”的争鸣，再到两宋儒家有关道义与功利的论辩，贯穿于这一漫长思想过程的是思想家的道德努力，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对于道义问题有着各不相同的理解，但归根结底，关于政治秩序合理性暨合道德性的理论是思想家的集中要旨，其核心是如何达致公平、公正的政治生活。“为政以德”、“道之以政”、“政者，正也”，这些被奉为价值典范的至理名言不仅占据了儒家经典的重要位置，更是影响了来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由此成为古代政治哲学的规范性传统。

不难看出，儒家对政治的理解是以道德作为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基础，主张为政者以自己的美德作为人民的表率，并以此进行教化，提升和引导人民的社会行为，最终实现整个国家的政治良善。不仅如此，早期儒家还将道义作为评判政治得失的尺度与标准。对于统治者之所以得失天下所作的政治评判，儒家常常借引尧、舜、禹、周公等圣王以及桀、纣、幽、厉等暴君正反两方面的实例以警示后世君主，他们深切希望统治者能够通过修身、正名而具备自我约束的品德，为社会政治领域建立一种价值典范和行为指南，并以此来构筑社会政治信仰的基石。

儒家致力于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荀子·解蔽》)作为人伦标准的圣王，也是天下政治的标准。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的任务是使人有内圣外王的人格，可以说，儒家士人追求的理想即是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具体而言，所谓内圣，是指通过人的修身养德而达到的理想精神境界，是主体价值的内在超越;所谓外王，是指以人的境界修养起起点，通过将内在价值转化为外在事功，进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王道理想。孟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其身而天下平”。他认为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大学》中，儒家学者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被视作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途径：欲平天下，须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必先修其身。归结到一点，即一切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不仅是天下平的起点，还是天下平的基础和根本，换言之，内圣是外王的根本、依据。在面对政治上的名利、富贵、穷通等各方面的诱惑和考验，儒家主张士人君子的进退、行止均应以政治道义为依据或前提，内圣外王之道超越了功利而最终又落实到功利。它是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统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

2.由思想基础看，对天道性命的建构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撑

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先生有云：“凡政治哲学上大思想家，其立论足开学派者，必其思想于形而上学有根据。”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的伦理学，它所关注的是政治的道德层面，同时，政治哲学也是关于政治的形而上学，思想家所能做的，还包括通过逻辑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社会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是对政治现象背后的原则和目的的终极追问。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哲学以人生为最终归宿，其本体理论融摄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这与西方视本体为纯知识的建构迥然不同。形而上的思辩与切实的生存方式交织在一起, 使儒释道三教理论既相互契合，又彼此乖离。换言之，中国传统思想的本体论，不仅是一种逻辑预设，其立脚点在于为现实政治与人生实践寻找先验的终极根据，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代思想家看的非常清楚。

从很早的时候起，把握“普遍必然性”的形上本体便成为道家哲学的自觉意识。道家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德”是万物得之道者，宇宙的最高境界是顺天无为的自然境界，老子说“道，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老子•六十二章》)“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不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老子•六十二章》)道作为形上本体，落实到现实层面，表现为无为、不争，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侯王若能掌握它的规律，国家就可平安顺利。庄子也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是“无为无形”的存在，但庄子对道的理解与老子略有不同。基于对自由的认识和追求，庄子从万物等齐的观念出发，认为在“道”这个绝对尺度面前，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存在，“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庄子•秋水》)在庄子看来，以道为标准，天地间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是平等的，事物之间在“道”的映照下没有差别，所谓事物之间的界限与差别，都是每一种事物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待其他事物而形成的感觉。按照庄子的认识，要实现真正的“逍遥”(自由)，就必须把无君无臣的无政府状态作为最高理想，而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礼义规范和道德准则则是约束人们的桎梏和拖累，只有摆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孜孜以求的功名利禄，才能在根本上解决人生问题，即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是庄子自由观的精髓。

儒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学说也体现着建构形上本体的理论任务。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观念，儒家视域中的“天”指的是道德之天而非自然之天，确切地说，是体现于自然中的道德本体。作为道德境界，“天人合一”是人与道德本体的合一。早在先秦，儒家以道德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形上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基础是它的心性之学。在思孟学派那里，宇宙在实质上表征着道德的本体，人的道德原则也就是宇宙的形而上学原则，人性就是这个道德的例证。孟子说：“仁，人心也”，“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章句上》);《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将天道与人性对接，把宇宙本体论同人性道德论打成一片，奠定了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基调。作为第二代新儒学，两宋时期的理学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哲理化过程完结的重要标志。宋代思想家最为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们通过对终极原因的追问，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论证了道德法则的合理性。二程说：“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经过理学家的论证，作为终极存在的本体(“天理”)与人间社会的伦理规范贯通起来，形成具有浓郁道德伦理意蕴的政治模式，儒家父子人伦、君臣上下的纲常观念被提到绝对普遍的高度，落实为伦理政治的秩序威慑，以此保证现实政治规范在上下尊卑、日常生活中井然有序地开展。

3.由实践品格看，对百姓与民生的关注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实目的

不同的思想学说有不同的学术旨趣。在西方，柏拉图主义将一个超越于尘世之上、无时间无历史的、永恒的理念世界确定为真理，却把一切尘世中易逝的直接生命遗忘。然而，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解释理路中，我们却看到了完全相反的景象，对自然宇宙、社会历史、政治人生的解释被视作有机的生命整体。在治世与行道的政治实践中，中国思想家并不忽视和否定民众的现实生存需要，可以说在强调道德理性的同时，又充满了人情味。牟宗三先生曾说：“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由此扩展到社会领域，对百姓生活和民生问题的关注这也构成了中国思想有别于其他传统的一大特色。

中国思想家普遍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也是国家存在的基础。虽然古代中国的政体基本上是君主专制制度，君主与一家一姓王朝的延续才是统治者自身关注的头等大事，但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考察，思想家认识到高高在上的君主和看似坚固无比的王朝，其兴旺与否其实取决于卑贱的下层民众。商周之际，周初的统治者与思想家看到了民众在灭商战争中发挥的决定力量，无不感叹地得出“天使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历史总结。这种总结一方面使西周政治思想远离殷商神权政治，民意取代天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天民合一”思想成为早期儒家的文化母体，为后来儒家政治思想所继承，成为民本主义思想的最早来源，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后续发展。

自此之后，得民心者得天下，不但是政治的实际，也是古代思想家的共识。先秦儒家是民本思想的积极提倡者，儒家认为，所谓民，一般来说指与君、臣相对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庶民百姓，其主体是农民或平民，而非工商和非工商的官僚地主阶层组成的富裕群体。虽然平民百姓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在经济上并不富裕，但儒家认为是他们养育了统治者，而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必须为民众服务。因此，中国传统民本论认为，要想使民众生活幸福，其基本的治理逻辑是：一要在政治上安民与救民，保障秩序的稳定，避免战乱，消除政治上和自然灾害对民众的危害;二要让普通民众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孟子认为，王道之始首先在于“养民”，所谓“制民之产”就是要给人民以土地耕种，满足民众最基本的温饱与生活需要，进而使民众过上富足的日子;三是不仅在政治上安民、救民、经济上富民，还应该在道德、文化上教民。孔子曾与他的学生讨论过教民问题：“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孟子也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教民思想是中国传统民本论以至于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特质，古代君主和政治思想家都认为，政治的最高意义不仅要做社会事务的管理者，也要做思想上的教导者，所谓君师合一，政教合一才是政治寻求的最高目标。

当然，传统民本论不止是儒家的观点，其他学派也有养民、富民与教民的思想，但有时对于民众的关爱又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与儒家不同，道家对民众尊严的关怀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批判品格。在道家的理想社会中，百姓的生活是个体的、自然的，统治者对首先对民众的肯定体现着“对一切生存个体的尊重、关心和爱护。”所谓“善行无辙迹”，老子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道德经·十七章》)老子认为, 圣人式的管理者不会强迫百姓做任何事，也不会向百姓炫耀自己的恩德，百姓仅仅知道他的存在，而不必理会他的存在。承认自然的秩序高于强制的秩序，这是道家理想中的“无为而治”，也是道家思想提供给人类的古老智慧。

自西方现代政治学问世以来，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开始沿着不同的方向前行。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深入分析了君主维护政治权威的手段和技巧，在他看来，政治制度的支撑点和出发点既不是道德，也不是伦理，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的预设体现无序状态，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因此成立强权国家是有必要的。现当代自由主义则把权利优先于善看成是正义的根本要义。可以说，现代政治哲学与古代政治哲学的根本区别，有着明显弱化形而上学、道德的特质，反之，对科学实证、经验描述和价值中立有着情有独钟的偏好。站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立场上看，政治领域中的事物, 对于好坏、善恶不可能不持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赞美或谴责的态度。不仅如此，在对政治行为的道德评价的背后，还需要社会中的每个人懂得自尊和尊敬他人，懂得如何有效而平和地处人作事，这就需要富有情感和理性的人文素质，更需要国家和社会在提倡一切道德的价值和原则之外、之上，还应该考虑到民众的最佳的生存状态，为民众积极地去创造环境。

02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要功能

政治哲学既是一门知识体系，又是一种思想理念和价值规范。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自其产生的时候起，它便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广泛的作用和影响。这里，我们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对于古代政治生活所发挥的主要功能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现实政治世界的辩护功能

虽然政治哲学通常被视作思想家对社会生活做出的应然判断，在更高和更抽象意义上探寻政治领域那些根本性和终极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哲学不向现实政治生活负责。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为实际的政治制度、决策和行动作出辩护与解释是政治哲学的首要功能。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论及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时曾说，哲学是这样一种形式：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或只是超越时代的先验思考，而是与它所在的整个民族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时代精神的集中表达。对于政治哲学家而言，他生活在某个时代之中，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某个共同体之中。人类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全部历史，都依赖于一个基本前提：人类产生之前的自然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不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国家的产生和建立是人类群体无可替代的必需品，由此人们常说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霍布斯和洛克都认为，人性中没有天然的道德准则，人的行为主要是由私欲所驱动，所以为防止相互侵害，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必须建立契约，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一个更高的公共权威——政府，从而走出自然状态，走进政治文明，这便是国家的起源。

为了证成国家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中国传统思想家同样有过各种各样的努力。《周易•系辞下》提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天地是自然万物的创造者，运动变化的总根源，人与国家是源于自然进化过程的产物，国家是必要的公共设施，礼义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保障。可以说，思想家的主观用意不是论证国家是否应该存在，而是为国家的存在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如果说国家(共同体)的产生是摆脱自然无序的必然结果，那么规范有序的政治生活则是关涉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追求。人是政治动物，又有动物的自然属性，荀子认为，人的原始本能和欲望，如目可以视，耳可以听，饥而欲饱，寒而欲暖等等，这类能力和欲求是人生来就有的，它具有先天性、自然性和受动性特征，属于人的感性层面。然而，人的这一自然属性与社会秩序、公共规范是有所冲突的，威胁世间合作的一切暴行都能从人性中找到根源，“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在荀子看来，人的天性就是对利益的追逐和竞争，其根源在于人有好利恶害的本能和感官欲望，在没有公共权力存在的地方，如果顺从人的这种本性，就很容易造成人们相互之间的争夺、残害和淫乱，破坏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伦理道德，从而引发暴孽横行。在这一意义上说，思想家不仅要在理论上证明自然状态被国家所取代的合理性，而且还必须使社会成员明白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优良的社会生活之所以可能，需要礼义法度对人性加以约束、疏导和提升，这是礼义产生的客观必要性。“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由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因此，相对于自然人性来说，必须经过人为的加工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才有价值。就此而言，人性中“恶”的一面只有经过教化驯导才能合乎礼义治道。圣人起礼义、制法度就是为了矫治防御人的本性。所谓圣人“制礼作乐”不仅体现在儒家贤能与常人在德性方面的差异，也给社会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角色，尽其应尽的道德义务，从而能够为社会提供良好秩序提供了可以接受的理由。

无论中外历史，在前现代社会人的社会等级身份都存在各种不平等，甚至在古典政治观念中，这种差异被认为是不可更改的天然事实。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早期发生的时候，由夏商周以来确立的王权政体已经是既定的事实。对于思想家来说，如果君权至上的历史逻辑及其依托这种政体而运行的政治制度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那么，在理论上说明和展示当下政治生活的合理性便是他们竭力维护的普遍依据。从消极方面说，思想家有关现实政治生活合理性的论证，就是通过理论的阐释使原本强力形成的现状，使民众加以接受和承认，从而各安其位，避免僭越;从积极方面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理论的教导和灌输使大多数成员自觉认同现行政治观念、文化，并接受所处的社会现实，从而为维护正常政治秩序便有了心理准备。就像约翰·罗尔斯所指出的，“政治哲学有助于安抚我们的挫折感和抚平我们对社会及其历史的愤怒。”换句话说，思想家之所以对现实政治进行辩护，正如黑格尔那句名言：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当然，这种“合理性”是相对的，它要求人们把这种相对合理视作人类走向绝对合理的不可逾越的过程和阶段，以此缓解人们现实中的痛苦。由于历史的局限，传统儒家一方面认为，好的政治应该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另一方面也承认好的政治能够为社会提供良好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这种信念在古代社会长期被人们认可和接受，也促成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为天下人谋取功利，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情怀。

2.对现实政治世界的批判功能

尽管历史形成的政治制度是在一定政治理念和原则的指导下建构起来的，但其一旦建立就可能受到各个阶级、阶层和权力格局的左右。因此，如何制衡现实政治中的权力，防止统治集团的权力被滥用，以及平衡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就成为政治哲学的永恒主题。施特劳斯认为，政治本质上是压迫性的，而哲学本质上则是批判性的。政治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是用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本性意见的尝试”。这意味着，政治哲学本身带有质疑包括政治权威在内的一切权威和真理，换句话说，它并不首先拥有权威和真理，而是对社会价值和政治基础的批判与追问，反映的是“什么是应该”，“什么是正当”，“什么是对”。一言以蔽之，政治哲学是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伦理学。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批判，这类似于安德鲁·海伍德所说的“对政治信仰的批判”，即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且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政治理念、价值和原则的质疑与反思。众所周知，先秦道家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对当时现实政治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春秋末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揭开了诸子百家之学的序幕，儒家高擎起道德主义大旗，把道德视为人的存在的最高本质和国家社会生活的根本原则。但是，“道德”二字作为哲学范畴却出自道家，是由老子首先使用的，老子曰“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在老子看来，人要完成自己的生命，实现自己的价值，就须“同于道”，“同于道”也就是拥抱自己的本性，回归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因此，道家激烈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由此老子认为，酿成社会**的根本原因，完全是人为的仁义礼法之类社会伦理规范躁动和功利所致，相反，最好的统治应该是自然无为而治，“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才能复归于“道”，自然无为才是治国之道。二是实践批判，即为防止在现实运作中因政治私利而滥用权力所寻求的约束和抗衡。对中国古代思想家而言，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诉求，并不能直接地导致实际政治生活的“有道”，纵览古往今来的历史，不难得出，往往是权力拥有者的逐利性和政治制度的僵化乃至异化纠结在一起，扭曲和背离了政治理念、原则。有学者指出，“古代思想家所以对君主的道德品质提出很高的要求，其目的便是希望由道德品质良好的人执掌权力，从而防止暴君污吏;‘播其恶于众’。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寻求的是对于君主权力的‘道德约束’”。

秦统一中国以后，中国社会走上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道路，与这一历史过程相应，思想界也由原来的百家争鸣转而进入“别黑白、定一尊”的时代。两汉时期，通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经过董仲舒的论证，三纲五常被神圣化为宇宙法则，独尊儒术确立为国家的正统学说。而在现实中君主关心的只是一家一姓的统治秩序和世袭传承，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道统和以帝王为代表的政统始终存在着某种紧张和冲突。东汉党锢儒生，志在“澄清天下”，横议朝政，这直接威胁到统治的权威，因而受到朝廷的打击。魏晋之际，政争酷烈，天下名士，少有全者，嵇康对汉末以来的名教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又不愿做趋炎附势之徒，虽远离政治，仍被视为王权的障碍，最终被司马氏集团所杀。可以说，站在专制君主的立场上，只有打击知识分子的人格，才是维护君主的独尊地位和心理。政教合一的历史结果，只能是王权统一教权，而不可能是教权统一王权，政教之间存在的不平等，需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忠顺不二、尽职守则的儒吏，而不是独立思想，追求正义的卫道者。

陈来先生说，政治不是超道德的，而且政治最有可能是造成大恶的活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以历史经验为基础，以善恶为尺度，蕴含着对暴政、虐政批判的意识，因此正当地运用权力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关注焦点。如何约束现实政治中的权力，如何保证社会生活中秩序不分崩离析，也成为全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最终依归。就传统儒家来说，一方面要求君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仅凭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质并不可靠，思想家们也试图寻求着某种足以约束君主权力的力量。正如荀子所说，“道存则存，道亡则亡”《(荀子·君道)》“从道不从君”《(荀子·子道)》，士大夫竭力维护道统权威，并以此与政统权威进行抗衡乃至将道统至于政统之上，也正是体现着对于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约束，由于这种约束的存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过程才有可能不断地从野蛮或不怎么文明走向文明，才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的质量不至于极其低下。

3.对未来理想政治发展的导向功能

如果说政治哲学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起到了推动和完善现实政治发展的作用，那么描绘与设计理想蓝图则成为政治哲学为未来政治发展所指引的终极目标。罗尔斯把政治哲学视为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是超越现实而去探索政治可能性的界限。其实，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往往表达的是思想家们对于现实政治生活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的不尽如人意需要从根本上对人们的生存方式加以检省，而这尤其要在政治领域提出更好的理想模式，从本质上说，思想所设计的宏伟蓝图无不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色彩，但因为它会与实际的政治中发生接触和碰撞，所以即便是一种学说和理想，同样会对历史的进程发生深刻的影响，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就中国传统儒家而言，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首先是一个充溢着道德感的世界，理想的政治应是纯粹道德的政治，而纯粹道德的政治不仅是可能的，还在实践性建构中能对社会发展起到导向性作用。

作为儒家乌托邦政治思想的集中写照，《礼记·礼运》开篇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家传说中的“大道之行”的世界即是圣王三代的理想世界。在儒家看来，三代之际是以尧舜禹为代表的上古圣王实现理想政治的完美典范，他们选贤与能，禅位让贤，以仁义孝道感化百姓，这种人格魅力不仅得到了人民的信任，也使得整个社会在他们的治理之下呈现民风淳朴，百姓安居乐业的善美景象，“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由此可见，在儒家眼里，三代圣王治理之下的“大同世界”就是人们向往的理想世界，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它不仅能够将历史与未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融怀恋与憧憬于一体，从而为现实生活设置了一个参照物，而且因为它与现实保持着距离，所以能以批判的姿态要求现实政治制度改良统治法则，最大限度地减少和约束政治压迫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最终实现善治。

遗憾的是，《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无论多么美好，在历史上却没有真正实现过，具有空想的性质。现实中的世界更多的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尴尬境遇。二程就认为，“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朱熹也说，“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下之间也。”在程朱看来，汉唐以降的历史与三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道、治的分裂，在大多数时候，“道”并不行于天下，而是“架漏牵补”，统治者以刑罚与暴力对百姓横征暴敛，即便有时偶合于“道”，但从根本上说都是人欲胜过天理的历史。然而，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理想被重置于现实社会的时候，如何进行实际有效的纠正就成为一个难题。

不过，这并不妨碍乌托邦作为儒家政治思想所蕴含的重要价值。尽管大同世界是虚拟的，但它却表现了古人体察政治在道德缺席下可能造成的极端和失控，如果理论对现实一味肯定，必然使实际政治走向僵化。强调政治的正当性和理想性，需要对社会与国家作出符合道义的规范和制衡。毫无疑问，这种规范和制衡体现着思想家追求至善的理想情怀，在抽象意义上的终极信念，对社会公正、自由、和谐的向往，传统古人的政治理想不仅对过去充满留恋，又对未来抱有期望，在这种权衡比较中，政治理念呈现出浓厚的道德取向和超越色彩。

哲学的现代气度 篇6

哲学的现代态度，首要的恐怕还是建立一种世界性的眼光。这也正是本书所提示和强调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文明或文化的重建绝不是纯粹西方的或纯粹东方的事情，它已经是一个全人类的共同课题。早在上个世纪，马克思就以其先知般的眼光和洞察力预言了世界文明的共同走向。马克思说，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费尔巴哈论》，第30页)。一个半世纪过去了，马克思所突出强调的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日益成为现实。在此世界历史的必然性中，各种文明类型都面临着一个“转型”问题，也即面临着一个“再造”或“重建”的现代课题。对个别文明来说，这无论如何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契机。在各文明冲突交融的现实性面前，个别文明或自觉或不自觉，或积极或消极，必须有一个何去何从的抉择。

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相互发现，应该是马克思所说的“普遍交往”事件中最突出的世界事件了。既然这种“普遍交往是必然的，而且是现实的，那么，我们就应该以一种博大的世界性眼光来看待西方文明和我们自身的文明传统。文明的重建，归根到底是精神的重塑或改造，因而是哲学的改造。也就是说，哲学应该在文明的重建工作中发挥根本性的作用。重建其实意味着超越。所谓世界性眼光就是一种超越的态度。超越不光是指对我们本身的传统的超越，还应该包涵对西方精神文化传统的超越。因此，固步自封于我们的传统而对西方文化一概排斥之否定之的态度实不足取，同时，对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传统文化妄自菲薄而一味崇尚并要求全盘接过西方文化的态度也是十分错误甚至荒谬的——其实，摆脱传统的企图恐怕无异于拎着自己的头发上天的努力，这种企图不过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已。

本书作者把探索的触角深入到本体论，这正是现代哲学的宏大气度所要求的。就西方当代哲学而言，在本世纪明显有复兴本体论之迹象。这主要由我们称之为人本主义哲学那一派作出的贡献。我以为，十九世纪中、晚期以来的所谓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任务不外是文明的批判和重建两项。二十世纪以前的人本主义者，对文明的情绪性批判多，建设方面的考虑就要少些。二十世纪的人本主义者，文明批判渐趋成熟理智，并把眼光主要放在重建工作上，尤其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由海德格尔所开创的解释学(诠释学)，其眼界愈见开阔，其用力多在本体论的重建方面。解释学经伽达默尔、利科尔等人的发展，更成为一种气魄宏大的本体论哲学。最近的发展表明，在解释学哲学中，所谓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分析哲学)正形成合流之动向。

这样看来，作者重点提出的“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cs)就不是毫无来由的了。作者看到了西方当代哲学的最新势态，并且以一种超越的态度，预示出西方哲学的未来走向和东西方哲学融合的可能性所在。作者没有把英美的分析传统和他所谓的欧洲的“诠释”传统看成是泾渭分明互不相干的，也没有厚了一方薄了另一方，而是认为，本体诠释学把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本体论和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等等统摄起来，构成一个互补的完整的全体，并且从中看到了中国本体论哲学和中国智慧的作用和用武之处。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篇7

深刻理解“大道至简”的哲学思想, 把握企业管理的实质

“大道至简”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万物之始, 大道至简, 衍化至繁。”意思是说基本原理、方法和规律是极其简单的, 简单到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 至简的大道在哪里?英国著名企业家、经济学家帕金森给出了明确答案, 那就是“人”。他说:“管理即是处理人的关系”。从根本上讲, 企业管理工作无论是管理的主体还是管理的对象, 最终都要落实在“人”上。抓好人的管理关键在于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核心价值观。正如《基业长青》作者吉姆·柯林斯所说:“高瞻远瞩的公司首先就是有一套核心价值观。”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建立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一是建立“情感共同体”。中国是一个格外注重人情的国家, 现代企业管理同样也要讲究“感情投资”, 企业管理者应该给员工一种家的亲切感和温暖感。比如多关心员工, 在他们遇到挫折时给以诚心诚意的同情与鼓励, 在他们遇到困难时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二是建立“利益共同体”。企业管理者要兼顾企业与员工的双重利益, 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一方面要以激励机制为保证, 建立相应的工资福利制度;另一方面要保证一切关心企业并为企业取得实际效益的员工得到尊重和奖励。

三是建立“命运共同体”。企业管理者要员工个人的努力和奋斗与企业的目标和发展方向统一起来。首先要解决员工对企业目标的认同感, 通过深入细致的教育引导, 使员工自觉地将企业目标转化为自己的目标。其次要建立“全员管理”机制, 广泛组织员工参与企业的管理, 让员工由“局外人”变为“局内人”。

深刻理解“知易行难”的哲学思想, 抓住企业管理的关键

“知易行难”是中国古代认识论里的一个基本观点, 出自《尚书·说命》中:“说拜稽首曰:‘非知之艰, 行之惟艰。’”以及《孔传》中:“言知之易, 行之难。”意思是说, 认识事情的道理较容易, 但要完全按照自己明白的道理来要求或者指导行动则较难。

企业管理者经常面对的就是“知易行难”。无论是企业的管理人员, 还是一线员工, 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工作执行难, 落实难”。这恰恰道出了企业管理工作的关键——执行力。要从根本上“知易行难”的问题, 笔者认为应着重抓好三个要素。

一是明确目标。只有目标明确执行才有意义。企业管理者必须要有一个明晰的战略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关键举措, 同时还要善于把这些目标与举措分解、转化为可操作的执行语言, 并加以宣贯, 让员工干有方向、干有目标。

二是落实责任。“不患无策, 只怕无心”。落实责任是提高执行力的基础和前提, 责任不落实, 落实工作就会缺乏动力, 再好的愿望都会成为“泡影”, 再大的目标都会成为“空谈”。企业管理者要通过员工的岗位职责与个人的考核激励挂钩, 提升员工的执行“愿力”。

三是提升能力。员工的工作能力直接关系到执行力的高低。企业管理者要从人才兴企的高度出发, 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充分发掘、培养、帮助、支持各类人才, 努力把员工培养成为业务上的精兵高手, 为提高企业的执行力打下坚实基础。

深刻理解“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 吃透企业管理的精髓

“知行合一”是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提出来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 意识是说不仅要认识“知”, 尤其应当实践“行”, 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 才能称得上“善”。企业管理者只有做到“知中有行”、“行中有知”, 达到知识的获取与实践应用的统一, 才算是真正吃透企业管理的精髓。

一要用心调研。基层是最贴近员工的地方, 是最能反映企业实际状况的地方。企业管理者要想“知”, 就必须深入基层用心调研, 才能真正聆听员工的心声, 真正了解基层的情况, 掌握最真实的第一手材料, 研究和制定政策之时才能有理有据, 才不至于脱离实际。

二要用心思考。从“知”到“行”光了解情况还不够, 作为管理者不单要看材料、听情况, 还要勤于用心思考, 只有读懂了企业的实际, 读懂了员工需求, 才能提出适合经济发展, 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思路和措施。

三要用心办事。作为企业管理者要增强“想干事”的意识, 始终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 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要锻炼“会干事”的能力, 提升应对和驾驭局面的能力;要养成“干实事”的作风, 克服心浮气躁的心态, 以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 推动管理工作有效开展。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篇8

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开始向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断的发出很多的挑战,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能够继续延续其绵延不绝的生命,是思想界的一场战争,进行战争的两方思想分别是文化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坚持着肯定的态度,人文中国一定能够重塑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能够继续绵延其五千年的历史,这是一种能够身体力行的社会思潮。当人们谈论起保守主义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比较落后和守旧的思想,为什么大部分人都对于保守主义持这样的态度呢,这也是有一定的社会依据的,但是这种思想并不是完全的正确的,可以说这种思想并不很全面,保守主义除了这种守旧的思想之外,还拥有一些积极的意义,这些积极的意义体现在保守主义往往对于社会变迁的时候经常会持有保持其原有状态的一种倾向性,保守主义之所以会持有这样的思想,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一种力求稳健的观念,本文中谈论的中国近现代的保守主义也存在着两种不同形态和性质的保守主义,其中的一种是我们所不赞同的封建文化的保守主义,我们之所以对这种保守主义持否定的态度主要是因为它不仅是主张在文化和形态上保守一切的传统,而且这种保守主义拒绝一切外来的文化加入,除了拒绝外来文化,更多的还坚持在政治上保留封建制度,除了这种保守主义之外,还存在着在一定意义上能够获得我们赞同的文化保守主义,这种文化主义的持有者,他们虽然也对传统的文化怀有强烈的依恋感,也非常的希望能够延续历史,也倾向能够以传统文化为主体的近现代文化进行道路的建设,但是却始终的秉持着理性,不盲目的维护传统社会体制。他们秉承着理性的思维去实现推翻封建专制的理想,并且积极地投身于建设现代的民主制度,这种保守主义他们本身虽然也非常的热爱和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却能够做到不一味的偏祖,他们所具有的文化观的内涵都是背离封建的近代文化的建设意向。

除了本文以上所介绍的两种近现代的保守主义中,有对其持肯定态度的人,也有对其持否定态度的人,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主要是对于所有对封建文化有所保留的思想和人物都看做是近现代的保守主义并且对其进行批判,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对保守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理解的偏差所造成的,如果我们想要避免这个理解上的偏差的话,就要对于近代文化现象进行一个更为细致的分析,我们需要对这两种不同的性质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区分。

二、 近现代史上保守主义的中国哲学观

近现代史上的保守和激进是中国哲学观主要探讨的问题之一,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中比较有代表性意见的是对于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两种主义都持批评的态度,之所以这种态度会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态度主要是因为我们主张一种对于近现代的建设更加合理的途径,这是我们多年之后才意识到的一种冷静判断。如果从近现代的历史上看的话,不得不认为,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和争论是历史上所不可以避免的,而且这种争论的存在其实是合理的。而现代化的潮流也在不断的推进,而在现代化的潮流和文化不断的进步的同时,会将旧的体制进行不但的淘汰。陈寅惜曾近说过,当一种文化衰落的时候,必将会有人为这种文化而感到痛苦。更主要的是,当进行文化交替的时候,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争吵又会使中间人对于这种争论产生更多的思考,在现代工业资本的社会的发展中,每时每刻都在暴露着危机,并且这种危机都很难得化解,所以这种争论就更加的严重,其实这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在社会的发展中长期的存在的原因之一。而近现代的文化的建设当中,有人主张以西方文化的发展为主,这种主张虽然存在着很多的片面性,但是这种思想在当时却和我国的社会体制改革开放相结合,正因为如此我们肯定了这种主张,而保守主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是被冷落的,这种背景是在被侵略的时候被迫救亡和启蒙的两个重要的历史使命的催迫,在这种背景之下,富国强民成为主要的社会目标,在那个时代任何的文化思潮、流派主张与运动,都是以富国强民为主旋律的。所以在当时保守主义所主张的内容被理所当然的否定,这也是和中国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的,而且还由于大家都对保守主义有一定的偏见,保守主义虽然是呈现保守的想法和主张,但是这并不代表它在历史上对文化的进步都是起到一个阻碍的作用,在这里指的人注意的事情是,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的主张虽然都存在着一些片面性,但是却都透露着对于祖国文化的热爱和对于民族命运的深切的关注。所以应将这种激进与保守间思想互动所形成的合力从幼稚走向成熟。

摘要：在近现代的历史上,有关保守主义的思想潮流有很多的中国哲学作品都在研究,而且在近几年中已经有很多篇的文章对这个问题加以论述了,但是在这些研究近现代文化的保守主义的思想潮流的中对于其内涵和性质还有思潮流派的界定上面仍然具有很大的歧义。本文将对于近现代文化的保守主义的这一思潮在中国哲学观的角度进行一些分析。

现代生活的哲学困境（上） 篇9

这个现代对我们当下生活的凸显和标榜，这个本人意味着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有一个潜台词，是我们当下的生活是人类古往今来没有出现过的，我们当下的生活是人类历史上的高峰，我们当下的生活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的生活，而且这个生活能跟我们传统中流传的一切都斩断开来，可以和传统无关，形成这样一个现代生活的喻设，或者这样理解的前提是斩断我们和古代的关联和传统的关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现代这个概念才成立。

生活的实质变了吗？

但是事情是这样的吗？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人类历史上的高峰吗？从来没有过这样好的时代吗？的确人类有些东西从来没有到这个程度，所有的东西都围绕我们个人，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个人生活世界唾手可得的东西，我们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我们有的时候说孔子伟大，大家可以问一个问题，我们说孔子伟大什么？他坐过汽车吗？孔子上过网吗？孔子有网友吗？我们可以无限的置疑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古代世界没有的。但是，我要问的是当我们在说现代这个词的时候，当我们认为现代生活成立的时候，当我们认为现代生活是古往今来人类最好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意识到生命已经足够古老，文明已经足够古老？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认为的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传统与现代的不连续其实是一个假象。生活的实质变了吗？生活中那些基本的问题变了吗？我们还不是每天面对生老病死这样的问题，生老病死这样的问题变了吗？人性的问题变了吗？人的尊严的问题变了吗？良好的共同生活是如何可能的，这样的问题变了吗？当所有生命中、生活中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里？我们过着全新的生活？

与此同时，我们再看看我们是如何应对这样的生活的，我们真的比古人，比我们那些先辈们，比古往今来的那些伟大的灵魂，那些往圣先哲他应对生老病死、对人性、尊严，我们对待这样的问题我们有更高的心智吗，我们有更饱满的生活吗？这一连串的反问，希望大家能有点感觉。也就是我告诉各位的是，某些层面我们是现代的，但另一些层面，我们还处在传统之中。而且是更根源的层面，我们仍然处在传统的轨道上。

没有交流，只有交换

如何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还没有学会，我们还没有那么高的心智，能够饱满、充满激情地度过我们每一分钟，我们仍然每天活在琐碎、乏味甚至灰暗的生活中。我有一个感慨，我前两天刚刚去新浪做客，聊国学和博客的问题，我当时在新浪直播的时候说了一段话，我觉得也很契合今天的场合，也就是说，在我们今天，我们会发现交换而非交流已经成为生活的实质，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交换，而有太少的交流。我在新浪中讲网络和国学的时候，我说我们在网下每天都在交换跟我们肉身存在有关的东西，我们有时间上网，我们到网上交换那些貌似跟我们心灵有关，但是其实跟我们心灵毫无关系的信息的交换，我们不断的做这种交换。但是交流在哪？倾听在哪？心灵在哪？我们找不到。为什么？

答案很清楚，答案也很简单，这个答案就是写在讲义提纲的第一行，是因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数字理性统治的时代，什么叫数字理性统治？也就是说我们是理性的，但是这个理性的本质是数字化的，而数字化的同时就意味着纯粹的、绝对空洞的形式化，是不考虑内容和品质的，这是数字理性。所谓数字理性，翻译成更明白的话来说，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一切都是可以计算的，与一切可以计算相关联就是一切都可以交换，一切都可以买卖。

道德的契约化

我不知道在今天问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合适，我试一试问吧，也许不适合，大家一笑了之就好，我在很多的讲课场合都会这么讲。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问题，面对着数字理性的拷问，这个数字理性问你你卖不卖，不管什么东西，你卖不卖？在有一个场合我问完这个问题之后，下面有同学回答说：你要说你不卖，那就是因为价钱没有给够，这个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实质。这个问题拷问我们每一个人，拷问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底线和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尊严，我们已经到了这个边界上，我们已经不再有回旋的余地上了。沿着这个思考，我们进一步的推展，我们发现另一个严肃的问题也提出来了，与这样的一切都可以计算的数字化倾向、数字理性统治相关的，我认为是道德的契约化。

什么是契约？契约就是合同，凡是合同都是通过谈判，通过妥协，通过商量得来的，合同没有一个绝对不变的根基、绝对不变的根据，也不需要一个绝对不变的根基和绝对不变的理由，你不需要一个终极的理由。当道德契约化的时候，就意味着道德没有一个终极根据，也没有一个终极理由。所谓道德和不道德的边界，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善与恶的区别？美与丑的区别、高贵与卑贱的区别？所有的区别的界限都是模糊的，甚至是没有界限的，甚至是颠倒的。我们今天去网络可以看到，多么无耻的语言我们都能看到，多么无耻的话我们都能看到振振有辞的在那说。这个就是道德契约化的最尖端的一个表现。一切都可以商量，一切都可以妥协，一切都可以买卖，一切都可以讨价还价。没有最终的道德底线，没有这个东西，与这个没有最终道德底线相关就意味着没有最终人的底线，人变成了没有底线的动物，人越来越像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