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哲学实践

论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哲学实践（共8篇）

论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哲学实践 篇1

论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哲学实践

颜悦南

2012-4-11 8:28:20 来源：《环球市场信息导报》 2011年第9期

摘 要：生态文明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哲学实践，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该文阐述了生态文明的内涵、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以及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的内在一致性，明确提出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哲学，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写入政治报告，在阐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目标，指明了建设生态文明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

1.生态文明的内涵

从“文明”的界定来看，广义上是指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状态以及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风尚，以及达到这一状态的过程。从狭义来说，指社会脱离了人类群居的原始生活方式之后，通过科技形成的物质和社会状态，包括用理智和实用知识控制自然的技术手段。

生态文明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源头，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儒家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

20世纪70至80年代，西方学者认为工业文明因面临多重全球问题，必将发生转型，走向新文明，他们大力倡导生态学世界观，但当时并未直接提出生态文明概念。

前苏联学术界对生态文明概念的最早使用是在《莫斯科大学学报·科学共产主义》1984年第2期文章《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中，文章提出培养生态文明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内容和结果之一，将生态文明看做是生态文化、生态学修养的提升。

1987年，中国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先生在学术界首次明确使用生态文明概念。叶谦吉教授认为：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观点从生态学及生态哲学的视角阐述了生态文明。

1995年，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罗伊·莫里森在其出版的《生态民主》一书中，明确使用了“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这一概念，并将“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

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在《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科学发展》的报告中提出，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

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造自然和社会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是指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共处、良性互动的状态。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共同组成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多个维度。生态文明的本质或中心思想，就是人与自然相和谐。

生态文明的内涵包括多方面的含义，生态文明自然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统一，人类应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改造和利用自然。生态文明价值观反对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主义，强调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与生态系统之间平等相处、相互依存、协调共生，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发展观要求改造和利用自然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控制发展的模式、规模及速度，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文明消费观倡导绿色消费至上，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强调生活方式的实用性，减少对自然不合理的需求，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

2.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

生态文明是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前后相继的社会整体状态的文明。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性来看，生态文明萌生于工业文明的母体中，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将是工业文明之后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从人类文明系统的结构性来看，生态文明只是人类文明系统中的一个方面，但具有基础地位，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发生交叉渗透的相互作用。

生态文明以生产方式生态化为核心，将制约和影响未来的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它将促使现实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向着生态化方向转变。

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标志。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类就不可能享受高效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正确认识和处理这“四大文明”，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

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十分密切。没有生态文明，就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推动物质文明向生态经济方向发展，把人与自然和谐提升为精神文明重要内容，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类既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也不可能有高度的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另一方面，生态文明推动政治文明扩大视野，将生态文明的内容和要求内在地体现在人类的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拓宽公众参与的民主途径。

3.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的内在一致性

生态哲学是科学发展观得以确立的重要的学理根据和文化前提，科学发展观所依据的全面协调发展、人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人本主义取向，则是生态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哲学实践，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就是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通过发展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从生态哲学的视角来看，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有着内在一致性。

A.生态文明与科学发展观都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出发点，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类是生态文明的主体，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促进社会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

B.生态文明与科学发展观都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提倡的全面和协调，主要是指人与自然和社会全面发展，强调的是协调发展。发展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生态文明坚决反对人类中心论，追求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与共同进化。科学发展观不仅用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生态文明来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也用生态文明来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调节人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C.生态文明和科学发展观都强调共同进步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可持续发展也坚持“代际公平”、“代内公平”等公平原则，同样体现了共同进步的基本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而生态文明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则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正是由于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的内在一致性，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建设生态文明。

4.实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措施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强生态文明应该做到：

A.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观

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实践的主体。所以，建设生态文明应该注重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走出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从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转到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的整体价值观和生态经济价值观，并以此来实现人的行为模式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更充分地发挥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积极性与能动性。

B.加强生态环境道德教育

生态道德意识是生态文明的精神依托和道德基础，培育全民生态道德意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应该持续开展生态教育，把生态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按照“面向未来”的要求，通过对全社会成员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教育，唤起人们对自然的“道德良知”和“生态良知”，使人们树立起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生态和谐进化的生态发展观念，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培养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发展观、消费观和审美观，调动全社会成员的主动性、自觉地参与到生态文明的建设中来。

C.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经济的最佳途径。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改变，就必须要实现从资源粗放型向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降低到最低限度。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环境友好型生态产业，继续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发展生态农业；改变过去那种高投入、高污染、高耗费的工业发展路子，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建设生态工业园，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

D.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建设生态文明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是基于对工业文明追求过度消费物质资料的批判和否定。绿色生活方式完全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它以提高生命价值为宗旨，倡导绿色消费、鼓励节约资源。提倡绿色生活方式，要求改变人们不良的食物需求与消费习惯，简化食物生产、分配、消费环节，避免食物生产与消费功能的异化。这种绿色生活方式，既有利于人自身的健康，又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提倡绿色消费方式，要求人们能以一种健康合理、科学文明的姿态步入新的生态文明时代，抛弃过度消费、超前消费、高消费的畸形消费观，从追求繁华、浪费的生活方式中摆脱出来，改变人们对资源的强烈占有心态，将环境保护融入日常的消费行为中。

E.强化政府的生态责任，加强生态环保的制度建设

加强政府绿色引导和绿色控制的机能，即政府要加强生态执政、生态立法和生态行政，完善生态文明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努力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整体的符合和谐社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新的政治形态。

政策方面：应该逐步建立起合理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树立起科学的政绩观，建立绿色GDP；利用绿色税收对有利于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企业和个人进行补贴，以鼓励他们投资环境保护产业：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使人们尽可能合理利用资源。

法律法规方面：要加强环境法律建设，建立健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法律和制度，加强法律约束机制，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F.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环境监管体制，完善监督制度和机制

环境监管体制是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保证，必须加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生态环境执法的监督，加强司法部门的监督，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环境执法监察管理体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论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哲学实践 篇2

一、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改善是衡量、评价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

从生态哲学的社会视域解读科学发展观, 要求我们将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改善作为衡量、评价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这不仅是马克思实践生态观的本质要求, 也是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和超越。经过人类实践活动中介而出现的“人化自然”, 是一种人的对象性存在。在这种互为现实对象性的证明中, 人化自然不仅“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必要的、重要的对象”, “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 而且这种对象性存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和艺术的对象, “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 甚至“直接地就是另一个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1]这样, 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就不是一种外在性的关联, 而是处于互相依赖和共生状态之中, 并实现了“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的原初关联。正是这样, 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成为人的活动的目的性内容本身, 成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内在主体性尺度, 因而也必然成为衡量和评价社会发展的尺度。将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作为衡量和评价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 也是科学发展观在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式方面扬弃和超越传统发展观的产物。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在思维方式上, 坚持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立, 采用征服控制性思维, 把自然视为通过征服以期满足人类经济增长的对象;在发展方式上, 传统发展观把社会整体发展简约为单一的经济增长并将其置于绝对优先的位置, 把社会的全面发展简约为物质财富的无限积累和扩张, 把人的全面发展简约为物质生活和感性欲望的充分满足。与传统发展观不同, 科学发展观在思维方式上, 则遵循人与自然一体化、共生性的思维范式;在发展方式上, 加快“生态化导向”的经济结构调整,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生态环境建设作为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形成有利于节能环保的产业结构、科技创新和消费模式。

二、处理好社会关系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前提, 重视环境正义和社会制度建设

从生态哲学的社会视域解读科学发展观, 要求我们将处理好社会关系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前提, 重视环境正义和社会制度建设。社会关系形态是马克思生态观的基本视域和制度维度。与西方生态主义者停留于抽象价值观和环境实证科学的分析视角不同, 马克思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 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相互制约。生态危机的实质, 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中介体现出来的人和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分化与对抗。当代人类出现的生态问题源自一定性质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因此, 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 是瓦解资本关系逻辑, 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解”、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本质统一的根本途径。从生态哲学的社会视域解读科学发展观, 要求我们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致力于生态文明的制度性建设。具体措施应包括:要明确党和政府的生态责任, 加强生态执政、生态立法和社会公众参与, 完善环境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 加强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建立和保障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人在自然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协调机制、生态补偿机制, 构建合理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全球的视野来看, 还需要积极倡导环境公平和全球民主, 坚持生态问题上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克服和改变资本逻辑、强权逻辑主导全球范围内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通过变革资本主义全球权力关系,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坚持和维护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权、发展权的前提下, 处理好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在生态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矛盾。

三、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

从生态哲学的社会视域解读科学发展观, 还需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发展中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以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社会发展可包括客体性发展和主体性发展双重向度, 衡量社会发展也有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两大尺度。显然, 以生产力提高和物质财富积累为内容的社会客体性向度的发展是主体性向度发展的物质前提, 主体性向度的发展则是社会发展的价值指向和目标导引。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上看, 两者具有一致性。人类社会发展史, 既是一部生产力演进史, 又是一部人类解放史, 自然解放与人的解放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但在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阶段上, 两者之间的矛盾却是经常发生的。如果说, 传统发展观追求的是客体性向度的发展, 体现为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积累;那么, 当代发展观则致力于主体性向度的发展, 体现为人类通过改变自我、成就自我以达到自由自觉的活动和发展状态。在这双重的发展向度和衡量尺度中, 马克思更强调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主体向度和价值尺度来引领生产力发展、考量未来社会的特征, 在他看来, 未来社会作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和“真正财富”的根本尺度, 应该是“社会个人的发展”、“个人发达的生产力”、“个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自由个性”等。[2]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深层意义, 要求我们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旨归和主体条件。一方面,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前提。它既能营造和提升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 还能培养人们优美的情操, 美化人的心灵世界, 折射出人类良好的心态和本性, 而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则表现了人类的贪婪与狭隘。另一方面, 人的全面发展又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条件。生态环境作为人类活动的作品和现实, 可从中直观自身。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关键在于推进人的发展、提高人的素质。

从1995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 党和政府作出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相继提出“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 “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等发展理念。十八大也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 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些战略性思想, 实际上是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置于生态哲学视域中加以考察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摘要：马克思生态哲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关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科学, 它揭示了生态世界发展最一般的规律, 是科学生态观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 研究马克思生态哲学, 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建设生态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十八大也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 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环境,社会关系,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 1979, 第20卷

论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哲学实践 篇3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哲学；科学发展观

【基金来源】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哲学向度及实践》，编号09SJD720013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写入政治报告，在阐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目标，指明了建设生态文明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

1.生态文明的内涵

从“文明”的界定来看，广义上是指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状态以及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风尚，以及达到这一状态的过程。从狭义来说，指社会脱离了人类群居的原始生活方式之后，通过科技形成的物质和社会状态，包括用理智和实用知识控制自然的技术手段。

生态文明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源头，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儒家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

20世纪70至80年代，西方学者认为工业文明因面临多重全球问题，必将发生转型，走向新文明，他们大力倡导生态学世界观，但当时并未直接提出生态文明概念。

前苏联学术界对生态文明概念的最早使用是在《莫斯科大学学报•科学共产主义》1984年第2期文章《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中，文章提出培养生态文明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内容和结果之一，将生态文明看做是生态文化、生态学修养的提升。

1987年，中国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先生在学术界首次明确使用生态文明概念。叶谦吉教授认为: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观点从生态学及生态哲学的视角阐述了生态文明。

1995年，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罗伊•莫里森在其出版的《生态民主》一书中，明确使用了“生态文明”(ecologicalcivilization)这一概念，并将“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

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在《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科学发展》的报告中提出，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

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造自然和社会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是指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共处、良性互动的状态。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共同组成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多个维度。生态文明的本质或中心思想，就是人与自然相和谐。

生态文明的内涵包括多方面的含义，生态文明自然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统一，人类应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改造和利用自然。生态文明价值观反对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主义，强调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与生态系统之间平等相处、相互依存、协调共生，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发展观要求改造和利用自然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控制发展的模式、规模及速度，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文明消费观倡导绿色消费至上，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强调生活方式的实用性，减少对自然不合理的需求，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

2.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

生态文明是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前后相继的社会整体状态的文明。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性来看，生态文明萌生于工业文明的母体中，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将是工业文明之后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从人类文明系统的结构性来看，生态文明只是人类文明系统中的一个方面，但具有基础地位，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发生交叉渗透的相互作用。

生态文明以生产方式生态化为核心，将制约和影响未来的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它将促使现实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向着生态化方向转变。

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标志。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类就不可能享受高效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正确认识和处理这“四大文明”，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

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十分密切。没有生态文明，就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方面，社會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推动物质文明向生态经济方向发展，把人与自然和谐提升为精神文明重要内容，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类既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也不可能有高度的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另一方面，生态文明推动政治文明扩大视野，将生态文明的内容和要求内在地体现在人类的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拓宽公众参与的民主途径。

3.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的内在一致性

生态哲学是科学发展观得以确立的重要的学理根据和文化前提，科学发展观所依据的全面协调发展、人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人本主义取向，则是生态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哲学实践，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就是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通过发展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从生态哲学的视角来看，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有着内在一致性。

A.生态文明与科学发展观都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出发点，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类是生态文明的主体，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促进社会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

B.生态文明与科学发展观都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提倡的全面和协调，主要是指人与自然和社会全面发展，强调的是协调发展。发展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生态文明坚决反对人类中心论，追求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与共同进化。科学发展观不仅用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生态文明来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也用生态文明来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调节人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C.生态文明和科学发展观都强调共同进步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可持续发展也坚持“代际公平”、“代内公平”等公平原则，同样体现了共同进步的基本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而生态文明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则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正是由于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的内在一致性，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建设生态文明。

4.实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措施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强生态文明应该做到：

A.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观

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实践的主体。所以，建设生态文明应该注重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走出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从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转到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的整体价值观和生态经济价值观，并以此来实现人的行为模式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更充分地发挥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积极性与能动性。

B.加强生态环境道德教育

生态道德意识是生态文明的精神依托和道德基础，培育全民生态道德意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应该持续开展生态教育，把生态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按照“面向未来”的要求，通过对全社会成员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教育，唤起人们对自然的“道德良知”和“生态良知”，使人们树立起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生态和谐进化的生态发展观念，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培养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发展观、消费观和审美观，调动全社会成员的主动性、自觉地参与到生态文明的建设中来。

C.大力發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经济的最佳途径。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改变，就必须要实现从资源粗放型向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降低到最低限度。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环境友好型生态产业，继续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发展生态农业；改变过去那种高投入、高污染、高耗费的工业发展路子，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建设生态工业园，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

D.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建设生态文明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是基于对工业文明追求过度消费物质资料的批判和否定。绿色生活方式完全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它以提高生命价值为宗旨，倡导绿色消费、鼓励节约资源。提倡绿色生活方式，要求改变人们不良的食物需求与消费习惯，简化食物生产、分配、消费环节，避免食物生产与消费功能的异化。这种绿色生活方式，既有利于人自身的健康，又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提倡绿色消费方式，要求人们能以一种健康合理、科学文明的姿态步入新的生态文明时代，抛弃过度消费、超前消费、高消费的畸形消费观，从追求繁华、浪费的生活方式中摆脱出来，改变人们对资源的强烈占有心态，将环境保护融入日常的消费行为中。

E.强化政府的生态责任，加强生态环保的制度建设

加强政府绿色引导和绿色控制的机能，即政府要加强生态执政、生态立法和生态行政，完善生态文明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努力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整体的符合和谐社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新的政治形态。

政策方面：应该逐步建立起合理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树立起科学的政绩观，建立绿色GDP；利用绿色税收对有利于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企业和个人进行补贴，以鼓励他们投资环境保护产业；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使人们尽可能合理利用资源。

法律法规方面：要加强环境法律建设，建立健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法律和制度，加强法律约束机制，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F.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环境监管体制，完善监督制度和机制

论哲学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 篇4

哲学的自然观与自然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自然科学理论思维必然要受到哲学思想以及哲学思维方式的.支配.自然观对自然科学理论研究起指导性作用.自然观;科学方法;科学研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科学方法,就没有科学研究,而科学方法受自然观的支配,只有在正确的自然观指导下形成的科学方法才能获得科学研究的成功.

作 者：孙厚才 裘孝琦 作者单位：孙厚才(沈阳建筑工程学院社会科学部,辽宁沈阳,110015)

裘孝琦(中国医科大学学报编辑部,辽宁,沈阳,110001)

论无能子哲学的生态伦理意蕴 篇5

当代生态危机的.凸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敞开了一个新的视域.唐末无能子关于万物同根、人类与动物平等、崇尚自然、恬淡寡欲的思想,蕴涵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对当代人建立生态伦理,克服生态危机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和启示.

作 者：李光福 LI Guang-fu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天津,300072 刊 名：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7(1) 分类号：B82-058 关键词：无能子   生态伦理   崇尚自然  

论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哲学实践 篇6

［关键词］科学哲学；科学主义；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

1 科学哲学的两层基本含义

“科学哲学”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研究科学的哲学”,在这层意义上说,它与中国的“自然辩证法”是同一层次的学科,这是哲学意义上的科学哲学；第二层意义是“科学化的哲学”,哲学要以科学为准绳加以改造,这层意义是“科学主义”意义上的科学哲学。“研究科学的哲学”自从有科学起就存在了,古希腊哲学家早就对科学的本性有极为深刻的思考；而“科学化的哲学”则是20世纪的产物,它既是西方现代科学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方哲学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必然结局。科学主义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起源于经验论哲学传统深厚的英国,哲学意义上的科学哲学则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对科学的批判和超越精神。两种科学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两大主流——英国的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具有本质关联,通常我们把20世纪西方哲学概括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就是对这种态势的总体反映。当然,实际上还应该加上第三大思潮——宗教哲学思潮才是对现代西方哲学更为完整和准确的把握,因为三大思潮并立的格局如果从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看,正是西方文化和哲学两大传统,即富有理性精神、来源于希腊的古典文化传统和富有宗教精神、来源于希伯来的基督教文化传统所共同造就,科学主义思潮更富有希腊特色,宗教哲学思潮更富有希伯来特色,人本主义思潮则介于两者之间,不过就人本主义所普遍具有的非理性特色和人本主义共同具备的对深层意识的体验而言,它更接近希伯来,虽然人本主义并不把上帝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

2 西方科学哲学三大流派的转变

看清楚西方哲学的战略格局,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理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道路和规律。大体上,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由科学主义到历史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

2.1 科学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局限

科学主义兴起于20世纪代后期,维也纳学派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这场运动有两个基本理念：

(1)真正的科学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科学,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他种类的科学,因此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明显的界限。

(2)拒斥传统哲学,拒斥传统哲学所研究的各种超验问题,如上帝的本质、人的命运等,认为这些都是神学研究的范围,哲学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哲学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

科学主义和与之相连的分析哲学一样,对科学的本质特征之揭示非常精微、深入、严谨,但有很强的狭隘性,而且自身也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由于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强调用自然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和衡量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其他一切文化。于是,在自然科学与逻辑的解剖刀下面,一切非自然科学的学科、文化就成为非科学甚至伪科学,这本身就是非科学的。而且,随着对科学本性的进一步探讨,科学主义的局限性逐步显露，其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仅仅用“科学的逻辑”并不能解决科学与其他学科、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这些学科、文化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围和能力,自然科学的范式和思维方法固然与其他学科具有统一性、共性,但并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方法都可以简单地、无原则地扩展到其他学科,片面追求精确、单一意义的所谓纯粹的科学性恰恰在最具有科学性的数学和逻辑学领域行不通。现代数学的发展表明,研究精确现象的数学是经典数学、线性数学,这仅仅是数学的初级形态,因为线性现象极为稀少,非线性、模糊、复杂才是世界的主流和真相,线性的现象只是非线性现象的特殊表现形式,就此而论,科学主义所谓的科学性恰恰是不科学性。比如,语言分析哲学曾经认为,哲学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因此哲学研究就是进行语言分析。经过语言分析之后,传统哲学的问题要么是伪问题,要么可以化为科学问题加以解决。由于传统哲学应用的是模糊的日常语言,因此引起了哲学思维的混乱。这样,哲学问题就可以或就应该通过建立精确的、单一的科学语言来解决。虽几经努力,但这种理想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在模糊数学中,扎德所揭示的不相容原理指出：随着系统复杂性的增加,我们做出精确且有意义描述的能力相应降低,直到一个界限,此时,精确性与有意义性互相对立。这表明科学主义并不像它自己认为的那样是万能的。维特根斯坦是科学主义的主将之一,到了后期,明白了一个与科学主义的思想正好相反的道理：不可能完全消除命题内涵的不确定性和歧义性。伽达默尔则更进一步揭示出,与科学主义认为的正好相反,日常语言是开放的、多维度的、自我调整的复杂世界,其多义性或模糊性正是其优势所在。事实上,任何逻辑的或数学的语言都不能彻底表达日常语言的丰富内涵,所以黑格尔指出：哲学不需要特殊的语言。其原因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表达是否清晰和准确,问题不在于语言,而在于思维和思想。说到底,语言分析哲学欲以科学语言来解决哲学问题事实上是经典科学的线性思维方式在哲学上的精致化。面对世界的非线性之复杂内涵,运用线性思维方式加以把握、理解是力不从心的。

(2)科学本身的根据何在？为什么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这些问题科学主义并没有也不能真正给予回答。事实上,科学主义试图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界的努力一直没有真正成功,这正说明其前提有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是不能仅以科学为准单方面来划定的,而必须在科学与非科学的整体中、全局中划定,就此而论,科学主义不可能完成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也无法真正说明到底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

(3)科学主义的科学或科学的哲学必须拒斥哲学的观点是根本不理解科学的真谛的说法,事实上,一方面,科学研究到最深邃之处就必然、自然进入哲学的境域；另一方面,科学的动力和根源是甚至只能是哲学的,如霍金所说的：今天我们仍然渴望知道,我们为何在此？我们从何而来？人类求知的最深切的意愿才是我们从事科学探索的正当理由。因此拒斥哲学就是拒斥自己的命运,西方科学哲学界在20世纪后半叶越来越高的重建哲学的呼声实际上表明科学主义拒斥哲学的立场已经被否定。

(4)科学主义认为的哲学不能研究超验的问题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每个人都具有对超验问题的终极关怀,而且这种终极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付之以信仰,而必须要亲自实证,仅仅信仰而不能实证归根结底是虚妄的,找不到真实的自我。当然,这一问题就不是科学主义所能解决的,因为这一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科学主义的范围。

2.2 历史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局限

历史主义的基本理念与科学主义截然不同：不但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单一的界限，而且甚至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也不存在明确的、单一的界限。当然其意义并不是科学与其余学科没有区别,而是强调科学与其余学科之间的区分不是绝对的,而且科学与其余学科之间是平等的。从整个人类文化领域来看,科学固然具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但绝不能代替道德、艺术、宗教或哲学的作用,我们很难说科学就一定比道德、艺术、宗教或哲学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即使就科学家本人来说,科学也不是其生活的全部,科学家不仅需要科学,同样需要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甚至正如前面揭示出来的,科学不能给科学家提供最终的意义之源；科学并不是纯粹的、与其余学科截然区分开的独立体系,而是深受哲学、历史、信仰等的影响,科学、哲学、历史、信仰等本身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们之间又相互影响,构成更为错综复杂的大系统,总体上看,科学的整体发展水平与其所处的整个时代的文化发展水平基本上是互相适合、互为因果的。因此,历史主义在研究科学的时候,其考察领域大大超越了科学主义所规定的自然科学的范围,涉及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广泛领域,也包括在理论评价中起作用的认识论和哲学。历史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把科学看做是人类历史的活动,强调科学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或历史性,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其实,科学主义的产生本身就是哲学与科学相互作用的结果,科学主义之所以在英国产生而其基本理念之所以是要以科学为尺度来改造哲学,其原因正是英国的经验论哲学其境界无法适应和追赶现代科学的发展水平,以科学代替哲学正是哲学发展境界不高的必然结局；而德国的科学发展历程与此相反,德国科学后来突飞猛进式的飞跃发展主要得益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滋养和陶冶,原因就是德国底蕴深厚的哲学与文化为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在数学领域可以看到另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数学界之所以分化为三大领域,从技术上、战术上看是数学思维、数学方法方面的原因,但从根本上、战略上看则是由于数学家对数学本质理解的哲学分歧引起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分歧塑造了不同的数学,支配了数学发展的命运。

2.3 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局限

后现代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蕴涵的观点,提出了一种自由主义的科学观：

(1)科学只是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并不比其他信念体系更客观、更合理,因此,科学不应当享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反对科学沙文主义。在历史上,尤其在科学发展的初期,宗教势力很强大的时候,出于维护科学的立场,我们曾经强调,科学有其自身特有的规律,因此不能以外在的标准如政治标准、宗教标准来强行规范或干涉科学的发展,但反过来,基于同样的理由,其余学科都具有各自特有的规律,同样也不能以科学为标准强行规范或干涉其余学科的发展。科学主义的行为是“己所不欲,施之于人”,如果对待科学与其余学科采用双重标准,不啻于文化领域内的霸权主义。

(2)如果说科学主义把哲学看做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那么,后现代主义则完全走到了其反面,即把哲学看成是“非科学”范围内的活动。后现代主义试图揭示在科学、艺术和政治这类先前被认为是不同的领域之间的类似性,最终在“新实用主义”或“后哲学文化”等后现代主义的旗号下,将民主、文学、数学、物理和任何别的东西都统统关联并融合起来。后现代主义提倡多元主义方法论,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强调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联,反对纯粹用自然科学或认识论的观点来审视和评判别的文化。

3 结 论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从科学主义转变为历史主义再转变为后现代主义,这两次重大转变，透彻地看,实质上只是科学哲学主题的转换,而其精神实质是一以贯之的。三者所揭示的科学哲学的主题各有侧重：科学主义所揭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实质,历史主义所关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换言之,科学主义是就科学本身来理解科学本身,历史主义是在科学的历史发展中来理解科学,后现代主义是在科学和其余文化的关系中理解科学。这三个主题相互联系,并行不悖,只有将三者完整贯为一体,才是对科学本性的真实理解。

参考文献:

［1］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31-132.

［2］李继宗.现代科学技术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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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 .劳丹.分界问题的消逝［J］.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8(3)：20.

论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哲学实践 篇7

一探讨运动原因的智慧德性与研究运动规律的实用知识

自然哲学或物理学首要的研究对象是运动,亚里士多德研究的运动所涉及的范围较近代物理学广泛,运动指事物由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改变,有些学者更愿意翻译成“变化”,包含三种形式:一、从无到有,即生成;二、从有到无,即消灭;三、存在的事物的状态变化。第三种运动又被分为三类:性质的、数量的和位置的变化。显然只有第三种位移运动,才是以牛顿自然学说为代表的近代物理学的关注对象,但即便关注对象相同,所考察的内容也大相径庭,一个是思考运动的原因,一个是研究运动的规律。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开宗明义:“如果一种研究的对象具有本原、原因或元素,只有认识了这些本原、原因和元素,才是知道了或者说了解了这门科学,——因为只有在认识了它的本因、本原直至元素时,我们才认为是了解了这一事物了。”[1]15如果研究对象是运动,就是要探究运动的原因,即事物“为什么”要运动。“既然我们的目的是要得到认识,又,我们在明白了每一事物的‘为什么’(即根本原因)之前是不会认为自己已经认识了一个事物,所以很明显,在生与灭的问题以及每一种自然变化的问题上去把握它们的基本原因,以便我们可以用它们来解决我们的每一个问题。”[1]50

以上两段引文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求知的目的在于认识本身,《形而上学》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求知是人类的本性”。[2]自然哲学作为知识的一部分,其目的和功能不同于近代对知识的定位。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道出了近代哲学、近代科学追求功用性,以实用为目的的特征,知识是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可以为人类获取利益,但作为外在的工具与人自身的完满并没有直接关系。亚里士多德将一个人的德性分为伦理德性与智慧德性,其中求知、获得认识本身就是目的,是一个人追求自身完美的过程,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不以外在的利益为目的,人要成为有德性之人,本身就要求必要的知识和智慧,包括对自然的认识。这样的知识听起来很“虚”,但是,如果知识仅仅沦为工具,而与一个人的德性不相关的话,知识越多,成为一个大恶人和大善人的可能性同样的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来看,如果知识完全服从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而对自然本身没有“知”,没有理解,就像不理解另一个人而是把他当成单纯研究对象那样,人与自然很难和谐相处。

第二,认识了运动原因也就同时认识了该事物。事物如何运动,它就如何存在,或说该事物就是怎样的,这是希腊传统上对事物及其运动关系的一种普遍看法。近代科学思维框架中,也讲运动与事物的不可分性:运动是事物的运动,事物的运动是绝对的等等。可是认真思考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说法并没有将运动与事物的存在真正统一起来,在牛顿看来,只不过恰巧由于上帝的第一推动,事物被外在力量所迫运动起来,运动是偶然的,事物本身并没有非要动起来的“本性”,尽管事实上万物已经被推动起来了,但完全可以想象世界是静止的,物理学就是研究已经运动起来的物体的运动规律,至于事物本身是什么,则是物理学的题外话。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研究一事物如何运动,就是在对其本身是什么的认识,每一种事物都有特定的运动方式,运动方式等于其存在方式,所以自然哲学最终是要追问事物的本性(自然)或本原。近代物理学将运动的方式简化了,在牛顿力学中,无论所考察的事物是什么,有何特性,其运动规律都符合统一的力学公式,事物的多样性随运动方式的单一化而被取消了,事物齐一化为“物体”。

第三,近代物理学解决已经给定的运动事物的规律问题,而事物“为什么”要运动是经验物理学不需要、也不能研究的课题。但人类理性很容易设想,只有先“有”了运动,才能谈及规律,事物的运动本性显然是更为基础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的探究不会给我们带来实际的用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既然求知是人的本性,是德性的组成部分,经验科学可以回避的基础问题,自然哲学必须面对。牛顿体系中由于事物与运动的割裂,所以只有预设上帝来解决事物的动因,亚里士多德思想中也涉及了第一推动,但那是形而上学的对象,是满足理性的求知本性之需,不是经验科学意义上的用神来回答或回避经验问题。在重点讨论运动的自然哲学中,他明确地从事物自身、事物的本性(自然)来寻求运动的原因。四因说、三本原说、潜能实现说都是着眼于事物自身的本原、要素、冲动等来说明运动的原因的。这和以外力作用来解释事物运动的牛顿力学思路是不同的,在牛顿看来,苹果落地是由于地球引力,一小球运动是因为另一个的碰撞,这种思路如果用来解释人的行为,那么人的行为就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外在的原因所迫,这就直接会导致人的自由的丧失,从而德性、责任也将无从谈起。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自然的目的并不在于寻求运动的统一规律,谋求实用,而在于解释事物内部的运动动力,事物本性使然的内在冲动,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都是就事物自身而言的原因,不是外在的强迫。种子是潜在的植物,自身具有将自己实现为植物的生长冲动,这才是解释“为什么”运动的思路。很明显,这种关于“物”之“理”的“物理学”,与关注物体运动规律的物理学,关注的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而是虽不切实际,但更为基础的问题,是人类理性必然追求的终极问题。如果针对人自身运动的研究,就不会像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那样,仅仅寻求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运动规律的实用问题,而是直接触及“人是什么”这样的根本问题。人是什么,人就如何以人的方式运动、生活,这就关涉到人的伦理、德性和政治问题了。

二事物运动所展开的时间与空间

运动必然涉及时间和空间,近代物理学也认为运动离不开时间和空间,但依照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这只不过是说:运动要在空间中进行,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运动学就是研究物体运动的距离与时间的各种关系。这种意义上的“离不开”严格说来其实是偶然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没有任何事物存在的“空”的空间,不依靠任何运动的事物、在所有事物消亡后仍自身川流不息的时间。事物偶然地占用空间的某一部分,将现存事物重新随意“摆放”一下也并非不可;事物偶然出现在一个时段,也可以想象它随便出现在其他任何时段。如果研究对象是一个人,他也是偶然地因其躯体而占用一个与自己并不相干的变化着的空间,在时间中耗尽一生,时间仍然继续流动,俗语说:无论离开了谁地球照样转。亚里士多德的时空观与此不同,他将空间归纳了以下四点:“一、空间乃是一事物(如果它是这事物空间的话)的直接包围者,而又不是该事物的部分;二、直接空间既不大于也不小于内容物;三、空间可以在内容物离开以后留下来,因而是可分离的;四、此外,整个空间有上和下之分,每一种元素按本性都趋向它们各自特有的空间并在那里留下来,空间就根据这个分上下”。[1]100与我们的通常观念不同,前两点说明,空间与其内容物密不可分。按绝对时空观,一物可以占用整个无限空间中的任何一部分,所占用的空间不可能小于,但完全可以大于内容物。比如,一件珍贵物品可以单独占用一间藏室,一个人可占用一所大房子。可亚里士多德却明确地说空间与内容物相等,是其直接包围者,在他看来,不是内容物被外在地、偶然地摆到一个已经有了的、与之无关的空间中,毋宁是空间反倒要依事物而存在,由其运动而展开,所以括号中特别强调“如果它是这事物空间的话”。可见,空间并不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还说:“每一生长事物的空间必须和它们一起长大,既然每一事物的空间不大于也不小于每一事物。”[1]95我们只说事物长大了,占用的空间大了。而亚里士多德说,空间随其事物一起长大,比如,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可见,空间依事物而存,随事物而灭。第三点显得与前两点有些矛盾,既然空间依事物而存,事物离开之后,空间怎会单独留在原处?这岂不是与绝对时空观一致,认为空间可以与内容物割裂吗?分析一下第四点我们就会明白,每个事物依照各自的本性或自然趋向自己特有的空间,整个空间有上下之分。事物之所以运动,除了四因说、潜能实现说之外,从空间角度来看,每个事物都有自己应该占用的独特位置,运动随之分为合乎自然(本性)与反乎自然的运动。当事物被迫,即反乎自然地离开自己的空间之后,它就有合乎自然地回到自己的空间的倾向,运动是事物内部的冲动,目的在于归其本位。重物如土之自然位置在下面,轻物如火之自然位置在上面,因此重物加速下落,减速上升;轻物则加速上升,减速下降。在第三点中谈到的,在近代物理世界中事物所离开的空间,在意义世界仍然与事物相关并属于该事物,是事物运动的趋向之所,整个空间的上下之分,是由事物本性(自然)的相关性所决定的,这不同于绝对时空观认为空间无客观的上下之分,空间各点呈现漫无差别的均质性。事物依本性向上或向下的运动又与“重”和“轻”相关联,而轻、重、快、慢等都与人对物的实践息息相关,因而事物之空间就与人生活实践的意义相关联。比如一张讲桌,它的位置或应该处于的空间就是讲台,讲桌被教师使用,教师进行教学又与学生发生关联,这种关联整体就构成讲桌的意义空间,一个被称为讲桌的东西,只有被摆在讲台教师充分使用,我们才说它物尽其材,在教室中占据了它应该占据的空间,将之移到教室别的地方,讲台仍旧留有其位置,情况正常的话,讲桌就会依其本性被搬回原位。可见,亚里士多德对空间的探讨,是一种人性化的思维方式,与人的生活实践息息相关,如果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人的生存活动空间,亚里士多德的空间思考更为恰当,人就是朝向其目的而不断运动的动物。所以,不是先有无差别的空间,事物摆放进去,毋宁是,事物的活动才展开了它独特的意义空间。

关于时间的讨论,亚里士多德遵循同样的思路,“时间是关于前和后的运动的数”。[1]127“像时间和运动关联那样,‘现在’和运动物体相联,因为我们凭运动物体认识了运动中的前和后。”[1]126没有运动着的事物,没有运动物体的前和后的运动状态改变,就没有时间。可见,时间不是外在于事物的“现在”之流,事物全灭,时间依旧。物体运动的前与后被计数,才展开了“现在”序列,而计数依赖于心灵和意识。“可能有人要问,如果意识不存在,时间是否存在呢?所以会产生这个问题是因为,如果没有计数者,也就不能有事物的被计数,因此显然不能有任何数,因为数是已经被数者或能被数者。如果除了意识或意识的理性而外没有别的事物能实行计数的行动,那么,如果没有意识的话,也就不可能有时间,而只有作为时间存在基础的运动存在了。”[1]136将时间说成是心灵计算运动所得之数,听起来有点唯心主义,很显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否认运动的客观性,但是,事物的运动一旦被人所把握,与人之生存实践活动相关的话,运动状态就被分成了前和后,前和后都是对人有意义的运动的显现,如果没有人,前和后是没有意义的,人的意识区分前和后的环节点是“现在”,之前是“过去”,之后是“将来”。人们说“过去”、“现在”、“将来”,一定会涉及在所指时间之内“做某事”或在“当时”一个事物是何种状态,也就是说,时间所表现出来的每一个“现在”都是有内容的,不是空空流去的与事物无关的系列,是事物的运动展开了它独特的时间,而不仅仅是占用了无差别的时间。运动被人所把握,被区分了前后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时间与人的生存活动相关联,时间的主观性并不与运动的客观性发生矛盾,有人之前有无客观时间的问题并没有意义,人的实践活动把时间展现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才能真正对客观运动有所反映,完全与人无关的抽象客观性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所有大哲学家所坚决反对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点,在牛顿时代显然不符合经验自然科学发展的潮流,也不会对发现运动的规律有所帮助,但经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与经验科学不属于同一层面,至少并不与经验科学相矛盾,并且在思考自然时处处渗透着人文主义的关怀。

三有限宇宙观与无限宇宙观

将亚里士多德关于空间的讨论范围扩大,就必然涉及对宇宙整体的认识。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是有限的,这与牛顿的无限宇宙观不同,但也决不能与爱因斯坦的有限宇宙观强拉硬拽,因为科学家观察自然的角度是经验的,谈论的是宇宙在物理意义上的有限还是无限问题,经院学者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攻击近代无限宇宙观,是将其降格到经验科学层面了。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人遥望星空,设想宇宙无限并不是一件需罕见天才之难事,与亚里士多德同时甚至更早,就有自然哲学家提出了无限宇宙论,在其著作《论天》中就有与无限宇宙观争论的内容,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坚持宇宙的有限,是有人文意蕴包含其中的。他说“但如果宇宙无限,这(运动)就是不可能的。一般而言,既无中心也无外沿的东西,就既无上又无下,也就没有可供物体移动的地点(空间)。而如果没有地点,也就不会有运动;因为物体的被运动必然要么合乎自然要么反乎自然,而这两种形式都是就地点而言,即由特有的和相反的地点来确定的。”[3]288“在无限的地点(空间)中,不可能有上或下,而且正是通过这些,才区分出了重和轻。”[3]344结合前面对空间问题的讨论不难看出,空间或空间的差异性是事物合乎自然或反乎自然运动的原因,正因为事物有自己的空间,事物才有轻重之分,才会依本性而运动。如果宇宙无限大,就没有中心与边缘的差异,没有了上与下之分,事物运动就失去了方向或目的。可见,亚里士多德的有限宇宙观并不是经验意义上的,而是要反对将宇宙“均质化”,均质性会使得任何事物处在任何空间都是偶然的和无所谓的,运动的开始或停止将由外力作用所决定,事物自身实现潜能运动的主动性消失,没有了目的、趋向,只能沦为被动的机械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是宇宙的无序、混沌状态,最终导致运动、至少是有序运动的消失。中心、边缘、上、下、轻、重之分代表一种秩序,就连现代物理学也把有差异的状态叫做“有序”,无差别均质状态叫做“无序”,热寂说就是认为宇宙将失去差异陷入混沌状态。

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将宇宙区分上下更重要的在于其人文意义,为人类或个人在宇宙或社会中的位置提供了宇宙论基础。作有始有终运动的人类,居于宇宙的中心地球,天界居住着作圆周运动的天使,天外的原动天有不动的神。人类有始有终的运动决定了人的有限,而人作为与众不同的、有超越有限性倾向的存在者,能够向“上”仰望天空,这对后世影响极大,以至于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论证人优越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可以仰望天空,其寓意在于:人类决不是为所欲为的无限存在者,但是,尽管人本身有限,但其超越自己、向“上”不断追求完善的本性却又是其最伟大的特性,如果没有上下之分,人的超越目标、方向就无从谈起了,这就给人类在宇宙中规定了最恰当的位置。另一方面,个人在城邦、社会中的位置,是这种有秩序宇宙思想的更加“人性化”的延伸。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政治学中给人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人是政治的动物。他说:“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4]按人的本性来分析,人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城邦中的一员,城邦先于个人,只有当人在城邦中找到了自己恰当的位置时,我们才称之为人。但这决不是失去了自我,相反,只有在正义的有秩序城邦中,个人的德性、幸福才有可能充分实现。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只有和大家一起在城邦中过政治生活,每个人在城邦中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展现自己的价值时,个人之善,即德性或幸福才能达到。人的现实差异决定了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适合自己的位置,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趋向、寻找自己的合适位置,通向德性的有目的运动。一个有序的社会,应该为不同禀赋的人提供不同的、适合其发展的位置,这样的城邦才是正义的、和谐的;相反,在一个“均质化”的、无序的社会中,有差异的人面对无差别的位置,每个人反而不会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个人的一切地位、荣誉、幸福都将变成偶然的、易逝的,人的奋斗目标、运动目的无法确定,幸福最终将无从谈起。宇宙的差异化和城邦、社会中位置的差异化,为人寻求自己的位置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当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惊呼“无限宇宙使我恐惧”的时候,不是天文学意义上对无限辽阔的恐惧,而是对秩序的解体和道德的崩溃的不寒而栗。不可否认,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柏拉图理想国的进一步发挥,包含着一些等级思想,这是我们现代社会不足取的。但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这种人文思考能如此巧妙地与对自然的思考完美结合,或者反过来说,在他的自然哲学中一刻也没有离开对人的终极意义的深思。在要么是科学主义的滥觞,要么是人文主义的矫情的现时代,认真借鉴亚里士多德的思维方式,真正把思考人的生存与研究自然有机结合起来,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从对自然知识的定位、运动观、时空观、宇宙论等方面,在与近代科学思想的对比中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并不与近代自然科学在一个层面上,他的思想之所以阻碍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由于有些经院学者将其“降格”为对自然的经验考察。亚里士多德在思考自然的时候,无时不渗透着强烈的人文关怀,他从来没有把自然和人的生活实践割裂开来进行考察,在研究自然、伦理、政治问题时,他的思路是高度统一的。在他的视野中,运动是事物自身的、依其本性的运动,事物特有的运动方式使之成其所是,认识事物的运动就是认识事物本身,而这种运动是趋向自己位置或空间的运动,事物丰富多彩的多样性被保持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谈得上事物离不开运动,运动离不开时间和空间。出于这样的考虑,亚里士多德强调宇宙的秩序性和异质性,与近代宇宙观不同,他坚持宇宙的有限性。有中心、有边缘是使物有自己应该趋向的位置,从而使运动得以可能的必然推论,并非与牛顿的无限宇宙观矛盾,也不同于与爱因斯坦物理学意义上的有限无边宇宙观,而是蕴涵着对人如何获取幸福这个人类不断思索的问题的人性考察,这种对自然的知识其实是人不断追求完善的德性的体现,高于对知识的实用性的追求。近代以来,人类在征服世界、改造自然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与人性的疏远,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充分揭示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人文意蕴,在科学思维统治一切的今天,对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摘要：文章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中对知识的定位、运动观、时空观、宇宙论等几个方面,通过与近代自然科学世界观的对比,说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关注的是较经验科学更为基础的问题并蕴涵着丰富的人文因素,这种思考自然的方式对于现代人意义重大。只有在他的自然哲学被“降格”到经验科学层面时,才会阻碍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关键词：运动,空间,时间,目的论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物理学[M].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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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亚里士多德.论天[M]//亚里士多德全集(二).徐开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论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哲学实践 篇8

关键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路径分析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01—0008—02

当今,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正在不断深入,科学发展的理念已经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传播和践行,科学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已得到实践的检验。然而,要使学习科学发展观能够得到更为深入、全面的领会和理解,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要使科学发展观活动出效更显著,更持久,我们必须要更加努力,需要付出心血及智慧。考量下来,究竟如何才能把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做得更好,成为推进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我们就必须要重视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方式和路径。

一、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本本”出发

马克思主义是适应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来到中国的,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因此,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充分地发挥作用,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必须全面系统地把握中国社会的特点,坚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这是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毛泽东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生这么大的作用,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之外,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有了这种需要,因此,他反复强调必须努力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而不能够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为理论而理论。当前,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正是适应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要使科学发展观的作用能够得到最大的发挥,我们也决不能把它简单地视为一种理论,学过之后就束之高阁;也决不能把它作为一种理论应付使用,要把它和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与当前的具体需要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统一起来。只有这样,科学发展观才会在实际运用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二、加强调查研究,找准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切入点

调查研究是正确把握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方法,因此,为了顺利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我们就必须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找准全面推进科学发展观的切入口。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通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始终是以调查研究为前提、为依据的。也就是说,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并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和统一的。”坚持通过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正是毛泽东为我们党所确立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因此,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要特别重视调查研究的作用,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制定正确政策和策略的基础,要把调查研究作为选择科学方法和手段的基础。好的政策和策略是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行动纲领,它直接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的走向问题。好的方法和手段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路径,它直接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的落实程度。要实现这一切,唯一的方法就是调查研究。毛泽东就曾指出:“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因此,要做到很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前期做些科学的实际调查,乃是非常之必需的。

三、坚持不懈地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一再表明,中国革命和建设要想不断地取得胜利,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与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斗争,其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最大的两种错误思想倾向就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除了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对教条主义进行了分析以外,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特征做了详尽的分析,指出:“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他们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而是固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针对具体历史条件得出的具体结论,毫不研究这些结论是否合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他们不是用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的实践经验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固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本本”,并用这些“本本”来套中国革命和建设无限丰富的实践。《决议》还指出,经验主义者与教条主义者不同,他们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而是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指导作用。他们“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因此,我们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候也要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它们同样也是我们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最大障碍。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把科学发展观当作“本本”,不顾各地区的实际情况,盲目地推进,也不能轻视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仅仅靠个人的经验去实施。这两种情况都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必须牢记“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总之,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路径。只有选择合适的方式和路径,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才能收到我们期待的目标和效益。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