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国的逻辑（共12篇）
城市中国的逻辑 篇1
1 引言
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历来是一个困扰整个社会的难题。对住房这种特殊商品而言,完全遵循“价高者得”的市场原则并不现实。尤其是对一个正在大力推进城镇化且收入和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有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者无法通过商品房市场来解决个人的居住需求,这无疑对实现政府所倡导的包容性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住房作为人类生存不可替代的必需品,人人都应享有合适的居所”的观念已经得到普遍认可。既然无法通过市场原则来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同时又要保障这部分群体的住房权利,公共住房因而成为调和二者矛盾的主要手段。
我国专门针对中低收入居民的公共住房制度建立的比较迟,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和实践过程。在改革开放前,秉持着“先生产,后生活”的理念,并认为住房投资和建设属于非生产性投资,几乎所有城镇居民都住在政府或单位分配的公房里。这与很多市场经济国家为解决市场失灵或实现收入再分配而参与建立公共住房体系完全不同,广大人民的居住条件相当恶劣。市场化改革尤其是1998 年停止福利分房制度后,原有公房体系基本瓦解,同时商品住房建设和投资出现了大跃进,但对新公共住房的认识和实践过程还是出现了严重偏差并几经摇摆。多年混乱后,2007年5月,在中国公共住房体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文)再度强调公共住房的作用,到2011年,中央政府更是提出了具体的建设规模,要求在未来5年内即“十二五”期间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截至2015年9月,这个当初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所以,总体上看来,中国公共住房体系经历了一个N型走势。
究竟如何看待并解释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住房的演变?本文认为,中国公共住房的政策和实践是一个在有限理性制约下的路径依赖过程,同时,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政府在1998 年房改之后受制于财政压力无力也无意承担住房保障的责任。对地方政府来说,处于横向竞争的地方政府在实践“以地谋发展”的经济增长战略中也一度放弃了公共住房责任。这助长了商品房价格上涨并威胁到金融和社会稳定,在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下,中国公共住房迎来了第二次转向。
2 中国公共住房的演进历程
总体上看来,中国公共住房体系经历了一个“N”型的演变过程。在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前,城市公共住房占据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到上个世纪末,公共住房逐渐瓦解,由政府投资和控制的住房滑落到谷底;新世纪初,政府开始意识到住房保障的责任,试图重建中国公共住房体系。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住房制度的起点是计划经济体系下的福利住房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以针对城市居民的“低租金、高福利、无偿分配”为指导思想,公共住房由政府统一建造,无偿分配给个人,国家只收取少量租金。当然,对于这种住房制度是否真的称得上“高福利”一直有争议(包宗华,2015)。同时,政府秉持着“先生产,后生活”理念,认为住房投资和建设是一种非生产性投资,加之传统的重积累轻消费的理念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政策取向( 即将住宅投资视作是生产居民消费品),住宅投资自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而住宅投资和建设占GDP的比例长期低下。20 世纪50 年代,国家通过基本建设投资建设住房2.43亿立方米,60年代投资建设住房3.44亿立方米,70年代投资建设住房8.62 亿立方米,30 年合计建设住房14.49 亿立方米,用于住房建设的投资总计549.79亿元。但是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口则从1949年的5765万,激增到1978年的17245万。30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300 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 元(郭玉坤,2006)。根据张清勇(2008)以及高波和赵奉军(2009)的测算结果,从1952年到1976年,住宅投资总额从13.23亿上升到70.58亿元,占GDP的比例只从1.71%上升到2.33%。作为对比,在2013年,全社会住宅投资达到74870亿元(未经价格调整),占GDP的比例达到13.2%。这个比例目前已经远远超出很多OECD国家1956-2000年的最大值,以至于担心中国整体住宅投资是否出现过度(赵奉军,2012)。因此,到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原有公共住房供应严重不足。
在此背景下,1980年4月,邓小平就城市住房问题表态,“要提高租金标准,鼓励个人购买住房,并鼓励通过多种形式建房”。同时,中国理论界包括苏星和陈敏之提出住房应该是属于个人消费品的商品。这对以往将住房看作是国家提供的福利不属于商品的传统理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现在看来,将住房看作是完全的消费品和普通商品有矫枉过正的嫌疑。
既然是商品,就应该进入市场交易,住房同样如此。从1979 年开始,中国城市原有的公共住房体系逐渐瓦解。1980年6月,以往由政府所有的公共住房开始向职工出售,并扩大到全国主要城市,但由于当时职工收入水平低,全价出售试点效果并不好。1982 年,开始在城市实行“三三制”补贴出售新建住房,即原则上个人购房只需缴纳房价款的1/3。1985年底,“三三制”推广到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和160个城市和300个县,但效果仍然不够理想,原因主要是租金低使得大家宁愿租房也不愿买房。1986年,国务院提出房改的重点是逐步提高公房租金。1988 年2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并印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国发〔1988〕11号),宣布将住房制度改革正式纳入中央和地方的改革计划,分期分批推行。这是中国政府出台的第一个房改总体方案,一般称之为提租补贴方案。然而遗憾的是,中国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考虑到如果继续实施提租补贴方案,在成本推进效应的作用下,有可能导致进一步的通货膨胀,使经济形势更趋于恶化。于是原计划用3-5年完成的提租补贴方案,未全面推开就夭折了。1991年,停顿两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再出发。当年5月,上海借鉴新加坡公积金制度率先开始住房制度改革。1992年7月,住房公积金制度开始在全国推开。
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1994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我国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在这个决定中,出现了四点突破。一是明确住宅投资建设由国家、单位统包改变为国家、单位和个人三者合理负担;二是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方式改变为货币工资方式;三是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和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四是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此后,在全国范围内,住房制度改革顺利推进,在建立住房公积金、提高公房租金、出售公房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1998年6月,城镇住房私有率超过50%(并非住房自有率);1998年7月,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同时进一步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停止实物住房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至此,中国城镇房地产市场得到全面发展。
在大规模出售原有公共住房导致公共住房体系基本上瓦解的同时,政府也试图重建城镇公共住房体系。1991年国务院《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中提出要“大力发展经济实用的商品房,优先解决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的住房问题”,这是第一次在政府文件中出现跟经济适用房相似的字眼,也确立下了日后经济适用房的基本内涵。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次提到“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和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供应体系”。从此,我国开始了保障房建设。在1998年的纲领性文件中,再次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并提到“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但这一时期地方政府普遍不愿按照此纲领推进住房建设,因而存在执行不到位、政策表面化的问题,经济适用房开发建设占住宅投资的比例逐年下降,如图1所示。1998-2010年,尽管经济适用房投资总额从270 亿元增加到1067 亿元,增长了295%,但是占城市住房投资的比例却从13%下降到3%。期间经济适用房投资比例最高的是1999 年,超过16%,其后一路下滑。至于廉租房,1999-2006年全国廉租住房新开工量累计仅为7.8万套左右,累计投入资金仅为70.8亿元。
由于市场化后商品房价格飞涨,加之城镇化进程的大力推进,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城市,同时城镇内部收入和财富的分化,都使得政府意识到公共住房有其特殊的价值。2007年8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出台,标志着公共住房重新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国家开始调整以市场化为主的住房政策,探索建立健全住房保障制度。2008 年下半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出台了稳定经济增长扩大国内需求的10 条措施。其中第一条就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2009年,公共租赁房概念首次出现在政府的视野中,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了公共租赁房,2010年,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于2010年6月12日正式对外发布。根据《指导意见》,公共租赁住房供应对象主要是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将新就业职工和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供应范围。《指导意见》强调,新建公共租赁住房主要满足基本居住需求,成套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单套建筑面积要控制在60平方米以下,原则上只租不售。
2011年,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 万套”“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多渠道筹集廉租房房源,完善租赁补贴制度,重点发展公共租赁房,逐步使其成为保障性住房的主体”。2013年,开始推行公租房和廉租房的并轨运行制度。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重新建立了公共住房体系,公共住房分为实物保障和货币保障两种形式。实物保障性住房按照住房供应方式,可以归纳为租赁型保障住房和购置性保障住房。租赁型保障住房有廉租房和公共租赁房;购置性公共住房有经济适用房和限价商品房,如表1所示。再加上各类棚户区改造,可以统称为中国的公共住房。
3 如何理解公共住房体系的演变
笔者认为,要理解中国公共住房体系的演变,首先要认识到公共住房制度改革和变迁同样是一个有限理性制约下的路径依赖过程;其次要认识到它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和增长目标主导下的权衡取舍过程;再次要理解它是一个“以地谋发展”的增长模式下的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过程;最后要认识到它受到财政压力下的中央——地方博弈的影响。
3.1 有限理性制约下的路径依赖过程
笔者首先将中国公共住房制度变迁理解为一个在有限理性制约下的路径依赖过程。今天诸多人士都在谈顶层设计,对住房领域来说,其潜台词是以往的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并没有一个顶层设计或顶层设计太粗糙。这种责怪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我们首先要明白,包括住房制度改革在内的中国整体改革进程带有强烈的增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特征,也就是俗称的“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改革的核心特征是在不进行全盘私有化的前提下,通过各种局部的或区域的制度创新把市场化的激励机制注入到各个经济领域,这种方式既能保证宏观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又能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Linda yueh,2013)。这种改革从学理上也是符合奥地利学派关于制度变迁的“零打碎敲式的社会变革”(我们的所有知识,尤其是有关社会因果关系的知识,都有着高度易错性的特点。这意味在社会改造的问题上,合理的选择应当是零打碎敲而不是整体主义)。当时主导住房制度改革的人们,我们同样不能期待他们能够高瞻远瞩,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预料到中国社会经济条件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期待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能为房改定好蓝图然后照此实行不能有偏差,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试错的过程。例如,在1994 年包括1998 年的房改目标中要求建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主导的供应体系,但后来的发展完全偏离了这个目标。一些人认为目标是对的,是执行的问题。而笔者认为,这个目标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住房领域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不应该让多数人都住在公共住房里。新加坡能做到,但其具有不可复制性。再比如,原有公房出售如果能保留一部分而不是几乎全部出售,住房市场化后面对保障房的压力政府就不会捉襟见肘,但当时的政府并没有想到那么长远,短期出售原有的公共住房能缓解当前的财政压力哪怕未来会增加财政压力,政府的行为同样会短期化。
另外,路径依赖过程意味着制度变迁和改革有着某种惯性,会沿着确立的轨道继续往前走除非受到某种额外的冲击,我们的起点是计划经济体系下原有公房,在这个起点上前进的方向只能是“破”而不是“立”,同时原有公房的最终出售和瓦解得到了在这个轨道上的最大推动力-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除非受到额外的冲击或来自中央政府的强大压力,如前所述的N型变迁中第二次转向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3.2 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和增长目标主导下的取舍过程
在中国集权式的政治结构下,政府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优势。政府一直作为最主要的制度供给者而存在,在中国所发生的涉及全民利益的制度变迁,基本都是由政府发起和主导的,其变迁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于政府的动机与资源能力(陈杰,2010)。当然,政府并非全知全能,前述的有限理性就制约着政府的目标实现;同时,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产权体系的确立,政府控制的资源也在逐渐减少,这同样会制约政府的目标和行动。但总体上来说,中国政府的资源控制和整合程度及能力是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就中国公共住房制度变迁过程而言,改革的目标确立、发动和实施、监督和效果,都基本上体现了政府的意志。同时,政府的目标是多重的,但对中国政府来说,经济增长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首要目标(在一些特殊的时间段里会有所偏离),如果其他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有冲突往往会让位于经济增长。改革过程中一个长期的口号“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明证。这种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与亚当斯密所倡导的“守夜人”型的国家有着重大区别,实践过程中的“兼顾公平”往往会演变成“不顾公平”。在地方政府看来,这些公共住房项目是一个破坏其增长路径的包袱,而好不容易才甩掉以往的旧公房,现在又要重建公共住房,这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在图1 中,我们看到以经济适用房为表征的公共住房项目长期占比低下。从1998年和2011年这两次公共住房的不同处理上都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目标的主导地位。在1998年,中国经济面临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希望以房改来刺激经济增长,而原有的公共住房只能被继续加快处理;而在2011 年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同样希望以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来刺激经济增长。目标是一致的,只不过采取的方式不同罢了。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将新公共住房的长期供应看作整个社会性支出的一部分,那我们会看到,自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中的社会性支出(social expenditure)是长期不足的。2006 年之后学术界在意识到社会性支出的不足已经影响到中国长期增长的路径后有所改观(课题组,2006),表2 的数据显示了这点。表2 中,中国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财政收支,但这种统计口径与现实的财政收支还是有很大差距,根据周天勇(2014)的计算,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要远高于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据,因而中国的社会性支出的比例应该低于根据统计年鉴数据计算的结果。这种不足很难以地方政府执行不力来开脱,这实际上是以增长为核心目标后自然的带有全局性的取舍过程,不仅仅是住房领域如此。
单位:%
数据来源:a为2011年数据;b为1980-2011;c为1990-2014;d为1985-2011;e为1995-2011;f为1990-2011;stats.oecd.org。
3.3 “以地谋发展”的增长模式下的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过程
要理解中国公共住房在第二次反转中的漫长过程,还需要认识中国的增长模式的本质。笔者在此借用刘守英(2012)的一个术语——“以土地谋发展”来说明这个增长模式。
在1989 年,财政部《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标志着土地出让收入正式进入财政收支体系。最初的规定是在扣除20%的城市土地开发建设费用后,60%的收入归所在城市,40%上交中央。1992年,分成比例大调整,土地出让金总额的5%上交中央财政,其余留归地方支配。地方政府因而成为土地出让金的主要受益者。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面对城市建设的巨额资本需求,土地资本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后,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2002年以后对经营性用地实行“招拍挂”制度,加快实现土地从资源、资产到资本形态的转换,将土地的功能从传统的生产和生活功能,拓展到资本功能,带来巨大的乘数效应。一方面,土地的资本化,使地方政府财政能够获取土地增值的最大化收益,并以最大化的土地出让收入保证城市建设资金,以商住用地出让价格最大化来实现城市政府资金的平衡。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政府融资平台,以政府财政信用为担保,以土地为主要抵押品,换取银行资金,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土地制度改革所释放的土地红利,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巨额土地增值收益,促进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土地在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增长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的宽供应和高耗费保证了高投资;压低地价的低成本供地保障了高出口;以低价土地的招商引资推进了高速工业化;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助推了快速城镇化。由此形成独特的“以地谋发展”模式。
单位:元/ 平方米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
在“以土地谋发展”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中,不同类型的土地并非以统一的价格出让。从表3中我们看到,就全国而言,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的出让价格远超过工业仓储用地。所以,严格来说,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或“第二财政”几乎完全表现为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的出让收入。尽管2002年国土资源部出台的《关于通过招标、挂牌、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确立了市场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配置功能,但在建设用地出让中,真正做到市场化出让方式的其实只有居住和商业用地部分。据统计,政府以公共利益名义划拨供应的道路、绿化、科教文卫用地等,约占整个城市建设用地的50% ;约25%-30%协议出让的工业用地低于成本价,甚至“零地价”供应,政府在其中是难以获得什么收益的;只有通过“招、拍、挂”出让的用于商业、娱乐、旅游、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才能带来当期收益,在各地, 真正通过“招、拍、挂”出让的土地只占15%-20%左右。一种说法是,地方政府其实是采用了一种巧妙的交叉补贴制度,即通过抬高商业和居住用地的出让价格来补贴入不敷出的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以在各种招商引资的竞争中胜出并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在此,笔者用一个简单的新古典地租模型来说明这种交叉补贴何以运行。如图2所示。假设政府可以支配的土地供给为OL,不同类型的用地需求分别为D1和D3。如果没有规划限制,假设D1为居住用地需求,D3为其他用地需求,在均衡时,价格为p3,OL1的土地用于居住,L1L的土地用于其他。如果居住用地需求增加到D2,在没有规划限制时,土地用途必然发生转变,土地均衡价格上升到p2,同时,L1L2的土地从其他用途转变为居住用途;但是政府可能希望维持其他用途如工业用地的地价,这样不会增加居住用地,此时居住用地的地价上升到p1,而其他用途用地的价格仍然保持在p3。相对于B点,现在必然有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ABC。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有无谓损失,为什么政府仍然要采取这种办法?有两种解释,一是无谓损失是包含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政府的损失未必减少。二是政府希望以此为信号吸引更多的工商业资本,从而在未来能够弥补其损失。
所以,总体上看来,一旦确立“以地谋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处于横向竞争中的地方政府几乎必然会走向土地要素价格的逐底竞争。这种居住用地高地价补贴工业用地的低地价,也是“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来源之一。换句话说,中国居民为房价支付更高的地价实际上在补贴全世界享受低价中国制造的消费者。而既然居住用地价格已经很高了,再拿出宝贵的土地用于公共住房,其机会成本是很高的。而更高的地价也意味着更高的房价(新古典的地租理论认为在土地用途相互竞争时,地价会影响到土地上的产出的价格;这与传统的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大不一样),这也就意味着在劳动力净流入的东部城市,地方政府几乎没有动力为涌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住房。这些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情况更恶劣,但他们受到的关注远不如棚户区居民。表4提供的数据可以供我们了解这些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状况。
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4》。
3.4 财政压力下的中央- 地方博弈过程
最后,看待中国公共住房变迁还需要理解财政压力下的中央- 地方博弈。从熊彼特(Schumpeter,1918)到希克斯(Hicks,1969),都特别看重财政压力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例如,熊彼特认为,“从国家财政入手的这种研究方法,在用于研究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时,效果尤为显著,……在社会的转折时期,现存的形式相继殒灭,转变为新的形式。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的财政政策的危机……”我国学者何帆和张宇燕(1998)将其归纳为“财政压力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原因”。在理解公共住房的变迁逻辑时,这种思路仍然不可或缺。
中国最初开始的住房制度改革也是政府有强烈动机在最短时间内甩掉福利住房这个沉重的财政负担。但1980-1985年全国财政情况持续好转,1985年财政收支实现平衡,当年全国财政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后是1980 年的1.4 倍,中央财政收入更是1980 年的2.2 倍,改革动力有所降低。80 年代后期,中央政府在住房补贴上的负担急剧增加。1988年住房补贴总额为583.68亿元,是1978 年47.15 亿的11.4 倍,而当年国家财政收入总额不过才2587.82亿元,财政赤字是80.49亿元,可见住房补贴对国家财政形成巨大压力。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政府又有了强烈的“动力”在全国范围尽快实行去补贴化的房改。为此,1988年起政府发动了“以租带售”的全国性房改。
上述思路可以解释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瓦解原有公共住房的动力,但无法解释在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压力大为缓解,为什么新公共住房一直延缓到2007年开始重视并拖延到2011年才提出建设目标呢?我们可以用行为经济学的拖延症(Maskin,2007)或来自低收入群体的压力不显著来解释,但笔者认为这涉及到中央-地方的博弈。我们知道,在胡鞍钢和王绍光(1993)提出中国国家能力建设后,中央于1994年采取了分税制改革,此后,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远超出地方财政,地方财政入不敷出严重,不得不靠中央的转移支付和走向依赖土地出让收入(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有没有分税制,只要土地出让收入归地方,土地财政都会发生)。但就公共住房这种项目来说,中央和地方并没有在刚开始就明晰双方的财政责任。理论上,对于公共住房这种带有收入再分配性质的事务,一国中央财政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但一个重要的国情是,中国的社会保障一直没有做到全国统筹,如果认为公共住房是广义社会保障的一部分,怎么可能公共住房项目能率先做到全国统筹从而让中央政府承担主要支出责任呢?就连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在我国也主要是由地方负责的,住房公积金甚至连省级统筹都做不到。所以,郑思齐等(2009)主张的在公共住房项目上应该做到中央财政投入为主,其实并不现实。并且在中央看来,既然土地出让收入和与房地产有关的收入都归地方所有,地方在公共住房领域承担主要责任岂不是顺理成章?所以,按照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2011)的说法,“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因此,中央希望地方政府能够主动承担主要责任,这自然不可能得到“以地谋发展”的地方政府的配合。比如,上海就在2002年干脆取消经济适用房,一直到2008 年才重返舞台,而我们并没有看到上海因此受到中央的问责。而在2002年,中国改革了土地出让方式,经营性土地由以往的协议出让改为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2004年8月31日为最终截止期限。土地出让方式的变革使得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增加,被称之为“第二财政”,如图3所示。
2005 年之后由于土地出让收入的大幅增加极大地缓解了地方财政压力(土地出让总收入并不能完全视为地方可用支出,还要支付一笔庞大的拆迁和征收成本,一般认为土地出让净收益大概占到土地出让总收入的25% 左右)。客观上使得重建公共住房有了财政基础(截止到2014 年,中央财政的专项保障房补助资金为1980亿元,相比过去确实有大幅增加,但也就占整个总投入的10%左右,公共住房地方主导的特征仍然非常明显)。但有了重建的客观资源未必会有自愿的行动,例如,2007年,财政部曾就廉租房建设要求地方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提取10%用于资金来源,中央转移支付补助中西部省市,但令财政部没想到的是,没有一个省动用土地出让收入,当时地方政府需要建设的廉租房面积并不算大。审计署报告显示,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22 个城市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提取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未达到规定要求,2007-2009年,这些城市共计少提取146.23亿元。
所以有财政基础也未必会有动力实现中国公共住房体系的第二次转向,在地方政府看来,给城市原住民提供公共住房还情有可原,但给那些农业转移人口和流动人口提供公共住房实际上是引火烧身之举,地方政府担心这会吸引更多的所谓低端劳动力流入导致财政不堪重负。在这种思想制约下,如果没有第三方协调和来自外部的压力,地方只会陷入逐底竞争无法自拔。而从2003 年以来,中国城市民间对高房价的抱怨以及中央政府担心由住房泡沫引发金融不稳定,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后从上到下对增长崩溃的担心,中央政府终于在2008 年之后试图通过公共住房项目以刺激短期经济增长,并强制将公共住房项目纳入到地方政府的责任中。2010 年,住建部开始与各省级政府签订住房保障目标责任书,在这个自上而下的压力性体制下,中国公共住房的第二个转向终于实现,按照2011年3600万套的公共住房建设规划,此建设目标将最终占到整个城镇住房存量的20%,这确实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4 结语
自2011 年提出3600 万套保障房计划已近5年,按照当初的设想,2015年将是计划最终完成的时间。在过去的数年中,随着房地产形势发生变化,新建商品房供应出现过剩局面,一些怀疑的论调认为没有必要继续坚持公共住房3600万套的规模。笔者的观点是,商品房市场的过剩和公共住房的短缺是有可能同时存在的。在一些人口继续涌入的大城市和人口流出的城市之间更存在完全不同的情形。低收入者和刚就业的年轻人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并非商品房市场的主要购买群体,商品房过剩后需要一个长周期消化,即使大幅降价上述群体仍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当然,政府可以利用商品房市场处于谷底时收购部分项目充实公共住房项目。至于在未来,中国的公共住房体系是否会像当年的英国一样,通过租户的购买权计划(right to buy)再次收缩政府角色,从而实现从N型向M型演变,也是有可能的,重庆市政府就有此设想。但在目前,如果按照中央提出的公共住房要占到整个城市住房存量的20%,还任重道远。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15年9月,中国公共住房项目在5 年间已开工3970 万套,竟然超过了原定的3500 万套计划。仔细检查数据发现其中棚改2170万套、其他保障房1800万套。这意味着2011 年的计划在后面的执行过程中还是有调整,棚户区改造房成了公共住房的主体。之所以有如此变动,本文第三部分所述的“以地谋发展”和财政压力可以解释。棚户区改造房相对而言不需要新增土地,其资金来源地方政府最多只是补助或税费减免,不会给地方政府造成多大负担。由于棚户区改造房的居民基本上属于城市的原住民,这意味着对那些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来说,他们仍然不是政策转向的主要受益群体。公共住房项目如何解决这些人的居住问题,才是中国城镇化的关键问题。无疑,这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
摘要：通过研究中国城市公共住房的演变逻辑与动力机制,发现中国的公共住房整体上经历了一个N型的转变过程。在经过上世纪90年代初大规模的低价公房出售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政府无力也无意提供公共住房,而处于横向竞争的地方政府通过逐底竞争也放弃了在公共住房方面的责任。公共住房的长期供给不足助长了房价上涨同时引发民众的抱怨,中央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压力性体制试图重建城市的公共住房体系。
关键词：公共住房,演变,动力机制
城市中国的逻辑 篇2
当前，阿里、腾讯、京东、苏宁、万达等中国最当红的企业巨头纷纷斥巨资布局新零售，线上线下、大城小城、东西南北中360度混战。2017年，仅阿里与腾讯两家企业的线下商业投资，都至少达到1000亿元。就连一向高调怼电商的杭州娃哈哈集团，也开始向现实妥协，宣布与蚂蚁金服合作，正式牵手新零售。
在现实中，不少城市也纷纷提出打造“新零售之都”的口号，福州市甚至把这个目标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媒体也不再热衷于评选“互联网之都”这个老称号了，而是连篇累牍地谈论起谁是“新零售之都”了。据说，目前呼声最高的是上海，这似乎让上海在“错失移动互联网浪潮”的质疑声中又扳回一局。老实说，上海的优势的确很明显，一方面上海的零售体量极为巨大，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2017年刚刚超过北京，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名，没有谁比上海更有资格谈论零售。另一方面，上海正在成为各种新零售业态的试验场，被誉为新零售第一网红品牌“盒马生鲜”首家门店就开在上海，同时，上海也是国内最先开通“天猫超市1小时达”服务的城市，其拥有的新零售智慧门店已高达5183家，在全国无出其右者。不过，如果据此认为上海是“中国新零售之都”就是外行了，理由很简单，新零售之“新”，不仅仅体现为新技术与新金融，更体现为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一种去中心化乃至碎片化的商业分布模式。
在此意义上，“**之都”则是一种单中心结构，它意味着大中小城市在商业资源的分配上仍是金字塔结构，而这恰恰又回到了传统的零售时代，与真正的”新零售“南辕北辙。被认为是新零售“第一网红”的盒马鲜生2
先来重温一下那个光辉的传统零售时代。我们一直认为，在传统零售时代，中国只有两个城市有资格称之为“零售之都”：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广州。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是十里洋场、声色犬马之地，是当时中国无可匹敌的商业中心城市，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全国物资统一调配，市场关门、交易停止，但上海是财赋重地，太大、太重要，国家给上海仍然留了一条小口子，当时的中国也只有上海还有像样的供销社。
上海外滩，曾经的“十里洋场”
那个年代的上海几乎就是商品的代名词，外地人去一趟上海，都会珍惜机会大包小包采购，买衬衫、手表、肥皂、热水瓶、糖果，大白兔奶糖、上海牌手表、百雀羚等沪上品牌是一代中国人的记忆。广州作为中国商贸之都的历史比上海还要早，明清两朝相当长的几段时间里，举国封闭，唯广州一口通商，这座城市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成为中西方贸易唯一的通道，人们只有在广州还能买到五颜六色的商品，连皇室喜爱的钟表需要从广州购买，而外国人所钟爱的丝绸、茶叶、瓷器也只有到广州才采购到，十三行的买办富可敌国，所谓“金山珠海、天子南库”，那是广州作为一个商都最辉煌的时代。历史上广州十三行的盛况
改革开放之初，广州再次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桥头堡，成为当时各种商业创新的试验场，开创了中国第一个自选式超级市场（友谊商店）、中国第一个商业步行街（上下九）、第一个购物中心综合体（天河城），用当时的眼光来看，说广州是那个年代的“零售之都”毫不为过。3 可以说，在最近几百年的前互联网时代，广州和上海轮替成为中国的“零售之都”，但这个地位其实是建立在权力光环或者说特许经营的基础上的，具有独特性与排他性，是其他城市复制不了的。
那么今天，沪广座商都能否再续历史的荣光，问鼎中国的“新零售之都”呢？答案是不会，因为新零售的关键词是“新”，而不是“零售”，这里的“新”是要颠覆整个传统零售业的基础逻辑。众所周知，传统零售对地理位置十分敏感，比如LV专卖店、苹果直营店、星巴克这些业态原来只会出现在大城市的中心地段，生活在中小城市的人在过去没有机会购买到这类商品和服务。再比如，一个主干道的沿街商铺与内街小巷的商铺，可能只隔几百米，但其商业价值可能有云泥之别，租金相差5到10倍都正常。
但在新零售时代，互联网把地段拉平了，中小城市的人们通过电商平台同样能买到奢侈品与苹果手机，其在消费上的广度与深度与大城市已无二致。同样，沿街旺铺与内街商铺在O2O平台上，是完全平等的，前者在流量导入上没有任何的天然优势。换句话说，新零售颠覆了城市传统的地段秩序，犄角旮旯的内街小巷与中心城区沿街旺铺，完全被拉平。以阿里巴巴的诞生地杭州市为例，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杭州只有5700亿元，只相当于广州的60%、上海的50%，但杭州企业实际撬动的消费远远不止这个数字，2016年阿里巴巴一个企业的零售平台就完成了3.77万亿的成交额，这相当于3个上海、4个广州，略等于北上广深之和。如果把阿里巴巴视为一个城市，那它才是中国最大的“零售之都”，只不过，这个“都”不是实体意义上的都城，而是一个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的、打破地理边界的“虚拟城市”。在运营逻辑上，这个虚拟城市与实体城市完全不同，它的成功，靠的不是“汇聚天下商品于一孔”的权力或者能力，而是“取之于四海放之于四海”的互联网思维。在这个过程中，阿里巴巴只是连接了一切商品，但并没有把它们都搬到杭州的卖场统一发售，这些商品的采购、展示与销售全流程不被任何一个中心城市所把控。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零售就是要打破“中心城市”一统天下的格局，实现大中小城市甚至农村在贸易与消费上的平权。阿里研究院连续多年发布《淘宝村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很多淘宝村都不在大城市，而处在犄角旮旯的小地方，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与高端人才，也没有陆港、空港、海港等高级基础设施。在传统的农耕时代与工商业时代，这些村子都不具备发展经济的条件，但是在新零售时代，它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借用上海广州的大空港、大海港等基础设施从事高大上的国际贸易。
支付宝的全民账单显示，3亿余额宝用户中，1亿来自农村，近1亿蚂蚁聚宝用户中，三四五线城市和农村用户占了6成以上。另外，从数据来看，尽管从整体支付金额上看，东部沿海占尽优势，但西部地区移动支付市场发展的速度令人称奇：西藏的移动支付比例高达90.3%，其后分别是青海88.3%、甘肃、贵州88%，内蒙古87%。另一个有意思的数据是，夜宵外卖人均金额最高的城市也不是北上广，而是温州、厦门、玉树。
另外，深耕中小城市的大润发、永辉等商超品牌都获得互联网巨头的战略投资。这说明，无论是消费场景还是消费文化，大城市与小城市、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凸显“消费平权”的大趋势。4 或许我们可以说：
在新零售时代，城市发展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个城市不需要特别大的规模、不需要特别好的地理位置，它也能享受到过去只有大城市才有的高质量消费与生产活动，大城市中心主义的时代可能会成为历史。
在新零售时代，世界是平的，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极差效应”正在缩小，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平权效应”，每一个城市都被互联网赋能，都机会享受到高质量的经济活动与公共服务。决定一座城市未来的决定性因素，可能不再是地理位置、交通设施、行政级别等传统优势，而是它在互联网世界的“连接指数”。一个聪明的城市，应该谋求的不再是拥有什么，而是去连接什么、共享什么。
在此意义上，在新零售时代，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像传统商贸时代那样可以独步天下、傲视群雄的“新零售之都”，无论是北上广这样的传统零售中心，还是杭州这样以新零售见长的城市，都不会独美，因为新零售根本上就是去中心化的，城与城、城与乡，可以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城市环境责任的逻辑 篇3
一、概念逻辑
对环境变化中的城市责任探索，源于城市的环境影响机制，而环境影响机制要走向深入，必须概念化。生物学家保罗·厄尔利克（Paul Ehrlich）和能源科学家约翰（John Holden）提出环境压力方程：I=PAT，其中I是人类活动总体环境负荷，而P是人口、A是财富、T是技术或者制度能力。该方程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凸显环境变化影响因子，虽然方程影响因子权重有待争论而每一项值在不同国家、地区差异也甚大，但通过统计技术和非线性回归方程仍可大体计算出环境负荷。环境压力方程有助于理解损害地球资源和生命保障系统的动力学机制，但忽视了将人口、财富和技术有效集聚的平台——城市。城市是人类以技术编织出来的体系，其维持既需设计、建设和管理，也需要能源、资源和生物资源的输入输出和相应生态承载力。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是这种技术体系的基础部分，不仅创造绝大多数财富、激发需求，而且其形态对能源、资源和生物资源的输入输出几乎有着决定性影响，因此瑞吉斯坦将I=PAT计算公式改为I=PLAT（其中L代表着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全球化和工业化使城市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出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Elliott等人认为城市政府、土地开发商、金融机构相互协作构造出一台极为有效的“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James R. Elliott，2011)，既有力驱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也对健康、安全、可持续与自然的价值造成损害，由此学术界先后开发出多种概念和指标，如生态承载能力、生态足迹、基础设施生态效率、绿色账户、生命周期分析，对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的积极环境影响进行评价。
城市化是多维过程，包涵人口增多、经济发展、文化变迁、社会变革等诸多方面，但最直观的依然是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的扩张。由于资本、人口和生产要素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的边际递减，扩张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分为起步阶段、起飞阶段、维持阶段、更新阶段，不同阶段衍生出不同的环境问题。1992年世界银行在总结大量案例基础上，将环境问题分成贫困主导型、生产主导型和消费主导型三种类型。后来白雪梅和井村延续这种分析框架，认为三类环境问题有着时间上的承接性，而三类环境问题之后便是生态城市阶段，环境负荷也随着这几个阶段呈现恶化、减缓、再次恶化、再次减缓的波浪形。发达国家城市化已大致完成，从而使得全球环境负荷增量和发展中大国城市化的相关性尤为突出。不仅表现在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持续增长，也表现在他们未完成工业化就出现的高消费、高污染的消费型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朝着复合化、全球化、深度化方向演变，根据波士顿咨询机构（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报告，全球新兴市场城市基础设施未来20年将达到30—40万亿美元之巨，这些投资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同时，资源拮据、环境负荷、气候变化，生态承载底线将会一再受到冲击。
二、治理逻辑
城市化、经济增长造成诸多环境后果，而这种后果又主要由城市居民来承担，从而为城市环境责任奠定了道德基础。从道德基础向治理绩效的传导由思想基础、动力结构和政策工具三个环节链接而成。
首先是思想基础。可持续发展是城市环境治理的思想基础，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的定居和城市化工作必须加以规划，以避免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并为大家取得社会、经济和环境三方面的最大利益。”里约会议20年实践说明，可持续发展并没有从理念转化为现实。福托鲍洛斯指出“‘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忽视了一个作为增长的一个基本结果和前提条件的权力集中现象”，一些激进学者甚至认为城市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并不科学。城市以沥青和水泥取代土地这样的非可再生资源，将垃圾排放到农村克服承载力的有限，从远方获取资源以支撑自身运行，实质已经放弃人和自然相互融合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城市可持续性并不是要求实现某种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乌托邦，而是在城市原有功能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福利最大化，由此对城市可持续性的解读只能在“弱”的意义上，即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相互替代。工商界人士指出，可持续发展要求市场充分考虑环境退化的外部代价，可将外部成本转移给消费者进行内部化，企业尽可能节省原材料，商界充分竞争，政府介入减少到最少程度，国际环境规则与自由贸易需求相一致。这一理解显然没有放弃经济增长这一核心。罗马俱乐部认为，只要增长就必然耗竭资源、破坏环境，要求“超越增长”。超越增长需要从宏观结构、制度安排、政策措施到具体细节的整体性方案，譬如赫尔曼·戴利提倡“稳态经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帕克（R.E.Park）首倡生命网络、自然平衡观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世界银行提出的生态与经济融合的Eco城市等等。
其次是动力结构。可持续发展为环境治理提供方向性的指导，然而宏观层面效果仍需微观层面动力结构的支撑。动力结构其实就是城市环境治理的主体性特征，由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构成。由于城市嵌入的政治体系和制度环境截然不同，城市内部动力结构相差甚远，欧美多沿着“民间运动——绿党政治——政府决策——整体推进”自下而上的路径，而中国由于市场失灵和社会组织自治能力不足，多由政府下沉政府意志转化为市场和社会的实践。按照系统论观点，政府意识与政治制度、全社会行为明显相关，其中政治意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价值构成，而价值构成又决定制度架构，制度架构从根本上约束着社会、市场和个人选择，因此政治意识起源是关键。政治意识首先起源于对问题的发现，其次是对问题的成功解释，即“问题化”。蕾切尔·卡逊女士的《寂静的春天》不但促成环保主义运动兴起和环境保护官僚机构的普遍设立，还使环境保护意识深入人心，罗马俱乐部《超越极限》报告的发布更促成了生存主义话语兴起。“生存主义”通过语言框定将环境和生存相联系，明显提升了公众环境关切却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政治、经济或政策结果。国家或者城市等权威主体只能超越日常规则采取紧急措施，“安全化”逻辑说明环境变化已超越经济社会而演化为政治安全议题。环境安全说明环境治理已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限定性规定，更是规范创新和构造社会共识的途径，而这种规范和共识又经新闻媒体和权威主体的行动渗透、下沉、弥散到社会各阶层。经过安全化、规范创新和传播，环境意识在城市内部逐步累积成明显的三层：（1）社会大众对环境问题的关心，关心程度可量化测量；（2）“节约”、“预防”、“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环境治理规范；（3）在关心和规范基础上的公民和社会团体环境治理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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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政策工具。生存主义唤起民众关注，构造社会共识，搭建动力结构，但环境治理绩效大小仍主要取决于政策工具的类型和使用强度。虽然政策工具使用旨在纠正外部性，但成本收益的计算、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政府失灵等原因，政策工具的制定和执行复杂多变，决定政策工具成功必须具备三方面：成本收益合理、促进环境正义和法律化。环境经济学认为，政策工具合理性取决于边际成本是否等同于边际环境效益的改进，制度环境的差异针对同类环境问题，城市选择和使用的政策工具往往并不相同，譬如，同样是节能减排，欧美多通过排放权交易的市场手段，而中国更多依赖政绩考核。简·雅克布斯认为城市本质在于聚集，然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聚合力也存在张力，不同社会阶层对环境问题的社会认知、选择偏好、利益诉求和政治影响力差异甚大，导致政策工具制定、执行和出台过程常常伴随激烈的利益博弈。加拿大学者托马斯·霍默—迪克森认为，环境治理常常存在社会阶层对环境资源占有的结构性稀缺，大量数据和报告证明，当遭遇环境变化，处于较低经济社会的阶层通常承担比他们所应承担的份额更高的代价和治理费用，这就要求制定和执行政策工具过程中对目标群体予以有效区分，尽量不使境遇最差者陷入更差境地。至于法律化，相比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技术规制和税费财政政策，法律无论信息公开、执行效果方面更为明确、可靠，因此环境政策工具法律化应是发展趋势。
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和种类决定了城市环境责任的概念逻辑，而思想基础、动力结构和政策工具的有效链接则将这种概念转化成具体实在的治理。图1表明，城市既是技术编织出来的体现包括物质新陈代谢和建成环境，也是制度和人文的集合，含有城市内部活动的治理网络和社会动力，从概念到治理转换效果，将最终取决于这四部分的重合。城市在不同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类型的环境问题，说明这四部分互动有所变通。
三、发展逻辑
城市环境责任从概念向治理绩效转变关键在政策工具。信息科技的广泛应用、全球化的纵向推进、市场分工的深入，使环境政策工具的应用衍生出相互嵌套、紧密啮合的专业化分工的价值链，其中的一些环节属于重大战略需求，如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在内的核心装备制造以及相关联的技术投资，一些属于研发、管理、咨询、运营服务活动，一些只是加工组装，还有则是将前面几部分链接起来的活动，这些物质和活动共同构成环保产业。最新研究揭示，目前占据价值链最高端的生产生活主要有三种：重新复苏的手工生产；高科技制造业；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环境装备制造和技术投资属于高科技制造业，内嵌大量研发、设计、技术等创新创意，在制造过程中使用大量稀有原材料，处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向上翘的前端；研发、管理、数据处理、咨询、运营等服务活动属于先进生产性服务业，按照萨斯基亚·萨森全球城市理论，居于价值链微笑曲线向上翘的后端。装备制造和环境服务的高端、高附加说明，环境政策工具已超越纯粹环境治理而对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产生影响。环境核心装备和技术投资对城市发展意义不言而喻，环境服务需要解释。环境服务是环境治理而衍生出来的技术研发、咨询与信息、工程建设、设施运营、检测与分析、评价认证与审核、贸易和教育培训等活动，广泛但并不仅限于废物处置服务、污水处理业和低碳服务三个领域，具有高端、知识密集、专业化、高融合等特性。高端指环境服务占环保产业价值链最高一环；知识密集指无论环境装备内嵌的知识量还是从业人员高要求；专业化指环境服务绝不仅仅是单一技术或者相关仪器运用，还关系到标准、规则、数据信息、运营服务等全方位智力活动，越来越需要专业化公司来提供；高融合指环境服务有效覆盖全球生产网络和居民生产生活，成为重要的投资领域，与金融的融合度日渐提高。
曼纽尔·卡斯特尔认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推动下，城市不再是传统地理学的领土、城墙构筑起来的几何空间，而逐渐演变为人口流、信息流、资金流汇聚的“流动空间”，城市在全球体系定位越来越取决于其对全球生产网络价值链的对接。大量研究揭示，处于价值链高端位置的对接通常是两大类城市：占有高科技制造业的法兰克福、洛杉矶、筑波等城市和拥有先进生产性的服务业的伦敦、纽约、东京、巴黎。萨斯基亚·萨森指出，生产结构地理上的分散，使世界经济秩序产生集中化管理和控制的需求，而承载集中化管理和控制需求只能是一些具备支撑要素的城市。那么这些支撑要素又是什么呢？不可能是地缘经济学中的地缘、原材料、资源或者区位，而只能是将这些要素链接起来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会计、广告、保险、法律咨询以及更重要的金融、证券和国际资本市场，那么环境服务能否成为集中化管理和控制的要件呢？必须满足以下三条：第一，是否是全球生产网络须臾不可脱离的环节；第二，规模足够巨大，对其他领域产生示范引领作用；第三，呈现高流动性、全球化、标准化特性。环境服务虽不是内生于全球生产网络的需求，但通过人为构造的环境政策框架对企业和个人“倒逼”，服务需求充盈整个生产网络；规模方面，根据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全球环境服务业2010年已高达3694亿美元，预计2012年产值可达3810亿美元，年均增长3.1%，与全球GDP大致同步；流动性方面，随着国际环保政策框架的构建，环境政策要求、法律规则和技术标准急剧走向统一，环境服务成为新型投资工具。低碳服务是环境服务的重心，全球减排框架通过与金融科技结合，演化出低碳技术服务、低碳金融服务、低碳综合管理三大次生服务，其中低碳金融最为重要。低碳金融既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银行绿色信贷及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也包括巨灾保险、债券等天气衍生品，但最核心的依然是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根据世界银行碳市场报告，2009年全球碳排放权交易额度达到1437亿美元，2010年交易额为1419亿美元，而最新预测202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3.5万亿美元，届时规模将超全球石油期货成为最大宗商品。根据国际贸易货币计价结算的一般理论，最大宗商品绑定的货币通常会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要货币，正如黄金—英镑；石油—美元，碳排放权的交易定价货币必然对全球生产网络产生基础性影响。一些学者甚至指出，碳排放权兼具商品和一般等价物的双重属性潜在的具有货币本位的可能。为帮助排放主体更低成本减排、吸引更多资本进入气候治理领域，诸多金融机构对碳排放权进行包装，推出了有价证券、期货、期权、基金、碳交付担保业务等金融衍生品。目前全球碳交易平台共9家，其中欧盟EU-ETS因实施强制性减排、规则完善而实现70%交易额，从而居于主导地位，而伦敦更将碳排放权交易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碳金融、碳货币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相信未来世界城市也将很大程度取决于碳排放权的定价和交易，而定价和交易量又很大程度取决于交易平台的运作规则、信用和规模和金融货币挂钩程度。不难预见，随着低碳金融服务为核心的环境服务对货币流动、资本市场的影响日益增大，拥有运转良好的碳交易平台城市优势将缓慢体现。
四、结论和反思
城市承担着环境责任，需要将这种责任从概念转化为治理绩效，思想基础、动力结构和政策工具三者的有效链接完成这一转变。如何弥补生态价格与市场价值的鸿沟、出台符合实际需要的政策框架、选择适宜技术实践创新是对城市政府巨大挑战。全球化和信息科技深入运用使环境政策工具创造高科技环境装备和环境服务，环境服务又以其特性影响全球生产网络，同时又与金融日益融合，自身也成为价值创造的重大源泉。世界城市发展总体趋势是由经济流量枢纽功能逐渐转向创新创意的科技竞争，但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环境变化既是科技创新需求的重大驱动力也是网络“流动空间”组成部分，因此环境政策、环境服务对经济增长、城市发展甚至城市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定位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笔者认为，在全球环境变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大力发展环境产业尤其环境服务，将是上海、北京等提升自身在世界城市体系等级的重要途径。
（责任编辑：骆小平）
城市中国的逻辑 篇4
空间句法是研究关于反映空间客体和人类直觉体验的空间构成的一系列理论与方法(杨滔,2008),为Bill Hillier及其所领导研究团队于20世纪70年代所创建,最初的句法思想源于对城市演变与城市流理解的一种尝试:演变是通过分析建筑环境的发展,而流则是通过研究城市中各类社会活动如人群在城市中的分布与位移,如此而得出其中内在的机制与规律。对于城市的研究,空间句法提供了一种基于主体(人)社会运动模式下的理性分析方法,在理性的拓扑技术分析过程中包容了主体感知与行为选择意向,也就是说,句法对城市空间的描述有机结合了人类活动与空间形态,这种空间理论的释义更接近对城市空间本质的探求。
对于城市的思考,空间句法以城市空间网络为关注对象,通过考察城市内部空间组构(或称构形)1)来发现经济、社会构成。与传统城市科学研究不同的是,空间句法认为正是路网将建筑物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路网是城市物质空间和空间体验之间的结合点。城市的基本形态中,各级城市中心相互联系而形成主干网络,而其又交织在以住宅为主的背景空间网络之中,城市局部空间的构筑过程本质上是依据城市实际路线来完成,城市整体空间则是局部空间以特定法则拓展生成,也由此生成城市中心以及次中心。正是将城市空间看成网络,以此揭示了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的关系,空间网络的组构是自然而然影响运动流(人流、车流等)2)的根本动力,组构也塑造了人们集聚和分散的模式(Hillier,2006)。此中城市是作为“运动经济体”而存在,城市空间网络通过影响运动流的自然分布以及共同在场(Coexist),进而影响城市的土地利用、建筑密度等社会经济行为的分布;一方面,城市空间通过对自身的组织,以合乎城市发展的深层机制,如经济活动、文化模式、政治结构、社会行为方式等,形成城市空间结构;另一方面,空间通过自身整合,影响运动流的分布,以激发新的城市功能,促进城市形态的变迁和新结构的产生。城市空间网络具有几何与拓扑特性,它们相互作用的机制形成了城市演进的过程,整个过程遵循着网络自身的逻辑。在城市演进的漫长历程中,伴随着文化上丰富多元的变化,其空间网络将会变得精细而复杂,并与其各种功能模式密切吻合,这是城市的自组织过程。若城市失去自组织过程,那么城市将会荒芜,而这种自组织过程与有意识地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那则是城市的空间网络与其功能模式的契合。以空间网络的理解可如此定义城市:城市是居住空间背景下各级城市中心相互联系而构成的空间网络(Hillier,2000)。
图1 http://www.spacesyntax.com/
图2 http://www.china-up.com/categorylee.php?id=1404806
城市网络化概念的提出,从非同传统的层面剖析了城市空间及其意含特征。此中,城市首先表现为整体关系的现象,因而具有系统性,城市空间网络之中新生空间组织会逐渐替代原有结构以适应新功能的发展,故此而引发系统的联动反应,城市自我发展演化以最适宜其功能的方式布局空间,同时空间结构的演变也以适应空间元素的形式进行,从而创造出更适宜与契合功能的空间结构;再而城市作为网络现象而存在,表现出层级性的特征,城市整体呈现一种非均质状态,各空间之间相互穿透,具备中心与边缘、重要与次要、内与外的等级关系;并且城市是一个动态过程,空间的维度再加入时间的维度,在过去的痕迹上组织新的空间结构;同时城市各区域的空间系统在维持整体稳定性的同时,亦呈现自身的个性,于是从其他层面剖析空间关系亦成为可能。
空间句法在国际上诸多城市中的实践研究表明,不同城市虽然几何形态各异,却表现出深层次的空间结构相似性(图1),几乎都具有一个覆盖全城的空间结构核心(图1各图式中深色区域),从中心扩展到边缘。从不同城市的句法图解中,空间布局所显示的不同我们极易觉察,仔细分析城市格网的相似性却也是显现的。譬如(图2),在不同层面上,建筑物所围合而形成的空间不可思议地呈线性化:微观层面上,建筑物彼此相邻或相对,形成的空间是线性连续而非封闭的;中观层面上,人们的视线或运动趋势能从一个空间穿越多个其他空间,这种现象也非随机;宏观层面上,可发现某些特定的线性空间在城市格网中连续延伸,导致宏观尺度上流(人、车流)运动的可能性。在大部分城市中,这些特征都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来,最显著的现象是普遍城市中都即有某些良好的局部空间,又存在很明显的整体格局。随着城市的生长,城市格网会向各个方向扩张,或多或少地呈现紧凑的城市形态,即使某些城市在其发展初期呈线性状,最终城市整体也会呈现出“变形的格网”(Hillier2008)。“变形格网”这一术语可总结出所有城市中“几乎不变”的特征,虽然大部分城市或清晰,或支离破碎,但通常而言,建筑物还是聚集在一起,形成面向外部空间的街坊块,同时界定了街坊周边的环形空间,它们彼此相联,并且在较大区域内,或者整个城市内奇妙地形成线性的网络布局。以句法释义,城市发展历程中,其空间具有两种塑造过程:创造过程和遵循传统定势的过程,也即城市是由两种演变机制的合力共同塑造(Hillier,2006)。空间的创造过程表现为公共空间的塑造过程,换而言之即是市民集聚的过程,如此而致使空间的整合集聚以及可达性尽可能的提高,从而尽可能吸引人流,集聚人气。这个过程,Hillier(2006)称之为微观经济因素的推动,它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城市中都是类似的,公共空间的塑造过程形成了城市的整体结构,而这种整体结构的形式通常也较为相似:略有不同的变形的车轮状网络结构(图3,其中结构中心轴线整合度3)最高,可称之为轮轴,由此向四周发散出多条次轴线,可称之为辐轴),同时也促使城市中心性的形成。空间的遵循传统定势的过程则是住区空间塑造过程,不同区域的住宅文化潜在规范和限制了运动流的分布,并据此构筑了其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当地居民与外来者、不同层级居民等)。城市中普遍功能导致城市网格中基本的不变形态结构,而文化、社会与经济的差异导致了城市类型的不同。Hillier(2006)认为文化在空间中最充分的体现常常即是发生在住居空间极其周边环境,当然具体表现形式会有所差异,这就导致空间几何形态、空间的层次性、空间的可理解性、空间结构的集聚程度或松散程度等这些空间结构的属性会如此丰富多彩,而空间深层次的整体结构又是如此相似。可见,城市空间网络的几何特征不仅构筑了空间结构,而且让文化在空间中得以表达,于是人们从中意识到空间结构以及文化的空间存在。
从以上的论述中,能够归结城市空间的社会性功能可以通过对城市空间格网的分析加以解译和优化,其实,句法理论本质地指出城市的空间结构关系本身既反映了城市社会经济的制约因素的综合影响,城市空间格网与空间的社会属性(从事各种各样城市职能活动的人的活动)存在高度相关性,两者在城市系统内是高度耦合的互动子系统,因而借助于空间句法,我们可以从空间系统内部有效地认知城市性(尤其中心性)。作为城市核心地位的城市中心,也即空间结构核心,这里还需要重点提及,句法分析为其研究提供了科学主义的认知逻辑,而关于城市中心性规律,Hillier(2002)对此的阐述可以概括为三点:首先,中心性是一个以空间为主要引导的过程;其次,因为自然运动规律和经济运动体规律,城市的空间组构(构形)在产生和维持活跃的中心这个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简而言之,整合度(集成度)核心4)往往和城市功能的核心(譬如主要中心商业商务区)相互重合;最后,为了有利于中心商业商务区各个不同空间的可达性,城市格网的局部性特征,既格网的密度也起着关键性作用。城市中心区的网络往往比较密集而紧凑,并有集成度高的辐轴使之和外围的大片城市区域相连接。城市发展也许由经济和政策因素最终决定,但这此过程却需在空间结构规律所设定的框架和制约下实现。
图3 Hillier,B.杨滔(译).场所艺术与空间科学[J].世界建筑,2006(11).
城市空间的内在逻辑是一大而复杂的议题,以句法来释义城市,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以此解答有关城市空间内在逻辑的部分问题。在此我们需要去理解的是:城市中其形式与功能是通过空间联系起来的,更精确地说,是通过空间模式的构成过程或空间组构来联系的(Hillier,2006),城市具有自组织机制,在此当中,人类活动与城市功能通过空间网络高度关联,空间网络的几何特征与拓扑关系对于动态城市生活意味重大,一定程度上,空间网络不应该看成人类活动的纯粹背景,而应被看成人类活动导致的城市演变的历史记载。本文关于城市内在逻辑的论述尚较为粗浅,权且是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Hillier,B and Hanson,J.The Social Logic of Spa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23～31.
[2]Hillier,B.Society seen through the prism of space.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Space Syntax Symposium,Atlanta,2001.
[3]Hillier,B,杨滔(译).场所艺术与空间科学[J].世界建筑,2006(11):24～34.
[4]Hillier,B.杨滔等译.空间是机器[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5]王静文.城市空间发展的句法分析.2007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C].2007.
中国金融制度演进的逻辑与困境 篇5
摘要：本文在对现有关于金融制度变迁的文献进行了简单梳理的基础上，以制度变迁成本分担及风险积 累与转化为逻辑主线，对我国的金融制度变迁的发展阶段做了重新划分。在这个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对这个金融制度演进逻辑的认识，即：在经济改革边际推进的同时，金融制度不仅没有坚持边际推进的改革逻辑，反而由于国有经济对金融资源的制度性垄断，对我国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改革的深化造成了障碍，这种障碍的主要体现就是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
关键词：金融制度,逻辑,民营经济,融资困境
一、引言
中国金融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现有文献对于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对于我国金融制度演变的进程，现有文献主要是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职能变化的角度来考察的。这种观察视角的好处在于按照金融体制改革的脉络，把我国的金融制度变迁划分成几个阶段，从而把我国渐进改革下的金融制度演进纳入到政府主导的逻辑中，这是符合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事实的。然而我们知道，我国的渐进改革虽然是政府主导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但同时改革的每一次前进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因此，政府每一次改革的出台，每一次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并不总能促进中国经济体制向最优化的方向前进，有时候可能是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所以如果我们在考察中国金融制度演进的时候，如果仅仅按照政府推进的轨迹，那么必然会掩盖我国金融制度演进中的一些实质性的变化，从而无法展示金融制度变迁的真实面貌。同时，我们认为，渐进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要实现包括金融在内的经济转轨的成功。而与我国以企业改革为主的实体经济发展的路径不同，我国的金融制度演进没有很好地体现渐进和边际的原则，新的增量金融资源仍然被国有部门所垄断和占有，从而新的金融产权形式就无法像民营企业那样迅速成长并对国有部门产生压力，因而金融的低效率增长得以长期维持，这也是我国金融改革裹足不前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于改革以后中国金融制度的形成与演变，现有文献已经较好地解释了国有经济与国有金融之间的内生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积累的矛盾，特别是通过“体制内产出”和“金融补贴”两个概念深刻地刻画了我国改革以来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但是我们认为，渐进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用金融部门的高成本来维持体制内产出这种低效率高风险的增长方式，而在于用从边际上成长起来的“体制外”部门来逐渐取代“体制内”部门，从而真正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补贴”不应该仅仅是对于过去发展的一种成本付出，而应该是换取中经济未来的一种手段。换言之，我们通过付出大量的“金融补贴”来支持“体制内产出”，这对于我国渐进转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必须把民营部门的成长纳入我们的分析框架，通过“体制内产出”—“金融补贴”和“体制外增长”—“融资困境”这两对概念的比较分析，才有助于认识我国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内涵。在文章中，我们还通过引进一个“税收补贴”的概念来完善对于民营部门金融困境的解释框架。
二、国家主导与自发的市场推进：金融制度的演进逻辑
(一)关于中国金融制度演进的研究综述
城市管理工作应当坚持的四个逻辑 篇6
首先是把握制度定型的逻辑。五中全会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要求之一就是：“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这就要求我们大力推进城市管理领域各方面的制度建设，使相关的制度基本完善起来，并形成比较完整的制度体系。在城市管理领域，有不少方面制度缺失。例如，诚信缺失的惩戒制度就亟待建立。有一些市民不遵守城市管理的制度规范，其行为得不到有效惩戒，于是制度规范的效能就大打折扣。应当把一些失范行为纳入市民的诚信记录体系中，用诚信制度加以约束。再例如，完善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制度体系，通过制度体系使市民能够自觉自愿、方便快捷地参与到城市管理之中。
其次是把握发展规律的逻辑。五中全会指出：“各级党委必须深化对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管理领域有很多的规律需要我们去认识和把握。比如，城市人口变迁有自身的规律。城市人口的增加除了自然增长的原因外，与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有密切关系，一般而言，公共服务质量越高的城市，就越容易吸纳更大的人口。要解决“城市病”，很重要的就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再比如，城市文化发展存在着客观规律，这就是随着市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其文化消费会进一步加大。应当大力发展城市的文化设施，满足广大市民的文化需求。
第三是把握人民主体的逻辑。五中全会指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要求我们做好几方面的工作：要以市民为中心开展城市管理工作，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和管理，都要立足于改善市民的生活状况，增进市民的福祉；要更加广泛地听取市民的意见和建议，努力做到在城市管理工作的各个方面与广大市民多协商；要维护好城市管理领域的公平正义。
第四是把握修补短板的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向五中全会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多次谈及短板：“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议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十三五’规划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必须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的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在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短板。谋划‘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全力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城市中国的逻辑 篇7
1.1 研究背景
对于南京城市历史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从考古和历史文献整理以及历史地图复原的角度进行研究, 包括南京大学蒋赞初先生的《南京史话》, 马伯伦、刘晓梵等的《南京建置志》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的有南京大学教授姚亦峰所著《南京城市地理变迁研究》等;从南京古城格局的角度研究的有东南大学阳建强教授的《南京古城格局的独特魅力与保护延续》以及东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尹超的论文《南京古城空间格局保护研究》等。
然而目前对于南京城市演变和发展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 例如还不能对历史地图进行量化分析、研究成果与城市发展的现状难以整合、城市核心区域的考古发掘还是片段性的、还不能全面揭示南京城市的历史格局。
1.2 城市历史空间的逻辑
城市空间变迁的研究要探明历史空间表象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图式。本文是对南京的历史地图以及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 采用划分空间文化层的方式, 从而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 将历史地图在现代地形图上重绘, 进而对具有代表性的南京历史空间进行解析, 以寻求南京历史空间演化的空间逻辑。分析成果可以作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信息基础, 并可以成为具体地块城市设计及建筑设计的参考依据。
2 基于城市空间格局与山水格局的南京城市历史空间的分层研究
2.1 空间分层的依据
对山水格局与城市空间的分层有两个依据:1) 南京历史人口变化。它反映出历史上南京的毁灭—重建过程, 城市在每次重建后都形成了新的模式, 城市空间变迁的逻辑就隐含其中 (见图1) 。2) 山水格局的变化。自远古以来, 南京的山水格局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直接影响了城市空间格局的生成与发展。
2.2 南京城市空间的分层研究
2.2.1 历史分层一: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时期
一般说来, 早期城市的选址多出于军事及政治目的, 对自然山水的依赖便是如此, 如此自然山水就成为城市空间的要素之一。越城、冶城与金陵邑都依山傍水而筑, 沿秦淮河布置是充分考虑到军事需要。此时的南京城除山岗丘陵以外其余地方均水网密布, 是典型的“江南景观”, 而作为人类生活空间的城市完全依附于山水形势。
2.2.2 历史分层二:六朝—隋唐—宋元
在这个时期, 南京城市建设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高峰, 魏晋以来盛行一时的道家思想成为此时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之一, 促进了城市与山水格局的互动发展。
六朝时期的建邺城和后续建康城处于钟山一系列余脉所形成的半圆山系以及秦淮河半圆水系中, 面向聚宝山 (雨花台) 和牛首山。这一环形山水, 满足了六朝城市在军事、经济、社会及文化方面的发展。原先作为自然水系的青溪、运渎和潮沟等都已经过人工修整, 成为人工景观的一部分, 具有特殊的文化意境。城市空间已经不再依附于自然, 山水格局则成为城市空间的组织部分, 二者的互动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南唐的金陵城传承了这种互动趋势。城市因规模扩大中心南移, 又强化了在南京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外秦淮河的人文化进程, 但同时也逐渐出现一些互动“过度”的现象, 如青溪下游由于南唐城市建设而被堵塞。
2.2.3 历史分层三:明—清
这时南京城市建设达到一个历史巅峰时期, 明都城将周边山水尽数囊括其中。明代南京外扩范围达200 km2左右, 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山水城市。这使城市空间格局呈现出明显的控制山水环境的意图。
明代南京城还延续了古代“事死如事生”的传统, 进一步强化了城陵一体的城市空间, 使得城市与山水格局的发展交相辉映, 都城空间的皇家文化意义得到提升。明南京所开创的大山水格局一直影响到现代南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
2.2.4 历史分层四:民国时期
整个清代及民国初年的南京城仍然在明初形成的框架基础上发展, 但空间格局与自然环境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此时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已影响到中国的城市建设。1928年～1929年的“首都计划”不仅是当时中国城市规划的一个典范, 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空间结构并与山水格局产生了“过度”的互动, 如中山路建设时切断了鼓楼岗与北极阁山系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 由于林荫大道的规划建设, 又使得城市空间与山水格局的互动以新的方式体现出来。此时期的空间格局与环境之间也形成了新的互动关系, 为现在南京城市“山—水—城—林”格局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南京城市历史空间与自然山水圈层的互动关系
在南京, 城市中心始终游移于不同规模山水格局的中心位置, 且处于不断地重建—毁灭过程:社会变革使得重建成为城市转型的一种基本状态。这种重建是城市历史空间变迁的动力, 并通过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而表现出来。从南京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越城开始, 城市空间就选址于内层山水之中, 至南唐时金陵城才突破内层山水的限制, 开辟了中层山水中的外秦淮河。而明南京的大山水结构则将三层山水圈层全部并入, 奠基了现代南京的基本格局。三层山水圈层 (见图2) :内层山水:钟山余脉各山脉——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鼓楼岗、五台山和清凉山等一系列低矮的山丘、内秦淮河等;中层山水:外秦淮河、雨花山、护城河、玄武湖、红山等;外层山水:钟山、牛首山、燕子矶、幕府山、长江等。
4 结语
城市空间的逻辑性主要由秩序性逻辑——具有动态性和可变性、方位性逻辑——空间发展方向和程序性逻辑——空间演化进程三个方面所构成。城市的空间具有坐标系, 所谓空间坐标系在城市发展演变中表现出来就是城市空间文脉的发展, 而城市空间变迁就是坐标系中的回归曲线, 其中空间主体可以作为反映演变进程的坐标轴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 城市空间变迁的逻辑研究是城市空间文脉研究的组成部分, 是梳理文脉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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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海鸣.六朝都城[M].南京:科学出版社, 2002: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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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阳建强.南京古城格局的独特魅力与保护延续[J].城市规划, 2004, 28 (12) :41-46.
[5]尹超.南京古城空间格局保护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城市中国的逻辑 篇8
1 智慧城市发展模式的层次划分
智慧城市根据地域特点可以划分三个层次, 即国家、区域和市域。
不同的国家, 其经济文化以及社会资源等等之间都存在着差异, 这就决定了智慧城市发展模式的建立必然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对于智慧城市的建设, 国家层面主要体现为总体的规划, 通过将指挥城市的发展规范以制度的方式建立起来, 对于智慧城市具有实行约束力, 并树立制度的权威性, 对于智慧城市的建设具有宏观调控的作用。
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建立在区域层面上, 其主要体现为城市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这也决定了其在发展模式上, 依据城市管理和运行机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比如, 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模式, 智慧城市的治理是以市民为中心的;以法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欧盟模式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之上的, 所以智慧城市的建设以欧盟委员会统筹规划, 各个欧盟成员国发挥各自的特点;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模式, 则是以政府为主导, 将建立构成智慧城市的各项元素发展起来, 其主要是建立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之上。
市域层面的智慧城市发展, 是根据城市所具备的条件不同, 在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上也会选择不同的模式。比如, 当信息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的时候, 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就会建立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之上。各种虚拟城市, 数字城市等等成为了诸多城市发展建设的目标。比如我国的北京建立起“城域网”, 主要向用户提供各种公开信息;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 为了便于信息的传递和简化服务流程, 建立了北京数字城市。
2 智慧城市发展模式逻辑架构
智慧城市, 不是单纯的“数字城市”的简单升级, 而是建立在城市信息化的基础之上, 以民生需求为核心的, 城乡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过程。通过网络化管理, 将先进的信息技术与先进的城市经营服务理念进行有效融合, 通过对城市中的基础设施、基础环境以及与城市中的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 通过多方位的数字化、信息化技术进行实时处理和充分利用, 使城市的治理与运营更为简捷、高效、灵活。创新技术的应用与安全、环保的服务模式, 让现代城市更安全、健康地向未来发展。智慧城市发展模式逻辑架构如下图。
2.1 智慧城市的主体要素
智慧城市发展的主导者是政府, 其作为城市发展的领导者, 承担着城市规划建设以及管理的责任。在城市市场化运作的过程中, 要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就需要将市民的力量充分地发挥出来。智慧城市的建设, 除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之外, 还要注人文气息、观念意识等等, 城市居民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使用者和消费者, 其文化素质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 并成为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必要条件。
2.2 智慧城市的资源要素
基础设施和应用性服务是构成城市资源的两项基本要素。智慧城市的建立, 就意味着物联网技术的普及。城市环境有网络服务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为市民的生活提供了诸多的便利。然而智慧城市并不是单纯的“数字城市”的简单升级, 而是建立在城市信息化的基础之上, 以民生需求为核心的, 城乡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比如, 贝尔信所提出的智慧城市, 是对新一代智慧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 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和模式识别技术、大容量智能存储技术、智能感知和自动语义识别及统计技术、新型计算机图形技术、多媒体图像表现技术、高倍压缩传输高清格式视频图像技术、3DGIS实景建模和虚拟现实技术、目标识别和自动跟踪技术、结合已有的网络信息化技术、有线与无线网络组网和传输技术等。
2.3 智慧城市的环境保护要素
智慧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建立城市的自然生态平衡, 以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需要各种能源, 这是它的生命所在。居住在城市中的居民, 通常都习惯于应用科学技术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让一切行动都顺畅、通达, 让自己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单方面的欲求导致了城市一步一步地趋近崩溃的边缘。智慧城市的理念则是, 让城市中的居民与城市的规划之间互动起来。城市可以提供给居民日常所需, 但是不可以奢求, 同样, 居民也要在自己获得周到的服务的同时, 为城市做出一份贡献, 那就是控制自己的欲望, 不要过分索取。在倡导低碳生活的今天, 节约能源, 并不断地开发新能源, 成为了智慧城市发展的主题。比如, 在城市电能的使用上, 通过感知器以及自动跟踪装置, 能够随时检测出电能的使用状况。将电能的配置结构优化, 以保证电能使用能够灵活调配,
2.4 智慧城市的社会管理要素
“建设智慧城市, 创新社会管理”是2011年为国际城市论坛年会的主题。社会管理, 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整个社会的运行过程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为了促进社会系统的协调运转, 相应的管理部门要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统筹管理。几乎城市中的所有的因素都包容在这座智慧城市中, 有公共设施, 有基础设施, 有人类生活的环境, 还有自然资源, 城市资源, 能源、企业、经济和金融、社会民生服务等等都经过了数字化处理, 让城市公众可以享受到信息资源。社会管理被提到了城市管理的日程上面来, 它已经成为了建设智慧城市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3 总结
综上所述, 智慧城市是建立在知识城市的基础之上的, 其发展模式中的各项要素相互作用, 形成了推动城市发展的综合体系。如果说知识城市是一个有目的地鼓励培育知识的城市, 那么, 智慧城市则是在战略上执行一项有目的地鼓励知识培育、技术创新、科学研究和提升创造力, 来推动知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
摘要：智慧城市是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 以研发、技术、智慧创造出来的新产值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科学治理城市, 使城市更趋于合理化发展。智慧城市发展模式, 是将各项要素建立起内在的关联以形成综合逻辑架构。本文针对智慧城市发展模式——综合逻辑架构进行研究。
中国改革的真正逻辑 篇9
改革的现实出发点
有一个认识是, 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 既得利益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壮大而壮大, 且很顽固, 于是改革就难了。但每个国家在每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 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问题是, 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特别顽固?
我的看法是, 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 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 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 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出现过一些超级大公司, 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 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 完全靠“看得见的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 那还是差十万八千里。
其实, 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都在互相比赛一件事情, 那就是纠错能力。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前提是决策要对。改革无非是系统性纠错。在一些关键领域不继续推进改革, 很多社会矛盾会连锁爆发。浏览最近的新闻, 一些负面事件让人心情沉重。这些事件反映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 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
以过去的经验推断, 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 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有某种间接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补贴到农户头上的还不算多, 但总量已不小。这对粮食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 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麻烦, 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土地转让权, 即土地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联系当下经济形势, 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 上山容易下山难, 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 但往下行时, 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搞改革, 难以摆开架势做最优的顶层设计, 因此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
怎样降低“超级国家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 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 重新界定财产权利。
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为什么对产权界定有感悟?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1980年, 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了一个农村研究小组, 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农民来说, 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的第一幕。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56年下半年, 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但当年那个主政的县委书记李云河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 遣返老家务农。包产到户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 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 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 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 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 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说明, 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 (产权与合约) 的意义。
200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土地承包法》, 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 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 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 “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 让人想起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我们可以说, 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 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一个合约?可是, 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清楚地界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 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 通常是模糊不清的。在中国的现实中, 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是不能分开的。
合约可经由再合约得到调整, 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 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 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套经由合约界定清晰产权的办法, 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 进而扩展到城市, 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述, 但邓小平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或许有人认为, 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这种批评轻视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 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都寸步难行。甚至, 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邓小平始终坚持一点, 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实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 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 但有了自科斯以来的经济学发展, 我发现, 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 包含着具有广泛适用性的道理, 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真正的秘诀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而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 则是基于重新界定产权对经济活动绩效带来的影响。
科斯与邓小平的“会面”
科斯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 是将交易费用引入了经济学分析。诚如他本人所言, 这固然算不上经济学高深理论的“创新”, 却“引起经济学理论, 至少是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结构的彻底变革”。在科学上, 从完全意识不到交易费用的存在, 到可以清楚地假定交易费用为零, 再到进入对“正交易费用世界”的研究和分析, 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层面。
正是交易费用的存在, 使得形形色色的交易规则、合约及其履行、组织、制度安排——或如科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演讲时统称的“生产的制度结构”, 成为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科斯把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学分析, 也就要求正统经济学理论分析制度的建立与运行, 发现作为限制条件的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一来, 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之后逐渐收窄的视野——核心部分甚至是仅关注价格决定的价格理论, 就得以重新扩展, 成为包括分析产业、市场、企业和其他组织、政府与国家, 以及一般的在制度约束下所有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 才是“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科斯经济学首先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力。这或许是因他提出交易费用概念的论文, 研究的是企业的性质, 经验基础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里的公司;他把交易费用假设为零, 并以此为台阶走向正交易费用的世界, 经验基础则是西方国家法治下侵权判案的司法实践。
当科斯的名字刚刚为中国人所知时, 中国的现实世界里既没有发达公司, 也缺乏法治传统, 也就是没有深入理解科斯经济学的经验基础。但科斯经济学包含另一个重要内容, 不易引起西方读者注意, 却引起中国经济学家和读者的高度关注。在那篇论述企业性质的著名论文里, 科斯问:在价格机制协调资源配置的市场里, 为什么存在靠权威下达命令来组织运行的企业?答案今天众所周知: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 通过形成一个组织, 并允许某个权威 (一个“企业家”) 来支配资源, 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科斯又问:既然企业可以节约市场运行成本, 那么, 是不是企业越大, 节约的交易费用越多, 经济就越有效率呢?如果废止了市场交易, 经济运行是不是就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了呢?科斯的回答是, 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同样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这是因为, 市场运行不免费, 价格机制不免费, 企业连同企业家下达命令、行使权威的协调方式, 也不免费。这就是科斯命名的“组织成本”。组织成本的存在, 限制了所能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的大小和范围。
在不经意间, 科斯就划清了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界限。简单地说, 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也是一种企业理论: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企业内的计划、权威和命令就扩大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权威与命令。由于不受企业组织成本的制约, 覆盖全局的权威、计划和命令再也无须为市场交易留下任何空间, 交易被消灭了, 交易费用自然也就消失了。
这样看, 中央计划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都出现明显的缺陷:前者完全意识不到计划、权威、命令的成本, 后者则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晰的概念。唯有科斯冷静地告诉我们, 那对立的两极共同思维方法, 是无视真实的成本限制。
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 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 而是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因此, 中国改革的出发点, 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 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的问题。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 (科斯) 离开了“看不见的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 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协调机制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 (邓小平) 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 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 就是改革的中国!如果科斯教授与邓小平真的有机会谋面, “他们可能会相互欣赏”——我大胆推断。
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其实, 唯有在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端, “交易费用为零”才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设。这是因为, 当市场交易被消灭时, 再也无所谓交易费用。经济付出的是另外一种成本, 即全盘经济的指令出错、资源遭遇错配的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
科斯分析的含义是, 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接近于零, 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这恰恰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征。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国家超级公司”的理论洞察力, 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这样看, 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 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 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
中国在实践中走出来的改革路子, 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 可以在科斯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 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 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 经济还是会因此而增长。在真实成本限制下, “用一个合约代替一系列合约”所能带来的节约是有限度的, 一旦超出限度, 得不偿失, 那就不妨试试“用一系列合约代替一个组织”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已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教条支配的社会科学的试验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分权改革中解体, 但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还充斥市场之中, 与私人产权、合约和企业一起参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简洁的概念来看, “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还有许多组合, 并都在继续发生变动。因此, 价格机制的范围、企业的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的边界, 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人们更喜欢称之为“中国奇迹”, 也刺激了理论家们的胆量, 以至于任何一种猜测出来的因果联系, 都可声称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不过, 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 我们可能还需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的了解, 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 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所以我的观点是, 正是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 才使中国有机会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综合起来, 早已存在的成本优势, 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 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 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 制度成本的大幅降低, 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中国改革的真正逻辑 篇10
有了自科斯以来的经济学发展, 我发现, 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 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 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 我们还要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了解, 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改革的现实出发点
现在有一个认识是, 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 既得利益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壮大而壮大, 并且很顽固, 于是改革就难了。但是, 每个国家在每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 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问题是, 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特别顽固?
我的看法是, 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 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 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 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出现过一些超级大公司, 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 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 完全靠“看得见的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 那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 谁还能随便改一改呢?所以, 这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 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大词汇”当头, 一动就触犯了制度底线, 既得利益就特别顽固, 难以触动。
其实, 世界上的各种经济体制在互相比赛一件事情, 那就是纠错能力。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 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前提是决策要对。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在一些关键领域不继续推进改革, 很多社会矛盾会连锁爆发。
浏览最近的新闻, 一些负面事件让人心情沉重。这些事件反映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 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
一个国家粮库, 一次过火就是几万吨存粮。以过去的经验推断, 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 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 到农户头上的还不算多, 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的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 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麻烦, 是为两难。出路之一, 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土地转让权, 即土地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 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 上山容易下山难, 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 但往下行时, 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 现在搞改革, 难以摆开架势做最优的顶层设计, 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 将派生出更多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难改的体制。本文所讨论的是, 目前形势下, 中国继续搞改革的逻辑。
怎样降低这个“超级国家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 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 重新界定财产权利。
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我为什么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1980年, 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了一个农村研究小组, 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农民来说, 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话剧的第一幕。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56年下半年, 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但当年那个主政的县委书记李云河, 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 遣返老家务农。
包产到户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 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 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 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 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 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 就采取哪种形式, 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说明, 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 (产权与合约) 的意义。
2002年, 全国人大通过了《土地承包法》, 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 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 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 “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 让人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我们可以说, 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 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 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清楚地界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 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 通常是模糊不清的。在中国的现实中, 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是不能分开的。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得到调整, 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 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 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套经由合约界定清晰产权的办法, 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 进而扩展到城市, 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述, 但邓小平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或许有人认为, 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这种批评轻视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 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都寸步难行。甚至, 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
邓小平始终坚持一点, 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实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 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邓小平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
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 有了自科斯以来的经济学发展, 我发现, 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 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 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或者准确地说是开放下取得的高速增长, 真正的秘诀, 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而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 则是基于重新界定产权, 对经济活动绩效带来的影响。
科斯与邓小平的“会面”
科斯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 是将交易费用引入了经济学分析。诚如他本人所言, 这固然算不上经济学高深理论的“创新”, 却“引起经济学理论, 至少是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结构的彻底变革”。在科学上, 从完全意识不到交易费用的存在, 到可以清楚地假定交易费用为零, 再到进入对“正交易费用世界”的研究和分析, 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层面。
正是交易费用的存在, 使得形形色色的交易规则、合约及其履行、组织、制度安排——或者如科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演讲时统称的“生产的制度结构”, 成为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科斯把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学分析, 也就要求正统经济学理论分析制度的建立与运行, 发现作为限制条件的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样一来, 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之后逐渐收窄的视野——核心部分甚至是仅仅关注价格决定的价格理论, 就得以重新扩展, 成为包括分析产业、市场、企业和其他组织、政府与国家, 以及一般的在制度约束下所有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 才是“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科斯经济学首先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力。这或许是因为, 他提出交易费用概念的论文, 研究的是企业的性质, 经验基础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里的公司;他把交易费用假设为零, 并以此为台阶走向正交易费用的世界, 经验基础则是西方国家法治下侵权判案的司法实践。
当科斯的名字刚刚为中国人所知的时候, 中国的现实世界里既没有发达的公司, 也缺乏法治的传统, 也就是没有深入理解科斯经济学的经验基础。但科斯经济学包含另一个重要内容, 不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注意, 却引起中国经济学家和读者的高度关注。在那篇论述企业性质的著名论文里, 科斯问:在价格机制协调资源配置的市场里, 为什么存在靠权威下达命令来组织运行的企业?答案今天众所周知: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 通过形成一个组织, 并允许某个权威 (一个“企业家”) 来支配资源, 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
科斯又问:既然企业可以节约市场运行成本, 那么, 是不是企业越大, 节约的交易费用越多, 经济就越有效率呢?如果废止了市场交易, 经济运行是不是就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了呢?科斯的回答是, 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同样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这是因为, 市场运行不免费, 价格机制不免费, 企业连同企业家下达命令、行使权威的协调方式, 也不免费。这就是科斯命名的“组织成本”。组织成本的存在, 限制了所能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的大小和范围。
仿佛在不经意间, 科斯就划清了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界限。简单地说, 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也是一种企业理论: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企业内的计划、权威和命令就扩大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权威与命令。由于不受企业组织成本的制约, 覆盖全局的权威、计划和命令再也无须为市场交易留下任何空间, 交易被消灭了, 交易费用自然也就消失了。
这样看, 中央计划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都出现明显的缺陷:前者完全意识不到计划、权威、命令的成本, 后者则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晰的概念。唯有科斯冷静地告诉我们, 那对立的两极共同思维方法, 是无视真实的成本限制。
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 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 而是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因此, 中国改革的出发点, 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 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的问题。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 (科斯) 离开了“看不见的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 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协调机制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 (邓小平) 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 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 就是改革的中国!如果科斯教授与邓小平真的有机会谋面, “他们可能会相互欣赏”——我大胆推断。
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其实, 唯有在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端, “交易费用为零”才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设。这是因为, 当市场交易被消灭时, 再也无所谓交易费用。经济付出的是另外一种成本, 即全盘经济的指令出错、资源遭遇错配的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
科斯分析的含义是, 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接近于零, 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这恰恰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征。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国家超级公司”的理论洞察力, 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这样看, 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 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 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
中国在实践中走出来的改革路子, 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 可以在科斯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 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 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 经济还是会因此而增长。
在真实成本的限制下, “用一个合约代替一系列合约”所能带来的节约是有限度的, 一旦超出限度, 得不偿失, 那就不妨试试“用一系列合约代替一个组织”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教条支配的社会科学的试验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分权改革中解体, 但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还充斥市场之中, 与私人产权、合约和企业一起参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简洁的概念来看, “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还有许多组合, 并都在继续发生变动。因此, 价格机制的范围、企业的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的边界, 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人们更喜欢称之为“中国奇迹”——也刺激了理论家们的胆量, 以至于任何一种猜测出来的因果联系, 都可以声称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不过, 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 我们可能还需要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的了解, 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 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中国价格”的制胜逻辑 篇11
西方企业对价格战避之唯恐不及，认为这种“行业非理性”对所有卷入其中的企业都将是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对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降价行为感到不可理喻。
中国企业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只要降价是销量和利润增长所必需的，它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加入价格战。过去10多年来，中国企业在家用电器、个人电脑、移动电话和汽车等领域都发起了多次价格战，许多企业因此跃升为市场霸主，不仅赢得了领导性的市场地位，而且提升了利润。
两个经典案例
彩电业 1996年初，中国的彩电市场高度分散，生产企业超过130家，平均每家企业的销量不超过12万台。这些企业多数运营低效，没有规模经济，在当地市场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因此，企业欲扩大销售额，通过进入新市场或采取并购手段取得规模经济的运作空间很小，此外，当时彩电业是个两极市场，国外品牌占据高端市场，相比本土品牌享有20％的溢价，在中国市场(特别是城镇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而本土品牌虽然质量和国外品牌相差不大，却在低端市场相互竞争。
由于通过橫向和纵向流动以增加销量的机会都很小，到了1995年末，本土彩电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1996年进口关税下调，小屏幕彩电从60％降至50％，大屏幕彩电则从65％降至50％，这给中国彩电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价格压力。此外，跨国公司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潛力，纷纷到中国投资设厂，扩大产能。据估计，如果这些公开宣称的扩张计划全部施行，两年时间内这些企业将为中国市场年均增产1000万台彩电，届时国外品牌将全面占领中国市场，当时一家全球彩电企业大胆预测，只要它在3年时间内向中国投资30亿美元左右，就能摧毀长虹。
长虹是当时中国最大、效益最好的本土彩电企业，拥有17条生产线，其产能至少是国内第二大厂商的两倍，它同时也是许多彩电元器件的最大生产商。作为一家在当地高度垂直整合的公司，又地处欠发达地区四川，长虹相比其他国内厂商享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和最高的利润率，其净利润率约为20％，远高于国内竞争对手。
尽管如此，长虹还是苦于市场份额无法继续增长。1995年末1996年初，长虹开始考虑换一种思路。在访谈了一些定价专家，在许多地区作了大量的市场调查，并对返回的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后，长虹高管一致认定，价格战是实现市场领先的最佳选择。
一方面，价格战可使那些规模小且效益差的国内对手进退维谷，它们如果跟着降价就要遭受严重的利润损失；如果维持高价，就会失去可观的市场份额，无论如何，它们都将在没有当地政府帮助的情况下勉力维持生存。当时中央政府施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地方政府已不可能再给予它们财力支持。
另一方面，大幅降价也将使国外对手陷入窘境。如果它们作壁上观，市场份额将被长虹侵蚀；如果加入价格战，它们高端市场的销量就会锐减，利润率下降，而且低价还将破坏它们的品牌形象。此外，跨国公司任何剧烈的价格变动都需获得母公司的批准，决策过程十分漫长。因此，长虹预期它们至少在初期不会跟着降价。
长虹发动价格战的信心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1996年初，中国彩电业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大降价将激发出彩电业的强劲需求，而长虹是当时第一家在国内上市的彩电企业，享有较高的品牌认知度，在本土品牌中也有高品质的品牌形象。
一旦价格战打响，长虹还有许多其他优势。1996年初，长虹有大约100万台的彩电库存。同时，作为本土最大的彩电生产商，长虹已和彩电业一些关键元器件供应商结成了紧密联系，这些供应商能为长虹扩大生产提供支持。
长虹进一步分析后认为，价格战要奏效，并不需要很大的降幅。由于降价前和国外品牌就有20％的价差。因此只要降价10％，长虹就将和国外产品拉开30％的价差，此时许多本土厂商将无利可图，而长虹当时的利润率是20％，完全承受得起。于是在1996年3月26日，长虹打响了价格战，宣布对所有的17～29英寸彩电降价100～850元，降幅为8％～18％不等。
价格战的发展基本不出长虹所料。最初，大部分本土厂商选择观望。直到6月6日，当时四大本土厂商(康佳、熊猫、SVA、牡丹)的康佳才跟着降价20％。跟随者反应迟缓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对此毫无心理准备，不知如何反应；二是低估了价格战的影响，因为当时市场高度分散，不同品牌在不同地域分别占据主导地位；三是许多国企尤其是熊猫和SVA，其彩电单台成本较高，利润率很低，无法承受8％～18％的降价幅度，熊猫当时正准备1996年5月在香港上市，它和牡丹都指望政府干预长虹的“非理性”行为。
有些本土厂商则迅速作出了反应。TCL当时是一家中等规模的电视机制造商，它在4月1日首先作出回应，宣布对彩电让利200～300元；另一家中等规模厂商厦华也宣布降价10％。不过由于产能约束和关键元器件供应短缺，它们只对小屏幕电视降价。
国外厂商正如长虹所料，没有跟随，例如，索尼和松下都决定继续据守高端，专注于质量和功能。
价格战使长虹大量曝光，对销量产生了积极影响。几个月后，长虹总体市场份额从16.68％窜至31.64％，25英寸彩电从20.76％增至45.25％，29英寸则从14.37％增至17.15％。一些快速跟随的中等规模厂商如TCL和厦华，市场份额均增长了2％以上。而许多销售额低于20万元的小企业则遭受了巨大的市场损失。1996年1～3月，在全国最大的100家百货商店中，共有59个本土品牌的彩电在销售，到了4月，只剩下了42个。在价格战中，这些小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了15.19％。而那些没有跟随的大企业中，熊猫的市场份额从7.6％降至5.8％，SVA从5.5％降至2.6％。
国外品牌也未能幸免于难。降价前，进口产品与合资企业产品占了64％的市场份额，本土品牌共占36％；价格战后，1996年底本土品牌的市场份额增至50％左右。1997年，中国彩电前10大畅销品牌中本土企业占了8个，其中最畅销的长虹、康佳、TCL分别占了35％、15％、10％的市场份额，国外品牌只有索尼和飞利浦进入前十，各占
5％。这样，长虹发动的价格战颠覆了中国彩电市场的格局。
微波炉业 1996年8月至2000年10月，格兰仕共发动了5次价格战，从而成为世界最大的微波炉厂商(表1)。
1995年，微波炉在中国还处于消费初期，只有2％不到的城市家庭拥有微波炉，当时微波炉是奢侈品，年销量大约是100万台，利润率高达30％～40％，吸引了众多市场进入者——1995年全国已有28家本土生产企业，1996年则达到了116家。
格兰仕1992年进入该市场，到1994年共生产了10万台微波炉，占10％的市场份额。而通过吸引全国各地人才、从日本购买先进的生产线、有效的市场进入战略(如成功进入了中国最重要的微波炉市场上海)，以及对市场的快速响应，到1995年，格兰仕的市场份额达到了25％。
当时格兰仕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惠尔浦一蚬华，这是1995年由惠尔浦和蚬华合资成立的企业，惠尔浦为控股方。P996年初，格兰仕和惠尔浦一蚬华各占25％的市场份额，远高于其他竞争对手。但相比惠尔涌一蚬华，格兰仕更聚焦市场，拥有高效的决策流程。而惠尔浦在1994年末才进入中国市场，而且它在中国四个城市和当地企业建立了合资企业，生产四个不同的产品——微波炉、空调、冰箱、洗衣机，因此无法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微波炉市场。此外，惠尔浦一蚬华的所有决策都要由惠尔涌中国总部、惠尔浦亚太区和美国总部层层批准，决策流程通常要几个月。
不过，当时大多数格兰仕高管反对价格战，倾向于维持现有的高价模式，当时格兰仕正处于良性发展的轨道上，作出价格战的決定并不容易，不过却有很多支持理由。首先，中国相当一部分家庭正准备厨房现代化，有意购置微波炉，格兰仕估计大幅降价将使销量翻一番。其次，格兰仕为了将来的可持续发展，有意重组行业格局。格兰仕副总俞尧昌回忆说，第一次价格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将那些规模小、效益差的企业边缘化，同时阻止更多的新进入者。最后，当时格兰仕已在市场上建立了成本优势，价格战可增加格兰仕的市场份额，而销量增加又可使格兰仕在生产、销售、配件采购上实现规模经济，从而降低单位成本。格兰仕自信可使单位成本的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价格下降的幅度。
在实施价格战的前两个月，格兰仕让生产线每天24小时三班倒，以便储备足够的产品，1996年8月，格兰仕发动了第一次价格战，对一些主要产品降价40％，全线产品平均降幅20.1％，有些产品降价幅度比现有的毛利率还大。格兰仕选择8月发动价格战，此时是微波炉销售的淡季，通常微波炉厂商的生产和销售规模都较小。
格兰仕降价之举被媒体广泛报道，零售商对此热烈欢迎，因为这有助于它们提升商店的顾客流量，销售更多的其他产品。价格战期间，许多零售商甚至愿意接受格兰仕产品8％的利润率，而不是通常的20％。竞争对手则对价格战束手无措。大多数小企业没有快速作出反应，它们认为格兰仕只是在以低价倾销过多的库存，而格兰仕的主要竞争对手惠尔浦一蚬华正如所料，反应相当迟缓。
降价的结果超越了格兰仕的预期。1996年底，格兰仕市场份额由25％升至34.5％。降价前，格兰仕的毛利率近40％，降价后，格兰仕销量约增加了200％，平均单位成本约降低了50％，净利润也显著增加。即使是那些降价幅度高于毛利率的产品，由于成本的显著降低，降价后也仍然盈利。
这次价格战的巨大成功让格兰仕相信，精心策划的价格战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而言都是可行的。1996年10月到2000年10月，格兰仕又发动了4次价格战，每次降幅均在10％以上，甚至高达40％，结果每次销量均增加了100％～200％，平均成本降幅在30％～40％，因此，格兰仕在市场上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
价格战实施分析
当然，长虹和格兰仕的案例并不能说明价格战万试万能。在中国，也有企业因为草率地发起了价格战而深陷困境，并给整个行业带来了灾难。不过，在合适的情境下，一个精心策划的价格战完全可能成为一项有效的营销策略。
增量保润分析(IBEA) 价格战发起企业只有在其产品销量得到有力增长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短期收益。可以用“增量保润分析”(图])来分析企业降价后，至少需要多少销量增长才能提升利润，前提是销量的增长会使该企业的边际成本发生变化。
例如，即便格兰仕将其平均产品价格降低40％(△p=40％)。销量至少需要增加多少才能盈亏平衡?由于降价前格兰仕的平均毛利率约为40％(cm＝40％)，预计降价将产生规模效应，使单位成本下降30％～40％(平均△c=35％)，将这些数据代入公式中可得△q=90.5％。这表明，如果降价40％后，销量增加了90.5％以上，格兰仕就可获利。格兰仕充分预测了竞争对手的反应后认为销量将增加100％(实际增长了约200％)，因此，发动价格战有利可图。
哪些地方最可能发动价格战从IBEA可以看出，如果其他条件相同，△q较小的企业更易于发起价格战。换句话说，如果销量不需要增长很多就能从降价中获益，企业将更愿意发动价格战。
在公式中，如果cm增大，△q将减小。这意味着，如果当前的利润率高，则企业的销量不需要增长很多就能从降价中获益，该企业将更愿意参与到价格竞争中。这说明：第一，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通常那些高利润率的行业会发生价格战。中国彩电业爆发第一次价格战时，该行业有很高的利润率，并供养了一大批效率低下的厂商，当第一次价格战在微波炉行业爆发时，该行业也有较高的利润率和大量的进入者。事实上，中国后来所有的价格战也都发生在高利润的行业，如家用电器、个人电脑、手机、汽车等。第二，在同一行业中，那些利润率较高、成本较低的企业，更愿意发动价格战，如长虹、格兰仕。
因此也就不准理解为什么中国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时往往会发动价格战，中国企业拥有成本优势和有利的汇率。对他们来说，海外市场都是高利润的市场。
此外，随着△c的增加，△q总是减小。也就是说，在规模经济效应显著的行业，价格战更可能爆发。在这些行业中，企业都希望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中国价格战频发的行业都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事实上，即使在西方，价格战也会在一些有显著规模经济的行业中周期性地爆发，如电脑、电子产品及航空业。△c的增加会使△q减小还表明，在一个行业内，当其他条件相同时，最善于利用规模经济的企业更易发动价格战并从中获利。长虹和格兰仕即是如此。
而当企业进入一个全新的市场时，由于市场调研、渠道建设、
广告投入等形成了大量固定成本，因此它也有扩大规模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中国企业在进人海外市场时，为了提高市场份额而采取攻击性的定价行为也就合乎情理了。
最后，公式表明，一个更大的△p将产生更大的△q。表面上这种关系只是表明大幅降价需要销量的大幅增长以平衡盈亏，但它还反映了价格战与产品差异化的关系。在产品高度差异化的行业，需要大幅降价才能使客户从一个企业转向另一企业，此时除非企业确信大幅降价能使销量大增，否则它们不大可能采取这一手段。事实上，中国的价格战几乎总是发生在产品高度标准化、几乎无法进一步技术创新和质量改善的行业。例如，长虹彩电质量和国外品牌相差无几，但国外品牌有20％的溢价，长虹只需降价10％就足以吸引顾客，使其不选择外国品牌，这都促使长虹下定决心发动价格战。
实施要诀 企业的销售量q与其行业总需求Q及该企业的市场份额s有关，即q=sQ，进而△q=△s+△Q+△s△Q，因此，企业可通过市场份额或行业需求的显著增长达到盈亏平衡的销量。例如，如果△q需要增长20％才能盈亏平衡。此时即使市场需求的增量△Q=0，只要△S>20％，也可满足要求。
企业发起价格战时，要尽可能增加市场份额，以下几点值得考虑。
1原来市场份额较小的企业比较容易扩大市场份额，而市场份额很大的公司降价就不利。因此，很难看到在市场份额上占统治地位的企业发动价格战。
2价格战要择机而动，当竞爭对手不能也不愿作出迅速回应时，价格战的发起企业可有效地构建分销渠道，占领新的市场。长虹和格兰仕都在仔细考虑了竞争者的可能反应后，选择了恰当的时机打响价格战。
3即使预期竞争对手会迅速跟进降价，价格战发起企业只要比竞争对手拥有更多的存货，在市场份额的占领上仍可领先一步，因此，企业可通过增加库存、扩大产能、优化物流等举措预先作好价格战的准备。
4价格战可将一些规模小、效益差的企业挤出市场，也有利于其他企业扩大市场份额。拥有众多这样的小企业的行业是爆发价格战的沃土。中国有许多这样的行业，西方却很少，因此中国的价格战要多于西方。而中国企业在多次价格战的历练中也认识到，要将这些低效企业驱逐出市场，并不需要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艰苦战争，大幅降价的“震慑行动”(shock andawe)就足以收到效果。以此观之，也就不难理解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时为什么要大幅降价30％～50％，而非10％～20％，因为在可承受的降价幅度内，降幅越大，震慑效果越明显，从而市场份额的虹吸效应也越大。
当然，价格战并不必然带来市场份额的上升，△q的增加也可以通过△Q的增加而实现。例如，即使企业的市场份额保持不变(△s=0)，但由于产品价格下降激发了购买需求，市场的总需求量Q增加，△Q>0，从而△q>0。微波炉、彩电当时还不是生活必需品，因此价格的明显下降可激发出巨大的购买需求。
如何应对价格战
《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于价格战的被动方而言，如果能遏制竞争对手从价格战中获益，就能制止它们发动价格战。从IBEA看，如果能迫使竞争对手的△q抬升到足够的高度，以至于无法达到保持盈亏平衡所要求的销量，那么对手就无力发动价格战。
另外，如果价格战“势在必行”，企业也不应消极防守。运用IBEA分析，如果使自己处于一个整体需求量上升(△Q)有利的地位，并发现自己获得新市场份额(△s)的独特优势，企业也可立于不败之地。
价格战并不神秘，也不是中国市场特有的现象。当然，中国目前拥有较独特的商业环境：市场高速增长，每个行业都拥有数量众多且成本结构差异较大的企业，具有规模经济的新行业不断涌现。因此，中国企业更容易从价格战中获利，而西方市场比较成熟，通过价格战来获利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企业更多地依赖多样化的营销战略来获取竞争优势。
城市中国的逻辑 篇12
出版时间:2014年7月1日
城市化有没有普遍规律?中国城市化是尊重世界规律, 还是以“国情特殊”为由, 置普遍规律于不顾?中国当前为“国情”量身定制的土地、户籍制度已造成经济、社会双重结构扭曲, 体现为贫富差距巨大、贪污腐败等严重后果。那么, 中国有什么理由不踩着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脚印, 通过发展内生型城市化, 越过重重陷阱, 实现民富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