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共12篇）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 篇1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艺术的影响是多元化的,在中国画审美方面的影响集中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哲学与中国画审美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积极探析中国画审美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1.中国哲学与中国画学之间的关系

中国哲学与中国画学的发展和进步, 始终保持高度一致的步调,并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辅助,两者在精神内涵和本质追求上是一致的, 中国哲学对于中国画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1.1中国哲学是中国画学的根源

中国哲学是中国画学的根源,在中国哲学这片沃土上,中国画学得以迅速发展和进步。从中国画学理论不断健全的阶段看,哲学思想是画学理论的起点。如先秦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依照仁游艺的理念,就被后期画学作为美学的基本理念,大巧若拙的思想成为中国画学的艺术理论内容。简单来讲,中国哲学对中国画学的影响是从根源上开始的。到后期中国画学受到玄学思想的影响,使得山水画走向独立,为中国画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1.2中国哲学是中国画学的灵魂

中国哲学有艺术性的特点,其形成的中国艺术精神,使得中国哲学以深入画作生命和灵魂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审美。哲学重视人生境界的提升,强调人的生命精神,将实现天人合一作为最高的境界, 在思维上强调整体外在形式和心灵体悟之间的融合。在这样的哲学特性的影响下,中国画学以体现中国哲学思想为追求,希望将深奥的哲学思想活用在绘画创造上,实践证明无论是审美观念,还是审美判断标准,或者是审美趣味,都可以看到中国哲学的影子,这充分证明中国哲学已经融入中国画学的血液中,成为引导画学审美理念、理想和品格的源泉,成为塑造文人群体文化品格的审美趣味。

2.传统哲学视角下中国画的审美原则

哲学追求的是天人合一,这与画学要求绘画有意境,而意境要求画家的情感和自然美景之间高度统一。从传统哲学的视角审视中国画的哲学思想,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2.1坚持情境交融的审美原则

情境交融是创造和生发意境的重要方式,不同于简单地对于自然景物进行绘画,还需要将主观情愫融入其中,使得景物和情感自然融合,以展现中国画的哲学思维,这代表的是主体和客体实现完全融合。更深一层次的含义,是情感和景物相互生发,简单讲就是景生情,情生景,以自然的绘画手法创作,借助画家的手将自然的情愫表现出来,这是情境交融的最高追求。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创作者就要积极观察大自然,使得主观情思物化, 并且使得客观景物主体化, 假设景物有自己的情感,如同对待人一样对待景物,就可以真正情境交融。

2.2坚持虚实相生的审美原则

虚实相生同样是绘画中进行意境创设的重要途径。在哲学思想中有无和虚实的理念,就这样被融入绘画创作中。以虚带实,以实带虚,使得虚和实之间形成亲密无间的关系。如在宋代化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中,实际景物和虚幻景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很好地展现哲学中的阴阳观点。具体来讲,在传统画学中虚实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笔墨的虚实相生;其二,遵循笔墨为实,空白为虚的原则,出现留白手法;其三,画内作为实,画外为虚;其四,从审美境界和审美理想的角度看,将自然景观看做为实,将功名利禄看做为虚。

2.3坚持动静相成的审美原则

中国哲学中有很多关于动静的理论, 认为两者应该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将这样的理论运用到绘画上,要求动静相成。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方面探析:其一,从艺术表现方法看,动与静之间的融合,可以展现出绘画的动态性;其二,从绘画作品内意境的宁静和灵动展现;其三,从创作主体内心心灵虚境和跃动的角度展现。在此过程中,应注意动与静是相对的,画家要有虚静的心胸,才能掌握动静相成的规律,由此更好地展现审美情趣。

3.发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中国画审美方面的效能

审美应该符合当前社会的审美观, 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局势保持吻合,并且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养分,以促进传统哲学思想与中国画审美之间的充分融合。具体来讲,应该积极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其一,高度重视传统哲学思想与中国画审美之间关系研究,树立哲学影响绘画的基本理念,正视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国画的影响, 积极了解更多的关于此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其二,找到中国画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根源,将其作为审美的依据和标准,实现对于中国画的深层次理解;其三,在展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中国化审美方面效能的时候,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融合, 使得传统哲学思想成为我们开展绘画实践的理论指导。

4.结 语

中国画审美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存在很大的关联, 我们应该正视两者之间的关系, 不断挖掘传统画中体现出来的传统哲学思想,从更深的角度理解,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绘画的精神和内涵。当然在理解这些之后,可以将现代核心价值观作为现代绘画的创作源泉, 处理好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使现代绘画的内涵和精髓不断延伸。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 篇2

摘要：表达的历史(重写的历史)和表达历史的观点和方法都是对历史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历史总是“今天的历史”，它的最高反思形式是现代的分析历史哲学，即现实的批判的历史思想;中国历史是历史自身的同一性超越，它历史地形式化为中国文化，因此它是“历史的今天”，它的最高本质就是作为中国哲学的中国思想。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历史在人的思想中实现的历史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实现了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因而达到了与中国思想在历史问题上互补的境界。

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不等同于哲学，富有历史精神的中国哲学也不等同于历史哲学或者有一种中国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从历史表达和对历史的研究中抽象出自己，而中国思想是历史自身的抽象与本质(参见“论中国思想”)，因此历史哲学是超越于历史的史学理论，而中国思想是源于历史本质的中国哲学，正是历史自身本质的超越同一性使中国思想成为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照的哲学思想。虽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史观千差万别，它们在历史反思的意义上却是相同的，即历史的反思与反思的历史的互补一致性，历史哲学所提供的思想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同时又是哲学的，这也正是历史多重性的本义。

二、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西方的历史发端于古希腊的英雄史诗，虽然有大量的考古和研究表明这些史诗有一定的事实的真实性，但那不看作严格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混合着大量的神话因素和艺术的想象，而是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历史中的真实性即历史时间意义上的因果性。历史的真实在最终的意义上基于时间，这不仅仅是指编年史中的时间，而是隐藏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没有这种必然性，历史就是偶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可怕的直接推论就是现在的一切也是偶然的，世界因而将失去意义，这个推论至少与现在是真实的事实相悖，如果我们承认现在的真实即是历史的必然的话，历史就具有因果性本质。但历史自身总是隐藏在缤纷繁复的偶然性之中，为了捕捉和认识到历史中的因果性，西方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实际上一直在书写着伴随整个西方历史的史外史。

古希腊的史诗就是英雄史诗，史诗中所表现的英雄的特质就是个性或个性化的人性，他们从自己的处境和环境中造就自己，突出自己，以自己的行为表现个性，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精神，因为英雄是从他人中区别自己，而社会承认和崇尚个性荣誉，这是一种隐藏在个人和事件的偶然性背后的社会的严肃性，它是西方文化精神本质的真正源头，它一但产生，便不会湮灭，它因形式关系而永真，一方面，它体现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形成了社会意识和价值，另一方面，个性化与自我中心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不断地追求自我，创造自我，但又不断地失去自我，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尽管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续灭交替，但西方文化却在形式关系中新陈代谢，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典型的西方社会形态和主流文化，甚至对英雄崇拜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史诗中的英雄、中世纪的贵族与骑士、资本创业的大亨，一直到今天的媒体中明星，这不是在时间中的延续，而是形式的同构更新。

这种形式同构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化生本源，也是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样也就成为了对立于自然的个性人性的表现的舞台，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奋斗主要地是为了展示积极的对立性的人性，即对自然的主动挑战精神，这种人性植根于与肉体和物质环境的征服与争夺，表现一种占有的欲望、冲动与冒险行为，在夺取物质与能量的奋斗中实现自我，比如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亚尔古船的英雄的远航和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长期的漂泊旅行就充满了这种对自然的冒险和挑战精神，正是在这种冒险经历中才显现个性的英雄，因此这种个性的人性并不同一于自然的本质，而是对立于自然，外在于自然，它的本质表深刻地现为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所以希腊史诗中的英雄总是处在神的庇护下或是自身具有混合的神性，因此史诗虽然是混合着神话的历史的传说，但正为它包含的这种外在的超越性而具有文化传统的严肃意义，并且把这种传统植入了西方文化的本质。

希腊的古典悲剧所反映的正是这这种文化精神，它们基于人与人，人与环境，最终是人与历史的冲突，不是冲突在历史中的生成与解决，而是冲突的再现，即冲突在历史中的永恒性，这就意味着必然性的反面――不确定性，历史的因果性被毁灭了，这就是历史悲剧的最深刻的本质。悲剧主人公遭受的磨难，人性的弱点和缺陷，甚至偶然的遭遇与不幸，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冲突的必然，它表现为人物与事件的偶然性与浪漫性，从而使历史首先以艺术形式出现，西方历史天生地具有一种艺术素质，正来源于此，是历史中的这种个性化的人性与冲突的反复再现而使历史富有艺术的素质，它成为了西方历史与西方文化中最富人性的一面。正是冲突的永恒性而成为历史性，使历史首先以艺术的形式而被表现，并将这种特质带入了西方历史`。

但是中国的历史与此不同，中国历史的时间性和必然性融化在历史本身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历史自身就体现为历史内在的时间即历史的连续性，这儿没有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几乎没有浪漫性因而也没有浪漫性背后的偶然性，中国历史起源上几乎不存在超越于历史自身过程之外的英雄和史诗，中国古代文化中即没有系统的神话和神系，后来也没有产生超越世俗的宗教之神，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没有成为宗教，正是因为它内在于历史而不是超越于历史之外，它没有超越的神性本质。“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怪、力、是自然中偶然性和个性的事物，乱是社会中的历史逆流，神是超越的存在，儒家文化即不是由它们产生，也不会存有与它们的对立的关系，儒家文化缺乏个性精神也正是源于缺乏这种二元化的对立关系，历史的承续就是它的自身，它因历史而延续，它的延期续也就是历史，它赋予中国文化以一种源于历史自身本质的大统一精神，它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沉重的负面影响。历史自身的连续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它造就了历史，也造就了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精神――中国哲学即中国思想。

三、觉醒的历史

如果说希腊神话和史诗不自觉地表现了西方的基本人文者精神，那么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24B.C.)、修西底斯(Thucydides~460-395B.C.)等等就是自觉地去表现这种精神，希腊人视荷马为真实的英雄，因为他英雄式地表达了历史，对神性不自觉的表达在早期希腊历史中变为了自觉的历史表达，西方的历史就是始于这种对历史表达的自觉。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不是像中国古代史官一样以自身方式参入了历史，而是以对历史的道德责任和自身的艺术气质重写历史，对历史的忠实的再记录使历史成为被表达的历史，历史的真实由历史学家的表达的忠实保证，这种忠实是现在对过去的回忆，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和关系的真实。但是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终于在中世纪再次成为了超越的神性文化，历史表达成为了神学的表达，人性变成了赤裸裸的神性，漫长的中世纪以神性的自觉代替了人性的不自觉。文艺复兴是个性的人性的再次复兴，理性的启蒙也是对历史的再次自觉，它使历史处于一种理性的全面审查的眼光下，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1694-1778)等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为历史导入了哲学思想，在历史、人性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求对历史的理性解释和再认识，但是哲学观念随之也被输入了历史，历史成为了哲学观念的表达，哲学与历史哲学相互交织，几乎是一同兴灭。19世纪的史学借助于科学思想而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学科，但是历史与科学本质是不同的，当实证的史学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处理历史时，他们便把史迹和史料当成了历史自身，历史被分离和肢解，成了科学博物馆中精确的历史标本，在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时候，历史哲学以突然的反省而再次觉醒而进入20世纪，一方面从对实证的史学方法的反省使历史重新回到自身，再次从历史的本身中寻找历史，但不是从具体的历史中而是从整合的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的原因和动力，这就是思想辩的历史哲学;别一方面，从对历史的表达和研究的观点、方法的自觉使历史哲学进入分析的历史哲学。西方的历史就是从不自觉的表达到对历史的自觉的表达，从历史的表达到对历史的研究，进而从对历史的研究到对研究观点和方法的反思;从事件和人物到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后成为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最终走向对对历史表达的方法和观点自身的自觉，即历史表达和研究在自身本质上的反思，对历史在思想上的自觉最终清楚地反映在20世纪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中。

历史事实，历史的表达即重写的历史和对历史表达所据有的观点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在分析意义上都要是对历史的反思，这种反思总是企图对历史的各种表达形式、观点和方法重新加以检讨，虽然现代历史哲学家已经不再援引外在的观念强加于历史而是从历史自身寻求历史的原因，但是这种历史的自身仍然只是部分的历史整合，历史哲学家的一个功绩就是从个别人、个别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整合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形态的历史，这种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已经从完全是对过去历史的表达转变为在历史哲学的整合方法下对历史的分析，历史在这些观点和方法下具有形态的同构性，它们被称之为历史的同时性。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和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的历史理论被称为元历史或思辩的历史哲学，就是因为他们引入了这种整合的方法和相应的历史概念，这是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在这种研究中所有的文化或文明形态都具有超历史的相互平行性和同时代性，因而成为可以进行较、分析的研究对象。

在这种史学方法中，斯宾格勒把所有的`人类历史按文化形态进行了分类，他把古典文化叫做阿波罗类型，它的特点是注重肉体和现在，忘怀内在和外在的过去，历史中的人似乎处于历史时间之外,但他们的本质是个体性的，是一种不自觉的人性个性，正是基于这个起源但与此不同，却不是与这种阿波罗型文化本质上的对立，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型的西方文化就是一种个性的自觉，它的特点是耽于现实的个人贪欲和渴望，无休止地追求个性的自我完美而不惜代价，浮士德用自己的灵魂换取了知识和力量，这正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绝妙而深刻的写照，出卖自己的灵魂意味就着背叛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力量则象征着西方文化的本质性动力，它正是从这种背叛与对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斯宾格勒从纷杂的具体历史中清理出了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从而导出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变迁的过程和趋势。作为各种历史的文化形态，它有产生、生长、和消亡的过程，实际上斯宾格勒用历史的文化同构代替了历史本身，斯宾格勒由此得出了引发大量争议的西方文明的没落的悲观结论，但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仍然存在历史的必然联系，比如我们可能看出阿波罗和浮士德型文化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变迁，就是从个性的无意识变成了个性个人的自觉，它们不是对立的文化，而是具有文化的同构的，这正说明了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承继性，因此西方文化虽然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不具有连续性，但具有形式的必然性，这正是西方文化的生命之源，它能在一次次的历史断裂和文化形态的替代中赢得自己的强大生命力，形成为世界上唯一与中国文化连续性相比照和互补的代表性文化。

汤因比进一步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念，但他不是从不同文化或他称之为文明的历史关系中入手，而是企图从某个文明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存在关系中找到它们的自身的原因与动力，一个文明的存在状态决定于它应对来自它所在的内在或外在环境的挑战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这个文明的自身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即因应对环境的挑战而生，也同时在改变自身与环境的应对关系，不断的挑战与应战就造成了文明的生长、消亡或停滞。汤因比把动力学引进历史形态，虽然和斯宾格勒一样对文化形态作了比较和周期性分析，但他的文明分析具有内在的生命即基于一个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因而他避免了斯宾格勒的悲观的结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虽然是超历史的，但他在他的研究对象的即某一个文明形态中重新置入了时间，便它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他和斯宾格勒一样在历史引入了一种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的观点，具有明确的哲学反思意识。

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把历史归结为自身统一的精神活动，最终历史就是历史判断，即历史总是以现实的判断的活动方式被再次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反思，所以他说历史即哲学，这种历史思想的观点需要一种对历史的透视。首先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活着的整体过程来看待，这里即没有游离于历史自身的个人和个别事件，没有外加于历史的超验的观念，也不是实证的或科学的方法下被拼装的历史标本，而只是历史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自身。第二，在这种观点下，历史研究相似于分析哲学，历史学家据有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面对历史，而这个过程就是对历史的判断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实的历史判断，历史在对历史的判断中而被表达。克罗齐将历史统一于现实的精神活动，它从黑格尔超越的历史观念和实证主义的超越的方法下把历史归还于现实的历史反思，从而在西方的传统历史中第一次实现了历史自身作为现实精神批判的统一，即历史就是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历史哲学。

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1889-1943)从克罗齐的前沿出发，认为历史的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而且它总是在今天人们的思想中复活，一方面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由人的思想驱动的，我们只有了解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所以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另一方面，现实从历史产生，因此过去浓缩在现实思想中，历史不过是在今天的思想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应当清楚自己的任务，批判地重演过去的思想。他的观点事实上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聚焦于现实思想与过去思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实现于历史学家思想意识下的历史重演，因此对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对历史思想自身的认识。科林伍德实际上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思想自身的分析性关联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论的问题，由于他已经意识到历史思想自身的历史性，他已经非常接近中国思想在历史反思意义上的本质。按照他的观点，历史总是由历史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下的历史重现，这实际上可以成为对中国古代史观的一种辩护，中国历史中的春秋笔法的隐与讳的不直之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取的，但在历史自身的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它甚至能使我们能理解孔子所说的异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不是指现实道上的公平与正义，而是指历史自身必须忍受的脱化折磨，是历史成长的烦恼，历史以遗忘的方式前进，以重写的方式形成，历史的灰尘掩埋了多少历史，留下多少历史，这个比例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是历史对自身的超越，这也正是儒家文化从历史获得的自身的历史本质，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是积极与消极双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沿着这个方向上的继续探索可以使历史哲学把我们最终引向纯粹哲学意义的中国思想。四、互补的历史文化

历史哲学具有非同寻常的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内容和历史对象是复杂的，而且是因为作为历史反思的过程自身是动态的，它始终在它的对象与确定对象的方法、观点之间犹豫难决，就是说它几乎难于确定对象但又必须有对象。比如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如果离开了它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描述就不过像是传奇小说，但是一但要将历史背景引入，就意味着要将部份的历史与所有的历史分离开来，因此就立刻面临观点和方法性问题，历史的编纂首先要从庞杂的史料中编织出背景，不管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点，他们的不同恰恰在于对此的自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越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与全面性，这个问题就越是暴露出更大的困难，因为最终的历史背景就是历史自己，因此历史学最后不得不走向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反思本身。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总是交替着被重写，从英雄史诗到史实，从基督教史观到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从思辩到实证，最后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即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正是因为分析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科的方法被使用于被研究的对象，而是分析意味对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的自我批判，最终它必然走向思想自身，这就与近中国思想达到了一个相同的境界，中国思想是一种哲学，它就是历史的自觉精神，它的基于现实思想，是思想在历史本质上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一方面是中国思想自身本质的不自觉的历史本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即所有在中国文化中表现的历史;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却来自于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所以历史哲学是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中的应用，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哲学反思，这样西方历史哲学最终成为了在现实意义上对历史的反思，即历史总是在今天被反思的历史，历史哲学家如克罗齐把历史等同于现实的思想，或者如科林伍德的观点，由于历史的思想已形成了历史的价值观，所以历史就是过去的思想在这种价值观下的重演，正是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此不同，中国思想是历史在自身上的同一性超越，本质上它就是历史自己的精神反思而不是对历史的反思，它是历史的今天而不是今天的历史。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自己的方向上体现了历史与思想的一致性归宿，达到了在对历史在现实反思意义上与中国思想的一种共同境界，实际上它们基于历史自身的本质，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超越性，这种比照揭示了中西两种文化实际存在的深刻的互补性，中西文化的区别下是这种互补性的表现。比如中国思想在历史领域的实现主要地是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所表现的儒家学者即“士”个人对历史传统的认同，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是以一种以历史学家个人学术水平而表现的历史观点和方法的学术思想活动，但它们都是历史反思的，通过反思而实现的历史的自觉与自觉的历史。

中国历史也是多重意义的，与西方历史不同的是，中国历史是三源同一：历史事实、历史典籍和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从开始特别是从儒家文化开始就一直是以一种历史自身的反省精神出现的，孔子处理中国第一部权威史书“春秋”就被视为中国历史也是儒家文化的典范，他视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为历史本身，因此它们是不能更改的，作为历史自身的反思他以自己的文化批判方式反省历史而不是去重新编撰历史。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他以文字方式即笔法表现了自己的批判精神，历史在文化批判刑的意义下被诠释诠释，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运用语言批判方法的文化诠释大师，中国语言文字的所具有精神力量正是来源于此，这种批判性源于历史自身而具有对现实的精神的震慑力量，“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腾文公下)笔法所表现的文化精神正是历史反思思想的实现方式，中国历史，中国典籍具有天生的同一性，即没有高于历史的超越观念也没有对历史对象或历史内容的实证性方法，历史就是历史自身的超越即历史反思，历史就是历史文化，同时也是表现为历史精神的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的古代史官视历史即真理，为历史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这种崇高的历史自觉精神，它使中国文化中充满了沉重的史命感。后世的中国历史编撰虽然在史料、考证等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现代史学也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但历史精神一直是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和动力。

与此不同，西方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种超越于历史的学说，虽然近代的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总是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历史的原因和趋势，拒绝来自历史之外的超越观念,但他们总又是不自觉地把新的观点和方法加于历史，无论是历史编撰还是对文化、文明的研究、或者是实证的观点、方法、价值观念，甚至是作为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自身都是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历史与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研究过去的历史变为现在的对历史的研究，而分析的历史哲学与一般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现在对的历史研究的分析变成为对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但是历史思想总是通过现实中的人的思想而实现的，就是说历史思想和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一种超越的同一，正是在人的思想中历史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把历史与对历史反思思想的认同从而实现了这个本质，即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

西方史学和历史哲学由于它自身对历史的超越对立性，因此具有相对于历史的清晰性和操作性，历史也就具有史学中的客观性，在历史研究中引入了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与技术手段，使历史研究具有了科学性、精密性，中国的历史研究因吸收了这些成果也获得有很大的发展。史学和历史哲学也是历史，西方的历史寄寓于艺术而发端，在不断的对立反思中走向思想中的反思自觉;而中国的历史与中国哲学以同一的形态表现为中国文化，因借鉴西方文化而对照性地分析出自身的真正本质，得到更高的精神自觉。历史以互补的方式实现着双重超越，历史的超越也是超越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表现了前所未有深度与广度，中国思想与西方哲学的互补性分析与反思所带来启示是重要的，至少使我们已经看到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走向汇合的共同点与可能的方向和趋势。

浅析中国传统建筑的哲学思想 篇3

关键词：中国传统建筑；古代哲学；思想影响

哲学思想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 它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法则，是人们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建筑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生活的需要，利用可获得的材料通过所掌握的物质技术条件，按照一定的构造法则、功能需要、思想理念和美学原则建造的构筑物。建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承载着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甚至一定程度上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志。

中国传统建筑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是以老子道德文化为本体、以儒家、庄子，墨子的思想、道家文化为主体等多元文化融通和谐包容的整体。这种文化思想深深影响中国传统建筑，使其因自身蕴含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特质而独树一帜。

一、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

中国哲学思想起源甚早，其内容非常丰富。中国哲学大致产生于夏、商、周，成形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中国古代哲学有儒、释、道等多家思想。从广义方面来讲，对中国传统建筑有较大影响的哲学思想是以“礼”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和崇尚与自然融洽相处的师法自然的思想以及崇尚自我顿悟的禅宗思想和以易经为基础的风水学思想。

（一）以“礼”为中心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把建立尊卑贵贱的等级制，看成是人伦之本，这种人伦关系是兴国安邦的关键。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这是儒家的“礼治”思想，认为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社会。正如子产曰：“礼，是上天的规范，大地的准则，百姓行动的依据。天地的规范，百姓就应该效法。”荀子曰：“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以“礼”为人的行为规范，规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思想体现在中国传统建筑中表现为建筑的等级制度。

儒家思想中还崇尚“中庸”、“内省”的处世哲学，其强调的是“允执厥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和“中和含蓄”的审美观念，这种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和空间意象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虚”“实”的哲学观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崇尚自然，主张“天人合一”。老子曰“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其强调的是人来自于自然，人与自然是一个共荣共生的统一整体，因此人要尊重自然，师法自然。道家思想认为“道”是世间万事万物的根本，整个宇宙的演化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种师法自然观念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整体布局和呈现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形成建筑风格的重要思想依据。

道家哲学把“气”作为宇宙万物的基本构成元素，认为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生生不息，这正是“气”的功用所为。道家思想中“气”归“道”，而“道”为“虚无”，如老子的“大象无形”“知其白，守其黑”，庄子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又如老子的《道德经》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所谓“玄”指的是“道虚”，而“虚”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是与建筑实体相对的，这种“虚”与“实”的思想使得中国传统建筑的空间组合展现出特殊的形式，蕴含着独特的韵味。

（三）禅宗思想的“顿悟”体验观

禅宗起源佛教文化，通过与中国的道教文化结合而形成的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因其与中国的传统宗教结合吸收道教思想以及玄学思想，所以禅宗在中国的佛教各宗派中流传世间最长，影响也非常广泛，甚至至今仍有影响。禅宗思想认为人与自然不仅仅是相互参与的关系，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存在于自然之中，自然也存在于人的心中。禅学认为世界万物由人心所生，注重内心的体验，这便是“梵我合一”的唯心主义一元论的世界观。人心为一切之本源，因此要以“修心”来“自解自悟”，这便是顿悟见性的修行方式。禅宗思想认为人们应该以淡然平和的心态，以一种“空”的理念来对待世间的万事万物。这种“空”的哲学思想影响着中国传统建筑的园林造景。

（四）风水学思想

中国传统的风水学是源于我国古代哲学《易经》，是周易理论应用的一个重要的分支。风水学主要由阴阳八卦、五行四灵、以及属相结合而成，包括中国古代的心理学、美学、地理学、伦理学等诸多内容，是一个庞大的体系。风水学讲究的是“环山抱水”地理位置，“藏风纳气”的布局，“阴阳调和”形式等，总之它遵循的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用依形辩气的方法，寻找阴阳调和的生气聚集之所，并选择最佳建筑环境，最合理建筑布局方案，合适的建筑时间，使生气聚而不散，行而有止，进而营造适合人的身心健康及其行为需求的最佳建筑环境的学问。因此风水学对建筑的影响深远，乃至今天在室内设计中仍有其影响。

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传统建筑中的体现

一种建筑形式，一个建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必有产生它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的传统建筑不可避免地受到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和影响。

（一）传统建筑的空间秩序

中国传统建筑历来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是受儒家以“礼”为行为规范的思想影响。中国古代人以儒家思想这种 “三纲五常”“贵贱有序”的伦理观念为指导构建起一套严格规范的建筑秩序模式。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等级制社会中，历代帝王对此都很重视，因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建立的建筑空间秩序可以约束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形成中国封建统治者所倡导的社会行为准则和处世准则，进而维护及巩固其封建统治。因此，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对于建筑乃至建筑的室内都有严格的制式要求，从建筑的方位朝向、群体组合、形式、体量、屋顶的样式到装饰构件、色彩装饰以及装饰图案等都做了明确的等级规定。

中国传统建筑的等级制式最典型的代表为清代的紫禁城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故宫，《荀子·大略篇》说：“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于是中轴线在古典建筑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此紫禁城就建于当时城市的中轴线上，左右呈对称分布，这样的格局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加上庞大的建筑群的严谨正统让人感觉皇权的威严和不可侵犯。紫禁城由南向北有一个明显的中轴线，在这个中轴线上依次布列了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等，这些中轴线上的建筑等级最高、建筑体量最大最为重要。中轴线的东西两侧的建筑也是基本呈对称分布的，使用者多为皇帝的妃嫔和儿女等。

中国的传统民居建筑也同样采用中轴线布局，体现出“中为尊”的思想。比如传统的四合院建筑就是把主要的建筑物如厅、堂、长辈的住房等建在中轴线上，东西两侧的男性子孙住房基本上也是对称的。四合院分为前院和后院，前院一般设有门房、仆人用房以及一些辅助用房。后院正中为厅堂，是体量最大规格最高的，是供奉祖宗神灵和举行家中重要礼仪的地方。由此可见民居与宫殿建筑的布局原则和遵循的伦理观念是一样的。

传统建筑的中轴线布局形式以及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建造方式，也体现出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而传统建筑的四周围合的院落形态也表现出“内省”的理念。四合院的实体建筑是环抱四周的，院落处在中心，形成一种内向型的封闭空间，这种布局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包容、内省的处世原则是相协调的。

（二）“天人合一”“虚实相生”的建筑理念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崇尚“天人合一”，认为天、地、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人是从自然中来的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师法自然”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的传统建筑与自然环境是和谐共处的是相融合的，而不是与自然对立的，讲求传统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讲求人文美和自然美的和谐统一，注重把握人与自然的相生互补的关系。

传统建筑在选址时便要仔细考量周围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在选择方位上选背山、面水、朝阳的自然方位，结合和利用现有的自然条件来“因地制宜、依山就势”的建造。在建筑的选材方面注重就地取材。在建筑形式方面融合当地的文化和气候因素，形成建筑的地域性特征。例如北方传统建筑一般坐北朝南，内庭院空间广阔，体量比较厚重，形式比较规则庄重，色彩也比较浓重，而南方传统建筑因避阳的需要内庭院空间小四周墙体较高，建筑体态上也较秀气，布局形式灵活，色彩上比较清雅。这样的建造思想使建筑可以融合于当地的自然环境，使建筑在所在的环境中不显得突兀而是“虽由人作，宛若天开”。这与西方的传统建筑注重体现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把建筑形态和园林规划的几何化的审美观念是不同的。

道家思想中认为宇宙是阴阳的结合，是虚实的结合，所谓“虚静”即“虚则实”、“静则动”，宇宙间万物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的，其有生有灭。中国的传统建筑非常注重空间的“虚”与“实”之间的平衡关系，尤其注重“虚”的表现，中国传统建筑重视环境中建筑物之外的部分，重视建筑的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关系，而不是像西方建筑那样强调单体建筑物。中国传统建筑是以建筑群体呈现的，以各个单体建筑的有序布局和建筑物之间的院落而组成，这是道家整体思维的体现。庄子有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把天、地、人视为一个整体，体现在建筑上便是把建筑群体视为整体，不仅注重单体建筑与建筑群体，也注重群体与群体以及其与整个环境的和谐关系。这种思想大到整个城市的布局，小到一个四合院的布局都有明显体现。这种以空间为主而实体为次的思想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独有特征，而这种注重“虚”的思想与中国书画中的留白是受同样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清代大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曾提出：“字画疏可以走马，密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正如故宫的建筑群，各个建筑物为“实”的部分，而个单体建筑之间的院落为“虚”的部分，最大的院落便在中轴线上，其在面积上远大于实体的建筑，这样“虚”的空间便成为建筑的核心，建筑四周环保，内部庭院“虚”“实”交融，整个空间环境中各要素之间既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关系，又相互穿插，形成平衡、协调的关系。

（三）以实写虚的建筑造景意象

禅宗的“空”的哲学与道家的“虚”“实”观又有所不同，禅宗追求是“修心”“顿悟”，认为少可以胜多，因为越少就可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可谓“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阔”。中国古典园林受禅宗思想影响颇深，园林中的人工造景都是取意与自然界的真实景物，将其“移天缩地”置于园林中，以显寓隐，以实写虚，追求的就是“似与不似之间”，以供人们想象，这种想象是打破时空局限的顿悟式的想象。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的布局比较分散，形成 “庭院深深深几许”的丰富空间的层次，营造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诗意情景，所以这种以建筑物的外部空间为主的建筑形式，让人在山水丛林的环抱中体悟自然，从人的内心中去寻找平和与宁静。

（四）风水学的布局指导

我国传统建筑从选址到建筑形式受传统风水理论的深刻影响。风水学认为“气”最为重要，在建筑中选址和布局中“聚气”是首先要考虑的。中国传统建筑在选址方面非常重视周围的自然环境，选择环山面水可以藏风纳气之地，这便是中国传统建筑都注重围合感的原因。建筑朝向为坐北向南也是为了向阳那风。在建筑形式方面不追求高耸，而是有尺度适宜的建筑单体组成庭院，以便气可以在建筑群中流通自如。风水学的阴阳五行的理论也在传统建筑中深有体现，还是以北京故宫为例，宫殿的命名便体现了“阴阳相生”的观念，在阴阳五行中男为阳，女为阴，乾为阳，坤为阴，因此皇帝办公及就寝的宫殿成为乾清宫而皇后的寝宫为坤宁宫，以表示阴阳结合，天地合壁之意。

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哲学思想不是一家之思想而是多家思想的融合，使得我国传统建筑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意味和文化意蕴，成为人类文明史重要的一部分。

三、结语

中国传统建筑独特的表现形式，独有的艺术特点都是根植与中国传统的文化，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隐藏在建筑表相之后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建筑的影响是何等深远。在当代，我们要仔细研究和品味传统建筑的哲学内涵和审美意境。我国的建筑艺术既需要继承和发扬传统建筑的精髓，又需要在继承中有所创新，从而使我国的现代建筑既有时代的特征又体现传统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1]孙宗文.中国建筑与哲学[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6）：51.

[2]秦红岭.儒家伦理与中国传统建筑[J].新建筑，2004（7）：65-67.

[3]刘成华，孔令思.建筑的哲学之思[J].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2006（3）：51-53.

[4]汪洪澜.天人合一：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哲学[J].宁夏社会科学，2006（3）：117-120.

中国传统哲学中生态伦理思想浅析 篇4

1 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

中国哲学在自然万物面前, 始终具有一种博大的胸怀, 具有一种宽容仁厚之心。始终认为自然万物和我们人类一样, 也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因此, 它们的存在和个性也是应该得到尊重的, 自然万物乃是平等的伙伴。《论语》说孔子:“子钓而不纲, 弋不射宿。”意思是说, 孔子钓鱼, 不用大网;打猎, 不射还巢和栖息在树上的鸟。这体现了孔子对弱小动物的一种尊重和仁爱。在儒家传统中, 始终是以孔子所代表的这种仁爱之心去对待万物。宋代的张载说:“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即, 他人都是我的亲兄弟, 天地万物都是我们的同类、同伴。北宋的程颢说:“人与天地一物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可见, 中国传统哲学始终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万物, 人类是自然万物中的普通一分子, 而不是雄踞大自然之上的主宰者。尤其是《庄子》一书, 这种对自然万物的平等意识不仅十分明确, 而且十分丰富。《庄子》指出:万物在本质是一样的、平等的, 没有差别的, 大小、彼此、美丑、是非、生死等等莫不如此。“以道观之, 何足贵贱” (《庄子秋水》) , 以大来说, 大海不可谓不大也, 但在天地之间, 它又难以称之为大了;中国不可谓不大也, 但在海内, 就好象“梯米之在大仓”一样, 难以称之为大了。庄子说:“因其所大而大之, 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 则万物莫不小。”每一个东西都比它小的东西大, 也都比它大的东西小。所以一切东西都是大的, 也都是小的,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 而大山为小;莫寿于子, 而彭祖为夭。”从上述可看出, 庄子的相对论中蕴含着极为可贵的万物平等意识。庄子这样尊重万物的存在和个性的平等思想在后世也有很强烈的回响。明代吕坤说:“山峙川流, 鸟啼花落, 风清月白, 自是各造其天, 各得其分。我亦然, 彼此无干涉也” (吕坤《呻吟语》) 。自然万物不仅是我们的同类, 而且是我们的朋友与知己, 因为在本质上与我们是同等的, 我们必须尊重其天性。翘首云天, 俯瞰山川, 时而星垂云阔, 月涌江流, 时而鱼出燕斜, 鬼啸猿啼。整个自然界就这样展现在人类的眼前, 或壮采伟丽, 眩人心目, 或幽美奇致, 动人情性。大自然不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而且对于培养我们的审美心胸, 对于培养我们的高尚情怀, 对于铸造我们健康人格, 都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这种强烈的生态意识, 这种浓郁的自然情怀,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有价值的精神资源。我们相信, 这种宝贵的精神资源, 不仅将继续嘉惠中华民族, 而且必将融入世界文明潮流, 成为整个人类谋求进步、和平、发展的不朽智慧。

2 惜生、爱生的生态伦理准则

中国古代对尊重生命、仁爱万物的伦理思想具有普遍的认同。儒、道、佛都有惜生、爱生的慈善情怀。仁爱万物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重要准则。儒家思想不仅提倡“仁者爱人”, 而且认为对待天地万物也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孔子认为, “伐一木, 杀一兽, 不以其时, 非孝也。”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篇》) 表达了他对万物所持的善待态度。孟子对仁爱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 “君子之于禽兽也,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闻其声, 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孟子·梁惠王上》) 。汉代的董仲舒更是明确地把道德关怀从人的领域扩展到自然界, 他说:“质于爱民, 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 奚足矣谓仁?” (《春秋繁露·仁义》) 儒家伦理从爱人到爱物, 天不违人, 人不违天,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张, 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爱上升到人们道德要求的最高层次。道家虽然没有提出专门的保护动物的伦理思想, 但它也反对“动物的存在是为了给人提供肉食与方便”的自然目的论思想, 认为“天地万物, 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 (《列子·说符》)

3 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观

天人合一即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 亦即认为人与自然界不是敌对关系, 而具有不可割裂的联系。所谓合一即指对立的统一, 即两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重要内容, 儒、道各家所共有之, 并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道家创始人老子有句名言:“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老子》第25章) , 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 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行为的基本依归。道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庄子也强调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顺应自然, 与自然和谐相处, 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儒家对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许多阐发。孔子主张以“仁”待人, 也以“仁”待物, 即所谓“推己及人…成物成己…。”《礼记·中庸》说:“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这都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汉代董仲舒讲天人合一, 宣扬“人副天数”陷于牵强附会。宋代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四字, 在其所著的《西铭》中, 他以形象的语言宣示天人合一的原则:“乾称父, 坤称母, 予兹藐焉, 乃混然中处。天地之塞吾其体, 天地之帅吾其性, 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这是说, 天地犹如父母, 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 都是由气所构成的, 气的本性也就是人与万物的本性, 人民都是我的兄弟, 万物都是我的朋友。可见, “天人合一”在中国由来己久, 并主要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合一。即人可以认识自然, 合理地利用自然, 但不应该破坏自然, 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强调人类要尊重自然, 保护自然, 与自然友好相处, 反对“物畜而制之”, 征服自然, 以免失去大自然这个朋友, 正如我国季羡林先生所言:“天人合一”, “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 “这是东西方文化最显著的区别之一。”[1]

人生活在自然界之中,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正确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不仅关系着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而且也关系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正因如此,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 无论是对于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 还是对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然而, 一个时期以来, 我们许多人却忘记了这个最基本的道理, 以征服自然为目的, 以科学技术为手段, 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动力, 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使我国的资源浪费、生态失衡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如有人曾经做过一个测算: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 G D P增长了十多倍, 但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五十多倍。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 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但是没有在根本上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也就是说, 我们的经济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物质资源的高消耗而取得的。另外, 还有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环境污染、物种减少、城市缺水等一系列问题。用恩格斯所告诫的话讲:“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会报复我们”[2]可喜的是, 党和国家领导人已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并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届人大三次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 搞好资源, 能源节约, 保护环境, 实现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努力方向。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也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伟大思想的回归和生命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季羡林.人生絮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114, 147.[1]季羡林.人生絮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114, 147.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 篇5

百家争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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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文明进程中，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可以说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在那个时代，儒、道、法、墨、阴阳等学派纷纷兴起，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讨论诸子百家兴起的社会背景及思想意义。

关键词：百家争鸣、儒、道、法、墨、现实意义

世界大背景——关于轴心时代

每每提到文化领域的问题，“轴心时代”这个名词是不可避免的。著名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曾提到，“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以上即为诸子百家兴起的世界背景，虽然当时各个文明之间的交流不是很频繁甚至没有交流，但在那个时期，各个文明的思想方面的突破却几乎是同步的。

内部环境——一个动荡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的动荡大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政治上，自周平王东迁以后，东周开始，周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随着周皇室对个诸侯的控制力减弱，各诸侯纷纷开始互相征战侵蚀，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攫取更多的利益。

文化思想上，周朝所强调的“礼”渐渐式微，整个王朝呈现出礼崩乐坏的情形，朝贡、巡守、礼乐制度统统失去了往日的秩序意义，之前一直沿袭的贵族世袭制、嫡长子继承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整个社会没有一个可以有着广泛约束力的价值标准。

社会阶层上，贵族世袭社会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被破坏而解体，同时“士”作为一个新的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如此，政治上各国要想在兼并战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不能死守曾经的制度思想，改变治理国家方式成为了各诸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文化思想上礼崩乐坏，周礼在思想上统治地位的下降，给各个学派提供了一个宣扬自己学说主张的机会，无论是维护并试图修复周礼的统治地位，还是另起炉灶，推广新思想。并且“士”阶层的崛起，使文化的控制权由封建贵族逐步转移到士的手中，而出身不同背景的士，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出不同的主张。就这样，政治上有需求，文化思想上有相对开放的环境，社会阶层上有基础，诸子百1.《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雅思贝尔斯著，1949年出版 1

家就这样拉开了一个文化新时代的序幕。

诸子百家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思想领域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自诞生始就显示出极大的现实意义和生命力。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核心是“仁”，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孔子提倡修身（修己）、安人，即通过对礼的学习、遵守的来提升自我修养，以成为一名外在之行与内心之德统一的谦谦君子，并通过自身的修养来影响他人乃至社会。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者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思想，使其影响力越来越大。

当今时代的中国，儒家传统思想有着被弱化的趋势，原因有很多——比如儒家思想在某些方面与飞速发展的社会不相适应，但是作为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一直是儒家思想的特点，只是这适应过程需要一段时间来过渡，而一些急功近利的人就拿此大做文章，说什么儒家思想落后了，鄙视甚至抛弃儒家传统思想，这些都是肤浅、无知的表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我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并且抛弃本民族文化的根基，那么何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点我们的邻居俄罗斯做的很好，俄罗斯为什么对有关乌克兰的事件如此敏感并且态度强硬，因为俄罗斯文明的根——基辅就在乌克兰境内。

再回到国内，看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心里感觉很不舒服，小悦悦事件中路人的冷漠态度，好心救人反被诬陷„„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不和谐的事让人痛心，不禁想问中国人到底怎么了。贴吧里有一个很老的帖子，题目是《这个老太太让我们中国人的道德素质下降了整整50年》，说的是南京彭宇案的当事人，最初看到这帖子，感觉有点夸大了，可是听到太多类似的事情再看后，我突然意识到这完全是可能的。我们现代的社会，失去了对儒家思想的践行，我们的行为不再受到约束，于是便有了种种的不公不正。

道家文化：老子和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两者都主张顺应天道自然，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唯有天道自然才是世界万物生生不息运转的本质规律，而从人的主观出发，用人的法律、规矩去改造世界，这是不了解道、违背了自然本性的表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这才应该是人类对待世界自然的态度。

现在社会一切都提了速，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家一直在忙，为了名利等各种欲望，完全忽视了自己内心世界的快乐。今天我们常谈到一个词——幸福感，何为幸福感——幸福感是一种长久的、内在的、坚定的心理状态，并非短暂的情绪体验。常常听到有人感慨生活水平上升了，但幸福感却没上升，甚至下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仿佛有2.《庄子·外篇·知北游》

2一种魔力，让大家总是把目光聚焦在那些“成功人士”身上，并且狂热的奋斗想成为其中的一个——当然我并不否认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想法，但对名利的渴望达到近乎痴狂的地步，这就不是正常的了，很多时候我们从没想过那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就开始了盲目的追求。这时我们就需要道家思想给我们降降温了，穷其一生去过分的追求名利，难道不累吗？或许我们应该像《庄子》中的大鹏鸟，扶摇直上九万里，去追寻内心真正的快乐，去顺应自然、顺应本心、去无拘无束的逍遥游。诸子百家中的其他学派的思想在今天也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墨家兼爱非攻的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仍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但在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而闻名，并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古罗马的法律体系对西方国家的法律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而法家思想则对我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余各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性格，这里不再多述。

道家哲学思想对中国画艺术的影响 篇6

道家的“无为”思想主张在发展中保持事物的本性，可以概括为一切事物顺其自然发展，不参杂任何人为因素。它不仅是国画的哲学基础，更是政府的执政方针和百姓修身养性的好方法，对构建和谐社会也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无为”是“道”之子，占据着道家思想的半壁江山。“无为”的“无”字，在《老子》所有的古本中皆是繁体字形势，究其字面意思，它表示与人们不可感知的神灵相融的乐舞有关，因此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想当然的认为“无为”便是无所事事，没有作为。相反的，它是一种经过有为的思考，结合当下时势而作出的顺势发展的行为，是道家“身心舒畅，不为世间之事所烦”的本性所在。它以清净纯粹使人减少欲念，保持心地宁静，闲时摆弄花草，栖心于自然，掬一捧闲情逸致，晕一抹芳翠清香，最终使人到达“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那它是如何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国画发展的？艺术境界的提高又是从哪些方面体现出来的呢？事实上，作品的艺术境界与人格追求是融为一体，相辅相承的。自古以来，中国画的艺术境界最讲究的便是“意境”二字。鉴赏一幅作品的好坏不仅要关注它是否神形兼备，直抒胸臆，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作者对于“情”和“景”的处理，是否能以形传神，是否能表达出超越文字，声音的自然情感。郑笠说，庄子理想化的境界，对古代画论境界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同时“无为”的思想也为人们引导了一种价值观：无欲无为之人最逍遥。《庄子》中的很多章节都在渲染得道之人的崇高境界，在此期间也产生了许多有所作为的人物，在这样的积极影响下，文人雅士们也渐渐被同化，“遵循自然，调万物以其和”成为了他们的毕生所求，心态、意识也逐渐趋于平和，更加向往“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的生活。由于远离了世间的喧嚣，艺术家们笔下的作品自然就清新脱俗、境界深远了许多。庄子曾用一句“天人合一，物我双忘”便道明了人格与境界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通道唯一”的境界，也就是说只有把个人追求融入到宇宙万象之中，把主观才情渗透在客观景象之中的人才可以称为一名合格的艺术家，才能达到清净自守的境界创作出深邃自然的作品。

二、道家之“虚实”创新构图理论及表现技法。

中华民族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不同的时代下催生不同的哲学思想，不同的哲学思想引领不同的构图潮流。经过时间的沉淀与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国绘画的表现技法逐步多样，新的构图理论与想法层出不穷，道家“虚实”的思想包含了想象之妙，含蓄之美，将中国绘画带入了一个“看似无形，实则有意，不着一墨，妙趣横生”的境界，进一步发展了留白、写意的表现手段，为丰富我国绘画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老子虚实学说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条准则，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虚实统一，虚实相生，实生于虚，它既概括了中国古典艺术的美学特点，又强调了“虚”的存在，从而创新了中国绘画艺术的表现手法。老子认为宇宙万物又是虚实的统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虚，也没有绝对的实，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才能体现出事物的存在感。例如杯子是空的，没有水，它便没有价值。因此，“无”是“有”的前提，“有”是“无”的价值体现，两者互相依存，相互利用构成一个完整体。正是这种“有与无，虚与实”的统一思想奠定了中国绘画的理论基础，像一盏明灯一样指引着历代艺术家们，使他们不断丰富自己的构图理论，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同时不断创新，并且促进中国画向“以虚实为美”的道路发展。

道家哲学思想在中国画发展过程中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它将淳朴、自然带入到国画的创作理念中，将真、善、美融入到中国画的灵魂中，因此我们才能有机会传承到一幅幅具有真性情的、灵动的、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绝世佳作。道家哲学思想的形成不仅对中国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还促进了中国画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总而言之，中国道家哲学思想与国画艺术联系紧密，相辅相成。

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国园林中的应用 篇7

设计是设想、运筹、计划与预算, 是人类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而古代的哲学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是设计师应该了解和掌握的学科, 是建立在自然、人文等基础上, 把人们心理状态, 尤其是人们对于需求的心理, 通过意识作用于设计的一门学问, 它同时可以用于研究人们在设计创造过程中的心态, 以及设计对社会及对社会个体所产生的心理反应, 反过来再作用于设计, 起到使设计更能够反映和满足人们需求的作用。

2 中国园林艺术的分析

2.1 园林的含义

园林艺术是建筑艺术的一种特殊的存在类型。园林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运用工程技术和艺术手段, 通过改造地形 (或进一步筑山、叠石、理水) 、种植花草、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途径创作而成的美的自然环境和游憩境域。所以, 从广义来讲, 园林艺术也是建筑艺术的一种类型。

2.2 中国园林的特点

与西方园林设计讲究的“几何式”———构图布局均衡匀称、井然有序, 崇尚人工美, 重视人改造自然的观念不同, 中国的园林设计讲究的是“自然式”, 即诗情画意、崇尚自然、步移景异。中国园林艺术的自然美与人文美是相互结合的, 其特点包括以下几点。

(1) 利用自然美。用水池、假山、花草、树木营造自然环境;讲究亭、台、楼、阁、廊、榭建筑形式美, 与自然环境协调。

(2) 采用楹联、匾额、碑刻、书画题记等, 营造文化氛围。

(3) 含蓄深沉、平易精微, 风景美、艺术美、文化美融为一体。

3 中国南北两方园林的风格特点

3.1 北方皇家园林

(1) 规模都很大, 以真山真水为造园要素, 重视选址, 手法近于写实。

(2) 景区范围大, 景点多, 景观丰富。

(3) 功能内容和活动规模都比私家园林丰富和盛大得多, 几乎都附有宫殿, 常布置在园林主要入口处, 用于听政, 园内还有居住用的殿堂。

(4) 风格侧重于富丽堂皇, 渲染出一片皇家气象。造型也比较凝重平实, 是华北地方风格的体现, 与江南轻灵秀美的特点不同, 如图1。

3.2 江南私家园林

(1) 规模较小, 一般只有几亩至十几亩, 小者仅一亩半而已。造园家的主要构思是“小中见大”, 即在有限的范围内运用含蓄、扬抑、曲折、暗示等手法来启动人的主观再创造, 曲折有致, 造成一种似乎深邃不尽的景境, 扩大人们对于实际空间的感受如图) 。

(2) 大多以水面为中心, 四周散布建筑, 构成一个个景点, 几个景点围合而成全园。较大之园有几个景区。

(3) 以修身养性、闲适自娱为园林主要功能。

(4) 园主多是文人学士出生能诗会画, 善于品评, 园林风格以清高风雅, 淡素脱俗为最高追求。

4 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国园林设计中的运用

4.1 自然观

(1) 注意内外环境的关联。中国的园林设计始终是把处理好内外空间的关系放在重要的地位。中国建筑有亭、台、楼、阁、廊、榭等类型, 它们或处于山顶, 或位于水边, 其目的就是与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 既能得自然环境之利, 又能成为整个环境的一部分。园林中的庭院与周围的厅、堂、廊、室等既“隔”又“通”, 实际是厅堂的延伸和扩大。不仅可供人们劳作、休闲, 也为内部空间与大自然沟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借景”是中国造园的重要手法, 其实质就是把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联系起来。中国建筑的门窗, 不仅能够采光与通风, 多数还有“借景”的功能, “景窗”、“景洞”等便是如此。

(2) 将自然景物引入室内。“借景”多为“远看”, 而引入自然景物则为“近观”。立石、养花、制景, 在中国均有悠久的历史。中国人多喜爱养花、种草, 将自然景物引入室内, 也意在以小见大, 将无限意境寓于有限的景物之中。反映出来的就是人们依恋自然、热爱自然, 希望与自然和谐的感情。

(3) 崇尚“宛若天成'的境界。虽为人作, 宛自天开”是中国造园中最受推崇的境界, 其情形则深刻表露在中国园林的设计当中。不可否认, 古代宫殿和豪宅, 特别是北方的皇家园林确有追求华丽堂皇、珠光宝气的倾向。但从中国园林设计的总体来看, 主要倾向还是推崇素雅、朴实和自然, 只是将原有的景观稍加处理或根本就不进行人工处理, 而使其呈现更多的自然特征。

4.2 人文观

人文观主要涉及对人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在古代中国, 集中表现为重道德、助人伦和敦教化, 并以儒家倡导的“治国、齐家、平天下”为最高标准。中国的园林设计充分体现了这种意识, 其建筑形式和装饰样式以及其它的表现形式都有教化的意义。因为园主, 特别是在南方私家园林中多是文人学士出生, 并且都能诗会画, 善于品评, 充溢着浓郁的书卷之气, 所以能够体现人文意识的载体极多, 特别是在园林建筑的室内除壁画外, 尚有雕刻、匾额、楹联、书画以及挂屏、钟鼎、铜镜、文房四宝等。在上述物品中, 匾额、楹联等物品极具特色, 它们既能从形式上供人欣赏, 又能从内容上起到警世、激励、自勉、烘托和点题等作用。

4.3 伦理观

(1) 严格的等级制。中国的园林设计在房屋规模、结构形式、色彩选用等方面均有严格的等级界限。《礼记》中就有“楹 (柱) , 天子丹 (红) , 诸侯黝 (黑) , 大夫苍, 士 (黄) ”的记载, 说明了早在春秋战国, 就对建筑的用色作了明确的规定。

(2) 明确的秩序感。即在园林的平面布局、建筑形式上等明确表示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等地位, 区分辈份、年龄、性别等差别, 让空间环境布局、室内的家具配置为此观念所支配。其表现是强调布局的严整性, 注意轴线的作用, 主要建筑、空间环境和室内的重要家具大都位于轴线之上。次要的则依次分列至两侧。

4.4 审美习惯

(1) 空间形式大多完整无缺。中国传统建筑的平面多为矩形、圆形、六角形、八角形和十字形。很少使用不规则的形状, 也不习惯在完整的形体中随意添加或是削减。在多个空间组合时, 喜欢形成序列, 就像写文章, 必有头、有尾、有高潮。

(2) 空间分隔常常“隔而不断”。在空间分隔方面, 多用虚拟分隔, 以获得似分非分, 似断非断, 隔而不断的效果。中国园林的空间环境中的屏风、照壁、帷幕等极有特色, 其最大特点就是“隔而不断”, 并有很强的装饰性。进入其中, 又让人感到“曲径通幽”、“豁然开朗”。

(3) 采用含蓄的装饰手法。中国园林设计的营造手法反映了人们偏爱含蓄、不喜直露的习惯。传统的建筑中常用蝙蝠、鹿、鱼、鹊、梅等图案。原因是“蝠”与“福”谐音, 寓意有福;“鹿”与“禄”谐音, 寓意厚禄;“鱼”与“余”谐音, 寓意“年年有余”。象征和隐喻在中国园林设计中的广泛应用都是设计者和园林主人托物寄情、寄志, 用以表达美好的意愿。这种含蓄的造园手法, 不仅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 也确实能给欣赏者提供较大的想象空间和悉心揣摩的余地。

5 结语

中国园林设计中的古代哲学思想的应用和关于其精神层面内容十分丰富的, 深入研究这些思想因素和精神层面的知识, 不仅有利于理解中国园林设计乃至世界园林设计整体的形成与发展;还有利于理解中国园林设计多种多样的风格特征, 文化内涵, 以及设计营造的多样性;也必将有利于提高中国园林在世界园林中的佼佼地位。

摘要：古代的哲学思想是十分重要的理论, 也是设计师应该了解和掌握的学科, 其在设计与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分析了中国南北两方园林的风格特点, 从自然观、人文观、审美观、伦理观等方面探讨了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国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关键词：设计,园林,心理学

参考文献

[1]萧默.建筑艺术的历史与审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2]李砚祖.艺术设计概论[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2.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 篇8

一、魏晋哲学思想的核心观

1.时代背景。魏晋时期,在政权的不断更迭变换中,大臣贵族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2]40,清流名士阶层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们的人生理想无法实现,对社会的希望也完全破灭。他们有的为了避免杀身之祸,归隐山林,过着与世无争、田园般的生活;有的虽然被迫投身仕途,但内心深处还是崇尚自然质朴的。他们都希望在玄学中得到精神的解脱,以减轻生存的压力,将内心的苦闷掩饰在放任荒诞的行为中。玄学的兴起,促使隐逸文化与山水文化也随之流行起来,影响着他们的审美趋向。

2.魏晋哲学思想的核心。玄学作为魏晋哲学思想的核心,以道家哲学为本源,并把道家哲学中的天道学和儒家哲学中的人道学相结合,形成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范畴,使儒家与道家由对立走向融合。随着佛教的传入,玄学利用佛学的思想理论解释问题,使玄学中更多地融入了佛教哲学的内容,如境界、意境、超脱、虚静、淡泊等。

二、玄学对魏晋审美趋向的影响

魏晋时期,受政治形势所逼,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名士们淡泊名利,游历名山大川,寄情于山水之间。对于名师们来说,自然界的山水不再是一种无情的物化存在,而是他们抒发内心情怀、放任自己情趣的有效载体。山水变得虚灵生动而具有千情万趣,从中开涤胸怀,荡扬神思,进而则可“以玄对山水”[3]270。当时士人经常结伴而行,游历山水,评赏论道,因而山水审美情趣在士人中间得到了发展,奠定了中国山水审美趣味的基本格调。

受士人山水精神的影响,这一时期文学出现大量以自然山水为题材的作品。如在《世说新语》中,涉及山水的条目达一百条左右,记述了当时的士人们游弋山水间的情况;这一时期也产生了很多描写自然山水的诗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陶渊明的《归田园居》。

在绘画领域,受山水审美精神的影响,山水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了发展。虽然中国的山水画,出现于战国以前,汉代见其雏形,但滋育于东晋,确立于南北朝[4]133。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隐居不仕,辟召不就的绘画理论家,如宗炳、王微。在一定意义上,山水画把以往绘画“成教化,助人伦”的功能转变为一种畅情功能,使作者从对关注世俗社会到朝向自然、自我的转变,把对自然山水的亲近与观赏视作实现自由超脱的人格理想。在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中,处处都能感受到其中包含着自然山水的哲学思想和人格精神。在宗炳的《画山水序》中就有“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文人是以山水体现他们的哲学观点和人生理念的。

三、魏晋哲学奠定了中国园林美学的审美标准

1.自然山水园审美空间格局的建构。从园林的发展史来看,文学、绘画的发展对园林艺术影响很大。在魏晋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其造园的手法和审美观点有了独特的见地,造园活动相当活跃。这时士人、画家直接参与造园活动,把自己对自然山水的理解和认识融入造园设计中。著名的有会稽的东晋山水诗人谢灵运的山居、潘岳的庄园、陶渊明的庄园等。魏晋士人大多都有山水情结,追求淡泊与宁静,脱俗与意境,因而在造园的过程中关注更多是自然美,并通过山石、树木、水体、建筑等再现自然美。他们的造园在展现自然山水的前提下,在空间布局上主要有以下特点:

其一,以小见大,尽显自然之美。魏晋南北朝园林规模渐小, 空间纡徐委曲,园林的景致与格调当以精小为上,不似秦汉时驰骋于广袤天地间的豪迈[5]137。魏晋时期的园林,对自然山水的崇尚,不是对山水原封不动地挪移,而是将原有的山水、树木、水体等造园要素进行提炼概括、体量缩小,并融入文化因素和造园者自己的情感, 使之“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造园手法上经常运用比喻、象征、夸张、写意等艺术手法,如以石喻山、喻峰,以树喻林,以小的水体喻江河湖泊等,体现出“一石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的恢弘气势, 同时也展现出“人间天上诸景备,移天缩地入君杯”的全景自然风光。让游人在欣赏自然山水园景的同时,也把心绪带到了千里之外的自然旷野之中,满足了士人所追求的宁静、淡泊、致远的内在精神需求和审美趋向。其二,因地制宜,尽显野趣之美。魏晋造园一改前朝宫苑、苑囿以建筑为中心的对称空间格局方式,因地制宜,运用自然地形堆山砌岭,以山水、植物的自然形态为主体,少有加工,园林景观多颇具野趣[6]33。园景处处体现出清秀、虚静、超脱的意境和审美特征。其三,巧借善用,尽显空间之美。魏晋以后,随着人们审美思想的变化,在造园上根据自然景观的不同来修筑不同的建筑与之相适应,使建筑在造园中的功能和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园林建筑融入园林中,形成统一的整体,不使其突兀。园林建筑中的堂、廊、亭、榭、楼、台、阁、斋、舫、墙等通常根据造园的需要,被用作围合和分割园林空间,把园内空间与自然空间融合起来,使之融于自然,表现自然。园林建筑时而将园林空间分割成曲折、狭长、封闭的样子, 时而平坦广阔的样子,形成强烈的空间对比;时而藏于花草树木之间,时而露于假山之上,形成虚虚实实的园景效果;时而蜿蜒曲折, 时而高低错落,时而疏,时而密,形成丰富而富有情趣的园景空间。有时根据造园需要,并结合园林建筑本身的特点,形成了对景、借景、框景等景观空间。这些对自然景观和园林建筑巧借善用的手法, 使魏晋自然山水园的空间更加多样化,空间层次更加丰富,体现了自然山水园空间独特的审美特质。

魏晋士人把对自然山水的钟情融入了他们的骨血里,以至于他们在造园活动时,把对自然山水的情与爱都移植到了园林设计中, 使园林景观处处透视出自然的气息。他们这种崇尚自然、质朴的哲学审美精神,铸就了自然山水园的空间格局,这种审美也影响到了以后的中国园林。

2. 造就借物喻情的园林审美精神需求。受玄学哲学思想的影响,魏晋时期的园林大部分还是为了士人们追求清淡、虚静、淡泊、隐逸的生活有关,而不是为了赏心悦目而建。在他们眼里的自然景物皆有情,都可成为他们抒发内心疾苦的载体。园林中的一切景物早已从物化的世界上升到了精神化的世界,园林已成为士人们精神上的伊甸园。魏晋时期士人这种虚静、淡泊的美学思想,以超脱的胸襟、深邃的哲学思想,在自然山水中观照自己的理想人格,赋予自然丰富的主观情感,开创了山水园审美借物喻情、寄情、畅情的心灵境界和艺术审美表达形式。魏晋的这种借物喻情的园林审美精神,被中国古典园林所继承和发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体现——意境美。意境的创造,在古典私家园林中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追求[7]69。

3. 艺术形式多样化的园林审美表达。在魏晋时期的造园活动中,其他艺术形式已经参与到园林景观的形成。如当时的仙都苑、芳林苑、华林园、西游园等皇家园林中,已经把书法、绘画、雕刻等艺术融合到了园林设计中。这在《洛阳伽蓝记·城内》关于西游园中已有明确记载“:风生户牖,云起梁栋,丹楹刻桷,图写刻仙。刻石为鲸鱼, 背负钓台,既如从地涌出,又似空中飞下。”在园林中广泛、大量运用匾额、碑刻、题咏、雕梁画栋、刻雕、绘画等手法进行造景,不仅装饰了园林景观,而且对主景起到衬托和深化的作用,更能促成其意境的形成和升华。魏晋园林这种将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参与园林物象景观形成的方式,被后世造园者运用得淋漓尽致,将诗、书、画、印等艺术与园林设计紧密结合,成为园林设计必不可少的要素。

魏晋时期的玄学哲学思想不仅使士人寄情于自然山水之间,同时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造园活动中,初步确立了中国园林山水园的审美格局,为中国园林艺术审美发展趋势奠定了基础。

摘要：魏晋是中国园林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园林审美发生变化的转折期。这些变化都与魏晋哲学、政治发生的巨大变化相联系,其哲学思想对后世中国园林美学的审美标准影响至深,初步形成了园林审美的格局。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 篇9

1.1“和”的理想境界与“气韵”之源

“和”在中国传统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儒家与道教都有关于“和”的具体阐述。《论语·而学》云:“有子曰:礼之用, 和为贵。”, 孟子的“天时地利人和”论亦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安与协调, 《老子》第五十五章云:“和之至也, 知和曰常”意为“和”是事物存在的常态, 均平万物, 顺应民情才能达到“与天和、与人和”。玄学家王弼对“和”做了进一步阐释, 王弼《老子注》第四十二章的“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1]在王弼看来, 世间万物, 虽然变化万千, 形象各不相同, 但是从阴阳调和的角度来讲则是统一的。“和”是将这些无穷变化进行调和、整理, 使其归“一”, 事物才能周而复始, 生生不息的循环往复, 这是“和”的根本目的所决定的。“气韵”源于“和”, 南齐谢赫首次提出的关于绘画的重要美学原则“气韵生动”便是在“和”的理论体系中应孕而生的。

1.2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气”与“韵”

先秦时期中国的哲学家就将“气”看作是世界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 从董仲舒沟通天、地、人的宇宙之“气”, 到王允的唯物主义“元气”观, “气”的概念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热衷探讨的话题。艺术中的“气”引申开来便是指贯穿作品始终的“意”。“意”到了, 创作之时就能够一蹴而就, 构成组成之间的关系便更加密切、和谐。

“韵”的基本字义是指和谐而有节奏的音律, 引申则是指艺术作品所具有的风韵、韵味。于民、张锡坤二位学者考证出“气韵”即为“气运”, 认为“中古时人之审美‘气运生动’的‘运’字, 和文艺审美中‘气韵生动’的‘韵’字, 曾一度相通。” [2]“韵”体现的是一种依附于形象、充满律动的内在意韵与精神风貌, 虽然落脚点在于“神”, 但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形与神的对立统一, 即为前面所述的“和”。

二、古典园林立意之“和”

2.1 气韵的立意表征

“在中国古代美学体系中, ‘气韵生动’的命题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说, 不把握‘气韵生动’就不可能把握中国古典美学体系。’”[3]山、水、树、木、石的形象在“情”与“意”中被淡化模糊, 形中喻情, 便能将山水的精华浓缩于壶中天地。古典园林中的“小中见大”通常指借籍一草一木展现广阔自然风景, 引申讲则是指以园中的具体物象折射出设计者以及园主人对自然的感悟与情怀, 浮想联翩, 物我两忘, 这才是中国园林艺术的至高境界。

2.2“和”见之于立意

园林创作贵在于“形似”中求其“意”, 以自然模拟自然, 还要“相似”, 既要求效法自然, 又要体现“人事”对于自然的提炼与升华。相对自然山水, 园林的篇幅毕竟有限, 因此山石流水既要显示自然山水的丰富与气势, 又要求设计师有“造景”的技巧, 使观者如堕真境, 又有意犹未尽之意。如在密竹的底部往往以石笋零星点缀作为竹林的韵脚, 使观者在亦真亦假中感受竹林之清雅。 ( 图1) 《园冶》中指出, 单独的景石有“仿山”、“仿云”、“仿生”、“仿器”之分, 后三种意境表达的难度自不必多说, 仅仅是“仿山”的作法也不简单, 既要模仿山川的错落、纹理, 又要归纳总结出最能显示峰峦或嶙峋、或奇险、或浑厚的特色, 并在堆砌之前就将其所要表达的“立意”考虑清楚, 堆设之时才能如有神助, 一气呵成, 才能使作品在呈现自然山水意境的同时, 亦显露出建造者的匠心独具。 (图2) 这便是“形似”的妙处所在, 这也是中国古典园林独特的“立意”之“和”所在。

三、古典园林结构之“和”

中国传统艺术从内部来讲注重整体构架的完整有序, 强调组成成分之间的架构关系, 以形成统一、有机的审美客体, 即“和”。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编著的中国建筑史中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范围从先秦一直到南北朝时期, 他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 [4]说的也是“气韵”的结构性, 只是在伊东忠太的研究中更看重结构所形成的规模。“中国美学重视的不是静态的对象、实体、外貌, 而是对象的内在的功能、结构、关系;而这种功能、结构和关系, 归根结底又来自和决定于动态的生命。”[5]构成园林的要素无非是建筑、院落、亭台、水体、花木等, 如何将景致错落有致的组织在一起, 又如何加以连接, 便是能否形成“气韵”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处理好以下几点显得尤为重要。

(1) 隐与显之“和”

要想在有限的空间内营造更为丰富的景观感受, “隐”的手法极为重要。隐喻是将属于另外一个事物的名称用于某一事物而构成的, 这一转移可以是从种到属或从属到种, 或从属到属, 或根据类推用一种景观的形式或概念代替另一种物质, 从而暗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6]但是这种隐并不是完全将其遮挡, 而是在若隐若现之间给人一种距离感。古典园林中的曲直相对、曲中寓直即为隐显之“和”的表征, 曲径、曲桥、曲廊的应用是常见的营建手法。 (图3) 通过“隐”, 在观者眼中的景物, 无论远近, 便会形成截然不同的意境, 给人以一定的神秘感与求知欲。这种“隐然可爱”是对隐与显进行独具匠心的考量, 怎样隐, 隐的分寸是最为重要的。

(2) 隔与畅之“和”

“隔”是中国古典园林中最常用的设计手法之一。隔的意义首先在于对空间进行更加紧凑而富有韵律的划分, 其次重在对游览路线的规划, 并对观者的视线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从而营造富有节奏的观览路径。

小园面积有限, 仿佛方寸之画, 倘若一畅到底, 一览无余, 势必彰显其局促, 更毫无层次趣味可言。最为实用的方法就是进行适当的“隔”, 如利用植物、建筑、假山等, 以阻隔观者的视线, 从而达到目不所及、恍若无限的效果。 (图4) 同“隐”一样, “隔”的做法也不能实打实的完全封死, 应做到整个空间既有视线的沟通, 又能达到分而不离, 隔而不阻的奇妙效果, 让贯穿整个园林的“气”得以融会贯通, 整个园林的气韵才不至割裂, 整体的和谐之美才能犹存。

(3) 空与充之“和”

空与充反映的是结构上的开合, 体现园林整体布局的节奏与韵律。园林中的“空”与绘画中的“白”有异曲同工之妙。“凡山石之阳面处, 石坡之平面处, 及画外之水天空阔处, 云物空明处, 山足之杳冥处, 树头之虚灵处, 以之作天作水、作烟断、作云断、作道路、作日光、皆是此白。夫此白本笔墨所不及, 能令为画中之白, 并非纸素之白, 乃为有情。否则画无生趣矣。”[7]

景致是充, 天便是空;建筑是充, 院落便是空;屋舍是充, 亭廊便是空;亭廊、建筑、花木是充, 水便是空。空与充的变化给人的心理带来截然不同的感受, 进而使人完全沉浸在节奏所营造的韵味中。园冶中记述:“处处邻虚, 方方侧景。”即园林设计要处处留有空间余地, 景观也只是在这些空间进行小小的点缀, 这样才有可能形成通透的园林美景。 (图5) 处处盛景便没有盛景, 没有停顿扑面而来的视觉高潮不能够引人入胜, 反而会使人麻木, 中国古典园林可谓深谙此道。

四、中国古典园林的“和”与“气韵”

“和”的意义在于其能够形成一定范围内的整体性。从自然万物, 社会人心, 再到一个古典园林、一件艺术品, 它所体现的造化万端与世间百态之所以能够形成相对稳定的统一整体, 其关键便在于个体间能够在相互影响、制约的过程中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这并不是一个不断趋同的过程, 而是以个体保持自身本质特征为前提的。中国传统艺术创作与审美中所频繁提及的“气韵”, 归根结底所表现的还是一个“和”字, 是艺术品内在各元素之间以及其自身与外界事物的高度和谐。

摘要：“和”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是一个哲学范畴, 是相异条件下各个元素的对立与统一。中国古典园林讲求“气韵”, 在形式上注重整体架构的韵律与节奏, 在意境上追求一脉相承的文化意味, 从而使形、神达到高度统一。

关键词：和,气韵,立意,结构

参考文献

[1]王弼.老子注.第四十二章.

[2]张锡坤.“气韵”范畴考辨[J].中国社会科学, 2000 (2) .

[3]潘繁生.“气韵”释义[J].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5) .

[4]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M], 上海:上海书店, 1984.《总论》第4页.此书最早有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5]李泽厚.华夏美学[M].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1989.第74页.

[6]张家骥.中国造园论[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3.第189页.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 篇10

深刻理解“大道至简”的哲学思想, 把握企业管理的实质

“大道至简”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万物之始, 大道至简, 衍化至繁。”意思是说基本原理、方法和规律是极其简单的, 简单到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 至简的大道在哪里?英国著名企业家、经济学家帕金森给出了明确答案, 那就是“人”。他说:“管理即是处理人的关系”。从根本上讲, 企业管理工作无论是管理的主体还是管理的对象, 最终都要落实在“人”上。抓好人的管理关键在于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核心价值观。正如《基业长青》作者吉姆·柯林斯所说:“高瞻远瞩的公司首先就是有一套核心价值观。”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建立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一是建立“情感共同体”。中国是一个格外注重人情的国家, 现代企业管理同样也要讲究“感情投资”, 企业管理者应该给员工一种家的亲切感和温暖感。比如多关心员工, 在他们遇到挫折时给以诚心诚意的同情与鼓励, 在他们遇到困难时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二是建立“利益共同体”。企业管理者要兼顾企业与员工的双重利益, 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一方面要以激励机制为保证, 建立相应的工资福利制度;另一方面要保证一切关心企业并为企业取得实际效益的员工得到尊重和奖励。

三是建立“命运共同体”。企业管理者要员工个人的努力和奋斗与企业的目标和发展方向统一起来。首先要解决员工对企业目标的认同感, 通过深入细致的教育引导, 使员工自觉地将企业目标转化为自己的目标。其次要建立“全员管理”机制, 广泛组织员工参与企业的管理, 让员工由“局外人”变为“局内人”。

深刻理解“知易行难”的哲学思想, 抓住企业管理的关键

“知易行难”是中国古代认识论里的一个基本观点, 出自《尚书·说命》中:“说拜稽首曰:‘非知之艰, 行之惟艰。’”以及《孔传》中:“言知之易, 行之难。”意思是说, 认识事情的道理较容易, 但要完全按照自己明白的道理来要求或者指导行动则较难。

企业管理者经常面对的就是“知易行难”。无论是企业的管理人员, 还是一线员工, 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工作执行难, 落实难”。这恰恰道出了企业管理工作的关键——执行力。要从根本上“知易行难”的问题, 笔者认为应着重抓好三个要素。

一是明确目标。只有目标明确执行才有意义。企业管理者必须要有一个明晰的战略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关键举措, 同时还要善于把这些目标与举措分解、转化为可操作的执行语言, 并加以宣贯, 让员工干有方向、干有目标。

二是落实责任。“不患无策, 只怕无心”。落实责任是提高执行力的基础和前提, 责任不落实, 落实工作就会缺乏动力, 再好的愿望都会成为“泡影”, 再大的目标都会成为“空谈”。企业管理者要通过员工的岗位职责与个人的考核激励挂钩, 提升员工的执行“愿力”。

三是提升能力。员工的工作能力直接关系到执行力的高低。企业管理者要从人才兴企的高度出发, 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充分发掘、培养、帮助、支持各类人才, 努力把员工培养成为业务上的精兵高手, 为提高企业的执行力打下坚实基础。

深刻理解“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 吃透企业管理的精髓

“知行合一”是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提出来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 意识是说不仅要认识“知”, 尤其应当实践“行”, 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 才能称得上“善”。企业管理者只有做到“知中有行”、“行中有知”, 达到知识的获取与实践应用的统一, 才算是真正吃透企业管理的精髓。

一要用心调研。基层是最贴近员工的地方, 是最能反映企业实际状况的地方。企业管理者要想“知”, 就必须深入基层用心调研, 才能真正聆听员工的心声, 真正了解基层的情况, 掌握最真实的第一手材料, 研究和制定政策之时才能有理有据, 才不至于脱离实际。

二要用心思考。从“知”到“行”光了解情况还不够, 作为管理者不单要看材料、听情况, 还要勤于用心思考, 只有读懂了企业的实际, 读懂了员工需求, 才能提出适合经济发展, 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思路和措施。

三要用心办事。作为企业管理者要增强“想干事”的意识, 始终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 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要锻炼“会干事”的能力, 提升应对和驾驭局面的能力;要养成“干实事”的作风, 克服心浮气躁的心态, 以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 推动管理工作有效开展。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 篇1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主题；思想路向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39-04

[收稿日期]2011-11-10

[作者简介]1.车红兰，女，朝鲜族，延边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意识形态。（延吉133002）2.庞立生，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哲学。（长春130024）

16世纪以来，现代性一直是社会理论的关键性主题。对现代社会的描述、解释与批判性反思，构成了当代哲学与社会理论的思想内核。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處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并已能动地展开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性探索。那么，在此情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通过自己的理论创造来反映和表征、引导与塑造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面临的重大使命。

一、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主题

当代中国，正處于自觉地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之中。无论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及其在当代的发展趋势来看，还是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外部环境及主体意识来看，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都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也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性的诉求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外部环境下展开的，因此，西方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借鉴。在自身现代性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会尽可能地消化、吸收和利用西方现代化的思想理论与实际经验。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又与西方现代性有本质的区别，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现代性的模式。事实上，西方现代性存在着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并且具有支配性和扩张性的本质。事实证明，中国一味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而忽略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是不会有出路的。因此，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需要有自身的特色，即需要建构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这就要求，在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我们的生存處境，而且要考虑自身的文化传统，并使之进行现代性的转换。中国文化一向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的精神传统，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需要一以贯之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从当今世界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来看，现代性的成长既需要植根于传统之上又需要对传统进行再创造。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无论就历史處境、思想遗产与文明成就，还是就现实国情与世界发展大势而言，都必须与西方现代性具有本质上的差别。西方的现代性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其思想基础、理论构造、制度设计、实践运行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印迹。西方现代性自启蒙时代伊始，就一直秉持着二元对立的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与控制论的价值态度，在二元对立中追求普遍的绝对的统一性，以自我中心主义的方式与态度来谋求对他者的控制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决定了西方现代性在本质上具有支配性，其发展进程也必然是扩张性和冲突性的，是“人和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使之体现在人的行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现代性。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题以及和合的文化传统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不可能像西方那样遵循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不能以扩张与冲突来展开自身的进程。因此，中国现代性，必须是立足于自身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时代趋势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理论学说，内含着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模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自觉敞开的思想道路。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新型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虽然从资本主义开始，但是却并不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马克思要求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是一种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并在对立和扩张中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现代性。不可否认，西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发达的西方现代文明，但在其发展中其扩张性和冲突性的本质也日益暴露，其片面性的弊端和缺陷日益明显。从发展趋势上看，现代性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超越和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的总体性批判，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蕴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尖锐矛盾，也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时代所陷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尖锐矛盾。这充分表明，资本主义所实现的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的最终完成。在马克思的辩证法看来，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即“资本主义虽然促进了现代性的历史形成，但是现代性的发展却势必要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困境与危机中，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成为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敞开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旧式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身的深刻理论背景与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性的建构，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而且也内在地要求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正像马克思所表达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结合所属时代的总体状况与发展趋势，不断探寻和创造自己的合理形态。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抽象的和无根的，它需要和一定国家、社会的文化传统、基本国情与发展现实相结合。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真正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主旋律，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已经确立起“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自我主体意识。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主题。只有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才能坚持不懈地推动和引领思想解放，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提供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思想支持、理念支撑和价值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作为自己的思想主题，以此展开自己的理论探索与思想创造。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对话与融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内在地要求超越西方文化以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而且内在地要求实现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因此，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必须面向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传统。这就要求，既要进一步激活、恢复与提升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论活力与思想性能，也需要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与融通，以此推动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实现了对西方哲学及文化传统的革命性变革，也表现为对西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既是对西方超验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与有神论的超越，同时也终结了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绝对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观念与历史观念，从而使精神生活与文化传统的民族性、差异性、多样性与丰富性获得根本上的承认与尊重。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文化传统的反叛与变革，在思想上使非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民族性道路的独特价值得以敞开，也为克服中西哲学的局限性和发挥各自的特殊作用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这使得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在现代性建构中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促进、相互融通的过程。”从文化融合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普遍的传播、被广泛接受并真正扎下根来，获得真正的发展，不仅具有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根由，也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在文化精神、价值理念上所具有的契合性、互补性紧密相关。中国文化传统在道德信仰精神上是非宗教化的和入世的，它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无神论精神并倡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在本质上是具有人类性、开放性、实践性。这表明，中国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理念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融通、相互促进具有思想的可能性。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价值理念，可以说既符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也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底蕴，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结合、相互融通、相互促进的思想创造力，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思想文化路径，特别是要在代表人类先进文化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使民族文化传统得到激活并经过转化而使之获得现代性，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意蕴的凝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结晶与思想升华，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所取得的最为重大的理论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和凝结着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同时又是对其理论上的升华，其中所蕴含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思想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体认与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整理与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体现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与精神意境，从中概括与总结、提炼与引申出具有哲学意蕴的核心概念与基本原理，以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框架与思想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总体性、创新性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结晶，它集中体现和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思想境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着中国特色现代性区别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的理论表征，在思维方式上呈现出和谐辩证的特点，在价值理念上则集中体现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内蕴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不仅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实践发展也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与引导性的思想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表征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不仅仅表现为区别于西方旧式现代性模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念与实践智慧，而且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由此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必须植根于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和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内容中去，深入把握与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内涵及其相应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目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研究总体上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从现有成果来看，其研究视域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来源人手，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基本理论出发去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体现和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具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基础，同时它也体现和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由此，学者们试图从中凝练和概括出这一理论体系所体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点，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思想见解与表述方式。

在我们看来，我们应当立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解放历程之间的内在契合与一致性，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变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关联互动，阐明从哲学层面把握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及意义。同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人手，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及其中国化的思想理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承续与创新。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向度入手，揭示与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思维方式上的新特点，概括与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体现的创新性价值理念。此外，我们还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出发，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蕴含的基本哲学思想，阐明其包含的代表性理论观点，揭示这些哲学理论观点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理论创新。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阐释，敞开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思想观点与价值理念。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 篇12

关键词：现代建筑,哲学思想,传统元素

一、天人合一,融于自然思想在博物馆中的体现

天人合一融于自然的思想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基石之一, 决定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对中国传统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特点更注重于对人们自身内在价值的探求,正如德雷厄斯奥班恩所说的:“不能被解释或者不能被完全描述的东西,就是中国艺术的神,意气气韵,意境等”。而统筹这些范畴的则是道, 也就是德雷厄斯奥班恩所说:“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并同宇宙浑然一体”的观念。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充分注重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相互感应的有机整体,天人合一作为一种人生观,主要表现在融于自然,欣赏自然,在自然中达到忘我的境界。由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地处古苏州城历史文化地带,东侧是历史遗址忠王府,毗邻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作为在此地带的建筑,无论新馆在整体建筑还是在单一布局上,都反映出天人合一的宇宙思想。不高不大不突出的建筑风格不仅与周围环境有了一个很好的融合,而且,馆内的布置也与苏州园林所固有的风格形式和谐一致。不仅充分体现出对于自然的热爱和渴望,而且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天人合一,融于自然”的一个很好的印证。在色彩方面,苏州博物馆不仅保留了粉墙黛瓦的苏州特色,同时对建筑材料加以创新,用颜色更为均匀的灰色花岗岩岩石取代传统的灰瓦,不仅很好的用现代材料演绎了传统的元素,而且还充分表达了天人合一融于自然的哲学思想,从而在色彩搭配上为粉墙黛瓦的江南建筑符号增加了新的内涵。因此,苏州博物馆无论是从整体建筑上还是从单一布局上,以及色彩的运用等方面,无一不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

二、阴阳相成,刚柔并济的思想在博物馆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又有刚柔并济,以柔克刚的观念。古人通过仔细的观察大自然,发现一切现象都存在着相互对立,又相互作用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归纳为“阴阳”。他们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单有阴或单有阳都不成,阴阳中的一方必须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只有阴阳双方共同存在,相互作用,才能促使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阴阳的对立统一运动,是自然界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变化及消亡的根本原因。道家也认为宇宙万物是有两个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转化而运动着。这种阴阳相通的变化在我们面前勾画出了自然宇宙的一种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相交相接,相错相杂相溶相化的复杂而微妙的变化。古人的这种朴素的辩证观,也影响着他们改造自然的主导思想,而这种思想在苏州博物馆的建筑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 在苏州博物馆的建筑中,可以清晰地发现建筑与庭院,建筑与树木,建筑与山水的亲密结合以及黑白色彩的运用都呈现出阴阳交合,相互平衡的状态。在建筑的整体色彩上,黑白的对比呈现出明显的阴阳相成的意境,表现出阴阳相互包容,相互依存的特征。其古朴的色感和简练的结构一点也没有消减传统园林的精致意味。而在馆内的布置上,硬朗的山石与柔美的水面相辅相成,在对比和协调之中即呈现出丰富,迷离的视觉体验,以及以壁为纸,以纸为绘的独特手法对米芾山水画的精彩演绎更是令人叫绝。因此,苏州博物馆在借鉴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山,石,木自然物的特性,用灵活多变空间划分的手法完美得体现出了阴阳相成刚柔并济的哲学思想。

三、含蕴中和、气韵生动在博物馆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