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进退两难

2024-08-20

宏观调控进退两难（通用3篇）

宏观调控进退两难篇1

摘要：6月14日下午, 央行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年内第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此, 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1.5%的历史高位。此外, 央行于5月中旬重启暂停了约5个月的三年期央票, 同时配以针对各大商业银行紧缩贷款投放的窗口指导。虽多管齐下, 但仍未遏制CPI的一路上行。当天上午,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经济运行数据中, CPI同比上涨5.5%。涨幅创下34个月以来新高。

通胀的进一步高企, 却伴随着经济增长的逐步放缓, 宏观层面表现为5月工业增加值和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双双下滑, 微观层面则表现为中小企业的资金链紧张。

失效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紧缩启动半年有余, 央行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用武之地已经非常有限, 但与市场预期还有距离。其主要原因在于紧缩政策只能对国内市场内生的流动性泛滥发挥抑制作用。而外部因素和长期性因素, 正对通货膨胀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影响, 这些因素超出货币当局的控制范围, 使货币政策抑制通胀的效果面临失效的风险。对央行货币政策形成隐患的风险点, 来自于国际流动性的泛滥。

“一边在紧缩国内的银根, 而另一边大量资金通过各种隐秘的方式注入市场, 使央行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长期关注中国市场外汇流动的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表示。黎友焕所指的“大量资金”即假借外贸、FDI (外国直接投资) 等方式, 不断流入境内市场的国际游资。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 5月份新增外汇占款3764.14亿元, 环比上升21%, 也是今年外汇占款增量超过3000亿元的第四个月份。

由于国际游资往往通过“蚂蚁搬家”的方式, 混入境内市场, 因此外汇占款的增量中, 热钱比例究竟占多高目前尚无定论。但黎友焕根据其监测数据指出, 截至6月中旬, 今年热钱的净流入量已经超过2008年到2009年的历史高位。美元在量化宽松政策下的持续贬值, 推高人民币升值预期, 是热钱持续流入境内的主要原因。同时, 中美两国的货币政策目前呈现一紧一松的相反走向, 两国息差持续增加, 而且在今年下半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也是国内市场形成资金洼地的一大因素。

硬币的另一面, 是国内银根收缩, 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 给国际热钱带来更大的诱惑。黎友焕表示, 入境热钱的去向大致分为三类。一部分热钱是境外企业转移给其在中国境内的分公司自用, 从而规避不断提高的银行贷款利率;另一部分资金流向价值洼地, 例如部分农产品或者传统投资品, 获得炒作的增值收益。其余还有很大一笔资金, 则是看准中小企业贷不到款的窘境, 入境放高利贷以牟取暴利。“温州一带, 60%已是民间借贷利率的最低水平。”

研究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11年2月发布的《2010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可以发现, 外管局承认, 中国市场存在“热钱”的违法违规流入, 但同时指出“尚未发现正规金融机构大规模集中流入的情况”。今年5月的外汇占款数据环比增幅超过20%的异常波动, 与外管局此前的表态构成矛盾, 这一波动已经超出贸易和FDI可以达到的范畴。

有专家认为, 下半年, 外生变量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干扰预计将有增无减。从目前情况看, 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美国2012大选在即, 经济政治因素叠加, 大大延后了美联储加息的时间, 今年下半年加息可能性不大。这意味着, 只要美联储不叫停量化宽松的政策, 中国治理通胀的挑战会越来越大。同时, 欧洲面临债务危机激化的风险, 日本经济则难以在短期摆脱大地震的阴影。周边环境的不景气, 将导致中国市场在2011年下半年继续成为“聚财”之地。

除了国际游资这一能量被低估的外因, 紧缩政策收效有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则是此轮“中国式通胀”很大程度上由成本和需求拉动, 包括劳动力、部分原材料、土地等多种要素价格进入长期上升通道, 而货币政策作为短期调控工具, 难以做到药到病除。中银国际6月15日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指出, 非食品类价格的持续上涨、存量流动性以及全国范围内劳动力成本攀升等压力, 或将推动CPI在6月份进一步升至6%以上, 并持续至三季度。

滞胀忧虑加剧

然而, 通胀并非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风险点。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 仅依赖货币紧缩政策将导致实体经济受影响, 经济下滑的速度越来越快, 而另一方面难以从根本上抑制通胀, 中期可能使经济滑入滞胀深渊。

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在他看来, 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在于可能的滞胀, 经济已出现滞胀苗头, 应警惕高通胀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的局面。

何志成表示, 陷入滞胀风险区的中国经济表现出来的特点是通胀率高企, 而经济增速却持续回落。他说, 5月份这一趋势集中体现为中小企业闹“钱荒”。在央行严控流动性总阀门的情况下, 中小企业将被迫寻求资金更为昂贵的其他渠道, 那些承受不住高昂利率的企业, 只能选择停产和倒闭。

工信部运行检测协调局6月初发布的《2011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春季报告》中指出, 目前资金环境总体偏紧,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据测算, 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综合成本上升幅度至少在13%以上, 远高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反映中小制造企业情况的汇丰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 经季节性调整的5月汇丰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终值为51.6, 较4月份的51.8小幅下降, 为10个月以来新低。中国物流协会PMI数据显示, 构成5月PMI的五个分类指数均有所回落。其中代表企业未来需求的新订单指数52.1%, 比上月回落1.7个百分点, 降至2010年8月以来的最低值。PMI生产指数与新订单指数双双回落, 显示在政策持续收紧之下, 制造业企业同时面临成本上升与需求减少, 经济主体活动逐步放缓。“企业在高通胀预期下的库存行动告一段落, 目前处于去库存化阶段。未来几个月, 去库存活动可能增加, 使经济增速减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而另外一个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数据——工业增加值增速的持续回落, 也在警示着这一风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5个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14.9% (1～2月数据) 、14.8%、13.4%, 13.3%, 增速回落迹象明显。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接近五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的回落, 最终会很明显地反映到GDP上来。

力避“最坏政策组合”

中金公司近期发布的报告预测, 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引发了市场对于“政策超调”的担忧, 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投资者尤其悲观, A股市场一路下探, 跌幅达到10%。经济下滑的压力开始刺激地方政府的神经。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 地方融资平台正面临审计署、银监会等机构的审查与整肃, 如何对待地方融资平台这一地方政府的“财源”, 关乎下半年中国投资的增长。

5月份, 固定资产投资细分数据显示, 中央项目继续走弱, 同比增长0.3%, 这意味着中国投资增速几乎100%由地方政府拉动。而投资冲动很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得到行政因素的强化。第三季度以后, “十二五”规划的逐步启动将推动地方城市化项目加速开工, 同时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的履新也将带来新的投资热情。

“最坏的政策组合, 是货币政策再度放松, 同时地方重启激进的财政杠杆, 以满足投资膨胀, 拉动年底的经济增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说。这种最坏的政策组合一旦成真, 则意味着中国市场会面临国际游资和内生流动性的双重冲击, 通胀局势将更加严峻。同时, 资产泡沫或将继续膨胀, 以房地产价格为代表的各类投资品, 不排除重蹈2009年覆辙, 迎来又一轮报复性反弹。

分析人士指出, 眼下宏观调控政策的尴尬之处在于, 紧缩不一定达到预期效果, 而一旦放松则会引致物价进一步上涨。对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表示,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本质上是由于成本高企, 而没有创新和要素生产率的同步提高, 产出受到抑制。这种情况下放松货币政策, 将带来短期的投资与价格虚高, 加剧中长期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无异于“饮鸩止渴”。

“鉴于经济不景气的直接受损者多为中小企业, 紧缩货币和针对中小企业的减税政策, 应是眼下最能结合短期和长期利益的政策组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剑指出, 财政政策的积极性应尽快通过让利于中小企业、鼓励其扩大生产和招工体现出来, 而不是直接通过财政资金刺激投资。高善文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 企业面临的经营困境中, 资金紧张只是一个因素, 企业还受到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叠加的冲击。政府可以更多考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 例如对企业减税, 推动私人部门和民营经济的发展。

陷入滞胀风险区的中国经济表现出来的特点是通胀率高企, 而经济增速却持续回落

地方调控细则的两难篇2

当前，关于楼市调控的“地方版细则”无疑是热门的关键词。自3月1日旨在遏制高房价的“国办发〔2013〕17号文”颁布后，各地方版细则如何制定、何时出台备受关注。直至3月末和4月初，各地方版细则方集中出台。

细则深浅不一

在已出台的35个地方版细则中，最先出台的是广东，而内容最严的则是北京和上海。当然，还有内容最简洁的南京和杭州，仅出台了数十字的房价控制目标。但因其字数少，而被称之“微博体”。因“国办发〔2013〕17号文”中，有明确提出“各地要在一季度要公布房价的控制目标”，一些地方政府仅出台了房价控制目标，未涉及实施细则，而对于最为关键的20%个税征收的问题，也是避而不谈。从已公布的房价控制目标中，各地方不约而同地称“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增幅低于可支配收入增幅”。诚然，其中也不乏青岛和西安做出了“确保房价增长幅度明显低于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的表述。

众所周知，房地产是多数地方财政的依赖，也是地方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一环。某些地方政府对出台楼市调控细则的不积极，采取能拖则拖的“拖字诀”是显而易见的。有人说，没有一个地方政府真心希望房价降。也有人说，虽然地方细则落地了，但并非是真心落实执行中央调控政策。对于各地方版细则（或房价控制目标）的效能，坊间已有诸多点评与分析。在此笔者不作赘述，只对其背后存在的“两难”之真相，做一阐述。

难产和难言

对于本次楼市调控的地方版细则，可谓是难产更难言。

纵观各地方版调控细则，确是虽名为细则却未见其“细”，虽貌似严厉却存留其“漏”。这其中，或是无心之举，或是有意为之。但无论有意抑或无心，其背后却暗隐着无奈的两难。一是难产，二是难言。说其难产，一因其迟迟不能出台，始终在纠结中研究待出；二因其心不甘、情不愿，被迫只出控房价目标。说其难言，一因其宽严难定、利弊难衡，而苦中难言；二因其多为重申“央版内容”，无实质难言其效。毋庸讳言，就当前楼市调控来看，很显然处于一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局面。某种程度上说，已出台的地方版细则，是被中央逼出来的细则。在房产中介心怀忐忑享用着“最后盛宴”时，地方政府却在煎熬着细则的制定，实有难言之隐。

难隐真相

在地方版细则难产更难言的背后，有5大难隐真相。

地方政府推进新城镇化，首要是解决钱的问题

十八大后，城镇化又成为广受关注的重点议题。因在十八大报告中已将城镇化列为未来20年中国“新四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将城镇化列为2013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主要任务之一。同时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但众所周知，城镇化意味着巨大的基础设施投入，这不仅需要土地，更需要钱。这也是多年来各地方政府的城市发展模式。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力度越大，其基础设施和配套的要求就越高。城镇化首要解决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其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就是通过卖地来解决。但土地是有限的，那就只有提高地价。

地方政府尽可能多出让土地，获得丰厚利润

在北京，出现了3小时内拍出13宗地块，出让金总额超过107亿元的现象（有过半土地溢价率近50%上限），北京前2个月土地出让金累计收入476亿元，占比达到2012年总收入的73%。在上海，仅1周内就成交了7宗地块，总金额高达61.77亿元（多宗地块溢价率超过30%）。而有些地方政府任其土地溢价率破百而不止，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一季度306个城市土地交易7929宗，土地出让金达5939亿元（同比上涨84%）。其中一线城市一季度交易地块240宗，土地出让金高达912亿元（同比上涨281.7%），土地交易金额创2011年四季度以来的新高。另外，今年前2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为2.57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占6670亿元（同比增长22.8%），增速比2012年全年提高6.6个百分点。可见房地产业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影响重大。

地方政府仍期冀能在高房价中不断获益

目前，包括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在内的土地收入，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而有的县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到了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地方财政已沦为事实上的“土地财政”。在我国18个税种中，涉及房地产业的有10个。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税收收入为2万亿元，2012年为10.06万亿元，10年增长了400%，来自房地产业的税收收入增速，远远超过税收总收入增速，房地产业已经成为税收增长的“支柱行业”之一。而在2009年全国工商联曾有调查称“在房企开发费用中，有一半是流向政府”（其中上海64.5%，北京48.28%，广州46.94%）。而日前，全国工商联又有统计认为在房价中有61% 是被政府拿走了（2012年房地产业销售6.4 万亿元中，政府获得3.95万亿元）。由此可见，高房价让政府成了受益者。

地方政府面临巨额债务的偿还压力

数据显示，2010年为14.8万亿元，2011年为13.2万亿元，2012年为15.3万亿元，预计2013年为16.3万亿元。但野村证券估计，目前我国地方债务或已经超过了24.9万亿元，约有53% 的地方债务将于2013年底前到期。如此巨额地方债，任期有限的地方官员又当如何还。但以GDP决定政绩的考核机制，却又不得不使其考虑此问题。如果今年楼市走势持续低迷的话，其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当前已形成的诸侯经济格局难破

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政绩就是其“护官符”。在地方官员心中政绩是硬道理，有了政绩就有底气，就有官帽。也正是“想升官就要有政绩”的观念催生了“诸侯经济”。在“诸侯经济”格局下，大搞地方割据，各自为政，一味追求自身局部利益，而忽视国家全局利益和社会整体效益。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地方版细则之所以出现难产更难言，就是一个“利”字作祟。在其利诱下，地方版出台房价控制目标，几乎是清一色的“房价增幅低于可支配收入增幅”。由此，或可理解为2013年的房价是一片“涨势”无疑。也是在其利诱下，有些地方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公众关注的20% 个税、二套房首付、贷款利率均等内容均未提及。诚然，也有些城市目前正在考虑将二套房首付比例提至7成，但这与十八大提出的“鼓励改善型需求”相悖。

在“中央点菜、地方买单”的楼市调控中，如不能有效解开地价、房价和地方利益攸关这个死结，任凭再出台何种政策措施，均不能打破楼市调控之僵局。而地方版细则，更不能仅以“房价控制目标”数字所替，若仅是提出一个单纯的所谓房价控制数字指标，或最终又将房价控制沦为一场数字游戏。

本文作者系独立房地产评论人

宏观调控进退两难篇3

问:您说法制建设和体制改革,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 在金融危机之后, 其实改革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吴敬琏:在九十年代后期, 我有一个跟汪丁丁的访谈。里面有一个标题就叫“权贵资本主义离中国还有多远”, 那个就是说明了, 怎么对付这个东西, 就是建立法制的市场经济。

问:现在13年过去了您觉得, 您1998年提出的那些应对的措施, 现在到底贯彻了多少?

吴敬琏:有些是向正面走了, 譬如说1997年, 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 决定对国有经济进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第二, 退出那些竞争性部分。

在这个以后, 大致上在世纪之交, 全国的小企业全部改制, 这就是进了很大步, 正好这个时候, 碰到了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 1998年采取的支持小企业的整套的政策, 对于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我就说, 人怎么都忘了, 他只记得一千多亿的财政投资, 那起多大作用?

大概是1998年的4月到5月, 国务院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 来支持中小企业。那时候正好是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 在政治上, 十五次代表大会说, 非公有制企业, 不是像国企说的它是补充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说, 我们从另一侧, 从复策进入了政策。另外, 就是有金融的政策, 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我们那个就业的增加, 那个时候也碰到很大的就业问题, 就业的增加, 主要就是靠的中小企业。

另外一个就是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动真的。也有很大的进步, 我们的国企二级公司, 资本上都变成了多员持股的公司。这是有进的方面。但是也有不够理想的方面, 你譬如说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改到了一级公司, 就是改到了集团公司的时候, 就改不动了。一级公司到现在为止, 仍然多数是国有独自。

问:为什么呢?

吴敬琏:这个牵扯到权利和利益了, 有几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 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另外一种说法是, 我们是共和国的长子。

问:那你同意吗这些说法?

吴敬琏:我不同意。

问:您的看法是因为既得利益太强大了?

吴敬琏:不完全一定是利益, 也有思想观念的原因。

问:所以你觉得现在, 改革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对于当下的政府来讲?

吴敬琏:关键就是我们是要重新明确目标, 到底要干什么。我说这个顶层设计, 很重要十七届五中全会, 关于制定十二五建议里面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改革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改革要有顶层设计, 我想这个很重要, 这个提法很重要。这不是哪一个行业的顶层设计, 最大的顶层设计就是, 我们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是他们说的中国模式那个经济, 就是强势政府的经济, 还是一个法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问:你显然是认为, 应该是后者。

吴敬琏: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问:关于顶层设计, 有这样一个困惑。不管是谁来进行设计, 设计的背后应该有一个主体。如果说这个主体, 还用到那个词是“既得利益者”的话, 他能给自己设计一个, 改革自己的方案吗?

吴敬琏:所以我不认为, 对每一个个体来说, 他的经济地位一定决定他的思想。就是说, 他去追求他的利益, 他的利益是多方面的利益。

问:其实中国改革的出路, 是我们互换这样一个理念的政治概念。

吴敬琏:这是第一。第二, 你不能忽视老百姓的力量。从来没有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当然他们掌握着权利, 他们的作用会大。可是群众也不可小视, 特别要注意一条。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现代经济, 离开了专业人员, 是根本一天都不能存在的。就是这个以专业人员为主体的, 新的中等阶层, 我们中国叫中等收入阶层。有的人把那个话Middle-class翻成中产阶级, 就是那个话里没有产, 就是这一部分人的人数增加了。在发达国家现在都是专业人员, 就是白领工人的人数, 超过了蓝领工人。这个力量, 变成了社会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当然在中国的情况下, 我老说, 我们这个新的中产阶级也就是专业人员, 还很幼稚, 所以存在比较大的缺点。有两个主要的缺点, 一个是对自己根本利益在哪里不清楚。以为我只要有一个房子, 住多少百平方米, 我开豪华车, 我的老婆孩子怎么怎么样, 就行了。实际上, 如果这个社会, 不能够比较完善的话, 这个个人的前途是没有保证。另外一条就是, 因为穷怕了, 他就奔自己, 想自己那个小家了, 公民意识不够。公民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好歹都跟你有关, 都是你的责任。

问:但是不管怎么说, 您说的这样专业人士提供的, 应该是一种温和的、理性的, 变革改良的理智。而不是危险的、暴力的。

吴敬琏:对。但是你看, 它有的时候就, 有一句话就是改良和革命赛跑。

问:您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吴敬琏:我是比较中性的。但不管是乐观还是悲观, 都不应该放弃自己的努力。

宏观经济政策两难的根源是体制

问:说到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时候, 有这样一种声音说, 其实中国现在各种红利都在消失殆尽。比如说人口红利, 随着老龄化的来临在消失殆尽。而您刚才谈到的, 从1998年以来改革积累的制度红利, 也正在逐渐消失。包括后发优势, 现在当随着整个人群收入, 已经达到了世界的一个比较靠前的水平, 似乎中国经济发展下一步的动力在哪里。您觉得中国经济增长。

吴敬琏:所以如果你看的远一点, 应该有危机感。比如说我们2009年海量贷款, 成万亿的投资。它的短期效应肯定是好了的, 率先走出了危机, 8到9点几的增长率。但是它造成的苦果, 现在已经暴露出来了。现在正在吃这个苦果, 就是很危险, 这个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既不能紧也不能松。

问:那您的建议是什么?

吴敬琏:就是靠我们宏观当局, 包括人民银行、财政部, 设法把它稳住, 不出大事。

问:然后呢?

吴敬琏: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上。因为这是问题的根源, 或者叫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方式是所有经济现象上出现问题的根源, 但是它还有一个根源, 这个根源是体制。

问:所以最后是个死结吗?

吴敬琏: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要推进改革。

问:这是最根本的动力。

吴敬琏:对。

问:所以无论是刚才我们谈到人口红利, 劳动力的低价格等等, 它其实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 您认为最根本的动力。最根本还来源于制度的变革。

吴敬琏:对。因为我们人口红利以前不有吗?却完全没有拿到。而且变成了一个大包袱了。因为改革, 放开了市场, 所以这个在农村中处于低就业状态的, 一种隐蔽职业状态的劳动力两亿, 挪到了工商部门。另外一条, 开放。开放以后, 我们这个技术差距, 这个技术差距是差不多200年积累起来的差距, 一开放忽一下就拉近了。你看看我们, 当然了他不是自主创新, 快看看我们那些出口企业, 他用的技术跟外国企业是一样的。政府当然有一些作用, 因为在市场没有发育起来以前, 政府他要承担更多的协调责任。但是, 当市场发育起来以后, 政府就应该从这些它本来不应该管的事情上退出去。因为越是发达的这个市场经济, 政府其实责任更大。最简单的, 现代市场就必须有法制, 早期的市场它是一个小市场, 叫做熟人市场。熟人市场可以靠人跟人的关系, 比如血缘关系、乡亲关系, 这样来保持这个经济的运转。到了现代市场就不行了, 你靠人跟人, 他根本不认识。甚至这个交易活动, 一个住在地球这边, 一个住在地球那边, 这次交易以后永远也不见面了。靠人的关系能够维持信用吗?不能维持信用。因为他今天骗了你, 他明天可以骗别人。现在就要有法制。现在市场经济又有金融市场, 商品市场比较简单, 信息比较对称。这个金融市场, 信息是严重不对称的, 就比如一些监管。政府就有新的责任了, 现在太需要做的事很多, 该干的事, 也没有精力干, 天天在微观决策里打转了, 它也很累, 但是效果并不好。

问:这背后的原因, 一部分是因为观念,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利益吗?

吴敬琏:对。所谓利益就是说, 因为有了寻租, 寻租机会比较大, 所有人都觉得, 寻租比起努力经营省劲多了, 我只要一个大官的关系, 我批你块地, 马上就成亿地赚。

问:所以政府退的出来吗?

吴敬琏:那要看决心了。

问:现在的决心够大吗?

吴敬琏:现在的决心, 首先要认识达成一致。

问:现在还没有达成一致。

吴敬琏:当然了, 现在至少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说要推进改革, 要建立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另外一种意见说, 毛时代最好了, 回到文化大革命。还有第三种意见, 说新民主主义最好了。

中国模式应是过渡体制

问:2008年之后的金融危机, 尤其是2009年之后,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政策。其中对这样一系列的政策, 有各种的评价。其中有一种声音认为, 这是凯恩斯的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这样的一个声音认为, 可能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之下, 中国模式反而是一种比较好的模式, 我不知道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对中国的这一轮以来的, 宏观调控政策效果您觉得怎么样?

吴敬琏: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 这样一种争论。其实更加基本的是, 中国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它的优势在哪里, 它的弱点在哪里, 这些是所谓中国模式的讨论, 主张有中国模式而且这个模式是, 应该成为一个榜样的。他认为所谓中国模式, 说的最主要的特征, 就是强势政府。强势政府为什么要有优越性呢?他就说, 因为他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应对金融危机。

问:您的观点是什么?

吴敬琏: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渡体制。这个体制为什么是个过渡呢?所谓过渡就是说, 既有对岸的因素, 也有此岸的因素, 两个因素都在这里面。他可以过渡到对岸, 但是, 他也可以回来。这两个因素是什么呢?对岸、彼岸那就是我们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成的, 是一个有多数人的, 在规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此岸是什么呢?此岸就是计划经济。

问: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您曾经也说过, 是坏的市场经济?

吴敬琏:我后来修正了这个说法。是有好的市场, 也有坏的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 它本身意味着是自主、自由的交换为主的, 这才是叫市场经济。如果到了那一天, 它已经不是自主、自由的交换了。

问:金融危机之后, 离这个更近了吗?

吴敬琏:金融危机在宏观政策, 和以宏观政策为名的, 微观干预上, 当然是向这个靠近。两件是不同的事, 一个就是宏观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 确实是用了凯恩斯主义的。非常扩张的一种宏观经济政策。还有一些宏观调控, 它根本不是宏观调控。根本是微观干预, 这个宏观是讲的总量, 如果讲价格, 它是讲的价格总水平, 不是说的哪一种具体价格。现在我们的宏观调控, 把许许多多的微观干预都叫做宏观调控。从这两点来说, 总之都是加强了国家的力量。

问:就是离权贵资本主义, 似乎更危险更近了。

吴敬琏:更近。

问:您既然提到危险, 我们也特别想知道, 化解危险的方法是什么?

吴敬琏:化解危险方法这个很简单, 就算是两个因素之间, 增强彼岸的因素。就是市场化改革吗, 推进市场化改革, 和市场化改革所要求的, 比如说法制建设。

中国知识分子过于追求实用主义缺乏“真”

问:在社会的转型期, 在社会的变革当中, 知识分子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吴敬琏:什么叫知识分子?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事情。在世界范围内, 所谓知识分子是提供知识产品的、提供思想产品的叫知识分子。不管怎么样, 反正你是有知识, 而且把创造知识作为自己的主要的工作, 主要的职业的人来说, 就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 应该是求真, 求真理。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 从来就不是这样。中国的习惯上, 讲究善、美, 也还是讲究。但是这个基础的东西好像不讲究真。本来知识分子求知, 他是有好奇心和求知欲推动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我们受的教育都是要问有用没用。对于科学, 寻求科学知识, 它的动力是求知欲, 是好奇心。但是在中国, 好像就是要强调有用还是没用。这就有问题了, 加上我们这个体制, 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

问:包括话语权吗?

吴敬琏:那当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使得许多人朝这个方向靠。当然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 认识错了, 那也常常会发生的, 因此, 就要有一个好的百家争鸣的环境。这样知识分子的正气才能培养起来。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说, 整个社会机制他奖励什么样的人, 惩罚什么样的人, 有个导向的问题。

问: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保持独立性, 是不是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吴敬琏:那当然会。

问:哪一个会更大?因为之前我跟张温鹰老师在专访的时候, 他说可能有的时候来自上面的压力, 可能有的时候来自群众、老百姓的误解, 可能会是一种更大的压力?

吴敬琏:这个可能是我们在进步的过程中, 社会各方面的发育不匹配。在物质上的发展可能快, 在精神上的发展慢, 它造成了一种情况。另外, 就是教育和知识不普及, 或者说我们教育方面有问题。有问题, 就是他不是提倡人们遇事都问一个为什么, 提倡理性的思考。在这个压抑之下, 往往弱势群体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一种偏激, 然后大家从众。这种现象和本质是有距离的。

另外一个, 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是有区别的。如果说, 有些人用表面现象去扇呼去忽悠群众, 用短期利益去忽悠群众的时候, 那么群众很容易上当。你比如说我们过去见到的一个问题, 科教改革提出了一个口号, 这是从苏联来的, 我们也一直是这样, 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个口号是错的。

问:为什么是错的?

吴敬琏:我们的科学都要问, 它对于经济建设有好处, 没有好处, 有用没有用。哥德巴赫猜想有什么用?谁知道有什么用吗?莱布尼兹讲二进位法的时候, 他不知道后来会有电子计算机。那时候有什么用?如果说没有用, 就应该扼杀的话, 就是说他这些知识分子白吃闲饭, 那就不可能有什么电子计算机。也有些他根本, 也许永远也找不到用途。所以这样, 就在权利里面, 就提倡一种否定, 甚至蔑视理论、蔑视知识。

三十年改革不能功归一篑

问:所以我也想问的是, 你经常被群众或者尤其是网友, 委屈的时候, 会觉得?

吴敬琏:当然感觉不舒服。所以我在1996年有篇文章, 我结语就说股市的问题。那时候给骂的一塌糊涂。我就说, 股市投资者吧, 所谓小股民, 我是爱你们的, 你们可要警惕。他就有一个现象和本质问题, 有个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后来我也碰到了, 我就感觉很安慰。有两种人, 一种人说, 在超市里面碰见, 说你不是吴先生嘛, 你真是对我帮助很大, 我看了你的文章以后我从股市出来了。

问:珍爱生命, 远离股市。

吴敬琏:哎, 结果后来到崩盘的时候, 他就没受损失。也有碰到这样的人说, 我当时也骂过你。后来真是, 也说中了。

问:所以其实不媚俗是要承担很大压力的?

吴敬琏:知识分子不是就干这个的吗?

问:您觉得当前中国的很多问题, 是否是因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彻底产生的?

吴敬琏:是。

问:所以您经历了这么多, 当前我们应该怎么去反思?

吴敬琏:反思的问题上, 就不要有太多的限制了。你如果说, 邓小平当年80年代初期, 他怕反思太彻底了, 会引起社会的动荡。现在已经到这个时候了, 你说不深刻反思, 我看真是危险, 容易在绊倒的地方绊倒。其实当时就有不同的意见, 我的两位老师, 都是认为历史问题反思不够。

问:好多人也特别关心您, 我也看到您说, 希望退休了之后, 应该是听听音乐, 做做您喜欢的木匠活。什么时候回去过那样的生活?

吴敬琏: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太多。不但是面临的问题太多, 而且会觉得很可惜, 我们这30年虽然自己还是不满意, 但是你总体来看, 一个这么大一个民族, 短短的30年就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 是相当了不得的事。但是如果说, 我们功亏一篑, 落到了像日本这样。

问:这个可能性大吗?

吴敬琏:可能性我看来相当大。那么我们的结果会比太惨, 因为基础不一样。他虽然失去了20年, 他因为原来生活水平就很高, 我们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要力争要不能犯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