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方向（共4篇）
城镇化方向 篇1
摘要：11月3日-6日, 第四界世界城市论坛在南京召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致信称, 应该推动打造更加健康、安全和繁荣的都市, 并确保人人得享公平与公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致辞说, 各国城镇化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只有加强合作交流, 变挑战为机遇, 才能实现各国城镇化的新发展。
2008年11月6日, 南京。由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共同主办的、以“和谐的城镇化”为主题的第四届世界城市论坛落下帷幕。来自世界各国的与会代表最后一致通过了《南京倡议书》, 呼吁各国政府以更负责任的态度确保城市贫民在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下, 能平等获得足够的住房、医疗、能源等基本服务。
为期4天的论坛吸引了国内外包括175个国家和地区的部长、副部长, 城市市长, 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普通公民等7000多人参加。此次论坛规模宏大, 共举行了3场全体会议、6场对话、8场圆桌会议、72场合作伙伴活动、24场培训会议、69场人居会议等, 总计227场会议。
形势严峻 各国需加强交流
开幕式上, 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宣读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致辞。沙祖康援引潘基文的致辞指出, 联合国统计预测, 到2030年, 全球总人口的2/3将居住在城市里。但急速城镇化将同时为人类制造诸多问题, 例如大量生活垃圾带来环境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增加, 以及贫困加剧等。潘基文致信称, 应该推动打造更加健康、安全和繁荣的都市, 并确保人人得享公平与公正。
沙祖康说:“世界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快速的城镇化发展。然而, 就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城镇化时代’即将到来之际, 全世界1/3的城市人口却居住在贫民窟和非正规居所。如果任由如此趋势继续发展, 这一数字到2030年将达到20亿。确保向城市人口提供基本服务以及体面和可承受的住房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 它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一个战略性手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他指出, 当前, 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 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 各国城镇化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只有加强合作交流, 变挑战为机遇, 才能实现各国城镇化的新发展。
张德江表示, 面向未来, 中国政府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继续加快城镇化进程, 坚持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道路, 坚持走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的城镇化道路, 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科学的城镇化道路, 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安娜·蒂贝琼卡在开幕式致辞时称, 当前, 全球面临着气候变暖、环境问题和金融危机等一系列挑战, 与此同时, 城市化也在加速发展。如何实现城市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公平发展, 需要各国政府共同努力, 进行积极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 寻找各种解决方案, 这对促进和谐的城镇化将是非常有益的。
安娜·蒂贝琼卡是中国许多城市的高官熟悉的人物, 她多次来中国参观考察, 并为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的中国城市颁奖, 她曾如是称道:“中国在人居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成绩, 中国的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致辞中说,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城镇化的和谐发展, 立足人口众多, 资源相对不足的基本国情, 坚持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 加强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 推进建筑节能和城镇减排, 转变城镇发展模式, 努力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出席论坛开幕式的外国政要有肯尼亚总理奥廷加、巴林王国首相哈利法、菲律宾副总统德·卡斯特罗, 肯尼亚副总理穆达瓦迪等。出席论坛的中国高层官员还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江苏省省长罗志军等。
“和谐城镇化”是主题更是方向
怎样能为一个城市和在其中生活的人在物质、环境和文化上创造出和谐?都市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如何体现?如何运用国内资源去达成和谐城市化?“第四届世界城市论坛”围绕“和谐的城镇化”这一主题展开, 227场会议的内容也大都与社会、经济、环境、空间、历史、代际和谐有关。
当前, 各国的城市发展都面临一系列不可忽视的问题, 如空间的不对称、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环境恶化、文化差异和历史遗产, 矛盾纠结无处不在, 因此之故, “和谐的城镇化”也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大方向。
围绕“国家应采用哪些绿色政策去处理气候变化和实行高效能的都市发展?政府应实行何种政策及机制以降低都市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如何改进都市的环境?”等热点话题, 在部长圆桌会议上, 与会的部长纷纷表示:为改进环境和达成和谐城市的目标, 政府需要具有创新精神并寻找更新的高效能及环保的方案以减少降低都市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实施提高效能、降低污染程度、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并且减少碳排放量的绿色政策需要被研究并且采用。
“当前世界城市发展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挑战, 要解决好城市发展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 有赖于管理良好和富有创造力的地方政府, 成功地动员和组织全体市民, 共同参与管理城市事务。”在11月3日下午的市长圆桌会议上, 世界城市与地方政府联合组织 (UCLG) 联合主席、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和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提出, 为实现城市和谐发展须重点关注以下问题:一是城市发展要坚持科学性和有序性。要以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为基础, 综合考虑自然地理条件、人口分布、城市空间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制定有针对性的发展政策, 尤其要节约集约使用土地, 避免城市过度扩张。二是城市发展要坚持环境优先的理念。三是城市发展政府要起主导作用。四是城市发展必须获得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
城市防灾减灾分论坛也是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土木系宋波教授在发言报告里论述了中国城市防灾在规划、工程结构抗震对策、重大工程结构减灾对策方面面临的问题。报告着重探讨了中国在973、863领域的灾害研究概况及新技术的应用情况, 为提高中国城市基础防灾能力, 在城市防灾规划方面和地铁防灾施策方面等提出了对策。
上述分论坛只是227场会议的一个个缩影, 其余的分论坛现场也是座无虚席, 发言踊跃。
世界名城齐聚会
“可持续发展城市实践展”是第四届城市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展示来自世界各地应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前沿项目、设想、技术、案例、研究、经验和最佳范例。“可持续发展城市实践展览会”分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展区。共有71个国家和国际机构、72座国内城市和20多家企业参展。
在展会现场, 各参展的中外城市纷纷拿出自己的形象宣传绝活, 大搞“城市营销创意”, 像雕版印刷、昆曲表演、茶艺表演、吹拉弹唱……
江苏馆的扬州, 搬来了一条老街。老街建筑是中国典型的明清古建筑, 粉墙黛瓦, 颇具江南味道。
和扬州一样, 苏州将江南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和昆曲搬到了展馆, 来宾可以在小桥流水间品味原生态的昆曲。绍兴则将咸亨酒店、太平桥、乌篷船、兰亭等绍兴特产搬进了展馆。来宾可以一边喝着女儿红、品尝茴香豆, 一边欣赏越剧。
四大古都之一的西安, 最吸引人的莫过于他们带来的兵马俑和大唐仕女。
和“传统文化秀”相得益彰的是, 不少城市用能够代表各自城市特色的纪念品展示城市形象。为了直观展示武汉在水环境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 以及武汉的节能减排理念, 武汉在自己的宣传册内, 放入了一瓶用环保袋装着的纯净水, 让逛展览的嘉宾“一口饮下”武汉的好山好水好生态。有着中国最美海滩的北海, 自然送出的是贝壳、海螺等纪念品。
各个城市还在布展上煞费苦心, 以独具匠心的展台吸引中外嘉宾。巴林王国用红地毯、艺术品营造了一个缩微巴林。更有国外参展城市, 在展台现场做起了生意经, 向参会代表出售代表其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品, 牛角、手镯、织画、项链、水晶瓶等应有尽有。
东道主南京的城市特色是“山水城林”融于一体, 历史文化积淀相当深厚。走进南京的展台, 来宾一下子就能感受到南京的这些特色——绿树、城墙。城墙内, 分成文化之城、科技之城、生态之城和虚拟城市等几方面, 将南京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城市特色分门别类地展示出来。
企业彰显节能理念
在第四届世界城市论坛的展览厅内, 各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其节能环保标签。国际展厅里, 西门子公司搭建了100平方米的展台面积, 向公众展示了其全面的“绿色”业务组合, 涉及输配电、发电、楼宇、照明和医疗等领域的节能环保科技和解决方案:西门子的创新使发电和输配电变得更有效, 同时大大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量;西门子的创新技术力求打造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 降低生产成本, 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在国际展厅里, 有一款十分新颖的节水水龙头。据了解, 此款节水装置目前还未进入国内市场, 它可以自动将水流调至最适合的水量, 简化了人们的手动操作, 更节约了水资源。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通过此次世界城市论坛, 他们感受到中国对节能减排的重视与关注, 并考虑将产品引进中国大市场。
力诺瑞特在上海展区有一块特殊的展位, 也是本次论坛展示唯一的太阳能展示区。
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母公司巴斯夫和中石化, 在其联合展台中展示了最新的建筑材料、解决方案和现代生活理念。节能住宅是巴斯夫公司展示的理念之一, 它采用聚氨酯泡沫或双层玻璃窗等解决方案, 翻新后可节能接近50%, 试点工程已在上海启动。巴斯夫还展示了其在提高汽车能效方面的解决方案。公交车、汽油、柴油动力汽车或摩托车等车辆均可采用催化剂技术, 或在加油的同时加入添加剂, 实现有效减排。
参展企业大多表示, 此次参与展览, 既是一个宣传平台, 又是一个学习机遇。
城镇化方向 篇2
摘 要：对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向的探索，应当考察养老金制度向基金积累制转轨的实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养老金制度向基金积累制转轨的实质是“被动型赤字财政政策+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运作模式改变的只是给付方式，由原来的待遇确定型变成缴费确定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现收现付的筹资方式。养老金制度向基金制转轨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风险，却使得国家在财政政策运用上陷入被动的局面，给经济带来挤出效应、市场扭曲与逆向收入再分配等诸多负面影响。中国目前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且收入分配状况恶化。改革的匡正之道，应是立足于建立非纳费型国民基础养老金计划与缴费型名义账户制计划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升制度激励，消除劳动力流转障碍，实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总之，基金积累制不是养老金制度改革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名义账户制模式才是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归宿，是优化部分积累制技术路线的不二选择。
关键词：转轨，挤出效应，市场扭曲，逆向收入再分配，基金积累制，名义账户制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在城镇探索建立一个现收现付的统筹账户与基金制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模式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了解决改革初期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问题，中国于2006年在11省市展开试点，按照参保人工资额的3%—8%做实个人账户。由于资本市场存在高风险，做实的个人账户资金目前仅限于银行协议存款与购买国债，年收益率为2%，尚不抵通货膨胀率。有的地区在个人账户做实后，统筹账户出现亏空，不得已只好依靠地方债券甚至银行贷款支付养老金，而贷款利率远高于协议存款利率。这一收益率严重倒挂的现象特别值得我们反思：向基金积累制转轨、做实个人账户能否帮助中国解决养老金支付危机？什么才是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可行方向？
综观主张养老金制度向基金制转轨的研究文献，主要的观点有：第一，现收现付制的收益率为萨缪尔森的生物收益率，当人口增长率为负时，养老金体系将出现支付危机。建立基金制的个人账户进行养老金投资，以收定支，有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到来时的养老金支付风险。第二，传统的现收现付模式对个人储蓄存在“挤出效应”，减少了资本积累，阻碍经济增长，并因此降低了资本/工人比率，导致生产率下降，工资降低，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劫贫济富”的分配。第三，基金积累制能通过提高运营效率来增进社会福利。在代内再分配上，基金积累制是中性的，甚至能降低基尼系数、改善传统模式下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并且，当“艾伦条件”不再满足时，公共养老金制度向基金制转换能改善代际收入分配效率。
上述第一个观点实际上认为，基金收益率独立于经济增长率，积累制似乎不受人口老龄化与低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这只是一个“合成的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实际上，少子老龄化的结果是基金的实际收益率下降，这一点已由巴尔等人给予了理论性的证明。现收现付制存在“挤出效应”的结论来自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当存在代际财富转移或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下，这一结论不成立。在收入再分配效率方面，基金制派的观点忽略了转轨成本，考虑到转轨成本，两种筹资模式的收益率其实是一样的。
国内文献方面，不少学者主张中国实行基金积累制。郭树清与赵耀辉等学者认为，基金积累制对个人有明显的激励机制，通过完全积累，以收定支，不仅可以避免人口老龄化时养老基金的支付风险，而且形成大量强制性的长期储蓄，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因此，把个人账户由“空账”做成实账是中国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关键。但更多学者对中国实施基金积累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出了质疑：第一，中国当前的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状态，并且资本市场不具备养老金投资的条件，目前养老金制度向基金制转轨从时机上说并不恰当。第二，从人口老龄化与现收现付制的定量关系上分析，中国的现收现付制仍然是可持续的。第三，资本市场存在很高的投资风险，很难保证养老基金的收益，积累制并不能解决老年人实际得到的保障水平不下降的问题，反而加大了支付风险。郑秉文进一步指出，名义账户制能够避免基金积累制下的转轨成本问题，能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收益，具有较高的透明度与较好的可携带性，有利于扩大保障的覆盖面，是建立养老保障长效机制的理性选择。
对于养老保险制度两种筹资模式——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孰优孰劣以及如何选择的问题，理论界不乏讨论，20世纪末、21世纪初该问题一度成为争论的热点。但我们并非从无到有建立养老金制度，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养老金制度建立之初就采用了现收现付制模式。养老金制度的初始模式对于改革成效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站在转轨的角度来考虑养老金制度的模式改革问题尤为重要。迄今为止，鲜有文献从转轨的角度分析养老金制度改革，一系列问题有待厘清：养老金制度向基金积累制转轨究竟为我们提供一个怎样的运作机制？给宏观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养老金制度转轨能否如基金制派所宣称的可以提高市场效率、增进社会福利？笔者尝试通过考察养老金制度向基金制转轨的实质及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拓展对转轨问题的理论认识，彰显中国实施名义账户制养老金制度的必要性并提出相应的制度架构。
二、养老金制度向基金积累制转轨的实质
在基金积累制或部分基金制的实施效果中，转轨成本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因为对由现收现付制转化为基金积累制的部分，年轻人需要为自己的基金积累制账户缴费，不再为旧制度下被转换的现收现付制账户缴费，这必然造成巨额的养老金缺口，同时代老年人的养老金却仍然需要年轻人来解决。于是，年轻人既要负担同期老年人的养老金支付，又要为自己将来的养老金缴费，形成二重负担。而且，由于养老金缺口资金数额之大，转轨成本的消化不是一代年轻人所能承受的，而是由转轨后各代人共同担负的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于转轨造成的巨额养老金缺口，国家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筹措资金加以解决。不少学者建议发行国债(孙祁祥，2001)或税收渠道(王燕，2000)来解决。显而易见，如果能用税收或其他非赤字财政手段来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就不需要进行模式转换去解决养老金支付危机，只需要求养老金制度能够提供对缴费主体的激励，支付困境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因为转轨分流一部分养老金缴费，导致养老金的缺口规模更大。对于转轨成本的解决方式，可以排除非赤字财政手段(如征税、划拨国有股、发行福利彩票等)，我们不妨以发行国债为例来讨论。转轨过程的资金流向如图1。其中，①②③④项为第一期(转轨期)的资金流向，用单箭头表示，⑤⑥⑦⑧项为第二期的资金流向，用双箭头表示。养老金制度转轨时处于工作期的一代将资金②交给国家用作专项投资④，进入资本市场投资或购买专项国债，投资回报⑥在第二期即为工作一代的养老金⑧。为了弥补转轨造成的养老金缺口，国家发行国债取得资金①作为退休一代的养老金给付③，这部分资金并未在经济中运营增值，第二期只有再次发行国债来偿还，取得资金⑤给付国债本息⑦，兑现当初的支付承诺。由于经济中仍存在国债，如果不是用税收或其他财政手段来填补这一债务缺口，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
对于这一过程，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考察。可以将资金③、④的来源分别视为②、①，退休一代的养老金仍由当前工作的一代支付，后者的养老金⑧由下一代的养老储蓄支付，如此重复至各代。于是，资金流①④⑥⑦可以看作一个独立的过程，用虚线的方框标示如图。这一过程我们较为熟悉，其实质就是一个增加财政赤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整个转轨过程中，养老金的筹资方式依然是现收现付制，只不过采取了缴费确定型的给付方式。
图1 养老金制度向基金积累制转轨的资金流向图
根据图1的分析，我们知道，养老金制度向基金积累制转轨的实质其实是“被动型赤字财政政策+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在转轨后长达一代人的工作期，国家都是被动地实施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之所以称为“被动型赤字财政政策”，是因为与传统的相机抉择的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不同，政府需要为这一项巨额资金寻找合适的投资渠道，如何能保障其长期稳定收益是一个棘手的难题。而相机扩张的赤字财政政策是在经济疲软的宏观环境中主动实施的，其目的是拉动内需，实施额度相机确定，容易确定合适的投资渠道，实施成本较低。由此看来，向基金积累制转轨的情况下，养老金制度运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现收现付的筹资方式：经济中仍然是工作一代赡养退休一代。与转轨前的现收现付制模式相比，新制度产生的区别只有两个：一是改变了给付方式，由原来的待遇确定型变成了缴费确定型，养老金收益来自基金的投资回报，变得更为不确定；二是联系整个宏观经济活动来看，决策当局不得不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在宏观财政政策运用上陷入被动的局面。认为养老金制度向基金积累制转轨可以解决养老金支付问题的主张，是把养老金运作与整个宏观经济割裂开来，可以说不仅是犯了合成的谬误，而且也犯了“分离的谬误”。
三、养老金制度向基金积累制转轨对经济的影响
养老金制度转换为基金制模式会从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给经济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扭曲竞争性市场与逆向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前两者来自向基金积累制转轨与实施的整个过程，后者来自基金积累制的具体实施阶段。
(一)挤出效应 为了弥补转轨造成的养老金赤字，国债是被动发行的。从转轨开始的时刻起，在一代人的缴费期国家都要增发新债，发行额根据积累制的账户规模来确定。在许多国家，公共养老金计划都是最大的财政项目，养老金制度转轨导致的国债发行规模是相当可观的。由于并不能确保经济在整个一代人的工作期均处于需求不足的状态，存在着大量闲置资金，发行国债不可避免与私人部门争夺资金，产生挤出效应。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下，将通过拉抬市场利率对私人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对于这一消极影响，政府难以诉诸赤字货币化的手段予以消除，该手段受限于经济中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是任何时期都可以使用的。再者，赤字货币化的本质是征收通货膨胀税，如前所述，如果可以采取赤字货币化的手段，也就没有进行养老金制度转轨的必要，直接货币化即可解决原有养老金制度的支付缺口问题。“艾伦条件”不再满足被认为是养老金制度摒弃现收现付制，代之以基金积累制的一个重要理由。这种情况下经济中的利率高于自然增长率。虽然人口老龄化趋势导致人口增长率n降低，但这种经济体中储蓄不足，利率相对过高，伴随养老金体制转轨，国债发行的规模不断增加，国债利率势必成上升趋势。一旦国债的利率r高于经济增长率g，国债发行的可持续条件就被打破。这会向投资者传递一个信号，即政府无力平衡预算。随着人们对政府偿债能力逐渐失去信心，政府将很难通过市场化途径发行国债为养老金赤字融资。但养老金制度转轨造成的赤字规模是刚性的，为了保持币值稳定，这时就只有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发行国债，直接挤占私人投资。因此，如果说现收现付制存在挤出效应的话，向基金制转轨同样存在挤出效应。
另一方面，在公共养老金的投资运用上也会产生对私人资本的挤出。公共管理下的养老金投资是由政府部门主导来开展的。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公共投资也能产生“挤进效应”，公共资本投资于某些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改善投资环境，一定程度上能够产生正的外部效应，提高私人资本的生产能力，挤进私人投资。但一般来说，基础设施类建设投资周期长，投资回报率较低。在这方面日本与新加坡的养老金投资均有失败的例证。公共养老金的性质决定了其投资方向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投资，养老金投资的目的是获得高额稳定的收益，也就决定了它应当投资在高回报率的盈利性项目上，从而势必造成对私人资本的挤出。即使在非充分就业、大量资源闲置的情况下，大规模养老金投资的挤出效应仍难以避免。养老金制度的模式转换以国家负债为代价，养老金投资的机会成本实际上就是国债的机会收益率。随着国债发行的规模增加，它的边际机会收益率递增，而养老金投资的边际回报率递减。对于规模巨大的养老基金，经济中并不能保证存在如此之多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能使其投资的边际回报率超过发行国债的边际机会成本。特别地，在政府部门主导下，当投资出现低效率，导致其收益低于机会成本，最终只有靠自身特许下的垄断性定价权来保障其收益，其实质是一种变相的税收。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养老金投资同样挤出了私人投资与个人消费。
(二)市场扭曲 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本质属性与首要目标是要应对老年收入风险，为全社会老年人提供安全的收入保障。安全性与稳定性是公共养老金制度运营的第一目标。在基金积累制的运作过程中，需要将数额巨大的公共养老金投入资本市场或直接投资于实体项目。资本市场的特点是高风险、高回报，这一特点显然与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运营目标相冲突，冲突的结果就是产生市场扭曲、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就私人管理的“智利模式”而言，在养老基金投资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存在多个代理人，为了保障养老金收益的稳定性，防范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以及资本市场波动带来的投资风险，私人管理下养老基金的市场监管非常重要。出于自身金融环境与宏观经济稳定性等因素考虑，实施基金积累制的大多数国家只能采用严格的限量监管模式。这除了会使公共养老金的投资渠道受到限制，最终影响投资回报率之外，严格的投资限制政策与规模经济方面的因素有可能使养老基金向少数几家大公司集中，形成垄断趋势。在智利，一系列投资限制政策使养老金投资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十家大公司，并且，制度建立之初的20多家养老基金公司至2005年仅剩6家，其中3家大公司占据市场份额的70%以上，养老基金行业成为一个被扭曲的市场，市场竞争效率受到明显影响。
在公共管理的中央公积金模式下，养老金由国家集中管理，基金投资由国家统一运作。由于国家承担养老金投资最低收益保障的风险，国家干预资本市场的市场化运作不可避免。养老基金一旦成为大股东，政府部门就可能进入公司董事会，即使没有进入董事会也可以使用投票权来施加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对公司的经营决策及其治理结构进行干预。干预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导致资源误置，甚至裙带关系泛滥。另一方面，养老金投资使政府自身处于作为养老金资产受托人和制度监管人之间，以及投资决策者和社会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之中，最终可能导致以政治目标代替经济目标，使得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扭曲，降低投资效率。事实上，进行养老金制度转轨，如果不能将养老金进行市场化运作，在转轨过程中为养老金筹资而强制性地大规模发行国债、挤出私人资本的同时，就已经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
中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完善。这一完善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养老金制度转为基金积累制模式，不宜采取私人管理的模式将养老金投入资本市场运作，可能的选择是采取公共管理下的投资方式。大规模的养老金投资将意味着政府直接参与市场运作，增加政府对资源的占有规模和控制程度，减少私人企业和个人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这对于有着特殊二元经济结构(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各占半壁江山)的中国来说，实质上就是增加市场经济中的国有化程度，促使国有行业扩张，最终给市场效率与就业格局带来负面影响，加重当前悄然恶化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
(三)逆向收入再分配
在收入再分配方面，基金积累制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言，每个人为自己的未来积累财富，多缴多得，是一种中性的收入再分配。相反地，基金制导致逆向的收入再分配。对于公共管理下的投资方式，投资决策由行政方式决定。政府部门作为养老金投资主体，集监管者与投资者于一身，既非受益主体，也非投资风险的最终承担者。激励—约束机制的缺乏使得它没有降低成本的动力，却极有可能追逐自身利益，造成养老金的损失与社会资源的浪费。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结果，就是养老金制度参保成员与养老金投资相关参与主体之间的隐性收入再分配。在具有优良监管环境的新加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有关资料估计，“中央公积金”的行政管理当局“中央公积金局”(SGIC)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收入至少是10%，远远高于记入“中央公积金”账面3.35%的名义收益率。实际上，政府一直在通过其投资公司和其他政府控制下的公司进行中央公积金投资，然而，这些基金到底投资何处、业绩如何、有什么投资规定等信息，公积金成员很难确切获得。公共养老金制度成员大部分是普通劳动者，不利的收入再分配结果由此产生。其他经济体的情况我们未及考察，从新加坡的情况来看，逆向收入再分配的结果可见一斑。
来源：《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
城镇化方向 篇3
一、内蒙古城镇风貌的形成脉络
(一) 历史遗存
内蒙古建城历史悠久。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两朝就有星罗棋布的城堡要塞存在。历史上最大的草原都城, 是元朝在与横跨亚、欧的4个蒙古汗国融为一体的背景下, 于1256年由元朝皇帝忽必烈下令建造的元上都 (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兰旗境内) 。这座与北京元大都齐名的元朝都城后来被付之一炬, 除座基之外没有留下地上建筑物。但从文字记载和其他旁证推断, 这座都城应是以中原汉式宫殿建筑制式为主, 加之蒙古式建筑点缀而成。这一形制一直影响到后来草原上各类宫廷建筑。藏传佛教传入蒙古草原之后, 大量出现汉藏建筑风格结合、加蒙古式点缀的庙宇。其中呼和浩特市在历史上被称为“召城”, 有“一座城池半城庙”的说法。现仍有不少召庙是文化旅游和居民休闲的重要场所。锡林浩特市内建于250多年前的贝子庙, 现在已成为城市发展的轴心。
(二) 近代建城
由于工商业萌芽发展和中央政权对边疆控制的加强, 内蒙古城镇也随之相应发展。在明代北元蒙古帝王阿拉坦汗所建“库库和屯”城的基础上, 至19世纪呼和浩特旧城已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宗教、居住等多重功能的塞外中心城市。清朝兴建的军政重镇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市“新城”选址于旧城以东约2.5公里, 而为下嫁皇室公主修建的公主府则选址于城北约3公里。“三极”式的城市布局, 加上穿插而建的各类村落式作坊 (蒙古语“板升”) , 形成了与中原地区以城墙围封的传统城市完全不同的形态。之后出现的边疆城镇大都形成了官府、寺庙、居民、村庄相间的布局形式。松散型的城镇形态一直影响到现代。
(三) 建国后城市规划建设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有组织的城镇建设在工业基地和各级党政机关所在地全面展开, 城市规划工作逐步推行, 基础设施也开始配套建设。其中包头市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开展城市规划, 并经中央正式批复的城市。这一由前苏联专家指导完成的城市规划, 将新建的两个城区与旧城区间的距离定为20-30公里。这一布局模式为后来组团式城市发展和大规模城市绿化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建筑风格, 一方面是大量出现的“火柴盒”式简易建筑以适应各方面对房舍的急需, 另一方面也在“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要求下, 鼓励创作地域性建筑。如内蒙古博物馆, 在吸收西洋式布局、中原汉式建筑、藏式檐口等混合风格的基础上, 加添体现蒙古特色的穹庐式园拱及花纹图饰等。再如成吉思汗陵, 在汉、藏式混合风格的基础上, 加上抽象的头盔式“蒙古帽”屋顶, 呈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
(四) 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建设
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城镇规划、建设、管理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从建筑类型来看, 借鉴外来建筑式样、整治原有建筑、保护维修古旧建筑并重, 同时继续探索地域特色的表现形式。出现了一批诸如内蒙古人大办公楼、内蒙古展览馆、内蒙古赛马场、呼和浩特市党政办公楼、内蒙古大学新楼等一批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原创性的建筑。2003年自治区制定出台的《关于加快城镇化的决定》中, 规定城市建设要把时代精神、民族特色、地区特点有机地结合起来, 内蒙古城镇风貌特色进入有组织推动的新阶段。全区各地不断涌现出特色鲜明的城镇建筑和园林景观。例如, 呼和浩特机场航站楼尤如一群现代蒙古包迎送各方宾客;昭君博物院仿古式宫廷建筑和穹隆型匈奴建筑相互呼应, 体现出“胡汉和亲”的古韵;阿尔泰游乐园以90%的绿地比例和乡土风格景观设计, 达到了在游乐中品味地域风貌的要求;呼和浩特体育场则以草原雄鹰展翅的意境与圆型建筑浑然结合;内蒙古博物馆与乌兰恰特大剧院共同将草坪、小路、溪流、飞檐组合起来, 体现了“天堂草原”的意境;内蒙古文化大厦以毫无夸张的雄浑气概透出草原文化的底蕴;以收藏阴山岩画著称的包头市博物馆, 以“草原巨石”的造型宣示了游牧民族在内蒙古草原的活动历史;鄂尔多斯市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史诗作为群雕素材, 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城市广场。此外还有诸如内蒙古会展中心、通辽市科尔沁博物馆、锡林郭勒盟党政办公楼、策克口岸联检楼、甘其毛道口岸联检楼等众多建筑都以不同的造型和装修装饰, 或隐喻、或直观地体现出草原文化。在旧街区改造方面, 呼和浩特市一改欧式穿衣戴帽的造型, 采取整体城市设计统一整治的方式, 打造了蒙元文化街、伊斯兰风情街、满蒙文化街等特色街道。呼伦贝尔市利用各种民族题材用于旧街整治, 形成了草原旅游城市的新风貌。在建筑群整体协调方面, 鄂尔多斯市在成吉思汗陵祭奠区扩建、游览区新建、服务居住区迁建过程中, 全部要求体现民族形式, 为全方位体现地域特色做出了有益尝试。满洲里市则在保留近代俄式建筑的基础上, 新建筑全部借用俄罗斯风格, 以求城市风貌的统一。2006年, 自治区召开了“全区城镇风貌特色研讨会”, 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 要求从规划布局、园林景观、建筑造型、整体色调、装饰装修等5个方面塑造内蒙古城镇风貌特色的主调。
二、内蒙古城镇风貌的要素源泉
(一) 自然生态
自然生态环境条件是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也是形成城镇风貌特色的基本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地处亚洲内陆的干旱半干旱气候带, 全区总面积118.2万平方公里, 主要由视野开阔、平坦起伏的高原、丘陵、中低山组成。日照充足、风多雨少, 夏季炎热而冬季严寒, 是全区普遍的气候特点。全区自东向西分布着森林、草原、荒漠、河湖湿地等多种生态类型, 拥有丰富的木本和草本植物以及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城镇风貌特色的塑造提供了现实参照, 并成为有效的创作源泉。
(二) 历史文脉
传承历史文脉是城镇风貌特色的核心内容。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 内蒙古不仅具有远古人类进化的多处遗址, 而且是数千年来众多草原游牧民族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舞台。其中有的民族进入中原地区, 有的民族远足西方, 有的则曾经统一亚欧大陆的广大区域。远至石器、青铜器时代, 近至现代文明, 都有大量内容独特、风格各异的历史遗存。在中国历史上定都北京的王朝, 都一直把内蒙古的广大地域作为通往漠北与西域边疆的通道和基地, 大规模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在内蒙古的众多城池进行。漫长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多元文化是创新建筑思想的丰厚土壤。
(三) 民族文化
民族聚居的地域性决定了城镇风貌特色的民族文化特征。内蒙古自治区是以蒙古族为主体, 以汉族为多数的民族自治区。境内还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个自治旗和全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各民族因历史渊源不同, 生产生活方式各异, 形成了不同的居住习惯和审美视角。研究民居形式, 可以探索可持续建筑的内涵, 同时也可以发掘出多种多样的建筑特色语汇和符号。草原游牧民族使用了数千年的蒙古包具有抵御风沙寒暑而又安装拆运方便的特点, 是人居与大自然的完美结合。制作蒙古包的木条、皮筋、羊毛毡、牛毛绳等全部取之于自然, 搭建蒙古包可以不破坏任何自然地貌。蒙古包的形式有古代、现代、民居、宫殿、生产用简易包等多种类型, 但总体构造和造型基本一致, 都是由园隆型的顶部、射线状的上部、菱形与浅S型相结合的圆圈状周壁等几何图型组成, 外形给人以有隆有直、有圆有弧、纯白清爽的直观印象。后现代建筑中大量出现的圆型和曲线型成功之作, 往往令人联想到蒙古包的建筑美学潜质及其建筑创新源泉的现实性。在大兴安岭森林中生活的少数民族, 可以用最简单的树干、兽皮来搭建帐篷, 以适应游猎生产生活的需要, 其民居形式也属国内仅有。此外, 广泛研究民族特有生产生活用具、文学艺术形式也可发掘出大量的特色素材。
(四) 外来建筑影响
不同来源、不同建筑风格相互融合是城镇风貌特色最活跃的创作源泉。内蒙古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建造的宫殿、寺庙、民居一直受到中原汉民族建筑形式的影响。内蒙古草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几次出现过贯通亚欧的草原帝国, 促进了大规模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 也必然影响到了建筑。受藏传佛教的影响, 内蒙古地区的寺庙大多采取了藏式或藏汉结合的风格建造。“现代主义”建筑在世界各地流行以来, 内蒙古也在不同时期受到了国外建筑风格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中计划经济时期出现的过分简约化建筑物数量最多。进入21世纪以来, 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科学理论得到普及, 建筑创新思想空前活跃, 建筑风格的多元化理念对城市风貌的影响越来越大。
三、塑造内蒙古城镇风貌特色的主要方向
内蒙古虽然幅员辽阔, 东西南北有一定差异, 但各地的自然环境、历史渊源乃至当今的文化特点、生产方式、民俗风情总体上共性大于个性。因此, 应当致力于研究和塑造城镇风貌特色的主调, 使人无论是从邻省还是从国外进入内蒙古的城镇, 都能感受到我国北部边疆城镇特有的风情风貌。这一主调可以概括为以下5点。
(一) 舒展的城镇布局
也就是塑造介于国内“紧凑型城市”和国外“蔓延型城市”之间的一种城镇形态。舒展的城市风貌与内蒙古地广人稀的区域特点、草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和北部边疆各民族的豪放特质息息相通。城镇舒展的风貌主要靠生态园林和建筑组团相间布局来形成。在当今世界大都市交通拥堵不堪、内地城镇土地紧缺的情况下, 从规划上形成疏密有致、高低错落的合理布局, 不仅可以形成独特的城镇特色, 而且有助于预防和治理出行难、停车难的问题, 同时还可以合理利用和节省土地资源。内蒙古土地资源丰富但耕作比例很低, 城镇建设有条件不占或少占耕地。这一资源禀赋为舒展的城镇布局提供了现实条件。
(二) 汇聚生态和文脉特点的园林广场
园林广场是最便于集中体现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城镇景观区。总结内蒙古大大小小城镇塑造园林景观特色的经验和作法, 有以下4点:一是增加绿地比例。与四季长青的温暖地区相比, 地处高寒地带的内蒙古城镇更应增加绿地面积, 因此, 人均绿地要达到同类城市的最高指标。二是要合理规划, 构筑完整的园林绿地系统, 将城内城外的生态绿地、山体、水系互相衔接, 促进人工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三是因地制宜选择绿化植物。除关键部位选用一部分高档草坪和名贵树种外, 一般绿地和街道都要使用乡土树种和草种, 以求降低成本, 扩大面积, 提高整体的绿度值, 形成规模生态效应。四是要做好景观特色设计。多从草原上的自然特点、英雄史诗、文学作品、民族文化体育活动等内容中, 创作具有鲜明特色的艺术作品, 防止出现其它地方已经广泛流行的亭台楼阁和西式柱廊以及毫无特色的工厂化雕塑。
(三) “形似”和“神似”兼顾的特色建筑造型
建筑物是直接体现城镇风貌特色最主要的实体。当前困扰城镇领导者和专家学者的顽症——“千城一面”, 主要是因为建筑物雷同而形成的。而如何将建筑的现代性和地域性同时体现出来, 一直是国内外众说纷纭的难解之题。经过近年来的讨论和探索, 一般认为内蒙古的特色建筑可以从以下途径努力实现。一是保护历史建筑。凡是建成历史较长的宫殿、王府、寺庙、重要民居和商号都应完整保留, 禁止拆除或迁建。部分损坏的应予修复完善。二是保留各个时期的标志性建筑。例如近代、现代史上有特定意义的建筑、革命斗争和民族发展活动的重要场所, 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年来历次大型庆典的重要建筑, 都应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对象进行重点保护。三是对过去规划控制不力而形成的杂乱无章的建筑, 在功能完善的同时进行外形整治, 按照体现地域性的要求进行统一规划设计, 将旧街区打造成民族文化景观街。四是按照现代性、原创性、地域性相统一的要求, 严格审批新建筑。过去有人通过中西蒙结合、汉藏蒙结合等建筑语汇的结合来体现内蒙古建筑的地域特点, 出现了不少成功之作, 应当继续探索和发扬。草原上使用千百年的民居和生产生活用具经抽象后可以创造出多种多样建筑符号和造型, 应当鼓励更多的建筑师进行研究和创新。鼓励新建筑多采用曲线型或曲直结合、方圆结合的造型来体现自然和文脉特征, 尽量避免出现方盒式、高碑式、大墙式等简单化建筑。
(四) 清新悦目的整体色调
一个城市的整体色调也是反映生态协调性和居民审美情趣同质性的重要方面。因此, 应根据自然环境和民族认同来确定城市的基本色调, 一般内蒙古的城镇应以浅色系列比较合适。可以选择白色系列为基础, 再缀以当地群众喜好的其它颜色作为建筑立面的主色调。白色既可与草原上的蓝天白云相衬映, 又可体现草原民族视白色为圣洁的理念, 也符合一般公众的审美观。后现代建筑中, “白派”创造了不少经典之作, 这对选择白色为主色调也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五) 本土底蕴的装饰装修
城镇化方向 篇4
一、明确清晰的目标和方向
1、总体目标
六龙山奇水奥, 古韵悠扬, 是黔西北的一颗璀璨明珠;六龙历史悠久, 文化深厚, 是藏珍育奇的一座古镇。立足资源优势, 发挥古镇特色, 做到因地制宜、因势利导, 将六龙建设成为大方旅游观光、休闲购物、商贸物流、宜居宜业的“后花园”和“吃喝玩乐”的“专属地”, 纳入“大方15分钟、毕节半小时”生活圈, 全力打造“三乡”古镇, 即“诗词之乡古镇”、“豆干之乡古镇”、“龙灯之乡古镇”。
2、具体定位
在合理设计科学规划以及模仿借鉴集思广益的基础上, 将六龙打造成以特色古镇旅游和商贸服务为主导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现代化产业化的“在全市一流、全省有较大影响、辐射西南地区、全国知名”的示范城镇, 举全镇之力实现“六个一” (一个中心、一个网络、一个重点、一个主导、一个特色、一个支撑) 的局面, 即形成以六龙古镇为中心, 以龙潭河、干矶河自然风光为触点的旅游网络, 以六龙古镇开发保护为重点, 以诗词楹联文化休闲旅游为主导, 以生态农业 (“农家乐”饮食业) 、精品小吃 (豆制品加工) 、传统手工艺品 (龙凤马匙加工、农民画) 为特色、以经果林、烤烟基地和蔬菜种植产业为支撑的旅游兴镇格局。
二、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
1、抓龙头, 完善发展规划
科学规划是小城镇建设的龙头, 规划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小城镇建设层次的优劣和水平的高下, 抓规划就是牵住了“牛鼻子”。按照“仿古做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繁荣经济、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 配套编制控制性详规, 具体措施如下:一是明确风格。古镇建设风格定为“仿古做旧”, 进行屋面翘角飞檐、花格门窗、龙凤图腾、灯带灯笼的立面改造, 通过建诗墙、修牌坊、铺石板、种竹子、架街灯的镇区升级, 使之与自然景观相映衬、与人文景点相辉映, 并积极融入民间歌谣、民俗民谚、传说故事、诗词楹联等文化元素。二是分类施行。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 对现存的古建筑进行恢复性维修, 保存其完整性;对砖混结构建筑进行“穿衣戴帽”, 尽量减少视觉感官上仿古物件与原建筑各自为阵的负面效果, 尽量促成仿古装饰物件与原建筑较好契合。三是设施完善。注重现存历史文化和人文古迹的保护与传承, 做到保护与建设同重、维护与开发并举。完善灯光夜景、LED显示屏、停车场、公厕、环卫等公共服务设施, 使全镇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加大古镇街道亮化系统建设力度, 对古镇周边山头沟壑进行绿化, 改善并美化人居环境。四是持续发展。规划建设“特色小吃一条街”、“酒吧一条街”、“特色小商品一条街”, 让游客可游、可吃、可玩、可购;整理挖掘历史文化资料, 利用影视、网络、图书、报刊等载体把六龙文化品牌推向社会;扶持龙灯协会, 组织舞龙队展演独具特色的舞龙艺术;开辟“庭院旅馆”、“民居客栈”、“庭院商店”、餐饮茶吧、手工作坊等, 带动广大居民参与“庭院旅游”业务, 增加收入。
2、抓支撑, 培育支柱产业
经济发展是城镇化的动力, 产业支撑是城镇化的灵魂。加快小城镇建设必须重视经济的发展、产业的转型、结构的升级, 做大做强支柱产业、特色产业、优势产业是必由之路。首先, 以特色为立足点, 发挥园区引领带动作用。结合六龙特色食品产业园区开发, 制定优惠政策, 采取强有力措施鼓励民营企业入园发展, 既有利于基础设施得以充分利用, 又有利于民营企业连片发展, 从而形成规模优势。其次, 以市场为重点,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依托六龙畜牧、蔬菜、餐饮、旅游的产业优势, 选准市场定位, 找准切入点, 走“小产品、大市场”的路子, 培育壮大一批具有地方特色、规模较大、集散功能较强的农特产品, 建成以豆干特色小吃为主的产品、“农家乐”为主的市场载体。第三, 以旅游为核心, 聚集人气、财气、商气。充分利用风景名胜、自然遗迹和人文景观发展观光旅游业, 以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向城镇的聚集, 带来镇区的扩展和人口的扩增, 将六龙打造成大方副中心城镇。
3、抓关键, 筹措建设资金
资金问题是小城镇建设的难点和关键, 也是制约小城镇发展的瓶颈和短板, 创新小城镇建设资金筹措的渠道和机制是突破瓶颈、拉长短板的关键所在。除BT、BOT等模式外, 还应大胆探索、积极尝试其他有效的项目融资方式, 把经营城镇作为一种资本和商品来建设、管理和运作。与此同时, 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以开明开放、爱商亲商的姿态广泛吸引外商 (外资) 来投资兴业, 逐步形成“市场主导, 多方投资, 合作创新, 互利互赢”新格局。
4、抓管理, 展现古镇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