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市主义中国

新城市主义中国（通用8篇）

新城市主义中国 篇1

新城市主义对中国的城市规划设计有哪些启迪？

——对新城市主义创始人Peter Calthorpe 先生的电话访谈

2004年3月4日早上8时，我们在《国外城市规划》编辑部拨通了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Peter Calthorpe 先生的电话，Peter Calthorpe 先生愉快地接受了编辑部的访问。这时正是

美国西部时间3月3日下午4时。在这次访谈前，编辑部向读者征集了有关“新城市主义”的问题约20条，并把它们转达给了Peter Calthorpe 先生。考虑到时间限制，访谈时我们把这些问题做了一些精炼，当然，Peter Calthorpe 先生基本上对读者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在今年第一期的《经典茶座》拦目中，我们已经对Peter Calthorpe 先生作了介绍，并摘录了他关于新美国梦的一段论述。这里，我们再补充一些背景。从1993年以来，Peter Calthorpe 先生一直是新城市主义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为推广新城市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利用他的规划设计事务所，Peter Calthorpe Associates，把新城市主义的理论变成了实际项目。新城市主义大会把这些项目的共同特征用市民可以理解的语言归纳为以下：

1、没有院墙，有人行道，棋盘式而不是树状的道路网，与周围社区、城市和环境有良好的联系；

2、土地使用不是单一功能的，即不只是居住，不只是办公，不只是购物，而是混合的；

3、有一个街坊中心，每户人家都能容易和安全的去那；临街建筑使人有安全感、友好感；

4、有市民活动场所；

5、最后，是一个“冰棍”试验，即考察一个八岁的小孩是否可以自己骑车去买冰棍，看看他是否需要与汽车战斗。以下就是这次访谈的记录。

Q: “新城市主义” 已经在中国时髦几年了，甚至成为开发公司出售小区住宅或写字楼时的品牌。请你给“新城市主义”下个精确的定义，好吗？

P: 在美国，“新城市主义” 是指两件事。第一件是可以步行的社区（Walkable Community）。在美国人的眼中，可以步行的社区是个稀罕事；而在中国人看来，可以步行的社区太平常了。第二件是“多样化”(Diverse)。多样化是指“新城市主义”的社区应该包容宽泛的年龄组、不同类型和收入水平的家庭，同时，多样化也意味着“新城市主义”的社区应该在工作岗位、住宅、商店和社会活动方面具有多样性。这样，多样化既与人口相关，也与土地使用相关。可以步行和多样化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没有多样化，我们就不会有可以步行的社区；反过来，如果一个社区大到步行不可及的程度，那么，在步行可及的范围内的人口和土地使用一定是单一的。所以，这两个原则是相互依赖的。这只是一个简单扼要的描述。当我们在中国做项目时，我们感到中国人做的规划从根本上与“新城市主义”没有矛盾。他们考虑到了步行，街区和人的尺度。但是，问题出在那的建筑，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人的尺度。

Q: 你被认为是新城市主义的核心人物。作为你的理论根源，哪些现实问题影响和启发了你？ P：从提出新城市主义的概念到今天已经15年。从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的二十年间，美国城市蔓延所引起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尽管我们批判了城市蔓延，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正是为了解决美国城市蔓延问题，新城市主义提出了一套包括规划设计原则和设计概念在内的解决方案。新城市主义的价值就在于，它为阻止城市蔓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新城市主义提出了路网的概念，从步行距离出发去规划都市、街区和街区的各类活动。当时，我们向规划师而不是建筑师宣传我们观念。我们差不多用了十年的时间向开发商推广新城市主义的设计原则和设计概念。起初，开发商很难接受我们的观念，我们也不可能命令他们照此办理。现在，情况发生根本变化。开发商发现，使用新城市主义的设计原则和设计概念可以大大提高他们产品的市场价值。例如，最近在丹佛的开发项目证明，因为使用新城市主义的设计原则和概念，大大提高了住宅区的质量、开发的可行性和土地使用的多样性，从而使住宅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五。

Q：新城市主义是针对美国的郊区蔓延而导致的城郊发展失衡而产生的。而在中国，由于人口高度密集，过去几十年欠债过多，现实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旧城的疏散在相当长的一个段内仍然会是中国大城市需要完成的任务。与此同时，郊区化虽然已见端倪而且来势迅猛，但是并没有取代城市化的迹象。那么，你认为，新城市主义回归旧城的一系列原则和主张有适用范围吗？还是任何城市任何发展阶段普遍可以采用的？

P：我们认为，新城市主义既适用于不同的地方，也适用于不同的人口密度。我们有解决高人口密度的新城市主义，它们一般被用于城市中心；我们也有关于小城镇的新城市主义，关于村庄的新城市主义，关于邻里的新城市主义。在低人口密度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创造出可以步行的环境，安排多样化的工作岗位、住宅、商店和社会活动，让那里的居民得到一个殷实的生活环境。事实上，新城市主义已经在不同的规划层次上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新城市主义。我认为，新城市主义的原理具有普遍意义。一些人喜欢住在城里的高层建筑中，那里人烟稠密、生活方便、可以步行；另一些人乐于住在小城镇，那里人口相对稀疏。这样，新城市主义的不仅采取市中心的新城市主义的形态，也采取一般新城市主义的形态。我们也发现，在美国人的城市观中有两大特点，一是强社区中心，一是人的尺度。新城市主义致力于在社区设计中实现这两点。强社区中心意味着，让住在社区的人们可以在街上行走，在街上相会，相互解，同时，社区的居民具有多样性。这是人们真正指望的社区。中国的城市人烟稠密。人的尺度是新城市主义关注的另一方面。当你关注人烟稠密的城市形态时，不仅要关注人口密度和混合，也必须十分小心的注意街巷，注意步行者。即使在高密度的城市形态下，也必须注意人的尺度。如果你忽视了人的尺度，那么，你还会失去更多。

Q：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宽马路的问题，制定了减小马路宽度的政策。

P：如果你要减小马路宽度，你必须设计一个由不同等级道路组成的路网，以便道路畅通。观察传统城市的形式，你会发现每条马路承担的流量并不大，而且，更接近人的尺度。Q：就你的经验而言，新城市主义是否可以帮助中国避免在城市化过程中走弯路？ P：新城市主义的观念已经在中国有所应用。新城市主义也关注详细规划，例如，建筑怎样与道路相接，建筑的性质与尺度。你已经注意到，中国和美国的建筑一样现代，一样神奇。但是，你们真的需要开始注意人的尺度。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遍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把新城市主义的观念应用于中国高人口密度的城市形态是另一个挑战，同时，应该注意到，新城市主义可能是在中国规划低人口密度的城镇时的一个选择。Q：数百万的流动人口对于城市发展的格局也有很大的影响。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我想有着十分相近的情况。中国的流动人口已经形成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也提出了技术要求，你认为，在你的城市社区理论里面，是怎样考虑流动人口的问题的？

P: 你只要注意到洛杉矶的发展，你会发现，美国人许多年以来面对与你们同样的问题。洛杉矶有一千三百万人。当我们为洛杉矶作未来二十年的区域规划时，他们同样问我，怎样在那再安排数百万人口。过去二十年，洛杉矶的规划是糟糕的。它将影响今后两代人。所以，我想，洛杉矶的问题也会成为北京的问题。当我在写《区域城市》这本书时，我注意到北京已经有了一个交通网络，它把城市中心与城镇联系起来。另外，北京还有地铁和城铁，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当你在街巷层次上去观察北京的城市景观时，你会发现许多与新城市主义的规划设计原则和设计概念相悖之处。我想，新城市主义对街巷层次上的城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Q：你看到中国自行车很多，你认为中国应该提倡自行车交通吗？是否有必要为自行车研究特殊的道路系统？

P：我想，考虑到中国自行车的规模，中国城市的自行车的道路系统不应该向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样，建立专门的自行车道路系统。我想，那会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你们已经有了汽车道，人行道，火车道，它们既混合在一起，又各行其道。自行车的使用如此重要，所以，它有权力使用部分汽车道，而不一定建立专门的自行车道路系统。

Q：有人说，市场基本上决定了产品，或者说房地产决定了城市发展。到底是谁主导发展的趋势，政府还是开发商？在政府和开发商之间如何取得一致，美国有什么现实的经验吗？ P：我想，政府和开发商都必须参与城市发展。不能简单的鼓励一边而排斥另一边。政府的规划应当建立一个清晰明确的发展框架，建立标准，并在规划中留有余地，以便创造一个越来越好的城市。我认为，我们需要来自两边的压力，以形成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你可以想想世界城市中那些美不胜收的地方，例如，丹佛的市镇中心，纽约的中央公园，都不是私人开发公司所为。然而，最好生活的社区必然是开发商的杰出，因为他们需要以此吸引购房者。我认为，政府和开发商从不同的方向上在建设我们的城市。我们需要两种风格。

Q: 我们既面临着美国郊区化产生的功能单

一、通勤问题、能源污染问题，以及一定程度的阶层隔离，同时又似乎很难用回归旧城的方式简单避免。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前车鉴也无法遏制这种发展趋势。对此，你有什么好的见解？已有的理论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预先避免发展上的盲目性吗？

P:区域的规划设计与设计街区或设计小城镇相似，因为，我们同样面对是独特的开放空间系统。我对北京的区域研究甚少，但是，我可以推测北京已经没有足够的自然的开放空间了。我认为，区域规划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区域范围内保留若干关键的自然开放空间。这是规划师的责任。第二，设计区域时，我们面对一个巨大的人口规模，600万甚至于6000万。但是，当你把区域分解为一系列街坊、小镇、城市，每一个社区都有人的尺度。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600万人的环境中，而是生活在我们居住的街区或小镇中。所以，区域规划设计的另一个关键方面就是，把区域分解到人的尺度，然后再设计。

Q：你认为，新城市主义的规划设计原则和设计概念可能在哪个尺度上实现？ P：我认为，街坊、小镇和城市都要设计。新城市主义的设计不同于工程设计。工程设计，如交通工程设计，市政工程设计，开发设计把设计对象定位于一个层次上。交通工程设计考虑的是怎么样控制交通流量，市政工程设计关心的怎么样控制上下水流量，开发商注意他们的市场收益。新城市主义的设计则要求严密地考虑邻里、小镇和城市的方方面面。怎么样设计一个街坊，一个镇或一个区域是十分重要的。当然，目前美国的规划师或工程师并没有受到全方位的训练，他们难于考虑到新城市主义的设计所要求的方方面面。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城市设计师。他们理解工程、开放空间、交通和水的问题，他们也理解经济发展，理解发展的社会后果和发展的伦理问题。城市设计师的角色是把所有的设计方面缝合在一起。很遗憾，我们并没有训练这样的人才。我们有建筑师，规划师，市政工程师，交通工程师，但是，我们没有做缝合工作的城市设计师。

Q：非常感谢你对读者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最后，请你对你的中国同行说几句话，好吗？ P：我们在中国发现了许多种类的设计和设计方向，中国的设计是多样的，思想是解放的。我想，网络的观念是十分必要的，开放空间的网络，不同类型交通工具的网络，等等。下一个网络是场所的网络。我指的“场所”是一个地方，那里有这个地方的标志，那里有某种你记忆中的东西。地方标志、记忆中的东西创造场所。人们因此称那里是他们的镇子，他们的街区，他们的村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场所的创造是新城市主义的关键原理。为了创造场所，我想，我们需要把建筑师和规划师联合起来，致力于创造场所，面对创造场所和场所的网络的挑战，面对创造场所的技术的挑战。

P：我可以向你提一个问题吗？ Q：当然可以。

P：你们在中国看到了我的书吗？ Q：没有看到中文版的。

P：我已经出版了三本书：《可持续的社区：城市、郊区和城镇的新设计大全》（Sustainable Communities: A New Design Synthesis for Cities, Suburbs, and Towns），《下一个美国大城市---生态，社区和美国梦》（The Next American Metropolis），《区域城市：结束蔓延的规划》（The Regional City: Planning for the End of Sprawl）。你们今天提出的一些问题可以在我的书中找到答案。如果可能，我希望有人把它们翻成中文。

Q：非常感谢你的慷慨，我们一定努力去做这件事，让中国的规划师准确地了解新城市主义的规划设计原则和设计概念。

新城市主义中国 篇2

关键词：第六代导演,城市边缘人群,现实主义手法

近二十年来, 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多、城市经济发展迅速, 而这一片繁华的背后, 随之而来的却是城市的交通拥挤, 房价的居高不下, 失业率逐渐攀升, 同时人们私欲的膨胀和对“拜金主义”的膜拜也导致了一系列丑陋的社会现象产生。而在这躁动不安的城市中, 被称为“城市边缘人”的社会底层群体进入了贾樟柯, 张元, 王小帅等中国第六代导演的视线, 并成为了这些导演宣泄情感, 批判现实, 追求社会正义与良知的媒介。

一、第六代导演的定义

严格来说, 第六代导演实际上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 并没有特别精准的定义, 简单来说, 第六代导演就是指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提倡和运用纪实的拍摄手法呈现生活在城市边缘的社会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 并以此反思和批判当下——处于转型时期的城市所出现的社会问题的一批带有边缘性、先锋性、前卫性艺术风格的电影导演群体。这些导演以贾樟柯, 张元, 王小帅, 娄烨等人为代表。

二、第六代导演现实主义风格的体现

1. 在拍摄手法上擅长运用长镜头

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苏牧看来, 长镜头的创作方法不仅能够增加影片的真实感, 使影片更真实地表现生活, 还可以使电影影像减少剪辑所造成的人为的痕迹, 使影片更加自然。也就是说, 长镜头可以使影片具有纪实主义作品的美学特征和艺术魅力, 因此深受西方的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电影影响的第六代导演, 在他们的电影中选择运用大量的长镜头也就不足为奇了。如在贾樟柯的电影《二十四城记》中, 大量长镜头的运用, 使影片变成了一部类似于访谈节目的新闻纪录片, 而一段段相互间没有多大联系的访谈、对话, 更真实地展现了处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 城市中被边缘化的“小人物”们的起起落落和悲欢离合。娄烨在他的电影《苏州河》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大量的第一人称的长镜头, 那些随着主人公的视线变化和身体运动而不断变换、晃动的镜头在让观众了解、熟悉场景环境的同时, 也极大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

2. 从题材的选择上, 强调真实反映城市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

第六代导演的影片主人公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城市边缘人:或者是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小偷;或者是无一技之长的刚进城的农民工;或者是经营小本生意的下岗职工, 这些人都有共同的特点, 就是文化层次不高, 物质条件匮乏, 精神生活贫瘠, 挣扎于生存与毁灭的边缘。而影片的选题就是真实展示这些边缘人生活的各个环节。

在电影《小武》中, 贾樟柯以一种局外人的角度, 展示了一个小偷 (主人公小武) 的友情、爱情和亲情的丧失。虽然影片是在描述一个小偷的故事, 但是我们在影片中看不到过多的批判性镜头和画面, 甚至如果我们避开小武的身份不谈, 我们完全可以发现小武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但是在现实中, 面对友情、爱情、亲情的抛弃, 小武迷惘的眼神和无奈的表情让人在同情之余更产生了一种改造社会的理想和动力。

3. 故事情节安排上, 凸显第六代导演的现实主义风格

第六代电影里的故事内容大多是关于城市个体的生存状态和都市里的一些常见的琐事, 如《十七岁的单车>里讲述的是进城农民工寻找丢失单车的故事, 《小武》则讲述的是一个小偷的友情、爱情、亲情的丧失;故事线索大都显而易见, 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状态的普通民众人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故事的选题也大都开口较小;故事的主角没有辉煌的人生经历、显赫的身份, 都是些可以在身边找到的普通人, 主题思想也没有拔高到崇高人生的境界, 电影里记录的也都是主人公们普通的城市生活 (小偷的偷盗行为也并不少见) 。这些特征让我们不禁想起了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和《偷自行车的人》这样的经典电影, “同样以一种更贴近生活的现实的真实的视角来反映人民特别是低层人民的真实的生活状态, 以及人民生活中最迫切的现实问题, 给人带来更深的触动”。

4. 视听语言元素方面, 遵循了真实性原则

电影细节方面, 以贾樟柯电影《小武》为例, 大量非职业化的演员和山西临汾方言的使用给影片带来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在服装、道具的选择上, 也都尽量符合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穿戴, 加上摄影机位采用了甚少移动的平视视角以及运用了大量的冷色调画面, 成功地营造出了一种近乎于纪录片的氛围。

声音方面, 第六代导演通常选择把现场音原封不动的记录下来并且通片使用, 噪杂的现场音虽然没有太多的艺术美感, 却能给观众带来原汁原味的生活体验。画面选择上, 导演大都运用第一人称或者第三人称的角度去拍摄镜头, 要么给观众一个亲身经历片中主人公生活的机会, 要么就用局外人的眼光, 冷眼观看主人公的喜怒哀乐。

三、第六代导演的现实主义风格电影的发展方向

在经历了20年的发展后, 第六代导演的队伍不断壮大并与仍然光彩夺目的第五代导演和崭露头角的新生代导演一起成为支撑中国影坛的一股重要的力量。与第五代导演注重写意和新生代的新黑色幽默不同, 第六代导演独特的纪实主义风格电影填补了文化解禁以来中国电影史的空白, 而且由于他们的电影在选题上关注和反思、批判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在表现手法上凸显的浓郁的现实主义风格, 和影片中富含的对人性的深刻解析让第六代导演在国际上屡屡获奖、声名鹊起。但是过分强调电影的真实性记录性, 选择性的漠视影片的娱乐性和市场性, 导致大量观众的流失和票房收入不佳, 出现了“叫好而不叫座”的现象, 于是一部分导演开始向主流和市场靠拢, 注重影片的故事的曲折和情节的冲突, 在坚持现实主义风格的同时, 兼顾了影片的娱乐性和趣味性, 这样既赢得了观众也获得了业界的好评。

四、结语

综上所述, 第六代导演的现实主义风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不仅仅表现在题材上大多选择城市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 还表现在他们叙事风格以及拍摄手法的现实主义倾向上。第六代导演之所以有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是与他们成长的年代和环境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他们有着和同龄人一样的对城市生活的焦躁、忧虑以及更加沉重责任感, 于是第六代导演在用平等的视角记录普通人生活的同时, 也将他们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表达了出来。

参考文献

[1]饶军, 生存还是毁灭——中国“第六代”导演现状与前景浅析[J].电影评价, 2007年24期

[2]苏牧, 荣誉[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年, 187, 190

新城市主义中国 篇3

本文首先从理论角度出发，分别介绍管理主义时期与企业主义时期的城市特性，以及随之而来城市转型期对国家所带来的冲击，最后以“欧洲心脏”布鲁塞尔为例，阐述其在欧盟的不断“入侵”下所带来的城市变迁及存在的矛盾冲突。

一、管理主义城市管制

城市管理主义概念的雏形最早可追溯到Ray Pahl（1970）在《谁的城市？》中所提及的关于城市社会及空间结构的约束理念。尽管他在书中没有明确用到“城市管理主义”这个表达方式，但将城市的发展局限于一种约束，实则已隐射出城市在管理主义时期所具有的政府管制、制度约束等特性。在William（1978，p236）的研究中，城市管理主义的自然性是与特定权力间所存在的关系及与城市属性、经济和社会结构有着紧密联系，其重点性在于它的政治表述；学者Leonard也指出，城市管理主义与那些掌控资源和设施且对其具有分配能力的机构和官员是极其相关的。

明确地说，在管理主义时期下所管制的城市，局限或束缚于一种强而有力、自上而下的政治体系，其财富的获取大多通过国家层面的资源分配，旨在提高该地区人民的生活福利。在该体制下，创新、多元化群体对城市发展的作用非常有限。

二、企业主义城市管治

1960年，去工业化活动将欧洲众多工业城市推向后工业时代。随后的经济萧瑟更是在此基础上造成大量人员失业及各国财政压力。为拯救萎靡中的城市，欧洲各国开始摒弃传统的自上而下福利分配模式，转而采用从国际贸易市场吸引自由资本以发展地方经济的城市治理策略。相比管理主义时期以地方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为宗旨的城市发展制度，企业主义下的城市治理则更倾向于推动地区本身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先前的政府寡头管理逐步被多元主体治理取代，界限分明的公私两部分也因合作衍生出新的公私伙伴关系。城市本身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仅在整个国体框架下蓬勃发展，甚至跃出地域性的界限，置身国际平台以吸引全球性流动资本。

Harvey（1989）表示，让城市成为企业主义治理有四种策略：一是生产；二是消费；三是控制；四是分配，这四方面也是城市治理的特性。例如，Brenner就曾描述说，企业主义的城市涉及维度较多，一方面他们有相应属于城市生产基地的工业结构，另一方面，他们又有在空间维度上发挥作用的控制能力。去工业化时期的欧洲很多城市，正是通过提供多种对于跨国界生产前提的服务如交通、办公楼和人力来获取控制作用，促使衰败的经济得以复兴。

城市，在跃出本国地域界限成为世界城市的同时，开始取代国家在全球经济平台上作为资本增长点的角色。拥有不同经济消费、控制或生产能力的城市逐步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一张层次分明的城市体系网。正如Lizieri（2009）所述，基于Wallerstein世界体系的核心思想，纽约、伦敦和东京这些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著名世界城毫无疑问地占据了这张世界城市网的核心位置；多伦多、迈阿密等城市则位居其二；其他的例如新加坡、香港等则处于该网络的边缘。然而，在城市跨越出国家这个范畴的同时，不少全球性的元素相继涌入。例如，跨国公司及相关机构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选址将带动新一轮资本的流动，使地区间的自由资本得到重新分配。

三、城市转型下国家政体重构论述

如果把国家看作一个整体，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它不仅拥有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利，还容纳了一系列形色各异的行政机构及社会组织。在管理主义时期，国家成为资本积累最好的竞技平台，同时也是各种资源、设施及社会福利分配的主要决策者。不同的政策将衍生不同的政体管理系统、社会阶层结构及人民权利限度等。然而，自1960年后期爆发福特危机后，原本在国家层面的集中权限被分散化，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跃升，例如国家到欧盟；另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交付，例如国家下放权限到地方。因此，去工业化时期国家层面的权限力度相对管理主义时期是非常有限的。这促使不少学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国家层面的权力已经被空心化、弱化甚至死亡，其主要理论依据为零和理论，即城市在权力上的崛起是以国家权力的衰败为代价。

当然，不少学者也秉持相反观点，如Brenner（2009）和Uitermark（2002）就更倾向于用国家规模或结构重构来代替国家权限的被腐蚀状态。尽管Brenner（2009）承认城市从管制到管治的转变将会使国家在全球资产及劳力控制和管理能力上有所减弱，但无论从政权还是资产积累的角度来看，国家的重要性依然是极其显著的。一些学者通过对欧洲部分国家例如爱尔兰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个观点。

此外，学者Brenner（2009）还进一步指出，一些全球城市发展的背后推手其实就是这个城市所在的国家。全球城市其实是国家的一种发展策略。这就意味着，这些全球城市的发展是由国家本身而非全球化效应所推动。举个例子，随着资产、物品及人力移动性的不断增加，一些国家开始倾向于大力发展固定资产如人力培训等，以吸引国际自由资本及资源的策略。当然，Lizieri（2009），Sassen（2002）等学者则认为世界城市的衍生是由全球化效应所造就。

新城市主义和社区邻里关系 篇4

新城市主义对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的启迪 ——新城市主义创始人Peter

Calthorpe（美）先生访谈录

作者：http:// 提交日期：2005-07-28 提交者：wauda

文章来源: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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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宽马路的问题，制定了减小马路宽度的政策。

Peter：如果你要减小马路宽度，你必须设计一个由不同等级道路组成的路网，以便道路畅通。观察传统城市的形式，你会发现每条马路承担的流量并不大，而且，更接近人的尺度。

叶：就你的经验而言，新城市主义是否可以帮助中国避免在城市化过程中走弯路？

Peter：新城市主义的观念已经在中国有所应用。新城市主义也关注详细规划，例如，建筑怎样与道路相接，建筑的性质与尺度。你已经注意到，中国和美国的建筑一样现代，一样神奇。但是，你们真的需要开始注意人的尺度。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遍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把新城市主义的观念应用于中国高人口密度的城市形态是另一个挑战，同时，应该注意到，新城市主义可能是在中国规划低人口密度的城镇时的一个选择。

叶：数百万的流动人口对于城市发展的格局也有很大的影响。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我想有着十分相近的情况。中国的流动人口已经形成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也提出了技术要求，你认为，在你的城市社区理论里面，是怎样考虑流动人口的问题的？

Peter:你只要注意到洛杉矶的发展，你会发现，美国人许多年以来面对与你们同样的问题。当我在写《区域城市》这本书时，我注意到北京已经有了一个交通网络，它把城市中心与城镇联系起来。另外，北京还有地铁和城铁，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当你在街巷层次上去观察北京的城市景观时，你会发现许多与新城市主义的规划设计原则和设计概念相悖之处。我想，新城市主义对街巷层次上的城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叶：你看到中国自行车很多，你认为中国应该提倡自行车交通吗？是否有必要为自行车研究特殊的道路系统？

Peter：我想，考虑到中国自行车的规模，中国城市的自行车的道路系统不应该像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样，建立专门的自行车道路系统。我想，那会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你们已经有了汽车道，人行道，它们既混合在一起，又各行其道。自行车的使用如此重要，所以，它有权力使用部分汽车道，而不一定建立专门的自行车道路系统。

叶：有人说，市场基本上决定了产品，或者说房地产决定了城市发展。到底是谁主导发展的趋势，政府还是开发商？在政府和开发商之间如何取得一致，美国有什么现实的经验吗？

新城市主义中国 篇5

张娟提出“精明增长”是一项涵盖了多个层面的城市发展综合策略，将城市发展融入区域整体生态体系和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目标中，提出“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发展模式及城市内部废弃地的再利用（Brownfield Redevelopment）等。

根据以上学者对“精明增长”思想内涵的诠释，笔者认为“精明增长”思想主要体现在：倡导土地的混合利用，以便在城市中通过自行车或步行能够便捷地到达任何商业、居住、娱乐、教育场所等；强调对现有社区的改建和对现有设施的利用，引导现有社区的发展与增强效用，提高已开发土地和基础设施的利用率，降低城市边缘地区的发展压力；强调减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环境污染来保证生活品质，提供多样化的交通选择，保证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间的连通性，将这些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交通方式，是一种较为紧凑、集中、高效的发展模式；“精明增长”同时还强调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的共同发展。

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理论的比较

3.1 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新城市主义的起源先于精明增长，但两者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得到迅速发展。由于两者的研究内容有许多重叠之处，如土地的混合利用、追求多样化、创建宜步行社区、公交导向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等，所以这两种理论存在许多的关联和互补，两者既拥有共同的目标，又在实施、研究角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互补，在深层次上，二者之间存在一些不同之处且互相补充：

在产生背景上，“新城市主义”运动的发起人是城市设计人员和建筑师；而“精明增长”概念的提出者首先为环境学者和城市规划师。

在实现途径上，新城市主义理念的实现主要通过市场运作，新城市主义实践从规划设计到实施都十分注重与市场的结合；精明增长则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引导性、限制性政策法规来实现。

在组织机构上，精明增长最有影响力的组织是“美国精明增长协会”（Smart Growth America）；而新城市主义，最有影响力的组织是“新城市主义协会”（Congress for New Urbanism）。

综上所述，精明增长和新城市主义一方面拥有共同的目标，即控制城市蔓延、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但另一方面，二者又从不同的角度来解决相同的问题（图1），具有互补性。

3.2 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理论的共识

3.2.1 城市蔓延

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论所要解决的均是城市蔓延问题，二者在基本原则上大同小异，都反映了一种紧凑型的城市空间扩展和规划理念。从起源时间上看，新城市主义比精明增长要早一些，且二者不存在“亲缘关系”，应该是由两条线索分别发展而来的。它们不是纯粹的“主义”或“理念”，而是混合着理念、原则、方法和政策的理论。

3.2.2 紧凑式发展

“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注重社区、街区、邻里等中等尺度的设计和规划，这种中等尺度与人的需求尺度是相吻合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新城市主义的批判是站在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上的，但它选择的却是回归传统的对策，反对低密度蔓延，主张紧凑式发展，倡导传统的社区邻里模式。

3.2.3 公交导向发展模式

公交导向发展模式是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论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TOD最早由新城市主义代表人之一彼得·卡尔索普倡导，强调在区域层面上整合公共交通和土地利用的关系，使二者相辅相成。一般来讲，TOD强调临近站点地区紧凑的城市空间形态，混合的土地使用，较高的开发强度，便捷、友好的地区街道与步行导向发展（Pedestrian Oriented Development，简称“POD”的环境。TOD分为城市型TOD和邻里型TOD.3.2.4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简称“UGB”）

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论都涉及一个相同的内容，即“不断增长中的大都市地区范围的确定问题”。而设定“城市增长边界”作为一种日益流行和富有成效的方法，可将开发控制在指定的地区内。城市蔓延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城乡边界趋于模糊。因此，如何清晰区分城乡边界、保护自然景观和农业区域是控制城市蔓延的核心内容。

对“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论的评述及其中国化

继新城市主义在美国获得极大的成功进而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流派之后，其设计思想也逐渐受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城市规划领域的重视，并继续产生影响。尽管如此，它也遭到了一些诘难与攻击。如David Harvey公开指责新城市主义的立场为“空间决定论”。David Harvey说道：“新城市主义聚集了许多说辞与政治力量，将对社区的怀旧的魅力作为治疗我们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城市病的万能药„„听命于虚构的过去来承载今天的重担”。

美国南加州大学Peter Gordon和Harry W.Richardson也认为，打算通过物质形态去获得解决郊区的遍地开花式的无序建设、种族隔离的加剧、收入差距的增加、生存环境的退化等问题的办法，未免显得过于单纯。

质疑新城市主义之“新”几乎是所有对新城市主义批评的共同点。新城市主义的批评者认为，新城市主义理念不过是一种对传统的怀旧，而王慧认为新城市主义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或许将来自于“汽车”问题和交通模式方面。

目前，美国有三分之二的州选择了“精明增长”。但对于“精明增长”，也有学者持异议。Song Yan和Gerrit-Jan Knaap利用GIS及特征价格法分析了“精明增长”的一项重要原则——土地混合使用对独户住宅价格的影响，得出“土地混合使用并不精明”的结论，并提出“事实上，精明增长和开发应谨慎选择土地怎样混合使用，确保混合不会得不偿失”。Millera，John S.和Lester A.Hoelh表示并不认同“精明增长”的口号，认为“没有一项实践需要精明增长的标签”，并建议“通过阐述精明增长的具体内容来强化社区参与”。

诸大建认为精明增长在理论上的不足体现在精明增长的外延还需进一步理清，在实践上的不足体现在精明增长的具体操作方式还需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测量和评估标准尚待统一，针对不同地区和城市人口、地理等特征应有区别地使用精明增长的管理工具。

对于“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中国化，唐相龙认为，植根于美国城市发展现状以及特定政治、规划背景下的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理论，若将其直接用于指导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发展，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因此，我们要明确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理论背景和成长环境，避免望文生义、生搬硬套。

必须承认，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核心理念均不能简单地被“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首先，应客观判定我国城市的发展现状。其次，应明确中西方城市成长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背景差异。最后，应区分美国城市蔓延动力与我国城市空间扩展动力之间的差异。

因此，笔者提出“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中国化建议：

①强化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积极开展城市土地内涵挖潜。资源浪费、用地紧张是我国许多城市的现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适当提高容积率和紧凑度，不仅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有效利用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而且还有利于建立各阶层混合居住的多样性社区，而这正是城市规划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体现。

②倡导生态设计，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新城市主义及精明增长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区域都是存在于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的。因自然环境的不同，每个城市建设都有各自的特性，当地的气候、植物以及周围的自然景色都会影响城市居民的心情和情感。因此，城市规划与设计必须充分针对原始的自然条件和自然特点，保护环境，倡导生态设计。

③将土地利用规划与交通系统规划有机结合起来，倡导“公交优先”。土地资源短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决定了我国不可能效仿美国城市“在汽车轮子上”的发展模式。“新城市主义”所倡导的发展有机的公共快速交通系统，倡导“公交优先”，促进城市的紧凑发展恰恰适应了我国的国情——这在我国规划界已达成共识。

④与地域文化相结合，提倡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论都强调对城市原有历史文脉、特色和传统的延续，新与旧、现代与传统要有机结合，一脉相承，同时还要有所发展和创新。另外，新城市主义提倡规划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建立完善的规划决策体系，为公众参与提供多种渠道，保证规划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避免造成失误，享有公共利益，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

新城市主义中国 篇6

新自力更生主义：农村对城市扩张的回应

张文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一

从1975年瑞典的哈马绍财团在联合国特别经济会议报告（《What Now》）中，第一次使用了“不同的发展”概念开始，“自力更生”便作为一个与“内生发展”并用的词汇开始被广泛关注与讨论。但是，遗憾的是自力更生与内生发展思想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过程中常常被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化理论所淹没，在很多后发型国家，这种思想更是被当作意识形态对抗时期的产物而束之高阁。在我国，这种“以人的基本精神与传统为基础，尊重发展多样性，重视‘社区’存在与自立”的内生发展思想，同样被以城市化为特征的经济开发思想及全球性资本的跨国开发潮所掩盖。与之相对应的景象是：随着城市的无限扩张，资源被高度集中在城市社区特别是大城市，与之并存的农村社区资源日益枯竭， “空心化”态势明显。而这种趋势与日本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非常相似，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分别提出“重化学工业向沿海集中（1962）”、“建设都市型日本（1969）”、“建设新干线（高铁）交通网络以降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1977）”、“开发工业园区吸引资本（1987）”四次开发计划，直接结果是“农村环境破坏和农村空心化”[1]，间接结果是大量投资导致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逐渐丧失。

目前，由于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受到全球贸易萎靡的影响， “城市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较低水平，城市化可以确保中国经济继续发展30年”的论调正在被新一轮的发展理念所接受。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事实是：在主要城市外围农村，已经开始出现以“拆迁抗争”为特征的“赤裸裸”的抵抗和“再建边界”为特征的“静悄悄”的抵抗，城市与农村的矛盾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抗争目前主要发生在那些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却还在积极推进城市化的大城市周围，与发达国家的自上而下的政策调整不同，其呈现出明显的自下而上的“内生自发性”特征，本文称之为“新自力更生主义”。

内生发展理论主要侧重于文化本身，指在社会变迁中由该社会的内部创造所引起的发展方式。英国莱斯特大学Lan Bowler认为，应加强对本土的强调来回应全球化的经济力量。内生发展意味着借助当地资源，发挥自我维持的一个过程并且没有依赖于国际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和国际监管机构制约的嵌入式发展。该进程已经被广泛用于探索区域和农村发展的均衡问题，也在此基础上对于农业内生发展做了更多的努力。农业内生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对本土资源的依赖、对发展的当地控制和本土发展利益的保持力，强调基于本土价值基础上的文化认同，并在本土发展优势上建立成熟的控制机制――自身边界维持，如此，本土资源为本土化发展提供再促进机制，即新的动力。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农村经济中心的Christopher Ray更多关注于区域身份，主张通过探索内生的或区域的发展活动和现代性反思的广阔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来寻找路径。他认为身份的主要来源是文化、历史或物质，指出区域身份建构的目的在于，在制订战略和落实到地方结构的过程中，外部力量可能会破坏本土化的良好社会经济基础，而该方法试图以提高本土化的意识作为发展政策和行动单位。无独有偶，目前在我国主要大城市周边发生的抗争运动正是这种本土化意识建构的一个现实版缩影。在城市化主导的经济发展理念的作用下，大城市外围农村首当其冲成为城市扩张的一线区域，而目前的政策虽然建议保护农民群体的利益，但是开发主义（或恐怖的经济主义）的势力远非农民能够抵挡。在此背景下，很多地区出现的.个体性抗争抑或群体性抗争都具有极其明显的自力更生特征。表面上看，这或许只是农民的一种利益维护行为，但实际上这是农民基于本土资源建构自身区域身份而试图维持自身发展进程的行动。

二

以中国目前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上海为例，其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本地农业人口向中心集镇流动和外来农业人口流入郊区特别是近郊农村，这一过程使得中国发达大都市的城市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路径存在明显差异： “进出互补模式”使得上海必须严重依赖外来人口实现发展，在城市周边形成了一个新的“裙带”，这里村落的本土性特征正在被日益强化，成为抵抗城市扩张的第一道屏障。(行政管理论文 )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互补”，濒临崩溃的村落文化边界正在“静悄悄”恢复并在强化。第二，这种文化边界的形成得到了“历史与物质”上的强有力支持，本地村民基于集体资产利益分配考量与外来人口进行的“地租交易合作”行动，使村落的行政和经济边界因利益而被强化，并正在使得某些行动更加具有集体属性。

首先，上海周边农村的人口流动过程与“城中村”的形成有所不同，不是相关研究中讨论的“侵入”与“排挤”的过程，而是“出”与“进”的自然互补过程。本地村民的迁出主要是在城市拉力作用下的职业性和行政性迁出，而外来人口的迁入正好补充了这种人少地空的局面，这一过程比较自然，没有发生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争夺资源的矛盾――这为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和“定住化”创造了条件。外来人口的进入主要是通过老乡关系到村落居住和劳动，他们作为“陌生人群”进入到日渐空心化的村落社会中，随着数量的增加和居住时间的延长，使村落因为人员外流而日渐衰退的传统文化惯习得以延续，并在“城市优位主义”的背景下强化了村落的新集体认同。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认为，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接触的经验，会促使外来人员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形成。由于本地居民的缺位及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之间的“地租依赖”关系的存在，致使二者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并日趋牢固，外来人员对传统的重视也在逐步唤醒本地居民的传统文化记忆。同时，外来人员由于群体性移人而带来的传统文化惯习的植入，也对村落新归属感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另外，外来人员的同乡背景下的“文化韧性”以及城市郊区这一空间局限，也使村落的认同感得以强化，并日益形成新的力量。

其次，李培林认为“村落的经济边界是基于经济活动和财产权力的网络和疆域，村落的终结往往始肇于经济边界的开放”；而笔者认为考察村落经济边界的存在与否，更多应该考察“农民个体间的交易活动”，这种交易活动与“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不同，更多强调交易媒介――货币化的土地。由于国家一系列关于宅基地及农业用地产权的规定，郊区农村目前还拥有土地和宅基地的农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资本”的“租借（给外地人）”将带给他们源源不断的收入，并且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通过“讨价还价”等手段抵御城市化的“开发”。而事实是这种“地租交易”模式可能使村落的经济边界得以长时间的维持。人们在这种交易的过程中都会理性地维持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希望以最低的价格保证生存空间的稳定，另一方面希望稳定的收益保证生活可持续。本地村民与外地村民通过交易活动的“最大化理性”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共同发挥了维持村落经济边界――货币化的土地得以长时间存在的作用。与此密切相关，目前，在上海郊区农村很多地方都无法推行村改居制度，即使是在已经高度城市化的近郊农村，很多还保持着村的建制，就是因为集体资产处置的障碍――这种障碍的产生正是因为村民基于“集体身份”的维权行动。在村民看来，集体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现实利益和潜在利益，他们甚至有目的、有计划地在维持这种身份，而这种基于主动性的整体维持，也成为村落行政边界得以维系的主要基础，并使得城市化再次遇到制度性障碍。

一次新城市主义小镇的设计实践 篇7

随着城市建设的步伐, 城市近郊由单纯的农田变成了开发的新区, 呈现的往往以大型社区为主, 配套缺乏, 活力缺乏。目前国内广泛建设的居住区, 主要采用的是前苏联标准设计和工业化模式的居住概念。这种居住区主要用建筑标准构件和模数原则来设计标准单元, 通过标准单元的组合拼接形成不同的居住单元, 最终形成居住区。它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 并且随着社会对居住条件改善的需求而逐渐不能满足市场要求。

反观国外, 在几十年的建设中也曾经历过类似的过程。二战后, 美国城市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美国8 600万个住宅单位中, 有2/3是带有私家花园的位于城市边缘的独栋房子, 大量居民搬迁到其中。由于这些郊区开发的建筑类别、形式甚至开发模式都极其类似, 使郊区呈现着由高速公路、购物中心、停车场、住宅小区、汽车车库甚至死胡同所充斥的景观。这种景观丑陋、缺乏活力, 并且由于迅速蔓延、郊区化和居住密度过低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环境和经济问题。由此, 美国设计界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反思, 并且以欧洲的历史城区和小镇的生活肌理为模本, 创造出美国新城市主义的小镇风格。

我们的地块有类似的特征。所以, 据此为蓝本, 开始了这个项目的设计, 希望能创造有活力的新小区模式, 能创造出一座“不一样的小镇” (见图1) 。

总体规划中我们尝试引入美国小镇中的几点特征:1) 适宜的组团规模;2) 不同城市功能的混合;3) 提供邻里交往空间。打破低、多、高层布局的界限, 充分利用原有地形, 沿江布置高层以利用优良江景, 沿路布置社区商业, 提供配套和休闲娱乐场所, 中间布置低多层组团, 这样的布置使产品进一步增值。空间设计以围合形式布局, 同一组团中同时布置低多层建筑, 同时出现连排, 双拼, 叠加, 洋房多种类型的居住形态和方式, 形成各自不同, 又错落有致, 空间层次丰富的组团 (见图2) 。

交通组织设计中, 主要入口设在城市道路的东南角。主要车行道将地块划分成13个组团地块, 车行系统在组团入口处截止, 分别进入各自的地下车库或私家车库, 做到人车分流。步行系统在组团入口抬高处的地面, 进一步界定人行景观区域。我们通过多重的天井、院落、空地、街角、绿化和景观设计创造出丰富的空间层级, 并通过街道的串接连成一个公共空间系统。

1) 家庭院落 (天井、内院) :家庭活动聚会的中心, 住宅私密活动空间 (见图3) 。

2) 聊天院落 (庭院) :两幢住宅围合成空间, 亲密的邻居交往, 朋友聚会的场所, 增加邻里与外界相互交流 (见图4) 。

3) 问候院落 (合院) :三幢以上住宅所围合的空间, 适合一些室外健身和儿童活动, 熟人、朋友之间互致问候的场地 (见图5) 。

4) 微笑院落 (邻里中心) :小镇的小型广场及一些主要的景观节点, 面熟却并不相识的居民微笑问候的活动场所。可以聚集人气, 带动整个小镇的生活氛围 (见图6) 。

从小区道路到自家门前, 经过公共、半公共、半私密、私密的空间序列, 由各级庭院和林荫步道构成整个步行系统。

户型设计中, 也抓紧庭院的主题概念, 进行了各种尝试:

1) 合院别墅。根据闽民生活习惯, 他们有兄弟亲戚住在一起的要求, 设计了强调邻里交往的合院别墅。由几户不同的连排或双拼别墅围成一个邻里的小院落。边户型加大进深, 进一步强调围合感 (见图7) 。

2) 空中别墅。在高层中, 为居民创造和低层同样的邻里交往空间。打破以往高层住宅的单调无趣, 同时可以优化小环境, 通风绿化等都得到改善。我们将3层局部挖空, 设计了空中庭院和空中别墅。在结构可行的前提下, 设计部分跃层房型, 户围成了空中庭院 (见图8～图11) 。

目前, 该项目已部分竣工, 一经推出, 就受到消费者青睐, 我们希望能创造出不一样的小镇, 不一样的生活。

摘要：从总体布局、交通组织、户型设计、单体设计等角度对别墅区设计实践进行了介绍, 就小区如何尊重自然环境, 创造新小镇风格的努力和探索进行了阐述, 以积累小镇设计经验, 为人们创造出不一样的生活。

关键词：新城市主义,小镇,街区邻里,庭院

参考文献

[1]Peter Kalz.The New Urbanism Toward An Architecture ofcommunity, 1994.

[2]扬.盖尔.交往与空间[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49-52.

新城市主义中国 篇8

【关键词】新城市主义；小城镇；规划设计

一、新城市主义理念的内涵

新城市主义作为当前流行的一种理念，更多是从城镇布局上进行改善，打造出具有传统意义和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的一种环境，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布局拉小人们之间的距离，让大家亲密度更高。从当前我国开展的新城市主义模式来看，交通成为最为核心的所在，按照交通的发展渠道对周围进行逐步的延伸，从而在空间距离上不断加大，让更多的人亲密结合在一起，不但可以拉近大家的距离，还减少了因为出行而带来的汽车污染，对于改善城市环境是非常有利的。

二、当前我国小城镇社区建设现状

1.传统小城镇社区的消解

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现状来看，许多小城镇在建设过程中往往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了城镇的长远化发展，只追求现代化而罔顾本身的特色，所以往往对城镇本身的价值造成极大的破坏，许多建筑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往往因为地区统一的规划而被拆迁，所以我们必须注意一些小城镇自身的特色，尽量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开展小城镇建设。

2.小城镇建设缺少规划

在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往往没有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这就导致城镇化在建设过程中往往是首先从农业入手，迅速的将农民转化为非农人员，农村也成为新兴的社区。我们必须注意到，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往往没有从长期发展考虑，在布局上和规劃上缺失，这些都极为不利于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健康运行。

3.小城镇社区规模较小

小城镇受到自身资源和交通多方面的制约，虽然在一开始可能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但是从长期来看往往会出现经济水平的衰退，这是因为小城镇本身的规模就制约了经济发展，特别是小城镇技术水平往往低于大中城市，所以在资源利用率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化，并且因为规模小而导致提供的就业能力和城镇机制都被限制，从而不利于我国小城镇经济的发展，起不到太好的带动作用。

4.小城镇社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差

小城镇建设没有稳定的财力支持，所以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着较大的不足，特别是在通讯和用电等方面，往往成为影响小城镇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明显提升，经济水平发展滞后。

5.社区管理混乱

在我国当前许多的社区管理中，往往存在着较大的管理漏洞。原有的居委会和新成立的农村委员会都可以对小城镇建设进行管理，当然，居委会是小城镇建设的主体，对于周围村庄的管理却往往缺失，所以在社区中往往存在盲点，一些卫生、建筑等等都没有得到严格的监管。

三、新城市主义在小城镇规划中的应用策略

1.柔化的小城镇边界设计

在对小城镇的边界进行设计时，往往需要让居民对设计认同，一些具有本地区特色的环境或者是资源需要规划到小城镇中来，一些必要的公共设备或者是大众活动区域要完善，这样建设才能具有层次性，让空间拉近大家的距离，提高大家对城镇规划的认同感。

2.适宜的小城镇尺度和中心设计

在进行小城镇建设时必须从小城镇的基本事实出发，不要照搬照抄一些大城市的设计方案，不然往往会导致小城镇建设出现很大的隐患。新城市主义在理念上对小城镇建设赋予了新的含义，街道必须具有非常好的层次感，将空间进行良好的分割，通过空间的混合使用将自然环境和建筑进行层次性的对比，让居民能够安居乐业，加强大家的交流与合作。

3.多功能混合和多样化的住宅设计

新城市主义不再是要求单纯的将资源进行充分利用，而是更多的将资源进行很合，比如说居民区和工作区域、商业区域等等都可以结合在一起，让群众能够融入到更多的生产生活中去，按照街道进行连接，通过发达的交通将更多的人连接在一起，让群众获得更大更广的平台。当前我国的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已经开始注重对城市规划进行统一，住宅和商业区域开始出现融合，在对居民的住宅进行设计时，往往会采纳更多居民的意见，让群众具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4.丰富的公共场所和开放空间的设计

当前我国的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对于公共场所的设计不再是简单的小广场，而是以公共场所作为核心，建设具有更高水平的建筑，一般是参照新城市主义的理念，将居民区的院子进行层次性的布局，一方面兼顾到居民的私人空间；另一方面还将空间分割出来供大众消遣。所以公共场所体现出较为丰富多变且开放的空间设计水平。

5.提倡多种出行方式结合的交通系统设计

新城市主义的理念中，更多的是注重小城镇在交通上的设计情况，基本上是步行，配备一些较为方便的公交系统。并且小城镇建设提倡的是将多种出行方式进行结合，一些公共设施要配备齐全，街道的空间要体现出层次性，这样才能让大众乐于步行玩耍。

6.尊重自然，提倡生态的小城镇设计

我国许多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往往只追求经济利益，导致本地区生态环境出现较大的破坏，这无疑对于小城镇的长期健康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城镇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不要牺牲自然来实现经济水平的提升，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所以在对住宅区进行改造时要注重交通、水源、垃圾处理等多方面的问题，建设具有生态效益的城镇。

7.结合地域文化，凸显个性

在我国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小城镇原生态的历史和自然资源，在保留这些具有特色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物的基础上对小城镇进行设计和改良。必须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居民的住宅和环境设计要遵循各方面的意见，让当地群众参与进来，打造成具有本地区特色的、具有文化底蕴的特色城镇，这样可以极大地提升小城镇未来长期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侯帮忠.浅析城市规划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J].民营科技.2012（02）.

[2] 蒋献忠.英国生态城市建设的经验与借鉴[J].江苏城市规划.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