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

我国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共8篇）

我国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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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

作者：赵智龙 李 钒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11期

[摘 要]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成份、经济利益、就业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使社会群体、利益格局和分配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人民群众生活在总体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一部分人率先富裕起来，同时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城市贫困人口。文章对这一群体并对其所处困境进行分析，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关键词]城镇贫困人口；城市化；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 篇2

(一)国外城镇贫困的主要研究范式

1. 结构主义范式

从贫困的归因来看,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把贫困原因归结为贫困者个人的因素,这种观念认为社会给成员提供的机会是均等的,如果某个成员处于贫困地位,那么受责备的应该是他自己,一般来说,他们会从四个方面来解释贫困:经济上的失败、遗传基因、道德品质和家庭环境。第二种思路就是把贫困归结为社会因素,这种观念认为,贫困是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只要原来的结构、制度维持不变,贫困现象就不会消失。结构主义范式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探讨贫困,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论”。二是从福利制度角度探讨贫困,认为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有利于维系社会安定,但是那些号称高福利的国家贫困并没有消除,反而出现了福利依赖和道德陷阱。三是从制度角度探讨贫困问题,如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由于不掌握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剥夺了剩余价值,导致了无产阶级的贫困。

2. 功能主义范式

功能主义把社会看成一个系统,要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不同的人占据不同的位置,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功能。美国社会学家甘斯援用默顿的功能分析范式对城市贫困进行分析,他认为,现代社会异质性很强,很少有某种事物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只发挥功能或者只发挥反功能,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对于某些群体有利而对于另一些群体不利。贫困和穷人在美国社会中对那些非穷人来说扮演了许多功能,甘斯指出了15种经济、社会、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功能,比如说,由于贫困的存在可以保证那些“脏活”有人干,穷人的很多行动直接或者间接地让穷人受益等。

3. 冲突主义范式

冲突主义认为社会并不是那么和谐一致,处处充满着冲突和斗争。社会不平等和贫困显然不是社会功能需要所决定的,而是社会中各个群体之间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争夺的结果。贫困者之所以陷入贫困主要是由于他们在社会经济过程、政治过程和生活过程中拥有的资源很少。贫困群体的存在又会导致社会结构和文化上的整合程度降低,社会矛盾加剧。他们认为,要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不能单靠救济的方法,这种方法只会进一步强化贫困的社会基础。贫困问题真正解决之道在于给贫困者“增能”,从而使他们改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不利地位。

4. 贫困文化范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地研究而提出关于贫困文化的著名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社会中的穷人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方面相对隔离,因而产生出一种与社会主流文化相脱离的贫困亚文化。贫困文化体现在社会、社区、家庭和个人等各个层次,且贫困文化可以通过贫困群体内部交往而得以自我加强,形成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贫困文化一旦产生,其实践者就会在家庭结构、人际关系、消费习惯、价值体系和时间观念上展现出惊人的相似。尽管贫困文化范式引起了理论界很大的争论,但是该范式从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角度分析了贫困的产生和延续的社会文化根源,对于各国反贫困的行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5. 贫困循环与传递范式

D.P.莫伊尼汉在关于贫困问题的著作中提出了这样的贫困恶性循环模式:首先,生活于贫困境况中的人们,由于从小受到贫困文化的熏陶,他们缺少向上的动力,环境也使他们难以有较高的成就动机;其次,低成就动机导致低社会流动,受教育的机会就少,层次较低,这使他们在就业上的竞争力薄弱;再次,受教育水平低、较弱的竞争力,自然导致他们只能进入低收入职业,处于低的社会地位上;最后,低收入的职业和低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更为贫困。莫伊尼汉认为,以上的四个方面会形成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模式,这样贫困者的贫困程度就会越来越深。同时,贫困家庭所面临的定形化、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格局,以及穷人子女在早期发展、教育和就业机会等方面的相对劣势必然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贫困到底是不是循环和传递的这个话题是研究贫困的学者们非常感兴趣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重大的社会政策含义。

(二)简要评述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外国贫困研究已经涌现出一大批比较优秀的成果,从最初的城市生计调查,确定绝对贫困线标准,到后来这种贫困线标准被政府采纳,再到后来相对贫困和相对剥削概念的提出。近年来,国外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强调社会排斥,并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对于不平等的原因和后果的探讨逐步被纳入到城市贫困的探讨中。贫困不再只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它正在成为一个牵扯到社会方方面面的研究领域和政策研究。人们对于城镇贫困的认识在不断地加深,人们已经摆脱了那种绝对化的思维模式,贫困研究正走向多元。由于贫困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任何一种阐述范式都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同时,由于贫困问题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不同的范式在不同的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

二、国内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述评

国内的城镇贫困研究主要是顺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开展,比较有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岗工人的生活、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城市社会救助制度、反贫困政策等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一)国内城镇贫困研究的重点领域

1. 贫困概念及测贫指标研究

长期以来,对于我国贫困问题的探讨往往局限于农村。近年来城镇贫困概念的提出说明研究者们开始注意到城镇贫困人口问题。1989年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研究报告发表,课题组采用的贫困概念为:“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他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社会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课题组认为:相对贫困是指相比较而言的贫困。即社会水平最低的那一部分人(占人口的5%)为处于相对贫困的人口。此后,研究人员在城市贫困研究中广泛采用了“相对贫困”概念,将贫困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分配制度联系在一起,对反贫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经验研究和具体的反贫困政策与国际通用的贫困标准接轨打下了基础。

在测贫指标方面,一些研究者在实际调查中采用了更加系统化的贫困测量指标体系,主要关注的是城镇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应该包括哪些方面,并对它们进行量化,计算出贫困。如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将消费结构、家庭规模等因素纳入了城镇贫困测量指标,并提出了“基期收入差异程度”、“收入补偿程度”、“消费差异程度”等概念和测量方法。唐钧在城镇贫困研究中把贫困线分为生存线、温饱线和脱贫线。在《确定中国城镇贫困线方法的探讨》一文中,他在介绍他人确定贫困线方法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种度量贫困的新思路——综合法,并且把它应用于实际研究之中。综合法对于后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确定有着深远的影响。1998年,唐钧出版了《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研究》,很多城市就是用书中所提到的测贫方法确定本地的贫困线的。

2. 城镇贫困规模研究

贫困规模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贫困标准,只要确定了贫困标准,就能够得到贫困人口的具体规模。在城镇贫困研究中贫困指标的确定又受到贫困定义的影响,用绝对贫困概念还是相对贫困概念直接影响到贫困标准的高低。而贫困标准的高低又直接影响到城镇贫困规模的大小。一些研究人员采用国际通用的“平均收入二分之一”的标准划定城镇贫困线,并据此对城镇贫困规模进行测算。如,张问敏、李实在1988年10省市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测算出贫困户的比例为6.83%;王卓琪(Chack Kie Wong)依据1993年广州市调查的资料测算出该市的贫困户比例为13%。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推行以来,城镇贫困规模具有更为现实的政策含义,人们对于中国城镇中到底有多少贫困人口非常关注,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1995年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中的贫困面提出了一个基本估计,他们认为,1995年度城镇贫困居民约为2428万,占全部城镇居民总数的8.6%,659万户,占总人户数的7.6%。亚洲开发银行课题组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提供的1998年的统计数据,先用热两支出法和市场菜篮子法测定各省的贫困线(最低生活保障线),然后据此计算出全国的贫困人口,结论是1480万。民政部城市贫困与反贫困课题组认为,2001年全国城镇贫困人口规模应在1400万左右,占非农业人口的4.5%,占城镇人口的3.6%。

3.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

1993年以来,我国对城市救助制度进行了改革,由民政部主管在全国城市中推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该制度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很多研究者从不同侧面对该制度的制定和完善进行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这也反映了近几年来我国城镇贫困研究的热点。

1997年9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截至1997年底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的城市就达334个。随着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很多理论问题也浮出水面,需要进一步探索,指导实践。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专家唐钧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发表了《最后的安全网——中国城市居民最低保障制度的卡框架》,该文对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救济标准、经费来源、发放方式、救助对象、管理体制、配套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对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完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截至1999年9月,全国668个城市和1638个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建制镇已经全部建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标志着我国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终确立并完成了最后的制度化阶段。此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落实和发展,研究人员此时把重点放在如何完善该制度方面,研究该制度的不足。如唐钧在具体分析了上海、武汉、重庆三种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的方向;童星、刘松涛探讨了如何科学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洪大用、刘仲翔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进行了分析,并对该制度进行了反思;洪大用对于如何规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算进行了探讨,等等。

2002年12月,民政部举办“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并且发表了《中国的城市贫困与最低生活保障》的主题报告,标志着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及其对该项制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4. 城镇贫困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城镇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取得一定的进展,不少研究人员在不同的城市进行了实证研究,对于解决当地的城镇贫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例如,1996年,关信平对天津市的城市贫困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且出版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一书,在书中对城市贫困的概念、理论、测量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天津市调查的资料分析了城市贫困者的特点和致贫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城市反贫困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1997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中国城镇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在江西省进行了贫困人口状况和分布、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及致贫原因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且出版了专著《当前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全国性的城市贫困抽样调查的初次尝试是2002年9月,民政部动用社会力量开展的百城万户低保抽查,本次调查的样本从民政部所掌握的全国低保户资料中抽出,本次调查打开了全国性城镇贫困调查的先河,给今后的城镇贫困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简要评述

我国对城镇贫困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由于体制原因最初的城镇贫困问题并不突出,随着城市各项制度改革的深入开展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城镇贫困人口问题逐步突出,对于城镇贫困问题的研究也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由最初的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再到社会排斥,我国的城镇贫困问题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近几年来,我国的城镇贫困问题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我国的城镇贫困问题研究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描述性的研究过多,理论分析较少,很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城市化与城镇贫困人口的关系、城镇贫困人口监测预警体系、真实失业率指标等问题。此外对于流动人口(主要指进城的农民工)的贫困研究比较欠缺。总之,国内城镇贫困问题研究任重而道远。

摘要：国外城镇贫困研究一直是贫困研究的中心,研究的手段和阐述的范式不断演进。时至今日,城镇贫困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并未形成某种一致的阐述范式。国内城镇贫困研究主要是顺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关键词：城镇贫困人口,研究述评

参考文献

[1]Room.Graham,Anti Poverty Action-Research in Europe,SAUS Publication,1993.

[2]Townsend,The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Poverty,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

[3]Alcok,Understanding Poverty,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Ltd,1993.

[4]洪朝辉.论中国城市社会权利的贫困[J].江苏社会科学,2003,(2).

[5]李实.John Knight.中国城市中的三种贫困类型[J]经济研究,2002,(10).

[6]郑邦才.西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我国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城镇贫困人口；定义与现状；成因与特点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021-03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农村贫困人口逐渐下降和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城镇化贫困人口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据近年来我国城镇贫困人口呈现日益增长的态势，国家及地方政府虽然做了许多的扶贫工作，但还是没有形成制度性和长久性的措施，还是没有认识到城镇贫困人口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近几年，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不断增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的日益凸显，所带来的问题也日趋增多，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国内学者对于贫困的定义

我国对于贫困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贫困的认识也不完善。依据国外学者例如S.Rowntree、Amartya Sen、Townsend、Carey Oppenheim的研究成果，我国早期的城镇贫困人口通常是指“三无”人员，即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抚养人和扶养人。①

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课题组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这界定贫困：“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他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②。

童星和林闽钢（1994）在《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中阐述：“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缺乏生活必需的基本物质和服务以及没有发展的机会和手段这样一种生活状况”③。

依据以往国内外学者和机构对贫困概念界定得知，贫困的概念随人类认知和社会发展的加深逐步深化，人们对于贫困概念的研究从简单的绝对贫困发展到相对贫困，从物质贫困发展到能力贫困，从个体贫困发展到制度贫困，从经济贫困发展到精神贫困，逐渐形成趋于完善、富有内涵和极具综合性的贫困概念。

二、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形成原因、主要类型和构成人员

1.我国城镇贫困人口形成的原因。

贫困问题极其复杂，是历史地理、经济体制、社会制度、个人和家庭原因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自然原因导致的贫困不言而喻，比如西部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紧缺问题，使其经济等方面滞后于中东部地区，贫困问题较为严峻。剖析很多文献阐述的致贫原因，可知不同的历史时期城镇贫困人口的形成原因也在发生变化。

朱庆芳在《城镇贫困人口的特点、贫困原因和解困对策》文章中阐述了90年代城镇贫困人口形成的原因：经济体制的转变；国企改革，失业、下岗人数迅速增加；物价上涨；政府各种改革制度同时出台，加重了人们的负担，特别是低收入者的负担；社会保障制度与体制改革不配套。④

进入新世纪，城镇贫困人口的形成原因发生变化。徐充（2005）《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贫困问题研究》文中总结：除以往的经济体制的转变，计划经济的沉淀和个人与家庭因素也是造成城镇贫困人口的原因。⑤后来王涛（2008）在《现阶段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特征及产生原因分析》中分析道年龄、残疾、疾病等因素；无技能或文化程度低；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也是城镇贫困人口产生的原因。⑥

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城镇化水平不断加快的新形势下，导致城镇贫困人口的原因更加复杂，胡永和补充了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导致城镇贫困人口的形式：城市化诱使贫困不断向城市集中，形成市场新贫困；经济全球化下，以廉价劳动力为特色的我国贸易受贸易条件恶化的限制发展受阻，劳动力的权益无法保障，成为潜在城镇贫困人口。⑦曾江辉、谢云在《城市化进程中我国中部地区城镇贫困问题探析》文中写道：城市化进程加快同样是造成城镇贫困人口的重要原因⑧。

2.我国贫困人口的主要类型及构成人员。

改革开放后，国企改革的深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及产业结构的升级等多方面的因素致使城镇贫困群体不再局限于原有的“三无”人员，贫困人口类型增加更加复杂化。张茂林在《90年底中后期我国城镇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探讨》文中总结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主要类型有：城镇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沉淀于社会的职工；对物价上涨缺乏抵御能力的低收入者；因竞争能力差而在劳动市场中被淘汰的人；市场竞争的失败者；偶发因素致残而丧失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所造成的贫困者。⑨

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贫困群体发生变化，马庆斌在《关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的思考》文中提出我国新时期城镇贫困人口的具体类型包括：因体制因素下岗的职工，企业破产、停产或半失业的在职或失业下岗职工及其亲属；城市流动贫困人口，主要为从农村流入城镇，靠打短工为生并常处于失业状态的农民工以及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被征地的农民。特别的是，作者把未找到工作或生活困难的大学生和处于城市边缘被征地的农民也划归到城镇贫困人口当中，使城镇化贫困人口更加的全面和系统。⑩

三、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现状及特点

1.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现状。

（1）城镇贫困人口数量逐年上升。

据关信平（2003）在《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文中写道：“上世纪90年代我国城镇贫困的规模大约在1500到5000万不等，这些数据还未将全国低保对象统计进来，只是我国的绝对城镇贫困人数”⑾。张建华（2007年）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城镇贫困问题》文中分析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体制的转变造成了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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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镇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普遍较低。

唐钧（2002年）在《当前中国城市贫困的形成与现状》文章中分别从收入、食品、衣着、医疗、教育和社交六个方面总结到目前中国贫困家庭得到社会救助后，只能够维持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他们许多基本需求无法满足。⑿因此，他们只能够保证活下去，根本谈不上享受生活

（3）城镇贫困人口空间分布扩大。

刘新民（2006年）在《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现状及建议》文中总结：从全国范围看，我国城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并呈现逐步扩散的状态，从中西部为主到老工业基地和矿区；从城市空间分布看，我国城镇贫困人口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⒀并且在文章中，他总结我国城镇贫困人口呈现“代际转移”的趋势，即出现了“父母贫困—子女受教育水平低、社会网络简单—子女就业能力低—子女再贫困”的恶性循环现象。

2.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特点。

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城镇贫困人口呈现独有的特点。在城镇贫困人口研究的前期，朱庆芳（1998）依据当时实际状况总结道：数量逐年增长；贫困程度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所有制差距逐渐扩大；城镇贫困人口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⒁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城镇贫困人口呈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原生性贫困与后发性贫困并存，就业不足性贫困与失业性贫困并存⒂。后来王涛从三个方面总结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特点：物质方面，贫困程度加剧，贫富差距扩大；政治方面，处于无权或少权的地位，表现出边缘化的特征；精神方面，精神生活质量低下，思想状况复杂。⒃

在新形势下，朱冬梅和刘桂琼（2014）以“新二元结构”的视角总结我国城镇贫困人口所呈现的特点主要为：“城镇贫困人口的构成发生变化，外来务工人员及家属成为城镇贫困人口中很大的组成部分；城镇贫困人口总量不断增加，规模逐渐扩大，并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区域和行业差距较大，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和农林牧渔业、住宿餐饮也、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五大行业；城镇贫困人口的整体素质偏低；城镇贫困人口的犯罪率不断上升，严重威胁社会稳定”⒄。

随着我国的发展，城镇贫困人口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但总结我国贫困人口整体特征，主要是城镇贫困人口整体数量增加，并不断增长；我国城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占贫困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城镇贫困人口整体素质偏低，贫困程度加剧。依据这些特点，我们可以了解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大体状况，并为以后的扶贫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四、结论

通过论述国内学者和机构对贫困概念的界定，以及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清晰的认识到我们城镇贫困人口问题城镇逐年加重的趋势，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因此，加快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的研究势在必行，需要更多人重视并投入研究，这样及有利于缓解我国的城镇贫困问题，又有利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胡永和.中国城镇新贫困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6）

[2]课题组：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统计研究[J].1991

[3]课题组：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统计研究[J].1990

[4]童星，林闽纲.我国农村贫困线研究[J].农业经济，1994

[5]张茂林.90年代底中后期我国城镇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探讨[J].人口与经济，1997（2）

[6]马庆斌.关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思考[J].2010

[7]康晓光. 90年代我国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分析[J].战略与管理，1995（4）

[8]罗遐.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J].学术界，2007（127）

[9]刘新民.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现状及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 2006（5）

[10]朱庆芳. 城镇贫困人口的特点、贫困原因和解困对策[J].社会科学研究，1998

[11]徐充. 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贫困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经济学院，2005

[12]王涛. 现阶段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特征及产生原因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8

[13]曾江辉、谢云. 城市化进程中我国中部地区城镇贫困问题探析[J].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2011

[14]朱冬梅，刘桂琼.“新二元结构下”城镇贫困人口特征、成因及对策研究[J].西北人口，2014（4）

[15]关信平. 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J].江苏社会科学，2003（2）

注释：

①胡永和.中国城镇新贫困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6）

②课题组：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J].统计研究.1991，6

课题组：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统计研究[J].1990，6

③童星，林闽纲.我国农村贫困线研究[J].农业经济，1994

④朱庆芳. 城镇贫困人口的特点、贫困原因和解困对策[J].社会科学研究，1998

⑤徐充. 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贫困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经济学院，2005

⑥王涛. 现阶段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特征及产生原因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8

⑦胡永和.中国城镇新贫困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6）

⑧曾江辉、谢云. 城市化进程中我国中部地区城镇贫困问题探析[J].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2011

⑨张茂林.90年代底中后期我国城镇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探讨[J].人口与经济，1997（2）

⑩马庆斌.关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思考[J].2010

⑾关信平. 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J].江苏社会科学，2003（2）

⑿唐钧. 当前中国城市贫困的形成与现状[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

⒀刘新民.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现状及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 2006（5）

⒁朱庆芳. 城镇贫困人口的特点、贫困原因和解困对策[J].社会科学研究，1998

⒂徐充. 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贫困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经济学院，2005

⒃王涛. 现阶段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特征及产生原因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8

⒄朱冬梅，刘桂琼.“新二元结构下”城镇贫困人口特征、成因及对策研究[J].西北人口，2014（4）

我国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 篇4

（初稿）

一、2014、2015年已经脱贫出列的贫困村，现在有因灾、因病、因学致贫、返贫农户和新的五保、低保户还可以纳入贫困户吗？

答：可以。

参考政策依据：

1、根据湖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精准脱贫激励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鄂办发[2015]39号）文件第三条有关规定：实行扶贫对象动态管理。贫困村、贫困县脱贫销号后，不得再次列入扶贫对象名单。因重大自然灾害、市场剧烈波动、重大疾病等不可抗力产生的农村贫困人口，依据统一的动态调整程序纳入扶持范围。

2、湖北省扶贫攻坚领导小组文件《关于印发湖北省贫困人口精准识别专题审计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鄂扶组发[2016]13号）文件第三条整改的基本原则：对2016年因特大洪涝灾害导致的返贫和致贫情况，各地应及时开展调查统计，对确认为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经严格的程序认定，补录入建档立卡的数据库中。

二、2016年预脱贫和新纳入替补到2014、2015年的贫困户 脱贫公示时间填什么时候？

答：以现在整改的时间为准。

三、如果贫困户整户户口迁出的，是把他们剔除还是用人口自然变更的方法减少，影响总人数吗？还用不用补空缺呢？ 答：要看户口迁出的原因和脱贫属性。导致总规模人数减少的，需要补缺。一是脱贫属性已经变更为已脱贫的，可以保留；未脱贫的要删除，并且补空缺。二是参照湖北省扶贫攻坚领导小组文件《关于印发湖北省贫困人口精准识别专题审计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鄂扶组发[2016]13号）文件的附件2中第四条有关内容处理。

四、帮扶责任人换届调走的要不要改，还没调来的怎么填；帮扶责任人在哪个录入，总不会两个都要录吧？

答：帮扶责任人换届调走的肯定要修改，还没调来的这次必须整改到位、帮扶到户。帮扶责任人在何录入，以帮扶文件下达时间为准，在系统内可自动转换到下。

五、问“一家四个人，原来全部录入登记了，老两口都有癌症，一个儿子未成家，审计发现其城市有房，原因是另一个儿子已做上门女婿，确实有房。村里通过评议，这一户保留，所以只有把这个儿子删掉了。”

答：必须分户或迁移上门女婿的户口。

六、要剔除的人 ,在哪个删除，是不是同步的？

答：在回头看中操作，可同步到下。

七、贫困户为农业户口，在原来社区无农村低保的情况下特批申领了城市低保，家庭情况确实比较困难，自身无劳动能力，能不能保留？

答：由村、乡镇会议集体研究决定，如保留，执行全过程签字制。

九、集中供养的农村五保户能纳入贫困户吗？

答：可以。

十、审计整改花名册填报说明 答：可分类填写：一是整户剔除的放在一张表格上；二是整户保留的放在一张表格上；三是家庭成员有变动放在一张表格上，在后面备注减少几人或新增几人。

十一、关于死亡人员的问题，如1户5人，死亡1人，按照脱贫处理，系统里怎么标识？

答：不能按照脱贫处理。在自然变更栏中操作减少，减少原因是死亡。

十二、关于系统中各县少人问题。

据国务院扶贫办王文明处长回复：问清楚有问题的市县，系统现在查询功能已经调整，哪年脱贫就在哪年才能查到，跨年已经在查询功能中查不到了，并不代表数据丢了。系统前段时间将两年数据中脱贫和未脱贫逻辑上错误的数据进行了调整，也可能导致数据变化。系统中还有一些逻辑错误，后面将继续调整，请各省持续关注！查不到是上一年的，不是当年的，有可能在计算已脱贫时，把上一年的计算了，所以我们将查询功能调整了一下，只能查当年已脱贫的。还有一个各省都存在的情况，上一年的人，在下一年就没了（不是自然减少），量还特别大，将在监管评价系统中增加查找两年数据不一致的功能。

解铃人还须系铃人！最终靠你们自查自纠解决。系统数据由各地操作，各县市最好分乡镇核查，但需要防止上一年人还在，下一年就换了其他人的情况，要不2015年帮扶了项目，2016年人不是脱贫而是在系统中找不到人，那就麻烦了，资金落实到不存在的人身上。

十三、2014、2015年多脱贫的怎么处理? 答：分改为未脱贫。

十四、查询与统计数据不一致，是什么原因？

答：人数不一致是存在错误数据：属性错误、属性为空、逻辑关系矛盾等。

十五、家庭成员没有录入完整的如何操作？补录后超出规模数怎么办？

答：在人口自然变更中操作。不能超出规模数，如超出要整户剔除。

一

十六、人口自然变更中死亡人口需要补录吗？

答：不需要。人口自然变更中已统计。

十七、什么是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符合《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相关规定，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建立电子信息档案，持有《扶贫手册》的普通高中学生。

十八、服刑人员是否要做人口自然变更？

答：以贫困户的户口簿为主，有则保留，否则不予保留。

十九、关于贫困户收入问题，文件说不完全看其家庭收入情况，要突出一有两不愁四保障。如家庭人均收入超同期国家贫困标准达4000-5000元，但是有就学和病人等情况，在系统录入中，家庭收入栏写5000为未脱贫，可以么？

答：不可以。在系统操作时未脱贫贫困户收入严格按同期国家贫困线以下填写（低保户、五保户收入据实填写）。

二十、返贫规模如何控制？

以县为单位，据实填报。增加的返贫人口应在下脱贫规模中体现。

二十一、如果死亡比新生多怎么办？

答：现在统计里有人口自然变更统计，差额写出说明。二

十二、系统内目前查询出来的数据与5月份导出的数据有差距，以哪个数据为准？ 答：以现系统数据为准。

二十三、自然变更的人口是否计入脱贫人口？

答：未计入脱贫人口数，在人口自然变更中统计。

二十四、审计问题户应该在哪一年里面进行删除、新增操作，2014、2015年脱贫户在哪里新增，因灾致贫的新贫困户在哪里增加？

答：分操作；如果当年基数不够就在当年增加。

二十五、今年新评上的低保户可以加入吗？还是等年底动态管理的时候在加？加入后存量贫困人口超了可以吗？

答：可以加，但总人口不能超出规模数。无论怎么增减，都只能控制在贫困人口规模数内。

二十六、如何上报整改工作方案中的承诺书和表格？

答：各县在承诺书和表格第一页加盖公章（上传电子版），送市（州）审核备案后，由市（州）报省。二

十七、项目资金采集表有统一模版吗？

答：根据培训视频中的各项指标自行制订采集表，国务院扶贫办暂没提供制式表格。

二十八、数据整改（删除）以哪为准？

答：如果整户删除，在2015删除；出生和死亡，在实际发生中人口自然变更进行。

二十九、关于分户的问题，五保户一家夫妻2口人，系统里由2户合为1户，怎么操作？

我国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 篇5

正文：一，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

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相对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新中国建立以前，只有个别外企，官办企业，民族资本企业自己规定一些零星的保险待遇，而且，操作极不规范。新中国建立以后才逐步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完善。

1）新中国建立前

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工厂法》。其后，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于1946年和1948年就劳工医疗，工伤，生育，养老等项目分别作出过一系列规定。但是，受当时国情的影响，整个法令形同虚设。

2）新中国建立后

社会保障制度真正作为一项经济社会制度，在中国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初创，调整，停滞，重建和发展五个时期。初创时期（1950—1957），1951年2月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护国劳动保险条例》第一次具体规定了企业职工在年老后获得相应物质帮助的办法。该条例确定了以企业单方付费制为基础的先收现付筹资模式。企业按月缴纳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3%作为劳动保险基金，其中70%作为社保基金由企业基层工会管理。养老保险的待遇方面规定：男年满60岁，一般工龄25年。女年满50岁，一般工龄20年，则可准予退休，退休后，按其工龄长短，从社会保险金中给付养老金，其数额为本人工资额的35%—60%，1953年给付比例提高到50%—70%。

调整时期（1958—1966），为适应经济的发展，寻求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在此期间，以建国初期创立的各项基本制度为主要依据，开始不断完善社会保障的项目，改进管理办法，修订不合理的待遇标准。在养老保险方面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与国家机关职员的养老保险纳入一个共同的公共的养老保险

计划之中。但是在1958年之后，这一改革因种种原因而被迫中断。

停滞时期（1966—1976），受当时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受到严重破坏，已经平稳运行了15年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因此冲击而发生崩溃，社会保障事业处于停滞和倒退之中。

重建时期（1978—199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制度和劳动制度改革也不断深化，社会保障作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在不断推进。1978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对原有制度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发展时期（1992—），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是第一次明确地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从此，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朝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目标不断迈进。

二，我国现行城镇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现行的城镇养老保险以《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为政策依据。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广泛的覆盖范围，包括城镇各类企业职工，自雇者及灵活就业人员。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累积制度模式。同时，由省级政府制定制度细则并管理统筹基金。

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资金来源也作出相应的变动。对于企业职工，社会统筹基金来源于企业缴费（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及财政补贴等。经办机构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财务方式是以支定收，现收现付，具有社会互济性和风险分担功能。个人账户资金主要来自个人缴费（个人工资总额的8%）及投资收益，属于个人所有，可携带和继承（无法定继承人的，资金转入社会统筹部分）。个人账户资金需要专业化，市场运作，并建立安全运营和监督机制。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为当地上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缴费比例为20%，其中8%计入个人账户，退休后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计发基本养老金。

改革后的养老金支付分为制度新人，制度中人和制度老人三种。

1）关于“新人”。《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实施后参加工作的参保人员属于“新人”，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下同）累计满15年，退休后将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与缴费年限的长短、缴费基数的高低、退休时间的早晚直接挂钩。他们的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当地上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

2）关于“中人”。《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实施前参加工作、本决定实施后退休的参保人员属于“中人”。由于他们以前个人账户的积累很少，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退休后在发给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础上，再发给过渡性养老金。

3）关于“老人”。《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实施前已经离退休的参保人员属于“老人”，他们仍然按照国家原来的规定发给基本养老金，同时随基本养老金调整而增加养老保险待遇。

三，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养老保险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这次改革给发展中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希望。改革后的养老保险制度实施至今，同时也日渐暴露出了它最大的缺陷——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

第一，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概念。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是指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下对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承诺，如果现收现付体制能够持续下去时一般不需要进行专门的处理，但是，当现收现付体制转为部分或完全的积累制时，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就会部分或全部的显性化。

我国养老保险账户分为个人账户和企业账户。目前记入个人账户的金额中，个人缴费的部分是实的，是真正的基金积累；而单位缴费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由于大部分已支付给已退休职工，因此，这部分缴费记录是虚的，仅仅是权益的积累，实际上是“空帐”。由于制度老人和制度中人没有建立个人账户，因而形成了养老金的缺口，即隐性债务，也可以说是国家对已退休人员和实行新制度前就业的人员的一笔欠款。但目前这笔欠款主要由企业缴纳高比例的养老保险费偿还：一方面，企业按在职职工的工资总额缴纳养老保险费，其中一部分存入个人账户，为在职职工未来的养老金进行储蓄；另一方面，企业又要为已退休的职工支付养老金，替国家偿还职工的养老债。

第二，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规模。我国大部分省、自治区出现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有的地方企业缴费率已高达25%，总缴费率到了30%，但养老保险基金仍收不抵支，这就把隐性债务造成的养老金缺口问题加快暴露出来了。历史债务的存在使我国新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根据世界银行估计，1997年我国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规模为当年GDP的46%-69%，国务院体改办研究所课题组的估计则高达GDP的145%。我国养老金方面的历史债务到2004年已达到3.4万亿元以上。

第三，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形成的原因。

1）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转变是必然原因。由于1997年前实行现收现付制，已经退休和临近退休的老年职工在过去的传统制度下没有养老金的缴费积累，所以他们也就无法凭借现在的个人账户领取养老金。实践中就不得不依靠当前在职职工的缴费积累支付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用统筹基金向个人账户透支就成为必然，为此，养老金隐性债务就产生了。

2）部分积累制下社会统筹、个人账户混账管理，掩盖了个人账户空账运行。隐性债务产生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是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该模式规定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两部分构成，社会统筹实行现收现付，个人账户实行完全基金制。由于在从传统的现收现付制转为部分积累制过程中，转制成本没有解决，因此，在实践中用“统账”收入支付了转制成本，致使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没有资金积累，个人账户变为实实在在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的“空账”，且“空账”规模呈逐年增长态势。

3）养老保险基金收缴率下降，养老保险覆盖低，个人账户隐性债务加剧。1997年全国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采用“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社会统筹的目的是为了在这个基金制度的框架下进行养老保险收入的再分配。为此一些企业采取了隐报或拖欠等措施逃避应缴纳的社会统筹基金；非国有企业不愿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直接导致养老金收不抵支，为弥补这些差额必须向个人账户透支，个人账户隐性债务便加剧了。

4）养老金的需求增长大大超过缴费人数的增长。近几年来，退休人员每年以6%的速度递增，每年新增退休人员300多万人，领取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一直处于绝对增长的状态。缴费人数的增长远远低于退休人员的增长。事实表明，养老保险的基金将面临着巨大的资金支付压力，替代率越大，隐性债务就越高。与此同时，提前退休的现象又进一步加剧了隐性债务危机的严重性。

四，我国城镇养老保险的解决措施

第一，政府在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中的责任。

1)减少政府在养老保险中的作用空间。一方面尽可能将其可动员的经济资源让渡一部分出去，采取措施，大力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培养大量合格的金融中介机构，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推进资本市场建设；另一方面政府作用侧重于对养老金市场的监管，制定有关养老保险的法规、政策，制定养老金经营者的资格标准和行为准则，监控养老金的投资营运等。

2)培养多元化的责任主体。在政府将一部分责任空间让渡出来后，就需要有新的主体来承接，继续在政府让出的这部分空间中发挥作用，成为新的责任主体。目前，以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一些社会力量在维护社会公平、调节社会矛盾、协调各方关系及危机管理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补充作用。实现政府责任的顺利承接，首先要通过政府授权，推动各种社会组织自行调配各种资源，形成由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等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合作机制。其次要让非营利等各种社会组织在政府让渡出来的作用空间自主发展，并且具有相应的资源掌控能力。第二，养老社会保险系统内开源节流。

1）扩大社会统筹基金积累。在转制成本一定的前提下，统筹基金的扩大能提高养老金付能力。在当前条件下，扩大社会统筹基金积累主要是进一步扩大统筹覆盖面。在当前特定的转制成本下扩大社会统筹覆盖面，无疑会大大减轻公有制企业的负担。对于确实缺乏承受能力的国企，养老保险费的支付可考虑在国有资产处理中享有优先权；而对于职工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非国有制企业，应在充分考虑其利益和保证其发展的基础上，单独确定一个合适的缴费率作为过渡。

2）降低支付水平。首先，降低养老金工资替代率。这样不仅可以节约社会统筹基金支出，而且还能抑制提前退休，给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留下足够的空间。其次，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在平均预期寿命和社会保障水平一定的情况下，退休年龄提高，平均享受养老金年限就缩短，养老金总负担就能降低，从而提高统筹基金的隐性养老债务支付能力。最后，对养老基金进行指数化管理。我国养老金管理仍是将养老金按工资进行指数化，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工工资以平均5.7%的速度增长，这就大大增加了与其挂钩的养老金负担。养老金管理的首要目标是使其保值，保证退休人员生活水平不下降，即应与消费者物价指数挂钩。

第三，系统外加强投入。

1）增加财政支出，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我国社会保障的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不到10%，还大多用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事业。为此，采取的措施有以下方面：按照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要求，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财政投资，这样财政可以腾出一部分资源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包括建立社会养老补助制度；通过精简政府机构，压缩人员编制，降低行政管理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从土地有偿使用权等收入中提留一部分用于社会保障支出。此外，可以在每年新增年财政收入中永久性地纳入一部分作为养老保险金。

另外，还可以发行国债和福利彩票为养老保险筹资。

2）变现部分国有资产。从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产生的根源来看，变现部分国有资产这种做法，被认为是解决隐性债务最合理的办法。鉴于2001年国有股减持的不成功，可以转换思路，如改“国有股减持”，为“国有股转持”，就是在所有的国有资产中切出一块，划入负责老职工的各种社保基金的账户，实现保值增值，在条件具备时再进入市场变现。三是通过发行特种债券进行融资。通过发行特种债券，扩大国债规模来吸收和消化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过重的社会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因此，特种认可债券的偿还应以国有资产的变现收入和投资收益为财力后盾，政府以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身份对认可债券的兑付承担最终责任，保证认可债券的实际收益至少不低于同期国债券利率，以确保该实施方案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第四，余量资金投资增值。

1）投资风险的防范。养老金基金的投资应当遵循安全性原则，要以保值为基本前提，以获取平均水准的资金利润率为目标，在保值的基础上争取增值；投资策略应当分散化、多样化；基金的管理部门应定期向持股机构的董事会报告投资计划和财务报表，审计部门也应对此进行审计监督。另外，选择合适的入市时间、创造入市的基本条件、把握入市资金的规模非常重要。在养老金基金和资本市场发育初期，防范风险的能力较小时，对其投资范围做出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

2）投资渠道的选择。养老基金的投资资产组合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随着资本市场的发育，成熟的金融工具越来越多，于是养老基金的资产组合也就可以越来越多样化。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根据“资产负债”相匹配的原理，确定了基金资产时间上的组合后，选择合理的投资工具组合。

结束语：综上所述，养老金隐性负债问题如果不能得以有效解决，作实个人账户会面临巨大的阻力，基金投资增值将遇到较大的困难，整个养老保险体系的健康运行将受到严重威胁。为此，既需要国家财政长期给予稳定补偿，同时又需要采取多种途径和方法筹资，才能有效抵御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支付危机。我国解决隐性债务问题需要系统内增收节支，系统外增加投入，完善基金运营体制，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我国新型养老保险的确立，抵御人口老龄化高峰期支付危机，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提供重要支撑条件。参考文献：

[1]邓子基 《财政学》200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

[2]杨燕绥 《社会保障》2011年清华大学出版社

[3]陈志刚 《社会保障导论》2003年湖南大学出版社

[4]陈工 林致远 〈论社会保障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型〉摘自《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2006年3期

我国贫困地区教育存在的问题 篇6

教育对提高民族素质极为重要，它的任务是给学生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基础。近几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全国各地(包括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这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也表现在质量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从横向上相比,地区间的距离明显地拉大了,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相对更加落后,步履维艰,孕育于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贫困地区教育发展严重滞后，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硬件设施不足,债务负担沉重

1．学校的硬件配套设施匮乏。许多学校校舍缺少使得几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一起上课。学校没有运动场地，几乎没有运动器材。有的学校仅有手拉手的联谊学校赠送的少数足球、篮球、跳绳等体育器材。学生们玩的多的是自己缝制的布包等。学生们使用的桌椅都已十分破旧，有的学校的桌椅都是学生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学校没有能力提供桌椅。

2．债务负担沉重。前几年，为保证“两基”达标，在我国贫困地区各乡镇、村和学校纷纷举债，通过借款、贷款等形式兴建、扩建和维修校舍。取消农业税之后，乡镇及村级组织将基本失去偿还教育债务的能力，无力再履行在义务教育方面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而这种沉重的教育债务如果久拖不决，将会严重地影响贫困地区学校正常秩序的建立，阻碍教育的健康发展。

（二）教师数量不足，整体素质较差

“量少质差”是我国贫困地区教育师资现状的基本概括。

1．教师数量不足，流失现象严重。随着市场经济在人才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强化，贫困地区本来就稀缺的优秀师资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受财政经济状况的限制，贫困地区很难吸引到高层次优秀人才去从教。

2．教师素质低下，素质合格的教师少。教师学历达标率低，师资队伍组成结构复杂，贫困地区农村教师年龄老化和断层现象严重，不少地方50岁以上和30岁以下占绝大多数，中间出现了断层；高级职称人数很少或偏少，初级职称占绝大多数；由于经费不足，教师的继续教育也面临重重困难。

（三）教育观念存在问题，辍学现象依然比较严重

1．教育观念存在问题。一些地方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在发展教育上还一定程度地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重硬件、轻软件，重形象、轻实效等思想影响。贫困地区教育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培养高素质劳动力的观念尚未确立。

我国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 篇7

关键词：计划生育,流动人口,管理

一、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现行的管理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确立了我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模式:“以现居住地为主, 户籍地配合”的共同管理模式。它是指导各地具体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管理主体: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对流动人口实行综合管理提供必要的保障。国务院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管理对象:现居住地不是户籍所在地, 异地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或者以生育为目的异地居住, 可能生育子女的己婚育龄人员。

二、城镇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 管理模式滞后, 难以管理到位。

目前, 我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模式是“以现居住地为主、户籍地为辅”的双向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思路, 属于防范型管理。由于各地情况的不同, 各地各级领导在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上重视程度不一, 明确的管理范围和对象不一, 管理的方法和采取的措施力度不一等等, 地方性法规就存在差异。特别是省与省之间, 跨地区相关部门之间, 尤为突出。

(二) 流动人口办证率低, 管理难度大。

流动人口流动性较大, 流动的目的大多数是谋生求富。长沙市于2010年进行了全市流动人口进行专题调查, 在市内流动的有45004人中84.22%是务工或经商, 无业和就业不稳定, 造成流动人口频繁更换就业地和居住地。户籍所在地在人口流出前, 计划生育宣传教育、避孕节育措施落实差、办理婚育证明乱收费, 致使流动人口外出前办证率偏低。根据国家计生委2007年底所进行的专题调查, 2007年中持有计划生育证明的比例为38.02, 一些地方的持证率更低, 如北京市朝阳区流动人口中持有计划生育证明的比例为17.78%。近几年长沙市流动人口的持证率在30-45%之间徘徊。

(三) 缺乏配合和信息交流。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户籍地和现居住地配合中带来的收集信息困难和解决问题的周期过长。《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若干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建立流动人口户籍地与现居住地计划生育信息交换和反馈制度。全国性的计划生育信息交换平台的建设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 而目前的双向管理模式在许多情况下造成流出地和流入地都对流动人口的避孕措施和生育状况难以及时了解。不少地方均出现流入地向流出地寄出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流单返回率低的现象。二是假《婚育证明》和假孕检证明屡禁不绝。三是在征收社会抚养费时, 流动人口户籍地和居住地互不通气。导致流动人口逃避处罚案件逐年增多。

(四) 综合治理难以实施。

虽然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赋予了全国各级各部门都有支持、协助、配合搞好计划生育的法定义务, 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发现这一制度落实不够, 在操作上存在一些难度:综合管理涉及部门多、可操作性差、实施难度大、易流于形式。一些地方人民政府对流动人口工作缺乏统一领导, 对相关部门组织、协调不力。有的应该接收管理与服务的对象成为管理与服务的盲点, 管理归属不清, 管理责任不明。如, 各级政府一般都与公安、工商、劳动等相关部门签订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责任书, 要求公安部门办理落户, 办暂住证, 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劳动部门办理用工手续, 单位或个人招用打工人员, 按要求都要在查验婚育证明的条件下进行。但由于各部门有自己的规定或文件、法规依据, 对相关部门缺乏能够兑现的行政制约机制, 加之实际执行中的人情、说情问题, 在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的情况下, 各部门间往往不能主动配合。同时企事业单位社会职能的转移, 它们在雇佣流动人口时, 首先考虑的是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技能以及身体状况, 很少关心他们是否有计划生育证明以及证明的真假。某些地方在办理户口迁进、迁出、新生儿上户、农转非时, 没有较好地坚持乡镇以上的计划生育证明办证查证制度, 致使很多计划外生育的对象在没有受到有关处理的情况下, 便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达到既多生了孩子, 有不受到处罚的目的。工商、卫生和房管部门经常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三、加强城镇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对策

(一) 实施“属地化管理”。

“属地管理”是相对“户籍地管理”而言的, 它是指对辖区内所有居民的日常管理, 不论是本地户籍人口还是外来流入人口, 也不论是在职职工还是下岗职工, 凡居住在辖区内的人口, 均纳入计划生育管理的范围。“属地化”的单向管理既强化了现居住地对流入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责任, 也减轻了对流出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负担, 可集中精力管好现居住地人员。户籍地只承担配合提供流出人员相关信息的责任。“属地化管理”包含三个递进的层次:初级阶段的现居住地管理、发展阶段的社区管理、成熟阶段的区域化管理。目前我们讲“属地管理”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现居住地管理, 并向社区化发展。

(二) 建立“社区服务型”管理模式。

强调让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 增加社区意识, 促进社区融合。构建“社区服务型”模式的关键是要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 要以服务促管理, 以情感人、依法治理, 突出“以人为本”的观念, 让流动人口也能享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各项合法权益, 从而使流动人口自觉地接受管理。社区对流动人群计划生育实行服务可以依靠三个途径:依托社区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咨询、随访和技术服务;社区居委会结合动态信息的管理, 对流动育龄妇女进行走访;发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会”的桥梁作用。

(三) 加强流动人口信息化管理。

实施流动人口信息化管理已经没有技术上的障碍, 当务之急是要深刻认识实行人口信息化管理体制意义和紧迫性, 尽早成立国家人口信息化管理指导委员会, 将其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统一领导, 统一规划, 统一协调, 资源整合, 信息共享。虽然国家人口计生委成立了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 并在2003年“非典”时期强化了流动人口信息管理这项工作, 但仍然是局限在一个部门、一个系统内, 其弊端仍没有脱离前述分析的范畴。

(四) 健全流动人口管理的法规制度。

要尽早再次修订全国性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法规, 并在一些地方性法规的冲突和原则问题的协调上, 作出明确规定, 并通过全国性的法规为地方法规的修订提供参照体系。如对流动人口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定义, 包括流动时间、年龄、性别、流动范围等, 给予明确与统一的规定。

目前各地正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改革总的方向是逐步放松户口限制, 实现人口的合理、有序、自由流动。按近期的户籍改革情况, 大多数小城镇户籍已经基本开放, 相当一部分中小城市的户籍也比较宽松, 少数大城市也实行户籍开放政策。在这种情况下, 相当一部分有固定工作、固定依据的流动人口要“消失’, , 而真正的流动人口 (如建筑业、服务行业的流动人口) 的计划生育管理问题将进一步突显出来。因此今后制定或修订流动人口管理政策法规时, 更多的是像这类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问题。既要对流动人口区别对待, 分类管理, 又要与作为国家基本人口制度的户籍制度改革相适应。

参考文献

[1]朱农.中国四元经济下的人口迁移一理论、现状和实证分析.人口与经济.200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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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朝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现状分析与对策.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 (11) .

我国人口问题与可持续发展综述 篇8

【摘要】人口问题是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我国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性障碍。在对我国人口问题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人口问题的种种表现,进而阐述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采取的解决办法。说明重新审视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

关键字：中国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计划生育

前言

我国人口问题十分严重 ,人口因素很难自发地与社会其他要素相适应 ,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解决了生育率与死亡率不对称性的矛盾 ,解决了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类自身再生产不平衡性的矛盾 ,解决了家庭生育计划与社会适度人口不一致性的矛盾 ,促进了人口因素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协调与可持续性发展。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也带来了不少的问题，比如性别比例的严重不对等和老龄化等一系列的问题。近年来，学者和专家针对这个问题作了不少的研究和讨论。

人口安全是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2003 年6 月12 日，在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口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人口、社会与SARS”学术研讨会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不仅要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信息安全，而且还要更加关注人口安全”，这是中国学者和中国政府率先提出“人口安全”这一概念，也升华了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

“ 适度人口 ” 即“最优人口 ” ,指既未“过剩 ”也非“ 不足 ” 的“ 最理想 ” 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率。一国(或地区)这样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率 ,可以使该国(或该地区)获得最大(或最优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

影响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

在我国建国初期为什么我国的人口会增长的如此迅速，学者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综合起来可以分为传统观念因素和现代政策因素。

传统观念因素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文化在我们的思想上已经根深蒂固，尤其是一个靠精耕细作的农业大国，多一个人是相当与多一份劳动力，而其中的支出无非是多一双筷子而已。因此产生了人多办事好的传统。

同时，在古老的中国,小农经济与宗族制度联姻,孕育出传统的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生育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 “家天下” 的社会, 皇权依赖于族权,国法得意于家法,统治奉行 “独尊” 的儒学, 在 “治国” ,“齐家”两方面都与生育文化密切相关。用孟子的话说: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 这样, 孝也就是 “传宗接代” , 传宗接代, 无子不孝的伦理道德,千百年来形成了人们生育观念的思维定势,已不再是迫于社会群体规范成为个体的自觉要求, 这种生育观为中国人口迅速增长提供了伦理道德基础。

现代政策因素

在现代政策方面影响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 我国建国初期实施按人头分配粮食住房和补贴的政策, 同时人工流产和绝育受到谴责和禁止;第二, 50年代末期马寅初人口理论受到严厉批判, 从此, 人们对人口控制谈虎色变, 噤苦寒蝉;第三, 60年代盛行 “人手论” 径直鼓励人口迅速增加,在 ‘大跃进’ 运动中,人口多被说成是好事。人口越多, 手也越多, 便越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第四,“文化大革命” 中无政府主义盛行, 人口增速失控, 从1965—— —1970年连续5年创平均增长2.6%的记录。人多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首先是人口流动和分布的挑战。人口数量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但目前的问题并非如何进一步降低生育水平,而是如何让已经生活在国土面积上的人口拥有更好的生活。人口流动和城镇化是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最直接的方式。事实上,我国正在经历着世界上最为迅速的城镇化过程,目前城镇化率为 43 %, 今后 20-30年时间内还将有超

过 5亿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无法阻止的历史潮流, 但我国目前城镇的公共服务体系并没有为农村人口进城做好准备,同时,农村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之后对新农村建设所带来的挑战。因此, 人口的流动和重新分布是关系中国今后发展的重大问题,国家应该从战略的角度加以考虑和解决。

其次是提高人口素质的挑战。我国人口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人口素质的差距仍然很大,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落后至少 4年。目前, 我国每年约有 20-30万肉眼可见先天畸形儿出生,各种不健康人群规模巨大,心理和精神性疾患明显增加,地方病患者达 6000万人左右, 智力残疾人达 544万人。2000年 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只有 7.85年,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 4.63%。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高达 47.6 %。重学历教育轻劳动技能培训问题突出。很显然, 我国的人口素质难以满足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要求, 人口素质低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的文明与和谐和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

第三是人口加速老龄化的挑战。中国目前虽然还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国家, 但老龄化的速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到 2017年, 中国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 10 %, 达到 10.42 %;2025年达到 13.59 %;2030年达到 16.59 %;2035年会 20.13 %%。人口加速老龄化会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费性人口比重,增大劳动力成本,降低储蓄率, 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第四是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挑战。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减缓,但目前仍然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最为丰富的时期。考虑到城镇化的影响之后,我国目前仍然需要每年为近2000万左右的城镇新增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到 2010年,我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 8.3亿人, 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 5000万人,但就业岗位预计只能新增 4000万个左右,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缺口将继续存在。同时, 劳动力供需之间的不匹配现象日益突出, 一方面是对生产性人员的巨大需求无法得到及时的满足, 另一方面则是高校大学毕业生越来越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结构性失业问题不断加剧。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不仅是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且也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严峻挑战。

第五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挑战。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大多数省区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 2009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9.45。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是人工选择性别的结果。持续升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必然会对将来的婚姻和家庭形成严重冲击,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要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关键是要逐渐改变人们对男孩的性别偏好,消除性别不平等,提高妇女的地位。

计划生育——人口问题的良药？

一、政策成果

中国人口出生率在 1970年为 33.43, 2002年下降到12.86；自然增长率在 1970年为 25.83, 2002年下降到 6.45； 妇女总和生育率在 1971年为 5.4 ,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 1.22。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低年龄组人口的漏报可能使这一数字低估了实际的生育水平,但考虑到漏报因素后,2000年的总和生育水平也不可能超过 1.8。

二、政策的负面影响

由以上可以看出计划生育政策为我国的人口控制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在政策实施3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不难发现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而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独生子女的问题。

（一）独生子女政策及其现状

学术界也广泛展开对独生子女现象的不同领域、不同程度的研究：风笑天教授曾根据统计数据把我国独生子女人口的发展经历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9 年到1984年，这六年是独生子女人口增加最快的时期，年均增加独生子女约440 万，1979 年时为610 万，1984 已达2817 万；第二阶段从1985 年到1989 年，这五年是独生子女人口增加最慢的时期，年均增加独生子女仅为150 万左右，远远低于前一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90 年到1994 年，这五年年均增加独生子女约220 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指出，未来的家庭将是倒置的金字塔型。截止到1995年，我国累计独生子女数达到8000 万人；到1997，累计独生子女数达到8800 万。城市多一点，农村少一点。今后，中国没有兄弟姐妹的独生子女人群会越来越多。按照中国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未来的中国城市会形成相当多的“421”家庭：四个老人，一对父母，一个子女。

（二）独生子女比例过高给人口安全带来的隐患

中国疾病监测和伤害流行病学调查指出，全国每年大约四千万中小学生遭受各种意外伤害，因意外伤害造成的儿童死亡占儿童死亡总量的26.1%，并且这一数字在以每年7%

~10%的速度上升；翟振武根据1990 年的全国生命表推算认为全国独生子女家庭中至少有432 万家庭的孩子在25 岁之前夭折，有968 万家庭的孩子在55 岁之前死亡；桂世勋教授认为至少有8%~9%的独生子女在55 岁之前因患病或其他原因非正常死亡； 个人建议与意见

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也给我们的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下负面的影响，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我们就必须让这些滞后的因素尽量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做一些什么是来控制或者弥补它产生的负面影响呢？

第一，人口政策要遵循人口发展规律。任何政策都应遵循客观规律，人口政策也不例外。我们在制订人口政策时，既要考虑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也要考虑人口自身的协调发展，使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口结构合理，比例协调。年代实行的“一孩化” 政策，不仅没有达到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人口结构的不协调。作为一个人口高速增长的国家，要在短时期内扭转这种趋势，必须考虑人口增长的惯性，考虑国民的可承受能力，使之 “软着陆” 才是最佳选择。

第二，人口政策要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我们在制订人口政策时，首先应关注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正确处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口与资源发展的关系、人口与环境发展的关系。但是，我国 年代以来实行的人口政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只有人口生育政策的内容，没有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要求。人口政策的这一缺陷，给随后出现的生育以外的人口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困难。

第三，人口政策要有科学的人口理论为指导。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科学的政策，就没有科学的行动。在我国，人口理论的研究受政策的影响较大，在理论与政策的关系上，不是政策依据理论来制订，而是理论为现行政策服务，为现行政策找根据。独立的、理性的理论研究和思考较少。马寅初的 《新人口论》 受批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人口理论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销声匿迹，很少有人研究或发表人口理论的文章。马寅初和《新人口论》平反后，人口理论研究得以繁荣，但又基本上形成了一边倒的倾向，不同的声音很少。有的文章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不负责地宣称中国的适度人口是 9亿，甚至 6亿，好像中

国的人口问题就是控制生育问题，而且越少越好。— 年间实际工作中出现的 “一孩化” 政策，与这种理论氛围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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