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电发展

中国核电发展（共12篇）

中国核电发展 篇1

1 中国核电发展概况

1959年6月, 苏联从我国撤走了专家, 有人断言, 再过20年, 中国也搞不出原子弹, 但不信邪的中国人, 依靠自主创新, 攻克了重重技术难关, 于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2年8个月后, 中国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有的外国人说, 万万没有想到, 中国会以这么快的速度制造出了原子弹和氢弹, 但也有外国人说, 万万没有想到, 中国会以这么慢的速度发展核电, 出现了近20年的徘徊慢行局面。首先是对发展核电的必要性认识不统一, 直到现在才认识到了发展核电的迫切性。其次是围绕如何实现我国核电的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管理、自主运营, 在电力、核工业、机械制造等行业之间产生了不同看法, 表现在发电堆型选择上的“轻 (水堆) 、重 (水堆) 之争”;在单堆单机容量选择上的“大小之争”;在发展路径选择上, 是坚持“以我为主、中外合作”, 还是引进设备技术、逐步实现本土化的“土洋之争”;以及谁来主管核电的“姓电还是姓核”之争。由于长时间的争论, 延误了核电发展的大好时机。再次从管理体制上来说, 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 由军工部门主管转到政府综合部门协调, 以及如何既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又能尊重企业的主体地位, 我国经历了痛苦的磨难。

从1955年至1972年的10多年中, 研究摸索了“熔盐堆”、“石墨水冷堆”、“石墨气冷堆”、“重水堆”、“压水堆”等用于发电的多种堆型, 为我国核电发展作了一些准备工作。1972年, 中央对发展核电作出了新的部署, 由电力、机械、核工业3个部组成代表团, 出访日本、加拿大、瑞士、西德和意大利等国, 重点考察压水堆、沸水堆和重水堆电厂的发展, 了解我国发展大机组核电厂的可行性以及核电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代表团1972年底出发, 历时3个月, 这次出访, 开阔了眼界, 掌握了核电发展动向, 进一步坚定了发展核电的信心。但在采用何种发电堆型问题上意见不统一, 核工业部的同志主张发展重水堆电厂, 认为安全可靠、经济性好、又可采用天然铀作燃料, 平战都可用;水电部和机械部的同志认为压水堆比重水堆的运行堆年多, 技术更成熟, 其设备制造技术易于消化掌握, 便于实现国产化, 还可用于舰艇动力。这一争论一直延续了10年, 直到1983年1月, 北京“回龙观会议”才基本上统一了采用压水堆核电厂的技术产业政策。1973年初, 代表团出国考察回来, 水电部责成华东电力设计院选择单机容量为百万千瓦级的核电厂厂址。

从1976年起, 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水电部根据中央的部署, 制定了《1977年~1986年电力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改善能源结构, 发展原子能电厂的规划意见;1977年11月成立核电局, 组织了苏南核电厂的对外引进谈判, 当时抓住法国当局所表达的意向, 开展了与法国法马通公司合作建造核电厂的谈判。国家计委支持水电部建设苏南核电厂并列入国家“六五”计划, 作为重点工程建设项目。1978年底, 完成技术谈判, 1979年1月, 完成商务谈判。但在当时的形势下, 有部分著名专家出面联名向中央写信, 反对国际合作, 反对技术引进, 反对建设大型压水堆核电厂。迫于种种压力, 使我国核电厂建设实现第一次跨越丧失了良机。

1971年, 二机部从干校召回部分科技人员, 支持上海核电工程;1972年, 国家计委发文, 当时提出了10万k W至30万k W的压水堆原型示范电站;“七二八”工程几经磨难, 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 搞出了设计, 并借鉴美国西屋公司的压水堆机组设计, 提出了30万k W压水堆电站的方案设计论证。1974年3月31日, 周恩来总理再次主持会议, 审查并原则批准了《关于七二八核电工程建设方案报告》和《七二八核电工程设计任务书》, 国家计委将该项目列入国家重点工程基本建设计划, 并组织了全国性的技术攻关和设备研制的会战。1980年1月, “七二八”工程研究设计院正式成立;1982年11月2日, 国家正式发文, 明确“七二八”工程厂址定在浙江省海盐县秦山, 所以取名秦山核电站。秦山一期核电厂在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 在大亚湾核电站工程立项的拉动下, 于1985年3月21日, 反应堆主厂房浇注第一罐混凝土, 主体工程正式开工, 1994年4月1日投入商业运行。

1981年4月, 广东核电厂可行性研究报告上报到国务院, 1982年12月, 国务院批示, 原则同意广东核电厂可行性研究报告。广东核电厂以引进法国100万k W级压水堆电厂高点起步, 国内自行设计研发的30万k W原型示范压水堆电厂, 作为重要补充, 同时进行建设。这样, 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开展了前期工作, 包括1984年6月至1986年9月的技术、商务谈判和长达5年之久的广东核电合营合同谈判;1985年1月18日, 合营合同在北京签字生效;1985年1月26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正式颁发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营业执照;1987年8月7日, 大亚湾核电站正式开工建设, 1994年2月1日, 第1台核电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1994年5月6日, 第2台核电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秦山一期核电厂建成, 大亚湾核电站投入商业运行, 是当年“两条腿走路”正确决策的结果, 它们是在相互竞争中同时建成的我国第一批核电厂, 实现了我国大陆核电厂零的突破。

1992年5月至11月, 秦山二期核电厂分别完成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方案审批, 主体工程于1996年6月2日正式开工。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 秦山二期核电厂1号机组于2002年4月15日投产, 2号机组于2003年7月24日投入商业运行。

岭澳核电站没有采用秦山二期核电工程的办法, 而是在大亚湾核电站工程实践的基础上实施“工程项目管理、建筑安装施工、生产调试的自主化和部分设计自主化、部分设备制造国产化”的渐进式发展模式。1995年4月7日岭澳核电站批准立项;1995年9月21日, 国务院批准可行性研究报告;1995年10月25日, 对外签定设备供应合同、工程顾问合同以及相关贷款协议;1997年5月15日, 1号机组工程正式开工;2002年5月28日, 1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比原计划提前48天投产;2号机组也实现了提前66天正式投产, 节省预算10%左右。

岭澳二期和秦山二期核电扩建工程, 均已借鉴法国压水堆核电厂的改进, 技术上有所进步。

秦山三期是加拿大AECL公司引进的重水堆核电机组。

田湾核电站位于江苏连云港, 是从俄罗斯引进的压水堆核电机组。

到2004年5月, 中国大陆共有6个核电项目, 11台核电机组, 核电装机容量为913万k W。其中已有9台核电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装机容量70万k W, 2台核电机组正在建设中。据2003年统计, 核电装机容量636万k W, 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1.63%, 核电发电量为438亿k Wh, 占总电量的2.3%。

从1985年3月21日起, 秦山核电站30万k W压水堆核电机组开工建设, 经过近20年的努力, 我国在核电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见附表。

注:中国台湾省拥有6台核电机组, 总装机容量为488万k W, 核发电总量为374亿k Wh, 另有2台装机容量为260万k W的核电机组在建。

我国出口的单机组30万k W商用压水堆核电站——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 把我国成熟的核电技术运用于国际合作, 得到了好评。

我国正在建造6.5万k W中国实验快堆 (钠冷快堆) , 其技术路线和发展目标与第4代核能系统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 可将铀资源的利用率从单单发展压水堆的1%左右提高到60~70%。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沿海省份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核电。一些内陆缺能省份, 如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重庆、安徽、吉林等省市都提出了要求, 迫切希望发展核电。这些地区已经开始厂址前期开发和厂址保护工作。

2007年5月22日,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在北京揭牌成立, 国务院批复公司成立的文件中指出“这是核电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负责引进第3代AP1000和技术;2007年8月15日, 辽宁省红沿河核电厂主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2 中国核电发展展望

2002年, 党中央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 提出实现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2005年10月11日,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十一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建议中, 提出了我国积极发展核电的方针;2006年3月22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2005~2020年) 》。规划到2020年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建成4000万k W, 在建1800万k W。这一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并应争取达到更大的规模。

到2010年, 全国电力装机容量9亿k W左右, 发电量约4万亿k Wh以上, 人均用电量约3000k Wh, 相应的核电装机容量为1050万k W。到2020年, 预计全国装机容量将达到14~15亿k W, 发电量将达到6.4~7万亿k Wh, 人均用电量4500k Wh, 规划核电装机容量为4000万k W。对于核电规模, 原目标是使核电到2020年达到全国装机容量的4%, 但在上世纪末, 本世纪初预测到2020年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约10万亿k W, 其4%即为4000万k W。而现在预测到2020年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可能需15亿k W左右, 若仍维持4%的结构性目标, 核电装机容量就应该达到6000万k W。这个目标是必要的, 尽管难度很大, 但也是有可能达到的。

预测到2030年, 全国用电量在9万亿k Wh左右, 人均用电量达6000k Wh左右, 相应电力装机容量在20亿k W, 而核电装机容量达到1.2~1.6亿k W, 使核电的比重可上升到8%左右。

到2050年全世界在核能、可再生能源及氢能利用方面将有关键性突破。届时我国电力需求约为11.5万亿k Wh, 人均用电量达8000k Wh左右, 全国电力装机容量在28亿k W左右, 而核电装机容量则为3.5~4.5亿k W, 核电比重接近20%, 正好达到目前先进国家电力结构的水平。到那时, 我国才成为核电大国, 并向核电强国迈进。

我国核电建设在以我为主, 中外合作, 引进技术, 推进自主化的方针指导下, 采用成熟的先进技术, 实现标准化、系列化发展。不断提高核电的安全性、经济性和可靠性, 实现大型核电机组建设的自主化和本地化, 形成有较高水平和较大规模的核电产业。在沿海省市要进一步加快核电事业的发展, 为满足内陆省市电力需求和环境要求, 应尽快开始内陆核电厂址的建设工作。尤其是在内陆一些水资源相对丰富、人口相对稀少的核电厂址进行试点工作, 尽早做好在技术和心理方面的准备工作, 加快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

在核电发展步骤方面, 我国采用“热堆——快堆——聚变堆”三步走的核电发展方针, 近期以压水堆核电站为主。目前, 要作好引进第3代先进压水堆机组。一种是引进美国西屋公司的AP1000压水堆机组和技术, 作为主力核电机型;另一种是引进欧洲阿海珐公司的EPR170万k W压水堆核电机组作为商用堆型发电。引进AP1000压水堆核电机组的发展路径设计是:通过几台自主化驱动项目, 推动自主化、国产化发展;引进EPR压水堆核电机组, 采用与外方合资、合营, 掌握技术, 为我所用, 还可以到国际市场竞争。

总之, 我国核电发展已由过去的“适度发展”转为了“积极发展”的新阶段, 新的核电工程项目建设将逐步加快, 要加快研究调整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加强核电装备制造能力的建设, 制定核电管理的法规。2009年, 要新开工建设浙江三门、山东海阳、广东腰古和山东荣成等核电站。第3代先进的核电机组通过工程实践, 设计不断改进, 技术更为成熟, 将会批量化发展。2020年以后, 第4代创新型热中子堆核电机组将投入商业运行。预计2030年前后, 我国核电将迎来新的高潮。

中国核电发展 篇2

——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要求好与快的有机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党对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从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从原来的“效益比较好”到“整体素质不断提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保护资源与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逐渐得到突出。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不足，已成为我国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对提高质量和效益、增长的数量和速度更加突出。目前中国的能源局势严峻。不足，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障碍。源利用相关的环境问题，必然。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的核心是：为电力使用，以提高电力在终端能源中的比例。的角度，加快发展核电都是不可替代的战略选择。核电与水电、要地位。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自1991年自行设计建造的浙江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以来，共有广东大亚湾、秦山二期、广东岭澳、秦山三期、江苏田湾首个在海岛上建设的福建宁德核电站于各国核电站总发电量的比例平均为有16个，美国有组，占其总发电量的已投产核电装机容量约世界核电开发运行的实践证明，国际能源机构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目前全球核设施发电量占全球发电总量的14%。如果能把这一比例在减少50%。用核电替代部分化石燃料发电，用，还有利于保护环境和减少大量的燃料运输，正因为核电有多方面的优势和特点，把核电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坚定不移。我国是较早拥有核技术的大国，但是，与世界核电发展现状相比，目前我国的核电规模偏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子。大力培育资源消耗低、辐射带动力强、发展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将难以为继。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的要求，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能源短缺将成为我国实现经济增长和我国将面临严重的一次能源和电力短缺以及与能发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尽可能将各种一次能源洁净、无论从环境还是从增加能源供应火电一起构成世界能源的三大支柱，1954年在苏联建成，而我国核电起步相对较晚，6座核电站2008年2月正式动工。17%，核发电量超过104座核电站在运行，占其总发电量的80%；日本有55座核电站，占总发电量的900多万千瓦，仅占电力总装机量的核电是一种安全、2050年前增加到25%不但可以将化石燃料保留下来长期使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有益处。不少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那些缺乏化厂燃料或水力资源的国家，核电仅占总发电量的1.3％，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环境污染少、人力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环节。资比经济但人均能源资源严重高效地转化在世界能源结构中占有重台机组先后投入运行。至2009年，世界30%的国家和地区至少20%；法国59台核电机30%以上。中国2%左右，比例很低。

清洁、经济，可靠的能源。已更是17％的比重。

推进经济结构调

目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能源供应渠道成为

11，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可大大低于世界资源消耗低、前能源的缓解是暂时的，我国人均电量比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少得多。随着国民经济发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环保要求的提高，对能源的需求将不断增，对能源质量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因而，增加能源建设，尤其是清洁能源，比如核电、气电、水电等建设，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要未雨绸缪。

我国的能源分布很不平衡，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山西、内蒙西部和陕西；水力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南。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则缺乏常规能源。因此，发展电力应采取因地制宜的方针，在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应该多发展一些火电，在水力资源丰富的地区要多发展一些水电，二者都缺乏的地区，比如东南沿海地区，则应该多发展一些核电。这样，既可以缓解交通运输的压力，也可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当前，我国大气污染，严重主要污染源是煤烟，这与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有直接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已逐步日程上来。

发展核电，它的意义远不仅是优化能源结构。发展核电，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核电涉及工业行业几十个，可以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有种于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和高科技产业进程。核技术作为高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体现。发达的核能高科技工业，将是

十七大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们必须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创新能力，加快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核电关键技术不能受制于人：

一座快中子反应堆——中国实验快堆

代先进核能系统技术实现了重大突破。中国实验快堆是国家“

目，该堆采用的是已在美、法、俄、日等国家有多堆运行经验的钠冷快堆技术，其成功临界说明我国“压水堆—快堆—聚变堆”核能“三步走”战略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不仅推动了我国第四代核电发展，废料处理难题提供了可能。推进核电技术装备国产化是国家战略，我们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合相关资源，重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国内力争建设的首个快堆商业性示范项目——三明核电站，福建三明核电项目将采用世界先进的第四代核电技术，设。并计划分别于2016年11月投入商业运行。

日本大地震导致的核泄漏事故，分析其原因有三：一是设备老化，技术落后；二是设计有漏洞，核反应堆建在地震海啸高危区；三是监管缺位，事故频发。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核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安全放在第一位。”过去，中国核电发展规划就在确保安全的问题上，做了扎实的考虑和周密的安排。福岛核危机发生时，面安全检查、切实加强正在运行核设施的安全管理、审批新上核电项目四项决定。提出要用“最先进的标准”进行安全评估，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立即停止建设。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件之后，化核电发展在安全性上的完善。国家将进一步完善核电发展和安全政策，更安全的三代核电，发展三代核电技术顺应了世界核电发展趋势。

新一代更安全、更经济的核电技术，契合了人类寻找安全、清洁、高效能源21世纪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党的(CEFR)首次成功临界，这意味着中国第四3国务院立即组织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全改善和优化能源结构，结合和依托核电项目建设，是综合国力的重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和关键技术 863“像航天领域那样，集中拟于2011年 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不仅我 月开工建核电专家严格会更加强方向是中国核电领域的重大自主创新成果——中国第”计划重大项也从根本上为破解铀资源短缺和核11将核电安全再一次推到风口浪尖。月核电发展要把的理念与需求，成为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理性选择。正如交通安全隐患的存在并不代表我们不再开车一样，核安全隐患是一直存在的，但这不代表应当停止或放缓核电建设。相比煤炭等传统能源，核电可以说是一种不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清洁能源，基本上是‘零排放’能源。由于作为清洁能源的核电不像风电、太阳能那样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每千瓦时成本又较火电低20%，所以在细化与完善核电规划和标准后，核电产业发展的向好趋势不会改变。

国际原子能机构数据显示，中国是目前全球核能发展势头最强的国家，全球40%的核能在建项目在中国进行。核能发电比风电更稳定，也没有火电的减排压力，从投入到产出周期短效益高。此外，动和促进的作用。因此，巨大拉动作用助推地方核电建设热，电站，尤其是江西、湖南、湖北争建内陆第一座核电站。

空间布局方面，我国核电站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核电选择在沿海，一是为了满足冷却水需求，质的排放。一个核电站仅选址就需要十到二十年时间，大规模推进过程中，必须考虑地震、战争等外力影响。选址考虑地质、气象、水文、交通等综合因素。核电布局向内陆转移还必须考虑环保问题。

废液有放射性，必须向外排放。内陆建核电站较之沿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慎之又慎，绝不能遍地开花、一哄而上。根据国家要求，内陆要建更安全、更先进的核电厂，即要采用第三代AP1000

流域，四川首座核电站，选址于南充市蓬安县三坝乡境内。坐拥嘉陵江，水源充足；交通网络发达，运输便捷；地质结构稳定，气候良好。在当前四川省优先发展水电的前提下，核电将逐步取代火电，使四川能源更清洁，形成以水电为主、核电为补得能源格局。

核电是我国能源战略的重要选择。

现实途径，也是解决我国能源环境污染、照长期规划，我国核电战略将“坚持发展百万千瓦级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路线，按照热中子反应堆(热堆)——快中子反应堆

略开展工作”，并“坚持核燃料闭合循环的技术路线”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从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会的高度，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奋斗目标。

可再生能源，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式的选择。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力，推动我国经济从资源依赖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可持续增长，以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内陆十几省欲建核 二则便于放射性物不能轻易动工。在核电站核反应产生的必须按(快堆)——受控核聚变堆三步走的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开发清洁能源、增强自主创新能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和

地理信息系统09—1班

陈永善（20093013）

中国继续发展核电是别无选择 篇3

有人问：“‘弃核’会不会成为传染病？”答案是否定的。

“弃核”并不容易，至少需要这样三个条件：第一，本国能源增长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权重已经降低，对能源需求趋于饱和；第二，该国有一定的替代路径，如德国不仅在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技术上有一定的积累，还可以从法国买核电，从俄罗斯买天然气，可替代的选择很多；第三，要“弃核”，就要承受能源涨价的后果，与其他可再生能源相比，核电还是比较便宜的。如风电造价每千瓦在15000元左右，如果要想稳定供电，加上蓄能装置，造价要提高到每千瓦近3万元。但核电的造价则为每千瓦15000元左右。而且，风电的可利用因子还不到核电的30%，即建造1千瓦的核电相当于3千瓦的风电。

如果不具备这三个条件，弃核无从谈起。任何负责任的政治家都会看到，要调整能源结构，解决能源污染和能源安全问题，核电还是现实的重要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一定会继续发展核电，别无选择。

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全球400多个核电机组有99.9%都在运行。各国虽然态度不同，但“进一步提高安全要求”成为共同的诉求。事故后，全世界只有美国的两个AP1000核电项目照常审批。

“基本合格”的中国核电还要等一等

3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47次常务会议，推出四项规定，简称“国四条”。主要内容是，立即组织对我国已经运行的核设施和在建核电站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切实加强安全管理。

国家核安全局、国家地震局、国家海洋局等单位，很快组织了专家组对全国已经运行的14台机组和在建的27台机组进行“体检”。

然而，已经运行的机组与在建机组，前后跨度达20年，安全要求显然不一样。中国于1991年7月27日发布《核电厂设计安全规定》，并于2004年4月18日发布更新版，即HAF102《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

更新版与老版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大大提高了安全要求，充分吸取国际上已发生的两次重大核事故的经验教训，明确要求核电厂“必须考虑”对假想严重事故的预防和缓解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而不是“尽可能地考虑”。这与国际上当前最先进、最严格的要求是完全一致。

经过为期近6个月的审查，专家组认为，我国核电安全风险处于受控状态，其安全和质量是有保障的。同时，国家核安全局明确被检核电机组需整改的具体内容，并规定了时间期限。

不过，“国四条”让业界最为敏感的却是“叫停项目审批”。

事实上，在日本核事故前，中国核电的发展已出现过热迹象。核电站项目几乎要达到每年8~10个，这是不科学，也是不理性的，也是当前不可能达到的。当国家能源局把《核电发展规划》上报后，决策层认为，规划太大，要求重新修订规划，并要求拟出配套的《核电站安全规划》。

日本核事故后，国务院立即叫停审批新核电站项目，要求国家核安全局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制定《核安全规划》。只有等这个规划出台后，才能审批新的核电项目。

“三代”明显好过“二代”

上“第二代核电站”还是上“第三代核电站”？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个颇为纠结的问题。

安全，成为衡量二者的主要因素。

自从发生三里岛核事故后，美国人重新评估核电风险，提出了“两个1‰”的观点，即“住在核电厂附近的人突然死亡的人的概率要低于1‰，突然得癌症的人的概率要低于1‰。”由此推出核电站安全的两个指标：反应堆堆芯熔化率（CDF，下称“堆熔概率”），大规模释放放射性物质的概率（LRF，下称“释放概率”）。

2002年3月，国家核安全局发布的《新建核电厂设计中几个重要安全问题的技术政策》，跟踪国际上的发展，在国内首先提出安全目标，即堆熔概率要小于10-5，即每堆每年出现堆熔的概率要小于十万分之一；释放概率要小于10-6，每堆每年可能会发生放射性物质大规模释放的概率要小于百万分之一。

安全目标是“10-5”和“10-6”。目前运行的“二代”机组只能达到“10-4”和“10-5”，而“三代”机组AP1000的指标则是“10-7”和“10-8”，比规划中要求的还要高两个量级。

对于“三代”核电站AP1000和ESBWR，美国“提高21世纪反应堆安全的建议”指出，这两种反应堆都具有非能动系统，72小时内无需操作，自动处理应急事故，安全可靠，无需推迟，照常开工。

“三代”明显占优，“二代”显然不能完全满足核安全要求。但有人对AP1000头上2000多吨的大水箱提出安全质疑：这顶“大帽子”能抗震吗？经过测算，40年前，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安全停堆地震（SSE）的设计地面峰值加速度（ZPA）是0.18G；而9级地震时的ZPA达到0.5G；而“大帽子”则能承受ZPA0.62G的地震。可见，“三代”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目前，中国已经运行的14台机组中，全是“二代加”（第二代改进型核电站）。核准并已开工建设的机组有27台，其中，只有6台是“三代”，剩下全是“二代加”。

已建成运行的14台机组，以及对于在建的21台“二代加”机组，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加固。对于已批准开展厂址准备、但尚未开始建造的20台核电机组和今后新批准的核电项目是否全部替换成“三代”机组呢？这对决策层无疑是个巨大考验。

中国核电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考 篇4

中国核电产业已具快速发展的基础

(一) 具备自主设计建造核电站能力, 技术引进推动产业升级换代

秦山核电站是我国第一座自己研究、设计和建造的核电站, 一期工程额定发电功率30万千瓦, 采用国际上成熟的压水型反应堆, 1984年破土动工, 1991年并网发电。电站设备约28000余台件, 由国内585个工厂和10余个国家 (地区) 供货, 汽轮机、发电机、蒸汽发生器、堆内构件、核燃料元件等重要设备都由我国自己制造, 进口设备主要有反应堆厂房环形吊车、压力壳、主泵等。中国核电自主化的过程, 也是引进核电技术推动产业升级换代的过程, 这是中国核电产业发展的特点之一。1984年成立的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通过引进法国EPR技术, 以大亚湾为基地, 通过自主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二代改进型核电技术CPR1000, 并且在岭澳、岭东和辽宁红沿河进行复制和翻版;2007年5月成立国家核电技术公司, 成为受让美国第三代核电技术的主体, 中国核电产业发展格局已经悄然发生着改变。通过自主创新和自我发展, 中国掌握了核电站的设计、研究和建造能力, 走出了一条核电自主化发展的道路, 为引进技术实现更新换代提供了基础和可能;通过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 实现了核电产业高起点下的快速发展, 提升了核电产业素质;由于自主创新和引进技术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使中国核电三十年的发展成效显著, 为实现核电产业大踏步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动力和保障。世界核电产业虽然在1979年美国三喱岛和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进入停滞阶段, 但2000年以来已经进入复苏阶段, 而中国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批准实施 (2005-2020年) 也标志着中国核电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

(二) 核电产业链条基本完整, 产业素质稳步得到提升

三十年的发展, 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核电产业体系。从核燃料循环体系来看, 在地质勘探、采矿、水冶、铀转化、同位素分离、核燃料组件制造、乏燃料后处理和核废物处置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也成立铀业公司, 铀资源开采与商业储备取得突破性进展, 获得了海外铀资源的开发与天然铀自主采购权, 顺利完成第一批150吨天然铀的自主采购并签订200吨现货采购合同, 并与有关国家签署长期合作协议;从核电技术方面来看, 在核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工程设计、设备制造、工程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 形成了一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与管理人才队伍。能够自主设计、建造和运行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 具备以我为主、适当引进国外技术、建设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的能力;从设备制造方面来看, 坚持走核电国产化的道路, 充分利用国内现有的技术基础和设备制造能力, 以项目建设带动和推进国产化。例如, 在岭澳一期建设中, 坚持从高技术含量的关键设备国产化起步, 优先考虑核岛和常规岛的关键设备国产化制造, 涉及国内以东方电气集团为代表的17个省市181家企业, 实现了国产化率30%的目标;在岭澳二期建设中, 提出创建以制造企业为主导的设备自主化平台, 并在二代改进型核电站方面形成设备的自主化能力, 在反应堆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主泵、稳压器、堆内构件、控制棒驱动机构、主管道、硼注入箱等设备首次以国内制造企业为主合同商, 签订设备供货合同, 逐步形成了核电主要设备的制造基地;从运营管理服务方面来看, 核电站的运营、管理和维护方面能力显著提高, 例如, 大亚湾、岭澳核电站2006年的19项WANO指标中, 17项超世界中间水平, 其中4项达到世界水平, 工业安全、核辐射防护均居较高水平。我国核电站始终保持着良好的运行状况, 运行业绩逐年得到提高。中国核电产业链条较为完整, 表明中国核电产业发展的架构和体系基本形成, 一是为实现核电站全过程运作提供条件, 二是为改进和加强核电产业薄弱环节提供依据, 三是为改革和完善核电产业内部组织结构和组织模式提供可能。

(三) 核电基地机组数量增加, 产业规模份额逐步提高

从上世纪80年代的浙江海盐、广东大亚湾, 到现在的江苏田湾、广东阳江, 陆续开工的山东海阳、浙江三门、辽宁红沿河、福建宁德, 以及湖北、湖南、江西内陆核电站准备工作的启动, 中国核电产业形成多基地的发展格局, 随着多核电基地的形成, 核电机组数量也在增加, 核电在中国电源结构中的份额不断提高。目前我国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 总计为1320万千瓦。随着核电产业规模以及核电在电力供应结构中的比例和份额逐步提高, 核电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以及核电的辐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2007年国际范围内, 核能发电量比重超过20%的国家共有19个, 中国核电装机比例为1.3%, 虽然和法国的78%、日本的29%、美国的20%等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但是已成为国际上重要的核电研发和使用大国。

(四) 实现核电技术对外出口, 跨入核电站出口国行列

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是我国第一座按国际安全标准自主设计、生产、制造、建设的核电站。它的建造成功标志着我国核电技术完成了核蒸汽供应系统研究开发、系统工艺设计、设备设计、工程设计, 并经历制造、建设、运行验证, 实现从原型堆到商用堆转变的全过程, 为我国后续核电站设计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遵循国际规范标准, 实施了283项设计改进 (其中重大的技术改进18次) , 开展55项科技攻关, 解决核电站建在非岩性地基上, 一体化核岛厂房布置和振动分析评价等工程技术难点, 使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的总体设计水平达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二代同类核电厂的先进水平。同时借鉴核电发达国家建设核电站的成功管理经验, 发挥设计总包单位的牵头作用, 建立质量保证、进度控制和投资控制三大体系, 紧紧抓住基本设计、施工设计和安全分析报告三个关键控制点, 严格履行国际合同, 全面出色地完成了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工程设计总包合同中规定的设计与建设工作。巴斯坦恰希玛核电站工程胜利建成, 是中国核工业在对外开放新领域中的标志性成果, 我国由此跨入核电站出口国行列, 成为国际核电站大家庭的重要一员, 同时也锻炼了队伍, 积累了经验, 提高了能力, 在国际合作、经贸往来和相关领域的话语权与地位显著提高, 为实施中国核电“走出去”战略和培养中国核电产业国际竞争力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和实践。

中国核电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核电产业发展的三十年,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点到面。中国核电产业面临的国际环境是, 核电需求增长迅猛, 各国都将核电作为重点发展的战略产业之一, 但对核电安全性、环保性、经济性和稳定性的要求也更加严格, 以美国AP1000、法国EPR为代表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已经成为各国核电发展优先选择的技术路线, 中国引进美国AP1000作为中长期核电发展的统一技术路线。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2005-2020年) 明确:到2002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万, 在建1800万千瓦, 核电占全部电力装机容量比重提高到4%, 核电年发电量达到2600-2800亿千瓦时。因此可见, 未来的中国核电必将出现大规模、快速度的发展势头。但是, 现有的核电产业组织模式、产业组织结构状况和产业资源能力尚不能支持未来核电发展的需要, 其中主要的矛盾问题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核电产业组织模式不清

核电产业组织模式是指核电业主企业、核电设备供应商、核燃料供应商、核电设计和核电建设AE公司等各个环节的组织形式和相互关系, 如果形成核电产业链条解决的是核电产业完整性和系统性问题, 那么核电产业组织模式解决的就是核电产业组织的有效性和协同性问题。从国际视角来看, 具有代表性的核电产业组织模式主要有美国“小业主”型、法国“大业主”型、日本“供应商”式、韩国“一体化”式等诸多类型, 这些国家由于选择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核电产业组织模式, 进而促进了本国核电产业的长足发展。但中国的核电产业组织模式似乎并不清晰, 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核电产业组织中, 缺乏强有力的主体和力量组织、统筹和引导核电产业各环节、各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 法国以业主为主导、美国以核电建设AE公司为主导整合各方主体, 运作效率高, 过程易控制。中国核电产业组织中由于没有明确的主导力量, 某一环节、某一过程出现问题, 就会使整个项目的建造、展开、目标和成本受到影响;二是核电产业各环节、各主体间缺乏有效统一的运行协调机制, 相互之间紧密程度不够, 协同程度不足, 更多体现为工程项目形式的管理方式, 围绕项目立项建造各方组织在一起, 但项目结束又都分开。由于这种松散型的组织关系, 使得各环节、各主体间较难建立长期深入的战略合作关系, 也难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组织模式;三是由于产权结构设计不合理, 也制约了部分主体的发展。例如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的股东有中核集团等, 中核集团、中广核、中电投都是具有核电开发和建设资质的企业, 在市场中是平等的竞争主体, 是竞争对手, 但中核集团和中电投又是中广核的股东, 股东和竞争对手集一身, 无法避免产生利益冲突和公司治理上的矛盾, 使中广核处于不规范和不平等的状态;新成立的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如何理顺应当有所考虑。

(二) 核电产业资源能力分散

中国核电产业资源是有限的, 如果有限的资源分散无法形成合力, 将极大限制核电产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核电产业组织结构松散、集中度低, 从核电站工程设计到核电设备制造都缺乏专业化分工。例如, 从研究设计来看, 核电技术研发和设计的组织与管理体系基本是电站总体设计院与发电企业一体化, 具有核电站设计总承包的经验的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上海核工业研究设计院和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三大设计院, 分工不明确, 造成研究工作不连续, 研究和投入重复, 难以形成技术专业化优势, 资源浪费的同时又影响了效率;从运营管理来看, 当前同一个地区若干个核电站分由不同的公司建设和经营, 各自追求全功能、自给自足的“大而全、小社会”管理模式。一方面在企业内部行政支持机构臃肿, 占用资源比例高, 造成对核心业务的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同地区核电企业之间由于互为独立, 难以实现整体的资源优化和运作优化, 不利于经验共享、共同发展;从设备制造来看, 核电设备制造业是核电产业重要组成部分, 在整个核电站的建设中, 设备占到全部造价的30%以上。中国有哈尔滨动力集团、上海电气集团和东方电气集团三大设备制造集团。这三大集团原是制造常规电力设备的主要企业, 近30年来, 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核电站设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制造。如哈尔滨动力集团参加过30、60万千瓦核电站常规岛的设备分包;上海电气集团承担了秦山一期30万千瓦核电站核岛部分国产化的主要任务, 具有百万千瓦核岛设备的成套能力;东方电气集团承担岭澳核电站百万千瓦设备分包任务, 提供核燃料组件。现在这三大集团都在争取以本区域企业为主形成核电站设备的生产基地, 这样集团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复建设问题, 有时甚至是过度和无序竞争。由于没有形成公开透明、公平合理、专业分工、有序竞争的整体环境, 核电产业链条不够细化, 资源能力分散, 不同环节间竞争性不足, 也导致核电产业内部发展不够平衡, 专业化和集约化程度还不够高。

(三) 核电产业标准体系落后

从秦山核电站建设开始, 我国主要针对30万千瓦 (2环路, 每个环路15万千瓦) 压水堆核电站各系统提出设计准则;1983年回龙观会议, 确立我国以30万千瓦标准环路的60万千瓦 (2×30万千瓦) 压水堆核电站为主力堆型的自主发展核电的方针;特别是1990年以后, 由核工业标准化所、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中国核动力院和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等众多院所专家参加, 对国际上通行的核电系列标准ASME和RCC进行了分析论证, 确定了主要参考法国AFCEN的RCC系列标准 (1983年、1984年版) 编制我国核电站核岛建造标准。但是, 多年核电产业标准体系建设却仍然滞后, 明显落后于国外核电发达国家。这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 一是核电三十年发展过程中, 堆型不统一, 路线不统一。既有压水堆型核电站, 又有重水堆型核电站;同一堆型的引进也不统一, 例如压水堆型核电站, 既有从法国引进的大亚湾核电站, 又有从俄罗斯引进的田湾核电站;同一堆型的装机容量也不统一, 有30万、60万和100万千瓦等。多堆型、多渠道、多容量、多技术的发展路径决定了核电产业标准体系的复杂化, 例如, 模拟机建设和人员培训体制完善, 核电站运行管理经验的积累、总结和交流, 难度很大, 为核电产业标准化建设制造了客观障碍;二是主观方面, 我们的重视和努力程度还远远不够。我国在压水堆核电标准的编制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但不配套、缺项甚多, 特别是材料方面的标准和设备鉴定方面的标准。没有合适的标准, 设计、制造、检验、鉴定、验收就没有合适的依据, 就不能产生合适的设计, 也无法为核电站提供好的设备和其他物质, 也给安全评审带来困难。如果不能建立我国独立自主的核电标准体系, 就很难实现真正意义的核电设计自主化和设备国产化。由于没有深入系统进行核电标准体系研究, 因而缺乏明确的核电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框架和路径, 编制发布的标准也基本都是通过翻译或剪裁实现的。

(四) 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在核电产业各环节中,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领先水平的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还落后于国外核电发达国家。关键的核心技术尚未实现实质性的突破, 成为制约我国核电产业素质提升的主要瓶颈之一。中国虽然较大比例地实现了核电设备的国产化, 形成了一定的核电设备供给能力, 但是关键核电设备和配套设备中的关键部件国内仍无法制造, 或者国产的核电配套设备品种、质量、性能尚不能完全匹配于核电产业发展的需要, 仍然需要依赖进口。更需看到的是, 核电产业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特点, 基本上可以把国民经济中的所有行业门类和学科内容囊括进来, 这也正是核电产业具有战略地位的重要体现, 核电产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既受制于自身因素影响, 也受到其他相关学科门类发展缓慢的影响。因此, 通过引进美国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 并在AP1000的基础上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AP1400先进压水堆技术, 同时将高温气冷堆作为下一代核电示范工程技术, 这些都为提升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指明了方向。

中国核电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路

(一) 改革核电产业管理体制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要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 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核电管理体制是协调组织核电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体系和方法, 如果核电产业管理体制不与核电产业发展实际和需要相适应, 就会阻碍或者限制核电产业的发展。目前与核电产业管理有关的主要机构和部门如下:国务院国家核电自主化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整体协调核电产业发展;国家原子能机构, 负责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发展规划和制定行业标准等;原国防科工委现国防科技工业局划入工业和信息化部, 是核电的主管部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负责核电项目建设审批, 国家能源局负责能源战略规划制定等;国家环境保护部核安全管理局负责核安全、辐射环境、核材料管制、核设备监督等;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负责发电以后各环节的指导监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负责电力企业自主经营、行业自律服务等。这种多部门、多环节、分散式的管理体制显然不适应核电产业的发展需要, 使核电产业管理体制的运行出现低效率。完善现有核电产业管理体制应遵循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核电建设应军用和民用相分离, 按照军用和民用不同的目的、方法和模式进行规划与管理;二是核电产业管理体制要在项目立项、设备制造、标准确定和安全监督等方面充分结合核电产业的特殊性;三是核电产业管理体制要能够发挥组织、调控、引导核电产业资源和能力的作用, 促进核电产业布局和结构不断调整优化。

(二) 确立核电产业组织模式

确立核电产业组织模式的过程, 是推进核电产业体系建立、完善和升级的过程, 也是对核电产业资源能力进行调整、配置和整合的过程, 应当按照专业化、市场化的原则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核电产业组织模式。法国电力公司 (EDF) 既是业主和运营单位, 又是核电总体工程管理单位, 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大业主”型产业组织模式, 是法国59座运行机组的惟一核电业主和核电建设AE公司, 这种组织结构形式既能代表业主把运行经验反馈到总体设计方案之中, 又能代表业主和运营者直接向供应商传达需求, 为了使部门更有效更协调, 2001年法国对核装备供应商与核燃料循环进行了重组, 重组后进一步减少了管理层次, 简化了组织机构, 提高了产业关联度, 并能够针对国内国外市场制定统一的发展战略。中国核电产业可以借鉴法国的产业组织模式, 以业主为主导, 协调产业各环节、各主体, 推动各环节、各主体间按照专业化、市场化、集约化原则形成分工合理、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

(三) 推进核电产业标准体系建设

根据国外经验, 一般经过4座堆的建设, 应该能达到或基本达到核电设计自主化和设备国产化。推进核电产业标准体系建设, 首先, 应当明确中国核电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方向。是建立核动力装置标准体系, 还是建立核电站标准化技术文件, 需要给予明确。如果从未来统一堆型、统一规模要求来看, 建立核电站标准化技术文件更为适合。其次, 应该建立中国核电产业标准体系框架。体系框架的建立是前提, 可以明确核电产业标准建立的内容和范围。这一标准体系应该能够包括以下层次:原子能法, 国家有关法律, 核安全法规, 辐射环境法规和强制性标准, 电站建造标准、规范, 相关工业标准等。内容上应该覆盖核电站设计、建造所涉及的所有方面, 包括材料、设计、制造、检验、鉴定、验收等各个方面。第三, 明确中国核电产业标准体系建设主管部门。现在核电产业标准体系建设的负责部门并不清晰, 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核电企业都有参与, 需要统一力量、统一管理、统一实施。第四, 与第三代核电技术引进和核电发展趋势紧密结合。中国核电产业标准体系建设要同第三代核电技术引进结合起来, 抓住契机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标准体系, 同时跟踪国际核电标准体系发展趋势, 及时调整思路、不断改进完善。

(四) 加快产业资源整合力度

实现资源能力优化配置和重组也是生产力, 要充分发挥产业链条各环节比较优势, 进而促进核电发展目标的实现。首先, 组建核电研发和设计中心。为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 美国在核电企业和电站设备制造企业之间建立独立的工程设计顾问公司, 负责核电站总体设计、设备采购和工程建设管理。可以借鉴美国这一经验。以政产学研合作为方式, 以产权、资本、技术为纽带, 以整合智力和科技资源为手段, 组建国家级核电研发与设计中心, 形成核电研发与设计实力, 为技术消化创新和重大专项实施提供保障。其次, 建立专业核电运营公司。由于我国存在同一业主拥有多种堆型核电站, 不利于业主集中精力经营核心业务, 为了优化资源配置, 实行群堆管理, 我国应借鉴美国经验建立专业化运营管理的组织结构, 这样有利于专业技术的学习、模仿、提高和升级, 有利于信息反馈和知识积累, 更有利于提高核电站专业化运营管理水平, 增强市场竞争、风险抵御和持续进步能力。再次, 形成统一的核电设备供应商。把隶属于核工业部的研究、设计、制造力量和机械制造部门的研究、设计、制造, 以及电力部门的研究、制造力量, 按照市场需求, 根据资源优化配置原则有机组合, 形成二三家核电设备供应集团商, 负责核电设备的研究、生产和成套供应, 为核电设备国产化、批量化和系列化创造条件。

(五) 构建核电产业发展集群

核电产业的系统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它涉及到核工业、电力工业、机械制造业、冶金工业、电子电器、仪器仪表、建筑安装、基础研究、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等诸多行业。产业集群组织作为由企业、政府机构及相关中介机构所组成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面区域复合体, 具有形成产业竞争力的作用。通过构建核电产业发展集群, 集群内个体企业通过共同使用基础设施可以降低投资费用和使用成本;高度专业化分工可以大幅度节省生产成本;大量供应商和经销商集聚可以减少采购和销售成本;通过信息共享可以降低经营风险;加快核电辅助配套产业供给和服务能力提升;提高集群内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和有效性, 促进创新成果和技术在企业间、模块间转移与扩散。

(六) 促进企业间战略联盟形成

战略联盟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实现资源共享、风险或成本共担、优势互补等特定战略目标, 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通过股权参与和契约联结等方式建立的在一定时期内较为稳固的组织。在资源整合、产业重组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 推进核电产业各主体间战略联盟的形成, 不失为可行之举。核电设备供应商之间、业主和供应商之间、业主和核电建设AE公司之间通过建立契约式或股权式的战略联盟组织形式, 可以实现战略资源共享, 降低交易成本, 实现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 解决相互间协同差、壁垒多等诸多问题。

(七) 稳步实施AP1000技术引进

2007年7月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与业主作为联合采购方, 与西屋联合体及主要分包商签订第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核岛设备采购和技术转让等7项共同。AP1000自主化依托项目能否如期建成, 是第三代核电技术成功引进的标志之一。为此, 应当抓住技术引进的有利时机, 扎实推进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组织开展大型先进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重大专项的实施;二是做好核电设备国产化组织和落实工作;三是保质、保量、保期做好依托项目的建设;四是探索明确第三代核电技术国内转让使用的模式和途径;五是明确细化第三代核电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目标和步骤。

(八) 加大政策扶持倾斜力度

例如, 对研究设计机构提供足够的专项研究开发经费;参照国外出口信贷的融资条件, 为国内用户购买国产设备提供政策性融资;以技术援助、财政税收等措施鼓励国内设备制造企业实现优势互补;第三代核电技术引进过程中的增值税和关税给予减免;第三代核电技术再转让使用的营业税给予减免;鼓励引导产业投资基金等新型金融工具, 拓宽投融资渠道, 为核电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等等。

(九) 统筹协调好三个关系

核电产业今后的发展过程中, 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尤其需要统筹协调好, 一是统筹协调核电与其他电源的关系。核电作为战略产业, 它的战略性不仅体现在性质和地位上, 还应当体现在规模上和效益上, 为此, 国家宏观层面应对整个电力供应结构进行调整和规划, 尤其是要促进各类电源间的协调和互补, 促进国家能源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二是统筹协调第三代核电技术引进与已有技术路线的关系。由于第三代核电技术引进及依托项目建成需要较长的时间, 但是核电建设和商用并不能因此停止, 为此出现第三代核电技术和其他技术路线并行的局面, 一方面要对并行过渡期时间、范围和方式做出科学合理安排, 另一方面要做好第三代核电技术与已有技术路线的衔接, 能够更多提炼共性、更好互相借鉴、更快互相促进;三是统筹协调国产化与自主化的关系。国产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自主化, 自主化的目的是为了形成具有国际水准的标准化和国产化, 国产化目标和过程要切实可行, 不能为国产化而国产化, 由于许多核心设备、核心材料尚不能完全自主生产, 在考虑阶段特点、造价成本和建设周期等因素下, 有所取舍, 自主化应是在中国产业组织模式框架下, 协调调动国内国外资源、利用国内国外市场为我所用。

中国核电产业已经步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大力发展核电产业, 合理提高中心负荷地区供电能力, 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有利于缓解煤炭运输压力, 有利于维护能源安全、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国核电产业已经具备快速发展的基础, 尽管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 但应当都可以通过对体制模式重新梳理和调整、对资源能力重新配置和整合得到解决。总之, 中国核电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路尤其需要把握好以下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充分总结吸收中国核电产业三十年发展经验、失误和不足, 这是中国核电产业未来发展的基础和关键;二是充分统筹规划核电发展目标、路径和方式, 这是中国核电产业科学发展的支撑和依据;三是充分借鉴学习国外核电产业发展特点、规律和模式, 这是中国核电产业跨越发展的重点和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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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电发展 篇5

摘要：福岛核泄露这一重大突发事件，也引起了参加全国两会代表们的高度关注。有代表对对日本核电站目前的形势表示担忧，也有代表说这一事件给中国核电发展带来了警示，国家需要重新审视我国核电发展带来的各种影响。

关键字：日本核泄漏，自然灾害，核能立法，防护措施等。

正文：

3月11号当地时间14点46分，日本宫城县发生世纪大地震，引发大规模海啸并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爆炸造成核泄漏。据最新消息，运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东京电力公司在13日上午11时，向政府作出紧急通报，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进入“紧急状态”。这是地震发生以来，日本的核电站第一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日本福岛核泄漏，已证实影响到日本多个地区的饮用水，东京等13个地区的自来水厂，均检测到了放射性物质，引发日本国内民众抢购净水机和瓶装水。据韩国环境研究所实验数据，反渗透净水机可以有效过滤核放射物质，达到饮水安全。截至29日，日本福岛核放射性物质已扩散至全球，亚洲多国政府和美国都报告了来自日本受损核电站的少量辐射。

日本多地自来水被检出放射性物质，核泄漏事件波及全球

天灾人祸很难以预料，这种罕见的、巨大的自然灾害，对任何一种能源项目，比如石油、煤气、风电等等，都是巨大的挑战。不过，此次因地震引发的福岛核泄露事件给发展核电的世界各国带来四方面的启示：

第一从规划开始，就严格考虑核电站的布局、选址问题，选址一定要正确，并进行严格的环境评估，同时考虑地质灾害等相关灾害因素；

第二，建设当中要按照标准来规范、经营，管理上要更加严格。近日，首届原子能法论坛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在论坛上，以学者身份带领研究小组为立法起草提供学术支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威表示，目前，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已完成了原子能法的立法研究课题。

原子能法起草研究小组还在多方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完善原子能法草案，最终将于年底前向社会和有关部门征求意见。

第三，应对突发事件，要快速反应，需要建立联动应急机制；电站内要必须拥有稳定可靠的“多路”供电系统。据报道，泄漏的最主要原因是海啸超出了设想的水平，海啸引起的滔天洪水将柴油发电机房淹没，造成应急供电系统不能工作。并且福岛一期核电站原本设计寿命已经到期，但出于成本考量而继续运作，尽管在今年2月份的评估报告中，东京电力认为这种超期服役不存在风险，但由于其安全设计存在缺陷，最终导致了目前事态的恶化。

第四，核能经营风险，核能的投资成本非常高，周期长，管理人员需要有更高的管理水平。管理者更应当加强事故处理和应对训练，特别是针对极端情况发生时的模拟演练更需提上议事日程，以避免一旦发生紧急事故而束手无策。我国在建和在运核电技术的安全等级高于福岛核电站技术。福岛核电站属于沸水堆，其工作原理是直接用反应堆产生的蒸汽去推动汽轮机发电，蒸汽中可能包含大量放射性物质，由于少了一个环路，其安全性较主流的二代堆技术（即压水堆）低了一个级别，并且如果出现紧急情况需要排放蒸汽，则放射性物质也随之排出，此次事故便是属于这种情况;我国核电站的堆型主要是压水堆，在压水堆中，插入了一个热交换器，冷却水采用两回路系统，用于发电的二回路蒸汽中不会含有放射性物质，如遇紧急情况需要排放二回路系统的蒸汽，也不会有放射性物质外泄;日本受影响核电站采用的是二代核电技术，最大问题就在于遇紧急情况停堆后，须启用备用电源带动冷却水循环散热。我国正在沿海建设并将向内陆推广的第三代AP1000核电技术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其采用“非能动”安全系统，就是在反应堆上方顶着多个千吨级水箱，一旦遭遇紧急情况，不需要交流电源和应急发电机，仅利用地球引力等自然力就可驱动核电厂的安全系统，巧妙地冷却反应堆堆芯，带走堆芯余热，并对安全壳外部实施喷淋，从而恢复核电站的安全状态。

中国方面已经启动沿海城市的核安全监测装置，正在监测日本的核电泄露对中国的影响。到目前为止，监测的结果一切正常，尚未对中国造成影响。同时中国现在运行的核电装置有13台。核安全监管部门在场内设置了监测装置，环境保护部门在场外设定了监测装置，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监测结果都表明，13台核电机组排放指标均远低于国际国内的排放标准，运行是安全的，运行状况是良好的。

目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已发布《核辐射污染预测信息》53期、《日本核电站事故发展动态》40期，每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向相关单位发布核辐射污染预测信息，核事故污染扩散分析预测的应急视频会商进入常态化。同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正在开发可提供未来7天放射性污染物浓度分布和沉降分布的区域大气污染物输送数值预报系统，为放射性污染物漂移扩散模型提供高质量的初始场。

参考文献：《法制日报》——《日本核泄漏警示：中国还缺一部核安全法》

印度核电追赶中国? 篇6

无独有偶，11月1日，印度官方也宣布了他们“以钍代铀”的计划，这是想要在技术上追赶中国吗？

印度核电技术，卖给中国近邻？

在印度城市孟买有一个原子能研究所，那里的小组正在计划修建用于实验的钍燃料核反应堆——升级版重水反应堆。该反应堆的设计已经完成，但还需要进行18个月的环境影响评估，而真正想要把这个反应堆用于核电站的实际运作，恐怕至少还需要6年。印度研究所设计的这个钍反应堆的发电量为300兆瓦，相当于欧美国家核电厂发电量的1/4。

正像印度的军火生意一样，尽管起步较晚，但是不得不承认，印度的核电技术已经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并且始终在谋求以核电技术来出口创汇。目前，印度正在积极地寻找买家，想把自己220兆瓦和540兆瓦的“压水反应堆”卖出去，中国近邻哈萨克斯坦和一些海湾地区国家已经表示出了浓厚的购买兴趣。有消息称，印度已经与另一位中国近邻——越南在进行核电技术的转让谈判，但是印度原子能研究所主任否认了这个消息。

该研究所主任辛哈说：“那些拥有5000兆瓦小型电力网络的国家，都很喜欢300兆瓦的核反应堆。印度的反应堆又小又便宜，非常具有竞争力。”小而不贵，这也是印度进军核电市场的营销准则，所以诸如哈萨克斯坦、越南等谋求核电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更喜欢买印度货，而不是欧美货。

其实，钍燃料核电技术并不是中国或是印度的新发明，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钍燃料核电已经在美国有所发展，但是后来美国的核电业放弃了对钍的投入，而追捧铀，主要是处于战略因素考虑——钍不能像铀那样，在核反应之后产生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的钚。也就是说，在之前美国的核电技术发展中，冷战等军事因素始终是左右着核电技术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而安全性、效率、环保等因素，仅仅是近些年才被重视。

印度发展钍核电技术的另一个优势，就是该国是世界上钍储量最丰富的国家，印度政府已经看到了世界核电技术领域未来对于钍资源的巨大需求，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市场，印度希望像中国在世界稀土出口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样，也能在钍资源出口中“以资源为砝码”，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自从印度在1974年进行了核试验以来，该国的核技术发展始终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和约束，这让印度人心有不甘，他们始终在试图找到打破这种封锁的门路，终于在2008年，美国拉了印度一把，美印两国签署了核技术买卖协议，印度终于可以挺直腰板发展和买卖核技术了，不再是核技术发展上的“低种姓贱民”。

在印度此前的核反应堆设计中，需要用钚来作为引燃料，但那是受到限制进口的，所以印度的研究所就改变方向，采用低纯度的铀，因为在2008年的美印协议中规定，印度可以进口低纯度的铀用于核反应堆。美国人成了印度核电技术发展中的“恩人”。

因为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钚在核电技术买卖中是非常敏感和受限的，所以当印度的反应堆设计采用低纯度的铀与钚的混合燃料之后，燃料来源能容易，这也会使得印度的核反应堆在国际市场上更受欢迎，在“小而便宜”之后又多了一条竞争优势：燃料易寻。

印度核电的内部纷争

印度核电工业是国营的，所以一直被外界批评是“缺少透明度和安全前瞻性”，尽管有批评，但是连美国的核电技术研究人员也不得不承认，印度如今拥有非常先进的核电技术项目，而且还有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国的研究人员甚至认为，印度在核技术上的研究程度和功能实验，可以与苏联相比，已经远远把美国抛在了身后。

此前，加拿大、俄罗斯、日本、欧洲和美国都有有关钍燃料的核电研究项目，中国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并在技术上领先，中印两国在钍燃料核电技术的研发上也呈现出了明显的竞争势头。

但中国选择了不同的方向，相对于印度用重水反应堆，中国在研究钍燃料核电技术时，采用了液化氟。

寻求各国的支持，也成了印度核电发展中的策略。今年11月15日，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呼吁在今年底取消对印度的铀出口禁令，届时，印度将在铀资源的取得上更加无阻，这为印度的核电研发和运营提供了有利条件。澳大利亚政府缺钱，身为“金砖四国”的印度手上攥着大把钞票，索性做个顺水人情吧。

在核电技术的引进上，印度也是左右逢源。比如，印度西部省份马拉哈什特拉的压水堆核电站，就是购进法国技术；而南部坦米尔纳省的核电站，则是引进俄罗斯技术。

看到美法俄等国家纷纷登陆印度的核电技术市场捞取真金白银，另一个核大国日本也忍不住了。顶着福岛电站核事故所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核电声浪，日本政府依旧高调地准备向印度出口核电技术，而且日本人非常自信，因为无论是美国的通用电气还是法国的阿海珐公司，他们与印度合作的核电项目中都必须使用到日本生产的零件，所以，如果印度不能与日本达成核技术买卖协议的话，印度所有的核贸易都可能受限。为了示好，日本政府特意将印度从“出口管制国家”的名单中剔除，以便出口“高科技”的核电技术。

可是，火总是会从内部烧起来。

今年4月，印度西部与法国合作的杰塔普核电厂建设项目面临尴尬：印度的民众在新闻中看到了日本福岛核电站的事故之后，对建在他们家门口的核电站厌恶至极，反对修建核电站的示威活动一浪高过一浪，示威者往核电站建筑工地上扔石块，警察慌乱地开枪，结果一名30岁的渔民被打死，一切都陷入了泥潭。

被打死的渔民的父亲已经56岁了，他无法接受儿子因反对修建核电站就被打死这个事实，举着儿子的照片，向神灵祷告，希望通过儿子的死亡来警示世人。结果，就像是几个月前的瑜伽大师静坐反腐败运动一样，这位老渔民的悲伤唤起了印度全国民众的情绪，反对核电成了印度当下最大的社会潮流，不分大人小孩，都躺在地上，“反对在我们的乡土之上修建危险的核电站”。

同时，有印度媒体爆料称，引进外国的核技术修造核电站，造价是采用印度自己核技术的4倍，有评论人士认为，印度政府之所以“弃自家而用别家”，只因为巨额的资金投入可以为腐败分子带来贪腐的机会，于是，核电站项目与此前的反贪腐运动联系了起来。地方的政治家开始在这个危机时刻，选择了与中央政府博弈，当地区新当选的女省长就宣布停止核电站的修建。她不敢惹怒民众。

中国核电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研究 篇7

一、国内核电发展现状

中国的核工业体系较为完整。为了进一步推动核能发展, 我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展开了对核电能源的探究与开发, 历经三十年的不断努力, 我国逐渐拥有了自己的核电能源, 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现阶段而言, 我国在核电站设计及建设等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进而为我国核电规模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一) 核电建设及运行效果良好

从我国核电站发展的整体情况来看, 我国的核电站具有一定的安全性, 其运行效果良好, 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核电站的运行水平将得到持续性的提高。核电机组在运行过程中排放出的放射性气体、液体等一些废物逐年降低。我国的泰山一期核电站从初步运行到现在, 已成功运行了20年;近些年来, 从大亚湾核电站的运行状况来看, 该核电站与一些发达国家的核电站在运行水平上已不分上下;大亚湾核电站的运行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未来核电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二) 国内已形成推动核电建设的基础

1.核电工程设计

我国在核电工程设计方面的资源配置较为齐全, 随着核电建设的发展, 国内已逐渐形成了专业水平高、年龄结构合理的核电设计团队, 同时建立了相应的核电设计管理及完善的质量管理系统。在核电设计中, 不断运用较为成熟的设计技术, 在60万千瓦级等一些大型核电站设计方面已具有一定的设计能力。

2.核电技术研发

国内的核科研体系较为健全, 已具有和国际水平相当的核动力试验基地, 在核电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过程中, 积极吸取国外的先进技术, 推动国内核电技术的发展。

3.国内核安全法规与核应急体系与国际接轨

随着国内核电技术的不断发展, 为了进一步与国际核安全法规体系相吻合, 针对实际情况, 我国制定并实施了相应的核设施监督与管理条例等, 进而在国内形成了完善的核安全监督与管理体系, 在核电站设计、建设、设备安装及最后机组调试等每个程序中都始终贯穿着核安全保障体系, 其目的就是为整个社会及核电站的运行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国内核电发展对策

(一) 制定科学、长远的核电发展规划

就核电产业而言, 其具有投资大、建设时间长等特点;正是以上特点的制约, 在核电产业的发展过程中, 应注重核电产业的规划与未来发展的策略。从各国核电产业的发展历史来看, 在核电产业的发展过程中, 对核电产业的长期规划是一项不可缺失的工作。

我国的核电产业应不断结合自身条件, 积极吸取国外成功的核电发展成果, 同时应紧密结合国内能源与安全战略等要求, 对核电产业的发展进行科学而系统的分析, 进而制定一套科学的、长远的、可操作性强的核电产业发展规划, 实现对核电产业在投资政策、技术政策等方面的统领。这一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各方面协调的统一, 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 明确核电技术的发展路线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 我国的核电事业逐渐有了一定的成效, 但从整体上来看, 我国的核电技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如对核电技术路线的选择, 其主要表现为技术线路及核电堆型等的协同能力差。因此, 我们应充分认识并明确我国核电技术的发展路线, 在充分结合自身条件的基础上, 积极引进国外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 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创新, 将重点放在对核电技术的整体把握上, 同时应根据批量化及标准化等, 以工业发展等为基础, 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核电技术。

(三) 加大产业资源的整合力度

现阶段, 国内核电集团在核电站建设、设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实力, 但其所体现出的特色参差不齐, 与国际核电集团相比, 我国的核电产业依然处于劣势。所以,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国内体制的优势, 并对其进行充分运用, 通过科技资源等方式, 对核电设计及研究中心进行建设, 进而实现核电设计与研发能力, 为核电技术及重大专项的实施创造有利的条件;除此之外, 应不断对各资源进行健全、优化, 成立专业技能强的核电公司, 以群堆管理为控制模式, 进而实现产业架构的优化、先进技术的引进与学习等。

(四) 加大核安全的监督与管理, 实现核电的可持续发展

核电站具有集成程度高等特点, 在核电站的前期设计与建设过程中, 应确保其安全运行, 在核电站运行的整个过程中应以安全法规为依据, 所以, 在核电发展环节中, 核安全的监督与管理将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 应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健全核与辐射的安全监管机构

不断健全核与辐射的安全监管机构, 在个地方设置相应的核与辐射监督与管理工作站, 国家对各地方的领导通过垂直监管的方式实施;按照职责与工作量大小来充实和发展监管团队。

2.创新和发展监管体制

根据国际在核电运行方面的成功经验, 应在第一线展开核与辐射的安全监管工作, 采取独立核算的方式对设计进行验证, 基于一定的技术对相关设备在运行过程中的可靠性进行审查, 全面监督核电厂的建设过程、设备安装程序及调试等, 实现对核电站技术的独立评价。

三、结束语

中国的核电产业已有三十年的发展历史, 从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 不断实现了我国核电产业的自主化、自动化和专业化, 进而为我国核电产业走向世界、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 我们可以看出, 核电产业对我国生态环境、人民生活质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刘华.中国核电经济性分析[J].南华大学学报, 2011.

[2]杨志军.世界核电发展的历史, 现状与新趋势[J].南华大学学报, 2013.

中国核电发展 篇8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广核集团”) 是在1987年开工建设的大亚湾核电站的基础上, 于199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的大型试点企业集团, 依据“以核养核, 滚动发展”的经营方针, 负责组织实施核电站工程项目的设计、建设、运行、维修管理及相关业务。集团的战略定位是:以核电为主的清洁能源集团, 为社会提供安全、环保和经济的电力。经过20多年的创业过程, 截至2010年11月底, 中广核集团拥有总资产约1866亿元人民币, 净资产约604亿元人民币, 净资产是集团成立初期32.4亿元的18倍, 有效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中广核集团成立多年来, 经历了“合资经营、借贷建设、售电还钱”的大亚湾模式和从“单基地、单项目”到“多基地、多项目”的集团发展过程。在这期间, 集团积极主动开展外债风险管理、内控等方面的探索, 形成相关外债风险管理的理念、方法和策略, 并通过合理选择外债保值工具、动态管理和静态控制的管理方法等有关举措, 构建了一套比较科学完整、行之有效的外债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 取得了一定的管理成果, 有力地推动了中广核集团的健康发展。中广核集团在外债风险管理方面探索和积累的宝贵经验, 对仍处于探索中的国有企业的风险管理工作将是一个有益的借鉴和帮助, 鉴于此, 本刊记者专程采访了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岳林康, 希望对国有企业的财务工作有所启迪。

面对风险, 探索管理之道

岳林康指出, 中广核集团外债的基本特点是:外债总量大, 贷款形式多, 币种多, 其中以欧元、英镑为主要债务, 贷款期限长, 因而蕴含的债务风险很大, 主要是汇率风险、利率风险、资金周转风险、会计风险等。风险的存在可能使企业经营业绩产生较大的波动, 使企业战略的实施偏离既定的目标。因此, 企业必须根据所面临的风险状况和内外部环境, 积极主动地管理风险, 把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在上世纪80年代, 国内尚无外债风险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可循, 中广核集团从与信贷银行签订出口信贷协议开始着手研究长期外债管理问题。经过多方参与的研究与探讨, 先从简单的外汇远期做起, 在探索中起步。岳林康指出, 就企业的外债风险管理而言, 管理方法总体可分为两类:一是非金融管理方法, 即采用非金融方面的措施来防范外汇风险, 主要包括组织集中化、再开票公司、选择生产地点、选择商务合同货币等;二是金融管理方法, 主要包括选择借款货币、选择借款利率、提前或滞后外汇结算、债务重组、金融衍生工具等方法。由于中广核集团的外债总量大、利率高、期限长, 对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影响很大。为此, 从集团发展战略对风险控制的要求出发, 采用选择借款货币、选择借款利率、适时转换外币债务为人民币债务、开展远期的外汇交易、商务合同条件等金融工具和非金融工具, 积极主动应对风险。

融合发展战略与管理目标, 制定风险管理策略

岳林康谈到, 从全面风险管理整体框架的四个目标, 即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规目标出发, 结合企业的实践, 制定长期外债风险管理目标和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任何可以完全或部分消除外债风险的技术或手段可称为外债风险保值措施。作为电力生产企业, 中广核集团积极应对影响集团发展战略的外债风险, 采用外债保值管理的措施, 制定了长期外债风险管理的策略。

制定外债保值目标是长期外债风险管理的首要任务。目标的确定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公司的“可承受成本”, 据此确定公司外债保值管理的控制目标值;二是科学的预测, 据此判断保值措施的选择和实施时机。

在此基础上, 制定公司的外债保值管理策略。

一是债务货币的选择。债务货币的选择决定了举债之后外债风险管理的方向和重点。对于建设项目并负责持续经营的企业而言, 主要有两种选择:第一, 债务货币与公司基建进口贸易商务合同计价货币一致, 可以避免基建期的外汇汇率风险;第二, 债务货币与公司生产期收入货币或记账本位币相匹配, 可以避免经营期的外汇汇率风险。

二是保值工具的选择策略。要先对适合的债务尽量安排简单的保值工具 (如远期外汇交易合约) , 对实在达不到保值目标的债务才考虑安排结构性的保值工具。在选择上考虑以下因素:第一, 保值工具的费用;第二, 与集团外债货币相匹配;第三, 保值工具在金融市场中的容量、安全性、流动性及收益性。市场上常用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有即期外汇交易、远期外汇交易合约、外汇期权交易等。结合外债还款结构, 集团选择了超远期外汇交易合约这一保值工具。它的特点是易于操作, 市场上报价透明, 流动性、灵活性较好, 保值期较长, 市场上报价可长达10年以上。

三是分期分批, 分散风险, 长期与短期相结合。根据市场的现状和公司的成本预算目标, 区分外债风险管理目标的主次, 总目标与分目标, 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 构成有层次结构的风险管理目标体系。具体的交易分期分批将本金和利息安排掉期, 分批固定还款成本, 分散还款风险;优先安排还款期内前几年内的债务, 使还款高峰期的外债尽可能地固定在预算承受范围内。

四是慎重选择保值交易对象和中介银行, 严格控制风险。中广核集团外债期限长、金额大, 为避免多家询价可能对市场造成不利的影响, 必须挑选资信好、效率优良且有能力进行超远期交易的银行, 必要时请专业机构对方案进行比较评估, 选定方案, 并挑选国内外一流的银行组成外债风险管理的投标团。

五是静态控制, 动态管理。通过测算、决策, 确定各期的真实债务及其“可承受成本”, 作为控制的量化目标, 报公司管理层批准后组织实施, 体现静态控制;而针对市场的波动, 如果因还款时间或金额的调整使已做的保值交易时间或金额与实际不吻合时, 特别是当市场有“出险”前兆时, 有关交易合约可以在授权规定下经公司领导批准后择机平盘, 但必须以保证还本付息的风险被覆盖为前提, 公司要设定适当的止损限额, 制定止损处理业务流程, 并制定应急处理预案, 以及时应对合约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这种在保值目标、金额等要素总控制下的授权、审批、交易、风险处理过程, 体现了“动态管理”保证实现既定的经营目标的思想。

六是加强内部控制, 严格审批。首先, 中广核集团先后制定了《长期外债汇率风险管理大纲》、《外债风险管理审批、交易程序》等工作制度和程序。总经理部根据市场行情, 在保值目标、金额的批准范围内实施。财务部资金管理人员通过金融资讯终端系统密切关注国际外汇市场的行情, 编写交易分析和建议, 集团公司领导做出决策后, 发出交易指令, 并追踪完成交易确认等手续。如有对保值目标和比例的调整, 要按照授权上报公司管理层, 取得批准;其次, 严格执行交易程序。在交易、记录、交割、评估等环节上严格按照交易程序的要求来执行, 将交易结果逐级上报, 外债保值交易的交割及相关资金调拨必须严格遵守集团公司或成员公司的支付程序, 对交易情况按年进行评估;再次, 坚持定期监督审计。公司内审部门对交易过程的决策及执行各个环节是否遵循公司的有关制度或程序进行定期检查, 建立全员、全过程管理的体系, 并通过责任制考核、定期轮岗和审计, 实施控制监督功能。

不断提升管理水平, 为集团发展保驾护航

岳林康指出, 中广核集团多年来积极、主动地开展长期外债风险管理, 历经一段时期的探索与实践, 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成效, 节省了数十亿元人民币的财务费用支出。但是, 面对未来, 风险管理的任务依然艰巨, 面临外债风险长期性管理的困难。目前, 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经济、地缘危机等多元化影响使风险急剧增加, 金融市场上缺乏对汇率的长期预测, 超远期外汇交易的报价、交易量较少, 保值工具缺乏, 为长期外汇风险管理业务带来很大的困难。对于大量使用欧元、英镑等外币债务的中广核集团来说, 近年来外部市场波动引起的汇兑损益也较大, 使企业经营利润大起大落。尽管面临着诸多的困难, 但岳林康表示, 在原有管理成果的基础上将继续深化外债风险管理, 中广核集团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进一步深入开展风险管理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逐步解决公司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 为公司的科学、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为实现国家核电发展战略规划的目标作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核电发展 篇9

我国早期的核电产业多集中在东部及东南沿海地区。而今如火如荼筹建的内地核电站是指在我国中西部等地区兴建的数十座核电站, 湖北是内地核电的较佳候选地。因为湖北内湖众多, 有充足的水进行控制反应堆的冷却。然而内地核电在整个核电产业链末端上的空白, 让核电工程很难向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证明其安全性。以上是内地核电与生俱来的特殊性, 也是制度建设须要关注的难点。笔者将在现行法的体系下对我国核电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作出分析和设想。

一、核电事故损害的性质

核事故是指核电站装置、原料废料在生产, 运输过程中因放射, 辐射, 毒害, 爆炸等危害特性而引起的生命丧失, 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核事故”是指核设施内的核燃料、放射性产物、废料或运入运出核设施的核材料所发生的放射性、毒害性、爆炸性或其他危害性事故, 或一系列事故。如果采用广义定义, 对核事故的解释不应限于核电站装置材料或废料引发的事故, 某些检测机构、实验机构, 医疗机构对核材料管理、使用不当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也应解释为核事故, 这主要是为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 第七十条①衔接。本条中的核事故就应当包括用于检测, 医疗, 科学实验的放射性物质的辐射泄漏造成的损害, 只有这样解释才利于保护核事故的受害人, 但这类核事故并非本文讨论的范畴。核电事故作为核事故的一种, 有着核事故损害的共性。但诸如检测机构、实验机构, 医疗机构因不当管理、使用核材料造成的核事故损害。可以比照核电事故损害进行侵权责任的承担, 如遵循无过错归责原则以及受害人故意为免责事由等等。故此种核事故类型, 本文不予涉及。同时对核电事故的定性也不可及于上述核事故。

本文认为核电事故的性质是大规模侵权。大规模侵权②作为一类侵权行为的集合, 已成为侵权法学独立的研究对象, 虽尚有争议, 但日趋成熟。本人认为凡是有损于不特定或多数主体的人身权的侵权行为就可以称为“大规模侵权行为”。是否有损于其财产权可以在所不问。正是范围广和人身权受损害二原因才导致大规模侵权影响大, 救济困难。法的运行“以人为本”这一价值是“大规模侵权法律制度”的核心。核电事故是典型的大规模侵权, 其责任制度也是最足以彰显“以人为本”的法律人文关怀的制度之一。核电事故的灾害性绝不逊于自然灾害。在巨大的灾害面前, 受害者是天然的弱者。大规模侵权的救济措施是一项综合性的救济制度, 正是针对“救济难”而提出的。这是研究“大规模侵权”的意义所在。故把核电事故定性为“大规模侵权”旨在核电事故损害得以及时、充足、综合的救济。

二、核电事故损害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核电事故损害责任是指核电事故致人损害所引起的侵权责任。其具有以下特征:一, 损害以核事故为起因。对“核事故”不应作宽松解释, 刑法中投放放射性危险物质的行为造成人身, 财产损害的, 就不应解释为事故。因为其行为不具备合法的、系统的核材料管理、使用规程, 无法构成“事故”。本文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核电事故, 也就是外国法的原子能事故;二, 核事故损害仅具有实害性, 不具有危险性。从事实上看, 核事故损害多是发生概率极低, 一旦发生危险极大且持续极长。但从法律上看, 法律不承认核事故损害责任是危险责任, 即不得在未出现核事故实际损害时主张消除危险、排除妨碍、停止侵害等预防性请求;三, 责任性质为民事责任中的侵权责任。故当核事故损害对应刑事, 行政责任与民事侵权责任聚合并重时, 责任主体应优先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三、核电事故损害的救济方式

由于核电事故的低发性及各国制度的迥异, 国际并无某种显著的, 高效、充分的救济制度。同时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 更不是纯粹的民法问题。如灾害发生之初, 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就具有极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当然在应急的具体方式上, 几乎没有一国作出具体的制度设计。据笔者收集的资料, 已有的几起核电事故的损害赔偿中, 综合性救济的措施为多数国家所青睐, ③在此分别对这些措施做出考证。

第一, 从国家获得补偿或赔偿。1972年新西兰颁布的《意外事故补偿法》规定, 在新西兰领域之内的任何人, 无论是因交通事故、缺陷产品致损、医疗事故或者其他意外事故遭受损害, 都可以从国家设立的意外事故补偿委员会获得一笔补偿金。无须向法院起诉, 也无须适用侵权行为法。本法中的国家就不必然是侵权人。有时因国家的监督管理过失, 其也可以作为侵权人而成为赔偿主体。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条国家核安全局对全国核设施安全实施统一监督, 独立行使核安全监督权, 可见国家对民用核设施的选址、设计、建造、运行和退役负有监督管理职责。④因此, 笔者认为国家作为赔偿主体时应采取过错原则 (包括过错推定原则) , 即国家监管核设施存在过失, 才负损害赔偿的责任。但在理论上, 国家是与核事故企业共同侵权, 还是成立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以及是承担负按份责任还是连带责任, 都难以获得圆满的解释。第二, 保险公司的理赔。常规的人寿保险或者财产保险中, 核风险都作为不可承保的除外责任被排除在一般保单之外。但历史上每一次核泄露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害能够得到有效的风险分摊, 保险功不可没。全球核风险保险分摊机制主要通过世界核保险体系 (即世界核共体) 进行分摊, 其承保了世界范围内约450个核电反应堆及相关核设施的保险项目。截至2009年, 中国核共体总体承保能力达5亿美元。事故如果在责任范围之内, 中国的核共体就可能会涉及理赔。

第三, 由基金补偿。鉴于核电事故大规模侵权的性质, 设立大规模侵权损害的救济基金也是受害者获偿的途径之一。该基金是专门用于救济和赔偿大规模侵权所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赔偿的具有一定数量的资金。学理分为诉讼替代型救济基金和诉讼结果型救济基金。前者是指受害人提出侵权诉讼之前设立和运作的救济基金, 目的是为了救急, 同时还可以部分或者完全取代可能的民事诉讼。后者是提出诉讼之后, 由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或者由法院判决设立的救济基金。我国家现行法体系下, 在道路交通事故, 证券欺诈, 船舶, 海洋环境保护和海事诉讼中都能找到设立上述基金的依据。⑤但基金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资金来源。

第四, 经诉讼获赔。大规模侵权正是为了解决“诉讼救济难”而提出的。同为大规模侵权的诉讼, 如日本长良川水灾诉讼 (1977年) , 大东水灾诉讼 (1984年) 、⑥大阪机场侵权诉讼 (1981年) ⑦纷纷败诉。故日本有学者指出, 真正的大型的公害, 在一个国家经济起飞阶段是避免不了的。另外审判中的倒退现象, 可能根据政策、整个的社会情况、经济和政治等等情况而作出与“救济迅捷公平”相悖的判决。⑧

通过分述可见综合性救济的合理性。所谓综合性救济, 是指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保险、社会救助三种救济机制并存的多元化的救济机制。损害赔偿与社会保险制度的合二为一, 保险和基金作为入口吸收财源, 而出口就是赔偿。笔者设想该入口最有利的保障就是强制保险和强制课征金, 而该出口最完美的样态就是标准统一化。这样就向实现“救济迅捷公平”迈近了一大步。现代社会对人的生命、健康等人身权受害救济的要求是平等性、公正性、迅速高效性, 这些目的要达到, 综合救济体系是必不可少的。

四、对核事故救济的几点建议

在最后的这个部分, 笔者想对核电事故救济提几点建议。

(一) 正视“风险与责任”

责任不该是人们栖栖皇皇逃避的对象, 敢于承担责任是一切责任制度的前提。我们认定民事主体资格时, “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正是判断标准之一。任何有民事资格的都是来源于它的担当。风险低不必然就责任小, 当实害已经发生了, “出现事故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绝不是免责事由。在配套法律缺位的情况下, 核电产业不是一些专家说的“不得不建”, 而是“不得不推迟或暂停”。

(二) 停止刑民不分的诉讼模式

日本的不法行为法最基本理念就是民刑严格区分。在诉讼程序上, 旧刑事诉讼法和我国一样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二战后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诉讼必须另外起诉。由此, 侵权与在刑法上侵害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彻底分开。在功能上, 以受害人救济为主。强调个人自由, 民事诉权不被国家任意干涉。⑨只有这样, “责任并重, 民事优先”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

(三) 注重判例研究, 在司法中回避法律冲突

当然, 法制的统一作为一项立法原则要求国家的全部法律之间相互一致和相互协调。然而, 各种制度之间总有立法不可避免的法律冲突。然而, 判例在日本发挥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正是判例、判例评释⑩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法解释学使司法合理回避了法律冲突。当今社会中, 侵权行为在种类和数量上堪称无数, 仅凭《侵权责任法》九十余条来解决这些为数众多的侵权行为案件可谓艰难, 因此判例 (或称案例) 在我国同样值得重视。美国著名法学家Willianm Nelson曾经断言:“从来没有其他任何法律能像侵权法这样一直以来吸引着如此多的法学家关注。”在学习核事故以及其他侵权责任制度时, 我们应该了解此损害关系中被害情况、责任规制以及救济制度, 甚至世事人情。只有具备此洞察力, 才能在侵权法上做出“不拘于理, 不流于情”的适当判断。

摘要：本文以福岛核泄漏为背景, 从侵权损害责任的视角, 对我国“遍地开花”的核电站冷静思考。通过对“核事故”、“核电事故”、“核事故损害责任”概念及特征的分析, 得出“核电事故的性质是大规模侵权”的结论。从此结论入手分析“核电事故损害综合救济制度”作为“核事故损害责任的实现方式”的合理性, 最后为“中国核电事业”提出建议。

关键词：核电事故,核事故损害责任,大规模侵权,综合救济制度

参考文献

[1][日]米仓明.民法教学法一种方法[M].弘文堂, 2001:45.

[2][日]园谷峻.判例形成的日本新侵权行为法[M].法律出版社, 2008:3-8.

[3]池海平, 巢容华.立法学研究[M].武汉出版社, 2003:66.第一作者池海平教授是笔者的法学启蒙恩师。

[4]麻昌华, 宋敏.论死亡赔偿的立法选择[J].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2) .

[5]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 (上卷)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中国核电规划目标可能下调 篇10

日本福岛核事故对世界的核电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事故发生后,中国政府更加强了对核电安全的重视,核电建设速度因此有所放缓。

2005年,中国政府对核电发展的思路曾作出调整,由“十五”期间的“适度”发展改为“十一五”的“积极”发展,核电建设由此进入快车道。截至2010年,中国核电的总装机规模为1 080×104 kW,在建机组28台,3 097×104 kW,在建规模局世界第一。

根据中电联编制的“十二五”电力规划研究报告,2015年,中国核电装机规划为4 290×104 kW,有关专家认为,这一目标目前“难以达到”,且2020年核电装机规划9 000×104 kW～1×108 kW的目标也至少会调低1 000×104 kW。

近几年,中国掀起核电建设的热潮,一些资源贫乏的内陆省份纷纷出台地方核电规划,并申报核电项目。中国的核电站选址也从最初的沿海地区,扩大到内陆城市,计划在2年内上马第一个内陆核电站。

受此政策调整的影响,中国核电布局仍将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部沿海省份为主,湖南、重庆等内陆省份的核电项目将会慎重上马。

有关专家表示,受到政策调整的影响,核电所占电源比重将会重新调整,核电在电源结构中的占比不会超过3%。

三问中国核电 篇11

阅读提示：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为全世界敲响了安全警钟，也让人们对我国的核电事业产生了诸多疑虑：在役的核电站是否安全？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核电？怎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1. 在役核电站是否安全？

技术更为先进

监管非常严格

应急体系完备

据了解，我国目前投入运营的核电站，共有13台机组：秦山一期1台、二期3台、三期2台，大亚湾2台，田湾2台，岭澳3台。其中，最早的是秦山一期，始建于1985年，1994年投入商业运行；最新的是岭澳二期3号机组和秦山二期3号机组，分别于去年9月、10月投入运营。

这些核电站是否安全？受访专家一致认为：我国的核电站绝大多数采用改进后的二代核电技术，“门槛”比世界平均水平高，核电站的选址更加保守、安全，均远离地质断裂带，建在稳定的基岩上；它们的抗震标准、防洪标准等都做到了“高一级”设防。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的核电事业部顾问俞卓平，曾参与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一期的建设、运行，是我国大陆首批核电站高级操纵员、值长。他告诉记者，秦山一期建设的第二年，即1986年4月，就发生了切尔诺贝利事故。为此，核电厂的安全系统做了很多改进，比如安全参数显示系统等；同时，世界上所有的核电站，吸取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教训，无论是建设标准、还是安全设施、操作程序等，都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更为严格的标准。

“核电站是否安全，不是只听核电站自己说的。”俞卓平说，鉴于核安全影响的全球性，世界上除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一联合国下属的政府间组织之外，还有一个民间组织，即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我国政府和所有核电站运营单位都加入了这两个国际机构。一旦成为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就必须遵守他们的规定，除了相互之间交流技术信息、管理经验，每个成员都必须接受这两个组织的安全监督和技术评估，并按照评估意见进行改进，提高核电站的安全性。

他告诉记者，核电站建成投运后，每年都要进行设备检修和零部件更换，以满足安全要求。一座核电站每年的检修和技术改造费用，都在几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或更高。因此，即使是即将服役期满的机组，也都是符合安全要求的，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老掉牙了”。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委员专家、环保部核安全和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郁祖盛，是我国核安全战线的老兵。“我国的核安全监管体系，是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要求，一步到位的。无论是指标要求，还是操作流程，都吸收了国际上的最新经验。”他告诉记者，从核电站的审批、设计，到选址、建造、运营、退役，都是按照国家核安全的法律法规，在国家核安全局的监督、检查之下，严格按程序，一步步完成的。此外，核电站的建设、运行和退役均采取许可证制度，所有从事核行业工作的人、单位都要有许可证，包括核电设备的制造许可证、核电站操作人员的操作许可证等。“应该说，确保核电站安全的三大要素——安全停堆、导出余热和包容放射性，目前运行的核电机组都是满足要求的。”

我国的核应急保障状况如何？据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许平介绍，我国建有三级应急管理体系：在国家层面，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的20家单位组成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负责制定国家核事故应急工作的方针政策，制定并实施国家核应急预案、统一决策指挥事故救援，以及人员培训、应急演练等；在省级层面，有在役、在建核电站的16个省都建立了相应的核应急机构，并配有专业的应急队伍，包括辐射监测、辐射防护、去污洗消、医疗救护等；第三级设在核电站，都有详细的应急处理规章和训练有素的应急队伍。各级核应急组织每年都举行各种类型的演练。此外，国家对核电厂规定有严格的事故（事件）报告制度，一旦发生事故，必须要在紧急处置的同时，向国家核安全、核应急管理部门报告。

2. 核电要不要继续发展？

本身有优势

减排有压力

市场有需求

今后中国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核电？专家们的意见是：在能源紧缺、全球变暖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核电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战略选择。继续发展核电，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必然要求。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叶奇蓁认为，核电本身有明显优势。比如在发电效率上，1公斤的铀—235裂变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700吨标准煤燃烧释放的能量。一座百万千瓦核电站每年只要补充30吨核燃料，同样功率的火电厂每年要燃烧330万吨煤。在成本方面，我国已经建成的13台核电机组，除个别机组外，电价均低于当地的标杆电价。

俞卓平认为，与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相比，核电具有容量大和基本不受自然条件等外部因素影响的优点，能够持续提供稳定的大规模电力。核电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技术与产业化的成熟度，优于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

“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对节能减排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到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0年降低17%，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8%。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从2010年的8.3%提高到11.4%，离开核电，显然难以达到。

郁祖盛认为，市场需求是某一项技术发展的最大动力。“十一五”期间，我国发电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1％，从2005年的24747亿千瓦时增加到2010年的4.141万亿千瓦时。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预测，到2015年，我国发电量将达6.27万亿千瓦时左右，年均增长率约为8.5％。“如此旺盛的需求增长，要求核电要继续大力发展。”他说，去年我国核电的比重仅为2%，全世界的在役核电机组442台，发电量占世界发电总量的16%；其中，核电发电量超过20%的国家和地区有16个，法国更是超过70%。在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的双重驱动下，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把利用更安全的核能技术发电作为战略选择。

至于我国为什么首先在东南沿海发展核电，叶奇蓁院士解释说，一是由于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东南沿海电网比较大，一旦核电机组跳开的话，电网不大受影响。世界上60%的核电站建在内陆，只要按照核安全法规所规定的要求选择厂址，在内陆建核电站是没有问题的。

专家们认为，在发展核电问题上，不应因噎废食。

3. 怎样提高安全系数？

汲取教训

多管齐下

警钟长鸣

“要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这是“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明确要求。专家们认为，安全始终是核电发展的前提和最高原则，应充分汲取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的经验教训，多管齐下，进一步提高核电的安全系数——

在核电站的设计、建设、运行的全过程，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理念。要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对在运核电站进行全面检查，重新评估其薄弱环节，采取及时有效的纠正措施；对在建和待建核电项目进行审查评估，严格执行国家核安全法规标准要求，不断采用先进技术，改进安全措施，提高核电站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加强科学技术研究，从根本上提高安全度。对正在实施的第三代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重大科技专项研究加大投入，按照国际最新的标准和要求，加强安全保障方面的研发；

加强核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提升安全技能，提高核电设计、制造、建设、管理人员的素质；加强核安全文化建设，严肃劳动纪律和操作规程，搞好运行经验反馈；

尽快制定出台国家原子能法，在国家法律的统一要求下，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安全有序地发展核电，避免核电相关各集团公司、单位之间的无序竞争。

此外，还应加大核电科普宣传，提高公众对核电常识的了解，掌握必要的防护知识方法；加强核事故应急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核应急技术水平和响应能力。

“核电安全无小事。不管我们此前做得再好，都要重新审视、高度重视，确保万无一失。”专家们指出，有关单位和部门应警钟长鸣、时刻保持审慎，把在役核电站管得更好，在建核电站建得更可靠，拟上马电站考虑得更周全，力争使我国的核电安全性更高一些，质量更高一些，效益更好一些。

中国-东盟加强核电领域合作 篇12

活动开幕当天, 中广核还与东盟能源中心签署了关于核电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双方将共同为东盟国家发展核电提供帮助, 并推动在中广核设立中国-东盟清洁能源能力建设中心。该协议的签署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核电及其他清洁能源领域深入开展互惠互利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资料来源:中广核官方网站

近年来, 为应对能源问题, 逐步降低长期以来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东盟国家纷纷制定了发展核电等清洁能源的计划。中广核也在泰国、越南等地相继设立了办事处, 推进与东盟各国在核电等能源领域的合作。截至目前, 中广核已累计接待东盟各国考察团愈4000人次, 为它们培训核电技术人员超过350名。中广核还与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政府授权开发核电的企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