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非营利

中国式非营利（精选12篇）

中国式非营利 篇1

1非营利组织筹资方式及存在的问题

非营利组织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主要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组织。古语云:予人玫瑰,手有余香,非营利组织让“唯利至上”的商业圈多了温暖的人情味。但其非营利性质又具有资金筹集困难,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营利组织的财务透明度较低,财会人员业务素质较低,缺乏绩效评估,权责不分明等问题,特别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在资金的获取方面有先天的缺陷。

莱斯特·萨拉蒙指出在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源中,政府支持所占的比重 , 日本大约 是45.2%, 澳大利亚 为1 / 3, 美国仅为30.5%。调查显示中国非营利组织有49.97%的资金收入是由政府提供的财政拨款和补贴,21.18%是会费收入,6%是营业性收入,5.63%是企业提供的赞助和项目经费,5%是其他收入。中国非营利组织在资金来源上过度依赖政府, 不仅影响了其独立性,使其行政化倾向严重, 而且导致非营利组织缺乏提高效率的竞争机制,不利于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机制。

从我国非 营利组织 筹资的渠 道来看存 在以下几 个问题 :1筹资形式单一,过分依赖政府。2经济手段匮乏,自创收入偏低。3组织公信度差,接受捐赠较少。

由此可见, 我国非营利组织对外界特别是政府的依赖性太强,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能力很弱,一旦离开了政府的支持就难以维持下去,同时这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筹资模式也使得企业组织的活力变弱,缺少促进其发展的动力,削弱了潜在的获利能力,这又再一次加重了非营利组织对政府拨款的依赖,如此成为一个恶性的循环。

民间捐赠虽占非营利组织经济来源比重不多但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发展程度不够的国家, 政府引导支持不够就需要更多民间个人和企业的捐赠。来自民间的捐赠的优点包括了:1促进企业自身吸引社会的投资,鞭策组织提高社会公众的影响力,积极提高自身的发展,扩展完善组织结构,建立健全组织各方面的机制管理。2提高公众对公益事业的关心,发扬中华民族与人为善的传统美德,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3来自民间的捐赠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政府负担,减少政府开支,让更多的开支用于更有意义的活动,从侧面减轻了大众的税收负担。4为捐赠企业和个人带来了非物质利益。私人或企业捐赠除了希望为社会做一些善事之外,更重要的是得到的媒体关注和公众影响力。除此之外,在很多国家 ,如印度、肯尼亚和日本等 ,参与非营利活动还可能带来另一种无形收益 ,即政治影响力。

2提高非营利组织筹资能力的对策建议

根据对以上筹资问题的探讨, 对非营利组织提高筹资能力提出了以下建议。

2.1 正确处理与政府关系

中国非营利组织长时间以来依靠政府的资金支持, 容易形成组织官僚化与惰性,滋生腐败。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资金流向的实时跟踪监督,改对组织拨款为对项目拨款,防止资金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历史不长,各方面的规章制度不是很完善, 所以需要官方的引导, 建立健全相关法制规章。同时激发其自身的潜能和活力,促进非营利组织全方面多方位的发展,扩展对社会的服务范围功能,加强其自身对风险的抵抗和免疫力。不仅要加强法制建设让非营利组织机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且要积极开展非营利组织的建设开发,积极拓展组织的发展能力。

2.2 努力提高组织的社会公信度

良好的社会公信力可以为组织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 获得更多公众资助。根据清华大学NPO研究调查显示, 我国10.5%的非营利组织没有年度财务报告制度, 一半以上的非营利组织通过内部审计或不通过审计制作定期的财务报告, 只有14.7%的非营利组织通过注册会计师等外部审计制作规范的年度财务报告;非营利组织要提高其社会公信度,首先要建立健全组织管理机构;管理机构的缺陷通常会导致组织的低效率和腐败,从而影响公信度和组织形象;其次要确保组织运行的公开透明化;为了提高社会公众的信任度,提高公益形象,非营利组织需要建立有效的公开透明机制,定期公布财务状况和资金使用路径,以及资金使用成效,增强人们的信任度,提高社会的捐赠意愿。

2.3 积极吸引外界投资

所谓“酒香也怕巷子深”,非营利组织要积极与外界接触,吸引更多企业与个人捐款投资。非营利组织应通过有效的公关宣传策略、财务公开措施和褒奖回馈活动,建立与捐赠者之间互信互益的良好关系,发展与企业公民、基金会等各类捐赠对象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与媒体建立良好联系不仅可以树立自身良好形象,还能吸引名人或企业的投资,满足如上所述的个人与企业非物质利益驱动的心理。虽然激励私人与社会捐赠是必须且有效的, 但不能让非营利组织变性成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的获利机器。如少林寺的过度商业化问题,就是传统的非营利组织为吸取外界资金表现过度,不仅失去了其自身的本质光环,还落下了大众的话柄。

2.4 积极拓宽投资路径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非营利组织不断向民间自治方向发展,不断增强自主性,不再依靠政府发展。首先,非营利组织应当积极拓展服务范围和层次,适当将收入用于组织发展壮大,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质量, 更好地实现为社会公益服务的宗旨。其次,非营利组织可以合理进行投资,在遵循安全性、收益性、合法性的基础上,进行资本运作,以实现保值增值。同时注重科学的投资管理,降低投资的风险性。

中国式非营利 篇2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市场营销》课程论文

班级： 08市营2姓名： 杜滨源学号： 2008564211成绩：

非营利组织营销在中国

非营利组织在各国的界定—中国

NPO这个母系统,可分解为社会团体(简称“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三个主要的一级子系统。

1998年9月25日,国务院通过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归属民政部门管理。同日国务院还通过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归属民政部门管理。

1998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2号发布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归属于中央编制办(简称中编办)登记管理。

除了归属民政部门的社团及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归属中编办的国有事业单位之外,获得了中国社会初步认同的我国NPO,一般还包括免登记的社会团体(指工会、青年团、妇联、科协等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群众团体,简称人民团体)、转登记的社会团体(指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团体)和未登记的社会团体(指大量存在于民间的各种“草根组织”,如老人会等各种民间会社)。

我国法律法规上认定的NPO,从结构运作上看与发达国家的NPO是不吻合的：任何正式注册的NPO都要有业务主管单位，而满足“独立于政府的”和“自我治理的”条件的NPO,很可能又不满足“正式组织化的”条件,它们或是未经注册,或是没有法人资格,或是以企业身份存在。

非营利组织营销在中国的发展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 ：

第一类是行业协会，包括各种“会馆”、“行会”等，它们是由传统的手工业者、早期的工商业者等组成的维护群体利益和行业秩序的民间非营利组织。

第二类是互助与慈善组织，包括各种“互助会”、“合作社”、“协会”、“慈善堂”、“育婴堂”等。

第三类是学术性组织，包括各种“学会”、“研究会”、“学社”、“协会”等第四类是政治性组织，如学联、工会、妇联、青年团等革命性社团，第五类是文艺性组织，如各种剧团、剧社、文工团、棋会、画社等

第六类是中国近代一直被蒙上一层神秘面纱的“会党”或秘密结社，如哥老会、洪帮、青帮等，这类组织往往带有反政府的倾向。

第二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一方面是一部分民间组织的政治化，一些政治倾向明显的团体被定义为“民主党派”，转化

为政党组织，如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等。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一部分民间组织、一大批封建组织和反动组织被依法取缔。非政治性开始成为中国民间组织的一个鲜明而重要的特征。

第三阶段从改革开放开始至今：

整个80年代，社会团体的数量增长呈现出空前的势头。

进入90年代以后，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广的空间。

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学校、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研究机构等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的积极性迅速高涨。

我国非营利组织可以分为六类

第一类是社会性团体,即在社会文化领域开展各种活动的会员制组织,如各种学会、协会、校友会、促进会、联谊会、志愿者团体等。

第二类是经济性团体,即在经济领域开展各种活动的会员制组织,如行业协会、商会、工会、各种职业团体等。

第三类是基金会,即在各个领域里开展各种资助活动或资金运作活动的非会员制组织,如项目型基金会、资助型基金会、联合劝募组织等。以上三类,在我国现行的法规体系中,统一地被称为“社团法人”,归各级民政部门管辖。

第四类是实体性公共服务机构,如各种民办的医院、学校、剧团、养老院、研究所、中心、图书馆、美术馆等,统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

第五类组织为国有事业单位。

第六类是“未登记或转登记团体”。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作用

在我国，因改革的全面展开以及改革自身的风险性，致使处于一种日益变化的经济生活环境之中，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和破坏性也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在应对发展中的问题时，如应对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社会保障问题时，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在强调政府、个人、企业三者的作用时，不应该忽视非营利组织的作用。从我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保障的实践来看，由国际慈善组织、国际志愿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抗灾救灾协会等非营利组织募捐形成的基金已成为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营利组织承担了以往应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责任，解决了公共财政资金对于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合理优化了资源配置，这有利于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使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构建真正的公共财政体制。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弱势群体，如农民工、下岗职工、失业者、退休人员、老弱病残等，他们不仅需要增加福利，更需要维护自身的权益，与此相伴的是贫困问题、失业问题、环境问题、流动人口问题、老年问题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有一些公益性的社会组织来承担一部分责任以弥补政府成本的不足，而非营利组织具有互助、互惠、利他的特点和公益精神，其恰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进而必然会对增进社会容忍、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产生积极意义。另外，非营利组织的广泛发展会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形成一种有效的制衡和监督，从而有利于政府规范和约束自身行为，避免出现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近三十年来非营利组织在我国发展迅速并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和趋势。主要表现为：数量快速增加；公众参与非营利组织和志愿者的积极性越来越高；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从过去单一的政府资助转向多渠道筹集。目前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除了政府财政拨款、补贴，还有来自捐赠者的捐赠、会员缴纳的会费、向服务对象收取的服务费等，救助

对象较广、涉及公众较多、影响较大。在我国改革的进程中，非营利组织发展较快，但其发展的制度环境却相当滞后，相关制度的缺陷和缺失已成为我国非营利组织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主要问题有：

（1）自主性问题。非营利组织存在独立性的危机。非营利组织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公益，尽管这些公益的范围有大有小，然而随着组织的发展，其结构和人员往往难以逃脱官僚化的倾向，导致目标置换，即将原来的手段——争取资金作为目的，组织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淡忘或脱离了它们本应关注和帮助的对象，甚至成为某个主要捐助者的代理人，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从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实践来看，许多非营利组织过分依赖政府，带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抑制了非营利组织以独立的社会角色面向市场，甚至造成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角色冲突。此外，部分非营利组织的管理经费主要由财政拨款，其服务性收入也由其上属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即统一收支。财政上的不独立，也严重影响了非营利组织的相对独立性。（2）经费问题。非营利组织的经费不足是一个相当普遍和非常严峻的问题。实际上，很多非营利组织主要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运转的，由于政府改革后行政开支的压缩，使一些非营利组织处在严重资金不足的状况下，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其中有不少组织甚至处于名存实亡的“休眠状态”。也有一些组织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通过各种渠道开展与其自身行业范围不符或与自身性质相违背的经营活动或违法活动，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3）人员问题。从非营利组织形成过程看，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政府改革中的困境，特别是人员分流难题，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为政府人员的精简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也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从人员素质上看，能力不足也是一个极为普遍和严重的问题，包括一个非营利组织的活动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扩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4）政府的监管缺位问题。在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管上，目前还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体制和统一、协调的监管机构，存在体制不顺、准入把关不严、权力过于分散、多头审批、多头管理、难以协调等弊端。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出现混乱。如：利用垄断地位来垄断市场，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非营利组织职能错位；缺乏监督机制，极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法律制度的滞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职责不清，界限不明。非营利组织改革的路径及措施

2.1政社分开，理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

政企关系、政社关系一直是政府改革过程中的难点。在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过程中，要理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给予非营利组织适当的行动权力空问，真正提高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和各自的职责需进一步加以确定，这是政府职能创新，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需要。培育和发展非营利组织，需要良好的环境和规范的政府行为相配合。政府要理顺管理体制，实现从部门到社会的转变、从参与者到指导者的转变、从行政干预到市场导向的转变，打造好基础性工程。

2.2依法管理，规范非营利组织发展

依法行政是我国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非营利组织，政府也要依法管理，并制定、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早日走上法制化轨道。非营利组织以推进社会公益为组织的宗旨，但是由于某种个人、集团利益的驱动，其虽然有着相同的价值导向与道德支持，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法律制度进行规范，不加强立法，则难以保证其有序地开展公益活动。由于科技的进步、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价值的多元化与权力的多极化，非营利组织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提供的准公共物品更加丰富，为保证公民得到质量更高的准公共产品，享受更好的服务，急需研究制定新的法律制度，依法推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2.3鼓励发展，提高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

政府要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让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在适当的时候给非营利组织提供人力、物力上的帮助。可以根据不同非营利组织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扶持政策，通过一定的政策进行引导，使各种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有一个良好的政策和体制环境。

2.4加强监管，构建我国非营利组织问责机制

由于非营利组织是公益、慈善的化身，担负着人类最为神圣的事业，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任何违规行为不仅会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而且会沉重打击公众的道德与信念。所以，人们对非营利组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要求更高。而国内外大量的事实表明，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自律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

2.5组织内部建设——增强非营利组织的生命力

非营利组织的“生命力”可以理解为组织自身的活力。目前，我国大多数的非营利组织自身内部建设不够完善，生命力不强。从法律角度看，我国所有正式注册的非营利组织都挂靠在政府业务主管部门之下，缺少甚至丧失了根本上的民间性和自治性，自主治理能力偏弱，对政府依赖性强。可以说，非营利组织的特征，在我国的非营利组织身上表现得都不鲜明。所以必须依托于合理的组织结构和科学的决策机制。只有建立合理的决策机构、明确动力机制、流畅沟通机制，才能增强非营利组织的生命力。

非营利组织筹资的启示：

在现今的经济环境下，非营利组织领导者们到处筹集资金，有些甚至偏离了自己的轨道，这将是一个错误倾向。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仔细思考自己的筹资策略显得更加重要。我们希望本文可以为非营利组织领导者筹集资金提供一个基本的参考框架。

非营利组织筹资的模式可能变化，并不是所有的组织都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式。但有一个好消息是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可以从对其自身筹资模式的清晰认识中获益，并且一些组织可以发展特定的模式去筹集大量的资金。

另一方面，慈善家们对他们的捐助变得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的基金会，比如Edna McConnell Clark基金会和新利益公司要求其受捐赠者同时促进项目和筹资模式的发展。我们希望本文可以帮助慈善家们更加明白其筹资策略，从而可以更有效地支持他们的项目。

当社会希望通过非营利组织和慈善事业来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时，对这些筹资模式的理解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非营利组织的文化基础 篇3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非营利文化内涵;中国文化

一、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的发展

(一)非营利组织在中国兴起的背景与原因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非营利组织就在中国迅猛崛起,成为社会上一股异军突起的力量。非营利组织是指“以特定的公共利益为目标,提供公共服务的非营利性的公共组织。”[1]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所产生的漏洞也日益造成社会矛盾的加剧,在此情况下,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非营利组织,无可厚非的承担着特殊的责任与使命。

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的兴起与西方的非营利组织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与文化环境。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制度形成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密切联系。从非营利组织在中国发展的背景来看,中国的制度转变特别是经济制度的转变给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契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所有的社会组织基本上都属于公有的,政府垄断着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由于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形成了多元化的选择,不再由公有制垄断,由此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改革背景下逐渐兴起。

(二)中国非营利组织的成就与问题

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逐渐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相融合的过程。在中国社会特定的文化氛围中,虽然发展时间不长,但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在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上,非营利组织都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一方面,从社会领域来看,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科教文卫体、社会服务、环境保护、扶贫救灾等众多领域都已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另一方面,从非营利组织对社会文化的建设来看,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吸收了大量的志愿人员,从精神层次上提高了公众的社会参与意识,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然而,虽然在一系列领域中国的非营利组织的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可是毕竟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就其应有的能力与作用来说,是没有发挥完全的。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也曾与中国文化发生过激烈的碰撞,在牟取公众利益时,做事情事倍而功半。这说明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在内涵建设特别是——组织的灵魂——文化的建设上还十分薄弱。由于起步较晚,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不仅在组织建设上与国外相比稍显稚嫩,在理论建设上更是与国外的非营利组织相差一段距离。事实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理论建设的支持。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理论建设还在起步阶段,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过程中要抓住非营利组织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使文化成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有力支撑。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流传几千年的悠久文化所营造出的特有的背景环境,不应成为非营利组织在中国发展的阻碍力量,而是应该成为推动非营利组织在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有与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相融合,非营利组织才能更具内涵,才能更好的发挥自身所拥有的能量。

二、中国文化对非营利组织文化的影响

(一)非营利组织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点

“文化并不简单的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式的问题,它像血脉一样熔铸在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和社会存在的各个领域中,自发的左右着人们的行动。”[2]非营利组织的文化突出的是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性、志愿性以及服务性。非营利组织的文化旨在营造出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这个组织并不以自身的盈利为存在的目的。从非营利组织的文化与特点可以看出非营利组织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异曲同工的契合点。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炼出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精神成果的总和。”[3]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处事的根本出发点,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历史浓缩。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仁”。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内涵与精髓上与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文化在本质上是共通的。例如,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出的“大同”社会理想,是古代文化理论所追求的终极社会模式,是一种人人平等、互相友爱的、互助互利的社会,这与现代的非营利组织文化不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社会资源实现优化分配终而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是殊途同归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中国传统文化君子情怀的具体体现;推己及人,乐于奉献的道德情操,更是与现今非营利组织所提出的志愿性、奉献性是不谋而合的。也可以說中国传统文化孕育深厚的互助互利、志愿精神的传统,是一种非营利精神的抽象化表达。

因此,非营利性,不仅仅是非营利组织文化的核心,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浓缩。非营利组织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通融点也基于此。非营利组织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观上都体现出一种先进性,是一种精神上意识上的建设,都是“仁”的具体表达与承载。无论是传统文化的“大同”还是非营利文化“志愿性”都深刻的指引着社会与组织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因此,非营利组织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先进与落后的关系,相反,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的健康发展需要汲取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的理论建设。

(二)中国文化与非营利组织文化的再造与重塑

文化是一个组织立足社会的精神支撑,是组织的内在核心与灵魂,代表着一个组织的基本价值观,引领组织向着既定目标前进。因此,非营利组织的文化建设,是非营利组织的外在形象体现,对树立非营利组织的品牌大有裨益,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无法脱离文化建设的内在激励。

中国华夏文明流传千载,浓烈而深厚的文化氛围必然会对一切外来和新兴事物产生巨大的同化作用。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在中国的发展还是不充分的,精神对物质的指引作用必然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对非营利组织有不可避免的再造与重塑作用。而非营利组织必然要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锤炼与融合,逐渐适应中国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只有符合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才能在如此激烈竞争的环境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能适应中国文化氛围的组织必然会被自然淘汰,因此中国文化对非营利组织的再造与重塑既是无法避免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非营利组织的核心特点是非营利性,然而,由于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建立长远的战略目标及非营利文化建设,使得非营利组织的市场化倾向日益明显。对于非营利文化建设,中国的非营利组织显得薄弱。对于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还停留在管理学的理论层面上,并没有充分发挥文化的能动作用。因此,在中国文化对非营利组织的再造与重塑时,会将传统文化核心的“仁”等思想与非营利组织相融合。“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模式、“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外交观念、“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开放胸怀、“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的环境意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本精神、“君子和而不同”的交往思想、“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教育思想、“负荆请罪”,“退避三舍”的君子风度等等,会使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精神从抽象转化为具体,从外来转化为本土,从而使人更加容易接受,而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非营利组织文化也将成为非营利组织立足于当今激烈竞争社会的根基。与企业文化一样,非营利组织吸收中国文化,不仅仅会提高精神层面的理论建设,它也会成为一种无形资产、精神财富、潜在影响力甚至是组织之间的核心竞争力。非营利组织吸收中国传统优良文化,树立其文化建设意识,在无形中不仅与中国社会融合的更加紧密,更是树立了良好的组织形象,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公信力将大大提升。

三、形成基于中国文化的非政府组织文化

(一)把“天下为公”、“国家至上”作为非政府组织活动理念的基石

非政府组织文化的特色不仅仅应该停留在非营利性上,更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一个组织的日常管理层面上,而是应该体现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理念上。在传统文化深厚的中国,能深刻体现人文精神、社会心理的非政府组织,在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上应该将代表公益精神的非政府组织的抱负和胸襟提高的以国家利益为根本、以兼济天下的情怀作为组织活动的基本出发点。

《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人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千百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目标正是要建立一个扶危济困、以解救天下苍生苦难为目标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兼济天下”是中华民族历朝历代的仁人志士孜孜以求和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社会。从孔子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社会梦想,到孙中山先生毕生追求的“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革命追求,可以看出,“天下为公”、“国家至上”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最高境界。因此,如果中国非政府组织将“天下为公”、“国家至上”作为组织的活动的基点和处世原则,那么无疑是对中国文化最深刻的理解和最完美的表达。唯有如此,非政府组织才能真正以非营利精神造福于天下,造福于民。

(二)把“民为邦本”、“社会和谐”作为非政府组织的社会价值追求

出自《尚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这句话,深刻表达了中国文化中的重民思想。传统的中国文化认为百姓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应该以人为本,把人作为国家的重心。在古代社会中,就已经有先贤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虽然在君主专制下这一理想并不能真正实现,但是历史上的明君却都明白同一个道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以说“爱人贵民”集中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鲜明的人文意识。

在非政府组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在以中国文化对非政府组织进行重塑与再造的前提下,“民為邦本”这一朴素的观念,表达的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思想。非政府组织与企业及政府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公益性。而所谓的公益,就是为广大民众的利益所提供的公共服务。非政府组织将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的思想融入于自身的文化建设,这使得其在承担社会责任、履行历史使命时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文明与民主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现今社会的政治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真正体现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然而,社会的进步并不意味着矛盾的根本消除,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前提下,非政府组织在固本安民上承担着特殊的责任。人民的稳定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而和谐的社会环境才能使我国社会达到更加平稳而健康的发展,因此,在特殊的历史使命面前,非政府组织应该勇于承担,担负起应该承担的责任,把“民为邦本”、“社会和谐”作为非政府组织的社会价值追求。

(三)把“济困扶危,雪中送炭”作为非政府组织的道德情怀

“济困扶危,雪中送炭”自古以来便是善良人文情怀,是最受人称赞的道德情操。古人曾经有“锦上添花众人有,雪中送炭无一人”感慨。在事态炎凉的社会背景下,有的人愿意趋炎附势,结交权贵,不愿意悲天悯人,济困扶危。如果一个人尽心尽力的帮助他人,就是高尚的行为,就是脱离了利己的低级趣味的行为。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使社会关系、人际交往、价值观念发生了重要转变,不仅可以弥补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而且在道德领域展开了一幅新的互助互爱的全新图景,谱写了一曲曲扣人心弦、可歌可泣的慈善道德颂歌。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伴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与转变,使中国非政府组织勃然崛起。在与国际组织的交往与接轨过程中,逐渐吸纳了其高尚的精神文化和公益慈善的情怀,在社会主义事成经济大潮中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然而,非政府组织虽然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是组织本身的存在、运营与发展根本就脱离不了物质、资金的支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经济杠杆的作用下,非政府组织并不能置身事外,非政府组织与其他组织一样也要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倘若经一部好也要面临着被淘汰,这是市场经济的法则。由于经济利益的诱惑,受组织运营的影响,有些非政府组织为了维持组织的存在与发展,逐渐背离了非营利组织的初衷,忘记了组织成立的宗旨,卷入利益的纷争之中,鲜有“济困扶危、雪中送炭”之举了,代之而起的是趋利避害。因此,现今中国非政府组织面临的很大问题便是如何防止市场化的倾向,怎样高扬公益精神、志愿服务、非营利行动的旗帜问题。面对这种情况,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理念加强非政府组织的文化建设,吸取国外非政府组织文化建设经验,投身和谐社会建设,使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和建设的当务之急。所以,把“济困扶危,雪中送炭”作为非政府组织的道德情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和谐治理的过程中保持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本色的必然要求。

(四)把“义利并举”、“义以生利”作为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目标

一提起非政府组织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将非政府组织与利润相隔离,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应该与金钱和利益相联系。其实,这是对非政府组织的一个误解。非政府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组织,不能进行任何营利性的活动,但这只是非政府组织的初衷。在以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目的的前提下,非政府组织可以从事一些与营利有关的活动。当然,这与营利组织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区别,非政府组织所从事的营利活动,都不会用来进行组织内部的利润再分配,而是用来维持和运营组织,组织中的个人也并不会因为非政府组织的营利性活动而取得任何利益。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虽然主流价值观是以义至上,将“义”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认为金钱利益是低俗的。为了保持自身的高洁,哪怕是箪食褛衣,也要“视金钱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等等。但是,“也有一批实用主义的思想家、哲学家提倡讲义与利并举,主张义利双兼,这种充满着浓重的讲利重义的管理思想,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显然这是一种更加理性、更加实用的思想观点,“义利并举”、“义以生利”,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偏废,“义”的实现不能脱离“利”的支持而凭空存在。当然,不能只追求利益而放弃大义。利益的存在会使道义可以更好地实现,毕竟精神无法脱离物质而存在,同时,“义”的实现也需要有“利”的支持。只有将二者相统筹,才能体现义利并举。从另一方面来说,“义”也可以生“利”。在非政府组织实行义举时,无疑会提高非政府组织的品牌形象以及在社会的公信力,这势必使组织获得良好的回报。因此“义利并举”、“义以生利”是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目标。

(五)把“修己安人”、“克己奉公”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修养准则

中国古代推崇的处事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种处事方式透漏出的是“仁”的情怀和修养。所以,这不仅仅是一种人际关系的交往方式,也体现出传统文化熏陶中的个人修养的水平和程度。《论语•宪问》云:“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4]这是说要提高自身修养,使人民安乐。从这里不难看出的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已经从管理者的角度思考管理他人和加强自身修养的关系了。

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不仅仅要从制度上进行约束,同时还要加强对组织成员的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的提升。从非政府组织成员的构成来看,由于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志愿者,因此,与企业管理不同的是,利益激励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非政府组织成员更注重的是精神上的回报。因而,非政府组织的“大学之道或管理之道,亦即管理的最高境界:修己安人。修己叫做自我管理,是德行;安人叫做管理他人,是德政,将二者发扬光大,便是‘明明德于天下’。”[5]这就是说,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者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因为自身的威严并不是由于组织中的地位决定的,而是来自个人的较高修养。非政府组织中的成员要注重克己奉公,严于律己,要具有鲜明的志愿精神,只有加强双方的道德修养,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把“修己安人,克己奉公”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修养准则,是提高组织知名度与公信力最有力的武器。

参考文献

[1]张志刚.李希茜.NGO文化建构初探[J].甘肃理论学刊,2005,(2).

[2]王永华.实现传统文化与时代的对接[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3,(4).

[3]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4]武晓花.论语通译[M].吉林:延边人民出版社,2003.

[5]郑直.管理的最高境界:修己安人、内圣外王[EB/OL]. news/viewnews-21164.

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环节分析 篇4

近几年来, 一系列的不光彩的现象的发生, 更加折射出来我国的NPO运作过程中的弊端。比如康晓光形象等, 中国草根NGO是很多的, 束缚这一环节的因素如果得不到突破, 就难以保证我国的非营利组织的稳定发展。相对于一系列NPO来说, 真正起到作用的NPO是比较少的, 通过对北京、山东、四川等的区域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 相当多的NPO不能起到其本身应该具备的职能。

以福特企业的NPO为例展开分析, 对于中国目前的NPO组织模式展开分析。该组织模式在中国NPO环保组织体系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但是这毕竟是少数的NPO, 大多数的NPO都不能起到自身应该起到的作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 我国的NPO组织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依旧不能达到它的真正的应用意义, 在经历了长时间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 却取得并不优秀的结果, 这需要引起我们的反思。实际上影响我国的NPO组织发展的因素很多, 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是影响NPO发展的行业自身的因素, 外部因素是中国整个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 中国的国情等, 这些因素都一定程度影响了我国NPO组织的发展。

通过对国外的非营利组织的分析, 我们得到非营利组织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国外民众提高了一些便利, 为社会提供了一些岗位。NPO员工也是把自己职业作为本职工作, 就像社会企业一样。由于内外国情的不同, 中国的NPO组织的内部员工与国外相比, 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比如NPO非营利组织观念的落后, 仅仅是把做好事、奉献等单纯的观念, 作为自己的价值观, 而不考虑实际问题, 为了获得别人的好感, 而去做事, 这是一种假道德的伪善主义。有些人自身没有稳定的职业, 却天天为当好人而为NPO奔波。并且有的NPO人员还固执的认为, 自己做的事情因为是好事, 所以应该得到别人的支持, 别人也应该进行支持。这些价值观念实际上来说, 都是片面的, 不正确的, 难以保证中国NPO组织的稳定发展, 不能实现其内部结构的优化。NPO的稳定发展, 需要其内部正常的发展观念, 需要以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去引导内部员工, 而不仅仅是功利性的付出及其热情, 这些都不能实现NPO机构的稳定发展。

2 关于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环节的优化

NPO是一种为社会大众服务的职业, 不是单纯的非营利性组织。为了满足我国NPO组织的发展, 我们需要进行中国非营利性组织的相关发展原则的应用, 比如职业化原则的应用。通过对我国的非营利组织的员工行业薪酬的优化, 实行该行业的稳定发展, 通过对薪酬制度的改革。以留住NPO人才。无论是哪个行业, 要想健康可持续发展, 必须要管理好自己公司内部的人才。只有实现非营利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优化, 才能实现对优秀人才的挖掘, 充分调动内部员工的潜力, 从而保证我国的非营利组织的稳定发展。这一环节的开展需要引起相关人员的重视, 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相关部门都要重视起来,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的应用, 实现我国的NPO组织系统的健全。一定要采用与能力想配套的薪金水平, 找到并留住有能力的人, 才能保证非营利组织的长远发展。与职业化紧密相关的就是专业化, 既然NPO是一个职业, 就必须加强其专业性, 现阶段, 中国很多NPO的从业人员都是半路出家, 因为很少的高校会涉及相关的课程。被称为中国NPO标志性转折的“怒江水电站”事件, 最终靠NPO的力量取得了成功。非营利组织想要得到大众和媒体的认可, 必须从加强自身的专业能力入手,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才能让别人信服, 才能让其他利益相关群体信任你, 才能继续为之提供资源。

非营利组织要实现自身管理模式的优化, 要和相关的联盟组织强强联合, 从而实现对市场资源的有效争夺, 从而提高非营利组织的凝聚力, 从而保证国家非营利组织的稳定发展, 以维持社会生活的稳定性。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孕育和成长不是靠自身发展起来的, 而是主要靠外力推动的, 因此天生有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而且资源相对也比较稀缺, 在一个部门相对比较弱小的阶段, 与其他部门结盟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现实中也证明了这一点, 很多与政府、企业有着紧密关系的NPO发展的相对比较理想。

为满足我国的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需要, 我们需要进行社会企业运作模式的参照, 从而保证非营利组织的稳定发展。在此过程中, 我们要参照企业的经济运作模式, 来进行非营利组织内部经济管理模式的深化。进行NPO企业文化的构建, 形成内部员工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职业观, 从而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应用, 推动我国的社会企业的稳定发展, 以有效解决社会面临的失业、道德沦丧等问题, 从而保证我国的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 实现社会的综合效益。从世界各国NPO的发展历程分析, NPO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首先, 由于外部资源越来越少, 迫使NPO自己不得不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通过市场化的操作, 它不仅可以解决自身发展的成本, 甚至会有一些盈余, 因此, 他们可以摆脱单纯依赖政府补贴或慈善捐赠获得资金的限制。其次, 在资金盈余的情况下, 它们可以进入私人资本市场, 为其长远的目标进行融资。因此, 社会企业的经营方式在效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上的优点是非常显著的。企业创造利润的同时, 要兼顾社会发展和环境承载力。随着经济的发展, 有些私人企业也在进行非营利组织的建立, 这种模式不仅利于市场经济建设的稳定运行, 而且能够有效提高社会竞争力, 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结语

我国的非营利组织的健全开展, 离不开其内部经济管理模式的深化, 保证企业人力资源的有效应用, 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综合效益的提升。

摘要：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NPO的发展现状, 对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环节的优化措施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应用管理,存在特点,管理方案,应用分析,研究深化

参考文献

[1]周健临.管理学教程[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2]李广龙.现代企业管理[M].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8.

中国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 篇5

1.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

对非营利组织本身，中国税法规定了比较丰富的税收优惠政策，基本上涵盖了向非营利组织征收的各个税种。

1.1.企业所得税

中国《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法规定，在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总额中，一部分收入项目可以享受免税政策，具体是：（1）财政拨款；

（2）经国务院及财政部批准设立和收取，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或财政预算外资金专户管理的政府性基金，资金，附加收入等；

（3）经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不包括计划单列市）批准，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或财政预算外资金专户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4）经财政部核准不上交财政专户管理的预算外资金；

（5）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用于事业发展的专项补助收入；（6）事业单位从其所属独立核算经营单位的税后利润中取得的收入；

（7）社会团体取得的各级政府资助；

（8）社会团体按照省级以上民政，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费；

（9）社会各界的捐赠收入。

另外，对于非营利性的科研机构，税法还规定：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所得的收入，按有关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对于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从事非主营业务收入用于改善研究开发条件的投资部分，经税务部门审核批准可抵扣其应纳税所得额。

对于公益事业基金会，税法规定：对这些基金会在金融机构的基金存款取得的利息收入，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对其购买股票、债券（国库券除外）等有价证券所取得的收入和其他收入，应并入应纳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总额，照章征收企业所得税。

1.2.营业税

营业税税法规定，有关非营利组织的营业税免税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残疾人福利机构提供的养育服务、婚姻介绍、殡葬服务。

（2）医院、诊所和其它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疾病控制机构、妇幼保健等机构按国家规定取得的医疗卫生服务收入免税；营利性医疗服务机构取得的收入直接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自取的执业登记之日起 3 年内取得的医疗服务收入也可免税。

（3）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劳务。这里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是指普通学校以及经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同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国家承认其学员学历的各类学校。

（4）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展览馆、书画馆、图书馆、文物保护单位举办文化活动取得的门票收入，宗教场所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入。这里所称的纪念馆等单位举办的文化活动，是指这些单位在自己的场所举办的属于文化体育税目征税范围的文

化活动，其门票收入，是指销售第一道门票的收入。宗教场所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入，是指寺庙、宫观、清真寺和教堂举办文化、宗教活动销售门票的收入。

（5）财政性收费、社会团体收取的会费。

（6）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所得的收入。

1.3.增值税

中国税法规定，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实验和教学进口的仪器、设备，免征增值税。因此，进口上述规定产品的非营利组织可以享受该税收优惠政策。

1.4.消费税

中国对达到低污染排放的小汽车实行了普遍适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非营利组织并没有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

1.5.关税

中国税法规定，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赠送的物资可以免税。

1.6.房产税

中国对非营利组织制定了比较优惠的房产税税收减免政策。《房产税暂行条例》规定以下 三类非营利组织可以免缴房产税：

（1）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房产。其中，人民团体是指经国务院授权的政府部门批准设立或登记备案并由国家拨付行政事业费的各种社会团体。自用的房产是指这些单位本身的办公用房和公务用房。

（2）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房产。对实行差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本身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对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其经费来源实行自收自支后，从事业单位经费实行自收自支的起，免征房产税 3 年。自用的房产是指这些单位本身的业务用房。企业办的各类学校，医院，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可以比照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3）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房产。宗教寺庙自用的房产是指举行宗教仪式等的房屋和宗教人员使用的生活用房屋。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房产，是指供公共参观游览的房屋及其管理单位的办公用房屋。

上述非营利组织出租的房产以及非本身业务用的生产、营业用房产不属于免税范围，应征收房产税。公园、名胜古迹中附设的营业单位，如影剧院、饮食部、茶社、照相馆等所使用的房产及出租的房产，应征收房产税。

1.7.车船使用税

中国对非营利组织征收车船使用税的免税政策主要有：

（1）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车船。上述单位自用的车船免税，但对其出租等非本身使用的车船征收车船使用税。

（2）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车船。

（3）防疫车，救护车船等各种特种车船。

另外，环卫环保部门的路面清扫车和环境监测车、卫生部门的医疗手术车和防疫监测车、民政部门的殡仪车可以免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疾病控制机构、妇幼保健机构等卫生机构自用的车辆船舶免税。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的收入直接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自取得执

业登记之日起 3 年内，自用的车辆、船舶也可免税。政府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个人投资兴办的福利性、非营利性老年服务机构自用的车辆、船舶免税。

1.8.城镇土地使用税

中国对非营利组织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免税政策主要有：

（1）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土地。这里的人民团体，是指经国务院授权的政府部门批准设立或登记备案并由国家拨付行政事业费的各种社会团体。这里的自用土地，是指这些单位本身的办公用地和公务用地。

（2）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土地。这里的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是指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经费，实行全额预算管理或差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不包括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自用的土地，是指这些单位本身的业务用地。另外，企业办的学校、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其用地能与企业其他用地明确区分的，可以比照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土地，免征土地使用税。

集体和个人办的各类学校、医院、托儿所、幼儿园用地是否免税，由当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税务部门确定。

（3）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土地。其中，宗教寺庙自用的土地是指举行宗教仪式等的用地和寺庙内的宗教人员生活用地。宗教寺庙包括寺、庙、宫、观、教堂等各种宗教活动场所。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土地 , 是指供公共参观游览的用地及其管理单位的办公用地。

同时，中国税法还规定，以上非营利组织的生产、营业用地和其他用地，不属于免税范围，应按规定缴纳土地使用税。比如，公园名胜古迹中附设的营业单位，如影剧院、饮食部、茶社、照相馆等使用的土地，应依法缴纳土地使用税。

1.9.土地增值税

中国对非营利组织征收土地增值税的免税政策主要有：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是指以出售或者其他方式有偿转让房地产的行为。不包括以继承、赠与方式无偿转让房地产的行为。也就是说，房产所有人、土地使用权人将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赠与非营利组织可以享受免税待遇。

1.10.耕地占用税

中国税法规定，对学校、幼儿园、敬老院、医院等非营利组织的用地，可以免征耕地占用税。其中的学校，是指全日制大、中、小学校（包括部门、企业办的学校）的教学用房、实验室、操场、图书馆、办公室及师生员食堂宿舍用地，给予免税。医院，包括部队和部门、企业职工医院、卫生院、医疗站、诊所用地，给予免税。殡仪馆、火葬场用地给予免税。另外，学校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占用耕地，不予免税。职工夜校、学习班、培训中心、函授学校等不在免税之列。疗养院等不在免税之列。税法同时规定，上述免税用地，凡改变用途，不属于免税范围的，应从改变时起补交耕地占用税。

1.11.契税

中国税法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承受土地、房屋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和军事设施的，免征契税。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经过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面向社会举办教育机构，承受土地、房屋用于教学的，也可以免税。这里所称用于教学的，是指教室（教学楼）以及其他直接用于教学的土地、房屋；所称用于医疗的，是指门诊部以及其他直接用于医疗的土地、房

屋；所称用于科研的，是指科学试验的场所以及其他直接用于科研的土地、房屋。其他直接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的土地、房屋的具体范围，由各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税法同时规定，享受免征契税的纳税人改变有关土地、房屋的用途，不再符合减免契税规定的，应当补缴税款。

1.12.车辆购置税

中国对非营利组织征收车辆购置税并没有特殊的免税政策，但税法规定，纳税人自产、受赠、获奖或者以其他方式取得并自用的应税车辆的计税价格，按照最低计税价格核定。

2.对企业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向非营利组织捐赠、或者发生其他业务的，可以享受以下税收优惠政策。

（1）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金融保险业除外）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纳税所得额 3% 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金融、保险企业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支出在不超过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的 1.5% 的标准以内的可以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予扣除。

所谓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是指纳税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民政等公益事业和遭受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这里所说的社会团体是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组织，包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减灾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青年自愿者协会、全国老年基金会、老区促进会、中国之友研究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光华科技基金会、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阎宝航教育基金会，以及经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其他非营利的公益性组织。

（2）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向红十字事业的捐赠，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准予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红十字事业是指县级以上（含县级）红十字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中国红十字会章程》所赋予的职责开展的相关活动。

（3）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向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的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的所得额中全额扣除。老年服务机构是指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文化、护理、健身等多方面的福利性、非营利性的机构，主要包括：老年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养老院）、老年服务中心、老年公寓（含老年护理院、康复中心、托老所）等。

（4）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农村义务教育的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的所得额中全额扣除。

农村义务教育的范围，是指政府和社会力量举办的农村乡镇（不含县和县级市政府所在地的镇）、村的小学和初中以及属于这一阶段的特殊教育学校。纳税人对农村义务教育与高中在一起的学校的捐赠，也享受所得税前扣除政策。

（5）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对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包括新建）的捐赠，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是指专门为青少年学生提供科技、文化、德育、爱国主义教育、体育活动的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校外活动的公益性场所。

（6）为了支持文化、艺术等事业发展，纳税人通过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或批准成立的非

营利性的公益性组织对下列文化事业的捐赠，纳入公益、救济性捐赠范围，在应纳税所得额 10% 以内的部分，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 对国家重点交响乐团、芭蕾舞团、歌剧团和京剧团以及其他民族艺术表演团体的捐赠；

—— 对公益性的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捐赠；—— 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捐赠。

（7）纳税人直接向受益人的捐赠不得在所得税前扣除。

（8）企业向依法成立的协会、学会等社团组织缴纳的会费，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允许在所得税前扣除。

3.对个人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

个人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主要有以下几项税收优惠政策。

（1）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 30% 的部分，可以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社会团体采取列名单的方法，名单与企业所得税允许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扣除的名单基本相同。

（2）个人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红十字事业的捐赠，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准予在税前的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

（3）自 2001 年 7 月 1 日起，个人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农村义务教育的捐赠，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准予在税前的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

农村义务教育的范围，是指政府和社会力量举办的农村乡镇（不含县和县级市政府所在地的镇）、村的小学和初中以及属于这一阶段的特殊教育学校。纳税人对农村义务教育与高中在一起的学校的捐赠，也享受所得税前扣除政策。

（4）个人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对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包括新建）的捐赠，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准予在税前的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

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是指专门为青少年学生提供科技、文化、德育、爱国主义教育、体育活动的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校外活动的公益性场所。

教你认识营利与非营利医院 篇6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医院只有大小之分，如基层的小医院、卫生院，省、市级的大医院包括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医院的大小是相对的，但全都姓“公”这一性质是绝对的。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医疗市场的有限开放，公立医院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股份制、民营、私营医院乃至外资医院等不同类型的医院在我国大地不断涌现出来。尽管类型多样，但从医疗机构分类管理上来讲，就是两大类，即营利性和非营利性。

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这类医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政府举办的 “公” 姓医院，另一部分是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自愿捐资（包括慈善团体、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捐资）、社会筹资兴建的非营利性医院。它们的特点是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收入不用于经济回报，而用于弥补医疗服务成本和自身的发展。各级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有自己的医疗服务定位。根据定位，它们又分为三级、二级和一级医院。所谓三级医院，立足于承担疑难杂症的诊治任务，医、教、研相结合，抓好重点学科和相关学科群建设，具有各自的专科优势和服务特色，有较强的服务辐射能力。二级医院，立足于区域内居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一级医院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立足于为社区居民提供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一般地说，城市中的市级医院为三级医院，区级医院为二级医院，社区医院为一级医院。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也可以提供少量的非基本医疗服务，如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提供有规模限制的特需医疗服务。

营利性医疗机构 这类医院包括中外合资合作医院、诊所及社会民间资本兴办的民营医院和私人诊所。它们的特点是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与自身技术条件，按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医疗服务项目，所得收益可作为投资者的经济回报。当然，这类医院的服务定位要在区域卫生规划的总体框架下，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开展错位竞争，瞄准非基本医疗服务，在服务项目、服务对象、服务方式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服务优势。政府不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

一个地区有了各种类型的医院，构建了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可以满足不同收入人群的医疗服务需求。拿上海来说，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有中山、华山、瑞金、仁济、长海、龙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等一批医学科学领先的三级医院，有布局比较合理的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面对低收入困难人群、具有帮困功能的公惠医院。营利性医疗机构有合资医院、民营医院、私人诊所等。

需要说明的是，政府对不同性质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实施不同的价格政策。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实行政府定价或实行政府指导价。在医保政策方面，适当拉开参保职工在不同等级医院就医的自付比例，通俗地讲，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级医院）就医自付比例低一些，到大医院（三级医院）就医自付比例相对高一些。生活贫困群体可以在公惠医院享受二级医院的诊疗服务、缴付一级医院的费用。对经济承受能力较强的人来说，若想得到高层次的医疗服务，既可以选择特需医疗服务，也可以自费到中外合资医院或民营医院就医。

上海市29个临床医学中心

中国式非营利 篇7

关键词：非营利,营利,医疗,效益分析

0 引言

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资源集中在城市、在医院[1]。医院发展也不平衡，2005年妇产（科）医院国有52家私营43家，到2009年国有（包括集体）占妇产（科）医院总数的22%[2,3]。在上海，优势资源在医院，2009年非营利医院192家，营利医院104家[4,5]。本文拟研究对比2005-2009年全国非营利与营利医疗卫生发展情况，选出若干医疗数据分析，以期进一步找出影响中国卫生事业及非营利与营利医疗卫生发展因素的异同点并提出对策。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2006-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选取若干医疗卫生行业投入、产出指标，各数据采用SPSS数据预处理，运用比率分析法、平均增长速度[6]分析中国卫生医疗行业医院中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和专科医院的效益。

平均增长速度=平均发展速度-1

2 结果

各数据指标的分布、比率、平均增长速度结果见图1-6和表1-3。

3 分析与讨论

通过图1-6和表1-3，通过各比率和平均增长速度看，可知：

3.1 医疗机构数

(1)非营利与营利医疗机构以年均7.06%和11.08%速度增长。2009年较2005年，非营利机构增加4.17倍，营利机构增长1.39倍；营利机构占总机构数的23.9%，下降29.86个百分点；而营利性医院由15.89%上升到22.39%；营利性诊所、门诊部比例分别为76.73%和64.94%，分别提高3.38和17.41个百分点。(2)纵向比，营利机构以诊所、村卫生室为主，2009年分别达61.86%和33.2%。非营利机构则以村卫生室占主体达76.76%。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以非营利性为主，村卫生室在非营利与营利医疗机构所占比重大。

3.2 床位数

(1)非营利与营利医疗机构床位数分别以7.06%和11.18%的年均增长速度发展。(2)95%的床位属非营利医疗机构。(3)纵向比，非营利医疗机构床位数在医院约占70%，卫生院约占20%；营利医疗机构床位数医院约占96%。无论非营利与营利性机构，医院均占主要床位数。

3.3 卫生人员数

(1)非营利与营利医疗机构的卫生人员数分别以6.03%和11.48%的年均增长速度发展。(2)90%卫生人员为非营利医疗机构。(3)13%的医师在营利医疗机构工作，医疗技术含量越多就业选择面越大。

3.4 收入与支出

2005年，总资产、净资产、总收入、总支出等财务指标约95%或以上均为非营利医疗机构发生。

3.5 社会效益分析

(1)诊疗人次数。营利性医疗机构2009年较2005年高9.2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速度达71.36%。(2)健康检查人数，两类机构以年均17.58%和24.26%的速度发展，人们更多选择在非营利性机构体检。(3)入院人数，非营利与营利医疗机构以16.49%和21.38%年均增长速度发展。(4)住院病人手术人次，营利医疗机构年均增长21.38%，非营利医疗机构则为-8.67%。营利医疗机构以优质的医疗技术、医疗服务取胜。(5)治愈率，2009年营利医疗机构较高出非营利机构12.5个百分点。(6)好转率，2009年非营利机构较营利高11.4个百分点。(7)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两类机构比率相关不到2个百分点。(8)病死率，两类机构均有所下降。(9)每百门急诊入院人数两类机构年均增长速度相近。

3.6 效率指标分析

(1)病床使用率。非营利医疗机构利用率高，2009年达78.9%，较营利医疗机构高28.2个百分点。但两类机构还有很大利用资源的空间，提高管理水平。(2)病床周转次数，两类机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3)出院者平均住院日，营利机构年缩短住院日速度快，2009年为7.6日，较非营利机构少1日。就诊方便、住院便捷也是营利医疗机构制胜法宝。(4)实际开放总床日数，营利医疗机构年均增长速度快达13.09%，较非营利医疗机构高5.07个百分点。

3.7 经济效益分析

(1)百元收入支出。相对而言，营利医疗机构对成本核算、成本控制力度更大些。(2)收支结余率，2005年营利性医疗机构收支结余率为负值，与营利性医疗机构以诊所、村卫生室为主相关。(3)业务收支结余率，进一步说明，2005年营利医疗机构在控制成本费用、管理水平、医疗技术具备一定优势，社会效益不断攀升。

3.8 资产负债率

非营利机构为26.79%，营利机构为41.02%。营利医疗机构运用外部资产能力强，非营利机构长期偿债能力较强。

4 小结

通过研究2005-2009年全国非营利与营利医疗卫生的发展情况，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以非营利性为主，村卫生室在非营利与营利医疗机构所占比重大。无论非营利与营利性机构，医院占据主要床位数。营利医疗机构运用外部资产能力强，非营利机构长期偿债能力较强。营利医疗机构在控制成本费用、管理水平、医疗技术同样具备一定优势，更以就诊方便、住院便捷、优质医疗服务取胜，社会效益不断攀升。营利医疗机构运用外部资产能力强，非营利机构长期偿债能力较强。两类机构还有很大利用资源的空间，提高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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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非营利 篇8

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到来, 非营利组织的倡导活动已成为全球的热点问题, 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非营利组织的倡导活动对于实现公共政策过程的社会化, 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维护社会的稳定, 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政治认同感, 加强社会监督, 克服权力腐败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非营利组织呈现倡导趋势的根本原因

计划经济时期, 中国社会利益结构表现出整体性, 即单位、组织和国家这些整体利益代表并决定着个体利益。在整体性利益结构下, 中国公共政策制定表现为精英决策, 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决策是由政府和政党的主要领导人来决定的, 政府具有超强地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 在整体性利益结构趋向多元化的过程中, 随着利益主体的增多, 主体利益意识和利益观念的增强, 出现了各利益群体政策参与愿望增强的趋势。“政策相对人的利益多元化, 构成对政策制定的最重要影响。”[2]那些在利益格局中出现的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迫切要求介入政治过程, 表达其要求和愿望, 希望政府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 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那些在利益关系调整中利益受损或在利益分配中居于不利地位的利益群体, 则希望通过利益表达使政府注意到他们的利益要求, 并扶持其利益实体。可以说, 是利益结构变化造就了一大批有参与愿望和参与能力的个体和集团, 新的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倡导行为大量增加。可以说, 利益结构的转型带来了政策参与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从而给传统政治体制带来了压力, 一个成熟的政治体制应有相当强的适应能力接受并同化新的参与主体, 在规范的框架内接受它们的合理的价值观念和权利要求, 完善政策参与机制[3]。

二、政治现代化是非营利组织呈现倡导趋势的重要原因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 政治过程向民主化方向发展, 人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 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就应当强化自己的主体地位。公民再也不仅仅满足于作为公共政策的客体 (对象) 而存在, 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 而是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 具体过问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的全过程, 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然而现实中公民直接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十分困难的:时间和距离上的限制、政策信息的不对称、公民个人的素质问题等构成了公民直接参与公共政策的层层障碍。而非营利组织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合理、有效的途径, 是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细胞载体。非营利组织的倡导活动, 是实现由“群众社会”向“参与社会”转换的纽带。亨廷顿在《变动中的社会秩序》一书中探讨社会的政治安定问题时, 曾提到过两种社会类型:“群众社会”和“参与社会”。在这两种社会里, 都具有高水平的政治参与, 但“在群众社会里, 政治参与是无结构的, 无常规的, 漫无目的的和杂乱无章的, 因为群众缺乏能够把民众的政治愿望和政治活动与他们的领袖们的政治目标和决定联系起来的组织结构”。而“参与社会”的情形则恰好相反, 政治参与是通过立法渠道加以组织和安排起来的, 能够消解政府与民众的对立, 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中国要实现由“群众社会”向“参与社会”转变, 建立广泛而合理的公众参与机制, 就必须发挥非营利组织的灵活性和积极性, 以健康有序的方式参与公共政策, 实现倡导活动的制度化、理性化[4]。

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非营利组织呈现倡导趋势的直接原因

改革开放以前, 政府依靠单位制度、户籍制度和身份制度, 运用行政权力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各方面实行严格的管制和控制。“国家不但垄断着绝大部分既有的资源, 而且在新的资源出现后, 也总是利用国家的强制性权力, 将其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对于任何潜在的控制稀缺资源的竞争对手, 也是利用政治或行政的力量加以摧毁”[5]。从而没有为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留下真正的空间。1978年以后, 虽然政府机构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主要还是导致了“政企分开”, 但客观上也产生和发展了大量沟通政府和市场的非营利性组织, 进一步培育了社会组织的力量。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政府不仅要退出市场, 也要退出社会, 因为现代社会既不是单纯的政府体制, 也不是纯粹以功利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将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职责逐步向社会转移, 这不仅有利于政府从繁重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 实现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 而且有利于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发展非营利组织的倡导活动。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中介组织, 是市场与政府两个系统传递信息的桥梁, 是政府的帮手, 也是市场关系的维护者, 它沟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个人、企业与企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 使社会结构运行更加顺畅, 社会经济发展更加有序。

四、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是非营利组织呈现倡导趋势的内在原因

西蒙认为, 人是有限理性的人, 其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度的, 有限理性理论就这样与信息问题结合了起来。在现实中, 人们很难对每一个措施将要产生的结果具有完全的了解和正确的预测, 常常要在缺乏完全了解的情况下, 一定程度地根据主观判断, 进行决策。在决策时, 也难于考虑所有可能的措施。此外, 人们能否进行正确的决策, 要受到决策人的技能、价值观、对目标了解的程度、应具备的有关知识的深度以及所需资料的完备程度的影响。因此, 个人的或企业的决策, 都是在有限度的理性条件下进行的。同样, 政府人员在应对大量社会问题时, 其获取的信息是不完备的, 需要公众参与的弥补。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中具有广泛的基础, 其目的又是维护组织及组织内成员的共同利益, 履行社会事务的管理功能。非营利组织在归纳、总结单个人的信息基础上形成集中的能反映本组织成员最大利益的信息并通过直接与决策者交流的形式反馈给他们, 从而为政府或决策者获取信息提供了一条捷径。此外, 非营利组织是反映、表达和代表各种利益要求的利益表达主体。它们可以强化利益表达主体的自主性, 加强利益表达的清晰度和透明度, 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使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要求明晰化, 扩大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与政府决策部门的信息交流和沟通。

五、信息化、全球化是非营利组织呈现倡导趋势的外在原因

20世纪后期全球涌动着四大潮流: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和民主化。对于影响今天非营利组织发展趋势的时代特点来说, 其影响最巨者莫过于前两大潮流:信息化和全球化。正是由于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决定了非营利组织倡导活动进一步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首先, 信息化为非营利组织的倡导活动创造了条件。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大众媒体的发展, 政策科学知识得到极大普及, 政策信息的传递和使用变得十分便捷, 使公共政策从狭小的政治精英圈子中解放出来, 变成社会化的科学研究对象。另外,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 通讯的发达和生活的复杂化, 公民的素质也在不断提高, 较以往更有能力参与公共政策, 这也进一步消除了非营利组织倡导活动所遇到的障碍, 提高了倡导的效率。其次, 全球化进程呼吁中国非营利组织倡导活动的同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之后, 由于非营利组织致力于解决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国际性的乃至全球性问题, 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及其各机构,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非营利组织越来越重视, 普遍加强了支持力度。各发达国家政府、尤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 也都对非营利组织由敌视、怀疑过渡到支持、扶持态度。这将刺激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中国加入WTO, 原先由政府进行的招商引资活动, 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管理, 可能被视为非市场化行政干预, 保护国内市场和企业利益, 发展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商会、协会来接替以往政府的某些职能势在必然。这为中国非营利组织倡导活动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参考文献

[1]Korten, David.1990, Getting to 21ST Century:Voluntary Action and Perspectives, West Hartford, Conn.Kumarian Press.

[2]程杞国.政府制定的机制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 2000, (3) .

[3]杨丽丽.对中国公共政策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思考[J].行政论坛, 2005, (5) .

[4]史美芳.中国转型时期第三部门的公共政策参与[J].行政论坛, 2005, (4) .

中国式非营利 篇9

公民社会的发展需要公民参政议政意识的觉醒, 更需以共同利益为依托组成利益团体与政府、私部门相互博弈, 争取合法合理的发展环境。美国学者李斯特 索罗门说, 如果20世纪的特点是民族国家的兴起的话, 21世纪的特点就是“结社的全球化”。中国的第三部门是在政府强大的集权控制的夹缝中悄悄兴起的产物, 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法律规定时至今日依然带有些许的计划经济色彩, 日益与市场经济格局不相符合。由于第三部门具有非盈利性和公益性的特征, 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对其非营利活动的产出和收益实行税收优惠, 鼓励民间资本的介入。在中国, 第三部门本身的税收问题也由现行税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加以保护。但现行民法通则对非营利法人分类含糊不清, 无公益法人和营利法人的分类, 以致下位法对于第三部门税收优惠的范围难以准确认定, 税收法律建设存在很多问题, 可操作性较弱。

基于上述现实问题, 本文着重分析中国非营利组织税收相关法律存在的问题, 从法人的重新分类、免税资格认定、相关法律的修改上对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税收法律建设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二、非营利组织与法人

按照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的规定, 非营利组织应具有法人资格和公益法人资格, 这是非营利组织相关法律规定的必备条件。

非营利组织不仅要具有法人资格, 更应具有公益法人资格。非营利组织为实现其设立的目的和宗旨, 公益法人或称非营利法人正是以追求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 而非以其成员或其创办人或任何私人或非营利组织的私利为目的。否则, 非营利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宗旨便不能实现。

中国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两大类, 非企业法人分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三类, 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是中国非营利组织的两大法人组成部分, 无公益法人的特别规定。

三、中国非营利组织税收法律存在的问题

由于中国法人分类无公私法人, 法人分类不合理, 导致下位法的有关非营利组织税收优惠的法律规定模糊不清、税收法律法规立法滞后、税法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有关非营利组织减免税的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较少且不明确具体。

(一) 现行法律未对非营利组织做出准确定义, 缺乏对其本质特征的明确规定, 税收优惠往往被滥用。

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将中国法人分为四类:企业、机关、事业、社团法人, 没有穷尽现实中所有法人类型, 如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法人地位至今未予完整确认。且法律并没有要求这些视为公益性的非营利单位具有法人资格, 更未要求他们具有非营利法人或公益法人资格, 但却被赋予了享受公益法人待遇的权利。由于缺乏对非营利组织法人类型、本质特征的明确规定, 税收优惠往往被滥用。许多不符合免税条件的非营利组织实际上享受着免税优惠, 对享受免税的收入没有用于公益事业, 而是用于如提高雇员待遇等, 在造成国家税收流失的同时, 也阻碍了真正的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二) 税收立法的层次性不高。

目前, 中国尚无一部专门针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法律, 缺乏专门的税收体系, 根据税收法定原则, 有关非营利组织的课税要素, 即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目、税率、计税依据、税收优惠等, 都应有立法机关来确定, 并应把立法机关的授权立法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但中国关于非营利组织的税收立法主要通过政府部门制定的的各种税收法规和规章来实现, 存在明显的违反税收法定原则的现象。

(三) 无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不需税务登记的法律规定已不合时宜, 导致税收征管不畅。

现行《税收征管法》和《实施细则》规定, 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一般不需进行税务登记, 但若取得应税收入、发生应税行为或者应税财产,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 应在纳税登记义务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上述法律规定明确了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登记机关 (民政部) 登记注册后就会自动获得免税资格, 大都为进行税务登记。在发生应税行为时由于税收监管的薄弱和未进行税务登记的, 非营利组织大多不主动履行税务登记义务, 出现偷逃税款的情况。

(四) 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带有些许计划经济色彩, 不利于民间资本的引入。

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赠的税收制度。根据《所得税暂行条例》的规定, 只有接受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 将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或预算外资金专户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才可以免税, 也只有向经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以文件形式加以特许的20多个非营利组织捐赠财产才可以将捐赠支出在税前扣除。这种规定沿袭了非营利组织以往的官办作风, 削弱了非营利组织向民间筹集资金的能力, 限制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方向, 不利于中国“大社会”格局的形成。

(五) 禁止非营利组织从事经营活动, 取得经营收入。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 不得从事经营活动。但许多非营利组织却以各种名义进行营业活动, 由于未进行税务登记或税收监管等方面的问题, 税务机关对此无能为力。这与国际惯例相冲突, 各国在非营利组织进行经营活动上是抱有支持姿态的, 只要这种营利活动不影响组织的非营利宗旨且在合理的比例内。

三、对中国非营利组织税收相关法律修改的一些建议

中国非营利组织立法是在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和治理变革的大背景下开展的, 它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要重新划分格局和改变政府对公共事业的管理体制, 通过非营利组织实现公民参与的层次化、多极化,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个人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实现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某种形式的平衡, 这种平衡正是一个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基本条件。要想解决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是最基本的前提。

(一) 以公私法人二元论为基础, 进行法人分类。

鉴于上述法律规定的模糊, 笔者建议将在民法通则的修改中以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作为私法人的基本分类。社团法人细分为公益、中间和营利法人;财团法人细分为公益和中间法人。机关法人和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法人属于公法人, 当其以民事主体身份参与民事关系时, 用公益法人 (如学校) 和中间法人的身份;其余原则上都属于私法人的范畴:企业法人、事业单位中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法人归于社团法人中的营利法人, 非以营利和非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归于社团法人的中间法人 (如社交俱乐部, 同乡会) ;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以国家拨款或以指定用途的私有捐助财产为成立基础, 有专门管理机构的法人组成财团法人 (如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当非营利组织当中的公益法人进行非营利活动时, 享受政府的税收优惠。公私法人分类也解决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身份困境。

(二) 明确界定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 特别在税法中的地位, 解决高位法“迁就”低位法的畸形现象。

中国即将制定颁布《税收基本法》, 民法通则的修改呼声也在此起彼伏。在新法推出、旧法修改的绝佳时机下, 建议在两法中规定非营利组织的概念、基本类型和法律地位, 特别是对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组织性、自治性、公益性等特征加以明确说明。特别在税法中, 明确界定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 提高国家关于非营利组织税收立法的层级, 注意与其他相关法律的衔接配合。

(三) 修改《税收征管法》和《实施细则》, 废除以发生纳税义务作为办理税务登记条件的做法, 实施普遍登记。

非营利组织应与营利组织一样, 在设立后的一定期限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 取消注册为非营利组织就天然享有税收优惠的资格。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法律, 均要求享受免税待遇的非营利组织, 按规定的报表和内容, 按规定的时间向政府主管部门提交财产状况及经费收支报告, 一般以年度为单位。中国若实行非营利组织的税收登记常态制度, 就需与建立非营利组织的免税资格申请制度相配, 税务机关在非营利组织办理税务登记时严格审查, 符合条件者才能享有免税资格。且免税资格终身制, 实行年度审查制, 按年度向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 税务机关实行实时监督管理。

(四) 在即将制定颁布的《税收基本法》中, 对于企业捐赠所应减免的应税额度应适当放大, 鼓励企业的慈善行为。对于个人, 特别是富裕阶层, 进行捐赠等慈善行为, 捐赠额应从应税额中扣除。

政府要逐渐退出民办社会服务机构的举办, 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非营利组织特别是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中。在教育、科技、文化等社会公益事业领域, 政府除了依法保障民间以捐助资产兴办的公益性非营利机构享受免税等优惠待遇外, 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给予适当资助, 也是政府的一份职责。但这不等于政府参与举办, 也绝不是政府参与举办民办公益性非营利机构。企业和个人对非营利组织的捐赠应当是非营利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 也应该是影响非营利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

(五) 取消相关法律规定的非营利组织不能进行非营利活动的条款。

相关法律应用严格界定的营利与非营利活动的内容和相应的非营利活动税收减免的规定来取代不合时宜的“不得进行经营活动”的条款。非营利组织非营利性的特征与其营利性的活动两者在合理的规制下是能很好的相互配合而促进组织的良性发展的。

四、结束语

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面临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法人制度和税收法制。本文主题虽为非营利组织税收法律建设的相关问题及其建议, 但基于完善的法人制度是非营利组织相

关税收立法的基石, 只有合理明确的法人分类, 才能为非营利组织税收优惠等相关问题提供上位法的法律依据, 所以本文在第二部分介绍了法人制度和公益法人的相关知识从而更好的引出第三部分第一点所阐述的问题。

笔者期待非营利组织相关税收法律的尽快修改。通过税收相关法律对非营利组织的调整, 能够更好地体现税法规制的精神。这种调整也是对非营利组织实施管理的有效手段。

摘要：本文从法人制度和公益法人的相关知识出发, 介绍了因中国现行民法通则中法人分类的模糊不清导致了非营利组织税收相关法律等下位法建设的欠缺、相关税收法律规定不合理或滞后等问题。围绕上述相关问题, 本文从公私新法人分类的建议出发, 给出相关相应的法律修改建议, 以期对于中国当前非营利组织税收相关法律修改有所帮助。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法人,税收,法律,问题,建议

参考文献

[1]蔡磊.非营利组织基本法律制度研究[M].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194-195.

[2]邵金荣.非营利组织与免税——民办教育等社会服务机构的免税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87-88.

中国式非营利 篇10

一、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专业化不足的原因

1.我国非营利组织规模小, 社会地位低, 对人才没有吸引力。据1999年国家民政部的统计, 全中国有志愿者约1000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8%, 与次相比, 美国志愿服务活动的比例为38%, 加拿大为31%, 新西兰为48%, 中国香港为20%, 相比之下, 中国内地志愿人员的参与程度是非常低的。与国外的非营利组织相比, 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发展速度缓慢, 加之人们的固有观念, 在找工作时大多数人选择到学校, 政府, 医院、企业等部门工作, 而很少有人考虑到非营利组织做专职工作。现实是很多人到非营利组织后, 工资, 待遇, 社会保障等等相关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从而导致了专业化人才的大量流失。

2.社会中缺乏对人们从事慈善事业的补偿机制。现在, 由于我国在非营利组织法律方面、及组织资金方面的欠缺, 很多时候对从事非营利组织工作的人员无法提供必要的培训, 提供服务的不专业, 势必造成非营利组织的活动效率较为低下。例如, 我们为年老的人员提供服务时, 按照我们传统的观念, 看到老人, 我们就要去搀扶一下, 但从护理专业化的角度, 对待身体尚且健康的老人, 我们采取的是应该放手, 原则就是“眼到手不到”, 这就可以看出专业化是多么的必要。有学者就提出, 被照顾的人固然重要, 但照顾人的义工或志工们也同样重要, 我们要给他们提供好的待遇条件, 这包括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 道理很简单, 他们要得不到好的照顾, 他们如何有精力和心情去顾及到别人, 他们应该输出的是专业化的服务和产品, 这就要求社会提供给这些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员一定的补偿机制, 使得他们可以在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下, 一方面奉献了自己的爱心, 另一方面, 为社会作出了贡献, 完善了自我。

二、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专业化建设

1.政府方面, 可以建立针对参与公益活动的社会补充机制。目前, 国家层面可以考虑完善非营利组织在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等相关方面的法律, 给予参与非营利组织活动的义工和志工应得的福利待遇, 就组织的长远发展而言, 福利待遇的提高也可以吸引专业化的人员的加入, 为组织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另外, 中国可以仿效国外建立诚信档案, 诚信档案的建立最起码是对个人参与公益活动的一种肯定及补偿, 学校也可以将个人诚信档案引入, 做为学生升学加分的一个参考条件, 将从事公益慈善活动作为学生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 这对于学生们爱心的培育也是有帮助的。

2.企业方面, 要对参与非营利组织的在职在岗人员, 给予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奖励, 这就要求企业的领导首先起到带头作用, 从领导自身做起, 带头从事公益慈善活动, 带动大家积极加入, 目前, 国家层面, 对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企业有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 但力度并不大, 应该效仿国外加大免税力度, 积极鼓励企业的参与, 一方面, 为企业带来了好的社会影响力, 这是广告所不能及的;另一方面, 为国家的公益慈善活动注入了活力。

三、非营利组织自身, 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首先, 非营利组织要设计出不同常态的工作方式, 培养专业化的组织队伍。目前从事专业技术活动的人员多数人都有自己的职业, 难以分身。因此, 非营利组织有必要设计出不同常态的工作方式, 在这一点上, 我们就应该学习国外, 允许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人员以自己的方式服务社会, 休息日做短期义工, 或用几年时间做长期义工。如:“无国界医生”到国际社会服务。现在我国已经有部分行业开始做长期的义务服务, 如支教。也有以更灵活些的工作方式提供公益服务的, 例如:“法律援助”服务。但数量还很少。

其次, 招收高素质专业人才并定期对其培训, 致力于环保的“绿色江河”组织, 能有今天的成绩, 与专业技术人员的义务服务是分不开的, 科学考察不是仅凭热情就可以的, 对专业化的要求也很高, 这就要求非营利组织要招收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甚至是专家为其服务, 组织在招收人员时, 除了要强调使命感和责任感外, 还要结合专业性的要求, 制定具体的人才招募计划, 尤其是在做专项活动之前, 还要根据人员的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基础上, 制定具体的培训计划, 有计划的对人员进行培训。

再次, 组织要给人员安排适当的工作, 根据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XY理论, 组织如果给员工安排适合员工特质的、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员工的积极性就会被充分调动起来, 就会感到身心愉悦, 以更加积极, 主动的态度完成组织安排的工作, 对于非营利组织人员就更是如此了

结论

在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这三方面的共同努力下, 才有可能动员更多的专业人士、爱心人士参与到公益活动中, 这对于社会的进步和组织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否则, 公益活动永远只能属于那种“有点钱, 还有点闲”的人群, 这就无法保证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的专业性和相对稳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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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江丽.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建设[J].当代学术论坛.2:120-124.2009.

[3]吴文洁.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及其启示[C].2007优秀论文集.404-408.2007.

什么是“非营利空间”？ 篇11

本来“非营利空间”从它建立的那天起就应当构思并且实施上述办法以保证有足够的资金维持空间运作。但是，大多数的非营利空间似乎都不愿意一开始就从艺术家作品上打主意。因为这会让它处在艺术家与画廊之间的一个尴尬位置上。

尽管如此，艺术家们还是愿意与非营利空间合作，因为这好像也代表艺术家在某个时期的姿态。尤其是对于某一类“卖相”不好的作品来说，在非营利空间展出就成为了进入美术馆之前唯一的选择。

国有制的美术馆作为最大的非营利机构似乎不应在我们的讨论之列，因为它不存在私营非营利空间的资金问题，当然也不允许变卖藏品。但是，既然国有制的美术馆今天也投身到当代艺术当中为什么还需要私有的非营利空间(反过来，另一个有趣的对称的现象是：除了文物商店，画廊似乎都是私营的?)

这要从私营非营利空间的主持人谈起。通常，非营利空间的主持人也是创办人，他们是艺术家或关心和热爱艺术的其他人士。作为艺术家，他们有比一般艺术家更多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经验，喜欢担负一些组织性工作，有时也做一些艺术批评，当他们构思自己的艺术未来时，也很容易朝实体或组织性方面去考虑。作为热爱艺术的其他人士，除了同样拥有上述特点，他们还相信组建一个非营利空间是与艺术有效地发生联系的唯一方式(他们之所以排除另一个方式“画廊”，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缺少商业头脑或无须通过艺术牟利)。

有的人可能既适合做非营利空间又适合做画廊，选择做非营利机构就只能解释为一开始做的就是非营利空间。长征空间的卢杰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从5年前的长征活动开始的，那是一个庞大的艺术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卢杰积累了韦富的经验，同时也团结了众多艺术家。所以，当他说长征空间也卖作品时，事实上就是在展示他的另一种能力。熟悉卢杰的人都知道，他从一开始就具备了这种能力，并不需要等到今天。

就像所有的画廊都被注册成“文化发展公司”一样，非营利空间的身份也是极其暧昧的。长征空间当年的正式注册为“二万五千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大概是长征已被别人注册了吧)，所以我们认为它是自律为而不是被指定为一个非营利空间。有一些非营利空间并没有正式注册，例如广州的博尔赫斯书店当代艺术机构，是注册的书店附属的未注册的空间，这是因为注册或不注册都不会影响到它的发展。而且，能够注册到的名称通常与空间希望使用的名称也是不相符的(如广州的“唯他命创意空间”注册名是“唯他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归总国内的各类型私营非营利空间，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1．一直以来的非营利空间(如上海“比翼”)。

2．由非营利转到营利(如北京“U空间”)。

3．从事非营利项目但不排除营利(如北京“长征空间”)。

4．从营利到非营利(如北京当代唐人在画廊之后将另建一博物馆)。

5．既做非营利又做营利(如广州“唯他命”)。

6．不接受非营利空间的说法但实质上是非营利(如广州博尔赫斯书店当代艺术机构)。

(以上1—5的归纳纯凭印象，未与当事人对证)

关于这几类非营利空间所需要的运作资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获取方式，这里只列出主要的几种：

1．通过出售和转让作品。

2．通过对外合作。

3．通过主持人个人投资。

4．通过直接的赞助。

中国式非营利 篇12

民办教育自古就是中国的教育的主流力量, 民间的教育家和教育机构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和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孔子游历列国传道, 朱子重振岳麓授徒, 留下了千古佳话。古代的官学主要为统治阶级子弟服务, 广大民众接受教育只能求教于民家的私塾教书先生。民国期间也有许多著名的高等学府也是由民间力量创办, 例如燕京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等。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更加巨大, 也更加多元化, 公立学校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对教育的热切希望, 国家顺应这一发展趋势, 鼓励民间资金投入教育产业, 民间力量参与教书育人, 一批批民办学校应运而生。民办学校增加了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 满足了不同方面的教育需求, 办得好的民办学校在与公办学校的竞争中也毫不逊色, 学校间形成了良性的竞争机制。

公益性是全国各类学校的共同属性, 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区别主要在于办学经费的来源和国家管理的模式。民办学校的资金虽然都来源于民间力量, 但根据是否营利将民办学校划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营利性民办学校, 由举办者投资办学, 这种类型的举办者一般为私人或者私企, 国内绝大多数民办学校都是这一类型, 第二种类型是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由举办者捐资办学, 这种类型的举办者一般为社会贤达或者社会团体, 他们热爱教育事业, 以无偿捐赠的方式投入资金、实物、房产用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厦门华厦职业学院就属于第二种类型。投资追求回报, 天经地义, 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 不违背教书育人的目的, 投资民办教育的主体获得合理回报是国家鼓励, 同时也是受《民办教育促进法》保护的。而秉持非营利的理念从事民办教育则是一种更高尚情操和对教育纯粹热爱的表现。举办者能将创办民办学校办学定位为非营利并长年坚持, 需要持守四项原则, 其一为产权独立清晰, 其二为法人治理结构完善, 其三为办学盈余不分配, 其四为财务信息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

1 产权独立清晰

产权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财产所有权, 另一个是企业 (社会单元) 所有权。本文中产权指的是财产所有权, 即对给定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成立民办学校都需要经过行政审批, 从形式上看, 产权都有经过合法的界定, 产权独立清晰似乎很容易做到, 但现实中, 由于营利与非营利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办学目的各异, 产权实质上的独立清晰成为了非营利民办学校必须坚持的一项原则。

1.1 举办者投资办学

举办者耗费大量的资金、时间和精力, 一砖一瓦, 历尽艰辛, 甚至倾尽所有, 费尽一生投入教育事业, 他们的成果丰盛, 精神可嘉, 众多学子借此实现求学梦想, 成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产权归属成了民办学校理不清的问题。《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 享有法人财产权”, 这也意味着举办者不得侵占和任意处置民办学校的资产, 举办者只能通过获取合理回报的方式取得民办学校的资产。但现状与法律规定产生了一定的差距, 举办者往往无法按照立法者确定的善意目的来取得“合理回报”, 而是违规曲线获得“超额回报”。

1.1.1 举办者未将规划中应投入学校的财产所有权划归学校名下。

举办民办学校的私人或者私企一般都有自身经营的产业, 学校的前期投入巨大, 举办者需要将企业的盈利反哺学校的投资和日常运转, 企业和学校的投资计划和资金预算经常是全盘考虑, 如果资产全部投入学校, 则无法自由的运用资产进行纯盈利性运作。企业从抵减企业所得税角度考虑, 要求学校通过租赁方式使用企业的资产, 特别是房产, 是最佳的纳税筹划方案。

1.1.2 举办者将私人生活经费、企业经营费用和学校的日常运作经费混用的现象严重。

举办者虽然不能直接将投入学校的资产收回或者挪作它用, 但是却可以利用直接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力, 以费用开支的方式转移学校资金或资产。

产权不清将影响学校日常的教育经费投入, 并且在举办者自身产业陷入危机时无法独善其身, 影响学校的正常发展。

同时, 民办学校的资产与举办者自身的资产难以明确区分, 导致第三人在与民办学校举办者发生债务纠纷时, 往往依法申请查封、冻结其在学校中的股权或资产, 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受到严重破坏。2013年深圳宝安区民治明珠小学共涉及22件经济纠纷案件, 均因明珠小学法定代表人董某与他人发生借款或合同纠纷。

1.2 举办者捐资办学

以厦门华厦职业学院为例, 该校是由海内外热心教育的人士捐资创办, 举办者将投入学校所有财产均过户至学校名下, 举办者对已投入学校的财产不保留任何权利, 学校拥有完全的资产所有权。举办者根据捐赠协议和学校章程, 享有知情权、质询权和监督权。这种办学模式保证了学校经费和资产不被挪作它用, 不受举办者企业或关联产业发展的影响, 专注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这种模式的长期健康发展应该得到国家的支持和社会的关注, 举办者不仅应建立一定的机制保证资金持续并且无偿的投入到学校中, 例如建立教育基金, 还应千方百计扩大学校的影响, 形成数量更多的、来源更稳定资金筹集模式。政府也应通过购买教育服务、专项奖补等方式给予资金支持和其他政策扶持, 防止学校因资金问题而阻碍发展, 甚至陷入困境。

2 法人治理结构完善

学校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法人, 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从组织架构和管理流程始终上保证已落实产权归属的各项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符合非营利办学宗旨。

法人治理结构主要关注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下股东、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利益相关人之间利益和权力制衡机制。根据业务特点, 学校法人治理结构涉及举办者、董事会或理事会、校长、党委、教职工代表大会等主体, 核心是董事会或理事会的利益和权力制衡机制。

在举办者投资办学的模式下, 举办者视学校为私产, 为保证对学校资产和管理的控制力, 保证获取合理回报、分配剩余财产等重大利益的实现, 举办者会派遣自身的代理人进入董事会或理事会, 在人数和投票权上占据绝对的优势, 积极参与决策, 甚至操纵决策, 董 (理) 事会的其他成员无法发挥任何作用, 学校家族化管理现象严重。

在举办者捐资办学的模式下, 上述现象能得到较好的解决。以厦门华厦职业学院为例, 该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设立监事会和工会, 对学校管理和办学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董事会成员由举办者代表、社会贤达、院长、党委负责人和教职工代表等人员组成。董事会成员积极参与决策, 履行各项职责的动力来源于“声誉机制”。董事会成员一般都是国企高管、海外华侨、大学教授等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社会贤达, 不以获取经济回报作为任职目的 (事实上也从不收取分文酬劳和补贴) , 而视自身声誉和公信力为生命, 他们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调动多方资源谋划学校发展大计, 积极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 向政府争取资助, 并通过校产运营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为学校的办学经费提供稳定、可靠的保障。

3 办学盈余不分配

不可分配办学盈余, 不可分配解散清算后的剩余财产是非营利组织区别于营利组织的最主要特征。非营利性要求举办者必须放弃“剩余财产索取权”, 如果举办者参与分配办学盈余, 哪怕是及其有限的办学盈余都与非营利的宗旨相违背。

《民办教育促进法》允许举办者获得合理回报, 是为了鼓励更多的民间人士利用民间资金投入教育事业, 作为公办教育的重要补充, 减轻国家的财政投入压力, 让接受教育的机会更多, 让提供的教育资源更多元。但这种类型的学校不属于非营利性质。

非营利组织的精神体现在其不以营利为目的、公益性、志愿性和奉献性, 因此民办学校的非营利代表着更纯粹地将教育理念付诸实践, 办学经费和教育资源应毫无保留的全部投入教育事业。以厦门华厦职业学院为例, 该校坚持了二十年的非营利宗旨, 办学经费只有一个投向———高等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

该校大力发展投资巨大但见效较慢的工科, 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实用型人才。工学专业的发展需要建设符合教学、实训要求的基础实验室、专业实验室, 需要购置大量的仪器设备和实验耗材, 需要到生产一线进行实践, 因此必须保证大量资金的持续投入, 学校在董事会的支持下, 将经费投入向工学专业倾斜, 陆续建设了超过80间实验室, 占学校实验室总数的70%;工学专业的实验室配置了超3700万元的仪器设备, 占学校实验室仪器设备总值的77%。

该校推行公平教育, 现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奖助体系, 每年从办学经费中划拨较大比例作为学生资助专项资金, 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资助覆盖面占在校生的三分之一。同时, 学校将自建的食堂以“零租金”的方式外包, 以减少学生生活开支。

该校创风气之先, 在事业单位都还未全面推行职业年金之前, 董事会就组织人马积极探索职业年金制度, 提高教职工待遇, 2013年2月厦门市政府出台文件支持民办高校开展年金制度试点, 3月学校即向厦门市政府提交职业年金具体实施方案。

在缺乏政府补贴和投入的情况下, 董事会带领学校教职工披荆斩棘, 充分使用有限的办学经费, 积极提高教学质量, 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声誉, 招生分数、报到率和生源质量都居福建省民办高职学校的前列。

在谈到学校坚持非营利的办学宗旨时, 需要辨析两个相关的词语, 盈利和营利。盈利指的是组织获得利润的能力, 对学校而言则指收支相抵后产生结余的能力。营利指的是组织存在的目的, 对学校而言, 营利指学校举办者要求对办学结余进行分配, 将学校的资产以各种形式转化为举办者的资产。民办学校提供包括教育服务在内的社会服务项目收取合理的费用, 取得盈利是办学经费的来源之一, 是考验学校管理能力、办学实力的一项指标。民办学校由于缺乏政府稳定的经费投入, 而主要依靠外部资金的投入, 因此需要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 充分利用自有资产、校办产业的运营获取办学结余, 提高自身造血能力, 为学校的稳定发展积累资金。

厦门华厦职业学院的董事会除了积极为学校筹措资金, 同时也通过科学管理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该校充分利用现有资产, 发动教职工的主观能动性, 通过出租商铺和空闲场地、开展职业培训、提供技术服务和管理咨询服务等方式, 获得了除学费外稳定的办学经费。

4 财务信息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

产权清晰、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办学盈余不分配都与财务密切相关。财务信息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才能保证非营利宗旨在阳光下践行。学校应建立严格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 遵守国家颁布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并且积极的向社会公开财务信息。财务信息向社会公开包括向主管教育机关、税务机关、举办者、捐赠者和非特定的社会公众公开, 公开的渠道可以是学校网站、报纸等媒体。为保证社会监督更加专业、有效, 学校应定期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出具审计报告或管理建议书。

以厦门华厦职业学院为例, 该校制定了符合非营利民办学校特点的财务管理制度, 实行全面预算管理, 规范资金、资产管理流程, 健全会计核算。学校主动公开财务信息, 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福建省财政厅、教育厅规定从2011年起, 全省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 (含技工学校) 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要由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 而华厦从1997年开始, 每年都邀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 出具审计报告, 董事长和校长离任时均进行离任审计, 2004年开始实行预算管理, 上述举措都开创福建省民办高等学校经费管理的先河。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提出要大力支持民办教育, 依法管理民办教育, “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政府通过法律固化非营利民办学校的四项原则, 在政策和资金上加大对非营利民办学校的扶持力度, 创新扶持方式, 定能促进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 推进非营利民办学校管理的规范化进程。

摘要：近年来民办教育成为我国教育领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民办学校的发展日益迅速, 办学实力日益壮大, 其中非营利民办学校日益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结合厦门华厦职业学院非营利办学的实践经验, 初步探讨了民办学校在非营利办学模式下必须坚持的四项原则—产权独立清晰, 法人治理结构完善, 办学盈余不分配, 财务信息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

关键词：非营利,产权清晰,法人治理结构,办学盈余,信息公开

参考文献

[1]刘建银.从非营利组织视角透视民办学校法人治理结构[J].民办教育研究, 2008.

[2]曹淑江, 朱成昆.关于民办学校的非营利性和产权问题探讨[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2.

[3]谢颖宁.浅析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营利行为[J].企业导报,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