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实践中的哲学

绘画实践中的哲学（精选3篇）

绘画实践中的哲学 篇1

引言

“阅读”阿维格多·阿利卡 (Avigdor Arikha) 的作品, 似乎我们感受到他的绘画世界是那么的平淡无奇与寡然无味。一本书、一支笔、一盘水果、一把雨伞、一件大衣、一位女子, 这些看似平实、日常的主题对象, 令观者无需任何思想或精神上的准备, 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进入画面主题的“存在”, 在质疑、讨论存在感的“确定性”消失时, 观者便没有了参与感, 这也证明了“确定性”之源头来自质疑性的寻找过程。阿利卡在童年时期遭受的纳粹集中营经历为他造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以致孤独与冷漠一直体现在他的画作之中, 其绘画风格由早期的抽象时期最后回归到具象时期, 这一过程的转变正是阿利卡对于“存在”的解构与表达, 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言:“我感受到了描绘亲眼所见事物带给我的乐趣, 对我而言, 要放弃已经掌握的技巧, 试着不再归纳、制造、解构, 只需用线条和笔触追随、捕捉我看到、体会到的一切。” (1)

一、偏执观者世界中的抽象向具象转变

阿利卡的绘画艺术生涯大致分为两个时期:抽象与写实, 其风格演变过程充满着复杂与神秘的情绪, 还有纯粹的抽象形式和暗喻的象征性交织于画作之中。年轻时的阿利卡笃信印度教, 相信现实的实质是虚无的、幻觉的, 这一理念一直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即阿利卡总是关注、观察、捕捉那些真实存在的瞬间, 抑或是幻象。20世纪五六十年代, 阿利卡的主要创作是以黑色为主的抽象画, 并以此成名, 获得了艺术和商业上的成功。伴随着那个时代经济的发展, 物质世界的富足促进了时尚艺术文化与流行形象的产生, 实验艺术不断涌现, 真实主义题材绘画被观念、形式主义所代替, 形式的重复导致了传统绘画的被遗弃。此时的阿利卡也开始反思抽象主义绘画的创作内涵是否是发自内心的, 是否是真实的, 他认为这是一种机械、僵化而非发自情感的绘画语言, 其实质只不过是操作者的习惯与教条, 是为迎合时代而哗众取宠的游戏, 更是对于艺术存在价值、真诚严谨态度的亵渎。由此, 阿利卡寻找到了“自救”的艺术道路, 即开始了彻底的艺术改革, 在现象学研究的基础上, 专注于思辨与哲学的研究, 思想的巨变加速了阿利卡对于抽象绘画本质的反思, 即抽象绘画中的记忆与形式的重构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绘画实质, 因此, 他之后的绘画不再涉及形式主义的问题, 而是将精力全部投射到对于艺术存在价值与其必要性的探讨中。为了阐明他的艺术立场与态度, 他于1967年举办了副标题为“巴黎写生”的素描画展, 表明了他重拾“写生”技法的决心, 并将事物的痕迹、瞬间、真实、冲突、矛盾均借由“写生”手法来实现。阿利卡对于存在感的追求不仅仅是一种绘画风格, 更反映了一种道德的倾向。

二、图像与描绘

19世纪之前的西方绘画可称为“再现”的艺术。“再现”是一种假定的图像, 关涉对象的内涵, 亦包括其外在以及它本身所未有的信息。而阿利卡更倾向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非“再现”性, 即“似与不似”、“物我两相忘”突出神韵性的表达方式, 他认为通过“再现”所表达的“图像”与绘画中所“描绘”出的“真实”有着质的区别, 即图像只是“真实”的表象, 而描绘则是对于绘画存在实质的概括。在阿利卡的作品中, 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事物的“直移”, 其实质上是作者在生活的不经意间找寻的“真实”, 更是视觉与思想在共同“描绘”着存在。阿利卡相信印度教中的某些理念, 即遵循视觉新鲜感的闪现, 强调即兴的重要性, 在最短的时间内描绘自我对于绘画对象的体验和感知。阿利卡的绘画是由抽象转向具象的, 其作品中常带有一种独特的视觉, 平常事物在他找寻的过程中进行存在感的组合与建构, 在“寻”与“找”的过程中, 阿利卡渐渐领悟到事物的不确定性、人们感知的不可靠性和难于发现其真实存在状态的现实, 带着这种困惑, 阿利卡寻找并描绘着他周围的世界:家人、朋友、自己、物体、风景, 等等。事物先于我们的视觉而存在, 这就势必将人的诸多方面预想强加存在于事物当中, 人们越是精心关注于此, 其保存于视觉中的先验性必然越发严苛的“指导”、“管辖”、“规范”着我们, 这无疑是在“限制”着我们思想的自由, 难以逃脱对于存在预留的规范之中。众多艺术家, 当然也包括阿利卡, 都乐此不疲地接受存在对于他们的“奴役”, 并对此报以极大的热情, 通过找寻的过程, “破译”事物的“存在”, 将预存于事物上的先验转移到自身或他的作品中, 建构、描绘对于存在的理解。

三、视觉存在中的神秘性

在绘画中找寻事物的视觉存在具有极大的神秘性, 它包含了与我们存在方式的诸多信息与片段, 人们找到这些片段并做出反应, 试图认识与理解它们, 阿利卡的绘画便是窥视、寻找这些隐藏在事物背后的片段, 并使之显现。阿利卡的绘画语言, 即是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存在的领悟中, 洞察各个不同阶段片段之间的关系。阿利卡坚信真实是通过视觉来获得的, 他坚持写生, 但内心始终混杂着敬畏与疑惑的思绪, 在描绘对象之时总带有一种审视的态度, 如那幅《有玻璃门的自画像》, 画面中几何形玻璃门背景中, 阿利卡在右侧角斜出, 构成一种动势, 看似不和谐的三角形构图正是阿利卡区别于其他众多画家们的特点, 反映出真实存在的现实世界。他在构图的选择上得益于他的抽象绘画创作经历, 在具象的画面中依然充满了形式感和复杂的意味, 如那种“歪斜”的构图传达出了事物的复杂性和作者想要表达的陌生感, 在寻找存在感的同时, 是将片段与存在的神秘性集合在一起, 视觉存在的神秘性正是借由片段破译而成就着绘画, 阿利卡坚持的特殊方法论是将视觉存在幻化为捕捉瞬间、发问现实、找寻真实、体验生命的一系列过程, 描绘的过程似乎成了体验生命的“现场”, 一切过去、现在、未来, 甚至是寻找的过程无不带有着它的特殊性和神秘性, 阿利卡的作品完美的注解了即时寻找存在的神秘性。

四、结论

20世纪的艺术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 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之下, 艺术也随之变成了追逐名利、趋炎附势的工具, 不顾绘画的本质, 一味想要冲破绘画的界限, 似乎只有推陈出新和标新立异才是高标准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但在这样的艺术环境中, 阿利卡却未随波逐流, 而是依照生活、寻找真实的视觉和真挚的情感, 最终, 阿利卡在抽象艺术转向具象艺术的探索过程中实现了成功。现今我们很难发现独创的艺术形式, 即便是“原创”也是基于传统形式与内容的改造, 但阿利卡却未摒弃传统而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将具象绘画发展为一种新的视觉样式。我们欣喜地发现古老的具象绘画并没有消失, 反而焕发了新的生命, 唤醒了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真实感悟和情感。

参考文献

[1][英]邓肯·汤姆森沅柳译.阿利卡的素描与油画[J].世界美术, 1995 (3) .

[2][法]狄德罗.狄德罗美学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3]许江, 焦小健编.具象表现绘画文选[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2.

[4]顾丞峰编, 生米译.阿利卡画集[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8.

[5]赵月琴编.现象学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6]萨特著, 陈宣梁译.存在与虚无[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绘画实践中的哲学 篇2

责任价值:社会实践哲学视野中的道德转向

在封闭社会,人们的`责任价值是以“唯我范式”为特征的“现实性责任价值”与“理想性责任价值”范式的复合建构.在开放社会,人们的责任价值是以“唯他范式”为基本特征的“评价性责任价值”与“交换性责任价值”范式的复合建构.这两类责任价值范式的复合建构及其转向是现代社会人们履行道德义务的深层动机.

作 者：杨竞业 姜晓丽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广州,510500 刊 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FOSH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2(2) 分类号：B82-052 关键词：责任价值   封闭社会   开放社会   实践哲学   道德转向  

绘画实践中的哲学 篇3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由国家统一进行的课程改革如何发挥决策者的道德意识作用，保证课程改革的社会民主公正?对此，西方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作出了回答。其所倡导的实践审议的思维方式也引起了国内的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注意，并把它作为中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笔者认为，对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不能采取简单移植的态度，需要考虑到其产生的背景和理论的贡献与局限，从而做出合理的取舍。

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课程现代化改革运动遇到了阻力，受到了挫折。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科技革命的挑战和教育民主化的要求，西方社会发动了课程现代化改革运动。但是，对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民主化的大量实证调查结果表明，大批的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家庭出身的学生在课程改革中处于不利地位，并且教师在课程改革中采取了消极执行的态度。那么，为什么旨在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课程改革的结果没有保证教育机会的平等和激发教师与社会公众的课程改革参与热情?课程改革应如何保证教育的民主、公正，调动教师与社会公众的课程参与积极性和责任意识?在一个多元分化的社会如何在统一的国家课程改革中建立价值利益共识，避免剧烈的冲突和震荡?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课程改革参与者和发动者，英国的斯滕豪斯和美国的施瓦布等人开始反思这些问题。由于不满于结构功能主义课程改革的价值中立立场，也不同意批判理论的激进的价值冲突和对抗的立场，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对课程改革实践目标的伦理政治的思考，并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和当时有影响的彼得斯的教育知识伦理学与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中寻找课程改革的伦理政治学依据。

亚里士多德出于对一个完善的人和完善的城邦生活中冲突的厌恶和拒绝，试图为城邦公民的共同生活寻找伦理学基础[1]。这种共同生活的基础在于雅典男性公民在城邦政治生活中的道德伦理实践。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生活指政治生活，是男性公民之间的交往活动。实践作为伦理行为，是一种采取正确行动的选择行动。作为正确行动的选择行动，它以正确合理的判断为基础。这种判断不是指依照法律原则的裁决，而是择宜做出的公正行为。这种实践判断不同于策略判断。策略判断依据一般的原则，指向正确的行动。实践判断是一种善恶判断，依据道德意识。策略判断考虑的是手段的合理性，实践判断考虑的是目的合理性[2]。实践判断以实践智慧为依据。实践智慧也是一种知识，但是不同于科学、技术知识。三种知识在知识的对象、知识的性质、获得的方式与过程和目的方面存在区别。具体来说，纯粹科学是一种关于不可改变并必然存在的事物的知识，它是一种依赖于推理证明而能被人学习的演绎性知识，其典范就是数学。技术科学知识是关于制作或生产某种可改变事物并服务于制作者目的的一种与偶幸相联系并能为人们学习的知识。实践智慧是一种关于其对象是可改变事物的人类践行的知识，并以在具体事务中的践行作为自身的目的，它不是通过单纯学习和传授而获得的，经验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它要求我们身体力行，去实现人类最大的善。

彼得斯认为，教育活动是有目的的价值活动，但是这种教育价值是教育过程内在而不是外在或附带的结果。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旨在为多元分化的社会提供新的政治自由原则。罗尔斯要解决的政治自由主义的问题是：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他们因各种合理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哲学而产生了深刻的分化一所组成的稳定而公正的社会之长治久安如何可能[4]?罗尔斯认为，任何一种合理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哲学都不可能得到全体公民的首肯，为集体合作提供基础，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自由原则。这种新的自由原则是一种平等自由的原则，是公正和差异的平衡和结合。其基本内涵是：所有社会的基本物品，包括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需要平等的分配，除非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最有利于最不利的群体。由于人的天赋存在差异和不平等，因此在作出教育资源分配的决定时，不能仅仅依据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原则，仅仅考虑为社会提供训练有素的劳动力的工具价值，而应依据平等差异的原则，优先对处境不利的人群予以补偿，并由此增进和丰富个性和社会生活。

受亚里士多德、彼得斯和罗尔斯政治伦理学思想的影响，一些学者把课程改革看作一种由有道德能力的行动主体所做出的有关课程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道德政治实践。从道德政治实践的角度反思课程改革的目的与课程文化资源配置的社会公正性，影响课程改革的社会历史文化情景性，形成了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课程改革理论流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斯滕豪斯和埃里奥特，美国的施瓦布和瑞德等。

课程改革是一种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活动，对于这种权力和利益分配活动的性质、主体、知识基础、活动程序和对象的不同认识，形成了不同的课程改革理论主张。对此，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主要体现如下观点。

(一)课程改革是一种伦理政治实践

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课程改革理论认为，课程革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公正地分配教育资源、学生应该学什么、如何作出理想的学习程序的决定和怎样执行所做出的决定。对此，结构功能主义的课程改革把它作为侧重通过效益成本分析来解决行动的效益和效率的技术实践问题，而在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看来，尽管课程问题在目标固定的情况下可以转化成程序问题，但是课程改革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一种需要通过审议和实践理性解决的不确定的实践问题。课程改革是一种伦理政治实践。课程改革作为伦理政治实践，它具有如下特点：1)集体协作性。课程改革不是个人的行动，而是集体的交往协作活动。这种集体的交往和协作以集体的审议和决策的方式出现;2)互主体性。在集体审议过程中，参与审议的个人或群体都是主体。课程改革的主体具有多元性;3)是一种目的在于善的实践判断活动，而不是一种预先制定改革目的的程序活动。格兰迪(Gmndy)曾有过一个例子：如果教师采取某种教学方法，目的在于有效的完成课程计划规定的任务，并且，对教师工作成功的评价也是根据完成指定的课程计划的程度，这种行动是策略行动和策略判断。而如果教师采用某种方法时是基于考虑学生未来的幸福作出的判断，这是一种实践判断教育性。埃里奥特认为，国家、学校教师和社会在课程改革的相互协商审议的过程中进行相互教育。施瓦布认为，课程发展是一种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是一种集体的决策活动，是一种伦理道德活动。

瑞德认为，对课程改革作为伦理政治实践活动性质的准确理解需要消除几种错误的观念：1)把实践作为与理论相对的具体的日常活动，看成是需要理论指导的活动，而忽视了理论与实践的本质区别;2)把实践作为利用资源和技能的活动，忽视了影响和支配实践活动的历史传统与美德因素;3)把实践作为一种价值中立的活动，看成是知道如何做的技术，忽视了实践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性质。其中，瑞德特别强调要把课程改革作为实践活动与理论活动区别开来。他认为，实践与理论一样同是探究活动，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和疑惑，但是实践与理论是两种不同的探究形式。二者所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依据的知识基础、采用的方法和结果存在差异。理论要解决的是思维和逻辑问题，需要运用一般的原理，采用推断和演绎的方法，其结果在于做出解释、说明;实践要解决的是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依据的是特殊的经验，采用的是审议的方法，其结果在于采取恰当的行动。实践依赖于群体的历史传统和个人的美德，是一种历史的道德伦理活动，是一种道德选择。

(二)课程改革是集体的审议活动

课程改革作为一种伦理政治实践，其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作出决定。那么，谁有权作出课程改革的决定呢?做决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依据是什么呢?由于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强调课程改革实践的目的的价值冲突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因此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强调课程改革是集体的审议活动。作为一种集体的审议活动，课程改革的主体既不是政府及代表政府的技术专家，也不是教师，而是政府、学校、教师和社会公众集体审议决策的结果。施瓦布认为，这种课程改革的集体决策以学校为基础，由校长、社区代表、教师、学生、教材专家、课程专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等组成，只有小组能够收集课程决定所需要的各种证据和专门知识。埃里奥特在对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英国的课程改革进行反思时指出，课程改革的主体不仅仅是教师，也不仅仅是国家。埃里奥特主张超越课程改革主体的二分法，建立一种建立在学校、地方政府和国家之间不断建构和再构基础上的协商的国家课程发展机制，由代表学校、地区和国家的教师、家长、雇主、雇员、政府官员，在对话中通过共享和协商他们各自对教育目标和过程的立场和观点，尝试形成留有争议空间的共识。

在强调课程改革的集体审议时，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还强调把课程改革的权力逐步移交给直接面向课程改革实践结果的教师、学生和社会公众。斯滕豪斯认为，教师是课程发展的主体，教师不是课程方案和政策的被动的执行者，而是主动的实践者和反思者，“没有教师作为学校和教室实践研究者的专业发展就没有课程的发展”。受斯滕豪斯的影响，埃里奥特基于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观察指出，在发达的社会，变革不再是长期的稳定期间的短暂的事件，而是经常的、持续不断的、难以科学预测和进行社会控制的。因此，发达的社会是一种风险社会，面对风险、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政府对风险结果的控制能力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应把形成社会存在条件的责任转交给直接面对风险结果的社会公众，对于什么是好的道德判断不应仅仅由政府或知识专家来决定，即使是民选的政府或具有社会权威的知识专家。

(三)课程改革是在实践理性指导下的行动

人们常说实践是在理论指导下的行动，没有理论指导的行动是盲目的实践。在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看来，问题不在于课程改革有没有理论指导，因为如瑞德所言，国家对学校课程改革的干预从来都不是非理论的，它总是暗含着某种课程观和指导课程设计的理论。问题在于国家课程决定依据的是什么性质的理论，是何种理论，课程改革理论和课程改革实践应建立何种关系。在施瓦布看来，课程的理论不只一种，课程理论也存在正确和错误之分，而课程领域的危机在于习惯的、不加思考和错误的依赖理论，依据单一的、不可靠的理论[5]。基于对课程改革理论现状的批判，施瓦布和瑞德认为，在强调课程改革理论对课程改革实践的指导作用时，课程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课程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对课程问题性质的判断将会导致不同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因此，课程改革需要根据问题的性质来选择理论。瑞德认为，课程理论是解决课程问题的。而问题可以分为解决行动程序的理论问题和解决行动的手段和目的问题的实践问题。与理论和学术问题相比较，实践问题具有以下特征[8(需要做出决定;做决定的依据是不确定的，没有什么能够确定无疑地告诉我们应该顾及谁的利益，考虑何种依据或优先考虑何种主题;需要考虑现实状况和历史，不是从零开始;每个问题都是独特的，是特定的时空的产物;需要在竞争的目标和价值之间做出裁决，一些人因此受益，而这可能以牺牲另一些人的利益为代价;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判断实践行动的根据不在于行动本身而在于行动要达到的理想的目的。课程问题主要是一种需要通过审议和实践理性解决的不确定的实践问题。

由于存在两类不同的问题，因此存在两类不同的知识和相应的探究活动，即理论问题与理论探究，实践问题与实践探究。理论问题对应于原理思维，是在无可争议的前提和可以证明的事实基础上的逻辑推理，实践问题对应于审议思维，强调前提的可争议性、事实的不确定性和心理逻辑。理论和实践的活动在目的、对象和方法上存在区别。具体来说，理论活动的目的在于获取普遍知识，而实践活动的目的在于作出决策;理论活动的对象是一般、普遍不变的事物，它是在已经确认和公认的抽象理论体系基础上进行的，而实践活动的对象是不确定的、具有很大差异性的情景，它是在已有的实践智慧基础上进行的;理论活动的进行往往是根据一般的原理进行逻辑的推理和资料的验证，而实践活动往往没有可靠的现成的原理，它需要基于对实践情景的理解、沟通来达成共识。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课程改革理论知识的来源与构成，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主要强调课程改革的伦理学基础。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二)课程改革是集体的审议活课程改革作为一种伦理政治实践，其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作出决定。那么，谁有权作出课程改革的决定呢?做决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依据是什么呢?由于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强调课程改革实践的目的的价值冲突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因此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强调课程改革是集体的审议活动。作为一种集体的审议活动，课程改革的主体既不是政府及代表政府的技术专家，也不是教师，而是政府、学校、教师和社会公众集体审议决策的结果。施瓦布认为，这种课程改革的集体决策以学校为基础，由校长、社区代表、教师、学生、教材专家、课程专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等组成，只有小组能够收集课程决定所需要的各种证据和专门知识。埃里奥特在对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英国的课程改革进行反思时指出，课程改革的主体不仅仅是教师，也不仅仅是国家。埃里奥特主张超越课程改革主体的二分法，建立一种建立在学校、地方政府和国家之间不断建构和再构基础上的协商的国家课程发展机制，由代表学校、地区和国家的教师、家长、雇主、雇员、政府官员，在对话中通过共享和协商他们各自对教育目标和过程的立场和观点，尝试形成留有争议空间的共识。

在强调课程改革的集体审议时，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还强调把课程改革的权力逐步移交给直接面向课程改革实践结果的教师、学生和社会公众。斯滕豪斯认为，教师是课程发展的主体，教师不是课程方案和政策的被动的执行者，而是主动的实践者和反思者，“没有教师作为学校和教室实践研究者的专业发展就没有课程的发展”。受斯滕豪斯的影响，埃里奥特基于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观察指出，在发达的社会，变革不再是长期的稳定期间的短暂的事件，而是经常的、持续不断的、难以科学预测和进行社会控制的。因此，发达的社会是一种风险社会，面对风险、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政府对风险结果的控制能力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应把形成社会存在条件的责任转交给直接面对风险结果的社会公众，对于什么是好的道德判断不应仅仅由政府或知识专家来决定，即使是民选的政府或具有社会权威的知识专家。

(四)课程改革是在实践理性指导下的行动

人们常说实践是在理论指导下的行动，没有理论指导的行动是盲目的实践。在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看来，问题不在于课程改革有没有理论指导，因为如瑞德所言，国家对学校课程改革的干预从来都不是非理论的，它总是暗含着某种课程观和指导课程设计的理论。问题在于国家课程决定依据的是什么性质的理论，是何种理论，课程改革理论和课程改革实践应建立何种关系。在施瓦布看来，课程的理论不只一种，课程理论也存在正确和错误之分，而课程领域的危机在于习惯的、不加思考和错误的依赖理论，依据单一的、不可靠的理论[5]。基于对课程改革理论现状的批判，施瓦布和瑞德认为，在强调课程改革理论对课程改革实践的指导作用时，课程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课程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对课程问题性质的判断将会导致不同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因此，课程改革需要根据问题的性质来选择理论。瑞德认为，课程理论是解决课程问题的。而问题可以分为解决行动程序的理论问题和解决行动的手段和目的问题的实践问题。与理论和学术问题相比较，实践问题具有以下特征[8(需要做出决定;做决定的依据是不确定的，没有什么能够确定无疑地告诉我们应该顾及谁的利益，考虑何种依据或优先考虑何种主题;需要考虑现实状况和历史，不是从零开始;每个问题都是独特的，是特定的时空的产物;需要在竞争的目标和价值之间做出裁决，一些人因此受益，而这可能以牺牲另一些人的利益为代价;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判断实践行动的根据不在于行动本身而在于行动要达到的理想的目的。课程问题主要是一种需要通过审议和实践理性解决的不确定的实践问题。

由于存在两类不同的问题，因此存在两类不同的知识和相应的探究活动，即理论问题与理论探究，实践问题与实践探究。理论问题对应于原理思维，是在无可争议的前提和可以证明的事实基础上的逻辑推理，实践问题对应于审议思维，强调前提的可争议性、事实的不确定性和心理逻辑。理论和实践的活动在目的、对象和方法上存在区别。具体来说，理论活动的目的在于获取普遍知识，而实践活动的目的在于作出决策;理论活动的对象是一般、普遍不变的事物，它是在已经确认和公认的抽象理论体系基础上进行的，而实践活动的对象是不确定的、具有很大差异性的情景，它是在已有的实践智慧基础上进行的;理论活动的进行往往是根据一般的原理进行逻辑的推理和资料的验证，而实践活动往往没有可靠的现成的原理，它需要基于对实践情景的理解、沟通来达成共识。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课程改革理论知识的来源与构成，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主要强调课程改革的伦理学基础。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强调实践的优先性，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意义价值的解释作用。

(五)课程决定的方式是一种审议的方式

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认为，课程改革的目的在于实现课程资源配置的民主公正。那么，采取什么样的课程决策程序和课程资源分配方式才能有利于教育民主?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认为，必须使课程决策建立在社会公众集体决策的基础上，使课程决策的过程成为一个集体审议的过程。施瓦布、瑞德和埃里奥特分别在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技术工程模式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集体审议程序。

施瓦布认为，审议的过程包括“发现-联合-运用”三个阶段，通过发现的过程了解课程发展面临的真实问题和不同的利益需求，通过联合寻求最大的共同利益，通过利用的环节使集体的决策得以实施。这三个过程不是连续的，而是交替的。

瑞德认为，在许多公共政策领域，权宜之计、程序、多数投票和权威意见已经侵占了鉴别、审议和判断的位置。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更关注效率问题，从而使得解决效益问题的科学管理、效益成本分析和目标管理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忽视了课程决策问题的实践审议性质。瑞德提出通过审议的方式来进行课程的决策，这种审议的方式不是通过预先指定的目标，而是通过对课程的目标进行审议，让不同的利益组在课程目标的制定过程中有充分的发言权。瑞德援引威克尔(Vicker)和施瓦布等人的观点，提出了国家课程决策和课程政策作为一种集体的决策活动须经历的五个阶段[7((pp.27-30):l)鉴别一明确问题的性质和原因，避免因匆忙对问题的性质和原因做出判断而导致解决错误的问题，而错误的.问题又会导致浪费时间、资源，超出解决能力以及付出很大的代价;2)事实判断一与问题有关的事实是什么。事实判断包括对不同的利益群体的感受、价值和信仰的判断，因此事实判断不是收集信息的程序活动，而是一种批判和整合的精神活动;3)价值判断一什么解决方案是可接受的。价值判断是对行动结果的利弊进行判断，基于道德的价值判断的结果，一些行动可能因为有不理想的负效应、昂贵和无效而被排除;4)形成被选方案——可能做什么。提供可供比较和评价的行动方案;建议一应该做什么。

埃里奥特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课程改革的社会工程模式存在缺点。这种缺点主要表现在：1)没有考虑社会中的人的行动和交往的复杂性;2)容易使人们把阻碍课程改革的条件归之于改革的速度太快、资源缺乏和学科知识不够的问题，并且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随着时间逐步消失，而忽视了课程改革的伦理政治问题;3)容易忽视处于课程改革边缘地位的地方和学校教师的作用，把边缘的沉默看成是达成共识而不是因为共同的无权和无能为力感。基于对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英国两次大的课程改革的反思，埃里奥特认为，课程改革失败的经验表明，课程改革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课程改革是由教师发动的，是无计划的，因而降低了教育质量标准，而是在于课程改革采取了社会工程模式。他因此倡导课程改革的社会实验模式，主张建立一种建立在学校、地方政府和国家之间不断建构和再构基础上的协商的国家课程发展机制。

(六)课程改革应就自身的目的、价值作出审议

在对课程改革活动的对象的认识上，不同于结构功能主义对课程内容和实施方法的技术程序问题的关注，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转向对课程改革目标的道德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的关注。施瓦布强调对学生、教师、教材和环境四种课程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作出审议。这四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具体包括：教师与教师之间的相互作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教师与教材之间的相互作用;教师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材之间、学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等。斯滕豪斯、埃里奥特和瑞德强调主张发挥教师、社会公众对课程改革目标的实践审议作用和道德判断作用。

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要解决的是课程改革与社会民主公平的问题，这一问题反映了多元民主社会冲突的事实和整合的要求，至今仍有现实性。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强调课程决策者的道德意识在促进课程改革民主中的作用，突出了改革中人的因素，突出了人的选择性和责任意识。这种课程改革的理论解释和实践方案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先进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社会随着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来临，社会变化速度的急剧加快，社会变化的结果的极大不确定性，个人具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和自主性。在这种情况下，课程改革如何充分调动教师、政府和社会公众的道德责任意识，使之能根据情境变化做出恰当的课程决策，这已成为当今时代课程改革理论关注的话题。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通过与亚里士多德、彼得斯和罗尔斯的伦理学思想的联系，使得课程改革研究的主题从对如何教的问题转向应教什么的问题，以及课程改革理论与实践应建立何种关系的问题。这对赫尔巴特、斯宾塞和泰勒等所开创的技术理性的课程设计研究而言，在研究的主题、理论和方法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另外，作为一种课程改革的理论，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强调影响课程改革因素的复杂性和课程改革理论的特殊性，对课程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做出了新的解释，给人以很大的启发性。正是由于实践哲学课程改革理论的时代性、先进性和启发性，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至今仍有影响。

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也存在不足之处。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在研究的主题上片面强调课程改革与政治民主和人的发展的关系，把课程改革的政治目的、人的发展目的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对立起来，这不符合当今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竞争的要求。

第二，在理论依据上，片面强调课程决策者的道德意识对课程改革的民主的作用，忽视了经济活动对课程改革的影响，因而难以解释课程改革促进社会民主的真正动力。同时，相对忽视社会结构对课程改革实践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唯意志论的倾向。由于忽视了对课程改革实践起作用的重要的社会力量，因此使得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缺乏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