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哲学的实践哲学基础

2024-07-24

工程哲学的实践哲学基础(通用8篇)

工程哲学的实践哲学基础 篇1

工程哲学的实践哲学基础

只有将工程哲学放到实践哲学的大背景下,对其中所必然生发出来的哲学基本问题进行论证,才能为工程哲学找到可靠的`根基,从而防止其失去应有的哲学意味.本文试图为工程哲学奠定一个牢靠的实践哲学基础,表明工程哲学是实践哲学的具体化延伸.

作 者:赵卫国 ZHAO Wei-guo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陕西,西安,710062 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年,卷(期): 21(3) 分类号:N031 关键词:实践哲学   哲学基本问题   工程哲学  

工程哲学的实践哲学基础 篇2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1实践是“本体论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即对共产主义者来说, 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实践是现实的活动和运动, 涵盖了人的全部生活, 是人类的根本存在方式。人的深刻的本质不在意识, 也不在自然存在, 而是在于实践活动。人和世界的关系首先不是认识的关系, 而是实践的关系。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方式、存在方式, 能动地作用于外界对象, 使之按人的目的发生变化, 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马克思说,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 只能被看作是被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

2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前提、本质和动力。“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不断地建构着社会并改造着社会的组织形式和内容, 在不断寻求新的发展的过程中创造新的自我, 实践具有生成性和建构性。

3人是实践的主体。实践是人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为过程, 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过程。马克思实践观为实践教学提供了本体论基础。[3]

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要义

1 个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的个人是指“每个人”。个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指五个方面的发展:一是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全面发展主要指人的劳动力、管理力、社会交际能力、科技研究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等。在谈到人的能力全面发展时, 马克思常用的概念和表述是:“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在谈到全面发展人的能力时, 恩格斯说这是“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二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集中体现, 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内涵。人的个性是人的个体性, 是人与人的特性方面的差异, 如爱好、性格、心理、气质、行为特点等。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强调的是人要“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 和人的自主性发展。三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不是抽象、孤立的个体, 人的本质在于其的社会性。作为现实的人的本质, 是由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规定, 并且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正是这个意义上说, 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具体指出过:“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4]“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5]四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一再说:“人始终是主体”。[6]主体性是指凭借自己的综合素质与实践活动, 而处于支配地位, 成为主体的人所具有的特殊属性, 是人在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目的性、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等。人的主体性全面发展不但指其特殊属性的充分发挥, 而且指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体、社会的主体和自我发展的主体。五是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人的价值形式主要有:个人对社会的价值、社会对个人的价值、自我价值。三者原则上是统一的。对个人来说, 只有对社会有所贡献, 个人才能有所享受;对于社会来说, 只有重视个人的需要, 才能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人的全面发展最终要体现在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上。

2人类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有关类发展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一是人类特性的全面发展。它是人区别于物和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二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即人类由以往封闭、落后的社会关系向开放、先进的社会关系发展, 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三是人类能力的全面发展。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四是人类的全面解放和充分自由的实现。它是人类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和综合反映。[7]

三马克思的实践观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对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启示

马克思的实践观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告诉我们,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主体能动性”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保证

教师在中学教育教学过程中, 开发和利用学生的创新潜能, 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首要的是要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促进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发展, 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弘扬中学生的主体精神。这既是前提也是保证。

因此, 教师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教师要尊重学生, 平等对待和欣赏每一名学生, 鼓励学生对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第二,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善于运用适当的教学方法, 创设情景, 提供机会, 启发学生思维, 使他们依靠自己的思考, 得出自己的结论。第三, 教师要鼓励所有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索, 使学生学会学习, 学会独立探索与解决问题。第四, 教师要支持学生学会合作, 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相互帮助、共同创新。第五, 教师要自觉地将创新意识融入教学中, 要在教改实践中勇于创新, 在教学中求新求异, 创造性地进行教学活动, 把创新的种子播撒在每一名学生的心田里。第六, 教师要鼓励和创建一定的条件让学生大胆动手实践, 使学生在动手操作和实践的过程中, 掌握实践的要领, 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2“注重发展价值”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价值导向

创新具有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发展价值。一项新发明新革新往往会带来好的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发展, 一项新学说、新观念往往会带来社会的大变革, 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创新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创新本身就表现为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进步和发展, 对人类整体是如此, 对人的个体而言也是如此。一个人的创新和实践的过程, 也是自身知识、能力、人格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因此, 创新的发展价值是不容低估的。中小学生的创新和实践, 更应注重其发展价值, 即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中学生未来发展的作用。

学生的创新不同于科学家、艺术家的创新, 科学家、艺术家的创新大部分是原创, 是社会化的创新, 而学生的创新虽然不排除有原则的可能, 但大都属于再创, 属个体化的创新。对学生的创新我们看重的不是他们的结果, 而是注重他们在已有的知识能力基础上独立自主地去发现, 探索新知识的过程。正如有人提出的, 让孩子走以前科学家走过的路, 尽管学生的发现突破或者重组, 不是前无古人的, 但只要是他们自主实现的都具有创新意义, 尽管他们的结果不一定有多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但我们看重提这个创新的过程对学生心智人格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发展价值。

3“双基”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起点和基石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渐进过程。越低级的, 作为基础的适应性成份越多, 创新因素越少。如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 当然主要是传授一些基础知识和行为规范。教会如何做人, 如何读书, 但不能忽视前期培养。越到高年级才越要重视发展性素质。否则就会陷入不重视打基础的误区。爱因斯坦讲述, 科学创造像一座大山, 基础越宽, 高度越高。因而必须处理好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与学生“双基”形成的关系。

“‘双基’是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简称。”1952年3月, 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规程 (草案) 》首次明确提出“双基”概念, 指出中学的教育目标之一是使学生获得“现代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从当今时代的背景来看, “双基”也得到了发展。《基础教育课程纲要 (试行) 》指出, 要使学生“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和方法”, “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实际上, “双基”从理念、内涵到实施过程都获得了新的内容。

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 “双基”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 以致于有人开始批判“双基”, 甚至提出了在素质教育条件下, 特别是在强调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新时代课题下不应该再强调双基的偏激观点。事实上, 从基础教育的基础性来看, “双基”的地位不能动摇。基础教育是对学生实施基本的普通文化知识和技能教学, 培养公民基本素质的教育;是为学生继续升学或就业打好基础的教育。而培养中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更需要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作为起点和基石, 否则,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只能是一句空话。没有基础的创新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只要具备的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才能有规模性的、持续性的和高度的创新。古今中外特别是在当代科学上的重大创新和发明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 有了扎实的基础, 也未必能培养出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这是因为, “双基”只是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它只是提供了可能性和潜在性, 并不必然导致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产生。而且, 也不是所以的基础都能导向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获得。只有那些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导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8]

4“面向全体学生”

人们以往对创新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 往往认为培养创新能力只是对部分优秀学生而言, 这是将创新与创造的概念相混淆而产生的错误认识。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 创新就是我们个人自身有一种新的经验或思想的产出和获得。因此, 可以说人人都有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每个学生都有巨大的创新潜能。因此, 教育要面向所有学生, 注意开发每个学生创新的潜能。教师只有珍惜学生创新的巨大潜能, 才能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积极地加以开发和利用, 才能使每一名学生都感到创新是自己能做到的能做好的事情, 使创新成为学生生活中的动力和快乐的源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卷1)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卷1)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张英彦.实践教学的理论基础探析[J].科学教育研究.2006 (9) .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7]郭晓君.人的全面发展初探[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7 (2) .

工程哲学的实践哲学基础 篇3

关键词: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自然;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080-02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给人类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自然作为人类生存和活动的载体,在人的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资源的无限制和不合理使用以及对环境污染的忽视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生态问题是历史和现实发展的产物,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化生态问题的重要举措。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

马恩所处的时代,生态问题虽然没有突出的表现,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不乏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环境问题的深刻见解。马恩的生态思想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方法论原则。

(一)马恩生态思想的出发点:人与自然的统一

马克思抨击了工业文明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即人与自然“二元分立”的理论,主张以唯物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看待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本体论上来讲,自然的存在先于人类,人类源于自然。同时,人存在于自然界中,对自然界有着天然的无法摆脱的依赖性。马克思指出:“人直接的是自然的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1]马克思不仅强调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而且人对于自然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1]383恩格斯所说的“统治”绝不是站在事物的对立面进行统治和支配,而是主张人作为自然的能动的一部分,自觉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来“统治”,这种统治和支配是建立在“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的基础上。

人与自然的统一不仅表现在人是自然的能动的存在物,同时自然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自然首先表现为“感性的”自然界。马克思指出:“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在(狭隘)意义上的人类学的规定,而且是真正本体论的本质(自然)的肯定。”[2]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感性”的自然界意味着自然界在人之外的存在及其对人的效用;而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感性”的自然界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作为“本质的对象……对人的存在”[3]。

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为我们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理论的基础,为人类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自然环境说明了原因。环境伦理学家阿伦·盖尔认为“文明的标志是对世界本质和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深层设定,因此也就是对何为值得人们奋斗的终极目标的深层设定,这种设定充斥着包括实践和制度在内的全部文化领域,并在漫长的时期中被体现并表达这些深层的生命形式所复制。”[4]因此生态文明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设定为人们奋斗的终极目标,并且在社会发展的历程中通过人来不断完成、复制和发展的。

(二)人与自然统一的实现形式: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已经站在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关注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类必须通过劳动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从而满足人类生存繁衍的需要。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5]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实现形式,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征服对象的劳动,而是根据人和自然都必须遵循的规律来“中介、调整和控制”这个物质交换的过程。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都是以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生态环境必然沦为被生产所奴役的对象。恩格斯拒斥这种短视行为指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直接的有益结果。那些只有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先进科学技术的滥用,创造了“繁荣”和“胜利”。恩格斯毫不留情地戳破了这种虚假的“繁荣和胜利”,他警醒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然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1]383

马克思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内在统一、和解的最终方向。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实现生态文明,必须将自然问题的解决付诸实践,将社会问题与自然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二、破除资本主义霸权逻辑,实现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

资本逻辑下的生产方式是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的根源。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异化本质的佐证。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表现为两者相生相协。所谓经济危机,与之相伴的不过就是过度竞争、效率迷恋以及成本削减,而这必然强化对工人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压迫,加大成本外在化的力度,加剧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相伴的日益加大的能源成本、交通拥挤成本,以及高额的地租等都会带来原材料的短缺,最终造成通货膨胀和利润的骤减[7]。西方环境运动积极试图解决经济危机和环境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但他们从未触及资本主义的制度,因而永远也无法摆脱生态危机。有的生态学家呼吁开展一场“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试图从道德层面解决生态危机,建立一种生态伦理。另一些环境学家主张从经济的角度解决生态环境危机,提出经济“非物质化”,实际上就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减少“每单位货币GDP增长对环境的影响”。经济的“非物质化”增长是一幅美丽的经济增长图景,但这种图景始终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不切实际的幻想。科学技术的伟大功绩早就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所证明,部分生态学家企图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环境问题。事实上“杰文斯悖论”早就指明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科学技术,最终都导致了对自然资源需求量的增加。

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环境问题的教训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对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结合我国国情,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一)培养、树立生态文明的意识自觉

人本身并不必然会成为环境的敌人,而人是所在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造成了这种困境。生态文明的建设依赖于我们在理论和实践的自觉。“生态文明”概念首次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表达是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生态文明建设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环境问题的加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建立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首先要求我们要有生态文明的意识自觉,将生态建设纳入经济发展的指标当中去,克服追求经济高效发展的片面性。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中,形成五位一体的科学发展观,表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对我党以及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提高环境保护意识,树立环境保护观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改变旧的生产目的和方式,满足人的真实需要

社会主义要从传统的现代化建设的模式中走出来,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生产目的和形式都要做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我们实行市场经济,绝不能沿袭资本主义无限制的扩大生产,使得劳动产品最终成为异化的力量来反对劳动者,反对自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确立生产的目的,首先应该要明确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真实需要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虚假的需要”。同时,我们还需要确认自然的尺度,即尽量满足非人类生命物种发展的需要,必须使生产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力”的范围之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以这两个基本目的为前提来发展生产才是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否则就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本质的区别。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话题,需要我党以及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中不断探索正确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的基石,但是我们不能寄望于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去找一个现成的生态环境伦理规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具有现实地处理生态问题的能力,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利用这种能力,通过不断地实践创新,摒弃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老路子,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50.

[3]卜祥记.“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探析[J].哲学研究,2012,(4).

[4]阿伦·盖尔.走向生态文明:生态形成的科学、伦理和政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1):191-202.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老子哲学——值得实践的哲学 篇4

——浅读《老子》

老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他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安宁祥和而又奇妙的世界。老子晚年著书《老子》,阐述了“道”“德”“无为”“柔弱”等一系列思想,以致很多人认为老子思想是玄之又玄的,是空洞的,是消极避世的,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其实不然,老子的思想是可以实践的,而且是有利于我们处理问题,摆脱困境的实践。老子的哲学不仅仅是思想性的,更是可以指导实践的。

现代社会,物欲横流,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将离经叛道当作个性的解放。许多人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而如果我们可以从老子那里获得行为的指导,这样的状况就会有所改观。老子哲学中有很多解决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俭”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俭”是老子人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结成部分。“俭”的内涵有两层,一是节俭、吝惜;二是收敛、克制。老子要求我们不仅要节约人力、物力,还要聚敛精神,积蓄能量等待时机。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减少不必要的损耗,另一方面还要克制过分的欲望与冲动。这对于我们生活奢侈浪费的改善和跳出过多欲望的束缚都是有指导意义的。“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如此说来,做到生活的俭朴,并不难办。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这些本来就是不可为的,顺其自然不去做。一个完美的人,并不在外形上的表露,而在内敛的力量的积蓄。收敛些、矜持些才会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魅力。

在中学校园,随处可见奢侈浪费现象,而物质上的“俭”的思想就可以端正中学生的消费观念。然而对于奢侈,究其根源还在于欲望的放纵,攀比心理造成的。只有消除过度的欲望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太多的欲望总是使人心神昏乱,品行恶劣,而老子针对这些欲望提出了“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的原则。事物发展到极点则必变成其反面,即“物极必反”。所以为了使欲望不至于造成妨碍,我们就应该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收敛克制欲望,这样就不会造成危害了。

做事情总要留有余地,否则就没有了上升的空间。做人也是如此。正如国术中的内家拳。内家拳与外家拳的差别就在于内家拳的招势不用老,这样进可攻退可守,不会把破绽都暴露在敌人面前。

以“俭”来为人,可使人“合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写不搏。”(《老子·五十五章》)如婴儿般无知无欲不犯众物。这样确可以清心寡欲,修养身性。然而,面对社会,却尚嫌不足。

“慈”是处世的必要精神。人永远不是单单的一个个体,而必须要面对他人、面对社会。在个人主义的腐蚀下,有些人秉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处世原则,丝毫不关心他人的感受。将暴力当作勇敢;以冲动解决问题;不介意别人的鄙夷,甚至引以为傲。这些问题都出现在了我们的校园里。这些都是不利于学生自身与社会发展的。老子提出的“慈”字诀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老子·六十七章》)“慈”为德的本源,这是天地间的正道。履行正道,必能使别人亲近自己。相互和睦,万众一心,以致马到功成,所向披靡。虽说此理与孟子所说的“仁者无故”相似,但老子之“慈”从根本上却不同于儒家之“仁”,老子着眼于天地,发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五章》)天地对万物是没有私爱的。儒家倡仁义,老子贵自然,天施地化,不以仁恩,春生不为仁,秋杀不为不仁,自然而已,所以老子要求“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五章》)矛盾的出现,很多时候是由于我们强迫别人以我们的方式来行动,而对方不赞同。这种心态是错误的。所以,对于他人,自然为上,不必苛求,不加干涉。这样“慈”的心态就解决了矛盾。

“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的解决思路很容易被误解为厌世的消极的方法。然而,梁启超先生说:“老子是一位最热心肠的人。说他厌世的人,只看见‘无为’两字,把底下‘无不为’三个字读漏了。”诚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表达的是“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清静经》)的道理。不加干涉万物,顺从规律作为,万物才能很好的进行生长发育。这绝不是消极无为,无所作为。而“无为”之“慈”也是这样。尊重别人,尊重规律做事才会减少矛盾的产生,并解决矛盾而最终成功。

行为处事恪守“慈”字诀,必能解决好人际关系,成就一番事业。但“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忍焉”的历史周期规律却会使我们的筑起的高楼瞬间崩塌。所以,老子又给我们解决了“守业更比创业难”的问题。

“让”是最终成功的保障。社会总是进步的。尤其是当代这个知识经济大爆发的时代,各行各业推陈出新的速度迅猛。旧事物总是很快地被新事物所取代,而人亦如此。要想保持不落后,就要靠老子 “让” 的精神。“让”就是谦让,就是“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其又包括两层涵义,一是不争,二是功成身退。这些品格可以使我们在前进着的社会中永远保持胜利者的姿态。

“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二十二章》)老子一再说明,“不争”就不会失败。“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八十一章》)圣人效法天的伟大。他们不断地帮助人,而不争夺利益。这是一种伟大的道德。如果坚守这样的信条,已成立的功绩就不会被抹杀掉。柔弱退让,老实厚道,不与人争,这绝不是懦弱的标志。相反,它却是保持持久的必由之路。因为这些精神可以使人获得普遍的尊重,以至达到一呼百应的境界。而这种境界正是现代人所缺少的。在校园生活中,面对之种种烦恼,“让”的精神可以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地完成自己的课业,得到最后的成功。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费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老子·二章》)“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老子·三十四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老子·五十一章》)“功成身退,天之道。”(《老子·九章》)细读这些文字,从字里行间通露出的是“大道”的精神。生养了万物,无私而不占有万物,无为而不管理万物,充满着的是真爱与温暖。

老子的处世总是师法于天地、自然。他分析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得出结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生态是平衡的。天道公平,取长补短,维护着自然界的均衡秩序。而人类社会之道却是不公平的,往往取短补长,陷入失衡状态。富者更富,贫者愈贫。于是老子又提出“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七十七章》)只有有“道”的人才会把多余的财物来供给天下。将过多的东西让度给天平的另一端使之达到平衡这样使天道与人道合一,才能有利于推动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同样,与别人取长补短,互帮互助,才能有利于我们自身的进步。谦让的品格最终使经过俭约﹑慈爱所得来的成果与功绩,得到保持和进一步发展。这是老子人生哲学的又一步升华。

通过对比我们也可以发现老子的哲学是可以指导好实践的。

老子的“道”之伟大,运用于人间,便形成这三种宝贝“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做到“俭”,我们可以清心寡欲,修身养性;做到“慈”,我们可以济世度人,成就功业;做到“让”,功成身退,潇洒人生。这是人的三种境界。广而言之,就是实现“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天地价值”的方法与路径。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不谋而合。

由修身到治天下,老子提出 “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老子·五十四章》)老子去私立公,立身则代表一身的利益,治家则代表一家人的利益,治乡则代表一乡人的利益,治国则代表一国人民的利益,治天下则代表天下全体人民的利益。老子的公益,是充实自我后的自然流泽。与儒家《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目的的作为,理虽不同,但事却相同,都是三层价值境界的一脉相承。

再者,佛家哲学中也可以看到三层价值境界的缩影。佛国的等极,以佛为尊,其次菩萨,再次罗汉。罗汉是“解除苦恼的人”;菩萨是觉悟后“发大心愿的人”;只有佛才是“大彻大悟的人”,才是不仅自己觉悟又能使别人觉悟,更是觉悟的彻底圆满的人。我们可以看到,罗汉实现了个人价值,菩萨实现了社会价值,而佛实现的是天地价值。

如此看来,儒释道并非像是完全背道而驰,在人格的修养道路上最终九九归真。而这也说明了老子的哲学,不仅是玄妙神奇的,更是实用的。梁启超先生说:“老子的大功德,是在替中国创出一种有系统的哲学。他的哲学,虽然草创,但规模很宏大,提出许多问题供后人研究。他的人生观,是极高尚的而极适用。”我认为,对于老子的言论,我们无须刻意于考证他的年代,追究他的阶段性,争论他是唯物还是唯心。那就成了八股取士造出的训诂家。我们应该将其思想转化为力量,将历史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源,让哲学更好地为人类生活服务。有人说,西方哲学重实用,而东方哲学重养性。孰不知,养性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努力使老子的思想发展成价值观念和行为方法。这样才能使老子为我们构筑的完美的世界降临人间。

参考书目:

《老子》 卫广来 译注

山西古籍出版社

《左手老子,右手孔子》 常华 主编

中国纺织出版社 《宗教知识讲座》 中央统战部编

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们,同学们下午好:

我是来自10级经济学(2)班的学习委,我叫张盼盼,很荣幸有这次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担任学习委员这一职务的经验。

转眼间大学生活已经过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担任着学习委员这一职务。回望这一年多,自己走过的路,留下的或深或浅的足迹,不仅充满了欢愉,也充满了淡淡的苦涩。一年多的工作,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下面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大家一起分享。

学习委员是班上的一个重要职位,在我当初当上它的时候,我就在想一定不要辜负老师及同学们我的信任和支持,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要认真负责,态度踏实,要有一定的组织,领导,执行能力,并且做事情要公平,公正,公开,积极落实学校学院的具体工作。作为一名合格的学习委员,要收集学生对老师的意见和老师的教学动态。在很多情况下,老师无法和那么多学生直接打交道,很多老师也无暇顾及那么多的学生,特别是大家刚进入大学,很多人一时还不适应老师的教学模式。学习委员是老师与学生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学习委员要及时地向老师提出同学们的建议和疑问,熟悉老师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再次,学习委员在学习上要做好模范带头作用,要有优异的成绩,当同学们向我提出问题时,基本上给同学一个正确的回复。

总之,在一学年的工作之中,我懂得如何落实各项工作,如何和班委有效地分工合作,如何和同学沟通交流并且提高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当然,我的工作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比日:有的时候得不到同学们的响应,同学们不积极主动支持我的工作;在收集同学们对自己工作意见方面做得不够,有些事情做错了,没有周围同学的提醒,自己也没有发觉等等。最严重的一次是,我没有把英语四六级报名的时间,地点通知到位,导致我们班有4名同学错过报名的时间。这次事使我懂得了做事要脚踏实地,不能马虎。

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篇5

吴燕

外国语学院

10级英语

100405012

摘要: 科学发展观引领着中国近年来至未来发展,既是唯物论又是辩证法,也是历史观又是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也是当代中国的发展哲学。不管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还是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遵循科学发展观与大自然和谐生活。

关键字:实践 以人为本 辩证唯物主义 人与自然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剖析当代世界与中国的发展态势、全面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依据。只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看问题,才能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中体现为科学发展观

历史的考察是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地、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进行生产,才能满足人的需要,人也只有通过生产,才能最终和动物区别开来,获得真正的解放 [1].但随着历史发展,马克思不可能想到一百多年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正是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新情况,总结国内外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发展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也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全面发展,首先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中,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现象依然存在;农村与城市相比发展缓慢,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势;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上,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出现了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破坏、污染严重、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等现象。这些问题说明我们固然需要加快发展经济,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形成经济和社会相互促进、全面发展的良好格局。只有四个文明共同建设,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这里,我们就必须在马克思正确世界观方法论的带领下做出我们的一切决定,来完善我们的计划。

二:科学发展观以辩证唯物主义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

马克思理论联系现实告诉我们在实践和交往活动,人们联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科学的发展观从本质上说,其哲学依据就是发现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说到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认识和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科学发展观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坚持了历史辩证法,社会有机体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这一范畴表明,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于人的生产实践和交往活动之中,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因素、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有机联系的整体。

在这个整体中,科学发展观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社会整体发展的有机性、整体性和社会发展的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合力)。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体认了社会发展的有机性和整体性特点,既坚持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又注重发挥上层建筑因素(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等)和意识形态、文化因素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及反作用,很好地坚持了历史辩证法。下面我们就谈几个不同发展观:

(一)辩证的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

辩证的发展应当是系统的、全面的、保持内在各要素均衡的发展,也就是说,任何健康的发展,都应当是全面的发展,而不能是片面的、畸形的、不均衡的、单一突进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要全面地兼顾到系统构成的各个要素。社会发展是全面的,必须看到它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必须系统、全面、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二)辩证的发展观是协调的发展观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一事物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在与它事物的联系中存在的,一事物离开与它事物的联系,就谈不上存在,更谈不上发展。因此,按照辩证法,要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把握事物的发展。只有以协调、兼顾的观点和方法处理发展的问题,才符合社会发展本身的辩证法。

(三)辩证的发展观就是可持续的发展观 辩证法讲发展,是要求连续的、保持内在发展能力的健康发展。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包括社会发展,一定要有可持续的发展能力。健康的、正常的发展应是持续的、有后劲的发展。

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义有一系列基本原理和观点,但贯穿这一系列原理和观点中的根本观点,则是毛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观察和解决一切问题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哲学依据。只有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解决对发展问题的科学认识,才能从根本上树立和坚持科学发展观。历史唯物主泽东所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

三: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主义人本观坚持以人为本,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人民组成国家,国家依靠人民,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全是围绕“人民”二字展开,我们祖国新一代必须牢记以下观点:

(一)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马克思主义人认为“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哲学根源,这是在对“以神为本”、“以物为本”思潮和旧人本主义思想的批判中,在对社会历史进行科学分析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以现实的人为动力,以现实的人的发展为目的的思想理论。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深深蕴含于人民群众之中。只有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才有无穷无尽的动力。[3] “以人为本”发展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揭示了无产阶级的最终价值取向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以人为本,关心人,解放人,发展人,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4]

(二)一切为了人的全面发展

除了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还有一句话,不管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还是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所以也是以人为本,把人为最高价值主体,把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理想。[5]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们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

所以说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动力以人民为本。这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集中体现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只有以人民为本,才能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政治基础

除了以人为本外,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内涵来看世界,“科学”在这里当然具有拒斥非科学的盲目追求之意,但同时也做出价值层面的规定,即确立社会发展的积极向度,其目的在于促进人的素质提高与人格养成。[6]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规定主要指个人在发展过程中致力于社会进步以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致力于人的价值实现,即根据人性的自然和社会规定提升社会生活的质量,重视人们对社会发展状况的实际反应,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提出符合人性的期望。

在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政治基础至关重要,因为人们的生存境遇远没有抵达个性自由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抛开具有费尔巴哈话语形式的马克思早期语境不谈,从物象化逻辑审视人的社会存在,深入理解马克思对自然与社会关系这句大有深意的价值表述是极为必要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

其中,马克思的观点的深刻含义在于,人们要想真正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以和谐的人与人的关系为前提。也就是说,人们只有通过以政治方式为主的社会实践手段不断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不断消除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利益上相互对立的社会集团的状况,扬弃“资本的统治”对人的发展的抑制,才能逐渐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和谐,抵达尘世生活的彼岸。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1031页

浅谈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篇6

关键词:和谐社会 ;哲学基础;理论创新

一、和谐社会的概述

(一)和谐社会的含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实现个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内部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以及整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和谐。和谐构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它关系着我国思想道德体系的构建和文化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的即在于对中国自古所崇尚的和为贵、和谐为美等和谐社会理想的弘扬。

(二)和谐社会的特征

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必须要对和谐社会的特征进行准确的理解。具体而言,和谐社会的特征具有以下几点:首先,民主法治。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将民主法治加以充分发扬,在此基础上,促使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得以确切落实,从而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其次,公平正义。所谓公平正义,即指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准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其他社会矛盾之间的关系,促使社会公平和正义得以确切维护及实现。再者,诚信友爱。即和谐社会要求整个社会能够相互帮助、诚实守信,实现全体人民之间的平等友爱与和谐相处。

二、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一)辩证唯物观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本质上世界应当是物质的。恩格斯说:“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83页)物质的第一性,意识的第二性,意识是物质的反应。认识来源于实践,又进而为实践服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循环,以至无穷,这构成了人们准确认识世界并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过程。基于该认识过程,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应当唯物的,而且也应当是辨证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世界普遍联系于一体,是永恒发展的。这构成了唯物辩证法的两条最基本的原则。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分析可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揭示了社会的结构、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的辨证关系。

(二)矛盾观

1.矛盾观

矛盾是对立统一体,矛盾的双方相互排斥,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矛盾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并且贯穿于事物的整个发展过程之中。矛盾具有特殊性,不同事物的矛盾不同,同一事物不同期间的矛盾不同。矛盾是普遍性与特殊性辨证统一。社会的基本矛盾,构成了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的性质不同,其基本矛盾也不同。

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制度和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新的,社会的机构、内涵、构成也是新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其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并不是私有制,其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方面,构建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基本矛盾,不应当是对抗性的,而应当是非对抗性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矛盾,它是人们内部的矛盾,这被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新型矛盾观。在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题便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准确认识人们内部矛盾并加以妥善处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点。

2.新矛盾观的新特点

(1)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内涵

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具有新的含义,和谐社会要求以和平的方法进行非对抗性的斗争。

社会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它由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组成,二者缺一不可。然而社会的性质不同,其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也具有不同的属性和含义。在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矛盾的斗争性并非敌对阶级之间的对抗性斗争,而表现出非对抗性,要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应以积极的方式,而应以和风细雨式的、以和平的方法、民主的方法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在社会的改革以及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完善法制,调整政策、充分调动社会中介的作用,从而解决大量的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实现在新的和谐。

(2)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动力作用

论政治哲学的人学基础 篇7

关键词:政治哲学,自然权利,人性假设,有限理性

自然权利理论

政治哲学就其核心论题而言, 很重要的是探讨个人、社会和国家的边界及其相互关系。自然权利理论认为, 个人权利在逻辑上优先于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和社会存续都是为着个人权利的实现, 个人应该是历史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确认:“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 [1]霍布斯说, “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 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2]洛克则进一步指出, 当属个人自然权利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不容任何别的人侵犯。自然权利理论介入政治哲学问题, 包孕并展示如下三个递进原则:

首先, 个人权利至上原则。在洛克看来“人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 如得不到本人同意, 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 使之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3]诺齐克则直接提出“最弱意义的国家是能够证明的功能最多的国家。任何比这功能更多的国家都要侵犯人们的权利。”[4]

其次, 权利让渡原则。政府权力的获得是通过个人权利的让渡实现的。在霍布斯和卢梭看来, 个人把所有的自然权利都让渡给了社会共同体和国家权力, 用以保护个人权利。洛克则认为个人没有全部让渡, 只是让渡了一部分权利给国家而已, “一个人他所享有的只是自然法所给予他的那种保护自己和其余人类的权力;这就是他所放弃或能放弃给国家的全部权力”。[5]当然, 不得不承认, 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之所以这样做, 只是顺应历史潮流, 并非完全出于自愿。正如马克思的间接论述:“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权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6]

再次, 有限政府原则。政府原本就是为了以个人自然权利的实现者或保障者身份而出场的。因此, 侵犯个人自然权利, 必然使国家权力与政府仅有和能有的合法性消失殆尽。契约论认为, 人们之所以订立契约集合成国家, 不外乎是对一种合乎契约精神的、能带给人安全、自由、平等与财产权保护的政治秩序的吁求。

看得出来, 上述关于自然权利理论介入政治哲学的三大原则的简单罗列, 旨在为政治哲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一个基于人学考察层面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论证。三大原则事实上包孕并体现着如下思想语法:个人是唯一“实体”因而具有本原性;社会与国家都是实现意义上的, 即都是为了个人权利之“自然性”的实现, 因此具有生成性。进一步从方法论角度看, 三大原则支撑和发酵的自然权利理论, 还提供了规避国家作“恶”和社会陷入“恶循环”的两条路径:一是以权力 (power) 制衡权力路径, 二是以权利 (rights) 制约权力路径。前一路径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之“三权分立”奠定了基础, 后一路径为资本主义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行为做了舆论先导。与之相应, 我们需要警惕两种路径潜在的制度陷阱:前一路径往往导致政府内耗严重、产生不了有效政府和真正负责任的顶层设计;后一路径可能导致政府只关注形式权利, 忽视实质权利, 最终导致无所为或不敢作为行为。

人性假设逻辑

哲学史上, 基于对人性善恶不同的道德判断学说, 可以逻辑地推导出两种方向相反乃至尖锐对立的政府观。一种以性善假设为基础的政府观, 认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也应该是追求终极的至善。譬如,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社团 (城市社团) 所追求的目的应总是为了完成人类最高而最广的善。一种以性本恶为理论支点的政府观则认为, 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应该是一种避免大恶的作业历程, 即国家与政府的存在就在于为了人民的幸福而想法设法去除“不可避免的大恶”。

回观历史上曾经的政治实践, 我们基于人性善恶二重性在公共权力上的增殖发用, 进行如下理论澄明乃至信念积聚:

首先, 政府的权力尽管必需, 但权力本身却异常危险。人们不应该将自身的全部身家性命托付给一代“圣主明君”, 即不应该全部寄望于善性从而全能政府上。在这个意义上, 似乎防恶才是扬善的前提和基础, 最佳的政府当是与人的恶本性相匹配的有限政府。因此, 我们认为, 唯有这样的政府, 才能够抑制人性中的大恶, 从而激发和唤起人性中的各种善潜能;也唯有这样的政府, 才足够强大到不仅完成其基本职能, 而且又不越俎代庖, 危及他人的基本权利。

其次, 善恶说本身并无好坏区分, 但在此基础上所推论和选择的社会治理与政府建构模式, 却因时空的变异而同时显现出程度不同的捉襟见肘的尴尬困境。譬如, 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性善假设及其政治逻辑发用, 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性恶假设及其政治实际运作, 本无可比性, 但伴随时空在历时态嬗变中的共时态呈现, 两种相应国家观及其政府模式都不同程度地显现出各自的先天不足。因此, 我们有了下面的学理识见:对于人性, 我们不应停留在抽象谈论层面, 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建基于不同人性假设基础上的中西不同国家观及其政府模式, 我们理应秉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论原则。

第三, 在性善假设与性恶假设的单向度矛盾思维模式中难以孕育政治哲学之人性根基。人类历史一再证明, 人兼有善恶双重本性, 即为善和作恶。既如此, 制度设计也就必须充分考虑善恶之双重本性, 既要扬善, 又要制恶, 对于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当然不例外地要考虑到这一点。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由于道德具有先天的不稳定性, 又由于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所以在逻辑上, 我们必须坚持去恶优先原则;而在实践层面, 民主政治建设势必要将自律和他律的双向规制进行到底。

最后,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 完全依赖和建立在人性假设 (无论善恶) 基础上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体制, 都是不自足、不完善的, 而是需要彼此互补、相互支撑的。据此我们认为, 只有把法律制约与道德激励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克服人性的先天不足;只有把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与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结合起来, 才能真正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

有限理性理念

政治哲学除了传统的善恶人性假设基础外, 还有一种关于人的某种本质特征的逻辑设定, 那就是对人类认知能力和智性范围的断限。不同的断限必然导致不同的政治理论架构和结论。如果认为人类认知能力和智性范围是有限的, 那就形成认识论上的有限理性理论和政治实践上的有限政府运作模式;反之, 就是认识论上的无限理性理论和政治实践上的全能政府运作体制。

无限理性论肇始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对人的主体性、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等的强调。用人的理性来抗衡中世纪基督教神学, 原本属于历史的进步, 但近代以来, 伴随科学技术的不断突飞猛进, 人类对自己理性能力的顶礼膜拜不断得到固化并最终导致理性万能论和绝对理性主义。进一步, 这种“致命的自负”逻辑, 使得理性还上升为道德判断的终极标尺。立足于知识论视野, 无限政府理论从而全能政府的基本信条是, 全知全能的是专制者, 无知或者知之甚少的人是被专制者, 所以前者奴役宰割后者是天经地义的。唯有拥有所有知识的天才 (专制者) 才能引领无知者走向新的美丽世界。

思想史和哲学史上, 休谟的怀疑主义、西蒙的有限理性主义、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以及哈耶克的进化理性主义等, 高举“理性不及”大旗, 一致认为, 全能理性论过分夸大了理性的作用, 其结果必然导致“理性的滥用”, 并最终毁掉理性的自由根基。因此, 我们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 倡导有限理性理念及其政府运作模式。

西蒙这样论述到, “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论”;[7]哈耶克指出, “承认我们的无知, 乃是开启智慧之母。”[8]波普尔更是直接发声到:“我们的知识只能是有限的, 而我们的无知必定是无限的。”[9]至于休谟的不可知论, 更是彰明较著于哲学史。回观这些思想家们的论述, 概括出有限理性理念的基本原则为以下四个方面:⑴完全形式的知识总体是不存在的, 知识总是分散在诸多个体之间;⑵理性本身处于不断发展之中, 没有绝对真理;⑶除过理性知识, 还有其他重要知识;⑷人类理性自身的限度决定了不可能存在全知全能的人、组织和政府。

尽管这仅仅属于一种知识论立场的判定, 但有限政府理念及其实践也确实从中获得了令人服膺的合法性明证。在中国, 以市场化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民主化为基本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 的确依赖有限理性理念的发微和有限政府实践的运作, 获得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众所周知的辉煌成就。而且, 回到论题本身, 作为一种反思传统家国本位和权力本位的政治制胜分析语汇和叙事方式, 有限理性理念同有限政府实践早已深入人心, 它以政府自身监视为切入点, 深入到政府体制机制内部, 持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建设, 不但突破了早年自由与秩序博弈过程中的诸多理论困境, 而且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有限政府理念及其实现途径、体制、机制等, 缔造了举世公认的“中国模式”范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71页。

[2]霍布斯:《利维坦》, 商务印书馆, 1986, 第97页。

[3]洛克:《政府论 (下篇) 》, 商务印书馆, 1964, 第4页。

[4]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第155页。

[5]洛克:《政府论 (下篇) 》, 商务印书馆, 1964, 第83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132页。

[7]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第46页。

[8]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三联书店, 1997, 第19页。

工程哲学的实践哲学基础 篇8

关键词:《诗经》;爱情隐喻;体验哲学;阴阳学说

一、引言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诗歌总集,其中有很多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诗篇,特别是在《国风》中。据历代学者对《诗经》的研究,现在学术界公认的爱情诗有70余首。这些爱情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变,语言通俗易懂,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上古时期先民们的爱情婚恋观。《诗经》爱情诗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多用比兴手法,即通过其他的事物或现象来描写爱情这一目标体。学者们对《诗经》中爱情诗的研究著述颇为丰富,本文拟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之上,从认知角度,对《诗经》中爱情诗的隐喻表达进行研究,探析《诗经》中爱情隐喻的哲学基础,以期丰富对《诗经》的已有研究,拓宽其研究领域。

二、《诗经》中爱情隐喻的哲学基础

《诗经》中的爱情表达多采用“比”和“兴”的表现手法,而这两者都涉及语义或概念的跨域映射与使用。《诗经》中的爱情隐喻以概念隐喻理论为基础,而概念隐喻理论又强调体验哲学在隐喻概念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结合已有的对《诗经》中不同类型爱情隐喻的分析与研究,发现《诗经》中爱情隐喻的哲学根基为体验哲学和阴阳学说。

(一)体验哲学

体验哲学认为空间概念、身体部位是我们形成若干抽象概念的两个主要基础,是人类最重要的隐喻源,因此人的思维具有“体认”特征,常把人的身体和经验作为衡量周围世界的标准,反映在语言中的现实结构是人类心智的产物。中国传统医学和哲学都认为“心”是人体生理结构中最重要的器官,从根本上控制着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因此,在《诗经》爱情诗的概念隐喻表达中,大量存在着用“心”作为始源域来隐喻地表达爱情的现象。

(1)爱情是心或心的产物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邶风·柏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郑风·子衿》)

古人认为一切情感皆由“心”发,“心”是产生各种情感活动的源头,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古今汉语中都存在的对爱情的概念化的方式,例如:现代汉语中也有“心爱”“心心相印”“心动”等用“心”作为始源域来概念化爱情的表达方式。在上述诗句中,“爱情”通过“心”来描述,有关“心”的相关特征被投射到目标域“爱情”中去,而使抽象情感“爱情”得到具体化的理解与阐释。

体验哲学认为语言中的隐喻绝大部分来源于我们的经验和身体体验,经验在隐喻的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诗经》产生的时期,中国正值农耕文化时期,属于典型的农业文明,人们从事的主要是与农业生产活动相关的社会劳动。因此,《诗经》爱情诗的概念隐喻表达中,多以农业产品或农业生产活动作为始源域或喻体来概念化爱情,这与当时人们的农业生产经验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人们的相关社会劳动经验为《诗经》爱情诗中各种概念隐喻提供了基础。

(2)爱情是农业产品或农业劳动事件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卫风·氓》)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王风·采葛》)

纵观《诗经》,以农产品或农业活动事件来概念化爱情的表达也不在少数。如上例中,分别以“贸丝”“采葛”“采萧”“采艾”等事件来概念化爱情。我国古代是以农耕为主的国家,古人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基本上都与农业相关,这种生活方式和经验决定了人们的爱情表达方式也多与农业活动或农业产品紧密相关。

(二)阴阳学说

中国文化深受“阴阳理论”的影响。“阴阳学说”主张阴阳结合和阴阳平衡,认为一切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和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事物都可以构成一对阴阳关系。男人和女人,分别作为阴阳学说中的“阳”和“阴”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所以,在概念化爱情时,会有“爱情是成对事物的相互结合”“爱情是依附关系”的隐喻性表达。

(1)爱情是成对事物的相互结合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

雄雉于飞,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邶风·雄雉》)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邶风·击鼓》)

爱情发展的最终结果便是两人终成眷属、结为夫妻,以成对事物的相互结合,比如:“雎鸠”“雉鸟”等来隐喻性地表达爱情,体现了人们对爱情的美好的希望和祝福,同时也体现了古人淳樸、高尚的爱情观和恋爱观。

(2)爱情是依附关系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召南·鹊巢》)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国风·樛木》)

按照周朝的礼制,男女结婚后,女方应住往男方的家里。男为“阳”,高大强壮,充满力量;女为“阴”,矮小瘦弱,弱不禁风;因此古时强调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古时的社会习俗以及男女的生理条件差异等因素客观上也决定了女性在爱情上和婚姻上处于从属地位。这一与爱情和婚姻相关的客观社会现实在语言上也通过隐喻得到了表征,如上述的“鸠居鹊巢(婚后女方须住进男方的家室)”就是典型的对“爱情是依附关系”这一概念隐喻的具体表达。并且在《国风·樛木》中,将高大英俊的男子比喻为“樛木”,温柔委婉的女子喻为“葛藟”,葛藟缠绕在樛木之上,也隐喻性地表达了女子对男子的依附关系。

三、结语

《诗经》中的爱情诗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而《诗经》中爱情诗的一大特点就是运用隐喻表达爱情。本文从认知角度,对《诗经》中爱情隐喻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和阴阳学说进行了研究,并以具体实例加以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诗经》爱情隐喻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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