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的选择（共12篇）
两难的选择 篇1
一直以来, 加息都被认为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信号, 管理层的决策自然要比降息慎重, 这也是上半年市场加息预期落空的重要原因。笔者曾在一年之前, 提出了“货币政策宜慢紧快松”的观点。目前看来, 我们还远未到讨论“慢紧”还是“快紧”的时候, “紧”与“不紧”才是当下之急。
一般而言, CPI连续三个月超过预期控制目标, 央行就有可能选择加息。目前, CPI已连续两个月超过了3%的控制目标, 市场的担忧自然有一定道理。但仔细考量会发现, 3%其实是一个年度控制目标, 也就是说全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只要与3%的控制目标偏离度不大, 都是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而今年前8个月,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8%, 并未“超标”。
再来看8月CPI的结构, 有两方面的原因支撑上涨。首先是翘尾因素, 据测算大致贡献了1.7%的涨幅。其次是新涨价因素, 特别是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上涨, 大致贡献了1.8%的涨幅。我们判断, 三季度之后, 翘尾效应会逐步消失, 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也会告一段落。加上8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即PPI同比上涨4.3%, 涨幅比7月份回落0.5个百分点, 并不构成对CPI的上涨推动。因此, 对全年CPI的涨幅, 笔者持相对乐观态度。
加息与否, 不光是要看CPI, 更多的是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宏观调控政策的综合考量。之所以把加息视作两难选择, 一方面是担忧通胀, 即“负利率”;另一方面是出于对热钱忧虑, 以及经济增长的信心。从通胀的角度来讲, 当前的CPI是可控的, 但“负利率”却显著存在。从热钱的角度, 加息预期一旦兑现, 难免会吸引更多热钱的涌入。难道我们能长期忍受“负利率”么?因为对热钱的恐惧, 就推迟加息么?
但加息对宏观经济确实影响甚大, 也是多目标预期管理博弈的结果。在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公布之后, 经济二次探底的观点盛行, 特别是对出口和投资明显忧虑。但事实是, 今年1至8月出口同比增长35.5%, 较2008年前8月增加5.4%, 显著超越市场预期, 而同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8%。在悲观预期逐步得到修正的基础上,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乐观的因素。譬如,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8月同比增长13.9%, 比7月加快0.5个百分点, 这也是该指标单边回落之后的首次回升。
从趋势看, 三季度GDP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至10%以下, 经济增长依然面临下滑的风险。通胀虽然可控, 但到底是潜在的不确定因素。如果房地产调控出现反复, 热钱流入超预期, 对加息都是掣肘因素。货币政策也好, 其他宏观调控政策也罢, 均不是单一目标的驱动因子。
因此, 加息依然是两难选择。但从策略上讲, 我们不该因为两难就迟疑不决, 破解加息的两难选择, 笔者以为, 市场不必纠结于加息与否, 以及加息的时机选择, 倒是该考虑加息的方式, 以及加息的策略安排。综合考量当前的实际情况, 建议考虑“只加存款, 不加贷款”的非对称加息方式。
目前, 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仅为2.25%, 距降息之前的高点4.14%, 尚有389个基点的空间。笔者建议恢复至最后一次降息之前的存款利率水平, 即在目前存款基准利率基础之上, 加息50个基点, 即2.75%。为什么要存款利率先行一步, 而保持贷款基准利率不变呢?除了部分改变存款“负利率”的现状, 更重要的是传递一种信号, 即保增长依然处于宏观调控的首位,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未改变。但“只加存款, 不加贷款”无疑会压缩银行的利差水平, 这将对银行的经营模式产生深远影响。此前, 银监会曾考虑要求提高商业银行的拨备水平, 达到贷款总规模的2.5%。除了防范潜在风险, 更多的是避免银行走规模扩张的老路。在监管思路上, 与笔者“只加存款, 不加贷款”的用意不谋而合。
两难的选择 篇2
很多职场人士面对激烈的竞争力，都认为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已经很满足了，解决温饱才是最重要的。多数人往往把理想抛在了一旁，根本也不会考虑工作与你的适合与否，对于职业生涯的未来也是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观念。来独之秀职业顾问咨询的刘先生就是这多数人中的一员。刘先生毕业于浙江某高校的环境工程专业。刘先生毕业的那年高校毕业大军占据了求职队伍的大半江山，竞争压力非常大，而刘先生学的环境工程专业又比较冷门儿，找工作的难度相对更大。后来，父母托关系帮他在当地的自来水厂找了份工作，刘先生原以为这份工作是做污水处理以及相关技术的，而且自来水厂是事业单位虽然工资不是特别高，但是各方面的福利待遇很不错，
当时，刘先生很庆幸找到了这样一份工作。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刘先生发现这份工作毫无技术含量，自己就是在厂里打杂的。可是碍于关系及薪水待遇的问题，刘先生迟迟没有选择其它工作，这样一托就是三年。
独之秀职业顾问分析：
职业生涯面临选择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碰到。职场人士在选择工作时往往只注意到了现实压力与理想这两个角度，更深层的角度(适合与否，能否胜任、发展空间等等)则往往被忽略了。现实与理想体现出的不仅仅是一种选择、一种利益取舍的关系，而是体现出一个人的职业价值观。职业价值观，即职业锚是职业生涯规划时一个必须考虑的要素。当一个人不得不做出职业选择的时候，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的那种职业中至关重要的东西或价值观就是职业锚。职业锚是人们选择和发展职业时所围绕的中心。
移动定价的两难选择 篇3
移动视频和其他高宽带应用已经促使AT&T和英国O2停止提供无流量限制的数据服务计划，尽管这些计划曾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其他一些运营商暂时还在继续提供这种不受限制的套餐服务，但同时也在密切观察竞争对手的定价策略。
经济和技术力量的双重局限，使无流量限制的数据服务计划不太可能被带到4G时代。既要留住客户，又要降低成本——运营商们必须仔细评估各种定价模式，来应对这种充满矛盾的需求。
到底要多少流量？
流量分级使客户可以有权选择每月使用200M还是2G数据流量。这种计划的好处是简洁明了：使用越多，费用越高。这似乎是一种很公平的价格体系。
问题是：针对语音服务，消费者对自己每个月的通话时间大概多长还能有一定的概念；但是，如果是在YouTube上观看10分钟的小丑表演，到底要消耗多少带宽，消费者就不甚了了了。
关于流量分级计划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用户的流量消费有可能大大超出自己的预期，因而产生预想不到的超额费用。出现这样的超支问题必然会引起消费者的惊讶、愤怒，并向客服投诉。这样运营商就有失去客户的风险，还要花额外的费用来处理投诉。
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运营商需要在不断扩充网络容量、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在网络中建立更多分散的智能——使用数据服务的用户应该对自己的智能手机使用拥有更多的控制能力，而不再总是出现意想不到的费用问题。
流量分级计划应该能够实时通知智能手机用户，他们在该月可用的剩余数据量，并询问用户是否愿意在需要的情况下升级到更高一级的套餐计划。
套餐之外的选择
运营商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数据流量分级并不是惟一的定价选择。
另一种选择是为消费者提供针对他们使用模式而打造的专项服务方案：父母可以使用智能手机监控孩子的上网活动；视频爱好者们可以使用手机观看视频、进行各种娱乐活动；年轻人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短信服务方案；服务行业的“移动人士”可以使用适合自己的移动云服务。……
这些个性化的专项服务套餐，将定价计划与个人的使用习惯结合起来，尽管执行起来比流量分级定价模式更困难，但是也有一些显著的优势：
采用这种定价方式的运营商与消费者的使用习惯关系更加密切，改善了交叉销售的服务。
4G时代，传统的移动运营商将不断受到来自谷歌和亚马逊这样的公司的挑战。
iPhone、iPad、Kindle和其他数据设备的成功销售，充分说明了精心设计的小型设备和创新服务可以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它们的成功几乎将运营商排挤在外。
运营商在服务客户时传统的核心角色受到威胁，4G时代，规模网络经营将会兴起。运营商们将大规模兴建移动网络，然后向所有需要数个G流量的服务和设备提供商开放，类似于流量批发。消费者们可以买到一些网络化的小发明，例如智能电子相框，其网络连接成本将包含在原始购买价格中。用户可以下载新图片或删除旧图片，而无需再向运营商付费，甚至根本不知道会涉及到运营商。
过程和结果在小学阶段的两难选择 篇4
教得好与考得好
有些教师擅长过程:他们课堂教学思路清晰、方法新颖,公开课是他的拿手好戏,论文发表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我们谓之以“骨干教师”,但骨干教师的学生也不一定考试就考得好。
有些教师擅长结果:他们上不来什么公开课,写不来什么大文章。但他们懂得静下心,懂得沉下去,懂得花时间,我们谓之以“埋头苦干”。“埋头苦干”的教师教学让人不敢恭维,但考试成绩却是数一数二。
当然我们谁都希望是“苦干”加“巧千”,但关键是当“苦干”和“巧干”割裂的时候,教学与考试分道的时候,我们是要过程还是要结果,如果我们有一个优秀教师的名额,究竟奖励教得好的呢?还是奖励考得好的呢?
作弊与表扬
田径比赛,有些学校用初中生代替小学生,有些学校借用其他县区的体育尖子生参加比赛,结果学生获得了好成绩,团体获得了好名次,学校得到了好荣誉,校长得到了好名气。而有些学校呢,却是凭借学校的有限资源,凭借教师的努力,苦干了一场,结果却是“名落孙山”,没有回报,没有表扬,想想真是冤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下次比赛还是应付应付较为明智。
学科质量抽测,有些校长向教师动员,教师向学生动员:为了学校的荣誉,请同学们相互关照等等,结果呢?当然是“苦干”不如“巧干”,“巧干”的学校平时的后进生都不见了,考试都及格了,当然教师脸上有光了,校长脸上有彩了,但学生的心理却暗淡了:原来这就是教师们真正的“诚信”教育。家长的反应却是高涨了:原来优秀学校可以这样炼成的!而“苦干”的学校呢,通过辛辛苦苦的努力,不及格的学生减少了,优秀的学生增多了,应该说考出了好成绩。但因为“巧干”的学校水涨船高,所以考得好还是变成了考得不好。
面对作弊与表扬、诚信与批评,到底是该批评还是该表扬呢?
优秀率与合格率
每年七月,随着中考和高考的落幕,随之演绎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情景剧。考得好的学校是鞭炮声声、横幅漫天、领导慰问、奖金多多;考得差的学校是低调行事、卧薪尝胆。可是每年七月小学也要进行毕业质量抽测,却从来没有社会的掌声、奖金的刺激、鲜花的烂漫。仔细一想,原来小学考的是合格率,一些后进生,永远都是小学老师心中的牵挂,但到了中学这些后进生,却都成了鲜花的陪葬品了,原来中学考的是优秀率。在这种背景下,有些小学教师开始怀念未实施义务教育和就近入学以前的岁月,那时考进重点初中也是掌声雷动、威风八面啊!
既然中学骄傲的是优秀率,我们小学还需不需要把合格率苦抓不放呢?既然中学都有升学奖,为什么社会和政府不可以给我们小学也搞一搞优秀学生奖励呢?到时中学也会明白他们成功的背后也有我们浇水、施肥的功劳。
面对优秀率和合格率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厚此薄彼呢?我们的教育到底需要培养的是全体建设者,还是少数社会精英?
教学与管理
到底是教学为管理服务,还是管理为教学服务?从理论上说当然是管理为教学服务,但实际上,从教学者向管理者飞跃,是每个教师不懈追求的发展目标,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重要指标。
所谓教而优则仕。认真教学,从普通教师变成骨干教师;认真付出,从骨干教师转型为学校中层干部;认真琢磨,从中层干部上升为学校领导;认真研究,从学校领导走向机关大院。这就是一个教师的成长曲线图。
当然我们希望教学和管理也能实现和谐的统一,让教师们既教得好,同样管得好;既管得好,同样还能教得好。但很多时候却往往是事与愿违。
所以现实中还存在着这样一条曲线图:那就是从教学入门到教学精湛,从教学精湛到教学疏散,从教学疏散到教学荒废,这是教师行政化后的教学衰退曲线图。为什么教而优则一定要仕呢,选仕就一定要教而优呢?为什么教师就不能专业化培养呢?
诚然教师需要专业化,其实校长更需要专业化。一个老校长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校长又开始摸索前进了。三五年后新校长变成了老校长,随之他又走了,一位新校长又开始摸索前进了……
两难的选择 篇5
他们担心在出国留学的数年时间里，有可能会错过好的工作机会，而且由于没有积攒工作经验，因此可能在将来回国求职时会碰壁。
留学生小张到西班牙一个多月了。他在出国留学前，就有过上述的.担忧，但是再三思量后，他还是选择了到西班牙学习。
小张毕业于国内某高校的计算机硕士专业，在他即将毕业的时候，学校宣布了一项公费留学计划：当年该校与西班牙的一所理工大学正在进行学校交流活动，因此可以派遣一名该的硕士毕业生前往这所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获得全额奖学金。
当时，小张已经与上海某家软件公司签定了工作合同，起初他对这份工作的待遇与前景都十分满意。但是，得知了学校将往西班牙公派留学生的消息后，他不得不开始重新考虑自己未来几年的走向。
小张在学校品学兼优，他所写的论文曾经多次获得知名科学杂志的刊登。为此，他十分有把握，如果他向学校申请出国留学名额，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就在他准备选择出国时，身边朋友的状况又让他徘徊于出国与工作之间。
，小张与很多大学应届毕业生一样，没有走出校园去找工作，而埋头苦读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
两年多的时间硕士学习让他的专业知识得到了深化，但是同时也错失了多个不错的工作机会。而反观当初大学毕业时，没有考研而是直接工作的同学，现在有很多已经事业有成，进入企业的中层管理岗位，有的甚至年收入过百万。而自己却仍然是一介穷书生，为此小张有时会心理暗自后悔，甚至决定硕士毕业后，一定不会在继续读博士。
可是，现在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而且是全额奖学金，这不得不让小张心动。面对学习、工作的双机遇选择，小张的家人坚决支持他出国读博，而身边的朋友却劝他三思而后行。“现在海归博士一抓一大把，指不定过几年贬值得更厉害。倒不如现在用硕士学历找一份好工作，过几年绝对比初出茅庐的博士强。”朋友如此劝说，甚至有人还拿出去年某海归博士自杀的新闻来劝他。对此，其实小张也有同样的感受，而且学校出国留学的计划显示，如果前往西班牙读博，则至少要在那里呆上四到五年时间。小张掐指一算，到时自己已经30岁了。
在出国前的几个月时间里，小张一直都在经历着这样的思想斗争。他不仅自己上网查询海外留学生的生活、学习情况，还会向已经身处海外的朋友了解他们的亲身感受。最终，在父母以及部分朋友的支持下，他选择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本来开始出国留学的欲望并不强，但是自从开始了解留学生活后，心里的天平就逐渐倾向出国那边，再加上父母的极力支持，因此，我还是放弃了原本待遇优厚的工作，来到西班牙。”
到西班牙之后，小张打消了“今后找不到好工作”的顾虑，因为国外很多大型企业对高学历者，是来者不拒绝。不仅开出丰厚的薪水，而且各项福利十分完善，尤其是对理工科的博士毕业生。
另外，小张在与导师沟通后得知，他不但可以享受全额奖学金，而且在帮助导师完成某些科研项目时，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薪酬。小张的家庭原本不是很富裕，如此一来，他基本上就不用在为家里增加负担了。
“其实说起工作经验，在帮助导师完成项目时，也算是一种半工作状态。”小张轻松的说，“这些以后都可以写进我的求职简历中，或许都不用。因为，我从其他几个中国留学生那里了解到，我们学校的博士一般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会有公司发来招聘信息，提前实现了就业。”
“东食西宿”的两难选择 篇6
早期来加拿大的中国移民通常通过英文学校、教会、社区扩大交际圈，另一个今日已不多见的重要交友渠道，就是“室友”，因为我们那代技术移民刚来时手头一般比较拮据，喜欢和别人拼租。和我们家交往十多年的一家人，最初就是我们的朋友张越夫妇在渥太华大学边高档公寓里的室友。当时30出头，男的是湖南人，叫周坚强，女的叫周捷，山东人，他们在中国、在加拿大都是大学校友，最初落地温哥华，后转到渥太华双双念研究生。专业似乎是给他们日后带来好运的直接因素，周坚强学的是环境工程，确切说是水处理；周捷是计算机应用。在加拿大这个重视环保的国家，水务之类工作不论政府部门或企业单位，都是前途光明，至于IT专业，是当时第一热门专业。
但渥太华毕竟只是个在加拿大排名第十二的小城市，是政治中心，技术专业机会不多，他们毕业后一时找不到理想的专业工。但打定主意非专业工作不做，便往地处内陆的草原省份阿尔伯特投简历。阿省是石油省份，计算机、电力、石油等方面的工作很容易找。周捷很快先在阿尔伯特省会——埃德蒙顿找到一份政府部门的计算机专业工，起薪很高，有完整福利，就这一项，两人未来的生活就可确保小康有余，因此他们便和我们告别搬过去，不久周坚强也找到一份政府工。头脑活络的他后来又跳槽去了一家半政府性质的单位，福利待遇更好，没几年还升上部门经理，打破了当地公司认为华裔擅长技术性工作，印度裔更适合管理性工作的成见。
自渥太华别后，我们差不多10年没见面，其间断断续续通话、发邮件联系，得知他们2009年添了个孩子，在事业上发展顺利，周捷一直在政府电力部门，年薪已经升到15万，各方面待遇比周坚强还好。据说在埃德蒙顿，30万加元可以买下一幢小一点的独立屋而有余，他们已买了好几幢房子用来出租。听起来，他们的日子过得相当舒适悠闲。
去年正上班时，接到周坚强手机来电，说要来我们这里玩，他算故地重游，主要是陪女儿、岳父母和另一个朋友家人来看看。周坚强来温哥华后，一行八人还特意来我家拜访。正是饭点，我请他们随便吃点，他们本来客气一番，看到我做的包子、寿司和一些南方菜，顿时情绪高涨，说话声音也高起来。他们两家两个土生土长的四岁女孩，一人吃了3个大肉包，乐得眉开眼笑，大人们对包子也特别捧场，几盘端上来，没多大工夫就全被消灭。其实东西也许并没那么好吃，恐怕他们那里买中国食物不方便，难得见到家乡饭菜，尤其是久违的包子，才那般激动吧。
近10年未谋面，我最关心的是各人在对方眼里变化和衰老程度。记得刚来时在一家日本公司上班，有个中国同事感慨加拿大移民生活艰辛说在加拿大过一年，衰老速度相当于在国内待5年。周坚强看似变化不大，比实际年龄轻得多。但周捷明显衰老很多，头上不知何时冒出许多白发。
闲聊中得知，看似事业成功的他们，其实也有不少烦恼。虽然事业顺利，收入丰厚，但阿尔伯特省生活环境和温哥华无法相提并论，比渥太华也差很远，冬天长、气候暴冷暴热，因为气候干燥，孩子总流鼻血，有时大人也流。他们一直想搬到温哥华来，可实在又舍不得那边的高收入。生活档次这东西，上去不容易，上去了再降下来就更不好受，加之他们孩子小，不得不多为孩子考虑。
中国粮食政策面临两难选择 篇7
2013年12月30日下午,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一场学术报告会上指出, 近年来, 尽管粮食连续增产, 但中国粮食政策面临更为艰难的挑战, “正在被迫做出两难选择”。首先, 中国粮食已连续十年增产, 进一步增加粮食生产是一大挑战。若继续按传统办法, 增加农药、化肥、薄膜等石油用品投入, 农村环境将难以承受, 农产品安全难以保障。其次, 近年来, 中国粮食进口不断增加。2012年, 中国粮食进口总量达到1 605亿斤, 这相当于10个浙江省的粮食总产量。
陈锡文说, 保障粮食安全, 增加粮食产量, 需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办法有二:一是提高农产品价格, 这是最主要的方法。中国从2004年起, 对重要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 至今已有11年, 稻谷、小麦等主要品种名义上的最低价已翻了一番。2013年, 小麦、玉米和大米这三个品种的国内价格都已高于进口粮食的国内到岸完税价, 小麦高5%, 玉米高6%, 大米高25%。如果中国继续提高粮价, 就会刺激粮食进口, 对国内农业和粮食生产造成冲击。二是补贴农业和粮食生产。2004年, 中国首次对农民实行粮食补贴, 当年是146亿元, 到2013年, 这一补贴预计超过1700多亿。而增加粮食补贴会遇到WTO关于农业补贴的“黄箱政策”限制。
两难的选择 篇8
不同的存货发出计价方法的选择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此不同的国家都对企业选择存货发出计价方法通过会计准则做出了一些限定。比如国际会计准则(IASs,IFRSs),澳大利亚会计准则(AASB)和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都规定对于存货的发出计价不允许采用后进先出法。但是这些准则并没有具体的说明不允许采用后进先出法的原因。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西方财务会计中各种存货发出计价方法的优缺点,来探讨与存货发出计价有关的深层次问题。
1.个别认定法(Specific identification)
个别认定法的成本流转假设与实物流转顺序一致。即产品销售出去时,该产品对应的成本转化为销货成本与产品销售收入相互配比。这种方法一般适用于不同质的、单位价值比较高的存货。如果将个别认定法应用于同质的商品上,对于业务量发出频繁的存货,除了用人工处理将会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以外,还有可能会发生人为操作利润的情形。
比如,企业购进了三批同质的存货,第一批购进的存货成本单价为13元,第二批单价为10元,第三批单价为15元。假设每销售一件该产品,将取得销售收入20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个别认定法对存货发出进行计价,企业对销货成本就有三种选择,即可以选择13元、10元或15元作为当期的销货成本和销售收入进行配比,从而操纵利润。
2.先进先出法(First-in,first-out)
先进先出法是被广泛采用的一种存货发出的计价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好处之一就是不允许人为操纵利润的行为发生。原因在于企业管理人员不能自由地选择发出的存货,而必须是最早进入到存货系统中的存货先发出,从而实现与销售收入的配比。
采用先进先出法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采用先进先出法会使留在企业中的存货是最近购进的。因此在期末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存货价值更加接近于存货的重置成本,使得存货信息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但先进先进法的劣势也很明显,先进先出法和其他方法相比,这种方法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由于将前期较低的存货发出形成较低的销货成本与销售收入配比,从而会形成较高的虚幻利润(Holding gains或illusory profit或phantom profit)。虚幻利润是指由于物价上涨,较高的存货的重置成本与较低的历史成本之间的差额。致使该部分利润中的一部分不能用于分配,而用于补充价格较高的当期存货。
举例如下:与存货有关的成本数据如下表所示:
假设存货的重置成本为$23。
下表分别为按照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和平均成本法计算的销货成本和毛利润。
实际的毛利润应该是$398-(7+4+2)×23=$99
由此可见,在存货价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先进先出法包含了所有的虚幻利润,而后进先出法和平均成本法抵减了一部分的虚幻利润,并且后进先出法的抵减效应更明显。
3、后进先出法(Last-in,first-out)
后进先出法的基本假设是企业应当保留一定水平的存货用于日常经营。当存货被出售了,该存货应该用它的现行价值予以重置,现行价值一般指存货的市场价值。只有当存货的销售价格高于存货的重置成本时,利润才可以被认为是赚取了。由于后进先出法将最近购进的存货先发出形成当期销货成本(接近于重置成本)与当期销售收入相配比,人们因此认为后进先出法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计量利润的方法。由于物价一般都是上涨的,所以后进先出法要较其他的存货发出计价方法计算出的利润低。但是这种方法在计量期末存货价值上的相关性不如先进先出法,因为后进先出法假设后进来的存货,先发出,留在企业中的将是最初购进的价值相对较低的存货。这样就会使得计算出的营运资本存在一定的问题,可能会影响企业短期偿债能力。
后进先出法还有可能通过期末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购进产生操纵利润的问题。举例如下:
假设某一企业4月份有关的存货信息如下表所示:
假设存货采用实地盘存制,在后进先出法下,通过盘点,期末存货的数量为110单位,期末存货的成本=100×$10+10×$11=$1,110,本期的销货成本为期初存货+本期购进-期末存货,即$1,000+($880+$840)-$1,110=$1,610,
假设在4月29日公司又购进了另外40单位的存货,单价为$12,在这种情况下,总共的购进=$880+$840+$480=$2,200,则期末存货的数量为150单位,期末存货成本=100×$10+50×$II=$1,550。则本期的销货成本为$1,000+$2,200-$1,550=$1,650,
由此可见通过期末的购进,使得当期的销货成本较不购进时增加了$40($1,650-$1,610)。增加的$40是由于购进时的单价为$12,而采用后进先出法下,计算期末存货成本时对于以$12购进的存货,采用了前期较低的$11作为计算的单价,因此产生了$40的差异。
因此后进先出法可能存在通过期末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购进存货操纵利润的问题。
后进先出法可能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存货的分层所导致的后进先出法分层清算利润(LIFO Liquidation Profit)。
后进先出法假设后进来的存货先发出,前期购进的存货由于购进的时期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分层,当本期销售的存货大于本期购进的存货时,就会使得前期存货,进入到当期的销货成本中,形成分层利润。假设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和该存货的分层清算与没有发生的情形相比较,前期的存货由于和本期存货相比较有着较低的成本,该较低的成本会导致本期的销货成本较低,从而导致当期毛利润虚高。
下面举例说明如下:
情形1:假设在2008年度该公司购买了50,000单位,单价为$35的存货,出售了60,000单位。2008年度销货成本的计算如下表:
情形2:假设在2008年度该公司购买了60,000单位,单价为$35的存货,出售了60,000单位。2008年度销货成本为60,000×$35=$2,100,000。
情形1和情形2所计算出来的销货成本之间的差额$86,000($2,100,000-$2,014,000)即为不考虑所得税前的分层清算利润。
后进先出法的分层利润并不是企业实际生产经营所得利润,而公司却因为使用了后进先出法导致分层清算利润的产生,会使得企业多交企业所得税。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规定对于该部分利润需要在提交给SEC的财务报告中进行披露,有助于报表信息使用者的理解,因为这部分利润并不能代表企业真实的经济利益的流入,而仅仅是报告利润。
此外美国国内收入法还规定企业可以按照避税的目的采用后进先出法对存货发出进行计价,但是只有当企业编制财务报表时也采用后进先出法时才适用。该原则称为LIFO Conformity Rule(税收处理与会计处理保持一致)。企业不能既按照避税的目的采用后进先出法,而同时为了提高财务报表存货信息的相关性而采用先进先出法。
通过以上分析对于后进先出法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1)可以使得当期的存货成本与销售收入更好的配比。
(2)较先进先出法而言,可以抵减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的虚幻利润。
(3)期末报表上存货的价值不能反映存货当期的重置成本,信息相关性较差。
(4)一般可以使得企业少交企业所得税,有避税的功能。
(5)可以通过期末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购进操纵利润。
(6)会产生分层清算利润,致使企业产生不真实的利润。
4、平均成本法
平均成本法不会产生人为操纵利润的情形。平均成本法所计算出来的结果居于先进先出法和后进先出法之间,因此会起到平滑利润和存货价值的功能。
以上探讨的是西方财务会计中存货发出计价方法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通过分析不难看出,每一种方法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两难的选择 篇9
在2008年以前, 中国的通胀问题已经有抬头的趋势。在外部, 受中国需求强劲增长的影响, 进口的原材料类商品的价格开始大幅上涨;在内部, 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 劳动力成本水平也开始不断上升, 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工厂招聘困难。在危机爆发后, 其引起的金融海啸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大衰退, 中国的金融体系虽然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 但不可避免受到波及。过去, 中国经济过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一直为学术界所诟病, 转变增长模式, 刺激内需的设想早在2008年以前就已被提出。但这次危机引起的全球范围内的大衰退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对外贸易, 出口额的锐减强迫中国立刻做出决策, 于是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成的一整套经济刺激措施。
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一整套的经济刺激措施的直接表现就是超发货币, 而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通胀。温总理在专访时曾说过:“通胀像一只老虎, 放出来就很难再关进去。”价格上涨带有传导效应, 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升将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又会带动商品价格的上涨。与此同时, 商品的价格上涨又带来了另一个后果, 就是实际汇率的下降。本国物价相对于外国物价的上升导致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一步被侵蚀, 反过来又要求进一步扩大内需。这样, 一个循环形成了。现在, 每个中国居民都已经感受到了严重的通胀, 从食品、服装到房子, 每一样东西都在涨, 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宏观经济中观察到的现象都在验证这一个死循环, 但这一个循环, 是有解决办法的。
让我们把这个过程用更简练的语言来描述。首先, 外部环境变化导致了外需减少, 出口下降, 而一直过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不得不采取措施刺激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 但是刺激内需所带来的后果是通胀, 通胀又导致实际汇率下降, 本国产品竞争力下降, 从而又不得不进一步刺激内需。
这样一看, 就有两个明显的问题:
第一, 外需减少导致的出口下降与实际汇率下降导致的出口下降, 两个下降背后原因是不同的。
第二, 通胀是刺激内需政策导致货币超发的结果, 但刺激内需的政策并不一定需要货币超发, 内需也不需要一直被刺激才能扩大。
这样一来, 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就清晰了。一方面, 从外部看, 目前导致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外需不足, 一旦外需恢复, 通胀所带来的对实际汇率的负面影响就能够被抵消。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刺激政策, 抑制住通胀。这就要求, 首先, 要加强国际合作, 积极地参与世界经济的复苏工作, 不能目光短浅地只顾自己。当世界经济走出衰退, 最终受益的是所有人。第二, 控制国内的货币发放规模, 一方面避免珍贵的社会资源被配置在不合理的地方, 另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利用借贷成本下降的机会炒作重要商品价格的不法分子。
实际上, 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开始了采取措施以应对当前的情况。信贷规模已经开始被严格控制, 而央行在近期也开始多次的加息, 控制货币的供应量, 减少流动性过剩。而危机爆发时出台的各项政策逐渐到期, 政府正在谨慎的考虑救市政策的退出时机。现在看来, 救市政策的挤出效应正在逐渐浮现。
但是, 退出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救市政策过早的退出会有让经济突然刹车并且二次探底的风险。那么如何选择退出时机呢?笔者认为, 必须要结合国内外的经济形势来判断。既要考虑到救市政策持续执行对国内经济造成的负面效应以及国内经济所能忍受的通胀压力, 另一方面又要关注世界经济整体的局势, 如果世界经济还没有从衰退中走出, 那就需要持续的政策来刺激经济。
综上所述, 目前看来, 世界经济形势已经有了明显好转的迹象。美国的主要经济数据已经反映出其经济已经开始从衰退中逐渐走出。而日本地震所带来的损失以及核危机所造成的危机只是一个地区性的事件, 不应该过分夸大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的最新进展, 但同样, 从目前看来, 欧盟不会坐视危机的扩大。因此, 我们现在应该采取的政策应该是一个逐步将政府的手从经济中拿出来, 让市场的力量重新占据主导。这将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在具体操作中要注意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步调保持基本一致。但与此同时, 要更加小心地关注事态的最新进展, 一旦情况有变, 确保可以及时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保证经济的稳定运行。
参考文献
[1]马骏.不让经济减速就难以控制通胀[J].国际融资, 2011 (2) .
两难的选择 篇10
两难之一:自愿参加还是强制推行
中央为新农合确定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反对强迫命令。而要坚持“自愿”,就需要做大量的宣传和动员工作,付出的成本也是巨大的。农民有很多顾虑,担心交了钱花不到自己的头上,担心生了病得不到补助,担心资金被挪用,担心手续复杂报销难,担心医院变相涨价得不到实惠等等,所有这些都会降低农民的参合率。合作医疗作为一种互助共济制度,必须遵循保险上的“大数原则”,即参合的人越多,保障水平越高;参合率越高,农民受益的面越大。没有一定的参合率,就违反了在大人群中分散风险的原理,必然要导致合作医疗的不可持续。但是,基层干部们估计,如果完全靠农民自愿,参合率可能不会超过50%。另外,在自愿模式下,还会出现“逆向选择”,即愿意参加的都是有医疗需求的,而健康的、年轻的人就可能不愿意参加,这样可能导致合作医疗基金出现支付危机。
如果强制参合,受制于当前体制和基层干部素质,决策者担心会背离保障农民健康的初衷。然而,强制可以用制度建设来约束利益各方,农民参合率会比较高,可以做大“基金”蛋糕,扩大覆盖范围,提高报销比例,农民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强制参合还有相对稳定的筹资途径,比如通过财税部门收取,可以提高筹资效率,降低筹资成本等。
试点县干部认为,一项社会保障事业,光靠“自愿”是不够的、也是行不通的;推行新农合,既要强调农民自愿、又要有一定的措施来保障推行;因此,他们在实际执行中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例如:规定凡未达60%～70%农户参加的村(或乡),村、乡干部要负责宣传发动群众,使参合率达到规定的比例,否则就不接受该村、该乡参加合作医疗;为了达到规定的参合率要求,村、乡往往先替农民垫资代缴,等验收通过后再想办法向农民收取,“自愿”演变为变相的“强制”。
两难之二:直接收缴还是代扣代缴
调查中,试点县普遍反映直接从农民手中筹集资金的成本太高,筹资仍是试点工作中难度最大的环节。按国家政策规定,合作医疗基金来源于各级财政投入和农民自筹资金。各级财政投入是按农民筹资配套的,农民需每年缴纳,且以自愿为原则。由于农民在认识上的局限性,筹资难度大,成本很高。金寨县新农合管理中心粗略估算2005年(试点的第一年)全县筹资成本大约在150～200万元之间,共筹集资金400多万元;2006年的筹资成本大约在100～150万元之间。
为解决这个问题,各试点县想了不少办法。如考虑到筹资成本太高,金寨县2007年没有直接从农民手上收缴,县里利用库区移民等补助资金直接支付了这笔钱。还有的试点县,将大量的登记、收费工作交给乡(镇)卫生院去做,给老百姓造成了合作医疗最大的受益者是乡(镇)卫生院,医疗费用肯定会变相涨价(筹资费用最终会在经营中转嫁给患者)的不良印象,直接影响到农民对新农合的看法,并进一步影响到新农合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代扣代缴比直接收缴更经济,效率也更高。但如果综合政治、经济和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考虑,代扣代缴也具有一定的风险,如可能产生搭车收费的问题,因为从农民手中直接收取的费用不仅仅是新农合一项。决策者有理由担心,开了口子,一旦失控,有可能会影响中央的惠农政策,引起新一轮农民负担的反弹。
两难之三:保大放小还是保小放大
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农合制度是国家根据近几年农村居民因患重、大病,治疗费用负担沉重而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十分突出这一实际情况推出的。其基本思路是,合作医疗筹资水平十分有限.只能集中财力解决主要矛盾。制度设计以大病统筹为主,符合农民的利益和需求,也符合重点保障风险发生概率小、经济损失大的保险原理。
实践中,一般的界定方法是,住院就算大病,门诊就是小病。这样又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大多数的农民有病并不一定选择住院,看门诊的更多,但只看门诊不住院,即使其花费超过最低起付标准,甚至上千元,也不能报销,这就影响了农民参合积极性;二是重大疾病和住院治疗发生几率较小(1998年和2003年两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每年仅有3%～4%的农村人口住院治疗),只保大病会降低参合者的预期收益,威胁新农合的可持续发展;三是保大病事实上放弃了对大多数人基本医疗需求的保障责任,难以获得良好的投入绩效,甚至出现小病拖成大病现象;四是会出现逆向选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一段时期后,会有一部分健康者认为没有得到实惠而退合(各地退合现象时有发生),而参合者往往又是经常患病的人,逆向选择由此产生。如此,推广新农合的难度就会加大。这不但影响参合率,还会使医疗经费出险,当医疗经费入不敷出时,新农合就难以持续发展。
可见,在制度设计上,到底以“大病统筹为主”还是以保小病为主,不同的路径选择将导致农民不同的参与度,直接关系到新农合的可持续性。如果以保大病为主,那么受益面就会比较小,而且补助额比较高,相对而言可以缓解因病致贫的问题。但是由于受益的人少,没有生大病的人觉得自己交钱没有受益,可能降低其继续参合的积极性。如果以保小病为主,受益面就会比较大,可以刺激农民参合的积极性。但对于因大病住院的参合者而言,得到的补助则是杯水车薪,不能有效地起到保障作用。
两难之四:设立家庭账户还是取消家庭账户
这个问题其实是上一个问题的延续。家庭账户是借鉴城市医保的做法而设立的,其设计的初衷是为了照顾受益面,提高参合率,是作为吸引农民参加新农合的重要措施而提出来的。我们调查的三个县,其中有两个县设立了家庭账户,另一个县开始设立了,后来又取消了。关于家庭账户,总的来看,有“应设”与“不应设”两类相反的观点,即有主设派和取消派之分。
主设派的理由:一是农民最讲实际,不愿意别人花他的钱,家庭账户全部用于家庭成员的门诊费用,用完为止,节余归己,所以,农民对家庭账户普遍持欢迎态度;二是家庭账户是用于门诊就诊时使用的,大大提高了新农合的受益面,符合新农合互助共济的基本属性;三是为保障广大农民的健康水平,应该更多地考虑对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保障,而这些病更多的是在门诊就诊,另外,增加门诊就诊也可以防止小病拖大,轻病拖重,从而减少新农合基金的压力;四是有利于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家庭账户收益独享性的特点更有利于吸引健康人群和中青年农民的积极参与,提高参合率,等等。
取消派的理由:一是设立家庭账户这种在我国城市都没有成功先例的模式被搬到农村去,对新农合起何种作用,本身还是一个问题;二是家庭账户每人每年几元钱存入账户中,对农民看病起不到实质性的帮助,而且报销手续繁琐,行政成本很高,也增加农民负担(每人一张卡就需要成本),农民不知道如何运用账户中的钱,即使知道,也因为怕麻烦而不去用。三是设立家庭账户无非是希望能够消除农民怕“吃亏”的心理以提高参合率,但对本来就已经很少的10元钱进行分解,即使是一时提高了农民的参合率,即使是不考虑其运作的成本,谁会对这种模式产生一个良好的长远预期呢?
两难之五:定点就医还是自主选择
调查中,农民反映比较多的是,他们觉得看病不自由,没有选择权。这是因为,实施新农合的试点县都规定了定点医疗机构,而且定点医疗机构基本上都是本乡(镇)卫生院和本县(市)及以上医院。同时,在报销比例上对在当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都有所倾斜,即在乡(镇)卫生院就医的报销比例高于县级定点医院,县级定点医院高于县级以上定点医院。这样的制度设计,一方面,是从方便管理和有利于监督的角度考虑的,如果不设定点医疗机构,就会遇到管理混乱和难以监控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对乡(镇)卫生院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调研中,有的试点县干部就明确地说,新农合不仅给农民带来了实惠,还救活了一大批乡(镇)卫生院,认为这是一举两得。
定点就医会产生一些问题。一是定点医院一般都是由政府或主管部门单方面确定的,并没有听取农民的意见。按理说选择定点医院不应由某一方来决定,管理方应主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根据村民的意愿来确定。二是这样做的结果有可能在农村医疗服务市场形成垄断。试点县一般都将个体医疗机构和非医疗系统的医疗单位拒于定点医院之外,因为只有在定点医院就医才能报销一定比例的医疗费,故形成不平等竞争,农村的其它非定点医院有可能被挤垮,最终形成独家经营。医疗卫生服务如果以垄断形式运作,则可能导致医疗服务价格的不断上涨,使越来越多的人由于高额医疗费用而不能及时就医。特别是在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日益上涨的医药价格已经成为他们获得哪怕是基本医疗服务的巨大障碍,最终将导致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的下降,造成对农民利益的侵犯。有调查显示,很多医院被新农合选为定点医疗单位后,次均住院费和门诊费用上涨较快,不合理用药、不合理检查问题比较突出,农民从报销中得到的实惠被不断上升的医疗费用抵销了,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医患双方共同欺骗新农合组织,骗取医疗补助的现象。三是农民参合的最大愿望就是花最少的钱,获得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目前,农民就医主要在乡(镇)卫生院,报销比例最高的也是乡(镇)卫生院,而乡(镇)卫生院都不同程度存在基础设施陈旧、医疗设备老化、人才匮乏、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难以满足农民的需求和愿望。
一种好的制度安排,应赋予农民自主选择权,至少是允许参合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之间(不仅仅是本县范围内)的自由选择。但这是以完善的制度和较高管理水平作前提的,现实与之仍有较大差距。
两难之六:重速度还是重质量
自2003年经过四年多的试点,中央决定从2007年开始新农合制度建设由试点阶段转入全面推进阶段,2007年新农合覆盖的县(市、区)要达到全国县(市、区)总数的80%,2008年基本覆盖全国所有县(市、区)。据统计,截至2007年6月30日,全国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达到2429个,占全国总县(市、区)数的84.87%,参加合作医疗人口7.2亿,占全国农业人口的82.83%。
伴随新农合的高速推进,许多令人担忧的情况也不断出现,如互相攀比、垫付资金、违规操作、弄虚作假、不尊重群众意愿,盲目追求参合率,一拥而上搞试点等等,有人甚至质疑参合率的真实性。四川省都江堰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主任肖定松说:"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几经反复,不仅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尚存疑惑,就是基层干部也有不少人持等待观望的心态。急于求成,仓促扩面,一味强求参合率,其结果必然是再次失信于民。”在这次的调查问卷中,对新农合的评价,回答很满意的占22%,较满意占36%,一般的占29%,不太满意的占9%,很不满意的占4%。而且,试点时间长的县满意度要低于刚开始试点的县,如肥西县(2003年开始试点)回答很满意和较满意的两项合计为54%,濉溪县(2006开始试点)回答很满意和较满意的两项合计为77%。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会逐步显现出来,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探索和完善,急于求成有可能好心办坏事。吴仪副总理今年初在全国新农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指出:“2007年新农合覆盖80%以上的县(市、区)是对全国而言的,各省(区、市)还是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条件不具备的,一定不要盲目推进。工作要尽最大努力,但千万不能弄虚作假。”问题是在中央有非常明确的时间表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要求下,各级地方政府的选择是不言自明的。
两难之七:裁判员还是运动员
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中明确规定,省、地级人民政府成立由卫生、财政、农业、民政、审计、扶贫等部门组成的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内部应设立专门的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因而,新农合管理机构实质上是卫生行政部门的内设机构,服从并服务于卫生行政部门,这就产生了管理主体对被管理者缺乏公正约束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问题。
卫生行政部门对新农合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便于从行业和专业的角度来制定新农合的相关政策,规范新农合的运行,这是有利于新农合发展的。但是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卫生部门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又要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控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减轻农民医药费用负担,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卫生部门既代表农村居民购买卫生服务,维护需方利益,又在管理或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卫生服务提供者。事实上,卫生服务的提供者和医疗保障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因此,卫生部门一身二任的角色很容易引起角色冲突。值得提及的是卫生部门曾有作为城镇医保管理者的历史,但并没有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可以说管理的效果不明显,甚至可以说是不成功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角色定位的问题。
从县(市、区)级看,县合管办作为县(市、区)卫生局的一个下属二级单位,单位类别一般定性为事业单位,这种管理体制削弱或牵制了县级经办机构的监管职责。因为县合管办是政策的执行者,直接监督定点医疗机构,而合管办和定点医疗机构又同属卫生局领导,这样的制度设计造成在实际工作中可能会出现监督不到位和监督不力的问题。作为卫生主管部门,一方面要维持全县卫生事业的正常运转,保医务工作者的吃饭问题;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全县新农合的健康发展,手心手背都是肉,使之处于两难的境地。
两难之八: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运作
试点中的新农合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对新农合的主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央政府对合作医疗的原则、组织管理、筹资、资金管理、服务管理和组织实施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省级人民政府还制定了具体的管理办法,从而规范了新农合的基本框架;其次,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对合作医疗提供补助资金。目前各级政府提供的补助额度在中西部农村已占到合作医疗基金的五分之四(每个参保农民每年补助40元,农民个人每年缴纳10元);第三,省、市(地)、县政府成立管理机构,县级成立了专门的经办机构,具体操作合作医疗的运行。同时,政府既对医疗服务提供方给以财政支持,又对合作医疗(即需求方)进行补助,从而使政府能对合作医疗施以足够的影响。
政府主导新农合,一方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体现了政府解决农民医疗保障的责任和义务,体现了政府对亿万农民健康问题的关怀以及解决问题的决心;另一方面,以政府的信誉和财政资助作保证,可以提高农民对新农合的信任度和参与度,节省制度建设的时间,加快推进的速度。
然而关键的问题是,当新农合制度基本覆盖农村居民并持续运转时,如果继续采用政府主导的模式,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是否有这样的经济承受能力,即使中央政府能承担的起,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是否能承担起;另一方面,这种模式是否有效率?对此,必须有一个充分的估计。这是因为:首先,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能力有限;其次,我国农村人口众多,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再次,医疗费用是不断上涨的,而且上涨幅度还要高于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那么,政府的补助资金能否随着医疗费用的上涨同步增加?农民个人每年的缴费标准能否逐步提高?这些必将影响到新农合的可持续性;最后,从效率的角度看,在提供公共服务上,政府的效率显然比市场组织要低。新农合筹集的资金本来就不多,要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效益,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选择更为有效的市场运作方式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两难之九:是合作医疗制度还是社会医疗保险
新农合制度发展到今天,合作医疗基金已经由农民个人交纳为主发展为以政府补助为主,在中西部地区各级政府补助的资金已经占到80%(如果扣除家庭账户的金额,在统筹资金中实际已占到90%左右),新农合制度互助共济的合作性质正逐渐消退,已存在名不副实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是一种保障能力相对较低的社会医疗保险,只不过是称谓中带有中国农村的传统特色罢了。
从长期看,新农合会向完全的社会医疗保险发展。社会医疗保险,是指由国家出面以社会保险的形式组织的、向公民提供因生病、受伤或生育所必需的医疗服务及经济补偿的制度,它具有社会保险的强制性、互济性、福利性和社会性等特征。社会医疗保险的基金来源于国家、集体与个人三方面,通常个人只需要承担小部分的费用。从理论上分析,新农合已具备了社会医疗保险的某些基本特征,有些虽不完全符合,但也有了一些成分,如强制性,虽然新农合的原则是自愿参加,但同时又规定必须以家庭为单位参加,这实质上有一定的强制性成分。那么为什么不定性为社会医疗保险而称之为“合作医疗”,并冠之以“新型”作为与传统合作医疗的区别。笔者认为,理由有四:
一是合作医疗制度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创举,在新中国医疗卫生史上曾写下过光辉的一页。它为解决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本,不仅在国内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而且它的功效和成就也为世界所公认。既然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又有经验可以借鉴(也有失败的教训),推广起来风险会比较小,成功的把握就更大。
二是合作医疗制度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农民容易理解,便于接受。农村合作医疗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兴办到80年代的衰落,以及90年代的尝试恢复与重建,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在广大农民群众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这就为新农合制度的推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政府基于财政负担能力的担心。如果重打锣鼓另开张,实行社会医疗保险,一旦作出承诺,财政是否能够负担的起?如果不能兑现,必将失信于民,形成被动。然而,推行新农合回旋的余地就比较大。
四是新农合制度与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比,具有政府主导、县为单位、大病统筹等几个方面的显著区别,所以,冠之以“新型”。
问题是新农合用了“合作”之名,但“合作”之实不足;虽然未用社会医疗保险之名,但却行社会保险之实。如何定性,处于两难。
摘要：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快速发展，其制度本身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一些原则、规定和管理办法表面看似乎很明确，但当具体操作时方知事情不像已有答案那么简单，那么可操作，由此造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发展中的诸多两难选择。
关键词：考验,合作医疗,两难选择
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发[2002]13号。
②民盟安徽省委会：《关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问题和建议》，http：//www．ahmm．gov．cn，2006-1-16。
③荣静、杨川：“从参与主体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问题和对策”，www．zlunwen．com，2007-02-18。
④安徽省卫生厅最近对138所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的调查表明，仅有15．2%的卫生院有规范的消毒供应室，有规范手术室的卫生院也仅占23．2%。
⑤陈竺：“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覆盖全国”，新华网，2007—09-06。
⑥代群、訾红旗、杨三军：“农村合作医疗‘一口吃不成个胖子’”，《半月谈》2006年第6期。
⑦吴仪：《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 itemid——5044/page-1．htrnl。
⑧张晓燕、阳义南、尹莉娟：“农村合作医疗四种模式的管理体制研究”，《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5年第12期。
天量信贷后的两难选择 篇11
都说2007年、2008年两年的经济和股市让大家坐了过山车。其实,2009年大家还是坐了过山车,而且刺激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前两年。年初的经济还凄凄惨惨,到年中就有过热苗头了,股指翻了一番还多,楼市也热得让人眼晕。笔者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当下的宏观经济:好还是不好?热还是不热?衰退还是繁荣?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历史从来只能回头看。对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来说,最应该做的还是记录和陈述。而记录之上的任何分析,只能慎而又慎,不指望对,只希望别错得太离谱。
率先复苏的是谁
复苏有先后,正如衰退有先后。经济学教科书早就说过,虽然经济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但并不是听从号令整齐划一的仪仗队,不可能同起同落,更不可能一起开步走,所以,才有所谓“时滞”、“传导”之类的说法。虽然这些说法本身并不是经济学概念。
假如中国经济真的复苏了,我们需要知道复苏是从哪儿开始的。我们都知道,2007年底的衰退是从银行收紧信贷,股市楼市大跌开始的,之后在2008年初曝出“企业倒闭潮”(实际上,大规模倒闭从2007年上半年就开始了,只是未引起普遍关注而已)。再之后,我们很倒霉地遭受了金融海啸的池鱼之殃。“世界工厂”的产品忽然没人要了,出口下滑超过20%,连带着进口数据也很难看。这一连串的变化,打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政府和企业都吓坏了。一时间,企业竞相裁员,农民工大批返乡,大学生求职无门,一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似乎也不乐观。
这时政府站了出来。“四万亿”一出笼,立刻就给市场注入了信心。连海外投行们都说,西方国家已经负债累累,现在只能靠中国政府烧钱了。通常的论证方式是,中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很低(当然少不了所谓国际警戒线),举债空间很大云云。总之,所有人都巴望着中国烧钱,而中国也乐意烧钱。
这里有一个普遍的误解。当西方人看到“四万亿”的时候,他们条件反射地以为这是政府开支——的确,在他们的国家,这就代表着政府要花的钱;但在中国,这只代表政府批准的基建项目。至于项目资金从哪儿来,这是批准之后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政府也不会一个子儿不出。根据发改委的说明,政府只出1.18万亿,剩下的2.82万亿得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而众所周知的是,分税制早已抽干了地方财政,即使是最富裕的省市,财政也不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钱。
那么,钱从哪儿来?当然是银行。根据资本金最低20%的规定,财政每出1元钱,就能从银行“配套”出4元钱。从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上半年,发改委共下达约5800亿“四万亿”项目,粗略估计,银行的配套资金最高可达2.3万亿。
这是中央,还有地方的。根据法律规定,中国地方政府没有举债权,既不能发行债券,也不能向银行贷款,更不能为任何贷款提供担保。在中央集权制度下,这种安排是正确的。不能承担独立财政责任的地方政府自然不应该有借钱花的权利。在中央政府的强力监督下,这一规定一直被严格遵守着。据估计,到去年底为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总额仅1万亿左右。
可是危机一来,什么都可以变通了。为了保增长,过去不批的项目全都批了。政府没钱,那就从银行借;地方政府无权借钱?没关系,成立个投资公司,随便拿块地放进去,评估一下就可以找银行贷款了。正好银行也有放贷任务要完成,双方一拍即合。
甚至可以连块地都免了。通过所谓“银政信”,直接从银行借钱做资本金,然后放大4倍贷款,空手套白狼。
上半年7万亿天量信贷,就是这样放出去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额,也从去年底的1万亿迅速膨胀至5万亿。换言之,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的巨额信贷,通过国有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最后都到了政府手里。
回到本节标题提出的问题:率先复苏的是谁?当然是政府。
钱都用来做了什么
用来投资。为了“保8”,在出口滑坡及消费不振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政府投资项目上。之所以如此,与中国的体制特点是分不开的。民营企业由于产能过剩不愿投资;垄断行业虽有暴利,但相关国企效率低下无法大量投资;只有政府主导的“铁公基”项目能够说上就上。这边砸钱下去,那边GDP就能冒出来。
地方官员之所以喜欢巨额基础设施投资,与其个人利益是分不开的。对地方官来说,此类投资既能拉动GDP创造政绩,又无须承担财政责任,或明或暗的利益输送也很方便,真是找不到比上项目更好的事了。所以,地方政府总是热衷于上项目,相应地,中央政府也就一刻不停地卡项目,以保证财政不失控。这种博弈,每年每月都在进行。只不过随着宏观经济的起起落落,博弈的天平也不断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左右摇摆。
“铁公基”之外,是房产和汽车。减息减税,一下子就把房产和汽车拉起来了。但房产是用银行的钱博投机,汽车则纯粹是提前消费。今年换了车的人,明年是不会再换了。而房价涨到一定程度,成交量也很难再放大。而只要成交量不能持续放大,实体经济的钢材、水泥就没地方去。
天量信贷拉了已经“硬着陆”的上游行业一把,钢铁、金属、能源的价格又挺了起来。但基础并不牢固。与2007年不同,当时的人们认为油价暴涨是因为需求旺盛,现在则齐刷刷地声称是流动性过剩和期货投机搞的鬼。显然,谁也不认为我们能无止境地修路架桥,也没有人认为游资会在石油期货上单边做多。
最大的麻烦是,拉了第一把,人们就有理由期待第二把,否则就会出现人们正在谈论的“二次触底”。7、8两个月新增信贷大缩水,立马让股市出现20%以上的回调。市场不缺明白人。
能持续到什么时候
今年上半年的“大干快上”,其实是一种特殊情况。这种状况,既不可能持续,也不允许它持续。许多人担心坏账,其实,坏账问题还在其次。这种长周期项目要变成坏账,起码还要三五年时间,不可能成为当下考虑的重点。
真正的难题在于,第一,银行的放贷能力还有多大空间?第二,低效资金大量涌出,CPI涨起来怎么办?笔者用了CPI没用通货膨胀,是因为通胀虽已成为事实,政策还是只看CPI。
从基础货币状况看,人民币信贷扩张能力还远没有用尽,就是存款准备金率目前也处于历史高位。但银行的放贷能力,不仅取决于准备金率和货币乘数,也取决于资本金状况。8%的资本充足率和4%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至少对银监会来说,这条红线是必须守住的,因为它要对坏账承担最终监管责任。如果中国也来一波次贷危机,可想而知后果会有多严重。
从各上市银行公布的半年报看,经过上半年的疯狂放贷,资本充足率已普遍下降,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甚至已经接近8%的底线。最近,关于从银行资本中扣除次级债的争论,便反映了银行的焦虑心情。如果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不能继续扩张,明年拿什么“保8”?各地大干快上的项目还需要后续贷款支持,否则成片项目烂尾,1994年的恐怖一幕岂不是又要上演?
当然,银行资本充足率也不过是数字游戏。当“保8”成为政治任务,一个小小的资本充足率又怎么可能成为拦路虎?总能找到办法,让资本充足率看起来很健康。
真正的威胁是CPI。今年前八个月CPI一路为负,PPI更是高额负值,官员们可以自信满满地声言目前没有通货膨胀。但那不过是同比。由于去年上半年CPI急速上升,传导到今年上半年便是负的翘尾因素;同理,这个尾巴翘到明年,负就变成了正。目前的猪肉价格,比两个月前的最低点已经上涨25%,即使从现在起猪肉不再涨价,到明年年中,也将对CPI贡献2.5个百分点。要是其他消费品再稍微涨点价,CPI就能很轻松地恢复到4个百分点以上。到那时,如果经济仍未企稳,出口仍未恢复,就业依然严峻,决策层该怎么办?是不顾一切地继续大干快上,还是狠下心来紧缩银根?
两难的选择 篇12
对各大设备商来说至关重要的国内TD-LTE设备招标集采无疑是近期无线领域的最大话题, 在产业链争论不同频段的新建/升级方案优劣势的同时, 中国移动的态度成为争议背后最被关注的焦点。
除了产业链, 业界专家以及咨询公司也提出了TD-LTE扩大布网的建议。近期中金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 今年作为中国移动TD-LTE大规模部署的第一个重要年份, 覆盖目标将优先于容量考虑, 因此会以F频段设备为主。该咨询机构分析师建议, TD-LTE的主要市场在中国, 应立足于本土利益优先考虑建网, 其次才是国际化影响。
各地建网“因地制宜”
此前在14个TD-LTE试点城市的建网中, 广州、深圳、杭州以F频段升级为主, 基于TD-SCDMA网络资源在杭州和广州的热点城区实现了全场景覆盖, 而其余城市以D频段新建基站为主, 也充分演练了国际设备商在TD-LTE建网中的能力, 其国际化的产业链经验、灵活的网络部署方式也在这一个全新网络的建设中发挥了优势。
面对各方争议, 中国移动针对TD-LTE建网的频段选择尚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方案。某消息人士在业内媒体上的说法是, 此次中国移动的TD-LTE基站设备招标将对F频段有压倒性倾斜, 20万个基站中基于F频段的基站将建设15个, 基于D频段建设5万个, 此消息一时间让国内设备厂商倍感鼓舞。
而这与本刊记者联系多个地方公司了解到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按照多个省移动公司网络部人士的说法, 面对20万基站这个目标, 各省的TD-LTE新建网络基于F频段升级还是基于D频段新建, 将主要根据各省的网络资源以及建网条件而定。
其中, 从去年下半年开建的四川成都TD-LTE网络据悉是基于D频段新建方式为主, 华为、诺西等设备商参与其中。今年初开建的山西太原TD-LTE网络则以F频段升级方式为主, 目前已建成70个基站, 到年底将建成2200个基站, 中兴和华为的设备都已参与其中。
此前, 广州移动TD-LTE基于F频段升级方式, 在城中主要热点区域实现了全场景式覆盖, 信号穿透能力和网络性能一度成为国内TD-LTE试点中的样板。据悉, 接下来的广东更大范围TD-LTE建网将以F频段升级+D频段扩充网络容量的方式来进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移动在广东的TD-LTE基站数已经达到7000多个, 在建TD-LTE基站近1000个, 2013年规划增加TD-LTE基站2.4万个, 预计到今年年底, 中国移动在广东的TD-LTE基站总数将达到3.2万个。
而5月份刚刚开通TD-LTE演示网的安徽移动, 据称其TD-LTE网络是基于D频段新建的, 目前在合肥建成了30个基站, 覆盖影响力尚待扩大。
而在河南, 尽管河南移动TD-LTE只出台了规划方案还未进入实质建网阶段, 但据悉因TD-LTE基站密度相对更大、新站址资源获取困难等因素, 也会以F频段升级的方式为主。
规模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
究竟是F频段升级还是D频段新建, 无论产业链如何基于各自角度来阐述优劣势, 建网方式终将由中国移动与省级地方公司来主导。
对于D频段新建方式, 其丰富的带宽资源、可借鉴的国际建网经验、灵活的布网方式、成熟的产业链等因素都被业界看好, 针对该频段, 移动研究院曾牵头联合移动省市公司, 对几大厂商进行了D和F频段深圳实验网的外场测试。得出的结论是, 在站点数相同, 且大部分D/F共站址的情况下, D频段 (2:2上下行比例) 下行综合性能不低于F频段 (3:1上下行比例, TD-SCDMA升级站) , 但D频段的上行性能更优。但同时其覆盖能力、成本和建设周期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而在中国移动设计院的网络规划人士看来, 如果TD-LTE布网的覆盖任务更为重要的话, 1.9GHz的F频段在传播特性、覆盖面积等上的表现将更有利于国内TD-LTE大范围部署。“通过分析对比1.9GHz和2.6GHz频段的空间传播损耗、覆盖能力等指标, 可以看出其组网性能上的具体特点。其中, 在传播特性上, 通过对比相同条件下的测试数据综合得出的结论是, 1.9GHz可比2.6GHz频段空间传播损耗小4.73d B;同时, 基于某城市TD-LTE规模试验网实际站址, 通过利用规划仿真工具进行仿真分析得到的数据显示, 如果在1.9GHz建设TD-LTE, 其区域覆盖率将从目前的90.2%提升到96.6%, 提升6.4%, 覆盖优势十分明显。”该人士表示。
但据地方移动网络部人士反映, 相对于D频段, F频段尚有较为严重的干扰问题需要着重考虑, 一方面是1800MHz的3阶互调问题凸显, 例如广州移动GSM网络建在1800MHz频段上, 与TD-LTE频段位置接近, 引起的干扰情况已经受到重视;第二个方面是与GSM 900MHz存在下行二次谐波干扰;三是联通和移动的GSM网络还存在基站杂散干扰的情况, 这对TD-LTE网络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所以, 在以F频段升级为主要方式的TD-LTE建网地区, 因频段干净、容量高等特点, D频段新建方式也在被逐渐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