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境责任的逻辑

城市环境责任的逻辑（共7篇）

城市环境责任的逻辑 篇1

一、审计师法律责任及研究现状

(一) 审计师法律责任

审计师因审计失败可能承担的责任形式有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而行政责任是我国审计师承担的主要责任形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审计师受到行政处罚是其被提起民事诉讼的必要条件。证监会是对审计师实施行政处罚的重要机关, 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机制及对审计师的行政责任认定是否科学有效, 直接影响着审计师是否承担其他法律责任。

然而, 现行法规的原则性及执法信息的不透明使得公众对证监会认定审计师行政责任的逻辑思路一直是雾里看花。

(二) 研究现状

Carcello和Palmros (1994) 对审计意见和诉讼的关系的研究认为, 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可以减少但不能消除诉讼的可能性;在破产前几年连续签发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会带来更高的诉讼驳回比例和较低的赔偿比例, 减少审计师最终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根据Rollins和Bremser (1997) 的研究, 如果监管者认为管理层蓄意错报或掩盖重大事实以至于这些错误与舞弊被发现的可能性非常小时, 只有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受到处罚;但是, 如果监管者认为公司报表中的错误与舞弊原本能够被审计师发现, 但审计师却没有发现, 上市公司和审计师都要受到处罚。Firth (2005) 的研究表明, 相比于客户报表中的披露不足, 由于客户重大虚假陈述导致的审计失败更容易使审计师遭到处罚, 而且涉及盈余的虚假陈述比涉及资产负债表项目的虚假陈述更容易导致审计师受处罚, 监管者认为审计师有责任识别并报告重大的、以交易为基础的、涉及盈余项目的虚假陈述。

以上国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大样本分析中影响审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各种因素。吴溪 (2007) 通过分析2003~2006年受到处罚的13例审计案, 发现审计师未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明显违反审计准则等“硬伤”、被审计单位的责任界定是监管者认定审计责任的重要判断因素;同时, 证监会在2003年之后对审计师的责任认定显著趋于缓和与稳健, 对审计师实施处罚的原因认定方面表现出了很强的选择性, 并不是所有的审计失败都认定审计师在其中承担责任。

以上文献为研究审计师法律责任的认定提供了有益借鉴, 而忽略个案差异及主观因素的大样本分析方法并不能对如何认定审计师行政责任提供清晰的分析思路;而且以上因素如何影响监管者认定审计师的法律责任, 上述文献缺乏理论分析和法规支持, 只是从统计抽样的角度进行了经验检验。

鉴于此, 本文以相关法规及证监会对审计师做出的处罚实例为研究线索, 采用归纳演绎法分析证监会认定审计师行政责任的逻辑思路, 从理论上阐明影响审计师承担行政责任的制度因素。

二、理论分析及逻辑推理

(一) 相关法规及处罚实例

证监会对审计师进行行政责任认定及行政处罚, 其法律依据主要有《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根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为上市公司出具文件的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事务所, 应当按照本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 对其出具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如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或者有重大遗漏的, 审计师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999年颁布、2004年修订的《证券法》规定, 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的专业机构和人员, 必须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 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 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审计师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05年, 《证券法》在上述条款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 增加了对审计师勤勉尽责的要求及无过错免责的规定。

上述法规表明, 审计师在执业时应遵守如下法律条款:一是按照执业规则执业;二是不得出具有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或者重大遗漏的审计报告。否则, 在无免责情况下, 审计师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 审计师所出具的报告内容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或者重大遗漏是导致其承担法律责任的重要因素, 也就是已有文献所指的虚假陈述 (刘燕, 1998;于守华, 2007) ;此外, 审计师在执业时是否遵守了执业规则、保持了应有的职业谨慎也是影响审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关键因素。

从1998年至今, 证监会已对39例会计师事务所及涉案注册会计师因违规签发审计报告做出了行政处罚。表1列示了证监会作出的针对审计师的部分处罚信息, 包括处罚决定书中列示的审计师的违规事项、违反的法规条例、证监会判定的证据及审计师的抗辩。证监会认定审计师的违规事项有两个方面:一是审计师没有遵守执业规则, 没有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或履行不到位, 未勤勉尽责, 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二是审计报告存在虚假陈述。并且, 受罚审计师在违规年份签发的审计意见多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但签发非标意见 (石家庄会计师事务所) 并不能为其免责。

相关法规及证监会做出的处罚实例均表明, 证监会在认定审计师的法律责任时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认定:一是审计师是否遵守了执业规则, 保持了应有的执业谨慎;二是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是否存在虚假陈述。但是, 上述法规的原则性规定及处罚实例所提供的信息并没有阐明以上两个方面在认定审计师法律责任时的主次关系及因果关系等。

(二) 理论分析

关于审计报告是否虚假的认定, 学术界和实务界尚存在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之争。程序理性者认为, 只要审计师遵守了独立审计准则, 出具的审计报告即是真实的审计报告;而结果理性者认为, 如果出具的审计报告与公司的实际情况不符, 即是虚假的审计报告。正如刘燕 (1998a;1998b) 所说, 这场争论背后蕴含着的, 实质上是独立审计准则在法律上的地位问题。即:审计师遵守了独立审计准则能否为其免责?在与监管部门的抗辩中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从审计活动的本质来看, 审计师执行年报审计业务遵守的首先是独立审计准则。在审计成本原则的约束下, 审计风险永远存在, 审计师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只能提供合理保证而不是绝对保证。由于审计的固有限制, 审计师即使完全遵守执业准则进行审计, 也未必能够保证出具的审计报告与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相符, 也即审计过程是真实的, 但结果是虚假的。谢德仁 (2000) 的研究认为会计信息只可能遵守程序理性;蒋尧明 (2004) 从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角度论证了对审计师虚假陈述的认定只能采用法律真实说 (程序理性) , 而不能采用客观真实说 (结果理性) 。

数据来源:根据证监会网站公布的处罚公告整理

其实, 不管是《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还是历次修订的《证券法》, 都没有忽视独立审计准则在审计师执业中应有的地位:从上述法规条文中我们就可以窥见一斑;证监会做出的处罚决定中也不乏对独立审计准则的援引;作为规范该行业的基本法规《中国注册会计师法》更是肯定了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从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过程看, 由中注协起草财政部审核颁布的独立审计准则是具有法律地位的执业标准, 法律赋予独立审计准则作为审计师注意义务判别标准的抗辩地位 (颜延, 2003) 。

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证监会对审计师实施处罚是由于审计师违反了相应的行政管理的规定, 包括独立审计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法》及《证券法》等。如果审计师遵守了独立审计准则的规定, 保持了应有的职业谨慎, 其执业行为就不构成违法, 因而就不应受到行政处罚。因此, 证监会将主要根据审计师是否遵守了执业规则而不是根据审计结果来认定审计师的虚假陈述行为及法律责任, 即应偏重于程序理性而不是结果理性。

据此, 我们推理如下结论:审计报告反映了审计师的工作结果, 审计意见也常常成为证监会调查审计师的线索, 因而受到处罚的审计师在违规年份签发的审计意见也多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但审计意见与审计师承担行政责任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证监会在认定虚假陈述行为及审计师的行政责任时主要根据审计师是否遵守了执业规则来认定。当审计师遵守了执业规则并保持了应有的职业谨慎情况下, 如果签发的审计意见与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不符合, 根据程序理性观, 审计师出具的依然是真实的审计报告, 因而不承担审计责任;如果审计师在执业时并没有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 或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 出具的审计报告与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不符合时, 审计师应承担审计责任。

由此可见, 审计师签发的审计意见与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不符是影响审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重要因素, 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审计师是否遵守执业、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既是认定虚假陈述的前提, 也是认定审计师是否承担行政责任的关键因素。

三、研究结论

本文根据相关法规及对审计师的处罚实例, 分析了证监会认定审计师行政责任的逻辑思路。审计师是否遵守执业、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既是认定虚假陈述的前提, 也是认定审计师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关键因素。同时, 我们发现在认定审计师是否遵守执业规则及保持职业谨慎的过程中, 虽然有相关法规可依, 但法规的原则性规定以及认定过程的专业要求导致证监会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从处罚实例也已看出, 证监会对审计师行政责任的认定从违规事项的认定到处罚信息的披露均呈现出不稳定性。

参考文献

[1]吴溪:《审计失败中的审计责任认定与监管倾向:经验分析》, 《会计研究》2007年第7期。

[2]于守华:《论我国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以会计信息虚假陈述为视角探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3]蒋尧明:《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审计研究》2004年第2期。

[4]颜延:《从注册会计师的注意义务看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 《会计研究》2003年第6期。

[5]Michael Firth, Phyllis L.L.Mo, Raymond M.K.Wong.Financial statements frauds and auditor sanctions:an analysis of enforcement act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5, 62.

智慧城市的设计逻辑 篇2

信息化是智慧城市的重要内容，社会对智慧城市的期望并不局限于信息化，而是要求城市具有整体发展的智慧。

战略视角

智慧城市的规划应该从战略决策开始，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整体战略保持一致。因此，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战略问题：城市的产业特色和文化特色，特色是城市的魅力所在，也是知识经济竞争力的增长点；适应知识经济的政策，核心是企业政策与人才政策，要为信息化企业创造足够的利润区，促进企业成长，保护创新者、投资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完善政府公共服务，明确地区政府改革与公共服务的重点，营造以人为本的服务性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通信基础设施改进以及环卫等公共设施建设政策都是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建设城市智能服务环境，根据城市整体发展战略和未来城市效率的需要，选择城市智能建设的方向和重点领域。

城市发展的竞争包含着产业、市场、人才、投资和发展机会的竞争，同时具有马太效应，资源会迅速向核心聚集，当一个地方取得成功后，就关闭了周边城市走同样道路的可能性。各城市产业发展规划的同构化，必然会大大降低规划的成功率。目前城市信息产业发展规划属同构性最高的领域，各地普遍在规划软件、服务外包、数字内容产业、互联网产业、物联网等热门产业，缺乏创新。

规划与设计

目前，城市智能的总体规划仍存在许多难题，如智能工程项目的优选、资源的协调分配、项目配合方案的制定、项目运行机制设计等。

更多的城市智能应用应当在市场化领域，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为智能服务市场繁荣创造政策环境，要依据地区的资源与项目的价值进行选择，成熟的领域先启动，项目的成功率、可持续、可积累才是最重要的。规划一方面要完善政府业务自动化和数据资源的整合与开放，另一方面要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到智能服务系统的开发建设上来，构建更多的城市智能服务系统，更好地为城市居民服务。

目前，城市智能系统可选择的管理模式包括政府、政府事业与非盈利组织、企业。政府运行机制的特点在于不计较当前经济利益，适合于管理没有当前经济利益的公共服务项目，缺点在于成本较高、项目的创新与改进能力弱、缺少有效的反馈改进激励机制；特许权运营与非营利组织模式的成本优于政府模式，更适合于需要大量专业知识的、带有公益性的智能服务系统，其创新能力与灵活性也优于政府模式，缺点是需要严格管理，要实现账务公开、外部定价等措施，实现管理政府资源使用公平，在反馈改进效率上仍不够理想；企业机制是最有活力的管理机制，优势在于有良好的效益反馈激励机制，最有利于创新与扩大再生产，是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机制，最大的缺点在于效率建立在经济利益导向的基础之上，难以在看不到明确经济效益的业务中发挥作用。

政府的导向作用

环境的改造建设不能突变，智慧城市也不能带来突变，规划需要平静的心态，不能总想跨越式发展。

1.做看得清、想得透的事情

目前信息化规划最大的风险是迷恋大手笔、总想走捷径的心态。城市的发展是梯度推进的，新技术应用的条件是梯度成熟的，规模效益因素会影响新技术在中小城市的推广效果，智慧城市的项目选择一定要注意地区的梯度差异，不能过急。

对于中小城市或经济规模不够大的城市选择慢一点的信息化步伐更加有利，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信息技术成本不断降低的趋势以及先行城市的创新成果来降低新技术应用的成本，取得更经济的成果。

信息化应用需要创新，但要注意创新的成本与成功率，创新的机会与成功率同样与城市规模、发展水平相关，不要迷信跨越式发展，选择适合本地区经济水平的信息化项目，让资金不浪费就是最好的跨越式发展。

2.设计发展生态

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作用不只是实施规划信息化工程，更重要的是建设信息化发展生态，使智慧城市建设具有可持续性。

影响智慧城市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政策与法律环境，政策要有效鼓励社会信息化应用和社会创新。企业是信息化创新的主要力量，政府需要经常反省相关政策，修改不利于信息化应用的制度，创造合理的利润区，让信息化企业茁壮成长。

智慧城市的本质是拥有创新活力的城市，城市的政策环境、文化环境、信息化设施都要以鼓励创新为中心。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主要作用是引导、示范、创造发展环境，长期的信息化发展离不开市场机制，政府主建的项目也要从可持续运营的需求出发选择恰当的管理模式（政府、企业、非赢利组织）保证业务的长远效益。

3.动员社会参与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发展工程，规划的重要任务是创造全社会对于智慧城市发展方向的共识，促进政府与社会合作，共同完成智慧城市的建设任务。

为形成社会智慧城市共识，信息化规划必须向社会开放，广泛吸收社会各界的建议，从公众利益出发，为政府与企业、公众合作创造条件。要把维护投资者利益放在重要位置，鼓励民营经济在城市信息化建设中发挥作用。

城市环境责任的逻辑 篇3

一、理解政府责任

政府责任的基本内涵及其本质属性, 决定了其不可能自发实现, 而一系列现实困惑促使人们不断去探求政府责任的实现逻辑。而对政府责任基本内涵与存在形态的理论认知, 是促成政府责任从观念向制度的现实转变, 并最终内化为政府属性的基本前提。

(一) 政府责任的内涵

尽管公共行政学界对政府责任的关注由来已久, 但关于责任及政府责任的解释从来没有定于一宗。如美国学者斯塔林认为, 行政责任的内涵主要包括六个要素, 即回应、公正、效率、法定程序、承担主体以及诚实[1]。我国学者张成福则把政府责任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政府责任指政府的社会回应, 即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 并采取积极的措施, 公正、有效率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狭义的政府责任主要指法律责任, 即政府机关及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 违法行使职权时, 所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2]。

笔者认为, 最广义上的政府责任应该包括五层含义: (1) 责任内容, 即所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 这是政府承担责任的基本前提; (2) 责任依据, 即政府所承担责任的法定或制度凭据, 这是责任的合法性基础; (3) 对责任的解释与说明, 即“为什么要这样作为或不能这样作为”, 这是责任的合理性基础; (4) 对否定性结果的承担, 即“没有正确的作为或不作为会怎么样”, 这是政府责任机制的运行要件; (5) 道德观 (责任感) , 即政府 (主要是指行政人员) 作为责任主体, 其“在主观上应该或决定如何作为”, 这是责任自律的伦理要件。

现代政府的责任内涵体现了伦理学、法理学、政治学和行政学等多视域的价值诉求, 并在系统层次上相应地体现为道德责任、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 (1)

(二) 政府责任的现实困惑

政府责任的实现不具有自觉性, 在公共权力的行使过程中, 如果缺乏刚性的制度保障和维护, 政府责任往往会被忽视、歪曲甚至践踏。因此, 尽管道德通常具有渗透一切领域的张力, 却往往被期望转化为制度或规则, 以便能够对公共领域产生更加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通常, 一种观念在获得人们主观上的普遍认同后, 会通过习俗、舆论、信念等方式得以传承, 但这种方式是柔性的, 并不具有强制性。对于那些肆意或无意中践踏这种“认同”的人, 除了借助精神上的压力 (或者至多是道德与价值观念上的谴责和唾弃) 之外, 抽象的“观念”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相比之下, 制度作为一种有组织的保障和固定程序的刚性力量, 理论上可以解决责任观念在实现过程中产生的上述困惑。制度是用于共同体内的、众所周知的、由人创立的规则, 它们抑制着人类交往中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 并无例外地对违规行为施加某些惩罚[3]。制度一旦被制定、颁布并生效, 就会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言行和内心世界的客观存在, 并往往以强大的物化力量 (如武装机构、权力部门等) 为支撑和后盾。个人可以不赞同它, 但通常不可以反抗它, 因为违抗和破坏的结果将不只是舆论的谴责, 更可能是物质利益、自由甚至生命的被剥夺。制度的这种特性, 使得一定的观念和原则能够依靠权力, 强制性地转化为规范加以推广, 并要求人们普遍遵守。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制度之所以被设计出来是因为被人们发现, 个体理性往往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解决这种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 而是设计一种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 达成集体理性。制度的价值就在于提供一种可以普遍遵循的规则, 它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并进一步提示人们应该怎么做。因此, 恰当的制度有助于限制和消除冲突, 促进人们之间的理性合作, 降低复杂系统中的协调成本, 进而从根本上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

因此, 制度之于政治事务的价值在于, 较之任何个体的雇员的奉献, 制度的长期奉献会更加可靠, 并由此构建着相互信任。例如, 对于金融市场的可信度而言, 赋予中央银行以抑制通货膨胀的职责远比将这一任务指派给一位其任职时间不会超过下次选举的当选政治家要高明得多[4]。如前所述, 政府责任的实现一方面取决于其所处的政治气候和公职人员的素质与修养, 但更多的要依赖系统、完整的制度来促使和加强政府责任的实现。

二、行政问责:政府责任的实现机制

仅仅停留于观念上的认知并不是公共行政的研究任务, 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制度的构建保障和约束这种责任。世界各国的行政实践表明, 行政问责制是建立责任政府的重要途径, 其运行价值在于通过对政府责任的制度化约束与追究, 实现政府责任理念的落实和公共权力的合法运行。

(一) 行政问责的制度内涵

关于行政问责制的内涵, 学界已经开始了探索性的研究。有学者认为, 所谓“问责制”, 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及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 其制度实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 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与官员行为, 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5]。我国学者毛寿龙认为:就形态来说, 问责制主要有两种, 一是行政性问责, 一是程序性问责。前者的依据是行政性的。……程序性问责的依据都是法律性的。行政性问责往往是责任政府运作的开始, 但要使责任政府稳定而有效的运转, 就需要进一步走向程序性问责[6]。

在结构设计和运行程序上, 行政问责制表现为监督主体通过“问责”这样一种法制化的手段, 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进行的监督。在国家治理结构的设计上, 行政问责的制度诉求意味着宪法和法律是政府及其行政人员施政的准绳;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受政府的切实保障, 公民的理性需求得到有效回应;政府为其渎职、失职与违法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受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公务行为损害的公民, 有权获得补偿或赔偿[7]。

此外, 行政问责制度还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民主含义和政治意蕴。它还要求政府应该时刻考虑公众利益和福祉, 并对其决策的依据、运行程序以及结果做出合理的说明和解释。

(二) 行政问责的制度价值

行政问责制度的现实效应即在于, 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更负责、更科学的行使手中的公共权力, 从而在根本上保证执政为民的权力初衷。

第一, 行政问责要求政府承担全面责任 (即不仅承担行政责任、法律责任, 更要承担相关的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这对于官僚体系在运行上的持久性和合法性起到了根本上的保障作用。第二, 行政问责要求责任与权力挂钩。“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8]行政问责制度将关注点锁定于对权力的监督, 这在理论上可以避免传统官僚体系中存在的责任的间接性与断裂性, 及其导致的责任划分模糊不清甚至权力寻租与腐败困境。第三, 行政问责制度不仅包括对于失范行为的追究和惩罚, 还包括对于不作为或作为不力的行为进行追究和惩罚, 这是传统官僚行政中消极懈怠、“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等思想的极大克星。第四, 行政问责运行方式的多向性, 即不同问责主体的互动运行, 致力于构建一种更为契约化和更具参与性的责任关系, 摒弃了传统官僚体系中单向的责任原则, 突破了传统官僚体系封闭性的束缚, 更加符合公共行政的运行规律。第五, 行政问责制度中引入了道德变量, 致力于从内而外的实现行政组织生命力的持续性, 进而有效地修正在传统官僚体系中将行政人员视为是没有个人主张和思想的“机器配件”的观念。只有当行政问责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手段在公共领域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时, 才能及时发现政府行为中的偏差和失误, 并及时做出相应处理。与此同时, 亦可以起到一种预警作用, 防止类似的问题重复发生。

(三) 行政问责的制度功能

作为政府责任的实现机制, 行政问责制度主体、客体以及责任内涵的广泛性, 决定了其功能的复合性。具体而言, 行政问责的制度功能包括:

1. 惩罚功能。

与问责联系最紧密的第一个要素是惩罚或制裁。贝恩 (Robert Behn) 认为, “那些我们希望能予以问责的对象十分清楚问责的含义:问责即意味着惩罚。”[9]行政问责制度通过使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承担否定性的后果, 使行政失范、滥用公共权力、损害公众利益以及破坏公共秩序的行政部门或行政人员得到相应的惩罚。

2. 补救功能。

行政失范行为必然产生一定的否定性后果, 损害相关部门、组织及个人的权利。行政问责制通过阻止、矫正和追究行政失范与违法行为, 恢复被侵犯的行政、政治和社会秩序, 并责令责任者赔偿失范行为造成的损失, 恢复受侵害方的权利, 从而实现其对于公共秩序与政府责任的补救性功能。

3. 预防功能。

行政问责通过对行政失范与违法的个体和组织的惩罚, 教育其本人乃至其他行政人员以后不再实施类似的行为, 遵守共同的行为规则与契约, 预防行政失范行为的继续发生。

4. 维护功能。

行政问责制度通过对行政失范行为主体的惩罚、教育, 从根源上起到了维护秩序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 行政问责既是对行政权力运用的一种制约和监督, 也是对应然的政治、法治和社会秩序的一种修复。

三、高官问责:行政问责的核心机制

高官问责制是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是指当行政高官未能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违反法定职责和义务, 或在工作中造成重大失误和损失时, 由特定主体追究其责任, 令其承担否定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尽管在不同的制度规范中关于“高官”的范畴会有不同的界定, 但不可否认的是, 对其进行问责必然是行政问责中最复杂的核心机制。

(一) 高官:问责核心与技术难点

众所周知, 人是组织中最多变的因素, 较之组织责任的追究, 个体责任本身就相对复杂, 而政府高官又是政府组织中最特殊的个体, 因此对其进行问责必然更具难度。

1. 核心地位使高官成为问责关键

现代政府的行政机关都有一批居于或接近顶层的政治官员, 他们从事的是由行政各部和机构领导指定的非专业性工作, 并且参与顶层的行政管理[10]。国家行政管理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特殊的政治官员。正如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 责任政治的关键也必须将问责对象锁定行政部门的高官[11], 所谓“纲举目张”, 锁定了高官, 就抓住了责任体系中最关键的环节, 因此, 政府官员, 尤其是高级官员必须承担起最主要的政府责任。在行政问责制度的研究中, 有些学者甚至直接将行政问责制度等同于对官员的问责过程。

2. 掌握重权使高官成为监督的重点

在一个行政组织或机构中, “高官”往往指“领导集团”里居于高位并承担主要责任的那些“行政首长”、“主要官员”、“领导干部”等。其最突出的身份特征就是手中握有“重权”, 并承担“重大责任”。所以通常而言, 他们应是问责与监督的重点, 因为他们握有重权而且掌握的权力比较集中, 所以腐败的可能性更大;他们同时又是问责与监督的难点, 因为他们拥有的能量比较大, 对其进行问责往往缺乏足够的制度支持和权力保障, 监督起来非常困难。

3. 承担重责使高官问责过程异常复杂

尽管从政府责任体系来看, 所有政府公务人员都要承担一系列责任, 但相比之下, 行政官员, 尤其是行政高官承担的责任要比一般行政人员复杂得多。首先, 行政高官承担着更多的政治责任, 这是行政问责体系中最为复杂的责任层次, 不仅因为政治问责主体的广泛性, 更因为政治问责的发展往往与现代责任政府的构建进程紧密相连;此外, 政府高官往往应是社会精英的代表和道德表率, 因此承担着更重大的道德责任。

4. 职责性质增加了对高官问责的技术难度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政府官员工作内容很少是具体性的, 而多具宏观性和战略性, 在很多情况下要依赖高官自己的理性判断, 并正确运用其被授予的自由裁量权。而这类行政行为及其绩效因缺乏精确的评价标准, 正是行政问责和政府绩效管理中最难以量化的操作环节。二是政府官员往往是政治任命, 或者至少有一定的任期限制, 这就造成了一种令人不适的关系:他们要么创立一些自己无法熬到成功的事业, 或为获得名誉而进行短期冒险[12]。这种任期与政绩之间的尴尬关系, 使得对政府官员的问责与监督失去了一个适宜的现实基点。

(二) 高官问责制度的通用程序

高官问责制度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技术设计, 更是一种弹性结构和动态的运作程序。其运行环节一般包括:官员失范行为的发现、官员责任的解释、官员责任的评估、官员责任的追究, 以及问责失当的救济等。

1. 官员失范行为的发现

在问责制度中, 首要的执行环节是对官员是否存在行政失范行为, 以及是否有必要启动问责机制的判断。需要强调的是, 并非所有的行政失范行为都需要经由问责机制来追究其责任。与此同时, 官员问责又不应局限于某些重大决策失误或事故的责任追究上, 而应该更广泛地涉及政府官员的隐性失职、决策失误、用人失察以及其他一些的“延时”体现的问题和失误。其有效性需要三方面的保障:一是一套精确科学的责任标准体系, 使得大部分行政行为都能够以具体化的指标或参数体现出来, 成为坐标系中精确而不是抽象的一个点。二是广泛的参与主体。政府官员行为所涉及的是管理行为中最为复杂和难以把握的领域, 因此广泛的参与和论证理应成为判断官员行为的重要手段。三是一系列完整且相对独立的问责监督机构, 这些机关必须以监督政府行为, 尤其是高级官员的行为做为自己的核心使命, 同时不能受到其他权力主体的过度干预或控制。

2. 官员责任的解释

在问责制度进入操作性层面之前, 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标准、原则以及政策和制度的适用与执行。这是因为, 即使理论上责任的划分已经十分明确, 但在实际运行中, 静态的标准体系并不能自动产生一个评价程序。一直以来, “解释”的价值被局限于司法领域, 这个误解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在行政领域, 尽管相关的制度法规日趋完善, 但行政失范行为却屡禁不止, 甚至有增无减。根源就在于对某一项制度缺乏科学统一的“解释”程序, 不同的官员与执行人员对同一项制度或政策往往持有不同的理解和定性, 导致责任的追究和处理结果五花八门, 甚至大相径庭。在问责制度执行过程中, 责任的解释应该经历一个“三段论式”的系列过程:首先以法律法规或政策内容为大前提, 其次, 以需要问责的事由作为小前提, 最后进而共同得出处理结果, 即相关人员必须根据特定情况下特定责任事件的性质和状况, 对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出理解和解释, 并对官员行为产生失范现象的责任性质进行诊断。

3. 官员责任的评估

在责任解释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责任依据之后, 即要将其应用于特定责任事件中, 对官员失范行为进行具体化的责任评估, 这种评估通常是多维的、系统的, 首先在责任内容上, 应针对决策、执行过程和执行效果三个环节, 构建完整的责任规程, 一旦发现决策失误或执行不力, 即可以遵循相应的责任链条, 追究相关行政人员的责任。第二, 在责任标准上, 应当全面包括官员责任的事实标准与价值标准。其中, 事实标准包括两层内涵, 即公共政策成本与效益的比值, 以及政府应该具有的政策执行能力与实际投入能力的比值;价值标准主要涉及公共政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产生的影响。第三, 在评估指标上, 制度设计应有效协调定性标准与定量标准, 能量化的责任指标要尽量量化, 对于确实难以量化的指标, 应提出明确的质的要求,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问责的可操作性和可比较性。最后, 在制度范畴上, 应涵盖政府责任的全部内涵, 旨在全面实现政府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

4. 官员责任的追究

兑现政府官员的责任, 需要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 这是因为, 责任评估不是目的, 问责主体启动责任追究程序, 并对责任者做出相应的惩罚, 这才是高官问责的实质性核心阶段。其中, 问责主体一般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上级机关或专门监督机构 (行政系统内部) , 以及包括媒体、公众等在内的社会问责主体等, 相应地对官员的政治 (民主) 责任、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等进行追究。在运行机制上, 对官员责任的追究应体现为相关的问责机关提出制裁议案并以法定程序讨论通过, 进而做出正式的制裁决定。最后, 制裁决定还需入档, 以备查用。此外, 运行责任控制机制的终极目的是尽快纠正政府及其官员的失范行为, 因此, 责任追究不应是问责制度的根本所在, 包括了修正与赔 (补) 偿机制, 问责程序才是完整的和有效的, 这也是整个官员问责制度价值的践行归宿。

5. 问责的救济

高官问责的行政救济, 是指由于问责不当或失范而造成对官员合法权益的损害, 或者尽管问责行为本身是合法的, 但仍造成了某些损失时进行救济的制度。如果法律或制度虽然赋予个人某项权利, 但是当这一权利受到侵害时, 却无法得到任何保障, 那么这项权利就等于是无效的。强调对问责官员的救济, 是因为官员问责同任何其他政府行为一样, 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很难避免会出现偏差和失误。因此, 规定对问责失范行为的行政救济就十分必要, 这无疑也是约束公共权力并保障政府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必然要求。

诚然, 从行政问责制到高官问责制, 政府责任正经历着从理念到制度的逻辑推衍, 以及实现路径的日益清晰。然而初衷与目标的明确并不意味着改革轨迹的明朗, 政府责任的现实困惑依然存在并在改革进程中日益复杂, 这为包括行政问责和高官问责在内的一系列政府责任机制提供了紧迫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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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房价暴涨的金融逻辑 篇4

究其原因, 在于房地产自身的金融属性会让需求在短期内急剧爆发, 远远脱离基本面的约束。

首先, 新房供给增量非常低。以北京为例, 三环内不再有新增住宅用地, 土地出让速度越来越慢, 2016年已经是北京土地出让的最低点, 未来的土地开发将会转向更为偏远的郊区地块。

其次, 高收入者不断涌入北京, 房屋需求旺盛。2015年年底北京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 已经达到中上等富裕国家水平。作为全国教育和医疗等高端服务业集聚地, 对北京房地产的需求仍然会继续攀升。

最后, 居民依然有较强的房贷承受能力。从购房的杠杆来看, 中国的20%-30%的贷款首付比处于国际正常水平, 且平均贷款占房价的比率为60%。家庭购房的杠杆率较低, 在国际上也处于较低水平。

供求分析表明, 一线城市的供求关系严重失衡是房价高企的基本面因素。

与此同时, 政府通过招拍挂土地供给机制和限购政策调整土地的供给和需求, 控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速度。

当经济增长的前景较好,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时, 对房屋的需求就会远远超过政府的供给。地方政府作为土地唯一供给方, 应该顺势而为, 提供土地供给, 防止土地价格飙升。

但是, 供给方的调控有时候会事与愿违。一方面一线城市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已经开发殆尽, 短期难以提供新的房屋资源。另一方面, 一些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 甚至会通过各种方法对市场上土地供给数量的控制进而控制土地的价格, 造成人为恐慌、哄抢。

中央政府担心土地价格过高会增加企业成本, 降低投资效率。因此, 一线城市推出了一系列限购措施, 减少需求, 压低房价, 希望维持房地产价格相对平稳。

考察了实体经济层面的供求关系后,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金融变量如何影响房地产价格。BIS经济学家Borio认为金融周期是资产价值和风险认知与对待风险和金融约束的态度之间自我加强的交互作用。这句话概况的三个核心金融变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投资者风险偏好、融资约束, 正是我国房地产市场波动的金融逻辑。

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房价的助推剂, 点燃这个助推剂的则是政府对房价的态度和监管政策的变化。影响房价的核心变量是利率。央行今年保持了极大的定力, 没有继续下调基准利率, 但是银行房贷利率却从过去的八八折下降至八三折。这表明政府仍然希望通过居民加杠杆的方式来稳定经济增速。而且, 在国际负利率环境下, 投资者预期中国的利率水平还会有一定的下行空间。

于是, 房地产出现了“越涨越买”的奇观。房价涨得越快, 投资者短期回报越高, 带动风险偏好也随之上升。投资者将越来越多的资金投放到房地产市场上, 推动价格螺旋上涨。

供求失衡带来“只涨不跌”的房价, 风险偏好让投资者陷入“越涨越买”的困境。此时, 影响房价的最后一环就是投资者的融资约束。这一环也是高房价会不会演变成房地产泡沫甚至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 日本是前车之鉴。

我和南开大学袁梦怡博士曾经对比分析过中国和日本的金融周期波动情况, 其中日本企业的一些融资行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970年至1990年, 日本经济经历了两个完整的金融周期。第一个周期的波峰是1971年第1季度。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 日本经济增速大幅放缓, 由高速增长期步入稳定发展期。第二个周期的波峰是1989年第4季度。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 日本政府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房地产价格上升, 1990年资产价格泡沫破灭。

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既有日本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转型特征, 同时也具有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转向泡沫经济的特征。

为厘清金融资源在各个部门间的分配流动情况, 我们从两国的资金流量表出发, 梳理出两国宏观经济中企业资金来源及其与银行之间的关系。

在资金来源方面, 中日两国企业可以调度的资金均远超实际资金缺口。日本非金融企业部门在70年代初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资金缺口共计37.5万亿日元, 而资金来源总计83.7万亿日元, 后者是前者的2倍左右。1985-1989泡沫膨胀期内, 资金缺口共计62万亿日元, 资金来源总计229万亿, 后者接近前者的4倍。由此可见, 随着日本经济向上运行, 非金融部门的资本逐渐呈现出过剩的趋势。

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上述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 在2003-2007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内, 非金融企业部门资金缺口为0.59万亿人民币, 资金来源总计为1.7万亿人民币, 供给接近需求的3倍左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资金缺口共计1.5万亿人民币, 资金来源总计5.5万亿人民币, 来源接近需求的4倍。整体而言, 与日本类似, 中国非金融企业也面临相对泛滥的流动性。

但是, 与日本相比, 中国非金融企业融资约束一直相对较高。日本非金融企业部门银行贷款占总资金来源的比例, 从经济稳定增长期间 (1980-1984) 的90%, 下降到泡沫膨胀期内 (1985-1989) 之间的69%。日本非金融企业资金来源对银行的依赖下降, 这缘于日本监管当局自1984年开始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 企业的融资模式逐渐多元化。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 非金融企业部门银行贷款占总资金来源的比例相对稳定, 银行贷款仍是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资金的主要来源。

金融自由化体制改革让日本企业摆脱了银行的融资约束。上世纪80年代, 日本政府金融市场化改革转变了日本制造业中的大型企业依靠银行信贷融资的传统经营方式, 大企业“去银行化”现象明显增强, 导致银行失去原有的放贷收益来源。日本国内银行为吸纳存款, 被迫提高存款利率, 增加了银行经营成本。为保障自身收益, 日本银行一方面将资金投向房地产等高收益领域, 获取较高利润;另一方面将融资对象转向境内中小企业。而日本的中小企业获得过剩资金后也投机于房地产与金融行业, 进一步推动了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日本泡沫时期所进行的金融市场化改革, 给企业恶劣的财务投机提供了温床, 是导致日本上世纪80年代后期“泡沫”的重要原因。

在资金用途方面, 中国的非金融企业对高风险金融资产相对保守。日本企业在资金运用中, 财务投机现象明显。日本企业在泡沫经济时期, 极力减少低回报率的存款, 加大对股票等回报率高的资产品投资。中国的非金融企业在其资金运用中, 存款增速一直与企业效益的密切相关。从2008-2013年期间的统计数据来看, 中国并没有出现类似日本泡沫积累期间, 非金融企业部门对股票和房地产投资逐利的狂热现象, 股票投资占有价证券投资合计的比例与日本70年代初期的情况相似, 表明中国非金融企业对高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尚持理性审慎态度。

对比中日金融周期的历史经验, 可以发现, 房地产市场在结构转型期间, 均面临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击:房价有强烈的上涨冲动, 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随着房价波动起舞。此时, 政府是否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引导市场预期, 是否通过稳健的监管措施限制企业的财务投机行为, 是高房价能否演变成金融泡沫的关键因素。在这方面, 中国政府以及监管当局的确保持了相对清醒的认识。

对比日本疯狂的房地产市场,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程度相对有限, 房价仍然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只是考虑到我国政府在市场预期和融资约束方面强大的影响力, 房价不会一直暴涨。未来仍然是一波一波的行情。所以,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调侃, 下趟车的票价肯定比这趟车更贵, 再不买票就上不去了。

资本逻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篇5

自从资本来到人间, 特别是当它成为以现代性为基本内核的现代社会的基本建制以后, 它对人类社会包括自然界逐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作用的性质正是由其社会性则是由其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的基本属性所支配的。要研究资本逻辑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 对资本的定义和特征作出准确的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曾对资本作出过明确的论述:“资本不是物, 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这里说的“资本不是物”, 是指资本不是一般的物, 而是一种社会存在物, 强调的是资本具有社会的性质, 即资本是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方式, 是一种社会历史范畴。因而资本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发掘一切物的价值, 实现其效用。此外, 资本的另一个特性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在生产、消费、技术领域, 资本总是不断地通过竞争、流动和扩张, 使其在运动中不断增殖。

二、资本逻辑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有一个奇怪的逻辑, 它有一个天生固有的规律, 即凡是人类所能提供的一切剩余劳动都属于它”。[2]因此, 资本逻辑就是资本实现价值增殖和不断扩张的逻辑, 资本总是不断地通过竞争流动扩张, 使其在运动中增殖。生态环境作为有用物的一种, 必然会成为资本增殖的对象和手段。

(一) 只要保护生态有利于资本积累, 资本运转就可以改善、保护生态

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经历了自由主义经济到加强宏观调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历程。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 是资本实现自身增殖的黄金时代。因而在前工业时代, 西方社会的生态环境也曾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以煤炭、石油为主要能源的工业生产所造成的废弃物对大气和水源以及土地均产生了重大的污染, 对人类的基本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 民众的反抗日益激烈。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 资产阶级政府开始出台各种政策限制, 为环保设施及产业保驾护航, 对重污染企业实施严格控制, 加大成本投入。因此, 由于资本在重污染领域无利可图, 就开始不断流向政策支持性的高新科技产业和服务业, 西方社会的生态环境就得到了恢复的空间和余地。

(二) 只要破坏生态有利于资本积累, 资本运转就理所当然去破坏生态

由于自然资源具有巨大的使用价值, 可以产生巨大效益;而资本又具有效用性和增殖性。所以, 在现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落后的情况下, 通过实现生态环的效用最大化成为资本增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GDP主义的绩效考核方式下, 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 买地卖地;出卖矿产资源、自然林地开发使用权;引进重污染的化工企业成为地方官员“创收增收”最粗略, 最不计代价的粗放方式。资本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下, 实现了增殖和积累, 但同时也对落后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三、反思西方与中国生态环境发展的内在因素

(一) 西方具有实力, 经济发展的支撑高端化

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实现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 不单单是因为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西方政治逻辑对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众所周知, 西方实行直接选举制, 选民的利益诉求通过直接选举制度等到了一定程度的传达。面对传统工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 谁能在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发展, 谁就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因此, 资本逻辑在实现增殖的过程中, 收到了政策逻辑的重要影响。国家通过对科技环保产业实施政策和技术支持, 对重污染产能进行淘汰, 使得原来停留在重污染领域的资本无法存活, 资本就只能流转到利润更加丰厚的第三产业或者将重污染企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 最终实现了西方社会的生态保护。

(二) 中国发展程度有限, 经济发展的粗放结构模式使然

纵观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 经济发展模式粗放、效率低、质量差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破坏。但就目前中国的发展程度而言, 我们既不能采取停止经济发展, 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模式, 因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总量虽大, 但人均占有量却远不足以满足人民生活的基本所需;又不能在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导向下取得长久的可持续发展, 因为如果目光短浅只被眼前利益迷惑, 我们就不可避免的要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因此, 如何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就成为我们国家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仍然存在资本逻辑, 这是中国当下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对资本逻辑加以政治逻辑的限制, 减少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这是全球化资本时代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课题。

摘要：近年以来, 全球生态环境生态系统的异常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反思。纵观当代的发达工业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重影响因素均对生态环境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 归根结底资本逻辑才是导致全球生态环境变化的根本原因, 只要有利于自身的增殖, 它就既能保护生态, 也能当然的破坏生态环境。

关键词：资本逻辑,生态环境,效用性,增殖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89-390.

[2]资本论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447.

战略原则:动态环境下的行动逻辑 篇6

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以创造价值是战略关注的焦点,因此如何制定与执行战略就成为企业领导者的一项关键责任。当前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多集中在如何制定战略上,而鲜有学者关注战略执行(Varadarajan and Jayachandran, 1999; Sashittal,Hemant and Tankersley, 1997),在评价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时也常常简化或省略执行,并认为只要企业输入正确的战略就自然会产出预期的结果(Dess and Davis, 1984; Miller and Dess, 1993)。另一方面,在美国大约有企业失败的原因有70%的可归结为战略没有被有效执行(《财富》,1999),更多的事实表明,即使在同样的环境中,采取同样战略的企业也不一定拥有同样的绩效结果[1]。因此学术界和企业界逐渐转变视角以试图说明战略的失败不是因为战略本身,而是战略执行的问题(Bonoma et al.,1988;Walker et al., 1987),有效的战略执行不仅可以保证一个合适的战略成功 而且还可以挽救一个不合适的战略或者减少它对企业造成的损害[2]。

由于战略管理是对变化的管理和通过变化进行管理,核心在于环境变化和组织适应问题(Ansoff,1979;Hofer& Schendel,1978),而过去几十年来,企业逐渐面临一个变化迅速且难以预测的动态环境。因此,如何帮助企业提高战略执行能力,以应对动态环境就变得十分重要,也成为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1 战略执行文献回顾

战略执行在研究中被认为是企业制定战略后,利用适当的组织变量来适应和支持战略,然后产生绩效(徐岚等,2007),具体是指在日常经营的动态过程中融入实施企业战略所要求的各项管理任务[3]。当前对战略执行的研究较为分散,学者们分别从战略执行的速度(eg:Atuahene,Janet,2004)、驱动因素(eg:Colgate,Danaher,2000)、效率(eg:Homburg et al.,2004;Menon et al.,1996)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探讨,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归结为战略执行的要素观和过程观两类。

战略执行的要素观方面。国外学者如Bourgeois&Brodwin(1984)在总结先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战略执行的5C模型,即指挥(Commander)、变革(Change)、协作(Collaborative)、文化(Cultural)、成长(Crescive),以系统地指导企业执行战略[4]。Pettigrew ( 1985)、Pettigrew et al. ( 1992 )将战略执行分为战略内容、战略背景(环境、组织结构等)、战略流程(运营、控制等)和战略结果。Kaplan and Norton(1996)指出战略执行由澄清远景、沟通衔接、拟定计划和反馈学习四大要素构成[5]。Bossidy and Charan(2002)强调在建立一套人尽其才的制度和文化外,必须构建起战略执行的三个核心流程——战略流程、人员流程和运营流程,这三项核心流程应彼此紧密联结而非各唱反调。

国内学者如薛云奎等(2005)认为战略执行由共识、协同与控制三个要素构成,并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共识、协同与控制都分别对战略执行的效果有显著影响, 但三者相比较, 协同与控制的作用相对突出, 共识对于目前中国企业战略执行有效性的贡献相对有限。徐万里等(2008)将战略执行分为战略、制度和文化三大维度及10项影响因素。杨丽和孙国辉(2009)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认为执行者、沟通、执行策略、共识、承诺、组织结构、管理系统、战略制定、不同组织层面及战略层次间的关系对战略执行非常重要。

战略执行的过程观方面。国外学者如Pryor et al.(1998)基于整合的视角,开发了战略执行的5P模型,即目标(Purpose)、原则(Principles)、流程(Processes)、人员(People)、绩效(Performance),其中,战略(目标)驱动结构(原则是内部结构,流程在外部结构),结构驱动员工行为(人员),行为产生相应结果(绩效),值得指出的是原则被视为指导组织怎样开展和运作业务的理念、假定和态度[6]。Ittner and Lareker (2001)认为战略执行由六个子过程构成,即识别和确立提升股东价值的具体内部目标、选择企业战略和组织设计、识别促进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因素、拟定行动方案和选择具体的业绩指标、评估行动计划的执行效果和测评整个组织与管理者的经营业绩、修正组织的内部战略目标与经营计划及控制系统[7]。Pearce and Robinson (2003) 对战略执行过程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战略细化、战略调整与战略控制。

国内学者如薛云奎等(2005)认为战略执行由战略制定、战略澄清、战略沟通、目标分解、计划拟定、资源分配、战略行动、业绩反馈、奖惩激励及学习调整等十大相互关联的步骤构成。

综上所述,当前的研究要么从战略执行过程着眼,要么从战略执行的关键要素着眼。在静态环境中,由于环境的机遇和威胁出现和消失的速度较慢,因此企业可以靠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严格执行与反馈控制来保证战略与环境的匹配,如Kaplan,R.S. and D.P.Norton( 1990)开发的平衡计分卡就是一个如何将战略转化为行动,将战略指标化的战略执行工具,如Anagnostopoulos and Elmasides(2010)以希腊制造企业为例,应用Kaplan&Norton(2008)开发调整的战略平衡计分卡和战略地图两个工具,研究了怎样使得战略能够清晰地与所有的业务单位及其员工沟通,最终将战略分为4个基本主题、28个目标、36个考核点和9大控制手段[8]。这在动态环境下显得过于复杂,如果企业缺乏清晰明确的行动指导将使得企业各成员各自为战从而陷入战略失控的境地,并难以抓住或避免快速出现并消失的机会或威胁。

实际上,从微观上来看,战略执行可以理解为一系列战略行为的过程,战略行为更多地表现了企业为了达成具体战略目标所采取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反映了两方面因素,一是所配置的是什么样的资源,二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配置资源[1]。而通过文献研究可知,当前的研究缺乏对战略执行过程中的直接指导,即如何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优先做?做到什么程度?

组织中的生活充满着必须适合各种行动指令的许多事件[9],事件和指令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了组织研究的首要问题[10]。而在组织实践中,组织主体受到规则的影响甚至支配,这些战略过程中形成的规章制度、惯例、行为规范等实际上成为组织主体的行动逻辑,推动战略的执行和修正,然而这些规章制度、惯例、行为规范等以正式或非正式途径来指导战略行动或组织一般活动。面对混乱动态的环境,管理人员尤其是那些不是制定战略的管理人员,需要“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正如德鲁克(1985)所说:“你问我怎么能在这样(越南丛林战)混乱的情况下还能使命令得以贯彻……我的职责就是使他们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责成现场的人自己做出决定。”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战略中引入能让管理人员在进行战略决策时对动态环境作有效响应的概念——战略原则。

2 动态环境下的行动逻辑:战略原则

2.1 动态环境及其特点

动态环境是相对静态环境来讲的,过去几十年来,技术进步导致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经济全球化则消除了真实意义上的区域市场,管制放松则使得竞争变得日益普遍化,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消费者需求变化迅速、产能过剩,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动态环境。动态环境体现在四个方面:变化速度加快、复杂性增大、更具模糊性和不可预测性(Burns & Stalker, 1961; Lawrence & Lorsch, 1967; March & Olsen, 1976; D’Aveni, 1994; Eisenhardt &Tabrizi, 1995)。

首先是变化速度加快。随着科技创新和经济全球化发展,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如在一些高科技行业或互联网行业,产品更新的速度以季度、月度来算,企业的竞争互动速度明显加快,不断创造新的竞争优势来破坏和削弱对手的优势。变化速度加快使得企业面临的机会和威胁出现的速度也大为加快,从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和企业绩效,如CISCO公司CEO钱伯斯曾说:“现在已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吃慢鱼。”

其次是复杂性增大。环境的复杂性是指影响企业的环境因素多、不相似且差异性大,如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带来人们生活方式和主导需求的差异性变大;市场制度、规则的不完善、地区发展差异使得企业要处理的制度环境复杂化;企业的相关利益者组成的复杂化;互联网出现后造成的信息的过剩与泛滥,使得企业的注意力分散等。复杂性增加了企业发现和把握机会的难度。

第三是模糊性。模糊性指影响环境的各大要素难以清晰的辨别,如技术的快速变革使得行业边界变得模糊,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当前正在发生的我国电信网、互联网和广电网的融合,模糊性增加了区分机会和威胁的难度。

最后是不可预测性。虽然已经有“剩余不确定性”(Hugh Courtney,1997)等先进的分析方法来预测环境,但由于影响环境的变量增多、变量之间互动、关联复杂等原因,使得环境难以准确预测,从而使得环境中的机会流变得无序与动荡,以至于缺少匹配模式[11]。

2.2 战略原则及应用框架

战略管理一直都强调企业战略必须匹配环境中的机会与威胁(Andrews,1987;Miles &Snow,1972;Mintzberg,1973;Porter,1985;Quinn,1980; Horer& Schendel,1978),但是动态环境下机会和威胁是转瞬即逝的(Teece,2007),为了对变化快速的环境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企业至少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12]:第一,迅速感知环境的变化,及带来的机会和威胁;第二,迅速对环境变化采取应对措施;第三,迅速调集资源来执行措施。

战略混沌理论指出为应对不确定性而形成战略指导方针和决策规则的重要性[12],事实上,一些成功的企业在做战略决策的时候往往只依据几条简单的原则,如CISCO公司的并购原则:目标企业员工不得超过75人,其中75%以上为工程师。这跟军事战争中的战略原则有极大的类似性,如土地革命时期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共同点表现在:容易为各级员工理解,并能够迅速评价环境和抓住机会。

综上所述,所谓企业战略原则(Strategic Principle)就是精炼的、指导企业战略行动的决策标准。战略原则是行动导向,为员工提供清晰的指导,以使其做出一致的选择和快速行动,如通用电气著名的战略原则——在公司参与竞争的每个行业中要么做到数一数二,要么退出,前半句是说明战略要挑战的目标,后半句则规定企业边界,使各级员工对自己的决策毫无疑问。综合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后,我们发现战略原则可以分为四类——方法原则、边界原则、次序原则和定时原则,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在文献[13]的基础上,作者进行整理

方法原则保证了企业的组织性,以便抓住机会;边界原则规定了企业行动的边界,即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尤其在动态环境下,创新变得非常重要,什么不能做就显得十分关键,如Steve·Jobs宣布苹果不开发PDA以集中资源开发IPOD,从而能够对机会进行分类和把握,而这需要企业有强有力的惩罚而非奖励[14];次序原则能在资源配置中设立优先权,从而抓住机会,如英特尔没有“按照产品边际收入进行布置”这一生产原则,公司可能继续把大量能力应用在传统的中央存储业务上,而不会抓住垄断新兴的高利润的中央处理器市场的机会(Eisenhardt& Sull,2001);定时原则设置了关键战略过程的节奏,帮助企业与突然出现的机会同步,协调各部门和各种资源去捕捉机会。

可见,战略原则本质上反映了企业战略要解决的问题——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如何做与何时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资源如何分配,并且更具行动指导意义。在环境相对静态的时,战略原则并不是必需的,而当企业面临动态环境时,尤其是遇到下面四种情况,战略原则则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分散化、快速增长、技术变革和机构混乱[15]。

分散化在各种类型企业中都普遍存在,如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因此需要一种适当的机制来保证企业采取一致的战略行动,这时战略原则能帮助管理者赋予各战略经营单位制定独特战略的同时保持组织的一致性;快速增长的企业往往面临前所未有的棘手问题,一个清晰而准确的战略原则能帮助管理者与公司的战略保持一致,如西南航空公司的战略原则——以与汽车运输相媲美的价格满足消费者的短途飞行需求,该战略原则帮助管理者撤出丹佛的航班服务,从而使得公司始终保持独特;技术变革的加快使得企业必须对突然且无法预料的情况做出即时的反应,如果缺乏战略原则的指导,企业往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资源来抓机会和避开威胁;组织混乱带来企业发展方向不清晰,如领导权的更迭,新领导层可能带来新的战略,但不一定是新的战略原则,从而使得各级员工能够持续关注战略目标的实现,而不分散注意力。总之,在动态环境中,清晰简练的战略原则能够直接指导企业各级员工运用有限的注意力,快速判断因环境变化而迅速出现的机会和威胁,并基于其资源和能力进行筛选,通过迅速调集资源把握机会,从而提升企业速度和环境适应能力。

战略原则的作用机理如下图所示:

3 制定与变革战略原则

在实践中,战略原则主要来源于三大方面:宗旨、经验和战略。首先宗旨中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规定了战略原则的边界,且是战略原则的来源之一,如易趣提出“平等”这一价值观,创始人和CEO则将“平等”演化为两个方法原则:买者和卖者的数量必须平衡,交易必须尽可能地透明。其次战略原则来源于经验,包括对环境的理解、对竞争互动规律的把握等,如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就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最后,战略原则来源于战略,从这个角度来讲,战略原则是战略的简化与精炼,要表达出战略所指引的方向,如沃尔玛公司的战略原则——天天平价。而在具体制定过程中,企业要专注于关键过程,这个关键战略过程应把企业置于机会流动最快和最多的地方,并且描述一些引导这些过程的简单规则(Eisenhardt& Sull,2001)。这个关键战略过程包括产品创新、合作、进入新市场、吸引与留住客户等。

最后要评价制定的战略原则,而这主要有四大标准:(1)能在较长时期内评价和抓住迅速出现和消失的机会,这是战略原则的根本作用;(2)应当推动竞争性资源需求之间的平衡(Gadiesh&Gilbert,2001);(3)拥有合适的数量。过多的战略原则会阻止管理者发现机会和迅速行动,过少的战略原则会增加灵活性但缺乏效率,因此在聚焦机会过程中,为了提高效率应当拥有更多的战略原则,而当机会越来越模糊时,为了提高灵活性而减少战略原则是有效的。(4)行动指导能力强。这需要战略原则清晰明确,如果太模糊,则不能起到真正的指导作用;同时要精炼易记,因为战略原则是用来联系预期决策和无法预料的机遇的,精炼易记能够让企业各级员工建立对战略的一致性理解,从而使得企业上下行动协调一致。

严格遵守战略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一致性的战略原则能够帮助企业从各种机会中进行选择,通过挖掘最有吸引力的机会从而获取短期优势(Eisenhardt& Sull,2001)。然而世界上没有永远适用的战略原则,而应当在每次重新检验战略时加以回顾和改进,但当企业的市场机遇和经济基础在立法或者全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影响下发生重大变化时,就有必要变革战略原则(Gadiesh&Gilbert,2001)。

4 结语

在快速、复杂、模糊和不可预测的动态环境下,机会和威胁迅速出现和消失,因此企业战略难以如静态环境下那样深思熟虑和严格精细,而必须谋求对复杂多变环境的快速而灵活的反应,并保持简洁性以使企业实现一致行动。战略原则作为一个新的概念,规定了企业各级员工在特定的范围内自由行动,并对机会做出迅速回应的同时保持战略焦点,而如何将战略原则进一步深化则成为动态环境下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一个方向。

摘要：尽管战略执行已受到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关注,但对此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从而难以有效指导企业战略的执行,尤其在面临快速出现和消失的机会和威胁的动态环境下,而战略原则作为指导战略行动的准绳和法则在企业战略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设定合理的战略原则不仅简化战略从而促使企业行动协调一致,还可以帮助企业主动筛选信息、超越混沌、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进而持续创造竞争优势。

城市环境责任的逻辑 篇7

一、从过错责任到无过错责任——二元化归责体系之确立

(一) 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产生

过错的概念早在罗马法中就已经出现, 查士丁尼法典时期, 通过法学家的学说和裁判官的解释、补充和发展, 过错制度渐趋成熟。它突破了以同态复仇为代表的统治整个原始社会直到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果责任, 被誉为“过错责任原则的第一次勃兴” (4) 。19世纪以来, 过错责任原则成为近代各国普遍采用的归责原则, 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和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中都予以明确规定, 英美法上也通过判例先后加以确立。

过错责任原则 (principle of fault liability) 是以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 即行为人仅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责任, 没有过错则不承担。由于行为具有两重性, 对于社会发展既可以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又可能产生消极的阻碍作用, 故而个人行动的自由绝非无限制而必将受法之约束。法律旨在决定行为自由的限度来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然而贯穿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果责任原则对所有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均科以责任, 显然限制了人们的积极性, 是非效率的。相比之下, 过错责任正体现了对人类自由意志和普遍理性的最大尊重。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写道:“在意志的行动中仅仅以意志在它的目的中所知道的这些假定以及包含在故意中的东西为限, 承认它是行为, 而应为这一行为负责。”人的理性仅可预见自己有意志的行为, 法律尊重人们基于理性和自由意志对其行为的选择, 但将惩罚滥用其自由意志的非理性行为, 这正是法之理性正义的体现。

(二) 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产生

19世纪中后期,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工业革命进入机器大生产时期, 以人力、畜力为主要形式的社会生产力逐渐被机器生产所替代, 与人力、畜力相适应的个人、家庭、合伙等类型的生产组织形式也逐渐被与机器生产相适应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形式所覆盖。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 现代工业社会在创造出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出频频发生的工业灾害、交通事故、环境污染、产品瑕疵等等, 严重损害了人们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在这种背景下, 失衡的社会公平正义要求对归责原则予以重置, 无过错责任应运而生。

所谓无过错责任, 是指对于某些特殊领域, 由法律明文规定, “无过失亦应负责”的归责原则。这项原则的理性体现在:特定企业和特定危险物是损害结果的危险源, 只有其所有人或管理人才能有效防止和控制此危险, 科之以较为严格的责任可以敦促其改进技术改善管理, 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另一方面, 根据利益和风险相一致的法经济学分析, 从其支配或管理的危险源中获得利益者, 应就该危险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 所谓“利之所在, 损之所归”。无过错责任先后为各国通过立法或判例予以确认, 而成为弥补过错责任之局限性的一项具有重要时代意义的归责原则, 由此开创了侵权责任法二元归责原则并立的局面。

二、从二元到三元——公平责任原则之定位

(一) 公平责任原则的概念

在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并立的二元归责体系之上, 我国还确立了第三种归责原则, 即公平责任原则 (5) 。它是指当事人双方对造成的损害均无过错, 但是法律规定又不能使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 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观念, 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 判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 由当事人公平合理地分担损失的一种归责原则。 (6) 我国《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的损害都没有过错的,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对于公平责任原则在侵权责任归责体系中的定位, 不妨循前文所述加害人和受害人即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和对损害结果的救济这两条线索, 分别加以分析。

(二) 定性和定量分析下的两条标准的诞生和逻辑联系

从加害人一方看, 对侵权行为的惩罚首先必然要对侵权行为进行定性分析。一般侵权行为中过错为不可或缺之构成要素, 而法律对于某些特殊行为科之以无过错责任, 显然又不以过错为必要条件, 因此, 第一条区分标准诞生, 即是否以考虑行为人主观过错为必要。在这一标准下, 须考虑行为人过错而施以惩罚的即为过错责任, 而无须考虑行为人过错就加以惩罚的则为无过错责任。

从受害人一方看, 为使其损害结果获得救济, 须对当事人间的损失分担进行定量分析, 由此第二条标准诞生, 即行为人是否要对无过错的部分承担责任。根据此标准, 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也得以严格区分, 即过错责任中“无过错即无责任”, 行为人仅就其过错所造成的那一部分损失进行赔偿, 而无过错责任中“无过错亦应负责”, 行为人对损害结果没有过错, 但根据法律规定, 仍要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两条标准并非毫无关系, 我们可以进行如下简单的逻辑思考:

对于法律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的特殊领域, 在确立无过错责任之前, 即适用过错责任的情况下, 仅限于“如果行为人对损害结果有过错 (p) , 则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q) ” (p→q) 。而适用无过错责任之后, 则扩展到“行为人对损害结果没有过错的 (┐p) , 也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q) ” (┐p→q) , 这显然是在第二条标准下的表述。而行为人对于损害结果或者有过错或者无过错 (p∨┐p) , 根据逻辑学上简单的二难推理, “p→q, ┐p→q, p∨┐p├q”, 我们可以得到q的肯定结论, 其在侵权法上完整的含义即是指“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 只要其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间有因果联系, 就应承担民事责任”, 也就是说不再也考虑行为人主观过错为必要。有趣的是, 我们发现这正是根据第一条标准对无过错责任的定义。也就是说无论是以加害人为线索还是以受害人为线索, 最终得到的两条标准实际上殊途同归, 且第一条标准正是第二条标准必然的逻辑演绎, 是在第二条标准上进一步的追问和探索, 这也是人们由果及因追本溯源的思维方式的反映。

(三) 公平责任原则的定位与思考

经过推理, 我们已经得到了两条殊途同归的侵权责任原则区分标准, 然而问题在于, 在三元化归责体系中, 这两条标准其实不可重合, 否则公平责任原则将无法得到准确定位。按第一条标准, 公平责任原则实际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相对立而更接近于过错责任, 因为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必将经过主观过错的推究, 仅在双方均无过错时方适用之。而按第二条标准, 刚刚还看似与无过错责任势不两立的公平责任却突然改旗易帜, 和无过错责任一样, 要求行为人对自己无过错的损害结果承担责任, 故而有学者认为公平责任从属于无过错责任的范畴, 是无过错责任的一种类型 (7) 。至此, 我们至少可以看出, 三元化归责体系实际是三种归责原则按两条标准完成的逻辑架构, 公平责任正是在这二维标准下得以同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相区分而成为我国侵权法上一条独立的归责原则。至于公平责任原则的定位, 笔者认为, 由于在实践中, 按照一般的思路我们必然是先进行定性分析后进行定量分析, 故而虽然第一条标准系属第二条标准的演绎, 我们却往往多以第一条标准为着眼点。这样, 在实际适用上, 我们通常首先判断是否属于无过错责任规制的几种特殊侵权行为, 如不属于则当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此时如果发现双方当事人均无过错, 公平责任脱颖而出, 试图在加害方与受害方间求得平衡。

公平责任最早出现于普鲁士、奥地利和瑞士的法律中, 其产生于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之后, 但它既不是对此二者的否定, 也不是结果责任的再现 (8) 。究其存在之合理性, 主要是为实现法之分配正义而非矫正正义 (9) 。根据我国现状来看,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发达的商业保险制度尚未建立, 如果出现当事人双方对损害结果均无过错的情况而又不属于无过错责任的调整范围, 为在加害方与受害方之间进行合理的损失分配, 法律确立了公平责任原则这种风险分担机制, 不失为一种扶贫济弱的权宜之策。但从长远来看, 公平责任终归不能作为社会安全制度的替代, 因为法律无论如何不应强制一个没有过错的人去履行不属于他的义务, 而至于现阶段, 则更应当谨慎地遵循二维标准对公平责任的适用领域进行严格的限制, 以防止其滥用带来的不公平不利益。

三、从无过错推定到过错推定——法之分配正义的再次体现

如果说公平责任原则为法之分配正义在归责原则中的充分体现, 那么过错推定的实行则为法之分配正义在举证责任承担上的再次体现。

(一) 过错推定属性的争议

关于过错推定的属性, 学界有不同的观点:

1.认为过错推定系属侵权责任法上独立的归责原则之一。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 最先确定过错推定的《法国民法典》就是将过错推定和一般过错原则区分为两种形式, 并且过错推定具有自己独立的调整范围, 它调整一部分特殊的侵权行为,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功利性地考虑, 也应当作为一项独立原则来对待。 (10)

2.认为过错推定是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例外形式, 它仍然以行为人有过错为承担责任的基础, 是在确定行为人对造成的损害有过错时才适用的一种归责方式, 与通常所言的过错责任原则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其特殊性仅在于受害人不必举证证明加害人的过错, 所以将过错推定作为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类型就足以表明其地位。 (11)

3.认为过错推定仅仅是一种证据规则, 并援引国外学者的观点加以佐证:“从理论上讲, 过错推定并没有改变被告所承担的侵权责任的性质, 而仅仅将举证责任转到侵害人的身上, 由他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并因此免除自己的责任。” (12) 故过错推定只是转移举证责任的一项程序性规则, 而非实体上的独立的法律原则。

笔者认为, 将过错推定作为一种独立的归责原则纳入侵权责任归责体系, 似不免陷入逻辑上的混乱, 造成概念上的混淆, 因为如此一来必然需要另行创设第三条甚至第四条标准将过错推定与现已存在的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加以准确区分, 而这些标准相互能否契合, 这种体系如何自圆其说, 目前似乎还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解答。而将过错推定仅认定为过错责任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这又不免导致适用上的局限和僵化。例如王卫国先生就认为:“在迄今为止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场合, 代之以过错推定不仅是可行的, 而且更为有利……” (13) 过错推定实应为一种证据规则, 其通过转移举证责任, 力求在加害方与受害方间寻找到合理分担证明责任的平衡点, 实现法之分配正义。

(二) 无过错推定到过错推定的发展

从历史演变来看, 19世纪早期见证了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当时的立法思想以鼓励生产、促进贸易、提高人们的行为积极性为要旨, 强调对人们行为自由的保护, 故而使得过错的认定标准主观化, 即只有在侵权行为人对其行为的性质和意义具有主观上之认识和判断能力时, 法律才责令其就所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这种理念反映到司法实践上就是由“法院借助一切可获得的证据千真万确地查明 (行为人的) 这种心理过程”, 而此证据则要由受害人提供, 也就是说对加害人实行无过错推定。

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和深入,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即加害人处于某些专门职业或具有某种特殊技术, 在这些专业领域, 诸如医疗诊断、质量检验、工程造价、财务审计、律师服务等, 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使本已遭受损害处于弱势的受害人举证证明加害人于实施专业行为过程中具有主观过错, 实在是强人所难而多归于不能实现。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公使得法律不得不另行寻求新的过错认定标准以保护受害人利益, 过错标准的客观化正是对上述主观认定标准的修正, 它不再局限于探求加害人的主观意志而更多地从行为的外部因素来认定加害人的心理状态是否具有可责难性。过错推定的出现更是将这种客观判断推至顶峰, 它由损害结果等客观因素直接推定加害人的主观过错, 而由加害人证明自己无过错方可免责, 这不仅减轻了受害人的证明责任, 实际也降低了法官查明行为人心理过程的困难, 提高了司法效率。

(三) 过错推定归属的理性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 过错推定中规定举证责任倒置, 加重行为人的举证义务, 并非是法律对自由意志的不尊重, 相反, 一定程度上这正是法律保护行为人自由意志的升华。因为在过错责任中, 由受害人通过从客观世界中搜集到的证据来证明行为人主观上的心理状态, 这必然和“子非鱼, 焉知鱼之乐与非乐”的命题一样, 无论最终作出何种解答, 性质上都是将来自外界的评价和判断通过法官的裁判强加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 未必获得认同, 司法资源白白耗费, 司法效果未必实现。改为无过错责任之后, 虽然法官首先推定了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但是凡推定皆可推翻, 法律并未强加任何意志于行为人, 也并未确定地作出任何对行为人不利的否定性评价, 而是给其自我辩解的机会, 由最知悉自己内心状态的行为人自行举证来向法官阐明和揭示自己的主观心理, 最后要求其承受基于自己的举证状况而作出的判决, 亦合情合理。

过错推定是理性的体现, 那么其归属, 即适用领域又如何呢?我们认为, 过错推定就是在推定行为人有过错, 从定性分析上看这说明当事人主观过错与否为认定侵权并科以责任所必须考虑之要件, 否则实无推定之必要, 徒增繁复而无一益而已, 所以此证据规则的适用领域首先应当排除无过错责任。而从定量分析上看这说明行为人如不能自证, 则应就被推定的过错对损害结果承担责任, 是为过错责任原则下才可能发生的情况, 如行为人能自证无过错, 则也有适用公平责任之可能, 因为公平责任主要着眼于损失承担上的分配正义, 而过错推定则是举证责任上之分配正义的体现, 在诉讼进程中早于损失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