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选择

中国的选择（精选12篇）

中国的选择 篇1

中国要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 应在发挥传统比较优势的同时, 努力培育基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新竞争优势,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制造业到了转型升级的关口。

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 中国制造业依靠低成本和廉价劳动力的时代结束了。无论是欧债危机和发达国家重回制造业的外部压力, 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都决定了中国制造业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方式。

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们应当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按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本质要求, 围绕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 加快转变制造业发展方式, 创造中国制造业的新一轮增长。这是中国制造业必须的战略选择。

外部的双重压力

发轫于欧洲的欧美主权债务危机, 近两年来逐步由冰岛、希腊等边缘国家向意大利、法国等核心经济体发展。2011年8月, 标准普尔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 并由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蔓延。此次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和深化, 是西方国家多年来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 长期推行赤字财政、高福利制度以及举债消费的结果。它打破了旧有的世界经济循环体系, 促使西方国家反思和调整发展理念,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深刻变革。

在此背景下, 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挑战, 主要表现在:

一是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复苏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主权债务危机引发了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急剧动荡, 并进而冲击到国际贸易和各国实体经济部门,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欧美等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信心严重不足、经济政策陷入两难境地, 短期内难以出现强劲复苏的势头。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上升, 纷纷实行紧缩政策, 增长势头有所放缓。总的来看, 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 一些风险因素正在累积之中。

二是国际市场需求放缓, 贸易投资保护抬头, 中国制造业出口环境趋向恶化。短期来看, 欧美等国消费者信心不足产生的需求下降, 将直接影响中国工业品出口。2012年1月, 我国出口额同比下降0.5%, 是自2009年12月份以来出现的首次负增长。长期来看, 经历此次危机, 曾为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支撑作用的国际贸易大好局面有可能逆转, 这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出口模式、技术能力等提出了严峻挑战。为走出困境, 欧美等国除采用传统贸易保护手段外, 还通过“碳税”、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等新规则来加强对国际产业竞争主导权的控制。这些新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某些发达国家削弱发展中国家工业品出口竞争力、遏制新兴国家崛起的有力武器。在此背景下, 未来全球产业竞争将呈现更为复杂的形势, 中国制造业发展将面临重大挑战。

三是中国的通胀压力将会长期存在, 宏观调控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发达国家为刺激经济大量发行货币, 推动全球流动性泛滥, 进而向中国传导, 产生输入型通胀压力。与此同时, 中国内部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也将加大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两者形成的叠加效应, 使得中国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时刻对通胀保持足够警惕, 宏观调控的回旋空间比较有限, 货币信贷政策取向在较多情况下会从紧, 对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发展将产生长期影响。

四是国际产业格局深刻变革, 重大科技创新的机遇稍纵即逝。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创新正在加速推进, 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处于革命性突破的前夜。各国间围绕科技、产业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 发达国家加大对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的投入与扶持;各新兴经济体也加强新技术新产业战略部署, 努力抢抓机遇。在此过程中, 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化生产组织优势, 控制全球供应链体系, 牢牢掌控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 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试图走出“低端锁定”带来较大制约。

同时, 发达国家开始重新认识到制造业的价值, 采取措施推动制造业的回归与复兴。国际金融危机后, 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弊端, 认识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 而夯实实体经济基础, 首要的就是振兴制造业。由此, 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 试图实现从“产业空心化”到“再工业化”的回归, 这是一个建立在持续创新基础上新的制造业格局与形态再造的过程, 特别值得中国认真关注。

发达国家回归制造业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发达经济体有可能通过在新兴产业领域的率先突破巩固其固有竞争优势。发达经济体拥有雄厚的技术基础和人才优势, 拥有强大的研究开发能力和良好的市场机制, 很可能率先在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取得突破, 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主导地位。

其二, 发达国家不仅在高端领域抢占优势地位, 还要在中端领域夺回被新兴经济体占据的市场份额。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5年内实现出口翻一番的目标, 并通过对出口企业给予援助、大幅提高中小出口企业贸易融资、有条件放松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迫使贸易伙伴扩大市场开放等手段增强美国企业在中高端产品方面的出口竞争力, 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

重构与赶超机遇

挑战往往也意味着机遇。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和发达国家回归制造业给中国制造业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 也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创造了重要契机。

契机一, 倒逼效应为转变制造业发展方式提供了重要机遇。倒逼效应, 是指因国际市场需求收缩、出口受阻以及比较优势的变化, 激化制造业自身的结构性问题, 逼使政府和企业痛下决心解决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矛盾。长期以来, 中国工业发展过于依赖出口, 不仅消耗大量资源, 加剧环境污染, 还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动的冲击。欧债危机和发达国家回归制造业造成的倒逼效应, 客观上为中国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创造了有利条件, 企业和政府都将有更大的压力和动力来增加创新投入, 降低资源消耗, 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契机二, 重构效应为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创造了有利时机。重构效应, 是指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 国际投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国际企业竞争格局重新洗牌, 新兴经济体获得了对发达国家企业进行收购兼并的良机。危机造成了金融市场动荡, 股票价格低迷, 欧美等国的一些优质资产大幅缩水, 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而中国经济所受冲击较小, 外汇储备充足, 企业实力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机遇, 积极发掘国际产业投资机会, 在量力而行、理性选择、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快海外并购步伐。

契机三, 赶超效应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破茧而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良机。赶超效应, 是指危机往往催生一批新技术和新产业, 在这些领域, 发达国家的控制地位尚未形成, 技术路线还有多种选择, 这将为中国赶超发展赢得宝贵时机。当前, 以绿色、节能、环保为特征的新兴产业群迅速崛起, 成为各国经济竞争新的制高点。中国可充分利用赶超效应, 着力把扶植新兴产业发展作为政策着力点, 加快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 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新比较优势: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

中国要从制造大国成为制造强国, 应在发挥传统比较优势的同时, 努力培育基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新竞争优势,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的传统竞争优势正在不断弱化甚至流失。改革开放以来, 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 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形成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制造”影响力显著上升。近年来,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逐步到来, 传统生产要素的重要性逐步下降。具体表现在, 自然资源由于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而不再是最为关键的竞争要素, 资本富有和贫乏的界限由于资本市场的日益全球化也变得模糊, 劳动力数量的不足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的提高而加以克服。

与此同时, 中国的人口结构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2015年中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峰值。中国制造业基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正在逐渐削弱甚至流失, 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传统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局面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 如何培育和确立新的竞争优势, 在新一轮国际科技产业竞争中赢得主动, 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发展中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新一轮国际产业科技竞争也要求中国尽快培育新的制造业竞争优势。国际金融危机后, 全球产业结构面临重大调整, 传统产业空间不断萎缩, 发展高科技特征明显的新兴产业已成为主要国家应对危机、提振经济、抢占竞争制高点的战略选择。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纷纷加大投入, 加快了对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布局。快速的技术变革将改变已有的资源配置和竞争格局, 改变国家间的技术、经济力量乃至综合实力对比。

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历经多年的快速增长, 不仅科技研发和整体产业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还拥有一定的技术储备, 在少数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极为接近, 而且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小。因此, 与历史上其他几次技术革命不同, 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中, 新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最小的一次。更重要的是, 中国等新兴市场大国拥有吸收新技术的潜在巨大市场, 以及为新技术产业化配套的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如果能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轮技术创新机遇, 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抓紧培育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 很有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并在制造业某些领域与其并驾齐驱, 甚至赢得领先地位, 实现赶超发展。

中国制造业新的竞争优势来源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综合分析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制造业发展现状, 新的竞争优势的培育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大科研投入, 健全技术创新体系, 逐步摆脱技术上跟随发展的局面, 力争在某些新兴领域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甚至引领发展, 培育中国制造业基于科技创新能力的新优势;二是加大教育培训力度, 提高劳动者素质。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培育新一代产业工人大军, 培育中国制造业基于人力资本的新优势。

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和加快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的要求, 应当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按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本质要求, 围绕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 加快转变制造业发展方式。为此目的, 当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需要着力推进。

提高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核心装备、系统软件、关键材料、基础零部件等关键领域为重点, 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核心引领作用, 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 加强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完善制造业技术标准体系, 增强中国在国际标准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突出重点、整合资源、完善机制的基础上, 抓紧推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八个“一批”:组织实施一批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和应用示范工程, 突破一批重点领域关键和共性技术, 研制一批产业发展急需的技术标准, 完善一批重点领域产业链条, 创建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基地, 支持一批产业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培育一批创新型企业和产业联盟, 培养造就一批领军人才, 力争用5~10年时间, 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

加强企业技术改造, 提高传统产业整体素质。实施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工程, 大力推广重点行业关键、共性技术, 加强对现有企业生产设施、装备、生产工艺条件进行改造提升, 支持工业园区公共设施改造升级。实施产业链升级工程, 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领域, 完善产业链条, 突破相关瓶颈, 加快形成一批先进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建立技术改造工作长效机制, 落实支持企业加强技术改造的相关配套政策, 完善技术改造工作机制和服务体系。

推进“两化”深度融合, 提高工业信息化水平。把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作为推动“两化”深度融合的切入点, 加大对共性技术开发、公共服务平台和试点示范项目支持力度, 支持企业加强信息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环节深化应用, 提高企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加快应用电子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 大力发展研发设计及工程分析软件、工业控制系统、大型管理软件等应用软件和行业解决方案, 为全社会“两化”融合提供技术和产业支撑。通过重点工程、重大项目、重要领域的信息化建设, 带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硬件发展, 增强信息产业的自主发展能力。创新企业信息化推进机制, 实施行业信息化服务工程, 建立健全企业信息化推进服务体系。

促进绿色低碳、清洁安全发展,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施重点行业节能降耗减排改造工程。加强工业节能节水、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等共性关键技术开发、示范和推广应用。严格控制“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 完善落后产能界定标准, 坚决完成“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的各项任务。全面提升企业节能节水管理水平。在重点行业实施能效“领跑者”制度, 加强重点行业企业能源管控中心和能源管理体系建设, 引导企业建立自觉自律、持续改进的节能节水管理体系。探索节能降耗减排新机制。积极探索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自愿协议、碳交易、排污权交易等节能新机制和新模式。

实施质量和品牌战略, 提高工业品附加值。以开发品种、提升质量、创建品牌、改善服务为重点, 不断提高工业产品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组织实施关键基础产品质量攻关计划, 依靠技术进步带动品种开发与质量提升。鼓励企业制定品牌发展战略, 引导企业推进品牌的多元化、系列化、差异化,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积极收购国外品牌。重点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以食品、药品、化妆品等为重点, 完善企业产品质量追溯和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积极探索企业质量诚信体系建设, 加强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保障。

推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协调发展, 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发展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大集团。破除制约企业兼并重组的体制性障碍, 在汽车、钢铁、水泥等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行业, 推动优势企业强强联合、跨地区兼并重组、境外并购和投资合作, 鼓励通过壮大主业、资源整合、业务流程再造、资本运作等方式, 培育发展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优势明显的大型企业集团。提高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水平。继续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 支持中小企业专业化发展, 提高生产工艺、产品和服务、市场专业化水平, 推动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建设。实施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建设和信息化推进两个关键工程, 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

推动产业基地建设和发展,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抓好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促进产业有序转移。支持中西部地区以现有工业园区和产业基地为依托, 加强配套能力建设, 增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鼓励通过要素互换、合作兴办园区、企业联合协作, 探索建设产业转移合作示范区。加强对热点行业项目布局的统筹规划。综合考虑区域消费市场、运输半径、资源禀赋、环境容量等因素, 合理调整和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中国的选择 篇2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代表的是广

大人民群众。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的压迫，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

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完成这两大任务，近代中国的许多志士仁人同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探索外御列强、内求复兴的道路。但这些斗争

由于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和正确思想的指导，都没有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能改变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悲惨境遇。这个重任落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

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复兴

和民族的独立，曾经前仆后继，进行过英勇不屈的斗争，但终因没有先进的思想

指导和先进政党的领导而归于失败。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先进的中国人找到了马

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为中国人

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革命的前途和走向胜利的道路。

沟通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把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同世界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相联结并成为其中一部分，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第一，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

成、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动员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抗战力

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着。第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制定、实施了

一套完整的抗战策略和方针，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对抗战胜利发挥了重

要作用。第三，中国共产党通过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牵制和

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也为抗日战争的战略返攻准

备了条件。第四，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献身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使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了。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中国革命终于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

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它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可

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使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司令部。中国革命从此有了

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富有革命创新精神的党；是密切联系群众，具有严格纪律和优良作风，为中

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懈奋斗并作出最大牺牲的党；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的考验，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党；是与时俱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肩负人民希望的党。

诞生于中华民族最为黑暗、最为屈辱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所孕育而生的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纵观中国历史，不难看出，但凡革命道路走入迷途，国家与民族处在迷惘和忧患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总能够以其对时局卓越的洞察力，凭借大无谓的革命气概，一次次地挽狂澜于既倒。

历程蹉跎，斗转星移。铁锤与镰刀铸成了一个永恒，在风雨和阳光中，鲜艳的党旗飘扬了几十个春秋。光阴荏苒，英明的政党，肩负了新的历史重任，古老的国家，开启了新的青春篇章。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历史使命。在长期的艰苦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事业。中国人民正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惊天动地伟业中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

人类社会是按照历史的规律和法则前进的。人民之所以信任和拥护我们党，历史之所以选择我们党，最根本的在于我们党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我们党在关系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每一个重大关头，始终能够把握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站在时代的前列，依靠并带领人民，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2005:中国的政策选择 篇3

陈东琪，经济学博士，曾在哈佛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做特等生和博士后项目研究。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独立专著主要有：《探索与创新－－东欧经济学概论》、《新土地所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微调论》、《新政府干预论》、《宏观经济调控与政策》和《中国经济学史纲》等。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7年为中国社科院有突出贡献专家，同年入选国家七部委“百千万人才工程”。

经济增长可以争取几个“9％”

记者：陈教授，首先请您对今年经济作一个简单评价。

陈东琪：总的看，中国经济本轮回升不错，今年是继续去年后的第二个黄金年，去年9.3%，今年大约9.2%左右，实现第二个“9”，和近25年年均9.4%的增长速度接近，既快又稳。当然，年内各季度、月度之间有一些波动，但这些季度、月度的小波动避免了年度大波动。1999－2001年经济增长是“七上八下”，这两年突破了这个“七上八下”格局，经济回升到一个较高的平台。经济界有“硬着陆”、“软着陆”的说法，我不太认同这个说法。如果是从10%以上，比如前几次经济过热时的15%左右，跌落到5%左右甚至更低，跌掉一半或更多，那你可以认为是“着陆”了。现在不是这样，去年和今年都是9%多一点，怎么能说是“软着陆”呢？当然更不谈上“硬着陆”。

记者：明年会不会比今年低一些？

陈东琪：低一点有可能，比如8.5%左右。经济运行是多样的，会有一些波动，不会完全走直线轨道。但是，即使降到8.5%、8%，也还不能说是“软着陆”，9%左右是一个正常速度。

记者：据说，经济界提出了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多少？

陈东琪：看法不一。我看近25年平均增长9.4%可以看成是潜在增长率。即使考虑到长期增长下降趋势，估计也在9%左右。今后几年，如果每年不走太高，在9%左右，就有可能争取连续几个“9”，这样本轮经济周期的时间就延长了。

能过好“两难”关吗？

记者：您今年在8月提出宏观调控面临“两难”的矛盾：为了控制物价上涨，就要继续收缩货币信贷；而继续收缩货币信贷，又会使经济增长下滑。当前又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中国能过好“两难”关吗？

陈东琪：首先是要认真分析和判断物价形势的最新变化和特征。短期看，物价总水平上涨还有较大压力，今年全年要调控到年初定的3%左右，比较困难。其原因，一是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需求拉动影响，这里的重点是欺骗???总需求拉动；二是国际石油、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国内的传递，中国目前外贸依赖度在60%以上，国际市场价格上涨会在一定时滞后反映到中国来，尤其是，加速工业化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加快汽车消费所需要的石油的进口大幅度增加，国际工业原材料和油价大幅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会在一定时滞后逐步向国内传递；三是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推动的影响；四是老百姓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当CPI在5%以下时，这种预期还不明显，当CPI超过5%时，通货膨胀的预期就放大了。

记者：您估计全年CPI多少？

陈东琪：可能略为超过4%。从月度趋势看，今年7、8月5.3%可能是全年月度的高点，9、10月还会在5%以上，但从11月开始可能明显下降。其原因，一是丰收后的秋粮上市，会逐渐促使粮价下降，由于粮价在CPI中的权重大，粮价降，CPI会降；其二，我估计，国际石油价格会在中国10月29日加息后得到明显抑制，乐观一点看，还有可能回到50美元一桶以下的水平，这会减少国际石油通货膨胀对中国的传递；其三，在10月29日加息后，投资和消费预期改变了，需求总章会减速，这会抑制需求对物价的拉动；其四，房地产减速会减少生产资料需求，价格会下降，这会抑制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上升势头。

记者：这样看来，您前一段讲的“两难”中的物价压力会变小。对吗？

陈东琪：是的。但是，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担心多了。如果我们下一步的宏观调控只是考虑控制物价上涨，而且仅仅用抑制需求的办法控制物价，在控制物价过程中忽视经济增长，就有可能过早地中断这一轮经济的景气趋势。从今年2月以来，投资和工业增长速度保持下降趋势，分别从50%和20%左右降到27%和16%左右，虽然绝对水平还在比较高的位置，但呈现下降势头。尤其是货币供应量M1（狭义货币）、M2（广义货币）和信贷，最近两个月在13%-14%的位置上徘徊，不仅低于年初计划的17%，而且要比我们提出的“货币走廊（12－20%）”的中值15%都低，如果低于连续几个月低于这个“货币走廊”的下限12%，就有可能在一定时滞后形成通货紧缩压力，并有可能引发经济衰退。

记者：这是不是意味着明年经济必然下降？

陈东琪：有这个趋势，但不等于“必然”，因为下一步的宏观调控可以有所作为。将这方面的因素考虑近来，明年实现8.5%或略高一点的经济增长速度，CPI控制在3%左右，是有希望的。当然，现在来看，下一步过好“两难”关口的关键，是在控制物价下降同时如何保证经济增长不出现急剧下降，就是要防止“滞胀”中的“滞”，这里的关键是政策取向选择和措施操作如何。

明年的政策取向

记者：请您谈谈明年中国政府的政策取向和措施选择。

陈东琪：总的看，明年要巩固今年已经取得的两个成果，一个是宏观调控的成果，另一个是结构调整的成果。在总量政策取向上，继续保持倾向于中性、稳健的姿态。去年“非典”以后，本届政府的政策选择更为倾向于中性、稳健，比如财政政策方面，长期建设国债发行由前几年的1500亿元左右减少到1100亿元，今年实际执行估计不会超过1000亿元，同时出口退税政策也作了相应调整。因此，前几年财政政策的“积极”姿态，已经实际上变成了“中性”或“稳健”姿态。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及时而有效的调整，实践证明是必要的、有效的。货币政策呢？年度来看，继续保持稳健姿态，但月度、季度有随机选择，这也是货币政策不同于财政政策的地方。总的看，是在走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健的道路，今年后几个月，明年甚至今后几年，都要走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健的路，因为经济在9%左右、物价上涨在3－4%左右，表明经济的景气度在一个中间状态，财政货币政策向上和向下的力度都不能太大，不能太扩张，也不能太收缩，这就是“中性”、“稳健”的政策姿态。

记者：除了政策取向选择要正确外，在改善宏观调控方式上如何做？

陈东琪：中央政府强调要注意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这是非常正确的。当然，如何进行三个手段的组合运用，什么时候主要用这一种，什么时候主要用那一种，要看情况。有的月份，有的季度，可能行政手段多一些，比如今年4－5月份，用行政手段较多；有的月份，有的季度，可能经济手段多一些，比如10月29日的加息；而有的月份，有的季度可能就只是看一看措施的效果。所以，宏观调控方式在不同时点上，也有选择的空间，我们不能固定化我们的观念。当然，从中长期宏观调控机制的转换角度看，时时刻刻要注意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能源经济手段的地方、时候就要进可能用经济手段，而不用行政手段。

记者：如何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充当行为呢？

陈东琪：最终解决的途径当然是加快地方政府体制的改革，这是治本之策。当前来看，要防止地方政府的投资反弹，货币信贷政策在年度“稳健”框架下，季度、月度操作可以偏紧一些。但是，又不能太紧，不能把货币信贷闸门关死了，要紧，也只能是采取微调方式。

记者：有哪些具体的政策措施建议？

陈东琪：在控制物价上涨时，要解决价格中存在的不是来自市场因素的上涨，特别是大公司“价格联盟”的垄断定价，以及政府在提价过程中的“条、块垄断”，解决价格形成秩序问题。我认为，要严格落实发改委的“两条控制线”，即当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CPI环比超过1%，或者同比累计连续3个月超过4%时，该地即暂停出台政府提价项目。现在CPI月度值已超过5%，比年初3％以下时的通货膨胀风险大大增加了，应将暂停调整为“在未接到通知前停止”。这样做，不仅可以控制物价总水平上涨，而且可以消除物价变动中的行政性影响，对地方政府和各垄断部门的非市场化提价行为进行更严格的约束。同时，还要灵活掌握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运用的技巧，特别是国际市场。在经历了国际油价市场的动荡之后中国已经开始调整原有的石油政策：在国际市场高企之时，相应地减少进口量，同时加快节油和替代能源技术市场的开发力度，以应对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记者：央行10月29日出台了加息措施，您怎么看？

陈东琪：经济进入改革以来第三个十年周期，为了保持周期上升期平稳发展，加息是一个趋势。但是，我原来考虑不是10月，而可以在今年最后3个月再看一看，如果物价继续上涨，明年加息可能条件更成熟一些，效果也会好一些。

记者：听说您去年以来一直提“渐进升值”的看法，您能谈谈吗？

陈东琪：我赞同提“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但是，“基本稳定”不是一成不变，我主张多次小变。这也就是微调。假定人民币价值被低估50％，我们在调整时，不能一次性完成，可以考虑分几次比如十次完成，这样振荡就会比较小一些，而且微调时间长，投机资本赌博的空间就小，可以将外资留住。当然，调有一个条件和时机的问题。目前和最近一段时期条件愈益成熟。特别是在国内货物供应相对趋紧，通货膨胀和要求进口的压力增大，以及出口扩张较快，外贸盈余增长很快的条件下，通过放大浮动区间，改变汇率形成机制的方式促使人民币汇率小幅度上升，利比较多。

记者：有哪些利？

陈东琪：人民币小幅度、试探式升值，可在适当减少出口条件下缓解通货膨胀压力，这是“利”之一；“利”之二是目前就业形势较去年和前几年要好，能够承受出口减少带来的就业机会减少的冲击；“利”之三是国内消费需求增长形势今年明显好于去年和前几年，消费快速增长可以消化升值带来的部分出口转内销的压力；“利”之四是部分释放多年来累积的人民币内在升值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因升值预期引起的外汇投机；“利”之五是缓解近几年国外反倾销不断增加给我们在外贸上的外部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国际贸易谈判主动权；“利”之六是随着资本“走出去”，对本币币值低估做适当调整，可以使国内居民减少实际汇兑支出，这对向海外投资、旅游、留学的国民是有利的。

中国小额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 篇4

从世界范围来看, 低收入人群一般得不到商业保险公司或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关注和覆盖。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难以了解低收入人群, 特别是那些地处边远的农村人口的保险需求。同时, 由于保险营销和理赔成本较高等方面的原因, 传统商业保险的保费水平往往令低收入群体难以接受。基于此, 低收入群体的保险需求在现实中往往被忽视。但是低收入人群面临的主要风险与其他人群是类似的。对于他们来说, 微小的风险都有可能是灾难性的。2007年, 中西部农村81%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不到4 000元, 不足3 000元的占到了69%。45%的人最担心家庭成员遭受意外事故55.2%的农民没有购买保险是因为价格高, 12.4%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产品。小额保险是专门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保险服务的一类保险。它是一种成本、期限、承包范围和供应机制等方面适用于低收入人群的风险分担性产品。

(一) 小额保险的含义

对于小额保险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认识。目前, 国际上关于小额保险的权威定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 (IAIS) 关于小额保险的定义, 小额保险是依照公认的保险惯例来运营的, 是由多种不同实体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保险。二是根据国际贫困扶助协商组织 (CGAP) 的界定, 小额保险主要是面向低收入人群, 依照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及其所涉及成本按比例定期收取一定的小额保费, 旨在帮助低收入人群规避某些风险的保险。从小额保险基本定义中可以看出小额保险主要包含两大要素:

1. 符合基本的保险原理。

小额保险同传统的保险一样, 也遵循大数法则等保险原理, 通过收集的保费对其承担的风险进行补偿, 从而转嫁和分散低收入人群的风险。

2. 符合低收入人群。

小额保险主要服务于低收入人群, 承保风险主要是危及生产和基本生活稳定的疾病、意外等风险, 能够适应低收入人群的风险特征和需求, 长期以来, 低收入人群一直被商业保险机构所忽略, 被排除在商业保险之外。小额保险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白。

(二) 小额保险的特征

小额保险产生于传统保险之后, 是传统保险的衍生物, 它必然具有传统保险的一些特征, 运用大数法则的原理, 将风险进行集中管理, 运用分散风险方法, 使承保人获得保障, 通过定期收取保费、达到规定的标准给付保险金的形式办理。由于发展小额保险的宗旨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规避某些特定风险。因此, 与传统保险相比小额保险有一些自己的特征:

1. 价格低廉。

小额保险服务低收入人群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只能收取较低的保费。保险赔偿和支付的水平较低, 仅以保障被保险人的基本生活为标准。与传统保险相比, 价格低廉是小额保险最突出的一个特征。

2. 针对特定风险。

与传统风险相比, 小额保险更关注保障型业务。承保的风险主要是危及农民生产和基本生活稳定的疾病、寿命、意外等风险。小额保险将保险标的定位于低收入人群发生概率较高的风险, 而且是一旦发生将会给予低收入家庭带来毁灭性后果的风险。

3. 产品简单易懂。

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 他们保险意识淡薄, 让他们了解并去购买一个条款复杂的保险产品, 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 他们只需要知道, 需要多少钱, 怎样付钱, 能够让他们得到何种保障。因此, 小额保险产品的简单易懂性符合低收入人群的要求。

4. 流程相对简单。

流程简单既是由小额保险客户群的特征决定, 也是开办小额保险的保险机构降低成本的需要。保险公司简化展业, 承保, 收费和理赔过程, 使小额保险易于销售, 易于管理, 同时可以提升运营效率, 减少公司费用成本和稳性成本, 从而最终降低保费。

二、国际小额保险的经营模式

据CGAP统计, 截至2006年12月有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在实践二十余种小额保险产品, 累计受众已经超过亿人次, 成为继小额信贷之后发展最为迅速的农村金融产品。表1列举了部分在目标客户选择、承保风险、保险产品展业运作等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小额保险项目。

现阶段世界上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提供小额保险服务的机构主要集中在南亚的一些国家, 如印度、孟加拉国等。但是, 从上表中看小额保险的推行并无固定的模式, 不同类型机构的经营模式及小额保险产品种类或服务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小额保险的经营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 合作—代理模式

在合作—代理模式中, 合作伙伴通常是指保险机构, 代理人与合作伙伴之间并没有股权联系, 双方只是按照合约建立拓展小额保险的合作关系。在这种模式中, 保险机构借鉴微型金融机构联保贷款的运作机制, 主要通过小组保单的形式为众多的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提供小额保险服务。例如:加纳的CARE和印度的ASA。

在合作—代理模式下, 保险机构和微型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主要限于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客户提供基本的、与代理人的主营业务相关的小额保险产品。例如:贷款信用保险和人寿保险。而对于一些相对复杂的、对低收入市场有着强烈需求的保险产品实行该种合作模式的机构并不多。如:健康保险、储蓄寿险。

(二) 独立经营模式

采用独立经营模式的机构主要是一些微型金融机构和专营小额保险的机构。

1. 独立经营小额保险的微型金融机构。

现阶段独立经营小额保险的微型金融机构主要是一些资产规模较大、资本实力较强、拥有客户数量较多的机构。其经营特点, 一是为客户提供的小额保险通常与具体的存款或贷款业务挂钩, 是一种附带提供的金融服务。二是他们提供的保险服务或产品具有强制性。例如, 孟加拉乡村银行。

2. 专营小额保险的机构。

专营小额保险的机构主要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家庭提供单一的保险服务, 具体的小额保险产品包括健康保险、人寿保险记忆意外伤害保险等。对小额保险机构提供的保险服务或产品, 客户可自愿选择购买, 不具有强制性。

由于各地区的差异小额保险的两种经营模式适应于不同的情况, 但是, 二者都存在着各自的优缺点 (如表2所示) :

三、中国小额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

从国外小额保险经营发展的实践来看, 小额保险的经营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从国外小额保险经营发展的实践来看, 小额保险的经营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与各国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发展阶段及制度环境的不同密切相关。目前, 中国小额保险刚处于起步阶段, 很多制度还不健全, 小额保险经营模式如何选择至关重要, 其模式的选择应适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

首先, 在开发小额保险的初期, 可采用合作—代理模式。在中国, 不仅小额保险发展滞后, 而且小额信贷也发展缓慢, 这与中国作为一个处于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地位极不对称, 大部分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仍然没能获得基本的金融服务。由于微型金融发展的整体滞后, 中国目前尚缺乏像孟加拉乡村银行或印度的SEWA银行那样资本实力和资产规模较大的微型金融机构, 也没有专营小额保险的机构, 实行独立经营模式在现阶段并不适宜。

其次, 小额保险应当而且也可以发展成为一项多方参与、共赢的事业。鉴于贫困人口和低收入家庭群体的脆弱性, 单凭微型金融机构或专营小额保险机构自身的努力, 小额保险很难获得较快发展。小额保险半商业化和半公益性的特征决定了小额保险不论实行何种经营模式, 都有必要建立包含政府、非政府组织、主流商业保险公司、国际金融机构和捐赠者等广泛参与的小额保险合作伙伴关系 (如表3) 。以促进小额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不同的组织机构有着各自不同的优缺点, 多方参与小额保险合作关系, 可以多方互补, 共同促进小额保险的发展, 达到多方共赢。客户可以获得适度的保障以防止现有水平的恶化。政府可以通过小额保险补充和完善现有社会保险体系。保险公司则可以通过这项业务培养潜在的客户, 扩大市场影响。

资料来源:Jim Roth, Michael J, Mclord and Dominic Liber.“The Landscape of Microinsurance in the world’s 100 Poorest Countries”。

四、中国开展小额保险的经验借鉴

调查数据显示, 目前100多个最穷的国家的低收入人群中, 只有约3%的低收入人口参加了正式的小额保险。在中国, 小额保险的概念刚刚引入, 小额保险的运作方式, 盈利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从小额保险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发展状况来看, 中国小额保险以后的快速发展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一) 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

1. 加大小额保险的宣传力度。

现阶段小额保险发展缓慢一定程度上与穷人的保险意识薄弱有关, 应加强对低收入家庭的保险知识教育, 增进他们对小额保险的理解。首先, 政府应该提升对小额保险的认识。大力发展小额保险不仅对提高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水平有积极的作用, 还为推动小额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其次, 要改变保险公司对小额保险的认识。让保险公司摒弃旧的观念, 加大发展小额保险的各项投入。

2. 提供保费补贴, 促进小额保险发展。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优惠鼓励小额保险的发展。运用税收杠杆引导商业保险公司和有关保险销售渠道重视发展小额保险。对于一些风险较高的产品, 政府应给予必要的财政专项补贴或税收优惠。比如:减免小额保险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例如, 菲律宾政府通过税收减免了特定小额保险项目上的营业税, 而且降低了农村保险营销人员的税负很好地促进了小额保险网络的拓展。政府的适度支持有利于提高贫困人口和低收入家庭投保的积极性、降低开展小额保险业务的相关机构的经营成本。

(二) 加强产品开发与创新

从需求群体看,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对小额保险的需求存在着两大特殊性:一方面, 小额保险需求的差异性很大,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 各个地域可能遭受各种灾害的发生频率和损失程度各不相同, 就是同一风险在不同的地区也会造成差异很大的危害。这就为产品的设计造成了较大的难度。因此, 我们应当采取分类指导的办法发展小额保险, 加强小额保险产品创新。另一方面, 小额保险是一项专门针对低收入群体的业务, 这决定了该产品的需求对价格的弹性很高, 客户对价格相当敏感, 一个较小的价格变动将会导致相当多的客户决定是否购买保险。因此, 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上应根据当地收入层次的划分情况以风险保障型产品为主开发适应低收入人群需求的小额保险产品。

(三) 规范小额保险市场制度

小额保险市场是一个特殊的保险市场。小额保险客户大都缺乏保险意识和保险知识, 风险的抵抗能力较弱。而对于保险人来说, 一方面, 要加快理赔速度, 巩固小额保险市场, 又要控制较高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另一方面, 还要面对较高的教育成本和经营成本。因此, 在大力推进小额保险市场发展的过程中, 要制定严格的小额保险市场制度。比如:小额保险的准入要求、市场管理制度、偿付能力的要求、独立的小额保险产品和服务能力的要求等。以规范小额保险市场秩序。

参考文献

[1]吴晓慧, 张巍, 刘虹.中国三农保险市场开发探讨[J].保险研究, 2005, (11) .

[2]梁涛, 方力.农村小额人身保险[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3]魏巧勤.保险公司经营管理[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4]许兵, 王赛花.影响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城乡经济因素对比分析:下[J].统计与决策, 2005, (1) .

[5]皮立波, 李军.我顾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保险需求与商业性供给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03, (5) .

[6]Nyman.J.A.The Theory of the Demand for Health Insurance.Stanford, ,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 2002.

中国结婚吉日的选择常识（范文） 篇5

三、初七、十三、十八、廿二及廿七，不宜结婚。嫁娶择日法。婚姻嫁娶的择日原则是，以新娘方的出生日期为主的，并参考男方及其他人的出生日期，俗话说：“子靠出生时，女靠行嫁年”。所以若是把此原则颠倒或不顾，将会导致婚后的婚姻出现问题，甚至离婚；反之，则大吉利是。不选父母生辰。在传统习惯中，父母生辰不应与结婚吉日相同，其实只是指父母生日的正日不宜嫁娶，在该月份内结婚却绝对适宜。真正婚嫁日。如果你决定将注册与结婚仪式的日期分开，最好这两天都是择日行事。如要取舍的话，便应以进行迎亲及摆酒的传统礼仪当日为准，选在吉日举行，因为中国传统始终视这天为真正婚嫁日。良辰吉日计法。有些人认为还应该有更严格的良辰吉时计算方法，即用男、女双方的出生日期时间推算出最吉利的婚嫁时日。不过这种做法相当繁琐，更多人宁愿去看黄历选日子，或听研究周易之人的建议。要考虑双方工作、学习的实际。如果一方正在业余时间读书，应避开紧张的复习考试日期；如果一方正夜以继日地投身于单位的重大技术攻关项目，对方就要耐心地等待一段时间，待得捷报传来之时再择“吉日”。要考虑双方家庭的实际。选择“吉日”，需兼顾双方老人和亲朋好友都有时间参加，都能目睹喜庆和谐的场面。要考虑双方的身体状况。如果一方身体暂时不适，或者生病，最好不要急于安排婚事，而要及时诊治，恢复健康再作商议。否则可能会影响新生活的和谐，也容易加重身体的病情。结婚日期要避开女方的月经期，女方不能羞于启齿。选“吉日”时，男方要特别注意倾听女方的意见。将婚期和节假日统一。如果婚期与节假日统一，或许是明智之举。这样做的好处是：有纪念意义；新婚披上节日盛装，增添情趣；亲朋好友有时间参加婚礼，气氛热烈，并且款待亲朋与家中过节合而为一，既节省又喜庆，但是假期结婚的新人比较多，要注意提前预定酒店和车队等。好日子的定义。不管怎样，对于“好日子”的定义总是各有不同，不管选择什么日子，尽量选择那些大家都满意的日子才是上好之选。

如何正确的选择结婚吉日

1、女命出嫁年禁忌

（请对照最后一行，例如午就是马年）

兔相人忌子年 虎相人忌丑年

牛相人忌寅年 鼠相人忌卯年

猪相人忌辰年 狗相人忌巳年

鸡相人忌午年 猴相人忌未年

羊相人忌申年 马相人忌酉年

蛇相人忌戌年 龙相人忌亥年

起法：从卯上起子，逆数到本年太岁止。遇何属相，即是忌婚年，不宜出阁。

2、男命禁婚年

男娶婚所忌者，当年太岁前五相是也。即：

蛇相禁子年 马相禁丑年

羊相禁寅年 猴相禁卯年

鸡相禁辰年 狗相禁巳年

猪相禁午年 鼠相禁未年

牛相禁申年 虎相禁酉年

兔相禁戌年 虎相禁亥年

3、女命出嫁大利月

正七迎鸡兔※ 二八虎合猴

三九蛇共猪 四十龙合狗

牛羊五十一 鼠马六十二

此指属相为鸡和兔相的人，正月七月结婚吉利，其余属相仿此。

中国企业的许可选择 篇6

何谓许可

获取许可的目的

一家公司想要获得专利许可的一个典型原因就是获取本公司需要的相关技术。这种专利许可通常会伴随着其他资产的转让，例如商业秘密、专有技术和软件等。在这种情况下，被许可方和许可方之间一般是一种合作关系，而非竞争关系。他们可能同属于一家合资企业，也可以是被许可方将许可方（例如高等学府或者科研机构）开发的技术进行商业化。

在这种情况下，专利在整个交易中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此外，被许可方可能将专利作为免受未获得许可的竞争对手威胁的工具，并且可能要求主张专利实施权（见下文）或者要求许可方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按照认定标准进行专利转让

更常见的获得许可的情况是为了符合相关标准。众多机构对实现一个或者多个标准要求所“必要”的专利群（即专利集合体）提供专利许可。举例来说，这些机构包括MPEG-LA、Via Licensing，以及DVD 6C许可集团。相对于直接和所有专利所有人交易，通过这些机构可以更容易地获得必要专利的许可，而且花费的成本更低。

尽管专利池中专利的所有人常常为竞争对手，而且也可能是被许可方的竞争对手。但是这些机构通常对所有被许可方一视同仁。专利所有人也意识到了按照认定标准进行专利转让的必要性，某些技术（比如移动电话和DVD技术）要求具有互操作性。

和解或避免诉讼

通过许可常常还可以使存有争执的两方达到和解或避免诉讼。无论是拥有大量专利组合的公司（例如IBM或者TI）还是非专利实施实体（NPE），都可以通过购买专利用许可的方式从其专利中获利。前者通常是首先寻求许可可能并且避免诉讼，后者则通常是先提起诉讼，并在和解中强制进行许可。

此类专利所有人的目的就是赚钱。他们一般不是潜在被许可方的竞争对手，他们没有必要对所有被许可方一视同仁。拥有大量专利组合的公司可能希望对被许可方的专利进行交叉许可，从而降低专利许可使用费。另一方面，非专利实施实体没有必要进行交叉许可，他们只想从专利中获得最大利润，因此觉得没有义务对所有被许可方一视同仁。

许可的两大特点

许可范围

专利许可包括独占许可和非独占许可。在独占许可中，许可方承诺在特定的领域和地区内不再向任何第三方转让相同的许可。而在非独占许可中，许可方仅承诺不针对许可范围内的活动对被许可方强制执行专利。

若拥有独占许可，被许可方可以起诉侵权人。在被许可方不了解该领域标准情况下，许可方必须向寻求利润最大化的被许可方提供广泛的许可范围，不管来自专利组合所有者还是来自非专利实施实体。

无论是独占许可还是非独占许可，专利权所有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权利、使用领域（例如，是仅用于某种技术，某一市场或某种产品）和根据地域（例如仅适用于中国）来划分专有权。事实上，专利所有人可以逐一许可每项专利权利要求。

许可可以附加一项或多项限制。例如，一家公司可以授予销售（而非制造）权利要求中产品的许可，但仅限用于通讯设备且仅适用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许可方的一个限制是：被许可方必须能够使用被授予的权利，所以也获得了实施该权利所需的隐含权利。但是，隐含的许可仅在必要的情况下适用。例如，如果有两种行使许可权的方式，其中一种需要隐含的许可，另一种不需要，则在这种情况下隐含的许可不适用。

许可的有效期

在美国，许可的有效期不得超过专利的有效期（一般情况下为有效申请日后20年；对于在1995年6月8日之前提交专利申请的美国专利，其有效期为专利授予日后17年）。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在进行专利审查时造成延误，则专利有效期可相应延长；若专利所有人未能缴纳维持费，则专利有效期可能缩短。

如果一项许可不仅仅涵盖专利，则该许可的有效期可能超过专利的有效期，但仅针对除专利之外的其他权利。例如，商业机密与专利联合许可的有效期一直持续到相关商业机密失效为止。

许可的替代方案

一般情况下，为了获取相关技术，就必须获得相应的专利许可，因为专利通常涵盖该等技术。另外，如果被许可方获得一项独占许可，则其可以使用该专利来排挤竞争对手。

标准专利池包括大量专利，其中有些相关方已确定涵盖该标准。虽然可以辩称某一专利并非是“必要”的，但通常这种做法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只有在为了和解或者避免诉讼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许可的替代方案。主要有三种途径：未侵权、专利无效、诉讼。

非侵权与专利回避设计替代方案的选择

如果没有侵犯他人的专利，一个公司就没有必要获得许可。然而，在未获取一个合格的律师根据专利授予国家的法律而做出的未侵权意见的情况下，公司不得贸然得出没有侵权的结论。对于侵权的评估涉及大量法律问题，而公司的技术团队可能不具备评估该等法律问题所需的专业知识。

公司还可以通过变更其设计来避免侵权行为。很多专利法鼓励这种被称作“专利回避设计”的做法。进行专利回避设计时，同样需要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专利律师提供协助。

专利所有人可能不认同公司得出的未侵权结论。如果专利所有人坚持主张侵权，则公司必须基于未侵权进行抗辩。

专利无效意见与复审

除了对侵权提出质疑之外，如果公司能够证明该专利主张的权利要求无效，其也将无需获得许可。在众多专利无效抗辩中，最常用的为“在先技术”。如果一项权利要求包含一项在先技术参考文献中所披露的内容，或者如果一项权利要求对在先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显而易见，则该等权利要求无效。

除非专利所有人同意专利无效，否则公司必须在法庭上证明这一点。公司可以要求相关专利局对专利有效性进行审查。在美国，这项工作可以通过复审程序进行。但是，美国新专利法规定了更多就专利有效性提出质疑的方法。

总之，专利许可比较复杂，本文仅仅是做了一个简单介绍。很多公司在专利权许可方面花费巨大，因此应充分理解专利许可相关问题，并给予适当的重视。

E.Robert Yoches律师在专利侵权诉讼方面具备丰富经验，尤以处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法院、德克萨斯东区法院及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诉讼见长。他曾担任很多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客户的代理人。他处理的案件经常是涉及多项电子和电脑技术相关专利的复杂案件。

他还为客户提供其他知识产权事务法律意见，其中包括知识产权组合管理、许可、商业秘密保护、和软件版权保护。姚律师经常撰写与专利有关的文章，并就知识产权问题在美国和亚洲的学术界、商界和法律界发表演讲。

中国石油战略对外的博弈选择 篇7

关键词：能源,能源战略,战略安全,国际关系

最近十年, 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能源战略安全问题突显出来了。中国石油进口在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已达40%以上。预计, 到2015年, 中国对石油进口的依存度会达到50%。从国际关系及地缘政治来看, 真正能对我国石油战略安全真正构成威胁的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及印度。从长远和全球的观点来看, “能源问题”的核心就是“石油问题”。

一、美国石油战略及对我国石油战略安全的影响

美国以石油作为遏制中国的战略工具主要表现在:首先, 美国势力竭力将中国排斥在“世界石油心脏地带”之外。北非、西非、中东、中亚、里海、俄罗斯所构成的一个条状带就是“世界石油心脏地带”。其次, 美国试图影响或操纵油价以遏制中国经济快速的增长。美国已经控制着世界上60%以上的石油资源, 并在冷战后牢牢控制着世界石油价格50%以上的话语权, 能够极大地影响和左右世界石油价格。第三, 作为中国石油安全国际战略实施主体的中国石油企业屡屡遭受来自美国的政治干涉。

二、日本石油战略及对我国石油战略安全的影响

日本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同时也是高度依赖进口的能源消费大国。首先, 日本对能源迫切需求向中国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近年来中日两国对东海石油资源的开采的争夺, 实际上是双方战略利益冲突的提前表现。从俄罗斯安大线与安纳线的争夺上, 可以看出日本的能源战略的意图及对中国利益的威胁。其次, 台湾问题态度暧昧。一旦台海开战, 依美日安保条约, 日本一定会协助美国实现对中国进口石油的封锁。还有中日之间的高度不信任和钓鱼岛的领土之争。

三、印度石油战略及对我国石油战略安全的影响

首先, 领土之争是中印互不信任的根源, 表现在威胁方面是对中国石油运输的安全以及对国际石油资源的争夺。印度对我国的能源安全威胁是石油运输的安全。长期以来, 印度把中国当作假想敌, 由于中印之间存在着悬而未决的边境领土纠份, 导致了印度对我国的石油运输的严重威胁。其次, 印度在对国际石油资源的争夺上, 与中国有高度的利益之争。

四、俄罗斯石油战略及对我国石油战略安全的影响

俄罗斯是中国的战略伙伴, 两国关系比较友好, 高层往来不断。但俄罗斯跟中国若即若离, 政热经冷, 民间不信任。其在安大线对中国的暧昧态度和白俄罗斯在天然气上的争端以及对印度的武器出口超中国的先进程度都表明, 它在各各方面间寻找最大的利益点, 不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伙伴。如果我们把能源战略重点放在俄罗斯身上, 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冒险。另外,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 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希望在它的周围出现强国。

五、我国石油战略安全对策选择

一是构建和谐的中美关系。尽管中美两国在石油安全观念、战略乃至行为等方面存在着差别, 但根据和谐世界的理念, 在石油安全领域, 只要中美双方相互包容, 求同存异, 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合作或竞争下的合作, 那么两国就会在国际石油领域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 实现各自的石油安全和利益双赢。

二是加大石油储备量以防台海有事。中国应做好充分的准备, 充分的准备理应包括能源的供应与运输安全, 建议应在目前的和平时期, 利用我国充裕的外汇储备来收购石油加大储备。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量至少应有5个月的消费量为标准;在条件成熟时, 应大力发展石油进口的管道运输。

三是积极构建以中印为基础的亚洲经济共同体以突破美国的战略封锁。在台湾问题没有解决之前, 中国应积极建立与印度的友好关系突破美国的战略封锁。尤其应阻止印度加入“亚洲版的北约”, 以保证我国在台海战争爆发的大纵深战略的安全。印度是俄罗斯的传统盟国, 况且中俄关系又十分友好, 因此印度是我们争取的对象, 如果印度能与中国友好, 那么我们的石油运输就有了一定的保障。

四是积极发展中日之间的能源合作。中国和日本同属经济大国, 经济发展又都高度依赖石油的进口, 从总体上, 中国之间的在全球的石油竞争将会长期化。中日之间能源战略博异, 应首选合作为主, 竞争为辅。在合作方面中国应主要集中在能源技术方面和经贸合作方面。

五是政府应加强对俄罗斯的能源合作的工作力度。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 应多利用长期合约的共同开发方式, 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 获取我们在俄罗斯的石油利益。

六是增强内功提高综合国力。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能源领域的科研投入, 加大深海勘探油气资源的开发;加大开发可再生能源并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提高国民的节能意识和节能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建立石油的陆路、铁路、海路、石油管道的多种运输方式;大力研发可替代能源等。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7[M].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561-572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选择 篇8

关键词：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多元化经营战略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向国际舞台崭露头角。这些企业纷纷在自己产品的主要销售国家建立一系列的分支机构,扩大自己的经销点,慢慢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经销网络。随着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开始实施跨行业多元化的经营战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企业实施跨行业多元化经营战略,是企业发展壮大到一定阶段,与外界市场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多元化经营战略有其阶段性。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总资本近4000亿美元,而国内企业吸收外资“合作”“合资”经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际经营格局,是我国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有利因素。并且就目前我们的企业中跨国“新贵”的竞争环境看,该战略不失为一种降低成本的途径。

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着世界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不断扩大海外投资,这对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跨国经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经济学告诉我们,在所有的市场中,均不同程度的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前者是指卖方通常比买方对其所出售的产品或服务拥有更多的信息,从而给买方购买行为来带来风险,使买方信心不足;后者是指在交易行为中,买卖双方的动机各不相同,造成潜在的行为冲突。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能够导致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市场和产品市场中买卖双方交易成本显著提高。

在我国实行跨国扩张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人力资源的问题。要找到足够数量的,通晓多国市场情况,有丰富跨国公司工作经验的经理人,绝非易事。人力资源市场的欺诈行为,也暴露了这一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在发达国家,商学院教育普遍而且成熟,每年为市场培育大批职业经理人。并且与公司及猎头等中介机构一起,为这些经理人提供了基本的质量鉴定。因此我国企业跨国投资应首选这些国家和地区,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学到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和丰富的营销经验,及开拓市场本领与当地企业竞争和培养经理人的人才。比如,海尔电器的经理人,在其岗位上做出了可靠业绩和积累了丰富管理经验以后,可以转到海尔纽约人寿保险继续担任管理职位。这为企业扩张省去了大笔招聘和培训费用,也使管理人员任用有据可凭,减少了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甚至可以作为一种对员工的激励手段。

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品牌缺乏知名度问题。我国产业结构落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而没有自身品牌,这就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严重性。使我国企业对外的交易成本升高。然而支撑品牌的绝非纽约时代广场上的一两块广告牌,而是年营业额,市场份额,利润,增长率等一系列硬指标。海尔称其2001年全球销售额突破了600亿人民币。并制定了进入世界500强的时间表和届时年销售额。但这些数字在家电市场趋于饱和。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绝非彩电、冰箱、空调或洗衣机当中任何一条产品线能够支撑的。即使海尔在每一条单一产品线上都做到第一,但市场规模也将局限其持续增长。而统一品牌下的多种业务,尤其是相近行业的不同业务,往往能够通过其统一的原材料采购,生产流程营销渠道、营销投入等,产生一定的协同效应,从而使谨慎的跨行业多元化成为跨国企业的理性选择。

可以看出,企业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可以填补当前竞争环境中的一些中介机构和规则空缺,支持企业的持续发展。但是应该看到,随着企业的成长和市场环境的进化,专业化公司的交易成本持续降低,专业化经营优势不断凸现,企业的多元化亦面临一定的风险。分散投资可以降低总体投资风险,但如果企业在资本人力资源和产品三大市场成熟以后,纯粹为了降低风险而广泛涉猎其他商业领域,则难以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这也是当今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以又回归“专业化”的潮流的原因,值得我国企业深思。

我国企业跨国投资可采用两种方式,即在东道国创立一个新的企业和兼并收购当地企业。创建新企业可以是由我国企业投入全部资本,在东道国设立一个拥有全部控股的独资企业,也可以由我国企业与东道国投资者或第三国投资者共同出资,在东道国建立一个合资企业。而与创建新公司对应的是对东道国企业进行兼并与收购(简称并购)。跨国并购公司与创建新企业比有其独特的优点,迅速进入市场,利用适合当地市场的原有管理人员和管理制度,避免因对当地情况缺乏了解而造成的麻烦;获取被收购企业的市场份额,减少竞争,获得收购企业的各种无形资产。可提高跨国企业的海外的知名度,并在东道国公众心目中树立良好形象。

为推动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有以下几点建议:

1 加强宏观管理,完善经济政策

为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的宏观管理政策,应成立跨国经营的专门管理机构,协调管理,支持跨国经济的发展。设立全国性的对外投资信息咨询机构,为国内企业的跨国经营管理提供有效的信息咨询,通过提供必要的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对外投资。

2 扶持一批大企业集团开展跨国经营

加速中国跨国公司的建设,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和经营自主权下放,积极推动企业跨国经营。

3 加强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共同发展

我国银行业向外扩张,一方面可以为国内企业提供准确、及时的外国信息,对一些金融业提供准确,及时的外国信息;另一方面,对于一些金融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国银行在那里设立分支机构可带动我国企业到这些国家进行投资,从而促进我国企业投资的多元化发展。

4 以援助为依托,促进跨国经营的发展

论中国法律文化的理性选择 篇9

一、法律文化分类

法律文化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 本文主要从以下标准对法律文化模式加以分类和研究, 以期进一步探讨我国当代法律文化模式的理性选择。

首先, 按照社会历史类型的标准, 法律文化可以被划分为奴隶制法律文化、封建制法律文化、资本主义法律文化和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等四个模式。其中, 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与资本主义法律文化是当代社会两大基本法律文化体系。其根本区别在于社会制度根基不同, 体现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但在全球化时代, 由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法治理念的推行, 二大法律文化体系正在逐渐加强沟通和交往, 相互影响、相互借鉴。

其次, 按照传统与现代的时间维度标准, 可以把法律文化划分为传统模式与现代模式。传统与现代从历史维度指称了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 前者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宗法制度、专制统治基础上的社会模式;后者则是建立在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传统基础上的社会模式, 是以理性和科学知识为基础, 体现着理性精神、契约精神、人本精神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

第三, 按照法的精神不同, 可以将法律文化划分为人治型模式与法治型模式。人治型法律文化基本上形成于自然经济社会, 其典型特征是奉行个人或少数人的极权专制, 权力至上、重礼轻法、重德轻刑、等级特权等。法治型法律文化则是产生于商品经济条件下, 其特征表现在奉行众人之治, 法律至高无上, 权力服从法律。

第四, 按照法的本位不同, 可以将法律文化划分义务本位模式与权利本位模式。简要地说, 以义务为法的逻辑起点和宗旨, 并以差别对待的原则去安排权利义务关系的, 就是义务本位模式;以权利为法的逻辑起点和宗旨, 并以平等对待的原则去安排权利义务关系的, 就是权利本位模式。义务本位模式的法律文化强调的是法律的制裁机制, 而权利本位模式的法律文化更注重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同时, 义务本位法律文化模式更强调集体和社会本位, 个人服从集体, 集体利益高于一切;而权利本位的法律文化更侧重个人本位, 弘扬和提倡个人权利和自由。

二、法律文化的变迁与转型

根据不同的标准, 可以把法律文化变迁划分成如下类型:

第一, 从法律文化变迁的形式看, 可以划分为渐进式的变迁与突变式的变迁。前者是指法律文化以相对平缓的方式发生变化, 也即渐变;后者是指法律文化根本性的质变, 也可称为突变。一般来说, 法律文化的渐变意味着调整和改良, 是在不引起社会的剧烈震动下实现的变迁, 原有法律文化的基本传统受到了有限的修正。而法律文化的突变, 则意味着法律文化的革命, 往往是在社会变迁的大前提下展开的。它是对法律文化基本传统的整体性扬弃, 其中既有传统的继承, 但更重要的却是文化的更新, 主导性的文化因子发生变化, 生成了一种新型的法律文化模式。

第二, 从法律文化变迁的方向上看, 可以划分为复古式的变迁与创新式的变迁。复古式变迁是指法律文化从当前向过去转向, 意在复兴传统的法律价值和法律制度, 这是与历史潮流相悖的, 除非是法律文传统得到改造。而创新式变迁则不同, 它是法律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向, 并生成一个新的法律文化模式的过程。创新式的法律文化变迁, 既吸收和继承了传统的法律文化因子, 又结合现实的社会需要增添了新的内容, 更具有生命力和远大的前途。

第三, 从法律文化变迁的动力来源上看, 可以划分为内发式变迁与外发式 (或内源型和外源型) 变迁。内发式变迁是指, 法律文化变迁主要是该社会内部矛盾运动所引起的。而外发式变迁则是指, 法律文化的变迁主要是由该社会的外部压力所引起的。在这种变迁的条件下, 对于法律文化主体而言, 大体上会做出两种选择:一种是自主的变迁, 另一种是被迫的变迁。

总之, 不同的选择方式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下产生的, 同时, 法律文化主体的主观意愿, 也影响着抉择的方向。法律文化路径的选择是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所谓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性, 是指法律文化从传统向现代, 从人治向法治发展的规律性和客观性。这种发展趋势归根结底是由生产方式这一物质条件的变迁决定的。从这个角度说, 法律文化的变迁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是, 如同其他社会规律一样, 法律文化变迁的规律, 也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规律的客观性并不否定人们历史活动的能动性, 并不排斥人们在遵循法律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对于某种法律文化发展模式的历史选择性。第一, 法律文化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造成了一定历史阶段法律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 为人们的历史选择提供了基础、范围和可能性空间。第二, 法律文化变迁的过程也是一个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过程。人是法律实践的主体, 在法律文化发展过程中, 一方面, 人们的历史选择活动总要受到自己目的的驱使和制约;另一方面, 人们的历史选择活动又必须遵循法律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因为文化变迁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 人们的文化选择只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实现。这就决定了在法律文化变迁过程中主体选择活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必然是一个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过程。第三, 法律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 归根结底是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需要。法律文化是群体性、大众性文化, 文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人民群众是法制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对法律文化模式的选择, 正是在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 通过参与社会变革实现的。当今时代, 中国法治建设, 不是靠简单地移植西方法律, 也不是靠法律精英们一厢情愿的鼓噪, 而是要培育一种真正的大众性的法治文化, 让法治建设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普遍参与的社会实践运动。

法律文化的巨大变迁, 最终将导致法律文化转型。所谓法律文化转型, 是指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或群体所习以为常的主导性法变也包括质变;而转型是质变, 是根本性的变迁。特定群体或特定社会某些法律文化特质或理念的一般意义上的更新, 只能算作是法律文化变迁, 而不能算作法律文化转型。只有在大的历史尺度上发生的主导性法律文化观念、法律价值体系、法律规范和制度等带有总体性、根本性的转变, 才可谓法律文化转型。人类迄今所经历的最深刻的法律文化转型就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文化转型, 即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自在自发的经验型的法律文化模式被工业文明条件下的自由自觉的理性法律文化模式所取代, 这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法律文化的现代化。

三、当代中国法律文化模式选择

法律文化模式选择和发展方向, 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的法制改革和法治建设能否取得应有的文化支撑, 能否取得成功。当代中国社会应当建构的法律文化模式是中国特色的先进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是社会主义的、现代的、法治型的法律文化模式。先进法律文化应当是立足于当代社会, 吸收和借鉴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法律文化成果, 是人类法制文明和法制实践的结晶。

1、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目标定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我们要建构的应当是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模式。社会主义是我国一切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的内在规定。“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首要特性应当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这一点与当代西方法律文化具有本质不同。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作为思想上层建筑, 或者说一种意识形态, 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特别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建构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道路和方向, 以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 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 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为目标。同时, 我们要建构的应当是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模式。也就是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 立足于我国目前的法律文化现状, 来实施法制改革和推动法律文化转型, 既不固步自封, 也不照抄照搬, 需要体现中国的现实需要。

2、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应当是具有先进性的法律文化模式

先进法律文化就是指体现时代要求和社会要求的, 具有现时领先水平的, 符合自身发展方向的法律文化。立足于中国立场, 要保持法律文化的先进性, 就必须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涵盖和吸纳体现一切现代性法律文化的优秀特质。具体而言, 先进性决定我国当代法律文化建构必须实现以下几个转向:

首先, 从传统法律文化模式向现代法律文化模式转换。现代化是20世纪全球性浪潮, 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也要求文化的现代化, 其中包括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弗里德曼把现代法律文化界定为“现代的、工业化的、‘发达的’社会的法律文化。”并指出现代法律文化的六个特征:一是迅疾变迁;二是稠密而无所不在;三是更公开的文化, 现代法律的合法性的基础理论是工具主义的。四是对权利的追求及宪政化;五是个人主义的;六, 法律制度全球化及法律文化的趋同。当然, 弗里德曼是站在西方立场上来界定现代法律文化的, 譬如他讲到:“‘现代’意指两个因素, 即一个是时间因素 (当代社会) , 另一个是更为模糊不清和难以界定的特征。”这里弗里德曼所说的另一因素, 即指现当代西方工业国家的法律文化。事实上, 现代法律文化所具有的一切优秀成分, 并非是西方世界的专利, 而是现代社会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趋向。当代中国的法律文化建构就是要摆脱传统法律文化的束缚, 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改造, 并在借鉴西方法律文化基础上, 实现现代化转型。当然, 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不仅需要法律理念的更新, 法律制度的改革, 而且必须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完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从而为法制改革和法律文化创新提供条件。

其次, 从人治型法律文化模式向法治型法律文化模式转换。理念和治国方略, 它是在自然经济和宗法等级制度的基础上生成和发展的。中国有着几千年来的人治传统, 其特点就是主张贤人的道德统治, 个人意志代替法律, 权力高于法律, 崇尚等级、特权和服从。虽然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法制建设, 法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但现实当中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法律的普遍权威, 以权压法, 以权代法, 以权乱法的现象仍然存在。“每一个社会、每一种法律体系都是其历史的囚徒。即使周遭的世界已经变化, 传统仍有其效果。”可见, 我国法治建设任重道远, 作为现代法律文化的法治文化还远没有建构起来。新的历史时期, 我国的法律文化建设就是要继续向法治型文化迈进, 实现彻底的改造和创新。

再次, 从义务本位法律文化模式向权利本位法律文化模式转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义务本位的文化模式, 其特点是重义务轻权利, 集体利益高于一切, 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被集体利益倾轧, 法律被视作为控制和规范被统治者的工具和手段。新中国成立以后, 由于计划体制下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治国模式, 传统法律文化的义务本位观念非但没有被削弱, 反而更加强化。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 义务本位观念的经济政治根基发生动摇, 民众的权利意识、公平意识逐渐提高。于是权利观念和权利本位成为当今时代人们的向往和追求的法律价值, 权利本位取代义务本位已成为社会共识。然而, 由于传统文化的惯性和持久作用, 权利本位的法律文化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当今时代,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就是要建立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文化模式。但需要明确的是, 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权利本位与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权利本位原则上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因此, 它具有彻底性、普遍性和真实性。同时, 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权利本位原则是与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结合在一起的, 是对资本主义权利本位法律文化的扬弃, 是权利本位模式向更高形态的合乎历史和逻辑的进化和发展形态。

此外, 现代法律文化模式所倡导的平等、自由、公平等等价值, 也是中国特色的先进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应当具备的特质。

3、中国先进法律文化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缺乏法治文化的根基。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形成了与之相适应宗法等级、皇权至上、重权轻法、重情轻理、重义轻利等一系列人治思想。当今社会,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完善, 法治理念和依法治国方略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自由、平等、人权、法律至上、权力分立制衡等法治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但由于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法律的权威还没有普遍树立起来, 法治文化的建设还任重道远。应该说, 先进的法律文化是与时代相适应的, 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应当是与当代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建设相伴而生, 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 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法律文化交流和冲突不断拓展。本文从分析法律文化模式出发, 探索法律文化变迁和转型的内在机制, 进一步探讨了我国当代法律文化模式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法律文化,模式选择

参考文献

[1]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91.[1]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91.

[2]张文显, 主编.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262, 268.[2]张文显, 主编.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262, 268.

[3]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705.[3]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705.

[4]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231.[4]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231.

[5][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存在一个现代法律文化吗?刘旺洪, 译.载公丕祥主编.法制现代化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406, 406.[5][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存在一个现代法律文化吗?刘旺洪, 译.载公丕祥主编.法制现代化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406, 406.

中国的选择 篇10

倪维斗:对于我国来说, 由于人均能源资源短缺 (尤其是石油、天然气、水) , 环境容量 (也是资源) 有限, 西部生态脆弱, 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它将极大地制约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并挤压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生存空间。近年来,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每年以10%的速度发展, 能源消耗急骤增加, 环境、生态日益恶化。现状是能源总量供应不足、需求压力过大。我国目前已进入重化工阶段, 能耗的快速增长难以避免。

液体燃料短缺、石油替代任重道远。短短几年时间内, 我国就一跃成为世界汽车第二大消费国和第三大生产国, 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0%。尽管新能源汽车纷纷亮相, 但要实现大规模的替代, 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环境污染严重、“容忍”几近极限。SO2、NOx、PM2.5-10、Hg、CO2等污染物, 80%都源于化石能源的应用, 尤其是煤炭的直接燃烧, 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近年来环境灾害的频频出现。

全球气候变暖、碳减排已成为国际关注热点。从战略高度, 现在就应该认真考虑我国有关CO2分阶段减排的政策与技术问题。否则的话, 未来我国将会为此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此外, 农村用能水平低下, 城镇化加速用能需求增长。城镇居民人均能耗是农村的3.5倍, 快速城镇化大大激化、扩大了能源需求。

特点具体表现在5方面:一是能源格局以煤为主;二是油气缺乏, 能源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西南地区;三是水力资源80%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四是核电、气电和新能源起步较晚, 份额较低;五是能源消费呈区域性不平衡, 最大负荷中心在沿海、京津唐一带。

记者:从中国能源发展战略考虑, 应该如何突破困局, 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

倪维斗:整个能源、环境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从技术层面来说, 控制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势在必行。只要坚决执行总量控制, 严防死守, 全国上下一致行动, 就有可能把目前这种增长模式加以抑制, 迫使各级领导按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来规划发展, 制定政策, 改变机制。未来, 能源战略应以核能与多联产为主。这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能源安全极为重要。要以合理的价格, 提供足够的燃料和电能, 支持国家可持续发展, 保障人民生活, 保卫国家领土。二是作为能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 要以建立自身的能源安全体系为主, 进口为辅。国产油首先要满足国防和航空需要, 然后供应交通。石油缺口较大, 除开展国际合作外, 必须研究替代燃料。三是水电的可开发量有3亿千瓦, 到2030年开发接近尾声。四是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应大力发展, 但由于其对气候依赖性强, 短期内难以成为主力能源。五是只有煤电、核电和水电才能成为主力能源, 尤其是煤电和核电, 它们的比例大体相等。六是煤电必须以多联产 (电、气、液) 为主。七是依靠核电带动基本负荷, 在用能低谷时可用以制氢等。

解决中国能源问题, 可行战略包括5方面:一是制定完善中长期规划, 明确当前能源发展的指导方向。二是适当加快核电建设步伐, 学习法、日、韩, 改革体制, 增加产量, 不要犹豫不决。三要开展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 (IGCC) 和多联产系统的示范工程。发展大型循环流化床。四是加快风能及其它新能源的开发与国产化。五是抓紧研发煤气化技术、代用燃料发动机技术、百万等级压水堆技术、第三代 (3G) 核电、第四代 (4G) 核电、核废料处置、氢能制备、储存与运输以及车用燃料电池等重大项目。

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 篇11

关键词：货币政策；“维稳”；国内外经济环境；货币政策的选择

1.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困境

1.1我国货币政策当前“困境”

应该说，从2010年初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在应对通胀方面实际上作出了非常大的努力，特别是自2010年10月份以来九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五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并实施了严格的信贷控制，公开市场上也积极回笼货币，这充分说明了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极其不通畅的。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货币政策的变动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极大，这充分说明当前有一块资金市场是央行所没法控制的，或者说传导很难通畅起来。

因此，归纳起来当前央行货币政策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1） 由于2008年四季度以来宽松的货币环境，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都出现了资金泛滥的情况，实体经济表现为各类投资项目无论可行性如何都纷纷上马。不可避免的，投资项目的寻租和黑箱操作、资本市场财富再分配效应使得相当一部分货币脱离了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而游离于金融市场之外、也游离于央行的监管体系之外，是央行治理通胀不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央行货币政策操作面临非常严重的热钱的干扰。一个很简单的推断是，虽然央行加息紧缩了银根，但是加息导致中美利差扩大进而人民币NDF市场无风险套利空间扩大，而热钱数量则与美元无风险套利空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3） 持续的紧缩政策已经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这突出表现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我国长期存在，这与我国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银行及大部分企业为国有有密切的关系。在货币政策宽松的时期，中小企业通过正常申请以及委托贷款、民间融资等渠道，融资问题上尚且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 但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中小企业融资难、并有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的问题非常突出。

从央行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困境来看，无论是利率渠道、信贷渠道还是资产价格渠道实际上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不通畅，特别是资产价格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体系中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来。而无论是利率政策还是信贷政策都面临着两难的境地，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其效果并不明显，这实际上对我国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选择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从货币政策的目标来看，当前的经济增速回落对货币政策并不构成压力，一方面9% 以上的增速实际上处于高位，些许的波动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另一方面这也是我国主动进行房地产调控的结果。因此，从一个较长的时期（ 半年至一年） 来看，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还是物价的稳定。

而从长远的目标来看，行政手段毕竟不是货币政策的常规手段，特别是在我国声称货币政策早已从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回归常规化是必然的事情。即未来货币政策将以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为主，信贷控制和窗口指导只能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在间接调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的选择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目前我国央行已经尝试监控“社会融资总额”，但“社会融资总额”本身也存在统计范围不够完整和明确的问题，因此合适的中介目标的形成需要央行、学术界以及金融实务界的共同努力。

1.2今年货币政策的“维稳”浅析

从2月24日起，央行再次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后，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降至20.5%。“降准”一直是被市场所期待的“放松”信号。3月12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两会记者会上，对此的解释是：“从理论上讲，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可以非常大，现在是2 0%出头，但我们也有过比较低的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存款准备金率只有6%。

众所周知，流动性不足是资本市场的大忌。“降准”同样有利于为商业银行释放信贷压力，保持暴利。为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持对于基础金融行业一定的制度支持和政策红利，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基础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当然，稳健的货币政策，应确保市场预期在一定程度之内持续向好。

然而自2011年欧债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传导作用，同样影响了周期性行业股票的市场表现。而周期性行业，由于资产规模导致企业财务负担沉重，相对于市场流动性预期，一般总要超前一些。自“十一五”期间的股改和汇改至今，从信贷、货币、资本、金融与财政的增量循环，正好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上升周期。最终，是以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而告结束。金融改革与利率市场化的初衷，主要是解决“政企不分”，并且切断政府对于信贷总额的行政分配。而事实上，近年来的信贷超发表明，金融与财政在深层次的、由政府所主导的“分工与合作”，并未得到改善。当然，政府货币政策直接干预利率，事实上是必须存在的。在此期间，当银行希望摆脱行政干预的同时，就会失去政策的保护。

严格地说，一个社会，你有一个怎样的货币供给结构，就会有一个怎样的投资结构。事实上，考虑到目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以及政府财政的强劲，人们有一个很自然产生的问题是：这么多投资效用到底如何？

由于信用不足，不动产资源不足，中国小微企业拆借资金的实际成本其实不低。据了解，大多数小微企业的借贷成本高于国企至少50%左右。最近10年，货币超发，政策性投资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收效甚微，原因在于资本市场的弱势迟迟得不到改善—10年来，股票指数徘徊不前，股市在国家经济高速的货币化进程中，也被G D P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甩在身后。如果货币政策更多地关注小微企业，更多地支持小微企业，实体经济方不至于除央企和国企之外，民营企业积弱不振，始终面对流动性不足的“老问题”。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两会记者会上，对此的解释是：“从理论上讲，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可以非常大，现在是20%出头，但我们也有过比较低的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存款准备金率只有6%。从国际上看，其他一些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还有过更低的水平，因此空间很大。”此外，间接调控货币供给的数量工具，比如“央票”，也在逐步释放。2011年，央票余额剧减1.7万亿。外部资本进入中国的投资力度，已经大大放缓。

从这个意义上说，适当宽松银根，货币政策可以加大对于投资品市场的政策支持，而尽量不要“卡”得太死。货币政策立足于未来经济发展的质量，立足于直接融资，方为长久之计。

2. 当今我国经济发展国内外环境分析

2012年同2011年相比，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加复杂。

2.1当今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

在世界经济有望继续保持温和复苏的同时，其复苏的基础却很脆弱，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之路仍然崎岖，我国财政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仍然面临着诸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一是发达国家财政风险凸显。二是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严峻。三是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依然较大。四是全球货币政策的走向存在不确定性。这势必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预期。

尽管存在上述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但综合各方面情况判断，2012年世界经济仍将保持复苏态势，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私人需求有望逐步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全年经济增速将比2011年有所放缓。

2.2当今中国面临的国内经济环境

宏观经济运行渐趋平稳，但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总体来看，2012 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环境具有“两面”或“双向”特征，即有利条件和突出矛盾并存，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

（一）我国经济在有序回落中平稳增长，但仍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强、资源环境约束、通胀压力依然比较严峻。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温和放缓。

（二）财政运行情况总体良好，但财政风险不容忽视2011年，全国财政收支情况良好，财政运行基本正常。但当前财政收支矛盾依然比较突出，财政风险不容忽视。

第一，财政收入较快增长。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103740亿元，同比增长24.8%。第二，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财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财政风险不容忽视。总的来看，当前我国财政收支情况良好，财政运行基本平稳，但财政形势依然比较复杂。同时，财政风险不容忽视。

（三）货币金融形势日趋向好，但金融风险需要高度关注2011年上半年，央行连续6 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上调3个百分点；并3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累计上调0.25个百分点。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使货币供应量持续减速，新增信贷资金明显减少。

2.3对当前经济形势总结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极其复杂，既有有利条件和继续向好的趋向，也有突出矛盾和不利趋势，具有典型的“两面”性特征：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经济有望继续保持温和复苏，但复苏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经济在有序回落中平稳增长，但仍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强、资源环境约束、通胀压力依然比较严峻；财政运行情况总体良好，但财政风险不容忽视；货币金融形势日趋向好，但金融风险需要高度关注。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形势比较复杂，一方面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并将持续存在，宏观经济政策在“抑通胀”与“稳增长”之间的回旋余地较小，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难度日益增大。

与此同时，适应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宏观调控要在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作用重心的同时，加快作出如下调整：一是宏观调控从注重预测向预测与对策并重转变；二是政策操作从“定向”粗放向“定量”精细转变；三是不同政策工具从“齐抓共管”向“分工负责”转变。由于宏观经济政策两大核心目标发生了变化，因此从当前实际来看，可主要以货币政策完成反通胀任务，而主要以财政政策实现调整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和改善生产供给体系等任务。

3.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建议

通过对货币政策理论基础的综述以及回顾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后，对当今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作出了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接下来将对我国今后货币政策的选择提出相关建议。

（一）保护合法产权，维护市场基础

合法产权的保护是市场主体平等、自由和竞争的基础，是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前提保障，货币政策能否有效传导并产生实际效果，恰恰取决于市场微观主体平等博弈和自由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产权且尊重产权主体的自由选择是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前提和基础。

（二） 加强债权保护，改善社会信用环境

从近年货币政策实施情况来看，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这一上游传导过程是畅通的，问题出在商业银行到企业和居民这一下游传导过程中，信用短缺无形中大大增加了政策传导的摩擦力，客观上使资金周转速度减慢，资金利用效率与效益变得低下。因此，加强债权保护力度，提高债权案件执行效率，切实做到让守信用的人得到好处，让不守信用的人受到处罚，可以有效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信用环境，使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更显著。

（三）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民预期

我国高储蓄、低消费的状况固然与中国传统观念有关，但当前社会救济与保障制度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为了应付未来的医疗、教育、住房等重大消费， 居民不得不提高储蓄、减少当前消费，这就是我国边际消费率、消费跨期替代率如此低的原因。因此今后的重要任务是逐步完善社会救助保障机制，降低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促使居民把预防储蓄转为现实的购买力，释放居民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提高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影响力，扩大社会消费需求，真正启动消费这驾“马车”。

（四）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要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就势必要进行国有商业银行及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减少行政干预及政策性负担， 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和非公有制经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其对利率等市场信号的认知能力与应变能力，这样才可能使国有商业银行及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经营主体，才可能使货币政策意图得到真正落实。

（五） 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提升货币政策操作空间

中小企业具有灵活的经营机制与业务伸缩性，对宏观经济及微观市场反应要比国有企业敏感得多，如果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能得到充分的支持，则将大大提高我国投资的利率弹性，使总需求得到更大的扩张，货币政策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操作空间。（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3.

[3]本杰明·M·弗里德曼，弗兰克·H·哈恩. 货币经济学手册.

[4]陈雨露，曾刚，王芳等译[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5]刘金全. 货币政策作用的有效性和非对称性[J]. 管理世界. 2002.3.

中国鞋服品牌渠道变革的三大选择 篇12

所有的回答可能都可以用两个字来表达——“苦逼”。

利润下滑, 关店潮, 代理商回款减慢却不停地要优惠条件, 供货商不停地催要货款……鞋服品牌商小心翼翼, 在异常寒冷的冬天, 紧紧地裹紧自己, 谁也不愿意从本来就单薄的保护中伸出头, 怕被那些非“善茬”的人在年末瞄上。

等待, 等待春天, 等待才是硬道理。许多品牌开始了坚定的等待。

实际上, 所有的鞋服品牌商心知肚明, 渠道是利润最后的一道风景线, 在渠道上下功夫, 或许还能扭转被动的局面。然而, 渠道面对的是市场, 2013年的鞋服市场到了“冰的临界点”, 有谁又能在这样的界点上蒸蒸日上呢?

有人说, 主席夫人在全世界所掀起的丽媛s t y l e, 天猫双十一大战再次创下350亿销售奇迹, 都让鞋服品牌光彩熠熠, 但是仔细想一下, 特殊性怎么能覆盖普遍性?电商的“低价奇迹”又透支了多少市场, 伤了多少鞋服品牌的筋骨?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那么鞋服品牌如何才能扬眉吐气呢?中国鞋服品牌观察员谭儒以为, 在十八大三中全会后深化改革战略指导下, 2014年注定是鞋服品牌变革的一年, 渠道变革尤为明显, 并有三个方向供我们选择:

淡化代理制

曾几何时, 中国鞋服品牌代理大行其道, 品牌商依靠当地土豪的代理省级区域, 然后一级一级地招商, 大批发大流通。有人称这个模式为:给品牌养儿子。

中国鞋服品牌观察员谭儒近期经常参加一些鞋服品牌的的订货会, 觉得这些订货会似乎变了味道。品牌商在会上要求代理商加快回款速度, 要给员工发工资。代理商私下却找品牌商要政策, 补偿被涨价削薄的利润, 承担一部分损失。

表面上看, 品牌商借助代理制依靠代理商的渠道进入区域市场, 即省时省力, 又能迅速打开销售局面。但是时过境迁, 一些地区总代理富起来之后, 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逐渐保守起来, 严控自己的“地盘”, 怕品牌商和终端亲密接触会将自己架空, 因此处处设防, 对品牌商的“细节”销售推进人为地设置障碍, 有的代理见异思迁,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因此却成了“烫手的山芋”, 欲存不能, 欲弃不行。

有的代理商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 掐住品牌商的脖子, 他们以较低的价格套进产品, 然后以更低的价格甩货, 整个交易过程, 代理商似乎不是在挣钱, 而是在套一个巨大的现金流。代理商千方百计拖欠品牌商的货款, 通过赢得的现金流, 投资一些与品牌商毫无关联的事务, 甚至投资到品牌商的竞争对手那里, 使品牌商遭受巨大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 代理制名存实亡, 代理合同对于代理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约束作用, 代理制的大流通、大批发的粗放运作, 导致品牌商对于市场的掌控力不从心。代理商反而成了品牌商拓展市场的“肠梗阻”。

同时, 代理商无法保证市场和资金的安全, 而成为品牌商库存的中转站, 代理商的实质就是终端的配货中心, 从品牌商到代理商, 再到终端, 则是以逐层压货、转移库存为运营手段。

今天, 让代理商订货一次性付清首批30%的代理制模式早已失去效能, 代理制已经演化成购销制, 很多厂商之间其实已经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概不赊欠。在这样的运作之下, 代理商对区域市场的维护就大打折扣。代理商也根本不会花力气对品牌的进行市场维护、推广、网点布局。

虽然, 也有一些品牌商在代理制的控制下苟延残喘, 想突破渠道瓶颈, 但真的要消灭代理制也只是叶公好龙, 因为受制约的因素太多,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代理商拖欠的大量资金还没有回笼, 所以, 品牌商只有慢慢地淡化代理制。

共赢化直营

这两年, 中国鞋服业“去加盟化”一词甚嚣尘上, 百丽就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 解决了去加盟化的问题, 达芙妮明目张胆地将直营店增加了30%强。仿佛, 直营化管理是品牌经营的更高层次, 已经成为中国鞋服业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

不可否认, “去加盟化”是品牌商排除“肠梗阻”、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好方法, 但是这种好方法要基于共赢的条件下才能成立。中国鞋服品牌观察员谭儒在成都采访就遇到这样一个故事:

Q鞋公司早几年就试图摆脱代理商掌控终端的阴影, 开始了“去加盟化”。大西南是西部最大的区域, 人口众多, 购买力超强, 但是在代理制模式下, Q鞋公司在大西南每年的销售收入只有1000多万, 而同城品牌红蜻蜓的销售额可以达到每年3亿, 这让Q鞋公司倍感惭愧, 痛定思痛, 决定直营, 营销中心点兵点将, 招兵买马, 通过培养, 组建了一直富具Q鞋公司特色的直营队伍。其中优秀者张君被派驻大西南, 开始直营。

从头开始, 又要跨越代理商在大西南地区的影响, 张君一点都不敢怠慢, 一心一意地直营。张君在公司大力支持下, 首先挖鞋业销售人才, 依靠人才的引领对大西南市场进行了全面扫描, 制定了“切割营销”战略, 然后全方位搜索店铺, 在大西南进行了网型布局, 然后一个店一个店地促销, 把握细节, 没白天没黑夜全身心地投在了直营店上。一年下来, 张君瘦了一圈, 但销售业绩达到了两千万, 年终拿到了8万年薪和6万奖金, Q鞋公司和张君都兴高采烈。第二年, 精彩依然继续。张君在大西南渐渐也有了名气, 很多品牌来挖他, 称张君的价值至少在30万/年以上, Q鞋公司太抠门, 简直只把张君当做了挣钱的工具。开始张君对这些闲言一笑了之, 认为是竞争品牌的招数。但是说的多了, 心灵不断地被撩拨, 张君渐渐也感到了委屈。

Q鞋公司当然知道张君的价值, 每年都给张君加年薪, 并视完成任务的多少给一定比例的提成。但是基于自身利润和其他城市的直营的考虑, Q鞋公司很抠门, 张君得到的只是“毛毛雨”。五年之后, Q鞋公司在大西南地区年销售突破亿元, 张君被提为销售总经理, 回总部工作。一年后, 爆出张君在大西南与多家店铺签订的阴阳合同事件, 一份是交给Q鞋公司的租金高的合同, 一份是实际付给铺主租金的合同。这意味着这几年, Q鞋公司为直营租店多交的不菲租金, 被张君“黑了”。张君无颜而走。Q鞋公司在大西南的销售渐渐崩溃, 2013年又回到了代理制时代。

为什么要做阴阳合同?直营到底能不能搞?日前, 张君对笔者吐露心扉时称, 直营模式是趋势, 必须从制度上保证, 单方面的利益都不会太久的。因为直营运营者都是公司员工, 干得再好也只能拿点死工资和奖金, 不会激发员工太多的积极性, 也留不住人。所以要想激发直营店员工的工作热情, 除了精神鼓励外, 还要物资鼓励吧?Q鞋公司对成本控制很严, 员工得到的工资少, 加上竞争对手的高薪诱惑, 队伍不稳定。但我必须留住人。既然公司不给, 我只有自己想办法。结果我签订的都是五年合同, 报给公司的租金也不过比实际租金稍高一点, 但比现在签订的短期合同租金还要低, 公司并不吃亏。我用租金差价发奖金, 搞关系, 搞促销, 结果很理想, 销售额翻了多少倍?公司得到了多少利润?事实摆在那。遗憾的是, Q鞋公司只看见直营经营的瑕疵, 小题大做, 结果怎样?最后还不是守住了“正义”丢掉了市场。所以, 鞋服品牌直营是否能成功, 最核心的问题是能不能科学地制定分配机制, 实现共赢, 而不是单方面暴利。在直营模式上, 没有永远的员工, 只有永恒的利益。

据张君预测, 厂商之间的博弈、分手将在2014年集中爆发。大面积关店将继续。

笔者认为, 既然代理商不愿意给品牌商养儿子了, 品牌商就必须摆脱“市场全职保姆”的困境, 加速品牌直营, 在一二线市场实行“共赢直营”模式, 在大众化市场攻城略地;在三四线市场依靠代理制和直营制并举渠道战略, 做透做细小众化市场。

线上线下深度延伸

2013年“双十一”大战, 品牌商们触摸到日消350亿的炽热温度的同时, 也发现了一个真理:在实体渠道萎缩的情况下, 电商是鞋服品牌最重要的一个下水道。许多品牌商甚至开始迷恋上了线上销售, 却遭到了线下所有的代理商的集体反对。理由很简单, 如果按照“双十一”销售的价格, 势必搅乱了整个品牌的价值体系, 不仅是亏本赚吆喝, 而且透支了品牌的市场。

面对代理商的集体反对, 品牌商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对电商“贼心不死”。经过深入研究, 品牌商发现电商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美:如果选择让位线上的价格取向, 线上比线下价格低, 线上销售量增加, 可能致使线下量的减少, 也就是分流了线下利益, 品牌商无法从增量中取得应得的利润;如果电商只是清理库存的下水道, 却有损于品牌形象, 所以, 也不能完全倚重于电商。

据悉, 为了避免线上线下同品牌同型号不同价的尴尬, 某著名品牌为备战“双十一”准备了100万双鞋“线上鞋”, 结果只销了一半出去, 余下的货不知何年何月卖完。

事实上, 店铺租金上涨, 店员工资上涨, 线下运作成本加大, 库存还在增大, 那么, 这样的情况下, 鞋服品牌怎么办?

温州鞋服业知名人士、宝格利服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炎灿断言, 2014年, 线上线下深度延伸是中国鞋服渠道变革的突破口, O2O模式必将大行其道。传统的鞋服品牌, 具有一定的品牌认知度, 这种优势电商新兴品牌无法比拟。品牌认知度是消费者信任的基础, 这一点可以从今年“双十一”的天猫销量得到证明, 骆驼、奥康、意尔康名列男鞋排行榜前三位;骆驼、达芙妮和百丽名列女鞋鞋排行榜前三位;杰克琼斯、七匹狼、G X G、罗蒙、马克华菲名列男装排行榜前五位……同时, 电商已经今非昔比, 不仅仅只有去库存“下水道”的功能, 已成为鞋服品牌运营的全新渠道, 所以, 实现线上线下深度延伸, 恐怕是中国鞋服品牌迫切要做的。

“线下体验取货, 线上下单的O2O模式应该是趋势。”何炎灿认为, O2O将线下商务的机会与互联网结合在了一起, 实现了优势互补:互联网具跨地域、无边界、海量信息、海量用户的优势, 可成为线下交易的前台;实体店又便于消费者体验, 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富具品牌资源。

据中国鞋服品牌观察员谭儒调查, 面对电商摧枯拉朽的攻势, 几乎所有知名的中国鞋服品牌都有“触网”的冲动或正在电商, 但迫于实体店实际控制人的抵触, 许多品牌还在电商前徘徊, 一些鼓吹实体店稳如泰山的人, 只是别有用心, 而那些鼓吹实体店必死的人也不过是闭上了一只眼。正如何炎灿所说, “线上线下, 双翼齐飞”的一体化渠道布局, 是2014年中国鞋服品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