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的治理维度

中国城镇化的治理维度（精选3篇）

中国城镇化的治理维度 篇1

我国对“治理理论”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 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过去, “治理理论”研究侧重关注国家的治理结构, 而近几年更多地关注国家治理的绩效问题。

最近, 国际上的治理理论研究认为, 中国本身的治理能力非常强。他们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中国的高铁建设, 因为像美国、欧盟的治理能力也不足以把高铁做起来;另一个是中国的城市化, 他们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常快, 这种速度已经让国际上很多城市倍感压力。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先生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 分析了美国的治理结构及其存在的挑战, 并列举了中国治理方式值得他们学习的地方。

贵州省镇远县建设风貌

很多写治理的文章和书都会把西方的治理和中国的治理进行比较。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国家的治理体系, 这其中包括政府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 以及市场治理体系, 要把其当作改革的总目标。在西方学者看来, 中国的国家治理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 但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 如果在治理结构上不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 或者我们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把国家治理各方面存在的问题理清, 我们的发展空间将非常有限。

近30年我国的发展速度很快, 甚至最近几年我们治理污染的速度也很快, 解决问题的水平、能力也很高, 让很多国家对我们刮目相看。但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发展空间, 以及所面临的问题来讲, 我国改革的空间还将很大。治理结构上的改变、治理结构上的改革将是全新的红利。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体系的建立变成国家改革发展的总目标。我们需要积极认识并重视治理的意义。

对城镇化来讲也是一样。中国的城镇化, 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城市化。我从治理的角度, 从理论和逻辑的切入点分析城市的治理, 并探索这一理论和逻辑分析对中国城镇化的意义。

1 两种理论模型

城市治理, 有多种纯粹理论模型。在古代有两种模型:市场模型与帝国模型。也可以看到城市治理演进发展的两种逻辑:市场交易逻辑和帝国权力逻辑。

城市发展的逻辑可以说有两种, 一种以市场为基础, 一种以权力为基础。在古代, 很多城市非常发达, 城市的生活让人向往, 很多人从乡村转移到城市, 或者因为战败失去土地而流落到城市。他们发现城市实际上是一个生活相对容易的地方, 在城市通过简单的劳动就可以获得生活物质资源, 只要工作就能生存。有城市就意味有市场, 这是市场模型的基本逻辑。

在古代, 没有集中的权力就不会形成大的帝国, 不会出现人口的集聚及城市的发展。同时由权力衍生出好的市场发展机制, 推动商贸活动, 城市从而繁荣发展。

纯粹市场模型的城市治理, 是商人为本的治理结构。商人缴纳城市治理费用, 设立种种公共组织, 提供公共服务。城市治理, 是自由的商人和聘请的管理和服务者组成的。政府是服务型政府。

如果古代市场模型的城市能够自由发展, 如果没有帝国的压制, 或者没有战争的摧毁, 它会逐步发展成超大型城市。

历史上, 人口达到百万的特大城市一般都是巨大的帝国制造的。帝国的城市, 也是城墙围起来的市场。不同的是, 城墙是帝国的军队建立起来的, 城市大门也会敞开, 有很多商贸活动可以进入。但是城市的人, 有严格的户籍管理, 以确保城市的安全。所以, 城市治理纯粹帝国模型, 其市场是开放的, 治理是封闭的。它有城墙和军人, 有严密的户籍制度。帝国的军队和政府提供警察和司法服务。帝国征收税收, 一部分留作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如果该帝国管理者是掠夺性的, 城市就无法发展;如果是建设性的, 城市将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

帝国的城市有行政级别。首都级别最高, 地方首府次之, 一般集市是最小规模的城市。首都一般享有更多的特权, 小集市一般享有更多的自由。城市的兴衰取决于帝国赋予的权利。帝国在何处设立城市, 也往往符合生产和商贸的发展规律。

古代的纯粹理论模型实际上也有一些变化。从总体上讲, 这两种逻辑同时并存, 帝国逻辑比市场逻辑力量更强, 但市场逻辑的生命力更强。市场逻辑的好处是只要发展了市场, 就会有大量的资金和财富。而有了帝国就会有更多的市场。所以城市自由和产权制度发展, 逐步让城市有了自由的生活, 继而形成一个重商主义的国家。国家以财富为基础, 慢慢地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

对我国而言, 现在已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 我国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都在改变。但商业化的治理逻辑是商业逻辑, 而不是行政管理逻辑。

2 现代城市的理论模型与演进逻辑

现代城市, 不仅有各种商品市场, 可以自由购物, 更重要的是现代城市还有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发达的房地产市场及其与公共服务之间的紧密的关系, 使得现代城市的市场模型出现了新的特点:它不再需要城墙来保护自己, 不再有物理的边界。它的物理边界是房地产覆盖的范围。现代城市一般规模很大, 但公共服务未必是为整个城市提供的, 很多服务具有区域性的特点。所以, 现代城市的治理, 一是没有边界, 很可能超越原有的行政边界, 如一个城市横跨好多行政县。二是其城市的公共收入可以来自房地产的收益。三是城市的治理结构是多中心相互交叠的结构。

当然, 现代城市除了市场模型外, 还有国家模型。这样的城市, 一般其土地是国家所有的, 实际上是城市所有的。它们过去是帝国模型, 现在由于市场化的广泛发展, 出现了新的变化:城市政府担负国家赋予的发展城市的任务, 如城镇化、美丽城市、卫生城市等一系列的发展任务。过去它在国家计划中发展, 城市因为缺乏市场而逐步萎缩, 而且成为国家的负担。市场化改革之后, 城市逐步繁荣, 城市开始开发房地产。迅猛发展的房地产, 加上国家对城乡的控制, 对土地的控制性开发, 对城市公共服务的过度投入, 形成了一大批高行政级别的迅速发展的大城市。

所以, 以市场为基础, 现代城市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 在国家福利和债务控制下, 城市的发展失去了自由。自由城市越来越民主化, 导致国家收入分配、公共服务、养老服务的负担越来越沉重, 福利国家对城市的干预越来越多。国家为促进经济增长, 实行减税制度, 增加财政支出, 很容易造成政府财政赤字。发达的金融市场使得城市可以通过建设项目融资发行市政债券。福利国家的赤字财政和金融负债, 使得城市成为民主的负债城市。最终, 城市在国家债务和福利的重压下, 开始失去自由的发展空间。

另外, 在经营中形成债务结构治理以后, 经济增长导致城市的债务负担越来越沉重。我们应该通过债务市场、债券市场的管理模式解决地方城市的债务问题。同时, 还要提高城市绩效, 强化城市自身权力结构。虽然市场能够促进城市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但也会使城市的发展越来越缓慢, 甚至造成城市的衰落。

3 未来城市的模式

当前, 理论界认为, 城市治理有两种模式:权力等级封闭的模型和自由平等开放的模型。“权力等级封闭模型”指过去是帝国的都市, 后来是计划经济的等级城市, 按照等级分配土地指标和债务额度的债务城市模型。西方是走向国家福利和债务下的城市治理。但还处在开放和封闭的矛盾中。目前, 香港已经开始走向福利城市, 有封闭的趋势。“自由平等开放的模型”指过去是帝国管理体系下购买自由的城市。在帝国的夹缝中自由发展的集市。在国家控制缺失发展起来的自由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黑市、小产权城市。另外, 还有帝国造城运动制造的城市, 如古代的咸阳、现在的新城等。

我认为, 城市本身是一种自主治理的模式, 这种治理模式比较适合市场的治理结构, 可以减少国家权力结构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使城市发展更加自由、平等、开放。自主治理的城市让居民的生活更美好。城市的财政和公共服务治理结构, 更多地是以不动产为基础, 而不是以人为基础。对于未来的城市发展而言, 一个国家应该是有限的国家和政府, 需要有一个开放的治理结构, 而这个开放的治理结构和城市本身的财政结构及公共服务的结构是有密切关系的。而对大城市而言, 未来的发展更多地要往国际性大都市方向发展。我国目前还没有国际性大都市。上海、广州、深圳、海口等城市要变成世界性的大都市, 我们的一系列城市治理的结构和相关的政策都应该向世界开放。

4 对中国城镇化的政策意义

首先, 城市的治理不能再重视行政级别。城市的去行政化, 让城市更多的自治是解决很多问题的关键。否则, 治理意义上的内在冲突, 必然导致很多问题。其次, 城市的治理, 高端城市应该重视国家化的趋势。我非常支持深圳提出的“国际通行规则在深圳先行先试”, 深圳要变成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 一定要在国际通行规则上, 赶上国际化、全球化, 遵守通行规划, 才会成为世界性大都市。第三, 国内城市应该重视更多的开放性。我国的中小城市是开放的, 但是农村不开放。如果农村不开放, 相当于大城市有特权, 很多人进不了大城市, 国际人士到中国也没法扎根;中小城市的问题是农村有特权, 所以农村的老百姓不想进城市, 进来以后也不想融入城市, 所以农村没有开放性, 中小城市的开放性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第四, 城市规划要重视技术含量以及文化含量。但治理维度的因素, 必须受到更多的重视。如果治理的质量能够直接地渗透到城市规划体系中, 很多东西需要从治理层面解决, 但是很多治理的东西要从物理层面解决, 也就是说在技术层面, 也可以解决一些治理结构方面的问题, 这对规划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城镇化的治理维度 篇2

摘要：中国电视剧通过艺术再现不同历史时期的英雄人物，表现中国脊梁式的英雄们刚烈悲壮、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英雄叙事传统，形成一种以崇高悲壮为主格调的美学风格，极大推动电视剧艺术的蓬勃发展，显示出独具魅力的审美价值，为新世纪社会主义电视文艺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

关键词：电视艺术;悲壮;崇高;英雄;中国电视剧;审美维度

一个民族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崇高的精神引领大众，文学艺术要给民众以精神动力和智慧支持，思想启迪和心灵慰籍，就要站在时代的前沿，回应社会变革的激荡，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和人民奋进的号角。荧屏英雄把生命当作追求理想、实现更高目的的手段。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视为一种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肯定。这种理想激情，造就了一种英雄的人生态度和人格心理。这种逆进激情，显示了电视剧艺术中悲剧精神的力度和强度，它悲壮的美感进而被提升为一种崇高性。

一、民族精神的文化艺术载体

中国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厚德载物”、“忍辱负重”的承担精神。中国文化提倡君子应以深厚的德泽承纳万物、化育万物，故有一种“忍辱负重”的精神。《老子》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是道家提倡的“忍辱负重”的精神。孟子把这种君子人格提升为一种大丈夫勇担大任的自觉意识。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极为重视发挥主体精神的哲学家，他认为要想承担一种伟大的事业，就必须在主观上有充分的准备，必须先磨练自己的意志，锻炼自己的体魄。他提出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去实践“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目的。这种精神向来被认为是志士仁人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坚持理想和信念的高尚品质和传统美德。张岱年提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集解》引干宝对“自强不息”解释为：“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日自强不息矣。”这种前进向上、有容乃大的精神在中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一直鼓励着中华儿女有识之士敬业进取，不断向前，克服困难，百折不挠，已经锤炼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张晶认为民族精神是指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的总体精神气质。它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一种超阶级、阶层之上的全民族的精神支柱与凝聚力。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信念的总体概括。它是形而上的，有着高度抽象的哲学品格，是关于民族性格的理性概括;它又是形而下的，体现于一些杰出人物的行为之中。其精神要素有以下几点：“其一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信条，激励着人们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奋斗不息。其二是对正义价值的认可与执着追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要义之一。其三是忧患意识。在感受忧患超越忧患，并最终达到‘不忧’、‘不惑’、‘不惧’的境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激励人们奋发有为的普遍观念。其四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在中国人传统思想中，超越个人的衣食之利，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是一种主流意识。其五是力行务实。‘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命题，学以致用是中国人思想中最受重视的部分。”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两方面的结合是中华民族所崇尚的道德品质，也是中华民族的高尚精神。这种民族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得以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因为它能积极地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所以又是立国之本，即我们国家赖以建立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宝贵思想精华的总结和提升，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它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伟大事业，也在中华文化史上谱写了一篇篇的动人乐章。这种民族精神同时还支撑着中华民族不断与自然界的困难斗争，与外来侵略斗争，不但征服了自然，还抵御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伟大的中华民族一直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孔子“君子忧道不忧贫”的说法和孟子的“忧患”概念，是儒家对国家民族关照的博大情怀;是面临困境和苦难毫不畏惧的积极参与、勇担重任的忘我精神;是拯救民族危亡勇于牺牲的崇高奉献精神;是居安思危、处兴思亡的理性思辨精神。忧患意识的彰皿，人本精神的弘扬，都源自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力行精神，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人世品格，是儒家文化的思想总则。诚如冯友兰所言：“这个理论对中华民族有巨大影响，帮助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克服了无数的困难。中国人深信这个理论，因此经常提醒自己要‘居安思危’;另一方面，即使处于极端困难之中，也不失望。在刚结束不久的抗日战争中，这种希望成为中国民众的心理武器，即使处于最黑暗的时期，还深信：‘黎明即将到来’。正是由这种信仰形成的意志帮助中国人民度过了这场战争。”

彭吉象说得很好：“凡是优秀的影视作品，都会体现出时代风云与社会变迁，反映出我们民族的生活与民族心理，表达出民族的情感和民族的意愿，呈现出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传达出具有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深层集体心理’。”中国电视剧以充分挖掘民族文化精神、弘扬民族正气为己任，将逝去的英雄人物复活在荧屏之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艺术载体。电视剧《北洋水师》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背景，再现了中国近代史上屈辱悲壮的一页。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糜烂腐朽，导致了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全军覆没。以邓世昌为首的海战将士们，在战局处于极为弱势的情况下，毅然表现出誓死报国的凛然正气，铮铮铁骨，镌刻着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反抗精神。艺术创作的主体成为人类灵魂的关注者和文明建设的促进者，电视剧《杨靖宇将军》的编导曾这样要求自己：“我们有幸拍了一部充满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历史正剧，我们理当心存感激，怀揣敬畏。拍出杨靖宇的民族精神是我们的目的。”该剧真实再现出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势下，杨靖宇将军带领一支只有十几人的游击队伍，辗转奋战，到发展至上万人的东北抗日联军，长期奋战在林海雪原，牵制五十万关东军入关，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杨靖字将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冰天雪地里艰苦卓绝地与日寇周旋，展开殊死惨烈的搏斗，他爬冰卧雪，满脸霜雪，以棉絮树皮蒿草果腹，冒风雪，钻山洞，一次次机智地甩掉日寇的追捕，最后弹尽粮绝，以身殉国。他以钢铁般的意志面对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斗争，铮铮铁骨，气壮山河，生动地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撼人心魄的史诗般的英雄赞歌。他的名字成为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象征，国魂、军魂、民族魂融为一体。《闯关东》中的朱开山、《英雄虎胆》中的曾泰、《特殊使命》中的巩向光、《暗算》中的钱之江、《敌营十八年》中的江波、《潜伏》中的余则成、《英雄无名》中的阎宝航、《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等，他们在特定的战争环境中，潜伏在敌人内部，既是牺牲者，更是战斗者。他们乔装打扮，深入虎穴，奋勇作战，在瞬间改写了历史，用智慧和信念创造了历史，为缔造共和国大厦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伟业。他们执著追求正义价值，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信条，熔铸在中华民族精神的血脉里。他们的智慧才华、默默无闻与无私奉献深化了英雄的内涵。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英雄精神，多是通过英雄人物恪守崇高使命而浓缩的一种民族魂。

彭吉象指出：“中华传统文化中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血浓于水的民族凝聚力，‘天行健”而自强不息的主体意识，具有强烈社会性的人文意识，以及‘天人合一’的超越意识，始终贯穿在历朝历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中，乃至于作为‘舶来品’的影视艺术，一旦踏上中国大地，成为中华民族的影视艺术时，也同样概莫能外。”在符号和影像大量复制、充斥的复杂环境巾，中国电视剧吸收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歌颂悲壮崇高，赞美英雄人物，引导更多的观众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灵魂的诗意柄居。

二、现实与艺术的崇高审美生成

中国电视剧往往以现实中杰出的人物作为审美客体，创造荧屏艺术的崇高形象。诸如《一代廉吏于成龙》、《大宋提刑官》、《中国命运的决战》、《延安颂》、《长征》、《孙中山》、《八路军》、《格达**》、《铁血将军杨靖宇》、《陈赓大将》、《诺尔曼·白求恩》、《上将许世友》等历史电视剧，其中塑造了于成龙、宋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孙中山、格达**、杨靖宇、陈赓、白求恩、许世友等人物形象，他们都曾经是现实中为社会清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奉献和牺牲个人价值的充满崇高精神的历史人物，历史电视剧把他们作为审美客体，创造出烛照时代艺术的崇高美。诚如杜书瀛所说：“艺术中的崇高往往是对现实中的崇高的再现和反映，现实主义艺术中崇高美的生产尤其如此。这样，从艺术创作的客体方面来说，当生产崇高型审美价值的时候，往往选取现实中崇高的人物或事物作为描写和表现的对象。”

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塑造崇高的审美对象是电视剧的一贯策略。这类电视剧大多聚焦于历史深度和人学深度的双向挖掘上，力图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重塑丰满立体的崇高形象。优秀的历史人物身上所散发出的人格魅力是剧作家进行典型形象创作的源泉。如电视剧《大宋提刑官》，就是以宋代法医名师宋慈为原形创作的。在宋慈先后侦破了“太平县冤案”、“李府连环案”、“毛竹坞无头案”、“城南井尸案”、“遗扇嫁祸案”、“梁雨生命案”、“李玉姑失踪案”等一桩又一桩疑难命案中，凸显他作为世界法医学鼻祖在刑狱审勘过程中，面对各方压力“不唯权、不唯上、只唯实”完美崇高的人格境界，“洗冤禁暴，还冤者以清白”是他最高的理想追求。该剧虽然走的是古代版纪实悬疑剧的路子，却将整个南宋时期的广阔礼会生活及世间百态都纳入到审美视野之中，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塑造宋慈心系百姓、为民伸冤的光辉伟岸的艺术形象。如设置薛庭松与宋慈的翁婿关系，表现他不徇私情、刚直不阿的性格;交待他与史文俊等周围大臣的关系，凸显他秉公执法、不计前嫌的.人格魅力;通过他与刁光斗的反复较量，张扬他嫉恶如仇、凛然正气的个性特点。在善与恶，忠与奸的对立冲突中展示全力为百姓伸张正义、断案如神的宋慈立体的清官形象。《长征》全剧从导致中国工农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并进行长征的广昌战役开篇，全景式展现了红军苏区突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飞夺泸定，爬雪山、涉草地、大会师等恢宏的历史景观，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突破的围追堵截、北上抗日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剧作着重叙述毛泽东高明的斗争策略，周恩来的顾全大局，以及全党、全军团结奋斗的高尚风格。以革命领袖的精神火花照亮中华民族的前进征程，以历史伟人的人格魅力升华当代观众的精神境界。《洪湖赤卫队》，脱胎于1959年的歌剧和1961年红遍全国的同名电影，并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演绎了上世纪30年代初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洪湖地区赤卫队及工农红军与反动派及湖霸进行斗争的传奇故事。由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小说《红岩》改编而来的电视剧《江姐》，真实冉现了巾帼英雄江姐短暂而伟大的一生，她超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许多观众。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忍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几千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满怀信心，艰苦奋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地写下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没有把他们压倒。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没有把他们挡住。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段论述是邓小平对中国人民历史与现实的崇高精神美的生动概括。“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语)，创造历史的主体的确是人民群众，但这并不否定历史上杰出人物在创造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说的那样：“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优秀的文艺作品要表现出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群众的崇高精神，这是伟大时代对文学艺术提出的必然要求。

三、悲壮美与崇高感共生

悲剧是崇高的艺术，崇高美是悲剧艺术最基本的美学特征，悲剧与崇高这两种美学形态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悲剧艺术真正的美学意义在于通过“悲”表现出对美的肯定，并给人以真理的启示，它使人们化悲痛为动力。可以说，悲剧艺术真正张扬的是一种悲而壮烈，悲而英勇，悲而畅快，悲而顽强，激人奋发、催人上进的崇高感。诚如阿·尼柯尔所说：“当我们仔细考虑我们的情绪时，我们或许会发现，我们看一出悲痛的戏剧时所以得到一种快感——主要的悲剧调剂——其首要的原因，无疑也是最大的原因，就是在某个人物身上显示出一种崇高的品质，一种几乎是英雄般的庄严气概。”

很多中国电视剧都深刻地展现了上个世纪我国社会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斗争，描绘鲜明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历史时期的生活，它那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情境，雄伟壮观的战争场面，洋溢着英雄气概的人物形象画廊，饱含着智慧与斗争经验的生活形象，崇高的道德精神风貌，以及作者所站概括历史规律的高度，使得作品在再现历史生活方面，具有无比的历史广度，并超出某一特定的历史时 代而具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从而使作品显得气势雄浑，结构宏伟，具有鲜明的史诗风格。其史诗格调紧扣民族抗战的时代脉搏，突显刚正激越的悲剧精神。郭沫若极为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悲剧精神，他指出要实现“仁”和“义”的思想，就必须同反对、扼杀“仁”和“义”的腐朽反动势力进行抗争、搏斗，需要流血和牺牲。他认为：“要得真正把人当成人，历史还须得再向前发展，还须得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的血流洒出来，灌溉这株现实的蟠桃。”他把悲剧精神看成新生事物对旧社会的积极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精神力量，蕴含着唯物史观的美学因素。不断涌现的抗日题材电视剧为我们重塑出数以千计献身华夏的英雄儿女，在中国影视人物画廊中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如电视剧《八路军》，在十字岭突围中，敌机疯狂轰炸，敌兵穷追不舍，百姓突围迟钝缓慢，还遇到妇女生孩子。为了群众的生命安全，副参谋长左权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冲锋陷阵，不幸中弹身亡，一代抗日名将，血洒太行山上。日寇为了要挟回民支队司令马本斋，不惜血洗同村百姓，马母为了保护其余乡亲不被屠杀，她舍生忘死，挺身而出。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这位伟大的母亲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拒绝日军规劝儿子与他们合作，她满腔的热血染红了中国大地，用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朱德感其崇高，亲自为之题写“抗战母子两代英雄”八个字。黄崖洞保卫战中，王铁锤为保卫兵工厂，与敌人同归于尽。反扫荡中，冯玉兰为掩护刚被策反的伪军突围，奋不顾身把敌人引向自己而壮烈牺牲。《诺尔曼·白求恩》对英雄的理念作出了更多哲学的思考，对英雄的内涵注入更多人性的美点。英雄的理念在最高层面上是人类对于理性的思考和追求，是人类伟大精神和意志的象征。在烽火连天、疮痍满目的战争年代，白求恩远涉重洋，救死扶伤，献身正义事业。他感人的生活历程蕴涵着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人生、人性、人道的情感体验。中国历史剧把英雄的理想精神和人格魅力融汇在对生活的思索中，寻找到了激发当代观众审美情感的契合点，以激情、灵感和理性，浇灌出英雄璀璨生命的花朵。在社会转型期，我们更加需要英雄的理想、英雄的意志、英雄的精神、英雄的指引。白求恩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对社会转型期重铸民族精神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黄会林认为：“崇高的本质是追求一种终极理想，在强烈的的矛盾冲突中感受和谐，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中感受生命的既壮烈痛楚又伟大甜蜜的存在。……沉淀的民族精神需要激活——这种激活的代价是惨痛的，民族的危亡使中国人从悠然自足的精神状态中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痛楚，一种需要投身于水火中、前赴后继的壮烈情怀，……20世纪中国美学以崇高为美，事实上是对传统精神的继承，以崇高的流血、苦难、牺牲、坚忍为美，以便在中国人所面临的人与社会的激烈中突中夺取最后的胜利。”

中国城镇化的治理维度 篇3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文化治理,政治,经济,社会

新型城镇化蕴含城镇制度变迁、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多维逻辑,要求加强文化建设,提升人的城镇化质量和促进城镇良性发展。文化治理是“文化+治理”的复合结构,是 “为文化发展确定方向的公共部门、私营机构和自愿/非赢利团体组成的复杂网络”,〔１〕涉及 “政府—市场—社会”间的话语权重构。新型城镇化与文化治理均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多个维度展开,在这些维度存在耦合空间。基于此,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治理,有利于满足新型城镇化的文化建设需求,释放新型城镇化与文化治理耦合发展的制度动力、经济推力和社会活力。

一、新型城镇化与文化治理的多维耦合

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治理从 “文化治理”出发,结合新型城镇化的现实需要展开。文化治理在政治、经济、社会维度分别体现文化领导、文化经济和文化共享的主题,有利于解决新型城镇化在相应维度的现实课题,实现新型城镇化与文化治理的深度耦合。

1.新型城镇化与文化治理在政治维度的耦合

从文化治理的结构来看,文化是政治在观念层面的延续,体现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和诉求;治理作为一种权力运行方式,重点关注维护政治秩序和提高政治效能。文化治理体现政治关系的局部调整,从制度层面优化权力运行机制,在文化领域满足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它依靠多元治理主体,将社会成员纳入治理结构,让他们在统治阶级既定的文化发展目标内开展文化活动,并依靠多元治理主体孤立、惩治与此相悖的现象。在政治维度,文化治理 “可以更精简地界定其性质或目标为:文化领导权的塑造过程和机制。”〔２〕文化领导权的核心是意识形态领导权,谁掌握了意识形态领导权就能从根本上掌握文化领导权。〔３〕文化治理在技术层面发挥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想引领功能,将文化领导权转变为对社会成员的思想导向力。它通过形塑社会核心价值观,形成多元共治的局面,让社会成员从被动接受文化统治变为主动接受文化领导,增强对政治秩序和政治效能的认同。

新型城镇化作为一项国策,体现多重制度变迁的逻辑。〔４〕土地制度方面,“审慎稳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做到 “不得将农民进城落户与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相挂钩”。〔５〕户籍制度方面,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６〕“分类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待遇”。〔７〕就业制度方面, “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进一步清理针对农民工就业的歧视性规定”。〔８〕这些制度相互作用,共同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同时也为文化治理创造了条件。它们能够打破束缚农业转移人口参与城镇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将农业转移人口从城镇的 “边缘人”移至城镇治理体系之内,使他们从城镇文化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此时,文化治理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有效表达文化诉求和享受城镇公共文化服务,便于政府加强对他们的文化领导。

2.新型城镇化与文化治理在经济维度的耦合

从文化治理的根源来看, 文化贯穿精神生产的逻辑,其产生和发展受经济结构制约; 治理理论在西方兴起源于 “市场的失效” 和 “政府失效”,是对市场无法有效配置社会资源或无法解决效率以外非经济目标,〔９〕以及政府干预导致权力运行成本上升、 政府信任危机和管理危机的补救,以公共利益为目标, 依靠非政府的经济、社会力量参与权力运行。 文化治理根本上是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 并与文化经济密切相关。法兰克福学派较早从产业角度关注文化治理,论述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对大众的负面影响,以揭示文化治理对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的作用。〔１０〕资本为实现增值而繁荣文化经济,人为地制造欲望及其消费, 加剧文化商品化。文化商品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操控, 引导大众认同和接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形成 “为财富、历险、热恋、 权力和感动等白日梦般”,〔１１〕沉溺于资本主义的 “虚假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经济承担文化治理功能, 配置文化资源生产、 流通和消费, 让政府、 企业和社会成员紧密参与其中, 既带动经济增长, 又保持社会思潮的方向性和稳定性。

经合组织(OECD)将城镇作为一种承载非农产业的经济区域,认为大都市区本质上是具有不同经济社会组织功能的空间所形成的组团。〔１２〕经济城镇化是城镇经济功能的展开,以市场为依托,发挥城镇资源禀赋优势,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伴随中国经济向服务业转型,集聚效应对服务业的作用更为重要,〔１３〕既能提供更多劳动力,也能形成更多旨在满足城镇居民多样性消费需求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服务业发展会带动文化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维度的文化治理。一方面,市场依靠传媒、出版、娱乐服务等文化服务业,通过广告、时尚刊物、电影、电视剧等载体引导社会文化消费取向,增强对城镇居民享受性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也刺激创新性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在资本驱使下,市场会倾向提供经济效益高的文化消费品,加剧文化消费的商品化和功利化,从而滋生盲目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此时,文化治理有助于城镇居民表达对文化消费的 “自我主张”,弥补市场局限,促进文化服务业和文化事业的良性发展。

3.新型城镇化与文化治理在社会维度的耦合

文化治理与社会密不可分,其治理主体即是社会中的组织成员或个体成员,治理目的在于为社会中的利益群体或社会整体服务,治理载体依赖社会中的科学与技术创新,治理过程通过社会关系的互动实现。从过程来看,文化治理经历了依赖文化政策到依靠社会成员 “自我治理”的转变。〔１４〕文化政策依靠政府权力配置文化资源, “自我治理”则更多依靠社会成员间的权力调整配置文化资源,并导致公共权力实质上的再次分配。班恩认为:文化治理中 “自我治理和共同治理的扩张成为福利国家的先决条件,以便使他们具备无须通过直接指挥和控制其成员与环境便可以获得的那种整全、连贯和效能。”〔１５〕“自我治理”建立在尊重和发挥社会成员主体性的基础上,使他们在协商与互动中协调利益关系,形成社会利益共识及其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共识,让文化资源配置更加符合他们实际文化需求,增进他们对社会文化的共享,从而筑牢文化治理的社会基础。

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城镇化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１６〕并会导致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组织文化的变迁。〔１７〕随着农田变为楼房、乡村泥土路变成现代城市大道、农家院落变为城镇小区、自给自足变为依靠工作收入生活、较为频繁的亲友往来变为忙碌中的偶尔亲朋小聚、传统而规律的生活习惯被大量消费品和应酬冲淡,城镇居民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心理发生着深刻变化。同时,城镇中经济收入、劳动方式、居住空间等的分化会加剧社会断裂,导致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城镇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反映到文化层面,就表现为文化诉求的分化,高低收入群体的文化消费出现显著差异。现在,怎样引导城镇居民适应社会的变迁,充分满足各阶层的文化诉求,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文化消费层次,成为社会城镇化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政府文化政策虽能通过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满足城镇居民基本文化需求,但却较难顾及所有城镇居民的社会心理转变和文化诉求满足。因此,需要通过文化治理,让社会成员将社会发展全局与个体利益相联,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化解利益诉求差异导致的文化诉求矛盾,促进基本文化资源平等共享。

二、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治理分析框架

新型城镇化与文化治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维度的耦合性,为分析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治理提供了一种多维框架。它以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为依托,分为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治理结构和过程两部分,体现新型城镇化现状与文化治理特征的有机统一。

1.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治理结构

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治理结构应是一个多中心交互式的网络,由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各主体构成,体现各主体间的权责配置和相互关系。从整体来看,各个主体围绕一个中心,即公共文化发展利益。公共文化发展利益是各主体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体现各主体的基本精神文化需求以及提高满足这种需求能力的需求,是各主体文化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从个体来看,公共文化发展利益和其它主体均以一个主体为中心,使整个结构在各主体的互动中形成 “多中心格局”(见图1)。

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组成部分,由中国共产党进行顶层设计和宏观布局,政府进行具体政策制定和实施,企业、社会力量参与。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治理结构中,治理主体主要由城镇基层党组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城镇社区和城镇居民组成。其中,城镇基层党组织是直接贯彻党的城镇化政策的堡垒,是文化治理领导主体即中国共产党的基层代表,对城镇政风、社风、民风起着重要引领作用;政府是文化治理的行政主体,为文化治理提供制度供给,以文化事业建设为重点,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引导文化经济健康发展;企业是文化治理的市场主体,为文化治理提供文化消费品供给,发展文化相关产业,繁荣文化经济;社会组织是文化治理的社会主体之一,可以促进公益性文化服务,调动社会力量支持文化发展;城镇社区是重要社会主体,是连接政府与城镇居民的纽带,既贯彻政府的文化政策,又协调本社区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组织各阶层人员协同解决身边的文化发展问题;城镇居民是文化治理的核心社会主体,是城镇文化发展的主要受益者,他们的价值取向、思想潮流、精神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习惯直接关系文化治理的目标设定,他们对文化治理的参与程度直接决定文化治理效能的高低。

2.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治理过程

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治理是一个系统过程,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因为文化治理在这些维度各有特点。各个维度相互影响、相互融通,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一方面,各个维度治理主体、文化资源和治理载体相同。另一方面,各个维度治理主体中的主导力量存在差异,治理重点、手段和目的也各不相同。各个维度共同构成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治理的总过程(见图2)。

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治理载体包括媒体、报刊、图书等实体载体和以网络为主的虚拟载体;文化资源主要由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民族优秀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元素构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城镇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具体反映,在价值层面集中体现为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城镇价值观,包括民主、民本、诚信、敬业、和合、竞争等内容。在政治维度,文化治理主体中的主导力量是政府和基层党组织,治理重点是巩固对社会成员的文化领导,通过制度改革实现城镇制度健全。在经济维度,文化治理主体的主导力量是企业,治理重点是繁荣文化经济,通过发展文化相关产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在社会维度,文化治理主体的主导力量是社会组织、城镇社区和城镇居民,治理重点是促进社会成员文化共享,通过社会共治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在此基础上,健全的制度能够为经济、社会维度的文化治理提供保障,经济的发展能够为政治、社会维度的文化治理提供充足动力,和谐的社会能够为政治、经济维度的文化治理营造良好环境,三个维度协同实现维护公共文化发展利益的总目标。此外,新型城镇化的状况会制约文化治理目的实现,文化治理效能会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三、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治理路径选择

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治理结构与过程,是文化治理融入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形式。以这种治理结构和过程为参照,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治理,促进相关制度改革、产业发展和社会共治,有利于更好满足新型城镇化的文化建设需求。

1.政治维度的文化治理路径

新型城镇化的制度变迁,为文化治理的制度改革提供了空间。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应推进各项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和完善文化治理制度。一方面,优化制度设计,在制度改革中关注文化发展问题。其一,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离开农村后所产生的“文化迷茫”,助力城镇基层党组织与农村村委会、城镇社区和农村社区结对共建,探索建立 “人离土,心系乡”的城乡文化协同发展机制。其二,在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完成前,探索率先建立城乡文化资源平等共享机制,面向全社会开放由政府出资建立或维护的城镇公共文化设施、历史文化景点以及高校和科研院所图书馆等。其三,健全农民工集中单位的基层党组织和工会职能,依托它们对农民工开展文化素质提升教育,为农民工适度满足高雅文化消费需求提供必要资金支持。其四,鼓励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村青年开展文化领域的创新创业,建立支持他们将乡村文化禀赋转化为经济实力的创新创业机制。另一方面,系统规划新型城镇化的文化发展,牵头凝练城镇价值观,健全城乡文化传承、城镇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并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建立专门的文化素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文化实践活动等机制,保证覆盖每一位农业转移人口,加强对他们的文化领导,增进他们对城镇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

城镇基层党组织应发挥先锋堡垒作用, 探索建立党员带动群众参与文化治理的长效机制,营造党员带头遵守、 维护和落实文化治理相关制度的良好风气, 为其它主体参与文化治理提供积极示范。 同时, 企业、 社会组织、 城镇社区和城镇居民应为制度改革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 合法、 合理向政府表达文化发展期待,监督政府的文化发展行为, 共同参与凝练和践行城镇价值观。 企业应将城镇价值观融入企业文化, 形塑与之相适应企业精神, 增进员工对生产和生活环境的价值认同, 为企业发展创设健康的文化氛围。 社会组织和城镇社区应以宣传城镇价值观为重要任务, 将其融入文化服务的各个环节, 并概括和传播融入城镇价值观的社会组织精神、 社区精神。 城镇居民应结合城镇价值观要求, 树立良好家风, 并努力提升个人文化修养, 提高个人参与城镇文化治理的能力和效率。

2.经济维度的文化治理路径

产业集聚和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促进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文化经济可持续发展。传媒、出版、娱乐服务等文化服务企业应关注城镇社会文化消费需求,结合城镇价值观的基本要求,提供多样文化产品,并促进企业生产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提高文化产品研发创新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增强文化产品竞争力。拥有一定规模的文化企业,可以探索将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源相结合,投入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业等,创建企业文化品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应促进城镇化与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一方面,结合我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特点,发挥城市群的产业带动效应。依托大城市发展城市群,让大型城市群带动中小城镇的文化产业发展,并构建以中小城镇为纽带的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产业链。另一方面,通过政策税收手段扶持文化企业发展,建立特色文化产业园,鼓励发展城镇特色文化产业、城镇创意产业和城镇旅游产业。此外,政府可以促进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鼓励在大规模城市发展中运用PPP模式,〔１８〕引入社会资本投入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和发展兼顾社会效益、经济增长与文化发展的 “文化友好型”产业。

同时,政府应加强文化市场监管,约束破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具有不可逆破坏性的投资行为,进一步规范国外文化产品引进机制,严格对媒体、报刊、广告牌等的文化商业广告审核,消解西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对社会思潮的影响。城镇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和城镇社区,应充分运用宣传栏、网络等平台,重点宣传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城镇价值观的公共文化产品,引导城镇居民进行合理的文化产品消费。城镇居民应开拓视野,增强对各种商业广告的鉴别力,做到对文化产品理性消费。

3.社会维度的文化治理路径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文化治理应依托社会共治,促进文化发展和社会和谐。其中,社会组织、城镇社区和城镇居民应发挥主要作用。首先,社会组织和城镇社区应将工作扎根城镇社会,关注和应对好各阶层的文化诉求。一方面,及时向政府反映城镇居民的社会心理和文化需求,帮助政府制定兼顾各阶层利益的文化政策。另一方面,结合区域、社会组织或社区特色,为社会组织或社区服务范围内的城镇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特别针对低收入城镇居民开展定点文化服务,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增强他们满足个人文化需求的能力。规模较大的社会组织可以结合自身较城镇社区服务范围广、服务对象阶层结构复杂的特点,搭建城镇文化交流平台,促进不同地域、阶层的城镇居民交流文化诉求、畅谈心声,促使他们在沟通交流中加深相互了解、协力为城镇文化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贡献。其次,城镇居民应增强文化治理和社会治理参与意识,合法表达文化诉求,充分利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满足个人文化素质提升需求,增强个人心理调适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