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主体

宏观调控主体（精选4篇）

宏观调控主体 篇1

摘要：宏观调控权主体就是要解决谁有权进行宏观调控的问题。对此, 我国经济法学界的基本观点是, 宏观调控权主体是国家。本文对于宏观调控权主体问题进一步的具体化, 就宏观调控权主体的内涵、分类、能力和相对人方面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宏观调控权主体,调控能力,受控主体

一、宏观调控权主体的内涵

在公权力领域, 任何权力的行使都不能缺少主体的存在, 当然宏观调控权也不例外。国家虽然享有宏观调控权, 但其权力的行使是需要借助一定的组织或机构的, 于是国家享有的宏观调控权便分化成许多的分权力, 例如宏观调控决策权、宏观调控执行管理权、宏观调控监督权等, 分别由不同的机构或组织来行使。我国宪法第62条第9、10款, 第67条第5款, 分别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以及对国家预算享有决策、审批的权利作出规定, 这就是一种宏观调控权主体行使宏观调控权的法律体现。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权的主体并不是单一的, 而是由决策主体、评估主体、执行管理主体、实施主体、监督主体等多元主体所共同构成的一个统一体。宏观调控权主体就像人体的各个部分, 每个部分都是相互独立, 自成体系, 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同时又需要各个部分相互联系在一起, 共同发挥作用。一项宏观调控决策制定之后, 就需要有具体的机构去实施。实施的效果如何, 就需要有具体的机构去评估, 为更好的进行下一步宏观调控积累经验。而没有对实施的机构进行相应的管理和有效的监督, 那么宏观调控的目标就难以实现甚至落空。所以宏观调控权主体具有多元性。

二、宏观调控权主体的分类依据

对于这个问题, 有的学者从经济法律理论研究的“二元”基本假定, 即在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二元结构基础上来分析, 把宏观调控法的主体分为两类, 一类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体, 即所谓的“调控主体”;一类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接受宏观调控的主体, 即所谓的“受控主体”。其中“调控主体”就是宏观调控权的主体。

有的学者从一元的角度来分析宏观调控权主体, 即从宏观调控权主体内部进行分析。一是根据主体所承担的职能, 实际上就是明确具体哪些国家机关具有宏观调控权。这种分类依据是通过对权力主体的宏观调控的职能的考察来分析。如果一个国家机关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能, 那么它就是宏观调控权的主体, 反之, 如果不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能, 它就不是宏观调控权的主体。需要强调的是, 某一国家机关具有某一宏观调控职能是由市场经济基础所决定, “每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 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 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1] 宏观调控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新型国家经济权力, 同样, 宏观调控权主体的产生和存在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而不是人们的主观臆断的结果。另一是根据相关的法律确定主体所具有的宏观调控权, 即依法对宏观调控权在各国家机关进行配置, 由于某一国家机关依法所享有的宏观调控权不同, 进而所承担的宏观调控的职能也不同, 它在整个宏观调控权主体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也就不同。目前, 我国没有统一的宏观调控法, 关于宏观调控权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我国宪法、立法法和其它相关的法律中。某一国家机关能否进行宏观调控, 对何种市场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 都是由法律所规定的, 非经法律规定或授权不能成为宏观调控权的主体。

笔者认为, 基于经济法律理论研究的“二元”基本假定, 对宏观调控主体的分析过于笼统、抽象。只是单单地指出“调控主体”是宏观调控权的主体。没有对宏观调控权的主体进行进一步的划分。在具体的宏观调控活动中, 很容易造成调控主体之间的权责不清、采取的调控措施不力等问题。应从一元的角度对宏观调控权的主体进行分类。首先, 确定宏观调控权主体的法律依据,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划分为不同的宏观调控权主体。调控主体具体享有哪些宏观调控权, 应该由法律的明确规定或授权。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这里的“法律”应该是宪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其他的地方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法规、经济特区的规范性文件都不得对宏观调控权主体作出规定。其次, 由于宏观调控权的产生与存在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完全依靠法律对宏观调控权主体所作的规定, 很难适应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 我国目前法律体系不完善, 法律法规不健全, 希望依靠法律对宏观调控权主体作出详细的规定更是不可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某一国家机关所承担的宏观调控职能会有所变化, 这种职能的变化体现到相应的法律中会有一个时间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 就需要依据主体所承担的宏观调控的职能对宏观调控权的主体进行分类。把法律的分类依据与职能的分类依据两者结合起来。对于法律有明确规定的依法律, 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则依某一国家机关所承担的宏观调控的职能。

三、宏观调控权主体的分类

(一) 决策主体

决策主体, 是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方式、步骤、手段等所作出的规划、确定、选择或决策的主体。按照我国现行的体制, 决策主体主要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执行立法权和决策权, 法律的制定、重大宏观经济政策的采取, 都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进行。过去我国实行的是中央和地方两级调控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但是地方政府在调控地方经济活动中存在越权等现象, 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实际上问题在于宏观调控决策权的分散, 决策主体不明确, 造成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具有双重身份, 既是调控者, 又是被调控者[2] 。因此, 决策主体必须是中央一级的国家机构。

(二) 评估主体

评估主体是指依照法定标准、程序和方法所享有的对宏观调控经济的总体运行情况、中央政府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情况进行估算、估测和审议、评价的主体。主要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评估主体在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决策主体制定宏观调控的目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决定实施宏观调控所采用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之后, 通过评估主体对宏观调控经济总体运行情况进行评估, 与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相对照后, 可以对决策主体已经做出的种种决策进行适当的调整或修订, 以更符合宏观调控的实际需要, 同时为决策主体制定下一步的宏观调控决策, 提供宝贵的经验, 更好地使中央政府执行宏观调控的职能。

(三) 执行管理主体

执行管理主体是指基于宏观调控法律的规定或授权, 执行宏观调控职能以及对宏观调控经济秩序进行管理的主体。主要是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 其职能部门只限于承担宏观调控职能的部门, 包括计划部门、金融部门、财政部门等。执行管理主体从宏观调控决策职能的角度, 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所作出的决策, 同时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立法”的规定制定宏观调控行政法规, 由此可以看出, 执行管理主体是与决策主体相对应的。执行管理主体在执行宏观调控决策的过程中, 也可以采用如公布法规、激励、诱导、协商、指导、预警等“软性”的方式进行。

(四) 实施主体

实施主体是指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 根据已经制定的宏观调控决策和宏观调控法律, 具体实施宏观调控措施的主体。实施主体是在决策主体与执行管理主体的指导下进行活动的, 主要是指地方政府, 且仅限于省级政府。在中央宏观调控决策形成和生效后, 为了保证宏观调控决策的贯彻执行和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就要将具体实施宏观调控措施的任务交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不违背中央宏观调控法律、决策的前提下, 有权从地方的实际出发, 制定贯彻执行中央宏观调控决策和法律的具体政策和规章。《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肯定宏观调控决策权集中于中央的同时, 郑重地指出:“我国国家大, 人口多, 必须赋予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必要的权力, 使其能够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 制订地区性的法规、政策和规划; 通过地方税收和预算, 调节本地区的经济活动;充分运用地方资源, 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五) 监督主体

监督主体是指对宏观调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以及受控主体接受调控的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的主体。包括对决策主体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是否有滥用权力等情况的监督和审查, 执行管理主体在执行宏观调控决策时是否有弃权等情况的监督和审查, 实施主体在具体实施宏观调控措施时是否有越权等情况的监督和审查。对于监督主体具体是哪个国家机关, 笔者认为, 为了保证监督和审查的独立性与公正性, 应该成立一个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 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

四、宏观调控权主体的能力

宏观调控权主体的能力包括宏观调控权主体的权力能力、宏观调控权主体的行为能力。

宏观调控权主体的权力能力是指宏观调控权主体依法享有的进行宏观调控的资格。主要是指具有决策主体、评估主体、执行管理主体、实施主体和监督主体的资格。它具有法定性, 即宏观调控权的主体资格必须是法律直接规定的。

宏观调控权主体的行为能力是指宏观调控权主体依法通过自己的行为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宏观调控权主体的行为能力是相对于宏观调控权主体的权力能力来说的, 即没有宏观调控权的主体资格, 就不能实施宏观调控的行为。在具体的宏观调控活动中, 这种行为能力具体表现为宏观调控主体的调控能力。这种宏观调控主体的调控能力, 不同于宏观调控主体的调控职能。调控职能更多体现了调控主体的宏观调控职责, 是一种对社会所担负的义务。更加强调调控主体“应进行宏观调控”。调控能力则是宏观调控主体在宏观调控活动中, 所拥有的一种能力, 体现的是调控主体“可以进行宏观调控”。虽然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调控主体的调控能力决定了调控主体调控职能的实现, 反之, 调控能力的发挥有赖于调控职能所提供的保障。可见, 两者是一种相互依存, 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调控能力主要包括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能力和采取相关宏观调控手段的能力。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虽然创造了许多经济奇迹, 但其不能对社会资源进行最优化的配置, 不能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达到合理状态。在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优化的时候, 调控主体能够运用计划、税收、财政预算、金融等手段和方式, 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以弥补和消除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过程中所造成的一些弊端。国家之所以要行使宏观调控权, 进行宏观调控, 其最终的目的是从全国经济总体利益出发, 通过弥补市场调节失灵、国家干预失败, 防止或消除经济发展中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 通过综合运用各种宏观调控的手段, 优化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 优化政府的经济调控行为, 保证总供给与总需求及经济结构的平衡, 保证市场经济中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调控主体能通过计划指导财政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手段, 以间接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 使市场主体的微观经济活动同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一致, 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

五、宏观调控权主体的相对人

宏观调控权主体的相对人主要是指受控主体, 即在宏观调控活动中受调控主体的具体宏观调控措施的约束, 从而使其利益受宏观调控影响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受宏观调控影响的经营者和消费者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商法中的经营者和消费者。他们不具有一般性、抽象性。宏观调控法对不同的受控主体实行差别待遇, 从每个受控主体的个性出发, 采取不同的调控措施。不同的受控主体总是被动地参与到宏观调控的活动中。宏观调控法对各种市场主体的影响具有间接性。只有当调控措施自觉转化为受控主体的自觉行为时, 才能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和服务的市场主体。在我国主要包括公司、合伙、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等。消费者是指因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个人。消费者作为受控主体的原因在于:一是个人所得的税收调控;二是个人因素等金融调控引起利益归属的变化;三是因利率、税率等影响作出不同的消费决策和投资决策行为[3]。

同时, 各种宏观调控措施的执行和实施都需要通过各个受控主体的共同协作和积极配合才能实现。所以, 受控主体在积极执行宏观调控主体制定的宏观调控决策的同时, 还享有各种权利。第一, 自主选择权, 即针对国家的财政、金融、税收等宏观调控措施, 有权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第二, 参与决策权, 即由于调控主体实施宏观调控措施的结果对受控主体的利益影响很大, 所以有权参与宏观调控的决策。第三, 监督批评权, 即有权对调控主体滥用宏观调控权的行为进行批评、检举和监督。第四, 求偿权, 即因调控主体的宏观调控的行为给特定的受控主体造成损失的, 有权依法要求获得赔偿的权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6.

[2]张泰.为什么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J].前线, 1996, (1) :28-29.

[3]刘定华, 肖海军.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

宏观调控主体 篇2

一、主体功能区宏观调控机制与经济空间维度

主体功能区是现有区域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这种理论创新, 其实质是突破传统区域经济理论“无空间维度”的分析范式, 而将区域经济承载主体 (资源约束、环境特征) 等具有空间维度的要素纳入理论分析之中。因此, 主体功能区宏观调控机制研究必须以空间经济分析为其研究的逻辑起点。

事实上, 要素是经济活动的客观基础, 是生产活动所必需具备的主要因素。从空间的角度进行划分, 这些要素可分为区域性要素 (regional specific factor) 和非区域性要素 (non-regional specific factor) 。有些要素是区域固有的, 其他区域无法拥有这些要素;有些要素是普遍存在的, 通过要素的空间移动, 其他区域也可以拥有这些要素。前者就是区域性要素, 后者就是非区域性要素。相对于非区域性要素, 区域性要素具有非流动性、不可复制性、不可替代性、排他性的特征。如果生产活动所必需具备的主要因素或者生产中必须投入的主要手段都成为要素, 而要素具有区域性和非区域性之分, 那么要素自然成为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要素禀赋的区域性差异造成了空间的多样性, 区域性要素的非均质分布, 就成为非均质空间形成的原因。因此, 意识并承认要素的区域性差异是空间特性的载体, 那么将空间维度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实际上就变成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一种实现过程。

任何经济增长与发展必须依附于一个特定的空间, 而不能脱离现实的空间单独存在。非区域性要素必然要在生产过程中与区域性要素交互作用, 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当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之间匹配水平满足生产需要, 非区域性要素自然体现着报酬的递增;相反, 如果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之间适宜关系出现恶化, 仅仅依靠技术进步, 或者单方面增加非区域性要素投入, 区域经济仍可能会面临严峻的状态。强调某一区域在其特定发展阶段内, 它所利用的要素间的连接程度以及它所利用的要素条件和发展成果间的连接程度能够相互匹配, 无疑也正是我们国家目前提出并实施的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实践初衷与理论归宿。也是从这个角度上说, 主体功能区宏观调控的真正意义在于, 如何通过政府宏观调控来促使特定区域内的区域性要素禀赋与非区域性要素禀赋之间更加匹配。或者说, 可以从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之间的相互匹配角度, 来探寻主体功能区宏观调控机制, 而基于主体功能区的宏观调控制度安排实际上就是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相互匹配的一种调节和保障。

二、基于DEA的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匹配测度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 (DEA) 是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A.Charnes & W.W.Cooper等学者基于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本文就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构建要素匹配测度模型。

我们将测度区域称为目标区域 (AMR) 。要素匹配测度的依据是该目标区域在其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要素投入和经济产出。各种要素投入构成了测度模型的投入指标体系;区域产出是目标区域在某种投入要素组合下, 该区域内经济活动产出成效的经济量设某个AMR在生产活动中的要素输入向量为α= (α1, α2, …, αp) T, 经济输出向量为β= (β1, β2, …, βr) 。如果我们讨论有q个目标区域AMRj (1≤j≤q) , AMRj各自对应的输入、输出向量分别为:αj= (α1j, α2j, …αpj) T>0, βj= (β1j, β2j, …βrj) T>0, 并且αij>0;βsj>0;i=1, 2, …, p;s=1, 2, …, r。其中, 每个目标区域有p种类型的要素输入以及r种类型的经济输出。αij是第j个目标区域对第i种类型要素的输入数量。βsj是第j个目标区域对第s种类型经济输出的产出数量。αij和βsj均为已知数据, 既可以通过历史资料获得, 也可以通过实际观测得到。

各种输入和输出权向量:x= (x1, x2, …, xp) T, y= (y1, y2, …, ys) T。在输入和输出权向量中, xi是第i种类型输入的一种度量 (权) , ys是第s种类型输出的一种度量 (权) 。

每个目标区域AMRj都有相应的效率评价指数kj0, 并且总可以通过适当调整权系数x和y, 使得k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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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假设对第j0个目标区域进行效率评价。一般来讲, kj0值越大意味着目标区域AMRj0能够用相对较少的输入而得到相对较多的输出。这样, 如果希望评价目标区域AMRj0在所有q个目标区域AMR中是否为最优, 则可以通过尽可能变化权重而比较目标区域AMRj0中kj0的最大值究竟是多少。以目标区域AMRj0的效率指数为目标, 以所有目标区域 (含第j0个目标区域) 效率指数为约束, 我们构造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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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0表示对于i=1, 2, …, p, xi≥0, 并且至少存在某i0 (1≤i0≤p) , xi0>0。而对于y≥0, 则具有相同的含义。

上式是一个分式规划问题, 使用Charnes-Cooper变化, 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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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成如下线性规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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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可以通过建立对偶模型, 对上述模型 (P) 的经济意义做更加深入的分析。该线性规划的对偶规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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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θ没有约束。r+为松弛变量和r-为剩余变量。线性规划 (D) 为规划 (P) 的对偶规划。因此, 线性规划 (P) 和其对偶规划 (D) 均存在最优值。假设它们的最优值分别为k*j0与θ*, 则k*j0=θ*≤1。若线性规划 (P) 的解中存在ε*>0, η*>0, 并且其最优值k*j0=1, 则称目标区域AMRj0为要素匹配完全有效。此外, AMRj0为要素匹配完全有效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规划 (D) 的最优值θ*=1, 并且对于每个最优解λ*, 都有r*-=0, r*+=1。

三、黑龙江省要素匹配测度与主体功能区宏观调控制度设计

(一) 黑龙江省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匹配测度

针对特定区域进行要素匹配测度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为科学分析和评价黑龙江省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匹配的现状, 分别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四个向度来构建黑龙江省要素匹配测度输入指标体系, 如表1所示。

依据要素匹配测度模型, 将各地区无量纲化指标数据依年份分别代入要素匹配测度模型, 得到黑龙江省2000—2008年的要素匹配水平, 如表2所示。

注:其中X111变量, 即人均GDP变量作为要素匹配测度指标体系中惟一输出变量。

注: 表中数据由作者利用非参数分析软件EMS1.3, 对上述指标归一化数值处理所得。

从表2中可以看出, 2000—2003年黑龙江省要素匹配水平趋于不断上升趋势, 这表明黑龙江省在此期间经济秩序处于不断协调的过程, 它所利用的要素间的连接程度以及它所利用的要素条件和发展成果间的连接程度不断提高。2004年, 黑龙江省要素匹配程度相对于2003年的要素匹配水平有小幅下降波动, 但这种波动周期不长。从2005年开始, 连续两年, 黑龙江省要素匹配水平仍处于上升趋势。从整体上看, 这期间黑龙江省的要素匹配水平呈现上升趋势。然而从2006年开始, 黑龙江省要素匹配水平在达到其峰值0.77后, 开始趋于下降, 到2008年要素匹配水平为0.71, 与其峰值相比下降幅度达7%, 这说明黑龙江省虽然相对于2000年到2005年间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但是随着黑龙江省经济的发展, 从2007年开始黑龙江省的经济秩序出现了协调程度下降的趋势, 它所利用的要素间的连接程度以及它所利用的要素条件和发展成果间的连接程度并没有表现为继续提高, 相反却表现为下降。

从这个角度上说, 随着黑龙江省经济的不断发展, 其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之间的匹配水平是不断演化和变动的, 而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总是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因此不能完全依据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 而应该进行宏观调控, 寻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平衡者定位, 从而更有效地发挥统筹协调作用。

(二) 黑龙江省要素匹配程度的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概念在经济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一般来说, 只要两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函数的关系, 就可以用敏感性来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反应敏感程度。所谓要素匹配程度的敏感性, 是指当输入指标体系数据发生1%变动时, 由它引起的要素匹配程度整体变动的百分比。在要素匹配程度测度模型中, 可以变动整个数据输入指标体系, 或者变动其中部分指标的数据来测度要素匹配程度与其变量之间的敏感性。

在其他地区各年份数据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对黑龙江省要素匹配测度输入指标体系中非区域性要素约束层变量数据进行调整, 从而获得黑龙江省要素匹配程度对于非区域性要素约束层的敏感性, 输出结果如表3所示。表中数据为, 当非区域性要素约束层输入指标体系各数据提高1%时, 要素匹配水平的变动幅度以及调整后的要素匹配程度水平。

注: 表中数据由作者利用非参数分析软件EMS1.3, 对修正数值运算所得。

同样, 在其他地区各年份数据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通过对黑龙江省要素匹配测度输入指标体系中区域性要素约束层变量数据进行调整, 来考察黑龙江省要素匹配程度对于区域性要素约束层的敏感性, 数据输出结果如表4所示。表中数据为, 当区域性要素约束层输入指标体系数据变动1%时, 要素匹配程度水平的变动幅度以及调整后的要素匹配程度水平。

注: 表中数据由作者利用非参数分析软件EMS1.3, 对修正数值运算所得。

从黑龙江省要素匹配程度对非区域性要素约束层变量以及区域性要素约束层变量敏感性分析上, 可以看出, 黑龙江省要素匹配程度水平对区域性要素约束层敏感性较强, 即黑龙江省区域性要素对全省要素匹配程度有较大的影响, 放松区域性要素约束, 黑龙江省要素匹配程度水平会有较大提高。这意味着, 黑龙江省目前已经进入结构优化型要素匹配提高过程, 只有通过不断的调整其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的配置关系, 黑龙江省经济结构整体素质和效率才能向更高层次不断演进。因此, 针对这一阶段特征, 基于主体功能区建设的黑龙江省宏观调控政策, 应该围绕经济结构优化而进行。

(三) 黑龙江省主体功能区宏观调控制度设计

通过对黑龙江省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匹配水平的测度以及要素匹配水平相对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约束层的敏感性对比, 可以得出结论:黑龙江省目前正处于结构优化型要素匹配提高过程, 只有通过不断的区域经济结构合理化, 黑龙江省才能使其区域经济结构整体素质和效率向更高层次不断演进。换句话说, 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各自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于黑龙江省要素匹配程度的提高作用有限, 而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相互配置效率的提高会对黑龙江省要素匹配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因此, 促进黑龙江省主体功能区建设, 黑龙江省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围绕经济结构优化而展开。虽然通过加大非区域性要素的投入, 或者提高非区域性要素的生产效率,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黑龙江省的要素匹配程度水平, 但是这种要素匹配水平的提升是一种缓慢的、长期的过程, 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一方面, 通过片面加大非区域性要素投入, 试图追求目前黑龙江省要素匹配程度提高, 这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可能的, 这在我们模型的论证中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 即试图通过放松非区域性要素约束, 黑龙江省要素匹配程度并不能明显提高。另一方面, 如果无视黑龙江省目前正处于结构优化型增长阶段这种客观现实, 仅依靠非区域性要素累积来提高经济增长, 那么当这种片面的要素累积型增长强度超过了黑龙江省区域性要素禀赋所能承载的阈值, 那么黑龙江省不仅必然会面临短暂发展之后的难以维持状态, 而且超过阈值的高强度发展对黑龙江省区域性要素禀赋所造成的损害也往往是不可逆的。认识到这一点, 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也许就并不再是单纯的区域经济总量的提高, 而更应该是建立在区域性要素禀赋基础上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相应的政策安排也更应该以此而展开。

四、结 论

主体功能区宏观调控机制, 是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顺利进行的前提和重要保障。主体功能区理论的创新, 在于其将空间维度重新纳入了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框架当中。因此, 主体功能区宏观调控的实质, 是通过政府的宏观统筹安排促使特定区域内的区域性要素禀赋与非区域性要素禀赋之间更加匹配。在任何区域经济中, 区域性要素必须与非区域性要素相互结合、互相作用, 才能形成生产能力并满足社会生产的目的。在这种过程中, 如何确保各种要素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科学合理配置是宏观调控制度设计的重心, 或者说, 政府宏观调控制度的设计应该始终围绕一个核心环节, 即确保非区域性要素在各区域性要素之间不再具备进一步提高效益的余地, 使得区域经济达到要素配置向帕累托最优状态的逼近。

参考文献

[1]郝寿义.区域经济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陈良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3]张可云.主体功能区的操作问题与解决方法[J].中国发展观察, 2007 (3) .

[4]刘玉.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区域效应与政策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 2007 (9) .

宏观调控主体 篇3

一、现行财税体制的由来及成因

中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是由1994 年分税制改革及其随后的局部调整而形成的。分税制改革前的财政包干制,旨在通过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征税权限,进而释放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活力。其意外结果是“两个比重”的下降,即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的持续下降。

1.财政包干制下中央财政收入的困境

财政包干制自1985 年开始实行,1988 年得到进一步完善。采取的是“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其主要精神就是包死上解基数、超收多留。在财政包干体制下,流转税是主要税种,政府按照企业的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按照属地征收的原则划分流转税。增值税属于流转税类,同时也是所有税收的主要部分,具有如下特点:不论企业经营状况如何,只要生产就要缴纳增值税;企业规模越大,增值税越多。财政包干制激发了地方政府办企业的激情,20 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就是财政包干制释放出的制度红利。

财政包干体制下,国内税收是由地方政府负责征收、然后按一定规则与中央分成,地方政府往往在符合规则的条件下,对需要上解中央的收入,和不需要上解的收入,分别做极小化和极大化处理,以达到地方多留的目的。这些博弈显著地导致了“两个比重的下降”(1993 年财政总收占GDP的比重与1985 年相比下降了25%,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降至不足1/4)。

2.分税制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

“两个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1994 年分税制改革的出台和实施,分税制改革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中央政府财力不足的难题,改革措施充分体现了“财力配置上向中央倾斜”的理念。分税制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大类。诸税种中规模最大的增值税和所得税被划为共享税。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速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2 倍。若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比较,这20 年来,政府的收入增长了40 多倍,而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了7 倍多。从具体数字来看,2013 年全国各级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收入为12.9万亿元,加上土地财政收入4.1 万亿元,社会保险收入2.7 万亿元,一共19.7 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8%。当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大概是35%左右,现在我国的宏观税负已经和世界发达国家基本持平。

分税制体制下,地方政府预算内收入由过去的依靠企业税收变成了依靠其他税收尤其是营业税,与土地出让和开发紧密相关的房地产行业是营业税的第一大户,所以地方政府将组织税收收入的主要精力放在发展房地产行业上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资金主体是行政事业性收费,非预算资金的主体是土地出让收入。分税制使“经营城市”的理念得以普及,地方政府对于土地开发的热情空前高涨。1993 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只有300 亿元,到2013 年上升至41250 亿元,相当于地方自有预算内收入68 969 亿元的60%和GDP的7%。我国政府收入占国民总收入(GDP即为广义上的国民收入)的比重从横向看超越了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其绝对规模也远过于我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财力基础和向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其严重后果是,初次分配中政府收入所占比例过大,不但束缚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并且进一步限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使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大大降低。

二、实施“营改增”的政策目标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当前财税领域内矛盾重重,其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我国居民宏观税负过高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前一个问题牵涉到政府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后一个问题是由分税制导致的地方政府的“饥饿效应”而产生的,其实质牵扯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分配。以“营改增”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性减税”可有效遏制我国居民宏观税负持续增高的不利态势,扭转当前国富民不强所导致的居民购买力低下、经济增长方式单一的局面。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原有税源由地方税变为由国税部门征收的共享税,可以从制度上起到降低地方政府推动房地产业发展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土地财政”急剧膨胀的规模。

1.以“营改增”的实施落实结构性减税

“结构性减税”一词最初是由2008 年12 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是一种税收有增有减,推动结构性调整、降低居民宏观税负的税制改革方案。“结构性减税”不是普惠制,但最终目的是实现纳税人实际税收负担的降低,修正“国比民富”,税收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长,调整现有的国家和居民间的收入分配格局。以增值税替代营业税,则是实现“结构性减税”的关键一步。

“结构性减税”的实质是国家让利于民,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社会总需求,进而改变我国目前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降低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将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购买力基础,为推动产业机构升级铺平道路。

2.优化税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攻坚时期,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重要一环。然而,现代服务业基本都缴纳营业税,由于重复征税而抑制了现代服务业纳税人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技术改造、发展出口贸易和外购服务的积极性,不利于专业分工与技术创新。而实行“营改增”恰恰能更好地发挥增值税“税不重征”的优势,有助于降低行业税负、推动企业内部结构调整,促进以科技创新和高附加值为特征的现代服务业发展。

三、“营改增”改革后市场主体的重新定位和政策建议

自1994 年分税制实施以来,“两个比重”逐步提高,至2013 年,两个比重分别提高到了38%和54%。这一结果引发了新问题的出现。第一,比重过高。一方面,由于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收入规模过大,过多的财政收入用于政府直接投资和公务开支,侵蚀了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居民消费比重持续下降导致我国近十余年来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第二,比重的提高,导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日益严重。以优化税制和“结构性减税”为目标的“营改增”改革实施以来,对修正分税制的制度缺陷效果明显,促进了政府、企业和居民大三市场主体的重新定位。但是“营改增”改革只是新一轮财税改革的起点和序幕,而且“营改增”的全面推进和具体效果需要后续政策的跟进。

1.理清政府和市场边界,遏制政府增加财政规模的冲动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的活动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提供公共服务为界,应尊重与维护市场机制的权威,培育和壮大市场主体。以“结构性减税”降低企业负担,让企业在投资、出口和提高社会服务上发挥主导作用,成为市场经济的真正主体;以“总量减税”增加国民收入的比重,引导社会总需求健康成长,构筑起消费增长的坚实基础。

规范政府行为,建立有限政府是抑制政府规模扩张的根本手段,具体而言就是:第一,要由以前的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主体转变为调控和监督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要由以前比赛的直接参与者变为公正的裁判员,即制定规则,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第二,要由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为主转变为主要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第三,要由以前的以审批和资源配置为主转变为服务和创造良好的环境为主。第四,要由以前的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加注重社会管理。政府应该戒除GDP忧虑,我国政府应该建立自信,因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微观层面的市场主体会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推动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

2.调整央地政府收入分配,达到财权与事责匹配

中央政府承诺“营政增”不以降低地方收入为代价,所以必须为“营改增”后地方收入锐减寻求解决方案。一种可行的方案是调整增值税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享比例;另一种方案是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保障地方政府的财力。第一种方案的弊端在于,无法遏制地方直接参与经济,做大经济规模和扩张城市的冲动;第二种方案有可能会加重日益混乱的地方政府“跑部进钱”现象。从可行性和必要性上来看,结合我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下一步改革,重新划分增值税的分享比例是必要的。但分成比例不宜变动太大,对地方财力的弥补应主要通过改革目前的转移支付管理体制和培育新的主体税种来进行。

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事责,改变目前地方政府财权和事责倒挂的现状。按外部性、信息复杂程度、激励相容“三原则”划分政府间事权,中央政府应该承担较多的职责。依此思路,应把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外溢效应大、事关全体人民利益的公共服务职能集中到中央层面。从制度上降低地方政府为过多的事责增加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冲动。

3.以法制化约束政府收费行为,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做到既允许政府进行正常的财政税收活动,又限制和约束政府的越轨行为,这是任何社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都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行政性收费问题之所以控制不住,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有效保护公民私人财产权的法律和税法,企业和私人本身缺乏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也就无法以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无力抵御和否定政府的任意收费行为。

加强和推进行政事业性收费立法进程,以法律手段规范和约束政府收费行为。把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并对政府预算管理进行立法,以限制政府取得收入的规模和范围,让企业和居民真正掌握政府及其财政行为的根本决定权和监督权,重新确立政府、企业和居民三方市场主体权利和责任对等的市场地位。

参考文献

[1]曲哲涵,吴秋余.财税体制的新担当[N].人民日报,2013-11-18.

[2]崔文苑.楼继伟详解财税体制改革思路——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N].经济日报,2013-11-21(6).

[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通知,财税[2011]110号.

宏观调控主体 篇4

现代经济学是一门以模型来思考问题的科学,模型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与简化,可以为我们提供对真实世界的深刻洞察和实践指导。 从20 世纪90代开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简称DSGE模型)逐渐发展起来, 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不断得到完善,从而迅速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家进行政策分析和相互交流的标准工具。

DSGE模型刻画了代表性主体的优化行为,为分析宏观变量奠定了微观基础,有效地避免了卢卡斯批判,同时通过市场出清条件来寻找整个系统的一般均衡解。 根据DSGE模型的假设,经济系统不会出现系统性的风险。 然而,不断涌现的新经济现象永远是对既有经济学理论的最大挑战, 正如1929—1933 年的大危机和20 世纪70 年代的滞胀迫使人们对新古典框架进行反思一样,2008 年发端于美国并迅速扩散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次贷危机也挑战了DSGE模型的地位,DSGE模型不仅未能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发生, 也不能描述由金融系统风险引起的非均衡状态,更难以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投资行为的“动物性精神”的事实,这引发了人们对主流DSGE模型是否有效的质疑。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系统的复杂性趋于上升,要提高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和可预见性, 必须以一种更加贴近现实和具有可控性的方式来构建经济模型,而基于主体的建模(Agent-Based Modelling,ABM)方法则可以很好地胜任这一工作。 ABM方法通过设置异质性主体的行为规则以及在模型中的相互作用来有效模拟经济系统的运行过程, 它在政策效应分析方面已经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 世界上已有多个大型复杂人工经济系统在政策制定和模拟分析方面应用这一方法, 例如美国的ASPEN系统、 欧洲的EURACE系统、Crisis系统及Future ICT计划。(1)因此,对于ABM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二、基于主体建模方法的核心假定

不论是社会科学研究还是自然科学研究, 系统的复杂性问题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毋庸置疑,经济系统也是一个复杂系统。 一直以来,因为局限于有限的分析工具,我们往往只能通过微积分方法去建立经济模型来解决问题。 为了使问题能够运用数学表达和解答,常常需要将模型假设以及模型构造进行简化处理,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简化的代价就是理论脱离直觉。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ABM方法不仅在经济学领域,而且在生物、物理、交通、疾病控制等领域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它既可以用于模拟股票市场的行为,[1]也可以用来对传染病的扩散以及生化武器的威胁进行预警,[2]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消费者的购买行为[3]和模拟人群聚居的行为,[4]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文明的衰落。[5]

ABM方法的出现与广泛应用与其说是方法论上的一种改进, 不如说是认识论上的一种创新。ABM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一开始就代表一种研究范式的革命, 对当代的经济学研究范式, 尤其是对DSGE的建模方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6]与此同时,ABM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中的演化、非均衡、有限理性等思想。

经济学家在应用ABM方法之前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为什么需要ABM这个新的建模工具? 许多研究正是在批判主流经济学的过程中建立起ABM的核心理论思想的。 继凯恩斯的《通论》开创宏观经济学之后,以DSGE为代表的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声称其为宏观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基础,其理论框架建立在如下四个基本假设之上: 代表性主体;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主体之间无相互作用或呈线性关系;系统长期处于一般均衡状态。 而ABM方法在这四个方面都允许我们放松假设条件,从而建立一个更加贴近现实的基础模型。

第一,主流经济学中的代表性主体到底可以代表谁? Kirman指出,代表性主体假设仅仅是出于方便对经济行为进行分析的考虑,很难真正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严格的微观基础, 因为SonnenscheinMantel-Debreu定理指出,在个体上成立的性质不一定在总体上成立, 即便是在严格的Gorman效用函数的条件下,代表性主体也难以解释所谓的合成谬误问题。[7,8]不加区分地应用代表性经济主体范式,忽视客观存在的总量关系以及低估推演总量关系的复杂性,最终的分析将会引出一个不可靠的宏观经济环境,从而妨碍我们对客观经济体实际功能的理解。[9]Fagiolo指出,经济主体不论是在行为上,还是在状态上都是异质性的,因此需要通过定义不同主体的行为规则和初始状态变量来实现对经济的描述, 这正是ABM方法的起点———描述和定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的确定与数学上关于概率分布的分析是不同的,ABM方法中的异质性是给每一个主体赋予不同的数量值和不同的行为规则。[10]

第二,传统框架下经济人具备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假设过于严格, 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存在。根据奈特的观点,行为主体难以确切了解未来的风险,而信息也是不完全的。[11]因此,现实中的经济人无法做出如DSGE模型中那样完全理性的最优选择,大部分人的选择都是基于适应性预期。 Kurz对于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的概念给出了一个方法性的讨论,同时指出私人信息和公共信息对于行为主体具有不同作用。[12]在ABM模型中,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行为主体是短视的,而且所有经济人掌握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 在这个背景条件下,主体有两种行为方式。 (1)根据最新的信息随时更新自己的行动策略或规则,所有行为主体都是在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的条件下进行决策。 De Grauwe的研究采用了经济人通过对过去行为“学习”的方式,即通过对过去不同行动策略收益进行加权来确定和更新现阶段行动的准则,同时持续地调整关于未来的预期。[13,14]对于行为学习算法的设计是ABM建模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15](2)保持一种行为策略不变。 Axelrod Rober和吴坚忠在其计算机模拟的囚徒博弈奥林匹克竞赛中就是保持每个行为人策略不变,让不同的策略相互博弈,最终得出“一报还一报”策略是最终胜出策略的结论。[16]

第三, 经济系统中所有的微观主体通过局部的、多次的相互作用,形成诸如就业率、增长率、收入分配等宏观变量值,这些总体变量值又成为下一轮微观个体进行决策的依据。 Lengnick通过在企业和员工及消费者之间建立一个关联网络,并且不断地进行更新和反馈,最终模拟出与实际数据吻合度很高的Philips曲线和Beveridge曲线。[17]这样一种递归的反馈机制有别于主流经济学中的动态规划方法,体现在任何时期的个体决策都受到总量的影响, 也就是说个体的行为不仅受到自己选择的影响,而且也受别人选择的影响,因此个体无法完全预期这种相互作用的集体行为的结果。 对于这样一种个人行为到总体变量,再由总体变量反馈到个人行为的循环模式,ABM方法通过计算机语言的循环来完成,从而避免了动态规划中复杂的数学计算。

第四, 在ABM方法中不再存在一个假想的瓦尔拉斯(Walras)拍卖者,使得微观主体只需考虑在给定价格下的效用或利润最大化问题。 相比之下,在ABM模型中,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一般的非均衡模型,它允许市场不出清的情况存在,也具有非自愿失业以及粘性工资等特征。 Mason和Wellman讨论了消费者和厂商必须自我确定他们愿意以何种价格购买和出售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并且形成哪种市场机制,这些因素决定了整个市场在不停的演化之中。[18]

总之,ABM方法是从经济系统的基本构成元素———微观主体(Agent)出发,让大量自适应的主体通过互动“自下而上”的方式生成一个人工经济系统,并通过仿真来建立多主体(Multi-Agent)之间相互交流的统计模型, 最后利用人工经济系统中的“涌现”属性来揭示现实中的经济规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系统的自组织性、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和宏微观变量的关联性。[19]ABM模型的核心在于通过观察微观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来研究这些作用所导致的宏观“涌现”现象,这种“自下而上”的机制可以很好地解决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的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之间的矛盾。ABM方法让经济学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像自然科学家那样,以重复实验的方式来研究经济问题。[20]

三、基于主体建模方法的基本结构

ABM方法虽然对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设置,但其都遵循一定的结构(见图1)。 ABM方法与其他的建模方法一样,首先根据先验信息设定模型的初始条件, 但不同的是,ABM方法会更多利用模型设置的灵活性以体现主体的异质性特征。 首先,每一个主体i的特征都是由有限个变量组成的向量xi,t来刻画,这些向量的初始状态xi,0既可以是主体i初始禀赋,也可以是一些结构变量的初始值;其次,对于整个经济环境的刻画将有一些宏观或微观参数来设置;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主体i的行为方程xi,t=fi(xi,t-1,Xt-1,θi,Θ) 主体i第t期的状态变量取值往往取决于自身过去的状态xi,t-1和对整个经济宏观变量信息Xt-1,θi,Θ 的了解,但是这一系列的行为方程并不一定是通过最优化得到的,另外主体对Xt-1,θi,Θ 的了解也不是完全的,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更新的过程。 所以这里的行为方程与我们传统的DSGE模型中的政策函数(Policy Function)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

给定初始条件xi,0以及行为方程后, 系统便可进入模拟阶段。 在每一期,一个或多个主体被选择,按照行为方程,以更新其状态变量xi,t,这种更新或者是随机的,或者是由系统的状态变量满足个体的更新条件而引致的。 主体i的更新过程取决于其自身的行为方程,将其获得的其他主体的信息以及总体经济变量代入行为方程中,从而更新自己的状态变量。 行为方程的设置目的在于模仿真实或实验环境中各个主体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交往方式,它以各种经验性的行为方式为背景,而不纯粹是传统经济学中完全理性最优化的方式。

在微观主体更新完毕后,将各个微观变量进行统计学上的加总形成失业率、GDP等宏观变量Xt,并进入下一轮迭代,如此便可以生成整个系统微观和宏观变量的时间序列。 但是,由于在行为方程中往往存在随机因素,或者行为方程本身就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 所以并不能得到!(xt),(Xt)"具体的转移函数、分布状态等随机特征,这就要求建模者通过足够多次数的独立模拟实验去得到微观和宏观变量!(xt),(Xt)"的统计特征{s1,s2… }, 建模者使用蒙特卡罗模拟得到各个统计变量的分布。 在整个程序建立完毕后, 最后便可进行相应的政策分析,例如更改初始条件、宏微观的参数,通过计算机的模拟以分析它们对于经济体的各个统计特征的影响,进行统计检验。

四、基于主体建模方法的应用

为了建立更好地模拟宏观经济数据的模型,近些年来大量研究开始采用ABM方法分析经济问题, 虽然基于主体建模是这些模型共同的特征,比如都包含异质性微观主体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但由于分析的问题不同, 这些模型在行为规则设定、市场机制形成以及宏观变量上都存在着较大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 在ABM方法的应用中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用来分析更加细致的经济问题和政策的基准模型和标准框架, 这与主流经济学完全不同,后者有得到广泛应用的Ramsey模型、OLG模型等基准模型。 相比而言,基准模型的缺失既是ABM方法的优点,但同时也给交流和传播带来了问题。 虽然如此, 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分析ABM方法在不同的具体问题中的应用进行比较和归纳,进而分析这些模型在方法论和设计上的相似之处。

(一)基于主体建模方法关于波动理论的研究

在主流的DSGE模型中,经济波动源于外生的技术冲击或效用冲击等因素,价格和工资刚性的存在导致完全理性的经济主体在调整最优策略时出现延迟,进而导致整个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21]

与这种外生的波动理论不同,许多研究试图将经济波动内生化。 在ABM方法中,由于每个行为主体都是不断进行学习、适应、主动寻求变化的自适应主体,所以这些主体相互作用的整体结果就能导致经济系统的总体指标上下波动,这种将波动内生化的做法在ABM方法中是非常普遍的, 但不同模型在实现方法上存在着显著区别。 De Grauwe认为,经济周期完全来源于企业和消费者的“动物精神”,在他的模型中,经济体依然遵循Taylor规则、Calvo定价、新凯恩斯的Philips曲线,但是在这三个规则中,所有关于未来的理性预期都变为适应性预期, 这是因为微观个体不再是完全理性的主体,也不再拥有对未来不确定性概率分布的完全信息。[14]例如, 当不同的企业预期下一期产品的市场需求时,可以采用乐观的和悲观的两种简单规则,这两种规则的加权就形成Philips曲线中的总体预期,其中的权重等于两种类型主体的比例,而比例的大小取决于两种行为主体根据自己在过去全部经验中采取的期望方式所得的收益情况。 因此,如果宏观经济形势逐渐走向繁荣,一旦乐观预期的行为主体的收益超过悲观预期的主体,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乐观预期,推动经济走向进一步繁荣;反之,则进入衰退,经济呈现周期的形式。De Grauwe还比较了DSGE模型与ABM模型所产生的不同的波动性质, 相比之下,ABM方法下的经济波动比DSGE模拟的波动明显, 并且呈现出更强的周期性。 De Grauwe的研究方法在许多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Lengnick在De Grauwe的基础上加入了对股票市场的分析,将人们对股市行情走势的看法也区分为两种: 一种是认为最近的价格趋势将会继续延续,以此来推断未来的价格;另一种是对股票下期价格的判断来源于其所设定的基准价值。[17]这两种策略中哪种策略的相对受益较好,则越来越多的人将会采用这种策略进行投资,于是产生了股票市场上悲观弥散或者信心膨胀的周期反应。 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Dosi等人的研究将波动产生的原因归结于生产资本的企业进行技术研发、模仿的不确定性和生产消费品的企业对于未来需求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的供需匹配不对称。[22]

(二) 基于主体建模方法在货币政策研究中的应用

ABM方法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可以对经济政策进行可控的模拟,许多机构和政府已经利用ABM方法开发了一些大型项目,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欧盟的EURACE项目,Dawid等详细解释了EURACE项目各个部门的构建及程序的设计,并且针对相关财政货币政策进行了模拟。[23]Cincotti等在EURACE的平台上模拟了中央银行施行量化宽松政策对欧盟经济体的影响。[24]但由于针对EURACE这个项目所构建的模型十分巨大和极度细致,使其难以用于学术研究,主要为政府机构所应用,所以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建立简化的模型来进行分析。

Dosi等试图将凯恩斯的需求理论与熊彼特的技术变迁理论结合起来,整合到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即K+S模型中,用以分析经济政策对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 他们认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不仅仅影响短期的波动, 同时也影响长期的增长。[25]Dosi等在K+S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银行及企业的货币约束条件,这个模型通过改变利率以及对不同银行监管政策的模拟来考察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这个模型由资本品企业、消费品企业、消费者、银行和公共部门组成,模拟结果显示,较高的不平等程度会加剧产出和就业的波动,以及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这也证实了由Stiglitz提出的猜想,即不平等的加剧是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收入不平等的特征同样也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当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比较低时,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地影响产出的波动及长期的增长,但是如果不平等程度较高,那么货币政策将会完全失效。[26,27]

大量研究从Taylor规则的角度来论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这类研究类似于DSGE模型,但采用ABM方法能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结论。 Gatti等的模型在一个适应性行为的经济体中,试图去模拟中央银行稳定总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的行为。 该模型由中央银行、企业和工人组成,其中中央银行或者采用承诺策略,例如固定参数的Taylor法则;或者采用适应性的谨慎策略,例如Taylor法则的参数符合根据遗产算法的规则而更新, 以模仿学习过程,该算法的核心思想就是最成功的策略会提高生存下来的概率,并增大权重。[28]通过该模型模拟发现,适应性货币政策在福利函数上的效果要优越于承诺策略,也就是说传统的Taylor规则强调利率的逆周期反应, 并不一定是演化过程中的最优货币规则,央行的货币规则中应该充分考虑经济主体的适应性行为。同样,Raberto将金融市场加入到模型中,发现货币政策通过金融市场的信贷和股票价值来影响经济;他还比较了随机的货币政策和以产出缺口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发现后者在稳定通货膨胀率及增加社会福利方面的效果要显著优于前者。[29]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