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的精神维度

中国企业家的精神维度（精选4篇）

中国企业家的精神维度 篇1

21世纪以来, 中国喜剧电影在继承20世纪末喜剧电影的无厘头叙事和表层寓意的基础上, 延续了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消费热潮, 出现一种娱乐至上乃至娱乐至死的趋势。台湾资深电影人焦雄屏评论《夏洛特烦恼》时指出:“这部电影太烂了, 但是你不能怪观众, 是导演对电影艺术、电影美学的不尊重, 把电影当短剧在拍, 就是一部杂乱的综艺短剧。”[1]无独有偶, 《美人鱼》在情节呈现上夹杂着的性暗示和荤段子;《捉妖记》在人和妖价值取向上的认同, 对个体主体意识的解构等, 都显示出当下中国喜剧电影的精神症结。

一、屌丝身份的游戏化狂欢

“屌丝文化”作为一种隐藏的文本, 从中映射着当下中国的时代变迁和文化语境, 渗透着社会心理构架的流变。屌丝文化对应着一群以屌丝自诩的人群, 他们在自我嘲讽中寻找自己的存在, 在潜意识中操控自己身份的解构与重塑。小人物的破罐破摔、破碎人生引发了同质感的共鸣, 成为一种大众意义上的精神状态阐释。

屌丝身份的自我认同取决于“小人物”身份的自我认同, 是通过破碎的人生积累起的人生经验和阅历而逆袭“大人物”的心理认同, 继而引发观众审美期待的再创造和同质感的心理共鸣。《港囧》中徐峥饰演的徐来, 虽已中年, 却对初恋难以割舍、忘怀, 最终在一系列的磨难中找到了自己正确的人生指向, 并重拾爱恋。徐来虽是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但身上浓厚的屌丝气场却挥之不去, 即使他有意识地将屌丝本质进行了隐藏, 却还在不经意间显露无遗。旅游中的暴躁行为、满嘴不文明用语以及遇事情绪起伏等都在将他的屌丝本质透露给观众, 这也就从本质上认同了自身的屌丝身份, 接受了自我屌丝文化的浸染。此时观众也不再一味地追求电影呈现出来的浅显的笑点, 而是将自身的经历与徐来认同的屌丝身份等同起来, 调动自己的审美意趣和能动活动, 在心理上产生共鸣。

二、超现实叙事:追梦精神和造梦功能

“主体高于或超脱于自我与现实, 就是对现实及自身的弱点与弊病的否定, 也是对人的自我力量及理想境界的肯定。”[2]从冯小刚的《私人订制》到《捉妖记》、《夏洛特烦恼》和《美人鱼》, 观众一直在情节的观赏中实现自己的梦, 都是以普通小市民的“乌托邦”精神到带有嘲讽性质的自我奋斗, 来达到观者追梦精神的满足与间接认同, 小人物的梦想之大和现实不能战胜的磨难的矛盾构成了夸张表现的精神内核。逃避现实最为直接和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做梦, 《私人订制》用串糖葫芦式的结构模式把各种故事以“圆梦”为主线联系在一起, 通过不同时空的内部情境设置, 圆梦四人组促成了委托人各种梦想的体验和实现;《夏洛特烦恼》以梦的形式进行了时空的穿越转换, 追梦人夏洛可以以富豪的身份出现在初恋的婚礼, 抛开一切去暴打老师、强吻校花等, 进而完成由“追梦人”到“圆梦人”的转换;《美人鱼》更是借助环保的外壳讲述了一个当今时代的伟大梦想, 在现实时空和梦想时空的复调式叙事结构里完成了环保梦的超越。

喜剧就其本质而言, 是一种对现实的超越意识, 是人类认识自我、否定自我, 执着理想的精神, 体现了人类精神发展的自由境界。对梦的倚重虽然完成了追梦人与圆梦人之间的聚合, 但梦境也对传统价值观进行了无情的践踏与凌虐, 致使一部分直接越过传统价值的标榜而直接进入自己所营造的梦境中难以自拔。所以, 如何在造梦与现实中找到同时愉悦双方的平衡点, 成为了当下喜剧电影的重心。

三、娱乐至死:文化拼贴与意义平面化

我们不得不承认荒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人的生存:无理性的、不可言喻的东西触目皆是, 到处都有喜剧性。当下中国的喜剧电影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 愈发呈现出有悖于经典好莱坞叙事的倾向, 《奔跑吧兄弟》大电影对游戏的倚重已经完全超出了电影叙事的内在框架, 舍弃了电影艺术的内在逻辑和叙述镜头的表达方式;《囧》系列中通过一系列的游戏设计来完成小人物逆袭, 而忽视了电影本身所承载的艺术功能;《美人鱼》也不过是在梦想时空里造了一个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梦, 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对现实环保问题的关注, 并使两者之间形成对话, 但是它所倚重的外壳不过是完全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游戏化狂欢来完成的, 意义平面浅显。

“幽默经常和一种特殊的忧郁相联系, 不是沉痛的忧郁, 而是对于人类前途进行沉思和探索时所产生的一种忧郁。”[3]当下中国喜剧电影通过文化拼贴来弥补电影内在逻辑上的混乱, 《夏洛特烦恼》对《中国好声音》的开刷, 对《一剪梅》中爱情故事的调侃;《万万没想到》对《西游记》的颠覆, 对网络事件和网络语言的随意拼贴, 都解构了影片的叙事, 使得影片叙事节奏碎片化与精神内涵混乱化, 造成喜剧电影成为后现代主义叙事混乱的重灾区。

四、结语

当下中国喜剧电影攀附潮流, 用游戏化方式对传统价值和个人主体意识进行解构和讥讽, 并对社会主流价值取向进行无情瓦解, 使其从开始就不是一个创作者, 而是一个受塑者, 不仅没有复苏精神, 也丧失了其的主体创造性。为了摆脱当前喜剧电影的尴尬境地, 中国喜剧电影人应该重视电影最本质的价值取向, 发扬喜剧电影的讽刺批判精神、乐观自信精神、理性超脱精神和自由狂欢精神, 重塑喜剧电影的原创思维和艺术内涵, 将喜剧电影真正提升为具有艺术特质和文化本质精神的类型电影。

参考文献

[1]电影人焦雄屏炮轰《夏洛特烦恼》:短剧烂片, 三观不正[DB/OL].凤凰娱乐, 2015-11-05.

[2]苏晖.喜剧意识:喜剧性的核心[J].外国文学研究, 2005 (5) :152-160.

[3]朱栋霖, 周安华.陈瘦竹戏剧论集 (上) [M].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564.

中国企业家的精神维度 篇2

经历过“实事求是”教育的中国管理者很容易把现地现物，或者把现场主义当成一种姿态。在中国现代官场文化的语境中，调查研究通常是一种姿态，用来表明上级愿意倾听民意。所以，怀有这种姿态的管理者到了基层通常并不是去“现地现物”，而是更多地去了解“群众的心态与动向”，然后便是一通“统一思想的讲话”，这种程序便是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管理者的现场主义。中日企业管理层间出现的这种差别，我想也是丰田的管理人员对中国企业管理者“现地现物”的水平与程度很不满的原因，但丰田人并不懂，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的管理者对“现地现物”背后的思想，是很难达到丰田人那种程度的。我认为，丰田的“现地现物”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一种“寻根过程”――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体验过程。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从创始人丰田佐吉开始。

丰田佐吉出生于19世纪末期日本名古屋郊外一个偏僻的农村。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木工，当他看到母亲、祖母及他们的朋友仍然非常辛苦地转动织布机，令他感到难过，想找出方法使他们从这种繁重费力的劳力工作中解脱。因此，他立志发明动力织布机。

在那个年代，发明家必须凡事自己来，没有大型的研发部门可以代劳。当丰田佐吉发明出第一架动力织布机时，还没有电力供给，因此，他必须把心力放在解决供电问题上。在当时，最普遍的电力来源是蒸汽机，丰田佐吉买了一台蒸汽机用以试验带动他的织布机。他从辛苦的反复实验与错误中学会如何使动力织布机运转，这种从尝试与错误中学习的方法成为“丰田模式”的基础之一――现地现物。

这个故事很动听，却把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与企业家简单化了，把丰田佐吉描绘成了一个聪明人。事实上，丰田佐吉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是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之下的一个伟大产物，

在为纪念丰田佐吉而建立的丰田纺织博物馆里，馆方曾经陈列过一本书，书的名字叫《自助》。这本书最早于一八五九年出版于英国，由英国人萨缪尔・史麦尔斯撰写。为什么要陈列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影响了丰田佐吉的一生。

萨缪尔・史麦尔斯是英国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道德家，出生于苏格兰。他14岁离校去给一名医生当学徒，后入爱丁堡大学学医，在了解到广大中下层贫民的实际生存状态后，他开始酝酿自助的思想，并在各种场合宣讲这一理念，受到热烈欢迎。后来，他把这些思想写入名著《自助》。此书一问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并以英、法、德、西班牙、丹麦、日、俄等语言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版。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萨缪尔・史麦尔斯明确地表明了写这本书的出发点：“我写作此书的原因极其偶然，当时我在利兹市一家曾治疗霍乱的临时医院里为当地的年轻人做过几次演讲，我努力向他们灌输这样一个道理：他们将来的幸福和健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他们必须勤奋、自学、自律、自控，尤其重要的是，要依靠诚实、正直和不折不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来立身于世，这些是构成人类优秀品质的重要因素。”

联想到丰田佐吉所处的环境与时代，我想这本书能够从一个侧面解释丰田佐吉“现地现物”思想的出发点，那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要出自“诚信”，而诚信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从现场出发。显然，“现地现物”不仅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更是一条基本的“自救”道路。

更重要的是，萨缪尔・史麦尔斯出于帮助弱者的“仁慈”出发点，成了丰田佐吉从“现场”学习的动力：当一件工作的目标是更伟大的事业时，那犯错或问题本身就是最好的老师。

从现场的问题中获得诚信之根，从现场的错误中历练信仰，敬畏事实，敬畏现场，这才是现地现物的真正意义，也是中国企业家最缺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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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发展维度简论 篇3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发展维度,市场经济

企业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 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外延极为广博的名词, 对它作准确界定是一种不大现实的奢望[1]。但我们仍可以说, 它是建基于现代生产方式之上的一种价值观念、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 是近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及推进物, 是现代化管理的重要路径。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 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潮的涌动, 企业家精神问题的研究逐渐展开。不少学者已从企业家功能和能力角度、价值取向和经济伦理视角、制度的经济学意义视角、民族文化的相异性及其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角度对企业家精神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效。然而, 企业家精神的发展维度问题还没引发学者们足够的兴趣, 可恰恰是这一问题, 关系着培育企业家精神的态度与方法。如果以抽象的理想模型式的方式来分析企业家精神的构建, 那就有可能将企业家精神看成一种僵化的教条输入未来企业家们的头脑, 从而不利于培育适应国情需要的、不断发展的企业家精神。基于此, 笔者就企业家精神的发展维度问题抒己之见, 求飨读者。

一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说, “人的本质在于创造”, 确实, 无论任何新的器物、新的精神都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创造及层累中延展的。企业家精神亦是如此。它最初是单薄和弱小的, 在一代代企业家的思考和实践中才得以不断修正与补充, 逐渐发展壮大。所以, 静态模型的分析方法, 难免使企业家精神固态化, 以致失去其应有的魅力。基于此, 我们应在回溯企业家精神的历史意义的基础上, 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 尝试着培育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新型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 顾名思义是企业家们的精神。不同企业家既拥有某些共通的精神, 也保有自身独特的精神气质。那么, 何谓“企业家”, 何谓“企业家精神”呢?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就曾强调, 企业家“这一名词来自亚当·斯密, 而惯用于欧洲大陆, 用它来指那些把企业的风险和管理看作自己在组织工业工作中应尽的本分的人。”[2]中国学者苏绍智也说, 企业家 (entrepreneur) 一词源自法文, 首先见之于16世纪初, 原来意指冒险家的意思, 尤代指开展军事远征活动的人, 因为他们需要承担各种风险。之后, 重商主义者和重农主义者都提及到它, 但给企业家的较严格的定义并重视企业家的作用的是18世纪法国的萨伊, 他认为企业家可以是自有资本的经营者, 也可以是靠借来的资本的经营者。他们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将土地、劳动力及资本等生产要素结合起来, 并使自己成为此三要素之外、开展生产的第四个要素。他们是一群具有极具风险意识的人, 敢于承担企业可能因经营不善而面临的破产风险。因此, 他们不单单具有业务知识, 而是既有判断力和坚持力, 也有世界的知识, 更有监督和管理的才能[3]。从上述可知, 企业家精神最初体现为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和管理能力。

不过, 19世纪之前, 企业家精神一词还没有在英国传播开来。因为直到19世纪中叶, 英国小规模的或中等规模的家庭式的厂商或互相联系的厂商结构中, 企业家的职能和特点尚不突出。即便在19世纪后半叶, 当马歇尔指出, 企业家是指那些以自己的洞察力和创新力、发现并消除市场的非均衡性、创造交易机会和效用从而给生产过程指明方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时, 他仍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自发的和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 关注可以度量的因素, 漠视不可转化为数量的社会和人的因素。所以他虽然提及企业家的特征, 却决非以企业家精神为研究重心。

直到20世纪上半叶, 面对巨大波动及国际局势的日趋动荡, 美国学者熊彼得才明确指出, 企业家精神就是能够顺应乃至掌控市场的创新精神。经过深入研究, 他发现, 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 它不仅从来不是, 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4]那么, 如何应对这种流变的经济发展模式呢?熊彼得指出, 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取决于企业家的如下三大精神:一是他们热衷于运用各种新发明、新方法进行商品生产, 二是他们擅于开辟原材料新兴供应地及现有商品的新销路, 三是他们重视依靠重组产业等来改革生产模式, 有时甚至促使生产模式发生革命化的调整, 使得市场不断出现新的变化并产生新的吸引力。同时, 熊彼得也指出, 这些新发明、新方法、新销路的产生极其难:一是因为它们处于人们通常所懂得的事务之外, 二是因为旧有势力想方设法负隅顽抗, 抵抗新事物。要克服这些困难, 需要极其顽强的精神, 即企业家精神。由于每一领域的新兴事物都需付出巨大的努力, 因而并非每一个企业家都能够发明新东西, 但他们能够创制推动企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并以强大的意志力和执行力, 将其付诸实行。正是由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促使企业乃至国家的经济结构内部不断出现“革命突变”, 所以企业家可称为进行创造性破坏并最终实现生产要素重新组织的人, 其精神则是推动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 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及新管理方式的运用, 市场经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然而好景不长, 进入70年代后, 各国先后出现了经济滞胀及市场疲软状况。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新的推动方式和力量。据此, 美国学者德鲁克对企业家及其精神进行了新的界定。在对美国、西德和日本等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中, 他发现, 企业家具有如熊彼得所说的特质, 即他们既强调通过利用新发明, 也强调通过利用新的生产方法及技术, 还注重通过开辟原材料供应地及产品新销路等来获取利润。但他们不同于资本家。在德鲁克看来, 区别企业家与资本家极为必要, 因为, “虽则像一切经济 (和非经济) 活动那样, 企业家当然需要资本, 可他们不是资本家。他们也不是投资者……企业家也不是一个雇主, 他能够是并且往往是一个雇员———或者有时是一个单独地和完全地靠自己工作的人。”[5]因而在德鲁克的眼里, 企业家是勇于承担高成功率的风险的人, 是能开拓新的市场, 引导新的需求, 赢得新的顾客的人;企业家是真正的革新者, 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于他们善于捕捉变化, 敢于有目的地寻求新的源泉, 并能将变化化作可供开发利用的机会。需要指出的是, 德鲁克所谓的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 还包括社会革新, 企业家精神也不仅体现在企业层面, 也提升到了社会层面。

正是由于时代发展变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企业家身上出现了新的特质。20世纪末叶, 美国《世界经理文摘》为企业家下了新的定义, 将它们定义为醉心于追求企业成长、勇于创新与冒险的经营者。而符合“企业家”定义的人, 通常具有下列六项特质:一是有远景;二是勇于将梦想付诸行动;三是愿意持续创新;四是在资金上无惧付出;五是定义属于自己的成功;六是喜欢通过奋斗战胜挑战的感觉。

综上可见, 企业家及其精神具有时代性, 引领着时代潮流, 其发展特质十分明显。在18世纪之时, 萨伊视企业家为冒险家, 认为企业家精神即是冒险精神;在20世纪初, 熊彼得强调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精神;到七八十年代, 德鲁克已经将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并列, 纳入到企业家精神之中;而到90年代, 中国学者高希均暗示, 企业家有胆识;具创意;敢投资;担风险, 并且承担社会责任等精神[6];汪丁丁也强调, 企业家精神至少包含三大精神, 即“首先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精神’, 其次是韦伯所说的‘敬业精神’, 第三是诺斯从新制度经济学里提出来的‘合作精神’”[7];而当笔者触及此问题时, 认为, 企业家精神至少包括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开拓精神、竞争精神、实效精神、奉献精神、宽容精神[8], 等等。

二

企业家精神之所以展现出发展维度, 乃是多因素合力之果。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的不断变迁。就物质条件而言, 主要是指孕育企业家精神的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就文化条件而言, 主要是指容纳和催生企业家精神的思想观念的持续发展。

就已有的研究情况来看, 学界对企业家成长及企业家精神培育的重要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的理解存在着分歧。一类观点认为企业家精神成长主要依赖社会文化条件。如张军认为, “企业家的成长是一个在正规制度之外依赖自我发现的过程。”[9]由此, 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主要依靠企业家内在文化素养及其提升状态而定。再如汪岩桥强调,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灵魂和文化品格的彰显, 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文化现象, 因此现代企业家精神应该是一个由众多要素组成的, 内涵广泛、意义丰富的有机系统”;同时, 这个有机系统深受环境的影响, 进而, 他将企业家精神的环境分为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 “人文环境主要指由于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积淀而成的文化氛围, 而物质环境中最重要的是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是社会经济物质条件的概括和发展尺度, 是形成和张扬一种社会文化精神的最重要的物质保证。”[10]另一类观点则强调企业家精神关键在于物质条件, 否认社会文化条件的影响。如庄子银认为, “企业家不以任何文化传统或社会地位为前提, 它可以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和具有不同信仰的民族中孕育产生……企业家精神是时间、技术进步和社会市场竞争程度的递增函数。”[11]就这两类观点而言, 笔者倾向于接受前一类观点。因为, 纯技术性的方法在考察精神问题时, 难免存在某些缺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企业家精神当然不能离开整个社会的文化母体而存在, 相反, 它深深扎根于其中。因而, 不同的民族文化造就出不同国家企业家精神的多彩性, 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 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普遍规律, 加之人们的交往、文化的渗透交融等等都使得企业家精神有了相通的可能, 也有了相互学习与借鉴的可能。不过需强调的是, 这种学习与借鉴决非全盘照搬, 而是结合自身社会条件加以改造, 并随社会条件之变迁而变动。

企业家是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一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 即十四五世纪, 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企业家 (确切地说是企业家雏形) ——银行家、商人、工场主悄悄诞生。他们与前资本主义所有者的根本区别, 在于他们拥有一种“合理主义”的精神, 即拥有资本核算制度的经营理念。同时, 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如可以占有土地、设备、机器、工具等一切物质的生产手段;已经设置各种自由贸易规制;熟练掌握合理的技术手段;存在可以算计的法律和规则;存有大量可以自由出卖劳动的劳动力;基本实现经济生活的商业化;等等, 是企业家精神产生的土壤。企业家最大的共同点是追求的合理主义精神, 达到利益的最大化。这反过来也极大地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在“合理主义”的引导下, 技术和市场这两个市场经济系统中最具弹性的因素, 必然为企业家所关注。推进技术创新, 加大市场开发就日益成为企业家精神中的核心特征。考察西方社会从十四五世纪至20世纪的发展历程, 不难发现, 如前所述, 自16世纪“企业家”一词以冒险家的身份出现以来, 以永不知足精神为基础, 其精神面貌一直在演进:在重商主义经济时期, 主要体现为冒险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在重农主义经济时期, 主要体现为英雄主义精神和创业精神;自古典经济学时期起, 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创业精神、宽容精神、永不知足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已逐渐展现;不过, 在现代经济学时期, 创新精神成为企业家精神体系中的核心受到更多重视, 得到了更多充分的发展。

有人认为,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 它对合理性的追求必然导致无限的扩张。它意味着该种经济关系扩展到所有它力所能及的地区、国家。同时, 它促使每个个体 (包括企业家, 他们是最大的经济受益者) 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这一体制并对它表示认同, 按照它所要求的规则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行为, 使之适应并符合这一生产关系的运作。所以, 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 从这一意义上说, 是资本的无限扩张性的不自觉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任何身处这一经济社会中的个人, 除非因为故意的敌视和反叛使其自身处于离群索居的局外人或“边缘人”状态, 否则, 他必然融入该社会。而融入它也就意味着必须在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上与它保持一致。如果按照这种推理, 市场经济应该描写为一种消费的、奢华的和虚伪的体制, 在其中人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合理性”, 每个人都是戴着“合理性”面具而生活, 而前市场经济下那种朴素的、节俭的、真实自然的社会将不复存在[12]。

值得关注的是, 这种假想的、简单推理中的可怕社会景象并未真正出现于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社会。如果我们能够抛弃那种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 客观地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话, 很容易发现, 西方社会在企业家精神兴起过程中, 确实有过自私、自利, 混乱不堪的局面, 但企业家精神并不是非人性化的, 它恰恰是人性的产物, 是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从个人企业家精神层面走向企业或公司企业家精神层面, 再向走向社会公共领域企业家精神层面的过程, 就是西方社会各种现代社会体制不断成熟与完善的历程, 也是其公共事业迅速兴起与发展的进程。而其中, 企业家以其独有的企业家精神, 通过各种慈善之举, 极大地补充了公共事业发展的不足。因而在现代西方, 企业家精神不仅被看作企业家的灵魂和文化品格而备受重视, 亦被视为整个社会系统运行的重要价值取向, 及广大市民所需要的一种新世界观和时代精神而广受褒扬。

企业家精神何以如此?显然, 应归功于社会文化, 正是它的滋养弥补了金钱世界里所不具有的道德与情义。每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质, 它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的技术、法律和行政管理制度等因素, 并给它们打上明显的时代烙印。如企业家精神兴起的初期, 其追逐金钱与财富的冒险精神是为时人所不耻的, 当时人们是为生活而劳动的, 而决不是相反。所以, 社会上盛行着“商人永远得不到神的欢心”、“贸易是坏事, 因为它会使人们脱离对上帝的祈求”等观念。为求得合法性的企业家们只得向人文主义者靠近, 并与人文主义者共同努力, 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 从新教那里为自己寻求一件合法的道德外衣。对此, 马克斯·韦伯给出了较为客观的分析:“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 但此同时, 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 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 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13]基于此, 他将企业家及部分自由劳动者的勤勉、坚忍、节俭、诚实、守法, 及对财富孜孜不倦的追求, 视作新教伦理信仰下的产物。指出, 正是新教的“天职观”, 使身为新教徒的企业家和部分自由劳动者把工作当作生活本身和目的, 这种“敬业精神”, 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产生的内在动机之一。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 到18世纪, 原始积累数量巨大, 市场经济获得了极大发展, 充满西欧社会的乐观主义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 也为企业家们的进取提供着精神动力, 亚当·斯密提出了以“自由竞争”和“放任政策”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学理论, 成为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思想动力。随着这一理论在19世纪的贯彻, 亚当·斯密被人们尊称为“古典经济学之父”。不过, 在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看来, 亚当·斯密不是经济学家, 而是道德哲学家, 他的思想基本点应该是:“人类天生具有构建等级性和内聚性社会结构的倾向, 因为他们 (企业家) 在生活中受到希望得到社会认可的愿望的驱动, 表现为愿意服从于礼节规范并致力于无所顾忌的地位追求。这个愿望基本上是非物质性的, 而且物质上的自利完全从属于这个愿望。社会秩序基于物质利益系统性地献身于礼节或社会习俗之上。地位是其他人的尊敬, 而不是贪婪或追求权势, 是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14]格氏的观点虽有值得商榷之处, 但亚当·斯密的确非常重视经济伦理, 他的《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问世早得多。不过, 不可否认的是, 在经济伦理约束下, 他的“自由竞争”和“放任政策”理论, 为企业家发展自己的冒险精神、创业精神、创新精神等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中国梦与企业家精神 篇4

准考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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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中国梦的内涵和当今中国梦的意义，紧接着描述了企业家精神的特点和外延。最后论述了企业家精神应当融入当代中国梦之中，成为中国梦的实现一份推力。同时，提出了企业家精神融入中国梦的要点。

关键词：中国梦企业家精神创新社会责任

一． 何为中国梦？

泱泱华夏，5000年的历史，沉淀至今给了我们13亿人民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5000年的风霜雨雪，历朝历代，无数眼光高远、胸怀天下的仁人志士都有着一个梦，一个强国的梦，一个中国梦。今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国梦”进行了新的阐述：“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我们说的每个人都有梦想，现在大家也在讨论中国梦，何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因为这个梦想，它是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一种夙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一种共同的期盼。”

国家不富强，就会被人欺侮；民族不复兴，就无颜担当龙的传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简单地重寻昔日的荣光，而是要让曾经饱受列强欺侮、目前尚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到本世纪中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强国才能富民，强国也是为了富民。没有人民富裕，发展就不算成功；没有人民幸福，复兴就不算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让中国人民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让我们的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进一步说，就是要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富裕、更有尊严的生活，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一句话，“中国梦”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二． 企业家精神的特点与外延

企业家，来源于法语“entrepreneur”，原意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发展到现代已经没有一个权威而统一的定义。但是公认的企业家所具备的特点有：

1、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管理者；

2、富有冒险精神，敢于创新；

3、具有社会责任感。长期以来，企业家的概念通常是从商业、管理及个人特征等方面进行定义。进入20世纪后，企业家概念的抽象――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就已拓展到了行为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的领域。从“企业家精神”这个术语的内涵上分析，精神首先是一种精神品质，“精神首先是一种思想形式，是一种驱动智慧运思的意识形态，”但“精神不完全是仅仅表明个人意识状况或过程的心理的、主观的概念，精神相对于意识，它似乎应该是对意识的一种价值抽象。”企业家精神也是表明企业家这个特殊群体的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他们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模式的抽象表达，是对企业家理性和非理性逻辑结构的一种超越、升华。企业家群体独有的显著的精神特征就和其他群体特征区别开来，人们日常也把它看作是成功的企业家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并以此标尺可以识别、挑选和任用企业家。

向外延伸来看，企业家精神应该包括了创新、冒险、合作、敬业、学习、执着、诚信等基本品质。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与一般的经营者相比，创新是企业家的主要特征；冒险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性，一个企业经营者，要想获得成功，成为一名杰出的企业家，必须要有冒险精神。对一个企业和企业家来说，不敢冒险才是最大的风险；合作是企业家精神的精华，正如艾伯特·赫希曼所言：企业家在重大决策中实行集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敬业是企业家精神的动力，对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是企业家的“顶峰体验”和不竭动力；学习是企业家精神的关键，学习与智商相辅相成，以系统思考的角度来看，从企业家到整个企业必须是持续学习、全员学习、团队学习和终生学习；执著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色，企业家却是唯一不能退出企业的人，只有坚持不懈持续不断地创新，才可能有胜券在握的机会；诚信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石，没有诚信的商业社会，将充满极大的道德风险，显著抬高交易成本，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 企业家精神应融入中国梦

十八大以来，“中国梦”一词正式进入官方语汇并迅速走红。而在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梦”再次走红。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企业家孜孜不倦的奋斗与贡献；而企业家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也离不开中国梦所创造出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和积极向上的环境。企业家精神如何融入中国梦，我认为要从以下三点入手：

1． 企业家要担当责任。企业是社会经济的主体，是经济发展的标杆，企业家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标志性人物，尤其是评选出的经济英雄，更需要在担当社会责任方面作出表率。眼下我国经济发

展的重点是转型，何为转型？我认为应该是，从高碳向低碳转型，从主要依靠外需出口到依靠内

需转型，从粗放式管理向集约式管理转型。在转型的当口，企业家的责任主要体现在：

一、注重

自然环境的保护，党的十八大已经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突出位置，任何不顾环境破坏一味

追求经济增长的开发都是对社会、对后代不负责任的表现；

二、注重企业文化、员工福利的建设，如果把员工比作是企业的血液，则企业的机制就是血管，企业文化就是心脏。只有企业拥有了良

好的企业文化和氛围，企业的机制能充分激励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企业才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与此同时，企业员工更是社会的一部分，让企业员工及其家属获得充分的幸福感，社会才会得到

安定，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才能体现。

2． 企业家要勇于创新迎接中国梦。从企业家的特性来看，冒险本身就是他的烙印，但在中国梦实现的大环境下，勇于冒险，勇于创新，不怕失败，不断尝试的要求则显得更为突出。目前中国的人

口红利的减薄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李克强总理说“要向改革要红利”，而向改革要红利就要求我们的企业不断创新，不断寻找新的突破口，获取新的机会。创新首先能使民企开辟一个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不断地领先，不断地发展。其次，创造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可以不断提高资源

配置的效率，使企业的生产成本下降，使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强。再次，创新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企业不断出奇制胜和发展的过程，创新就是敢于冒险，出奇制胜，就是以别

人未想到的新思路、新点子、新策略、新方法谋求企业的发展。

3． 企业家要抱团发展。中国梦的实现不是一家或几家企业的抱负，而是全中国所有企业的共同愿望。

在这个愿望的强烈支撑下，摒弃传统行业间的隔阂，促进行业共同发展成为中国梦中企业成功之

路的一种可能。企业之间的抱团合作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是

顺势而为的选择。当今的市场环境下，机会与实力相等，机会稍纵即逝，如何才能抓住机遇？抱

团发展显然是个不错的选择。企业结为联盟，资源共享才能做大做强。搭建行业、产业链的平台，整合资源，把企业的发展与行业发展、产业链发展进程结合在一起，才能共同缔造“中国梦”。

四． 结论

“美国梦”，是一种相信在美国，只要经过努力奋斗便能过上美好生活的理想。“中国梦”，则是中国人民实现国富民强的美好愿望。“美国梦”与“中国梦”，其实并无本质差异，其意义都在于对更好生活的期望。与美国200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相比，“中国梦”才刚刚开始；与美国200多年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环境的沉淀相比，中国的企业家尚是初出家门，刚刚踏上征程的少年。中国何时能够出现乔布斯式的企业英雄，不仅需要政治制度的保障，更需要企业家们有韧性，能屈能伸，不在企业水涨船高的时候沾沾自喜，不在经济低潮出现时怨天尤人;有责任心，企业家除了为股东创造价值之外，还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有眼光，适时地从混乱和萧条之中寻找成长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