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精选12篇）

中国哲学史 篇1

近来拜读北大的《中国哲学史》 (第二版) , 该书是在北大老一辈的学者们著作的基础上再版的, 不管是从结构上还是在对待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理论的观点上都有其独到的特色。这样一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它自身的优点自不必在下在这里过多的吹捧。但就笔者看来, 这“精品”却也的的确确有几分美中不足之处。当然, 在下才疏学浅, 观点未必合理, 言语未必妥当。因此, 如有妄言冒犯之处, 还望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关于“中国哲学”的由来

2004年, 在中国大陆发生了“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在中国历史上原来没有“哲学”, 这的确如此。许多西方哲学家也不认为中国有“哲学”。“‘哲学’ (philosophy) 一词是日本学者西周 (1829-1897) 借用汉语‘哲’、‘学’两字指称源于希腊罗马的哲学学说, 中国学者黄遵宪 (1848-1905) 将这个名称介绍到中国, 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但中国有没有相当于西方那样的“哲学”仍然是个问题。

在19世纪末以后, 西方哲学输入中国。中国的学者参照西方哲学从中国古代的经典及其注疏中梳理出“中国哲学”, 开始对个别人物和问题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哲学的基本框架。由此可以说:所谓的“中国哲学”, 其实是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框”出来的。基于“中国哲学”的这一由来, “中国哲学史”也就必然是适应着这一框架而建立的, 或者说, “中国哲学史”的内容源于自身, 而结构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西方哲学的体系。这种依葫芦画瓢的做法, 难免会导致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在下面再进一步讨论。

二、本书存在的缺点

这样一本《中国哲学史》, 在其内容和思想观念上至少有“三缺” (或者叫“一缺”, 这个问题下面再仔细讨论) :一缺“线”, 二缺“腰”, 三缺“尾巴”。也许用语不太准确, 但下面可就这几个问题一一的讨论。

1、“线”的缺失

缺“线”, 翻开这本书可以看到, 全书从先秦到近代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畅书“中国哲学史”。全书在每一节却都是在介绍一个个独立的人物, 这样看来, 与其叫“中国哲学史”, 不如叫“中国哲学家列传”。每一时期, 不同学派之间有什么样的争论、分歧, 又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同一学派同一时期不同代表人物之间的理论有何差异;各学派是如何传承、变化、发展、消亡的。大概这才是“中国哲学史”所要解决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吧!因为这才是连接着各朝代的哲学思想、哲学家们的“线”, 没有这条“线”, 那就等于是建筑物里没有“钢筋”的连接。

“哲学史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它并不等于哲学。”单纯的介绍一个个哲学家的思想, 那就等于是把“哲学史”当成是“哲学”来讲。书中对一个个思想家的介绍, 说什么“孔子是中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先念论的鼓吹者。”庄子“陷入了怀疑论、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纯粹以西方哲学的“观念”来套用于中国的哲学家们的思想, 而不是着力去还原他们思想的本来“面目”。把“哲学史”写成了作者的“哲学研究成果”。又如, 墨家思想曾活跃一时, 秦以后却消失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 这是研究“哲学”不必定要解决的问题, 但却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必须解决的问题。

因为本书没有理清中国哲学发展史的这条“线”, 就把一本“中国哲学史”写得更像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简介”。显然, 这样的“史”不能称其为严格意义上的史。

2、“腰”的缺失

有四件“大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 (当然, 也影响着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 :其一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 它造就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其二就是印度佛学的传入改变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格局, 形成了儒、道、佛三分天下却又逐渐“一统”、共同发展的局面——这就是本文要谈的“腰”。

的确, 书中在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这两部分都谈到了佛学思想。但这里所说的不是是否“谈到”的问题, 而是应该如何来对待“佛学传入”、如何评价、理解“佛学传入”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里就谈到:中国人只有两次感到恐慌, 一次是佛学的传入, 一次是近代西方文化的“进入”。因为中国人一向认为“我是天朝上国, 文明之邦”, 其它各族无非是未开化的“蛮夷”。而西方文化和佛学的传入使中国人意识到在我们之外也还有“文明”的存在。

我们在过去已经把佛学“中国化”了, 那今天如何与西方文化融合, 这应当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此, 如何向古人“取经”以解决现实问题, 恐怕应当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项重任吧。如前所述, 本书并不缺少对佛学、对“中国化”了的佛学——禅宗的介绍, 但却缺少另外一些东西:当时国人对待佛学是什么样的态度, 采取了什么行动, 国人的观念是如何转变的等等。大概这才是这一部分需要写作的重点。

3、“近代不明朗, 现当代不见了”

本文所说的缺“尾巴”, 指的就是该书不仅没有把近代部分中国哲学的状况交代清楚, 还把“现代”部分给抹掉了。

所谓“近代不明朗”, 是觉得这本书的近代部分只有“变法派——龚自珍、魏源等”、“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造反派——洪秀全”、“革命派——章炳麟、孙中山等”, 都是一些“在野的流派” (打个比方) , 社会的主流学术派去哪了?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啦?那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有的事!甚至到那时候也不并完全。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主流派”如王国维等, 似乎他的哲学思想还不如所谓的“国父”孙中山。整个近代部分就是在论证“反对有理”, 有错, 那也是“新生儿”的一些必经阶段。

再来说说被本书的著者们吃掉的现当代部分。前文提到了“有四件‘大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 后两件, 一件就是汤一介先生所说的促使中国哲学建立的西方哲学思想的传入, 并且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哲学思想。第四件就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

在“教材”所说的中国近代哲学之后, 自30年代初起, “中国哲学家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的基础上, 利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 构建了若干的现代型的‘中国哲学’”。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熊十力、张东荪、冯友兰、金岳霖等人。

1949之后,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中国哲学依然在不断发展, 因此不能说就没有必要写了。还是那句话, “中国哲学史”是“史”。是“史”就是要忠实的“记录”, 以最大的努力追求还原历史的“本真”。而在1979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哲学史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些历史如果不讲清楚, 甚至不讲, 那这本教材就改名叫“中国哲学断代史”算了!

也许对于写“史”的人来说, 离我们越近的越难写。但为了学术研究, 为了高等院校的教学, 排除内心的和外在的困扰, 努力写出一本尽可能接近“本真”的“史”是十分必要的。迫切的希望能够看到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

摘要：北京大学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全书从介绍各个学者的思想入手, 难免有一些不足之处。它没有交代中国哲学的构建问题, 同时还缺少一些关键部分相应的论述。尤其是省略掉了现当代部分, 很不应该。因为每一时期必然有其相应的重要性, 而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做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中国哲,缺陷,评述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3]陈来, 等.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3]汤一介.在中欧文化交流中创建中国哲学[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5) .

中国哲学史 篇2

浅谈儒家大师朱熹

之“存天理，灭人欲”思想

杨叶婷

092班16号

摘要：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名扬海内外，除了他理学思想的力量外，还缘于他高风亮节的官德修养：正君爱国，勤政爱民、廉洁奉公、针砭时弊、不畏权贵。直至今日，朱熹理学思想依然影响着现代人的道德准则、思维习惯、价值判断。重温这些思想，特别是朱熹理学中关于廉政思想的论述，对于我们加强廉政建设，端正社会风气，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朱熹 “存天理,灭人欲”

一、朱熹的生平

朱熹是中国南宋思想家。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

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及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二、“存天理，灭人欲”思想

然后，再谈一下在许多地方朱熹都提到的“存天理，灭人欲”

其实不是朱熹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早在是《礼记、乐记》中就提及了，这篇文章作者佚名，估计是战国以前的作品了。《乐记》说“灭天理，穷人欲”之害是“人化为物”。故此，反过来说则是：“存天理，灭人欲”了。可见，《乐记》才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老祖宗。然而，世人却把这个当成朱熹的代表思想。后来又有二程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这里所谓“灭私欲则天理明”，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在他们之后，朱熹才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他认为“存天理、灭人欲”是儒学的精髓之所在。需要指出的是，朱熹在“存理灭欲”理论上的作为，更多的在于阐明如何实现“存理灭欲”。他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也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我认为这句话是否也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凡事应该顺应自然的天理，不应该强求不属于自

己的东西，当然这就是让我们要抑制自己的欲望，因为可能某些欲望会让我们失去自我，走上不归之路，正如在后文中可能会提到的廉政思想，就是因为那些官员对权利和钱财产生某些欲望，才会去收受贿赂，所以说这种欲望就是不能有的。

但是这句话也为许多人所不能接受，认为此话与人性相悖，认为否认了人的正当要求和欲望，实际上，这只是人们望文生义的曲解。朱熹所提倡的“灭人欲”要灭的只是被物质的欲望所蒙蔽或迷惑而产生的超越自身条件，“循之则其心私且邪”的恶念。而对符合人性的正当要求和欲望“循之则其心公且正”，因此并非属于要灭的范围。正如宋人袁采所言：“饮食，人之所欲，而不可无也，非理求之，则为饕为馋；男女，人之所欲，而不可无也，非理狎之，则为奸为淫；财物，人之所欲，而不可无也，非理得之，则为盗为贼。人惟纵欲，则争端起而狱讼兴……”。

“五四”时期，朱熹的这一观点更是结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被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当做批判“吃人的理教”的标靶加以鞭挞，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对此批判又进一步呈现扩大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对朱熹认识的深入，逐渐有了从正面理解朱熹理欲观的声音。时至今日，分歧仍然存在。正面的观点主要认为所谓“灭人欲”并非提倡禁欲，而是节欲，节制过度的欲望追求，以保持心灵的宁静和谐，不为物欲所纷乱；也有人认为朱熹的理欲观是针对统治者而言，是对统治集团骄奢淫逸的劝诫；更有学者认为天理是指符合封建道德准则和自己等级地位的欲求，而人欲则是指违背封建道德准则和自己等级地位的非分欲求。反面的观点除继续强调朱熹的理欲观是剥夺劳动人民最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甘愿成为思想统治和镇压的工具之外，认为它主要是成为了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及思想武器，人民就是因为过于信奉它的思想才会心甘情愿的被统治者

奴役，不能反抗，让自己做主人。

关于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评价，我是比较赞成正面的观点，我认为朱熹主要想说明的是，我们应该不要被自己过分的欲望牵着走，节制自己的欲望，就是防止自己走上弯路，因为欲望的膨大可能会让我们做一些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情。就比如朱熹就曾在他的廉政思想中提及了要要求为官者做到“临民以宽”，并告诫统治者不要竭泽而渔，激起民变，认为“平易近民，为政之本”，这与现代社会人本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这里的思想也可以反映他的“存天理，灭人欲”，因为他是设想让官员不会因为是做官的原因而骄奢淫逸，极度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做官的人应该首先想到的百姓的利益，如果过分夸大自己的人欲，可能会使自己受贿贪污，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而且我也认为朱熹所说的天理是指应当存在的，顺应自然规律的标准，其实这也是一种封建迷信的思想，因为他还是对上天有所敬畏的，天理的化身——“真、善、美”是一种完美状态，只有存天理才会达到这种状态，而且是人欲会破坏这种完美的状态。

那么结合现实，我们都知道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让人惊叹。公认的根源是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将自己提前过度消费的账单摊到了全世界人民头上，尤其想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摊到中国人头上，维持中国（存款人和生产者）与美国（借款人和消费者）之间的共存关系。据估算，人口占世界6％的美国消耗了世界资源的35％，原因是美国的“人欲”。

再看国内，手机、电脑、电视机的更新换代过于频繁，豪华办公楼和楼堂馆所处处可见，用真金白银装饰的星级厕所、含虫草鱼翅燕窝的天价月饼，中国

人购买的劳斯莱斯数量超过了日本，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奢侈品的消费大国……动力和原因都是“人欲”。

我认为朱熹的这一思想也是对现今的人们有着积极作用，天理是三纲五常，人欲是对三纲五常的误解和背叛。高扬“存天理灭人欲”不仅对现实生活是圭臬、是良药、是欢喜、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理论基础，更有“阐明正学，兴起斯文。本诸先哲，淑我后人”之功效。

四、朱熹的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开创者 篇3

不过,学术界的反应却更加关注和赞赏《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之处。学术界高层人物的反应是迅捷而热烈的。该书上卷刚刚出版,清华大学就把它列为《清华大学丛书》。进入这套丛书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审查者都是当时学术界的泰斗。

除了前述“二史”外,冯友兰还写过其他的“中国哲学史”:

1946年冯友兰访问美国的时候,用英文写过一部《中国哲学小史》,后由涂又光翻译为中文出版,定名为《中国哲学简史》。

20世纪60年代,冯友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书名也叫《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了前两册。这两册书,不免带有那个年代的强烈的特点,后来被冯友兰完全抛弃。

道术变迁

1948年底那个天地玄黄的时代分水岭之际,清华校长梅贻琦走了,冯友兰主动留了下来,主持清华的校务,他认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尚贤”,而自己就是“贤”,自己在新社会,一定会有用处。

也因此,冯友兰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1949年10月5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列主义,准备于5年之内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数天后,毛泽东派专人送来回信。信的原文是:

友兰先生:

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此复,敬颂教祺!

毛泽东

冯友兰没料到10月13日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只是对信中“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有点反感,心想,什么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冯友兰自己认为,我早已接受唯物史观,现在学习马列主义,应该很快就能掌握,但别人并不知道他曾在大英图书馆读过“禁书”啊!

进入80年代,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历史,冯友兰终于可以斩断名缰利锁,发挥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写出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冯友兰晚年坚持着一口真气笔耕《新编》,完全是一种信仰的支撑:“不依傍别人,只写我自己”。通过写作完成从失落的自我到回归自我的转变。这对于一个思想自成体系的哲学家而言,具有高于生命、无比重要的意义。或者说,这才是本色。

冯友兰一生“道术多迁变”,到此就不再变了。这时,冯友兰已是82岁高龄。一个有影响的哲学家,其思想定型如此之晚,也是哲学史上的罕事。儒家最早的巨擘,孔子去世时73岁,孟子去世时84岁。

生的哲学——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 篇4

生在中国哲学中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可以说它是一个核心的地位,有人将这两个的关系进行了描述,认为生命是生的全部内涵,并将其与中国哲学进行融合;也有人在道德层面上进行论证,就笔者而言,两种观点都值得认同,但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部分。中国哲学有关于生的独到见解,到现在还非常适用。

一、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

儒和道是我国的主要哲学派别,而哲学的实质其实就是解释人生意义的存在意义所在,而相似的,两者在回答该问题时,基础都是“生”这一含义。它不仅仅是基础,还是主线,无论是哪种哲学派别都在试图去解释证明它,并通过它来解释哲学的本质内核。而在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是其描述的最高境界,其中的天指的便是事物存在于世间的规律与方式,而其落脚点其实还是生。而和其相似的,道家中也有类似于“天”的概念,那就是“道”。而我国古代,很多道家代表人物的描述中也能看出,其实道也是生的规律和功能。总而言之,“生”在道和儒这两大我国原生学派中都占有根本且重要的地位。

相似的,也有一些外来的哲学进入我国后产生了一些有我国特色的变化,例如佛教哲学。而佛教的最高层次是不生不灭,可以说,在佛教中“生”的意义也非常重大。可以说,我国哲学的基本内核是“生”,而对其进行研究首先要明确其意义和概念。

二、生的基本含义

目前,科学技术进步也很大程度解释了生的意义,科学的解释中,最基本的生应该是宇宙生成论,在哲学中,这方面的描述也有很多。而和西方的哲学相比,我国的哲学更多的是生成论的,而不是构成论的,因此在诉求本源的方面更加深入。生其实就是创造、成长。在中国哲学中,生命创造的环境是自然界,而其是一个整体,其实也是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两者的概念相互包容,因此两者在进行哲学思考时也要结合着看待。而人和自然也不能单独的来思考,人是生命体同时也能够创造生命体,同时还能够改变自然环境。我国哲学从最初阶段的思考中,就将自然界赋予了生命的概念,其也是循环往复不会消失的,人是大环境中的一员,但同时,由于其智慧的产生,它和其他生命体也有了区别。《周易》在我国哲学中意义非凡,而其描述的本源价值可以总结为是一种整体论。而笔者在对《周易》进行深入研究挖掘时,发现“易”其实就是一种变化,阴阳交替进而万物产生,因此生其实是易的根本目的。

而在这其中,万物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代指,意指生命,这在中国哲学中很是常见,这个概念是广义的,宽泛的,并不仅仅指的是活物,也指的是和生命有着很大联系的事物。而在西方的哲学体系中,是否是生命体这一概念被区分的很开,同样的,人和其他生命体也进行了区别,这一点和中国古代哲学相差很多,而和“一切平等”的一概而论的理论相比,也有所区别,我国哲学将生命作为自然界的基础和存在形式,而和它有着直接联系的非生命物却不能排除去思考,它和生命息息相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便是生在中国的基本含义。

三、生命创造的价值含义

自然界和生命息息相关,甚至是生命的一个特殊形式,也是价值之源。而在我国的基本价值中,价值的来源一般都是人类本身,类似的概念还有关于真理,有人认为这种概念也是人所独有。但是和中国哲学相比,这样的想法就太过于狭隘了,没有一样事物是独立存在的,万物发展都离不开相互作用与影响。因此,在这个领域中讨论价值的来源和意义并不能单单着眼于人类,更要着眼于自然界的总体。而价值的含义其实也是广泛的,并不局限于现在我们所说的金钱、利益,而更多的指代的是其意义所在。而要解释该说法要从生成论来展开,生的概念是非常广泛的,不仅是出生也可能是产生,不仅是创造,也可能是增长,这样广义上看,生命创造实质就是一个价值的提高。因此,可以认为是由生导致的生命价值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因果关系中不存在刻意的关系,更多是自发而成的,相应的,提高就会导致进化,甚至在道德方面,也会产生类似与价值一样的提高。

四、生命存在的内在价值

笔者认为,存在着的事物实质上都有价值,甚至已经逝去的事物也会在现在产生价值。这一个看法实际是在对中国哲学进行研究探索所中产生的,所有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那是因为它们都有其内在的价值,因此孔子会去称赞马的品德,会去给狗下葬,不会去伤害飞鸟,那是一种对他们价值的尊敬。和其相似的还有孟子,他认为人不应该欺辱猛虎,并认同树木也有自身的美,也有其生命的价值,值得尊重。而那以后的哲学家对生命内在价值的描述更加详细具体,具体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从广义上讲,人和动物是类似的,想着有互通的方面,二者的价值其实是相同的都是值得被尊重的生命形式,而人类研究人,便觉得人心比动物的思想复杂,但也能够被了解罢了。而要做详细区分的话,人和动物之间很大的区别,甚至不同的动物的生命价值也有区别。在进行深入思考时,不能够简单的一概而论,这个角度想说的是就价值的高低而言,动物并不如人类的生命价值高,而物品本身的价值在三者之中是最低的。

五、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方式是怎样的?怎样评价人的意义和位置?这其实是这类哲学所讨论的焦点所在。自然即是生命体,又是生命的创造环境,在目前的情况下已经和谐的运行了很长时间,这其中,人是很渺小的组成成分,但同时又有其独特的特点。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作用很大,而其所起到的作用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直接影响了自然界的和谐与否。而作为人类的我们如何看待和解决这类问题其实在我国哲学中也有所涉及。

一方面,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统一的,人是自然界的一份子,其生存其实都依赖于后者的和谐有序,同时,人类也不能够且没有能力去控制自然界,因此,不能够去肆意破坏自然,科技的发展也不能够以自然的破坏为代价。中国哲学将天和地比喻为父母,也就是说充分认识到了自然的重要意义,是自然孕育出了人类,并赋予了人类影响自然的能力。而人类其实也代表着一部分的自然精神,以及自然特性,二者之间并不是十分简单的因果关系。而同时,它也提到人们对自己和自然的关系现状并不自知,总是想向外探索,却不知那是人类生存的必须环境,这也说明了人类没有将自己与自然界结合去思考,而《周易》中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人,应该去控制,而非损害。而之后的孔孟之道则对其进行反思,明白了人不能够控制自然,而应该去顺应自然。

另一方面,人和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上,还是需要二者结合着去思考,两者都是主体,这在中国哲学界是一个基础理论,逻辑思考其实不是中国哲学所看重的,而人本才是。因此,生命各个阶段的不同情感诉求和出现的问题是重点研究对象,而在生的领域中,用爱去影响自然,创造生命是我国哲学所看重的。

结语:

中国的哲学大部分是主灵的,因此,更在乎仁字,在面对事物时,尊重的态度,平等地看待一些事物才能达到灵魂上的提升和进步。而在自然方面更是如此,不随意损害,努力去保护,才能达到二者的和谐统一。这也是中国哲学关于生的精髓。

参考文献

[1]严春友.百年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反思与现代发展之路——兼谈思想的创生能力与现代合法性之关系[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1-12.

[2]余治平.哲学的中国方式:追寻、反思与心态分析——中国哲学及其学科范式创新的生成性研究[J].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4,03:1-7.

中国哲学史感想（共） 篇5

从哲学史上，几乎就可以看出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历史了。冯友兰的这本书分为两篇，子学和经学。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概括了。

子学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百家争鸣，为中国的文化奠定了基础。那是一个文化辉煌灿烂的神奇时代，哲学家辈出，他们的思想覆盖方方面面。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哲学家们畅所欲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那是独一无二的时代，在此之后的中国再也找不出文化那么自由的时代了。春秋战国虽然是七百年的乱世，但是同样孕育了无与伦比的文化。

经学时代，就是儒释道发展融合的时代。我之前认为，儒释道数千年来，发展都不大，不可能与子学时代相提并论的。但是随着我的接触加深，自学时代人们智力水平和到明朝的时候智力水平是无法比较的，在哲学思想中就能反映出来。比如明代的王阳明，看了有关他的哲学思想后，发现，他的思想不可能用主观唯心主义一个名词概括的，那些看起来很荒谬的言论，其实是有着震撼人心的伟大的道理。

从《易》开始，到百家争鸣，到汉代的经学，无数的文人墨士，无数光辉闪耀的智慧之潮，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灿烂多姿的文化。千百种思想，或交织或碰撞，摩擦出最最神奇耀眼的光华。

书本中提到《华严经》是佛教哲学的极致（大乘圆教）。无碍法界观，这是从认识论出发的，这是在讲形而上学，这个和辩证法感觉也差不多。不过就其论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言，我就当然觉得大乘佛教的这个无碍法界观最为厉害啦——这个就是马克思说的认识论中现象和本质的关系了。

中国哲学史 篇6

关键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当代中国哲学；建设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136-01

前言：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发展中国社会的核心思想，无论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几代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前进的过程中，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导。当前我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这一过程中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引导。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视为发展着思想，与实际紧密联系，对中国实际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理解：首先，要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各门学科的知识联系起来，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审视、反思以及改造，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华，使马克思哲学的内容更加丰富，且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能够被中国人民认可并接受；其次，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中国社会现状，包括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现状，而不是一味的照搬照抄，做到从实际出发，用实际来丰富理论，用理论创造性去指导实践，实现中国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动态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依据，对中国当代哲学的建设产生重要影响[1]。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当代哲学的建设

（一）基本论题。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建设中国当代哲学，都离不开以下几个基本论题：首先是思想源流，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流在哪，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被引入中国以后实现了怎样的发展；其次是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世界人民对工业社会探索与体验的总结，进入中国以后迅速得到发展，代表着几代中国人的思想结晶；第三是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广为流传，对各个国家的建设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因为其是基于事实和经验的理论思想，中国人民在应用这些理论思想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历经曲折，是在实践经验中积累起来的；最后是内在规律，当代中国哲学建设过程中，要保证内在规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一致，一方面体现主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通用规律，另一方面又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规律[2]。

（二）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当代哲学之间的紧密联系是不言而喻的，首先，中国当代哲学的建设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依据；其次，中国当代哲学的建设离不开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同时涵盖了这两点，建设中国当代哲学时，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根源、历史进程、基本经验以及内在规律作为依据和方向，这样，中国当代哲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才能既不脱离根源，又紧密联系中国实际。

三、中国当代哲学的建设方法

（一）思想依据。

从建设思想上来说，一定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通用思想作为根本依据，就是说当代中国哲学无论怎样发展，都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思想，否则就偏离了正常轨道，无法对中国社会实践进行正确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也就无法实现。这一过程中可以吸取国内外优秀思想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内容，同时也丰富当代中国哲学内容，一方面保证实事求的根源思想不被同化，另一方面不能故步自封，保证思想活力，将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部分。

（二）经验依据。

建设中国当代哲学过程中，一定不能脱离中国实际，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建设哲学根本目的是为社会发展提供指导，因此没有任何一门哲学能够脱离实际存在，这就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积极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经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怎样的效果，遇到了怎样的问题，最终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总之就是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不能脱离中国实际，要对中国当前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发展形势相当符，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有效指导[3]。

（三）保持科学精神与创新态度。

改革开放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体现，这一创举为当代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人民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中国当代哲学的建设也是一种重要启发。新时代面临新的发展任务，世界大环境以及中国社会环境时刻处于变化之中，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哲学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一方面要保留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另一方面要勇于创新，与时代接轨，在发展中反思，在反思中探索，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哲学，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进行指导。

总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奋斗前进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也不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题。本文主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的联系，提出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方法。

参考文献：

[1]王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2012，12（10）03：168-169+171.

[2]史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哲学建设的启示[J].当代社会与经济，2008，13（10）03：76-80.

[3]张金凤.中国哲学建设研究[J].邯郸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13）03：113-116+124.

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 篇7

关键词：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精神,天人合一

一、中国哲学

宗教因畏惧生, 科学因适用而生, 哲学因探求万物存在之因而存在。中国哲学产生于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 最初是为了为政治国、治水平土, 即最早的政治哲学。中国哲学鲜明的民族性, 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价值观念、社会心理、认知结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等。简言之, 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自然观、伦理观、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在《周易》中蕴涵着了中国诸家哲学思想。

儒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 其哲学基本倾向是“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注重伦理道德, 崇尚礼乐仁义, 主张德治仁政, 充满实践性伦理和政治哲学。道家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 它的哲学倾向是崇尚自然为主的天道观, 强调人们的思想行为应该符合“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 认识上主张“绝圣弃智”, 在人生上追求超脱和逍遥。法家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 其哲学倾向主张法制、重农抑商、以战求强, 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佛家则是印度佛教哲学的中国化, 即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家, 特别是与中国道家的结合, 其主要代表是禅宗。

中国哲学的特点是文简而义丰, 一语而多义。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是如何做人, 如何做圣人, 探究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意义, 是一种现实哲学, 是一种现世哲学, 是一种实践哲学。中国哲学强调天地人物我的通感, 整体和谐和动态圆融, 就是所谓的天人和一思想和和合精神。中国哲学注重现世性的道德修为和建功立业, 强调学以致用。

二、中国文化精神

所谓中国文化就是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积淀。它包括自然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门类, 内容丰富多彩。中国文化绵延流传, 通古贯今, 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从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方面来说, 中国文化既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 还有儒释道的结合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天、地、人三才, 人居于中心地位。天人之间, 人为主导。在儒家学派中, 一贯反对以神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人文主义的重要特征与表现体现在道德实践中。强调个体道德实践的自觉性。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肯定了人的价值, 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贵和尚中”是指崇尚和谐, 追求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宇宙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 尤其是人与人的和谐。孔子主张“礼之用, 和为贵”, 提倡重和去同的思想, 肯定了事物发展的多样性, 表现出了有容乃大的宏大气魄。中庸之道是在“和”文化下的体现, 是为人处世的具体准则。

刚健有为, 是中国人积极态度的体现。它凝聚了民族的向心力, 具体表现为日新和革新的思想观念。刚健有为, 自强不息是坚持独立人格思想的体现, 正如孔子所言“士不可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

三、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

哲学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了人类发展历程中复杂的实践关系, 它是对思维、社会和自然知识的概括与总结, 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是人类性的伟大事业。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形式、性质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特征, 这些时代特征通过中国哲学内涵所体现出来。因此, 中国哲学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首先, 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外在折射。哲学理论反映文化精神内涵, 在宇宙观上中国哲学植根于“天人合一”的观念之上。儒家博施济众,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仁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要求人们生活要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而人类道德的最高准则与自然规律之间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 这就使得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并不是简单的“合一”。它是一个对立而又统一的, 双方有着密切联系的“合一”。因此, 这一过程早就了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辩证发展、整体合一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观念进一步推动了人们成己成物, 人我交融的现实人合格和品质, 不断效仿自然界万物发展之大道, 尤其是天地之间的刚健日新和厚德载物, 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大同社会的共同理想和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

其次, 中国哲学影响了中国文化精神价值取向的发展。哲学用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断地构建新的世界观、方法论, 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规范人的行为。在中国哲学的熏陶下, 中国文化精神形成了中庸的价值取向。中庸之道也被视为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孔子认为, 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品德, 它是长久发展的真谛之所在, 也是达到和谐境界的有效方法。中庸之道的价值取向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规范了人们的行为, 指引了社会发展的向度。

最后, 中国哲学引领着中国文化精神的发展。哲学对于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它规范了人们的实践活动。人离开了正确的指导, 就会受到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的惩罚和制约。因此, 只有在辩证法和唯物史论的指引下, 人类文明才会逐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哲学对于人类的进步具有向导作用, 同样中国哲学引领着中国文化的进步。

总之, 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结晶, 中国文化精神丰富了中国哲学内涵。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哲学思想对时代文化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 它总结提炼了文明成果的结晶与精髓, 可以说它是文明成果的核心与灵魂。反之, 离开了中国文化, 哲学思想也就不复存在。没有文化的哲学是不可想象的。因此, 我们只有对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有所了解, 对中国哲学思想有深刻的认识, 才能理解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关系, 才能进一步的撷取文化中的哲学基因, 哲学中的文化精华。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 我们更应该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有深刻的认识, 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网络的信息哲学 篇8

计算机网络文化与中国文化具有相同的核心理念

在互联网与现实世界的结合上, Ulrich Sendler发明了一个叫“Simplexity”的新词, 代表工业4.0的核心理念, 这很象高尔定律 (Gall's Law) 所说:任何一个成功的复杂系统永远是源于一个成功的简单系统 (A complex system that works is invariably found to have evolved from a simple system that worked) 。

Simplexity可以有两种理解, 一是化繁为简, 指将复杂性转化为简单性;二是指不改变复杂性范式, 但非常容易地——像对待简单性事物那样容易地——应对复杂性。互联网文化更倾向于后一种含义。

中国古代哲学源头上的核心理念倾向于后一种意思。如果把《易》的主题理解为Simplexity, 易的意思是“容易地应对复杂性”, 其中易的第一重含义是“变化”, 万物变化就是复杂性, 古代称之为“万物”;易的第二重含义是“容易”, 容易到“像对待简单性事物那样容易”。容易是一个成本概念, 指越复杂, 平均成本越低。对《易》来说, 成本要低到只处理两个数——0、1——那样轻松。《易》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 它在告诉子孙后代, 在面对复杂性的丛林时, 要回到极简, 轻松应对。

中国人把轻松地处理复杂性事务——即处理复杂性时的报酬递增与成本递减——称为智慧。把爱智慧 (Philosophy) 的人被称为“佛”。在中国人看来, 互联网时代意味着世界的智慧化。因此中国人很喜欢互联网, 就像回到了家。

计算机网络文化与中国文化同源

《易》的原理与ICT原理深层吻合点, 如邱吉尔的名言:极度的简洁脱胎于极度的复杂 (Out of intense complexities simplicities emerge) 。

老子解《易》说:“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这里“极度的简洁”对应的是二, 极度的复杂对应的是万物, 万物具有多样性 (variety) 。而variety是大数据的主要特征。

二对应《易》中的阴阳 (即0、1) 。万物虽然复杂, 但都脱胎于阴阳。阴阳在图形上分别是白和黑, 如邓小平的白猫黑猫, 代表的是事物性质中相反的两端。三不是一个数字, 而仅代表0、1的相互转换。与西方文化特别是笛卡尔、康德的认识相反, 中国哲学反对非黑即白的二元论, 而强调“三”, 即非黑非白的过渡状态 (即inter状态) 。例如邓小平说白猫黑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腾讯的领导者马化腾把互联网成功经验归结为“灰度管理”, 灰就是三, 即白与黑之间的中间状态。这就不难理解, 中国人遇见互联网, 把它理解为inter的net (“网际网络”) , 即两点之间的中庸状态, 因此一点也不觉得陌生。

中国在走向二进制过程中, 经历过长达千年的曲折。问题出在孔子解《易》, 与老子的“二生三”不同, 解释成“二生四” (两仪生四象) , 四生八 (四象生八卦) , 一直到六十四卦。其实, 4、8、64, 只不过是2的各种衍生形式。但与2不同, 它们已不再是simplicities (极简) 。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路易十四时期, 中国数学家康熙 (他同时是一位皇帝) 与法国“国王数学家”Joachim Bouvet合作, 力图证明, 一个成功的复杂系统 (Algebra, 代数学) 源于一个成功的简单系统 (易) 。但他们的极简, 只证明到4, 而不是2。Bouvet的朋友, 微积分发明人莱布尼茨最终回到了老子“二生三”的思路上来, 他写道:“中国人已经丢失了卦或伏羲的线形的意义或许已经有一千多年了”。他意识到, 《易》的真实意思是二进制。莱布尼茨开发出人类第一台二进制原理的计算器——帕斯卡尔二代计算器, 献给康熙。

2004年, 在这件事发生了300年整的时候, 这台计算器终于被送回法国展出。此时, 从易的文化基因与ICT精神中成长起来的BAT, 已开始成长为世界级互联网领先公司。

儒家文化与路由器原理

我们的发现并没有结束。孔子对《易》的权威解释虽然耽误了二进制的再发现, 但《论语》却意外地在互联网原理高度上, 成为启发中国互联网公司灵感的一个源头。

儒家经典《论语》的主要内容, 是对人际关系网络的指导。核心是中庸, 强调两个节点本身 (“粒”)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联接 (“波”) 。在这点上与互联网的精神相通。

然而, 更加不同寻常的是, 《论语》描述的网络结构, 十分近似英国伯纳斯·李对于WEB的描述, 几乎是一部关于人际关系的路由器说明书。《论语》强调熟人社会, 相当于路由器中的OSPF (Open Shortest Path First, 开放式最短路径优先) 。最短路径的关系, 就是熟人关系。路由器同样找最短路径来发送信息, 只有邻接状态才会交换链路状态 (LSA) 。非邻接的路由器, 要靠邻接的路由器来“介绍”。就好比腾讯微信中生人必须是熟人的熟人一样。由于最短路径随时随地变化, 要把LSA与路由表分开。如果把路由表当作人际关系的普遍原则, 链路状态 (LSA) , 可理解为情境 (上下文) 。《论语》强调情境相关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的生存原则。

中国人并不是因为读了《论语》而对互联网有所感悟, 而是长期浸淫于儒家文化中, 因此对小世界网络等具有一种无师自通的感觉。无师自通, 这恐怕就是文化的作用。

为什么会出现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隔代遗传”

相较于“后现代的”计算机网络文化与“前现代的”中国文化的亲近, 中国文化与“现代的”工业文化的关系相对疏远。我们称这种隔了一个现代化阶段的文化相似性为“隔代遗传”。硅谷和班加罗尔都具有农业文化与信息文化的“隔代遗传”现象。中国互联网文化与中国农业社会文化之间, 同样存在这种“隔代遗传”。隔代遗传的本质, 是文化范式从农业文化的自然复杂性范式, 转变为工业文化的工业简单性范式, 又综合为信息文化的信息复杂性范式。如此, 可以理解为什么Simplexity受到欢迎。

英国的农业文化与中国的农业文化, 都以个性化定制见长, 而不以大规模标准化见长;3D打印出现, 又出现个性化定制, 也是一种“隔代遗传”。复杂性在更高的层次上被低成本处理。

“隔代遗传”当然不是复古, 观察硅谷、班加罗尔和中关村, 互联网文化实际是一种扬弃, 即肯定一半, 否定一半。否定工业化中缺乏定制, 肯定工业化中的大规模;否定农业化中的缺乏大规模, 肯定农业化中的定制, 合在一起成为大规模定制。定制带来的复杂性成本, 被以大规模平台分享的方式降低了。长尾曲线就是一种折衷, 它平衡了规模 (scale) 与范围 (scope) 。

中国哲学史 篇9

一、从本能管理到科学管理

人类由聚居部族到城邦, 最原始的管理, 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供参考, 主要依靠管理者的“悟性”和个人的地位与魅力。那个时候, 大凡优秀一些的管理者通常被视为圣人, 他们是“上帝”或者“道”的化身, 他们凭借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 开创了一些初始的管理理念, 例如中国的“仁政”。东周“百家争鸣”的时候, 诸子开始总结前人的智慧, 本能管理已经进入了尾声, 开始进入另一个时期———经验管理时期。

当人类积累一定管理经验的时候, 借鉴前人经验成为管理智慧的主要来源, 在这个阶段, 管理者一般都精通历史, 从历史中找到管理的得失和方法, 《资治通鉴》也就是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但是, 经验管理容易厚古薄今, 而且经验毕竟是前人的经验, 不可直接使用。更让人惋惜的是, 中国的经验管理因循色彩和习惯都很浓重, 以至于没有朝科学管理的方向发展。

科学管理起源于西方的企业管理, 经过工业化的催动从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到今天为止, 从泰勒到德鲁克, 管理科学已经成了一门内容丰富、使用范围广泛的科学。这些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构成了现代社会管理科学, 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推进作用

二、从科学管理向哲学化管理是大势所趋

科学管理思想是不是人类最好的管理理念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从中外管理的实践与思考的历史都看到这样的局限, 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及以往的经济问题, 印证了西方管理理论的局限甚至失败。

首先, 科学止于人性。科学管理是以物质为基础的, 原先所说的科学层面的管理, 其实都是单模块的“事”与“物”上的管理, 如物流、财务、营销、生产、甚至人力资源的部分内容。当管理上升到真正的以“人”为本时, 科学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其次, 科学管理是分专业的, 是以相对特定的领域和静止的环境为前提的。科学管理系统, 大多是方法和工具, 而研究这些具体的方法与工具之间的关系、研究更高层的规律, 尤其是现代社会的人和事变化无常, 确立组织的根本规律, 就需要更高层次的思辨模式了, 这就是管理哲学。

当人类管理进入真正的“人本”时期, 进入整体思维时期, 进入不是对具体表象而是对规律加以研用的状态, 就是管理的哲学化开始。管理的哲学化不是否定科学, 相反, 管理哲学化是以管理科学为基础的。

那么管理哲学研究什么呢, 有人用企业文化来代替, 笔者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按照中国术语来说, 管理哲学的内容起码应包括:立心、立制、立人;其中, 立心为本。立心, 就是确立企业的基本精神、性格、价值取向、基本思路, 包括企业在若干问题上的决策依据, 如:稳定与发展, 合作与竞争, 知与行, 个体与团体等。这些问题与企业文化的理念部分有相似的地方, 但不是绝对的相等。立制, 就是建立企业基本的运行模式与规则, 尤其包括企业权利体系, 这是企业运行的基础。立人, 在企业是培养团队, 在个人则是安身、立命、智慧,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此, 我们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 管理哲学的生成, 首先是以对管理科学从学理与现实运作层面进行深刻的反思, 勘定其合理与合法的范围为前提。同时, 管理哲学的崛起, 内在要求现代管理必须植入文化与科学两个基本因素, 达到对文化有新的自觉, 对科学也要有新的自觉, 从而实现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综合, 并在人的感性与理性, 在个体、组织与社会之间探寻管理的新平衡。由此可见, 管理哲学对管理科学的内在超越, 是现代管理理论与实践演进的必然。虽然管理哲学的生成步履艰难, 但从管理科学向管理哲学的深层转变却具有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和无法抗拒的现实动因。

管理哲学对“以人为本”的深度解读, 既使人、人性、人的价值在管理活动中得到落实, 也使人在管理中的自我激励、自我创造和自主开发真正得以实现, 充分显示了管理哲学以价值理性为逻辑起点的管理思维。由此出发, 管理获得了新的“画面”, 管理不再仅是采取单一的技术手段, 而应是技术、伦理、文化和哲学综合作用的过程, 这为真正提升现代管理水平、改进现代管理方法提供了具体的路径。这就打破了管理科学的僵化模式, 推动着现代管理从具体操作层面到价值前提与管理理念的更新, 使管理的“人化”空间得以充分地成长。管理哲学, 以新的价值原则、思维方式和理论逻辑把握“管理”、运用“管理”、推进“管理”, 为我们带来了管理理念的革命性变革。

三、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哲学轨迹

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 经历了“古典管理”、“行为科学”、“管理丛林”, 直至今天的“企业文化”阶段。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 (1900～1930) , 是以F·W泰罗、M·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在这个阶段上, 主要把近代自然科学成果引入企业管理, 提高效率, 但其实质却把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它忽视了人是富有情感、具有主动精神的主体。这个时期, 泰罗尽管侧重研究管理技术问题, 但他却注意到了科学管理的本质问题。他认为:“科学管理从本质精髓来说, 包含某种哲学。”因此, 有人把泰罗看成是首先提出管理哲学的管理论者。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1930～1960) , 是以梅奥、麦格雷戈、马斯洛等为代表的“行为科学”阶段。行为科学的崛起及其广泛应用, 心理学展开了对管理科学的实验研究, 社会学也开始把管理作为社会群体生活的一个方面来加以研究。此外, 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学科也日益与管理学相结合。在上述诸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管理方法论、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管理逻辑学、管理伦理学等各门分支学科相继发展起来。管理的研究方法也就由“古典管理”阶段的自然科学数量方法转向理论研究的哲学思辨方法, 以探求管理主体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意义和人文倾向。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1960～1980) , 是以多种管理学派并存为特点的“管理丛林”阶段。这个阶段上的理论把企业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 力图从整体上把握管理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使得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的哲学色彩大大加深。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四阶段 (1980～) , 就是“企业文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上, 把文化学的研究成果, 应用到企业管理中来, 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在当今企业经济活动中, 人是最宝贵的财富。许多发达的国家把聚集培养人才看成是整个管理活动生存发展的源泉。这就是说, 在现代管理中, 重视管理主体的价值, 进而形成现代化管理的主导力量和核心, 是现代化管理思想哲学倾向的重要方面。

从管理哲学的视角来看, 管理决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一种技术手段, 更重要的是一个价值实现的过程。因为任何管理都不仅仅要满足组织目标的实现, 而应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展开与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由此, 任何管理组织、管理方式、管理方法与管理行为都应该指向这一终极目标, 并以这一目标的实现状况作为标准来评判、矫正、重建管理组织、管理方式与管理行为。毋庸置疑, 就管理科学总的发展趋势而言, 管理科学正在经历着由“物本”管理向“人本”管理的转化, 对管理文化和管理伦理的认识和分析已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而“以人为本”, 重视企业发展中人的要素影响, 重视组织精神和组织价值理念的培育, 把员工素质的提高作为组织绩效提升的重要手段, 更成为当前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

四、中国式管理哲学

所谓中国管理哲学, 是以“中国管理科学化, 管理科学中国化”为宗旨, 以集科学、文化、艺术三位一体为特征, 用中国传统管理范式“文化管理”来统帅西方管理制度和工具, 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生生不息的管理哲学。

中国的管理哲学中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专制, 一个是仁义。前者来自法家, 后者来自儒家。汉以后, 王霸杂用, 成外儒内法。但不管是法家还是儒家, 都是针对“人”的管理, 更重要的是, 都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权意识的提高, 中国的管理哲学必将走出一条抑“专制”而兴“仁义”的道路。未来的中国管理哲学体系也不仅仅是传统哲学, 更不是专指儒家文化, “文化大融合”是必须的, 所以, 未来的中国式管理的哲学基础可能是在“中庸”原则下的人文主义、科学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集权主义、神秘主义的统一。中国的管理比西方早得多。西方所谓科学管理, 无非几百年历史, 无论是霍桑试验还是泰罗制。中国的管理有几千年历史, 《孙子兵法》、《论语》中, 都有重要的管理思想。我们为中国的悠久历史而骄傲, 为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而骄傲。不过中国的管理发明那么早, 为什么近代以来管理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那么多呢?“中国有管理哲学, 没有管理科学”, 什么是管理哲学, 什么是管理科学呢?

(一) 哲学是理念, 科学是实操

兵法云: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这是典型的理念, 即指导思想。没有理念, 我们做事就没有方向, 不知道价值。但是, 仅有理念行不行?当然不行, 必须解决实操问题。

如何知己, 如何知彼?需要运用大量的科学方法, 如:调查、侦查、信息收集、数据分析、沙盘推演等等。这些, 需要很多自然科学知识, 仅仅依靠社会科学的理念和逻辑, 肯定远远不够。

(二) 哲学是战略, 科学是战术

战略, 表现在某一时点的总体布局, 某一阶段的综合谋划。在中国的管理哲学中, 对战略管理描述很多。如:围魏救赵, 这是很好的战略布局。如何去围, 派谁去围, 什么时间开始围, 围的程度如何, 都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战术动作去完成。这不是几个字的战略目标可以解决的, 需要大量的排兵布阵来实现。

其实, 今天的科学发展观, 同样是哲学问题。这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思想, 如何实现科学发展, 则需要解决大量战术层面的问题。

(三) 哲学是宏观, 科学是微观

古人讲:“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何等的气派。其实, 这里说的治, 主要是从宏观的哲学思想来讲。治理国家, 不要说现代国家, 即使在古代, 仅有哲学思想也远远不够。国家需要组织、法律、管理、技术;需要物质生产、精神建设、文化事业;等等。

这里讲的管理哲学, 也是经过实践检验属于科学的范畴。而管理科学特指西方近代产生的科学管理。科学管理给了我们组织、制度、管理、流程、分析、控制等手段。这些, 发源于西方伴随工业革命产生和发展。中国历史上, 没有真正的工业革命时期。所以,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定性多、定量少;行为方式, 满足差不多, 不追求精细化;表达方式, 纵论天下多, 具体分析少。

中国改革开放这30多年以来, 才真正开始了工业革命的进程, 开始了科学管理的发展。打开窗户看一看, 日本人的精细、德国人的严谨, 都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要用几十年时间, 完成西方人几百年的科学管理历程, 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五、结语

在未来的道路上, 我们不仅需要传统、经典的管理哲学, 同样需要严谨、量化的科学管理。两者充分结合, 才能使中国在管理方面, 完成新的跨越, 达到新的水平。所以, 中国式管理的价值点是:找到了任何管理思想的最初的那颗种子, 那就是人或者组织的文化基因, 我们现在称为组织哲学的那种东西。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才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进一步的哲学式管理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成思危.中国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与发展重点选择[J]管理科学学报, 2000, (1) .

[2][美]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3]成中英.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4][美]约瑟夫M.普蒂, 等.管理学精要:亚洲篇[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9.

[5]阮平南.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基于管理哲学的思考[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2) .

中国哲学史 篇10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建构,后现代政治哲学

现时代, 一股文化、政治哲学输出的意识在中国学界涌动。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文化正在生成, 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成为现在与未来学术探索的主要方式, 对待当下后现代政治哲学思潮的态度、方法亦是如此。西方后现代政治哲学确有消极因素, 其对人类解放宏大叙事的消解, 会使人产生理想信仰的迷惑与困顿, 甚至会使人有走向政治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危险;貌似激进自由色彩的政治哲学微观言说背后, 隐藏着对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辩护与美化;错误地理解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思想, 造成思想混乱, 等等。然而, 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也有其积极因素, 需要对其批判吸收。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实际,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指导, 考虑到中国的民族性、历史传统等复杂因素, 在此前提下才能更好地批判吸收西方后现代政治哲学。

一、后现代政治哲学言说开启了当代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域

批判是哲学本性, 内含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两方面重要内容。政治哲学的批判更是典范的理论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合一, 同时也有相应的建构。可以说, 任何一种类型的哲学, 不管它是自然哲学、科技哲学、语言哲学还是分析哲学等等, 都含有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与建构, 都有对人类社会政治生存的各种不同理论观照。否则, 它就无法留存, 更谈不上流传久远。

政治哲学观照方式的差异, 受到世界历史发展、民族国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与个人独特生存体验的影响与制约更大。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大型言说的道德理想国, 突出批判现实社会政治的礼崩乐坏, 强调政治合法性的最终准则是道德善恶。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大型政治哲学言说与批判, 也是以伦理道德为准则, 其心中的理想国也是个道德王国。中世纪西方社会将近1200年, 其政治哲学真可谓在黑暗的漫漫长夜中朦胧, 以虚幻、神圣而宏大的上帝之城来批判引导地上王国的建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 构想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的资产阶级千年王国。然而, 其解放诺言并未兑现, 只是兑现了政治自由与解放的形式, 人类解放理想并未实现。需要不断地革命, 以实现人类解放, 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由此诞生。

当代西方后现代政治哲学家不同程度地接受到古希腊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训练, 也都受到西方政治哲学宏大叙事的影响, 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后现代政治哲学家更是深受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 都曾经在思想上有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在他们政治哲学的思想历程中, 首先对政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丧失了信心, 展开过非理性的、叛逆的批判。但他们在不同社会政治环境、事件等具体因素影响下, 最后也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走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 甚至严重背离马克思, 乃至批判马克思人类解放为虚幻的宏大叙事。

在后现代哲学家心中, 资产阶级共和国与政治解放的宏大理想破灭了, 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也破灭了。一切解放的诺言, 都无法在理论上无懈可击, 都是思辨的形而上学、抽象的同一性与普遍性, 都是虚幻的整体性与主体性这种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哲学的结果;一切解放的诺言, 都无法在实践上得到兑现, 只不过是以新枷锁代替旧枷锁而已, 都无法走出人类囚徒的困境。抛弃大写的哲学、抽象的哲学, 就像终结形而上学那样终结宏大解放社会政治理想, 成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发出的共同性声音。深入挖掘尼采非理性主义哲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解释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先锋派文学的思想言说方式, 结合各自独特的理论视域, 他们相应展开了自己独特的批判言说。以知识考古、疯癫考察、谱系学批判、监控社会政治分析、解构、幽灵学、精神分析、小写哲学等政治哲学新概念话语方式, 他们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话语方式展开了碎片式的、游击式的批判;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微观、细小领域展开了批判。这是他们对哲学批判的创新, 由此引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新思潮。他们开启了现代性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野, 即注意力不要只集中在宏观批判上, 还要批判微观领域, 感受具体而微的现代性社会政治生活, 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型权力结构之下, 还有各类微小的权力控制机制与组织。

二、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彰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

从1843-1844年开始, 马克思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创立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他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 在当代世界依然是畅销书、必读书目, 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各种语言版本, 简直成了“世界文学”;他花了40余年撰写的《资本论》, 每到经济危机时期都成为畅销书目, 依然是“世界文学”。

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是现实建构性与批判性的统一, 其对未来理想社会与人类自由发展的构想, 不仅是科学理论而且变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类解放运动, 至今方兴未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即对现代性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 以雄辩的逻辑和巨大的正义感召力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同样影响包括后现代政治哲学在内的各种哲学思潮。

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相遇, 进入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野, 更加彰显了它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批判, 为后现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思想养料。这也是后现代政治哲学肯定马克思理论价值最多、最明显的方面。在马克思的著作中, 《资本论》对后现代学者的影响最大。福柯在马克思现代性整体批判精神影响下, 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医院、监狱、性等微观领域的批判, 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自由的压制。他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看成是“革命经济学”, 认为“马克思主义设想了一种对大写历史的彻底改变来反对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1]。德里达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强势话语反对马克思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 以其《马克思的幽灵》的解构策略高度赞扬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精神。德勒兹对俄狄浦斯的批判模拟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加塔利说:“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眼中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相同的经历。”[2]利奥塔欣赏马克思的批判理论, 其《利比多经济学》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和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一样, 批判资本主义对欲望的压制。明确反马克思主义的罗蒂, 在其作品中也再三赞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刻, 对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还有法国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生产之镜》都继承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精神。如波斯特就认为, 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批判基本上仍是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大框架中进行的。[3]对此, 张一兵教授说:“鲍德里亚思想路径的深处, 还是存在一种形似历史现象学的他性镜像, 事实上, 他一直无意识地在模仿马克思。”[4]至少,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性的一个镜像, 他们的批判性概念是对马克思的模仿, 或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的替换。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性建构, 也深深影响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他们多数不赞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 但不同程度地赞赏马克思政治哲学理想性维度对人的终极关怀, 对未来的希望。福柯的后现代生存美学闪耀着人类解放的微光, 德里达的友爱政治传递着人类解放的某些精神, 德勒兹的解域替换着马克思的解放, 利奥塔的未来大单子是渺茫的人类解放, 罗蒂的希望折射着对人类解放的赞叹。

从后现代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中, 我们还可以发现, 他们试图超越马克思政治哲学这座理论的高山。然而, 他们的理论重叙计划都没实现, 最终都回到了政治解放的怀抱, 也就是回到了被马克思超越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怀抱。因此可以说, 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不可逾越的理论视界, 也是不可被超越的对象。而且, 马克思政治哲学象燧石一样, 在后现代的敲打中不断闪耀着光辉。

三、后现代政治哲学建构促进了政治自由的差异与多样发展

从传统社会政治向现代社会政治转变过程中, 出现了两大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模式, 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 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 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促进人的个性自由发展问题。欧洲资产阶级通过“双元革命”走上政治自由解放的道路, 以英国和法国为典型;在北美洲的土地上通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废奴运动而走上现代政治解放的发展道路, 美国是典型。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确立了形式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分权制衡的国体与政体。但是, 政治解放并没有实现每个个人的全部解放, 也没有实现人的差异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从宏观到微观的同质化、秩序化宰制着个性、差异、少数的自由与权力。

生活在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哲学家, 通过个人对政治权力、自由、民主微观运行的切身体验, 反思批判现代社会政治问题, 创建各有特色的微观政治哲学理论。在他们看来, 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整体、宏观自由与解放是乌托邦梦想, 未来遥遥无期、希望有但很渺茫, 那属于形而上学的自在之物的世界, 只能依靠不确定性去偶然实现。因此, 在现实层面上, 就要对企业、学校、医院、监狱等社会政治生活的微观领域展开对权力的批判, 把自己哲学的任务看成是在与权力展开谈判。进而, 他们把知识分子的使命看成是批评、限制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独一性权利、少数权利的侵犯与宰制, 让自由与权利在微观的生活领域、市民社会生活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同时, 试图再启蒙教育民众放弃宏大乌托邦梦想, 关注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与权利, 警惕权力的微观暴力, 并与之斗争。

从微观层面上看, 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言说对我们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道路与发展模式以前苏联和中国为典型。共同点在于, 都是在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但又未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革命, 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直接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从政治解放直接进展到人类解放的最初阶段。这种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 这就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后, 如何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过渡, 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实现政治自由、民主、法治等。

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政权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 人民群众整体上获得了主人翁地位。但是, 我们也存在着重整体轻个人、重宏观轻微观、重同一轻差异、重多数轻少数, 甚至存在着以集体名义侵犯个人权利的现象, 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精神的, 违背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义, 也不符合人的需要与个性发展多样性的实际。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整体上、基本上是优越的前提下, 我们更应该充分尊重个性、差异、少数人民群众的权利与自由, 让每一个人都更加体面有尊严地生活, 更加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后现代的也是现代的, 还是马克思的, 更是当代中国的。

参考文献

[1]福柯.词与物[M].上海三联书店, 2002.

[2]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M].商务印书馆2000.

[3]Mark Poster,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A Introduction,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中国哲学第一人 篇11

老子其人其事，传闻多于史实。司马迁《史记》为老子作传，说老子做过周守藏室之史，管理王室图书。周室衰微，辞职西去，至函谷关，在关令尹喜的恳求下，著书上下篇而去，不知所终。在诸子百家创始人中，老子的事迹最不为人所知。民间传说老子寿至160多岁，或云2D0多岁。司马迁将信将疑，最终还是将这个传说写进了《史记·老子列传》。

老子的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1973年，湖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一批帛书，其中有两部《老子》。1993年，湖北荆门四方乡郭店一座战国墓出土的竹简，也有《老子》三篇。敦煌出土文献中有60多种《老子》。郭店竹书《老子》最早，最能反映老子的思想：其它版本的《老子》，有道家后学的增删。

“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这是司马迁《史记·老子列传》对老子的思想的画龙点睛之笔。老子的这种思想在《老子》一书中有充分的体现。

《老子》的“道”为宇宙本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以“自然”为准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以大自然的秩序和规律为人类行事的准则与规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老子的思想可给今人以更多的启迪。 春秋战国，诸子蜂起，尽管思想观点各有不同，但其思想建构之目的，用司马迁的话讲，皆“务为治也”(《史记·太史公自序》)。道家亦然。班固说：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艺文志》

老子倡言顺乎天道自然，不论是一个人的成长，还是一个社会的发展，都要自然而然，不要强加干预。他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有为，认为世道浊乱，皆由有为。“民之难治，以其上有为，是以难治。”“无为”并不是不为，而是不妄为，即顺其自然、自然而然。凡是违背了“无为”要求而肆意妄为、强力作为的一切“有为”行为均是老子痛斥和反对的。以“无为”达到“无不为”，是老子的理想。“我无为，人自化；我好静，人自正：我无事，人自富；我无欲，人自朴。”他形象地说：“治大国若亨小鲜。”烹小鱼不能多翻动，否则那条小鱼就容易翻烂了。治理一个国家，也是这个道理。

无为而治、善待百姓，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战国之时经过“稷下先生”的改造，原始道家思想发展为黄老思想。每当兵燹之后，经济残破，百废待兴，亟需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就派上了用场，成为医治战争创伤的灵丹妙药。最成功的实践是刘邦及其子孙。汉承战乱之后，满目疮痍。面对这一现实情况，刘邦君臣轻徭薄赋，约法省禁，与民休息。惠帝二年(前193年)，曹参接替萧何出任相国，萧规曹随，奉行无为而治。《史记·曹相国世家》记录了一着民歌：

萧何为法，颟若画一；

曹参代之，守而勿失。

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由此可见百姓之欢欣。历文帝、景帝至武帝即位，经济繁荣起来。司马迁《史记·平准书》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亨，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经济的大繁荣，是因为“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也即无为而治。这是老子对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贡献。

当然，老子为实现无为而治而提出的主张也有消极乃至错误的一面，愚民即为其中之一。“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人，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司马迁《史记·老子列传》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儒、道两派创始人对礼义上的看法是对立的。从今本《老子》来看，儒家追求的仁义道德，被老子斥为丧身、败家、亡国、乱天下的不祥之物。“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从考古发现来看，老子与孔子并不两立。如郭店竹书《老子》有这样一句：“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为弃作，民复孝慈。”“绝知弃辩”，帛书及今本《老子》作“绝圣弃知”；“绝为弃作”，帛书及今本《老子》作“绝仁弃义”。儒、道分道扬镳，可能是战国以后的事。

万物是相反相成的辩证思维，是《老子》的一大特色。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後相随。

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两两对立的概念在《老子》一书中可谓俯拾皆是，如巧拙、动静、盈冲、枉直、少多、敝新、雌雄、轻重、废兴、取与、贵贱、进退、成缺、辩讷、寒热、损益、正奇、虚实、洁浊、存亡、亲疏、主客、终始、治乱、成败等等。

在对立的双方中，老子特别强调“柔”、“弱”的一方，鄙夷“坚”、“强”的一方。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坚强。万物草木生之柔脆，其死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共，故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弱胜强，柔胜刚。

与贵弱尚柔相辅相成的，是积少成多。“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老子厌弃世俗社会，向往那质朴原始、小国寡民的世界。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中国画审美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篇12

1.中国哲学与中国画学之间的关系

中国哲学与中国画学的发展和进步, 始终保持高度一致的步调,并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辅助,两者在精神内涵和本质追求上是一致的, 中国哲学对于中国画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1.1中国哲学是中国画学的根源

中国哲学是中国画学的根源,在中国哲学这片沃土上,中国画学得以迅速发展和进步。从中国画学理论不断健全的阶段看,哲学思想是画学理论的起点。如先秦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依照仁游艺的理念,就被后期画学作为美学的基本理念,大巧若拙的思想成为中国画学的艺术理论内容。简单来讲,中国哲学对中国画学的影响是从根源上开始的。到后期中国画学受到玄学思想的影响,使得山水画走向独立,为中国画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1.2中国哲学是中国画学的灵魂

中国哲学有艺术性的特点,其形成的中国艺术精神,使得中国哲学以深入画作生命和灵魂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审美。哲学重视人生境界的提升,强调人的生命精神,将实现天人合一作为最高的境界, 在思维上强调整体外在形式和心灵体悟之间的融合。在这样的哲学特性的影响下,中国画学以体现中国哲学思想为追求,希望将深奥的哲学思想活用在绘画创造上,实践证明无论是审美观念,还是审美判断标准,或者是审美趣味,都可以看到中国哲学的影子,这充分证明中国哲学已经融入中国画学的血液中,成为引导画学审美理念、理想和品格的源泉,成为塑造文人群体文化品格的审美趣味。

2.传统哲学视角下中国画的审美原则

哲学追求的是天人合一,这与画学要求绘画有意境,而意境要求画家的情感和自然美景之间高度统一。从传统哲学的视角审视中国画的哲学思想,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2.1坚持情境交融的审美原则

情境交融是创造和生发意境的重要方式,不同于简单地对于自然景物进行绘画,还需要将主观情愫融入其中,使得景物和情感自然融合,以展现中国画的哲学思维,这代表的是主体和客体实现完全融合。更深一层次的含义,是情感和景物相互生发,简单讲就是景生情,情生景,以自然的绘画手法创作,借助画家的手将自然的情愫表现出来,这是情境交融的最高追求。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创作者就要积极观察大自然,使得主观情思物化, 并且使得客观景物主体化, 假设景物有自己的情感,如同对待人一样对待景物,就可以真正情境交融。

2.2坚持虚实相生的审美原则

虚实相生同样是绘画中进行意境创设的重要途径。在哲学思想中有无和虚实的理念,就这样被融入绘画创作中。以虚带实,以实带虚,使得虚和实之间形成亲密无间的关系。如在宋代化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中,实际景物和虚幻景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很好地展现哲学中的阴阳观点。具体来讲,在传统画学中虚实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笔墨的虚实相生;其二,遵循笔墨为实,空白为虚的原则,出现留白手法;其三,画内作为实,画外为虚;其四,从审美境界和审美理想的角度看,将自然景观看做为实,将功名利禄看做为虚。

2.3坚持动静相成的审美原则

中国哲学中有很多关于动静的理论, 认为两者应该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将这样的理论运用到绘画上,要求动静相成。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方面探析:其一,从艺术表现方法看,动与静之间的融合,可以展现出绘画的动态性;其二,从绘画作品内意境的宁静和灵动展现;其三,从创作主体内心心灵虚境和跃动的角度展现。在此过程中,应注意动与静是相对的,画家要有虚静的心胸,才能掌握动静相成的规律,由此更好地展现审美情趣。

3.发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中国画审美方面的效能

审美应该符合当前社会的审美观, 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局势保持吻合,并且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养分,以促进传统哲学思想与中国画审美之间的充分融合。具体来讲,应该积极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其一,高度重视传统哲学思想与中国画审美之间关系研究,树立哲学影响绘画的基本理念,正视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国画的影响, 积极了解更多的关于此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其二,找到中国画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根源,将其作为审美的依据和标准,实现对于中国画的深层次理解;其三,在展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中国化审美方面效能的时候,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融合, 使得传统哲学思想成为我们开展绘画实践的理论指导。

4.结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