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精选12篇）

人口城镇化 篇1

城镇化作为国家经济增长、土地利用率提高的重要表现, 在我国的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当中, 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我国现已进入了城镇化迅速发展阶段, 我国的城镇化比例在2012年已经达到50%以上, 做到了与世界水平相当的程度, 但在我国城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 一些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主要体现在城镇化人口虚高、土地利用不规范, 人口与土地失衡问题等方面。为了使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对二者进行简要分析十分必要。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概念

在进行城镇化的分析与界定过程中, 不同领域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见解。城镇化在人口学家眼中, 是人口由周围向城镇聚集的过程, 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增加城镇地区数量、或增加城镇人口数量来完成;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城镇化则是经济专业化的表现, 以科技的进步为主要支撑与指导, 人们由从事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转变;地理学角度分析城镇化, 则是产业的集中, 主要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主, 人口与劳动力也随之偏移;社会学角度则将城镇化看作是城市性生活的发展, 人们为了更高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选择进入城镇并发展。

人口城镇化, 是指人们根据不同的原因, 由周围向城镇聚集, 人口城镇化的本质, 在于人口的经济活动偏移, 可以说, 人口城镇化是以经济活动为主的城镇化发展, 其表现为人口由乡村进入城市, 或在乡村中聚集产生城镇。土地城镇化则是指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载体, 人口、社会与经济的城镇化都需要通过土地的城镇化来实现, 其主要的表现, 是城镇的建成以及城镇面积的扩大。

由此可见, 人口城镇化是在土地城镇化为载体的城镇化发展过程, 土地的城镇化会吸引人口进行人口城镇化发展, 人口城镇化则能加快和完善土地城镇化的建设, 因此二者的发展关系非常紧密, 一些地区出现人口过载或土地城镇化过量等不协调发展问题, 这对城镇化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要进行优秀的城镇化发展, 则需要在土地投入水平高、产出增加, 解放劳动力的前提下进行, 避免出现不协调发展。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1.政府政策对城镇化起到推进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与实施, 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水平也有所不同。政府政策相对完善, 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其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较快, 产业结构变化非常大。以丽水以及周边区域为例, 2010年, 丽水与衢州的城镇化十分迅速, 国家通过“山海协作”政策吸引了大量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 使得大量的山区人口与乡村人口就近搬迁至周围的城镇当中, 城镇中的农村劳动力迅速增长, 从而带动了该地区城镇化的发展, 其2013年城镇人口的增长率为25%左右, 在浙江省整个人口城镇化发展当中的贡献率达到15%。这种城镇化方式既缓解了大城市人口压力与就业压力, 还充分的扩大的省内周边小城市的人口规模, 是较为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方式。

2.土地城镇化的格局变化

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 在进行土地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首先要进行城镇化的建设, 提高土地利用率, 其次要进行土地面积的增加, 以此扩大城镇化的规模, 土地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口与产业结构的变化, 发达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能够有效吸引

更多的人口, 并在人口增长的同时积极进行土地城镇化建设, 从而提高城镇面积与城镇利用率。以龙泉为例, 2013年-2015年, 龙泉等欠发达地区开始了公路建设、水利、电力工程建设, 大力推动了上述地区的发展, 但由于经济发展效果不高, 造成了一定的土地浪费, 土地利用率较低, 较其周围的经济发达地区相比, 其发展规模、发展效率、发展面积均有不足, 可见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镇扩张主要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 这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方向截然相反。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人口的流动方向, 也直接影响了土地城镇化的发展规模与发展效率。

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城镇化的发展与经济、社会、人口、土地等多种因素有直接的关联, 这些因素统一协调发展, 即可建设高效、高经济水平、高人口利用率以及高土地利用率的城镇,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是保障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嘉兴为例, 在2013年, 嘉兴在县市级地区通过“宅基地换房产”的方式进行宅基地的收拢, 取得了非常大的效果, 人口与土地以房产作为纽带, 既提高了县市的人口数量, 也收拢了大量的建设用地, 这种方法使嘉兴周围的城镇化建设发展迅速, 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效果。可见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协调性是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关键。

综上所述,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人口城镇化能够促进土地城镇化的发展, 土地城镇化则会制约人口城镇化的进程, 在我国当前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不协调问题屡有发生, 通过政府政策的扶持、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 能够有效改善这些问题,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需协调发展, 相互促进, 才能够使城镇化发展健康进行, 为我国的社会与经济转型带来帮助。

摘要：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键阶段, 城镇化发展十分迅速, 新时期的城镇发展属于人口融合与土地高效利用的时期, 城镇化与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为此, 已经无法通过粗糙的研究方式进行城镇化发展的探讨, 应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方向进行研究。

人口城镇化 篇2

保护城镇新移民利益

推进新型城镇化，我谈四个话题：第一是城镇新移民利益的保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必须要考虑到新移民的利益，考虑新移民是否和老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子女入学、廉租房等权利。第二是城乡统一生产要素市场的建立，建立城乡统筹的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第三是城乡统一规划，以城乡统筹的思路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城乡的道路、学校、医院等社会设施及产业布局的统一规划。第四是城乡社会事业统筹发展，统筹城乡最低收入保障、基本养老保障、基本医疗保障、基础义务教育。

金融业要积极参与城镇化进程

金融机构要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积极参与城镇化的建设进程。第一要实现金融业的统筹发展。城市金融对农村金融要起带头作用，提升其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头作用。中小城市金融机构要以县级市和百强县为重点，加大支持新农村发展的力度，大力支持条件好的中心城镇发展。第二，要继续抓紧构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进一步推广和建立以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业担保公司、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并存的农村金融体系。第三要探索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允许社会资本进入直接为三农服务的组织。

从税制上提升西部地区政府的能力

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经济重心越向城镇偏移，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国要可持续、均衡化发展，就必须注意税收和税源不一致的问题——它常常表现为税收由欠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横向转移的问题。在税源的管理和利益的分配上，首先考虑税源地和西部地区，提升西部地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会影响中西部的发展和中小城市及农村的发展。建议在推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把税制问题作为一个重要事项提上议程，进行相应改革，解决一些问题。

城乡劳动力应有平等的收益权

推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首先要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也就是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第二应该有平等的收益权，就是工资权利，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农民因为城乡户籍制度的割裂，工资有所压低。第三还要有平等的社会保障。第四是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虽然我们有了社保，但农村和城市相比太低，一次分配本来有差距，这样一来差距更大。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的问题，需要解决。

全省要建20个区域中心城市

下一步，我省城镇化率年均增长预计可能提高到1.5%的水平；2015年“十二五”期末，希望我省的城镇化率达到48%，在2020年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四川的城镇首位度太高(首位度指中心城市经济总量与第二位城市经济总量的比值，用来反映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但没有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今后要着力优化。基本建立以成都平原、川南、攀西、川东北四大城镇群为主体，由一个核心城市、20个区域中心城市、300个左右中小城市和重点镇、1500个左右小城镇组成的城镇体系。将绵阳、南充、攀枝花、自贡、宜宾、泸州、达州、乐山、遂宁等城市发展成为百万人口以上的区域中心特大城市，将西昌、康定、马尔康等城市培育为辐射周边民族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成都50年内建成巴黎一级的城市

2003年以来，成都市域城镇化率从48%增长到63%。去年底成都提出的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计划用5-8年将成都建成中西部地区创业环境最优、人居环境最佳、综合竞争力最强的现代特大中心城市，成为城乡一体化、全面现代化的示范区和高端产业集聚、生态文明建设的样板；用20年左右初步建成“世界现代田园城市”，争取进入像现在的阿姆斯特丹、西雅图、休斯敦一样的世界三级城市行列；用30到50年时间最终建成“世界现代田园城市”，争取成为像现在的巴黎、法兰克福、香港、新加坡等一样的世界二级城市。

“田园城市”就是统筹城乡

灾后重建中，成都提出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我理解的这个城市目标，不单是大，而是在宜居宜业方面跟世界看齐。“田园”是指，广大农民能够过上跟城里人差不多好的生活。这实际上是统筹城乡的问题。重建后的汶川县水磨镇，就非常符合我心中的田园印象。我们的城镇化，不仅仅是发展大中城市，还要使小城市、县、镇、村都得到发展；也不单是规划建设的问题，需要把规划建设与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结合起来。

重视文化传承建设特色城镇

灾后重建中，不少灾区的生态文化旅游等在保护中得到了很好的开发，许多城镇结合重建实施了结构调整和升级，形成了新的增长点，为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为全省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启示。我们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的传承保护，高度重视城镇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建设富有个性、特色鲜明的城镇。要充分立足资源禀赋，引进先进理念和技术，打造城镇发展的产业支撑，使区域特色更加浓郁，生活环境更加美好。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差异化推进，与区域化水平相适应，体现阶段性。

争取实现城乡户口的合理置换

对四川的分析表明，城镇常住人口每增加4人，增加1个服务业机会。但也要注意，由于户籍制度附加的功能，农民要转变为市民，包括经济适用房在内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人均为10万元左右，政府现有的财力，难以承受。审时度势，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不是

取消城乡户口的差异，而是实现城乡户口的合理置换，比如可以考虑，农民工及其家属只要退出了宅基地使用权即可获得城市的经济适用房和社会保障权益。

合理确定城镇规模。研究表明，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会出现加速发展现象，城镇化率在超过30%后也会出现加速发展现象。而目前我省正处在这“双加速”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发展时期，城镇的发展以合理的城镇规模为基础。世界各国城市发展史表明，一个城镇既不是越小越好，也不是越大越好，而是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规模。合理的城镇规模，既取决于地形地貌、水资源、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也取决于农副产品供应、交通运输、管理体制、政府政策等经济社会因素。因此，城镇的发展要考虑资源的承载力和环境的承载力。城镇的发展既要遵循经济规律，也要遵循自然规律，具有合理规模的城镇，才具有发展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逐步完善城镇体系。城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带头和辐射作用。然而，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城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因而城镇从来都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存在，而往往以城市群和城镇体系的形式存在。城镇体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大中小城镇的并存。区域经济总是表现出大中小城镇并存的现象，大城市以中小城市为基础，而中小城市又必然发展为大城市，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逐步递进的关系。不断向上提升城市的发展，是完善城镇体系的重要内容。我们应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逐步推动中小城市向大城市的过渡，这既能节约土地等自然资源，又能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是指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独特优势、主导产业和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城市之间存在着合理的分工，而城市分工又以城市之间的紧密的协作关系为前提。各地领导应抛弃地方封锁、重复建设的旧观念，树立特色发展、优势互补、实现共赢的新理念，在科学、合理的分工协作基础上，促进共同发展。

注重打牢城镇基础。城镇的发展最终取决于城镇的基础。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加强“三通”即交通、通信、融通建设，如建设公路、铁路、管道、水运、航空等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健全发达的通信系统，发展以金融为核心的高水平现代服务业，以保证城镇内外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畅通。二是强化经济基础，不断发展大产业、大企业，不断扩大经济规模，提高经济质量，壮大城镇的经济实力。三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以现代高科技为基础，打造绿色城市、智能城市、数字城市和文明城市，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杨洪波指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加强对四川省情和城镇化现状的再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我省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城镇发展质量和综合竞争力不断提高，城镇功能不断增强，人居环境不断改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推进城镇化发展中，还存在发展动力不足，发展质量不高，城镇体系结构不尽合理，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发展不够，对区域经济的带动力不强，资源环境压力大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推进新型城镇化面对的重要课题，必须采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与新型工业化相结合。城镇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只有加快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才有利于为城市发展提供资源保障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有序聚集，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使生产要素在城市合理组织，先进技术在城市广泛采用，先进生产力在城市不断提高。在推进“两化联动”、“两化”结合方面，我们要看到我省与先进省比差距较大，只有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的联动和有机结合，才能缩小我省与东部先进省的差距，才能实现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杨洪波指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坚持城乡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通过城镇发展带动农村发展，通过农村繁荣进一步促进城镇发展，形成城乡互动格局和良性循环。同时，要正确处理好我省平原地区城市与丘陵地区、三州地区城市发展的关系，实现良性互动，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推进城镇化必须高度重视城乡规划工作。城乡规划是城乡建设和发展的蓝图，是建设和管理城市的基本依据，是各级政府指导和调控城乡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一项综合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工作。要坚持规划先行，充分发挥城乡规划的作用，促进城镇化有序健康协调发展。

湖北省人口城镇化的实证研究 篇3

关键词：人口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9-0021-01

一、前言

（一）本课题的研究目的与意义。

1.研究目的。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区域经济学角度，探讨湖北省人口城镇化的时空演变过程，并归纳和总结其基本特征及形成机制。

2.研究意义。城镇化已经成为了当前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本课题通过对湖北省内人口的迁徙流动进行实证分析，找出湖北省城镇化发展中人口对经济文化教育等资源分配的影响，并提出合理有效的对策建议与措施。

（二）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以实证分析为主，通过校图书馆中的电子数据库筛选、搜寻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的相关材料。

二、人口城镇化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一）人口城镇化的内涵。

人口城镇化从字面上分析就是人口的聚集，是一个面到点的过程，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转变。从更深层次的来看，户籍的转变不能作为人口城镇化的完成而是一个开始，随之给城市带来的全方位的压力才是人口城镇化问题的本质。

（二）人口城鎮化的基本特征。

人口城镇化的基本特征是户籍身份的转变，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同时居住地从广褒的农村聚入了城市，且享受一定的城市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政策。从目前掌握数据来看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徙与人口的文化水平及年龄有着直接关系，也是目前人口城镇化过程的一大特征.

三、新型城镇化特征及与人口城镇化差别

（一）新型城镇化的特征。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

（二）人口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差别。

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最大不同，在于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注重保护农民利益，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新型城镇化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新型城镇化的“新”，是指观念更新，体制革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复新，是新型工业化，区域城镇化，社会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发育过程。“型”指转型，包括产业经济、城市交通、建设用地等方面的转型，环境保护也要从末端治理的生态文明建设转型。

四、湖北省人口城镇化进程分析

（一）改革开放前湖北省人口城镇化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徙是自由的。中国城镇化缺乏农村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转移支持，导致城镇化长期落后于工业化。

（二）改革开放后湖北省人口城镇化的进程。

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始走向了改革的春天。这段时期湖北省内具备一定文化的农民群体视野越发开阔开始向中小城镇迁徙，逐步脱离了以纯农业生产为生的生活方式。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 十四大"的召开为标志， 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湖北省人口城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2003年至今湖北省城镇化也由此开始由单纯的人口城镇化转变为统筹发展的新型城镇化，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五、湖北省人口城镇化存在的问题

（一）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最近十几年来，一些地级市打着“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旗号，盲目拉大城镇框架，滥占耕地，不断扩大城镇面积。失地农民增多和一些地方后续社会保障跟不上，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

（二）人口城镇化导致环境污染严重。以武汉市为例，当前城市总人口达到了1012万人，这些向城市涌来的人群导致城市环境日益恶化，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污水排放都对城市造成了严重负担。

（三）人口城镇化质量较低。由于近年来湖北省快速推进人口城镇化，片面强调城镇化速度导致湖北省人口城镇化质量普遍不高，城镇管理工作严重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六、加快新型城镇化的建议

（一）加强引导规划，建立卫星城分流迁入人口。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要同时并重，克服过去“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要创新管理体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数字化城市管理，提高城市动态管理。

（二）注重对大中型城市合理布局，减轻城市治理压力。

城镇化的过度扩张，使得资源环境问题不断加大，对生态环境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因此在未来新型城镇化的步伐中应该对中大型城市合理布局。

（三）创新机制，破除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制度障碍。

城镇化进程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是农民的身份开始向市民转变。着力解决农民工“非市民化”问题，让进城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真正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切实保护好农民工的教育、医疗、就业等权益。

参考文献：

[1]罗富民. 论新型城镇化对城市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经济管理学刊[M]，2012（4）：22-25

[2]贺丹. 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驱动力分析[J]. 时事政策 ， 2004，（04）：2-4.

人口城镇化 篇4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未来5年, 我国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 城镇化的政策取向将关注均衡增长、均等机会和社会公平, 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扭转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农村城镇介于乡村和大中城市之间, 既有别于农村和大中城市, 又具有农村和大中城市的某些特点。农村城镇化建设, 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媒介作用, 能够有效调节城乡二元结构, 缩小城乡差距, 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和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之一。

“三农”问题仍将是未来几十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 将长期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解决农业问题, 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乡镇企业;解决农村问题, 要推进城镇化, 促进小城镇的建设;解决农民问题, 提高农民收入, 加快农民身份的转型。未来城镇化的主要目的就是壮大一线城市圈和发展中部中等发达城市圈, 前者更符合现在的经济形势, 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以及缓和社会矛盾;后者则是目前政策力推的导向。

尽管城镇化将被市场炒作一段时间, 但是基于城镇化加速未进入实质阶段, 投资者对其预期热情依然不减。未来随着城镇化带动的巨大消费市场, 会使得拉动中国经济的火车头, 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 由此使得一些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二、人口城镇化是推进农村城镇化的首要任务

真正的城镇化, 并不仅仅是GDP的增长、城市的简单扩张或是城市人口的简单膨胀 (农转非) , 而是要着眼于城市功能的多元化挖掘与城市的均衡、可持续化发展, 是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的协调发展过程。从城镇化的内涵和外延上来看, 推进城镇化建设至少涵盖三层次内容, 就是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首先是人口城镇化, 主要是基于城市人口的增加, 农民真正转变为市民的过程;第二是经济城镇化, 是人口城市化的经济基础, 在于农业剩余和城镇化产业 (现代工业、服务业) 的发展扩大及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第三是社会城镇化, 主要显现在城市规模和外观、生产方式、生活水平、社会组织关系等方面的全面转变。

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涉及到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政府部门、市场、农民等不同的主体之间的合作、博弈和协调, 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在这些主体当中, 农民是一个核心的主体。农村城镇化过程中, 如何安置好农民, 如何保护和提升农民的福利, 如何保证农民的就业和收入, 是政府必须考虑的头等问题, 其他金融安排、市场机制设计、产业链设计等, 都必须围绕农民问题的解决来进行。由此可见人口城镇化是推进农村城镇化最中心也是最首要的任务。

农民变成新市民的过程常规需要百年左右, 但急速城市化后, 农村城镇化进程令这一时间大大缩短, 突如其来的变化令农民、农村和整个社会产生诸多不适应。被征地、被拆迁的农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就必须随着市场洪流进入城市, 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身份的转化,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必须有所作为, 加快被征地农民市民化的步伐。

三、影响人口城镇化的因素

(一) 制度因素。

首先是户籍和土地管理制度落后, “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始于1958 年, 当时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和社会福利, 只能通过户口这种形式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 为城市居民提供稳定的农产品, 为工业生产提供廉价的原材料。由此形成城乡户口性质的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人为地设立起一道森严的壁垒。户籍制度在形成的最初时期, 对于减轻城市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就业压力, 保障城市工业的优先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 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 改革开放后, 它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这种户口管理制度, 严重制约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是导致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主要原因, 也是制约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最大制度障碍。其次, 失地农民的保障机制不完善, 造成对失地农民的可行能力的制度化剥夺, 社会冲突的风险加大, 主要体现在:一是补偿机制不完善:土地红利的利益分配仍欠公允;缺乏可持续的补偿机制。二是就业保障不足:失地农民的城市化的创业、就业能力不足, 短期培训无法迈过人力资本投入长期性的门槛。三是社会保障不健全:对农民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机制设计还不健全。另外,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机制存在问题, 过分依赖土地财政, 影响政府投融资平台 (城投公司及城市资产经营公司) 的建设, 导致政府的“角色”、“财政能力”都将会出现问题。

(二) 非制度因素。

首先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产业链的设计、经济的转型问题。城镇化的进程中, 既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又要促进其经济形态进行成功的转型, 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产业链的设计、构建和资源整合, 必须充分考虑到各个地区不同的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人力优势, 使该地区的产业在未来的市场中能够具备竞争能力, 并增加当地的就业, 使失地农民可以得到很好的就业机会, 同时通过二、三产业的发展, 带动农民创业。其次, 征地补偿款得不到有效利用引发的社会问题。城镇化过程中, 农民获得比较可观的补偿款, 这些款项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 不但不能给农民带来稳定的收益和生活保障, 反而会引发大量社会问题, 甚至会引发家庭危机和社会危机。如何使巨额补偿款得到最有效的运用, 使农民通过对补偿款的有效利用而获得稳定的收益, 是一个涉及社会稳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

四、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的途径

(一) 改革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

要推进城镇化, 就要推进城乡一体化, 那么就要打破二元经济结构, 因而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首先就要被突破。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 不是简单的身份变革和生产资料属性的变革, 而是一个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发展理念的问题——被制度化剥夺的可行能力和权利需要逐步回归,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差异化发展路径需要重入公平轨道。所以, 落实到根本上, 通过制度创新而服务于城镇化发展目标的过程, 就是落实“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发展理念的过程, 其突出的特征, 就是通过制度化的赋权, 让公民享有平等的财产权 (包括土地) 、生存权、发展权和福利权。而这也是培养具有可行能力的市场化主体, 实现生产要素相对自由流动的前提。当前的城镇化, 经常被赋予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期望。要实现这些宏愿, 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下的逻辑:农民只有获得平等的权利, 财产权、就业权、福利权, 才能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 才能转变生活方式融入城镇化生活, 在城镇化过程中获得足够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 才能进而启动消费, 拉动经济, 这样一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社会平稳转型才能成为城镇化过程中的应有之义。而其焦点在于土地制度的创新, 在于让农民获得土地的资产性收益, 这一资产性收益在于土地在城镇化过程中“红利”的合理分配。

(二)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为失地农民建立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一是办理养老保险。解决减少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许多城市在近年来征地的过程中, 考虑到了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 为失地农民以强制性与自愿性结合, 由省、市、各地区及被征地农民各出资一部分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 现在一些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已经成为养老保险的受益者, 他们已经初步融入城市之中。二是失业保险要缴纳的保险费金额较低, 单位和个人均能承受。按《失业保险条例》的规定, 由单位和个人按一定比例缴纳。对已取得城镇户口的农民, 应同城市职工一样对待。三是现在被征地农民大部分仍在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迫切需要与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方面享受相同的社会待遇。为他们办理医保, 让“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不再发生。

(三)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就业能力。

一是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我国传统的户籍、就业制度不仅不符合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流, 而且与国内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政策不相适应, 它体现了国家政策对农民的继续歧视和不公平。因此, 应尽快予以废除, 以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和农民转换身份的负担。应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尽快建立以职业划分农业与非农业人口, 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与农村人口的户籍管理制度, 尽快消除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壁垒, 以促进农民到城镇就业由流动就业向稳定就业转化, 这就要求彻底改革城乡二元户籍管理体制, 按照国际惯例, 建立全国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主的一元户籍制度, 以解除农民进城的户口限制, 推行社会就业的市场化和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 使农民进城后享受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应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为农民进城进镇务工经商创造条件。政府要积极推行专门面向农村转移进城人员的教育就业培训工程, 要充分考虑进城农民人地两生、信息不灵的不利地位, 强化并规范面向进城农民的劳务中介服务, 降低农民工的就业成本, 缩短就业安置的时间。二是多措并举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目前, 我国农村农民的受教育情况都比城市低, 最终能否成为城市居民, 找到一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工作, 与其所受教育水平高低有很大关系。整体素质高的农民, 进城后一方面容易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 取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另一方面又容易融入市民社会, 得到市民认同。相关方面必须将很大的气力放在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上面, 努力打造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地方品牌, 使以往的盲目流动向“市场劳务”转变。农民就业能力和文化素质提高都必须通过教育的途径来实现。因此, 政府、社会等应担负起这个责任。

(四) 积极引导投资理财。

让巨额补偿款得到最有效的运用, 使农民通过补偿款的有效利用而获得稳定的收益。被征地农民在土地被征、房屋被拆迁后, 获得了巨额补偿。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农民“乍富”后对手中的巨款不知如何处理, 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把货币变股权, 让农民成为新型乡村企业公司的股东, 可以采取多投多得、少投少得的分配方式, 让被征地农民在市区土地后仍然有一种归属感, 不至于手里的钱大肆挥霍。二是鼓励失地农民积极创业,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保证他们安居乐业。三是聘请理财专家代为理财, 避免农民盲目投资。

城市化, 归根到底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新的公共生活, 新的人际关系及新的精神生态。城市的扩张只是农民市民化的前奏, 而失地农民的城镇化才是城市化的目标。从农民变为市民, 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和系统的工程, 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和转型。

参考文献

[1].邓寒竹.中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障碍及对策探析[J].现代商业, 2009

人口城镇化 篇5

[文章摘要]城镇化是一个系统过程，需要从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多方面进行调整，共同构建一个适合当前社会发展形势的社会结构，赋予它一个科学有效的机制，从而能够在社会资源并不充裕的情况下完成大的战略调整。

【论文关键词】土地轮转、金融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人口转移

(1)对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价值的重新认识以及如何建立农村土地资源的轮转制度

近来对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多，多数意见认为土地所有权问题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我觉得明确土地所有权并容许土地轮转并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农村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是多数农民不知道该如何在商业化社会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的问题。一旦土地私有化，可以自由买卖，大量手头缺少现金、生活贫困的农民会立即以很低的价格出卖土地，而在出卖土地一段时期之后并不能保障自身生活条件的长久改善，这样农村问题就不能得到根本上的解决。我们说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针对中国国情对农村土地和劳动力价值的重新认识。

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中农村的劳动力价值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农业群体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没能得到社会的恰当评价。这牵涉到依据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而形成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问题解释能力的问题，涉及到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对相同行业在国家中地位的价值判定是否应该依据相同标准的问题，它的解决涉及到是否要依据自身情况而突破传统理论的问题。

我国农业成本的低廉不是开放的国际环境下的成本低廉，而是建立在我国社会的二元化结构基础上的农村和城市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过大造成的相对的低廉。这种低廉是与我们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相违背的，也是诸多农业问题的根源，急需改变。

参照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土地集中是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减低生产力水平的根本途径，在我国这样的农业人口大国土地的集中是需要十分慎重的，如果措施不得力就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如前所述土地所有权的确定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土地集中以及农民与土地分离之后的生活保障问题。

承认农民对于土地拥有绝对的使用权就可以作为土地论转的基础，依此以农民现实承包土地为基础在乡镇范围内进行具体的土地使用权确认，颁发法律凭证。容许农村现有资金以及城市资金注入成立大型的农业公司，从事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公司依据法律程序向自愿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征收土地，采取每年或者每月给与一定现金补助的形式把土地征用款发放给农民，在农民进城时作为基本生活保障。

农民可以按照自身意愿转让和收回土地使用权，但对于种植业这样有一定周期性的行业，随时交换土地使用权时不现实的，可以采用适当的形式如每年可以在一个特定时间段进行轮转，或者采用农业公司留取一定机动土地进行轮转的方式即可。公司在一定时期后对于已经在城镇安居的农民可以采用一次性支付的方式得到土地长期使用权，政府和农会共同对此行为进行督管。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于公司进行扶持或者补助，以及针对其主体部分对于城镇化的具体措施采取微调以配合整体战略的实施。

采取这种方式的优势是：

a. 实现了土地集中，为现代化农业的实施打下了基础，给中国农业生产力成本的真正降低创造了条件。

b. 避免了土地所有权的争论，土地仍然属于国家所有，但国家不参与对其产业利益的分配，产业利益的分配只在原有使用者和现有使用者之间进行，操作层面仅仅存在土地使用权的转换。

c. 避免了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交易可能带来的农民抛售土地后失去长期保障的现象。土地使用费阶段性发放无论是对于进入城镇的农民还是继续在农村的农民都相当于一种社会保障。当然这种保障是比较低的，仍然需要农民在进入城镇后谋求新的职业。

d. 给农业人口城镇化在农村方面的进行打下了基础，做了一定的社会保障作用，为农业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奠定了基础。

(2)教育改革问题

我们说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这是从社会角度来说的，它需要我们首先能够认清社会现实、了解社会需求。在我国现阶段需要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要求可以从直接增加就业机会和增加就业层次两方面入手。前者在某个层面可以理解为增加企业数量，后者在某个层面可以理解为构建新的就业形式。我们在对人才成长的研究中发现这些能力的产生需要以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增强为基础。针对于此要求学校教育的目的应该调整为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这在一方面让学生能够更迅速更清楚的看清所处环境的结构，运作机制，另一方面让学生能够在具体操作中达到知行统一。那么现阶段教育改革的方向就应该是，重新构建教育的评价体系，增加教育层次，增加教育和社会就业的联系程度。

现有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并不是说高学历的人太多了，更多的是大学生本身和家长没有从以往人才培养的意识下走出来并忽略了社会发展现状，从而对大学生能力的认可程度过高。本科多了读硕士，硕士多了读博士，似乎高学历成了保障，事实上这种考试和评价制度下很多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社会生存能力都不高。这就需要改变教育制度和评价体系。

a. 在社会舆论方面引导整个社会重新认识教育的目的，把大众从高等教育是为了培养人才的意识下唤回，而真正认识到教育仅仅是社会成员自身丰富并获得一定认识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一个过程。而在人才选拔上丰富各方面人才的选拔评价方法，甚至设立专门的人才评价机构。

b. 在学校和教育部门方面增加教学科目设置，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增加教育的深度，特别是把教学科目和现在的科学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前沿相结合。这就为就业层面的丰富打下了基础。同时以学校带动图书馆，带动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为接纳和承载更丰富层面的供给打下需求的基础。

人口城镇化 篇6

人口分布的格局变化

根據各县市人口变化的趋势和特征，共划分为四类：人口快速集聚区、人口平稳集聚区、人口稳定区、人口疏散区。

人口快速集聚区。总人口平均增长率大于3%，同时净迁移人口占总净迁移人口的比例大于5%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三市市区。

人口平稳集聚区。总人口增长率大于零，同时净迁移人口所占比例大于零的区域，主要分布于长株潭城市群三市市区之外的核心区范围，包括：望城全境、长沙县、浏阳、宁乡、醴陵、株洲县、湘潭县、湘乡市等部分区域。

人口稳定区。人口总量变化不大，流动人口表现为净迁出，但是户籍人口增长稳定，故人口总量变化稳定。同时满足总人口年均增长率大于零、户籍人口年均增长率大于1%、净迁移人口所占比例小于零的区域。主要分布于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周边地区。包括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醴陵市、株洲县、湘潭县、湘乡市等的部分地区以及攸县、茶陵县、炎陵县，即近核心区与远核心区。

城镇化发展的区域格局变化趋势

长株潭城市群的城镇化水平目前处于45%-50%，随着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预计在今后20年内将出现持续快速发展的发展态势。2030年城镇化水平有望突破80%。从人口密度分布来看，长株潭城市群集聚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城镇人口空间分布的集聚态势将越来越明显。

此外，城镇化的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在区位较好交通便捷的城镇，经济要素的流入加剧，“集聚”作用加强，经济发展加快，形成集聚的形态。而区位条件较差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将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要任务，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减慢，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将进一步拉大。

未来城镇化空间格局的调整思路

优化和整合长株潭城市群核心都市经济区。进一步加快长株潭城市群的城镇化进程，积极引导外来人口在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的集聚，重点提升城镇化的质量。针对长株潭内部各城镇分工不明确的情况，今后应着眼于全球化和大区域的竞争，加强内部的分工与合作，明确长株潭城市群未来在国家和区域统筹协调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对外功能与对内功能相区别，协调互补，错位发展，减少内耗，努力提高整个城市群的区域综合竞争力，树立良好区域形象。加快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的进程。

重点开发东西两翼的近核心区。积极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和配套设施建设，改善发展环境，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积极承接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以及珠江三角洲产业的转移，发展产业集群，努力延伸产业链和附加值，加快人口和产业在东西两翼的空间集聚。加强东西两翼区域中心城镇的建设，做大做强中心城镇，加强区域的经济整合，增强中心城镇的核心辐射力。

扶持远核心区地区的建设，带动南部山区发展。重点建设茶陵和炎陵中心城区，通过加强道路等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发展条件，带动周边村镇发展。提倡产业的跳越式转移，避免在生态环境脆弱区进行新的开发和产业转移。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利用生态和环境资源，结合生态建设、旅游等产业，带动南部山区特色产业开发。

人口与城镇化的区域格局构想

核心区：通过对核心区的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构建成为高密度、高效率、现代化的城市群地区。长株潭城市群2010-2030年新增总人口的70%左右继续向本区集聚，区域年均增加30万人左右。2030年总人口达1600万人左右，约占长株潭城市群总人口的76%；城镇化水平达87%左右。

近核心区：通过对核心区东西两翼产业集聚带的重点开发，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部分流动人口，总人口保护相对稳定并略有上升，集聚长株潭城市群2010-2030年新增总人口的25%左右，区域年均增加10万人左右；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0.8-1个百分点。2030年总人口为400万人左右，约占长株潭城市群总人口的19%；城镇化水平约为50%左右。

远核心区：本区域总体上属于限制开发区，要引导农村人口向近核心区和核心区转移和进入中小城市和中心镇定居；主要采取据点式开发、集约化发展的模式，稳步推进城镇化，重点发展茶陵和炎陵中心城区。本地区总人口年均净减少5万人（20年共减少100万人），2030年总人口为100万人左右，约占长株潭城市群总人口的5%。2030年城镇化水平约为40%。

河南省农村人口城镇化对策研究 篇7

关键词：河南省,农村人口,城镇化

城镇化水平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城镇人口既包括城镇中的非农村户籍人口,又包括在城镇中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村户籍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逐渐加快,已从1982 年的21. 3% 增至2014 年的54. 77% ,尤其是2000 年以来,更是以每年1. 33 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加。因此,研究解决农村人口城镇化问题,尤其是河南省这样人口大省、农业大省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问题,不仅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同时可以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一、河南省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

2000 年以来,河南省人口城镇化水平已由23. 7% 提升到2014 年的45. 2% ,年均提升1. 54 个百分点。然而1990 年、2000 年、2005 年河南省城镇化水平只有12. 86% 、18. 28% 和21. 75% ,1990—2000 年、1990—2005年、2000—2005 年的城镇化年均提升速度分别为0. 54、0. 59、0. 69 个百分点。即使以最高年均增速0. 69 个百分点来预估2014 年河南省非农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也只有27. 96% ,而根据2015 年3 月2 日发布的《2014 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 年末河南省省全省常住人口9436 万人,城镇化率达45. 2% ,实际计算与官方公布数据相差17. 24 百分点。因此可以推算,2014 年河南省9436 万常住人口中1626 万人只是实现了表面上的城镇化。河南省户籍人口10601 万人,常住人口之间的异地( 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 城镇化人口1165 万人,河南省有待转移的农村人口将达到2791 万人( 详见表1、表2) 。

资料来源:河南省统计年鉴。注:总人口为常住人口。

二、河南省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制约因素

1. 城镇生活成本较高

城镇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是影响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首要因素。我国有着“安居乐业”的传统观念,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关键就是住房问题。按照目前的人口政策,一个常规家庭均包含4 ~ 5 名家庭成员,住房需求为3 或4 居室,面积在100m2以上。依此计算,河南省会郑州市住房成本约100 万元以上; 其他二线住房成本约60 万元~ 70 万元; 县城约30 万元~ 50 万元,这样的住房成本是农村转移人员无法承受的。另外,农民工子弟在城镇的教育成本也远高于农村。

资料来源:河南省统计年鉴。注:总人口为常住人口。

2. 城镇务工收入较低

农村转移人员均文化素质偏低,多为初中、高中毕业,少数为小学毕业或文盲,多从事脏、累、差的体力劳动。这些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务工的月均收入分别为:东南沿海发达城市3000 元左右; 河南省会郑州市2500元左右; 河南省其他城市2000 元左右,县城、乡镇1000余元。较低的务工收入无法满足农村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开支。

3. 可支配流动财产较少

农村转移人口普遍缺少可支配流动财产。一个农村家庭均为6 名家庭成员组成( 一对农村夫妇可生育两个小孩,加上父母) ,外出务工人员多为青壮年劳动力,每个家庭均有2 ~ 3 人在外务工,若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务工,人均年纯收入为2 万元左右,即每个农村家庭每年收入4 万元~ 6 万元。如果在农村生活,除去家庭的日常生活、孩子的教育开支等,将剩余一部分可流动的财产,以备大病等灾祸的支配,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较高; 而这样收入水平在物价较高的城镇中却会入不敷出,更无可支配的剩余财产。

4. 保障制度不够健全

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是针对城镇户籍居民而制定的最低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措施,农村转移人口虽在城镇务工,但户籍仍在农村,无法享受到应有的城镇基本社会保障。也就是说,城镇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各种社会保障措施,是无法惠及到在城镇务工的农村转移人口。同时,农村转移人口在农村均有自己的住房、承包地以及自由的作息时间和社会关系等,生活成本低,幸福指数高,致使其城市化进程缓慢。

三、推进河南省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1. 做好农村居民固定资产产权登记工作,使其能够进入流通领域

农村居民固定资产主要包括住房、宅基地以及承包地等。一是要做好农村宅基地、住房的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宅基地、住房的产权登记,使其能够进行抵押贷款、租赁、转让等,实现固定资产证券化。既可以提升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初期支付能力,助推其尽快真正融入到务工城镇,又可以解除其后顾之忧,使其举家安心在城镇工作生活,不再顾虑农村住房问题、父母养老问题、小孩教育问题等。二是要做好承包地的产权登记工作,使其能够公开、公平、公正、合理、有序地进行流转,不仅可以增加农村转移人口的收入,还可推进农村地区适度规模集约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化,最终实现新型农业现代化。

2. 做好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工作,取消城市乡村双轨户籍

户籍制度是我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措施,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因此,要及时进行户籍制度改革,适时推进城乡居住证制度,消除农业、非农业户籍对农村居民发展的禁锢。使城乡居民享有同样的社会保障权利和个人发展权利,能够与城镇居民平等地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以此促进城乡资源有效整合,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环境健康可持续发展。

3. 整合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资源,发挥城乡特色比较优势

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资源,包括城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劳动力资源、科学技术资源、金融资金资源、社会文化资源等。要使其在城乡之间有效整合,能够有效对接,实现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城镇、乡村各具特色的比较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最终实现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目标,使城镇、乡村得到共同发展。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过程中,城乡差距( 城镇的拉力与农村的推力同时存在) 是其最永恒的动力。城乡之间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生态流的畅通无阻是城乡统筹发展以及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支撑体系。

4.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环境发展规划,促进城乡耦合协调发展

人口城镇化 篇8

1 存在问题

全省城镇化发展水平仍然滞后, “人口半城镇化”较为突出。

2012年全国城镇化水平最高的五个省 (除直辖市) 为广东 (67.40%) 、辽宁 (65.65%) 、浙江 (63.2%) 、江苏 (63.00%) 、福建 (59.60%) (51.26%) , 我省城镇化率与这五个省份相比, 分别低16.14, 14.39, 11.94, 11.74, 8.35个百分点。与全国城镇化水平相比, 2012年的全省城镇化率低于2011年全国城镇化水平 (51.27%) 0.01个百分点, 低于2012年全国城镇化水平 (52.57%) 1.31个百分点。总体来看, 我省的城镇化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与较发达的省份和全国的平均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来看, 2012年我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5 327美元, 工业化水平为 (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52%, 城镇化与工业化比为0.99, 比上年上升了0.06, 仍低于国际公认的1.4~2.5的合理区间, 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从城镇人口内部构成来看, 我国城镇人口的统计按国际惯例进行, 即将在城镇连续居住超过6个月的外来人口, 作为常住人口的一部分统计为城镇人口。而这部分人口并未真正融入城镇、享受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 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 属于“半城镇居民”。

2012年, 全省常住人口城镇率为51.26%, 而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为33.48%, 两者相差17.78个百分点, 户籍人口城镇化速度慢于常住人口城镇化。虽然“十一五”以来全省户籍城镇人口比重逐步提高, 但增幅有限, 2012年仅比2006年提高2.13个百分点, 而同期常住城镇人口比重则提高8.86个百分点。可见, 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

没有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城镇化, 我省工业化的进度将变得缓慢。同时, 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 也就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 从而导致工业的分散化和乡土化,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途径就会受到限制,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和农民收入也会受到影响, 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 最终会影响到我省的转型跨越发展。

2 对策建议

按照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原则, 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 统筹推进人口管理、土地管理、城镇住房、财税金融、生态环境、行政管理等几个重要领域的体制改革, 加大力度破除农民融入城市的体制机制障碍, 解决好农民工融入城镇的问题, 逐渐将城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保障性住房等普及到农民工, 使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民工逐渐转为城镇居民。

2.1 抓紧完善政策措施, 创新体制机制

创新“五规合一”的政策措施, 推进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之间相互协调衔接。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经信委等要发挥综合部门的职能, 研究制定解决城乡规划建设资金和项目支持等方面的政策措施。省国土资源厅要在解决好城乡发展用地保障的同时, 会同财政、人社等部门研究制定城中村改造中通过土地解决村民转户后的社会保障问题的政策措施。省人社厅要研究制定社会保障覆盖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政策措施。省公安厅要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 尽快出台户籍改革的规范性文件。省民政厅除了行政区划方面的措施外, 要更加注重社会管理方面的改革创新。省教育、卫生等部门要研究制定城镇教育、医疗、卫生覆盖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政策措施。

2.2 加快城乡统筹机制改革的试点、示范

以阳泉、孝义城乡一体化试点, 长治上党城镇组群, 22个扩权强县试点县为重点, 加快推进城乡统筹改革试点, 试点探索关于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保障性住房等有关措施。在用地管理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促进制度、城乡义务教育保障机制等方面寻求新的突破, 在城乡统筹改革上取得新进展。

2.3 加强统筹协调, 提高产业和人口集聚能力

人口城镇化 篇9

1. 全省城镇化水平稳步发展。

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以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为起始点,山西省城乡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全省地级市数量由4个增加到11个,县级市数量虽然略有上下浮动,但是近年来县级市数量稳定在11个。城镇人口总数由1978年的464.85万人发展到2014年的1962.32万人,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9.18%上升到2014年的53.79%,城镇化率提高了34.61个百分点。从发展历程来看,山西省城镇化发展大致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1990年以前城镇化处于稳步发展时期起,1990—1997年山西省城镇化基本处于缓慢发展阶段,1997年之后,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明显提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图1)。

2. 山西省城镇人口布局的时空变化。

比较2001、2014年山西省各县、市区的城镇化分布图可以清晰地看出,山西省各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差异较为显著,但在整体水平上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在整体上呈现出“中部地区城镇人口密集,东西两山城镇人口稀疏”的总体特征,有鉴于此,本文以城镇人口所形成的三大纵裂带为基础来进行城镇化的探讨,这三大纵裂带为中部盆地地区、东部太行山区、西部吕梁山及黄土丘陵沟壑区。

(1)中部盆地地区。中部盆地地区是指同蒲铁路沿线的串珠状盆地地区,自北向南依次为大同、忻州、太原、临汾、运城五大盆地,区内地形平坦,水源较为充足,交通便利,向为山西经济发展的重心区,该区内共有46个县级行政区,即:大同城区、大同矿区、新荣区、南郊区、大同县、怀仁、应县、山阴、朔城区、原平、忻府区、定襄、小店区、迎泽区、杏花岭区、尖草坪区、万柏林区、晋源区、清徐、榆次、太谷、汾阳、孝义、文水、祁县、平遥、介休、灵石、霍州、洪洞、尧都区、襄汾、侯马、曲沃、翼城、新绛、闻喜、夏县、盐湖区、稷山、河津、临猗、芮城、绛县、万荣、永济等县区。该区总面积478027.7km2,占全省总面积的33.3%,人口1206.64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61.12%。

由于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提高显著,大多数的县级行政区的城镇化水平增长率超过80%,更有多数县市的城镇化水平成倍增长,如大同市南郊区、襄汾、翼城、闻喜、万荣、芮城等县市,增长比重均超过100%,尤其是在2001年城镇化水平在20%以下的绝大多数城市,在2014年城镇化水平档次都有所提高,城镇化水平小于20%的城市个数减少了14个,其他城镇化水平界限之内的城市个数也都有所提高,40%~60%的县域城市个数由2001的8个,提高到了2014年的15个。值得说明的是,由于外来人口的涌入,致使太原市各区的城镇化水平下降,因此,在今后的城镇化建设中,要着重解决市民化问题(表1)。

(单位:个)

资料来源:《山西省统计年鉴》

(2)东部太行山区。太行山雄踞于山西省东部,北起北拒马河谷地,南至山西、河南接壤的沁河平原。山势北高南低,大部分海拔在1200米以上。区内共有42个县级行政区,即:天镇、广灵、灵丘、浑源、阳高、繁峙、代县、五台、盂县、阳泉城区、阳泉矿区、阳泉郊区、平定、寿阳、昔阳、和顺、榆社、左权、武乡、沁县、沁源、襄垣、黎城、屯留、古县、浮山、安泽、潞城、长治城区、长治郊区、平顺、壶关、长子县、长治县、沁水、阳城、垣曲、平陆、高平、泽州、晋城城区、陵川等,总面积51114.07km2,占全省总面积的34.12%,人口523.94万人,占全省人口的26.70%。

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从2001年到2014年增长势头不亚于中部盆地地区,增长幅度超过100%的城市有20个,尤其是天镇、广灵、灵丘、盂县、屯留、浮山、壶关、长治县,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增长率均超过200%,其中,灵丘两地的城镇化水平从2001年至2014年翻了将近四倍。该地区的多数县市城镇化水平仍集中于中低档,较2001年相比,2014年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明显好转,城镇化水平在40%—60%区间的县域城市个数增加了10个,20%~40%区间的县域城市个数增加了9个,小于20%城镇化水平的县域城市个数减少了22个,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表2)。

(单位:个)

资料来源:《山西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3)西部吕梁山及黄土丘陵沟壑区。吕梁山是黄土高原的东界,其西部为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晋西黄土丘陵沟壑区,区内地形崎岖,沟壑纵横,降水稀少,十年九旱,生态环境脆弱。区内共有31个县级行政区,即:左云、右玉、平鲁、偏关、保德、神池、河曲、五寨、岢岚、宁武、静乐、岚县、兴县、临县、方山、娄烦、古交、阳曲、交城、离石、柳林、中阳、石楼、交口、汾西、隰县、永和、大宁、蒲县、吉县、乡宁等县区,5783.02km2,占全省总面积的32.59%,人口239.0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2.18%。

该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城镇化水平差距显著,不存在城镇化水平较为显著的城市,但较2001年相比,城镇化水平增长幅度较为显著,其中,保德、神池、五寨、静乐、岚县、兴县、临县、方山、娄烦、交城、中阳、石楼、汾西、隰县、吉县、乡宁,城镇化水平增长率均超过100%,其中,中阳县较2001年相比,城镇化水平翻了6倍,吉县翻了5倍,城镇化水平提高显著,小于20%城镇化水平的县域城市个数减少了14个,存在于40%~60%城镇化水平区间之内的县域城市个数增加了11个,60%~80%城镇化水平区间之内的县域城市个数,由原来的空白增加到了2个(古交、中阳),离石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81.86%,其他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则有待提高(表3)。

(单位:个)

资料来源:《山西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综上所述,自2001年至2014年,山西省绝大多数的城镇化水平都有所提高,但城镇化水平仍集中于中低档次(20%~60%),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山西省的城镇人口集中于中部地区,形成“中间厚,两边薄”的城镇化发展现状,“边缘化”显著,在今后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注重边缘地区的城镇化问题,以此才能在整体上提高山西省的城镇化发展水平。

二、山西省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

1. 城市化地区差异显著。

2014年,山西省的城镇人口增加到1962.32万人。从地级市的情况来看,2014年城镇化率排在前三位的是太原市、阳泉市和大同市,城镇化率分别为84.25%、64.95%、60.04%;后三位分别是吕梁市占44.67%,忻州市占44.66%,运城市占44.45%(图2)。但从各个地级市的城镇人口占全省城镇人口的比重来看,阳泉市的城镇化率排在全省的前三位,但阳泉市的城镇人口数只占全省城镇人口数的4.61%,朔州市的城镇化率为52.15%,但朔州市的城镇人口数只占全省城镇人口数的4.66%,相反,运城市的城镇化率为全省最低,但运城市的城镇人口数占全省城镇人口数的11.89%(图3)。

由于不同区域间受地理环境、历史条件、自然资源、经济基础、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山西省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发展极不平衡,在行政区域上表现为中部、东部和北部高,东南部次之,南部和西部低的特点。2014年位于中部的太原市和阳泉市,城镇化率分别为84.25%和64.95%;北部的大同市和朔州市,城镇化率分别为60.04%和52.15%;东南部的长治市和晋城市,城镇化率分别为48.46%和56.49%;南部的运城市和西部的吕梁市,城镇化率分别为44.45%和44.67%(图4)。

从表8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位于太原市境内的古交市高于其他县级市,甚至高于其他地级市,城镇人口比重为73.56%,地级市当中运城、忻州、临汾、吕梁、长治的城镇人口比重低于50.00%,而县级市则只有汾阳较低。主要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化发展基本处于一种平面扩张的发展状态,城镇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新的小城市与建制镇设置,而高等级的城镇人口增长相对缓慢。

2. 城镇体系规模等级齐全,但中等城镇数量少、规模小。

山西省城镇体系规模等级齐全,规模层次相对完善,城市数量呈金字塔型分布,而城镇人口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分布。以2014年县级市以上行政单元的城镇人口计算,全省Ⅰ级(≥200万人)、Ⅱ级(100~200万人)、Ⅲ级(50~100万人)、Ⅳ级(20~50万人)、Ⅴ级(≤20万人)共五个规模级别的城镇,数量结构为4∶5∶2∶6∶5,人口规模比例为29.97∶109.77∶14.94∶6.80∶13.46。

1978年,全省共设4个地级市和3个县级市,随后历经变化,现辖太原、大同、朔州、阳泉、长治、忻州、吕梁、晋中、临汾、运城、晋城11个地级市,共85个县,以及古交、潞城、高平、介休、永济、河津、原平、侯马、霍州、孝义、汾阳11个县级市,23个市辖区(表4)。

(单位:万人,个,%)

资料来源:《山西省统计年鉴》

按照国家城市建制标准,人口数大于200万的特大城市有太原、大同、运城、临汾四个地级市,占全省城镇数目的18.18%,人口比重为51.34%,人口数介于100万到200万的大城市有5个,占全省城镇数目的22.72%,人口比重为39.39%,人口数介于50万到100万的中等城市有2个,占全省城镇数目的9.09%,人口比重为9.27%,人口数低于50万的小城市占全省城镇数目的22.72%,而人口比重仅为4.05%。

(单位:万)

资料来源:《山西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山西统计年鉴》

(单位:个,%)

从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人口变化情况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数量在不断增加。以11个地级市为例,城市人口增加幅度分别为:太原1.72%,大同1.85%,阳泉0.77%,长治2.16%,晋城6.12%,朔州7.89%,晋中2.50%,忻州3.80%,临汾4.25%,运城5.29%,吕梁5.53%。从11个地级市的增加幅度可以看出,山西省的城市人口数量在大幅度的增加(表5)。结合当前城市建制标准,假定历年都是22个城镇,忽略原始区划可以发现:特大城市数量增加了4个,为太原、大同、运城、临汾四个地级市;大城市数目不断增加,由1978年的1个增加到2014年的9个,城镇人口比重也从24.6%增加到90.73%;中等城市增长缓慢,1978年以来仅增长1个,但城镇人口比重却从1978年的13.5%下降到2010年的9.27%,平均每年下降0.13个百分点;小城市无论城市数量,还是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均有大幅度增长,其地位不断提高(表6)。

3. 中心城市首位度偏低,城镇化发展结构失衡。

太原作为山西的省会,要率先发展,就需要实施首位度提升战略,增强凝聚力、吸引力和辐射力。当前,太原的城市功能相当部分只限于为本城市服务,与国家规划的太原都市圈中心城市的要求相差甚远。要适应现代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要求,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城市功能定位,城市功能分区,完善基础设施,提升金融信息、商贸流通、科技研发、产业创新、知识进步、文化服务和健康服务等功能和宜居水平方面,还未形成超越自然地理范畴,在太原都市圈及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并未体现出应有的资源、产业、科技、金融、人才、交通、商贸、信息等多层面的引领带动效应。与众多资源型老工业城市类似,当前太原面临很多困难,如土地等自然资源约束,生态环境压力居高不下,城市基础设施落后,老城区、城中村及矿区居民住房改造任务艰巨,创新型人才短缺等问题。另外,太原的投资吸引力居中部地区各省会城市末位,也是影响城市功能提升的重要因素。

三、推进山西城镇化优化发展的基本对策

1. 率先发展太原都市圈。

根据《山西主体功能区规划》、《山西省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一核三圈三群规划》,太原都市区作为“一核三圈三群”中的“核”,处于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域,不论是城市的发展速度,还是经济的发展速度,在山西省内都是位居首位。强化太原省域中心地位,支持太原都市区率先发展,加强太原都市区与阳泉、忻州、吕梁以及孝汾平介灵组群的联系,提高四个城镇族群的辐射带动能力,全力打造太原都市圈,有利于充分发挥太原都市圈的集聚效应和带动效应。通过太原城市圈的发展,带动区域产业的结构与布局优化,促进现代的物流业和服务业向好向快发展;充分发挥周边旅游资源优势,完善旅游业的服务体系;最终通过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城镇建设的一体化,资源要素的一体化,实现太原都市圈的率先发展,形成在全省范围内具有带动和引领意义的城市圈样板。

2. 加快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

加快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增强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带动能力和集聚效应,进一步加速以晋北、晋南、晋东南三大城镇群为支撑,11个地级市为核心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围绕以大运线和北同蒲线为轴,以大同、朔州为中心的的晋北城镇群;以大运、同蒲线为轴,以临汾、侯马、运城为核心的晋南城镇群;以太焦综合通道为轴,以长治、晋城为核心的晋东南城镇群开展建设,加快推进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城镇群发展,从而借助城镇群的快速发展带动城市圈核心竞争力的迅速提升。在城镇群建设过程中,合理统筹城市基本功能,积极拓展城市的发展空间,努力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和服务能力,使中心城市真正的成为带动整个市域发展和城镇群构建的核心。同时,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先导效应、组织效应和集聚效应,不断提高整个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形成具有山西省特色的区域城市联动发展格局,从而全面提升山西省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

3. 积极实施“大县城”战略。

“大县城”战略就是把县级市或者县城作为完善城镇体系的重要切入点,逐步引导优势资源和产业要素形成聚集效应,最终实现优化提升县域城市化水平和发展环境的目的。首先,积极实施“大县城”战略,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的规划理念,处理好煤矿沉陷区的治理、工矿棚户区的改造以及新建煤矿的生活区的安置落实工作,加快新区建设和旧区整合,统筹规划建设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大县城。其次,积极实施“大县城”战略,要坚持高标准、高起点的要求,着重提升县城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水平,大力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县城的吸引力和聚集力,从而带动县域经济快速的发展。最后,积极实施“大县城”战略,要实现县城建设与产业发展、市场建设和社会化服务相结合,引导二、三产业向县城区急剧,扩大产业和人口的规模;要加强县城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县城的功能,提高县城对人口和生产要素的吸引力;逐步增强县城的一二三产协调发展,城镇建设人口增长协调发展,县城经济辐射能力显著提高的县域发展增长极。

4. 大力推进“百镇建设工程”。

重点在城市圈、城镇群、中心城市周边打造一批有产业、有人口、成本低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心小镇,围绕增强各个小城镇自身发展能力的核心要素,着力构建一批工矿型小、特色旅游型、物流交通性、休闲商贸型、“三农”服务型小镇,,按照市政标准新建或者改造镇区基础设施,完善镇区基础服务功能,同时加强镇区第三产业服务功能,满足周边群众的发展需求,结合移民搬迁和城乡建设,统筹发展,逐步使其成为农村地区发展的核心,从而推进“百镇建设工程”。另外,加快资源型工矿区的转型发展,探索“以矿建镇”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形成以生态优化、环境修复为重点,以资源整治、产业升级为目标,产业转型带动城镇发展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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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城镇化 篇10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什么中国可以近几十年保持持续稳定而快速的经济增长?很多学者认为,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 “人口红利”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然而,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从2012年出现第一次负增长开始,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连续四年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 这意味着, 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趋于消失。面对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问题严重的困局, 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 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在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过程中, 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从小城镇转移到大城市, 然而, 这些转移劳动力长期以来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和城镇居民相同的住房福利, 住房问题始终是制约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4) 》的统计数据, 截至2013年末, 中国流动人口的总量达到了2.45亿, 超过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可见, 党的十八大将流动人口问题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安居”才能“乐业”, 大量流动人口来到城市最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住房问题, 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西方移民住房理论研究现状

由于“流动人口”的一词与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密切相关, 西方国家并没有与我国的流动人口概念一一对应的称谓, 而最接近的是“移民”的概念。移民概念的外延比流动人口要大一些, 因为移民概念包含了所有的迁移人口, 而流动人口概念仅指户籍未经变化的临时性移民, 不包括户籍已经发生变动的迁移人口, 因此流动人口可以视为移民的一部分。国外对移民住房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 研究领域非常广泛, 这里我们仅从与我国流动人口住房问题更为接近的贫民窟问题、移民住房的城市空间理论、人口迁移理论等方面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梳理。

(一) 贫民窟问题。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 对城市贫民窟问题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有不少学者研究了贫民窟产生的原因, 他们认为, 当农村迁移人口刚进入城市时, 他们自身往往缺乏相应的学习培训和劳动技能, 很难迅速获得理想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 而这些迁移人口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往往不能被城市居民所接受, 很容易遭到歧视, 也很难融入城市社区, 因此只能以贫民窟的形式居住和生活。有学者研究指出, 贫民窟通常是劳动力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首个居住地, 选择以贫民窟的形式居住是迁移人口的理性行为。可见, 贫民窟的存在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它为新移民提供了一个调整和适应的场所, 贫民窟扩张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二) 城市空间和人口迁移理论。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 从城市社会空间和人口迁移角度分析移民住房问题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 已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理论体系, 主要代表性理论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入侵演替理论。

入侵演替理论最早是由Burgess提出的一个用“入侵、演替和主导”来描述外来人口迁移过程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 外来人口最初进入城市时, 出于找工作方便的考虑, 会选择居住在城市中心商业区。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 造成城市中心住房紧缺、房租上升, 这促使城市中心商业区的人向外城区迁移。在这一过程中, 低收入者逐渐向较高级的居住区入侵, 而原来居住在较高级住宅区的人不断向外城区迁移, 进入更高级的住宅区。这样的过程不断推进, 迁移便会如波浪一样由内向外层传播, 而最终最高级的住宅区位于城市的边缘。入侵演替理论为农村人口向快速扩张的城市的迁移过程提供了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框架。

2、住房过滤理论。

住房过滤理论是由Hoyt提出的描述住房在不同收入人口间流动的理论。这一理论指出, 住房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磨损, 高收入者需要购买新建的高级住宅来维持自己的效用水平不变, 高收入者在迁居以后, 其原来的住宅被中等收入者占用, 而中等收入者原来的住宅会流动到低收者手中, 在这一过程中, 住房会向低收入者不断过滤, 而人口会向高级住宅区不断过滤。过滤理论为住房供给和人口迁移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分析角度。

3、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源于Rossi的研究, 这一理论将一个人成长过程与人口迁移联系起来, 以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来解释一个人一生的迁居过程。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解释了一个人一生中可能发生的五次迁居, 包括出生成长、离开家庭、结婚、生孩子以及年老。这一理论认为, 生命周期的循环会促使家庭结构发生变化, 从而形成不同的住房需求, 而一个家庭迁居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家庭住房的调整来满足这种需求。

4、互补理论。

互补理论由Alonso最先提出, 主要从经济限制方面解释人口的迁居行为。互补理论认为, 在做出迁居决策时, 低收入者由于收入的限制, 对居住空间的选择范围相对狭窄, 因此只能选择紧靠城市中心的区域居住, 住房面积小, 市中心区人口密度高;高收入者在做出迁居决策时, 居住空间选择的范围较大, 可以选择在远离城市中心的郊区居住, 住房面积较大, 而郊区的人口密度较低。互补理论为分析不同收入的家庭在城市的迁居行为提供了经济学方面的解释。

三、国内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研究现状

(一) 流动人口住房现状研究。

目前, 国内关于流动人口住房现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工住房现状方面, 甚至有不少研究将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等同于农民工住房问题。在农民工住房现状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吴维平和王汉生对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流动人口的住房形式和居住条件进行了研究, 他们的研究表明, 由于户籍制度和城市福利之间的联系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这两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基本上被排斥于主流住房分配体制之外, 而租房成为流动人口最主要的住房选择;同时, 流动人口的住房条件明显低于当地居民。张子珩对中国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研究发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受住房供给条件和需求能力的限制, 他们比起城市户籍人口在住房的可获得性、住房条件和居住的社区环境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距。尽管大多数研究都认为与当地居民相比, 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更差, 但是蒋耒文等的研究却发现:在城镇地区流动和迁移的人口的住房状况并不比当地居民差;甚至在一些住房设施方面, 流动迁移人口的状况还要好于当地居民。他们的研究还发现, 与当地居民相比, 流动人口拥有较低的贫民窟发生率;城镇流动人口享有比城镇当地居民更好的住房设施, 而农业户流动人口居住在贫民窟的比例也低于当地农业户居民。

(二) 流动人口住房供给与需求研究。

车士义等从住房需求和供给的角度, 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住房供求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 流动人口的供需结构在低水平上实现了基本匹配;租房者与承租者的住房信息渠道比较原始, 而政府在流动人口住房供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王瑞对武汉市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受到收入水平和心理因素的制约, 他们对住宅商品房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同时, 他们还发现, 地方政府政策的排外、房地产市场定位的边缘化和流动人口不以定居城市为目的的居住方式是造成流动人口主要以私房租赁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要原因。

(三) 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侯慧丽和李春华以居委会和村委会社区这两种不同的社区结构为观察角度, 对流动人口住房选择行为进行了研究, 他们发现:具有自雇佣、工作不稳定、家庭户流动等特征的流动人口更有可能选择在村委会社区居住;在不同社区中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因素是不同的, 在居委会社区, 收入对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影响更为明显, 而在村委会社区, 流动方式和住房用途对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影响更为突出。何炤华和杨菊华的研究将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因素分为个体、制度和用人单位要素三个方面:在个体层面, 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主要受到其消费模式、社会心理和观念、职业、经济能力等个人因素的影响;在制度性要素方面, 现行的住房保障体系主要关注的是当地市民的住房需求, 对流动人口并不适用或并不完善是造成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重要原因;在用人单位方面, 大量雇佣农民工的单位缴纳公积金的积极性不高也制约了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改善。

(四) 流动人口住房的空间结构。

林李月等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空间格局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住房自有率、租住房率与住房质量指数表现为南北差异, 住房不受干扰指数和住房面积指数均呈现出东西差异, 而住房费用指数则呈现出以内蒙古、陕西、湖北和安徽为低值中心, 以北京为高值中心的特征。这种空间分布规律是因为各项住房指标“高-高”和“低-低”空间集聚所导致。同时, 他们还发现, 西部省份虽然拥有较高的住房自有率, 却无法拥有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宽敞的居住空间, 从而成为条件中等偏下和较差住房的集聚区;相对应的东部省份租房率较高, 但住房设施配套较为完善, 使得以山东、辽宁和天津等为代表的不少东部省份跻身于住房条件综合状况较好的区域, 即便是个别位于中等偏下区的东部省份, 其住房质量也明显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于长江流域的省份则不仅有较高的住房自有率, 而且居住空间和居住环境也相对较好, 因此成为住房条件较好区域的集聚区。

四、述评及展望

通过对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现有国内外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 国外研究主要以移民住房理论为视角进行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探索, 与我国流动人口住房问题最为接近的研究主要涉及贫民窟问题、移民住房的城市空间理论、人口迁移理论等多个方面, 而这些方面的研究也为学者对中国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上的借鉴。而国内学者从居住现状、市场供求、影响因素、空间结构等诸多方面对流动人口住房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索, 得出了较有价值的研究结论。然而, 现有研究至少有两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入。

第一, 关于流动人口住房现状研究方面。目前, 关于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将注意力集中在农民工住房问题上, 不少研究甚至将流动人口问题等同于农民工问题;然而, 流动人口中是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的, 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乡-城流动人口和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的城-城流动人口在职业、收入、住房支付能力等方面的不同, 必然导致其住房选择行为是不同的, 被大多数研究忽略的城-城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同样值得更多的关注:首先,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驱动大量小城市和西部城市的城镇户籍居民流入到大城市或东部城市, 其比例约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5%~30%, 这部分人口的绝对数量相当庞大;其次, 有研究发现, 虽然流动人口的整体收入较低, 但是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实际上并不低, 甚至高于本地居民, 这意味着, 流动人口中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 而这种社会分层是否会影响不同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行为同样是值得关注的。

第二, 在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因素方面。现有的大多数研究将流动人口较差的居住条件和居住质量归因于制度性因素, 例如现有的户籍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和其他社会保障制度问题, 或者是用人单位的公积金制度等。但是仅有很少的研究意识到, 导致流动人口居住条件和质量较差的原因不完全取决于制度因素, 甚至其主要原因可能并不是制度性因素, 而更多取决于流动人口循环流动的特性和流动人口的过客心理。可见, 对于流动人口做出住房选择时的心理因素的关注也需要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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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何炤华, 杨菊华.安居还是寄居?不同户籍身份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研究[J].人口研究, 2013.6.

人口城镇化 篇11

关键词 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度；江苏省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2-014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2.023

城镇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经济转型现象，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城市学家等对城镇化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学术成果，并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加速进展，有大量关于城镇化及其发展机制^[1-3]、城镇化与人口的非农化^[4-5]、城镇化与工业化^[6-8]、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9-11]、就业^[12-13]等探讨的研究问世，更加丰富了中国城镇化的研究。也有学者研究结果显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对于不同地区，由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不同，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即使在相同的人均GDP条件下，对应的城市化水平也表现出差异性，关键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以及协调发展度如何^[14]。但是由于种种历史或者现实原因，尚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城镇化的研究往往从单一角度或者两个角度加以认识，不能全面反映城镇化的内涵。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对城镇化的研究从对城镇化影响最为重要的三个因素——人口、土地和经济入手研究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的时间演变规律以及空间格局。

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省，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城镇化的进程也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无论是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还是产业的城镇化都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对其他省市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本研究首先在定量的基础上以我国的发达地区——江苏省作为典型案例，综合分析各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总体水平，然后再进一步的分析发展协调度的综合发展水平。研究三者协调发展的时间演变规律以及空间格局。

1 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以及经济城镇化的内涵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西方学者采用的“urbanization”一词不断为中国学者引用，翻译为“城市化”或者“城镇化”，在本文研究中，获取数据的来源既有城市数据也有集镇数据，采用城镇化更为贴切。关于城镇化的内涵，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纵观各学科对城镇化的不同理解，陈春等人将城镇化的内涵概括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四个方面^[11]。①人口城镇化。这是城镇化的核心，其实质应是人口经济活动的转移过程；②经济城镇化。这是城镇化的动力，主要指经济总量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非农化，其中工业化是直接推动因素，而第三产业的兴起与兴旺则是城镇化程度的表现；③土地城镇化。这是城镇化的载体，主要表现为城镇建成区面积增加；④社会城镇化。伴随着经济、人口、土地的城镇化进程，人们的生产方式、行为习惯、社会组织关系乃至精神与价值观念都会发生转变，是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向乡村地域扩散的较为抽象的精神上的变化过程。

本文研究中，主要涉及的三个名词是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没有对社会城镇化单独分析，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城镇化的部分指标本身就体现在以上三方面之中；另一方面在于对社会城镇化的描述较为抽象，在数据的获取和定量化上有一定的困难。

2 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针对前人主要采用的评价方法的不足，本文在评价方法中采用的是组合评价，也就是将不同的评价方法进行适当组合，综合利用各种方法提供的信息，从而尽可能的提高评价水平的精度。本文所采用的构成组合评价的两种基本方法是基于主成分分析、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于这两种评价方法的基本原理和步骤，不再赘述，可参阅相应文献^[12]。

这两种方法既有客观赋权法，又有主观赋权法，用它们构成组合评价，可以弥补两类方法的缺陷，既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又尽量减少了人为因素的主观影响，明显提高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考虑到两种评价方法各有特色，确定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的权重相等分别为0.5和0.5。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层次性的原则的基础上，从数据可获取性和便于量化的角度，本研究构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城镇化的评价体系(表1)，其中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其实质是人口经济活动的转移过程，在传统认知上仅用非农业人口比重体现人口城镇化，本研究采用了与人口城镇化密切相关的人口、就业和人民生活三个二级指标；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的载体，主要表现在土地结构、土地的投入-产出水平上；经济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动力，

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以及

经济外向型三方面已经可以充分表现经济城镇化水平。而且其中的三级指标在选取上基本上采用的是人均指标、地均指标和比重形式，使数据更加具有代表性和可信度。

2.2 研究方法

2.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研究中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0）、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0）以及其它相关文献。为了排除由于量纲以及数量级大小不同造成的影响，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计算公式为：正相关指标x′i=xi-xminxmax-xmin（1）

负相关指标 x′i=xmax-xixmax-xmin（2）

其中，x′i为标准化的值，xi为原始观测值，xmax为指标最大值，xmin为指标最小值。

采用层次分析法的多指标加权综合评价模型：

W=∑nJ=1ai×rj,j=1,2……，n（3）

公式中ai是第j个指标的量化值，rj就是第j 个指标的权重。W为人口子系统、土地子系统、产业子系统分别的评价分值。最后得到三子系统的得分为Wi( i=1，2，3），最后根据不同子系统的权重确定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分W。

利用SPSS13.0数据处理软件分别对人口子系统、土地子系统、产业子系统的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以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特征根大于等于1的主成分计算出13个地区的人口子系统、土地子系统、产业子系统各因子得分分别为Xi（i=1，2，3），本文采用相同的权重算出成分分析法得分X，最后基于两种方法的计算公式为：

F=0.5W+0.5X（4）

2.2.2 人口、土地与经济子系统三者之间的协调性计算

参考有关协调度研究的文献^[7-9]，定义代表三个变量之间的协调发展度水平的协调系数公式为：

CI=x+y+zx2+y2+z2（5）

式中：x为人口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y为土地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z为经济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CI代表人口、土地、经济发展的协调系数，不难证明1≤CI≤1.732，当x=y=z时CI取最大值，此时协调度最高。该指数是指人口、土地、经济应相互协调，即城市的人口城镇化应和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相协调，同时最终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其数学内涵为人口、土地、经济应相互均衡，任何一方面的偏颇将使综合效益降低。

2.2.3 协调发展水平的计算

为衡量人口、土地与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状况，本文采用协调发展度作为衡量尺度，具体公式如下^[9]：

D=CI×F（6）

式中，D为人口、土地和经济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CI为协调度，F为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根据前面F和CI的取值范围，不难证明D的取值范围在0到1.732之间。下面对D的分级也是基于这个取值范围确定，这一点目前还没有相关学者的研究，本文是依据科学的数学模型，经过严格的数学推算得出D的取值范围（0~1.732），根据该范围对协调发展度进行初步的分类。

2.2.4 协调类型的确定

很多学者关于协调度的研究大部分是关于两个变量之间的协调度^[7-9]，本研究中是计算三个变量之间的协调度，相关研究较少，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在本研究中，笔者参照了相关的数学方法，计算出0≤D≤1.732，据此将结果加以分类，分类标准见表2。

人口城镇化 篇12

人口流动是结构变迁的必要内容

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增加, 前提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这要求现有产业的技术不断创新, 同时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这种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

工业革命在制造业率先发生。制造业的特征是生产流程长, 分工细, 要求的各种配套投入多, 规模经济大。为了节约交易费用, 人口和劳动力集中在生产的地方。随着制造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地方变成了城市, 同时出现分工的进一步细化, 开始有服务于生活的服务业和服务于生产的服务业。产业结构就从农业为主, 转移到制造业, 最后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农业向制造业流动、再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流动。这个现代经济发展的结构变迁过程是技术创新的过程、产业升级的过程, 也是人口城镇化的过程。

比较优势发展的两个制度前提

在上述结构变迁、人口流动的过程中, 为了快速、健康、持续的发展, 要坚持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按照每个经济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倘若如此, 就能做到产品成本最低、最有竞争力, 就能创造价值和利润, 积累资本, 为进一步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提供物质基础。而且, 在发展的早期, 劳动力相对多, 工资相对低, 采用的技术和发展的产业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 这样就能给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提供最大可能的就业机会。

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必须要两个制度前提。

其中一个制度前提是有效的市场。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必须充分反映它们的相对稀缺性, 这样的价格体系只有在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够存在。各个企业家为了追求利润, 会用廉价的要素替代昂贵的要素的技术来生产, 也会进入能多用廉价要素来生产的产业, 这样的技术和产业就会符合比较优势。所以, 有效的、竞争的市场是一个经济体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制度前提。

另外一个制度前提是有为的政府。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要有一个先行者, 先行者要比一般后来者承担更大的风险, 需要对先行者给予一种激励机制, 这种激励补偿必须由政府提供。发达国家有专利制度。但在发展中国家,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大部分都发生在世界技术和产业的前沿之内, 不是最新的, 专利制度不一定适用, 但也要有所激励补偿。

同时, 为了让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能够进行下去, 软硬基础设施必须进行相应的完善。随着现代制造业的规模经济越来越大, 市场范围越来越广, 必须要有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才能够降低交易费用, 让交换变成可行。此外, 还需要不断完善金融体系, 把分散的资本动员起来从事大规模的投资。为避免道德风险的出现, 交易双方需要签合同, 必须要有法律机构监督合同的执行。

在农村, 政府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让人口进入城市、适应城市的生产活动, 必须加强农村人力资本的培养, 让他们拥有不断学习和掌握现代技术的能力。当劳动力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时, 需要满足国内农产品的自给自足, 需要农业技术不断创新, 提高农产品产量, 而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基本上是必须由政府来提供的。同时, 农村的土地要不断向留在农村的农民集中以扩大农场规模, 这也需要有合适的土地制度。

上述这些都要有为的政府来因势利导, 如能这样, 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也就能够比较顺利、和谐地进行。

双轨制的利弊及改革方向

中国在改革之前推行赶超战略, 并不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当时城镇优先发展重工业, 投入非常大, 但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 不能容纳农村人口进城, 导致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的出现。另一方面这些重工业违反比较优势, 当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 只有靠政府保护补贴才能够活下来。政府需要直接干预、动员资源到这些优先发展的产业, 压低利率价格、资源价格及劳动力价格来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1979年以后中国采用渐进双轨制, 放开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力密集产业, 积极招商引资。这确实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 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 但对原本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 继续提供必要的保护补贴。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在转型过程当中能够维持稳定, 避免出现大量的失业和社会问题。但留下来的保护补贴就会创造租金, 滋生社会腐败, 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