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制度选择

中国银行制度选择（通用12篇）

中国银行制度选择 篇1

一、高等教育需要公平竞争制度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活动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的组织方式。在这种方式下, 提供产品是价格机制和供求关系来解决的。换言之, 市场经济是通过竞争、优胜劣汰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竞争使市场经济成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 因此, 竞争与市场经济具有实质的统一性, 它为建立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是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是有条件限制的, 因为它要求市场必须是自由的、灵活的及开放的, 这样才能够及时反映供求关系, 允许各个市场要素能够自由流动、自主决策以及承担决策的后果。为了保证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出竞争的优势, 必须要设计制度以引导和规范竞争。而这种制度设计就是公平竞争, 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首要目标。而国家和政府的主要作用就在于保护法律和秩序, 保证契约的履行, 创造公平竞争的机会。因此, 可以说公平竞争制度才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制度。

公平竞争制度是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为了追逐有限的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的符合法律和道德准则活动的总称。它的核心价值取向一是竞争性, 二是公平性, 因此, 它不仅可以实现效率, 也可以同时保证公平, 即可以保证达到公平和效率的最佳结合点。因为公平竞争制度首要就是保证竞争的公平性, 因此在微观上直接表现为效率, 表现出结果的相对“不公平”。但是在宏观上, 竞争却有公平效应, 因为竞争的普遍效率可以造成宏观层面的发展效应, 能够保证弱势者情况不至于恶化, 公平竞争才能实现更大氛围内和更多层面上的公平[1]53。

公平竞争制度是一个连贯的过程: (1) 确保竞争的有无 (主体准入、要素流动等) ; (2) 规范竞争的过程公正 (机会均等、方法正当、结果确认) ; (3) 保障竞争的可持续性 (产权激励、宏观调控、社会保障) 等等[1]21。它在内容上也包括三个方面: (1) 正式制度, 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章程等等; (2) 非正式制度, 即价值观、习惯、意识等; (3) 实施机制, 即靠什么方式来实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一般来说, 正式制度主要靠强制、谈判, 而非正式制度一般靠自律[1]99。

在早期的历史上, 高等教育和市场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 而大学也是长期游离于社会之外, 成为所谓的“象牙塔”。但是现代高等教育的诞生改变了这一切。现代高等教育的首要标志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 高等教育从此不再是少数精英享受的资源, 而成为大众生活的必需品。因此,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增长的问题, 而是导致了高等教育整体模式的转换, 促使高等教育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即从“不公平垄断”到“公平竞争”的转变。而且由于高等教育数量和规模的急剧增加, 国家完全“计划”负担高校财政已经成为不可能, 势必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分配高等教育资源, 而大学在紧缺资源上的竞争因此不可避免, 由此伴随而来的是社会加强对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行为的监督。高等教育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是从一种“计划安排”到“市场竞争”的转变。

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变也使得高等教育成为一种所谓的“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实际上就是指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或有限的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 它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对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 应采取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的原则, 因此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兴起了成本分担理论, 即是指高等教育成本完全或几乎完全由政府或纳税人负担转向至少部分依靠家长和学生负担, 他们交学费补偿部分教学成本, 或支付使用费补偿由政府或大学提供的住宿费和膳食费[2]。既然高等教育成为一项大家都可以“消费”的产品, 那么必然增加对市场竞争的需求。因此, 从制度需求上讲, 市场竞争来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已经是大势所趋。

从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来讲, 美国无疑是最为成功和发达的, 其成功和发达的原因就在于市场竞争最为充分和有效, 换言之, 在于有一套公平竞争制度来支撑。高等教育在大学地位、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以及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上, 美国都有较为成熟的制度安排。如在大学基本地位上, 确保大学自治和平等。历史上著名的“达特茅斯学院案”就规定了私立学校存在的法理基础和地位;在人才培养上, 美国宪法确立“人人生而平等”作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则;1958年《国防教育法》和1965年《高等教育法》确立竞争性的资助体系, 保障反对种族歧视以及补偿弱势群体等制度;在科学研究上, 美国有成熟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大学有严谨的学术规范体系以及惩罚机制;在社会服务上, 美国高等教育有著名的《莫里尔法案》以及随后的相关法案。还有《拜杜法案》允许大学和企业获得自己执行的联邦政府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的所有权, 鼓励大学之间的公平竞争。上述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还有很多, 但是贯穿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核心就是公平竞争制度:一是在微观上强调个体之间的竞争性;其次在宏观上保证竞争的公平性, 在起点上保证人人都有平等竞争的机会, 并且规范竞争过程的规则, 以及在结果上保证“对称性”, 即保证贡献与收益对等。

从普遍意义上讲, 各国学习借鉴的并不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 而是其背后的“公平竞争制度”。因此, 从宏观意义上讲, 公平竞争制度才是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核心。

二、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竞争制度现状

众所周知, 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 开始全面学习前苏联的集中管理模式, 高校的一切事务被纳入到中央政府的计划之中, 中央政府直接管理高校, 集举办权、管理权和办学权于一身。在计划经济之下, 中国的高等教育有的只是绝对的平等, 而实际上没有公平可言。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整个社会都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之中。高等教育制度也逐渐开始从国家本位向市场本位转变, 对于公平竞争制度的需求则是越来越强烈。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 因为规模的急剧扩大, 政府越来越多的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来解决高校的经费问题, 许多重要高等教育资源, 如生源、师资、科研经费等都开始采用市场机制进行配置。但由于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规模要比欧美国家大得多, 加之原有的计划管理模式, 因此, 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仅会较之欧美国家多得多, 也会复杂得多。因此, 公平竞争制度的建设尤为迫切, 并初步形成体系。

首先在制度层面形成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其中的标志就是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的颁布。《高等教育法》最突出的变化是引入市场机制, 增强了质量与效益意识, 强调大学的独立法人地位, 注重与市场的关系。《高等教育法》既提出大学要根据社会需要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以适应就业市场的变化, 又提出大学自主与企业事业组织开展合作以满足市场对科研成果的需求。可见市场的需要、市场原则已开始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而与此同时, 和大学相关的知识产权法以及专利法、学生资助制度, 民办教育促进法, 以及学术规范体系也相继出台, 不少大学已经开始着手制定大学章程。这些法律政策的出台无一例外都是为了保证公平竞争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实现。其次在非正式制度上, 学术竞争、自由、规范以及诚信的意识开始逐步确立。第三在实施机制上, 相关的奖惩机制越来越完善, 大学和学者的自律机制也开始建立, 学术共同体之间的自我评价机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从制度供给上说, 虽然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竞争制度已经有所建设, 但整体却还严重不足。

1. 体现在公平竞争制度过程中。

首先, 在当前高等教育制度中, 存在着严重的起点不公平竞争的制度安排。公平竞争制度首要的就是保证起点的公平竞争。起点公平竞争有两个基本的含义:一是保证竞争主体的独立性, 二是保证所有的竞争主体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对于前一方面, 就目前而言, 中国大学虽然取得一些办学自主权, 形式上成为独立的法人机构, 但是在现实当中, 很多的制度安排并没有使得大学取得自治的地位。如, 大学校长的任命制度, 专业、学位以及课程设置制度, 招生制度等等, 大学都没有完全独立的决策权力。后一方面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存在严重的等级化倾向, 各个办学主体之间不是一个平等机构。如, 在公办大学之中, 存在着所谓的重点大学制度。由于教育部对部属高校进行资源配置倾斜, 长此以往, 部属高校不仅能够获得“显性”的各种资源, 也能获得“例外”的特权。如, 申报博士点、科研教学基地等。在此制度安排下, 地方高校和重点高校之间在起点上已经没有公平可言, 同样也就没有办法和这些高校竞争。在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的关系上也存在着起点不公平的问题。

其次, 竞争规则不规范、随意性大。以“985工程”为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虽然“985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市场化的大学竞争, 展现出了更多的市场逻辑。但是, 从整体上看, 这种表面的市场化竞争并不能掩盖其背后的行政因素, “985工程”更多体现的是政治主导的逻辑, 作为事业单位的大学在更多方面更受制于行政权力[3]。诸如此类的高等教育政策比比皆是。而且这种没有明确竞争规则的制度产生了大量的腐败行为, 这在每一次的国家级精品课程、精品教材、国家名师、博士点申报等等评审过程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三, 结果不具有“对称性”。公平竞争制度结果不对称性有两个含义:一是付出和收获相对应, 二是补偿和扶持弱势群体。在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制度下, 由于等级化高等教育体制的存在, 很多高校的付出和收益是不对称的。如有时一所高校的学科和专业排名都比较靠前, 但在各种条件限制之下, 仍然不能得到相应的学科点和专业设置。这些年这方面的“事件”越来越多。结果不公平还表现在缺乏对于弱势群体的补偿, 到当前为止, 对于地方高校、民办高校、学生资助等, 政府都没有太过明确的制度安排。

2. 体现在公平竞争制度的内容上。

公平竞争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就这三个方面而言, 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竞争制度供给远远不够。

首先, 在正式制度上, 基础性制度有所缺失。第一, 大学没有成为法人实体。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仅仅肯定了高校的法人资格。作为法人实体, 高校与政府的关系远远不及国企与政府的关系明晰。第二, 缺少对于弱势群体的补偿制度, 政府对于地方高校, 对于民办高校, 对于学生资助都没有明确的制度安排。第三, 政府职能定位混乱, 对于“管什么”和“如何管”没有明确的规定。第四, 高等教育制度相互之间冲突, 缺乏一致性。很多出台的政策和《高等教育法》是相互冲突的;第五, 缺少社会问责制度, 没有一个社会独立机构来监管政府和高校的行为, 这在高校评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其次, 中国高等教育对于非正式制度培育不够。在高等教育制度中, 自由意识以及学术规范意识都是基本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等意识既是外在的制度安排, 也是内心里一种道德操守。虽然近些年学术界也开始强调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意识的建设, 但是基本局限在学术共同体内部, 当与现实中种种不公平竞争以及寻租等行为相对立时, 则变得“不堪一击”。自由和规范意识的薄弱, 无形中加大了建设公平竞争制度的成本和周期。

再次, 实施机制不到位。在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制度中, 实施机制不合理或者执行不力, 导致公平竞争制度的规则无法实现。如前面所举的大学办学自主权的问题, 种种学术不端问题,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制度执行不到位, 且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总之,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竞争制度的现状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需求强烈、供给不足, 两者处于一种失衡状态。

三、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竞争制度构建的特点

一项制度的生成离不开制度背后的环境。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竞争制度是在中国现实环境下生成的, 自然带上“中国式”的特点。

1. 高等教育的公平竞争制度的形成处于社会的转型期。

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竞争制度脱胎于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秩序, 大一统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自然会影响下一个阶段高等教育制度的选择。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

事实也表明, 新中国的竞争制度, 政府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占据了决定性的主导地位, 基本上就是一个政府主动选择的过程。这是因为政府在资源配置和改革过程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大学和社会基本没有自主权。这就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方向选择等基本取决于政府权力中心的意愿和能力。公平竞争制度的构建取决于政府和执政党的制度供给意愿和能力, 是一种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路径。但是由于原有的集权的高等教育制度和新型的公平竞争制度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此, 也产生了转型期间高等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这类似于“双轨制”:一方面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又兴起公平竞争的市场体制, 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将会在很长时期内存在。

2. 高等教育公平竞争制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由于处在社会转型期, 中国高等教育必然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局面。首先是各种利益主体目标的多样性。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 高校的层次和类别越来越多。根据“经济人”的假设, 不同制度主体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 这些利益诉求都是不同的, 且都想各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次, 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对于公平竞争的需求能力是有差异的。就目前中国高校而言, 有一定实力的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对于公平竞争制度有强烈的需求, 但是很多的地方高校对于公平竞争制度需求的意识比较弱, 习惯于在现行制度框架下调整自己的办学行为。它们一方面没有能力强势反映自己对于竞争制度的需求, 其制度主张及对现行竞争制度变革的需求难以相对垒;另一方面, 由于竞争制度是公共品, 许多的地方高校“搭便车”的心理比较严重;第三, 不同地区制度需求也反映出高等教育竞争制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所有高等教育的制度主体统一归中央政府管辖, 但是在经过多年的改革之后, 形成了中央与省级两级管理以省级管理为主的体制, 这样中央和地方对于高等教育便形成了一种“博弈”的关系。而且, 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也使得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供给有相当的难度。如何以统一的中央政府面对高等教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公平竞争制度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

3. 高等教育的公平竞争制度是在政府权力支配下的竞争。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制度虽然总体上没有脱离“计划经济体制”, 但是也开始引入“市场竞争体制”。事实上, 当前高校之间围绕资源而进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这种“市场竞争”是和计划经济的一种奇特的结合。换句话说, 这种竞争是在行政主导下高校之间的竞争, 是权力主导下的竞争, 而不是高校自主的完全面对市场的竞争。这种市场竞争“竞争性”比较强, 但“公平性”太弱。因为政府权力处于主导方, 在教育资源分配上的垄断地位, 使得政府一方“主导”的权重过大, 而高校一方“从属”的色彩太浓。由于权力上的差异, 政府只有通过“一刀切”的方式来管理高校, 但是各个高等学校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决策和办学行为, 对于“一刀切”管理方式非常不适应。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在权力垄断和市场竞争之间的高校则是处于“被动竞争”的地位, 他们主要不是面向市场去竞争, 而是面向政府去竞争, 一方面高校之间确实有了竞争的观念, 但是另外一方面同样加强了政府支配高校的行政能力。这种权力与公平竞争制度之间的矛盾也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

四、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竞争制度构建的制约因素及发展建议

高等教育公平竞争制度有一些基本的核心要素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高校都必须遵守和达到的。这些核心要素包括:一是要保证有独立的个体能够相互竞争, 二是是保证竞争的公平性。而要达到这两个核心要素, 我们必须认清当前的中国高等教育中有哪些制约因素在阻碍公平竞争制度的形成, 这样, 才能在未来的高等教育制度建构中明确方向。

1. 权力的非对称性。

公平的市场竞争制度的前提条件就是制度主体的地位平等性。这样才可能有起点的公平竞争机会。但是, 在当前的中国现实中, 政府几乎掌握了所有关键的权力, 对制度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已定的制度结构下, 制度主体之间的权力的非对称性, 也就是说拥有较大的权力通常也拥有较大的利益, 无形之中那些被制度结构赋予较多权力的制度相关人会进一步维护旧制度。虽然, 由于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权力的重新分配, 但是制度的形成仍然取决于制度主体之间对权力的运用能力。在中国高等教育制度之中, 第一种权力不对称是政府和高校之间权力的不对称。政府一直以来是主要的制度供给者, 由政府来制定高等教育制度的大政方针, 高校或教师学生无权进行针对全体高校的制度设计。相反, 政府随时可以干预高校。虽然一直以来, 政府赋予了高校许多自主权, 但是, 诸如资源分配等重要权力仍然牢牢把握在政府手中, 而只要政府在资源配置和改革过程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那么高等教育制度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动。实际上, 当前高等教育制度的变革并不是以高等教育本身为出发点的, 而是从政府的利益出发。在这样一种权力不对称的情况之下, 公平竞争制度无从谈起。

2. 观念导向不明。

价值观念实际上是制度形成当中最为核心的因素, 也就是说, 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前面的分析表明, 既然公平竞争制度是高等教育发展最为理想的目标, 那么就应当坚持这一价值取向。但是在当前的现实中, 这一价值取向并不明确。长期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偏向效率, 不重视公平, 重视国家利益不重视个体利益。其高等教育制度的发展从来都是强调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高等教育本身的公平问题没有被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不管是先天或后天的差距, 不同高等教育主体之间并不是同等的享有高等教育发展所带来的改善, 而是不同程度地强化了高校以及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等级化和分层化, 造成了高等教育中种种矛盾的激化和“投机主义”的盛行。最终造成的结果是导致“恶的竞争”, 不仅没有效率而且没有公平。

3. 形成了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

竞争实际上就是为了利益的竞争, 这样就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 如果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利不对等, 就会形成既得的特殊利益集团, 它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 就会成为制度转型的巨大障碍。在当前的高等教育制度中, 政府就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它既能代表国家利益, 也能代表部门利益。在政府掌握绝对权力情况之下, 政府非常容易公权私用, 维护自己部门的利益。这种情况也会延伸到高校内部, 行政部门同样也会利益化。而且由于高校之间的权力等级化, 也会形成相应的既得利益集团。从既得利益者的角度而言, 它们是不愿意对现有的高等教育制度作出变革的。

针对这些制约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竞争制度的制约因素, 在未来的高等教育制度构建应注意以下发展路径:

第一, 明确公平竞争是高等教育制度的建构方向和原则。公平竞争制度是现代高等教育的核心制度, 因为它一方面可以促使竞争, 释放高等教育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公平, 促进各方利益各安其位、得到保障。因此, 在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建构中, 需要把公平竞争当成构建的基本原则和方向。

第二, 逐步实现高等教育制度主体中权力的对称性。公平竞争的前提就是赋予各个竞争主体平等的地位。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情况下, 政府应该放权, 保证高校基本的法人实体地位。政府需要做的是: (1) 组织社会力量评价各个高校的同类专业, 并把一定区间内的专业排名向社会公布, 让学校举办的专业进入“同行竞争、优胜劣汰”的序列中; (2) 充分利用人才市场和网络, 汇集和发布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信息, 包括某些种类的人才短缺或过剩的市场信号; (3) 允许各个高校按照人才市场需求信号和报考本校的生源情况对不同专业制定并公布各自不同的学费标准, 自主决定办哪些专业和办多大规模, 等等。

第三, 高等教育公平竞争制度的形成宜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 要改变单一的政府主导的局面。从制度供给上说, 政府几乎是高等教育公平竞争制度唯一的供给者。这种情况有很多的弊端。对此, 政府应放弃一些细枝末节的制度供给, 如各种课程、专业评审工作, 把握一些宏大的制度构建, 如立法等等, 把一些具体的制度供给留给其他的利益主体来完成, 如学术共同体、社会中介机构等。

第四, 规范公平竞争制度的实施机制。在当前的高等教育制度中, 已有一些公平竞争制度的规则, 但是在现实中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其中的原因在于实施机制的不完善, 缺少必要的程序设计。一方面是正式制度中缺少相应的奖惩措施;二是在非正式制度中高校等主体缺少自律机制。建议严格规范高等教育领域不公平竞争行为, 形成判例, 规范未来的行为。

第五, 对高等教育中弱势群体予以扶持和帮助。公平竞争强调结果的对称性, 即保障各得其所, 也补充弱势群体。在当前的高等教育制度中, 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是正确的选择, 但同时更应该关注高等教育一些弱势高校和弱势地区。在制度建设中, 资源配置应向西部地区、一些地方高校以及民办高校倾斜。一些关乎国家发展战略布局所需的资源, 应由政府提供和调配。这也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

由于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竞争制度的构建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本文只是提供一种概论性的讨论, 还有许多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笔者坚信, 只要坚持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 中国未来的高等教育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摘要：公平竞争是现代高等教育的核心制度。中国的高等教育当前正处在转型期, 公平竞争理应成为高等教育制度的核心选择。为此, 在高等教育制度构建上需要保证高等教育竞争中不同制度主体都有起点上的平等性, 并且规范竞争过程规则的正当性, 以及在结果上的“对称性”, 即保证贡献与收益的对等并且补偿弱势群体。

关键词：公平竞争制度,制度选择,制度构建

参考文献

[1]彭海斌.公平竞争制度选择[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2]D.布鲁斯.约翰斯通.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的财政与政治[J].比较教育研究, 2002 (01) .

[3]宋维强, 廖媛红.大学竞争的政治学分析:以“985工程”为例[J].高等教育研究, 2004 (06) .

中国银行制度选择 篇2

（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3、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4、5、（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

6、7、（司法权、行政权、立法权）

8、（宪法制定、宪法修改、宪法解释）

9、符合宪法精神和制宪目的原则、依法解释原则）

10、宪法解释的方法有很多，主要有（统一解释、条理解释、补充解释、扩大解释）

11、（行为实施和规范实施、直接实施和间接实施、主动实施和被

12、国家象征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代表和标志，主要包括（国旗、国徽、国歌、首都）13、14、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主要有：（民主集中制原则、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群众路线的原则、精

15、中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主要形式有（在人大和政协中参政议政、成员被举荐担任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

1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法律上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中国公民的资格、成年性、享有法律所规定的17、终止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条件是：（任期届满、死亡、丧失国籍、辞职被接受、未经批准两次不出

18、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会外职权主要有（视察权、与选民和原选举地位的联系权、列席其他会议权、召集

19、县级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基本职权有：（重大事项的讨论、决定权、选举权、任免权、20、我国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范围是（执行性和补充性的地方性法规、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法律的授权，制特殊问题，制定地方性法规）

21、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任职资格要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资格、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年龄要求）

2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家主席。罢免案的提出可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个以上的代表团提出、23、国家主席的对内职权有（公布法律、任免权、发布命令、荣典权）

24、（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制定其它能够影响全国所有地方政府和居民的政策和措施、对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具有绝对的、集中的权威和权力）

25、总理有权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任免的人选是（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

26、地方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主要体现为地方政府行政首长对地方政府的工作享有（全面领导权、最后决策

27、行政监督包括（上级监督、审计监督、监察监督）

28、（行政立法和制令权、对国务院机构和地方政府的行政领导权、行政管理权、国民

29、国务院的间接权力有（立法提案权、否决权、戒严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30、（各部、各委员会、中国人民银审计署）31、32、（国家粮食局、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海洋局、国家

33、与行政区划的层级有关的因素主要有（中央地方关系模式、国土面积的大小、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状况）34、35、36、（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各民族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原则、民族

37、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必须以国家统一为原则、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是民族自治，治法的一系列规定享有自治权、行使自治权利）

38、在下列少数民族中，目前已没有本民族语言的是（满族、回族）

39、的其它民族聚居区而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一个民族在多处有聚居区的，建立多个自治地方、因地域太小、人口太少，不宜建立自治地方和设立自治机关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则设立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种补充）

40、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主要有（政务司、财政司、律政司）

41、（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42、43、44、（贪污贿赂犯罪案

45、（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年满

46、法院的工作方式主要有（合议制、两审终审制、审判委员会制度、案件审批制度）

47（侦查、批捕、公诉、抗诉、监督）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院）

（法院、检察院）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51、法官和检察官的任职回避包括（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近姻亲关系）

52、（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驻香港、澳门特别

53、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的构成部分目前有（陆军部队、海军部队、空军部队、第二炮兵部队、军事院校、5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包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

55、党的工作干部、军队干部、社会政治团体与群众组织干部、56、中国干部任用的方式主要包括（考任、委任、聘任、选任）

57、（德、廉、勤、绩、能）

58、（依法履行公职、由国

59、设立在各机关内部的人事机构的主要职权有（考核权、奖惩权、升降权、任免权、辞退权、其它人事决60、目前中国公务员的职位类别按照其职位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行61、公务员录用应遵循的原则是（严格考察、平等竞争、公开考试）62、63、（调任、转任、挂职锻炼）

64、（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近姻亲关系）65、66、（选民登记、候选人的提出、投票、公布结果）

67、（村民委员会制度、居民委员会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68、69、（议事决策权、制定规章权、人事任免权、民主监督权）

中国银行制度选择 篇3

一、中国农村城镇化道路与现行土地制度的矛盾分析

中国农村城镇化道路必然涉及到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不可否认，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改革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即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土地制度的改革，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实现了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第一次大的飞跃。但是，这种土地制度也有其历史的固有的局限性，尤其是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城镇化进程存在突出矛盾。这种土地制度与中国农村城镇化道路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与土地国家所有制的关系看，两种土地所有制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平等。土地国家所有制主体是国家（政府），是强势的一方。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主体是村镇经济组织，是弱势的一方，甚至不得不偏向国家（政府）。因而往往导致国家（政府）不顾农民的利益强制性地以较低的价格征收农民的土地。这也是中国农村城镇化道路中土地的城镇化大大快于农民的城镇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而也是使很多失地农民找不到工作陷入更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的论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实行农村集体土地私有化，让农民个人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样国家就不可能强制征地、低价征地了。对此，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特殊的资源。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1）国家应该而且必须代表全民的整体利益、最高利益，对本土范围内的任何土地拥有最终的处置权。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也有国家土地所有制，而且国家对私人土地也有强制性的征用权。（2）除国家征收农村集体的土地以外，在土地市场上交易买卖的都是土地使用权，而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如果土地彻底私有化了，农民对自己的土地拥有最终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岂不是这块土地就归某某人永远所有了，他可以让人继承，也可以再卖给别人，他要真卖给外国人，他岂不是出卖祖国领土？并且，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土地制度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密切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强化了小农经济，如果再实行土地私有制，就更加强化了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在国内外城镇化历史上都是长期制约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更何况中国历史的沉痛教训已经证明农村土地私有制不利于农村生产力发展。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国家对本国的任何土地都拥有最终处置权，并且又不能实行土地私有化，那就完全实行单一的土地国家所有制好了，为什么还要保留集体土地所有制呢？笔者认为这两种土地所有制的建立是由当时的国情条件决定的，实践也证明，国家针对我国农业大国的国情，通过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农民较大权责利，有利于较好地保障农村、农民、农业的集体利益。

总之，两种土地所有制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但是这两种土地所有制之间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又的确存在一定的矛盾。解决这两种土地所有制主体之间矛盾的有效办法，一是国家及各级政府要真正能代表国家和人民（包括农民）的整体利益，制定科学正确的土地使用和征购计划，并尽可能地保护和尊重集体所有制的权责利。二是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以增强农民集体与国家的谈判力，切实保障农村、农民、农业的利益。

2.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内部的关系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关系不明晰，从而不利于土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影响到农村城镇化进程。这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产权关系不明确。不可否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关系不仅在法律上是非常清晰的，法律上规定归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而且在农村实际生活中也确实是归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但问题是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也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没有真正的法人代表，从而削弱了集体经济的独立性，影响到农村城镇化道路中集体对土地有效合理的统一规划和使用，并加剧了农用土地的减少和流失。另一个方面，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不明确、不完善。不可否认，土地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已经比较完善了，中央已经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30年稳定不变，并明确规定了承包经营权的多项权能，允许其流转。但是中央规定的家庭承包经营权的期限和各项权能并没有真正落实，农民对自己已有的权利不放心，从而不敢放心大胆地舍弃土地，进入城市。

综上所述，解决现行土地制度与农村城镇化道路矛盾问题的关键是，既不能退回到建国前的土地私有制，也不能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而只能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权稳定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和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对此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这是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开放实践的概括和总结，为实现中国农村城镇化、实现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第二次飞跃指明了方向。

二、土地股份合作制能够有效解决农村城镇化与现行土地制度的矛盾

近些年来，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各地农村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点，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形式进行了有益探索。主要包括转包、转让、互换、委托、反租、倒包、土地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已成为一个发展趋势。根据对这些流转形式的调研和分析，笔者认为，每一种形式都各有其优缺点，农民可根据实际情况，自愿采取适合自己条件和特点的形式，关键要看其条件是否具备。但就其发展趋势来看，尤其是对比较发达、比较富裕的农村来讲，土地股份合作制代表着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趋势。

当然，这里所讲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不是指把土地所有权分给农民个人，农民再以土地私有权入股的土地股份合作制（这种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在实践中是不存在的）。而是指在坚持现行土地产权制度稳定不变基础上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即农民以土地承包权（或使用权）入股，按照股份合作制原则进行经营的经济组织形式。具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自发结合型，二是集体组合型。自发结合型是若干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自发自愿地将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入股，实行股份合作经营。集体组合型乃为社区集体有计划有组织地把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折股，实行土地股份合作经营的形式。其中，集体组合型又分两种方式，其一是将村集体土地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一起折股量化，明确每个农民的股份，经营收益按股分红。其二是把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即将原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给农户的承包地经营权折股，组建新的股份合作组织，对入股土地实行统一规划、开发和经营。股份合作组织直接经营或者代表股东与企业签合同或进行租赁。土地股份合作制之所以代表着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趋势，主要是土地股份合作制较好地解决了上述农村城镇化道路与现行土地制度存在的矛盾，起到了城镇化道路的载体和推进器的作用。具体讲主要是：

第一，土地股份合作制能够较好地处理两种土地所有制主体之间的关系。首先，在土地股份合作制中，由于土地所有权主体实现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并且有明确的法人代表，加上农民承包经营权的固定化、稳定化，这就提高了集体对国家的谈判力，迫使国家政府官员不能在征收农民土地中随意侵犯农民利益。其次，在一般情况下，国家不一定非要通过征地方式使用农民土地，完全可以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国家投资货币入股，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投资土地入股，实行股份合作制）方式开发和使用农民土地。

第二，土地股份合作制进一步明晰了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产权关系，调动了农民和集体两方面的积极性。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经营，农民可以以承包田等入股，参与收益分成。这既保证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基本政策的稳定，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又改变了家庭均包制，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在土地股份合作制中，土地的所有权及其支配权和处置权由集体和股份合作制组织集中掌握，但每一个农民、集体等，在股份合作项目中拥有多少股份，得多少利益，有多少权利清晰可见，改变了土地等集体资产产权主体虚化的弊端，进一步密切了集体与个人在财产利益上的关系，形成了独具活力的运行机制。

第三，土地股份合作制保障了集体对土地所有权、支配权和处置权的有效执行，大大促进了土地流转和土地的规模经营。农民在土地股份合作制中所拥有的土地股权只是一种价值化货币化了的股权，这样，土地股权无论怎样调整，都不会影响集体对实物土地的支配和处置。并且，农民无论是否承包土地，都可以凭土地股权参与收入分配，并可得到法律上的保护，这样，农民对土地实物观念将会逐渐淡化，那些在城市中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工也会主动转让土地，从而使土地使用权按村集体最大化利益和效率原则进行流转。

第四，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不仅有利于形成国家、集体、个人、外商等多元化的投资主体，而且可以有效吸引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管理等众多生产要素的参与。这既可以形成新的投入机制，又有利于农业的长期投资，不仅分散了经营风险，而且有利于打破原来村集体封闭的局面，形成跨乡村、跨地区、跨所有制联合的优势和新的生产力。

三、农村城镇化中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应解决的问题

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土地制度改革，在实践中一定要解决好以下问题。

第一，要从不同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实际出发，切忌搞一刀切。首先，从农村城镇化及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实践看，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必须具备成熟的主客观条件。其次，即使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是否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也应尊重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有多种选择。最后，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具体操作，应根据本地特点和农民的选择，采取灵活多样的股份合作形式，在土地资产评估作价、土地产权组合、土地股权配置、确定分配比例等方面，涉及到农民切身利益时，一定要坚持自愿互利、公平合理，由农民群众充分讨论确定。

第二，土地股份合作制必须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原则和农民对土地原有承包经营权不变的基础上进行。首先，要把农民个人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折成股份。其次，在将农民个人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折股的基础上，明确界定每个农民对土地享有的权责利，并通过土地股权证承认和保护农民个人的土地股份权。再次，要正确处理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与原有承包户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集体股与农民个人股应同股同利、同股同权。公共积累要量化到每一个股东（包括集体股东和农民个人股东）名下。

第三，在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中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不能改变。尽管有人主张土地私有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稳定不变使一些农民也有一种土地私有化的幻觉，但是土地归集体所有不但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加强。在中国，农民既有独立分散的一面，又有大统一的一面，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具有存在的文化根基。土地集体所有制也是与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方向一致的，它为农地和其他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合理流动、组合和扩展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也为实现农村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保障农民就业和社会福利、避免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证。因此，在农村城镇化和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实践中，一定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确保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实现。

第四，由于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生事物，它是在没有现成制度规范下由农民群众根据自身条件自发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加上农村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民的思想认识和承受能力不一样，因而农村各地区土地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多数不规范，尤其在产权结构、内部治理结构、分配制度、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各具特色”，较为混乱。因此，合理规范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运作是土地股份合作制进一步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应以城乡中小企业股份合作制的基本运作规则为参考，对不同地区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总结和概括出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基本运作规则。比如，在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中，农民个人要人人持股，并且股权要相对均等；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同股同权，同股同利，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制等，都是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基本运作规则。当然，要坚持以规范促发展和在发展中求规范的原则。因为土地股份合作制作为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新事物，会不断出现很多新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不断探索和研究。

［1］崔翀.完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选择［J］.农村.农业.农民（A 版），2008，（5）.

［2］崔朝栋，李秀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J］.学习论坛，1998，（8）.

［3］万宝瑞.我国农村经营体制创新的思考——辽粤湘豫农村土地实行股份合作的调查［J］.农村财政与财务，2004，（9）.

［4］孙进群，阎立波，等.破解河北“三农”难题的对策建议［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9，（5）.

中国银行制度选择 篇4

一、中国竞技体育制度概述

(一) 中国竞技体育制度是举国体制

竞技体育制度是指国家组织、管理竞技体育的各种机构、制度和准则的总称。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各种行政机构, 即各级体育行政、事业机构;第二是各级机构的职责、权力、利益的划分;第三是具体的管理制度。竞技体育属于国家上层建筑, 其本身代表着一国或是一个地区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 因此这个制度也是利益集团在竞技体育领域中权力和利益分配的结果。因此, 探究中国竞技体育制度的发展, 首先应当了解该领域内的活动主体。

(二) 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及其变迁的主体:国家、社会与个人

1. 国家指的是政府。

政府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更何况竞技体育制度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的供给者和决策者是政府, 制度具有公共性, 而且制度的变迁过程需要政府的强制性, 因此政府的根本性作用要得到清楚的认识。而对于制度本身, 政府的影响依然是根本性的, 比如中国足球的最高管理机构并不是中国足球协会, 而是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 一般性的, 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主任会出任中国足球协会的专职副主席 (主席一般由国家体育总局某一副局长担任) , 比方说已经离职的韦迪, 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是一个政府的职位, 而足协主席不是。可以说, 中国最早的竞技体育制度与我国的政治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举国体制意味着运动队、运动员的奋斗目标首先不是为了自身, 而是为了国家, 并且这种目标和途径是强制性的, 是不可逆转的。但是, 过分集中意味着民主的丧失,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也悄然而至, 而这过程当中的倡导者, 自然是政府。

2. 社会指的是非政府组织和企业, 尤其是社会非盈利团体, 譬如中国足球协会, 以及企业, 譬如恒大集团。

因此, 中国的竞技体育制度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政府的间接领导, 而这个桥梁就是一系列体育类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但这些社会团体受到政府组织的监督和指导。再提及中国足球方面, 非营利的社会团体的外延很广阔, 中国足球协会就是其中之一, 其定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足球运动的单位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唯一的全国性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 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单位会员, 接受国家体育总局和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所以, 中国足协从一个服务性的机构变成了一个间接性的监督与指导机构。横向比较, 日本足协与日本足球俱乐部的关系则大大不同, 日本足协依赖于俱乐部而存活, 只有俱乐部的充分参与, 才有其足协的扩张发展, 当然这也与两国经济政治体制不同有关, 然而这个现象对于体育界而言, 必须引起思考。

3. 个人, 指竞技体育赛事的参加者。

中国运动员的总体现状是令人担忧的, 而其中少数的抗争者中, 极少数的成功案例激励着也推动着竞技体育制度的改革。中国运动员的成长之路颇为不易, 首先因为体教分离的问题, 中国运动员的文化修养不够高, 这也是很多运动员会在三十岁退役后还要重新进入校园或者不再离开运动队的原因。其次, 中国运动员经常是由青年队进行选拔、比赛而渐渐走上运动员之路的, 其间会受到所属省市体育局的严格控制。因此, 省 (直辖市) 体育局、全国性体育型非营利性社会团体、俱乐部 (部分体育行业) 、国家体育总局, 都是整个利益漩涡的争夺者, 而运动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由一个本身的行动主体变为不受自身控制的被争夺者、被控制者。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抗争的例子, 上文提到的王治郅最终低头认错回到了国家队, 他的方式可能大部分不值得借鉴, 但给我们的警示非常深远。有人说, 中国的竞技体育制度是为了先让中国运动员的水平提高, 又有人说, 真正的水平提高必须改变原有的竞技体制, 而对于运动员, 自身水平的提高才是最切实可行也是最重要的, 这才是体制改革的内在重要推动力。

二、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

(一) 政府的主导性作用, 既有正面影响又产生了很多的阻力

举国体制实质上就是政府垄断体制, 经费大部分来自政府, 政府部门掌握体育资源, 并调配体育资源, 以此获得财政的支持, 当行政垄断体制遭遇市场经济后, 针对垄断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 但由于政府的高权威性和高垄断性, 作为改革的绝对主体, 政府的决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 政府的阻力何在?有学者指出:目前的体制改革属于两头热、中间冷, 即中央对改革的坚决支持和民众对改革的强烈渴望, 而中间层是体育内部利益群体对改革推进的抵触情绪。这便是政府面临的重大阻力。

(二) 利益集团的博弈

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政府的主导, 但由于与完全职业化的发展趋势相违背, 个人成为最渺小的一份子, 哪怕是体育明星都会受到诸多限制。首先, 我们应从利益均衡与非均衡进行理论分析。体育利益均衡并不意味着各群体享受相同的利益, 而是人们对于既定利益格局或者制度安排的一种相对满足的状态。整个体育制度安排的每一种制度都各有利弊, 其社会净效益总是大于零值的, 而人们做出的利益选择都是在成本—效益分析中得到的帕累托最优, 而非均衡则为人们对既定利益格局或者制度安排的一种不满。由于人们可以找到更好的选择, 所以他们迫切地要求改革现行制度。显然, 当前中国竞技体育制度的变迁, 便是各个利益集团此消彼长之下, 向着新的利益选择发展的一个过程, 而这一过程的绝对主体仍然是政府, 并且随着竞技体育产业的发展, 所谓的体育利益集团间的格局已经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社会性体育群体和企业化体育集团在不断涌现, 原先的政府垄断格局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新旧势力的博弈间接造成了制度的变迁。

(三) 文化的作用

一是体现在对于经济的反作用上。当今社会, 文化的作用日渐显现, 人们对于体育明星的崇拜、对于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的钦佩与向往, 往往能够成为人民大众所支持的正能量。体育文化的迅速发展, 对于体育文化产业的推动有着重要意义, 从制度层面上来看, 文化的发展对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具有深远影响, 体育文化产业属于第三产业, 其发展是经济改革中的产业转移的重要目标。二是对于政治的反作用, 体育与国际化的接轨, 使得体育竞技相对于其他领域, 为社会底层人士提供一个契机。对于个人而言, 体育竞技领域是相对公平的, 不过分需要门第的基础, 在国际化的规范标准下, 也很难出现钱买通一切的情形。因此, 相较而言, 体育竞技领域更多地凭借运动员的天赋和后天的努力。总的来说, 无论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对于体育文化领域的干涉还是相对较少的, 因此改革的结构型阻力是较少的, 改革的间接推动力和客观要求是明显的。

三、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及其路径选择

(一) 路径选择——政府主导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得益彰。制度的主体一般有个人、团体以及国家政府。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 由个人或团体所主导的制度变迁可以归结为诱致性制度变迁, 而由国家政府通过强制力量所主导的制度变迁可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个人或团体在认定现行利益不均衡的条件下, 找到更好的利益选择从而引发的自发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政府法令导致的旧制度的取消或更替, 其内在动力是国家利益—成本比提高, 但是无论是诱致性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 政府都不可以依赖单一路径。历史证明, 中国在改革初期主要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但现在这种方式举步维艰, 中国体育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者, 倘若在这条路上一路走到黑,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在体育体制改革方面, 体育总局和其下属单位会不断维护自身利益、垄断体育资源, 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 也不注重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 这样就令建立新体制的改革措施落得虚名。因此, 体育体制改革必须是将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改革和自下而上公众选择的改革相结合, 对于体育领域中行政垄断性质的体育部门的限制则需要中央政府机构推进。

(二) 政府放权与路径依赖的改变

培养体制外的利益集团。在竞技体育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 竞技体制改革必须要从体制外的利益团体, 也就是运动协会、职业俱乐部和个人等寻求改革动力。面对社会存在的问题, 某种偶然的机会可能会导致一种解决办法, 当这种办法流行起来, 就会在这一既定方向上自我强化, 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虽然依照既定路线, 制度变迁可能会进入良性循环, 但同样有可能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并且路径的选择因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发展, 因此中国若一直沿着上世纪五十年代确立的举国体制走下去, 则势必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很显然的是, 中国的金牌体育观念以及地区保护性使得体育整体的发展和人才培育之路愈发艰难, 中国1997年龄段的足球小将竟不足60人, 这对于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言是骇人听闻的。但根据对这一年龄段孩子家长的调研结果, 随着中国高考招生人数的增多、社会就业门槛和专业技能要求的提高, 家长更期望把体育运动作为孩子的爱好而不是职业, 这与日本高中生足球联赛和美国的NCAA真是不可相比, 从中可以看出, 竞技体制全面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政府若不进行正确的改革和放开权力限制, 中国的体育之路将举步维艰。而国外的运动协会、职业俱乐部和运动员与国内甚至国际经济的联系非常紧密, 职业化道路下的体育收益和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因此中国必须培育这种体制外的利益集团, 方能让体育产业和竞技领域的经济充满活力。

(三) 先大后小, 先模式后内容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 要让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富带后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同样, 对竞技体育制度的改革, 笔者认为应先发展大类项目, 后发展小众项目, 先引进更系统的职业化模式, 后根据国情针对细节内容进行修改。事实证明, 中国的足球、篮球和排球等大球项目的确已经走上职业化道路, 但是这与完全职业化或者说中国国情下的最大职业化相去甚远, 中国的职业化程度是不完善的, 职业化程度不高就决定了联赛水平不高, 联赛水平不高就会影响到国内整体水平不高和引进外援质量不高, 最终导致中国被隔离在整个世界的职业化市场之外, 而整个国家的竞技水平也进入瓶颈期。有例为证, 近十年来, 中国男足从亚洲一流走向亚洲二流, 中国女足从世界前三跌出, 中国男女篮亚洲霸主地位不再, 这一切的矛头全部指向不健全的职业化体系和其背后的竞技体育制度。我们再撇开乒乓球、羽毛球这些垄断项目不谈, 其他的小众项目, 虽然得到了很多突破和发展, 但是我们必须高瞻远瞩, 当这些项目不断壮大之时, 若体制还不改善, 就极有可能重蹈覆辙, 因此与此相连地提出, 先引进适当的模式, 再依据国情进行调整。恶花虽可结出善果, 但此花终是恶花, 并不是所有体育项目都适用于职业化, 但一个体育项目想要真正得到发展, 就需要走上职业化。

四、结语

总之, 目前我国竞技体育依然无法摆脱行政垄断的困局, 尽管已出现了一些体育类企业和组织, 但影响力很小, 无法与拥有庞大资源的政府进行竞争, 而竞争又是制度变迁的内在源泉, 能够促进制度的自我完善和改革, 以避免低效率状况的出现。因此, 体育市场的培育相当关键, 更多的利益集团参与到体育资源的竞争中来, 能够打破固有格局, 而政府对这样的利益集团的扶持, 也促进了新的竞争的良好环境, 以此来推动竞技制度的变迁和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2013年11月10日, 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 广州“恒大”捧起亚洲足球冠军联赛的冠军奖杯, 许家印兑现了五年之内从中甲新军变身亚洲冠军的惊世诺言。在中国足球的黑暗年代里, 恒大集团作为一个企业元素, 在国人心理防线几乎最薄弱的体育领域取得巨大突破, 就在恒大模式赞歌四起之时, 国家队层面上的无能让中国足协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 穷究其底, 是中国固有的竞技体育制度的发展与现行的经济制度改革的推行和发展契合度较低。因此, 本文希望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着手探索中国竞技体育制度经历的变迁并如何进行创新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竞技体育,制度变迁,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4:115.

[2]柯武刚.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3]李军林.制度变迁的路径分析——一种博弈理论框架及其应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中国银行制度选择 篇5

说明：内部绝密资料，涵盖95%以上期末纸质考试的原题及答案。

1998年，国务院将推进社区建设的职能赋予(A)。A.民政部

按照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一般少数民族夫妇可以生育(A)。A.两个或三个孩子

按照现行选举法第七条的规定，直接选举的主持者是(D)。D.本级选举委员会

按照中国共产党十三大的设想，干部分类管理体制中，群众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A)。A.由所在组织或单位依照各自的章程或条例进行管理

参加投票的选民不足半数，选举应(A)。A.改期举行

城市居民委员会每届任期(A)。A.3年

除中共以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合法地位的政治党派总共有(D)。D.8个

除中国共产党以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合法地位的政治党派总共有(D)。D.8个

从城市功能和能力的角度看，目前我国城市的主体是(C)。C.地级市

从我国的立法实践看，除了宪法和少量的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以外，大量的法律的制定者是(A)。A.全国人大常委会

村民自治的基础是(A)。A.民主选举

大陆设想并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是在(A)。A.20世纪50年代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的是(A)。A.国家主席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是(C)。C.民定宪法

地方性法规与国家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如果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由(C)。C.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核心是(A)。A.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

法院办案的合议庭必须由人员单数组成，具体数字为(A)。A.3人以上

负责新一届的全国人大会议的准备工作的主要是(B)。B.全国人大常委会

负责新一届的全国人大会议的准备工作的主要是(B)。B.全国人大常委会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对被拘留的人，提请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时限一般是(C)。C.拘留后三日内

公务员旷工或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受到辞退的时限之一是一年内累计超过(A)。A.30天

构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的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制定的宪法、法律，以及1953年初颁布的(D)。D.《选举法》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属于(B)。B.国务院直属机构

国家主席、副主席候选人的当选，其所得票数必须(A)。A.超过全体代表的半数

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连任(A)。A.不得超过10年

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连任下得超过(A)。A.不得超过10年

国务院每届任期为5年，总理任职年限为(B)。B.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D)。D.不定期召开

将公务员范围扩大到整个行政系统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选举产生和政治任命的政务官在内的国家是(B)。.美国

决定和制约着我国其他一切政治制度的是(C)。C.人民民主专政

军区按照所辖军事区域的大小，最基层的是(D)。D.人民武装部

军事法院的设置、撒销和人员编制由(C)决定。C.中央军委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立法权主要表现为(C)。C.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目前检察机关实行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案标准是数额在(B)。B.10万元以上的目前全国被正式确认并予以公布的少数民族有(C)。C.55个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每届任期是(D)。D.5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年龄上的要求是(B)。B.18

岁以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经费，一律由(A)。A.国库开支

人民民主专政的集中体现是(A)。A.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人民民主专政的集中体现是(A)。A.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任命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是(B)。B.中央政府

任命特区行政长官的是(B)。B.中央政府

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院检察员的任免，是由(B)。B.省级人大常委会

首次将直接选举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县级及县级以下人大代表选举的是(A)。A.1979年选举法

特别行政区法院的法官由(C)。C.行政长官任命

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副主席候选人名单的是(B)。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提升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基层工作经历(A)。A.2年以上

我国采取的国家结构形式属于(A)。A.单一制

我国的省作为一级政区的行政地位基本成形于(C)。C.元代

我国的制宪机关是(A)。A.全国人大

我国法官必须具备的年龄条件是(D)。D.年满23周岁

我国目前采取的国家结构形式是(B)。B.单一制

我国目前地方政府的层级设置最多有(D)。D.五级

我国少数民族分布广泛，其居住的区域地域辽阔，约占全国总面积的(C)。C.63%

我国现在义务兵服现役的期限为(B)。B.二年

我国宪法的解释机关是(A)。A.全国人大常委会

我国拥有最高的监督权的机构是(B)。B.全国人大

我国最低层级的城市是(D)。D.镇

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B)。B.国务院

我们把中层和外层的具体政治制度称为(D)。D.政治体制

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理念是(C)。C.主权在民

宪法规定的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C)。C.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宪法和法律上最基本的权利主体是(B)。B.公民

宪政的前提是(A)。[2015年1月试题]A.宪法

以归侨侨誉中的中上层人士为主的民主党派是(B)。B.中国致公党

义务兵服现役的期限为(B)。B.二年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D)、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法院院长，或者被任命为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D.23岁

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C)。C.居民委员会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人选的是(C)。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人大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大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的人大代表是(A)。A.县级以上代表

在我国的政治制度体系中具有“根本性”的权力渊源地位的是(C)。C.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我国行使制宪权的是(A)。A.全国人大

在我国所授予的勋章和称号中，具有最高荣誉等级者的授予人是(D)。D.国家主席

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一般(B)。B.每年举行一次

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应当由(A)。A.职工直接选举

中共十二大开始，中共中央经常工作的领导核心是(D)。D.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中共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是(B)。B.四项基本原则

中国的人民武装力量的根本归属权属于(C)。C.中国人民

中国公务员的主要任用方式是选任和(C)。C.委任

中国公务员职位分类中，体现工资待遇的是(D)。D.职级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B)。B.民主集中制

中国共产党管理全国干部的核心是(D)。D.干部任免权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构是(A)。A.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是(B)。B.四项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均需具备党龄(A)。A.5年以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实行常任制，每届任期(D)。D.五年

中国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是(C)。C.工农联盟

中国国家主席的任职年龄要求是年满(C)。C.45周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议案，应经全体委员(A)。A.过半数通过

中国少数民族中，信仰基督教的主要有(B)。B.苗、瑶等民族

中国少数民族中，有文字的民族有(B)。B.21个

中国最大的参政党是：(C)。C.中国民主同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C)。C.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是(D)。D.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最早设立于(A)。A.195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属于(A)。A.国务院组成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D)。D.成文宪法

自治县(旗)可以设立在一般行政地方，也可以设立在民族自治地方。设立自治县最多的省是(C)。C.云南

完善我国征信制度的路径选择 篇6

[关键词] 征信 信用 信息

一、什么是征信

中国人民银行对征信的定义是：为信用活动提供的信用信息服务，实践中表现为专业化的机构依法采集、调查、保存、整理、提供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并对其资信状况进行评价，以此满足从事信用活动的机构在信用交易中对信用信息的需要，解决借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情况是，授信方（多为金融机构）通过征信机构了解关于被授信者的信用状况。

二、发展征信制度的模式选择

1.国际上常见的几种模式

(1)政府主导模式。一般由政府出资设立征信机构，由中央银行作为具体的的执行者来负责监管征信业的发展。其中，征信机构的信息数据来源主要是金融机构，其服务对象也以金融机构为主。

(2)市场化模式。其特点是由民间资本来构筑具有营利性的征信机构，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运作。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并细化立法上，行政监管手段相对弱化。

(3)会员制模式。即由会员单位出资建构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机构，但也只有会员单位才能享受到征信机构提供的信息。

2.适合我国的模式选择

征信制度的模式选择与一个国家经济状况,以及法律和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目前，我国的征信制度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是还只处于初级的发展阶段，所以不适宜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模式来运作，而应该重视政府的推动作用。这样可以缩短征信体系建设周期，也便于集中管理、统一筹划和资源利用。政府要加强在立法上的指导，并对征信机构的市场准入和日常运行给与必要的监督。

三、加紧相应的立法出台

1.出台专门的征信立法

我国目前的立法中，《民法通则》、《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银行法》等都涉及到了关于信用问题的规定，但是目前却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调整信用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以，应该加紧关于征信业的专业立法的出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做出规定:（1)指明由哪一个部门来对征信行业进行监督管理;（2）规定哪些信息可以对外开放，哪些信息不能公开;（3)明确征信机构的从业范围、工作人员的从业资格;（4)对怎样采集、使用和披露信息进行规定，要遵循严格的程序;（5)对个人隐私权和企业商业秘密的范围做出界定，因为信用报告的采集、制作与使用，必然地要对个人或企业的信用信息进行披露，会涉及一些隐私和商业秘密，所以在这方面应该制定好协调原则，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不受侵害;（6)规定守信奖励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应该给信用记录良好的主体以一定的优惠鼓励，而失信者也要承担起其相应的不利后果，失信严重者应承担起一定的法律责任。

2.配套法律规范的完善

应该修改《保密法》、《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与征信法律相冲突的地方。比如我国现行的《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客户的信用信息、评价报告等仅作为内部审批贷款的参考依据，不对外提供。也没有明确列举银行保密义务的例外情形，而是授权其他的法律做出规定。这就给信用信息的共享带来了法律上的障碍，使得商业银行不能满足对所掌握的信用信息的正常需求。

另外，征信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相关内容远非一部法律所能穷尽。美国曾先后颁布了《隐私法》等十多部相关法律来规范信用信息的收集和披露，我国的征信立法也需要建立整体的征信法律体系。

三、对征信业要统一监管

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法律指明具体由哪一个部门对征信业进行监管，所以如人民银行、工商、税务等部门都拥有自身的关于企业或个人的信用信息数据，这些部门对本系统内的信用信息数据有相应的管理权限，从而自然成为本系统征信监管的主体。这种多头管理的格局使得全国统一的征信市场难以形成，其社会效果必然是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所以，应该在立法上尽快确立征信业的监管部门。可以新设监管部门，也可以在现有的监管部门中指定。在目前看来，由于金融征信处于整个征信体系的“大头”，由央行作为监管部门相对来说比较合适。

但是单一监管部门不能离开相关部门的配合。在我国，关于企业的信用信息和数据主要来自于工商、海关、技术监督、财务、税务、外经贸、银行等部门，个人的信用信息主要掌握在公安、法院、劳动保障、人事部门、商业银行、电信，以及移动通讯等部门。在这种信息分散的状态下，要想获得全面而真实的信息，必须实现各部门之间的协调。

四、重视宣传，加强整个社会的信用意识

征信制度设立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减少授信者的风险，提高信贷安全。但开展征信工作、建立并完善征信体系有利于使全社会树立起良好的信用意识，从而为金融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目前在我国，社会公众对“征信”概念认识不够，对征信体系不甚了解，这就需要加强宣传工作。可以通过开展知识讲座、在报刊刊载征信知识、在广播电视网络等传媒上播放征信的相关知识等方式，要使民众了解到整个征信制度的来龙去脉，领会到守信的必要,以及失信的不利处境，从而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风尚。

参考文献：

[1]刘向丽:《建立我国信用征信法律制度的若干问题探讨》[D]江西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6）

[2]楊华敏:《我国个人征信机构的法律构建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6）

[3]章红:《个人征信制度建设与政府的作用》[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

[4]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课题组，《关于完善我国征信业监管体系的研究》[J]华北金融2006,12

中国银行制度选择 篇7

一、基本概念解释

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必须要明确几个概念:首先是“中国”。这里的中国是有时间限制的, 也就是一个时期内的中国。我认为这个时期就是1840 年到1949 年, 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后期, 当马克思主义思想真正在中国传播开来, 中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才又出现了一条有别于先前的资本主义君主立宪政体, 资本主义共和政体, 封建专制政体等之外的又一政治制度发展模式。而只有真正在这个时期, 对走什么样的道路才有了更为全面的选择。其次是“社会主义”。我认为社会主义的特征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上, 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政治上,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政权;思想上, 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针, 将其作为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与基础。最后是动因,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并不是将其作为一种目的, 而是一种手段。换句话说, 在当时中国民族危机严峻的情势下, 一切阶级的奋斗都应该是为摆脱民族危机而动, 为建立真正独立国家而为的。

二、土地政策分析

(一) 农民阶级——以太平天国为例

鸦片战争以后, 由于五口通商, 外国的工业产品涌进中国, 质高价廉的工业产品, 排斥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另一方面, 土地兼并日益加剧,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日益加剧。从而使得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 失去生计。同时, 由于清政府将大量的战争赔款转嫁于穷苦的百姓身上, 再加上当时广西等地天灾不断, 民不聊生。最终于1851 年爆发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阶级领导的一场反帝反封建运动, 因此解决农民所急需的土地就显得尤为关键了。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 (今江苏省南京市) 后, 于1853 年颁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民阶级自己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它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 以“凡天下田, 天下人同耕”和“无处不均匀”的原则, 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土地;关于产品分配, 根据“天下人人不受私, 物物归上主”的原则, 每户留足余粮, 其余归圣库。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客观上来说, 它突出反映了农民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 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结晶。但是, 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 因而具有空想性和落后性, 甚至在一些地区根本没有得到实施。所以, 农民阶级的土地政策是失败的, 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对于土地的需求, 而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很大的程度上在前期土地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就已经埋下了祸根。

(二) 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大资产阶级进行对比

1. 资产阶级维新派

戊戌变法作为一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改良运动, 同时又是一场民主思想启蒙运动, 为以后的民主革命与政治发展创造了条件, 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其失败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未能提出一套切合实际的土地纲领, 因而未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尤其是对土地有迫切需要的农民阶级。可以说, “在维新派的政治纲领中, 缺少解决农民问题的主张和政策” 。不仅如此, 维新派的领袖们 (除谭嗣同外) 都极端仇视农民革命, 也正因为如此, 其改革基础是相当薄弱的。因此失败也是在所难免的。

2. 资产阶级革命派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进入20 世纪以来的一次重要历史事件, 其推翻帝制, 解放思想, 鼓舞人民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同样是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 以孙中山为首的的革命派就较早地意识到土地之于农民的重要性。1905 年成立的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中便有“平均地权”的提法, 也就是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相比于资产阶级维新派, 革命派的纲领还是有相当大值得肯定的地方。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指出: (1) 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 由政府进行土地管理及征税事宜; (2) 私地由地主报价, 国家就价征税, 必要时依法收买; (3) 国家当给佃农以土地资其耕种。这些内容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土地问题的重视。其目的在于消除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 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农民的同情。但是, 这项政策同时也具有很大的缺陷, 因此并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也不能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这也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群众基础并没有因此而扩大。而土地问题未能很好解决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3. 大资产阶级

1927 年4 月18 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1927 年9 月, 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1928 年11 月29 日, 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至此, 国民政府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国民党政府建立后, “许多地主充当了国民党的官吏, 许多国民党官吏成为了新兴的大地主” , 从而使得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进一步扩大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因此维护其统治基础必然要维护大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及其严重的土地剥削制度。在其统治下, 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据国民党当时的一项调查情况, 1929 年无锡金村5.7% 的地主占有47.3% 的土地, 而占总户数88.7% 的贫下中农仅占有土地的35%。与此同时, 国民党对农民阶级的剥削更是有增无减。从1929 年到1934 年, 广东省的地租额普遍增加了20%。”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终结与其严重的土地兼并与剥削制度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了。

综合资产阶级不同派别对于土地问题的不同理解与政策, 从中不难看出对土地的不恰当处理是其未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三) 无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自1921 年建立时起, 尤其是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后, 对于农民及农民尤为关心的土地问题就极其重视。土地革命时期 (1927—1936) , 中共确立了“打土豪, 分田地, 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纲领, 这使得贫雇农政治上翻了身, 经济上分到土地, 生活上得到保证, 从而促使他们积极参军参战, 努力发展生产, 壮大了民主革命力量。全面抗战时期 (1937—1945) , 中共则将土地政策适时地调整为“地主减租减息, 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这样的土地政策减轻了地主的封建剥削, 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 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 同时也有利于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解放战争时期 (1946—1949) , 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 而国民党反动派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因此中共又重新实行“没收地主土地, 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 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土地政策。这样的土地政策极大地调动解放区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 为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提供可靠保证。可以这么说, 中共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不同土地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它对于中共最终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国家政权、将国家引向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成败原因总结

中国最终由共产党领导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 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其采取的合理的土地政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考虑到其它阶级 (主要是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派) 也曾颁布过符合本阶级利益的土地政策或土地纲领。所以, 有必要总结一下各阶级土地政策成败的原因。

(一) 农民阶级

以太平天国为例, 个人认为其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空想性倒在其次, 主要是落后性。在当时的条件下, 太平天国政权外部的环境可谓是极其恶劣的。不仅有敌对的清政府, 还有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所以, 内部环境的稳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土地有需求但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的农民阶级来说, 应该是适度满足而绝非绝对满足。此时的农民阶级需要的是保护, 不是压迫更不是纵容。同时对富农地主阶级的土地也不应毫无保留的加以剥夺, 这对于稳定内部环境是大有裨益的。但在《天朝田亩制度》中, “无处不平均”的思想彻底地将地主富农阶级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因而有“东庄有佃化为虎, 司租人至撄其乳。西庄有佃狠如羊, 掉关不顾角相当”的说法, 所以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太平天国的统治基础相对薄弱, 在长期的战争中无法得以为继。

(二) 资产阶级革命派

“民生主义”与“平均地权”的提法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相对于农民阶级的《天朝田亩制度》有其一定的进步性。但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实践意义上的缺陷, 它仅仅涉及分配领域, 未触及所有制制度这一实质性的问题, 没有明确提出过重新分配耕地。孙中山认为, 当时中国只有小地主而没有大地主, 小地主的人数不少, 但他们与农民财产数量的差距并不是很悬殊, “如果我们没有预备, 就效仿俄国的急进办法, 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 分给农民, 那些小地主一定要起来反抗的……如果地主和农民发生冲突, 农民便不能抵抗” 。因此他希望通过“政治和法律”手段, 找到一个能使“农民可以得利益, 地主不受损失”的“和平解决”办法。可见他对中国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关系的认识是很片面的。由此我们得出他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是不彻底的,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属于未来的模糊的思想, 企图寻找一种温和的、调和阶级矛盾的改良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也是不现实的, 因而农民在经济上的平等也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

(三) 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制定土地政策的探索可以说是成功的, 因为它为共产党赢得了农民阶级的支持, 并在以后长期成为共产党革命的基本力量。应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想要平稳有效的推行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并不是十分容易, 农民之所以拥护共产党,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产党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是真正站在农民利益一边的。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共产党人注意实地考察, 在充分了解农村现状之后, 把握适度原则, 使土地政策可以顺利推行。在面对农村复杂的社会状况时, 中国共产党运用了“阶级划分法”来进行区别对待, 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在此后的政策制定中, 中共更加注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前进。

从土地政策方面来看, 无产阶级的成功在于其最大程度上克服了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政策弊端的结果。因此, 土地政策的正确制定与实施, 对于本阶级目标的完成有着尤为关键的作用, 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而且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萨孟武主编.《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北京出版社, 2006年版.

[2]关海庭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3]杨先材主编.《中国革命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中国银行制度选择 篇8

(一) 参与式预算的内涵

公共决策嵌入在整个政府预算过程之中, 对于公共决策的有效机制、市场运行已被证明是有缺陷的, 单靠任何一方的力量都不是最优的选择。因此, 通过第三方力量——公民的参与, 将公众的意志直接贯彻到预算当中以提高公共决策的有效性和在整个公民社会中的可接受性, 这就是参与式预算的核心思想。概括来讲, 参与式预算是一种公众能够决定部分或全部公共资源最终用途的机制和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公民直接参与决策, 讨论和决定公共预算政策, 确定资源分配、社会政策和政府支出的优先性, 并监督公共支出。

(二) 参与式预算的发展过程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参与式预算逐渐扩展到北美、非洲、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巴西是最早实施参与式预算的国家。2000年后, 在拉丁美洲, 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哥伦比亚、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智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墨西哥等国都开始运用参与式预算。北美的加拿大, 一些欧洲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法国, 非洲和亚洲的国家, 如喀麦隆、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国也开始预算改革来解决政府管理面临的挑战。近几年来, 我国的温岭、无锡、哈尔滨等城市也正在进行参与式预算的试验。

二、巴西参与式预算改革及成效

(一) 巴西参与式预算改革实践

巴西是世界上最早实施参与式预算的国家, 现在依然被当作是参与式预算实践的典范。首先是1989年在巴西的Porto Alegre市实施, 其目的在于帮助穷人和社区获得更多的公共投资。以Porto Alegre市为例, 该市共有16个区, 每个区的参与者, 在预算讨论过程中都会认真思考和讨论本地区的公共投资项目。该市的公共投资项目决策可分为下面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每年3—4月召开准备性的社区邻里会议, 以政府支出信息汇报和对公众需求的偏好咨询为中心, 行政部门评估上年度预算支出情况, 并就参与的原则和规则进行解释。公众针对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 如街灯的多少、公共汽车的行车路线、公共建筑物的维缮等进行现场提议, 通过网络进行提议活动。这些最初的会议主要是为了动员和激发社区的参与者, 并吸引新的参与者, 而不是就预算做出决定。

第二阶段:每年4—6月召开区域层面的主题会议。主要议程涉及到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由政府部门人员解释市政局使用的预算术语, 并向公众报告各居民点内希望实施的项目以及一些正在进行的项目, 让参与者对主题性议题的优先性进行排列;二是通过全体会议选举参加区域或主题论坛的代表就社区共同体的项目需求和意见进行讨论。

第三阶段:每年7—9月由各参与式预算委员会的代表就政府下年 (或者是两年) 将要实施的政策和项目选择进行协商和谈判, 根据地方政府确定的优先性项目、生活质量指标、参与区的人口数量以及某个项目在整体项目中的居民倾向程度进行权重计算, 按照得分高低确定项目预算, 预算项目支出冲突的区域代表通常被邀请参观其他社区, 以便在充分信息的基础上, 更好地评估实际的需要。

第四阶段:每年9月份达成一致后被批复的优先性项目被市预算委员会递交给市长。预算议会向市长提交参与式预算。市长具有否决权, 但他基本上没有行使过。在认可预算后, 市长将它提交给代表大会。虽然大会可以选择拒绝预算, 但社区的压力总是能保证预算获得通过。

第五阶段:每年9—12月市预算委员会的工作是监控项目的实施、修改预算项目计划和参与章程等。

(二) 巴西参与式预算改革的成效

从实践来看, 以Porto Alegre市1989—1996年为例, 享有供水服务的人口比例从80%上升到98%, 享有市政府污水排放系统服务的人口比例由46%上升到85%, 在公立学校的学生增加了一倍, 贫民区每年新铺路30公里。由于预算透明度的提高激发了社会纳税的主动性, 财政税收也增加了近50%。同时这种模式的缺陷也是明显的, 许多参与者只对短期或中期的公共建设工程感兴趣, 这就很难使人们考虑整个城市未来发展的计划。

三、中国参与式改革成效 (温岭模式)

借鉴巴西Porto Alegre市的地方参与式预算改革经验, 浙江温岭新河镇人大预算召开“民主恳谈会”, 到2008年, 磐横、泽国、滨海、大溪4个镇也开始实行参与式预算, 5个镇的财政预算资金占全市11个镇预算资金总额的70%。2006年,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选择无锡市的滨湖区和北塘区、哈尔滨市的道里区和阿城区作为试点, 推进“参与式预算”改革试验。以温岭市为例, 温岭的改革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阶段 (2005—2007年) 。主要在新河、泽国两镇先行试验, 产生了新河和泽国两种改革模式。以泽国模式为例, 2005年, 泽国镇建立了参与式预算的民众协商模式, 主要做法为:政府首先选出一批属于本级行政范围且事关民生问题的城建项目, 由专业人员组成专家组对这些项目的可行性方案进行研究, 同时提出每个项目的资金预算, 形成预算项目民意调查问卷。采用随机抽样方式, 按照2‰的比例, 从全镇成年人群中随机产生民意代表, 参与预算民主恳谈。之后, 镇政府召开办公会议, 讨论恳谈会上民意代表提出的建议和第二次调查问卷的预选结果, 根据财力情况按顺序形成一份优先方案。在随后召开的镇人代会上, 镇政府将上述方案提交大会审查讨论并票决通过。

第二阶段:改革推进阶段 (2008年) 。在新河镇、泽国镇试验的基础上, 2008年, 温岭市将进一步深入参与式预算改革。一方面横向推广, 从2个镇推广到5个镇, 即在新河、泽国、箬横、滨海、大溪相继开展, 比例已占全市乡镇财政资金的2/3。2008年年初的镇人代会上, 5镇相继开展了参与式预算。各个乡镇并争取同一个模式, 而是各有侧重、各有特色。另一方面纵向推广, 从镇一级延伸到市一级。率先在市交通局探索实施部门预算民主恳谈, 让部门预算审查监督逐步进入实质性监督轨道。随后在2008年1月13日, 市人大常委会举行交通部门预算民主恳谈, 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市人大代表、普通公民、老干部、镇 (街道) 人大负责人、相关部门负责人或专家、人大常委会有关委办负责人及财经工委议事委员会成员等七类对象共80余人参加恳谈活动。恳谈结束后, 常委会及时跟踪督促政府部门落实恳谈意见, 完善预算编制工作的同时, 以电视专栏、报纸专版、温岭人大网专题的形式, 公开深入报道恳谈活动, 让公众了解部门预算民主恳谈的全过程。

四、中国参与式改革的不足和完善措施

(一) 中国参与式改革的不足

1.参与项目的限制有待扩展。

参与式预算如果作为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 显然不能停留在局部预算参与的水平上, 既需要考虑政府的全部财政预算, 也需要在财政决算方面加入民众参与的因素。在政府全部财政预算和决算的公众参与方面, 应继续选择乡镇进行试点, 积累经验后再在县一级进行试点。

2.参与者的能力与培训有待提高和完善。

普通公众不容易理解和掌握必要的公共预算知识, 尤其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低、贫困地区的人群, 而他们正是最活跃的参与者。因此, 除了完善预算报表的明细使公众看得明白外, 如何设计一套合理的培训课程与培训机制, 普及公共预算知识, 并建立一套培训评估体系, 是参与式预算在未来发展中需要攻克的难题。

3.参与主体的范围有待多元化。

参与式预算的一系列试点都是由政府推动和主导的, 较少有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政府主导的改革试点, 可能面临三个问题:一是主导试点的领导人或政府对参与试点的项目和资金的决定可能带有一定的随意性, 缺乏制度性的规范;二是进行试点的领导人一旦调走, 使改革试点难以为继;三是试点的“任务型”取向较为明显, 尤其是扩大试点范围后, 如何防止“形式化”或“政绩攀比”已成为不能不重视的问题。而从长远的发展来看, 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式预算的改革和实践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并最终成为参与式预算的有效参与主体。

(二) 中国参与式改革的完善措施

1.推进公共财政改革。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匹配的体制, 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 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 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所有这些不仅能够为参与式预算的开展提供制度与环境基础, 而且其中改革的方向与参与式预算的要求高度一致, 如增强基层政府财政能力、延长预算时间、细化预算编制等。

2.建设服务性政府。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提高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重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参与式预算的基本目标就是通过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为公共服务短缺的地区提供最有效的服务。因此, 它与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 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过程中, 它将获得一个良好的环境与政策支持, 为最需要的地区和群体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

3.加强社区建设。

社区服务站成为政府公共服务延伸到社区的工作平台, 既反映民意, 又为居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与此同时, 一些社区已经开始培育和发展公益性社区社会组织, 壮大社区志愿者队伍, 建立健全社区居民互助机制, 居民及居民组织将在持续的、有效的参与中将形成与政府谈判或合作的能力。这对于参与式预算十分重要, 它不仅意味着公民愿意参与, 也意味着公民有机会参与。

摘要：长期以来, 公共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的矛盾常常难以调和, 在政府预算领域尤其如此。因此, 必须找到调和预算民主与预算科学之间矛盾的方法, 而参与式预算提供了这样的方法。以巴西与中国参与式预算为研究对象, 介绍了两国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步骤, 对其实践现状作较为全面的比较和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中国参与式改革的成绩、不足和改正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参与式预算,财政选择,制度思考,巴西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专家组.公共部门的社会问责:理念探讨及模式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2]布坎南.马斯格雷夫.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中国银行制度选择 篇9

关键词：人寿保险产品,所得税,制度设计

人寿保险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特殊的行业。一方面, 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是中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及社会“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 它所提供的保险服务比较特殊, 是以人为载体的保险产品。它的涉及面广, 既涉及到投保人, 又涉及到人寿保险公司, 同时还涉及到收益人;它的时间跨度长, 业务时间跨度可以长及一个人的生命年限。因此, 设计出适合这样一个特殊行业的税收制度就显得尤其困难, 也正因为如此, 即使到了现在, 世界各国对人寿保险的税收政策差别都各不相同, 差异较大。有的国家人寿保险发展比较长, 但对这个行业如何征税还在摸索之中。中国人寿保险行业起步较晚, 涉及人寿保险的税收制度也比较少,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国际上人寿保险税收设计的三种主要模式, 提出构建中国人寿保险税收制度的建议。

一、人寿保险产品所得税制度设计的三种模式

一般情况下, 人寿保险合约会涉及到三方关系:投保人、保险公司、受益人。如图1所示, 投保人购买人寿保险产品, 保险公司收到投保人的保费收入, 按照人寿保险产品的不同, 一般分为三种类型, 即定期寿险、终身寿险、生死合险。定期寿险是被保险人于保单期内死亡, 保险公司给付事先约定的金额给受益人。受益人收到的保险公司给付款称之为死亡收益;终身寿险是指被保险人不论死亡何时发生, 当被保险人死亡时, 即给付事先约定的金额给受益人。终身寿险和定期寿险的主要区别在于保险的年限不同, 前者是终身有效, 而后者则是约定期限内有效。生死合险则不同, 若被保险人于保单期间死亡, 给付事先约定的金额给受益人, 若期满仍生存, 则也给付相同的事先约定金额给保单所有人, 这时, 保单所有人收到的给付款称之为生存收益。在一般情况下, 税制设计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对于投保人, 保费支出可否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对于投保人收到的生存给付是否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于收益人收到的死亡给付是否征税?对这些问题设计的答案不同, 构成了不同模式的差别。

在有些情况下, 由于各国社会保障体制不同, 一般会存在雇主替雇员购买人寿保险产品的情况。如图2所示, 这时, 又会产生另外两个税制设计问题, 第一雇主替雇员购买人寿保险产品的保费可否在计算雇主的企业所得时税前扣除?第二雇主作为员工的福利替雇员支付的保费是否需要作为雇员的个人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年金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寿保险产品, 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养老保险产品, 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人寿保险产品。对年金的征税各国也都有不同的选择。年金征税, 同样存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问题, 除了以上这些税制设计问题之外, 还有其独特的问题, 即年金收益是否征税?

对于生存收益税制设计的难点在于它形式多样, 年金收益也属于生存收益的一种。除此之外还包括保单股利、内部累积利息收益、资本利得等。在互相保险公司组织形式下, 投保人既是客户, 同时也是保险公司的股东, 作为股东, 投保人可以享有收取保单股利的权益, 那么保单股利是否需要对投保人征税呢?还有在其他一般的组织形式的人寿保险公司中, 投保人的保费会累积在人寿保险公司, 从而产生内部累积的利息收益, 对于这部分内部累积的利息收入是否需要对投保人征税?什么时候征税?在生死合险中, 保单到期日, 投保人所取得的总收益超过原始保费的部分的资本利得是否需要对保单持有人征税?

正是对于上述这些问题的所得税处理方式的不同, 因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人寿保险产品的所得税制度设计模式。

从税制设计的原理来看, 保费能否税前扣除实际上和生存收益是否征税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的。一般而言, 从避免重复征税角度, 如果保费可以税前扣除, 那就意味着投保人在购买人寿保险产品时, 所支付的保费是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的, 因此, 投保人收到和这一保费相对应的人寿保险产品收益是需要征收个人所得税;反过来, 如果购买人寿保险产品的保费不允许税前扣除, 那就说明投保人是用个人所得税后的所得购买的, 那么这时的生存收益就不应当征收个人所得税。

雇主替雇员购买人寿保险产品, 雇主是否可以扣除保费, 是指在雇主的税前扣除, 如果雇主是公司, 那就是在公司或企业所得税前扣除;雇主所支付的保费, 相当于是雇员从雇主处所获得的一种福利, 所以这种福利是否需要作为雇员的个人所得的一部分, 征收个人所得税。这也是同一事件的两个方面。最优惠的税制就是既允许雇主税前扣除, 同时又可以不作为雇员的个人所得税征个人所得税, 最为不利的税制设计就是, 既不允许雇主税前扣除, 同时还要对雇员征个人所得税。

税制设计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设计出简单和优惠的税制鼓励投保人购买人寿保险产品, 因为它具有重要的正的外部性。按照这一制度, 在一定的预先设定的最大数额以内, 购买符合条件的定期寿险、终身寿险或生死合险产品所支付的保费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地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但是由于人寿保险产品众多, 人寿保险公司还会通过金融产品创新推出新的保险产品, 因此税法还需要对符合条件的人寿保险产品进行定义。模式2和3都不允许扣除个人购买定期寿险和终身寿险的保险费。模式2允许扣除购买生死两全险时相当于支付的储蓄合同部分的保费可以税前扣除, 也就是说, 保险费中相当于承担死亡风险的保费不能税前扣除, 当然, 在实际执行中, 生死两全险产品这两部分保险费很难区分开来。当然, 一般也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如最低年限要求和最高数额限制等。模式3不管购买何种人寿保险产品, 其保费都不能从投保人的个人所得税前扣除。所有模式下雇主都可以在税前扣除替雇员支付的人寿保险费, 这一制度设计体现的思想就是把人寿保险费视为和雇主的其他生产经营的必要费用一样, 全额税前扣除。

所有的这三种模式下都将保单股利所得排除在保单持有人的应税所得之中。另模式1和2都没有直接对保单内部累积的利息征税。模式3则对利息征税。模式1和2在保单清偿或到期时需要对资本利得征税。模式1下年金收益款不征税。模式1和2对雇主作为福利为雇员购买人寿保险并不对雇员课税。模式3则需要将这种福利视同员工报酬征税。关于死亡收益的征税, 模式1和2都不征税。模式3则认为, 任何以前没有征过税的利得在死亡时都需要征所得税。

从税收对人寿保险产品优惠角度比较来看, 这三种模式中, 模式1最优惠, 模式2其次, 模式3再次之。

二、中国人寿保险产品所得税制度现状及改革的建议

中国人寿保险产业还刚刚起步, 但发展潜力巨大。设计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寿保险产品税收制度需要遵循下面三个原则:第一人寿保险产品税收政策设计的目标应当是适度鼓励和支持中国人寿保险产业的发展。中国历史悠久, 国民受到传统的“养儿防老”、“储蓄养老”观念影响, 对于购买人寿保险产品养老这一新兴事物还会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而且, 人寿保险产品的正外部效应明显, 因为, 如果个人不购买人寿保险产品去养老, 那么必然需要依赖于政府的社会保障体制承担这一责任, 这样就加重社会保障体制的负担。因此, 制定税收政策的出发点应当是适度鼓励和支持人寿保险产业的发展, 给予人寿保险产品购买人以适当的税收优惠。第二人寿保险产品税收政策需要和理想税制的公平、中性、简便目标保持一致。所谓公平, 就是不偏袒, 情况相同应当征收相同的税, 情况不同应当征收不同的税, 这是理想税制基本要求;所谓中性, 就是不扰纳税人的选择, 即征税前和征税后纳税人的选择相同, 尽量做到不要因为税收而改变纳税人的选择;所谓简便, 就是税制设计要尽理简单, 便于执行和管理。第三适当兼顾保险行业监管的需要。保险行业是属于金融业中的特殊行业, 保险行业的政府监管部门会对保险参与各方提出各种要求, 那么税制在设计中尽量兼顾这些要求的需要, 以减轻纳税人的不必要负担。

在保费的税前扣除方面, 由于中国个人所得税属于分类所得税, 在每项所得的扣除项目中都没有人寿保险产品的保费扣除, 所以, 自然人无论是购买何种性质的人寿保险产品, 按照中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 都不允许税前扣除, 即需要用个人所得税后的所得去购买, 这无形中加重了投保人的负担。对于雇主为雇员所提供的人寿保险, 又要分为两种情况:其一企业为员工购买的正常的人寿保险产品, 如定期寿险等, 但不包括生死两全险或分红型保险, 只有特殊行业或者经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才允许税前扣除, 一般行业不得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36条规定, 除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特殊工种职工支付的人身安全保险费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可以扣除的其他商业保险费外, 企业为投资者或者职工支付的商业保险费, 不得扣除。其二企业为员工购买的年金, 可以在一定的限额以内, 在雇主的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35条规定, 企业为投资者或者职工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 在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内, 准予扣除。

在生存收益征税方面, 个人收到的保单股利视同股息红利所得, 需按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但是, 中国目前还没有相互保险公司这一组织形式, 因此, 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保险公司向其投保人支付股利情形。对于保单内部利息收益是否征税, 这需要看利息支付的方式, 如果分期向投保人支付利息, 那么, 就相当于投保人从保险公司收到了利息收益, 需要扣缴20%的个人所得税, 尽管目前对储蓄存款利息已经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了, 但是不适用于保险公司支付的利息。但是如果利息是在保单到期时或者清偿时支付, 那么, 对于投保人收到的收益款超过原始成本的部分, 应当作为纳税人的财产转让所得征税, 而不是作为利息所得征税, 税率也是20%。对于保单到期或清偿时的资本利得, 按照中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 应当作为个人的财产转让所得征税。因为保单也是属于个人金融资产的一种。年金收益征税尽管目前没有税法条款明确是否征税, 以及如何征税, 但是从税制的理论来看, 由于购买年金产品的保费是用个人的税后所得支付的, 即已缴纳了个人所得税, 那么年金收益中相当于本金的部分就不应当再征税, 否则就重复征税, 但是对于年金收益中超过保费成本的部分, 就需要作为个人的所得征税了, 如果把年金产品也视为个人的金融资产的话, 那么也要按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于死亡收益课税方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4条第5项规定, 保险赔款免纳个人所得税。尽管个人所得税法前没有明确保险赔款的范围, 但是一般理解包括人寿保险产品的赔款, 即定期寿险或终身寿险产品的赔款, 但不应当包括分红型两全险的赔款, 即生存收益金部分的赔款。

从上述对中国保险产品现行税制条款和三种模式的对比中, 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现行的税制实际上是一种比模式3还要苛刻的税制, 这样的税制没有给予人寿保险产品以任何优惠, 根本不能起到鼓励个人购买人寿保险产品的目的, 这对于中国亟待大力发展的人寿保险行业极为不利。随着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进一行深化, 如果现行税制条款不加以修订, 甚至会导致部分投保人到国际市场购买人寿保险产品, 从而导致保险费收入外流。鉴于此, 对中国现行的人寿保险产品制提出下列改革建议: (1) 允许符合条件的人寿保险产品的保险费可以在个人所得税前限额扣除。特别是对于个人购买的定期寿险或者终生寿险产品的保险费。对于两全保险可以就其承保死亡风险部分的保险费税前扣除, 但是储蓄部分保险费不能税前扣除。为鼓励企业在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近期允许企业为员工购买的人寿保险产品的保险费也可以全额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也就是说, 对于现在的年金产品, 企业可以全额列支, 而不是限定比例列支;对于其他人寿保险产品的保险费也应当允许列支。 (2) 对于生存收益中的保单股利、内部利息收益、保单资本利得实行统一的征税办法。这一征税办法需要对不同金融产品的收益征税保险一致, 使得税制在纳税人购买不同金融产品选择上保持中性。采取统一的计算方法和统一税率。 (3) 将年金征税模式由“TTE”改为“ETT”, 即对雇主为员工购买年金时, 免雇员个人所得税, 但对每年的年金收益和最终清偿时的资本利得征税。

参考文献

[1]PriceWaterHouseCoopers.International Comparsion of Insurance Taxation..http://www.pwc.com/extweb/pwcpublications/.

[2]Harold D.Skipper J (rOECD) :The taxation of life insurance polices in OECD countries:Implications for tax policy and planning.

[3]田君, 陈伟忠.中外保险业税制比较与中国保险业税制改革路径[J].财贸经济, 2005, (2) .

中国银行制度选择 篇10

那么用哪种方案是最优选择呢?人类历史的无数实践已经证明制度变迁必须考虑以下两个问题:1、新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社会的财富?2、社会为制度变迁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只有能最大程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最大程度减少社会动荡, 或者增加的财富减去社会付出的代价最大化的制度变迁才是最优的制度变迁。按照以上标准, 农村土地国有化无疑是最优的选择。

农地国有化我国政府是最容易接受的。制度变迁必须顾及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现实。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一个最大的政治现实。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是马克思经典理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不允许农村土地私有的, 即使土地私有最能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这就是意识形态刚性的表现。

农地国有化既不会给农民利益造成损失也不会影响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在农地集体所有制下, 农民所获得的是有期限的有诸多限制的土地使用权;在国家所有制下, 农民所获得的是农地永久使用权即永佃权, 所以农地国有化只会增加农民的利益而不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由于土地仍然属于国家所有, 所以国家完全可以根据公共利益和国家城市化建设的需要而征用农民的土地, 这在法理上并不存在任何困难。所以一般来说也不会影响国家建设。

实行土地的国家所有制不能一刀切, 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分步实现:

第一步, 维持农村土地社区内平均分配, 鼓励土地流转

农民可以把自己分得的土地以出租、转包、入股的形式流转给其他的农民。转出土地的农民可以得到一定的收入 (由于土地的地理位置、肥沃程度不同而不同) , 作为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实现。转入土地的农民由于扩大了规模, 分摊了固定资产和人力成本而使单位产品的成本降低;又由于总产量的扩大, 从而使利润增加。

在这个过程中, 扩大土地耕作面积的农民把“租金”交给了应该得到“社会保障”的人。

如果土地的流转规模达到一定水平, 农民个人之间的流转费用就会增加, 或者由于流转不及时而耽误生产。

土地进入流转达到一定规模时 (比如60%) , 将土地收归国有, 地租的收取者由农民变成了国家, 地租关系由多个主体对应多个主体变为一个主体对多个主体的关系。同时, 国家承担起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 将地租收入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

第二步, 实行土地国有制下的租赁制

首先, 以乡镇为单位, 对该乡镇的土地出租。以乡镇农业经营管理站为单位, 对该乡镇的农业用地进行管理。村里没有政府机构, 当然也不能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权。村一级的管理水平也不能胜任土地管理的职能。

其次, 租期以5年为宜。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 生产结构变化明显, 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 劳动力转移呈加速态势, 从事农业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差距还在加大。在这种情况下, 永佃制不适应农业发展。也许有人认为, 这样会影响农民的“投资热情”, 其实, 农民根本无资可投。对于经营20亩地的农民来说, 水利无法投资, 科技无能投资。 (当然, 四荒地的主要功能是保护环境, 期限要长。)

一促进土地流转的途径

为了加强对农地流转的管理, 我国已经制定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农业部发布2005年1月19日) 。稳步地推进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 加快小农经济改造的步伐, 已是历史的大势所趋。目前农民承包地流转主要有转包、转让、出租、入股等4种形式。2004年成都市就开始了乡一级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试点工作 (第一个试点是金堂县栖贤乡) , 到2006年成都已经建立了市、县、乡三级联网的土地流转管理服务机构。借鉴成都的经验, 各级土地管理部门都要加强农地流转服务或管理的职能。乡镇一级要设置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在具体实施中, 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一是, 土地流转双方协商达成初步意向后, 要到所在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进行登记、审查、确认和公证, 并签订合约。二是, 有供地意向的农户先向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提出流出申请, 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张榜公布信息 (逐步过渡到乡镇及县市的有关信息网上公布) , 寻找有扩大经营意向的农户, 并由后者提出流入申请, 经审查确认后签约。乡镇将两种情况统计数据汇总逐级上报, 补贴资金通过县乡财税管理信息系统, 由农村金融部门或邮政储蓄进行社会化发放, 直接打入农民“一折通”账户, 并在村内张榜公布。

配套措施。第一, 农地的流转要有社区内部优先的原则。第二, 单个农户租入土地要有上限。第三, 对租用农地的农户要有严格的资格限定, 要求其户主或家庭成员必须能正常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而不允许仅仅从事管理活动。第四, 农地流转过程中不得改变其农业用途。第五, 支持工商企业参与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 但不提倡直接租入农民土地, 即使租入也不享受政府补贴。第六, 为了防止共谋行为的发生, 农民私下流转不享受补贴。第七,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文本格式由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二土地流转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农村土地流转机制, 是一种以土地使用权的让渡作为主要内容, 土地需求者以有偿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机制。建立市场化的土地流转机制, 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 要使农民成为土地流转的决策者。农民自己有权决定土地使用权是否转, 何时转, 何时收回, 用市场机制制定流转价格对土地流转做出补偿。所以, 首先要稳定和完善土地的承包权, 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搞好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促进土地长期收益权。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这就为土地流转以及如何流转确定了法律依据和政策原则。

第二, 应在农村与城镇建立各种层次与规模的农村土地产权市场, 为农户之间土地产权的交易提供信息、渠道与场所, 并使之规范化。公有制条件下商品化的实质是使用权商品化。通过地租、地价等经济杠杆刺激土地流转和要素配置, 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为培育适度规模的经营主体提供一种长期自由作用的机制, 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一种合理、高效的制度, 为人们转让土地产权提供必要的行为规范通过强化公有产权, 可以废除实际上的永佃制。利用地租率和租期变动可以促进兼业农户放弃土地, 用投标竞争的方式可以扩大土地的使用规模,

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 有利于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产权, 消除行政方式调整的随意性, 使农民形成对土地的合理预期, 以调动农民长期投资的积极性。同时, 通过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 使农民对土地投资得到相应补偿, 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投资效益, 而市场化的土地流转制度有利于农村土地的合理流动与适当集中, 实行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第三, 完善农民的“退出机制”

农民出打也不愿意放弃承包地, 原因就在于农民把土地当做是保险金, 在大多数农村地区, 土地仍是农民获得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主要依托。农民一旦离开土地, 倘若生老病死或者失去兼职的工作, 他们就没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来源。长期以来, 我国倾向于以农补工, 现在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了。要采取种种措施来完善农民的退出机制。

要逐步将农村的社会保障由依靠承包的土地转变为依靠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应该有步骤、有重点地将在城市已经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推广到农村。目前, 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城市的生活标准, 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应该循序渐进, 最初的社会保障标准可能比城市的标准低, 但应该满足农民在农村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要采取“因地制宜, 量力而行, 形式多样, 农民自愿”的原则, 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地兴办养老、医疗生育、伤残等保险。途径是先通过建立“承包地+个人账户”的双重社会保障制度, 积累社会保障基金, 在积累一定的资金后, 承包地的保障功能逐步退出, 即将“承包地+个人账户”的双重保障体制向单纯的“个人账户”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化, 还土地以正常的生产要素性质, 尽可能地发挥土地的经济功能, 使土地的流动依靠市场的力量, 而不是行政的手段。这样有利于促进土地流转, 从而为农民提供较为完善的退出机制。

第四, 我国实行土地规模经营的渐进性

一般而言, 实行较大规模经营主要取决于以下条件: (1) 劳地比的降低。所谓劳地比的降低, 是指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 每一农业劳动力平均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增加。这是扩大农地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要降低劳地比, 一是要增加可耕地面积, 二是要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前者只有在有荒可开、有地可造的地方才是现实的;后者则是通过农业劳动力自身数量的减少和在非农部门的就业的增加而实现的。农村人口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这是长期以来我国土地制度积淀下来的问题, 还要通过对于农村土地制度的设计来减缓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 从而减少农村劳动力数量 (将在下面章节将做出详细论述) 。 (2) 土地的流转制度。是否通畅的农业土地流转, 对于土地的规模经营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3) 农业经营者素质的提高。 (4)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健全。较大规模经营的成功与否,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的水平。 (5) 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必然要求扩大土地经营面积。

简言之, 农户小规模经营由利大于弊走向弊大于利是渐进的, 实行较大规模经营的各项条件的具备和完善是渐进的, 这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农业的较大规模经营的进程也有着渐进性。但是不能以其是渐进的, 就对之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在土地制度的设计上, 应该力求在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的基础上, 对于土地的规模经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第25届大会上, 着重探讨了农户规模、农业制度和市场政策对农业增效的重要性。

三取得资格的成年农民租赁土地

在土地流转比例较小的时候, 就是农民外出打工少, 农业收入是家庭主要收入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要使农民成为土地流转的决策者。农民自己有权决定土地使用权是否流转, 何时流转, 何时收回, 用市场机制确定流转价格。所以, 首先要稳定和完善土地的承包权, 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搞好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促进农民的土地长期收益权。

土地流转达到40%~60%左右时, 国家首先对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青年进行培训, 然后, 通过体力、智力、财力的综合考察, 决定土地的租赁者。每个家庭的租赁面积应视当地土地的自然禀赋与社会经济、人口条件而定。

这一任务应由农业管理部门来完成。国外的经验已经证明, 当农业生产单位 (家庭) 的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 农业经营者的综合素质会明显提高, 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管理和农业政策的落实。

四失去土地农民的生活保障——租赁费+财政补贴

由于实行国家所有制下的土地租赁制, 失地农民的转租收入变成了国家财政收入, 如果国家把这一部分收入, 再加少许补贴, 农民的社会保障完全能够实现。而切,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人数会在土地国有化后的2~3年内迅速下降。因为, 除了老弱病残, 有能力的人们不会坐享“社会保障”。

五租赁制的结果分析

1 租赁制与农产品成本

在国家所有制下的租赁制, 比起平均分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来, 规模会逐步扩大2倍、3倍、5倍甚至10倍, 逐步与国际水平接轨。如果要达到法国的水平 (实际上, 法国也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 , 需要扩大48倍。由于规模的扩大, 固定成本在农产品中的分摊比例缩小, 因而降低了农产品的成本。由于租赁地的集中, 使作业、管理成本降低。比如浇水, 在租赁的情况下是一片土地;而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下, 每户要挪动抽水机5~7次才能浇遍所耕种的土地。同时, 由于规模的扩大, 农产品商品数量的增加, 农户利润的增加会大于规模的增加。

2租赁制与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经济是国家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下, 经营农业的农户有2亿多, 由于各农户的人力、智力、财力不同, 落实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非常漫长。在租赁制的情况下, 国家通过限制租赁权和政策优惠, 有利于实现国家农业政策, 较快地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使整个国民经济更协调发展, 农业经济也能更快地发展。

从选择生命到选择中国 篇11

一对科技——工业文明的深刻反省

英国，这个工业时代的日不落帝国，曼彻斯特高高的烟囱在蓝天写下了不列颠人的骄傲。而今，辉煌已成历史，工业化浪潮冲击了西欧以外所有的地区，在那里引起了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极大变化。

社会变迁必然要反映到学者们的著作中来。面对时代大潮，两位大师陷入了深深的反省之中。在他们看来，现代文明可以叫做科技——工业文明，这是建立在人类追求生理欲望满足基础上的一种文明形式。为满足生理性的欲望，人类的生产活动偏重于物质生产活动。当农耕时代原始的自然农业不足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和大幅度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时，人们便转而开发工业性技术与资源，由此引起了产业结构、社会文化和经济体制方面的变革，如第二、第三产业取代第一产业(自然农业)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科技取代宗教日益成为现代人的一种不可改变的信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取代了温情脉脉的伦理主义的自然经济等等。这些变革，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另一方面，由于把本来是一个生命体的世界系统人为地物质化(就像医生看病人那样，不把病人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看作是一个有病的肌体)，把人——文化——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任意分割开来，所以也导致了人类社会体系全球性的崩溃。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地区性战争持续不断；，许多国家社会分化越来越不公正，政局日益不稳；由于放纵人类贪欲，存在于人类内心的恶德无所制御，一旦膨胀，人道主义、良心与爱便无处容身。社会常常处于这么一种状态：不仅社会和集团内部分崩离析，就是一个人内心，也是经常存在着矛盾、冲突，严重的，甚至人格分裂。

当然，对人类危害更大的，还是科技——工业文明发展引起社会与自然以及自然内部关系的分裂，即自然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目前，自然灾害越来越具有人为的性质，越来越与人灾——人的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汤因比警告说：“人类的力量影响到环境，已经达到了会导致人类自我灭亡的程度，这种情况似已确定无疑。如果人类为了满足贪欲而继续使用这些力量，必将自取灭亡”(第38页)。

有些科学家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环境会得到改善，生态平衡的破坏也会逐渐好转；社会总会不断进步。但汤因比和池田大作认为这种想法过于天真，夸大了科学技术的作用。因为首先科学认识论并非万能，并非能解释一切。有些客观现象，科学能解释；有些现象，科学则无能为力。如果说它在处理单一的非生命现象或物理化学现象时，有确定的成功率的话，那么，用它研究动态的系统的生命现象时，其成功率就要小得多。倒如人类精神活动，有意识和潜意识等多层次，意识只是表层，是冰山显现在大海上的一角；而深层的潜意识则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主体，是隐蔽在大海之中的冰山。要了解人类精神活动的全貌，必须探究人类的潜在意识。然而科学的心理学迄今还只是停留在意识领域，潜意识的研究，虽然有弗罗伊德天才的探索，但离揭开潜意识之谜还很遥远。科学对其它问题的研究，也大体上是这个局面。这并非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一万年以后，科学也无法完全认识客观世界，也不能穷尽真理。因为它将运动的联系的活的对象看作是静止的孤立的死的对象，获取的信息只能是片面的和表面的，在这个基础上作出的结论，因而也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

其次，许多自然灾害和环境公害，本身就是近代以来由于科技——工业文明的发展而产生的，它与科技的关系是母与子的关系。现在要用科技来消除环境公害和自然灾害，是难以想像的。诚然，科技的发展，有可能根治一部分公害，但它不能根治全部公害；不但不能根治全部公害，而且在根治公害的同时，还会产生另外的公害和社会问题。从总的情况看，科学技术会导致越来越多的问题。

此外，科技——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创造了毁灭这些财富乃至全人类的物质和社会力量。当前人类手中已经掌握着可将自身毁灭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这个星球随时可能毁灭几次到十几次。科技已经给人类脖子上套上了绞索，“越挣扎就越可能加速死亡”(第51页)。

科技——工业文明发展到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以至人类自身这一步，根本原因在于“人的贪欲性和侵略性，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产物”(第52页)。自我中心主义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两大不同的对立的世界，把人与社会关系同样也看作是互相对立的关系，强调自我和个人的价值。这种观念支配了人类的全部行为，使人类不去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去适度地合乎规律地发挥科技的作用，而是恰恰相反，其结果，不仅社会矛盾加深，而且也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因此，他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变革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从本质上认识科技——工业文明，重新思考这个世界本来的秩序，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在社会中的位置，选择生命。

二克制自我：人类的精神革命

从反省的角度来观察科技——工业文明，并为它的前途设计，并不自今日始。早在科技——工业文明出世不久，同样在英国，一位德国移民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了一些文献资料后发表了一个见解：资本主义作为科技——工业文明的经济体制必然灭亡，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欧洲(具体地说在英、法)首先取得胜利。一百年后，虽然我们没有见到红旗在西欧上空飘扬，但是社会主义幽灵却伴随着工业化的脚步从欧洲走向了世界，一大批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了。就是欧洲，众多的福利国家、社会党政府和公有经济也越来越多地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尽管他们和我们的一些人并不承认)。现在看来，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体制是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产生了另外一些问题，如劳动积极性不高、生产效率下降、经济增长缓慢等等。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看到了这一点，认为体制革命不是拯救这个时代的灵丹妙药。“解决现代这种矛盾的钥匙绝不在于技术上的尝试。这种矛盾并不是单靠改革一种社会体制或机构便能立刻解决的。”“要根治现代社会的弊病，只能依靠来自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革命”(第149页)。

进行精神革命的前提，就是要树立这样的价值观念：人不仅是一种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存在，而且是一种与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相联系的生命存在。“人类只有和自然——即环境融合，才能共存和获益”(第30页)。因此，人类必须放弃自我中心主义世界观，克制自我。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人之所以不能控制环境，原因就在不能克制自己。克制自我才是避免自己失败的唯一方法”(第30页)。由于宗教戒律最重要的是要人自我克制，所以，这一心灵的变革也是人类皈依宗教的运动，或者是无论如何要借助宗教来实现的运动。

汤因比和池田大作两人都是宗教信奉者，在他们看来，宗教是文明的生机。池田大作坚信宗教应当而且能够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汤因比的观点更绝对，他说，人类若要不自我毁灭，除了皈依宗教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这些观点，在一个无神论者看来是荒唐的。但通观全书，作者所说的宗教，只不过是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信仰而已。汤因比信奉基督教，池田大作信奉佛教，虽然有时也免不了对各自所信奉的宗教有所偏爱，但从总的讲，他们的宗教言论浸透了深沉的哲学和历史学思考。宗教有古今之分，古代宗教几乎全部是禁欲主义的，而今天的宗教——他们认为，国家主义、科技至上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近代产生的目前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三大“宗教”——则是“解放欲望，作为满足欲望的手段而产生或利用的”(第374页)。这两类宗教各有其弊，因而需要建立一种未来全球统一的新宗教。新宗教必须赋予人类以力量，明辨和克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种罪恶，包括贪欲、战争和社会不公正，以及由科技应用造成的环境破坏等等。这种新宗教正是他们主张的精神革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意识形态和组织体制的变革

实在地说，他们主张精神革命，想重温农业时代的旧梦，回到田园牧歌式社会，是不可能的，完全按照传统宗教理想对未来进行设计，也只是幻想。但是精神革命的出发点，在于纠正人类对世界的不正确认识和错误的生活态度，提高现代社会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这种革命在西方达到高消费水平的国家，有现实要求，但要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大概又会像当年科技——工业文明推进一样艰难，因为这些国家月前仍在为衣食奔波，同时又在做赶超西方之梦，需要的是科技与工业化观念，不可能有心思理会这些软工程。但是，正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滑向工业化误区，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学西方，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发达)，所以，更有必要言之在先，当头棒喝！对于中国也是这样，我以为发展商品经济似乎更应该保持良好的精神秩序，虽然不必求助于基督，也无需奉迎佛骨，但不可以没有民族精神，不可以没有主导思想，正如一个人不可以没有灵魂一样。

三未来，汤因比选择中国

由于对科技——工业文明深刻的反省和对宗教的社会学意义进行再认识，两位大师坚信近代科技的发展，不但没有解决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而且还导致了它的分裂。解救社会危机的根本出路，不是让这种分裂继续下去，而是相反：通过人类的精神革命使世界整合。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未来必定是现实和历史的革命性发展。汤因比，这位西方最有远见卓识的历史学家，透过西方表面的繁荣和强大，认定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绝不会从西方升起。未来，他从东方一系列有希望兴起的地区中，最后选择了中国。

在汤因比看来，这个世界只有统一起来，走向单一化，才能避免人类的集体自杀。但这种统一是不能靠武力征服来完成的，一定是和平方式的统一。他说：“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作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第294页)。

这种地理和文化的主轴就是世界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西方近代以来各国都是民族主义的，因而它们不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轴。非洲、中东和南亚尽管在未来肯定会成为有希望的大陆，但也不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轴。那么，真正具有世界主义的思想，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文化和地理主轴的国家，只有中国。他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第289页)。因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经验和世界主义精神，儒教世界观中的人道主义和合理主义，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和东亚人对宇宙神秘性的敬畏与敏感，东亚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与聪明，内聚力很强的文化观念等，正是未来世界统一所必须的条件。“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第294页)。当然，这种统一，绝不能看作是中国人对世界的政治或军事征服，不是东半球对西半球的统治，而应看作是全球对中国文化的选择，是世界的中国化，是历史的回归。

汤老先生这种超越时代的惊人预言，绝不是空疏学者的迂腐之见。十四年来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的发展，已经为它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然而要让它得到进一步证实，还有待于大陆中国的起飞。但中国人目前似乎还沉浸在西方化——现代化的狂想之中，没有注意到或没有理解汤氏预言的要义，当然也不可能在农业文明和科技——工业文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农业化和工业化之间找到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常是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左右摇摆，徘徊不前而坐失良机，目前的改革似乎又一次地落入陷井，再一次证明，在西方中心主义者或它们的奴隶所主宰的时代，中国要想起飞是很困难的。但从长远趋势看，这并不严重影响世界的中国化，不影响世界对中国文化的选择和对东方的回归。汤氏预言的实现，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提高了中国文化的威望，同时也加重了未来中国人的负担。希望之路，还得自己一步一步地去走。

汇率制度选择的实证分析 篇12

一、横截面实证研究方面

在横截面实证研究方面, 早期的研究有Bosco和Savvides等人。Bosco主要检验了发展中国家开放程度和通货膨胀与汇率制度选择的关系, 得到的结论是通胀率与世界通胀率接近的开放程度高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选择固定汇率制。Savvides则主要检验了真实汇率变动程度和资本流动与汇率制度选择的关系, 他发现真实汇率变动程度大的国家倾向于选择浮动汇率制安排, 而资本流动高的国家则多与固定汇率制相联系。最近的研究有Poirson对93个国家在1990～1998年间的汇率制度选择的因素检验, 他的研究较之以前的同类研究在两个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 一是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是根据汇率的实际变动程度计算出的连续指数, 避免了汇率制度申报和IMF主观判断可能导致的错误, 较为准确地反应了各国汇率制度的现实情况并利于数学处理。二是在解释汇率制度选择的变量中他除了包括传统理论如最优货币区理论给出的因素, 还尽量增加了其它可能的因素如政治因素, 以避免出现大的遗漏。其主要结论有:一是政治因素在汇率制度选择中影响比较显著。政治上越不稳定、通货膨胀意愿越小的政府越倾向于选择灵活的汇率机制。主要原因在于捍卫固定汇率需要很强的政治影响力与资源动员能力, 一个政治上不稳定的政府是难以作到这一点的。同时汇率制度安排往往要制约政府的通货膨胀意愿, 常常通过引入固定汇率制安排来捆住有较强通胀意愿政府的手。二是最优货币区标准中的经济规模、通货膨胀差额、资本流动性、国际储备水平、生产多样性等因素对汇率制度选择影响显著, 且影响方向与理论预期一致, 即随着这些变量的增大选择灵活的汇率机制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但最优货币区理论中的其它变量如经济发展水平、贸易的集中程度和贸易的开放程度虽然变动方向与理论预期一致但统计上不显著, 表明在汇率制度选择时不是主要考虑因素。三是外债规模和货币替代程度与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成反比, 即外债规模和货币替代程度越大, 越倾向于选择灵活性小的汇率制度。回避汇率风险能力与汇率制度灵活性成正比。一个国家的避险工具越多可获得性越好, 则汇率制度越可以允许较大的灵活性。这些结果证实了一些学者主张的发展中国家“惧怕浮动心理”的存在。

Helge Berger等对65个非O ECD国家也作了类似的检验, 他们的结果更多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汇率制度选择方面的考虑因素。政治因素在Berger的研究中同样重要, 且影响方向也相同, 即政治越不稳定越倾向于具有灵活性的汇率制度安排。国家规模与汇率制度的灵活性也成正比, 经济和人口规模越大的国家选择浮动汇率制的可能增大。他们还发现GDP的波动程度与汇率制度灵活性成反比, 这一点与一般理论预期不一致, 因为按照一般看法GDP波动大, 需要有自主的货币政策来熨平波动, 这就要求政府选择浮动汇率制。对此Berger的解释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和与其保持固定汇率的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周期常常是同步的, 因而采用固定汇率制也就“进口”了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相同的经济问题。关于外债规模 (以其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与汇率制度的关系, 他们的结论与Poirson的相反, 即外债水平越高越可能采用浮动汇率制。他们认为这种选择是为了引入一定的风险因素来阻止外债水平的进一步上升以减少突然爆发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他们还发现国际储备水平和汇率制度决策的关系不大, 认为原因在于这种决策基于中长期因素的, 而国际储备水平是一个比较短期的因素。他们最有意义的发现是错误的汇率制度选择会对汇率行为产生很大影响。在分析了那些与模型预测不同的汇率制度下的汇率变动情况后, 他们发现应当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如果错误地采用了固定汇率制, 其汇率的实际波动程度甚至比样本中的浮动汇率制国家还要大。

二、时间序列分析方面

在汇率制度选择因素的时间序列分析方面, Javier Lein和Carlos Oliva对影响智利汇率制度动态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智利在过去的20多年间曾多次改变自己的汇率制度。他们的一些主要结论有:通货膨胀差额与智利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成反比, 即智利的通货膨胀水平比国际水平越高, 智利就越有可能采用较为固定的汇率制度安排, 这反映了智利把汇率制度作为反通货膨胀的手段, 发挥固定汇率名义驻锚的作用。国际储备的变动程度则与汇率制度灵活性成正比, 这显然是出于维持国际储备稳定防止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考虑。开放程度与汇率制度灵活性的关系也成反比, 即开放程度越高越会选择较为固定的汇率安排, 这种制度安排在经济扰动主要来自国内时是合理的, 与当时智利经济比较动荡有关。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不同性质的冲击面前, 智利汇率制度选择行为与Ficher等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即当冲击主要是来自货币方面时, 智利就选择浮动汇率制, 而冲击来自真实需求时, 则选择固定汇率制。这也说明智利在冲击面前的政策目标是稳定消费而非产量。

三、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1.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初期, 发展中国家侧重实行钉住汇率制度体现了当时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状况。 (1) 发达国家一般都具有较为发达的金融市场, 对外的开放程度亦较高。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也迅速地增加。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一个选择固定汇率制的发达国家, 如果突然面临大量资本流出, 必然出现国际收支赤字, 为维持固定汇率需要大量国际储备, 且会迅速地耗空该国国际储备。在浮动汇率制下, 面对大量资本流出只会引起本币汇率的贬值, 而不需耗费大量的国际储备。 (2) 许多发展中国家主要与少数几个国家进行国际贸易和资本往来。那么, 大的贸易伙伴国的汇率波动会给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支付带来不稳定性。因此, 如果发展中国家将自己的货币钉住大的贸易伙伴国的货币, 预期会给自身贸易和支付带来较大的稳定性。 (3) 众多发展中国家欠有发达国家大笔外债, 如果债权国货币汇率波动将会改变其债务负担, 给债务国带来大的汇率风险。所以, 钉住主要债权国货币会稳定债务国的债务负担, 不致受本国货币对债权国货币重大贬值而加重其债务负担。

2.尽管钉住汇率制度操作相对简单, 但总的说来, 在主要经济大国都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国际环境下, 发展中国家采取钉住汇率制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1) 钉住汇率制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政府调控国内宏观经济的能力。钉住汇率制固有的“米德冲突”即维持汇率稳定与实现国内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之间的矛盾, 往往迫使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通过货币政策相机调节国内经济的有效手段。 (2) 钉住汇率制度扩大了真实汇率的波动幅度, 增加了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 70～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汇率稳定计划在成功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 也伴随着真实汇率的大幅升值, 进而造成经济的大幅度波动。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这些国家名义上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 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异化为钉住汇率制 (主要是钉住美元) 。 (3) 在现行国际汇率制度下, 钉住汇率制并不能有效降低名义汇率的波动性。鉴于当今一国钉住某种货币实际上意味着与其他 (非钉住) 国家的货币也是自由浮动的。由此, 其加权平均有效汇率决定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汇率的波动状况, 而与本国经济相脱节, 势必造成汇率对经济的非均衡干扰。 (4) 钉住汇率制鼓励了不稳定性投机, 加大了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从长期看, 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其货币相对价值发生变化, 汇率也应相应变化。但是, 钉住汇率的僵化性使这种浮动趋势被人为抑制, “抑制效应”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为国际游资的冲击提供了条件, 加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缺乏制度保证的“暂时性钉住而非货币管理制度下的“永久性钉住这就为游资冲击可能引发汇率浮动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面对国际市场上巨额游资和现代化的通讯, 任何一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的抵御无异于杯水车薪。由此引发的信心危机必然诱发“羊群效应”, 进一步加剧了对钉住汇率制的冲击, 迫使一国匆忙、被动地实行浮动汇率制, 从而导致货币危机。

四、结论

概括来说, 汇率制度选择的实证分析表明:

1.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时期, 各种形式的汇率制均有其优劣, 没有一种汇率制度可说是完美的。

2.经济环境的变化决定着汇率制度的变化, 不同汇率汇制的优、缺点及其对经济环境的适应性与矛盾性决定了汇率制度的变迁。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 各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 其基本趋势是向着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演变。

3.与发达国家相比,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 发展中国家面临特殊的经济金融环境, 其汇率制度选择陷入困境。一种汇率制度不是永久性地适用, 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 随着经济基本面与环境的变化做出主动调整和变迁。

摘要：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多为规范性研究, 而在实际生活中, 各国到底是依据哪些因素进行汇率制度选择的呢?这是汇率制度选择因素实证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文章从横截面、时间序列及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进行了实证分析。

关键词：汇率制度,选择,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1].戴维·里维里恩, 克里斯·米尔纳主编.赵锡军, 应帷伟译.国际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图腾电子出版社, 1999

[2].郑振龙.金融前沿理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3].唐国兴, 徐剑刚.现代汇率理论及模型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

[4].约翰·霍金斯.通胀目标法的国际实践及启示.国际经济评论, 2004

[5].郭建泉.汇率制度的演变趋势和我国的选择.管理世界, 2003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