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问题

城镇化问题（共8篇）

城镇化问题 篇1

城镇化问题

一．城镇化含义：

城镇化一方面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聚集的过程，同时又表现为地域景观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是人口、地域、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由传统落后的乡村型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化的多方面内容综合统一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反映和重要标志。

二.城镇化历程：

回顾近50 年的城镇化历程, 人为“ 抑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各个时期的共同特征。传统时期自上而下的城镇化通过城乡隔离的二元制度构建来强制阻断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进程, 结果使得我国城镇化在建国以后的30 年中发展十分缓慢,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局面并未根本扭转, 滞后程度仍然较为严重。我国城镇化长期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原因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国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只要求农业提供稳定的农产品供给, 提供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确定了低价征收农产品的统派购销制度, 以确保工业能从农业吸取最大数量的低价农产品和农业剩余;同时确立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以及由此派生的住房、粮食供给、医疗、教育、就业等制度, 将农村人口禁锢于土地, 限制流动, 确保工业化的高积累。近年来我国对城镇化缺乏积极有序的政策引导, 尽管对城乡分割的制度有所调整, 但由于强调农民离乡不离土, 加上农村工业发展分散、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城镇建设无序发展, 客观上都影响了城镇化进程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

三.城镇化现状：

1．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城镇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乡隔离逐步打破，城乡差距正在缩小。1978年到2003年，中国城市由193个增加到660个，建制镇从2173个增加到20226个，城镇人口从17245万人增加到523万人，人口城市化率上升到40．53%，不断提高。（1978年为17．92%）

2．问题：由于中国是具有显著二元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1）我国农村城镇化的整体水平低下

到201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为46.3%，2020年达到55.2%。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平均水平已达40%，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则在70%以上。低于世界同等发达国家60%以上的水平约20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农村城镇化的整体水乎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多数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与同等工业化程度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根据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城镇化水平在30%——70%时期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才能基本稳定。

（2）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进程极为缓慢

1979—2003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按此速度计算，中国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世界同等国家60%以。1990上的水平，还需要20多年时间。农村城镇化滞后，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农业的规模经营和农村经济的振兴，延缓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3）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瓶颈”，不是户籍、政策等问题，排在首位的是“就业”问题。其后是资源问题，即水源、能源、土地等问题。

四．加快城镇化重要意义

(一)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农业、农民、农村发展。

1.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利于拓展农业发展空间

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整合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源、加速生产要素流转、推广先进生产管理技术开发应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有利于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现代化进程, 提高农业内在竞争力。

2.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业结构调整。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可以带动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升级。

3.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利于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实现共同富裕

4.城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前提。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加速推进城镇化发展, 促进小城镇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等相关城市建设, 不仅直接带动小城镇经济发展和就业需求, 还有利于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民住房、交通、生态环境等生活环境, 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 完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体系的物质支持。成为转变农民生活方式和观念、激发农民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塑造一代新农民的“催化剂”

因此，从近期来看，加快农村城镇化，可以启动农村市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扭转中国宏观经济“偏冷”的趋势。从长远来看，农村城镇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对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二）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带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带来消费需求的大幅增加，城镇化带来人们生活方式改变，推动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升级。，同时还产生庞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建设等投资需求。

（三）城镇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依托。通过推进城镇化，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村居民人均资源占有量会大幅度增加，这将有利于提升农业生产规模化、市场化水平，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城镇化产生集聚效益、规模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极大地推动工业化进程。同时，城镇化不仅能够推动公共服务发展，也能够推动消费型服务业和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四）城镇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条件。城镇化带来人力资本和信息知识聚集，促进市场竞争、技术创新和改善管理，有利于提高资源集约利用，降低工业化排放，实现低碳、低能耗发展。

（五）城镇化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重要途径。城镇化形成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工资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城市服务产业也是培育中产阶级或者中等收入人群最重要的产业载体。

五．加快农村城镇化的对策思路

1． 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农村城镇化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加强政府在农村城镇化中的引导作用，适时把由农民自发推动的城镇化转到由政府引导和规划的城镇化方向上来，实现由自下而上城镇化向自上而下城镇化的转变。

2．进行小城镇建设投资体制的改革，实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调动民间投资建设小城镇的积极性。当前特别要加大各级政府对农村城镇化的财政支持和金融支持，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小城镇的城市化水平，增强城镇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3．小城镇要大力发展服务于农村社会的第三产业和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加工业，突出资源优势，做到“一市（镇）一品”，把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既奠定小城镇的产业基础，又带动农业“龙头”企业兴起和周边农村地区的发展。

4．遵循城镇发展规律和城镇区域布局规律，克服城镇规划与布局上的分散性、随意性和无序性，规划出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当前特别要集中力量建设基础设施好、有区位优势的县城或县域首位镇，稳步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心镇，防止一哄而上的小城镇化倾向。

5．进行户籍制度、城镇企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大力加强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商品链”、“资金链”、“信息链”、“人才链”、“交通链”，将城镇发展成为城乡一体化网络的“链结”或结合部。

6．培植农村城镇化的主体，鼓励农村“能人”、“富人”率先走农村城镇化道路，让农村“精英”成为农村城镇化的发动者，并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由点到面地推进农村城镇化。

7．要克服“重建设、轻管理”，“重经济、轻文化”，“重局部（个人）、轻整体”，“重硬件、轻软件”建设的不良倾向，进行小城镇管理体制的创新，防止出现“新城镇、旧体制”的现象。

六．经验总结

1.城镇化是市场化的结果而非政策工具

改革解放了资源和生产要素，资源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政府应该并且只能是营造有利于城镇化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2.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加速了城镇化进程。

自利的企业和个人无意中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在无意中提高了城镇化的程度。政府过去做的和今后应该做的是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或者更现实一点讲，起码不要为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制造障碍。

3.新型城镇化必须清除的体制之障、。

农村土地确权政策应当先行一步。农村土地实现确权后，土地流转速度加快，农民可以自由选择行业、选择工作。城镇化的前提是什么？城镇化的前提是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4.户籍制度改革是关键一环。

“户籍制度变革和建立农村制度的退出机制是农民进城的关键，地市级以下可以全部放开。在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的道路上不能盲目地追求统计数据上的城镇化率，而是要把实践人口的城镇化作为主要任务。应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放开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地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

5.城镇化速度并不是越快越好，提高城镇化的质量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好的健康的城镇化。我国过去30多年特别是近10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基本上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局部也的确存在几种值得反思的属于病态城镇化倾向的不良现象，如半城镇化、隐性城镇化、被城镇化、准城镇化、“贵族化”城镇化和“大跃进”城镇化等现象。城镇化需要一系列公共政策的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体制机制创新。今后一段时期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必须把深化体制改革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健康的城镇化建设须要能够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良好的人居环境。因此，我国城镇化建设必须走科学、理性的道路，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稳步推进。以人为本才是真正的城镇化，城镇化应顾及城镇的承受能力，应建立城镇化建设的科学管理机制。不顾及城镇的承受能力、片面追求城镇人口数量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6.城镇化不是城镇工地化。城镇化建设战略应是客观理性的科学，是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城镇化率已被看作政绩指标之一，目前已经出现一些地方政府追求城镇化高增长率的攀比现象。一提到城镇化，有些人想到的就是建几条大道，搞几项跨世纪的标志性工程。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混为一谈，片面追求建设速度，片面强调建设规模，导致一些城市改造工程不是拓宽马路，就是架立交桥。然而，城市就业难、上学难的状况却得不到根本改变。

7.城镇化应注重文化内涵。城镇化建设要遵循经济规律，延续城市文脉。

8.城镇化的影响分利弊两方面。利：廉价劳动力的进入可以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动力，促进经济发展。弊：外来人员的涌入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交通、治安、住宿.、地矛盾也会激化，外来人员对当地文化的冲击。

城镇化问题 篇2

一、农民迁移决策行为分析

研究发现 (卫龙宝等) , 影响农民迁移意愿和决策行为的因素既有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主观感受、传统习惯等农民自身内在的价值判断, 也有制度安排等外在的社会因素。内在价值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由于城市就业竞争更为激烈, 而低学历的农民更容易在城市找到相对苦、累的活, 虽然在城市可能生活在较低层次上, 但因为城市具有较好的教育条件和生活环境, 为了子女的前途他们愿意作出搬迁决定, 因此, 从长期看, 发展教育事业对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有益的;二是现在完全依赖农业生产的农户已越来越少, 种田只是为了获取口粮, 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并不占重要地位, 农业收入水平对家庭迁移决策影响程度不是很大, 其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也未产生显著作用, 因而对农民的决策不能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同时也表明, 从事非农产业农民的日益增多, 对加快城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民间本身就存在从农村到城镇的迁移动力, 因此政府只要妥善加以引导就可以利用民间非农产业的发展力量推动城镇化进程。而对农民迁移拉动作用最有力的因素还是收入, 在收入问题上, 农民对自身发展有着长远打算, 他们并不十分看重眼前的利益, 反而把希望寄托在后代的身上, 为后代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这反映出农民有通过世代的努力来改变目前较为贫困落后生活的心理准备, 农民在做迁移决策时是理性的, 他们的视野相当远, 心态也颇为积极。故而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 更确切地说是增加农民对迁移后收入的预期应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三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从主观感受和传统习惯上对迁移决策造成广泛影响, 使迁移者觉得“在家乡人事环境比较熟, 办事方便”, 家乡更易求得生活的稳定。可见对农民思想观念的改变需要长期努力。

从社会制度看, 尽管从表面上看现在户口限制不像以前那么严重, 出门工作也更为方便了, 但更深一层看, 户籍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已在农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农村户籍的农民在城市仍被歧视的现象还未完全根除, 在享受城市医疗、失业保险方面仍与城市居民存在差距, 而在农村, 他们至少有宅基地、口粮田, 有房可住, 有粮可食。可见, 并不是农民非要抓住土地不放, 只是他们对城镇生活缺乏安全感, 所以紧紧抓住土地作为生活保障的筹码。由于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还不够高, 形成了有的农村居民本想迁移却因为“没有门路”而不能迁移的局面。人口迁移本可完全通过正常的政务途径解决, 但不少人却想到需要门路才可以解决, 而不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解决问题。如果政务进一步公开, 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大, 居民咨询或办理手续更方便, 相信那些“没有门路”的居民会更积极地考虑迁移的问题。要素市场发育不够完全, 迁移农民的经济活动大部分还是靠亲友关系而不是通过市场完成。如就迁移人员寻找工作的途径问题, 有的人是靠亲友介绍, 有的是自己投资办企业, 甚至有的人是靠自己一家一家跑这种最原始的方法找到工作。真正通过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很少。又如住房问题, 迁移农民中租房者仍占较大比例, 有能力购买适合自身生产生活实际所需商品房者占比仍相当低。因此, 对政府而言, 有针对性地建立专门的宿舍区等供迁移农民住宿, 对于稳定人心和维持社会治安都有好处。

事实上, 市场经济下的现代农民在其价值判断及选择决策上已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出了更为浓厚的市场经济性质, 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 原来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已越来越多地走出村落, 预期通过迁移谋求更多利益和更大发展, 在没有歧视性制度控制情况下, 农村人口在城镇求得就业的机会应该和城市居民一样, 但在有制度控制的情况下, 其就业机会相对比原来减少了, 这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信息不完全下的Cournot博弈。于是对农民迁移者来说, 如果存在城乡收入差距, 这里的就业概率又因为信息不对称, 迁移者决策时不可能了解整个迁移规模的信息, 也无法知道自身的迁移对城市就业的影响, 只可能拥有政府的相关制度控制程度的信息, 那么, 决策者在相当广泛的条件下, 不管采取何种预期模式, 也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对决策造成影响。从成本收益角度看, 农民的迁移更多的是对迁移预期收益的考虑, 即只有当预期收益扣除迁移成本后的净收益仍大于目前收益时, 他们才会做出迁移决定, 否则, 他们就不会迁移。农民的迁移费用和当前收益是比较稳定的, 而预期收益则难以确定, 因为预期收益既受到农民个体内在因素的影响, 更受到及其所处外部因素的影响, 外界因素主要在于对城镇化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影响, 动力机制中各因素对农民迁移决策产生正向拉力, 约束机制各因素则产生推力。尽管农民的内在因素是一系列独立于外部因素的价值体系, 但它同时又依赖于外部因素来实现, 它是一个常变的、随外部因素变化而变化的、需要外部因素接受、认可并确认的价值体系。农民在做决策时是综合考虑各项因素的, 其迁移决策绝不因某个单独的或片面的因素而仓促决定, 也就是说农民的迁移行为是理性的, 因此, 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必须以此为基点, 把农民看作是理性人。

二、城镇化政策建议

城镇化的实质是人口和生产要素的集中过程, 城镇化改变了人口流动和分布的格局, 截留了为数众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而为大城市减少了人口压力, 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但政府和农民博弈双方的策略不会因此而改变, 城镇化带来的大量农村劳动力仍会对城市就业产生巨大冲击, 当城市较小时制度可能较为宽松, 但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即城市规模变大后则制度控制程度就会趋严并收敛于一个绝对严格水平, 这时城镇人口制度就会面临困境。因此, 市场化的改革要求矫正要素流动的扭曲, 增强城镇化中包括农民在内的各行为主体的动力, 政府只能尊重要素所有者对更高收益 (包括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 的追求, 进行制度创新, 放松对市场主体流动的限制, 建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机制, 增强城镇对农民的引力, 增加农民的归属感。政府作用的发挥, 应以不影响农民自主权和不损害市场机制为前提, 增强他们对迁移收益的预期。

1. 创造城镇就业机会, 增加农民非农产业收入。

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迁移行为的重要因素, 增加农民收入通常采用的选择路径无非是:一是减少农民负担, 直接增加可支配收入;二是创造农村非农就业机会, 扩展农民经济收入渠道, 增加农民非农产业收入;三是创造城镇就业机会, 吸引农民进城务工, 以获取务工收入;四要实行农业土地规模经营,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发展农业产业化, 提高农业生产率, 以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在这些路子中, 第一条路子属于分配调整的思路, 在总收入一定的条件下, 降低负担, 只是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而已, 对推动城镇化发展不具有实质性作用。第四条路子的限制因素最多。第二条和第三条路子是突破农业范围, 寻找非农产业就业机会, 二者只是就业地点的不同, 其结果都是增加农民的非农产业收入。因此, 增加农民收入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创造城镇就业机会, 增加农民的非农产业收入上。

2. 推进城镇化制度改革, 建立人口正常流动机制。

迁移者迁移或不迁移的决策是根据政府政策制度的控制程度作出的, 而政府是根据自己的效用来确定最佳的迁移水平, 政府制度体现的是政府追求均衡就业所要求的成本, 于是政府制度控制水平和农民迁移意愿的达成就是这个博弈的均衡点。这个均衡控制的严格程度一般随控制的难度系数、人口密度、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加而增加, 而随城市就业创造率、迁移成本、城市规模的增加而放松。均衡的人口迁移规模却随控制的难度系数、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就业创造率的增加而增加, 而随迁移成本、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减少。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 目前以限制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为主要特征的户口政策制度改革有了较大进步, 废除了子女户口随母制度, 放松了户口的凭证落户条件, 突破了农转非制度的指标控制。但也应看到, 小城镇户籍改革从本质上来说只是一种适应性调整, 一些触及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展开。如迁移农民进城遭遇到较高的进入成本, 各地制定的较为优惠的入户条件只针对中高级人才或有经济实力的外来人员等, 为数众多的农民仍只能打零工, 实现不了实质性的迁移。因此, 要尽快推进户籍等制度改革, 建立一种能使迁移农民在城乡间正常流动的制度。

3. 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 整合民间城镇化动力。

为避免农村粗放式小工业遍地开花和小城镇发展无序, 制定权威科学的总体规划是必要的。要重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国土利用规划工作, 各基层行政部门要有科学的“国土利用规划”, 其规划制定规程要严密, 既要集中各部门及全体居民的智慧, 又要体现政府的权威性。尊重农民的意愿并不意味着丝毫没有约束,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政府制定一个正确的、权威的发展大纲, 引导各方的行动, 强制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这样城镇化才能高效合理地发展。

4. 实行城镇化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政策。

在传统经济体制下, 我国城镇化发动主体只有政府一家。改革以来, 我国工业化投资主体出现了多元化趋势, 但城镇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进程还不快。历史经验表明: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 让银行、企业、农民和社区集体组织及外国投资者成为城镇建设的力量, 是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更为有效的途径。

5. 完善政府在城镇化发展中的管理职能。

农村乡 (镇) 政府的经济与行政管理职能与地方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事实表明, 政府在城镇化管理中的职能亟待完善。就地方政府机构而言, 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在确定政府事权划分的基础上, 将必要的管理权限向小城镇政府下放。按照城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小城镇政府的机构改革。小城镇的政府功能不同于一般乡 (镇) 政府, 实际上已经超出一般乡 (镇) 政府仅仅是管理农业和农村的职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社会治安及交通管理、城市规划和卫生监督等等, 都是小城镇政府应有的职能。因此, 政府机构的功能应符合城镇发展的需要, 明确各职能部门的分工, 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积极培育市场, 鼓励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创造良好的投资创业环境, 给人才以良好的发展预期, 吸引人才自主流入。

6. 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有偿流转制。

农户的兼业化经营不利于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 必须通过市场机制, 将迁移农民的承包地集中起来, 实行土地规模经营,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引进股份合作制是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和集体资产的产权问题的一种有效形式。如将社区集体所有的土地资产和非土地资产经过评估, 计算出全部价值, 然后按成员资格、承包土地的数量和对集体劳动贡献的大小等标准, 将价值化的集体资产作为股权量化到每个社区成员。股份可以有偿转让、继承、赠送和抵押等方式在社区内成员间流转。在一定年限内保留迁移农民的土地承包权, 但要鼓励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项有效的制度, 一般来说是人们在长期博弈中追求均衡和均衡的变动过程, 哪怕是最简单的制度理论也要先把制度理解为一种各个行业为主体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的均衡结果, 它是定义在知识和信息集里的映射, 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信息结构的变化、获得信息的技术的变化通过影响人们的最优选择来影响博弈的结果;并且还要关注外在的不确定性对均衡结果的影响, 城镇化过程中最重要、最主观也最积极的影响因素是迁移者的迁移意愿, 必须重视它对城镇化进程和城乡就业壁垒的冲击作用, 它不仅影响城镇化进程和人口流动, 而且还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背后的制度和自然演进的二元经济背后的制度很不一样, 迁移农民在某种程度上更倾向于按市场原则分配, 尽管他们的平均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 和传统农业联系密切又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但“制度落差”会导致价格扭曲、对要素流动形成障碍。周其仁 (1997) 就曾指出如果还继续奉行过分严格的控制制度, 就会使劳动力价格因管制而上扬, 从而使用工成本提高, 导致新的“资本深化”运动, 这在长期内将不利。城镇化中的人口迁移既有利于提高城乡收入, 反过来又使政府的改革面对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 形成良性互动。

摘要：农民迁移问题总是伴随于城镇化左右, 对城镇化进程有着深远影响。影响农民迁移意愿和决策行为的因素既有农民自身内在的价值因素, 也有外部社会制度因素。文章对农民迁移决策行为影响因素和农民迁移者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基于农民迁移意愿的城镇化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迁移,迁移意愿,政策,博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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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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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7].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新型城镇化四大问题 篇3

《新理财》：据相关部门估算，到2020年前中国需要至少50万亿元的新投资用于城镇化建设。如此大量的资金之“渴”应该如何满足呢？

肖金成：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农民从农村走出来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农村人口逐步减少，城市和城镇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城市人口增加必然会带来住房需求、基础设施需求、工作岗位需求、社会保障需求。

首先分析解决住房需求所需资金问题。单从静态来看，未来20年，将有3亿人进入城市，假如按人均20平方米，需要建设住房60亿平方米，假如每平方米所需资金3000元，共需资金18万亿元，每年需资金不到1万亿元，这并不会给政府、给社会、给城乡居民带来很大的压力。

其次，我们分析基础设施所需资金。有学者计算过，增加一个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需相应增加10万元的基础设施投资。3亿人需投资30万亿元，每年需投资1.5万亿。分摊到600座城市，每个城市每年投资25亿。如果分摊到2万个城镇，每个城镇每年的投入7500万元。从数字上来看，好像压力比较大，但仔细分析一下，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可以和原来的城市居民共建共享城市基础设施，其边际投资是递减的，并不是增加一个城市居民，就需要增加等额投资。

第三，我们分析社会保障所需资金。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土地，不能再用承包地作为保障或保险。所以，从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第一天起，就应该为其建立比较完善的保障体系，养老保障、失业保障、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没有为其建立比较完善的保障体系，是政府最大的失误。事实上，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尽管数额极大，由于是农民工自己为自己保障，即在工作期间缴纳社会保险，退休时领取，并不会给政府造成太大的资金压力。

事实上，我国的城镇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到2013年超过50%，并没有给各级政府造成更大的压力，各级政府的财政实力反而更加雄厚。

人往哪里去？

《新理财》：城镇化过程不是简单的人到城里去，在您看来人口应该如何合理转移呢？

肖金成：一直以来关于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如何流动的问题，学界争议都比较大。过去，“到小城镇去”在学界中的呼声最高。因为小城镇的生活成本低，离农村最近。如果到离自己家附近的城镇就业，似乎是最优选择。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上世纪90年代，学界又提出“小城镇，大战略”。但绝大多数小城镇不通火车，不通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比较薄弱，不具有发展大工业的条件。同时，小城镇人口少，服务业链条很短，也不具有发展大商业和大物流的条件。

中等城市具有吸纳人口、扩大规模的巨大潜力，无疑是承接大量进城农民的主要载体，但我们发现，中等城市的数量少，由于土地指标的限制，规模扩张非常困难，产业发展既不具有小城镇成本低，也不具有大城市服务功能健全的优势，创造的就业岗位并不多。

大城市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所以吸纳进城农民最多。大城市也是户籍制度控制最严格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城镇建设方针的首要一条就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但是，大城市因为具有区位优势、基础设施健全、产业配套能力比较完善、服务链条比较容易延伸，所以越控制，发展却越快。

我认为，城镇化是一个市场化过程，吸引农民工进城有两大产业，一是工业，二是服务业。这两大产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不断吸引农民工到城里来。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抑或是小城镇，哪里有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到哪里去，他们也应该到那里去。由于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在未来的十至二十年，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无论是大城市重点论还是小城镇重点论都有所偏颇，比较合理的选择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新理财》：您一直在倡导城市群的概念，城市群在城镇化的建设中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肖金成：所谓城市群，即在一个特定地域内，分布有若干规模不等、类型各异的城市，其中有一到几个特大城市，依托便利的交通条件，城市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成为一个功能互补的具有一体化趋势的城市综合体。

“十二五”规划中也提出：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根据我们的研究，城市群将是城镇化的主要载体。

在城市群范围内，原来单独的城市和另外的城市形成了互补关系，大城市的功能不断升级，给小城市和小城镇带来了机遇。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群范围内，区位劣势在弱化，而成本优势在强化。另外，在城市群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了功能分工，所以能够协调发展，而且基础设施能够共享共用。

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已经形成了包括长三角城市群在内的十大城市群，这十大城市群的面积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承载1/3以上的人口，GDP占全国的比重将近2/3。从这些数据，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城市群将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十大城市群就是中国经济的十大支柱；二是区域之间的差距还很大。城市群内占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享有三分之二的GDP，另外三分之二的人口却只有三分之一的GDP，这就是区域差距的直接表现。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城市群之外的人口向城市群内转移。假如，十大城市群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0%以上，我国的区域差距就会明显缩小。

耕地怎么保？

《新理财》：过去的城镇化建设往往呈现出土地的城镇化远远快于人的城镇化的现象，未来中国的土地政策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以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

肖金成：过去我们的城市建设对于土地集约利用并不十分重视，都在将土地作为招商引资的手段，对于土地的利用比较粗放，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在未来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土要十分重视对土地的集约利用。要知道城镇化过程中带来城市人口的增加，但是并不是人增加多少土地面积就要相应地增加多少，毕竟在城市中生活的人群可以共享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所以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每平方公里可以承载1万以上的人口，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每平方公里可以承载2万人，比如香港，一平方公里将近3万人。

那么，如何进行土地的集约利用呢？我认为，第一要对于土地进行合理的规划，可以通过推行土地占用税的方式有效利用闲置土地。第二按照级差地租调整土地价格，增加用地的成本，土地成本的上升会减少对于土地的占用。

从另一方面来看，城市人口增加仅仅通过集约利用土地是不够的，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于耕地的占用将不可避免。目前的共识是为了粮食安全的考虑，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那么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是否意味着18亿亩耕地红线会突破呢？我认为耕地可以不减少，但这要建立在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以及与之相伴的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的基础之上。因为从目前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不太可能回到农村，这样他们会逐步放弃宅基地，我们要把这些农民工放弃的宅基地恢复为耕地，当然这也取决于政策上是否允许宅基地自由转让，如果可以自由转让那么恢复为耕地就比较困难。

城市怎么建？

《新理财》：在今年初的全国两会上，新一届政府再次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您看来，京津冀如何实现一体化发展？

我国城镇化发展若干问题探讨 篇4

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取得显著进展。2012年，城镇人口达到7.1亿，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会议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走出一条新路，将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二、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会议要求，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确定城镇化目标必须实事求是、切实可行，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加码、级级考核，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推进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方向要明，步子要稳，措施要实。

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大力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切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高度重视生态安全，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比重，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和环境容量；不断改善环境质量，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开发强度，增强抵御和减缓自然灾害能力，提高历史文物保护水平。

会议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优化布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要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

会议强调，推进城镇化，要注意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既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注意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央制定大政方针、确定城镇化总体规划和战略布局，地方则从实际出发，贯彻落实总体规划，制定相应规划，创造性开展建设和管理工作。

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

第一，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从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要求来看，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要根据城市资源禀赋，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强化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特别是要着力提高服务业比重，增强城市创新能力。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坚持自愿、分类、有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办法，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

第二，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要按照严守底线、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思路，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红线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城镇建设用地特别是优化开发的三大城市群地区，要以盘活存量为主，不能再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不是每个城镇都要长成巨人。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减少工业用地，适当增加生活用地特别是居住用地，切实保护耕地、园地、菜地等农业空间，划定生态红线。按照守住底线、试点先行的原则稳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第三，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要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在完善法律法规和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基础上，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当前要发挥好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放宽市场准入，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办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处理好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价格问题，既保护消费者利益，又让投资者有长期稳定收益。

第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推进城镇化，既要优化宏观布局，也要搞好城市微观空间治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城镇化总体布局做了安排，提出了“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要一张蓝图干到底。我国已经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同时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根据区域自然条件，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

第五，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城市建设水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建筑质量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城市未来和传承，要加强建筑质量管理制度建设，对导致建筑质量事故的不法行为，必须坚决依法打击和追究。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第六，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要加强城镇化宏观管理，制定实施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有关部门要加强重大政策统筹协调，各地区也要研究提出符合实际的推进城镇化发展意见。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建设和管理城市。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推进规划体制改革，加快规划立法工作。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城市规划要保持连续性，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编制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要多听取群众意见、尊重专家意见，形成后要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具有法律权威性。

会议指出，城镇化与工业化一道，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质量，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城镇化是长期的历史进程，要科学有序、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找准着力点，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入实施城镇棚户区改造，注重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要实行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加强中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引导产业转移。要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和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努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在具体工作中，要科学规划实施，加强相关法规、标准和制度建设。坚持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日前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了推进城镇化的主要目标、基本原则和重点任务。中国城镇化工作有哪些战略任务？明年推进城镇化的具体任务是什么？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期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回答了记者相关问题。

严格规范新城新区建设

问：推进城镇化要秉持哪些原则？

答：要积极稳妥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必须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走以人为本、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科学布局、绿色发展、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完成好5大战略任务，也就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完善城镇化体制机制。

问：如何理解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答：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是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问：国家将如何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

答：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就是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和推进城镇化，根据土地、水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促进城镇空间布局合理均衡，优化城镇规模结构。

问：如何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答：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强化城市产业就业支撑，改造提升中心城区功能，严格规范新城新区建设，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着力提升城镇建设质量和水平。

城镇化规划将尽快发布实施

问：我国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途径是什么？

答：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加大城乡统筹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问：请简要介绍如何完善城镇化体制机制？

答：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加快破除新型城镇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有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

问：明年我国城镇化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答：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明年必须开好头、起好步。

明年，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抓好推动城镇化规划实施，出台配套政策，编制配套规划，开展试点示范，完善基础设施等工作。

同时，我们要按照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抓紧修订完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争取尽快发布实施。

问：我国明年要出台哪些配套政策？

答：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出台户籍、土地、资金、住房、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配套政策，研究推出促进中小城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发展的支持政策。

问：您刚才讲的试点示范内容主要有哪些？

答：试点示范将围绕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模式、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将在不同区域开展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试点。

问：明年重点要完善哪方面的基础设施？

关于我国城镇化建设问题的探讨 篇5

摘要

城镇化建设建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所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然而，加快城镇化进程，让农民进城是否真的可以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难题？如果可以，那么具体我们又该怎样做才可以促进城镇化的进程？在此，本文就这两个问题略作探讨。关键词

城镇化，城市化，农民，三农问题，金融，政府干预，宏观调控

随着全球金融海啸的持续冲击，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在讨论着如何使我国摆脱经济萧条的困境，并让我国保持健康稳定的良好经济增长势头。其中，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已成为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识。

加快城镇化进程便成了当前提高我国经济水平和解决三农问题以及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热门议题。因为，只要农民的问题解决好了，消费就会拉动起来，其他的许多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这两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府也在不断强调城镇化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不少方案。可见，城镇化建设对于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全局所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然而，加快城镇化进程，让农民进城是否真的可以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难题？如果可以，那么具体我们又该怎样做才可以促进城镇化的进程？ 在此，我想就这两个问题作点探讨。

一、关于城镇化内涵的界定

“城镇化”亦称“城市化”。所谓的城镇化，就是指社会生产力在工业化、信息化的基础上，在经济结构、人口居住、人口素质等方面由传统农村文明转变为现代城镇文明的自然历史过程1。

对于城镇化的界定，还有一种说法为“二元城镇化”，即将城镇化分为“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其理论认为，“城市化”指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过程； “农村城镇化”指农村人口向县城范围的城镇集中的过程。本人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片面，没有正确反映城镇化的全部内容。

首先，人口城镇化并不是城镇化的全部内容。在农民进程的城镇化过程中，必然会有不少农民迁移到现有的现代化城市中去成为城市居民。

但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再高，其人口容量与资源负荷量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把农民都“赶”到现有的那些城市中去。因此，将“城市化”理解为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是片面的。

其次，农村人口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的实质与主要内容。我国有着总量为 9.4 亿的农民人口，占据着总人口数的 57.01。因此，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动态上看，人口城镇化指农村的城镇化，即提高农村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使部分农村变成城市，从而原有的农村人口就变成了城市人口； 从静态上看，人口城镇化指农民通过自身努力和国家政策的引导迁往现有的城市中成为城市人口，从而使城市中的人口达到或接近饱和的状态，即前面提到的农民进城的情况。

第三，城镇化不应只是单方面的农村劳动力转变为城市人口，而应包括一定的城市人口转变为农村人口。如果只是一味的单方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或者是把一些农村地区变成现代城市，那这样经过若干年后，说不定到时城市人口过

多也会成为一个难题。正如计划经济时代，毛主席就曾做出过让部分城市人口回乡做农民的举措。所以，城镇化应该还包括城市人口向农村人口转变的内容。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出全面合理的策略和方案。这里我主要讨论的是如何将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

因此，个人认为城镇化应该有三种途径： 一是原有城镇的扩张，将一部分原来的农村社区并入城镇。比如城镇间的合并。二是新兴城镇的设立，使原来的农村社区变成新的城镇社区。比如广东省的东莞市以前就只是个县级行政单位，而且人口多是农民，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不断不展，原来的农民致富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达到了城镇化，这时便可以变成新的城镇化城市。三是在农村经济高速发展和城镇文明广泛扩散的基础上，使农村居民居住在农村社区也能享受到现代城镇文明。比如，农村居民也可以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平等待遇。个人认为，这是高层次的城镇化目标，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目前看来似乎很遥远，但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因此，农村城镇化实际上是城镇化的第三种途径即农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状况都实现城镇化。

二、城镇化可以为我国带来的益处

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一直在倡导让农民进城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可见城市化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

同时，社会学家们也在大力提倡城市化，他们认为，让农民进城才是解决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本人认为，城镇化可以为我国带来的益处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改革开放 30 年来，由于政策的偏向，使城市和乡村发展产生差异，使贫富悬殊差距扩大，在历史条件的制约下，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消除，导致工农关系不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只有统筹城乡改革，推行城乡一体化，促进城镇化进程，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同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现代化，最终有效解决“三农”问题

第二，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快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和就业体系，能较好地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也可以改善农村贫困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与收入。“此外，推进城乡一体化，一方面可统筹安排城乡社会事业发展投入，使较多资金投向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也使城乡居民的教育、医疗保健和文化生活等方面条件更加平等。2”城乡一体化建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减少了不稳定因素，维护和实现了社会公平正义，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和谐相处的新局面。

第三，有利于拉动内需，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坦认为，中国当前的物质技术基础可以保证 70的人口转为城市人口，而社会结构上只有 45的城市人口。“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只有加速城市化才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如果以 50平方米大小的房屋面积计算，农民身份每年转变 1每年需要租售住房 700万套。如此一来，即使中国年出口率为零，也可以保证 GDP 每年 10的增长态势。”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也认为，城镇化发展对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影响深远。根据测算，目前 1 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大体相当于 3 个农民的消费。有研究表明，城市化率提高 1 个百分点，就会有 100 万到 120 万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由于城市人口的消费是农村的 2.7 倍到 3 倍，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 1.6 个百分点。各国的经验都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确实会产生巨大的消费“累计效应”，并进而成为经济增长新的源泉。而相关资料显示，如果中国每年转变 1的农民的社会身份，将会有 2800 万农民进城定居，1800 万人相对稳定就业，从而带动国内消费，拉动内需增长。

三、我国现阶段城镇化中过程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农村城镇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点，相信已经达成公认。但为什么现阶段城镇化的进程却如此缓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1.农民工问题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这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但由于我国特有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我国农民进城基本是“移而不迁”，从而形成了“农民工”这一充满矛盾和过渡色彩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以及我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农民工为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附着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之上的我国二元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工成为生活在城市里的“边缘人”。他们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生育保险等。在农民工工伤事故频发而又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大部分农民工将因生活难以维持而选择返乡。一定意义上来说，农民工返乡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情况下的无奈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同时，农民工大多从事着脏、累、苦、险的行业却工资普遍比较低，而且工资又经常被拖欠，再加上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这无疑加剧了农民工的贫困，从而使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需要承担很大的心理压力和社会压力，缺乏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长此以往，将影响社会的稳定，不利于城市化的进程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试想：如果农民工长久地处于贫困状态，即使政府让他们成为城市居民，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权益，他们进城后怎么生存？凭他们的那点微薄工资如何去买房？如何去生活？

在此，本人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措施如下：①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已经阻碍了城市和乡村的共同繁荣，延缓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因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要改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为统一的居民身份证一元户籍制度，逐步放宽户口迁移限制，并允许公民依法自由选择和变更居住地。户口登记采用居民户口形式，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别，从而使户籍不再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尤其是将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 3各项权利与户籍剥离开来。当然，户籍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②实施严格的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制度 首先，提高农民工工资待遇，建立农民工最低工资保护制度，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强制企业执行，否则依法追究企业的法律责任。比如，个人认为，广东东莞市现行的 770 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就过低了些，许多工厂的最低工资根本达不到 770 元。其次，严惩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

目前，有关处理欠薪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劳动法》和《工资支付暂行条例》，但在认定上只有“无故拖欠”行为才被视为违法行为，在处罚上也多是由劳动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补发拖欠的工资，企业欠薪的“成本”很低。没有形成一套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和制度，在这一定程度上无疑放纵了更多的违法行为。因此，地方政府应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施严格的农民工权益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农民工权益。③打造责任政府 农民工面对的大多数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咎于政府的。比如社会保障问题，工资待遇问题，权益得不到保障问题等等。因此，政府要切实为农民工办实事，尽量地去维护农民工应有的权益。具体该怎么做并不成问题，最关键的是政府是否真正有决心去尽量解决农民工问题。④提高农民工自身的素质 农民工之所以大都从事条件差、工资低的工作，主要原 因在于他们文化水平不高，专业技能不强，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为了扭转这种现状，国家可以在政策上鼓励用人单位为农民工提供一定的培训、再教育机会。

各级职业学校要面向劳务输出开展特色培训，努力打造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地方品牌，促进盲目流动向“市场劳务”的转变。各级职业学校还要把做好就业工作作为拉动招生、提高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措施来抓。同时，学校也可以通过开设就业指导与创业教育等方面的课程，加强农民工职业道德、就业形势、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教育。2.农村问题 我国目前的农村建设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离土不离乡搞乡镇企业，证明错了；小城镇大战略也证明行不通；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更不灵。因为新农村不是建设出来的，是发展起来的。新农村不是新马路、新楼房，而是新的能创造剩余价值、交税的生产方式。新农村的村民是未来的农场主，而不是现在的小农户4。农业关系着民生问题。在加快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更要注意提高农村的生产效率问题。比如，利用高科技手段促进农作物的产量或者改进农产品的一些价值性状、发展规模农业等。我们只有保证了农村的稳定高效发展，才能有坚强的后盾去促进城镇化进程。所以，我们推行城镇化并不意味着以后就不需要农村。农村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小觑。3.政府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发展策略，政府并不是没有想到，问题是政府有没有决心去实施，或者实施了贯彻得是否彻底。所以，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要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总体设计作用。企业与个人是城镇化过程中的微观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企业和个人行为的最基本的法则。企业决定从事哪种产业，厂址建在何处，建在城市还是小城镇，劳动力为获得最大收入而决定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市，都是由他们自身决定的。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把握城市化的发展规律，也不可能对城镇化的宏观发展方向做出选择。因此如果缺乏宏观调控，城镇化将处于无序之中。因此，这就要求政府成为体现社会利益的代表，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制定城镇化的发展道路，而且要有具体的规划设计，以指导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经济诱导作用。微观主体行为与社会选择之间的差距，要求政府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手段，诸如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手段，诱导微观主体的行为，使其按照政府设计的城镇化道路发展，最终实现与社会选择的一致性。必要的行政干预作用。政府对城镇化过程中对企业和个人行为的诱导，受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时有冲突的局限，难以对微观主体追求非经济利益目标的行为构成约束，这就要求政府在采用其他手段的同时，还必须采用适当的行政手段，对城镇化过程进行直接的干预。

四、总结 美国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茨在这个世纪断言：21 世纪影响人类进程的。最主要的两件大事是“中国的城市化”和“新技术革命” 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在30—60之间是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而中国正处于这个

发展阶段。因此，转变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关注农民问题，这才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观。只要农民的问题解决好了，消费就会拉动起来。而消费拉动投资、就业等等，这才是合格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于城镇化，用杨帆博士的话说就是：只要农民进城成了气候，持续三五十年的经济发展没有问题！

用工荒的根源在于城镇化问题 篇6

春节过后，企业“用工荒”在各地出现。与往年相比，今年“用工荒”中的一个新现象是，一些农民工输出大省多以“方便子女就学”、“就近照顾老人”等为说辞，劝农民工留在本省就业。记者采访发现，许多农民工被这些“留工”理由打动，在远去他乡与就近打工之间徘徊。

上述现象提醒我们，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用工荒”背后，是越来越严重的农民工后顾之忧。而要破解城市企业“用工荒”，必须加快解决农村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问题，下决心破除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体制机制壁垒，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彻底转化为城镇居民提供社会保障。

谈到“用工荒”，以往人们习惯于想到东部发达地区，像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事实上，“用工荒”已经不是东部地区特有的现象。记者最近在甘肃省两个劳务输出大县秦安县和陇西县举行的两场劳务用工洽谈会现场看到，参加招工的企业月平均工资都在２５００元到３０００元之间，比往年大幅度增长，不比东部一些地区给农民工开出的工资低。尽管如此，这些企业还是受到了冷遇，部分企业竟然连一个工人都没有招到。

而在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湖北和四川，春节后当地企业纷纷打出“方便子女入学”、“就近照顾老人”等“留工”口号，许多企业在车站码头堵截劝说农民工就近就业。记者在广西采访到的一些农民也正因此迟迟按兵不动，在留本地就业还是去珠三角、长三角打工之间犹豫不决。

这些现象显示，在农民工就业选择上，地区差别已经不重要，愈演愈烈的“用工荒”现象背后，是城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差距以及长期以来农民工普遍遭受的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权益难保障等不公平境遇。

应当看到，新生代农民工不像父辈那样单纯为了养家糊口进城打工，而是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改变命运的机会，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他们不愿意过“年轻在城市、年老回农村；工作在城市、保障靠农村”的“候鸟生活”，不愿意抛却年迈的父母、稚嫩的儿女背井离乡。

从某种意义上说，“用工荒”现象，恰恰暴露了长期以来城镇化过程中进城农民无法真正融入城镇生活的严酷现实。如果农村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不尽快跟上，城镇化过程中不能使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落地生根”，解除后顾之忧，“用工荒”现象就难以消除。

愈演愈烈的“用工荒”不仅是招工企业的难题，而且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只有加快城乡统筹发展、进一步深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制度改革，才是破解“用工荒”的治本之策。（梁宇广 聂建江）

2011年2月9日，节后上班第一天，浙江义乌及来自绍兴、台州、东阳、浦江等周边县市的数千企业汇聚义乌人力资源市场举牌招工。

新华网广州2月18日电(“新华视点”记者 王攀)今年春节过后，我国华南地区“用工荒”的声音再度出现；与往年不同的是，中西部地区这次也加入了“农民工抢夺战”。

作为人口及劳动力大国，为何年年出现 “用工荒”？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近日深入珠三角等地调查发现，所谓的“用工荒”与企业用工特点密切相关。

用工时间差导致的“用工荒” 记者采访发现，每年的“用工荒”一般在春节前一星期出现一波高潮，春节长假后两三天出现另一波高潮，元宵节后逐步归于平静。农民工潮汐式迁徙、企业招工与农民工返城之间的“时间差”，恐怕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主任张宝颖认为，“用工荒”称为“节后荒”更为准确。制造业企业春节后都缺员工，广州节后招工需求15万人左右，但一个月内慢慢会补充上，恢复常态，日常实际招工需求维持在3万人左右。

许多在生产一线就业的农民工向记者表示，随着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一年一度春运，好不容易回到家乡，渴望享受难得的亲情乡情和闲暇时光，节后不再像过去那样急于返城求职，许多人过了元宵节才出门。而企业急于开工，遵循“三六九往外走”的民谚，春节长假一过即展开招工，自然会扑空。

第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在佛山市三水区新明珠陶瓷集团担任销售经理的胡小燕说，以她所在的企业为例，尽管春节假期刚结束时全厂区冷冷清清，但元宵节过后工人基本都会返回岗位就业，“年年都是如此，企业早已经习惯了。集团春节前就会储备一批产品，应付春节后的销售。这已经成为惯例了。”

然而，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随着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新的“时间差”因素出现了，这也是今年引发所谓东西部地区“农民工争夺战”的重要原因。

在劳动部门工作了近20年的佛山市南海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科科长黄炜说，在广东南海，过去的支柱产业是五金、印染、陶瓷、建材、纺织等，而新一轮产业投资重点已转移到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服务业；而在安徽一些县市，近年来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服装、玩具、机械加工和电子加工，用工需求加大，两地的用工需求出现了“错位竞争”。

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谌新民说，内地同沿海的“农民工抢夺战”，有利于加快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兴产业跟传统产业“抢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抢人”，有利于产业优化，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用工歧视导致的“用工荒”

尽管一些企业高喊“用工荒”“招工难”，但是记者走入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厂区，走入当地的商场食肆，那里的工人、服务人员往往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你也许会纳闷：年纪大点儿的人干啥去了？

如此使用劳动力的现象很普遍：一些城市的街头，一个十字路口4条人行横道，站着8个交通协管员。

这些原为解决“4050”人员就业开发的公益性岗位，如今大量被高中以上学历的青壮年挤占。在广州的中高档住宅小区，每栋楼楼道口24小时三班倒地站着一个青年保安，人力资源投入可谓过于充分。专家认为，所谓的“用工荒”，严格来说应该叫“青壮年员工荒”，实际上是用工“歧视”造成的。谌新民说，不少企业的劳动力消费模式，是招收二十岁左右的单身青年男女，让他们吃住在集体宿舍，一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休息两天。一些企业出于管理等考虑，专门招女工，年龄、性别甚至地域歧视十分明显，严重限制了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空间，加剧了所谓的“用工荒”。

广汽本田有限公司总务部部长赖博轶说：“我们许多工人就在生产线上一直干到退休。可一些企业非要18岁到25岁，招工能不难吗？”

用工不经济导致的“用工荒”

记者调查发现，与上述的用工歧视相比，不少企业在市场环境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用工过程中“精打细算”，造成了农民工就业“大进大出”的现象，也是导致“用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

广东省劳动部门统计，珠三角企业每招进一个工人的同时，有0．73个工人离职。佛山市南海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莫颖文说，不少企业之所以喊“用工荒”，与企业普遍遭遇的招工成功率、流失率“双高”有很大关系。“现在企业是常年有缺口、随时在招工。同一个就业岗位，一年招工两次甚至三次，这也使得用工需求被两三倍地放大。”

企业为何难以留住员工？一些企业向记者反映，这与当前全球市场态势变化有关。目前，纺织、服装、玩具、日用电子消费品等行业的订单越来越小、越来越急。面对这一状况，企业不愿承担过多养人的成本和风险，往往采用“接到订单才招工，招不到工就拒单，订单完成就炒人”的临时性用工模式，于是企业工人每年大进大出，订单一来四处“抢人”，高喊“用工荒”。

还有一种情况是，一部分企业为了规避法律责任，降低用工成本，一方面拒绝与员工签订长期合同，坚持“一年一签”甚至不签合同；另一方面大喊“用工荒”“招工难”。这样一来，缺乏保障和归属感的农民工就很容易跳槽，导致了流动率大增。

黄炜指出，企业“精打细算”的用工方式，从社会用工来说是“不经济”的，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片面追求利润增长，而忽视就业稳定这一社会效益的倾向。

谌新民认为，很多产业特性就是就业不稳定。有订单就招工，没订单就炒人，遭遇金融危机就让农民工返乡，这种以就业不稳定性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在成熟社会是不可接受的。

黑龙江省城镇化问题分析 篇7

“城镇化”源于国际通用术语“城市化”。它的含义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农村居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镇现代化文明转变的一种自然、社会、实质性的历史过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与城镇化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统一过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城镇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区域发展的中心，因此城镇的发展对区域的发展与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文明发达和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一般来讲，城镇化率是代表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即城镇人口数/总人口数。2006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43.9%，与建国时的10.6%相比，提高了33.3%;与2005年的43.0%相比，提高了0.9%。这表明，虽然我国有力地推动了城镇化进程，但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依然偏低，甚至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城镇化水平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城镇化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缓慢导致城乡发展失衡、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农村市场容量难以扩大，农业发展受到阻碍等很多问题，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尽管“城镇化”并不是新的名词，但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号召赋予了城镇化新的内涵，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成为农村城镇化新的里程碑。因此，对黑龙江省而言，加速提高城镇化水平就成为黑龙江省新世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二、黑龙江省城镇化道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黑龙江省走城镇化道路，在建国初期，是迅速展开、稳步发展。因为，当时“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和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特别是国家为建设商品粮基地和东北工业基地，在黑龙江省建设许多重点工业项目和国营农场、林场，使黑龙江省的城镇化水平开始就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统计资料显示，1952年底，黑龙江省总人口1110.5万，其中城镇人口319.8万，城镇化率28.8%，比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高出约16个百分点。经过54年发展，到2006年底，全省人口3823.0万，其中城镇人口2045.3万，城镇化水平达到53.5%，比全国平均水平43.9%，高出9.6个百分点，居全国第六位，除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以外，仅次于广东和辽宁。但是，黑龙江省城镇化发展道路中依然存在着问题。

(一) 城镇化率统计存在虚高

黑龙江省大多数城镇是随着资源开发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如矿区城市 (镇) 、林区城市 (镇) 、垦区城市 (镇) 、油田城市 (镇) 等。这些市 (镇) 目前很多处于低效运转状态。在现行统计标准下，虽然黑龙江省城镇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中包含了吃商品粮的大量农垦、林业系统人口。2000年的普查结果显示，首先，黑龙江省城镇化比率最高的地区是伊春，高达90.17%。其次，是大兴安岭地区，城镇化率为88.96%。事实上这两个地区的居住人口以林业职工占绝对比重。林业局改为营林局后，林业职工的工作性质已相应地改变了，具有了第一产业的性质，包括垦区在内的这类人口是否还能作为城镇化率的分子中的一部分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口按现行户籍制度是计算在非农业人口中的，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还缺乏城市特性，只享受有限的城市文明。学术界称这种在户籍统计上表现为城市人口，但未实现区域和产业转移，生产生活方式缺乏城市特性的人口分布状态为显性城镇化。从黑龙江省的城镇化进程看，建国初期的高起点，使其城镇化率开始处于较高位置，改革开放以后调整设市、镇标准，大量的乡改镇，县改市，城镇数量增加较快，而同期城镇的建设水平却提高缓慢，二者形成较大反差，使黑龙江城镇化率高于城镇化水平，指标与水平背离，造成黑龙江省城镇化率虚高度化。

(二) 城镇化发展速度缓慢

近几年，尽管黑龙江省城镇化率统计值都在50%以上，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增长比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长速率缓慢。只有2002年城镇化增长比率超过1%，2004、2005和2006年城镇化增长比率到不到1%，2003年城镇化增长比率还下降0.75%。

人口单位：万人

注：表1数据来源于2001-2006年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 资源型城市城镇化的质量提高缓慢

从历史上看，有些城市主要围绕资源开发而发展起来的。目前，黑龙江省城市发展仍高度依赖资源产出，大庆市非油工业在工业增加值中仅占11.84%，伊春、大兴安岭非森工业仅占33.3%，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四个煤城的非煤产业仅占32.5%。随着资源的枯竭以及资源开发时代的结束，有些资源型城市面临着严峻而紧迫的城市转型问题。这类城市由于经济质量不高和低效运转使城乡居民面临着就业压力、生态压力、经济压力。同时，在市政规划和建设等方面，受到资金限制，进而导致城市发展缓。

(四) 黑龙江省城镇人口密度地域差别大

受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和资源分布状况的影响，黑龙江省城镇及人口分布密度明显地表现为南部大于北部，平原大于山区，黑龙江省的总人口和城镇人口的大部分都分布在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等平原地区，仅南部的松嫩平原，就分布着黑龙江省总人口的2/3，城镇人口的4.83%，中心城市人口密度高。而作为山地林区的伊春市和大兴安岭地区，虽然人口城镇化率非常高，由于人口基数小，这两个地区的城镇人口仅有157.67万人，只占全省城镇人口的8.29%，再加上北部的黑河市65.08万城镇人口，三地的城镇人口也只占全省城镇人口的11.72%。黑龙江北部的黑河市、大兴安岭地区虽然占有相当多的土地面积，但由于气候寒冷，人口稀少，两地的人口总数为211.77万人，还不到哈尔滨市城镇人口的一半，仅占全省总人口的0.14%，这说明黑龙江省城镇人口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这主要表现在城镇人口的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开发较早、地理环境较好的松嫩平原和铁路沿线周围，而占很大面积的北部高寒地区和东部地区市镇数目和市镇人口都很少，呈现南密北疏的特色。

(五) 中心城市辐射和聚集功能不强

黑龙江省的中心城市包括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4个城市，这4个城市也是解放前黑龙江省仅有的4个城市。在黑龙江的发展历程中，这4个城市充分发挥了作为中心城的生产、消费、流通、贸易、金融和科技等城市功能，辐射周边，吸纳剩余劳动力，带动地区发展，对推动整个黑龙江省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第五次人口普查，4个城市城镇化率总体为51.52%，虽然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但由于4个城市是黑龙江人口的主要聚集地，人口基数大，因此城镇人口的一半以上都集中在这4个城市。一般认为，中心城市具有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组织效应、辐射效应。而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方式转变、生产方式转变和文化方式转变的过程。从表面数据看黑龙江省城镇化率在全国居于前列，但是，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黑龙江省的中心城市的功能和作用发挥得不明显，质量和水平相对落后，集聚和辐射功能发挥不强，尤其是相对于东南沿海的城镇化发展，使黑龙江省中心城市呈现出高城镇化率，低经济发展水平的状态。

(六) 城镇化建设滞后

为数众多的城镇居民没能享受到应有的城市文明，而城镇化滞后，则给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内在矛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为，城镇化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当今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同时也造成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明显偏低，城镇化进程与第三产业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黑龙江省第三产业的滞后发展制约城镇化进程，第三产业中的中介服务、旅游业、信息业及交通运输业、电信通讯等基础产业发展缓慢，对城市和农村的发展都起到了制约作用，阻碍了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因为城市作为各种公共设施、市场服务的聚集场所，是发展第三产业的主要依托。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城镇化进程。同时，乡镇企业面临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压力，对资金和技术的需求更广泛，对规模经济的要求也更高，这些都决定了乡镇工业必须及时从农村转移城市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不仅如此，分散在农村的非农业化进程，由于规模不经济、布局不合理，也造成了资源的破坏、环境的污染和耕地的浪费。

三、黑龙江省城镇化发展政策建议

(一) 建立适合黑龙江省城镇化发展模式

1. 网络模式

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一种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网络模式。形成一个梯级区域城市体系。不同规模的城镇有不同的主导功能，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格局和城镇功能体系。充分发挥中心城镇的聚集作用，增强小城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通过对乡镇企业和农民的吸引，承接大、中、小城市的放射功能，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2. 特色模式

结合小城镇自身实际，形成各自的发展特色。一是与乡镇企业相结合，“以工兴镇”，规划和配套建设好工业小区，积极引导乡镇企业相对集中，连片发展，取得规模效益。二是与农业产业相结合，“以农兴镇”，认真规划建设各类农村专业市场，农产品基地和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为推动农业产业化创造良好条件。三是与第三产业相结合，“以副兴镇”积极兴办科教文卫公共设施和各类旅游、商业贸易、各类专业市场等社会服务设施建设，促进城镇繁荣。

3. 依托模式

一是依托大中城市，建立与中心城市信息网、交通网、产业网、科技网配套衔接互补性强的辅助产业及提供农副产品和休闲观光服务产业为主体功能的卫星针。二是依托油、煤、林、建材等资源城市发展以加工业和替代产业为重点的工矿镇。三是依托边境口岸，发展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外贸镇。四是依托集中连片的农场群，发展加工、商贸、农副产品生产一体化的垦区镇。五是依托奇山秀水、湿地、湖泊、名胜古迹、生态园林等资源，发展旅游观光城镇。沿铁路、公路、航道、航空中枢，发展交通枢纽城镇。发展物资集散、商贸、乡镇企业、文化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城镇。六是依托特色产品开发，特色市场及特色服务，发展特色经济产业主导型城镇。

(二) 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走城镇化道路意味着农村居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镇现代化文明转变，而农村居民要进行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生活水平情况。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可以用农村人均纯收入指标来衡量。如果生活水平没有质的改变，提高缓慢，那么开展城镇化道路建设必然遇到障碍，影响城镇化的整体进程。

注：表2数据来源于2001～2006年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近年来，黑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在逐渐增加，并已突破3000元。但是，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2001年收入差距是3146元，到2006年差距是5630元。从图1和图2中各自比较中，可以发现，黑龙江省2001～2006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呈上升趋势，但是每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都明显高于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而且两者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

因此，要使黑龙江省城镇化道路高效顺畅发展，就必须要解决如何着实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问题，那就得从尽快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上切入，并努力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我们期待，从扩大国内需求中找到一条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出路，从而加快城镇化道路建设，这样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给我们带来的困惑。

(三) 改革城镇发展的户籍制度，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地转移

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严重阻碍就是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从而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在改革户籍制度方面，要按照中央、国务院11号文件的要求，以形成有利于人口合理流动的管理体制为目标，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步伐。改革户籍制度，各地区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及综合承受能力，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城市户口迁移政策。重点是给农民以市民待遇，要全面放开城市户口的种种限制，鼓励农民自由入城落户，加快城镇住房、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为进城农民提供公平的就业和生活环境。

(四) 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劳动力市场

在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同时，积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政府部门要做好服务，通过提供供求信息等多种方式避免农村劳动力的盲目流动。结合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在经济发达地区先行推进城乡统筹就业。打破垄断和地区保护，除个别特大城市外，要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制度，取消各地区针对农民和外地人口制定的限制性就业政策。

(五) 加大对农村城镇化进程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

建议省财政在安排农业调整专项资金、水利建设资金时向重点镇倾斜。对在小城镇兴办乡镇企业，给予享受国家及省相关专项贷款和财政贴息政策，支持具备条件的乡镇企业报批对外经济贸易经营权。对进入重点镇的外商投资企业适当减免税费，对从事交通、公共事业、旅游、教育、卫生、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给予一定优惠政策。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各级政府财政性资金的导向作用，逐步形成城镇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加大对公益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入。改革和完善城镇财税体制，逐步建立城镇建设资金保障体系。深化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鼓励各种社会资金投资建设和经营城镇基础设施，探索特许权经营、BTO (投资建设、运营获益、期满移交政府) 、BOO (投资建设、拥有产权，运营获益) 、BOOT (投资建设、租让经营、移交政府) 等多种方式。积极吸引外资按有关政策参与城镇建设。改革城镇供水、供气、供热、环卫、公交等的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行企事分离，形成投资、经营、回收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中国国家统计局.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R].统计公报, 2007.

[2]黑龙江省统计局.2001-2006年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黑龙江省统计信网, 2006.

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规划问题分析 篇8

【关键词】城镇化 城镇规划 研究

一、城镇化进程中城镇规划的概念及作用

1.1 城镇规划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提及的城镇规划，包含城镇体系规划、镇规划、城市规划、乡规划及村庄规划这些内容。城镇规划涉及多个领域，包括政治、文化、经济及社会生活等，是一项具有较高战略和全局性、较强综合性的统筹工作。科学开展城市规划，必须遵循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从实际出发，做好全局部署与规划工作。并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远、经济建设同社会发展、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等复杂关系。

1.2 城镇化进程中城镇规划的作用

城镇规划是一种操作性强的政府行为，以推动区域发展为目标，有利于政府制定科学决策。合理的城镇规划能促进城镇化协调发展，是城镇建设的重要保障。第一，城镇规划能宏观调控和指导城镇建设，能调节城乡人口及收入分配结构，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第二，在城镇化进程中，开展城镇规划要遵循超前有度、按需发展的原则，减少城镇建设中因多次拆建而造成的大量损耗浪费。第三，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规划是区域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提供者，是处理三农问题、减少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目前城镇规划中面临的问题

2.1 城镇规划的指导思想出现较大偏差

有些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问题上，指导思想存在很大偏差，片面强调地面形象工程建设，如修建柏油马路、大型广场、人造景观、人造古董等，造成严重的人力、自然资源损耗。而相对来说，基础设施却得不到重视，甚至严重失衡，主要单纯依靠财政投资， 致使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总体水平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例如，某一座人口约40万不到的城市，兴建了一幢9万平米的办公大楼，不仅占地面积大，而且楼房资源也得不到充分利用，可谓既劳民又伤财。

2.2 规划工作的功利性较强

规划工作中，不少设计单位及人员只考虑自身利益，责任意识不强，未深入考察和了解城乡发展状况，将领导的意图及思想当做设计依据，过于强调技术性的规划细节，而忽略了规划区域的社会、政治等基本状况。规划建设过程中，有的甚至直接抄袭别人的规划模板，不以区情、当地发展实况为基础，导致所制定的城镇规划内容及方法与当地情况严重脱节。这种概念规划工作，既无法突出当地的特色文化，也损耗了大量基础设施资源，最终只会出现城镇周边空间失衡，耕地、农田被毁，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并滞留城镇，失业率上升等多种社会问题。

2.3 城镇规划调控职能减弱，未健全规划监督机制

有些地方下放权力，将市一级规划管理权限转交给区县， 有些政出多门、审批程序复杂， 开发区搞封闭式建设， 未经过地方规划部门的集中管理。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对城镇规划管理调控职能的削弱， 将不利于城乡建设的健康和谐发展。此外，未建立、健全科学的规划监管机制，各级规划管理部门间未进行有效沟通。规划工作未积极吸引公众参与，发挥其监督作用，针对不合理的规划管理行为未形成有效的奖罚、行政纠错与处理制度，使得规划管理监督工作处于力度小、效率低的窘境中。

3. 城乡的集聚设计工作带来贫富差距

城镇规划往往会聚集产业、人口资源，如行政单位拆并、农村人口搬迁并点，以节约资源与成本，统筹建设基础设施，提高土地及资源的利用率。这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发展，但同时也会引起一定的社会矛盾。如企业撤并，势必会导致某些在职人员调岗或下岗分流现象出现，导致其情绪波动与愤怒，甚至可能跟新同事之间发生矛盾、冲突；而迁村并点后的移民，他们面临着重新生活、工作、转变语言、习俗的多重压力。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他们的就业难度较大，非农经济收入较低，同原城镇居民相比，贫富差距明显。而转化后，由于经济收入水平低，他们还是无力承担住房、生活高消费，生活陷入困境。

三、保障城镇规划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建议

3.1 降低规划主体及人为因素的影响

第一，在规划过程中，要充分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积极研制能预测规划地区发展动态的信息系统，提高规划的科学、合理性。要在政府、规划单位中广泛利用3S 技术和信息化设施，如电子政务、信息系统等，推进各规划单位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在规划前通过网络全程把控区情，深入探究各类信息，分析和科学预测城乡空间的未来变化，并实时监测规划落实情况。第二，注重各规划部门的沟通与衔接。可成立跨部门计划制定组、协调沟通小组等开展关于规划、土地利用、保护环境等方面的论证与审批工作，促进各部门间有效交流、及时听取有关部门的意见。

3.2 完善城镇规划实施的监督机制，积极培育、监管规划师

针对城镇规划建设中的违纪行为，应进一步完善城镇规划监督机制及责任追究制度，做到有奖有罚、奖罚得当， 对于严重违反规定的地方政府及其行政管理部门，要明确其处理、处罚条例及规定。并通过法定程序批准该规定， 使之成为受公众监督、执行力强的公共政策。同时，要提高规划队伍的专业水平及职业道德，帮助其有效融入决策程序，科学行使各项权利，要科学监督和管理规划师，将经济、土地集约利用率等作为审核指标及考评标准，针对考评结果未达到或超出预期成果一定比例的规划师和单位，应依法予以奖励或惩处。

3.3 注重公众监督，推进民主规划

要积极听取公众对规划设计的看法和积极建议，并在规划前予以采纳。如在规划设计人员调研阶段，要让规划人员应听取公众对当地民俗、民风等及未来发展的看法，使之充分了解城镇规划内容、步骤及意义，加大企业与民间多个主体、多层面的相互合作，发挥其对该规划和实施建设工作的监督、管理作用；规划后应形成民情考察评估体系，并采取公众听证制度，让百姓在规划落实过程中发表言论，推进区域民主规划与建设。

3.4 减少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及生活差异性

首先，应健全城镇化进程中的补偿机制。例如，针对规划中房屋被拆除的当地居民、个体户，要分析房屋类别、面积并核算应得的补偿金额或在后续购买新房屋时予以适当优惠。针对那些无力支付和购买新住房的居民，要给予贷款优惠。在土地补偿方面，要上调农村土地的征用价格，避免因土地征用双轨制而使得征地价格同出让价格之间差距明显，要实现资源共享，让迁移后的农民也享受土地级差收益中的一杯羹。其次，要对居民积极开展就业培训工作。政府部门应根据现有规划计划及产业需求，兴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推进就业的公平性，兴建人力资源免费培训基地，提高群众的就业水平。积极发展三大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帮助因规划中的劳动力人口顺利就业；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提高转化群体的生产、生活和受教育水平。

结语

当前，我国处于城镇化加速期， 城镇规划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地位将日益突出。在城镇化浪潮下， 各种社会问题、矛盾也随之出现，给政府及城镇规划部门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因此，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规划工作必须以国情、区情为基础，创新城镇规划体制， 完善城镇规划实施的监督机制， 通过发展集体经济等方式来解决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及其他问题，推动城镇化健康运行。

参考文献

[1]陈刚，刘欣葵，张瑾.《地方政府的规划实践》[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