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自由发展（共11篇）
中国式自由发展 篇1
摘要：文章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以中国武术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从文化学、哲学的研究视角,以“约束”与“自由”这两个哲学范畴中的概念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对中国武术的当代发展进行了审思。研究指出:(1)就“约束”的内容而言,中国武术在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各种文化约束是维系中国武术本真的规范;(2)就“约束”与“自由”的逻辑关系而言,中国武术中具有规范性的“约束”与实现其“自由”发展并不矛盾;(3)就“约束”的现实意义而言,“约束”是实现中国武术“自由”发展的文化选择。
关键词：中国武术,发展,约束,自由
1引言
与世间万物的发展规律一样,中国武术发展必先经过从萌芽到成长、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在它从产生到发展的漫长过程中,自然存在着一股无形的约束力,对中国武术自身的发展走向起到统摄和规范的作用。这种力量所产生的规范和规则来自如中国文化的特性,积淀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精神。正是这种约束力的作用下,武术先贤们经过长期不断的社会实践,对武术活动进行不断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伴随着审美经验的不断丰富与认识的不断提升,最终形成今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中国武术。这种由规范和规则所形成的特殊品质标志着中国武术的成熟,标志着中国武术社会价值的体现及其生存发展的基础保障。这一品质的形成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习武者在武术的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遵循着正确的方向,引导着他们不断学习、探索和实践。与此同时,在不断的学习、探索的过程中,规范与规则所形成的特殊品质又得以不断充实、完善,最终形成一种规范、一种标准,随着人类社会的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然而,有学者提出“约束”与“自由”是矛盾的观点。究竟“约束”与“自由”在中国武术发展问题上是存在怎样的关系?他们是相互对立的,互不相容,还是彼此作用,相辅相成的?这成为本问题的研究起点。
2 “约束”的解读:维系中国武术本真的规范
这里所谈及的“约束”,对于中国武术而言,其表现为在武术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且已经被确立的各种规范和规则。在中国武术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这种“约束”已成为了中国武术内部的一种“实质性”或者“本源性”内容,始终规范着中国武术技术与文化发展;这种“约束”已成为作用于中国武术独特的一种“精神”或者“宗旨”,始终引导着的中国武术的形式与内容的传承。
2.1 “德”:中国武术中的道德约束
中国武术自它产生以来,就被纳入中国伦理道德的范畴。由于受到中国古老而独特的伦理思想的影响,中国武术在发展的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道德观念,即“武德”。“武德”是针对习武之人提出的一种道德规范,是习武之人共同推崇和遵循的行为准则。甚至,在传统武术的评价体系中,“品德的高低是和武术成就的大小是正相关的”[1]。
自古以来,几乎各个流派开宗明义都要讲明武德。在武术门派中均有类似于“未习武者先修德”、“短武者不可与之学”、“丧理者不可与之教”的格言。少林宗派《拳经拳法备要》:“道勿乱传。百般砥砺始能成,费尽精神用尽心。卫国保身方可用,操强逆理莫欺人。贤良秘授纡危国,邪妄休传害众生。大道等闲若轻授,须防九族尽遭邪。”《短打十戒》亦强调“强横不义者不传,强横则为乱,无义负恩。”[2]即使是不同的武术流派,武术的“仁义”思想亦对授徒择人均有严格规定。苌家拳《初学条目》中规定:“学拳宜以德,行为先,凡事恭敬谦逊,不与人争,方是正人君子学拳以涵养为本,举动间要心平气和,喜气迎人,学拳宦作正大事情,不可持艺为非,以致损行败德,辱身丧命。”[3]《少林戒约说》也提出:“习武者以强体魄为要旨”,“只要备以自卫,切戒呈血之和,好勇斗狠”,其倡导济危扶贫,匡扶正义,不可逞强凌弱。
因此,我们可以将“武德”视为中国武术文化中伦理观念的集中体现,它不仅强调个人对于武术伦理规范的主体意义,而且还注重在整个武术社会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在秩序,注重在武术活动以及参与其他社会活动时的秩序规范。在践行“武德”的同时,即是在调节、规范与塑造着习武者的行为、思想乃至灵魂。它秉承着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和价值原则,历经几千年的融解、重释与发展,形成从择徒拜师、习武练武、从武施武到生活及人生追求的一个繁杂的道德体系,广泛运用在习武、用武及日常生活之中。
2.2 “技击”:中国武术中的技术约束
这里所说的“技法约束”,并不是一种的限制,而是对中国武术技术的形式、技术原理以及运用原则施予的一种规范。因为,中国武术的本质是一种技击之术,其技术技法都是由具有攻防涵义的动作构成,所以,技击的属性中国武术的本质属性。因此,体现技术技法的技击本质和技击意识就成为了一项最为基本的要求,成为了一种“无形”的限制,约束着中国武术的技术发展。纵观中国武术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技击”的倡导是历代武术拳家们沿袭武术的技术要义。在习练武艺的过程中,他们会反复的思量每一个招式的进攻和防守的功能,如何做到隐蔽的“攻”,如何做到巧妙的“防”都是他们习练、钻研武术的重要出发点。尽管到目前,仍有一些人偏激的认为武术套路是“花拳绣腿”,是“中看不中用”。这是由于他们并没有认清武术套路的真谛所在,即“练为战”。事实上“套路的作用也是为了方便于传授、记忆和习练”其目的是为了使技艺娴熟,以便于在是在临阵对敌时可以熟练的运用,因此,套路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用,其结果必须要满足于实战的要求”[4]。例如在少林武术的庞大体系中,就拥有众多的套路种类。这些套路结构简单,短少精悍,严密紧凑,巧妙而多变。当我们从“技击”的角度来看,便可以发现这些套路中的技术技法“一招一式、一拳一腿,非攻即守,攻中有守,守中寓攻,并且善于指上打下,声东击西,佯攻而实退,似退而实进,虚实并用,招招式式非打即防”[5]。由此,少林武术形成了简单而实用的风格,而“注重技击立足实战”[6]成为了其最为显著的技术特征。
我们必须要厘清:武术套路这一形式的存在并未与其技击的本质相背离。“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实用尺度被审美需求所取代是事物发展的异化……这种异化又是事物发展的必然。[7]”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武术套路的出现与发展可以理解为武术从实用向审美的转型。技击的属性,是武术发生和发展的动因。因为在古代,中国武术的产生是用于实战,用于搏杀,用于战争的。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武术的技击性“内隐”于技术技法之中,渐渐脱离了与对实战格斗的依附关系,成为了以表现技击、展现技击为主旨的技击术。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即便是“表现或使用攻防格斗的方法”,也并不违背对武术本质属性———技击性。因此,“技击”始终是中国武术亘古不变的技术追求。
2.3 “体悟”:中国武术中的思维约束
与其它文明有所不同,中国人对于自然万物的认知,是通过由心而发,由感而发的形式产生的。因为“中国古代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大特点就是模糊,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古代意识和思维模式是直观的,朦胧的,观悟式的,非逻辑的,类推、猜测、经验的成分很重[8]”,这也深深的影响了中国武术,使得古代的习武者渐渐将“感悟”和“体悟”作为实现对武术认知的基本方式,这也是一种独特东方文化特色的思维模式。
“悟”的实质上是真理的认知过程,然而任何理论的发展,在“释义的旋梯”中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和修正,其本身应被视为一个过程,而非终极真理。因此武术中的“悟”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连续的创造思维。古代的武术拳家们在沿袭武术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体悟。如《六通短打图说》中云:“学拳之理,难于知应用,需精心体察,阐发妙用。”《拳意述真》亦记有“法术规矩在假师传,道理巧妙须自己悟会”……这表明,只有通过身体力行的修炼,才能对武术中各种技术技法的目的和意义形成正确的认知和理解。所以,习练武术的过程,就是一种肢体的历练过程,在用肢体体验技术技法的过程中,才有可能获得对武术精髓的感知。
武术是对在生活中各种技击活动的总结和归纳,其在发展的过程中总是被一代代的武术拳家们不断的检验和实践,这使得武术中的技术技法得以不断的丰富和完善。诚如邱丕相先生所说:“武术套路运动的魅力,正在于它从攻防中提炼而得。它所提炼出的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是对格斗技术进行的再创造、升华、提炼……[9]”也有学者指出:“对武术的感悟,也就是在反复的运动实践与对外界事物的观察模仿中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断超越原有的方法与经验而最终获得一种方法性的直觉能力。[10]”这种在“反复的运动实践”的过程中的“提炼”、“再创造”,就是一种“体悟”的过程。武术的一招一式、一攻一守,在步法、身形上的进退开合、闪展腾挪等等都是能够通过言传和身受的途径实现,可以通过观摩习练掌握的。但是,中国武术最为深邃的“意境”、“神韵”等却无法可以通过师傅或者同行的言语和身教获知。这种更为精微、更为深久的东西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俗话说:“入门引路须口授,功夫无息法自通”[11],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通过自己的亲身操练,用身体去获得体验,才能够领会到、感悟到武术的真谛和精髓,这种具有“体、悟结合”的思维范式是中国武术所独有。
3 “约束”的误读:中国武术“自由”发展的制约
上述具有规范意义的“约束”,在中国武术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约束”的存在,维系着中国武术技术体系和思想体系的本真。然而,随着世界的不断发展,在经历了与异族文化的交流之后,开始有一些人对于具有规范意义的“约束”产生了认知上的误解,将这种“约束”视为制约着中国武术发展的“绊脚石”,这显然是错误、片面的看法。
3.1 质疑:“约束”对于“自由”发展是一种制约
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当下的确存在着一些有别于传统的武术的武术形态,例如在当代出现的一些武术比赛以及武术类的选秀节目等。在这些“新兴”的武术中,它们以“观念”、“时尚”、“刺激”为先导的武术创作倾向充斥着武术领域,倡导“个性张扬”与“先锋实验”,倡导“形式独创”、“风格各异”。一时间,“自由”的存在使武术变得越来越难以界定,越来越宽泛,武术变得无处不在。各种武术作品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武术风格如细胞分裂一样迅速发展,武术语言如遍地春笋,一夜之间都崭露头角,武术流派在互相斥论中而成长。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盛况,人们目不暇接,数字、图象的时代带给人们太多的感官刺激,生活中每一个东西不知哪一天就会变成一件武术作品,堂而皇之地摆入武术的殿堂,现实中丑陋、叫人作呕的东西不知哪一天也会披上武术的外衣,看似完美的事物不知哪一天会被武术家进行的重组“丑化”,成为愚弄和讽刺的牺牲品。在无奈中,一味求新的武术多了观念,多了奇异,却少了价值,一幕幕的“魔术”,变化莫测,分不清武术与非武术、生活与非生活,司空见惯,也就见怪不怪了。
也许正是一些人漠视了中国武术发展过程中“约束”的价值,人为地强加给中国武术过高的历史使命,也许是为了保住武术这一神圣的领域,使得他们大量用“观念”、“哲理”来掩盖其苍白、平庸和缺陷,云山雾绕,使人们看不清中国武术的本来面目,武术似乎在上演着一出“皇帝的新装”,扮演着一个又一个自欺欺人的角色。其实,这些绝非是对武术作出的科学理性的论断,也不是对武术作出的合乎逻辑的革新。他们将那些由武术先辈们历经岁月的磨砺,不断完善、总结所形成的规范和规则统统予以无情的否定,抛弃了武术人原本所崇尚的规范和规则,完全的把中国武术置身于无边界、无约束的境地。这无疑是对中国武术传统的颠覆,是对中国武术本真的亵渎。于是,失去“约束”的武术,反而让武术走入另一个“黑洞”。
由此,我们应当清醒的意识到:“约束”并非是“自由”的障碍,相反,“约束”所形成的规范与规则,是武术在任何时代发展都必不可少的要素。
3.2 正身:“约束”对于“自由”发展是一种促进
在中国文化中,从来就不缺乏自由的精神。正如文化学领域的专家所言:“中国文化既追求群体的自由,又追求个体的自由;既追求现实的自由,又追求理想的自由;既追求人身的自由,又追求精神的自由。中华民族的自由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历史表现形式,这些不同的形式,却是同一个超越精神或绝对精神的贯彻。”[12]这种自我超越精神,才是中国文化所真正追求和向往的“自由”。对于武术的发展而言,也需要自由的发展空间。没有自由,就谈不上创造,也就没有武术的发展可言。
然而,自由也需要一定的限定,不要自由过度,过度就会变成放纵。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一定的约束,犹如一条大河没有河堤的约束,放任自流,终将会有干涸的一天。若按照河床的指引作为约束,必将汇入大海,走向自由。中国武术的发展同样也应该遵循这样的定律,即:武术的自由发展也需要约束的。“在中国文化重新崛起的新世纪,中国武术早已超越了技术层面的有限意义,中国武术不再是单一的运动项目,其本身已经变成一个国家文化自觉和自信的重要表征,中国武术理应向世界展示东方身体文化的独特魅力。”[13]因此,保持武术自身的传统,是当代中国武术发展的关键。武术在发展中所形成的规范与规则俨然就是武术的传统,是保证中国武术持久发展的必要前提。假使武术的发展失去了规范和规则的制约,就如同失去了生存土壤的大树,失去了生命的源泉,武术原本的界限也将变的模糊不清,武术原本的形态也将发生变化。
因此可以说,只有约束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没有约束的自由,往往会偏离中国武术发展的方向,甚至导致失败和灭亡。今天,我们要想实现中国武术的持久发展,使自己的武术作品“别具一格”,必须坐下来认真思考一下,应该踏踏实实地从传统中、从规范中不断要求自己、不断完善,如此,才能使武术真正走向自由之路。
4 “约束”的延续:中国武术“自由”发展的保障
“在文化自由与文化多样性关系中,不论文化多样性是文化自由的产物,还是文化多样性体现和推动了人们文化自由的实现,它与人类自由与人文发展的价值都相一致。”[14]面对当前的全球化的发展格局,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经济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文化也随之一体化。这里,我们将以当今艺术的发展作为一个佐证。艺术是“不同于经济和科学技术是因为它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艺术,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能动反映的产物”[15],其文化的魅力在于其个性的存在。不同民族的艺术受到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审美趣味、自然地貌、风土人情乃至材料使用、方法等因素的影响,这些构成了该民族独特艺术风格和风貌。假使世界各国的艺术被“同化”,被“统一”,那么,原本多姿多彩的世界艺术的百花园必然会变的单调乏味,毫无生机。
当今世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集中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同的类型的文化是按照各自的传统这样一个“轨道”发展的,正是文化传统这一约束力的存在,使得世界文化丰富多彩的。如果强行的追求全世界的“统一”和“同步”,生拉硬套的实现不同文化形式的“接轨”,是何等的荒谬?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艺术的唯一出路就是向西方“转型”,否则将继续游离于“世界艺术”之外。这里所说的“世界艺术”无疑是指“西方艺术”,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表现。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中国不属于世界的一部分吗?中国艺术不是世界艺术的一部分吗?作为民族文化的学者,我们可以拿出自己的豪气与骨气,嗤之以这样的回应:相对于中国艺术来说,西方艺术只能是他者。所以,符合这一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也许并不一定适合另一国家,现代艺术的形态和观念也应该是多种多样各有特色的,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自己的现代艺术之路。因此,对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与经验,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学习和借鉴,但不可以照搬和硬套,这已成为一种共识。中国武术的现代化形态只能在中国当代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推动和制约中生成,“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体育的发展模式绝可能成为当代中国武术发展的正途。我们还是应当立足于自身文化的传统,谋求新的发展。
“自由既是人类的本质,便是一种超越的追求———超越时间、历史,超越空间、地域。但超越性存在于现实性之中,超越性的自由精神存在于现实性的自由追求之中。”[16]这足以表明,自由需要依附现实,依附传统的约束,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发展的可能。因此,中国武术中存在的“约束”与“自由”发展的追求并非是一对矛盾体,各种规范与规则的存在,正是其实现自由发展的需要。我们不能把规范与规则看作是束缚中国武术个性化发展、自由发展的障碍。那些试图抛弃传统的约束、否定传统的约束的思想和行为只能导致中国武术文化身份的迷失。只有在丰富深厚的传统土壤中,中国武术才能生发出新的生命和迸发新的活力。而通过抛弃传统、否定传统获得的自由,只能被看作是一种无本、无根的自由。因此,唯有在继承中求得创新,在约束中获得自由,在自由中放荡形骸,在放纵中回归本源,才是中国武术当代发展的正途。
中国式自由发展 篇2
离岸贸易是一种新兴的贸易模式，近二十年以来，得到了极为快速地发展。离岸贸易主要集中于具有优惠税收政策、低廉运输成本、稳定贸易环境的区域或城市，世界上许多港口城市都通过离岸贸易实现了贸易增长的结构性转变。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于2013年8月22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于9月29日正式挂牌，它成为了中国境内首个符合国际惯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自贸区的建立为发展离岸贸易创造了一个重大的契机。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大背景下，研讨如何增强离岸贸易功能，对推动上海自贸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对离岸贸易的界定
虽然离岸贸易发展势头强劲，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对离岸贸易还没有一个统一、明晰的界定。本文在研究上海自贸区离岸贸易发展模式时，选择使用《香港服务贸易统计报告》中对离岸贸易的定义，认为离岸贸易是综合地、全面地降低企业进出口运营成本的一种国际贸易操作方式。它可以同时降低贸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国际结算成本、税务成本、财务成本、船务运营成本、关务成本、进出口业务操作成本以及单证成本。不仅如此，通过离岸贸易的操作方式，还可以合理、合法地规避企业所面临的贸易壁垒及各种税费，同时也解决了某些国家国际结算中的风险难题。
《香港服务贸易统计报告》把离岸贸易分为“商贸服务”和“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两种。商贸服务是指从境外卖家买入，并直接卖给另一外地的买家的货物买卖服务，有关货物并没有进出当地，而从事商贸服务的当地贸易商具有所涉及货物的物主身份，贸易商可以通过商贸服务赚取中间利差。而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是指按照外地买家或者卖家的要求，安排购买、销售货物的服务（例如寻找货源、市场推广、商讨合约及价格、搜集货物样本及足够的货量、装运、检查及安排订购事宜等），所涉及的货物是由境外卖家透过当地贸易商安排售于另一境外买家，有关货物并没有进出当地。与商贸服务不同的是，从事该商品服务的贸易商作为代理人或经纪人的身份，并不具有所涉及货物的物主身份，因此货物的价值不计入会计系统内，它们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货物是否具有所有权。
例如，中国某贸易公司在香港开设了离岸公司，然后把产品以较低价格销售给该离岸公司，再由离岸公司把产品以正常价格转售给另一国买主，而实际上，货物则从中国公司直接运往买主，由于香港的企业所得税大大低于中国内地，所以通过离岸贸易的方式达到了合理避税的目的，这属于“商贸服务”的范畴。另一种情况，有一家注册地为香港的离岸贸易公司受到日本某公司的委托，为其在中国大陆代购一批货物，货物由中国大陆直接运往日本，该离岸公司作为贸易中介人，为买卖活动提供相关服务，其主要收益来自于佣金，这属于“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的范畴。可见，离岸贸易主要依靠赚取利差或者商务服务获得增值，包括提供商贸服务所赚取的贸易，以及提供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所赚取的佣金，它不再受制于本地港口的货物处理能力，而更多关注贸易商的沟通协调能力。所以，离岸贸易是服务贸易的一种，它可以帮助实施离岸贸易的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甚至还可以享受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
二、国际发达城市发展离岸贸易的做法
国际一些发达城市，例如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等相继成为世界性的离岸贸易中心，其发展路径各有特色，其中纽约、伦敦已经成为老牌的国际离岸贸易中心，而香港新加坡则是新兴的国际离岸贸易中心。上海处于发展离岸贸易的初始阶段，可以充分吸收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重点借鉴新加坡和香港的离岸贸易发展模式。
（一）新加坡
新加坡是亚洲重要的贸易、服务和航运中心，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新加坡的离岸贸易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5%，而离岸贸易额占其GDP的1.4%。新加坡能成为成功的国际离岸中心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新加坡的离岸金融市场属于内外分离型，新元账户和非新元账户是完全分离的，这种操作方式可以把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隔离开来，有效防止资本频繁出入本国金融市场，使得离岸金融活动很难影响或者冲击到本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在金融高度开放的同时，保证了本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金融政策的正常实施。正是这种离岸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使得新加坡在金融危机面前，也可临危不乱。此外，新加坡在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在税收和金融机构的经营环境等方面也推出了许多优惠政策，例如，免征非新加坡居民从亚洲货币单位管理基金获得的离岸收入税；免征所有亚洲货币单位的离岸贷款合同印花税；免征亚洲货币单位与非居民间非新元掉期交易预扣税等等。
2.“全球贸易商”（GTP）认证计划。新加坡分别在1989年和1990年开始实施“特许石油贸易商”（AOT）和“特许国际贸易商”（AIT）计划，鼓励各家公司将新加坡作为开展离岸贸易活动的基地。在2001年，新加坡把AOT与AIT计划合并成为“全球贸易商”（GTP）认证计划，制定了吸引总部的差别性优惠政策。对于获得“全球贸易商”证书的企业，根据其贸易量的规模，将获得5%的优惠税率和10%的合同岸外贸易收入税率。获得“国际总部”称号的企业除了享受区域总部企业的优惠外，还可以获得额外的优惠。在这些计划的鼓励和推动下，新加坡已经成功地吸引了许多全球领先的跨国公司在当地开展离岸贸易活动。
3.贸易便利化和税收政策。新加坡政府专门设立了新加坡国际企业局，以服务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离岸经济发展，在海外设立了30多个办事机构，形成了全球网络，以帮助企业发展国际贸易，开发业务能力，寻找海外合作伙伴以及进入新市场。此外，新加坡年税率为17%，但是对大型GTP企业，对创业型企业以及中小企业都有相对应的收税减免政策。新加坡还与中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50多个国家鉴定了免双重征税协议，为大型企业的入驻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二）香港
香港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富有吸引力的税制、高度的贸易便利化，成为了全球贸易中间商的聚集之地。根据《香港服务贸易统计报告》，1988年香港离岸贸易所涉及的货物额仅为1377亿港币，到2011年香港的离岸贸易额增至44667亿港币，是转口贸易的1.4倍，成为香港的第一大贸易方式。
香港离岸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如下：
1.腹地优势。香港离岸贸易崛起的动力，其一在于中国内地长三角地区生产制造和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其二在于中国内地消费的激增。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大陆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大大提高，奢侈品以及一些高科技产品成为香港向内地销售的主要产品类型，因此，中国大陆在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已经由原来单纯的生产基地演化为生产基地与消费市场并重，这样一方面会带来大量的以中国大陆市场为原材料、中间品和制成品的出口贸易，这些贸易既包括跨国公司企业内贸易，也包括企业间贸易，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一些奢侈品、高科技产品的进口贸易。而以大陆为腹地的香港作为全球贸易商的聚集地，成为了连接跨国公司母子公司和子子公司的连接点。香港贸发局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香港共有102,273家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离岸贸易所涉及的货物销售价值为38863亿港元，其中，所涉及货物价值以大陆为目的地的比例为44.4%，所涉及货物价值以大陆为来源地的比例为46.4%。
2.离岸金融市场的崛起。香港金融市场具有国际化、融合化以及多元化的特点，金融市场体系包括银行业、股票市场、保险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货币市场、黄金市场、基金市场等几乎所有金融子市场。每一个子市场都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按照对外资产来计算，香港是全球第十五大离岸金融中心；按照外汇交易量来计算，香港是全球第六大外汇交易中心；按照市值计算，香港是全球第八大证券市场。截至2010年，共有205家海外银行在香港设置分行。香港有着极其繁荣的金融业，为它开展离岸贸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3.总部经济。香港总部聚集始于第三次经济转型中，时至今日，香港已经吸引数千家跨国公司在港设立亚太总部、地区总部。香港岛的中环区便是总部聚集的区域。目前，这一地区集中了大量的金融、保险、地产等行业新总部，已发展为成熟而标准的CBD，成为香港经济的“心脏”。企业总部在香港日趋聚集，总部经济效应也日趋明显，并从根本上影响着香港经济，也推动着香港离岸贸易的发展。
三、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离岸贸易的基础和优势
（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具有支撑离岸贸易发展的硬件基础和广阔的经济腹地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从外高桥到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再到洋山深水港已经形成了一条沿海现代产业带，聚集了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上海港）、世界前三大空港（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以及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区、机场综合保税区等具有实施特殊监管和特殊政策的经济贸易区域，这在中国境内是独一无二的。
此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处于中国的长三角地带，以上海为中心的1小时、3小时、5小时经济圈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经济体，而上海正好处于“众星捧月”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区域具有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加之位于长江入海口，可借助于水路运输一直延伸到内陆地区，经济腹地极为广阔。世界上著名的离岸贸易中心无一不是建立在贸易繁荣，经济开放，并具有广阔腹地支撑的港口地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具备了发展离岸贸易的基础条件。
（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政策，为离岸贸易的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
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制约着离岸贸易的发展。离岸贸易实施过程中，货物流与资金流是相互分离的，实施离岸业务的机构无法提交相应的报关单与外汇核销单，带来的结果是所得的外汇收入无法结汇，这实际上意味着离岸贸易无法开展。所以，要发展离岸贸易，必须配套金融制度的创新，而金融的深层次开放，正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的重中之重。
2013年12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以促进试验区实体经济发展。《意见》明确指出，要创新有利于风险管理的账户体系，允许在自贸区内注册的企业开设FTA账户（即自贸账户），与境外账户、非自贸区的NRA账户（即境内银行为境外机构开立的境内外汇账户），以及与同属离岸性质的其他居民FTA账户自由划转。这意味着同一主体，既可以在自贸区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又可以在非自贸区设立机构，前者是FTA离岸账户，后者是普通在岸账户，允许同一个主体下的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实现资金划转，即非自贸区的资金可以调度到自贸区，并从自贸区流动到境外。可见，FTA账户具有较大的离岸性质，通过FTA账户，离岸机构可以实现分离管理，资金内外双向互通，这实际上为离岸贸易开启了方便之门，将大幅度促进离岸贸易的发展。
（三）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吸引大规模公司入驻，为离岸贸易的发展注入动力
据统计，在上海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前，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就已经聚集了来自9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家企业，与19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目前世界500强中有111家企业在这里安营扎寨，如美国通用电气、朗讯科技、默克公司、杜邦公司、日本三菱商事、英国壳牌、英国BP石油、巴斯夫、罗伯特博世、法国圣戈班公司等。①而从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至2013年11月22日，仅仅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新设企业1434家，其中外资新设企业38家，外资注册资本超过5.6亿美元；内资新设企业1396家，内资注册资本超过347亿元。而上述新设企业中，以贸易类和服务类为主，占比分别为69%和26%。②
从新加坡和香港的经验来看，由于大中型企业是离岸贸易的主要诉求者，所以吸引国内外大中型企业将营业总部、采购、研发和市场营销中心以及海外跨国公司将区域总部落户在当地，是培育离岸贸易的必由之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政策为内、外资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一股春风，对他们有极大的吸引力，而大中型企业的聚集进而又为离岸贸易发展带来了持续的生命力。
（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资软环境的改善，为离岸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不是经济特区，也不是政策洼地，在自贸区内并没有税收优惠和政策优惠，但却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方式创新的一个契机，所以贸易、投资软环境的改善是自贸区建设的主要议题。离岸贸易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开放的经营环境，而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也是衡量一个地区离岸贸易是否能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
中国对投资的管理模式一般采用审批制。上海自贸区对外商投资采取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只要不属于清单的限制行业，只需备案即可，而国内资本的对外投资，也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这样可以大幅度节约时间，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加市场的透明度和公平性。此外，自贸区内货物流转手续也相对简化，可以采取先入区后申报的模式，并配合以智能化的卡扣管理和信息联网，大大缩短了货物进出所需时间。上海自贸区贸易和投资软环境的改善，可以为企业开展离岸贸易提供极大的便利。
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离岸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发展离岸主体，吸引大、中型企业入驻。大、中型企业是离岸贸易的实施主体，只有吸引它们进驻，上海自贸区离岸贸易的发展才能保持活力。香港和新加坡吸引企业入驻的主要手段是优惠的税收政策，但是，上海自贸区并没有涉及所得税和营业税的优惠，它对企业的吸引力主要来源于开放的经济环境。所以，进一步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促进利率市场化，制定和完善具有可操作性的投资负面清单，都是提高上海自贸区开放程度、吸引企业入驻的主要手段。此外，由于国际市场的融资成本大大低于国内市场，自贸区的分账管理模式给自贸区企业海外融资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所以扩大区内企业的融资途径和渠道也是上海自贸区吸引企业入驻的一大亮点。
第二，推进金融改革，支撑离岸贸易的发展。离岸贸易必然涉及到大规模的资金流，所以资金保障和风险规避是离岸业务面临的主要问题。作为支撑条件，自贸区应该吸引和鼓励大型银行、金融机构、特别是海外跨国银行加盟入驻，并鼓励其开展离岸金融业务，促进银行业同业间往来，为离岸贸易提供保障。此外，可以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原则下，推动金融衍生品发展，以帮助离岸企业达到规避资金风险的目的，例如，在自贸区内发展远期金融产品、金融期货、金融期权以及金融互换产品，并积极探索金融交易市场的建设。
第三，推进人民币离岸服务，助推离岸贸易。人民币跨境交易是实施离岸贸易的基础，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中，允许上海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人民币卡跨境结算业务，在限制使用用途的前提条件下，区内机构可以从境外借入人民币资金，区内企业还可以开展集团内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这是中国人民币离岸业务开放的一次大迈步。为了推动离岸贸易的发展，应该继续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离岸业务，扩容银行离岸金融牌照，进一步开放金融机构从事离岸业务；通过额度、地域、账户、交易类别或者产品管理，使得上海自贸区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渗透，建立分离渗透型金融市场；起草并出台《存款保险条例》，有序开放民间资本在自贸区内设立民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区内设立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择机推出A股国际版，以容纳海外人民币和国际货币的投资需求。
第四，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为离岸贸易开辟通道。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也是促进离岸贸易发展的一大动因。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吸收新加坡的先进经验，在离岸贸易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建立发展离岸贸易的主管机构，实施一站式审批、监管和服务的中心大楼，促进离岸公司设立和运营的便利化，并帮助这些企业，开发业务能力、寻找海外合作伙伴、进入新的市场。▲
注释：
①资料来源：上海开发区网站http://www.sidp.gov.cn/2009/0702/4530.html.
中国式自由发展 篇3
一、中国与东盟区域内贸易强度不断提高
东盟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且近年来每年都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据中国海关统计, 在1996年, 双方的相互贸易额203.95亿美元, 其中东盟对中国出口106.98亿美元, 中国对东盟出口96.97亿美元。到2006年,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608.40亿美元, 其中东盟对中国出口895.26亿美元, 中国对东盟出口713.14亿美元。从1996年到2006年, 双方的进出口总额增长了7.9倍, 东盟对中国出口增长了8.4倍, 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了7.4倍。
伴随着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不断深化的是相互之间的贸易依赖程度。根据拉斯代尔和格诺特的定义, 所谓贸易强度指的是一国对另一国出口的依赖程度, 用指数表示就是:Iij= (Xij/Mj) /[Xi/ (Mw-Mi) ]1。根据这个公式, 可计算出中国——东盟的贸易强度指数。
资料来源:1996年、2001年数据源自:林珏:《涉外经贸关系》;2005年数据为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5年》计算而得。
如果以贸易强度指数1作为双边贸易关系紧密与否的界限, 那么, 从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 中国与东盟各国内部相互之间的贸易关系自1996年以来是逐年提高的。与1996年相比, 2001年和2005年双方的贸易强度指数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这说明中国与东盟双方的贸易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密, 双方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实际上, 根据商务部的相关数据, 从2005年1月起, 东盟已超过香港, 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而中国也是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
二、产业内贸易水平稳步提高
由于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向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形和集中性, 从而使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存在一定的竞争。中国与东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一致意见后, 国外就有部分学者认为此举对中国而言弊大于利, 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所带来的竞争性将大于互补性。而我们通过分析认为, 中国与东盟近年来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说明了这种竞争可以通过产业内贸易加以弱化。
经过多年的贸易往来,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构呈现高级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 中国从东盟进口的前五大主要出口产品是油和燃料、木材、菜油和动物油脂、计算机/机械和电子设备。到2005年, 计算机/机械和电子设备的比重大大提高, 而且中国从东盟进口也出现分化。国际上通常把产业内贸易指数在0.8以上的产品看作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产品, 而按这一标准,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由传统的产业间贸易正迅速向产业内贸易发展。如表2所示, 2000年以来东盟与中国出口的活动物、植物产品、化学产品、机器电气设备等13大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均保持在0.75左右, 2005年最高达到0.88, 反映了中国与东盟的分工倾向于产业内分工。
资料来源:根据东盟秘书处 (2000年~2003年) 和中国《海关统计》 (2004年—2005年) 中国与东盟进出口商品统计生成产业内贸易指数
产业内贸易指数IIT= (1-︱Xs-Ms︱/︱Xs+Ms︱) , 其中︱Xs-Ms︱表示某产品出口减进口差额的绝对值, ︱Xs+Ms︱表示该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差额。
根据表2计算结果显示, 可得出如下结论:
1. 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加强了中国与东盟在贸易领域的相互依存与合作。
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合作由2000年的8大类产业扩大到2005年9大类, 化工产品、生皮、皮革、贱金属及其制品、机电产品、船舶、还有光学、精密设备和乐器等部门是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发达的重要领域。
2. 通过同东盟的产业内贸易, 中国产品的档次得到提高, 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加, 产业的运作方式进一步完善。
2000年以来, 化工产品、生皮、皮革、贱金属及其制品、机电产品、船舶、还有光学、精密设备和乐器等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比较高, 表明在这些部门中, 日益趋向比较细致的产业内分工, 而且在分工中中国企业自主开发含量显著上升。
3.2000年~2005年间, 中国与东盟在动物产品、植物产品、精制食品、矿产品、石料水泥、陶瓷制品等由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 使中国相关产业在短时间内改变劣势, 在消化、吸收、创新中进一步提升了比较优势。
三、中国与东盟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发展
引入双边专业化指数对2003年中国与东盟进出口商品结构按从简单到复杂, 从粗类到细类进行分析。根据HS编码, 2003年中国与东盟进出口商品按专业化指数的不同可分为六大类别:高比较优势产品 (专业化指数≥0.8) 、较高比较优势产品 (0.5<专业化指数<0.8) 、低比较优势产品 (0<专业化指数<0.5) 、低比较劣势产品 (-0.5<专业化指数<0) 、较高比较劣势产品 (-0.8<专业化指数<-0.5) 、高比较劣势产品 (专业化指数≤-0.8) 。在22大类产品中, 中国处于比较优势的产品品种多于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种类 (15:7) (如表3所示) 。
资料来源:根据2003年东盟秘书处2003年中国与东盟进出口商品统计生成双边专业化指数。
SI= (Ec-Mc) / (Ec+Mc) , 其中Ec代表中国向东盟的出口, M c代表中国向东盟的进口。
2003年中国与东盟进出口商品竞争力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较为清晰的表现在:
首先, 中国处于比较优势的商品在数量和金额上都超过其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中国对东盟出口居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商品之比为15:7, 在金额上是59.3%:40.7%。
其次, 中国处于比较优势的商品以低比较优势商品为主, 在15种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中, 低比较优势的商品占据了8种。说明在今后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中, 中国商品仍有提升空间, 从低比较优势向较高比较优势乃至高比较优势商品发展的潜力较大, 这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与东盟贸易增长的潜力所在。
再次, 同中国其他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相比, 纺织制品、鞋、武器、工艺品等7类商品具有较高比较优势, 且近年来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保持着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 表明在这些部门, 日益趋向比较细致的产业内分工。
最后, 动植物油脂和木浆及制品这二类商品在同东盟的贸易中长期处于高比较劣势的地位, 但从贸易额上看, 2003年这二类商品仅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的4.48%, 因此在今后的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中可相对忽略这二类商品。同时由于较高比较劣势和低比较劣势商品在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中占比较高的情况, 今后在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内贸易中应该致力于比较劣势商品的转化。
四、前景展望
随着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双方在互惠双赢基础上的全面经贸合作将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合作前景更加广阔。中国与东盟已于2005年7月20日起已全面启动降税进程, 7000多个税目开始减税, 中国和东盟六国至2010年将绝大多数产品削减为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已进入实质性全面启动的阶段, 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对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将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虽然, 中国与东盟各国同属发展中国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采取基于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型发展策略。因此, 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竞争性, 但正如前文所述, 我们正在通过发展产业内贸易来弱化这种竞争。
中国贸易官员曾乐观的预言,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逐步加强, 到2010年CAFTA有望在进出口总额上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 到2020年在GDP总量上超过欧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一起成为世界三大经济支柱。
参考文献
[1]王长胜: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 (2004年)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12月
[2]李钢:要素互补——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发展潜力分析, 国际贸易, 2004年第9期
[3]中国商务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商务年鉴, 2005总第二十二期
[4]陈建军肖晨明: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贸易竞争性比较研究,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4年8月
[5]陈建军肖晨明: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贸易互补性比较研究, 世界经济研究, 2004年第8期
中国式自由发展 篇4
闫红欢
读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有些吃力。可能是因为之前没有读过关于思想史的书，我不能很清楚的明白思想家们所信仰的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到底是怎样的。
在这里我只是简单谈谈我看完这本书的一点感受或者说想法。
一
通过这样一本书，我认识到了一批中国新闻史上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思想各有各的特点，但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点。
首先，在他们的思想里都有两样东西：自由、救国。
其次，他们的命运都是悲剧，只是悲剧的结局不同，有的抱着遗憾终老，有的被专制者杀害，有的转变了思想。
作者认为造成悲剧的原因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困扰和冲突”。“在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和国家未来的命运时，他们没有一个人真正能从这种悲剧境遇中逃脱出来”。
确实，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无论怎样的结局，只要不能继续坚持自由主义了这就是一种悲哀。
然而，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转变思想，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归宿。
王芸生、陈德铭、邓季惺、徐铸成是出现在第八章《“文人论证”与自由主义的终结》中的几位自由主义报人。抗战胜利后，他们都曾坚持“第三条道路”，后来“向走转”。作者认为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作为自由主义最后的牺牲，亲自目睹了自由主义和他们自己的全军覆没，以及被藏入历史坟场的整个凄怆的过程。”
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说坚持“第三条道路”、带着一种“乌托邦幻想”的自由主义思想者是如此的勇敢。他们不依附于任何党派，只是用一支笔描绘一种理想，并希望它被接受。比如，王芸生出于维系“国民党为中心”的立场和和平主义反对一切武力的立场发表过《质中共》，遭到《新华日报》的谴责，也由于“多年与‘党国’较劲”被“三查”。
然而，事实证明“两面讨好是不可能的，两面不讨好是最不‘现实’„„”。面对国民党的“愚蠢野蛮驱赶”和共产党的“聪明友好的迎纳”，王芸生“几夜没睡好觉，辗转反侧，考虑了很久。最后他终于决定——投奔解放区，参加新政权”。
王芸生这位自由主义者亲自埋葬了曾经信奉的思想。
然而，在那样的时代，王芸生先生所做的选择也许是最明智的，对于他来说也是最好的归宿。因为“在寻求‘国家制度重建’的历史进程中，全能主义政治注定要比自由主义更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地位，因而更能得到特定历史的支持。”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在那时的中国被提及出来是“超前的”，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来说第一位的是“国家制度的重建”。而重建国家只有两个选择：国民党或共产党。第三条道路行不通了，自由在这个时候必须被放下，“投奔解放区”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
二 通过读这本书，我对于读书的意义有了进一步了解。很多时候，读书是为了学习或了解一种思想、一个故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能体会到很多其他的东西。
比如，作者呈现出的那一行行精致的文字。
用精致这个词似乎有些笼统，但我找不到一个更适合的词，因为我觉得用“生动”、“简洁”这样的具体的形容词来形容这里面的一些文字并不恰当。
比如，“汪康年并不是天真浪漫的乌托邦主义者和脱离中国国情现状的傻瓜思想家。” 比如，“这个笃信佛学，迷信道德救世的怪异人物（章太炎）尤好标新立异、独来独往。” 比如，“1918年，这个具有燕赵豪侠悲剧气象的思想界明星（李大钊），突然决定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好好读点书”
这些对人物的描写，既生动又简洁，还带着一种哲理的气息。可以让人在比较轻松地心境下理解作者所传达的信息。
类似这样的精致的语句还有很多，在欣赏的同时，我不禁会想，为什么作者能写出这样的语句呢？
我简单总结了两点：一是，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底。一是，作者对他所写的内容的深刻理解。
我想，这得益于作者平时的练习和对学问的深入研究。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而读书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读过很多不同角度的阐述，作者才能对某个人、某个事件以及某些思想有更加深刻而且全面的理解。
中国式自由发展 篇5
关键词：经济理论；国家经济安全；新自由主义；发展中国家；华盛顿共识；经济地位；经济决策；经济主权
中图分类号：C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5-0116-05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在经济领域，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它对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等国家安全的其他方面有着重大影响，有时候甚至有决定性影响。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经济改革和建设，关系到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经济建设的最终成就。俄罗斯、东欧、拉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惨痛的教训表明，经济理论的误导能够导致国家巨大的经济灾难，严重威胁和破坏国家经济安全。可见，指导经济运行的经济理论也存在安全问题，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研究对象。由于经济理论是经济运行的“操作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大脑”，因此其安全性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极力将新自由主义这套“操作系统”植入发展中国家经济系统中。本文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探讨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
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及其威胁
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是决定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因素。“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概念包含了经济地位的差异，隐含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安全所处的状态的不同，经济安全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来说具有不同的内涵。在一个整体上依然是弱肉强食的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作为强者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安全观的根本出发点是确保其在世界经济秩序中地位，将自己的经济安全定位于外部经济资源和利益的攫取上，避免经济从安全的状态进入不安全的状态，是“攻”的态势；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始终处于受威胁的不安全状态中，其经济安全观的根本出发点则是使经济如何从不安全的状态进入安全的状态，即如何避免国家经济主权、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重大经济利益不受剥夺、破坏或威胁，是“守”的态势。
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改变自身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这种不利地位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安全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的上升意味着发达国家地位的下降，这是发达国家所不愿接受的。从这个角度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利益是对立的，发达国家特别是其中的霸权国家为保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优势地位，必然要设法遏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发展。这种对立决定了处于强者地位的发达国家是处于弱者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来源。
发展中国家要改变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往往又需要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这必然存在对发达国家资金、技术、市场的依赖所带来的经济安全风险。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处理好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在发展经济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安全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在保证经济安全的条件下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等来实现经济发展。如果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保护好国家经济安全，甚至以经济安全利益为代价获得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成果很容易就会被发达国家“剪羊毛”，很可能会瞬间被剥夺或摧毁，经济可能发生轻则数年、重则数十年倒退，国家陷入长期的社会政治危机中。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将经济安全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重大的经济决策需要经过经济安全方面的评估，以保证经济决策不会危及经济安全。
二、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
新自由主义与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彻底破产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相比，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创新，“新”字作为前缀只不过是在古典自由主义内核外面加上了理性预期、公共选择、货币主义等新的外衣而已。由于自由主义无法解释“大萧条”，对如何走出和避免经济危机更是苍白无力，于是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来治疗和防止危机的理论——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并且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获得巨大的成功。在这个背景下，一直坚持与凯恩斯对抗的新自由主义只能是一个边缘学派，只是少数人在那里自弹自唱。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以“滞涨”为主要特征的严重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自然地被认为是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反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则获得了生机。为摆脱“滞涨”危机的泥潭，无计可施的英、美政府抓住了新自由主义理论这根救命稻草，纷纷推出了一些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策，新自由主义由此逐渐成为英、美等国的“官学”，实现了从边缘向主流的转变。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国国内兴起的同时，国际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前苏联经济陷于停滞，开始在全球战略收缩，特别是前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主宰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美国得以在全球全面扩张，而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其扩张的需要不谋而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从一种经济理论政治化为发达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的意识形态，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范式化“华盛顿共识”①，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殖民扩张、进一步巩固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地位的理论武器。
尽管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取得了“官学”的地位，但我们可以看到主导英、美等国国内经济政策的依然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措施在各个经济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加在凯恩斯主义外面的“小马甲”，只在局部领域的部分环节实施，并且是以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为限度的，根本不存在全面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以美国为例，主张市场化，政府却要在金融危机时拿出8 000亿美元来救助陷于困境中的企业，即使这些企业是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主张贸易自由化，却严禁高技术产品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即使贸易赤字连年大幅增长在所不惜；主张金融自由化，却将金融业视为自己的“核心利益”，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严格的保护，即使其金融业已经是世界最强最大；主张投资自由化，当中海油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时，却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百般阻扰，即使优尼科公司是一家陷于破产的公司；主张私有化，却要将通用汽车、AIG等企业国有化，即使被指责为社会主义也不忌讳。
与“大萧条”之前的时代相比，当代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经济主体行为的外部性更强，经济运行更加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作为在“大萧条”中彻底破产了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新自由主义对当代经济现实已经失去了解释力，更无力解决当代经济问题，是一个陈旧的、落后的理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全面搞新自由主义，最终都难免会再次陷入“大萧条”般的灾难。其实发达国家的决策者们也非常清楚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却要通过种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灌输新自由主义，唆使、引诱、强迫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方案来进行“改革”，可见其居心不良。这进一步说明了新自由主义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殖民扩张的理论工具，是为“狼吃羊”服务的理论。
为了让发展中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了其主导和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遇到困难时，将提供援助与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捆绑，强迫发展中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此外，美国等发达国家还通过利诱的方式，比如设立各种基金或奖学金，为发展中国家培养、输送和包装经过大量新自由主义思想洗礼的“人才”。新自由主义思想经他们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学校、媒体、政府，从而左右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自觉不自觉地执行新自由主义教条。新自由主义正是在发达国家不遗余力的推销下，得以在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传播。
三、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危害
实现羊的安全需要有富有经验的牧羊人、结实可靠的围栏、衷心尽职的牧羊犬等一起来保证。与此相对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需要有能够有效发挥组织和资源配置作用的政府、能够有效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法律法规、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来共同保证。政府、法律法规和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类似羊群安全中的牧羊人、围栏和牧羊犬，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主张分别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这三大关键为主要目标，卸除发展中国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屏障，以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羊”完全暴露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之狼”中。
（一）市场化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包括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选择权、经济发展政策的决策权、经济活动的管辖权、对自身重要资源和战略产业的控制权等。经济主权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内容，独立、完整的经济主权是一国经济安全的基础。丧失了经济主权的国家，即使经济有一定的增长甚至短暂的繁荣，但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增长是无法持续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很容易毁于一旦，也就毫无经济安全可言。
经济主权通常需要代表一国的政府来实施和维护，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规、规制来实现。新自由主义将市场奉为万能，鼓吹市场能够自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是资源配置的最好方式，主张“市场”对经济的绝对统治，甚至认为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失去了意义，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货物、资金等完全“自由”流动，其实质是以市场化的名义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政府应有的作用，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产业、资源等能够任由居于强势地位的跨国垄断资本以某种形式上“公平竞争”方式被掠夺、被摧毁；使发展中国家无法实施有关产业和技术政策以集中力量实现关键产业和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打破发达国家的垄断，从而形成对发达国家的长期依赖；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无法改变，经济安全状态永远无法改善。
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在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显得更为重要。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受到外部威胁，经济安全的形势就越严峻，对维护经济安全的能力要求就越高，就越需要政府能够有效行使经济主权，通过行使经济主权这一天然拥有“特权”来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面对发达国家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非市场的方式以维护自身经济安全。比如对国家经济安全起着基础性作用的网络信息技术，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垄断优势地位，如果按照市场法则，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公司竞争，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网络信息技术永远依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始终无法得到保障。发展中国家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集中各种资源在这一重点领域实现科技突破，才能打破发达国家的科技垄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市场能够有效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前提是各市场主体的实力相当，但现代经济中这种市场几乎不存在，现实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经营规模甚至超过了中等规模国家的经济总量，具有富可敌国的国际垄断能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若不发挥应有的作用，利用好经济主权这个盾牌，经济安全根本不可能实现。
其实，是否市场化、什么时间市场化、哪些领域市场化、市场化到什么程度等本身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范畴内的事情，发达国家强行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市场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了国家边界的政府干预行为，侵犯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破坏。
（二）自由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和经济稳定
如果说市场化主要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关系，自由化则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关系。自由化要求发展中国家取消对国内外经济主体之间“不公平”对待的法律、法规等，让资本、货物等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自由”竞争。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竞争力的巨大差异，“自由”往往变成发达国家单方面的自由，而发展中国家虽有“自由”的权利，却没有行使它的实力。因此较之市场化，自由化与发达国家的利益联系更直接、更具体，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也更直接、更具体。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弱，多数产业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保护才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那些对国家经济安全具有关键作用的战略性产业，如金融、能源、电信、农业、网络等产业，不仅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对国外资本进行禁止或限制，而且还需要国家直接组织人、财、物等资源来进行培育和扶植。只有相关产业具备足够的竞争力之后，才能抵御发达国家的冲击，才能够平等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才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自由化政策使发展中国家失去对民族企业和产业应有的保护，发达国家的商品可以自由地输入，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自由地投资和并购，自由地操纵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
在新自由主义的“三化”中，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危害最为明显。贸易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中总是处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端而更加依附于发达国家；投资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包括战略性产业在内的诸多产业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垄断公司控制，国家重大经济利益无法保障，无法实现经济自主权；金融自由化方便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经济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频发。
（三）私有化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支柱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往往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支柱，在国家经济安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分散、薄弱，往往需要国家聚集资源实现在某些重要领域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以减少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依赖，维护和巩固国家经济安全，而国有企业则是发展中国家聚集全国资源的重要载体。其次，国有企业能够以国家经济安全利益为重，更好地服从国家意志，从而能够去从事符合国家长远利益但没有短期经济效益的战略新兴产业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方面超越发达国家成为可能。再次，发展中国家能够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在宏观调控上能够有效地实现反周期调节，从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经济稳定，减少内外经济危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冲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对关键部门和企业的直接控制，仅仅依靠货币、财政等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效果会大打折扣或者根本无效。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期，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直接发挥调控作用，根本无法有效实现调控的目标，只能任由危机扩大和蔓延。最后，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能够直接与国外公司进行竞争，从而制约跨国垄断资本的垄断能力，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
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的上述职能直接或间接地节制了跨国垄断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为了消除跨国垄断资本扩张的障碍，鼓吹私有化成了最直接的方法。为了让私有化看起来具有合理性，新自由主义者将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无限扩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私有化正是在对国有企业各种似是而非的批判中进行的。在私有化过程中，一部分国有企业解体为原子化、碎片化的中小企业，根本无力与跨国垄断资本竞争，最终被收购或被淘汰；一部分则落入部分高官和高管之手，形成各种寡头。由于寡头本来就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国有企业资产形成的，他们根本不仅不会维护国家利益，还可能与跨国垄断资本进行勾结；还有一部分则直接被跨国垄断资本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入囊中，国家则丧失了对某些关键产业和资源的掌控。
四、余论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灌输新自由主义，绝不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繁荣，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事实表明，几乎所有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最终都会陷入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危机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实现了持续的繁荣，哪个发展中国家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越彻底，后果就越具有灾难性。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是落后的，在实践中是失败的。那些曾经饱受新自由主义危害的国家，很多已经醒悟过来，开始抛弃新自由主义。但由于新自由主义背后有国际垄断资本的支持，仍占据着经济学的一定地位，对那些还没有充分遭受新自由主义所带来苦难的国家来说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吸引力。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个快速崛起中的国家，这都决定了中国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点兜售对象。中国应该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清新自由主义的危害，避免掉入新自由主义的陷阱。中国顺利的崛起不仅有利于改善自身的经济安全状况，而且将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改善发展中国家整体的经济安全状况。
注释：
①主要内容包括：（1）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2）国有企业私有化；（3）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即为富人减税，增加对中低收入者的征税；（4）利率市场化；（5）汇率市场化；（6）放松对外资的限制；（7）放松政府的管制；（8）保护私人财产权；（9）压缩财政赤字（实质是减少对中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减少政府公共产品供给）；（10）降低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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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自由发展 篇6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简称CAFTA, 是中国与东盟十国共同组建的国际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成为对话伙伴源于1991年, 达成组建贸易区的合作意愿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全面启动。中东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是发展中国家建立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它的贸易百分比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3%。中东自贸区包含11个国家、19亿人口, 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 是一个相当宏大的经济实体。
中国与东盟各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既有先天性的自然和历史元素, 也有各自产业结构的相互结合互补。首先, 中国—东盟自贸区得益于双方的自然条件。两个地区山水相连, 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 因此, 造就了地理位置上的息息相关。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的先天优势使得双方在各自的气候条件下拥有优秀的自然资源。其次, 双方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友谊, 在处理国际事务和交流合作中, 双方拥有共同的语言和利益, 立场基本一致, 可以达成经济发展和稳定的共同愿望。最后, 双方得益于产业结构的合作与互补。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 中国与东盟的产业链条逐步完善, 使得相互之间产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成为可能。
构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提议是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于2000年9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东盟与中国 (10+1) 领导人会议上提出来的, 它的提出得到了东盟各国的认可和赞同。中国与东盟十国一致认可在十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过程是复杂且有意义的, 世界上人口最大的自贸区建立计划就在2002年的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被确立下来《, 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工作进入更高、更深的合作领域, 双方正式开启了双面发展的新模式。
建立的历史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2~2010年。始于2002年11月4日, 签署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从而开启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和建立的崭新进程。随后, 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 这表明中国和东盟十国开始进入正式的贸易往来阶段, 开始进入实质性的执行行动中。在执行过程中, 涉及降税计划, 2009年8月15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的签署, 标志着主要谈判结束。
第二阶段:2010~2015年。截至2015年, 中国-东盟各国于中国的国际贸易往来也出现了零关税的现象, 绝大多数产品用于广泛深入开展开放性的贸易服务和投资。
第三阶段:2015年之后。当基本雏形已经建立后,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逐渐走上轨道, 开始进入不断地巩固和完善阶段。
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现状
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是双方在未来的合作重点。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规划战略中, 东盟地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节点, 大战略的实施必将会促使沿线各国联系更加紧密。目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现状具有以下特点。
2.1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总额快速增长
《货物贸易协议》签署后,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双边贸易发展势头日趋猛烈, 自贸区中的各个国家不断开放互惠互赢的合作模式, 南南合作充分体现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巨大潜能, 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希望。据我国相关部门综合统计, 2014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额达4803.94亿美元, 同比增长8.3%, 增速较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平均增速高出4.9个百分点。
与更多的贸易合作伙伴相比, 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1%左右, 其中, 与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的对外贸易往来更为频繁。在东盟十国的双边贸易往来中, 缅甸、越南和菲律宾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三个国家, 这三个国家通过对外贸易使当地经济发生了急速的增长。针对与货物贸易相对应的服务贸易来说, 从2000~2011年, 10年的时间内, 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额逐年递增至1822亿美元, 是2000年的6倍之多。2009年的金融危机虽然对中国服务进出口贸易总额下滑, 但也达到了进出口的基本平衡。随着经济复苏, 截至2011年, 中国服务对外贸易达到4191亿美元, 总量呈现递增态势。
2.2 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加强相互投资的速度
无论是中国对东盟各国的投资, 还是东盟十国对华投资, 相互之间的投资不断增强。据商务部统计, 东盟对华投资协议额截至2010年底高达550亿美元, 虽然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 东盟对华投资额度一再下降, 但东盟仍然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联盟国。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从2005年的10亿美元起步, 以每年0.5倍的增长率为基点, 截至2007年, 中国在东盟各国的投资总额达到15亿美元。自CAFTA建立后,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中国与东盟十国的投资也逐渐自由化, 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流动来促进相互之间的投资。CAFTA建立后, 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加至55%, 这一数据充分证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被高速拉动, 总值呈现增长趋势。通过对外投资, 解决国内能源与化工行业的生产力过剩、技术装备闲散、生产成品滞销等问题, 从而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关键性作用。近几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 我国一些企业也加入到国家的行列, 开展延展自身的对外投资项目。据统计, 截至2014年底,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双向投资额达到150亿美元, 主要投资国家仍是菲律宾、老挝、柬埔寨和新加坡, 这些国家的投资进口实现进一步增长。
2.3 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转变
习总书记对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曾经做过这样的陈述, 他表示, 在当前中国经济总体形势出现利好的环境下,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 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步伐, 逐步实现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同时, 会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 针对周边国家会开展务实合作。实践证明,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务实合作是重大的发展机遇, 将持续利好, 包括给东盟在内的邻邦带来重要的互惠互利。由此可见, 通过与东盟各国建立自贸区的举措, 中国及对方贸易国的经济都获得了显著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都得到了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在我国的制造业方面尤为明显, 这将有效带动我国能源动力及化工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 双方的经济合作领域将再度拓宽, 服务贸易将进一步加大, 在金融、保险与电子领域都将获得更大规模的合作。农业、环境保护、能源等行业也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动式发展。
从能源来看, 东盟国家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因素, 在食品及能源上比我国具有先天性的优势条件, 而且它的电子产品方面也比我国具备更先进的发展条件。因此, 我国针对东盟国家的进口货物则主要集中在石油、棕榈油、天然橡胶等资源型产品上。这源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机构, 产业多为原材料加工和生产, 因此需要的原材料进口就会增多。我国进口材料的增多就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对方国家经济产业机构发生变化, 使得他们更注重生产进出口货物的产业。相对而言, 我国的纺织品、服装等产品具有显著的发展优势, 东盟各国对这些货物进口量的增加也会导致我国该类行业的不断发展, 从而改变或调整经济产业结构。此外, 我国的机械电子设备、金属制品、化工产品等也不断创造新的产业增长点, 在东盟市场上这些产品的份额将会继续增加。伴随着中东双方贸易的不断发展, 各国贸易结构也将进一步优化, 相互之间的优势产品进出口贸易将不断增多, 这对于双方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具有积极作用。
3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
3.1 地缘政治纷争对自贸区发展的不利影响
自古存在的我国同日、美等多国地缘政治纷争对自贸区的发展有不利影响。自CAFTA与中国签订协议后, 它同时与日本、韩国等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 与美国也修订了新的经贸合作条约, 这证明东盟各国妄图在东亚合作中发挥领头作用, 同时也是中国同日、美等国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纷争的反映。
日本作为亚洲经济的强国之一, 它对东盟的贸易政策被看作是保持友好密切的关系, 长期以来日本在东南亚有很大影响力, 但受到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议的刺激, 再度强调增强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它妄图实现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共同体, 妄图抗衡欧盟和自由贸易区的竞争以确定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地位, 从而实现世界大国之梦。中国同样以亚洲为依托, 注重发展与东亚地区的关系, FTA战略将东亚列为首选对象。中日同为亚洲地区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 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纷争上, 两国也尤为明显。作为亚洲地区的大国, 为了巩固和扩大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 保障国土安全, 都妄图通过与邻邦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取得对方的信任和支持, 从而应对欧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侵袭。中日的FTA战略都将东亚列为优先发展的对象, 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更激烈的地缘纷争。在金融领域, 中日一直在暗中争夺主导权, 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使日本经济影响力稍显逊色。CAFTA的建成, 是中国在东亚地区地缘战略的成功开端, 增强了中国对日本的地缘竞争力和经济实力。
3.2 东盟各国自身发展受内外环境的制约
东盟经济组织内部的状态直接影响贸易区的成败。在自贸区内, 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多种经济发展层次, 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实体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体系内存在, 整合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更不用谈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此外, 成员利益的不一致造成其合作模式的难度加大, 这些不确定因素不但影响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 也影响自贸区内其他国家的进一步合作。东盟各国受到美国市场的严重影响, 由于美国自身并不希望任何力量在东亚地区呈现高速崛起, 因此, 它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表现出最大的不安。自中国东盟自贸区签订协议后, 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相继与东盟签署了双边贸易规定, 这样的认可是通过为东盟提供优厚的报酬来实现的。
由此可见,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发展道路并非坦途, 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历史将会证明,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是双赢的选择。CAFTA的建成是我国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初步体现, 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地区一体化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区域环境, 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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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自由发展 篇7
1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危机
金融自由化的流行既带来了机遇, 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自1980年以来, 金融危机频发, 世界性的金融风险开始加剧, 而对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 依然在有条不紊的发展中, 不断地优化和改良。金融自由化就是通过改革金融制度, 改变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 放松对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的限制, 增强国内的融资能力, 以改变对外资的过分依赖, 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使之市场化, 从而使利率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 反映外汇供求, 促进国内储蓄率的提高, 最终达到充分利用金融资源, 借此推进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但从各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 金融自由化可以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价格自由化、业务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关于金融自由化的利弊, 存有激烈的争论。从理论上说, 金融自由化能使发展中国家受益。然而在现实中, 金融自由化的危害并不少见。金融自由化活动过程中会引发一系列经济波动和经济不平衡发展现象。更有甚者, 会引发一定规模的金融危机和国家财政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 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这主要是因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在金融自由化改革过程, 忽视经济宏观面的稳定以及对金融市场缺乏有力监管。因此可以看出, 金融自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需要谨慎对待, 否则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和危机。
在任何一个国家, 稳定而健全的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和完善而高效的微观经济运行基础都是实施金融自由化所不能缺少的根本条件, 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决定着推进金融自由化的时机; 而微观的经济运行机制对金融自由化的速度会产生较大的约束。想要使金融自由化进程取得成功, 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 宏观经济稳定和适当的银行监管。
2 金融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和经验教训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因循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思路, 先后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 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的影响深远的金融制度变迁现象。
2. 1 拉美国家的金融自由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 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首先进行了以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金融体制改革, 南锥体国家实施的金融自由化主要包括: ①实行利率市场化;②取消定向贷款; ③降低银行储备金比率。
大量的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向流入会引起货币贬值, 从而使国家财政债务负担变得更加沉重。最终, 将会导致经济基本面的不稳定以及国家财政和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也表明,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拉美的确发生了多次银行危机。拉美银行危机的根源当然是多方面的, 但就拉美国家遇到的大多数银行危机而言, 政府在实施金融自由化后对银行部门放松监管, 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2. 2 东南亚国家的金融自由化
东南亚国家的金融改革起步较晚, 成效较为显著, 曾被誉为一个成功的范例, 但终因一些国家改革进程过快和政策失误而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东南亚五国的金融发展与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但是, 随着各国经济逐渐步入转型期, 金融自由化进程过快, 金融改革政策失误, 最终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从东南亚金融自由化改革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 它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改革敲响了警钟。
东南亚国家并未对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 进行调整和改革, 任由这种落后、单一的金融结构与政府的腐败行为相结合, 最终成为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因此, 提升金融结构,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等多种投资、融资方式, 改变企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的状况, 分散金融风险, 促进金融机构的多元化竞争, 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和发展中应予十分重视的问题。
3 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及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的战略措施
3. 1 中国金融自由化历程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应该是从1992年正式开始的, 包括利率自由化方面、金融业务与机构准入自由化方面和资本账户自由化方面, 中国目前对资本流动实行非对称性的管制, 长期的资本流入相对自由, 而严格限制资本流出和短期资本的流入。因为短期的资本大量流入会产生投机活动, 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因此, 中国资本管管制的效能整体上已弱化, 对于资本市场的管制已经相对开放。
3. 2 中国金融深化的战略措施
中国作为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 市场机制和法制都还很不完善, 金融市场还没有形成充分的深度和广度, 因而, 在金融自由化改革应当充分权衡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数量与质量, 速度与效益, 收益与风险之间的交替关系。在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的过程, 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①当前中国必须从基础做起, 消除金融隐患, 为金融自由化奠定基础。②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降低交易成本, 而且还要注意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③继续推进资本流动自由化改革, 实现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④加强金融监管, 保证金融自由化的顺利推进。
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 在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时, 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金融监管必须非行政化, 监管的手段必须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间接手段, 取消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办法, 只在金融市场失败时政府方可走上前台直接干预。充分保证金融市场的自我调整, 同时也保证了金融自由化的稳步推进。同时要制定行业自律规定, 在适度开放金融市场时, 国家必须严格把关资本市场的流动情况, 使得宏观经济局面保持稳定。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增强, 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已显得越来越重要。
归根结底, 金融自由化是资金融通效率和金融监管高效稳健的有机结合, 偏重于其中任何一方, 都将不利于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稳步推进, 从而阻碍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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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自由发展 篇8
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过程
2001年11月, 在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 中国-东盟领导人共同宣布, 在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举行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中国-东盟签署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启动。2004年11月, 在第八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 中国-东盟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 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入实质性执行阶段。2007年1月, 中国与东盟10国在菲律宾宿务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2009年8月, 第八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 中国与东盟10国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投资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与东盟成功地完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的主要谈判, 中国-东盟自贸区将在2010年全面建成。届时, 中国和东盟六个老成员国 (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 93%的产品关税将降为零, 并实质性地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涵盖19亿人口, 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 经济总量达1.23万亿美元, 将是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贸区是我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的自由贸易。
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对广东的影响
2.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促进广东东盟双边贸易的扩大
近年来, 广东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呈稳步增长的趋势, 年均增速达21%, 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00年的137.65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626.1亿美元, 增长近4.5倍。东盟目前已成为广东第5大贸易伙伴。尽管面临金融危机的压力, 广东对东盟出口依然实现良好增长局面, 2009年1月-9月广东对东盟累计出口总值实现3.5%的增长, 其中单9月份增幅高达23.4%。
资料来源:《广东统计年鉴》, 商务部网站。
农业是中国和东盟十大重点合作领域之一, 也是自贸区“早期收获计划”双方最早实施零关税的领域。东盟在农业方面, 尤其是热带作物, 具有比较优势。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步伐的加快, 广东和东盟国家的水果贸易大幅增加, 广东自东盟进口水果的数量从2003年的11.3万吨逐渐增至2008年的37.3万吨, 年均增长率达到26.9%。2009年上半年, 广东自东盟进口水果28.6万吨, 价值2.5亿美元, 分别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35.9%和38.3%。各月份中除4月份进口同比有所下降外, 其余月份进口量均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其中6月份广东自东盟进口水果数量达到创记录的7万吨, 增幅高达77.6%。
自贸区的建立将加快广东东盟的工业合作, 一方面有利于广东的优势工业产品开辟东盟市场, 扩大对东盟的出口, 也有利于原材料的出口, 另一方面, 可以促进扩大技术输出和劳务输出。
东盟多数国家基础工业相对薄弱, 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对机电产品的需求量大, 大部分属于中低档产品。广东的电子电气、机械设备、化工等产品对于东盟出口有很大空间。东盟国家橡胶、木材、石油、天然气、煤等自然资源丰富, 广东自然资源相对缺乏, 因此, 零关税有助于广东从东盟进口原材料。此外, 东盟一些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关键阶段, 科学技术对于生产管理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广东作为中国的经济大省强省, 有改革开放取得的宝贵经验, 并且在一些高薪技术领域具有比较优势, 在与东盟技术合作方面有广阔的前景。
2.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促进广东产业升级
东盟十国自然资源、经济结构及经济技术水平差异较大,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为广东产业升级提供了机遇与良好的政策环境。一方面, 印尼、越南、缅甸、老挝等东盟国家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丰富, 但经济技术水平低, 工业基础薄弱, 工业需求广, 与之相比, 广东工业优势明显, 在多年的对外开放中已经形成一整套与国际接轨的进出口贸易机制, 拥有一大批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群。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这些东盟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国家, 加大对东盟国家投资, 加速广东的产业升级。另一方面, 新加坡、文莱等沿海国家, 石化工业和电子工业相对发达, 经济实力较强。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的资源、能源、下游产品集群和来自新加坡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一起向广东转移, 广东企业可以采取互补性合作方式, 学习其提升品牌技术, 产品设计, 人力资源, 财务管理, 企业融资等方面的特长, 实现自身国际化发展。
2.3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促进广东金融业发展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的重要作用。金融和贸易是带动区域经济实现实质性联合的两个轮子。由于中国与东盟在吸引区外资金方面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区内一些国家并不注重资金流出与跨国跨区域的金融结算, 金融服务效率还比较低, 金融监管措施还不完善, 金融合作层面不够深入。广东与东盟双边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必然要求配套的金融服务业的支持, 对广东金融业提出了规范化、制度化、市场化的要求。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目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境内地区为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广州, 深圳, 珠海和东莞四个城市, 境外区域范围暂定为港澳地区和东盟国家, 将稳步推进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今年, 中国和东盟金融合作不断取得进展, 地区性金融机制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人行将完善《清迈协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合作, 在增加货币互换的基础上, 推动货币呼唤机制的多元化, 加强资本流动, 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的多元化, 促进资本的合理有序流动。
3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广东面临的问题
随着广东东盟经济合作和开放领域不断扩大, 双边经济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广东对东盟的贸易逆差呈上升趋势, 从2000年的46.51亿美元扩大到2007年的154.6亿美元, 2008年略有下降, 至133亿美元。贸易逆差主要产生于农产品贸易以及广东具有优势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方面。
一方面, 2003年实施的中泰水果蔬菜协议以及2004年实施的“早期收获计划”, 均有助于东盟对农产品出口。2006年广东从东盟进口农产品14.1亿美元, 出口3.8亿美元, 逆差为10.3亿美元。另一方面, 广东与东盟国家经济结构具有相似性, 都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出口存在着同构性, 使双方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着同质竞争。广东出口商品中大多数工业制成品仍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浅、技术含量少的低档次劳动密集型产品。
4 对策与建议
(1) 对受到东盟农产品冲击较大的地区和农民, 广东应给予财政补贴并出台支农惠农政策, 减轻进口农产品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合理布局农业产业, 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 保护和促进蔬菜、花卉、茶叶等竞争力较强的优势农产品的种植和出口, 与东盟农产品形成错位竞争;按照国际标准和市场准入标准, 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产业,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增强水果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2) 东盟市场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很高, 广东企业应积极争取主动、赢得先机, 有效开发东盟市场, 扩大优势产品对东盟的出口, 加大在纺织品、服装、能源等方面的合作力度, 充分利用广东的机械电子设备、精密仪器、钟表、车辆、金属产品等商品的比较优势, 积极向东盟投资降低出口产品对欧美市场的依赖, 优化出口市场结构, 有效分散国际经营风险;注重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 根据东盟市场的特点和需求, 实施品牌战略, 促进产品的差异化。
(3) 高度重视东盟在广东对外贸易战略中的作用。前期广东比较偏重开拓发展港澳, 美国和欧盟市场, 缺乏对临近东盟市场的足够重视。近年来, 广东高层开始注重于东盟的经贸合作往来。2008年9月, 广东与东盟秘书处签署了《广东省人民政府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秘书处合作备忘录》, 确定11个重点合作领域。2009年9月, 广东召开30年来首次粤西工作会议, 瞄准东盟市场, “努力把粤西为广东重化工业基地、现代物流基地、循环经济示范地和现代农业示范区、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区, 广东参与环北部湾地区、大西南地区以及东盟合作发展的门户和桥头堡, 支持广东区域协调发展和重要城镇群, 沿海经济带和新的经济增长极”。到2012年, 粤西将形成贯通珠三角、联接大西南、内部联通快捷化的大交通网络;临港重化工业形成规模, 特色农业和海洋产业大发展。到2020年, 粤西经济社会整体水平将追上广东平均水平, 对东盟贸易区的辐射将进一步加大。
摘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无疑对广东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论述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对广东东盟双边贸易、广东产业升级以及金融业发展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地推动作用。但是随着双边贸易开放领域不断扩大, 广东东盟贸易逆差呈上升趋势, 广东应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实施“东盟战略”面对挑战。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广东,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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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自由发展 篇9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础背景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 是指在中国与东盟10国之间构建的自由贸易区, 即“10+1”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外扩大的基础上发展形成并建立起来的。东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简称, 于1967年8月8日成立。英文缩写为"ASEAN"。东盟成立的宗旨是“提倡以平等及合作精神共同努力, 促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成长、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逐步转为以政治、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集团。现东盟已拥有10个成员国, 即:印尼、新加坡、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缅甸、越南、老挝和柬埔寨。
东盟自由贸易区 (ASEAN Free Trade Area, 简称AFTA) 于1992年提出, 1992年1月在新加坡举行了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等东盟六国参加的东盟贸易部长会议, 会议签署了设立“东盟自由贸易区” (英文为:ASEAN Free Trade Area, 简称AFTA) 的协议。会议确定在未来15年内, 即在2008年前实现成立东盟自由贸易区。1995年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决定加速AFTA成立时间表, 即将原定的15年时间计划缩短为10年, 即在2003年前成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自1992年提出成立, 由于各国存在意见分歧, 成立之初发展比较缓慢。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积极主导下, 现已逐步向较具组织化的运作模式发展, 而且会员国之间经济合作也有日趋多元化的趋势。
1999年9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十三届东盟自由贸易区理事会决定将文、印、马、菲、新、泰等六个原始会员国贸易自由化完成的时间表提前至2015年, 其余越、老、柬、缅等四个新加入的会员国于2018年达成贸易自由化的目标。1999年的东盟第三届非正式首脑会议又宣布, 六原创始国将完成贸易自由化时间再提前五年, 即为2010年之前完成;越、老、柬、缅等四国也将提前三年于2015年达成贸易自由化的目标, 同时也预定于2002年将东盟区域建成为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分两步走的处理原则加快了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步伐。经过10年的构建, 原东盟6国于2002年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区, 其他新成员国也将加快削减关税, 向一体化的自由贸易区迈进。东盟自由贸易区现包括原东盟6国 (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 和4个新成员国 (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 , 共10个国家, 陆地总面积为450万平方公里, 人口5.3亿。
东盟在不断巩固自身一体化的同时, 还不断加强与相邻国家与区域的经济合作关系, 其中重要的就是东盟—澳新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和“东盟十加三”合作。关于东盟—澳新自由贸易区的构想, 1999年10月1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届东盟国家同澳、新两国年度的经济部长协商会议决定, 在2010年前AFTA将与澳新成立自由贸易区, 并成立由菲律宾前总理比拉塔为主席的专门工作委员会开展研究工作, 并定期向东盟贸易部长会议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此后签署了《东盟自由贸易区—澳、新紧密经济关系协议》 (AFTA-CER, AFTA-the Min-isters from the countries of the Australia-New Zealand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 Trade Agreement, CER) 。由菲律宾前总理比拉塔领导的东盟—澳新自由贸易区研究工作委员会向东盟及澳新两区贸易部长协商会提供的报告认为“东盟自由贸易区与澳新建立自由贸易区不仅是可行的, 更是明智的作法”, 并同意朝"密切经济伙伴关系"的方向努力。但是两区的经济合能否建立自由贸易区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澳新与东盟国家之间存在的政治与贸易歧见是主要障碍。
关于“东盟十加三”合作。1999年1月, 第三届东盟非正式领导人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时, 东盟十个成员国加上应邀与会的中国、日本及韩国三国国家元首, 会后发表共同联合公报称为"东盟十加三"联合宣言, 宣言明确表示十三国同意在六个经济领域进行合作。菲律宾时任总统在会议开幕致词中表示, 东盟推动贸易自由化的长期目标就是成立东亚共同市场、东亚货币及东盟共同体。东盟设想与中国、日本及韩国东亚三大经济体建立东亚共同市场乃至区域货币计划, 并向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集团的方向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是我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 也是东盟作为整体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过程与积极意义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 是指在中国与东盟10国之间构建的自由贸易区, 即“10+1”的自由贸易区。早在2002年中国与东盟就启动了自贸区的谈判, 2003年“早期收获计划”正式实施, 2004年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 2007年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 2009年签署《投资协议》, 标志着双方成功完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的主要谈判。在筹办过程中, 中国与东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签订了五大法律文件, 即2002年11月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简称《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2004年11月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 (简称《货物贸易协议》) 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2007年1月14日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服务贸易协定》 (简称《服务贸易协议》) 和2009年8月15日签署的《投资协议》。这标志着备受关注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法律程序已经基本完成, 从而将确保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如期运转。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提出与建成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2000年9月, 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东盟与中国 (10+1) 领导人会议上, 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得到东盟国家的赞同。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期间, 中国和10个东盟成员国宣布了将在未来十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02年11月4日, 第六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 朱镕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宣布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从而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设定的总体目标是用十年时间完成所有关税和非关税的削减, 消除双方存在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同时建立一个综合框架, 包含市场一体化的系列措施, 如投资促进、贸易便利化及和谐的贸易及投资规则与标准等。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中新的里程碑, 其中的筹办过程及建成会对中国—东盟国家的贸易、投资和全面合作产生积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1995年~2002年,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长15%;2003年,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了历史性的782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42.9%;2004年1月,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实施, 下调农产品的关税到2006年约600项农产品的关税降为零;2005年4月,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东盟时提出, 到2010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2005年7月20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降税计划开始实施;根据2002年签署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除少数敏感产品外, 中国与相对发达的东盟六个老成员国和四个新成员国将分别在2010年和2015年实现关税降为零的目标, 涉及产品超过7000余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生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 是与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世界时代潮流相适应的。随着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潮流特别是伴随中国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崛起, 亚洲各国对构建“亚洲经济圈”的呼声与日俱增。2000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达成共识, 确定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并同意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中国与东盟地区将成为继欧盟自由贸易区, 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 初步建成一个拥有约20亿人口, 6万亿美元GDP, 1.2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自由贸易区, 成为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按人口算, 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经济规模上看, 将是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 由中国和东盟10国共创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 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对天津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
2010年开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基本建成, 对天津经济及区域经济发展也将产生积极的深远影响。中国和东盟都是发展中国家, 但是有一很大特点, 就是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互补性很强。2008年以来, 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冲击影响, 但中国与东盟的相互投资和贸易仍不断扩大, 双向投资额接近600亿美元, 双边贸易额为2311亿美元, 同比增长14%;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的地位。预计2010年底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长48%, 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55%。与此同时, 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不断扩大。截至2008年底, 东盟国家来华实际投资520亿美元, 占我吸引外资的6.08%。同时, 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也出现了快速增长态势。2008年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达21.8亿美元, 同比增长125%,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把东盟国家作为主要投资目的地。随着《投资协议》的签署和实施,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相互投资和经济贸易必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近几年来, 东盟对华直接投资来源集中于五个老成员国, 新加坡高居首位。目前新加坡通过四个方面与中国建立投资合作关系:苏州工业园区、天津中新生态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促进与中国省市贸易和投资的区域发展委员会。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 天津对东盟国家的贸易与投资所占比重都还不是很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天津经济及北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滨海新区的中新生态城建设上。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主要是高新产业, 而天津生态城主要是试点城市发展的新模板, 发展与环境和谐的低污染高附加值的新兴服务业, 提倡新的生活方式, 而不是以制造业为主。
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中新两国政府间继苏州工业园后又一重大合作项目。苏州重点搞的是工业园区, 而天津重点搞的是综合园区的城市项目。2007年11月18日, 温家宝总理和新加坡李显龙总理共同签署了建设中新天津生态城的框架协议, 决定在天津滨海新区建设一座具有“示范样板作用”的宜居生态之城。世界性的气候变暖和生态环保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 它不仅涉及到经济发展模式, 也涉及到人类的生存。这种情况下, 中新双方合作建设一个生态城市是很有远见的决策。天津中新生态城是世界上第一座国家间合作开发建设的生态城市, 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宜居的示范新城, 也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继苏州工业园之后第二个合作建设项目。依照规划, 10年后这座生态城面积将达30平方公里, 并将拥有35万的常住人口。首期7平方公里的起步区。天津中新生态城位于滨海新区东北部, 总面积30平方公里, 总投资500亿元。整个生态城将用10—15年基本建成, 人口规模将达到35万。起步区详规面积4平方公里;住户2.6万;人口8.5万;住宅面积290万平方米;功能设置4个社区, 3年建成、5年完善。天津中新生态城的总体规划坚持资源利用、生态环境和发展模式可持续的原则, 突出生态优先、以人为本、新型产业、绿色交通等特点, 形成由湖水、河流、湿地、水系、绿地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天津中新生态城的发展愿景是生态、环保、节能、自然、宜居、和谐, 建设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居住的生态之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基本建成将为天津中新生态城增添更大推动力。
中国式自由发展 篇10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物流业 物流信息技术 课程 开发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1C-0070-03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业发展背景下开发物流信息技术课程的必要性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对外建立的第一个自贸区，这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市场，物流发展潜力巨大。统计表明，2012年中国—东盟贸易额突破4000亿美元，贸易额达4000.93亿美元，同比增长10.2%，创历史新高，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6.2%的平均增幅。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来，中国—东盟贸易增长迅速，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2042.72亿美元，同比增长20.1%；自东盟进口1958.21亿美元，同比增长1.5%，中方顺差85亿美元。同时，数据说明，中国外贸货物进出口总额、中国与东盟货物进出口总额、广西与东盟货物进出口总额有总体上升趋势，这也意味着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物流需求也呈上升趋势。
《全国铁路“十一五”修编规划》提出，国家将投入500～600亿元资金用于广西境内铁路建设，规划建设6条经过南宁市区的新铁路线。同时，广西也相继出台《广西出海出边国际大通道建设规划》、《广西出海出边国际大通道建设“十一五”规划》等建设规划，广西将形成以首府南宁为中心、以沿海港口为龙头，通往东盟各国、周边省份及西南出海大通道。广西将在北部湾港口群建设15万吨级、10万吨级和5万吨级深水航道。广西还拥有通过西江连接香港的南宁、贵港和梧州等内河口岸，东兴、凭祥、浦寨等陆地口岸。优越的海陆口岸为外贸进出口和边境贸易提供了便利，为中国—东盟物流业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业的发展需要物流信息技术的支撑。信息技术正日益渗透到物流行业的仓储、运输、配送、营销等工作内容之中，成为物流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基本特征，可以说“没有信息技术的物流就不能称之为现代物流”，这也就需要大量既懂物流管理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专业技术人才。而且随着广西物流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物流产业将成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重要的支柱产业，也将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但是，目前物流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率仍很低，影响了物流运营效益，阻碍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业务的顺利发展及壮大。因此，未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业的发展，必须以物流信息技术做支撑，自贸区物流业发展也必将使物流信息技术的应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目前，我国开设物流信息技术课程的高校比较少。物流管理专业主要培养熟悉国内相关物流法规、掌握现代物流管理理论和方法，较好地掌握物流设施与装备、供应链管理、仓储与配送管理、报关报检、集装箱运输等专业知识，能在国内各类工商企业、物流企业从事物流运作、全过程策划、管理及物流操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以这样的物流人才培养为战略目标的高校主要集中开设偏向常识性管理课程和应用课程，而作为物流管理专业核心的物流信息技术课程，却几乎没有开设。广西本科学校以广西大学、广西财经学院为例，仅仅开设了物流信息系统课程；在广西26所高职院校中以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和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也只是开设了物流信息系统课程，因此物流信息技术课程的开发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背景研究高职高专物流信息技术课程建设与开发，提高物流管理及相关专业的学生对物流信息技术应用的水平，有助于解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业发展成本居高不下的现状，改善物流信息技术在物流业应用的低水平状况，提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业所需的物流人才培养水平，实现把物流信息技术课程打造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高校的优质课程，从而提高物流管理专业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就业水平。
第二，开发物流信息技术课程，能够紧密结合区域物流发展的实际需要，根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业发展的特点、物流运营环境和物流发展趋势，制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业所需的物流信息技术岗位技能标准，积极推动高职高专物流人才培养，解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降低物流成本。
第三，研究物流信息技术课程的开发与应用，将围绕物流信息技术业务岗位技能要求合理设置物流信息技术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标准和实训项目，实现物流人才培养的有序进行，满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业对物流信息人才的需求；把物流信息技术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业中的应用提升到新的高度。同时，研究将结合物流管理专业特点带动物流管理专业其他专业课程的开发与研究。
综上可见，培养既适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发展的一般物流人才，又具有熟练物流信息技术的应用型人才，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业发展的需要。为此，应改善高职教育中物流管理专业物流信息技术课程开设的不完整和混乱的状况，培养适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物流业发展的物流信息技术人才，开发实用的物流信息技术教材。
二、物流信息技术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业发展相关研究现状。李万青在《中国—东盟大物流环境下广西物流发展战略的新思路》中提出中国与东盟之间物流量增速很快，广西处在中国—东盟大物流区域的枢纽地位，必须重新设计和实施物流战略，建设适应东盟新兴经济体的现代物流体系，把广西打造成涵盖大西南、面向大东盟的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同时指出广西物流管理技术水平低，信息化程度不高，缺乏高素质的物流管理人才，难以适应现代物流发展需要，极大地阻碍了广西物流业的发展。
（二）物流信息技术的现状。张教赟在《浅谈现代物流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中探讨了比较有发展前景的集成技术、GIS、GPS、自动识别类技术在物流运作中的发展和应用现状。郭成在《物流信息技术应用现状及趋势》中提出物流信息技术是现代物流区别传统物流的根本标志，也是物流技术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介绍了物流自动化设备技术、物流设备跟踪和控制技术如GPS、物流动态信息采集技术如条形码等技术的应用，认为物流动态信息采集技术将成为物流发展的突破点。
（三）物流信息技术课程开发及相关研究现状。杨从亚、高春津在《物流信息技术专业建设的思考与探索》中提出物流信息技术人才严重匮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邓子云、翦象慧等在《高职物流信息技术专业的特色与建设思路》中分析了物流信息技术专业的现状，提出以“现代物流”为特色，建设该专业的建设思路。王郁葱在《关于加强现代物流信息技术人才培养的探讨》中认为现代物流的发展需要既懂经济、管理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来推动。通过系统平台与实验体系的训练与教学让学生对物流信息进行实际操作，对物流进行设计和策划等方面的能力与素质可以得到训练和提升。尚福久在《〈物流信息技术〉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中提出面向就业岗位进行信息技术处理岗位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根据职业能力定位，确定课程培养目标，基于工作过程设计课程教学方案，通过创设学习情境引导学生学习，并采用突出操作技能考核的过程性考核方式。宾厚、邹筱等在《高职物流信息技术课程教学的现状与发展》中提出建立研究型教学模式、构建全方位的实践教学体系，更新实训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建立敢于创新、高学历、高层次的高职物流信息技术教学师资队伍。
综上所述，有关物流信息技术相关的课题研究比较单一，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业发展为背景的高职物流信息技术课程的开发研究目前还是空白。
三、物流信息技术课程的开发思路
做好物流信息技术课程的开发，必须根据区域内物流信息技术的发展情况，并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业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开发。不但要清楚物流信息技术在本区域内物流企业中的地位、作用及应用现状，同时还要研究区内高校开设的物流信息技术课程情况，与物流行业的需要进行对接，并根据物流信息技术岗位标准，开发出适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物流信息技术课程。开发思路如图1所示。
图1 物流信息技术课程开发的思路
四、开发物流信息技术课程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解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高职院校开设课程的方向错误问题。物流信息技术是区分现代物流和传统物流的分水岭，而从调查看目前广西的高校，几乎都没有开设物流信息技术课程，只是开设了此课程的部分内容而形成的另一门课，诸如物流信息系统课程之类，所以区内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设置有方向性错误。
（二）解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行业发展所需的物流信息技术应用型物流人才缺乏问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行业发展虽然需要懂物流信息技术应用的人才，然而高校并不开设此课程，因此，开设物流信息技术课程可以解决物流信息技术人才缺乏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业物流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较低的问题，节约物流成本，最终解决物流信息技术课程开发混乱的问题
本文明确提出物流信息技术课程是物流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物流信息技术是现代物流与传统物流的分水岭；只有针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业发展进行物流信息技术课程开发，并侧重讲授适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常用的物流信息技术，如条码技术、RFID、GPS、GIS、物流信息系统等，才能制定适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行业发展的物流信息技术岗位标准。培养出符合地方经济发展的物流管理人才。
五、开发物流信息技术课程的方法
由于每所学校的师资力量不一样，硬件设备也有所不同，因此开发具有普适性的物流信息技术课程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开发以“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单元实训”三者结合的物流信息技术课程是符合高职教育特点的，下面以“GPS技术”为例，进行课程开发的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以GPS为例的课程开发
GPS
技术
知识目标1. 知道GPS，北斗卫星的基本概念及相关原理
2. 掌握GPS和网络GPS的在物流行业中的应用
3. 能结合现实的物流问题，理解GPS在物流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4. 了解GNSS及伽利略定位系统
5. 了解GNSS的未来发展
能力目标1.通过本章学习，培养学生应用GPS解决现实中物流运输的问题
2.通过学习培养学生认识GPS在货物追踪的作用，提高应用物流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3.培养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区分不同的定位系统的差别
单元实训实训任务1：
实训名称：车载GPS的应用
实训目标：通过实际操作GPS软件，培养学生空间想象能力，加深学生对GPS导航的认识
实训内容：网上下载GPS，实现车辆从“西单商场”到“北京大学西门”，设计GPS的模拟导航步骤
实训任务2：
实训名称：GPS在测绘上的应用
实训目标：通过使用GPS，了解一般静态GPS接收机的基本构造，掌握静态GPS测量的基本操作方法
实训内容：静态GPS测量的基本操作方法； GPS后处理软件的功能与一般使用；一般GPS接收机的工作方法，使用的要领，掌握仪器的操作方法
实训场所： 户外
实训方式：小组形式进行实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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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1年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改革工程项目A类课题（2011JGA205）
【作者简介】吴砚峰（1976- ），男，湖北随州人，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教师，高级物流师，硕士。
中国式自由发展 篇11
1. 幼稚产业保护论。
该理论是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的主要先驱者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在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主张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应实行保护贸易政策, 以使其幼稚工业经过相当一段时间 (大约30年) 的保护能够成熟并逐渐壮大起来, 从而达到可与国外竞争者相匹敌的阶段。另外, 该理论也指出保护是有选择的, 只有与国家工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幼稚工业, 即有发展前途且发展刚刚起步并存在强有力的国外竞争者的工业才需要保护。当经过保护的幼稚工业可与国外竞争者进行竞争时, 就应该取消这种保护制度。
2. 中心—外围论。
该理论是当代著名的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 (Raul Prebisch) 提出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主要论点是:国际贸易体系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 中心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 外围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 由于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弹性大而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小, 从而造成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普雷维什主张为了实现工业化,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保护政策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所必须的。该理论同时指出, 外围国家的保护政策与中心国家的保护政策有着根本的不同。外围国家的保护是为了发展本国工业, 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 这种保护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全面发展;而中心国家的保护则往往是出于对外围国家经济发展的歧视与遏制, 不仅损害了外围国家的经济利益, 而且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和平与稳定发展也是不利的。为此, 他强调中心国家应对外围国家放宽贸易限制, 为外围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
二、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
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来的经济思想都强调比较优势与国际贸易中非干预主义的种种益处, 坚持自由贸易的发展会促进世界及世界贸易体系中各成员国的福利实现最大化。可现实中, 一些国家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即实行贸易自由化获利丰厚。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出现悲惨的增长, 即实行贸易自由化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1. 贸易自由化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
20世纪50~70年代, 伴随发达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 跨国公司大量涌现, 它们要求占领更多的世界市场, 促使本国政府倡导和推行贸易自由化。因此, 其实质是为了适应垄断资本对外扩张的需要, 代表了垄断资本的利益。显然, 发达国家既是贸易自由化的发起者和主要推动者, 又是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受益者。贸易自由化为发达国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经济活动空间, 并使它们凭借各自的技术优势和经济实力, 积极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 通过资本、技术与服务输出, 不断扩大自己的经济势力范围, 在全球获得更大的销售和投资场所, 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贸易自由化不仅为发达国家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利益, 同时也强化了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导地位, 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特殊的“垂直水平型”的产业分工格局。其结果是发达国家主要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低附加值产品;发达国家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 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从属和被支配地位;发达国家是贸易的获益者, 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则出现不断恶化的趋势。
2.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
(1) 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增大, 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 而发展中国家大多资金匮乏, 技术比较落后, 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 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不断增大。 (2) 进一步扩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二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 尤其是造成那些处于几乎被遗忘角落的发展中国家更加贫穷落后。 (3) 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 世界范围内市场力量的加强以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不断扩张, 将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权力相对减弱, 特别是由于加工制造越来越具有全球性, 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已很难完全控制本国的生产结构, 经济安全受到挑战。
三、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
1. 政府在贸易自由化选择中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不但经济发展水平低, 其制度的建设也相对滞后, 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贸易自由化选择中应审时度势。 (1) 一个国家是否选择贸易自由化取决于国际经济的外部环境, 也就是看外部的其他国家更多地是采取贸易自由化政策还是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贸易自由化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选择, 而是要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要求来进行适时的选择。因为一个国家选择贸易自由化的效果如何, 还取决于其自身所具有的内部条件。 (2) 外部经济环境确认后, 还要确认本国内部的环境如何, 即本国是否已经在推进或实现了市场经济, 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是否健全。 (3) 政府适度推进贸易自由化, 适度进行贸易保护是非常重要的。贸易自由化并非自由贸易, 除关税壁垒外, 政府还要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以便针对来自他国的贸易摩擦采取的报复措施。比如, 现今通行的卫生检疫标准、技术标准等。政府要做到有利于国家利益最大化, 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不断增进。
2. 竞争优势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选择。
作为国际贸易的基础, 比较优势理论长期以来一直是很多国家对外贸易的基本指导思想。比较优势战略使得经济发展在每个阶段上, 都能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有利条件, 并达到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但二战结束后, 许多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利用比较优势战略而获得成功的事例却不多见。其原因可解释如下:一般而言, 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状况是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充裕而资本和技术稀缺, 这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如果比较优势固定不变, 相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一方,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而且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大, 以致前者的潜在优势得不到发挥, 从而陷入恶性循环的所谓“比较优势陷阱”。因此, 落后国家片面追求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将导致其始终无法赶超先发国家。对于后发国家来说,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 参与国际贸易并有效地利用贸易机会来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 这是合乎理性的选择。 (1) 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 (Michel E.Porter) 提出的概念。竞争优势是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实际显现的优势, 它从现代市场观念的高度来描述优势, 因此, 相较比较优势概念又向前跨越了一步。竞争优势可细分为产品、产业及国家三个层次。竞争优势理论的提出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根据该理论, 现实中拥有比较优势并不一定就是拥有竞争优势, 拥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也并不一定是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如由于新材料技术的进步, 合成橡胶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天然橡胶的替代品, 从而大大削弱了天然橡胶生产国的比较优势。这一典型事例说明, 即使是自然资源禀赋形成的竞争优势也是不断变化的, 拥有比较优势并不等于拥有竞争优势,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 比较优势只能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而已。正因为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存在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密切关系, 所以, 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培育自身竞争能力的过程中, 更应正确理解与把握竞争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是要充分利用其现有的比较优势, 如果完全生搬硬套比较优势理论可能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而一味地追求竞争优势也是不现实的, 又有可能陷入赶超战略的困境。总之, 只要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实现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的完全自由流动, 一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时就可以通过充分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来适时地获取竞争优势, 从而达到促进本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 (2) 战略性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内容可表述为通过政府的干预来改变或鼓励企业既定的战略行为, 从而达到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和发展相应产业的竞争优势。当今世界, 国际竞争在许多情况下不是比较优势的竞争, 而是竞争优势的竞争, 这种竞争优势常常来自有关国家政府的人为干预或支持。因此, 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关键就在于掌握准确的信息和做出正确的判断。首先, 政府应选定特定的产品和产业进行干预, 以提升相关产品和产业的竞争力。比如在不同阶段的补贴, 以及像美国政府那样增加对企业研发资金的支持, 这不仅是一个科技政策, 也是一个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在现代国际分工中, 发达国家把附加值最大的高科技产品以及核心技术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而发展中国家只掌握了产品加工的某一阶段。这是因为国际分工并不是甲国生产X产品, 乙国生产Y产品, 而是同一产品的不同阶段在不同国家制造, 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在内, 更多的企业只是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做OEM代工。其次, 经济发展、贸易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其他问题, 比如贸易摩擦。但国际贸易不等于国际主义, 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进一步发挥后发优势, 强化本国的技术与经济实力, 以增强与海外知名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同台竞争的能力。现今的国际市场上既有中国生产的普通商品, 又有中国制造的高档商品, 中国制造已日益成为贸易摩擦的对象。为此, 伴随中国企业国际化能力的增强, 中国企业应更多地学习发达国家“现地生产”的本土化营销策略, 以避免对方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另外, 通过加大研发投入, 实现自主创新, 掌握核心技术, 不仅可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而且还可以凭借此技术保护本国的产业。
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来看, 2004年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269.7亿美元, 其中出口贸易额为1655.4美元, 占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的27.9%, 成为世界高新技术产品第五大贸易国, 也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国。但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主要以三资企业为主体和以加工贸易为主要方式,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拥有核心技术的出口产品较少。在国际分工中,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大部分都还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 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出口大规模发展的同时, 经济效益并没有随之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亟待解决的问题, 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2012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规模达到11080.4亿美元, 与2001年的992.4亿美元的贸易规模相比, 增长了10多倍, 但增长速度却在波动中呈放缓趋势。2012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增速为9.9%, 虽高于进出口贸易总体增速的3.3%, 但与2011年相比放缓了1.8%, 与其历史最高63.5%的增速相比, 放缓幅度是十分明显的。其中, 进口增速为10.1%, 比2011年放缓了2.1%;出口增速为9.8%, 与2011年相比放缓了1.6%。自2007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扭转了贸易逆差以来, 贸易顺差规模在逐年扩大, 2012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已实现贸易顺差943.1亿美元, 比2011年扩大8.7%, 创造了近十年来的新高点。但值得关注的是, 2009年以后, 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一直呈小幅下滑趋势, 2012年该指数为0.085, 比2009年下降了0.014 (表1) 。
这些数据表明, 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若要培育本国的竞争优势, 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 就必须积极地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推进自主创新。只有这样, 才能促进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壮大, 从而实现增强本国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推动本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
资料来源:www.haiguan.info
四、结语
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 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要素禀赋的制约, 一般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以积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模型,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发展, 劳动这一要素将会变得相对短缺, 相应地, 资本和技术这两种要素由于积累而变得相对丰富。此时, 发展中国家应不失时机地将生产转移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来, 同时采取相关政策、措施, 保护、扶持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 以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培育竞争优势。通过自主创新和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 培育本国的主导产业,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这应是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发展目标。因为发展中国家若要真正发展本国经济, 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 就必须实施自主创新的发展政策, 不可能一味地从事给发达国家代工的OEM模式。通过阶段性的OEM发展模式, 通过引进技术来培育技术, 最终走向自主创新的道路, 这应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选择和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喻志军.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6.
[2]郭飞, 等.贸易自由化与投资自由化互动关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3]张伟.后发优势与贸易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