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镇的中国路径

小城镇的中国路径（精选12篇）

小城镇的中国路径 篇1

春节期间, 网络世界关于大城市与小城市孰好孰坏的辩论, 结果是大城市最后胜出, 成为大多数有志向的年轻人认可的追求人生梦想的理想之邦。而小城市则“被黑”居多, 甚至成为年轻人的“逃离”之地。

小城市因何成为“逃离”之地?网络上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 固然有不成熟的未经多少理性思考的嫌疑, 但是毋庸讳言, 它多少也反映着目前我国城镇化存在的一些困境和现实问题——小城市的困境与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本文以小城市中最小的级别——小城镇作为关注点, 力图发现它目前被遮没的好处, 分析它的困境与问题, 同时也试图去探讨它的出路。

小城镇是个好东西

小城镇原本是而且将来也永远是个好东西。在中国这个农业国家, 小城镇一头连着城市, 一头连着广大的农村, 其对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意义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发展刚刚起步的时候, 小城镇的这一关键意义就已经被一些学者关注到了。

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费孝通先生。1983年, 这位享誉国际的社会学家发表了一本小书——《小城镇四记》。该书是对其《江村经济》的后续研究, 是四次重访江苏各地调研后的成果。沿延于《江村经济》的学术路径, 费孝通是从解决农村的问题要求出发来完成他的考察研究与创作的。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观点, 认为小城镇与其叫城市, 不如叫“集镇”, 因为它是“比农村高一层次, 但是又与农村紧密相关的社会实体”, 它虽然“偏向城的一方, 而实际上却是乡的中心”。集镇的意思, 与乡土中国的“赶集”传统相符合, 通过这个命名, 费孝通也很到位地描述了城乡格局中的小城镇对于农村的关键作用。他还指出, “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而没有小城镇, 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在其中一个叫莘塔公社的考察点, 他还观察到农业人口是就近被集镇工业发展所吸纳的现象, 并将之称作“离土不离乡”。今天, 这种“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 已成为中国各级政府力倡并着力推进的一种城镇化模式。

严格地说来, 费孝通的《小城镇四书》是从农村发展、解决农村问题的角度来说小城镇的, 他的学术触觉, 至少未能算彻底地切入城镇化这个当时即将轰然开启的新的时代潮流。实际上, 对于城镇化来说, 小城镇与生俱来的特性便具有种种好处, 无论是对于国外还是对于中国。

欧美发达国家有着在世界城市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国际性大城市, 这往往会使我们忽略了小城镇在这些国家里的重要地位。实际上, 小城镇一直是这些国家城镇化的主要载体。在德国, 有70%的城镇人口居住在小城镇, 而且这些小城镇都很小, 2000人到10000人居住;德国的小城镇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这也是它在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里受影响伤害程度较低的原因。美国有65%的人口居住在小城镇, 其城镇化的主旨是让大部分人居住在小城镇。小城镇因为离农村比较近, 适合于“就地就近”的低成本城镇化模式, 减少了其他方面的无效支出, 也让政府有空间把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做得更好。与中国的小城镇大多落后穷鄙, 其居民以没有城镇户口且收入偏低的农民为主不同, 欧美国家的小城镇是城镇化的高端产品, 它的功能和城市是一样的, 人居环境更优异于大城市。

_费孝通和他的《小城镇四记》。

小城镇对于眼下正处于城镇化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 其好处更是毋庸置疑。其一, 小城镇的发展更有利于发展内需型经济, 我们不妨看一下全国那些发展比较好的小城镇的产业结构, 这些产业大部分是内需性的, 农业加工、旅游、建筑业、商贸, 可以说, 发展小城镇将是我国经济结构由外需向内需转型的一个很现实的选择。其二, 小城镇发展更有利于城乡统筹, 解决城乡对立失衡的二元结构, 因为它是直接服务于农民的, 小城镇水平的提高也将大幅度缩减城乡的差距, 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其三, 小城镇发展也利于区域统筹, 这对于一些边缘的地方省份来说有特别可以好好利用的好处, 因为这些地方大城市普遍发展不好, 它们可以通过发展特色小城镇, 带动城镇化率的提高。其四, 小城镇具有节能、环保的特性, 比如说交通能耗, 比较一下北京跟江浙最发达的几个小城镇的人均汽油消耗量, 北京市是这些发达城镇的七倍;这些能耗主要是在日常上下班的交通往来发生的。其五, 发展小城镇成本更低, 因为小城镇人口少, 完全没有必要去建设地铁、高架桥、高速路等高成本的基础设施, 只要能满足交通、人们日常的出行即可——这在上文已有提到。

那么, 小城镇对于城镇化有那么多的“好处”, 为何最终却惨遭被各种“黑”的命运呢?从根本来说, 还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们回到费孝通的那本《小城镇四记》。在那里面, 费孝通还给我们提出了小城镇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的完成, 是因为小城镇内源性集聚的“自发模式”的结果。但是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有着市场和经济建设的催发作用, 但是在小城镇, 行政力量在城镇化进程中仍然有很大比重的作用。行政的过多介入往往容易将政策调到“一刀切”的模式上, 任意打压或者拔高小城镇之间的差异性, 会对这种内源式集聚增长的自发模式造成伤害。中国的行政力量一直都是非常强大的, 从以下的分析我们将看出, 行政体制的改革对于小城镇的发展来说, 将是很重要的一步棋。

小城镇有什么问题

小城镇固然是一个好东西, 特别是对中国来讲, 我们人口多资源少, 小城镇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然而现实的情况, 中国小城镇的发展却远远比不上欧美国家。虽然我们的小城镇里常住人口比例和欧美差不多, 但真正拥有城镇户籍的比重却很低, 最高的时候曾经达到过27%, 远远低于德国的70%和美国的65%。而且, 近年来, 随着大城市的爆发式发展吸引了大批农村人口的入迁, 一个很值得担忧的未来是近年来小城镇人口的比例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这是和我们刚刚讲的欧美国家道路相反的, 他们一开始也是大中城市占的人口比重比较高, 但是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 城市化率的成熟, 小城镇的人口越来越多。已有学者指出, 中国照目前的趋势, 或会坠入与拉美一些国家一样的困境, 这些国家越到后面越来越大城市化, 小城镇发展则举步不前日渐凋敝, 形成城乡与区域差距无限拉大并出现对立分裂的“拉美陷阱”。

中国目前超过十万人以上的建制镇有1.7万多个, 城镇人口超过10万的却仅有56个, 且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周边和经济比较好的地方, 如珠三角、长三江等重要产业带。我们大部分的小城镇都很小, 1/3的小城镇人口不到5000人, 发展速度很慢。而且, 小城镇的发展质量是很差的。在中国, 大城市和小城市是城市发展两极分化的二元关系, 而小城镇无疑是这种二元关系最极端也最现实的表现。很多小城镇的建设发展质量之低完全不能算是真正的城镇, 它们只是一个半成品的城镇, 那里居住条件非常差, 基础设施落后, 凋敝的产业更不能为人们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 居民不愿意在这里长期居住, 一般都想离开去往大城市。

_德国海德堡, 因海德堡大学而闻名, 曾流连歌德、黑格尔、韦伯、海德格尔等伟大的身影的欧洲小镇。不同于中国, 在欧美, 小城镇是城镇化的高端产品。

笔者觉得, 制约小城镇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行政体制的问题。中国的行政体制是级别化的行政体制, 是一种“塔式”的级别化, 其结构是按照级别、高低之分和从属关系来组建的。这一体制体现在行政区划上则为镇属于县、县属于市。这种行政管理体制自然产生这样的现象:优秀的资源向上级行政单位聚集。比如说一个发展得很好的企业, 不会甘心留在镇上, 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要搬到县里, 再大要到地级市、省会城市, 直至直辖市。企业如此, 资本和人也如是, 当所有优秀的资源都向上级聚集, 只会造成上级越来越强, 下级越来越弱小。值得再注意的是, 在今日的市场经济格局里, 市场近强去弱的特性也会促使资源向上层的、强大的城市靠拢, 小城镇则只能无依无靠, 在落后贫弱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本来行政应该有干预缓解这种市场作用的功能的, 但是在目前的体制中, 它却很遗憾在一个方向上推波助澜了。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的贫富差距和地理结构上的城乡差距, 在全球已经是很突出的了, 究根问底, 这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中国, 几乎所有省会城市都大于这个省的任何地市城市, 城市的大小和行政规划的级别大小形成了一个正比的关系。这在很多中国人看来, 也许是正常不过的, 但如果比较于国际上看, 这未必正常。在欧美国家, 城市的大小跟政府的级别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比美国最大的州加州, 其州政府所在地并不是世界级的城市洛杉矶或者旧金山, 而是在一个叫萨克拉门托的小县城里;同时, 这个小县城也没有因为州政府在这里而有了什么巨大的变化。这种例子在美国很多, 不独有加州, 其他很多州也是这样。美国的行政体制不是塔式级别的, 而是扁平化的, 州以下没有谁比谁大, 都是相对独立的, 再大的市和旁边的小镇是互相独立的, 没有冲突关系。所以很多优秀的企业、优秀的大学历史上一直都在这个小镇, 很自豪, 从来没有说这是一个镇而要离开, 搬到别的城市去。这种行政体系不仅为小城镇的发展带来相对平等的资源与机会, 也形成了美国城镇结构整体比较均衡的健康状态。

我们注意到, 目前国内一些省份和地区也在尝试着弱化行政体制、扩权强镇的改革。有一些地方把镇的行政级别提高, 给予镇完全的职能, 合并乡镇, 如浙江、安徽等一些省已经在省内这样做了。但笔者还是觉得, 这些改革还是远远不够, 它们或许可以缓解一时的紧迫之需, 但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目前的小城镇发展, 还面临着一个缺失内生发展动力的困境问题, 这个问题最明显的表现在于土地问题和房地产开发。我们知道, 城市是通过房地产开发将城市内部和城市外部的资金汇聚到城市建设当中的——即政府把地卖给开发商建房子, 开发商再把房子卖给老百姓, 买房人的资金通过开发商的渠道最终进入政府, 政府再拿这个资金去建城市的道路、污水管网等基础设施。但是小城镇没有这个。小城镇的土地大部分是集体建设用地, 不能流转;而小城镇乡辖区域内的土地, 农村的宅基地必须在村内分配, 小城镇里面实际上是几个村, 外村的人是分不到土地的, 你想建房只能在你所在的村里建, 所以小城镇没有长起来的基础, 没有新的资金进来建设。对此, 笔者认为, 土地的改革在新型城镇化中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_美国加州州政府所在地, 一个叫萨克拉门托的小城市。美国的行政体制是扁平化的, 州政府的所在地不一定是这个州最大的城市。

小城镇应该怎么办

面临这些所有种种的问题与困境, 小城镇应该怎么办?如何解决问题突破困境, 从而真正发挥自己的好处和长处, 真正强大起来?笔者认为, 一方面需要小城市认清形势、找准定位, 同时也要抓住机遇, 形成特色发展的机制;另一方面则要求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要重视小城镇的发展, 在改革和法治建设上为其扫清障碍, 使其有一个公平、健康、有利的发展区域和体制环境。

小城镇处于城乡两极的中间衔接部分, 其发展的关键外部因素一边是城市, 一边则是农村。城市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座城市的真正成型多有几百年甚或上千年的历史, 无论从经济抑或文化上说, 城市对其周边的小城镇都有影响作用。面对大城市, 小城镇要做的不是和它硬碰硬地竞争, 而是要学会依靠它, 借助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发展自己。城市特别是大城市, 对其周边的小城镇是有一定的辐射带动能力的。这是小城镇依附于大城市之上利好的客观条件, 怎么抓住这个利好条件, 还得靠小城镇自己发挥好主观能动性。认清客观形势, 服从市场规律, 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 认准城镇定位, 寻找自身的发展机会, 这就是小城镇的发展必须完成的一条自我蜕变之路。

产业是城市的根基, 小城镇的发展更离不开产业的支撑。小城镇要有从自身长处出发的意识, 发展特色产业, 形成自身的独特优势。在面对大城市时, 小城镇要知道利用大城市的产业辐射, 在配合大城市发展的同时得到自己的发展机会。大城市的产业有一种“核”聚变的辐射带动能力, 但是它不可能把所有的产业链都全部完成, 它需要周边的产业做配套, 特别是那些周边在地理空间和交通方面比较接近和方便的小城镇的产业承接和配套。小城镇在这种产业生态链既承担着大城市产业的承接配套的作用, 同时也可以为自己寻得发展的战机。这是承接于大城市的积极配合, 而对于小城镇自己来说, 在产业发展的布局规划上要有一种错位的意识。不能说大城市搞科技园, 小城镇也跟风来搞科技园, 大城市搞科技园有许多资源在支撑, 小城镇搞科技园又有什么支撑?一般来说, 旅游、特色工业甚至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等, 都是小城镇塑造特色产业不错的选择。一旦在产业上, 大城市没有这个牌而小城镇有这个牌, 这就是小城镇的特色产业, 是它的优势, 它就可以在一个区位上占到一个制高点。

目前中国小城镇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留不住人才, 特别是那些年青而正值当打之年的人才。这一点从网上关于大城市与小城市的争论中已暴露无遗。大城市的强大与繁华对于年轻人来说不仅意味着更好更宽广的就业与发展空间, 其多元和相对的自由也意味着一种更充实的精神文化享受与更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于每一个具有人身迁徙自由的年轻人来说, 选择背井离乡去往大城市不仅不可厚非, 更应该值得赞许。但是, 这并不是说人才留在小城镇就不好, 现实中其实也有很多年轻人在北上广打拼 (无论成功与否) 几年返回故乡小镇的事实。而且随着大城市发展饱和, 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这种返乡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针对于此, 小城镇就要知道为人才创造一个良好宽松的就业和生存发展的环境, 为留住人才做好准备。

以上的讨论, 都是针对小城镇如何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找到发展机会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小城镇的客观环境。这个客观环境首先是政治体制上的环境, 目前看来, 如何突破塔级的行政区划之桎梏, 是一个关键的紧迫任务。这无疑需要我们在区划的行政区和经济格局的经济区之间的关系与冲突的协调变更的智慧, 需要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一些调整改革的成功案例。比如有“国际小商品城市”之称的浙江义乌, 过去是归金华市管的, 但是后来随着小商品工贸产业的发展, 义乌慢慢成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小城镇, 遂升级为归浙江省直管。如果当时金华和义乌政府觉得金华是老大, 义乌的发展不能超过金华, 义乌要等金华发展起来再带动, 那也就没有现在的义乌了。又如江苏昆山, 它属于江苏, 同时却又背靠上海, 依据靠近上海的区位优势, 昆山现在就很强大, 成为上海的“后花园”。小城镇要知道从自身出发主动想办法解决、创造发展的空间, 政府也要懂得从改革入手, 在行政区划上为小城镇的发展和壮大创造出更多的空间——这也许将是新型城镇化阶段中国政府要做的一个重心工作。

说到政府的改革, 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改革也是小城镇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中央—地方财税制度是“塔式”级别化的行政体制的财税制度表现, 小城镇作为最小的城市单元, 处于这个“塔式”制度架构的最底层。这样的财税制度使目前很多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财税收入单一依靠“土地财政”, 城市建设资金也大都来自土地出让金, 导致“坐地起价”、强拆等不法事件和对农民的补偿不到位的问题发生, 从而导致地方紧张, 社会矛盾积聚。据中央统计, 前几年每年都有上千万的上访事件, 这其中有很多跟土地有关系。怎么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平衡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平衡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关系, 这个也很重要。此外, 金融改革也是个要点, 怎么围绕小城镇的城镇化形成更有利的金融融资机制, 使之有效地投入城镇建设, 这也是政府、金融和资本市场行业要解决的问题。

哪一天, 当中国大地上那些无数的沉默无声的小城镇成为美丽城乡强有力的联结点, 而我们的年轻人不再为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出小城镇而徬徨, 中国的城镇化才能算得上成功。小城镇虽小, 但从整体来说, 它却承载着中国最广阔的城市土地面积和最庞大的城镇化人口, 它对于中国城镇化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中央近期的新型城镇化也提出了要加强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城镇化发展。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 讨论小城镇的城镇化, 理性地思考分析和研究它的问题并将之有效应用于实践中, 无疑是当今学术界的紧迫任务。

大城市、小城市, 你选哪一个?

(真人主题采访秀④)

周欣 南宁——都安

-广西都安人, 80后文青, 公务员。2012年河池学院新闻传播系毕业后曾在南宁工作过一段时间, 后回到都安考公务员, 现在都安某单位就职。

我对完全陌生的大城市特持恐惧感, 外加从不起眼的院校毕业所带来的自卑感, 更多贪图家乡长足安逸的生活, 自觉天生小镇姑娘的习气, 大致诸如此因, 从未提起奔赴大城市的勇气。

在小地方, 生活压力不大, 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占主导, 在大多人眼中一份稳定的工作便是身份象征, 特别是政府工作人员。2013年, 我考入家乡的基层机关单位担任秘书, 在条条框框里码字, 不自觉向“写手”靠拢。在规划好的人生轨迹上滑行, 害怕偏离轨道, 害怕无常, 努力熟悉游戏规则并在游戏中保全自我。不听话意味着机会莫名流产。一种胆战心惊的生活状态, 在庸常琐碎的时间流中等死。

在南宁短暂生活两个月, 对城市的印象停留在摇曳的霓虹灯里, 忽明忽暗, 不切实际。小乡镇的万家灯火让人更眷恋, 特别是下班后拖着一身疲惫回家, 看见不远处自家灯火的暖光, 感受到飘香的人情味。

小城镇的中国路径 篇2

党的十五大明确了小城镇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十六大把加快城镇化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提出逐步提高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坚持城市和城镇的协调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城镇。

一、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基本内涵

城镇化是由农村人口占多数的传统农业向非农人口占较大比例的现代文明社会过渡的社会发展过程，城镇化道路涉及城市和乡镇发展之间的关系，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等等。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就是从我国国情出发，与中国人多地少基本国情相适应，贯彻科学发展观，功能互补，实现大中型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和合理布局。中国特色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主要是针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小城镇而言的，下面我们讨论中国特色小城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路径。

二、中国特色小城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小城镇建设发展比较快，但是整体现状不容乐观，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许多城镇的建设照搬城市发展模式，忽视对自身优势和风格特色的研究，没有准确把握小城镇的历史渊源、文化发展和民俗风情等个性特征，常常以大中型城市的发展模式指导小城镇的建设，直接导致小城镇建设千篇一的面貌，严重违背了中国特色小城镇的发展原则和方向。

三、中国特色小城镇建设发展的路径

特色小姻镇的建设发展，需要协调和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使小城镇建设向着良性有序的方向发展。正确处理街道房屋建设和城镇功能完善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技术规划和经济规划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外延扩张和内涵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功能完善和个性展示的关系，正确处理政府资金投入和民众资金支持的关系，正确处理城镇建设和城镇繁荣的关系，正确处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具体来讲，中国特色小城滇的建设，应该：

(一)统筹城乡发展，坚持科学发展

长期以来，在城镇化发展道路上应该重视大中城市的发展，还是应该重视小姻镇的发展，一直都没有定论。不管是倾向哪种观点，都是具有片面性的，因为城市和城镇甚至农村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是相互协调发展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协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

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就必须坚持城乡统筹、科学发展的原则，不能仅追求某一个目标，出现发展失衡的状况。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必领统筹城市和乡镇发展，合理规划布局，使大中型城市和小城镇相互协调、共同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

(二）突出重点，加大投入，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

依托产业支撑，充分利用乡镇的资源优势，培育特色城镇。根据各镇经济基础和产业优劣情况的不同，分别指导，引导小城镇发展该镇特色产业，城镇建设企业，企业带动整个城镇经济的发展，实现/」、城镇的跨越式发展。

增开城镇建设融资渠道，摆脱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瓶颈”。一是加大府财政投入，把城镇基础建设的设施资金列入预算之中，设置城镇建设专项基金，进行重点工程建设。二是积极引进外资，吸收民间闲散资金。遵循“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资金聚拢集中，为小城镇的基础建设和公共建设提供资金进出。三是以当地优势项目进行股份投资吸收资金。

(三）合理规划，注重环保，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城镇化道路发展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应该吸取这一教训，在小城镇建设发展规划中，就应将环境保护放在重要的位置。工业企业集中安置在小区，居住人口向镇中聚拢、住宅区向社区集中，合理规划生态建设，节约利用土地资源。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生态保护，减少资源浪费，发展循环经济，争取小城镇经济和环境两方面的效益最大化。加强历史文化的保护，不断提升小城镇品味和经济发展层次，实现小城镇全面的`可持续发展。

(四）立足实际，发挥特色优势

每个小城镇都有自已独特的一面,寻找小城镇不同于其它地方的特色差异，进行小城镇发展建设的规划，立足实际清况，发展自身特色优势。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利用小城镇的特色优势进行建设从自然环境入手，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特征创造小城镇独特的空间环境，在水乡小镇将水体作为一个重要元素考虑，山地小城镇则强调山体周围的空间布局，形成地方特色。结合小城镇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发展旅游观光产业，将小城镇的文化传统和经济产业结合发展。另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小城镇的建筑和主导产业进行特色小城镇的建设。

(五）搞好特色乡镇企业的发展

乡镇企业是推动小城镇建设的最根本的经济基础，目前乡镇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中非常活跃的一部分，特色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中式本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将乡镇企业的发展同特色小城镇的建设结合起来，利用本地资源优势，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小城镇建设发展道路。乡镇企业的发展，还为大量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可以解决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大量农村老农人口的转移问题，为特色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减轻压力。

根据乡镇中的基本经济情况和市场状况，确定小城镇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搞好地区内部特色乡镇企业的发展。

小结

城镇化的路径 篇3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不仅是城市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城市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城市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正是人的创造性本质，赋予了人是城市化的根本和核心的质的规定性。城市化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城市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城市史专家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一书中指出“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1〕；另一名美国学者帕克在《城市社会学》中也提出过“城市作为人类属性的产物，其根本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生存与发展”〔2〕的类似观点。这些论述有力揭示了城市的本质是人们从事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充分体现出人与环境统一、人文与自然契合、主观与客观融合的辩证思维。这种城市化就是人的城市化的思想理念统摄和深蕴于五部《报告》的全文，贯穿并体现在五部《报告》的各个章节，可以说这五部《报告》架构都是围绕“人的城市化”这一主旨进行构思和设计的。比如2007年《报告》中的第二部分，2008年、2009年、2011年《报告》中的第三部分，均把人的城市化作为逻辑起点和价值取向。特别是2012年《报告》中的“主题报告”，围绕人口增长较快城市发展较慢、城市化面临人为挑战、城市化中人的经济焦虑和社会困惑以及人的“城市启蒙”四个方面加以铺陈和阐释，不乏卓识的精辟见解：“都市化决不局限在有限的都市空间内，它的出现已经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在当代，一个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中，也可以对城市生活方式持激烈的批判与否定态度。但无论其在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的文化消费和精神享受，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的。”〔3〕鉴于人的发展与城市化在总体趋势上是一致的，人的发展状态反映着城市化水平，城市发展总是历史地、具体地体现在人的发展层面上。因此，对促进人的发展的条件、环境、氛围和设施的关注和审视成为每部《报告》的重点和亮点。比如2011年《报告》中的“中国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一章，对人化城市这一时代走势进行了预测和研判。再比如2012年《报告》中的“全国新城新区建设研究”、“中国大都市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全球会展国力研究”、“国际化大都市传媒发展研究”、“世界设计之都创新发展研究”、“中国城市设计发展研究”和“世界都市文化发展研究”等七部分内容，基本围绕关注民生、追求民富、保障民主、维护民权、提升民智等予以叙述和阐发，具有洞察力和穿透力、引导性和启示性。

二

方位，是城市化进程中时间和空间坐标系上的角色界定，是城市化发展中理论和实践交汇点的功能确认。科学判断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方位，是准确把握其未来走势的前提和基础。著名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指出：“在一个文化的各大时期中，城市之间自有其不同的特色。当然，不同的文化，其城市也必然有所差异。”〔4〕中国城市化是在全球化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只有以同期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为横向参照，以我国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作纵向比附，才能在时代坐标系上找准我国城市化的历史方位，进而确定今后的发展目标和相应举措。所以《报告》将视野延展到世界范畴，对全球化时代世界城市的总体发展趋势进行揭橥，对一些特大型国际城市个性发展状况进行评骘，例如2007年《报告》中的第一部分“中国都市化的世界背景与发展焦虑”、2009年《报告》中的第一部分“世界背景与现实焦虑”、2011年《报告》中的第三部分“都市化进程中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话语”和2012《报告》中的第二部分“都市化进程中的中国问题与战略参照”等，为我国城市化发展提供参照。新城建设是城市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检测城市化历史方位的重要指标。新城通常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大城市空间的扩张，在中心城区外围地域统一规划建设的能够分担大城市居住功能及产业功能，且交通便利、设施配套、环境优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城市绵延区，在拓展城市空间、缓解城市人口和产业压力、创新城市管理、解决“大城市病”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报告》对新城建设报以浓厚兴趣，在2008年《报告》的第二部分设立题为“城市新区规划、环境评价与信息化建设”一个章节，对北京、上海和哈尔滨等城市的新城外形设计及内涵建设进行了简要叙述，为读者全面认知我国城市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2012年《报告》中单独辟建“全国新城新区研究”一个部分、列出英国、美国和我国三个专题，运用大量数据对中外新城建设进行缜密梳理和通透分析，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新城新区建设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在优化空间结构、解决环境压力、实现功能协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英、美等发达国家因此都经历过新城（卫星城）建设的高潮期。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缓解老城区人口拥挤、用地紧张、环境恶化等问题，很多城市开始建设新城新区。但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与政策制度的调控，不仅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和耕地面积的快速减少，还引发了诸如强拆、农民上楼、半城市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5〕，强调解决这些问题要“通过科学的研究和决策改变我国新城新区的粗放型建设，探索健康、有效和社会满意度高的发展模式”〔6〕。鉴于城市群和大都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独特作用，作者强化发生学观念和共时性意识，在每部《报告》中都不吝笔墨地拿出大量篇幅对我国城市群和大都市的发展特点、规律、弊端和对策进行梳理、揭示、剖解和厘定，特别是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西部城市群和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武汉等城市为例证，经过抽丝剥茧式的细密推演和条分缕析式的严谨论证，进一步明晰城市群和大都市在我国城市化中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走势。

nlc202309040129

三

由于城市的空间集聚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等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要素被集中到狭小的土地上，不同族群、不同素养、不同职业的人被整合在一个紧密空间里，遂使城市成为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综合体和有机体。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如果城市化顶层设计不当，可能导致弊端丛生、迷乱四溢，引发并加剧诸多城市乱象，导致城市病频发，牵制和掣肘城市良性运转。城市病是指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症状，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就业困难、住房紧张、贫富两极分化、公共卫生恶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提速，城市病越来越呈高发之势，引起有识之士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者立足于综合性这一城市的基本属性，从探究城市化的问题出发，对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进行了全面打量和系统审视，深刻剖析和郑重指认中国城市病的具体表现和主要成因，体现出求实唯实务实的科学态度。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城市化是市场经济内在规律运行的产物，但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化仅仅是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完成的，政府的规划、调控和引导也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就现阶段而言，政府行为过界、行政手段干预过多是导致我国城市病频发的重要原因，因此，疗治城市病症、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能动作用，政府应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加大城市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为不同利益主体的公平竞争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经济环境。鉴于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强行干预城市化、导致城市化畸形发展的状况，2012年《报告》明确指出：“缺乏科学的城市发展观，不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建设超过现实需求，一味贪大求快，甚至仿洋，规划失控，造成损害百姓利益，影响社会稳定。”〔7〕城市是消耗能源资源的最大主体，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城市面积只占全世界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却消耗着全球百分之七十五的资源〔8〕。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也是能源资源消耗量最大的时期。近年来，水荒、电荒、煤荒、油荒接踵不断，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瓶颈”。另外，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建设和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垃圾、污水、废气等对大气、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城市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针对时下城市资源能源日益缺失、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现状，五部《报告》均列专题对“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环境恶化”这一影响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审视，表现出作者对中国城市化中病灶和沉疴的密切关注和深刻思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在GDP增速和总量的政绩导向推动下，近乎偏执地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简单模仿西方现代建筑和城市规划，把扩大城市规模作为城市发展方向，使城市建设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求新求大、盲目扩张的“罗马化”（芒福德语）怪圈，由此引发理论界和舆论界对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质疑甚至否定，以致于国际大都市一度成为急功近利的代名词。针对这种甚嚣尘上的错误舆论对一些基础雄厚、实力强大的城市执政者的干扰，2011年《报告》中的“主题报告”郑重指出，“无论如何，把由于经济性城市贪得无厌的本性而导致的城市‘大跃进’，以及中国城市在当下发展中必然遭遇的问题与困境，不分青红皂白地横加在‘国际大都市’项上，特别是就其实际营造的与世界城市发展潮流及国家城市发展战略相对立的社会氛围而言，这种批评与舆情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9〕。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聚集，我国正在从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向城市居民占大多数的国家转变，昭示以鼓励农村人口流动、放开城市限制为特征的“城乡一体化”治理模式将在全国各地陆续登场。这一转变既给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动力，也给城市稳定和社会秩序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如何适应这一转变，如何在加速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管理好城市，如何突破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各种瓶颈，亟待从理论上作出解释，在实践上给出答案。针对我国很多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仍然沿袭传统粗放式发展模式，2012年度《报告》一阵见血地指出：“理念太杂、规划太多、质量偏低和相互因袭，特别是在论证、编制、出台和实施过程中缺乏有效的评估和监管程序，是未能改变城市粗放发展模式的根本原因。”〔10〕

四

城市是一个“物理—地理空间”，但它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经济空间”、一个“文化—心理空间”。作为人类在自然生态环境下的集聚组合，城市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形态的汇聚地，文化在城市化过程中扮演着灵魂和引擎的角色。当前，伴随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新一轮城市文化建设高潮已经兴起，就目前城市文化建设而言，呈现出考量精神领域更为广泛、发掘人文维度更为全面、审视历史角度更为深刻的崭新态势。这场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不是传统意义上文学艺术的单向度发展，而是延伸至城市化的各个环节，覆盖到城市化的各个领域，是城市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发展和总体提升。基于此，五个《报告》置身于城市化发展的现场和前沿，对城市文化的主要领域和重要维度进行了全方位关注和深层次发掘，既体现了作者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又呈示出《报告》浓郁的人文色彩。作为城市的历史根基和软实力，城市文化不仅为我国城市化提供巨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为城市化运转提供了开敞的经济空间；不仅有助于提高城市文化品位、树立良好城市形象；而且有利于提高城市经营管理水平、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换言之，缺少城市文化引领的城市化，是坡脚的、残缺的、畸形的、粗俗的；没有城市文化支撑的城市化，其发展是缺乏内在动力和难以维系的。基于此，《报告》更加侧重于关注城市化过程中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加侧重于关注城市化过程中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和文化设施的健全完善，尤其是对非物质文化、节庆文化、会展文化、设计文化、创意文化、生态文化、历史文化、大众传媒和文学艺术等各类城市文化形态情有独钟。西方城市化进程中曾经出现过法国奥斯曼式的“大迁徙”，动用国家机器摧毁先人存留的文化遗迹，此种方式显然有悖于文明城市发展的正常形态，难以在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留下完美的文化镜像。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当下中国正在复制的就是一条已为西方人所摈弃的奥斯曼式的道路，这不仅剥夺着城市人群的文化权益，更加破坏着多姿多彩的城市文化生态。不同的文化族群尽管共生于同一城市之中，他们之间却因认知的差异而形成观念隔阂乃至思想冲突，这是当代城市文化生态中的突出问题。所以，作者对这一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关切和极度敏感，在2011年度和2012年度《报告》中均单辟“都市社会与精神生态”一章，深入时代文化的肌理，剖解时代文化的断面，力求为人们梳理出一种先进理念和科学方法。在这里城市化不再是干巴巴的历史记录，不再是枯燥单调的数据记载，而是一种拨雾见天的明媚。当然，城市化视野中的文化价值不在于构建“明天的城市”这一现代化城市的乌托邦，而是着眼于城市文化的活态现实，探寻不同文化群落对于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可能，这一点在2012年度《报告》中得到充分印证。《报告》一方面凸现城市文化的魅力和张力，将刚刚逝去的昨日影像提炼归纳为具体鲜活的文化事例；另一方面拂去都市生活的浮躁与喧嚣，让读者从物欲的沉迷与傲慢中转过身来，知晓今天的城市和明天的城市在本质上是多么地相近和相似，明白自己并非大都市中孤单落寞的一员，而是对守望生命本真和诗意人生表现出痴迷和留恋的分子，也就是说《报告》无论是推开城市文化的窗口聚焦单体个案故事，还是拨开当下城市文化的迷雾探究正在转型的城市文化科学，其要旨均表明，城市化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各种文化关联，要远比艺术家们所想像的更能激荡出人们的深沉情感和悠远兴会。

注释：

〔1〕（美）科特金著，王旭译：《全球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2〕（美）R·E·帕克著，康少邦等译：《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3〕刘士林：《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三题议》，《中华读书报》2006年4月12日。

〔4〕（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译：《西方的没落》（第二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1页。

〔5〕〔6〕〔7〕〔10〕刘士林：《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201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4、172、218页。

〔8〕仇保兴：《全球视野下的城镇化模式思考》，《人民日报》2011年5月4日。

〔9〕刘士林：《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2011》，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分析 篇4

相对于中央强调新型城镇化要以 “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现在不少地方仍旧陷入 “重物轻人”的误区, 新型城镇化发展中暴露出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

1. 1“大城市病” 的问题。目前中国许多城市都面临着“大城市病”问题,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摊大饼”, 这是对以往城市规划和建设最常见的形容。近年来集中爆发的 “大城市病”并没有影响地方政府将城市摊大的决心, “特大城市梦”仍见诸于多地新型城镇化规划之中。一些地方打着推进城镇化的旗号, 纷纷打造新城建设模式, 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地扩延, 大量耕地被占造城, 18 亿亩基本耕地的红线受到威胁, 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针对城市化发展中的 “大城市病”问题,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在 《决定》中明确规定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1. 2 盲目性追求高端化。目前中国许多城市开始出现盲目性追求高端化的倾向。城市的高端化发展有其自然本身的发展规律, 本是无可厚非, 但是现今的城市发展态势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无关, 而是地方政府主观偏好的驱动, 尤其是与地方主要负责人的喜好有莫大关联, 并且又常常伴随着巨大商业利益的驱动, 同时隐藏着惊人的腐败现象。城市如此高端化的发展已经远远偏离了城市自身正常发展的轨迹, 照此下去,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不但不能容纳大量的农民, 使其转化为市民, 结果将是拒绝这种转化, 使得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变成纸上谈兵。没有农民参与的城镇化不可能持续发展, 结果只能是失败的城镇化。

2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针对新型城镇化问题,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3 年9 月在专家座谈会上表示: 从国际经验看,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镇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此, 笔者以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应是避开误区, 谨慎前行。

2. 1 创新土地经营管理, 拓展新型城镇化发展空间, 统筹兼顾,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就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做出原则性规定。盘活土地资源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环节。加快农民土地确权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完善,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要在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前提下, 大胆创新土地经营管理体制机制, 做好做活土地文章, 探索出一套破解土地制约的有效方法。一是要加快土地经营权流转, 推进集约规模经营。二是要大力实施综合整治, 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效益。扩大良田规模, 提升土地综合利用效益。三是可在试点基础上统筹推进宅基地置换, 变潜在资源为现实资本。

2. 2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与服务业, 夯实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产业基础。城镇化的发展一头连着工业化, 一头连着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城镇化最主要的是 “人的城镇化”, 让农民市民化。但是, 城镇化不等于 “造城”, 受过多外力裹挟的 “被”城镇化只会带来“市民”普遍的身份认同危机。按照国内外关于城镇化的科学理念, 城镇化的一大内涵是在产业聚集基础上带动人口的聚集, 进而催生城市自发的生长及扩容。城镇化必须要与产业化相结合, 要四化协调互动。当今城市化的进程表明, 现代服务业可以容纳大量人员就业, 是社会就业的主渠道。要通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科技进步来推动产城融合, 四化协调互动, 缺一不可。

2. 3 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目的。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必须要树立集约、高效、绿色理念, 不断寻求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有效办法, 应该做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要把生态文明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的全过程, 突出资源集约、节约生态、环境友好, 加快生态发展, 走节约低能、绿色低碳这个道路。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就是要让农民过上幸福生活、过有尊严的生活, 在教育、就业、医疗、福利、保险、养老、公共服务等各方面都能享受市民待遇, 过上 “城里人”的幸福生活。在新城镇建设过程中, 要统一规划, 立足实际, 着眼长远, 统筹推进土地利用、道路交通、公用设施、农民集居、生态保护等各项建设, 大力加强环境整治, 完善基础设施, 改善居住条件, 强化社会保障, 提升居民福祉, 丰富文化生活, 建设和谐家园。

总之, 新型城镇化是当代中国新时期新阶段的新历史使命, 新型城镇化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要进一步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要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 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 对具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 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要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 要逐步形成完善的城市规划、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为城市化健康发展提供法制保障等。

摘要：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 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 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新型城镇化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选择, 这在人类发展史上亦无先例可循。新型城镇化将会面临众多挑战, 该怎样发展城镇化, 发展怎样的城镇化, 该怎样合理推进城市化进程, 积极探索一条新型城镇化的路径, 是学界与政府共同思索与面对的问题。本文拟对此进行正反两方面分析。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路径分析

参考文献

[1]李克强.统筹城乡推棚户区改造[EB/OL].中国政府网, 2013-09-18.

[2]许正中.城镇化须让老百姓参与讨论[N].华夏时报, 2013-06-01.

[3]郭力方.鄂尔多斯畸形城镇化之殇[N].中国证券报, 2013-09-27.

小城镇的中国路径 篇5

作者：卢新仁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1456更新时间：2009-8-20

如何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七大精神，积极响应全市构筑商贸物流中心，着力推进沅陵新型城镇化。我认为必须结合沅陵城镇化发展的实际，立足县情，坚持“四个加快”的发展思路，坚持城乡统筹发展，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以富民强县为目标，努力构建和谐沅陵、小康沅陵。

一、我县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

我县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着城镇化水平的差异。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319国道为连线的官庄、马底驿、凉水井、麻溪铺、筲箕湾城镇带；以沅水为主轴的五强溪、沅陵镇、乌宿、明溪口城镇带；以“沅五”公路为连接线的朱红溪、大合坪、七甲坪城镇带。目前，我县城镇化的主要问题是：

（一）城镇化起步晚、水平低。1978年全国有城市193个，建制镇2850个，城 市化水平为17.5%，我县仅有县城为建制镇，城镇人口占6.6%，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均15.6%低9个百分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城市化进入了一个较快发展的时期，城市数量和规模增加，城市发展的质量不断提升，城市整体功能逐步完善，小城镇发展异军突起，2006年，我国城镇人口5.4亿左右，城镇化水平达到43%，人均GDP达到1390美元，城市总数增加到661个，其中20万以下的小城市320个，全国建制镇1988万多个，全省城镇化水平38.7%，全市城镇化水平31.1%，而我县城镇化水平只有28.4%，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0.3个百分点，低于全市平均水平2.7个百分点。2009年，我县城镇化水平只有32.9%，怀化市达到35%。全省提出城镇化水平2010年要达到45%。我县的城镇化水平相差较大。

（二）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互脱离。我县的城镇化水平始终落后于工业发展的水平，不仅过去如此，现在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如“十五”时期，我县工业增加值年平均递增

达到11.4%，而城镇人口年均递增1.5%左右。2007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9.56%，而城镇化水平只有30%。

（三）城镇化发展环境是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具有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我县二元结构受计划经济影响和优先发展工业战略的制约，加之在计划时期因“三线建设”而聚集了城镇人口，后因受经济调整“军转民”的影响，三个军工企业迁离沅陵，产生了城乡彼此封闭，各自循环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使城镇化的原动力不足。

（四）依托工业企业建镇，城镇缺乏活力。官庄依托原湘西金矿，麻溪铺依托五二、五三厂，凉水井依托县办企业，五强溪依托电站，明溪口则是因修建凤滩电站而建镇的，各镇并不是依托本地资源，在发展产业的同时，提高城镇化。我县城镇主要是依赖外力，借住工厂优势而建设的。

（五）政策导向作用对城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无论是城镇规模和区域分布的指导方针，还是城镇的设置体制和产业布局，以及对城镇人口的管理等方面，均由政府决定。由此形成的政策导向，使得我县的城镇化进程受到人为因素的调控和制约。

（六）城镇化水平差距大。我县东部的集镇平均建成面积为1平方公里左右，平均人口在1万人左右，而南部、北部的镇人口规模都在5000人以下，建成面积不足0.5平方公里，有的是“镇级的架子，乡村的样子”。

二、我县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县新型城镇化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与以往走过的城镇化道路相比，借鉴外地经验，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路径选择应是：

（一）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适度同步发展。在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方面，既要纠正过去城镇化滞后的缺陷，又要防止部分发展中国家和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过度城市化”的偏差，力求实现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适度同步发展。要改变将城镇化等同于城镇建设、增加城镇人口，扩大城镇规模的认识，防止单纯以基本建设的方式推进城镇化，防止过多的行政干预手段强制推进城镇化。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城镇发展的诸多现实矛盾，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

（二）切实提高农民集聚财富的能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目前，城乡差距大，农民收入低，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民集聚财富的能力弱。因此，要通过职业技术培训渠道，快速提高。

（三）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农村富有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我们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走向现代化，就要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按照“政策引导、有序流动、加强管理、改善服务”的方针，做好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各方面工作。鼓励农村居民到乡镇所在地和交通相对便捷的公路沿线建房。引导鼓励在外务工人员回乡购房，引导目前生存条件恶劣的边远山村农民逐步向城镇移民搬迁。

（四）处理好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占用和土地流转问题。土地问题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从当前的情况看，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土地征占和土地流转这两个问题。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占用是难免的，但要防止盲目滥占。要做好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必要占用的土地要给予农民或被拆迁户合理的补偿，防止开发商侵占农民的利益。土地流转是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土地规模化要与国家有关政策对接，要与县情和城镇化进程相适应。

（五）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大中产阶层的比重。世界银行认为，国家GDP达到1万亿美元时，是一个标志性台阶，意味着财富积聚将步入新的航道。美国的GDP总量在1970达到1万亿美元；日本的GDP总量在1978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我国的GDP总量在2000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超过87%，日本的城市化率是64%，而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为36%，而我县的城镇化率远远低于全国、全省、全市的平均水平，2000年只有19.4%，2007年全县城镇化率是3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70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665元。研究我国城乡问题的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盖尔·约翰逊曾指出，日本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农业人口下降了65%，美国经济起飞过程中，农业人口下降了72%，而中国在1985年至1995年间，从农业人口转移出去的，即使包括临时流动人口在内也不超过10%，2000年至2007年期间，我县每年平均从农业人口转移出去的只有5000人左右。这将大大限制我县经济总量的进一步扩张，我县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已成为新一轮财富增长必需面对和解决的大问题。而要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需尽快加大中产阶层的比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六）培植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道路。构筑开放、流动、有序、互补的城镇体系是解决我县“县城不强、城镇不优”的根本举措，由于我县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不能只搞集中型的城市化，因为不可能让大部分人都集中到县城居住；由于乡集镇缺乏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也不能只发展分散型的小城镇化。因此，在特色的城镇化类型上，比较适合选择集中型与分散性相结合，据点式与网络式相结合，县级城市与区域中心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的城镇化发展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要着眼于把县城打造成为常德、怀化、张家界、湘西自治州、安化等市州县周边区域性物流中心、特色农产品加工中心和历史文化旅游中心，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县

城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镇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更好地推动新型城镇化。

（七）市场推动、政府导向的城镇化道路。我县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在实现机制上，既不能走过去的老路，也不能照搬国外的模式。要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选择由市场推动与政府导向相结合、政府发动型城镇化与民间发动型城镇化相结合的方式，既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又充分利用民间的巨大潜力和市场促进效率提高的优势。

新型城镇化的现实路径探索 篇6

一、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特征

城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近现代以来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引擎。城镇化是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从而使城镇规模扩大，城镇数量增加的历史过程。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城镇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受全国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和本身固有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城镇化水平仍比较低，其进程滞后于工业化，造成了 “三化”发展不协调、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等问题。根据城镇化的发展规律和要求，河南提出了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促进“三化”协调发展的理念。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是以促进产业和人口向城镇集聚为核心，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手段，以城乡一体化发展为目标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促进产业集聚，推进产城融合；二是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实现农民市民化；三是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培育区域增长极；四是将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纳入城镇体系，进行一体化布局。

从其内涵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更加注重城乡统筹、产城互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与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具有以下6个方面特征：一是由原来主要依赖工业化向结合农业现代化、现代服务业等多力支撑转变；二是从原来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向同时提升城市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使之宜居宜业转变；三是由原来重城轻乡、城乡分割向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四是由原来粗放式用地、用能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转变；五是由原来主要依靠中心城市带动，向既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又强调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转变；六是从原来重单项改革突破向户籍、保障、就业等综合配套体制改革转变。

可见，河南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思路，进一步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和内涵，提升了新型城镇化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符合当前河南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任务的现实要求。这一战略举措的实施，必将有力推动中原经济区建设，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客观必然性

（一）推进新型城镇化是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加快城镇化进程，可以增加城镇人口，扩大消费；可以拉动投资，推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可谓一举多得。可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实现河南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最大的内生动力和坚实支撑，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突破口和关键环节，更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持久性强大动力。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途径

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农业人口众多，农业和农村发展长期滞后，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其所派生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尚未打破，由此导致农村生产要素持续流失、资源配置和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逐步建立起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既是推进河南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当务之急，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河南城镇化发展和城市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城市综合实力不强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城镇粗放式发展的状况尚未根本改變。河南城镇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正逐步缩小，但仍低于沿海和全国平均水平；城市规模小、实力弱的问题比较突出，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数量少，中心城市的竞争力、辐射力和带动力不强。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由30%提高到60%的阶段，是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目前河南城镇化率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因此，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构建新型城镇体系，才能不断提升全省城镇化水平，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持久动力。

（四）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依据省情作出的重要战略选择

目前，河南的基本省情主要特征表现在：人多地少，“三农”问题突出，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大，资源环境压力重，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等。基于此，只有推进新型城镇化，走集约型城镇化道路，加快城镇化由粗放增长向集约高效发展转变，由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转变，由项目带动向统筹推动转变，促进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文化观念转型，才能实现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共同繁荣。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建议

（一）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型城镇体系

构建以中原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省域中心城市、县城、中心镇与农村社区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体系，形成合理的城镇规模等级结构和职能，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大中城市对城镇和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而且有利于城乡融合。

构建新型城镇体系，一要突出发展郑汴都市区。高起点规划、高速度建设、高水平管理，尽快吸引要素聚集，成为组团式、网络化的复合型城镇密集区，提升辐射带动功能，放大整体优势，增强发展活力，争取早日成为河南进入世界的枢纽和世界进入河南的门户。二要着力培育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地区性中心城市。按照规模做大、实力做强、功能做优、环境做美的原则，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发展，壮大其他各省辖市规模，增强聚集要素和辐射带动地区发展作用，使之成为各区域空间组织的核心。三要注重建设各具特色的县级市和县城。通过建设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积极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壮大支柱产业，提高吸引力、竞争力，尽快成为对周围地区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中等城市。四要积极发展产业基础好的小城镇。各地要从当地实际出发，选择那些有非农产业基础、发展前景好的小城镇，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能管理，使之尽快成为各具特色的小城市。五要整合发展新型农村社区。积极推广新密、舞钢、潢川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经验，按照“规划先行、就业为本、农民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鼓励“迁村并城”、“迁村并镇”，有条件的“迁村并点”，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使之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结合点、促进农村发展的增长点。

（二）建立三次产业融合互动的现代产业体系

建立三次产业融合互动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既是解决河南省当前三次产业自身发展问题的突破口，也是化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实现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根本途径。

建立三次产业融合互动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一是搞好区域产业布局。根据城乡的不同特质和发展优势，合理分工、互促共进，使城乡之间形成一种相互支撑的经济建设联系。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的发展极，重点发展都市农业、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中小城市以生产性功能为主，充当中心城市向农村扩散经济技术能量的中介和农村向城市聚集各种要素的节点；农村以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农业生产支撑大中小城市对资源和要素的需求，获取农业经营的规模效益和城市化发展的整体效益。二是加快三次产业融合互动发展。通过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构建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加快城乡间资本、信息和技术市场一体化建设、完善城乡统一的商品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促进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合理流动；树立农工贸一体化的产业链意识，大力扶持农业专业化组织和产业化龙头企业，构建农工贸产业链，加强产业纵向互动；强化整体规划、完善基础设施、拓展产业联系，打造特色产业园区，发挥园区的聚集效应、扩散效应、催化效应和辐射效应，搭建三次产业互动发展平台；加快三次产业的资金融合、技术融合、产品融合，促进三次产业横向互动。最终促进三次产业在城乡之间的广泛融合，为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提供强大的内在动力和产业支撑，促进城乡经济共同繁荣。

（三）创立一套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制度体系

新型城镇化引领，实质上是城乡两个系统在经济、社会、人口、空间、生态等诸多基本要素交融与协调发展的过程。而这种交融与协调与城乡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相联系，科学、合理的城乡政策和制度供给直接决定了交融和协调的广度与深度。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城乡制度创新上，立足全局、大胆创新，建立一套有利于全面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制度体系，为城乡经济社会的全面繁荣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一是搞好确权，让农民充分享受到农地流转的收益；二是破解户籍约束，加快农民市民化；三是推进教育、卫生、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建立现代民生保障体系；四是创新城乡产权制度、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城乡财税金融制度，实现城乡资源有效配置。

【本文是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构建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研究”（编号112400410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新路:新型城镇化路径 篇7

出版时间:2014-01-01

ISBN:978755041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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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经济>经济体制与改革

未来20年, 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70%, 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将超过10亿, 其中70%的城市人会居住在城市群里!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将突破3000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转化成本将突破1000000亿元!50%以上的房地产企业会被淘汰, 幸存者将面临全新的游戏规则!

不要刻意强调城镇化率的提高, 新一轮城镇化并非“投资大跃进”。城镇化要向幸福出发, 要让农民多分一杯羹。城市扩张必须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城市承载能力首先必须靠产业支撑, 没有产业支撑, 城镇化最终可能使得农民变不成市民, 反而变成流民, 甚至变成暴民。这轮新型城镇化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 而是个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问题。只有科学、全面、正确地解读“新型城镇化”, 才能更好地推动“新四化”。

小城镇的中国路径 篇8

1 新型城镇化的概念与内涵

城镇化是目前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之一。学术界研究城镇化的历史已有几十年,但是,各学科对城镇化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人类学研究城镇化注重社会规范,城镇化带来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由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转为现代化的城镇生活方式。经济学认为,城镇化是农业活动向非农业活动的转换过程,是经济结构实现转换的过程,特别强调生产要素的流动对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作用。地理学主要研究区域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非常注重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人文因素在区域上的分布情况[1]。在城镇化各种定义中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是: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即为城镇化。由于人口向城镇集中或迁移的过程包含了社会、人口、空间、经济转换等多方面的内容,加上可以采用比较简单易行、有一定可比性,故这一城镇化定义为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综合上述,城镇化一词有着广泛而丰富的内涵:城镇化是城镇经济、社会、文化等渗透到农村的过程,是人口集中和产业聚集的过程;是人口结构改变的过程。

相对城镇化而言,新型城镇化突出以人为核心,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实现人口向城镇的集中,促进优势资源与生产要素在农村与城镇的合理流动,实现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基层治理的调整以及文化与观念的转型,推进城市与农村一体化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改变过去片面追求城市的规模扩大、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新”在涵盖农村,注重农村与城市的协调发展;“新”在不牺牲农业和环境,依据特色发展优质高效农业产业;“新”在一二三产业的协调集聚发展,农民就业可以就近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去;“新”在农民身份的改变,农民和市民享受一样的居住环境和公共服务。

2 国外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模式

城镇化发展的模式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与政治状况等密切相连。按照市场机制和政府在城镇化发展过程的作用,可以将国外城镇化发展的模式概括为三种:一是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的城镇化;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完全以市场为主导的城镇化;三是以拉美、非洲等国家为代表的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城镇化。

2.1 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政府调控与市场主导并重的城镇化

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以英国、德国等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注意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这种模式主张,城镇化的发展应以市场为主导实现城镇经济的产业化发展,实现城镇社区的建设以及社会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同时,在城镇市场化发展的过程中,在土地、住房、交通、环境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政府应通过一定的行政和法律手段进行适当的宏观调控,对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加以有效地引导。比如,英国政府通过颁布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引导城镇化的规范发展。二战后伦敦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不断地向外围扩展,这给农业用地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此背景下,伦敦政府颁布了“绿带开发限制法案”,政府通过收购土地作为“绿化隔离带”的方式,引导城市建设用地的规范开发。同时,英国政府专门成立城乡规划部,避免了因城镇的迅速扩张而给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的损害,形成了城镇化与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局面[2]。

2.2 以美国为代表的以市场为主导的低密度蔓延式的城镇化

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美国强调城镇的发展应完全由市场主导和调节,政府应较少进行行政干预或调控。这种模式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市场的需求,城镇的兴起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选择。二战后,美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西部地区的开发推动了城镇化的迅速扩张,美国的城镇化率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超过70%。然而,这种完全市场化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由于政府没有及时对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加以有效的引导,造成城镇化发展的自由放任的发展态势,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突出表现是过度郊区化,城市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镇建设无序,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空间和社会性结构问题也日益突出。

2.3 以拉美、非洲等国家为代表的缺乏产业支撑的过度城镇化

在历史上,拉美、非洲等一些国家长期以来受到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在此背景下,拉美、非洲等国家的城镇化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以外来资本为主导的工业化发展中,大量的农村居民向城镇集中,带动了国家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例如,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国家的城镇化获得快速发展。1950年世界各国平均的城镇化率是28.8%,拉美国家城镇化率41.4%,世界排名第四。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拉美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已经居发展中国家之首,镇化率达到64%,到2012年城镇化率高达80%。城镇化水平与西方国家接近,而其工业经济却远远赶不上西方国家的发展速度,因此,这些国家的城镇化属于典型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的水平[3]。一方面,在城镇化的发展中,政府没有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没有有效利用外来资本发展自身的民族工业,城市产业经济发展低迷;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注重利用外来资本发展工业经济,忽视了农业经济的同步发展,城乡差距加大,使得大量农村人口向大城镇流动,导致“大城镇病”,城镇在居住、交通、环境等方面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拉美地区的墨西哥城,在2012年城市面积约2018 km2(含附近的17个城镇),而其人口高达2000万(含卫星城)。但是,城市在住房和医疗卫生、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和服务上没有跟上,使得墨西哥城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城镇化混乱,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3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根据区域经济理论,由于各地资源禀赋不一,城镇化发展不应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而应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区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究国外城镇化发展历程,目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结合实际和时代发展的需要,提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3.1 遵循市场的理念,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根据国外城镇化的经验和教训,完全市场化和完全政府主导的城镇化都有自身的缺陷,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在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道路时,我们应把市场的机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让其发挥各自的功能,共同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1)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应充分遵循市场的规律和理念。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区域优势,同时也存在着发展效率低下、市场化程度低等问题。从国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市场对产业获得优质高效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引入市场理念,走出一条城市与农村统筹发展、以工业带动农业、工业与农业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道路[4],从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优质高效发展。市场机制对城镇化进程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城镇化的总体格局、规模主要由市场机制调节形成,城乡之间要素的流动也主要由市场机制调节而成的。在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应遵循市场化的运作机制,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培育打造产业发展,注重科技发展农业,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资融资体系。

(2)政府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中承担的是指导和调控的角色。具体体现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土地一级开发时相关方案的制定、相关政策的出台,在产业培育、资金筹措方面给予的政策引导和支持。通遵循市场的理念,改变政府行政职能管理体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保障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劳动就业制度和公共财政制度等,推动土地产权改革,促进土地有效流转和规模经营。

3.2 改变增长方式,以产业内涵和产城联动建设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目前,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城镇建设重视规模忽略质量,产城融合不佳,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有限。未来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并不在于产业的比例变化,而应集中于未来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内涵优化。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走内涵式、集约型经济发展道路;积极构建环境友好型的生态产业体系,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提高能源利用。提升产业价值,以产业链组织本地化生产网络,以产业链延伸为纽带,引导大型企业根植于本地化生产网络体系中,带动本地小企业的升级调整,完善产业结构,推动区域整体产业组织结构的良性转变[5]。

依据区域优势和特色,实现农业产业的优质高效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依据区域资源优势和特色,可涉及的项目包括种植业、养殖业、高科技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等。通过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土地流转,农村土地集中经营,实现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推动生产要素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形成高效农业园区,培育龙头产业,带动区域经济连片发展。同时,注重产业间的集聚创新。在产业引进和发展的过程中,注重整体产业链的引入和培育,加大产业之间关联与协同;引导产业空间集聚,延伸产业链条,促进产业创新,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增强其本地根植性,争取产业集聚效益最大化,更大限度的发挥产业的区域带动效应,实现产城一体、融合发展的区域发展新目标。例如,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设计以三全、思念等龙头企业为代表的产业园,形成全国最大的速冻食品产业集聚区。同时,惠济区近3年累计引进企业30家,营业收入达到508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高达145亿元,带动城镇化的快速高效发展。

3.3 进行制度探索,提供保障措施,构建城乡一体发展的新型城镇化

总结分析国外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实践和经验教训,城镇化不能一味地大城市化,不是简单地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也不是完全的农村化,而是要城乡统筹,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这是城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避免因城镇化而带来一系列问题的有效途径。

(1)推进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村城镇化。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57%,但统计中包含了大量流入城市中但户籍还在农村的农民工,真正的户籍城镇化率不到35%,半城市化、伪城市化现象严重。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应打破城乡的二元体制,打破户籍的限制,建立居民自由迁徙的人口管理制度,促进城市与农村人口的相互流动,实现人口向城镇的集中。推动农村土地有效流转,实现规模高效经营。探索农村集体用地的流转办法,可以考虑采用股份制的形式,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分享利润和承担责任,也可考虑农民以“农用地”换社保、以“宅基地”换“政策性优惠住房”等政策措施,把广大农业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社会化连片生产,进行市场化运营。

(2)建立覆盖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体制。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表明,合理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例是1.5∶1,而我国在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3.10∶1。其中,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应统一规划、统一布局,在交通、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方面与发展成熟的城市相互对接,使基础设施网络和管理体制覆盖城乡。同时,在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公共文化、公共安全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让农村社区的居民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6]。比如,美国、日本和欧盟各国不断加大对公路、铁路和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建设的项目不仅包括同大中城市之间的铁路、高速公路等的连通,更加注重城乡间交通的连结。建立高层次化、整体贯通的基础设施和管理体制,有利于带动城乡经济的协调一体化发展,打破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同时也有利于避免“大城镇病”。

(3)基础设施的改善、公共服务的提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资金投入方面,应建立以企业和农民资本投入为主体、以政府资本投入为指引、以信贷资本投入为动力、以外资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农业投融资体系。首先,国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表明,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其次,政府可以通过招商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建设和经营。比如,可以通过降低税收的形式吸引更多的投资。再次,可以通过土地整改,以入股的形式吸引社会资金的注入,使这些“死资源”转化为农业开发和农村发展的“活资本”,解决新型城镇化中融资难的问题。

3.4 分区域组团式发展,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具体模式

在具体建设模式上,借鉴国外发展的经验,构建组团式的新型城镇发展思想。要改变过去摊大饼的粗放模式,而是以组团式联合开发建设模式,带动城市和农村的共同发展。根据我国所在区位条件、自身特征等,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合村并城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构成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具体模式。

(1)旧城改造是指局部或整体地、有步骤地改造和更新老城市的全部物质生活环境,以便从根本上改善其劳动、生活服务和休息等条件。既反映城市的发展过程、城市空间规划组织以及建筑和社会福利设施的完善过程,又表示物质成果,反映当时的建筑和福利设施状况。旧城改造应保持中心城市相对稳定,在向灵活分区过渡的基础上编制各种开敞式的城市结构。“城中村”在从乡村向城市转变过程中,因土地、户籍、人口等多方面均属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纳入城市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其发展有很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因而影响了城市基础设施布局,乃至城市整体规划的实施。为了推动新型城镇的优化发展,应积极对一些制约城市发展的“城中村”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改造。

(2)合村并城是对现有村庄进行统一分类引导布局,通过合村并城和合村并点建设城镇型社区,改善村民居住条件;社区路网和市政管网与城镇区对接,方便村民生活;社区建设中采取项目带动模式,即由相应的产业支撑,解决村民的就业,增加村民的收入;同时,农村地区统一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与市民同等待遇,完成由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换,共享城市发展成果。例如,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目前正在开展合村并城试点工作,针对京水、大庙、祥云寺、新庄、铁炉寨、惠济桥、弓寨、宋庄、东赵、马庄、西黄刘(北四环以北)、岭军峪和张定邦等13个村庄、40个自然村进行合村并城,规划实施7个项目,涉及约5万人,占地567.2 hm2,拆迁面积约859 hm2,计划总投资170亿元,建筑面积约460 hm2。建成后可节约土地300 hm2,实现税收27.2亿元[7]。

(3)新型农村社区打破原有的村庄界限,将原有的村庄搬迁合并,统一建设新的住房,并提供一体化的服务设施,形成新型的居民社区。新型农村社区既保留了传统农村社区的温馨,同时又与城市社区对接,能享受到与城市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同时也使农村大量的土地得以集中起来进行统一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在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过程中,应加强农村社区的居民与城镇居民的相互转化。打破户籍限制,加快村民向城镇的集中。同时,城市社区居民也可把积累的优势资源和生产要素带到新型农村社区,加快城乡一体化的步伐。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4 结论

城镇化水平是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国际城镇化发展规律表明,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城镇化率超过50%时,就到了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6100美元,城镇化率达到了52.57%,具备了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客观基础和条件。总体来说,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是要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产业在哪里布局、布局什么样的产业,人们在哪里居住、居住什么样的环境”这一重大急迫问题。在发展城镇化的道路上,借鉴国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同时结合我国各区域的特点,用新型城镇化统筹解决粮食安全、耕地保护与农民富裕;用新型城镇化做强主城、膨胀县城、建设集镇、发展社区,使大中小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得以提升;用新型城镇化优化产业发展布局,提升产业发展层次,实现产业集聚发展,提升产业发展的综合竞争力;用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凝聚城乡发展的合力,在激烈竞争中实现经济发展的“弯道超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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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骆江玲.国内外城镇化模式及其启示——以江西省鄱阳县为例[J].世界农业,2012(6):75-79.

[3]郭小燕.世界“新型”城镇化趋势及其对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的启示[J].小城镇建设,2011(2):35-38.

[4]吴旭晓.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研究——以赣湘鄂豫四省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33(1):3-7.

[5]朱广其.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现代化变迁缓慢的原因与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0,21(1):53-56.

[6]李华,王敏.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是城乡统筹的关键[J].中国合作经济,2011(2):63-67.

小城镇的中国路径 篇9

城市群建设作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统筹区域和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能促使一定地域范围内城市间的协调发展，以及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 (1) ，乃至新农村的协调发展。在当前探索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进程中，小城镇作为城乡之间的重要纽带，其建设发展已成为城市群建设的突出环节 (2) 。武汉城市圈是我国众多处于快速发展期的城市群之一，也是湖北省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区域。武汉城市圈发展相对落后，在建设时更应优先发展小城镇。要有效促进武汉城市圈小城镇的建设发展，就必须深入分析小城镇所处区域的工业化及城镇化发展特征，寻找小城镇发展的科学路径，建立有针对性的规划平台，有效指导小城镇的建设发展，促进武汉城市圈走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道路。

二、武汉城市圈小城镇发展的基本态势

（一）武汉城市圈小城镇发展的现实困境

小城镇是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小城镇建设是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的主要建设内容。在国内外发展比较全面的城市群中，小城镇的产业经济和城镇建设均较为发达，发达的小城镇群体已成为城市群建设发展的重要支撑。从总体上看，我国小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东高西低，乡村产业化进程和市场化发展东快西慢，建设水平和空间发展东强西弱。有文献分析，目前我国设市城市661个，而建制镇有19369个，乡集镇有16395个，两类小城镇共35764个，分别是设市城市数量的29倍、25倍和54倍，该文献认为这种现象是我国城镇体系中存在的畸形现象。武汉城市圈城市数量仅24个，但建制镇就有428个，乡集镇数量与建制镇数量基本相当，建制镇数量是设市城市数量的17倍(见表1)，也体现了这种畸形。

武汉城市圈地域分异明显，城镇发展基础参差不齐，城镇发育不平衡状况突出(见图1)。其中小城镇发展严重不足、要素集聚能力弱是当前武汉城市圈发展的主要问题。在武汉城市圈全部约1500万城镇人口中，属于小城镇范畴的县城、建制镇总人口就达到620万左右，占总量的40%以上。但这些小城镇不仅产业经济基础薄弱，而且单体规模明显偏小，县城人口平均仅10万，建制镇平均人口仅1.4万。同时，由于小城镇的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集聚能力较差，导致在与城市争夺发展空间(包括用地空间、人才空间、技术资金空间、市场运输空间)时缺乏竞争力，并由此成为小城镇发展的瓶颈。

（二）武汉城市圈可以建设发达的小城镇群体

2007年武汉城市圈的人口城镇化率为56.6%，虽然内部各县市的城镇化发展并不均衡，但以武汉市为圆心的半径为100km2紧密圈层内的县市，其人口城镇化水平普遍大于或接近武汉城市圈城镇化平均水平(见图2)，武汉城市圈已经进入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研究表明，城镇化率处于30%～50%时，区域城镇化水平与小城镇发展集聚具有负相关性。直到区域城镇化率超过50%时，才具有扩散作用并对小城镇发展施加正向压力。当前武汉城市圈所处的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可以为小城镇的全面发展提供整体环境。如前文所述，武汉城市圈小城镇数量多，个体规模小，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极大。特别是面对城市圈及全国性的农民进城迁移式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状，小城镇的就业容量优势、乡土人文优势、土地集约利用潜力优势等，完全可以使小城镇成为城市群快速发展的发展极。

三、武汉城市圈小城镇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武汉城市圈小城镇发展的现状路径

一般认为，区域内的小城镇发展差异，主要取决于小城镇的主导产业设置、外来资本投入、人力资源的能动作用(特别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及宽松的制度环境。武汉城市圈的小城镇建设发展已基本形成多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仙桃市彭场镇是以工业为主导产业的产业重镇。2009年，其工业总产值为53亿元，占全镇工农业总产值的88.3%，成为全国最大的无纺布制品加工出口基地，并正在实施“全国性无纺布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中心”战略。通城县各乡镇以人力资源促发展，实施卓有成效的打工人员回归创业的“回归工程”，走出了一条“劳务输出—回归创业—就地转移”的新路子。据相关报道，2006年～2008年，通城县共引进“回归”项目156个，占招商引资项目总数的86.3%，回归资金达6.5亿元，占招商引资总额的89.2%，使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而招商引资作为解决小城镇产业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资金短缺问题的重要手段，制订宽松的企业发展政策和营造优越的企业发展环境，已经成为普遍性的做法，本文不再赘述。

（二）武汉城市圈小城镇发展的路径选择

1. 依托大中城市，培育城市型功能组团

武汉城市圈作为湖北省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大中城市的产业聚集能力和发展基本达到一定水平，已经产生要素向周边地区迅速扩散的客观要求，这为众多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在武汉城市圈的9个中心城市中，武汉市的中心城区人口已经超过500万，黄石、黄冈、鄂州、孝感、咸宁5个地级市和仙桃、潜江、天门3个省直管市的中心城区人口规模一般在30万～50万，个别城市接近100万。中心城市向外扩展的城市区域化进程明显加快，周边小城镇与中心城市一体化发展态势非常明显。特别是武汉都市发展区、武鄂黄城镇连绵带的大中城市周边，为承接中心城市交通物流、工业生产等产业扩散和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小城镇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利用现有小城镇，在继续加强发展生态农业、郊区旅游业的基础上，依托大中城市培育城市型功能组团，既能促使大中城市拓展城市空间、完善城市功能，发挥中心作用、提升城市竞争力，又能迅速促进小城镇的建设发展。

2. 依托县城和经济强镇，培育跨区域的城镇集群

虽然武汉城市圈普遍存在县城发展一枝独秀，与周边小城镇发展落差突出的问题，但农村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集聚因素和县城郊区化发展的扩散因素，可为县城与周边小城镇之间加强横向联合，形成共同发展格局提供基础。在咸(宁)赤(壁)嘉(鱼)、孝(感)应(城)安(陆)、仙(桃)潜(江)天(门)等城镇密集地区，存在密集的小城镇网络和普遍偏小的小城镇个体。其中一些经济强镇的乡镇企业发达，成为农村地区及周边乡镇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目的地。例如，据相关报道，仙桃市彭场镇工业总产值是武汉市第二强镇的3倍，吸纳的农村就业劳动力为2.2万人，占武汉市吸纳城乡就业人员总数的1/3，其中90%是本镇附近劳动力。但这些小城镇发展往往受到本地服务设施不健全、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居住生活环境不理想的制约，一般情况下，就业人口在本地取得一定资金积累后，往往向市区搬迁，影响了小城镇发展积累和发展可持续性。因此，可以依托县城和经济强镇，加强与临近小城镇之间的整合，围绕龙头企业打造城镇间的产业协作园区，共同构建基础设施网络，以此为纽带开展跨区域的小城镇集群建设，以促进小城镇进一步快速、协调发展。

3. 依托新农村建设和生态功能区建设，培育联合服务型小城镇

武汉城市圈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其农村建设发展一般经历了传统集体经济、农村改革突破、稳定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4个阶段，特别是自“十一五”开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较大提高，农村面貌逐步改善。同时也开始出现农村居民点集中、农村服务要求进一步提高等新的发展形势。小城镇作为城乡网络体系的重要节点和纽带，在新农村建设的“工业生产向发展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等策略推进工作中，必须发挥城乡地域的中心作用，积极推进小城镇服务功能提升和城镇环境改善，使其成为广大新农村的服务中心。武汉城市圈各类湿地面积占土地面积的比例达8.04%，现有自然保护区14个、国家级森林公园3个、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8个，各县市地域分异明显、资源特色突出、自然生态保护形势严峻。《武汉城市圈整体规划》严格划出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生态保护区域。这些区域的小城镇发展，除了开展适应其生态承载能力的产业建设外，更重要的是结合其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科研利用等功能开发，以集中规模化的城镇建设来积极承接生态功能区的居民点腾迁，以旅游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完善更新来实现城镇可持续发展，以彰显地域环境特色的城镇风貌来增强其吸引力和生命力。这类服务型小城镇发展路径也是武汉城市圈小城镇发展的合理路径之一。

四、武汉城市圈小城镇规划模式的创新探索

（一）反思：既有规划体系存在适应性不足问题

在小城镇建设发展的规划引导上，当前典型的“城市群总体规划—市县域城镇体系规划(一般为城市或县城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小城镇总体规划”模式采取的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层层分解方法，往往存在上位规划对小城镇规划引导缺位问题。在宏观层面，以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为代表，其对小城镇发展的规划引导，还是以服务各级城市发展为主的引导模式，基本不存在对圈内小城镇的单独分析与针对性部署。在中观层面，以各市(县)城市总体规划为代表，在其市(县)域城镇体系规划中，对于小城镇建设发展提出了分区分类的引导，但偏重于围绕中心城或者一两个市(县)域中心的发展目标实现，实行的还是与中心城市不对等的小城镇规划引导。在微观层面，以乡镇总体规划为代表，加强了城乡统筹，突出了引导与管制的结合，但存在重个体、轻整体的问题，造成小城镇在发展定位上形成强烈自我中心意识，使各小城镇极易在发展资源的选择上无序竞争、在城镇规模上竞相攀比。

（二）武汉城市圈小城镇规划方法的探索

近年来，随着武汉城市圈区域空间发展格局的逐步整合，特别是随着对小城镇发展重要性认识的深化，不管是省级政府层面，还是市(县)政府层面，都在有意识地打破小城镇规划上的传统藩篱，寻求规划模式的创新。例如，《鄂州市城乡总体规划》以城乡一体化为抓手，突出了市域10个特色镇的特色产业、公共服务、生态建设等主题，突破了重局部轻整体、城乡分割等传统(见图3)。《梁子湖地区跨区域协调发展规划》打破武汉、鄂州、咸宁、黄石四市行政区划限制，重构城镇网络，建立“板块—走廊—园区”式产业空间布局体系，构建分工合理、特色鲜明、组织有序的城镇结构网络(见图4)。《咸宁市城市总体规划》在中心城区规划中，统筹考虑中心城区内城乡建设，建立“主城—新城—组团—集镇—中心村”的由城及村的全覆盖式一体化规划体系，适应主城与外围新城、组团、集镇的协调互补建设，推进小城镇统筹协调发展(见图5)。

这些新的规划实践，不管是自上而下地推进各城、镇、乡、村的发展，还是自下而上地以新农村建设为突破口协调城乡建设，都重视了小城镇发展的城市动力和乡村土地优势，且不同于传统规划模式，打破了小城镇发展的个体意识，形成了小城镇群体协调的发展局面。

（三）武汉城市圈新型小城镇规划模式的建立与完善

以小城镇发展的群体意识觉醒为契机，着眼于武汉城市圈小城镇发展的不同路径选择，针对性地建立新型小城镇规划模式，引导小城镇健康发展，应是当前武汉城市圈城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出路(见图6)。

1. 城市带动，开展协作式城镇规划

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强化区域交通、产业布局、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同城化”建设，构建包括周边小城镇在内的“同城化”城镇协调区，形成小城镇与中心城市互为依托的城镇组群。在规划上，突出建立以“主城—新城—组团—集镇”为主线，由城及镇的全覆盖的空间规划格局，推进小城镇在城市区域化进程中的城市化发展。武汉市在新城组群分区规划中，在400余平方公里的新城组群范围内，以新城和乡镇为核心，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按功能和发展目标进行组织，对组群内产业、空间、交通、生态体系等进行一体化布局安排;同时以3km2～5km2为基本单元，进行空间要素的规划指引。在小城镇建设发展的引导上，既有自上而下的宏观整体指引，又十分重视小城镇在区域整体格局中的发展选择。

2. 城镇互动，开展网络式城镇规划

以县(区)行政区域内发展基础好、带动能力强、集聚辐射效应突出的重点小城镇(如城关镇)为核心，联合周边乡镇，加强产业协作、功能互补、生态共建和设施共享，形成“城镇联合体”。如在探索咸宁市崇阳县城关镇(天城镇)发展路径和规划工作中，为消除县级发展资源调度优势和空间限制障碍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开展“1+6”大天城区域(天城镇、白霓镇、路口镇、青山镇、石城镇、桂花泉镇、铜钟乡7个乡镇行政区区域)的网络式空间规划，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武汉市正在积极开展市域内78个“镇(乡)域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以“两规”—镇(乡)域总体规划和镇(乡)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为抓手，进行发展引导、土地使用、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空间管控和综合部署，将有利于解决乡镇规划“两规”脱节的矛盾。此外，若进一步跨镇(乡)进行小区域的资源整合和城镇功能重构，依托中心城镇，将3～5个周边乡镇进行整合，开展网络式城镇规划，将比单个“镇(乡)域总体规划”更具科学性和现实性。

3. 城乡联动，开展城乡一体化城镇规划

以相邻地区若干乡镇为单元，开展跨乡镇的城乡一体化规划，以建立区域整体的产业经济增长机制、资源谨慎利用机制、人口调整重布机制、设施网络共享机制。在这一规划工作中，有必要强调城乡一体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发挥城乡互补优势，逐步减小缩乡差距，实现协调发展的过程。在城乡一体化规划工作中，应避免片面强调区域内的城乡均衡发展，而应突出小城镇的城乡纽带作用，按照区位、交通、资源环境、产业基础等具体特征，实施差别化的城镇发展策略。需要注意的是，单个镇(街、乡)政府，普遍不具备足够的城镇建设资源调配和协调能力。以县(市、区)级政府为主导，在科学尺度的区域范围内开展跨镇域的城乡一体化规划，具有更强的现实性。若按照武汉城市圈内1000km2～2000km2的县(市、区)域行政区域，开展全域式的城乡一体化规划，将会出现问题分析不深入、规划措施不具体等问题。而武汉市在《武汉市汉南区城乡一体化规划》编制工作中，针对该区287km2的行政区域、4个镇(街)、55个村(大队)进行的城乡一体化规划，在可操作性上得到了各方认同。

4. 区域导控，开展跨镇主题式城镇规划

在风景名胜区、资源保护区、旅游发展区等跨乡镇的主题发展区内，以各类跨镇域主题式整合规划为抓手，进行区域整体的生态网络织补、城镇网络重构、产业结构调整、交通网络对接等规划工作，对小城镇建设发展进行系统、全面的指导。但需避免偏重设定主题、区域过大导致的引导不具体的问题。除前文提及的《梁子湖地区跨区域协调发展规划》等之外，武汉市正在开展的新农村示范带建设规划也是一种新的尝试。该工作以武汉市对外联系主要通道沿线的7个新农村地区为重点，进行跨乡镇的规划编制工作，引导城乡产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居住向中心村和城镇集中、社区服务向新型农村社区和城镇集中。这一做法，既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有序开展，又突出了小城镇的城乡纽带作用，有利于小城镇依托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

五、结语

小城镇既然是城乡联系的重要纽带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其建设发展就会有多种途径，其规划同样会有多种方法和手段。对规划工作者来说，结合地区实际进行小城镇规划模式的积极探索，也是对我国城乡规划体系建构的一个贡献。(转载自《规划师》总第175期)

摘要：武汉城市圈小城镇发展的不足已成为城市圈整体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 而传统的小城镇建设发展的规划引导模式又不适应其小城镇的发展实际。研究结合武汉城市圈的城市群发展特征和区域经济地理特点, 分析未来一段时期内小城镇发展的主要路径, 梳理近年来与武汉城市圈小城镇发展有关的规划创新方法, 归纳并提出城市带动、城镇互动、城乡联动、区域导控4个新的小城镇规划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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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跃平.城市群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空间策略的适应性[J].城市规划学刊, 2009 (7) .

[3]朱东风.江苏小城镇人口发展的时空分异[J].城市规划, 2009 (12) .

[4]张同升, 刘长岐.快速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的中国城镇规划问题[J].城市发展研究, 2009 (8) .

[5]刘奇志, 胡跃平.城乡一体化: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建设的城乡协调思维[R].中国城市规划学术研究进展年度报告, 2007.

小城镇的中国路径 篇10

1 青云镇基本概况

青云镇位于山东省临沭县北部, 是山东省级示范镇、临沂市级优先发展重点镇, 2012年被正式列入山东省百镇建设示范行动名单。第一产业以杞柳、板栗、花生和畜禽养殖为主, 是全国重要的柳编之乡和板栗之乡;第二产业以柳编加工业为主, 企业规模普遍偏小, 且工业中污染企业较多, 对环境造成了较严重的影响;三产服务业发展水平一般, 主要是一些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需要的生活性服务业, 旅游业的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

2 产业培育路径与发展策略

2. 1 产业培育路径

农业型、旅游型和城郊型小城镇的发展都是得益于整个区域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所孕育出的巨大城市消费市场。对于那些靠近中心城市的小城镇来说, 未来的发展机会很多。

对照浙江小城镇产业培育的各种类型可以看出, 青云镇目前是全国重要的柳编加工基地, 应该说是偏向于块状工业型, 但目前的产业规模偏小、产业组织效率不高, 竞争力不强。未来应进一步壮大该产业的规模优势, 尤其是要培育发展专业市场, 通过市场带动工业发展, 形成加工、销售、研发的完善产业链。除此之外, 青云镇应该利用良好的区位交通优势, 积极培育城郊型小城镇的产业功能, 包括现代农业、旅游业、交通服务业等, 并引入一些新型工业。发展这些产业的关键是要抓住临沂市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机遇。可以预想的是, 青云镇的产业功能极有可能是多元化的, 产业培育的演进路径为:块状工业型—城郊互动型—综合发展型。

2. 2 产业发展策略

1) 加快推进农业四个转变。

抓住临沂市打造全国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的发展机遇, 结合现实基础和市场需求, 巩固杞柳、板栗的基础优势, 建设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基地, 打造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形成特色高效农业经济集群; 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 以现代化、生态化、园艺化、创意型产品生产为基础, 积极发展城郊休闲农业, 拓展农业生产的休闲、旅游、服务、商业、宣教等新功能; 适度发展城郊食品加工业, 形成集农产品集散、加工配送、仓储保鲜、产品包装、检测检疫于一体的区域农产品加工商贸物流体系, 实现由农业的生产功能转变为重视农业的生态、休闲和社会功能, 实现由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转变为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实现由“公司+ 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转变为“公司+ 科研+ 基地+ 市场”的发展模式, 实现由大田加简易设施化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工厂化、园区化、设施化的生产方式, 建设成为临沂市休闲农业发展的样板区、高效农业示范基地和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

2) 加快实施工业转型升级。

依托近港口、近临沂大市场群的区位优势, 以市场为支撑, 整合现有中小型柳编加工企业, 加快产业集聚平台建设, 积极拓展柳编产品的国内销售市场, 进一步扩大柳编出口产业规模, 深化延伸柳编产业链, 形成涵盖节日礼品、工艺品、日常家居用品等产品类型全、配套服务完善的现代柳编产业集群。同时, 为应对市场不确定性, 鼓励中小企业建立高度灵活的生产协作网络, 形成一种弹性专精的生产方式, 及时按照多变的市场需求组织生产。联合高等院所、民间艺人和行业协会, 适度保持中小型企业的独立性和自我发展能力, 鼓励一批中小企业在某一生产环节不断寻求技术突破创新, 走“专而精”的发展道路, 提升柳编产业的区域竞争优势。此外, 从整个鲁南临港产业体系建设的角度出发, 发挥靠近日照精品钢基地建设中心和全国最大的铁矿石进口港口 ( 日照港) 的优势, 发展无缝钢管、线型钢材、螺纹钢、线材、型材、薄板、中厚板等精钢制品产业, 以及镍铬复合材料、新型铝材、钛材等精钢衍生产业, 提高为周边大型开发区的龙头企业的配套能力。

青云镇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图见图1。

3) 大力提升现代服务业水平。

抓住临沂市大型休闲空间东进的趋势, 以及临沂建设沭马国家级风景旅游区的机遇, 利用沭河、小蒙山、苍马山等生态景观资源, 以“原生态、自然乡土、非人工”作为旅游产品和休闲空间的特质, 加快建设沭河风情休闲旅游区, 重点开发养老度假类、康体运动类、农业科技观光类旅游产品, 将青云镇打造成为临沂市民的生命加油站和健康疗养吧。从临沭县重要的物流基地的角度出发, 积极对接临沂市各类大型专业市场、大型企业、大型超市的物流仓储需求, 大力引进知名的第三方或第四方物流公司, 积极推进区域性物流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 加快推动区域性柳编交易市场建设, 提供原材料供应、成品交易、出口加工等服务, 并适度预留发展空间, 积极拓展草编、竹编、绳编、麻编等各类编织品交易, 进而把青云镇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编织品专业交易市场。

3 结论与讨论

新型城镇化的问题与路径研究 篇11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问题；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2-0028-01

一、传统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的比较

（一）传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就是相对于传统城镇化而言的，历来的研究也是对传统的城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一直是不健康的”（闫小培，2008），我们只有总结分析传统城镇化各种问题，我们才能具建立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在对过去各种文献研究总结的基础上，传统城镇化的问题概括如下：1.城镇化与工业化不相匹配；2.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相适应；3.不完全城市化导致城镇化的畸形，各种土地资源浪费、土地上人的角色转变混乱等；4.城市扩张导致的耕地资源被挤压和侵占、环境污染、农民农村不断被边缘化等。

（二）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最早出现在2008年，目前各种研究主要倾向于新型城镇化定义为将人、经济、社会、环境、城乡一体化向良好的动态发展的过程。所谓新型城镇化是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大中小城市规模适当、合理布局，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相适应，走出一条人性化、现代化、生态文明、城乡一体、具有现代城市文明精神的健康发展道路。

二、新型城镇化面临的问题

（一）城乡发展不平等。我国长期的发展战略也是导致这种不平等重要因素。我国长期实行工业优先发展和农业支持工业的战略，导致大量的农村资源流向城市，牺牲农村，发展城市，造成了不平等的城乡与工农发展态势，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村被边缘化等严重现象，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这种战略随是极大促进了我国工业和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局面需要重新审视和彻底改变，目前我们城市发展水平已经赶上世界的城市文明发展水平，接下来需要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承诺。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必然阻碍中国城市文明的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实施。

（二）城镇化的空间分布失衡。城镇化的空间分布失衡很明显，呈现出东高、中部发展、西低的态势。东部地区有京津城市圈、长三角、珠三角引领城市化的发展，走在中国城镇化的最前面；中部地区以各省的核心城市带动城镇化，形成点、线、面的发展势头；而西部地区由于多种原因的阻碍，城镇化的发展速度缓慢，城镇数量基数少，增加缓慢，规模较小，是中国城镇化水平最低的区域。2010年，我国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平均为60%，而中部、西部只有45%和41%。这种东中西城镇化阶梯态势导致一系列问题：中西部人力资源向东部长距离流动，中西部资源大跨度调度支援东部发展，极大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本；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严重，导致当地经济发展缓慢，城镇化速度慢、水平低、规模小。

（三）市民化过程缓慢。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是一条腿肥胖，另一条瘦小，正在想尽办法健康。东部地区追求经济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极高，而市民的城市文化精神层面追求明显简单、低水准，“广场舞”的流行正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中西部地区基本上都是两条腿瘦小，急需营养。需要加大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想尽办法丰富市民的精神追求，积极健康的推动市民化过程和现代城市文明精神建设。但总体上我国的城镇化呈现的是追求经济快速发展和GDP，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忽视市民城市文明精神追求，导致“贪大求洋”、“攀高比新”，城市冷漠病，人文关怀缺乏，市民幸福指数不高。

三、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一）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当务之急，必须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的结构，继续发扬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优势，带动城市周边地区和乡村的城镇化，同时把更多的资源倾向于乡村的城镇化，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为此，1.我们要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真正做到“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对农村要多予少取，在保持城市城镇化的成绩基础上，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使农村现代化跟上人口城镇化；2.让广大农民参与到农村现代化、城乡规划、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来，分享新型城镇化的成果；3.国家在政策上加大惠农、富农的力度，确保每年的财政预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引进外资等更多的支援“三农”。

（二）空间布局合理。从全国空间上看，我国东中西的城镇化平均水平呈现阶梯式局面；从各个局部区域来看，即使是同一个区域，城镇化水平也是层次不齐，有的省份、州、市也呈现南北、东西城镇化水平差异大。对此，应按照国家发展的科学、合理的总体规划，加强对我国东、中、西地区城镇化的分类指导，综合考虑各自区域内的经济、文化、行政区划和生态环境等因素，出台全国统一、科学合理的、可持续的总体空间规划和发展方案，使各个区域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

（三）市民化建设。新型城镇化是伴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民化、城市文明精神建设同时进行的，纵观全国，目前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我们的成绩有目共睹，越来越多的人享受这种“硬件城镇化”的成果，而在“软件”市民化城市文明精神建设上我们处在一个借鉴、探索、实践、再探索、再实践的循环中，城镇必须要承载一定的城市文明、人文精神和理性价值内涵，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土地城镇化，更多的是人口城镇化、市民化过程。对此，新型城镇化应该按照建设现代文明城镇的要求，从传统城镇化中转型，走上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我们要更多去满足市民的生活、交往、精神文化需求，通过政府宣传、市民自主学习、媒体引导等措施，提高市民的改革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法治意识，生态意识，传播现代城市文明精神，完成市民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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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人民.新型城镇化建设应解决七个失衡问题[J].经济纵横，2013年第9期.

[3]温铁军，温历.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J].

低碳城镇发展的综合路径规划 篇12

规划对低碳城镇的发展负有重要责任。就我国国情而言, 如何将低碳发展要求与现有城镇的社会经济条件结合, 科学规划, 提供适合于当地条件、可操作性强的城镇建设路径, 是提高我国整体低碳发展水平的重要内容。

一、规划思路

大连市长海县獐子岛镇位于黄海北部, 人口1.9万, 总面积15平方公里, 是以海珍品养殖闻名的深海型海岛群。海岛水资源和土地匮乏, 能源供给完全依靠大陆, 价格昂贵。低碳发展是其降低能源成本, 打造“生态岛”产业品牌形象的重要发展选择。

(一) 发展特征

笔者认为, 中国的低碳城镇发展, 在发展目标上, 应以城镇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导向, 既要着眼于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 又要兼顾城镇化进程中的其它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在发展方式上, 应把握以协同学为理论基础的多样化发展思路, 结合我国城镇可持续发展探索中的已有成果和市场经济在发展调控方面的积极作用, 建立多目标、多系统、多手段整合的协同发展模式, 在多样化中实现协同对象的相互制约与促进, 实现发展的均衡、稳定和高效。

结合当地的经济社会条件, 獐子岛的低碳发展以“低碳”为主、兼顾“低排放”和“低生态足迹”要求, 力图体现“高效益”的综合发展特征。

1. 规划原则

(1) 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是城镇低碳发展的主要背景及最终目标, 獐子岛镇的规划兼顾低碳发展与其它可持续发展规划内容的协调, 以低碳发展促进其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2) 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并重原则。作为淡水资源匮乏的深海型海岛群及渔业生产的产业性质, 獐子岛比陆地城镇更易受风暴潮、干旱等极端气候的影响。本规划在降低海岛碳排放的同时, 兼顾海岛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相关系统规划, 如海岸带生态保护、沿海防护林建设及淡水资源可持续管理规划等。

(3) 发展的经济性原则。对于中国大部分城镇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局部利益而言, 低碳发展 (包括可持续发展) 是一种“选择”式发展。以经济性为代表的现实发展要求和“选择”的优势及可操作性, 是獐子岛低碳发展规划考虑的重要内容。

(4) 多技术体系支撑原则。面向“选择”式发展的“选择”式规划, 需要更加科学的决策手段, 选择针对城镇现实条件的有效发展路径。本规划在传统规划方式的基础上, 利用CITYgreen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情景分析等方法, 提高路径选择的客观性。

(5) 弹性规划原则。低碳城镇的发展需要具有一定灵活性、能够与市场规律相结合的规划管理方式。

2. 技术路线

根据规划原则, 獐子岛镇低碳发展的综合路径规划的技术路线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是传统规划程序;二是针对该镇特征的低碳发展路径研究, 为各级规划提供发展目标、方案、指标、策略、管理等层次的信息反馈 (见图1) 。

发展路径研究包括六个部分。 (1) 低碳发展的综合条件分析:综合分析海岛自然资源与环境承载力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可以利用的政策及市场支持是路径研究的起点; (2) 海岛碳源与碳汇平衡分析:通过能源消费“碳足迹”及高碳模式的能源消费趋势分析, 了解獐子岛镇低碳发展主要面对的能源问题, 并通过海岛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测算, 确定能源消费系统的减排任务; (3) “循环型低碳发展模式”的系统组织:针对海岛能源消费特征, 以协同作用理论为基础, 构建“循环型低碳发展模式”的规划系统框架, 初步明确各系统的相互关系; (4) 关键低碳技术及系统减排能力分析:利用成本效益分析法, 讨论不同低碳技术在当地条件下的可操作性以及相关系统的减排潜力; (5) 综合发展路径的情景分析:以上述分析结论为基础, 分析不同操作难度下, 獐子岛低碳发展的主要路径及建设效果, 为规划路径的确定提供比选方案; (6) 方案比选及行动路线:根据比选方案, 确定獐子岛低碳发展的建设目标、方案及行动步骤, 突出建设的起步项目和关键性项目规划。

二、发展路径研究

獐子岛镇的综合生态足迹测算表明, 2007年獐子岛人均生态承载力0.17ghm2, 人均生态足迹2.15ghm2, 生态足迹是其承载力的12倍, 海岛复合生态系统目前处于较严重的生态过载状态。预计以现有高碳模式发展, 到2020年实现《长海县獐子岛镇总体规划 (2007—2020) 》的经济发展目标, 届时海岛人均生态足迹将达13.3991ghm2。其中, 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将是造成海岛生态过载问题加剧的主要原因。

(一) 能源消费的”碳足迹”特征及海岛森林碳汇能力分析

獐子岛镇2007年能源消费包括煤炭、汽油、柴油、液化气和煤电, 总计排放CO2 7.4万吨, 人均CO2排放约3.9t/a。煤炭、柴油和电力消费是构成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就能源用途而言, 建筑用能 (采暖、照明和炊事) 和生产用能 (生产、养殖作业) 是最主要的碳排放点。传统“高碳”发展模式下, 预计2020年总排放CO2 14.95万吨, 电力消费将成为未来海岛碳排放的主导因素, 煤炭和柴油消费的碳排放量紧随其后。

獐子岛森林覆盖率高达近70%, 但以基于Arc GIS的CITYGreen测算, 海岛全部林木仅可吸收2007年全镇碳排放的1%。另外, 若据张继红等对浅海贝藻养殖碳汇贡献的研究, 可推算獐子岛贝类养殖可吸收本地年碳排放量的1.4%。可见, 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实现海岛的低碳发展收效甚微, 獐子岛镇的低碳发展必须从能源供给和消费的低碳化入手, 主动降低碳排放。

(二) 低碳发展的协同作用体系组织

“协同作用”是城市系统降低发展成本, 实现多方“共赢”的有效方式。獐子岛镇“循环型低碳发展模式”综合考虑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需要, 以能源、水资源和物资三个循环链的内部优化及循环链之间的相互作用为驱动力, 带动城镇的整体低碳发展 (见图2) 。

注:1) 单元格中“▲”表示建设系统, “——”表示非建设系统。2) 情景分析的目标期设定:近期 (2015年) 、远期 (2020年) 。

模式共包括8个主要的低碳发展系统。能源循环链的组织是低碳发展的核心内容, 包括可再生能源供应、产业优化、城区功能及空间结构、绿色交通、绿色建筑和景观生态, 共六个系统;水资源循环链和物资循环链的建立是海岛资源匮乏、环境质量脆弱的必然选择。两者分别包括水资源绿色管理和固废绿色管理两个系统。

在循环的宏观层面 (三个循环链的协同) , 物资循环通过垃圾的资源化处理, 为能源循环链提供生物质能源, 丰富能源供应构成;水资源循环通过多种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可避免现有海水淡化系统的高能耗和雨洪、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对居民生活的冲击。

在循环的微观层面 (能源循环链的内部协同) , 从能源流在城镇的运行过程分析, 可再生能源供应是能源供给低碳化的主要措施;产业优化、城区功能及空间结构、绿色交通和绿色建筑部门是实现城镇经济和社会发展低碳化的核心;景观生态建设除提高林木碳汇能力外, 更是海岛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手段。

(三) 关键低碳策略及系统减排能力分析

以上发展模式中减排效益可以量化评价的关键性低碳技术共计10项, 以当地单位投资的CO2减排效益为标准, 这些技术可以划分为三种操作类型:低成本技术、中等成本技术和高成本技术 (见图3) 。

低成本技术操作难度低、减排效益好, 适合作为獐子岛低碳发展初期的建设重点;中等成本技术操作难度适中, 但在建设上需要相关的配套设施建设, 应是獐子岛长期低碳发展中的建设主力;高成本技术操作难度较高, 但在一定方面仍对海岛的可持续发展有突出作用, 例如分布式光电和风电系统对电网有很好的调峰作用。该类技术可以在海岛低碳发展的适当阶段采用。

此外, 比较各关键低碳技术所在系统的减排潜力, 结果显示:绿色建筑系统的减排潜力最大, 占各系统总减排量的一半;产业优化和电力供应系统的减排潜力紧随其后, 各占总减排量的1/5;绿色交通、固体废弃物绿色管理和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系统减排潜力较小, 共占总减排量的4%。简而言之, 绿色建筑、产业优化和电力供应系统的建设情况基本可以决定海岛一定时期内的整体低碳发展水平。

(四) 综合情景分析

1. 情景设定

综合情景分析以传统发展模式下獐子岛镇能源消费和CO2排放趋势为基准情景 (BAU) , 并以投资规模为主要约束条件, 通过不同成本低碳技术的选择, 为海岛的低碳发展设定了3种情景方案 (见表1) 。

2. 情景分析及评价

受文章篇幅所限, 情景分析的具体过程不做介绍。就减排效果和建设难度而言 (见图4) :情景1, 年碳排放的增长趋势由传统模式的8%降为4%, 实现海岛的“相对脱钩”式低碳发展。该情景主要应用低成本低碳技术, 建筑范围小, 难度低。情景2, 可基本保证海岛年CO2排放增长持平, 实现海岛的“脱钩”式低碳发展。该情景在加大情景1相关系统建设力度的同时, 增加了大型风电厂和提供生物质能的资源化处理中心建设。情景3, 可使海岛年碳排放以3%的速度递减, 实现海岛的“绝对脱钩”式低碳发展。该情景在情景2的建设基础上采用了全部关键低碳策略, 特别是扩大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大型风电厂和资源化处理中心的建设规模。

投资方面, 在不考虑大型风电厂建设融资的前提下, 三种情景的初步建设投资依次为6200万元、22000万元和51160万元, 分别占獐子岛镇2007年国民生产总值的9.3%、32.8%和76.4%。

远期 (2020年) 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 情景1基本没有采用可再生能源技术, 情景2和情景3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分别达到17%和37%, 均高于我国既定发展目标。该情景分析表明, 尽管可再生能源技术建设投入较大, 但仍是城镇提高低碳发展标准的策略重点 (见图5) 。

三、路径比选及行动路线

(一) 路径比选

在以上三种情景方案中, 情景1建设难度低, 但建设目标缺少前瞻性;情景2投资难度与建设目标均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情景3则代表了獐子岛低碳发展的理想状态和潜力。尽管情景3的方案建设难度较大, 但其情景设定并未脱离獐子岛的现实条件, 只是需要更好的学科配合、政策把握及商业运作。综合以上路径研究结论, 本规划以情景2为基础方案、以情景3为推荐方案, 组织獐子岛“循环型低碳发展”的综合路径安排, 以期能够更好地发掘城镇低碳发展潜力, 满足獐子岛可持续发展的远景需要, 同时保证发展的“弹性” (见P60图6) 。

(二) 行动路线

獐子岛低碳发展的行动路线安排主要涉及可再生能源供应、产业优化、城区功能和空间结构、绿色交通、生态住区及绿色建筑、可持续水环境管理、固体废弃物绿色管理和景观生态, 共八个相关专项规划, 全部系统建设可为海岛居民提供300个左右的工作岗位。

在各相关规划中, 绿色建筑系统减排潜力大、建设难度低, 推荐作为獐子岛低碳发展的起步项目 (见图7) 。方案包括既有住宅的节能改造和新建建筑的低能耗设计两个方面。规划 (情景3) 近期建设 (2010年—2015年) 目标减排CO2 3.73万吨, 初步投资8210万元。既有住宅将完成全部保留住宅的基础改造 (围护结构改造) , 总改造面积43.78万平方米, 平均投资回收期2.8年;新建建筑强制执行节能采暖设计标准 (比现行节能65%的国家标准提高3%) ;新建住宅及旅馆16.42万平方米, 全部采用太阳能采暖及小风电辅助能源系统, 设备单位投资回收期5.1年。远期建设 (2016—2020) 目标减排CO2 2.59万吨, 初步投资9200万元。对于将长期保留的既有住宅增加综合节能改造 (太阳能采暖及小风电辅助能源系统) , 总改造面积34.41万平方米, 平均投资回收期4年;新建建筑继续强制执行节能设计标准并新建住宅及旅馆4.45万平方米, 建造标准与近期建设相同。

四、结语

影响城市系统碳排放的因素复杂。与国外高度成熟的工业化城市相比, 我国的城市发展观念落后、建设水平低, 这既是我国城市低碳发展的重要障碍, 也意味着更大的减排潜力和创造空间。獐子岛镇的规划实践表明, 以适用性技术为依托, 把握影响城市碳排放的综合因素, 协同规划、灵活运作, 是我国城镇低碳发展的有效路径。此外, 众多的中小城镇尽管不是现阶段我国碳排放的主导因素, 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将成为未来影响我国低碳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部分, 其规划及建设应引起关注。 (转载自《世界建筑》总第240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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