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意愿（精选8篇）
城镇化意愿 篇1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基本思路,要求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彰显人性化特色,因此农村居民移居城市意愿及其行为决策成为影响新时期中国城镇化道路选择的重要依据。在城镇化进程中,了解农村居民移居城市意愿、移居去向以及影响农村居民移居城市的因素,对于实现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完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农业为主、经济落后的河北省张家口市为例,采取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从农村居民角度分析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的农村居民移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农村居民移居城市去向,以期为河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思路和建议。
一、调查研究设计
(一)研究区域和研究对象。本文以河北省张家口市域(主要指市区近郊、崇礼区、万全区、张北县、沽源县、怀来县、蔚县、涿鹿县)为主要研究区域,以当地居民为研究对象。选择这一研究区域主要考虑以下因素:(1)张家口市地处河北省西北部,与北京、承德、内蒙、山西等接壤,地理位置相对闭塞,地形地貌以山地为主,经济以农业为主,2014年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14,126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7,462元,是河北省经济落后城市之一,对研究影响河北省经济落后城市农村居民移居城市意愿具有代表性;(2)近几年国家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省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及措施,加快了农村人口移居城市的步伐,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对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促使农村人口大规模移居城市成为必然趋势;(3)该研究区域的选择依托张家口市农业资源区划相关分类,选择不同农业资源区中有代表性的县域进行数据的收集;(4)农村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外出务工经历等个人属性出现分化,能够反映不同属性群体的移居城市意愿。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本文建立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数据获取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利用SPSS软件进行频数、交叉统计分析及卡方检验,剖析影响农村居民移居城市的主要因素。调查于2015年7~9月份进行,抽取所要调查村庄:市郊抽取2个村,张北县抽取3个村,沽源县抽取2个村,崇礼县抽取5个村,万全县抽取3个村,蔚县抽取2个村,怀来县抽取2个村,涿鹿县抽取3个村,共抽取22个村。每个村抽取30~60个样本,发放问卷共计1,000个样本,问卷回收率为100%,其中有效问卷866份,问卷有效率为86.6%。问卷设计了21个问题,内容主要涵盖个人属性和家庭基本情况、河北省户籍制度改革政策、愿意移居城市因素、不愿意移居城市因素4个方面。
(三)样本基本情况。本次问卷调查有效样本866份,就个人属性而言:(1)性别:男性占58.4%,女性占41.6%;(2)婚姻状况:已婚人占90.2%,未婚占7.4%,离异占0.9%,丧偶占1.5%;(3)年龄结构:29周岁及以下占13.5%,30~39岁占17%,40~49岁占17%,50~59岁占25.7%,60周岁及以上占26.7%;(4)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7.2%,初中文化程度占44.5%,高中(含技校、中专)文化程度占1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3.3%;(5)目前从事的职业:按职业类别统计,农民496人,所占比例最高,占57.5%,其次是商业服务业占16.9%,无业或待业占9.7%,工业建筑业占8.9%,学生占2.7%,教师占1.5%,自由职业占1.5%,公务员占1.3%;(6)外出务工经历:有经历者460人,占53.1%,其中男性325人,女性135人;(7)外出务工时间:3年以上占67.8%,1~3年占25.2%,6个月以内占7%。
就家庭基本情况而言:(1)土地种植情况:耕种5亩以下者占47.8%,耕种5~9亩者占17.4%,耕种10亩及以上者占34.8%;(2)拥有土地及耕种意愿:想拥有土地并愿意耕种者占62.6%,不愿意者占37.4%;(3)家庭人口数:2人及以下占24.2%,3~4人占55.8%,4~6人占17.1%,7人及以上占2.9%;(4)家庭人口当前外出打工情况:无外出打工者占52.1%,1人外出打工者占27.9%,2人外出打工者占18.1%,3人外出打工者占1.6%,4人外出打工者占0.3%;(5)2014年家庭经济主要来源:务农收入283人,所占比例最高,占32.7%,其次是打工收入占25.2%,务农及打工收入占17.7%,非农产业经营性收入占12.1%,固定工资性收入占6.6%,国家、政府的救济占5.8%;(6)2014年家庭消费支出情况:日常饮食开销222人,所占比例最高,占25.6%,其次是改善居住条件开销占21.2%,医疗保健开销占17.2%,文教娱乐服务开销占16.1%。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移居城市意愿及去向分析。本次问卷调查将农村居民移居城市的意愿分为两类,即:(1)愿意;(2)不愿意。从样本数据总体来看,愿意移居城市的农村居民592人,占68.4%,不愿意移居城市的农村居民274人,占31.6%。
调查数据显示,在城镇化背景下绝大部分农村居民愿意移居城市居住,而在居住地的选择上以“张家口市”为主,占比高达54.9%,可见在本市居住是农村居民移居城市去向的首选。因此,在城镇化建设发展过程中,要保证农村居民的既得利益,综合农村居民对城市生活的需求因素,通过积极布局相应的产业、提供就业机会、提供住房保障、提供社会保障等手段,吸引广大农村居民移居城市,实现市民化。(图1)
(二)移居意愿与其他因素的交叉分析
1、个人属性和家庭基本情况对移居城市意愿的影响。从样本数据具体来看:(1)农村居民的性别、婚姻、年龄对其移居城市意愿具有明显的影响。调查显示,40~49岁农村居民由于婚姻状况比较稳定、受教育程度较高、部分人群有稳定的职业、具备一定的技能、多数有3年以上的外出务工经历,所以有自信适应城市生活,表现出强烈的愿意移居城市居住的意愿。性别及婚姻状况对移居意愿有显著性的影响,女性选择移居城市的比例高于男性,已婚和未婚人群选择移居城市的比例远高于离异和丧偶人群;(2)土地种植情况、家庭人口数、经济来源、消费支出对其移居城市意愿具有明显的影响。家庭拥有土地越多、结构以老中青三代为主、人口数多、生活成本高、经济收入以外出打工收入为主、消费支出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主的家庭选择移居城市的比例最高。2014年家庭总收入对移居意愿有一定的影响,样本数据显示家庭总收入越高移居意愿越强烈。(表1)
2、户籍制度政策对移居城市意愿的影响。从样本数据具体来看,农村居民对2015年河北省户籍制度改革新政策选择不了解的多达550人,占比高达63.5%,这与农村交通闭塞、信息通讯建设不完善、政府宣传解读不到位有很大关系。对户籍政策不了解影响了移居城市的意愿,有42%的居民选择不愿意移居城市。对户籍政策了解的居民表示愿意进城居住的比例高达92.3%。调查显示,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区别以及宽松的落户政策吸引农村居民进城居住。当问到“没有户籍制度限制,是否愿意进城居住”时,有592人选择愿意移居城市。不愿意进城居住的人群主要是害怕失去宅基地、失去土地权、害怕找不到工作等原因,对移居城市的热情并不高。(图2)
(三)移居城市意愿的原因分析
1、愿意移居城市的原因分析。调查数据显示,选择愿意移居城市的居民共有592人,表2中给出了愿意移居城市居住的原因所在。其中,选择“生活条件好”占比最高达68.6%,“就业机会多”占比56.0%,“医疗水平高、看病方便”占比35.3%,“社会福利好”占比34.6%。由此反映出,生活质量和就业机会已成为影响农村居民是否愿意移居到城市居住的主要影响因素。农村居民移居城市不仅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同时也注重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建设需要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增强对农村居民的吸引力。(表2)
2、不愿意移居城市的原因分析。调查数据显示,不愿意移居城市的原因众多,选择“城里生活成本高”占比68.3%,“村里自然环境好”占比55.1%,“怕找不到工作”占比50.0%,“怕买不起房”占比25.9%。由此可见,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居民不愿意移居城市的主要考虑因素是害怕城里生活成本高影响其生活质量,另外就是生活环境因素及工作作为自己的主要参考因素。(表3)
(四)移居城市后愿意从事职业类型分析。从是否愿意移居城市的原因分析总体来看,影响农村居民移居城市意愿的主要因素是:生活质量和就业。当问到“移居城市后愿意从事哪类职业”时,回答多数是“不会干别的,想做点小买卖或伺候人,当个服务员”。因此,选择“商业、服务业”占比高达53.0%,这是由农村居民缺乏一技之长所决定的。(图3)
三、结论
针对上述研究结果采用卡方检验表明,农村居民的个人属性(文化程度、职业、外出务工时间)和家庭情况(家庭总收入)对农村居民移居城市意愿影响程度较弱。而性别、婚姻、年龄、土地种植情况、家庭人口数、收入来源、消费支出、户籍这8个方面对移居城市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同时,由于样本存在男性比例高于女性及已婚未婚比例高于离异丧偶的现象,所以性别与婚姻状况与移居意愿之间存在的显著关联的结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是否愿意移居城市居住的原因也反映出农村居民对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不同价值追求,同时也反映出农村居民不愿移居城市的后顾之忧。
因此,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结合农村居民移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原因,在保证农村居民既得利益不降低的前提下,采用多元化战略,即大城市与小城镇共同发展相结合,制定并提供吸引农村居民移居城市的政策及保障,合理引导不同类型的农村居民进城,使城镇化能惠及更多人口,同时也能有效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
参考文献
[1]王伟利,冯长春,许顺才.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区村民城镇迁居意愿分析[J].长春:地理科学,2014.
[2]王广起,吕贵兴.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的农民迁移意愿与去向调查[J].济南:制度经济学研究,2015.
[3]黄祖辉,毛迎春.浙江农民市民化——农村居民进城决策及进城农民境况研究[J].杭州:浙江社会科学,2004.
[4]陈彧.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重庆:重庆社会科学,2011.
[5]张翼.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J].北京:中国人口科学,2011.
[6]蔡禾,王进.“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J].北京:社会学研究,2007.
[7]孟兆敏,吴瑞君.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J].北京:人口与发展,2011.
[8]贾淑军.城镇化中农户移居与农民工转户意愿研究[J].北京:经济管理,2012.
城镇化意愿 篇2
一、农民工落户城镇政策执行情况和城乡户籍权益差异分析
早在2008年，湖北就按照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精神，实施了以放宽城镇落户条件为主要内容的“迎接新市民”工程。2009年3月开始我们选取武汉市东西湖区、黄石市、潜江市和赤壁市、洪湖市，分别作为省城、地级市、省直管市和县级市的样本，采取召开座谈会、随机走访、问卷调查、网上调查等多种方法，获得有效问卷2330份，其中：男性1610人，女性720人;40岁以下 1910人，40岁以上420人;文化程度高中以下1220人，高中（含）以上1110人;未婚920人，已婚1410人;家有农村承包地1320人，无承包地1010人;打工1820人，个体户和私营业主510人，调查样本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基本上涵括了进城农民工的各类人员。调研得到的基本印象：一是农民工落户城镇已经启动但仍然任重道远。目前，湖北已有42.8万农民工在就业地落户成为新市民，但与1000多万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相比，进城落户的新市民不到农民工总数的5%，即使与省内务工的340万人数相比，也仅占12.5%。二是农民工有无城镇户口，享受的权益有较大差距。同样在城镇工作、生活，已经落户城镇的农民工基本享受到了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但更多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工，则难以享受同等权益。调查表明，城乡相比，有落户城镇意愿的农民工占70%以上，新生代农民工几乎达100%。不同城镇相比，农民工落户城市意愿与城市规模大小成正比，很多农民工“想进大中城市进不来，能进中小城镇却不愿进”。
（一）城乡户籍之间的权益差别
城乡户籍的差异，主要是权益的差异。附加在户口上的有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卫生、土地、参军、消费、融资等诸多权益。目前城镇和农村户口的权益各不相同，城镇户口有些权益优于农村户口，农村户口有些权益优于城镇户口，总的来说，城镇户口权益大于农村户口。由于经济实力的不同，提供公共服务的差异，户口权益随着城市级别的提高而增加（乡镇、县城、地级市、省城逐级增加）。湖北省城乡户口主要权益的差距见表1、表2。
由表1可以看到，城镇户口享受权益优于农村户口的12个项目主要权益。尤其在子女免费义务教育、住房、医疗等重要方面，农村户口无法享受与城镇户口同等的享受权益，差距较大，形成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巨大障碍。虽然农村户口也有优于城镇户口的权益，但项目少于城镇户口享受权益优于农村户口的权益。
由表2可以看到农村户口优于城镇户口的权益有8项。
1、农民工落户城镇后享有的权益
湖北“迎接新市民工程”规定，凡是符合落户条件的农村劳动者，由本人提出申请并提供合法固定住所的有效证明及县以上劳动保障部门的就业证明，经县级公安机关审核批准，即可在就业所在地申办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和无独立经济收入的子女迁移落户手续，并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
（1）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就业和社会保障。
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新市民，按照规定纳入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障范围。灵活就业的新市民，则按照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办法参加各项社会保险。
（2）子女享受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按照“就地就近”原则，将新市民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镇教育发展规划，列入教育经费预算。城镇公办学校对新市民子女与当地学生同等对待，不加收任何费用。
（3）多渠道解决居住问题。
把新市民的居住问题纳入城镇住宅建设发展规划，加大政府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力度;将新市民纳入城镇居民住房保障范围，用人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
2、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工权益状况
（1）劳动合同签订率低
签订劳动合同是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前提和基础。劳动合同签订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规模的大小，也与行业和政府监管力度有关。大企业比小企业签得多，制造业比服务行业签得多，政府管得严的地方比管得松的地方签得多。问卷调查1610人中，签订合同期限1年的220人，2年的120人，3年及以上的710人，三者占总数的65%;未签合同的560人，占35%。很多农民工反映，目前很多劳动合同是企业为了应付劳动部门的检查签订的，企业随意违反合同甚至中止合同的情况很普通，劳动合同还不能很好地保护他们的权益。
（2）劳动收入和待遇偏低
调查的2330名农民工，月收入超过1800元的640人，1000—1800元的930人，600—1000元的680人，600元以下的80人。有的企业招工时承诺包吃包住，但实际伙食标准低，住宿条件简陋，文化生活单调;有的企业甚至随意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对法律规定的福利、休假期间的加班工资都不能兑现。
（3）养老保险缴纳率低
问卷调查的2330人中，办理养老保险的只有1090人，占47%。养老保险办理率低有多种原因，有的因企业为降低成本不愿意办;有的农民工因目前养老保险无法转移续接不愿办;部分青年农民工认为缴纳保险费时间太长、得不偿失不愿办;有的农民工家庭负担重，没有多余的钱交养老保险。
（4）医疗保险有名无实
农民工基本都在家乡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但对常年在外的农民工来说，新农合有名无实，主要是新农合对就诊医院的限制太严。根据现行规定，新农合主要用于大病住院统筹，只有少数地方试行了门诊统筹。看病原则上要求在本县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医院就诊，且报销比例不同，在本乡镇卫生院可报销70%—80%，在本县城医院只能报30%，到市、省级医院就诊则基本上不能报销，在外省看病更不能报销。这些规定，使我省在省外、县外务工的730多万农民工基本无法享受新农合的实惠。
（5）与城镇保障性住房无缘
目前保障性住房是农民工最缺失的权益。问卷调查的2330人中，租房住1150人，住集体宿舍590人，住自家房370人（含早出晚归回农村住）。现有政策规定：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都只面向现有城镇户口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农民工不属于保障对象。现行的住房公积金制度虽然没有把农民工排除在外，但由于在单位缴纳、转移接续、提取使用等环节都存在诸多问题而难于推行，调查的农民工没有一个人享受了住房公积金。企业集资建房政策也将农民工排斥在外。
（6）留守子女受教育两头牵挂
到2010年底，全省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城镇义务教育人数累计达30.1万人，其中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占83.8%。但仍然有些地方对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设置了“入学门槛”，规定了各种不同名目的限制条件，需要凭“五证”（暂住证、劳动用工合同或工商营业执照、房屋产权证或一年以上租房协议、原籍开具的无监护人证明、养老保险）办理农民工子女入学手续。农民工子女享受城镇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不多，对于城市的“好”学校，多数农民工子女可望不可及。
（7）社会救助排斥农民工
现行的城镇社会救助制度只覆盖城镇户籍人口，将农民工排除在外。城市出台的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医疗救助、生活救助、残疾人救助等制度，其享受对象都明确规定为“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农民工无缘享受。各种专项救助条件较为苛刻，覆盖面很窄，几乎都是围绕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展的，通常只有生活标准在城市最低保障线下的城镇家庭才能享受，与农民工无缘。
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城乡之间游走和迁徙，一到危难时刻，企业又是减薪又是裁员，加上缺少社会救助，因此，很多农民工心里非常缺少归属感。40岁以上的老农民工，对城市存在着较严重的心理隔阂，多数希望叶落归根，年老后回到农村安度晚年。新生代农民工则普遍希望能在大城市扎根，只有在大城市呆不下去，才回中小城镇。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反映，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内心深处仍然认为在城市生活处于一种“镶嵌式”状态，存在“心理孤岛”现象。
二、农民工在大中城市落户的主要障碍及不愿落户中小城镇的原因分析
（一）农民工“想进大中城市进不来”的主要障碍
越是大城市，对农民工的吸引力越大，但同时进入障碍也越大。
1、显性障碍——苛刻的“合法固定住所”条件
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相对稳定的职业或合法生活来源”，是湖北农民工落户城镇的准入门槛，这个门槛对防止大量贫困人员涌入城镇有其必要性。但多数地方将具有“合法固定住所”限定为具有两证（土地证、房产证）齐全的商品房，则阻挡了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步伐。大中城市房价高，农民工买不起。受调查农民工95%在城市没有购买住房，高额的房价成了他们落户城市的“拦路虎”。目前，湖北除县城及中心镇对农民工购房入户没有附加条件外，地级市和武汉市买房落户还有面积或金额的附加条件。如黄石市规定购买商品房面积必须人均超过20平方米才能申请落户;武汉市规定落户中心城区的购房面积必须超过100平方米或者金额超过50万元，落户远城区的购房面积必须超过90平方米或金额超过30万元。
2、隐性障碍——部分行政管理部门的消极作为
一些城市行政管理部门对农民工存在“经济吸纳，社会拒入”的观念，认为城市资源紧缺，承载能力有限，农民工来“乐业”可以，要“安居”却不行。各地主要担心农民工落户城市带来三个方面压力，即计划生育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子女入学，因此对接受农民工落户城镇不积极，不主动。
（二）农民工“能进中小城镇不愿进”的原因
1、土地是农民工最不愿放弃的最后保障
在农村有一块承包地，可以保障最低的生活。无论是老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土地对他们仍然有强大的吸引力。对户口迁入城镇是否愿意交回承包地的调查显示，1720人中有1010人不愿交回。在新生代农民工座谈会上，40人面对是要农村土地，还是要城市户口的选择，超过半数表示要农村土地，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同样看重农村承包地的权益。
2、惠农政策的强大吸引力
2006年我国全面免除了农业税，当前国家对农民农业的补贴金额越来越大，农村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也越来越多。新农合制度的实施，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新农保的试点推广，很多农民更是翘首以盼。赤壁市提供的一个数字令人深思：2006年以来，赤壁市的农村户籍人口一直稳定在30万左右，但到了2009年，农村人口却达到了35万。这5万人口是如何多出来的？答案是城镇居民向农村回流。有些农村人前几年花钱买了城镇户口，现在年龄大又没有稳定工作，觉得现在农村政策比城市更实惠，又想方设法把户口迁回农村。
3、生育、亲情等因素的影响
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生育观念不可能一朝一夕改变，农村家庭生二胎是普遍现象，这对渴望有男孩的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再就是亲情友情乡情难以割舍。特别是老一代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从相对贫困的农村进入相对富裕的城市，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长期不能融入，而且大部分人从事高强度工作，缺乏社交生活，他们想得最多的是回乡与家人团聚，与亲朋好友走动，城镇户籍对他们没有多少吸引力。
三、稳妥推进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政策建议
2012年，湖北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城镇化率达到53.5%，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93个百分点。从世界一般发展规律看，一个地区城镇化率达到50%，就进入了城镇化发展的快速时期。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必然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进城，农民工逐步市民化，也必将促进城镇化的发展。让更多的农民工融入城市，解决户口只是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推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所有人能享受同等的权益，真正实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发展。
（一）因地制宜制定农民工的住房政策，实现住房融入
对县城和小城镇，重点实施“城中村”、“镇中村”改造，设立专项启动资金，结合“迁村腾地”，实施农村宅基地与城镇商品房面积的1：1互换。对大中城市，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个人的力量，共同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首先，各级政府要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建设规划，加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力度，使农民工也能逐步享受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其次，可以制定“先租后买”的住房政策，试行政府和农民工“共有产权房”，3—5年内农民工分期购买。第三，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建设符合安全标准的农民工宿舍。采取政府出地、减免税费、企业出资的办法建设农民工公寓。
（二）尽早实现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转移接续，实现社会保障融入
一是尽快制定湖北省城镇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实施细则。二是积极探索建立新农合跨区域结算体系，实现医保“一卡通”。北京市羊坊店医院作为四川新农合定点医院，为川籍农民工打开医保跨省结算大门的“川京模式”;成都与广州签订两地外出务工人员的医保异地就医结算协议的“成都模式”;海南与多省签订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互认制度协议的“海南模式”等，都可以作为参考。以尽快实行湖北新农合医保“一卡通”，建立覆盖全省的新农合结算体系。三是积极推进农民工的社会救助。推动《工伤保险条例》的落实，使农民工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待遇;同时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城镇基本生活救助范围。
（三）让农民工子女享有优质教育资源，实现公共服务融入
一是降低甚至取消农民工子女城镇入学门槛，农民工只要有租住房、有正常的工作和合法的收入，其子女应无条件就近入学。二是各城市的公办重点中心小学和初中，每年拿出10%—15%的指标，定向招收农民工子女，让农民工子女享受和城里学生同样的优质教育资源。三是加大城镇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加大硬、软件建设，改善办学条件，配备师资力量，为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提供更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四）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门槛要求，实现就业融入
放弃把住房作为落户门槛的要求，改为按就业年限和贡献要素作为落户要求，借鉴上海市的“绿卡”制度，珠海市的“优秀农民工奖励城市户口”制度，佛山市的“积分制”等，多途径解决固定就业农民工落户城镇。
（五）妥善化解农民工在进城落户和保留土地承包权的两难选择，实现自主融入
“十二五”规划纲要特别强调：“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或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切实保护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权益”。一方面要保障外出农民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的规定。另一方面要多种形式做好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可以实行委托代耕，也可以实行股份合作开展承包经营权流转，让农民工获得外出务工和土地承包的双重收益。
参考资料：
[1]崔传义.2004（8）.中国农民流动观察 [N].山西经济出版社北京.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06）.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
[3]李培林、李炜. 2010（01）.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J].中国社会科学
[4]刘林平、雍昕、舒玢玢2011 （2）.劳动权益的地区差异——基于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外来工的问卷调查[J].中国社会科学
[5]卢锋.中国农民工工资走势2012（07）.1979—2010[J].中国社会科学
[6]孙中伟、舒纷汾. 2011（08）.最低工资标准与农民工工资——基于珠三角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
[7]Elyès Jouinia， Clotilde Nappb， Diego Nocettic. 2013（01）.The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and multidimensional risk[J].Economics Letters.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与消费行为研究”（13BJY03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城镇化意愿 篇3
近年来人们对户籍改革制度越来越关注,而新进入城镇的人口主要来源于农村人口,在这大背景的条件下也加速了农村的土地流转。此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在《公报》中提出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确立了实施面向中小城镇来吸引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城镇化发展的新途径。对此,在国家政策的大前提下,各级政府对加快农村人口流入城镇,进行了一系列的举措,以政府为引导的土地流转,加速了农村人口流向了城镇。农民是否自愿将土地流转?农民进城后是不是能享受到城市新主人的待遇?城市的新主人在城市里是否生活幸福?土地流转下加速了城镇化的发展,但农民的利益是否能够得到保障,一直是专业家和学者研究的焦点和热点。对此,本文尝试研究新型城镇化下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民愿意将土地流转。
二、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和政府对土地流转工作的大力支持,农村土地流转是城镇化发展的需要,未来将会有大量的农民离开农村走向城市生活。这一现象的形成,既有社会的发展背景、家庭因素的影响,同时政府的引导意向也是有着重要影响。张光宏(2013)认为要注意城镇化用地水平和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破除“二元城乡”壁垒,创造良好发的就业环境和实施优惠的就业政策,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到城市发展,并注意开拓城市的发展空间,此外城镇化中要防止土地过度的开发征收,要注意土地内部挖潜,努力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范进(2012)认为,从短期看,要解决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协调的问题,一是需要从二元制入手,推动农村集体土地物权流转渐进式改革,实现土地物权流转渐进式改革,实现土地价格并轨。二是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发展权问题。三是除了推动市场改革,还需要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祁学梅(2010)认为,首先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分割,鼓励引导农民向城镇集聚;其次,改革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最后,建立统一的城乡就业市场,解决进城农民就业难的问题。梁丹辉(2008)认为规范土地产权,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的组织机构和监管机制。
三、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相关问题分析
本文数据分析来自于2015 年暑期社会实践,在广西南宁市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以问卷的形式对已流转土地进入城镇生活的农民进行调查。一共发放了150 分调查问卷,有效回收120 份,回收率达到80%。
1、土地流转意愿及土地流转方式
从表1 来看,有73%的农民愿意将土地进行流转,且53%的农民更愿意以土地转租的形式将土地的使用权进行流转出去。通过对样本的分析得出,在土地流转的形式上,该地区政府进行转租时分为两种形式土地的转租和土地的一次性买断,其中转租的比例占到75.7%;土地一次性买断占24.3%。在受访的农民群众中,他们表示更愿意进行土地转租,虽然在这种形式下的土地收益化状况没有买断土地的收益多。但是,农民更有利于根据经济水平状况对土地收益的价格进行协商,保护自己的土地收益权。
2、流转后的土地收入
从表2 来看,土地流转后的收入分布情况如下:100—200 元/ 亩的占调查总数比重的18.9%;200—300 元/ 亩的比重为29.7%;300—400 元/ 亩的占35.1%;400 元以上/亩的占16.2%。农民的每亩土地收入主要集中在300—400元/ 亩,农民的土地收益每亩400 元以上的收益较少。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部分农民表示土地的收入满足不了家庭的支出,自己所交的养老金费用每年在增加,抚养孩子及老人的费用也是在不断增加,此外医疗费用等也是支出较多。除了土地的收益,还要外出打工挣钱,平常生活也是要节约成本。
3、农民的幸福指数
从表3 来看将土地流转的农民对现在生活满意度,18.9%的农民感到非常幸福;43.2%的农民感到一般幸福;37.8%的农民感到不幸福。感谢到非常幸福的农民大多数为在村里家庭劳动力较少而且家里有重病的家庭,由于家庭客观因素导致家庭收入不高。土地流转之后,得到的收益比自己种植得到的收益要高。感到不幸福的37.8%中的人群,又以老年人为主。他们觉得养活世世代代的土地将因此失去,而他们也将会跟着孩子往城市中生活。由于在农村中生活了大半辈子,刚步入城市生活的他们感到不习惯。例如,在农村生活可过自给自足的生活,青菜、肉食等可以自己种植和养殖,而到了城市各方的生活物资的支出费用大大的增加。此外,离开了之前所居住的地方,进入了新的环境,出门认识的老邻居没有了,对于退休在家的老人们没人与他们聊天,业余生活上他们感到特别的孤独。
四、总结及建议
在土地流转的进程中,该地区的土地流转方式主要是以转租为主,一次性买断土地为辅。农民比较认可的流转方式是以转租的形式进行,转租可以更好的保障农民的利益。在土地流转的收益上,农民得到的收益不是理想化,流转之前土地是农民的收益根本,流转之后的收入并未能满足农民的生活需求。土地流转之后也意味着农民渐渐的向城市靠拢。对于一些年轻的农民来说,除了土地的流转收入之外还可以靠在工厂等其他方式务工;但是对于年龄较高的农民来说,流转之后并未感到幸福,体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他们在城市寻找工作时难度较大,收入状况不如年轻人;退休在家的老年人,也面临着到城市居住后远离一些老伙伴,在精神上感到孤独。
根据研究的结论得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强流转后农民的保障,完善流转后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保障农民将土地流转之后,年老之时生活有所依。对于流转土地后农民的子女的受教育保障,切实能让农民工子女能上学。医疗问题,农村的医疗保障相对较低,政府引导农民将土地流转了,在医疗保障上还是要高度重视。解决农民的就业难问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将土地流转之后,将会寻找新的工作来补充家庭的经济收入。但如今的就业市场中对文化的水平要求也是居高不下,这不利于农民再就业。第二,完善户籍制度,农民没有了土地,为了生存将会向城市迁移,能否真正在城市中安居乐业,户籍是关键因素之一。户籍的管理上与农民享受市民的待遇有着紧密的联系。第三,农民在土地流转中是主体,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在流转中的收益问题上,农民要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不论是土地的流转价格还是在签订合同的细节问题,对于流转中的问题,政府要及时向政府反映,必要时可走法律程序维护自我的正当利益。
摘要：土地流转是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是推动社会主义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当前土地仍然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农民生老病死的保障。在国家大力推动土地流转的形势下,必然有一大部分农民失去土地,而这部分农民何去何从是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研究土地流转的意愿对更好地顺利完成流转工作、促进城乡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对土地流转形式、土地流转后的农民土地收益状况等进行研究。
关键词：土地流转,农民,新型城镇化
参考文献
[1]张光宏:人口城镇化与人口用地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3(5).
[2]杨群:土地流转实现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J].学术交流,2013(2).
[3]刘珺: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流转问题研究[J].当代经济,2013(5).
[4]范进: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测定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学家,2012(5).
[5]祁学梅:浅谈乐郡县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步伐[J].山西建筑,2010(5).
城镇化意愿 篇4
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居家进城落户。1各地针对农村土地流转的试点中,推出了以承包地换户口、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等为代表的各类制度,总体都是以土地换取城市户籍所附加的各种公共福利。一方面旨在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另一方面拟通过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土地的合理化、集约化利用。然而,根据调查显示61.31%的农业转移人口表示不愿意放弃或置换意愿不明确,〔1〕而拥有落户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中存在70%以上表示不愿意放弃老家土地。〔2〕农民离乡不离土的情况普遍存在,这与各地方对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激励性政策形成了相逆的趋势。因此,明确影响土地置换城镇户籍意愿的关键因素,进而在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切身利益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这一群体实现市民化转变过程,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减少农村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价值。
二、相关研究回顾
目前,国内学者针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意愿开展了较多研究。如学者秦立建等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结论: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大的城市规模均促进农民工的落户意愿,而签订劳动合同和家乡有医疗保险均降低其户籍转换意愿。〔3〕而王玉君通过对十二个城市的流动人口的调查分析发现,社会经济人口变量、社会网络与社会交往、城市经历与流动类型以及城市归属感等因素对农民工落户城市意愿产生直接影响。〔4〕唐宗力将2009年和2014年两次在安徽农村的实地调研进行比较,指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意愿呈减弱趋势,主要受收入、文化程度、年龄、家庭等个人因素的影响。〔5〕谭晓婷则利用Probit模型分析得到文化程度、工资收入、城市生活融入程度等因素会影响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意愿。〔6〕廖柳文的研究表明,除去部分积累了一定资金的人会选择进城定居外,大多数人因自身经济状况、政策、社会保障等远虑近忧选择暂时性的居住。〔7〕但是现有研究大多只是孤立地考虑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落户意愿,而较少从他们是否愿意用土地置换城镇户籍的角度进行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得研究结论脱离现实情况。张翼通过对全国性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在交回承包地的才能转户的前提下,大约有90%的农民工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8〕卢小君等人通过Logistic回归研究表明,在要求用承包地置换城镇户籍的情况下,采用现金补偿的方式处置宅基地,更加能够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置换意愿。〔9〕这些研究较多侧重对土地处置方式的考察,但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置换意愿的因素涉及方方面面,尚需要系统性分析。
综上,本研究着重以农村承包地置换城镇户籍为研究视角,通过总结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从个人特征因素、经济因素、社会生活因素、土地处置因素四个层面考察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公共管理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更贴近现实情况的经验依据。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1.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6~8月课题组在辽宁省大连市、江苏省常州市等5个省份20个城市开展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调查。课题组组织15名调查人员,在社区居委会的协助下,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以现场填答的方式共调查了940名农业转移人口(针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农业转移人口,调查员采用一对一的方式进行问卷填答)。回收问卷890份,将老家已没有土地的问卷和对较多问题没有回答的问卷剔除出去,保留有效问卷793份。有效回收率为84.36%。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2. 变量选择
本研究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用土地置换城镇户籍意愿的影响因素,以“是否愿意用老家承包地置换城镇户籍”作为因变量进行赋值,1=愿意置换,2=不愿意置换,3=不确定、没想好。
在自变量的选择方面,通过总结并归纳前人的研究成果,将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劳动合同、职业培训、月收入、居住处、朋友数量、参与社会活动、承包地的处置方式设定为自变量。需要说明的是,婚姻因素中的变量“离婚”和“丧偶”所占比例很小,故将其归为已婚;将城镇居住因素中的变量“其他”占比很小,故将其忽略不计。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中将变量进行虚拟化处理,结果如下。
四、结果分析与讨论
1. 农业转移人口用土地置换户籍意愿分析
研究发现,36.9%的农业转移人口愿意放弃承包地迁入城市,用土地置换城镇户籍的意愿较为明确;20.6%不愿意放弃承包地,还有42.5%农业转移人口表示不确定、还没有想好。这说明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对置换户籍心存顾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提高城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正是要着力打破农业转移人口进城的种种障碍,因此政府应着重考虑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关心的是置换户籍后能带来什么,如何处理老家承包地以及如何保证他们在城市能够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相应的市民权利。
2. 农业转移人口土地置换户籍意愿的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卡方值为453.308(Sig.=0.000),NagelkerkeR2值为0.495,可以看出此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较好。
(1)个人特征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用土地置换城镇户籍意愿的影响。和不愿意置换的群体相比较,越年轻、文化程度越高的农业转移人口愿意用土地置换城镇户籍的可能性越高。年龄大的农业转移人口对农村乡土情结更深,更加重视土地的养老功能。而文化程度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选择城市生活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越高的群体越有可能在城市中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条件,因此也更愿意放弃农村土地。和不愿意置换的群体相比较,年龄高的群体也表现出较高的不确定性,这也进一步表明年轻农业转移人口用土地置换城市户籍的明确意愿最为强烈。女性群体持不确定态度的可能性是男性的1.622倍,这与在重大决策中,女性更多遵循家庭中的男性或长辈意见可能有一定关系。
(2)经济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用土地置换城镇户籍意愿的影响。和不愿意置换的群体相比较,参加过劳动技能和职业培训的农业转移人口愿意用土地置换城镇户籍的可能性更高,其发生的概率是没有参加过职业培训的2.057倍,可能的原因在于越是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的群体在城市中生存的能力越强,更可能适应城市生活。劳动合同是对劳动收入和劳动权益的合法保障,虽然签订劳动合同不会显著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城镇户籍的置换意愿,但是与不愿意置换的群体相比较,却能够降低置换意愿的不明确性。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业转移人口其置换意愿表现出更高的不明确性。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居住状况也是影响其用土地置换城镇户籍意愿的重要因素,城市居住处情况越好的群体越愿意用农村土地置换城镇户籍,而居无定所会降低其置换意愿。此外,本研究中的月收入水平并没有对农业转移人口土地置换户籍的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与农业转移人口所在的城市规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有一定关系。因此,仅采用绝对收入水平难以真实反映出其对置换意愿的影响。
注:*p<0.05,**p<0.01,***p<0.001;参照组:a为不愿意置换。
(3)社会生活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用土地置换城镇户籍意愿的影响。拥有朋友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用土地置换城镇户籍的意愿。和不愿意置换的群体相比,拥有较多朋友的农业转移人口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置换意愿,反而表现出较高的模糊性,说明农业转移人口是否真正与市民相处融洽还有待考证。
(4)土地处置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用土地置换城镇户籍意愿的影响。和不愿意置换的群体相比,有偿放弃的土地处置方式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置换意愿影响更为强烈。选择有偿放弃的群体愿意置换城镇户籍的可能性是选择保留土地的12.146倍。但是,选择有偿放弃和有偿流转两种土地处置方式的群体同样也表现出较高的不确定性,其持不确定态度的可能性分别是选择保留土地的20.814倍和5.952倍。这说明两种土地处置措施在现阶段均存在一定问题,现有的土地处置机制在所能提供的未来保障方面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还不够,很多农业转移人口对用土地置换城镇户籍抱有犹豫心理,对未来有一定的担忧。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发现,从整体上来说,农业转移人口对土地置换城镇户籍持观望态度的比例较高,其置换意愿主要受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参加劳动技能和职业培训、居住处情况、拥有朋友数量以及土地处置方式等人力资本因素、城市保障因素和农村土地因素的影响。就现阶段而言,城市户籍的吸引度、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向往程度与城市户籍对其生活的保障水平并不匹配。如何有效稳妥地实现1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仍然任重而道远。解决农村承包地的牵绊、确保他们获得城镇户籍后的市民权利、提升他们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是当前政府在新型城镇化道路上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2. 政策建议
(1)完善农村土地处置的相关机制,维护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权益。农村承包地处置方式是农业转移人口置换城镇户籍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一,不断完善农村承包地处置的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规定,同时改进农村承包地的退出补偿机制,提高现有的土地补偿标准,并且拓展补偿方式。第二,在现有土地处置制度的基础上加快探索农村土地承包地流转的多种模式,通过政策创新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合理处置承包地,进而充分发挥农村土地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推动作用。第三,政府要在处理农村承包地的问题上,充分尊重农民的意见,加强农民的话语权,确保维护其相应的土地权益。
(2)重视农业转移人口的再教育和培训,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农业转移人口因其人力资本水平偏低而对自身能否在城市就业市场得以生存缺乏信心,鼓励开展再教育和职业培训工作,是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他们城镇化能力的重要途径。第一,政府要增加对农业转移人口再教育和培训的投入力度,整合并合理配置现有的教育和培训资源,使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城市社区也应积极整合各方资源,构建社区综合教育平台,尽可能提供针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知识技能培训项目,〔10〕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再教育培训创造条件。第二,开展职业和劳动技能培训,根据城市经济结构状况以及劳动力市场需求,对职业培训的内容进行实时调整以增强职业培训与市场需求、社会需求的适配性,同时还需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学习的积极性。
(3)建立并完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改善基本住房条件。住房是安身之所,政府必须着力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条件,增强城市社会的拉力作用。首先,应将农业转移人口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中,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购房的政策补偿与优惠,并且加大廉租房、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城市保障性住房的供给,适当降低他们享受保障性住房的门槛。其次,政府部门要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到城市住房公积金制度中,使他们在城市也能享受到和本地人一样平等地租赁和购买各类保障性住房的政策。〔11〕另外,加强农业转移人口公寓或集体化宿舍建设也是政府部门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应鼓励城市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购买或租赁,避免由于农业转移人口的集聚而造成与城市居民的隔离与分化。
参考文献
[1]梅建明,熊珊.基于“四个维度”的农民工市民化实证研究---对3318份调查问卷的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4).
[2]刘燕,李录堂.农民工城市落户需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西安市为例[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5,(03).
[3]秦立建,王震.农民工城镇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4,(05).
[4]王玉君.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十二个城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人口研究,2013,(04).
[5]唐宗力.农民进城务工的新趋势与落户意愿的新变化---来自安徽农村地区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15,(05).
[6]谭晓婷,张广胜.农业转移人口留城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调查[J].调研世界,2015,(05).
[7]廖柳文,刘沛林.外来务工人员进城落户意愿调查分析---以湖南省长沙县为例[J].经济地理,2011,(12).
[8]张翼.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11,(02).
[9]卢小君,向军.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研究---以大连市为例[J].调研世界,2013,(11).
[10]肖云,邓睿.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主观判断的影响因素---基于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J].城市问题,2015,(04).
城镇化意愿 篇5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脱农,留农,个体特征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急剧缩减,农业劳动力弱质化趋势凸显。在“城镇拉力”和“农村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大量农业劳动力持续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1]。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同时也为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而又低成本的人力资源支持。但是,农村青壮年人口的过度流失也造成农业劳动力断层问题。以农民老龄化与女性化、农村人才空心化和农业生产副业化为表征的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问题日益突出[2]。因此,为深入研究影响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微观性作用要素,本文以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从现阶段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和区域5个角度来具体探讨农业劳动力在“脱农”与“留农”之间进行权衡决策的微观影响因素。本文将农业劳动力的就业迁移意愿区分为“脱农”和“留农”。前者指农业劳动力完全脱离农村、迁离到城市进行工作和生活,后者指农业劳动力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二、调查样本状况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笔者和课题组成员共同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形成机理、动态演进与破解之道”的部分问卷调查。问卷调查于2014年年末分别在位于东、中、西部的浙江省、河南省和陕西省3个省份所辖共9个县的农村展开。调查对象为一般农民(包括专业农民、兼业农民等)。每个调查样本县所辖农村发放调查问卷110份,共发放990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927份。
为了保证数据采集的均衡性,本研究实际采用其中的900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浙江省、河南省和陕西省各采用300份有效问卷。调查样本总体情况的统计性描述如下。
(一)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与受教育情况
从总体统计情况来看,被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是31.62岁,其中年龄最大的为53岁,年龄最小的是16岁。分性别情况来看,男性平均年龄是33.81岁,最大年龄和最小年龄分别是53岁和16岁,女性平均年龄是29.07岁,最大年龄和最小年龄分别是48岁和17岁。被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大致呈现正态分布。
从被调查对象的受教育情况来看,样本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72年,其中最长年限是16年,最短年限是2年。首先,分性别来看,男性农民的受教育年限普遍高于女性农民。这或许与农村中广泛存在的“重男轻女”思想有关。其次,分区域来看,就被调查对象而言,浙江省的农民受教育年限高于河南省和陕西省,而且河南省的农民受教育年限也高于陕西省。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水平产生正向影响。作为东部区域的代表性省份,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部区域和西部区域的河南省、陕西省,其教育软硬件条件相应优于中、西部省份,所以被调查农民的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河南省和陕西省。最后,整体来看,被调查农民的受教育年限多集中在7～9年的阶段中,即初中学历;其次为4～6年的阶段,即小学学历;接下来是高于10年的阶段,即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最后是低于3年的阶段,仅有0.60%。被调查对象的受教育层次同样大致呈现正态分布形状,具体见表1。
(二)被调查对象的农业生产经营状况
从农业生产经营总体统计情况来看,区域差异相对比较明显。如表2所示,作为农业大省和粮食生产核心区,地处中部区域的河南省土地资源丰富,被调查农民拥有承包耕地的比率最高,达到89.31%,而且人均经营规模最高,达到13.3亩。而作为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其农民拥有承包耕地的比率最低,为62.49%,人均经营规模也较低,为5.67亩。地处西部的陕西省则处于中间层次。就不同被调查对象所经营耕地规模情况来看,经营规模集中于4～6亩的农民所占比例最高,为21.15%,其次为低于3亩,所占比例为19.80%。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农民所经营耕地的规模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未来提升土地规模化经营水平的空间依然很大。同时也需要注意到,被调查农民的生产兼业化率与其所处区域耕地的人均经营规模成正比关系。比如,河南省被调查农民的生产兼业化率最高,达到73.53%,其所拥有耕地的人均经营规模也是最高。这可能是当前随着耕地经营规模的提高,留守在农村的农业劳动力明显不足,需要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在农忙时节回流到农村,以弥补劳动力投入的缺失。这也反映了在传统主要农区,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严峻程度。
资料来源: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整理而得,下同。
三、基于年龄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脱农动因的实证分析
如表3所示。首先,从影响农村排斥力的因素来看,第一,经济因素是导致被调查农民脱离农村的首要原因。这是因为在众多因素中,“务农收益低”的选择率基本上达到最高,平均达到66.94%。第二,35岁及以下的青年农民最看重职业发展前途,但36岁及以上的中老年农民则比较务实,最看重劳动收益的高低。如26～35岁和25岁及以下的被调查农民选择“农村致富机会少,没前途”的概率最高,分别为72.07%、76.81%。而36岁以上的被调查农民选择“务农收益低”的概率最高,为69.13%。
其次,从影响城市吸引力的因素来看,第一,经济因素同样是导致被调查农民向往城市的首要原因。这是因为在众多因素中,“二、三产业劳动收益高”的选择率最高,平均达到66.82%。第二,25岁及以下的被调查农民比较看重发展机遇和增长才干,如该群体选择“发展机遇多,发展空间大”和“学习专业技术,长见识”的概率最高,分别为63.26%和57.82%。但26岁及以上的被调查农民选择“二、三产业劳动收益高”概率最高,分别为69.93%和73.52%。这说明,该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对更加重视自身的收入水平。
最后,综合所有影响因素来看,第一,就整体脱农动因而言,城市吸引力的影响程度(其总和选择率为205.81%)高于农村排斥力(其总和选择率为189.13%),这与程明望等(2005)的研究结论一致[4]。第二,分年龄层次来看,对于35岁及以下的年轻农民而言,城市吸引力的影响程度(其总和选择率分别为229.94%和213.37%)高于农村排斥力(其总和选择率分别为188.76%和194.44%)。但是,对于36岁及以上的中老年农民而言,农村排斥力的影响程度(其总和选择率为184.21%)却高于城市吸引力(其总和选择率为174.12%)。这可能是因为,农村中年轻人多受市场经济影响和现代意识熏陶,比较向往城市的繁华多彩和优越生活,并且正处于梦想出人头地和提高自身技术能力的年龄阶段,外出“闯一闯”的意识较强。但是,对于中老年农民而言,他们遍尝农村生产生活的不易,也感受打工的辛苦,想法更加务实[5],很多是想摆脱农村清苦的生活、改变经济条件而选择到城市打工挣钱,而不是向往城市中的繁华表象,因此农村的排斥力对于该群体脱农的影响程度更大。
(二)留农动因的实证分析
如表4所示。首先,从影响农村吸引力的因素来看,第一,土地和宅基地等有限财产是吸引各年龄段农民留在农村的首要因素。这是因为在众多因素中,“具有土地和宅基地保障”的选择率最高,平均达到68.33%。第二,各年龄段被调查农民的侧重点有差异。对于25岁以下的年轻农民来说,他们比较看重“国家惠农政策力度加大”,选择比率达到27.84%,这说明该群体有在农村干事创业的愿望,希望国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而对于25岁以上的被调查农民而言,他们虽然也比较看重国家惠农政策的支持力度,但是更注重“可以照顾父母和小孩”,选择比率分别达到39.43%和54.97%。因为这些年龄段的农民普遍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压力,能够照顾家人也是他们选择留在农村的重要原因。
注:问卷内容是多项选择,下同。
其次,从影响城市排斥力的因素来看,第一,生活负担重是构成城市排斥力的首要因素。因为被调查农民选择“房价高、看病贵等,负担重”的比率最高,平均达到53.19%。第二,分年龄层次来看,对于35岁及以下的年轻农民而言,选择“房价高、看病贵等,负担重”的比率最高,分别为64.79%和62.48%。这说明,年轻人的财富积累非常有限,他们对于城市中的沉重生活负担反应更加敏感。但是对于36岁以上的中老年农民来说,他们选择“没有社会保障,缺乏安全感”的比率最高,达到53.23%。这显示出,农民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注重生活的保障和依靠。
最后,综合所有影响因素来看,第一,就整体留农动因而言,城市排斥力的影响程度(其总和选择率为185.38%)高于农村吸引力(其总和选择率为164.50%)。第二,分年龄层次来看,对于35岁及以下的年轻农民而言,城市排斥力的影响程度(其总和选择率分别为183.53%和185.11%)高于农村吸引力(其总和选择率分别为130.68%和163.49%)。但是,对于36岁及以上的中老年农民而言,农村吸引力的影响程度(其总和选择率为199.30%)却高于城市排斥力(其总和选择率为187.52%)。这说明,对于大部分年轻农民而言,现阶段农村中存在的一系列优势还不足以激励其选择留在农村务农,反而是城市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迫使一部分农民选择回流到农村。这与郭力等(2011)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6]。但是,对于中老年农民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更愿意回到农村去,因为他们更加注重生活的保障、家庭的幸福,当然也更加注重“老有所依”。
四、基于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脱农动因的实证分析
如表5所示。首先,从影响农村排斥力的因素来看,第一,在性别方面,男性脱离农村受农村排斥力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女性。这可能是由于男耕女织的农业传统,男性在经济收入以及家庭生活质量方面的压力要高于女性,所以他们对于农村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具有更高的敏感度。第二,在受教育程度方面,”高中以上”的总和选择率为206.57%,高于“初中”的191.38%和“小学以下”的167.86%。这说明,学历越高,被调查农民脱离农村受农村排斥力的影响程度越显著。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该部分农民的见识越提升、能力越增长,他们就越不满足于农村的现状,摆脱农村落后生产生活条件的意愿也越强烈[7],对农村排斥力的敏感程度就越高。
其次,从影响城市吸引力的因素来看,第一,在性别方面,男性脱离农村受城市吸引力的影响程度同样要高于女性。第二,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学历越高,被调查农民脱离农村受城市吸引力的影响程度越显著。这说明,学历越高,受现代文明熏陶越多,就越向往城市现代化的生活。
最后,综合所有影响因素来看,第一,无论在性别方面,还是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经济因素依然是影响被调查农民脱离农村的首要因素,这是因为他们在各因素中选择“务农收益低”和“二、三产业劳动收益高”的比率最高。第二,在性别方面,男性受农村排斥力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城市吸引力。但是女性受城市吸引力的影响程度却高于农村排斥力。可以这样来解释:男性在农村体力劳动中占有一定优势,但对于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城市,明显缺乏信心和底气;而女性在农村体力劳动中占处于弱势地位,但她们具有天生的依赖心理和攀比心理,容易对城市中繁华多彩的生活产生向往和依恋。
(二)留农动因的实证分析
如表6所示。首先,从影响农村吸引力的因素来看,第一,在性别方面,男性更看重农村中所拥有的有限财产,而女性更注重家庭生活质量。这是因为男性在众多因素中选择“具有土地和宅基地保障”的比率最高,达到52.79%,而女性选择“可以照顾父母和小孩”的比率最高,达到46.38%。第二,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以下”的总和选择率为134.17%,高于“初中”的129.20%和“高中以上”的108.42%这说明,被调查农民学历越低,他们选择留在农村时,受农村吸引力的影响程度越深。这可能是学历低的农民视野较狭窄,见识不足,而且对自身能力缺乏自信,就相对比较留恋在农村生活的种种优势和好处。
其次,从影响城市排斥力的因素来看,可以得出如下规律:第一,在性别方面,男性更在意城市中高昂的生活成本,他们选择“房价高、看病贵等,负担重”的比率最高,达到47.28%。而女性更在意城市中生活的安全感,她们选择“没有社会保障,缺乏安全感”的比率最高,达到58.05%。第二,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学历越低,被调查农民留在农村受城市排斥力的影响程度越显著。这说明,学历越低,融入城市生活的难度越大,所以他们对自身在城市中的种种劣势反应就越敏感。最后,综合所有影响因素来看,在性别方面,男性受农村吸引力的影响程度(其总和选择率为156.70%)要高于城市排斥力(其总和选择率为139.87%)。但是女性受城市排斥力的影响程度(其总和选择率为172.19%)却高于农村吸引力(其总和选择率为163.75%)。原因可能是:受农村中男子嗣承规则的影响,男性农民往往留恋于农村中的有限财产,所以对农村吸引力表现出更大的敏感度;而女性农民则不具备上述条件,所以对农村吸引力的敏感度有所降低,而且很多女性农民受自身条件所限,在城市中往往并不具备工作方面的良好禀赋[8],生存优势不明显,所以对城市排斥力表现出更大的敏感度。
五、基于收入与区域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脱农动因的实证分析
如表7所示。首先,在收入水平方面,月收入3000元以上的农民受农村排斥力的影响程度(其总和选择率为171.91%)要高于3000元以下的农民(其总和选择率为150.08%),月收入3000元以上的农民受城市吸引力的影响程度(其总和选择率为186.64%)也高于3000元以下的农民(其总和选择率为157.39%)。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农民通过外出务工提高了劳动收益,分享到了打工收入所带来的好处,所以他们对农村排斥力和城市吸引力表现出更大的敏感程度。而很多低收入农民由于自身能力所限等原因,并没有通过在外打工获得较高的劳动收益,所有他们对农村排斥力和城市吸引力的敏感程度就比较低。
其次,在所处区域方面,浙江省的被调查农民对农村排斥力和城市吸引力的反应程度(其总和选择率分别为181.93%和208.96%)均高于河南省(其总和选择率分别为169.15%和186.78%)和陕西省(其总和选择率分别为151.59%和163.20%)。这可能是由于浙江省经济较为发达,该区域农民受商品经济大潮影响更加显著,他们更加倾向于走出农村,到城市中去干事创业。所以,农村排斥力和城市吸引力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更高。
最后,综合所有影响因素来看,无论从收入水平角度,还是从所处区域角度,被调查农民受城市吸引力的影响程度都要大于农村排斥力,该规律与上文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
(二)留农动因的实证分析
如表8所示。首先,从影响农村吸引力的因素来看:第一,在收入水平方面,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农民(其总和选择率为195.39%)受农村吸引力的影响程度要高于3000元以上的农民(其总和选择率为170.14%)。这可能是由于低收入农民对农村有限财产及乡村生活状态有着更深层次的依赖,而高收入农民更加注重在外打拼,对留在农村的吸引力反应不是很敏感。第二,在所处区域方面,陕西省的被调查农民对农村吸引力的反应程度(其总和选择率为178.01%)高于浙江省(其总和选择率为155.53%)和河南省(其总和选择率为170.66%),而且浙江省最低。这可能是由于陕西省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较为落后,该区域农民受传统农村生活习俗的影响更加强烈,所以对农村有限财产及乡村生活状态更加留恋。而浙江省地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该区域很多农民已经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打拼多年,而且也已经习惯城市中的生活,所以对农村吸引力的反应程度就比较低。
其次,从影响城市排斥力的因素来看,第一,在收入水平方面,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农民(其总和选择率为200.80%)受城市排斥力的影响程度要高于3000元以上的农民(其总和选择率为175.51%)。这说明,低收入农民更加难以在城市立足,所以对城市排斥力有着更强烈的反应。第二,在所处区域方面,陕西省的被调查农民对城市排斥力的反应程度(其总和选择率为19652%)仍然高于浙江省(其总和选择率为167.61%)和河南省(其总和选择率为186.07%)。
最后,综合所有影响因素来看,无论从收入水平角度,还是从所处区域角度,被调查农民受城市排斥力的影响程度都要大于农村吸引力。这说明,当前部分农业劳动力回流到农村主要是受城市排斥力的影响,而农村吸引力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
六、研究结论
本文以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从现阶段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和所处区域5个角度具体分析了农业劳动力在“脱农”与“留农”之间进行权衡决策的微观影响因素,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在影响农民脱离农村或留在农村的众多因素中,经济利益始终是最为重要的决策考量[9],无论农民选择在家务农还是外出打工,提高经济收入都是其最直接的目标。所以,城乡劳动力收益差距应当是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形成的最根本性的作用因素。第二,对不同统计特征的农民而言,城市吸引力对于“脱农”的作用大于农村排斥力,而且城市排斥力对于“留农”的作用大于农村吸引力。这充分说明城市因素对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农村因素。因此,在城市与农村关于争夺和吸收青壮年劳动力的博弈中,农村依然处于弱势地位。第三,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水平等作用因素看,弱势农民(主要是指老年人、女性、低学历或低收入者)对脱农动因中农村排斥力的反应程度低于优势农民(主要是指青壮年、男性、高学历或高收入者),且对留农动因中农村吸引力的反应程度高于优势农民。这充分说明,弱势农民具有更强的留农意愿,优势农民具有更强的脱农意愿。如果此种趋势持续下去,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城市中的劳动力质量越来越好,而农村中的劳动力质量却越来越差,那么,城乡之间关于劳动力质量的“马太效应”势必日益凸显[10],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将更趋严重。由于不同统计特征的农民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其对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微观影响就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需要深入全面地把握和认识。
参考文献
[1]汪增洋,费金金.人口迁移的空间抉择:本地城镇化抑或异地城镇化[J].财贸研究,2014(6):61-67
[2]朱启臻,杨汇泉.谁在种地——对农业劳动力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1):162-169.
[3]韩占兵.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分析框架、现实判断与破解之道[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8.
[4]程明望,史清华.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到拉的嬗变[J].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6):105-113.
[5]刘生龙.中国跨省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4):83-98.
[6]郭力,陈浩,曹亚.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背景下农民工跨省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地区6省的农户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11(6):45-53.
[7]郭存芝,凌亢,白先春.城市化与我国基础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128-132.
[8]陆文聪,吴连翠.兼业农民的非农就业行为及其性别差异[J].中国农村经济,2011(6):54-62.
[9]郭晓鸣,张克俊.让农民带着“土地财产权”进城[J].农业经济问题,2013(7):4-11.
城镇化意愿 篇6
根据每年中央1号文件、国家相关部委土地改革的文件以及土地管理法律的规定,我国土地流转政策从1984年起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土地流转不禁止———承认土地流转———鼓励土地流转———严格规范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杨群(2013)认为土地流转促进土地规模化,进而推动农民非农化;城镇化加速农民非农化,进而拉动土地流转[1]。目前较多文献将土地流转放在城镇化背景中研究,观点主要有:应完善从土地的单一保障功能到保障功能与流转功能并举的土地流转政策(王恒,2015)[2],优化土地流转制度,土地流转机制要体现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农民分享土地流转的增值收益(刘剑雄,2014;阮骋、陈梦鑫,2014;舒全峰等人,2014)[3,5]。在私有制国家,土地通过市场的自由交易流转,国外学者主要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社会经济环境以及交易费用这三方面研究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6]。
部分文献直接将土地流转与城镇化两个变量相结合研究,其中,杨群(2013)认为土地流转在实现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桥梁作用[7];张平(2014)认为城镇化与土地流转能否协调,关键在于改革户籍制度、构建土地流转市场机制、建立城乡之间人地联动机制、完善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等,消除影响要素合理流动的制度及运行机制[8]。
基于上述分析,土地流转政策对城镇化具有较强的影响,而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人的城镇化”, 农民城镇化过程受其意识支配,但文献中鲜有专门研究土地流转政策与农民城镇化意愿之间的关系。为此,本研究在文献分析和理论回顾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通过实证分析进行模型检验,以期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理论研究与假设模型
(一)土地流转政策与农民城镇化意愿
土地政策是影响农民城镇意愿的重要因素, 关键是需要对农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才能提高农民对土地流转(或者被征地)的满意度(何国俊、 徐冲,2007;康岚,2009)[9,10]。农民在总体上也倾向于城镇化,其中有过半数农民赞成土地流转,但对进城生活有一定顾虑(张如林、丁元,2012)[11]。在居住地点选择方面,农村居民有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但并不太愿意远离土地,更多农民愿意到新农村综合体居住而不是到县城或者集镇居住 (刘后平等人,2015)[12]。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1:土地流转政策对农民的城镇化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土地流转中农民利益保障与农民城镇化意愿
土地发展权认为土地所有权人或土地使用权人有改变土地现有用途或者提高土地利用程度的权利(戴伟娟,2011)[13],是对土地在利用上进行再开发的权利(高波,2010)[14]。该制度最早在英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产生, 并相继在美国和法国建立, 我国宪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也有体现。当前需要制定一个相对平衡的城镇化政策体系,考虑农民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保障,应更规范确权、确利和确股流转土地方式(严瑞河、刘春成,2014)[15];需要在城中村改造(何元斌、林泉,2012)、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冯长春等,2014)、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 (吕军书、李茂,2014)、土地征收与补偿(张鹏、高波,2015)等领域都应赋予土地发展权,增加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利益保障[16,19]。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2:农民土地流转中的利益保障对农民的城镇化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土地流转政策与土地流转中农民利益保障
如果土地无序、非理性的大量集中,会导致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失去生活来源,引发社会不稳定, 因此土地流转制度首先要考虑农民保障利益 (李少丽,2011)[20]。其中,土地流转政策中的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樊继达(2014)认为是建立健全城镇化进程中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治理体系的关键[21]。为此,要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土地从农民手中流转环节要建立在市场定价基础上,这是提高农民土地流转补偿标准的核心 (郝丽丽等, 2015;江敏超等,2015)[22,23]。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3:土地流转政策对农民土地流转中的利益保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农民土地流转中的利益保障在土地流转政策与农民的城镇化意愿的正向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四)假设模型
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以土地流转中农民利益保障为中介变量,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城镇化意愿的关系模型并提出假设, 进一步探讨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假设模型如图1。
三、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在对相关文献评述的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 为提高问卷的内容效度,采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修正问卷,邀请相关专家3名、政府主管业务部门领导3名和企业家3名对调查问卷进行审查,经过反复5次,直至取得一致的意见,最终形成正式问卷。问卷各题项的衡量均以Likert五点尺度衡量,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无意见”,“4”表示“同意”,“5”表示 “非常同意”。
(二)研究样本
本研究问卷调查地域范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城市南宁市。南宁市是广西全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自从“十二·五”规划以来城镇化建设全面提速提质,从2010年城镇化率的52.64%逐年增加到2014年的58.39%,但在西部7个省会城市中(西藏拉萨除外)排名最低;户籍人口2010年700.37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91.98万人,占比27%;2014年729.65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79.92万人,占比38%。由此可见,2014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是20.39个百分点[24]。此外,南宁市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还面临50.27万人贫困人口的压力[25],存在耕地减少过多过快,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占地较多,但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吸引农村居民向城镇聚集的政策力度不够等问题。这些现象在欠发达地区城镇化过程中较为普遍存在,为此, 以南宁市为样本研究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问卷抽样
问卷抽样调查对象主要包括:农民、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企业主要负责人。结合我国当前主要是“政府主导型”的土地流转,因此,问卷调查对象可进一步缩小范围,界定为: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企业主要负责人。问卷发放共计300份,回收288份,其中有效问卷220份,有效率73.33%。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
四、数据分析
(一)问卷分析
问卷回收后,将问卷进行了编码,并使用Excel录入数据。数据录入完毕,采用IBM SPSS19.0软件进行分析。分析步骤主要包括:首先通过项目分析,删除t检验结果未达显著性的题项;第二,进行问卷效度分析,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其中:KMO值为.668,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值为475.997(自由度为66)达显著,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也表示适合进行因素分析;第三,通过信度分析用来评估整份量表的可靠程度,其中,α 系数分别是0.681、0.694、0.591,总量表的 α 系数是0.600,α 系数都在0.5<α≤0.7信度可信区间,可看出本研究所设计的量表信度较佳。
(二)实证分析结果
数据整合后各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Pearson相关系数见表3,其中,只有土地流转中的农民利益保护与农民城镇化意愿之间相关性显著为正(相关系数.237,P< 0.01)。
为验证本研究假设,进一步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其中模型1的自变量是土地流转政策,因变量是土地流转中的农民利益保障;模型2的自变量包括土地流转政策和土地流转中的农民利益保障,因变量是农民的城镇化意愿。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
根据回归分析,只有土地流转中的农民利益保障对农民的城镇化意愿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Beta=.241,P<0.01),由此,本研究假设只有H2获得支持,而H1、H3、H4均为未获得支持。其中,在模型1中,土地流转政策对土地流转中的农民利益保障影响为负但不显著(Beta=-.062,P>0.01);在模型2中,土地政策对农民的城镇化意愿影响为正但不显著(Beta=.061,P>0.01)。由此可见,对农民城镇化意愿影响最大的是土地流转中的利益保障;在土地流转政策中基本上没有体现保障农民利益,这可能由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过度依靠“土地财政”所致。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认为:要充分发挥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和流转功能,在土地从农民手中流转到市场环节开始就要体现土地的市场交易价值规律,为农民土地流转后提供基本的就业保障和生活保障,以通过土地交易促成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使农民的劳动力从农村土地的生存依附关系中分离开以推进城镇化建设。结合本研究的上述实证研究,具体建议如下:
(一)农民进程生活但保留其土地流转收益
农民进城生活具有相对农村较高的成本,保留其在农村的土地流转收益,有利于拓展农民的收入来源,并为城镇生活提供保障。为此,需要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现所有权、承包权、 经营权三权分置,形成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格局。确定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农民的土地可以是部分流转也可以是全部流转,流转方式可以采用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农民和土地承包方都应该有权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交易原则,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时间、流转方式及流转费用等。因此,需要积极探讨如何保障农民对土地流转的收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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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加农民对农村建设用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比例
在当前城市发展以及工业发展都面临建设用地指标紧张问题,将农村建设用地进行置换以缓解城镇建设和工业发展建设用地指标,具有可行性而且可操作性也较强。土地流转是一种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土地供求双方实现土地使用价值和价值转移的过程。同时,农民对于土地具有发展权。这就需要在农村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体现其原本的价值,建立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土地权利分享机制。为此,一是需要营造良好的农地流转制度环境,这是增加农民对农村建设用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比例的保障;二是需要建立一个透明公平的定价机制,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
(三)为农民进城生活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并完善就业政策
保障农民有持续性的生活来源,是解决农民进城生活从而与农村土地耕种相剥离的根本措施,该生活来源就是对农民就业培训使之具有一技之能。首先,将农民工培训纳入国民培训教育体系,形成政府、企业、劳动者和培训机构共同推进的教育培训机制。其次,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实现培训就业一体化。再次,强化企业培训责任,发展企业培训开发、公共职业培训,确保农民工提高就业技能,为农民工市民化奠定基础。
(四)为农民城镇化提供住房保障
城镇化意愿 篇7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放开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入城市,加快了城市化进程。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的《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可以说,城镇化是当前及未来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目前,学界关于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城镇化特征、城镇化动因、城镇化发展模式、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城镇化造成的影响、国内外城镇化比较研究以及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道路等。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城镇化问题研究已经较为深入。但同时可以发现,学界将城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这一命题本身,缺少对城镇化的真正主体——农民城镇居住意愿的关怀。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只有真正把握了农民的城镇居住意愿,才能遵循社会主义发展内在规律推进城镇化。
鉴于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依托“百村观察”项目平台,以农民城镇居住意愿为主题,于2015年7月对全国31个省份245个村庄3705个农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通过校内外几百名调研员的不懈努力,得到了大量有效问卷和样本数据,为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本文依据调查数据对当前中国农民城镇居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展开相关研究。
二、农民城镇居住意愿相关样本数据说明
本文依据的3705个有效调查样本遍布全国31个省份,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依托“百村观察”项目平台通过随机抽样调查获得的,具有代表性和科学性。从被调查农民的年龄分布来看,30岁以下的农民76人,有效占比2.0%;30～39岁的农民269人,有效占比7.3%;40～49岁的农民894人,有效占比24.1%;50～59岁的农民1139人,有效占比30.8%;60岁及以上农民1324人,有效占比35.8%。从性别来看,男性有2797个,有效占比为75.6%;女性为905个,有效占比为24.4%。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农民有1200个,有效占比为32.6%;中部农民有1500个,有效占比为40.7%;西部农民有982个,有效占比为26.7%。从职业分布来看,农业劳动者有效占比为62.6%,农民工有效占比为7.2%,雇工阶层有效占比为4.1%,农民知识分子(如老师)有效占比为2.1%,个体劳动者与个体工商户有效占比为7.8%,私营企业主有效占比为0.8%,乡镇企业管理者有效占比为0.2%,农村管理者有效占比为7.6%,其他职业有效占比为7.7%。从受访者教育程度来看,文盲农民有效占比9.2%,小学学历农民有效占比34.4%,初中学历有效占比38.1%,高中学历农民有效占比14.5%,大专及以上农民有效占比3.8%黄振华等(2013)、聂伟等(2014)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他们均认为农民定居城镇的意愿并不强烈,前者认为只有39.06%的农民愿意到城镇定居,而后者发现愿意到城镇定居的农民仅占11.4%。
四、不同人口特征对农民城镇居住意愿的影响
(一)农民城镇居住意愿的年龄差异
从不同年龄段农民的城镇居住意愿来看,30岁以下、30～39岁、40～49岁、50～59岁、60岁及以上的农民愿意到城镇居住的比重分别是75.00%、72.12%、64.65%、59.96%、45.62%。换言之,随着农民年龄逐渐增长,其城镇居住意愿逐渐下降。其中,30岁以下愿意到城镇居住的年轻农民占比最高,对城镇生活渴望更强。总体而言,农民年龄特征与其城镇居住意愿之间表现出较显著的相关性(P=0.000<0.05)。
(二)农民城镇居住意愿的教育水平差异
从不同教育水平农民的城镇居住意愿来看,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农民愿意迁到城镇居住的比例依次为43.70%、54.01%、60.89%、61.34%、64.08%,即农民的城镇居住愿意强度随教育水平提高而呈上升趋势。其中,大专及以上的农民愿意到城镇居住的比重最高,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更为强烈。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教育水平和其到城镇居住的愿意程度呈正比(P=0.000<0.05)。
(三)农民城镇居住意愿的职业差异
从不同职业类型农民的城镇居住意愿来看,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各类型职业的农民占比依次为55.33%、68.05%、55.33%、65.82%、58.62%、67.86%、57.14%、61.07%。其中,农民工群体、私营企业主和农民知识分子的城镇居住意愿比重相对最高,分别是68.05%、67.86%和65.82%;农业劳动者和雇工阶层(短期工作)的城镇居住意愿比例相对最低,仅为55.33%。可见,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离开农村、迁居到城镇居住的意愿更为强烈。
(四)农民城镇居住意愿的地区差异
从不同地区农民的城镇居住意愿来看,东、中、西部的农民愿意到城镇居住的比例分别是58.08%、54.67%、59.78%,西部农民城镇居住意愿占比最高。总的来看,地区差异对农民城镇居住意愿的影响不太明显(P=0.031<0.05)。
(五)农民城镇居住意愿的家庭收入差异
从不同家庭收入的农户来看,20%家庭低收入的农户城镇居住愿意度最低,仅占50.33%,而20%中低收入、20%中等收入和20%中高收入的农户城镇居住意愿度相对较高,分别为59.59%、59.43%和60.33%,20%高收入农户城镇居住意愿为56.15%。整体来看,农户城镇居住愿意比例具有随着家庭收入升高而上升的线性趋势。但是,到了20%家庭高收入水平,农户城镇居住意愿度反而呈现下降趋势。
(六)农民城镇居住意愿的家庭职业结构差异
从农户家庭有无务工者的城镇居住意愿中可以看到,农户家庭有务工者愿意到城镇居住的比例为60.48%,而家庭无务工者愿意到城镇居住的占比为53.80%,有务工者家庭城镇居住意愿度显然要高于无务工者城镇居住意愿度,这表明家庭是否有务工者对农户城镇居住意愿具有一定影响(P=0.000<0.05)。
五、农民城镇居住意愿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农民城镇居住意愿只有“愿意”和“不愿意”两种概率。因此,本文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变量对农民城镇居住意愿的影响程度及显著性水平差异。
(一)影响因素假设
假设1,年龄对农民城镇居住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对于愿意到城镇居住这种情况,低年龄段农民比高年龄段农民倾向更显著。
假设2,教育水平对农民城镇居住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对于愿意到城镇居住这种情况,文化程度较高农民比文化程度较低农民倾向更显著。
假设3,地区差异对农民城镇居住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对于愿意到城镇居住这种情况,西部农民比其他地区的农民倾向更显著。
假设4,职业类型对农民城镇居住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对于愿意到城镇居住这种情况,农民工群体比其他职业类型的农民倾向更显著。
假设5,家庭收入对农民城镇居住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对于愿意到城镇居住这种情况,家庭中高收入农户比家庭低收入农户倾向更显著。
假设6,是否为务工家庭对农户城镇居住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对于愿意到城镇居住这种情况,家庭有务工者的农户比家庭无务工者的农户倾向更显著。
(二)变量描述与建模
基于上述影响因素的假设,将年龄,教育水平,地区差异,职业类型,家庭收入,家庭是否有务工者6个自变量作为农户城镇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于因变量,若农民愿意到城镇居住,则因变量被赋值为1;若农民不愿意到城镇居住,则被赋值为0。具体见表1。
在对以上变量进行赋值和描述的基础上建构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民城镇居住意愿的因素进行统计分析。通常将Logistic回归方程表达为:
其中,y为因变量,xi为第i个自变量,β0是常数项,βi是自变量xi的偏回归系数。因为y的两个值被赋值为0或1,那么在自变量x1,x2,…,xi的一组特定值已知的条件下,式(1)中E(y)的值给出了y=1的概率。由于被解释变量为概率,所以将Logistic回归方程表示为如下形式:
对应于这些参数值,Logistic回归方程为:
E(y)的取值范围为0～1,随着自变量x的值逐渐增大,E(y)的值逐渐增加,并且越来越接近1;当自变量x的值逐渐减小,E(y)的值逐渐减少,并且越来越接近0。由于E(y)的取值范围为0～1,就从理论上使式(3)非常适合做因变量y的概率等于1的模型。
(三)解释Logistic回归方程
利用Logistic回归,通常用机会比率(odds ratio)解释自变量与概率P (y=1)之间的关系。机会比(odds)是指事件将要发生的概率与该事件将不会发生概率的比,本文是指农民愿意到城镇居住的概率P(y=1)与农民不愿意到城镇居住的概率P(y=0)之比。农民愿意到城镇居住的机会比按式(4)计算:
在本文中,农民城镇居住意愿的机会比率即当自变量增加一个单位时,农民愿意到城镇居住的概率P(y=1)与农民不愿意到城镇居住的概率P(y=0)的机会比是变化前相应机会比的倍数。
(四)统计结果分析
运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3705个有效样本农民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将因变量和自变量输入列表,回归方法设置为“进入”,将所有变量一次纳入到模型。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显示,回归方程较为显著,似然比卡方值为152.86,Sig值(P值)均小于0.05,表明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采用该模型合理。模型汇总表显示了判定系数Nagelkerke R2值为0.255,表明模型拟合度较好。回归后模型总预测率正确率为61.0%,说明模型预测效果较为理想。通过模型的拟合效果及模型精度分析,认为模型总体较好。
各因素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如表2所示,模型显示,对模型起显著作用的有3个变量,分别是年龄、教育水平、家庭有无务工者,详细分析如下。
(1)年龄对农民城镇居住意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exp(B)=0.707<1,即农民城镇居住意愿机会比率为0.707。这说明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年龄梯级越高的农民,其城镇居住意愿度随之越低。这与前文年龄组与农民城镇居住意愿的交叉分析结果一致。对此的解释是,中国人与生俱来具有安土重迁观念和乡土情结,年轻人对城市生活的渴望更加强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乡土情愫的牵动下,他们越是想要返回或者留在农村。
(2)教育水平对农民城镇居住意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exp(B)=1.152>1,即农民城镇居住意愿机会比率为1.152。这表明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愿意到城镇居住的概率越高。这与前文教育水平与农民城镇居住意愿的交叉分析结果一致。对此的解释是,教育程度高的农民相对于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其知识眼界更为开阔,学历和技能水平也更高,因而其就业选择机会更多,有条件从事在城镇更为高阶的职业,且其在城市更容易立足生存,较为容易融入城镇社区,因而更愿意在城镇居住。
(3)家庭中有务工者对农民城镇居住意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exp(B)=1.328>1,即农户城镇居住意愿机会比率为1.328倍。这说明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若家庭中有务工农民,则其越倾向于在城镇居住。对此的解释是,务工农户脱离了传统的土地生产经营,转而进城从事其他非农职业,非农职业相对于传统小农具有更高的收入,因为职业与收入的关系,务工农民更愿意选择在城镇居住。
由于年龄组别和教育水平组别均为多分类自变量,从以上二元回归分析结果中无法得出自变量组内变化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及显著性差异。因此需要进一步对年龄组别和教育水平组别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将因变量y=0(不愿意到城镇居住)作为参考类别,职业类别、地区分组、家庭年收入分组和有无务工家庭作为协变量输入SPSS统计软件,回归结果见表3。
a.参考类别是:不愿意。b.因为此参数冗余,所以将其设为零。
回归结果中,“不愿意到城镇居住”作为因变量中的参考类别,其回归系数是0。“年龄分组=5”和“受访者教育分组=5”分别作为其相应自变量中的参考类别,因而其回归系数也均为0。从“显著水平”一栏可以看到,各年龄组别均有显著性差异(P=0.000<0.05),“年龄分组=1”、“年龄分组=2”、“年龄分组=3”、“年龄分组=4”其对应的exp (B)分别是3.296、3.105、2.025、1.667,这说明相对于不愿意到城镇居住的情况,30～39岁农民愿意到城镇居住的概率是60岁及以上农民的3.296倍,40～49岁农民愿意到城镇居住的概率是60岁及以上农民的3.105倍;依此类推。总体而言,农民年龄越小,愿意到城镇居住的概率越大。在受访者教育组别中仅有“受访者教育分组=1”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6<0.05)。“受访者教育分组=1”对应的exp(B)是0.588,表明相对于不愿意到城镇居住的情况,教育水平为文盲的农民愿意到城镇居住的概率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的0.588倍,而小学、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相对于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在城镇居住意愿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在教育水平对农民城镇居住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的前提下,小学及以上教育水平之间对农民城镇居住意愿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
六、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245个村庄3705个农户的实地调查发现农民的城镇居住意愿普遍较高。对有效样本农民的调查问卷进行交叉分析发现:农民的年龄越小、教育水平越高、从事非农职业、地处西部、中高收入家庭、家中有务工人员,愿意到城镇居住的比例更高。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教育水平和家中有无务工人员对农民是否愿意到城镇居住具有显著性影响。年龄越大,愿意到城镇居住的概率越小;教育水平越高,愿意到城镇居住的概率越大;有务工人员的家庭比无务工人员的家庭更愿意到城镇居住。进一步对年龄和教育水平组内显著性差异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年龄段、不同教育水平的农民,在城镇居住愿意度方面出现明显分化。城镇居住意愿随年龄升高而呈现递减趋势;教育水平为文盲的农民最不愿意到城镇居住,而教育水平为小学及以上的农民到城镇居住较为强烈,但是意愿程度差异不大。
城镇化是当今中国不可逆转的趋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一是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农民自身城镇居住意愿的差异性,尊重其选择意愿,避免“土地强征,房屋强拆,强制移民”现象;二是年轻农民对城镇居住意愿表现较为强烈,要适当为其营造良好的城镇定居条件;三是有务工人员的家庭更愿意到城镇居住,所以要为打工进城的农民家庭创造良好的安居落户条件;四是相对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教育水平较高农民更愿意到城镇居住,因此为顺利推进城镇化建设,要进一步加大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强其进城居住意愿和能力。
摘要：本文利用对全国31个省份245个村庄3705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民的城镇居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是否具有务工人员3个因素对农民城镇居住意愿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影响因素组内对居住意愿的影响程度也具有明显分化。
关键词：城镇居住意愿,城镇化,Logistic模型
参考文献
[1]谢宇.回归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32-349.
[2]戴维R.安德森,丹尼斯J.斯威尼,托马斯A.威廉期.商务与经济统计[M].11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367-373.
[3]黄振华,万丹.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及其特征分析[J].经济学家,2013(11):86-92.
[4]聂伟,王小璐.人力资本、家庭禀赋与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53-60.
城镇化意愿 篇8
关键词：经济成本,机会成本,积极效用,全面二孩
一、引言
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我国计划生育开始全面实施,三十多年的时间,计划生育政策的成绩斐然,我国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其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低到0.5%以下,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小,劳动力资源的短缺现象越来越严重,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人口红利消失,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缓解这一问题,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单独二孩”政策。当时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有1100多万,但是截止2015年7月,主管部门报的数据大概是150万,与原本预期的二三百万有很大的差距,而到实际生育结果还会打折扣,这与原来的政策效果预期相去甚远。而80后在2015年后已经迈入36岁的高龄,成为高龄产妇,如果新的更有效的政策再不落地,那80后即使想要再生一个小孩,也变得希望渺茫。所以时隔两年,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但是这次政策是否能顺利实施还处于探索阶段,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据国外相关资料显示,如果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那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如果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高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会增加;如果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会减少。因此,世代更替水平对于人口政策制定至关重要。
地处位于长江三角洲腹地的吴江区户籍总人口为804868人,比上年增加3084人,其中男性人口397629人,女性人口407239人,男女性别比为100:102.4。全年出生7861人,出生率为9.77‰;死亡6078人,死亡率为7.55;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22‰低于全国的4.95%,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比较严重,目前吴江区本地城镇居民中育有两个小孩的占比并不是高,与健康的世代更替率相比,更是有很大的差距。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能否使得吴江区的人口出现明显的增长?吴江区城镇居民的生育意愿如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居民生育意愿?这些问题如果能够得到准确的回答,将对吴江区实施有效的人口政策提供帮助。
二、数据来源和基本信息
本研究首先选取8家具有代表性的家庭进行深度访谈,大致了解不同家庭在生育二胎意愿中的顾虑和推动因素,进而设计了调查问卷。调查组于2016年6-7月对吴江区城镇居民生育意愿进行调查,主要采用了网络调查的方式,一共回收274份,其中有效调查问卷255份,问卷有效率为93.07%,接受调查的对象男女比基本持平,年龄主要集中在25-39岁之间,占受访者对象的76.47%,具体情况如下表1。这部分人正好处于生育可能性比较大的年龄段,因此,本调查结果是有效的,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三、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影响城镇居民生育意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到底哪些方面将会影响吴江区城镇居民的生育意愿将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本研究从人文因素,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等消极因素,经济效用、保险效用、传宗接代效用,享乐效用等积极因素展开调查分析,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一)人文因素与生育意愿
1. 性别因素
通过调查数据汇总,直接表明“愿意生育二胎”的男性(占被调查男性41.86%)大于女性(占别调查女性30.95%),表明“顺其自然”的男性明显小于女性,而明确表示“不愿意生育二胎”的,男性和女性占其调查比例相当,分别是24.03%和25.40%。
在中国的家庭生活模式中,女性通常要担负比男性更多的责任,对于孩子的养育更是如此,需要经历十月怀胎的辛苦,孩子出生之后的喂养和教育责任基本上也由女性来承担,据百合网婚恋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调查研究“2015中国人婚恋数据”显示,有小孩的家庭,女性比男性更感觉自己婚姻不幸福,男女幸福满意度差值达到4.2。婚后的女性在家庭生活、孩子抚育,赡养老人上都扮演着很重要角色的同时,还要上班赚钱。压力很大,如果再生育一个,这种压力还要增加,能够勇敢承担这种压力的女性还是少数,但是基于孩子带来的幸福快乐,女性处于模棱两可的态度更多。
2. 年龄因素
通过数据统计分析,随着年龄的增长,生育二胎的意愿逐渐降低,皮尔逊相关性数据显示,年龄与生二胎的相关性系数为-0.181,其显著性为0.004,小于0.05,说明年龄与生二胎之间是显著性负相关关系。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从医学角度来说,高龄产妇生育二胎存在着3大风险:首先,论身体素质,已经生育过一次,不论是受孕几率还是产后康复的速度,都大不如前;其次,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子宫的收缩力和阴道的伸张力也较差,容易发生大出血和难产,产科临床统计资料表明,高龄产妇的产程明显延长,滞产率增高;最后,高龄生育时宫外孕、自然流产、孕期并发症、胎儿出生缺陷等的几率也会增加,羊膜早破、妊高征和早产这三项指标也比对照组为高。基于产妇和孩子的考虑,年龄越大,对于生孩子的恐惧也就越大,其生育意愿也就随之降低。
3. 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
本次被访者中大专及本科学历的占绝大部分比例,80.39%。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数据分析,可以看到教育程度与生二胎的相关性系数为0.170,其显著性为0.006,小于0.05,说明受教育程度与生二胎之间是显著性负相关关系。也就是受教育程度越大,生二胎的意愿越低。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二)消极因素与生育意愿
1. 经济成本与生育意愿
在255名被访者对象中,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占调查比例的60.39%,本文在调查的过程中通过“孩子抚养成本高,给家庭经济带来很大压力(A1)”、“孩子教育成本高,给家庭经济带来很大压力(A2)”、“二胎会降低家庭生活质量(A3)”、“二胎会降低孩子教育质量(A4)”等四个维度调查经济成本与生育意愿的关系,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以上四个维度与生育意愿的其显著性均为0,小于0.01。由此可见,经济成本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显著相关。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生育二孩,除了需要支付生育过程中的各项高昂的检查费用,还要支付生育之后昂贵的抚养费用,据大部分被访家庭反映,在今日的孕婴经济的产业链中,孕婴产品不再简单的等于奶瓶+尿布。一个婴儿每个月的固定开支包括奶粉、尿布、辅食、水果、早教、医疗、玩具、衣服、保姆、保险等,每一项都是不小的开支,孩子到两岁以后又要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目前吴江市场上的早教机构,年收费都在万元左右,孩子满三周岁入园后,以公立幼儿园为例,学费在六千左右,但是3-6岁的孩子,家长更注重孩子的智力开发、兴趣培养等,琴棋书画、武术舞蹈……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家长纷纷会给孩子报名,这又是一笔庞大的支出,往往年均费用超万元。此外,对于孩子并没有很完善的医保方案,如果孩子生病,大部分费用需要自费,医疗费用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2. 机会成本与生育意愿
生育二胎除了考虑经济成本这种直接因素外,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生育二胎产生的机会成本,通过深入访谈总结发现,这种机会成本主要体现在教育机会、晋升机会、时间成本以及因此产生的工作压力,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将该因素分解成“生育孩子导致自己或配偶放弃受教育机会(B1)”、“生育抚养孩子导致自己或配偶丧工作晋升机会(B2)”、“生育抚养孩子耽误自己或配偶大量工作时间,导致家人收入减少(B3)”、工作压力大,不能放弃工作生育小孩(B4)”等四个问题,并用量表的形式邀请被访者做答。从统计数据来看,在四个维度中时间成本,工作压力得分分别占前两位。
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数据分析,机会成本与生育意愿呈现负相关关系,而且机会成本的四个维度与生育意愿的其显著性均为0,小于0.01。由此可见,机会成本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显著负相关关系。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中国现有的社会文化中,照顾孩子的责任一般更多地落到女性身上。中国妇女报针对二胎政策评论写道,“目前的二胎政策,鸣锣呐喊的主要是国家和政府,而实际买单的却更多是家庭特别是女性。”女性在生育的过程中,从怀孕开始到产假结束大概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根据国务院《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第九条和《劳动部关于〈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问题解答》第十四条规定,哺乳期应为十二个月,即从婴儿出生之日起至满一周岁。在这期间单位每天是要给时间给女工进行哺乳的。再加上在孩子3岁之前会更多地依赖母亲的照顾,前后至少需要4年时间,这过程中,女性都将备受歧视,错失提升机会,所在职位被人顶替,直接影响职场前途。因此,二胎对于个人发展的影响在女性身上表现更为突出,许多职业女性不可能愿意冒着各种不确定因素的风险,为此作出牺牲,所以女性就业问题对于生育的抑制作用非常明显。
3. 心理成本与生育意愿
现在处于生育年龄的青年主要是80年以后出生的人,这一人群具有职业理想,崇尚自由而且非常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些因素在本研究中归结为心理成本,在调查问卷时,主要从“生育抚养孩子太麻烦,使自己或配偶丧失大量自由时间,无法做自己喜欢的事情(C1)”、“生育抚养孩子太累,找不到合适的人帮忙带孩子(C2)”、“担心孩子教育质量,怕自己孩子不如别人的孩子,心理压力大(C3)”和“担心自己处理不好两个孩子的关系,导致孩子相互嫉妒,争风吃醋,对孩子造成伤害(C4)”等维度,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数据分析,心理成本与生育意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C1,C2和C3三个维度的显著性均为0,小于0.01,相关性显著,而C4的显著性为0.012略大于0.01,小于0.05,此维度相关性也显著。而且在心理成本中,丧失自由,生育抚养孩子太累,担心教育不好孩子对于二胎生育决策有较大影响。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现在的抚养教育压力过大,对父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仅提供金钱上的帮助,对于孩子的教育成长来说远远不够。教育部一直在倡导减负,学校能响应,但如果家长真正响应了这一政策,在高考特别是江苏高考中将无一席之地,这种教育政策下,父母被其强制转嫁了很大的教育压力,他们需要在应付紧张的工作的同时,花比其父母更多的时间在孩子教育这件事情上,更多地思考教育小孩的方式,这种紧箍咒将伴随父母至少20年。“子女成才,家长有责”的家教责任观、“不唯龙凤,但求成才”这是现代家教的责任观和家教观,生育两个小孩无疑会增加这种教育压力。很多对子女教育重视的父母也因为这种压力,而放弃二胎生育意愿。
(三)积极因素与生育意愿
除了上述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会对生育意愿产生消极影响之外,二胎同样也会带来经济效用,保险效用,享乐效用,传宗接代效用也会对生育意愿产生积极影响,在调查时通过“多个孩子以后可以帮助家庭增加财富(U1)”,“多个孩子可以为父母未来的养老提供经济保障,分担养老压力(U2)”,“多个孩子可以避免太溺爱一个孩子,导致性格缺失,有利于孩子成长(U3)”,“多个孩子可以减少空巢风险(U4)”,“多个孩子可以避免一个孩子太孤单,太孤僻,可以相互帮助(U5)”,“传宗接代对于自己和家庭很重要(U6)”和“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很多快乐,使家人情感上更能得到满足(U7)”。其中U1和U2属于经济效用,U3、U4和U5属于保险效用,U6属于传宗接代效用,U7属于享乐效用。通过数据统计,可以发现被调查者更认同的是U5,U7,U3和U4等因素对其二胎决策的积极影响,这四个因素,关注的不是二胎带来的财富,更多的是给家庭带来的快乐,以及更加有助于小孩的健康成长。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数据分析,积极因素与生育意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显著性均小于0.01,相关性显著。由此可见,U1-U7因素对生育意愿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中避免孩子孤单,有利于孩子成长,给家庭带来快乐等方面的因素对二胎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对于传宗接代效用,增加家庭财富,或养老保障等方面的因素对二胎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较小。很多家长已经明确意识到从精神效用的角度,二孩可以带来诸多好处
1. 减少空巢风险,分担养老压力。
根据致公党发布的调查报告,目前我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1.9亿,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我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独生子女去世后,父母容易陷入自行封闭,精神濒临崩溃,但是如果可以生育二胎,就可以大大减少这种空巢风险。随着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对于目前绝大部分70后,80后父母来说,其老年时期的物质生活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是其出现病痛意外时,需要子女精神上的鼓励和时间上的陪伴,两个小孩在面临这种困境时可以相互鼓励,支持和帮助,大大减轻了这种精神上的养老压力。
2. 避免一孩孤单,有利于成长。
80年代以后,随着独生子女的出现,很多部门的专家学者开始研究这一群体的行为模式和特点,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结论都包括了如下几个方面:①冷漠自私,不懂得分享。独身子女作为家里的独苗苗,没有兄弟姐妹的争抢,习惯了独自占有的生活,没有与他人分享的意识,自然也很难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不懂得关爱他人。②娇纵任性,在“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中,独身子女就是个中心,享受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的特殊对待,从小就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生活常态,享受着这种特殊,因此,他们通常情况下比较霸道,娇纵任性。③自理能力差。六个大人,一个小孩,家务不可能再分摊到孩子身上,对于孩子的事情,家长都大包大揽,不舍得他们洗衣、打扫卫生、做饭等“辛苦”的工作,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习惯。甚至等到其结婚生子时还需要仰仗父母来帮助他们做这些力所能及的工作。④孤独自闭。因为生活压力,大多数家长往往无暇顾及孩子,不能花很多时间陪伴孩子,独身子女自幼没有兄弟姐妹的陪伴,又缺少集体活动,极易陷入孤独中。而生育两个小孩,有了兄弟姐妹之后,这种问题就可以大大减少,也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3. 多个孩子多份快乐。
很多被调查者都认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很多快乐,使家人情感上更能得到满足”,同时他们也表示,有子女的家庭才是真正的家庭,幸福美满的家庭。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点滴,都是人生最大喜悦之源。
四、对策建议
从以上调查数据分析可以看到,现在吴江区的生育主要目的不再是“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对于性别偏好上也基本破除了原有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在生育二孩这件事情上,更多人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新经济形态下,更要关注的是人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因此,影响吴江区城镇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更加多维,更多考虑的是二孩对自己和孩子未来发展的影响。要想提升吴江居民的生育意愿,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提高社会福利,减少育龄妇女经济损失
很多家庭认为“二孩”是一种奢侈品,而在调查中经济压力也是使大部分家庭放弃二孩的主要因素之一,要想提升吴江区居民生育意愿,仅仅出台二胎生育政策还是远远不够的,女职工的就业,工资得不到保障,政策又将打水漂。虽然据2012年发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但是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在实施时还是有很大的偏差,大部分女职工反映,在其生育期间,经济收入受到较大影响。但是企业作为单方面承担这种政策成本的机构,不愿意、不配合或者不支持也是理所当然,建议政府在此方面给予实际的政策支持,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或者其他补贴的形式,与企业共同承担这一成本,提升企业招用女职工的积极性,真正减轻经济压力。
(二)推动高效少儿医保,减轻医疗负担
儿童身体发育不够完善,抵抗能力较差,容易生病。最为让人担心的是一些重大疾病也开始出现低龄化,像白血病,肿瘤等恶性疾病在儿童当中的发病率也开始增加。目前,吴江已经将学龄前儿童和少儿都纳入医保范围,但是报销比例较低,门诊报销比例50%,报销限额为500-600每年,住院报销比例视疾病大小而定。而且儿童医保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比如有医保目录范围用药的限制,有起付线和最高报销额度限制,对意外伤害治疗费用的限制等,目前的基本医保的保障程度远远不够,很多家庭面对体弱多病的儿童,不得不自行购买商业保险,这无疑又增加了家庭的负担,如果政府能够针对儿童制定更加完善的医保政策,真正减轻家庭医疗负担,将会对于二胎意愿的增长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制定有效政策,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
按照2012年发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应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可增加产假15天。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女职工安排1小时哺乳时间;女职工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乳1个婴儿每天增加1小时哺乳时间”。现在在吴江市场上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愿意接受98天襁褓中的婴幼儿的抚育工作,98天后,孩子谁来带?就是很多家庭面临的问题,假设孩子正好是在8月31日出生,那么98天后到孩子三周岁之间至少将近1000天抚养时间成本,完全由各个家庭来承担,这种时间成本对应的是经济成本,如果需要一方辞职,后续近1000天的经济损失,也只能由家庭自己来承担,政府并没有给予任何政策支持,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出台有效政策,延长产假,激发职业妇女的生育意愿,针对中国儿童父爱缺失的情况,政府还可以考虑推行类似北欧国家的男性产假制度,父亲育儿假制度,缓解女性的多重压力,提升家庭生育意愿。
(四)增加学龄前儿童社会公立教育机构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很多育龄夫妇由于没有时间照料学龄前儿童,不得不放弃二孩生育,就吴江区目前供给市场看,政府并没有提供学龄前儿童的托教机构,部分社会教育机构可以接受24个月以后幼儿的托教,但是费用很高,政府并没有对这部分二胎生育后增加的托教费用给予补贴,托儿所市场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家长需求。建议政府设立专项基金,加大公立社区托儿机构的建设,为家庭提供儿童托管,家庭支持等服务,解决二孩带养问题,刺激家庭二孩生育意愿。
(五)加强孕前优生和医学指导,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这一代人,目前的年龄已是37岁,名副其实的高龄产妇,卵巢衰老蜕变,产生卵子老化,以及盆腔炎、输卵管堵塞等妇科问题导致怀孕困难,已经到了不是“想生就生”的年龄。同时,有些医疗风险也可能会集中出现,生育缺陷儿几率增加“高龄产妇生育缺陷儿几率增加。这些生理性因素也是很多家庭放弃生育二胎的主要客观原因。建议政府提供科学,全面,有效的孕前优生和医学指导,降低产妇风险,减少缺陷儿几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这也将对家庭二孩生育意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六)推动计生工作服务化,积极引导二胎生育行为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生育政策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由原来的限制控制生育,转为鼓励生育,相对应的计生部门的工作性质也应该发生变化。在计划生育制度下,社区计生部门的最主要工作包括:宣传我国的计划生育方针、政策、法规;摸清育龄妇女的基本情况,杜绝超生和计划外生育;办理准生证等。“全面二孩”后,其工作应该向服务型方式转变,为再生育的家庭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和咨询工作。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