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影子银行（共8篇）
中国式影子银行 篇1
中国式“影子银行”浅析
“影子银行”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所出现的一个重要金融学概念。影子银行，又称为影子金融体系或者影子银行系统，在中国，随着紧缩性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不断出台，商业银行的货币信贷投放行为受到抑制。在此背景下，银行表外理财业务、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民间金融等非传统的融资方式迅速发展起来。这些融资方式可被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影子银行。我认为，当前中国正规金融体系发展不足，金融压抑长期存在，利率等管制尚未完全放开，当实体经济无法从正规的金融体系获得资金时，变相派生的庞大“影子银行”体系既是必要补充，亦隐含多重挑战。
首先，我国影子银行存在以下一些特征。第一，资金来源受市场流动性影响较大；第二，由于其负债不是存款，不受针对存款货币机构的严格监管；第三，由于其受监管较少，杠杆率较高。说白了，它具有和商业银行类似的融资贷款中介功能，却游离于货币当局的传统货币政策监管之外。影子银行虽然给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空间，但存在着几大的风险隐患，原因就在于影子银行始终处于传统监管制度之外，受监督、制约相对较小。
其次，影子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及必要性。在中国，“影子银行”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只要涉及借贷关系和银行表外交易的业务都属于‘影子银行’。”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也曾表示，中国金融五年内最大的风险是中国式的影子银行体系。这个风险既和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密切相连，也与现在资本市场的风险相关。据了解，中国式的影子银行体系主要包括信托、担保、小贷公司、典当行、地下钱庄等。影子银行虽然是非银行机构，但是又确实在发挥着事实上的银行功能。它们为次级贷款者和市场富余资金搭建了桥梁，成为次级贷款者融资的主要中间媒介。影子银行通过在金融市场发行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大规模地扩张其负债和资产业务。所有影子银行相互作用，便形成了彼此之间具有信用和派生关系的影子银行系统。影子银行这就为企业和消费者的借款能力提供保障，并推动经济成长和资本市场资产定价方面的发展。
再次，我国影子银行发展的风险防范。要解决中国影子银行风险必须推进改革：一是价格形成机制，特别是“两率”的市场化改革;二是放开金融市场的准入，让更多民间资本更加自由地进入市场从事金融业务;三是推动银行业改革，让商业银行能够为更多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四是打破配置金融资源过程中的垄断和不公平，完善金融组织机构，尤其需要改进对小微企业的服务。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如何让原处于地下的影子银行系统按照正规的方式运营，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平衡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与收益。
综上所述，在当前金融市场发展的水平上，影子银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有必要将其纳入监管视野之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式的“影子银行”可以近似看做是银行信贷的异化体，是在官方统计的信贷体系外循环的信贷市场。因为它的基本模式依然是传统的资金借贷。影子银行在我国的健康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金融资产市场的发展，有力的存进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
中国式影子银行 篇2
自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后, “影子银行”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此前一直游离于市场和政府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从一个边缘的、信贷补充的市场角色, 逐渐成为了现在经济体当中的一个重要主力。关于“影子银行”的界定, 众说纷纭, 很多专家将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从狭义和广义两种范围进行划分:从狭义角度来看, 只有游离于监管范围之外的融资活动才能属于“影子银行”体系;而从广义角度看, 凡是通过非银行信贷渠道提供信用活动的, 都可以纳入“影子银行”的范畴, 这部分信用规模的估算有助于加深对整个货币市场信用供给的了解。通过对提供信用的不同渠道进行分类, 能够有效地识别“影子银行”的风险所在。而中国“影子银行”因为高杠杆率、低透明度等原因, 其潜在风险已逐渐为世界所关注。
2012年11月12日, 央行行长周小川对外表示, 中国也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会存在“影子银行”, 但中国的“影子银行”和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所暴露出来的“影子银行”相比, 在规模和问题上要小得多。此外, 中国绝大多数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多数都处在监管之下, 而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完全脱离了监管。
尽管如此, 我们也无法忽视“影子银行”在中国强大的影响力。近几年来, “影子银行”在融资行业中重新抬头。据统计, 截至今年1月中旬, 通过银行渠道提供的“影子银行”规模包含银行理财产品 (非保本型) 4.2万亿, 其中含银信合作、银证信合作和银证合作部分;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1.12万亿;委托贷款6.5万亿。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渠道提供的“影子银行”规模包含非银信合作信托产品4.6万亿 (总共7万亿扣除银信、银证信合作规模) ;券商资产管理计划 (不单独计入总规模) ;担保公司融资性余额 (不单独计入总规模) ;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公司分别为5330亿和3000亿规模。通过非金融机构渠道提供的“影子银行”规模为私募基金 (债权部分) 5000亿和狭义民间借贷4万亿。据此估算, 中国“影子银行”总体规模约为21.75万亿。在中国去年的总体社会融资中, 通过银行传统业务融资只占60%, 而非传统的银行融资占了40%, 也就是转移到了非银行业的“影子银行”, 已达到了相当高的临界点。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向《国际金融报》记者介绍, “影子银行”问题是金融未能服务实体经济的一大典型特点。一方面企业家不愿意再做实体经济, 认为从事实体经济活动太累、赚钱太难, 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把钱存在银行, 让银行向实体经济放贷, 自己只赚取少许的存款利息, 而是更期待远高于银行利率的收益。这样的需求扭曲了金融市场, 促进了“影子银行”的产生和蔓延, 导致各种风险接踵而至。而让很多国家深受其害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影子银行”问题。金融产品过于复杂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 而这类金融产品大多都出自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
单位: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信托业协会、银监会等;所有数据统计时点有一定差异, 以能获取的最新数据为估算依据。
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指出, “影子银行”成为“影子”的两个特征导致其面临比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更大的风险。首先, “影子银行”受到的有效监管较弱, 杠杆率比一般商业银行要高得多。其次, “影子银行”体系在出现流动性困难时, 缺乏从央行获得流动性的直接机制, 因此其没有最后贷款人, 处置系统风险的机制不健全。也就是说, 一方面因为缺乏有效监管而过度累积风险, 另一方面又缺乏应对风险的保障机制, 因此“影子银行”成为金融体系中最脆弱的一个环节。
孙立坚表示, 金融改革要服务城市化, 城市化不代表楼市化, 以公共事业为对象进行金融服务, 才能实现金融业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制造企业持续面临去库存化、去产能化甚至去产业化的压力, 房地产开发商继续受制于宏观调控, 新增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低下, 那么中国“影子银行”的资产方可能急剧恶化。一旦投资者的信心下降, 新发行理财产品规模收缩造成“借新还旧”的游戏难以为继。此外, 中国的城镇化正逐渐进入高潮阶段, 各地政府像当年的“大跃进”一样开发投资, 这种趋势若进一步失控, 一些中小城镇会相继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危机, 从而将过度开发的投资风险转化为银行体系的呆坏账, 这才是“影子银行”背后的高风险, 最终将无法避免系统性风险。“由于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 ‘影子银行’体系中出现的金融风险也会被传导至正规银行体系, 从而导致了风险的传染, 并增加了系统性风险。”澳新银行 (ANZ) 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认为, “影子银行”的存在会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威胁。
一旦爆发系统性风险, 直接的买单者可能有两个:一是地方政府为“影子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买单, 但如果持续的房地产宏观调控造成土地市场交易低迷, 那么地方政府本就面临收不抵支的困扰, 更别说为融资平台买单;二是商业银行为表外亏损买单, 但如果中国制造业企业、地方融资平台与房地产开发商出了偿付问题, 商业银行表内资产的不良率也可能飙升, 单单应对表内风险都可能力不从心, 更不用说兼顾两头。如果没有相应的新监管措施和新货币工具, “影子银行”就可能绑架货币政策, 使得宏观调控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
当然, 在评论“影子银行”的功过是非时, 我们不可盲目夸大“影子银行”的风险。
银监会分管信托等业务的副主席蔡鄂生就曾直言“影子银行”是长期管制利率导致的必然结果, 作为正规融资渠道的一种补充, 其存在和发展有其合理性, 甚至有其必要性。对于“影子银行”不能一味地围、追、堵、截。对当前的情况要作出正确的判断, 在鼓励金融业务多元化的同时, 对风险和可能出现的问题要保持高度警惕和有效监管。“影子银行”业务种类繁多, 风险和收益结构互不相同, 有些并不具有系统性风险, 金融机构具有自我消化能力。哪些应该监管, 哪些不应该监管, 监管到什么程度, 以什么指标和方法来监管, 都需要在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分析之后, 集思广益, 妥善决策, 方能解决实质问题。
监管者对于“影子银行”的管理思路应更倾向于疏导、规范、监管。彭文生判断, 监管层对“影子银行”管理最有可能的路径, 将如同过去对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清理一样, 对其期限、利率、投向进行摸底, 进而分类排查风险, 再进一步进行总量控制;并通过适度的风险暴露, 促进“影子银行”业务的冷却和调整。同时, 他建议, 在“影子银行”的运作过程中, 关于资金流向和风险的信息不对称, 导致了投资者的盲目和刚性兑付的要求, 也导致了融资者潜在的道德风险。因此, 加大信息的披露, 有利于明确风险处置的规则, 区别对待不同原因造成的偿付危机。如果是银行内部风险控制出了问题, 如涉嫌欺诈等恶性事件, 银行需要担负责任;如果是在风险披露充分的情况下, 投资者则需要为潜在的风险溢价的收益率承担责任。只要“影子银行”机构在有限的杠杆率之下操作, 就应对它们采取容忍态度。
对中国式影子银行的监管 篇3
关键词：影子银行；金融监管；金融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78-03
一、中国式影子银行亟待监管
（一）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内涵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使影子银行以强势的姿态进入人们视野，其实早在30年前它就已经存在并不断发展。影子银行这一称呼相对于传统银行而言，是对各种信用中介总结的一种称谓，最早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董事麦考利提出，随后盖特纳、伯克南、保罗？塔克等都对其作出了定义。目前国际社会对影子银行的定义尚未统一，但大体一致，即是指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所有活动或是实体所组成的，通过借短贷长、不良信用转化以及杠杆交易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及监管套利的信用中介。
迄今为止业界一致认为中国不存在国际上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但认同“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存在。影子银行在中国和西方有所差别，在中国，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定义众说纷纭，但大体一致，我们可以理解为：与传统银行相对的，在此之外的实体和业务的信用中介体系，主要包括：金融体系内的影子银行系统、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相关业务、准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
（二）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发展现状
中国式影子银行近年来发展迅速，随之也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表现明显的是金融脆弱性问题：第一，表现为影子银行资金的高杠杆率引发的信用违约风险问题，由于影子银行不受资本充足率影响，因此它可以在自有资金较少时开展较大规模的业务，随之形成较高的信用扩张倍数，造成高杠杆率。发生经济危机时，高杠杆率会使风险承受能力下降，严重的会引发系统风险。第二，表现为影子银行业务发生期限错配时引发流动性风险的问题，目前影子银行存在负债期限及资产期限错配问题，一旦出现长期的资产违约等情况，会导致资金大量流出，引发流动性风险。第三，表现为信息不透明和不对称，这是由于影子银行产品大多没在一个信息披露完善的市场内进行交易，从而缺少了全方位监管，最终导致信息不一致、不透明。由此可见，现今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发展在前进中漏洞重重，有必要对其进行监管、加以改革，使其健康发展。
二、国内与国际社会对影子银行的监管
（一）国内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现状
影子银行因监管的灰色地带，凭借金融创新及高科技手段迅速发展。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对影子银行监管方面的问题逐渐暴露。
1.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
金融监管当局进行监督和管理要依据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但是，中国式影子银行发展较晚，首先相关法律体系刚建立不久，再者中国式影子银行发展快于法律的规定，因此法律层面还存在滞后甚至空白。目前，中国银行业监管的主要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这三部法律在2003年都进行了修改，但至今已经经过了十多年，在此期间影子银行的状况变幻莫测，相关法律没能及时修改，存在滞后，造成对相关内容的立法缺失。
2.监管机构不协调
中国金融业实行“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在此情况下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监管业务适用不同的监管规则，并据此设立不同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督。由于影子银行风险跨机构、跨市场、跨行业，其下所有业务均要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不同类型的产品需要不同的监管部门进行监管，监管制度也不一致，如此一来很容易出现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这种状况很可能会引发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
3.风险监管滞后于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监管之间相互作用、紧密联系，两者之间呈现动态的不断上升趋势。相比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的金融创新还处于起步状态，但并不能否认它的风险是低水平甚至是不存在的。金融创新使综合金融得以快速发展，如今出现了银行、证券及保险等各个业务活动界限日渐模糊、交叉发展的状况。在此情势下，很容易出现人为的带有目的性的规避监管部门的相关制度，形成监管真空从而获取超额利益，极易造成金融市场不稳定。如此一来，原先监管金融风险的模式及手段就不再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中国在金融风险的监管上滞后于金融创新，频繁出现监管套利行为，资本和货币市场出现了短期的投机性及不稳定性，给整个金融体系造成了不安全性。
4.低透明度下的监管不力
影子银行产品的结构设计复杂，且大多不在一个信息披露完善的市场内进行交易，从而就缺少全方位的监管，最终导致信息的不一致及不透明。传统的银行监管从风险水平、风险转移及风险抵补层面来进行。但对于影子银行，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检测，似乎很困难。举例来说，存在没有牌照也没有监管的信用中介机构，这种机构在法律上属于空白地带，没有检测标准，检测也就没法进行。由于监管的顺利进行是以对目前经济风险状况的确定为前提，因此影子银行的这种隐蔽性、信息的不透明使监管部门无法得知影子银行发展的各方面信息，从而导致无法控制影子银行引发的金融风险，最终对金融危机的产生无法快速、有效地提供应对措施。
（二）国际社会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改革
1.美国
2010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以下简称《多德——弗兰克法》），从此对金融领域的全面改革由此展开，这次关于影子银行的监管改革，主要包括：
第一，建立监督协调机构。为了解决监管机构之间不协调引发的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问题，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该机构主要用于检测及处理威胁或是可能威胁到国家金融稳定的风险。
第二，增强监管力度。针对危机爆发时，由未在监管范围内的金融衍生品导致的市场不稳定、投资产损失惨重，这次改革就加强了对场外衍生品交易的监管。
第三，扩大监管范围，将私募基金及对冲基金纳入监管范围。美国要求所有对冲基金等类似的募集机构都要进行有效注册，及时披露信息，实行不定期检查。
第四，加强风险隔离，割裂风险在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之间的传递。《多德——弗兰克法》规定了“沃克尔规则”，要求银行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及对冲基金不得超过银行股权的3%；将自营交易及相似的投资活动从加入存款保险体系的银行机构中剥离开来；将衍生产品分离出去等。
第五，对经营状况较差的影子银行进行有序清算和破产。金融公司和经纪商联合，按照具体标准启动清算、破产程序加以处理；对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制定严格的破产程序。
2.英国
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对现有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改革，主要包括：
第一，改革监管体系，建立新的部门。原有的金融服务局拆分成金融行为管理局和审慎监管局，新成立金融政策委员会，金融政策委员会和审慎监管局分别承担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的职责，避免出现监管重叠及监管空白，提高监管效率。
第二，成立货币咨询服务公司，作为专门的消费者金融教育机构。该机构主要通过提高消费者对金融产品及服务的风险意识，提供金融咨询从而强化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此外，英国还对商业银行及影子银行之间的监管套利行为进行了严格限制，提出对回购过程中的预留扣减率及证券代出保证金等要进行严格限制。
3.欧盟
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欧盟深刻认识到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问题，并展开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改革。
第一，建立欧盟系统性风险委员会。欧盟在意识到系统性风险在金融市场中的重要地位后，设立了欧盟系统性风险委员会，主要用来服务宏观审慎监管，为此提供信息、协助。
第二，组建欧洲金融监管体系，主要用于对跨国金融机构实行有效管理，联合欧盟各个成员国的监管力量并逐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监管网络。
第三，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加强对影子银行的风险监管。主要通过修改《资本金要求指令》，从而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门槛；将对冲基金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归到监管范围内；发布新的《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条例》以此加强监管信用评级机构。
4.金融稳定理事会
不同的国际组织都关注了影子银行的监管，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但最为主要的还是20国集团及其金融稳定委员会。在解决影子银行监管漏洞上，金融稳定委员会提出主要从两个层面来进行：
第一，分别从宏观、微观层面，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宏观上利用资产负债表及现金流量表的定量信息这种金融检测的方法，从整体上掌握影子银行数据，为监管当局提供有关的风险预警信息。微观上利用定量及定性双重信息来监管影子银行，从而测算出金融市场及金融产品的规模与风险。
第二，采用综合方式对影子银行进行分类监管。金融委员会依据影子银行体系由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金融业务及金融产品组建而成，采用单一监管方式无法满足有效监管这一情形，采用不同方式、分类监管。影子银行监管的措施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种间接监管，是通过规制、调整传统银行与影子银行之间的互动，从而降低风险在两者间的传递及阻止监管套利行为。第二种是直接监管，即加强对影子银行本身的监管。第三种是业务监管，指对影子银行业务进行监管，让其信用中介稳步运行。第四种是实施宏观审慎措施，从宏观上加强对影子银行风险的认识。
三、对中国式影子银行进行监管的思考
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已经关注了影子银行的监管问题，相关部门更是表示要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比如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银监会第22次委务扩大会上曾强调：要严格依照时间表做好银信合作表外转表内的工作，加强影子银行问题的调查研究，做好跟踪分析。但是，目前中国仍未建立一套系统性的影子银行监管体系。为了影子银行、金融业的稳步发展，加强监管已势在必行。借鉴国际社会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法制改革，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对中国式影子银行的监管改革：
（一）国际层面的监管改革
影子银行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活动，具有全球相关联性，金融市场发展迅猛，涌现出众多跨国金融机构，这一切都将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提上日程。在国际监管合作方面，第一，中国应增加与其他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国际金融组织的监管部门的互动，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加强信息交流，开展监管合作，防止出现监管真空。进行国际监管合作时，要注意信息共享，统一信息标准，使中国的信息标准尽量与国际水平一致。信息资源的共享，可以尽快识别影子银行的系统风险，防止全球范围内的风险传递。第二，20国集团及其金融稳定委员会作为密切关注影子银行的金融机构，而中国又作为该机构成员，可以借助这一平台，积极参与其中，认识影子银行及进行金融法制变革的路径等信息，发挥自身影响力，争取到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式影子银行的稳步发展谋求更多可能。
（二）国内层面的监管改革
1.健全影子银行的相关立法，完善法制监管
影子银行作为新事物，在中国没有明确概念，更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因此，有必要完善金融立法，使法律为中国式影子银行监管确立总体框架。目前，中国仅有的《证券法》及《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面对融合了高科技因素的金融衍生品，已经力不从心，在法律存在空缺的情况下，监管自然也就存在了诸多真空地带。因此，建立系统的影子银行法律监管体系势在必行。首先，对传统金融业进行规制的现有法律进行完善，比如对《证券投资基金法》，可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囊括到金融监管的范围内对其加强监管；其次，对新兴金融产业进行立法，做到金融监管有法可依。比如目前民间借贷由于处于正规金融业范围外，因此极易出现法律地位不确定、监管缺失、风险不易控制等问题。基于此必须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民间借贷行为，防止金融业的扭曲发展。
2.进行混业监管，实施功能监管
在中国金融业实行“一行三会”的监督与管理模式下，极易产生监管重叠或监管空白。而功能监管这种依据金融体系的功能和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去构建金融监管制度，从而实现在金融业进行跨机构、跨行业及跨产品的协调统一监管的监管模式，恰好能弥补单一监管模式造成的缺陷。在金融业快速发展的今天，银行、保险及证券机构之间的行业界限逐渐模糊，需要适时调整单一监管模式，加强跨部门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加强监管部门间的沟通与合作，建立监管与合作机制，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另外，借助银监会、证监会及保监会这三个监管的分支力量，建立影子银行监管委员会，专门负责监测及防范影子银行的风险，充分发挥资源的流动性与共享性，实行对金融风险的全面防范和控制。
3.加强影子银行的信息披露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折射出各国监管机构对影子银行缺乏了解，没能及时更新影子银行的信息，从而未能把握其存在的潜在风险。影子银行之所以能规避法律，从中获取高额利益就在于其信息的不透明。为此，很有必要在改革影子银行的监管时提高信息透明度。具体而言：第一，建立统一的金融监测标准及最新信息平台，如此可以汇集来自各方的最新信息，方便交流，提高信息透明度；第二，明确界定影子银行信息披露的主体及内容，披露机构要严格按照规则进行披露；第三，明确界定监管影子银行信息披露的主体，将监管职责细分到个体。
4.控制影子银行的杠杆率，防止过高
由于影子银行不受资本充足率影响，因此它可以在自有资金较少的情况下开展较大规模的业务，随之形成较高的信用扩张倍数，造成高杠杆率。在扩大其业务规模的情况下，同时也容易汇集大量风险，从而威胁到金融的稳定发展。为此，在对影子银行进行强化监管时，必须要严格控制影子银行的杠杆率，对其进行动态监测并给出一个合理水平，规避过高的杠杆率所引发的风险，从而保证影子银行稳步发展。
5.对传统银行与影子银行进行风险隔离
传统银行容易和影子银行发生风险传递，面对由此造成的更大范围内的风险传播，防止更大范围的金融业务受到威胁，美国在对影子银行进行监管改革时提出割裂风险在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之间的传递。在风险隔离层面，需要进行两方面的隔离：一是在传统银行与影子银行之间进行隔离，尤其是禁止传统银行向影子银行作出任何形式的信用支持承诺；二是要在正规的金融体系与非正规的金融体系之间进行隔离。
6.强化金融创新，平衡创新与监管
目前，中国的金融创新只是最初级的创新。强化金融创新，可以促进金融业发展，推动金融改革，提高整体竞争力。因此，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在考察中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下，结合投资者的承受能力，金融监管能力，加强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创新，加以借鉴国外各主要国家的经验来进行有效监管，创造出金融创新的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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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影子银行 篇4
刚刚升任的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今日在财富全球论坛上称，中国的影子银行和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目前中国的影子银行在监管的掌控中。
在上午举行的财富全球论坛题为重写全球准则手册的对话环节中，主持人问：目前地方政府获得了很多信贷资金，但其并不一定投到新的基础设施上去，一些省市在大规模建设中从影子银行系统借钱去支付前期的债务，市场担忧会引发风险？影子银行风险是否已经发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阎庆民回应说，从统计数据来看，地方政府目前有不同渠道的资金来源，政策性银行贷款、信托贷款等，目前监管上，对商业银行对其授信也有额度限制。对于这些机构希望他们能够从股东获得更多资金。此外，很多钱也都投在了基础设施、房地产等实体行业里。谈及到影子银行，阎庆民说中国的影子银行和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我们称其为贷款的信用机构，可以掌控并给它更多监管，与此同时对商业银行也会有不同的要求，也会尽可能给商业银行一些渠道。”
阎庆民还表示，中国的体制决定了监管部门能够对于新的情况做出比较及时的反应。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相比，后者在中国更容易出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巴曙松[微博]也曾表示，“跟国外一些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相比，我国绝大部分都受到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例如银行理财产品，商业银行每发行一个理财产品都要向监管部门报送产品的结构、规模、收益率；而信托公司、企业财务公司所开发的被视为影子银行的产品，也都要受到净资本的约束。”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提醒，在鼓励金融业务创新的同时，对于影子银行的风险问题也应保持高度警惕。
影子银行 篇5
“影子银行”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所出现的一个重要金融学概念。它是通过银行贷款证券化进行信用无限扩张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的核心是把传统的银行信贷关系演变为隐藏在证券化中的信贷关系。这种信贷关系看上去像传统银行但仅是行使传统银行的功能而没有传统银行的组织机构，即类似一个“影子银行”体系存在。
尽管没有官方定义，业界普遍认为行使商业银行之功能，未受严格监管的机构，即为“影子银行”。目前国内的“影子银行”，并非是有多少单独的机构，更多的是阐释一种规避监管的功能。如人人贷，不受监管，资金流向隐蔽，是“影子银行”。几乎受监管最严厉的银行，其不计入信贷业务的银信理财产品，也是“影子银行”。目前“影子银行”有三种最主要存在形式：银行理财产品、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产品和民间借贷。
在中国，“影子银行”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只要涉及借贷关系和银行表外业务都属于‘影子银行’。”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发展室主任易宪容给出如此定义。按此定义，2011年上半年，国内“影子银行”的资金规模约有3.6万亿元。据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2013年估计，其规模达到8.2万亿元人民币（合1.3万亿美元）。不过许多分析师表示，真实数字要高得多，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估计，中国影子银行业规模为21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
“影子银行”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资金来源受市场流动性影响较大；第二，由于其负债不是存款，不受针对存款货币机构的严格监管；第三，由于其受监管较少，杠杆率较高。说白了，它具有和商业银行类似的融资贷款中介功能，却游离于货币当局的传统货币政策监管之外。
原因
“钱太多了，银行装不下”———这是各国出现“影子银行”的共同原因。
以民间借贷为例，其蓬勃发展的背景，是民间资金的大量沉淀。资金要寻求保值增值，除了购买资产外，最便捷的途径就是拆借。
从世界范围看，“影子银行”都源于流动性泛滥，但各国金融环境不同，又造成了“影子银行”形态的分化。
美国金融危机前货币宽松，金融创新不断深入，各类衍生品交易红火，“影子银行”以交易证券化房地产贷款为主，也因此被指为危机元凶之一。
中国的情况不同，在金融管制、资金垄断下，“影子银行”资金多投向中小企业。大型国企能以低廉利率从银行获得大笔贷款，中小民企则普遍通过“影子银行”获得资金，形成金融“双轨制”。
也有分析师认为，影子体系得以发展壮大，是因为正规金融领域的利率受到严格管制，并保持在狭窄的区间内。与此同时，拥有过多储蓄的企业家和其他富裕个人数量正在不断增多。在实际存款利率为负值之际，他们无意把钱存入银行。
划定监管红线
在明确监管责任分工的基础上，细化到具体的各类影子银行上，监管思路已然清晰。“金融机构理财业务方面，各类金融监管部门按照代客理财、买者自负、卖者尽责的要求，严格监管金融机构理财业务。”上述知情人士称，督促各类金融机构将理财业务分开管
理，建立单独的理财业务组织体系，归口一个专营部门；建立单独的业务管理体系，实施单独建账管理；建立单独的业务监管体系，强化全业务流程监管。
一直以来，银行理财由于规模庞大、涉及投资者众多，受到的关注度最高。早在去年3月，银监会还曾下发“8号文”，要求压缩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此次对金融机构理财业务的规范，不仅仅限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均有提及。
该知情人士称，商业银行要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计提资本和拨备。商业银行代客理财资金要与自有资金分开使用，不得购买本银行贷款，不得开展理财资金池业务，切实做到资金来源与运用一一对应。证券公司要加强净资本管理，保险公司要加强偿付能力管理。对于资产规模已超过10万亿元的信托，重点则在加快推动信托公司业务转型。明确信托公司“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功能定位，推动信托公司业务模式转型，回归信托主业。运用净资本管理约束信托公司信贷类业务，信托公司不得开展非标准化理财资金池等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业务。建立完善信托产品登记信息系统，探索信托受益权流转。
此外，上述知情人士还称，金融机构之间的交叉产品和合作业务，都必须以合同形式明确风险承担主体和通道功能主体，并由风险承担主体的行业归口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切实落实风险防控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该知情人士并未全盘否定“通道功能主体”，而是要求以合同形式进行明确。
一直以来，信托被认为是银行表外融资的主要通道，此前监管机构也曾叫停“银信合作”，之后却有更多的创新合作在不断演进。最近两年，随着创新的出现，券商、基金子公司等亦加入了这场“通道业务”的狂欢之中。
“现在银行的创新业务中，通道类业务占比较大。进一步规范压缩通道业务，意味着银行的创新业务将要改变方式。”某地方商业银行行长对本报表示，不少银行的创新业务与表外业务有关。
此外，在小贷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融资租赁、网络金融等领域，该知情人士均细数了禁忌领域。
具体来看，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吸收存款、不得发放高利贷、不得用非法手段收贷；典当行要回归典当主业，不得融资放大杠杆；融资租赁公司要依托适宜的租赁物开展业务，不得转借银行贷款和相应资产；非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得从事融资性担保业务。
网络支付平台、网络融资平台、网络信用平台等机构要遵守各项金融法律法规，不得利用互联网技术违规从事金融业务。而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而言，严禁开展债权类融资业务。银行业金融机构按规定与小额贷款公司发生的融资业务，要作为一般商业信贷业务管理。银行业金融机构也不得为各类债券、票据发行提供担保。
“影子银行监管，需要开正道，关闭邪道。”中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称，银行表外业务如果规模压缩，可以发展资产证券化等。
关于影子银行论文作业 篇6
摘要
“影子银行”这个名字本身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这可能与其常与金融危机相伴出现有关。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影子银行如影相随,其涉及的资产规模之大、扩张速度之快令人惊叹!在金融创新的驱动下,影子银行机构及规模蓬勃发展。影子银行在中国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客观存在,虽然规模与银行体系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2012年银监会公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131.27万亿元,而本文测算的影子银行规模大致在20万亿元左右),但国内影子银行从发展速度到社会影响都在2006至今的六年时间内急剧上升,这一现象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近年来，我国影子银行业务迅速发展，通过影子银行体系进行的融资活动流量有可能超过银行贷款规模。影子银行在不断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也蕴藏着极大的风险。2011年江苏泗洪的高利贷事件、温州危机、珠三角危机以及前段事件发生的华夏银行理财**都使我国影子银行的系统性风险逐渐显现，影子银行的问题给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探讨影子银行体系问题不仅为我国金融创新找到持续发展策略，还为我国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相关定义
“影子银行”这个名词是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保罗.麦考利(Paul McCauley)于2007年9月在美联储的年度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他用这个词来指代那些没有冠以银行的名义,却做着一般商业银行做的业务的机构(体系)。影子银行在有些著作中又被称为“平行银行体系”或“准实体银行”
Lumpkin(2008)认为,影子银行主要包括对冲基金、结构化产品和渠道以及非银行抵押贷款机构。
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 S(FCIC, 2010)的报告指出,影子银行是商业银行体系外的“类银行”(bank-like),他们一般从投资者手中获取资金并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向资金需求方融资;并且认为影子银行所从事的多数金融活动都较少甚至并没有收到监管。
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 7(FSOC,2011)曾尝试从三个层面对影子银行进行描述:其一,影子银行体系从广义上是指存在于传统银行体系外的另一个信用中介体系;其二,影子银行是这个信用中介体系中相对具有较大的协同性风险和信用风险,相比传统银行体系有更高风险和收益的体系;其三,影子银行还承担着某些流动性转换,期限错配等角色功能。
易宪容认为，“只要涉及借贷关系和银行表外交易的业务，都属于‘影子银行’”。
尽管各表述不同，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影子银行具有高度的复杂性，需要进行统筹分析；影子银行包括与传统银行竞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包括一切发挥金融功能的市场、工具盒方法；影子银行体系本质上具有借贷功能，应纳入监管范畴。
二,存在的问题
Tobias Adrian(2009)从影子银行的高杠杆的特点指出了影子银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他们认为影子银行实际上为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的对接提供了通道,但是其期限错配和高杠杆的属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虽然影子银行不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他们认为这一直接原因是相关机构的“挤兑”),但是影子银行缺乏限制的高杠杆经营行为实际上对金融危机的发展和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Turner(2009)研究发现,影子银行的问题不仅是高杠杆,还与其业务实践中的期限错配有关。影子银行改变了传统商业银行对现金流和风险的管理方法,其主要采用期限错配的方式,使其流动性风险陆然上升,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也有学者从监管的角度指出了影子银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缺乏监管的证券化行为给金融市场乃至宏观经济带来了很大风险敞口,2008年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这种风险的集中爆发(Rosen,2009)。FCIC8(2010)认为影子银行对短期资金和政策的预期未能符合市场的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意图,因此导致了影子银行的危机,而由于影子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在业务上有着紧密的联系,且这种联系被放大了。因此,影子银行的危机很容易传导到传统商业银行内部。
三,我国影子银行分类
欧美将“影子银行”分为四类：一是证券化机构，主要功能是将传统金融产品证券化；二是市场化的金融公司，主要包括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主要从事在传统金融机构和客户之间融资资金；三是结构化的投资实体、房地产投资信托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管道等；四是经纪人和做市商所从事的融资、融券活动以及第三方支付的隔夜回购等。
我国影子银行的构成与欧美有差别，其主要部分是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民间借贷。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现状，我国的影子银行大体可分为四类：
（一）网络借贷、第三方支付等具有银行借贷功能的机构。
（二）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在传统金融机构和客户间融通资金的中介机构。我国民间借贷情况较为普遍，中小型公司从银行借款难也促进了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
（三）银信合作、信贷资产转让等以银行为媒介的金融形式。这类业务的实质是贷款业务表内转表外。从而规避金融监管和将风险转嫁给客户。
（四）通过委托理财、股权投资等形式提供服务的私募资金。
四,影子银行对宏观政策的影响 ,影子银行的存在，是央行的每一次调控宛如重拳打在棉花上，收不到政策预期的效果。其作用机理是：在低利率，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环境下，银行有限的资金主要流向强势大企业，中小企业所获资金甚少。为了维持生存，中小企业不得不以高得多的利率从财务公司，地下钱庄，典当行等影子银行借入资金。“影子银行”巨大的利差空间，又反过来诱使银行资金越过重重监管“曲线”流向“影子银行”。这一过程会使央行的数量型调控工具和价格型调控工具失效：存款准备金率高的吓人，但是贷款总额并没见少多少：法定贷款利率水平看起来比较低，但企业得到的贷款利率其实很高，央行“压低贷款利率，缓企业困难”的愿望落空。
影子银行干扰了国家调控的整体部署，过分追逐利益而疏于防范风险，真的出现风险时需要国家出面收拾烂摊子，而且站在企业和居民都比较困难的宏观调控形势下，大量社会财富向“影子银行”集中，本身也存在一个“资本论理”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影子银行因少有人为干预而反应十分灵敏，能真实反映自办的流向，规模和兴趣所在，甚至是传统银行的有益补充。
五,金融监管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的金融监管体制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1978年)。这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唯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出现,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国内实施了很强的计划经济体制,金融活动十分有限,中国人民银行实际上只是充当了会计和稽核功能,并未有实质性的监管。第二阶段是是从1978年到1992年,这一阶段国内实施了经济体制改革,金融活动日渐恢复,各种金融机构逐步建立,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开始进行金融监管的探索。虽然在1982年相继成立了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管理司、非银机构管理司和保险司,但这一时期的监管重心仍放在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上,主要特点是以行政手段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第三个阶段是从1992年至今。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1992)、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1998)、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3)的成立确立了分业监管的体制。这一阶段主要是适应了金融机构多样化和金融业务多元化发展的现状。金融监管的手段也有了很大的提升。确立了商业银行的资本金监管和考核要求,对证券和保险的监管也得到了细化。但是,最近一些年来(2006年至今),这种分业监管的模式不断地受到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于国内金融市场的正飞速向混业经营转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多头监管,缺乏监管协调
国内对影子银行监管涉及的机构众多,权责划分并不明确,存在监管空白、重复监管、多头监管甚至监管冲突现象。国内影子银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利用了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沟通而进行的监管套利,业内一般称为“通道”业务,旨在将资金和融资主体通过证监会和银监会下的不同机构进行转手而规避证监会和银监会的相关监管规定。.2功能监管缺位
国内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停留在机构监管的层面上,难以应对纷繁变化的影子银行业务创新和风险控制。影子银行的产品一般会涉及多个影子银行机构,而这些影子银行机构可能分属于不同的监管部门,如果单纯的以机构作为监管划分的标准,那么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实际上很容场造成各监管部门的冲突或监管空白。.3行业自律和信息披露制度亟需完善
中国式影子银行范畴及监管进展 篇7
关键词：影子银行,金融风险,金融监管,审慎监管
一、影子银行内涵
美国次贷问题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金融稳定受到各国关注并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Tom Burns［1］、Hervé Hannoun［2］、Gary Gorton和Andrew Metricka［3］等论证了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影子银行体系的过度发展,而影子银行却未被充分监管。 实际上,影子银行起源于1970年代美国传统银行对利率市场化的期望,金融管制引发传统银行的金融创新,促进了美国影子银行的出现。 金融危机之后,影子银行成为热议话题,Paul Mc Culley2007年首次用“影子银行”体系概括那些银行以外无银行之名却有银行之实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8年称其为 “准银行”(near-bank)。 美联储2010年定义影子银行为行使期限、信用、流动性转换的金融中介,但却没有央行流动新支持或者公共部门的信用担保。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2011年提出影子银行的本质是信用中介,以金融业务活动是否具备期限转换、流动性转换、高杠杆性特征作为衡量指标, 其范围不限于游离于正规银行体系之前的机构,也包括金融活动,同时监管套利和系统性风险均可能由其触发。
由于影子银行的业务演变一直在进行, 因而目前并无影子银行的严格定义。 本文认为对于影子银行的理解,关键是看其本质,即是否成为信用中介,是否行使了商业银行信用供给的功能, 并在经济中进行了资金配置。 影子银行实际上是各国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博弈, 本文将影子银行作为中性概念来分析。
二、中国式影子银行出现动因及范畴
影子银行的范畴存在国家间差异, 具有各自不同的机构、实体和活动。Pozsar等［4］将美国的影子银行划分为三类,包括政府支持型、内部型以及外部型影子银行体系。 政府支持型指美国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系统、房利美、房地美;内部型与银行同属一家金融控股公司, 可以间接使用银行资金支持信用中介活动,其动因在于监管套利———降低资本充足要求;外部型完全独立于商业银行的非银行信用中介。 欧洲的影子银行虽然规模比美国小, 但在欧元区某些国家仍然突出,涵盖了资产证券化中的FVC、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回购市场和对冲基金［5］。
我国的金融发展程度、层次、经济环境、政策背景及监管体系不同于美国和欧洲,高杠杆性、复杂的金融衍生创新并未在我国出现。 中国式影子银行出现的原因, 主要在于我国金融改革尚未完成所带来的金融抑制,以及金融效率提升的需要。 譬如,虽然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自2012年以来不断加速, 但存款利率尚未放开,存款利率水平低于均衡利率,民间资金投资渠道缺乏与信贷配给同时并存,换言之,传统银行渠道并未满足投资与融资的需求。 再譬如,市场准入、存贷比等金融管制的存在,使得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需求并不能仅从现有的正规金融体系获得满足,而影子银行恰恰补充了这一市场的空白。 影子银行较之于商业银行更为灵活便捷的再融资能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解决小微企业信贷融资困境,促进其发展,并共享其利润。 同时,影子银行体系在提高资金配置方面的效率, 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必要的流动性缓冲,丰富了金融消费者投资渠道,利于稳定经济并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巴曙松［6］指出,影子银行的出现更多是金融机构发展、融资多元化进程的表现。银行理财、信托和财务公司等影子银行业务的存在,为金融消费者提供更多融资途径和多元投资工具,资金实现市场化配置。
但自2010年以后,银行信贷规模扩张减速,金融创新产品加速涌现,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小贷公司、民间借贷等成为民间资金涌入渠道,并通过这些通道进入实体经济。 从2002-2013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结构看,银行贷款比重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而委托和信托贷款则有显著上升。 其中,依赖于短期融资的长期投资,具有明显的期限错配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金融体系风险的集聚。 因此,从现实层面来看, 很有必要将我国的影子银行纳入到监管体系中。
将影子银行纳入监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即是界定其边界范围,以此为基础,才能相对准确的统计规模并评估其影响,进行宏微观审慎监管,实现金融稳定的目标。
对于中国式影子银行的界定,学界、业界提出了很多看法。 例如,IMF(2011)将我国影子银行体系分为三类:第一,非正规金融部门,包括信用担保公司、典当行、 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未纳入金融监管范围的地下金融;第二,私募基金;第三,理财产品。 对于影子银行的界定,2013年国办发107号 《关于加强影子银行业务若干问题的通知》,首次将我国的影子银行分为三类:一类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完全无监管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新型网络金融公司、第三方理财机构等;第二类为不持有金融牌照、存在监管不足的信用中介机构, 包括融资性担保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等;第三类则是持有金融牌照的机构、但存在监管不足或规避监管的业务,包括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部分理财业务等。 这是国家政府部门第一次对影子银行类型进行界定。 对影子银行进行准确界定,一是有利于整个监管体系架构的建立和职责的明确,有利于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实现; 二是对于不同类型的影子银行, 对其风险计量采用不同识别方法,施以不同的监管方式。 但这一界定与FSB的界定存在明显差异,107号文分类依据是按照机构的类型,以及业务受监管的程度,而FSB则是从功能角度进行识别,以金融业务活动是否具备期限转换、流动性转换、高杠杆性特征作为衡量指标。 中国社科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发布的 《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3》, 将影子银行的范畴分为四个口径:最窄口径包括银行理财业务和信托公司两类; 较窄口径在最窄口径基础上增加了财务公司、 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较宽口径则是在较窄口径基础上增加了银行同业业务、委托贷款等出表业务、融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与典当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最宽口径包括较宽口径与民间借贷。 报告显示,按照最窄口径,基于官方数据2012年底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将达到14.6万亿元, 这与FSB监测报告显示的13万亿元较为接近; 基于市场数据则将达到20.5万亿元。 前者占GDP的29% 与银行业总资产的11% , 后者占GDP的40%与银行业总资产的16%。
综合以上界定,本文认为,中国式影子银行应指具备商业银行信用中介功能的其它金融机构、活动、业务和行为,并且不限于商业银行以外,商业银行内部也存在影子银行业务。 其表现形式,本文认为应采用中国社科院最宽口径定义, 这样的观察将更为谨慎。
三、影子银行监管进展
金融危机之后, 对影子银行进行监管已成为各国共识。 各国对影子银行监管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并非禁止影子银行体系,而是完善其内在缺陷;二是构建动态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纳入全球系统性风险监管体系。 同时,由于各国影子银行发展阶段不同,其监管的侧重点也存在差异。
发达国家对于影子银行的监管主要讨论如何降低杠杆率、增加透明度、降低风险的传染性,因为最为重要的风险源是影子银行的资产质量和资金来源的脆弱性。 从资产质量监管角度来说,发达国家对银行通道业务收取资本金、提高流动性标准、规范评级公司等;从资金来源脆弱性角度来说,发达国家增加对批发融资来源监管、规范证券借贷和回购等业务。由此,重点监管领域包括了五个方面:一是正规银行和影子银行系统之间的“溢出效应”;二是货币市场基金的挤兑风险; 三是评估并降低其他影子银行主体的系统性风险;四是证券化风险评估;五是担保性融资风险。 这些监管的变化,可以从国际证券组织委员会(IOSCO)发布的《对冲基金投资最佳市场实践相关事项的国际监管标准》、 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的特纳报告、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杠杆贷款监管指引中体现出来。
IMF在2013年7月发布的对中国经济的评估报告中,对迅速扩张的“非传统金融部门”风险提出了警告,影子银行可能演变为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必须对影子银行活动实施更严格的审慎监管。 中国的影子银行初步具备监管套利的特征, 但是杠杆性没有那么高,与美国、欧盟等经济体不同,因此监管的重点在于规范化。 2013年国办发107号《关于加强影子银行业务若干问题的通知》首次确定了“谁批准设置机构谁负责风险处置”原则,实行归口监管;发挥金融监管协调部委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 重点对跨行业、跨市场的交叉性金融业务监管进行协调;同时,央行负责各类社会融资活动汇总, 并对影子银行开始专项统计,将与影子银行业务相关的“业务总量、机构数量、风险状况”纳入统计分析范围。 从监管设计上来看,“横向监管协调+两级监管”的模式渐进形成,前者指一行三会的监管全覆盖,消除监管真空、避免监管重叠,后者指中央和地方两级监管。 2014年伊始, 中国银监会已着手理财业务和同业业务的改革,当前理财和同业业务发展均不够规范,具体表现为业务前后台不分,机构总行分行不分,产品设计和资金运作按照信贷管理的权限划分, 总行分行多头开发产品,层层代理外部产品,随意接受飞单业务;分支机构自立门户直接进入货币市场拆借资金,多头办理同业业务等。 对于理财业务,银监会将引导其实行事业部制, 对于同业业务则进行专营部门制改革,以提高信息透明度、对理财资金信托渠道的去通道化。
四、结论
从1993年国务院作出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中国的金融改革已经走过20年历程。 在这20年中,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均取得了显著成绩, 但改革尚未完成。 我国影子银行的出现虽然有监管套利的动机, 但更多是经济发展而带来的金融需求增长与多元化以及金融改革未完成而带来的金融抑制之间的矛盾,因此应客观审视我国的影子银行。
中国影子银行潜在风险警笛已鸣响 篇8
我国影子银行业务的参与主体基本没有意识到，也可能是刻意忽视他们自身就是系统风险制造者。虽然每个银行都认为风险可控，监管部门发布的数据也认为各银行的相关风险监管指标在可控之内，但别忘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影子银行制造的系统风险引发的。危机前，每个影子银行不仅是一般意义上自我认定风险可控，而且每家公司的风险控制部门都在计算风险价值（VAR，Value at Risk），也就是计算在1%或者5%的置信区间内，公司在现有资产配置下每天最大的亏损值。而每个投资银行的VAR值截至危机爆发前都被认为是风险可控的。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各银行计算的只是各自面对的非系统风险，殊不知，通过发行和交易衍生工具把公司和客户的资产配置在各种衍生品上的所谓“风险管理”并未消除风险，只是把风险“分散”到市场上的各投资主体，所以，实际上每个衍生品都是在向市场释放风险。
现在，国内各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小额信贷公司、民间投资公司，所有影子银行都在乐此不疲地发展理财产品，这与美国2001年至2006年的情况颇为相似，可能差别仅在产品的复杂程度。但实际上，这些理财产品正在向市场急剧释放风险。近期某银行理财产品不能兑付的情况不能仅视作个案。2002年，当美国第七大能源公司安然因表外衍生品出现问题而轰然倒下时，人们也是把它当作个案的。
不知道风险积累到多大时才是最大的风险。影子银行摧毁美国经济，就是投资银行自己都不清楚究竟卖了多少垃圾级CDO（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和CDS（定期存单，Certificates of Deposit）。国内投资银行现在也未能知道发出产品的确切规模。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民间金融地下银行活动规模达3.38万亿，中国信托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三季度，65家信托公司共计持有6.3万亿资产。IMF《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称，去年三季度中国国内理财产品存量约8万亿至9万亿。综合上述数字，国内影子银行资产总量当在17万亿元至19万亿元左右，还有民间估计可能是30万亿元。
影子银行市场呈现的无序状态较让人忧心。有报道称，银行理财产品销售人员根本不清楚产品的投资结构，而理财产品的投资人只关心收益率高出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多少，不问风险。至于PTP（人人贷），原以互联网为平台，现已向线下发展，一些公司变相吸收客户存款来发放贷款，建立类似的银行资金池，只要有满意的收益率，才并不在意投给了谁。另外，还有很多公司虚拟投资人圈理财产品投资人的钱，有些公司开始了资产证券化，在未告知客户的情况下，将其债权打包转化为投资理财计划卖给公司其他客户，也卖给其他P2P公司的客户，形成批量业务，然后拿着融资来的钱去投资，违规金融行为数目巨大。
货币政策是靠各种货币工具通过银行和银行间市场调控经济运行中的流动性来实现平稳实体经济的作用的。在中国的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控制银行信贷额度是流动性与实体经济对接的主要环节和重要手段。但在2012年社会融资总额中，银行信贷从91%下降到58%，影子银行的信贷融资规模，包括债权和股权融资，还有银行表外的银信合作的理财产品融资规模在快速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因为统计的问题，民间非正规金融的融资可能并未计算在社会融资总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