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过程

城镇化过程（精选12篇）

城镇化过程 篇1

现代经济发展的结构变迁过程是技术创新的过程、产业升级的过程, 也是人口城镇化的过程。在上述结构变迁、人口流动的过程中, 为了快速、健康、持续的发展, 要坚持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按照每个经济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

人口流动是结构变迁的必要内容

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增加, 前提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这要求现有产业的技术不断创新, 同时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这种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

工业革命在制造业率先发生。制造业的特征是生产流程长, 分工细, 要求的各种配套投入多, 规模经济大。为了节约交易费用, 人口和劳动力集中在生产的地方。随着制造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地方变成了城市, 同时出现分工的进一步细化, 开始有服务于生活的服务业和服务于生产的服务业。产业结构就从农业为主, 转移到制造业, 最后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农业向制造业流动、再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流动。这个现代经济发展的结构变迁过程是技术创新的过程、产业升级的过程, 也是人口城镇化的过程。

比较优势发展的两个制度前提

在上述结构变迁、人口流动的过程中, 为了快速、健康、持续的发展, 要坚持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按照每个经济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倘若如此, 就能做到产品成本最低、最有竞争力, 就能创造价值和利润, 积累资本, 为进一步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提供物质基础。而且, 在发展的早期, 劳动力相对多, 工资相对低, 采用的技术和发展的产业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 这样就能给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提供最大可能的就业机会。

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必须要两个制度前提。

其中一个制度前提是有效的市场。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必须充分反映它们的相对稀缺性, 这样的价格体系只有在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够存在。各个企业家为了追求利润, 会用廉价的要素替代昂贵的要素的技术来生产, 也会进入能多用廉价要素来生产的产业, 这样的技术和产业就会符合比较优势。所以, 有效的、竞争的市场是一个经济体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制度前提。

另外一个制度前提是有为的政府。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要有一个先行者, 先行者要比一般后来者承担更大的风险, 需要对先行者给予一种激励机制, 这种激励补偿必须由政府提供。发达国家有专利制度。但在发展中国家,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大部分都发生在世界技术和产业的前沿之内, 不是最新的, 专利制度不一定适用, 但也要有所激励补偿。

同时, 为了让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能够进行下去, 软硬基础设施必须进行相应的完善。随着现代制造业的规模经济越来越大, 市场范围越来越广, 必须要有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才能够降低交易费用, 让交换变成可行。此外, 还需要不断完善金融体系, 把分散的资本动员起来从事大规模的投资。为避免道德风险的出现, 交易双方需要签合同, 必须要有法律机构监督合同的执行。

在农村, 政府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让人口进入城市、适应城市的生产活动, 必须加强农村人力资本的培养, 让他们拥有不断学习和掌握现代技术的能力。当劳动力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时, 需要满足国内农产品的自给自足, 需要农业技术不断创新, 提高农产品产量, 而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基本上是必须由政府来提供的。同时, 农村的土地要不断向留在农村的农民集中以扩大农场规模, 这也需要有合适的土地制度。

上述这些都要有为的政府来因势利导, 如能这样, 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也就能够比较顺利、和谐地进行。

双轨制的利弊及改革方向

中国在改革之前推行赶超战略, 并不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当时城镇优先发展重工业, 投入非常大, 但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 不能容纳农村人口进城, 导致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的出现。另一方面这些重工业违反比较优势, 当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 只有靠政府保护补贴才能够活下来。政府需要直接干预、动员资源到这些优先发展的产业, 压低利率价格、资源价格及劳动力价格来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1979年以后中国采用渐进双轨制, 放开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力密集产业, 积极招商引资。这确实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 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 但对原本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 继续提供必要的保护补贴。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在转型过程当中能够维持稳定, 避免出现大量的失业和社会问题。但留下来的保护补贴就会创造租金, 滋生社会腐败, 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 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 资本已经不再那么短缺了。很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 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 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都有竞争能力。原来的保护补贴已经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与时俱进地把双轨制留下来的各种扭曲根据新的情况消除掉。这里面包括金融制度上的扭曲, 矿产资源价格上的扭曲, 以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上的扭曲。在改革的过程当中要解决当前的问题, 有利于未来的发展, 但是也要协调当前的利益跟未来的利益, 最终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让人口流动顺利进行, 实现社会融合。

城镇化过程 篇2

摘 要：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新动力，城镇化要让农民享受红利，关键在于让土地流转起来。本文基于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实际情况，对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提出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城镇化，土地流转，劳动力转移

(注：湖北省中小企业2011年重点项目《湖北中小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系列问题研究》(WH2011001)阶段性成果；武汉科技大学2013年青年科技骨干培育项目《土地流转背景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阶段性成果。)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土地和农民问题。城镇化的发展需要从土地改革打开空间，城镇化要保护农民的权益，让农民享受到红利，农村土地经营使用权流转具有十分关键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不但是顺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是转变农业经营方式、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客观要求，更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具体行动。

一、城镇化与土地流转的关系

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它是指社会生产力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集聚的过程，体现出非农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重，城镇化率越高，说明其工业化、信息化程度、现代化程度越高。当前，世界城镇化水平已超过50%，许多发达国家城镇化率高达8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90%。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1年的51.3%，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城镇化的进展伴随着农村人口、农村土地等要素的调整。一方面表现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的城镇化过程。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因此，为了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土地资源利用低效率以及土地撂荒造成的问题，就必须完善土地流转市场，从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所谓土地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建立，改变了农民“亦工亦农、亦商亦农”的两难状态，劳动力和土地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了分离，解除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两大生产要素可以得到更合理的配置，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集聚，进而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

二、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流转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发展迅速，城镇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据统计，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达2.07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6.2%，签订流转合同2259万份；累计有800多个县(市)、12000多个乡镇建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势头强劲，但也存在着流转市场体系不完善、流转程序不规范等诸多问题。

1、农民的“恋土情结”阻碍了土地流转进程。目前土地对于农民而言仍然是其家庭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的依靠，很多农民认为土地是“命根子”，因而不愿轻易转让土地使用权；加之有的农民认为现在取消了农业税，国家又相继出台了诸多惠农政策，对土地还存在增值预期。而一些近郊区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因为土地被征用时农户能够从中获取相当可观的货币补偿，土地的升值空间很大，导致一部分农民为了等待土地被征占，宁愿将土地撂荒也不愿意将土地实行流转。因此，土地流转大多集中在村内流转，向企业和村外人员流转较少，从而制约了土地流转规模，更有碍城镇化的进展。

2、土地产权关系不明晰。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不明晰、产权虚置、管理工作混乱、农民的合法土地权利缺乏法律保障，导致了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不愿放弃农村土地，土地资源很难进入市场进行流通或流转。土地资源长久闲置，造成巨大浪费，也影响了城镇化进程。

3、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目前农村的土地流转大多属于农民自发行为，尤以亲友间的转包及委托代耕最为普遍，签订合同随意性很强，多以短期无偿的口头约定为主，极少签订书面合同。即使有的签订了书面合同，也存在合同内容过于简单、条款不完备等问题；并且由于缺少相关服务监督机构，很多合同未经管理机构审查或公证机关公证，如果遇到产权等问题纠纷，当事人双方难以解决。

4、缺乏健全完备的土地流转配套机制。由于尚未建立起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交易运作体系和相关服务平台，流转层次不高、渠道不畅，土地流转的供求信息不能及时反馈，经常出现转出方找不到转入方、买家找不到卖家、卖家联系不上买家的现象，供给和需求严重脱节，一方面限制了土地流转的范围，另一方面影响了土地效益的发挥。加之土地流转监管机构不健全、权责不明、服务管理体制不到位，既无法对土地流转合同的签订进行指导和管理，也没有相关的评估机构来对土地价格进行专业的估算和评定。

5、参与土地流转的主体少，档次不高。由于农村土地流转大多是农民自发的，积极性不高，流转也只是在村内进行，大多是散户流转，缺少农业大户的参与，采取的方式也主要是以短期转包为主，规模小、科技含量不高、抵制市场风险的能力差，缺乏规模带动效应；即使有规模较大的经营大户和种植大户加入，但由于流转期限短，也容易产生短期行为，致使承包户不愿在土地上投入过多的成本，难以挖掘土地的最大效益。

6、土地流转进展水平参差不齐。由于各地区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土地流转进程不平衡。经济发达的地区明显高于经济较落后地区，近城郊的地区要好于偏远乡村。以特色农业作为经营优势产业的地区所产生的经济效益高于生产传统粮食作物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户土地流转收益一般相对较高。

三、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流转问题的对策

土地流转使农业规模化经营方式可能实现，既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力，又释放出广大农村劳动力。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就在于农民能否实现顺利转化。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流转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快城镇化步伐，为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土地的流转必将带来人口的流动，通过农村土地经营使用权的流转，能帮助进城农民尽快完成身份的转换，只有当农民主动融入城市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城镇化，用城镇化这个平台带动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市场化发展。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要注重从“关注发展速度”转向“关注发展质量”；从“要素城市化”转向“人力资源城市化”；从“空间城镇化”转向“人口城镇化”。

2、提高认识，营造流转良好氛围。让农民认识到土地流转在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重要性，是加快土地流转的前提。一是要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的宣传，使农民逐步认识到土地流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政府要转变工作思路。乡镇和涉农部门要树立主动为土地流转服务的观念，把土地流转工作当成一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点工作来抓，推动土地流转工作健康发展。要研究各种惠农政策与土地规模经营的对接问题，发挥好政府引导作用，加大对土地规模经营的政策支持力度。

3、创新土地流转机制，丰富土地流转形式。一是鼓励农民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实现土地集中规模经营。土地股份合作制是指农户以其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作价为股份，联合经营，兴办规模化的农业区，按股分红，农民以股东身份与其他投资者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以实现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二是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确权登记发证工作。重点突破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晰、权能不完善等瓶颈制约，从法律上赋予农户物权性质的农村土地承包权；确保农户对于土地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由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继承的权利，并给农民私有和集体所有的房产办理房地产证，并允许上市交易和抵押。

4、扶持产业大户和龙头企业，为推进土地流转寻找依托。高效优质产业的丰厚回报是刺激和驱使业主流转土地的内在动因，没有高效优质产业作依托，农村土地流转就没有生命力。因此，必须大力培育扶持产业大户和龙头企业，使其发展壮大，只有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化主体成长起来，才能通过它们集聚产业，集约土地，推动规模化经营。

5、加强立法建设，为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政府部门要尽快出台有关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土地流转合同书的规范格式，制定出关于土地流转申报、审批、登记的一系列配套程序，以及对于合同纠纷的调解办法，为依法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创造有序、明确、统一的法律政策依据。

6、建立机构，加强服务。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积极培育成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成立土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对流转信息进行统一收集与发布，对农户和业主进行咨询与指导；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价格评估、纠纷调处仲裁等机构，着力解决土地纠纷工作，切实维护土地所有者、承包者、经营者三方的合法权益。为土地流转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

7、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改革，拓宽劳务输出渠道，为农民外出就业创造条件。一方面，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农业保险力度，把长期以来农民主要依靠土地作为唯一社会保障转向依靠基金式的社会保险和保障上来，解除农民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从而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使农民安心，进而为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要突破城乡户籍束缚，消除农民进城就业等壁垒。既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也要加强对农民工的知识技能培训，提高其自身素质，完善就业能力，让他们能更快融入城市，只有通过合理的引导使大量的农村人口离开土地，离开农村，向城市转移，才能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更多有效空间。

总之，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依法、规范、有序的推进，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参考文献】

[1]郑景骥：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略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2]蒋省

城镇化过程 篇3

城中村是什么？

有一位郑州官员这样说过：“城中村是他遇到的最难做的一道题！”

而在毛子哥的神曲《摩的摩的》里，郑州的城中村是这样的：

“我来自许昌，我住在刘庄，

就在花园路一直往北走的地方，

每天早上六点，

我就得起床，

不管雷电交加还是尘土飞扬，

门口有家胡辣汤我来不及品尝……”

城中村，几乎是每一个“郑漂”在郑州落脚的第一站，它承载着无数“郑漂”的简单梦想，也温暖着“郑漂”孤寂漂泊的心，它一度成为“家”的代名词。

喧闹又混乱、简单而不卑微，这样的城中村，对于外来者，它曾是这个城市最温暖的接纳；对于本地人，它就是家乡。

就像很多人在抱怨的一样，那里脏乱、逼仄、阴暗、不体面，但是，正是这样的城中村，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郑州这座城市的门槛，使得几百万外来流动人员，以此为踏板，零限度地接触到城市的中心，廉价地做着“郑州梦”……

搬走的人再也不想回来，然而青春的印记却已经烙在心头……每一个住过城中村的人，心中都有一个逃离的梦想，但若真的有一天，因为拆迁而不得已搬离，心中却又会有些许的不舍。

城中村，作为一个时代的印记，正在变得模糊，并逐渐在新型城镇化加速过程中消失。

从2003年的西史赵村开始，郑州便迈上了城中村改造征程。13年过去了，环顾郑州市内的城中村，已所剩不多。

“郑州市内的城中村，必须改造。这些脏乱差的城中村，与郑州建设国际商都不相符合。所以，即使困难再大，也要完成拆迁改造。”郑州市相关人士表示。

去年年底，郑州市三环内城中村已经全部拆迁完成。如今，没有拆迁改造的城中村，主要集中在郑州市北区，中原区还剩须水，二七区、管城区加起来还剩五六个。从郑州市区来看，未改造的城中村不足20个。

“目前，郑州城中村拆迁改造，已经进入扫尾阶段。”郑州市相关人士说，今年年底前，有望全部完成城中村改造计划，届时，郑州市区将告别城中村，实现全域城镇化。

城中村的消失，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却又是城市发展的开始。它犹如流星划过天际般刹那间陨落，却又满载着关于幸福明天的希望！俗话说，没有哪一座城市一直苍老，但永远有一座城市正在苍老。经过13个年头的城中村改造，郑州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城正在焕发新颜……

随着城市的变迁，城中村也渐渐被改造，变得繁华瑰丽。对于本地人来说城中村是家乡；对于外来者，城中村是这个城市曾经最柔软的接纳和腹地。城中村，是他们生活和成长过程中，一截永难忘记的回忆。它是阶段性的存在，是过渡期的选择，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旅。

繁华而混乱、简单而卑微，城中村接纳了大部分外来人，村里的便利生活，为外来者提供了在这个繁华城市中生存下来的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到来，也是为了不久后的离去，但离别之际，他们却难说再见。

郑州最大的城中村——陈寨，真拆了

陈寨作为郑州最有名的城中村，是金水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村情最复杂的城中村，户籍人口3394人，流动人口已近20万……地上垃圾乱丢，天上电线成网，有的楼间距不过几十厘米。2015年9月，陈寨被国家综合治理办公室列为重大火灾隐患区域，这样的火灾隐患区，河南共有9个，陈寨排名第一。

随着郑州都市村庄和棚户区的改造加速，这个最后的城中村成了许多郑漂一族最后的“低价房”所在地，大量租客和密集人流造就了这里曾经的繁华，因此有了“中原小香港”之称。

从2015年开始，有关陈寨拆迁的消息就开始传播，而陈寨的商户、住户都已习以为常。“只是说说”“哪那么容易说拆就拆呢”……各种各样的声音充斥着陈寨的每个角落，也有很多人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房子能住一天是一天，生意能做一天算一天。

如今，这个容纳了近20万“郑漂”的城中村——陈寨正式启动拆迁，传了多年的拆迁消息如今变为了现实。

时间也很明确：2016年7月10日—7月16日宣传发动，7月17日—8月5日签订协议，8月20日之前搬空房屋，8月21日之后实施拆除。年底前，剩余的十几个城中村，将完成全部改造，届时，郑州再无城中村。

此刻，村民们和租户们才知道，这次不是闹着玩儿的。

村庄已“人去楼空”

8月21日下午6时许，记者去陈寨花卉市场买花时，专门来到陈寨村。走到村口，还能陆续看到搬家的三轮车进进出出。昔日，小商贩的叫卖声、超市门前聒噪的音乐……如今，都已经销声匿迹。

陈寨临街的店面大都已关门。头顶密密麻麻的电线，垂得更低了。挨着文化路的村外一排门面房前，工人们正在忙着拆门头、往外拉家具。由于大部分租户已搬离，所以，近几日，搬家车辆已不多见。一位开三轮车专门搬家的师傅告诉记者，前几天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能挣200多块，这两天几乎没生意了，因为该搬的都已经搬走了。

记者随意在村里转了转，发现大部分房屋都已搬空，只有三三两两的租客还在忙着搬家，整个村庄已“人去楼空”。眼前的陈寨给人一种“满目疮痍”的苍凉感。

老家南阳的杨先生是做搬家生意的。每次城中村拆迁，杨先生的生意就变得很红火。相比正规搬家公司，城中村内的租户更愿意找他们这些搬家个体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便宜。正规搬家公司一二百块，他们几十块钱就能搞定。

这是杨先生来郑州的第六个年头了。他也做了六年的搬家生意，还有不少南阳老乡，在做着和他一样的生意。这几年郑州迎来了城中村拆迁的高潮期，杨先生也见证了郑州城中村的拆迁轨迹。从常寨、押寨、关虎屯、杜岭新村，到东韩寨、西韩寨，再到老鸦陈、柳林、庙李、刘庄。终于轮到了陈寨，陈寨拆完，就剩下沙门、张家村了。

城中村拆掉了，里面的租户去了哪里？杨先生说，相当一部分人从城中村搬出来，就回老家去了。但在郑州市区工作的年轻人都想法留了下来。他们的选择，往往是群租。他见过很多被隔成很多标间的小房子，里面每一个标间里，都住着一个或两个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的新居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贵，另一个是挤。

在陈寨村里，记者看到除了醒目的拆迁公告，还张贴出了许多租房信息，信息上的每一个地址或许就是租房者们下一个“家”。据附近的房产中介公司的人说，自陈寨村有了明确的拆迁消息以后，周围的房租和房价飞速上涨。但对于许多租房的人来说，他们宁愿搬到离市区更远的地方，哪怕和陌生人合租一小间房屋，也不愿支付贵一点的房费。

近20万“郑漂”一族该如何安置

陈寨拆迁改造，各有利弊。大局着眼，利大于弊。但从郑漂一族的角度来看，却是弊大于利。

先看有利的方面，据金水区城改办相关人士说，改造后，为城市基础设施腾出空间，文化路未来将拓宽50米，解决道路瓶颈，并将增加学校、用电设施、道路等各种配套。城市承载能力将进一步完善。

上述人士还认为，改造后的房屋，容积率降低，环境更好，也更安全。也可以增加老百姓的就业机会，从以往陈寨村民的无序经营状态，变成有序经营，这里还有望成为郑州经济增长点。燕庄变成“曼哈顿”，西关虎屯变成“国贸360广场”，便是很好的例证。

陈寨处在郑州城区核心位置，交通便利，生活方便，是一代年轻创业人的首个落脚处。这些人将何去何从？政府部门有什么对策呢？

金水区城改办相关人士建议，对于“郑漂”一族的安置，可以考虑几个方面：首先是考虑公租房可以租，另外，近两年，诸如大孟寨、小孟寨、东西岳寨部分安置房的大量入市，也将提供更多的房源，目前，这些项目已经封顶，预计明年年底前交付。未来还有白庙、聂庄、岗杜等大量安置房投入市场。

该人士说，随着郑州地铁2号线的开通，外来人员的居住范围，可布局在地铁线旁，这样，就不必非得在市中心居住，可以进一步向南北方向扩展。

陈寨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陈寨拆迁赔偿标准为以房换房，三层以下1∶1赔，三层以上6∶1赔，或者按每平方米几百块补贴。用陈寨村民张女士的话来说：“知足常乐，赔的不少，拆迁是为了城市发展，我们也希望村里变得更好。”

“咱们村肯定会大变样，旧貌要换新颜了。”这是大多数土生土长的陈寨村民最大的感慨。

村民王先生对陈寨的未来信心满满，因为他在燕庄的亲戚跟他说，拆迁虽然麻烦，但是以后住上高层，也挺好的，“你看曼哈顿这一块，现在多繁华，以前那都是啥，乱七八糟的”。在王先生的设想里，未来的陈寨应该也会是高楼大厦，出门都是商场，购物绝对比现在要方便，也更上档次。

而村民心中对未来陈寨的设想，其实早就有了蓝图。据郑州市规划部门相关人员早前透露，从2013年开始，郑州市规划局已经开始对陈寨等城中村进行研究规划。

从郑州市目前的城改工作来看，每一项城改带来的都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优化。规划部门透露，结合实际情况，城改后的陈寨，初中、小学数量都会增加。此外，未来的陈寨还有变电站、医疗、消防、绿地等必要的配套设施。据之前媒体报道，自开展城中村改造以来，金水区为城市建设腾出了超过4万亩土地，其中，为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无偿提供土地14913亩，占总拆迁土地的38%。这中间，包含新增的52所中小学、两处医疗设施、5个消防站等。

郑州城中村拆迁改造大事记

2003年9月，郑州市政府将城中村改造提上议程。至今，郑州城中村改造已经走过了13年征途，遍布全市的228个自然村，中间在政策上也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

2003年9月，郑州市政府出台了32号文件，即《郑州市城中村改造规定（试行）》，提出了城中村改造采取市场运作方式运行，可自行改造，也可与开发企业联合改造或选定开发企业独立改造。当年西史赵村的改造意味着郑州城中村改造正式启动。后来建成了普罗旺世社区，形成“西史赵模式”。

2006年，郑州市拿出了17个城中村作为试点改造工作，西关虎屯和燕庄最为典型。为此，市政府专门出台了103号文件，即《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规范城中村改造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提出了“政府让利，村民受益，企业得利”的原则推进改造工作，对村民宅基地上3层以下（含3层）的合法建筑给予1∶1补偿安置，对3层以上房屋不作规定，由各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处理。

2007年6月12日，郑州市政府印发《进一步规范城中村改造的若干规定》，进入轰动全国的“郑州模式”。“郑州模式”即“政府让利，村民受益，企业得利”。

2008年，郑州城中村改造集中放量，郑州首个城中村配建廉租房项目（小李庄）开工。

2009年3月，国家城中村改造高峰论坛在郑州召开，郑州市暂放缓城中村改造项目审批，先行消化现有批准的改造项目。城中村改造放缓步伐，走向更加理性阶段。“郑州模式”被推广。

经过三年的调整期，2011年年底，郑州市出台了258号文《郑州市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提出由市场主导改为政府主导。

2012年年初，郑州市委提出了新型城镇化三年行动计划，到2014年年底实现郑州市三环内的所有城中村全部改造完毕。2015年年初，金水区三环内的所有城中村全部拆迁完毕。同年，郑州市政府批准20个城中村进行改造，这是郑州近年来单次批准城中村改造数量最多的一次，也标志着郑州市新一轮城中村改造全面提速。

2013年，郑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3年郑州将启动31个城中村改造项目、38个合村并城项目以及24个新型农村社区项目。

2014年，郑州城中村改造大刀阔斧地进行，管城区3年内启动7个城中村改造，惠济区3年内启动剩余的11个城中村改造，金水区全面启动仅剩的14个城中村改造。

2015年1月20日，郑州市提出城中村改造要进入扫尾阶段，年底前要完成四环内所有村庄的改造拆迁工作。马懿市长在郑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向郑州人民描绘了2015年的建设蓝图，其中提到留在市区的都市村庄今年将离开我们的视野。

2016年，庙李、刘庄、邵庄、梨园、高皇寨、柳林、陈寨7个村拆迁。

昔日“城中村”，今日“城中城”

随着城市发展的脚步不断前行，城中村这些城市里独特的符号正在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形形色色的商品住宅、商业中心。在这些精彩的华丽蜕变中，我们看到了政府的重视和引导，开发商的努力和责任，还有整个郑州的期待与梦想。

2003年，在考察借鉴一些城市城中村改造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实际，郑州市政府对城中村土地、规划、拆迁管理以及村集体经济转制作了初步规定。此后，经过不断探索，形成了一套具有郑州特色的城中村改造工作机制。以人为本、改善村民居住条件、增加村民收入、提高村民生活水平，是这套工作机制的根本宗旨。

郑州城中村改造的开元之年定格在2005年。2005年7月2日，郑州市金水区西关虎屯爆破拆迁的一声巨响，标志着郑州市城中村改造工程擂响了“第一声战鼓”。同年 11月，作为郑州市首个城中村改造示范项目的郑州国贸中心举行盛大开工奠基仪式，这标志着郑州市城中村改造就此拉开了大幕。

郑州国贸中心项目位于贯通郑州南北的迎宾大道花园路和贯通东西的总部大道农业路的交会点上，独特的地段让它成为“寸土寸金”之地。就单价来说，其土地价是郑州市时下的“地王”价。向南，它面临郑州三大商圈——二七商圈、紫荆山商圈、黄河路商圈组成泛中心商业带；向西北，它处于“中原硅谷”——文化路科技市场和高等学府组团的科技、文化带；沿花园路向北呈“十”字形的汽车商业带，属于“两轴三带”之上黄金物业。

2008年，郑州市中心最大规模的综合地产项目郑州国贸中心在这里建成，建筑面积近50万平方米。曾经的西关虎屯村华丽蝶变为郑州商业发展的新地标，7000名村民亦成为距离郑州市新地标性建筑最近的居民。大商新玛特、招商银行、360国贸广场云集其中，丹尼斯百货、苏宁电器等商业卖场环顾四周，郑州国贸中心成为郑州继二七广场后的又一个新商圈。

燕庄村改造是2004年启动的。当时郑东新区建设大幕刚刚拉开，金水路至东明路段以后再往东成为一条很窄的路。郑州主城区与郑东新区之间急需一条宽阔出口。农业路、桐柏路、航海路形成的二环路也急需打通未来路而构成环形。在此情境下，位于金水路与未来路交叉口的燕庄村被推上了城中村改造的历史舞台。

2006年4月，燕庄村实施拆迁，拆掉老旧建筑物近60万平方米。金水路随之拓宽，未来路得以打通。除此之外，开发商利用旧村拆迁腾出的土地，建设了一个总体量129.5万平方米的曼哈顿广场项目，使该地区整体形象面貌和商业价值得到了跨越式提升。

城中村改造要让城市更现代，更有文化内涵

可能对很多城市居民来说，城中村拆迁与他们并无太大关系。事实上，城中村拆迁将给整个城市带来“阵痛”。据估算，居住在郑州金水区高皇寨、柳林等12个城中村的“郑漂”约有40万人，城中村拆迁直接影响着这些人的生存。如果他们选择离开，那么很多中小企业将面临招工难，从而也会影响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但如果他们留下，生活成本必然增加，如何留下是现在很多“郑漂”不断思考的问题。

城中村的改造，所触及的人与事远不止于城与村、拆与迁那么简单——村集体经济背后的利益纠葛、土地征用与租赁中的多方流转、原住民和租住者自发形成的系统共生问题，城中村改造充满了复杂和多样性。这不仅是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人的问题。城中村不是一夜之间形成，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造好。城中村改造，势必是一场久久为功的工作，以保障拆迁户的利益的安置政策就成了城中村改造成功推进、民众无后顾之忧的重要配套举措。

城中村应该如何改造？安徽建筑大学教授刘仁义说：“从城市可持续性发展来讲，城中村改造是项紧迫且必须完成的任务。拆迁改造城中村，可有效提高土地利用价值。常见操作模式为原居民就地回迁，增加配套设施，以适当的商业开发来补偿拆迁安置费用。当然，如果以政府为主导，将城中村拆迁改建成城市公园等公共服务项目也非常好。”他认为，城中村改造，必须从城市整体发展规划考虑，不能只建高楼大厦，还应保留一些历史文化气息，要让城市更现代、更时尚、更有文化内涵。

安徽社科院文化与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孔令刚表示，从政府方面应该增加保障房，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力度。高中档的住房主要是通过市场来解决。他认为，在城中村改造中一定要注意这样的问题：第一，要尽可能的保留一些老的建筑、树木等，就像以前的安图改造，就保留了原来的树林，保留了自己的特色。第二，对原来的住民要有一个合理的安置，让他们能够真正享受到城市发展、城市改造带来的好处。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刘社表示，城中村改造是新型城镇化道路上不可避免的一环，它的完成将为“郑漂”提供更为安全舒适的居住条件。但眼下，政府需要考虑的是对“郑漂”们做好预案，比如金水区12个城中村能分期分批拆迁，留有足够的拆迁过渡期，给“郑漂”有个缓冲时间，也给城市留下缓冲时间，以避免出现过大冲击。

城镇化过程 篇4

1.宅基地制度的演变

自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宅基地制度经历了从个体私有到合作共有、集体所有几个阶段。姜爱林、陈海秋从立法的角度将其分为五个时期:私有时期(1949年~1956 年)、人民公社时期(1956 年~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1985年)、城乡土地统管阶段(1986年~1996年)、城乡土地管理体制转轨时期(1996年~2006年)。〔1〕

早先的中国农村长期保持着土地私有状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在部分地区实行土地收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很快就予以纠正,将没收土地坚决分给农民。1947年 《中国土地法大纲》确立了土地归农民私有的基本土地制度。建国初期农村生产力发展缓慢,为了改善农村面貌,为工业化开辟道路,也由于急于求成和认识上的偏差,政府发起了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历经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宅基地很快从农民个人私有转化为合作共有、集体所有。其后又经多次调整,形成了 “集体所有,无偿申请,长期使用,限制流转”的宅基地制度,延续至今。其演变过程可从一系列法令制度文献中反映出来:《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 《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改革法》、《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土地管理法》及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物权法》、《城乡规划法》等。

2.宅基地的功能属性

宅基地的主要功能是以物质形式提供农村集体成员的生存居住保障,并以此为基础实现社会稳定。

(1)居住保障功能。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功能包含两层意义:空间承载和精神家园。农房既是生活起居场所和设施,更是中国农民 “家”概念的具象载体。与承包地相结合,宅基地提供了农村人口基本生存条件,带有生产、生活、养老等农村社会保障属性。城镇化过程中非农转移人口割舍不掉的也是农村的土地和住房,这是目前制度状态下农民工最后的退路。有了这点保障,他们才能消除后顾之忧,保有转移的冲动。

(2)政治稳定功能。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国, “三农”占比很大。农村稳则国家稳。1927年 《农民解放条例》规定没收占有200 亩以上的地主的土地,漏掉了一大批中小地主占有的土地。1928年湘赣地区实施 《井冈山土地法》,其中规定 “土地收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得不到直接土地所有权,讲究实惠的农民参军积极性受到挫伤,甚至有战士因此退出队伍。其后, 《兴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坚决分给贫苦农民。土地没收和分配上的一个更正甚至关乎革命成败。 毛泽东把它称作 “一个原则的改正”。〔2〕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而中国几亿农村人口 “出得去,回得来”,避免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发挥了良好的缓冲经济危机 “蓄水池” 和 “减震器”的作用。但相反的一面,城镇化过程中因征地导致利益分配失衡而引起农民不满,甚至引发激烈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的情况也不少见。由国情所决定,中国农村问题甚至中国整体社会问题都与农村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宅基地所具有的政治稳定功能无疑是共和国政权的基础、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城镇化对农村宅基地的影响

1.土地城镇化的 “中国特色”

新中国成立时国力很弱,政治经济矛盾尖锐,实施了集中农业农村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较短的时期内基本建成了工业体系,因而城镇化道路在农村土地利用管理方面也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

(1)政府主导城镇化进程。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大多由市场主导,政府充当 “守夜人”角色。我国城镇化进程则以政府推动为主。我国城镇化道路中政府主导最直接的表现有两点:其一,政府制定各级城镇化发展规划并通过行政力量组织实施,直接干预城镇化进程。积极作用是保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土地(包括宅基地)使用权不变,为农村人口非农转移提供了最后一道 “保障” 或 “安全网”,减少了社会动荡,并以此为基础迅速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推动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消极的一面是导致市场机制发育不充分,埋下中国城镇化“先天不足”制度缺陷的病根。其二,投资结构失衡,过度依赖土地财政。〔3〕地方政府债务和土地财政收入成为城镇化建设投入的主要来源,在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出效应的同时也置各级政府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加大了滋生腐败和利益纠纷、社会不稳定的风险。这种做法压抑了市场机制的发育,政府 “有形的手”与市场 “无形的手”作用不协调。地方与中央事权、财权分配不尽合理,城镇化建设目标和方向模糊、缺乏科学规划,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机制缺失、市场主体权益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和体现,弱势难改。典型的例证就是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分配不公和资源错配。

(2)城镇化速度和质量矛盾凸显。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路径一般都经历起步、快速发展、普及和基本实现、发达城市化、自我完善几个阶段。〔4〕20世纪80、90年代,发达国家城市化率约为80%,水平最高的比利时在1988年前后就达到了97%。〔5〕1950年~2000 年50 年间,世界城市人口比重从28.4%增长到50%左右,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比重从51.8%增长到80%左右,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从16.2% 增长到40% 左右。〔6〕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低起点、高速度的发展过程。1978年~2013年35年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201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远远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60% 左右。客观地说,我国城镇化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并没有真正进入基本实现城市化阶段。但与城镇化率持续提高相伴的是城镇化质量堪忧,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滞缓。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在城镇还不能平等享受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矛盾,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日益严重,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风险隐患。〔7〕城镇化的核心内涵应是农村人口生产生活方式和水平的城镇化以及农村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如何妥善处理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转移与土地利用效率之间的矛盾,实现人口、资本与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有效结合,从而顺利推进城镇化、实现城乡生产生活方式进步和质量水平提高,这是摆在政府和学术界面前急待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8〕

2.城镇化中的农村宅基地

(1)宅基地的经济价值。宅基地的经济价值来自其经济效用,体现为资本化的地租。马克思在其地租理论中指出无论地租的性质、内容和形式有何不同,都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根据地租产生的原因和条件可以把地租分为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土地所有权是绝对地租产生的原因,级差地租有两种形式即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农业中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位置影响级差地租Ⅰ,而对于建筑地块,地租则是位置起着决定作用。保罗·A·萨缪尔森认为地租是为使用土地所付出的代价。土地供给数量是固定的,因而地租量完全取决于土地需求者的竞争。换言之,我国农村宅基地虽然实行集体所有、限制流动,但其可用于城镇建设的效用是客观存在的。且因交通、区位等差异而导致有级差地租的区别,因土地供给数量有限而决定了宅基地地租受土地需求的竞争影响。所以,宅基地也是应该有价格高低之分的。另外,以前因限制流转,我国农村宅基地本没有市场价格可言。但1978年以来特别是近20多年中,城镇化过程中建设用地很大程度上还是来源于对农村土地的征用。城镇建设用地的价格变动一定程度上也就反映了农村土地的 “价格”变动,而且呈现出明显的 “价格上涨趋势”。只是这种价格上涨所产生的收益增加并没有从农民收入增长中体现出来。在耕地红线的刚性约束下,向农村宅基地要面积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于是各地开启了各种改革试点。一方面,建设用地增加的需求难以控制,另一方面又必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农村集体、宅基地使用权人、地方政府、社会资本各方利益相互交织,竞争博弈越来越激烈,以至城镇化过程中乱象频出。这样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直接影响了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

(2)宅基地上的博弈。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携家带口非农化转移,耕地撂荒、房屋闲置、老人留守,出现了 “空心村” 现象,并由人口空心化逐渐演化为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社会服务整体空心化。与此同时,进城务工甚至举家迁移进城购房居住的农村人口仍然不愿放弃老家老屋和宅基地,积攒一些收入后还是愿意回乡修坟建房。农村又出现了 “一户多宅”、宅基地农房闲置浪费的情况。农村 “空心化” 和“一户多宅”都是农户自主选择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现行农村宅基地制度和城镇化背景下农户的 “理性选择”。这是由宅基地无偿取得、缺乏退出激励、未来增值预期和社会保障不足、市民化融入难度太高所决定的。城市建设用地需求与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双向紧逼挤压出了 “土地整理”、“农民上楼”等改革试点做法。农民被迫 “进城” “上楼”,集中居住整理腾挪出来的宅基地面积指标被调整到城镇边沿区域 “集约化使用”,征用农村土地的低价补偿成全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社会资本的巨额利润,而农民还得自掏腰包补足 “上楼”的差价。农村集体和农民仍然是这场博弈的弱者和失败者,根源在于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权能缺陷、严格限制流转,这也是由我国市场机制不健全、城乡二元结构惯性和管理的强烈行政化色彩所决定的。

三、农村宅基地的功能重构

我国城镇化过程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传统土地管理制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都必须要有创新思维、创新手段,才能破解难题,走出一条特色高效的城镇化道路,创造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

1.宅基地制度的内在空间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印发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出三条底线,即: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在试点基础上有序推进。“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决定了宅基地仍然保持集体所有,这是现行制度设定的边界。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土地公有制还将长期坚持,但在公有制框架下仍然存有广阔空间可供探索创新。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已经形成一种静态权益组合模式,即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框架下农民享有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制度实质性内容是:集体所有、分户使用、无偿申请、限制流转。从民法的视角看,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包含了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转让、消灭和保护五个方面内容。〔9〕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城镇化进程、“四化”同步发展。当前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城乡建设用地矛盾、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激活用益物权、促进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合理分配宅基地增值收益。具体措施包括宅基地有偿使用、使用权流转和抵押、建立完善退出机制、构建城乡土地统一市场等等。宅基地集体所有制度的内在空间很大,可以容纳许多改革探索。而制度需求决定制度安排,宅基地功能重构当属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的核心内容。

2.宅基地功能重构的路径

城镇化过程既是农村人口非农化转移的过程,也是一部分农村土地向城镇建设用地转化的过程。由于耕地红线的绝对约束,未来城镇化用地更多地依赖于非耕地的调整使用。30 多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建设用地矛盾日益突出,宅基地价值上升明显。因交通、区位以及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宅基地价值呈现出较大差异,也导致了异地安置生产生活成本、征地补偿、增值分配等新的矛盾。因此制度安排上对宅基地功能效用的定位和设计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制度环境和目标指向。

(1)激活生产要素功能。从资源要素属性考量,宅基地属于生产要素范畴。与城市土地、农村生产用地比较,地域、用途的差异只是外在形式或历史阶段上的区别,农村宅基地同样具有生产要素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要求健全城乡统一市场,实现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相对而言,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虽喜忧参半但效果明显,农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机制也基本理顺,但宅基地使用权管理制度改革严重滞后,尚未真正破题。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是宅基地作为生产要素被完全激活的关键,在探索有效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探索农村土地、人口、资本要素有效结合的途径和方法,用市场化方式推进农村宅基地要素化、资本化等方面将产生重大突破和显著效益,这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期待的一项政策举措。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国家层面启动了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试点,可以期待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在不久的将来会以有中国特色的形式实现其要素功能。

(2)强化经济财产功能。从用益物权属性考量,对使用权人(也即农户)而言,宅基地具有一定的经济财产功能,能够带来资产增值收益,具体体现在生产服务、财富积累、收益增值、金融信用等方面。宅基地除了用于农房建设以外,还承担着生产资料、农产品加工储藏(凉晒、整理等)、养殖业棚圈舍等服务功能,参与生产过程,属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物化劳动转化的范畴。农房是农民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积累了农户主要的、长期形成的收入和资产,成为农户贷款的重要抵押物。特别是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区域功能转变,在城市近郊、交通条件改善或城市扩张迅速的地区,宅基地价值增值非常显著,出现了大量的隐性流转。近些年来,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比较大,但持续增长趋势不明显。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三农”比重还会降低,农民收入将更多地受财产性收入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农村人口脱离农业农村转换为市民的过程中和市民化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村土地性质的财产性收入仍然会在其收入构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除非通过某种方式彻底割断他们与土地的联系,如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彻底转移。而这种变化将是农村人口生存方式的重大转折,必须从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权衡取舍,以利平稳过渡。因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势必引致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倒逼现有土地所有制有所突破或创新。我们应该承认、肯定和支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甚至需要强化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让农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这样才能真正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弥补前期工业化过程中 “三农”所作的贡献和牺牲。或者说以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为载体,调整城乡收益分配格局,培育或还原农村人口的市场主体地位、农村土地的要素功能,从而有利于城乡统一市场的形成,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

(3)拓展社会保障功能。农村宅基地的保障功能主要集中体现在居住保障方面。既有有形物质的建房权利和农村住房直观的一面,也有承载精神家园、农耕文化间接隐形的一面。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宅基地功能应有的意义远远不只这些,还包含着市民化、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甚至更多的内涵。“宅基地换楼房”“土地换社保”等做法开创了农民变市民的一种路径。即以农民 “自愿”退出农村土地权利(“一权”或 “两权”)为对价换取一定面积城镇住房和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权利。农民得到的是极为有限的城镇住房、一次性经济补偿、空置面积租金和城镇居民社保,其水平高低取决于试点地区财政收入水平和 “示范性”优惠政策,缺乏普适性和可持续性。但农民失去的是既有生产生活方式,是祖祖辈辈、子子孙孙得以传承的文化,也包括早期工业化所做的贡献和牺牲,包括未曾得到的教育发展机会等能就此一笔勾销吗?农民为什么必须付出如此沉重而深刻的代价?这样的市民化质量和水平何在?农村人口的土地权利内涵远远不只是楼房面积、低价补偿和低水平的医疗、养老保险等的简单相加。宅基地的保障功能其内涵还应该深度挖掘。不仅要从居住、就业、养老、心理、文化等因素考虑,还要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历史过程、结果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动态考虑,还要考虑城镇化的进程、质量和水平,还要考虑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稳定发展的要求。要以盘活存量、优化增量、边际调整的思路探索改革路径,因为这一轮农村综合改革将触及深层次的利益分配结构和市场机制形成,影响深远,必须慎之又慎。

(4)完善政治稳定功能。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四化”同步发展的过程中,“三农”的职能定位、发展模式也在发生深刻变革,农业的功能从种植养殖第一产业开始向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业延伸,农民从单一产业向一、二、三产业多种经营就业类型转化,农村由传统农耕文化向城乡一体现代文明发展。因此,新时期宅基地的稳定功能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再是以服务服从于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基础和快速实现工业化为中心,而是转型定位于以生产要素、社会保障、经济财产等几种功能效用的充分发挥为前提,实现城乡一体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稳定协调、持续发展的综合效益。

摘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宅基地价值日益凸显,社会各方对宅基地的需求、评价和预期发生了变化,重新认识和准确定位宅基地功能是在现行所有制框架下探索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本文从宅基地承载的功能效用变动视角展开分析,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重构宅基地功能的思路。

关键词：城镇化,宅基地,功能变动,分析

参考文献

[1]姜爱林,陈海秋.新中国农村宅基地立法的历史沿革研究[J].时代法学,2007,(04).

[2]王旭东.中国农村宅基地制度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10.

[3]李长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需要反思[N].中国经济时报,2014-05-10.

[4][6]高佩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增订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5]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7]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年~2020年)[Z].中共中央、国务院,2014-03-16.

[8]罗江龙.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土地权益问题研究的思路[A].“新型城镇化与农民财产权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14.

城镇化过程 篇5

迟福林、辜胜阻、唐任伍、曾业松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和关键是以人为本，扩大内需。颜晓峰、陈炳才、唐任伍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深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在CNKI中以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机制为检索词，搜索发表论文达到89200条，研究结果表明，创新和完善投融资机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至关重要。王红珠认为，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的创新需要从政策创新、平台创新、机制创新和金融创新四个层面展开。陈伦盛、许峻桦、辜胜阻，曹誉波，李洪斌、周阿利等分别对城镇化进程中投融资困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破解难题的路径选择等进行了研究。过去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定性分析，鲜有结合城镇化发展与相关变量做出定量分析。本文的创新点就在于将新型城镇化投融资建设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综合阐述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来具体分析金融发展与城镇化水平的相互关系，使得文章更有实用价值。城镇化建设投融资现状及问题

未来10～20年将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新一届政府主要推动的一项经济政策，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必然会扩大我国的内需，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而与之相对应，建设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所以解决好投融资问题是城镇化顺利进行的关键。在与我国城镇化投融资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这三类项目中，基础设施建设是重中之重。我国的城镇化融资渠道由最初的财政支持到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进行，逐渐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但是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传统融资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露。

2.1 城镇化建设资金供给不足

由于城镇化建设的主要三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都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和低收益性，很难只借助市场资金的力量来完成融资任务，④因此基层政府有限的财政资金是城镇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而税收则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体部分，但是各地地方财政税收需要首先支持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事业的支出，扣除这些以后，可用于建设城镇化的资金就非常有限了。

经济学中的“诺瑟姆曲线”告诉我们，城镇化程度由30%上升至70%这一区间是城镇化率上升速度最快的阶段，而对于大量资金投入的需求则是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点。除此之外，以家庭农场、科技型农业企业以及专业大户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呈现不断增多的趋势，这些也对资金的需求规模提出了更大程度的需求。

2.2 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呈现“难以为继”的局面

由于土地财政可以带来迅速的繁荣，在短期内可以让地方财政取得巨大的收益，因此在城镇化的初期阶段，地方政府过多的依靠于以土地财政、土地金融、土地扩张为核心的出让土地使用权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否认，土地金融在城市化进程的初期发挥了重要且积极的作用，但是土地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有着其固有的缺陷与弊端，如不可持续性、助长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短视性、容易引发矛盾和腐败问题等，更为重要的是不利于城镇化的长足发展与深入进行。政府过分依赖土地财政抬高地价，在获取较高收益的同时会导致房价与租金的上涨，使得城镇居民的生产活动成本有所增加，违背了城镇化发展的初衷，另一方面，用以土地财政为基础的预算外资金来支持城镇化投资资金这种模式有着较大的风险，风险会随着时间而累积，一旦房地产出息泡沫，地方债务问题将会十分突出。

2.3 地方投融资平台蕴含风险，有待健全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地方政府债务急剧扩张，融资平台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①融资金额巨大，极易形成巨大规模的政府债务。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要是以政府划拨的土地、厂房、股权等作为登记资产，而这些资产的变现能力不强，融资中的担保主要是靠地方政府财政来达到，在我国经济低位运行和土地财政不景气的情况下，债务偿还风险加大，容易引发社会的不稳定。②融资平台内部运作不透明不规范导致权责不明，治理结构不完善。③融资平台缺乏外部约束机制。在平台的运行过程中，由于对地方政府的融资规模和数量都没有明确的监管和制约，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忽视实际的需求，片面的追求数量而超出政府的实际承受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平台从银行取得贷款后将其放入统一的资金池中，再由不同的项目进行分别调配，银行无法对其行使监管职能，无法知道资金的具体用途。

2.4 投资主体单一，融资空间缩小

参与城镇化建设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以及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跨国公司以及个体工商户投资所占的比重较少，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顶层设计，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受到国际金融环境不稳定的影响，潜在的金融风险将逐步增加，随着国家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监管的趋紧，新型城镇化的投融资空间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挤压。一方面，地方融资平台创新完善了各种拓宽投融资渠道的方法，例如通过信托产品、金融租赁等方式，这些举措降低了银行的贷款比，但是从另一层面上增加了风险识别的难度，不利于金融体系内部对系统风险的监管和控制。另一方面，国家对地方融资平台的监管政策趋紧意味着监管政策越来越精细化，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空间将会大大缩减。

实证分析

上文重点分析了城镇化建设中对资金的急切需求以及资金缺口出现的原因，但是对于金融的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的相互关系还未得出明确结论，基于上述疑惑，下文做出金融发展情况与城镇化建设二者之间的实证分析，以求得出合理结论。

3.1 变量和指标的选取

在被解释变量方面，选取人口城镇化率（UR）为我国城镇化水平的衡量指标，这一指标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发展情况与发展进程。UR指标与城镇化水平呈现正相关的关系，UR数值越大，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应越高。

UR（人口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100%

在解释变量的选择方面，选取了以下三个相关指标。

（1）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FIR（金融相关率）。金融相关率是1969年，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的金融资产价值与国民财富的比值，通常被用来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标，FIR与金融体系的发展情况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FIR（金融相关率）=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GDP×100%

（2）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FD（金融深化比率）。金融深化比率是罗纳德?麦金农于1973年提出来的概念，是用来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深度的重要指标。通常被表示为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金融深化比率与金融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数值越大则证明一国的金融发展深度越大。

FD（金融深化比率）=M2/GDP×100%

（3）农村存款水平的指标：农村存款比例。农村存款比例是用来反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农村存款水平一般用农村存款与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比值来表示，且农村存款比例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RD（农村存款比率）=农村存款总额/金融机构存款总额×100%

文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选取1990～2013年数据，时间跨度为23年，根据数据计算出UR（人口城镇化率），FIR（金融相关率），FD（金融深化比率）以及RD（农村存款水平）。

3.2 时间序列分析

由图1所示，UR（人口城镇化率）呈现逐年缓慢上升趋势，并且1990年左右的上升幅度小于近年的上升幅度，说明城镇化率的变化率也呈现上升的趋势，由城镇化率与城镇化发展水平正相关表明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越来越快。FIR（金融相关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有些波动但是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并且2013年的FIR数值几乎是1990年FIR数值的两倍，说明在这23年的时间里，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有着显著性的提高，金融体系的发展情况呈现乐观趋势。FD（金融深化比率）与FIR（金融相关率）变化趋势大致相同，虽然在2006～2009年的时间里呈现短期下降，但是总体趋势上升明显，金融发展情况乐观。农村存款水平总体变化趋势不大，在1990年之后呈现上升趋势，但是于2000年开始逐年缓慢下降，24年的时间跨越并未存在显著变化。

3.3 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防止因为序列的不平稳而导致的伪回归现象，利用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用EVIEWS7.0检验，结果如表1。

由表1可知，在当显著性水平为5%时，对各变量做一阶差分之后的检验值都大于其所对应的临界值，说明四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所以UR，FIR，FD和RD都是一阶单整序列，说明这些随机变量的历史和现状具有代表性和可延续性。

3.4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目的是检验四个变量所组成的回归方程是否稳定，若结果是稳定的，则四个变量的长期关系便可以用表2和表3来表达了。

由Johansen协整检验的轨迹统计和最大值统计结果，在至多有两个协整向量时，统计值在5%临界值之内，根据Johansen检验规则，判断存在两个协整向量。

3.5 格兰杰检验

由格兰杰检验结果（表4）可知，FIR不是UR的格兰杰原因，UR是FIR的格兰杰原因；FD不是UR的格兰杰原因，UR不是FIR的格兰杰原因；RD是UR的格兰杰原因，UR是RD的格兰杰原因。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城镇化促进了金融产业的发展，而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缺乏资金的城镇化建设不能得到实现。金融发展深度指标FD与UR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显，说明现阶段金融发展的深度与城镇化的建设之间并无过多的联系，二者相互独立。

农村存款比率指标RD与UR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这说明RD与UR之间相互影响，农村存款比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农民生活水平，一方面可以反映金融行业整体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做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进而居民存款数额增多。

3.6 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1990～2013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城镇化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的相关变量的实证分析结论如下：

由格兰杰检验的结果可知，我国金融水平的发展不是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我国城镇化发展是金融水平发展的原因，说明金融水平的发展对我国的城镇化的发展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而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对于国家金融水平的提升有显著性影响。由此可以推导得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是推动我国经济更好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而金融水平的发展对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则可能是我国尚属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水平未达到一定程度，由此金融的发展对我国城镇化的建设作用不显著，因此，我国应该尽快完善相关的金融体系与制度，促进金融水平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的创新

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的创新是基于传统城镇化进程中不健康不完善的投融资机制以及上文实证分析的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关系的结果而提出，其目的是化解城镇化进程中资金缺口的危机，促进城镇化平稳健康的发展，进而促进我国金融水平的提升，基于现阶段我国金融水平对城镇化建设促进作用不明显的实证结果，应当尽快完善与此相关的金融制度与体系的设立，创造利于金融发展的环境。关于创新投融资机制的具体内容，分为四个基本点进行详细论述。

4.1 投融资体制改革

4.1.1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土地是农村改革建设中不可避免需要优化的要素之一，通过土地的确权流转，激活以劳动、资本、土地为代表的三大生产要素，土地才能作为一项优质资源参与到资源配置中，进而提高农村经济的活力与效率。通过转包、租赁、互换等方式出售土地经营权，鼓励农民将土地承包给专业大户，由专业大户根据不同土地的不同特点来综合利用土地，形成规模效应，有利于发展农业规模经济，增进农村经济的活力与效率。

4.1.2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则是以大力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的经营主体，逐步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为骨干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该体系有利于健全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步伐，进而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

4.1.3 完善风险承担机制

为了让民营资本安心进入公共建设领域进行投融资，政府和国有、民营资本需要在城镇化投融资的建设中共同承担风险，完善风险保障服务体系，弥补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与不足，降低金融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的风险。

4.2 正确处理城镇化投融资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模式改革与创新的基础。首先，要明确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政府的投资领域。由公共产品理论可以得知，政府的基本任务是主要做好纯公益性项目，如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基础设施领域等，而市场机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准经营项目方面，以消费者付费加之财政适度补贴的方式实现，通过引入多元化的社会资金，一定程度地分散财政风险，减轻地方的财政负担。政府应当完全放开经营性项目，由市场匹配相应的融资、建设以及运营。其次，要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这包括建立投资计划、评估投资风险，增强投资计划的公众参与度以及决策透明度，实行权责一致性原则等。最后，政府应当加强市场监管管理。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空间扩大化的发展，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对民间资本投资运营的监管力度，这些包括制定科学的特许经营方案、制定严格的服务标准、引入公共监管等多种方法。

4.3 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

解决城镇化资金供给不足的关键之处在于扩大投资主体的范围，鼓励吸引民间资本的参与度，解决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的阻碍性因素，这些都需要完善政府政策的制定。

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投融资建设有关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等，通过这些政策的导向，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城镇化建设中去。政策创新需要充分考虑城乡差别与不同的需求，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与需求方面进行灵活性的安排，尽量引导城镇化建设的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模式多样化，一定程度地放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数量与规模，极大限度地探索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与收益相关的项目投资建设与运营模式，复制并模仿，减轻政府债务负担。防范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关键在于控制高速增长的债务总量，加快现金的流动速度，确保政府拥有足够的资金偿付债务，从而使得经济增长与债务的借还得到良性的循环。为了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内涵的多样性、投资融资的规模性，政府财政应该作为引导资金和杠杆资金，引导民营资本和外部资本积极参与城镇化建设，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模式的主导力量。

4.4 多样化投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

着力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民生问题 篇6

当前农村人口转移就业的基本特征

土地流转方兴未艾。调研得知，当前农村土地早已不是要不要流转的问题了，而是如何流转、流转规模的问题了。通过农村土地资源重新整合，规模化集约经营，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解放了农村富余劳动力。

城市常住人口猛增。城乡差距的持续拉大等因素激励农村人口不断离乡进城，且地区性中心城区新增人口大于县城，县城新增人口大于中心镇。农村外出人口开始呈现回流之势，省内流动以县城以上为主，且城市层级越高、流动人口聚集数量越多。产业集聚区吸纳人口快速增加，成为农民就地转移就业的一条重要渠道。

人口流动自发无序。人口集中步伐加快，呈现出流动活跃、流向多元的特征，但仍以自发无序流动为主，靠“血缘、人缘、地缘”（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实现转移就业的占大多数，其比率为90%以上。

适龄人口继续增加。劳动年龄人口依然呈上升之势，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务主体。举家外出情况增加，转移1人离开农村至少随之转移1人以上的被抚养人口，未来农民工家属将是城镇化的另一主体。不过，这些人口仍以灵活就业为主，岗位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

制约农村人口迁移流动的主要因素

城镇化水平低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加快转移农村人口，提高农民市民化程度，已经成为我国今后较长时期内最重要的一项发展战略，也是未来拉动内需最大的动力所在。当前影响农村人口迁移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产业支撑不足影响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产业发展程度决定城镇发展和人口集中程度。城市扩容和产业发展，特别是食品、纺织服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对吸纳产业工人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当前，各地产业集聚区发展滞后，尤其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直接制约了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实践证明，凡是产业相对发达的区域，人口向外流动较少，甚至吸引大量的外来人口；反之，农业为主、工业相对落后的地区，人口向上、向外流动的趋势较为明显。

传统思想观念阻滞了农村人口的迁移。乡城人口迁移意味着居住环境、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人脉关系等都要发生很大变化。而农村人口思想相对保守，观念较为落后，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小富即安，怕冒风险，缺乏投资风险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容易满足于传统生活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迁移。

迁移成本高造成农村人口流动多、迁移少。从当前惠农政策看，随着国家对农民各项补贴增多、社保体系逐步健全、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如村村通等），农民进城意味着放弃这部分权利，不少农民虽进城打工但为了保留原在农村的基本权益毅然选择维持往返流动状态。在没有建立起“经济补偿、社会保障、就业服务”三位一体保障机制的情况下，让农民自觉放弃承包地、宅基地等权益是不现实的，这无形中阻滞了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步伐。

制度设计障碍影响人口流向。当前，户籍、教育、社保等一系列事关民生的各项制度仍然呈现二元化特征，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城镇化的脱节，并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在低成本工业化和高成本城镇化的双重制约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候鸟”式转移，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农民家庭迁移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便不可避免。

引导和促进农村人口合理有序迁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为此，要紧紧围绕解决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民生问题，努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在产业支撑上，要加快发展二、三产业，增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通过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在不减少农业用地、不减少粮食生产的前提下推动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把工业与农业、农村衔接起来，让农民增收致富，缩小和城镇的差距，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改革发展难题的必然选择。

在集中方向上，要着力促进人口向县市级城市集中。顺应人口流动的规律，促进人口向具有较强就业吸纳能力和公共服务承载能力的县市级城市集中。

在制度设计上，要深化土地、户籍、住房、教育培训等制度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户口登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积极探索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过渡措施，如在其户口迁至城镇后，多年内仍可保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并在计划生育、新农保、宅基地使用权等方面享受原农村人口的优惠政策。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保持稳定不变，也可以按照租赁、参股等形式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实施一元化的《居住证》登记制度。

实施多元化教育培训，真正适应农村转移人口的就业需求。人力资源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发展各种因素中的第一位因素，必须依赖于科技教育的推广、农村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和农村人力资源的大力开发，才能把沉重的农村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为此，要重点培养技能实用型和技术熟练型工人，通过培训着力实现充分就业、稳定就业和高质量就业。

城镇化过程中给水排水工程的规划 篇7

我国将加大城镇化和新农村的建设。随着城镇化后人口数的增加、企业投资的增多, 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必然带动基本生活配套更多的投入, 然而对本来薄弱的市政管网却是一个新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 提高城镇居民生活环境和卫生水平, 必须做好市政管网的规划及建设。

一、城镇化对给水排水管网的影响

1. 中国城镇化情况

根据2012年统计局《中国城镇化质量研究报告》, 2011年末城镇化率达51.27%, 其中深圳市城镇化率以100%高居首位, 而陇南市以19.2%垫底, 城镇化和新农村的建设是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方向, 但是城镇化率高, 并不代表城镇化质量高, 所以我国目前解决城镇化的基础建设问题任重而道远。

2. 城镇给水排水系统现状

城镇化的建设几乎都是在以前老城区为中心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 由于老城区建设的时间历史悠久, 当时缺乏基础数据, 经济技术落后, 城镇规划欠缺长远利益考虑, 管网分布散乱, 缺乏合理性, 给水排水等设施比较陈旧, 给水处理工艺简单, 排水设施几乎为零,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快速发展, 城市人口增加, 工业的发展, 城镇快速发展带来的冲击, 老城区的管网已经不能适应新城市发展。城市出现了间断性缺水、供水压力不够, 水质差, 城镇管网破损, 渗漏严重, 管网布局混乱、乱排的现象, 排水处理设施欠缺。

二、给水排水工程设计要求

1. 给水排水规划

一个城市的规划与给水排水设计密切相关, 城市规划过程中必须先前做好指导工作, 结合规划的空间尺度, 考虑到城市发展的规模和方向, 用地的发展定位。生活区、商业区、娱乐休闲区、工业区等初步的构想规划, 都将影响到给水排水规划中的过程, 给排水设计中都应该根据功能区的不同, 设计满足水量和水质的要求。同时规划好污水处理厂一期、二期工程, 污水处理厂选址、排水体制选择等方面与相应的功能区进行匹配, 充分论证, 以减少排污系统的建设成本, 并满足污水污泥的处理要求。

根据城市的规模, 确定好供水量的需求, 同时根据功能区的设置, 选择适当的水源及二级泵站位置的确定。老城镇的管网一般都为树状管网, 管的材质多为铁管, 易被腐蚀, 旧水厂按照1985年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水质要求设计工艺, 2007年《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的颁布实施, 标准中的指标数量由35项增至106项, 并对原标准也修订了8项指标, 原来的工艺已经不能满足新标准的要求和生活质量, 并且为了供水的保证率, 城市管网多设计为环状, 做好在旧自来水厂基础上改造或者修建新的水厂, 这都直接影响到整个城镇管网的布设格局以及方向。结合城市管线规划布置, 做好城镇未来发展预测, 为发展留有用水量余地。

目前, 许多偏远的城镇, 还处于零污水处理的局面, 排污多直接排入河流, 没有健全的污水排放系统, 走着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小城镇的地形复杂, 街道狭窄, 给排水管道不能够争取更多的地下空间, 旧城镇排水管网多为合流制, 布置混乱, 尽量充分利用旧的排污渠道进行改造, 减少投资。

2. 给水设计

城镇用水主要为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公共建筑用水、市政浇洒道路和绿化用水、工业用水、消防用水、未预见用水。管段的流量包括沿线流量和输送流量, 以前在对沿线流量的计算多采用面积比流量法或者长度比流量法, 中国的农民工25 278万人, 城镇的人口流动性大, 以及用水量变化也大, 城镇人口本来就不多, 用此方法设计有显不足, 现在多用人口比流量计算沿线流量, 对人口数量统计应采用统计学的方法, 沿海小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可取150~200 L/ (cap·d) ,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于小城镇的生活用水定额也会跟进大城市的用水定额。出人口比流量qcb, 管段的沿线流量就为:

Qcb人口比流量, L/ (cap·s) ;N管段供水人口, cap。

对于用此方法可以克服管道沿线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变化, 相对比较准确的估计生活用水量。

工业用水需求比较牵强, 不同的行业对用水量和水质要求比较高。城镇化的发展, 必须招商引资, 大城市的城镇化地区工业相对比较发达, 大城市的工业用水以万元产值用水量设计, 而在偏远的小城镇还是处于起步阶段, 基本都是以加工小型企业为主, 对小城镇仅作为参考值, 不能直接生搬硬套, 目前对于小城镇按照用地面积计算还是可行的。

城镇市政用水也不可忽略, 许多城市建设伴随着绿化工程, 只有绿化面积达到城市建设面积的一定比例才能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 首先确定道路面积和绿化面积, 一般绿化用水定额1.5~4.0 L/ (M2.D) , 道路街道洒水定额1.0~2.0 L/ (M2.次) , 一天为2~3次。

消防用水量的确定要根据城镇总体规模确定同时发生火灾的频率和一次灭火用水量标准, 其用水量指标主要取决于城镇规模、建筑物耐火等级、火灾危险性类别等因素。许多城镇发展迅速, 许多高层建筑业不断修建, 必须注意高层建筑消防用水的确定。

城镇规模的扩大, 管网长度也增大, 不可预测的因素增多, 管网漏水、管道爆破等未知用水, 一般以最高日用水量的15%~25%, 城市的给水量公式:

Q——规划未来城镇总用水量;QG——工业用水;QQ——市政用水;QC——生活用水;QD——未知用水;QP——消防用水;γ——规划内用水平均年增长率;n——规划年数

3. 排水设计

城市的排水量主要来自生活污水、工业污水、雨水。首先确定好污水的排放体制, 目前主要有合流制、分流制。合流制这种排水方式流量不稳定, 遇到暴雨出现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不够, 但是稀释了工业废水有害物质的浓度。分流制是将生活污水、雨水、工业废水进行分流处理, 但是雨水降落经过城市街道汇集, 多受轻度污染, 采用分流制可以针对不同的水质针对性的处理, 提高水厂水质的稳定性, 有利于排洪泄洪, 比较灵活, 虽然初期管网投资建设费用高, 但是这也是城市建设管网设计的方向, 适用社会发展需要。对于小城镇的企业多为加工型企业, 工业污水量少, 初期可以选择合流制, 如果排水含有重度污染物, 可以经过厂里的设施无害化处理, 在经过管网汇集处理, 北方的雨水量少, 南方的降雨量略丰富, 南方可以适当考虑分流制。生活污水量多随季节性的变化, 相对来说容易计算, 根据人口数量、用水定额可以初步的确定。工业污水跟工厂的性质有关, 对城镇规模不大的企业, 可以根据定额的单位面积用水计量。

近年来, 由于降雨出现了地铁水帘洞、故宫看海、杭州的水漫金山等城市内积水的现象, 这些都是由于在设计暴雨强度上出现了偏差, 雨水量与当地的暴雨强度、汇水面积及形状、和地理位置地形、地标植被的覆盖等有关。在设计管网对重现期的选择必须到结合当地的水文历史资料分析确定, 以免城镇重要地区发生短期积水, 给经济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三、结语

城镇化的建设对基础建设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我们应该重视给排水的规划, 避免过去城市规划过程的考虑不周而造成城市很多局部给水排水问题, 避免造成二次施工等社会资源浪费。

摘要：给水排水工程对城镇化进程至关重要, 本文通过结合旧城镇建设状况分析, 指出给排水在城镇建设中设计的问题, 以及规划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原则, 并提出可行性设计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现状,管网,给水,排水,设计

参考文献

[1]龙腾锐.对我国小城镇给水排水工程设施建设的思考[J].给水排水, 2009 (5) .

[2]董亚军, 张铎.对小城镇给水排水工程建设中存在问题的思考[J].城市道桥与防洪, 2010 (01) .

城镇化过程 篇8

我国最初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苏州就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进行了探索,市政府统一回收荒废的农田,将其组建成集体农场,这之后,土地流转便逐步得到了发展。20世纪80年代,苏州主要采取“占地”的方式发展乡镇企业,到90年代,政府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进行开发区建设,直到2007年,国家规定了18亿亩农地红线,政府通过平整农村大量被浪费的土地,置换出了建筑用地指标用于产房建设出租等。到2014年年底,全市90%以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实现了流转。现阶段已初步形成了家庭经营为基础、各类农业合作社为主要组织形式、农业企业经营为辅助的苏州特色的规模经营主体。

2 近年来苏州市土地流转变化特征分析

2.1 土地流转速度加快,规模经营面积增多

统计数据显示,苏州市在1998年新增土地流转面积仅10万亩,并且一直呈下降趋势,直到最近几年才回暖。从下表可以看出,从2006年开始呈上升趋势,2008年5月~2009年6月,土地流转面积几乎增加了1倍。由此,苏州农村土地流转进入了快速、有序的实施阶段。在农村土地快速流转的背景之下,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也有了迅速发展。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全市农业规模经营面积占全市农业用地的90%以上。可见,经过多年的实践,苏州市的土地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已有了规范、有序的发展,也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2.2 土地流转模式日趋成熟

苏州市在以转包、转让和出租为主要形式的传统模式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农地流转方式。自2009年6月—2010年12月,苏州市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从395家发展到了671家,入股的土地面积占总流转面积的比例由不到20%迅速增加到52.6%。以实践较早的常熟市为例,2006年10月,常熟市第一家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首批入股的土地面积为406.07亩,其中51.32%是集体土地,共120户农户入股。到2011年6月,该家合作社入股土地面积共2021.59亩,入股农户达456户。可见,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这一流转方式大大推动了土地流转的进程。

2.3 土地流入主体日益多元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参与主体开始增多,截至2001年年底,本村农户承包占47.5%,外地农户承包占35.8%,集体承包占10.1%,剩余的6.6%则是其他形式的经营。目前,种粮专业大户是苏州的主体之一,到2014年,专业大户占经营主体的82.6%。近年来,一部分种粮大户选择与合作农场等集体经济进行融合发展,实践证明,这样可以带来更多的发展优势。经测算:小户经营成本在每亩1200元左右,而合作农场的成本是每亩1000~1050元。不仅如此,规模化的集中经营更加有利于新品种的研发和新技术的应用。

2.4 农民收入显著提高

此外,农村土地流转也为农户收入的增加提供了多种途径。由下图可以看出,2007年,苏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万元,此后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这一模式。苏州土地股份合作社普遍实行保底分红与浮动分红相结合的分配方法,每亩每年300~1000元的保底分红,浮动分红随效益而定。此外,在各村发展起来的合作农场、农业企业中,农民还可以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性收入。例如:在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淞南村,已有76%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了二、三产业,农民总体收入中,75%来源于务工的工资性收入。

3 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1 政府干预过多

政府通过实行财政补贴政策,提高农民土地流转的积极性,这是苏州市确保土地流转规范、有序发展的重要经验。但部分调查显示,在少数村镇存在着政府强行推动土地流转的现象,政府为了实现规划用地,不询问农民的意愿,强行将土地流转出去。因此,政府应当在国家大力支持土地使用权有序流转的基础上,积极提供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充分考虑农民的流转意愿,听取农户的建议和想法,而不是以强行干预和直接命令的方式展开工作。

3.2 制度规范不够完善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与农民之间大多都是以口头交易的形式确定契约关系,并没有签署正式的合同,而在流转协议书上,对土地流转期限、补偿标准等也没有明确规定。苏州市农办提供的数据资料显示,全市流转协议到期后没有进行续签的比例高达72%。而土地股份合作社在制度规范方面也存在不少漏洞,部分村镇甚至在农户土地入股后,既没有签署入股协议,也没有下发股权证书。而当社员需要退社时,合作社应当如何操作,也没有统一的规定。因此,仅仅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是不够的,更要确保其规范运转,完善内部各项规章制度。

3.3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健全

目前,苏州市主要以合作农场的形式进行农业规模化经营,虽然政府在政策扶持、财政支撑方面都给予了极大优惠,但在技术的发展、大型农业设备的配置以及专业人员的指导方面仍待加强。调查发现,在农村承包土地的农户一般都是本地农民或者外来的一直从事第一产业的投资者,他们在大规模进行农作物种植和管理方面缺乏经验,而各村镇也极度缺乏专业性人才,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现代农业的发展。在金融服务方面,农业保险、农业贷款等服务项目仍是薄弱的一环,亟待创新和突破。

3.4 部分农用地呈现“非粮化”倾向

苏州市大多数的土地股份合作社都属于内股外租型,实质就是合作社将土地从农户那里集中起来,统一委托给种植大户,农户享受每年的分红,这就很容易导致工商资本下乡。调查显示,苏州部分地区由于开发商和企业资本的下乡,农地呈现“非粮化”倾向。国家已明确规定工商投资开发农业的领域和范围,并且不鼓励其长期、大规模地直接参与农业经营。因此,苏州市在加快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同时,应确保农地的用途保持不变,而在选择土地流入的主体时,可以优先考虑承包经营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从而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4 进一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建议

4.1 加强管理,规范土地流转程序

各级地方政府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按照产权清晰、流转顺畅、形式多样的要求,确保土地流转的规范化。应加强政府的制度建设,规范土地流转协议文本,流出与流入双方必须签订合同,流转协议到期时,应按规定续签合同等。此外,在经济补偿方面,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其补偿方式由双方自行商议决定,村集体组织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只有真正让农户享有其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才能真正做到土地流转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4.2 完善服务体系,积极培育中介服务组织

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规模化和产业化,而针对苏州市土地流转过程中仍旧存在的问题,可以将建立公益性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发展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加强基层农技队伍的建设,大力扶持各类中介服务组织的建立。中介服务组织作为一个多功能、自下而上的服务体系,可以使土地流转工作进一步透明化,也将使得土地流转更加符合市场化要求。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众多不规范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培养土地评估机构、信托机构、保险机构等中介服务组织来解决。

4.3 进一步完善土地股份合作社

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规范和完善关系重大。首先,地方政府应与工商部门进行沟通,为土地股份合作社进行工商登记,明确其法人地位。其次,应加强对合作社法律和政策问题的管理,进一步完善各项条例规定。土地股份合作社应有完备的股东体系,包括理事、监事的选举等,都应遵循民主管理的思想。合作社要为入股的农户发放统一的股权证书,切实维护股民的权益。此外,应不断强化政府的引导功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支持各项农业建设。最后,还应不断创新其他经营方式,如租赁经营、合股经营等。

4.4 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最后,还必须要解决流转后土地由谁来种、谁会种和怎样才能种好的问题,因此必须培养出一批有科学文化知识、会管理与并且懂技术的新型职业农民。政府可以通过设立免费的培训机构来进行教学,也可以与高校建立合作关系。苏州部分地区已经成立了劳务股份合作社,主要用于解决农村闲置劳动力的问题。笔者我认为两者可以同时实施,在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同时,培训其专业化耕作知识,从而在农业规模化经营过程中,更加顺利地完成机械化耕种与标准化生产等一系列过程,最终实现农民的增收与农业的增效。

摘要：文章以城镇化率较高且农村土地流转已取得显著成效的苏州市为例,在简单介绍了苏州市土地流转的背景后,以历年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了苏州市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的几项显著变化特征,并且提出了苏州市现阶段土地流转中依旧存在的几个不容忽略的问题。最后,针对上述问题,为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本文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土地流转,苏州,规模经营

参考文献

[1]周其仁.还权赋能——成都土地制度改革探索的调查研究[J].国际经济评论,2010(2).

[2]贺雪峰.破除“还权赋能”的迷信——以《还权赋能——成都土地制度改革探索的调查研究》的主要观点与周其仁教授商榷[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5-15.

[3]贺雪峰.农民要的不是土地所有权[J].农村工作通讯,2011(2):39.

[4]杜朝晖.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模式问题与对策[J].当代经济研究,2010(2):48-52.

城镇化过程 篇9

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是国家和地区走向繁荣发展的必经之路。2008年以后, 云南省平均城镇化水平达到30.3%, 开始进入城镇化发展的加速阶段。但云南省内各州市之间城镇化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 城镇化发展呈现区域性差异。昆明、玉溪、红河、版纳城镇化水平已达到30%以上, 进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但昭通、怒江的城镇化水平尚未达到20%, 仍处于城镇化发展的起步阶段。全省的城镇化水平表现出了高首位度、缺乏承上启下的二级城市、城镇体系不健全的特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中, 滇中地区被规划为主要城镇化地区, 2011年《滇中城市群规划 (2009-2030) 》已经得到批复实施。这标志着在云南中部以昆明为核心, 半径约150~200公里左右包括曲靖市、玉溪市和楚雄彝族自治州四个州市将形成滇中城市集群。而在2014年发布的《云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中, 提到了要充分发挥滇中城市群的龙头作用, 提升对全省经济社会的辐射带动力, 成为云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核心城市群, 以此来推动构建以六大城市 (镇) 群为主体, 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发展新格局。[1]

1云南城镇化空间自相关分析

1.1空间自相关模型介绍区域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区域经济实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受区域经济空间自相关的影响, 城镇化的空间集聚也存在空间自相关。[2]本文使用Moran I (Moran, 1950) 指数来检验区域城镇化水平全局空间集聚程度。Moran I指数用空间权重矩阵确定位置的相似性, 用反映了属性的相似性。

Moran I可看作各地区观测值的乘积和, 其取值范围为[-1, 1], 若Moran I统计量显著且正, 表明各地区为空间正相关, 取值越接近1, 各区域的观测值越趋于空间集聚。若Moran I统计量显著且负, 表明各地区为负的空间相关性, 在空间上邻接的各区域观测值具有不相似的属性值, 取值越接近-1, 分散的倾向越强。时, 观测值的属性在整个区域上随机分布。

显著性水平可以由标准化Z值的P值检验来确定, P值通过正态分布获取。

1.2实证研究以2006-2012年的云南省16州市的人口城镇化率为观测指标, 计算各年的Moran I指数, 检验云南各州市之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地理空间上是否具有相关性。

2006-2012年的云南省16州市的人口城镇化率 (取自《云南统计年鉴》2007年-2013年) 的Moran I指数如表1。

由表1看出, 全省的人口城镇化率是在逐年上升, 但Moran I指数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见, 这几年, 云南省各州市城镇化水平在空间分布上不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关系, 说明各州市独立地开展自己所辖范围的城镇化建设, 对于整体来说, 没有产生集群效应。

2云南16州市人口城镇化的差异分析

2.1塞尔指标介绍《滇中城市群规划 (2009-2030) 》要求云南在未来10-20年内打破行政区划, 加快推进昆明、曲靖、玉溪、楚雄滇中城市群建设, 提升对全省经济社会的辐射带动力, 以期对其他城镇群的发展起到一个推动示范的作用。为了分析全省城镇化的差异, 剖析城市群战略的合理性, 本文采用塞尔 (theil) 指标, 探讨云南省人口城镇化发展的整体差异在滇中城市群和其他城市群组之间是怎样分配的。[4]塞尔指标能把总体差异分解为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 该指标最早由塞尔于1967年提出, 用于分析全世界收入差距水平。塞尔 (Theil) 指标的含义是: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总水平等于各个国家收入份额和人口份额之比的对数的加总, 权数为各国的收入份额。当收入在N个组别之间平均分配时, 赛尔指标为零, 当所有收入被一个组占有时, 塞尔指标达到其最高限log N。[5]

D代表全省人口城镇化的塞尔指标。其中, Yi代表了第i组的城镇人口数占全省城镇人口数的比例, Pi代表第i组的人口数占全省人口数的比例。

组内差距d0=d1+d2=

di代表组i的塞尔指标。其中Yij代表第i组的j市城镇人口数占全省城镇人口数的比例, Pij代表第i组的j市人口数占全省人口数的比例。

根据塞尔指标的分解原理, 它们满足关系式

D=d0+d12

2.2实证分析我们将全省的16个州市划分为两个群组, 一是滇中城市群的四个州市, 二是除了滇中昆明、曲靖、玉溪、楚雄之外的其他12个州市。d1代表滇中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内部差异, d2代表其他12个州市群组的城镇化发展的内部差异, 利用2006-2012年云南各州市的城镇常住人口数和塞尔指标的公式计算, 我们可以得到表2。

将结果用折线图表示, 如图1。

由表1和图1可看出:①云南城镇化发展的差异从2006年开始在小幅的波动中总体呈下降趋势, 从2006年的0.0309下降到2012年的0.0194。②滇中城市群和其他城市群的城镇化发展的组内差异总体也是下降趋势, 滇中城市群的城镇化差异较大, 下降较为明显, 而其他城市群组的城镇化差异不大, 变化也较为微弱。③组内差异d0大于组间差异d12, 而组内差异中, 滇中城市群的差异d1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远高于其他城市群的差异。两群组之间的城镇化差异d12的变化和全省的城镇化差异D的变化过程基本一致。

3结论和建议

中心城市和组团城市的集群化发展是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地域空间模式。目前, 云南省各州市城镇化水平在空间分布上不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关系, 主动采取城镇群的集群化发展战略是具有合理性的, 有助于增强区域合作、有效整合资源、实现互补发展、全面提升资源优化配置水平和能力。

城镇化发展的差异总体呈下降趋势, 滇中城市群城镇化差异的变化在全省差异变化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其差异水平的缩小带动了全省差异的缩小。这说明滇中城市群整体发展较好, 昆明已经开始发挥中心城市的主导作用, 这不仅有利于健全云南省城镇体系, 也进一步说明了云南进一步推进滇中 (昆明-曲靖-玉溪-楚雄) 、滇东南 (红河-文山) 、滇西南 (普洱-临沧-西双版纳) 、滇西 (大理-德宏-保山) 、滇西北 (丽江-迪庆-怒江) 、滇东北 (昭通) 六大区域城镇群建设战略的可行性。六大城镇群的集群化发展战略相比较全省以昆明为核心的统一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云南地形和环境承载力对云南城镇化建设的制约。

摘要：本文从空间相关性和差异分析两个方面来定量地分析云南省各州市城镇化水平的集聚程度, 以及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差异变化。并结合云南省的相关政策讨论云南省城镇群的集群化发展战略的合理性。

关键词：空间相关,塞尔指标,城镇群

参考文献

[1]云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第五章-第六章.

[2]甘健胜.区域城镇化空间统计分析模型及其应用[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11) :47-49.

[3]鲁凤, 徐建华.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统计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7 (2) :45.

[4]周涛.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战略思考[J].统计教育, 2006 (9) :48-50.

城镇化过程 篇10

问题都有两面性, 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流转对我国粮食生产即有积极的一面, 同时也存在消极的一面。一方面, 在城镇化过程中我国政府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 这使得农村土地使用权不断的流转。有些学者认为:土地流转促使规模化经营不断增多, 有效地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 提高农作物生产效率, 促进粮食增产。并且在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使土地向种植能手集中, 土地使用权者可以进行合理规划和生产, 从而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 增强农作物的市场竞争力, 提高效益。另一方面, 有些学者认为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会导致土地的“非粮化”, 严重威胁到我国粮食安全。如:农民把土地的使用权当作财产收入进行随意流转, 变卖。由于土地流转的不规范和不健全原因, 使耕地抛荒现象不断发生, 从而导致可用耕地不断流失, 这增大了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一、城镇化过程与粮食产量变动基本情况

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流转是指由于社会城镇化步伐加快, 导致农村土地建设内容的转变, 进而引进的土地使用权人的转变。土地使用权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将其使用权进行转让, 从而使其他农户或经营单位具有使用权限的一种制度。联合国粮农组织1974年11月于罗马的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提出“粮食安全”的问题, 这一概念在不断的改变, 但最基本的内容就是保证人们的最起码营养, 包括确保可供、获得、利用和稳定等方面都没有风险。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城镇化建设水平突飞猛进, 在这样的背景下, 土地流转几乎成为了必然趋势。随着城镇化势头愈加猛烈, 不仅带来了土地流转问题, 也使得粮食生产发生了改变。

由表格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在2004年到2012年间城镇化比率逐年提升, 到2012年城镇化比率已经达到52.57%。据资料显示:我国内陆有特大城市80个, 大城市209个, 中等城市254个, 小城市119个。从全国662个城市的城市人口机械增加值的发展趋势看, 这些城市就是接纳农村劳动力的最主要渠道, 这个现象已经被实践所证明。这些数据告诉我们我国城市化成为当下的必然趋势。

我们就用2012年为例,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 (区、市) 的抽样调查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全面统计, 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58957万吨, 比2011年增产1836万吨, 增长3.2%。全国粮食作物平均单产5299公斤/公顷, 比2011年每公顷增产133公斤, 提高2.6%。其中, 稻谷、小麦、玉米每公顷产量分别达到6743公斤、4995公斤和5955公斤, 分别增产55公斤、158公斤和207公斤。因单产提高增产粮食约1478万吨。

从表2和以上叙述我们同样可以清楚的看出我国在城镇化过程中, 我国粮食总产量并没有下降, 201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依然良好。从2004年到2012年这9年期间粮食总产量逐年增加, 在201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58957万吨, 虽然期间出现局部波动, 但总体趋势依然良好。

二、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流转给粮食带来的安全隐患

虽然我国从2009年到2012年间, 城镇化比率逐年增加, 但我国粮食生产总量并没有下降, 这并不意味着粮食不存在安全隐患。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流转问题使一部分农民失去了土地, 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根基, 土地向"非粮化"趋势发展更加明显。在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发展迅速, 但农村农业机械化仍然落后, 劳动力转移等诸多问题使我国粮食的安全依然存在着隐患。

1. 可用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耕地资源对粮食安全保障作用无可替代, 最大程度影响和制约粮食生产能力, 这也是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在农业科技支撑等其他条件确定的条件下, 耕地数量就决定我国粮食的综合能力。

城市化往往与工业化相伴, 必然加大对土地的占有, 非农业用地面积逐渐增大, 导致可用耕地面积的逐渐减少, 人均耕地面积也持续减少。据统计2010年我国的耕地面积马上要触及我国保证18亿亩耕地面积的警戒线, 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已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3%, 所以, 粮食生产依然存在着安全隐患。

2. 粮食加工产品比率提高

一方面, 城市人口的生活质量比农村高, 对于动物性以及加工性粮食产品的消费比农村多, 城镇居民的间接粮食消费量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 而且呈扩大趋势。城镇化过程中是城市人口增加, 加大了粮食的需求量和消费量。另一方面,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现在养殖中以粮食为主的饲料需求持续上升, 导致饲料用量稳步增加, 年增长3%左右, 受粮食加工业的增长拉动, 工业用粮持续增长, 使粮食安全产生隐患。

3. 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城镇化发展带来的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农村人口减少, 也就是农业劳动力减少, 大量有知识, 有文化, 有技术的精壮劳动力外出农村到达城市, 使得粮食作物播种受到影响。与此同时, 留在农村种植粮食的大多数为老弱妇孺, 使得农业呈现弱化趋势, 影响了粮食的生产, 从而使粮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4. 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在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流转, 一方面, 使我国经济支出不平衡,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且过于分散。而且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经济支出越来越少, 用于粮食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也越来越少。另一方面, 基础设施管理不健全。由于所有权不明确, 产权不清, 责任落实不到位, 管理混乱, 基础设施不配套, 功能衰退等因素使粮食生产达不到最优水平, 增大了粮食安全隐患。

三、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流转确保粮食安全建议

有此可以看出在城镇化过程中, 土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确实存在着安全隐患, 我们需要在城镇化背景下找到确实可行的政策完善粮食安全问题。

1. 保护耕地对土地实行严格监管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 非农业用地逐渐增多, 应明确土地产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 农民作为土地使用的主体, 对土地的利用和处置没有发言权, 在征用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这是非农业用地面积逐渐增多, 影响了广大农民保护土地的积极性, 因此要完善土地法律法规, 保护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占有主动地位, 从而达到保护粮食生产安全。

2. 鼓励务农落实惠农政策

在城乡化过程中, 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 应完善和落实各项惠民政策, 鼓励种地, 让粮食生产的一线干部、农民理解好这些政策措施, 在工作中坚持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 妥善推进, 充分尊重农民的主导地位, 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 让农民真实的从中受益, 切实提高农民中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减少农民流向城市, 以确保粮食生产安全。

3. 加大农业投入资金

加大粮食产区农业生产投入力度,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一方面政府要支持保护农业, 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入量, 如:加大对信贷支农力度, 对农村银行进行有效的合理定位和调整。另一方面, 加强对农业设施的投资, 补贴, 管理, 维修等方法实施一批重大工程建设项目, 增加发展农业服务项目, 提高科技技术在粮食生产中的效率, 对于农村社区、农村合作组织和中粮大户投资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 应予以扶持。建立和完善粮食安全体系,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从而保护粮食安全。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流转的大背景下, 我们党和政府要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 对农业实施保护, 逐渐完善国家建设水平, 从而稳定我国农业基础, 达到保护粮食安全的目的。

摘要：本文简明阐述了城镇化、粮食产量变动的基本情况, 分析了城镇过程中土地流转过程给粮食粮食带来的安全隐患, 并提出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流转确保粮食安全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土地流转,粮食安全

参考文献

[1]肖运来, 聂凤英.中国食物安全状况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2]聂凤英.新时期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和对策[J].农业经济与管理, 2011, (1) :76-79.

城镇化过程 篇11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引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化进程逐渐加快，劳动力的转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镇劳动力逐渐向城市地区进行转移，并且劳动力的转移为我国城乡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在新时期城镇化发展建设的形式和需求下，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逐渐成为了社会所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新的发展形式中，农民工的劳动的形式和技能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做好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已经成为了保障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下文对于当前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开展中的不足进行了分析，并且探讨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开展思路。

一、当前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开展中的不足

（一）农民工认识有限

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他们认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是一项无关紧要的东西，对于自身的工作和实际收入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整体参与积极性和认识水平普遍不高。很多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农民工都缺乏足够的参与积极性。一些地方的相关政府部门，对于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开展不够深入，很多农民工对于自身的职业劳动技能了解十分有限，对于城镇地区对职业劳动技能的需求不清楚，从而导致了认识上的缺失。这种信息方面的缺失，导致了农民工认知上的不足，他们不愿意花费精力和时间来参加培训与学习，缺乏发展性的长远眼光。很多农民工都觉得参加学习和培训工作于自己的赚钱养家是南辕北辙的，认为自己赚钱养家才是主要的目标，对于工种选择上不够确定。职业技能方面的缺乏，导致了农民工在工作的选择上缺乏足够的主动性，选择范围过于狭窄，再加上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水平有限，导致了他们在工作选择的过程中经常遭遇困难。根据相关调查数据限制，农民工的工作行业中，建筑类、服务类以及食品类等对体力要求相对较高的行业占了其中较大的比例。这种就业趋势，也导致了农民工认为耗费更多的精力、金钱与时间去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是没有必要的。

（二）经费紧缺问题

经费紧缺，成本投入不足是制约当前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职业技能培训活动的开展，其本身需要大量的经费和投入作为有效支撑，培训工作才能良好的开展。现阶段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机制还不够完善，很多经费投入都缺乏一个规范的管理流程。现阶段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相关经费投入上，还主要是以政府方面的投入为主要的来源，相关劳动者个人投入与用人企业方面的投入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而我国整体人够比例中，农村地区人口的数量相对较多，整体农村人口的文化教育程度相对较低。面对巨大的培训教育需求，政府和社会所提供的培训资源，其难以与相关需求进行满足，从而造成了一系列供需矛盾的出现。面临较大的需求形势下，政府的相关投入也就显得相对局促。而对于企业来说，其企业的运营发展目标是为了获取利润，其对相关培训工作的投入上不具有较强的积极性。对农民工个体来说，他们群体整体收入水平相对较低，针对于职业技能培训所需资金上，其不具有足够的承受能力。

（三）管理混乱

现阶段，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管理上，存在着多头管理的问题，整体管理过程缺乏有序性。虽然现阶段我国对于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工作较为重视，多个部门都对于培训工作进行了相应的监督管理。这种多头管理的模式，虽然可以取得一定的推动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内部的各项业务衔接不够紧密，存在着一定的资料浪费的问题，整体培训工作难以真正的与当地的实际市场需求和产业结构特点进行融合，导致了整体培训工作的开展缺乏有序性。

（四）培训体系不完善

现阶段，相关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体系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很多培训机构的培训工作开展不具有系统性，对城镇地区的实际 用工需求没有进行准确深入的调查研究，培训条目的设定上，与实际市场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整体培训工作的收益率过低，没有给农民工提供相应的就业方面的保障。整体技能培训的市场化运作水平相对不足，很多服务体系都不够完善，对于相关培训工作没有提供良好的后续保障和相关支持。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外出务工的主要信息来源渠道，都是通过亲戚朋友进行介绍的。整体培训体系的不完善，是造成现阶段技能培训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五）相关机构不规范

现阶段，职业技能培训机构逐渐涌现，层次不齐的机构素质水平导致了当前技能培训整体缺乏足够的规范性，很多培训的内容都不具有足够的实用性。很多职业培训机构，其教学内容中缺乏实际操作方面的培训，仅仅重视理论方面的教学。对于广大农民工来说，他们参与培训的最终目的是提高自身收入水平，而过于重视理论方面的教学，则很难让农民工更好地得到工作能力分方面的提升，也不利于提高农民工自身的参与积极性。对广大农民工来说，他们愿意参加能真正的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的培训活动，对学习的实用性有着很高的要求。另外，很多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页相对陈旧，与实际社会用人机构的招工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很多培训的内容仅仅考虑到职业的共性，而没有结合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对当前社会用工的需求发展形势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科学的分析。不规范的培训机构导致了相关培训工作的开展实效性过低，难以满足广大农民工真正的学习发展需求。

二、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开展思路

（一）加强宣传，提高认识

在开展相应的技能培训工作中，要大力开展相关的宣传工作，让广大农民工提高对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认识程度。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多种新闻渠道，让广大农民工对于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有一个清晰、明确的了解和认识，并且大力宣传各项法律法规政策。在技能培训工作开展中，要积极树立先进典型，鼓励广大农民进行学习，让村镇的居民自身思想观念逐渐得到改变。科学有效的宣传工作，可以让广大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参与主动性得到提高，改变以往被动的技能培训形式，让整个培训工作开展更加顺利、高效。另外，有关部门也要通过多种渠道，对于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开展成效进行相关信息的收集，通过合理的分析，提高就业培训工作的可持续性，结合相关数据内容为广大农民工提供更加完善的指导服务，让农民工群体也逐渐产生良好的市场化意识。

（二）加强资金投入和规范资金的使用

在相关资金的投入和使用管理上，要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多方面协调和保障各方利益。在相关经费的投入上，要坚持政府主导、用人单位和个人辅助的形式，将三者利益进行有效的联合，更好地调动多方的参与积极性，让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开展充满生机和活力。多元化的经费投入与使用制度，可以对于技能培训工作开展中资金短缺的问题进有效的解决，这也是从制度和源头上控制这类问题，合理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对社会资源利用的重要保障。各级部门在进行培训资金的使用上，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来进行资金的 利用和补贴，保证资金规范利用，提高资金使用的最终效率。对于相关补贴的设置上，要在培训补贴的基础上，丰富补贴内容，加大补贴力度，让农民工的参与限制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给予农民工良好的培训环境。除了政府方面要不断提高重视之外，企业本身也要认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并将社会职责进行全面的承担。企业要结合当地的产业发展特点和实际情况，积极的配合政府相关部门所出台的农民工技能培训政策和指导意见，加强相关投入工作。另外，企业本身也要对用人机制进行逐渐的改变，提高整体工资待遇和人性化服务水平，提高用人的稳定性，让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投资风险得到最大限度的降低。

（三）有序和规范管理

相关管理部门要深入到用人市场当中，对于社会人才供需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对于广大农民工来说，他们所参与的培训工作中，各个行业的种类较多，并且相关对接部门和培训机构较多，他们如果没有得到有个有效的指导，就会产生培训工作的盲目性，一个科学、有序、规范的管理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政府要明确相关牵头部门，并且确立其他部门进行配合写作的体系，鼓励社会办学形式的参与和融入。在劳动供需的引导上，政府可以积极带头组织相应的劳务招聘会议，联系企业对企业的实际用工需求进行了解和研究，通过与其他劳务企业进行合作，提高劳务管理的实效性。另外，也要根据调查所反馈的意见，掌握社会的用工需要和岗位的要求，从而开展根据需求培养农民工，尽可能实现定向输出，定向就业等订单式农民工培训，总体上形成农民工培训、就业和保障一体化的完善的培训机制。对于用人单位，应考虑建立农民工培训奖励基金，主要用于奖励积极主动的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企业；对于参加培训的农民工来讲可以实行补助金制度，发放补贴或奖励，从而提高其参加培训的积极性；而对于培训机构来讲，鼓励普通中学和职业学校开展职业培训的技能培训课程，结合技能等级评定，奖励优秀的培训机构。

（四）对运行体系进行完善

政府的相关部门要对于相关培训机构进行规范化管理，做好相关考核与资质管理工作，确保培训机构整体运营足够规范，培训工作开展具有良好的质量。政府相关部门要对于相关培训机构进行合法、公正、合理、公平地进行筛选，制定出一批优秀的培训机构作为定点培训机构，给予广大农民工良好的保障。一个良好的培训体系不只是需要依靠培训工作来实现，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开展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运行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要对就业输出渠道进行不断的拓展和输出，对相关就业市场中的相关就业机构进行科学管理，严格惩治以往的不规范中介行为。对于一些需要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政府也要设置和制定专门机构进行帮助，切实地让农民工自身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形势，相关培训工作的开展也要以务实的态度来进行，结合现阶段市场的多方面需求，做好相关的培训安排工作，避免培训过程与市场就业需求产生脱离的问题。在农民工培训中，也要鼓励农民工自我发展，引导他们进行自主创业，结合他们自身的兴趣来开展教学工作。教学形式的设置上也可以利用灵活多变的方式，结合接受培训人员的时间安排和具体需求，制定出科学的课程安排，提高整个培训效果和效率。另外，培训工作的开展也要注重对农民工实践能力的培养，让他们在参与培训学习的过程中，自身能力方面得到更好的提高。

三、结束语

在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当中，劳动力由农村地区向非农地区转移，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比如趋势。整个转移过程能佛良好、顺利的实现，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是关系到广大农民工自身生活和权益的关键问题。大量的实践经验证明，转移的过程与培训的过程是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只有提高了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素质，才能让他更好地走入到新的工作岗位，实现更加稳定的就业，提高农民的整体生活质量，维护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农民工职业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可以更好地提高农民工的整体就业率，提高他们的生活收入水平。与此同时，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也可以满足当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需求。旧的人口红利时代逐渐结束，新的城镇化建设进程已经开启，新时期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开展的重要性也得到了不断的突显和重视。

参考文献：

[1] 梁燕.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3（04）

[2] 谢晶，陈建录，苗厚芳，张红月.主要发达国家农民职业教育多功能探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3（01）

[3] 顾馨梅，吴志娟.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看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J].继续教育研究.2012（10）

[4] 蒋昕臻.德国农业职业教育对我国农民教育的启示[J].农民科技培训.2012（10）

[5] 李群山，孙霞，周黎鸿.代际更迭与教育培训出路——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研究综述[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2（04）

[6] 李红，王静.日本农民职业教育：现状、特点及启示[J].中国农业教育.2012（02）

[7] 张广花.农民职业教育的国内文献研究综述[J].现代农业.2011（08）

城镇化过程 篇12

一、影响四川省建设用地供应的主要问题

1.人均土地资源少, 建设用地直接后备资源缺乏

自1996年以来, 1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已经使四川省耕地面积减少近千万亩, 作为土地后备资源的未利用地总体质量进一步降低。根据四川省国土规划勘测研究院的统计资料, 到2006年底,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四川省耕地减少为594.56万公顷 (8918.37万亩) , 人均耕地仅为1亩左右, 未利用地则进一步减少为368.96万公顷 (5534.39万亩) , 其中裸岩石砾地就达246.46万公顷 (3696.83万亩) , 占60%以上。在严格保持耕地总量的政策前提下, 四川省已经不能再依靠占用耕地的传统办法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

2.城镇化总体程度低, 区域发展不平衡

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计, 2005年的全国城镇化率为43%, 而四川省的城镇化率仅为33%, 显著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四川既是全国人口大省, 同时也是西部地区第一人口大省, 加快四川省城镇化进程, 对四川省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5年, 四川GDP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为41.53%, 全省城市非农人口比重仅为23%, 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为33%, 呈现出明显“滞后型”城镇化的特点。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不良后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大批农民被隔离于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之外, 导致了部分落后地区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二是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使第三产业总量和质量均难以提高。2005年, 四川省在GDP总量仅为7385.11亿元的情况下,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虽然达到38.41%, 但其中传统商贸、旅游、餐饮服务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更低, 四川省2005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51.5:19.7:28.8。[2]目前, 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比率占全社会就业的比例在70%左右, 发展中国家平均也在40%以上, 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都在60%以上, 上海的第三产业比重2005年达到了50%。三是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国际经验表明, 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 才会出现消费品供过于求的现象, 然而2005年四川人均GDP仅1000美元多, 却有不少消费品供过于求。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农村商品零售市场总额占全社会商品零售市场总额不到三分之一, 制约了四川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四是造成了大量农村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大量农村劳动力长时期在城镇务工或经商, 不少已经在城市具有稳定的职业和固定居所, 但仍占有农村的宅基地和耕地, 成为城市和农村的“两栖人口”。可见, 四川省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已经不利于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 也使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缺乏内在动因。

四川省城镇化地区分布存在着突出的不协调性。无论是按照抽样调查得出的人口城镇化率, 还是按照非农户籍人口得出的城镇化率, 成都、攀枝花皆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如果从城市经济区域来看, 成都城市经济区, 除成都遥遥领先以外, 德阳、绵阳、乐山人口城镇化率相当, 雅安、眉山、资阳则相对较低;川西南城市经济区, 由于攀枝花人口较多, 人口城镇化率在全省最高;川南城市经济区的内江、宜宾、泸州、自贡相近, 子区域内人口城镇化率较均衡;川东城市经济区和川东北城市经济区内, 除了南充城镇化率较好以外, 其他城市人口城镇化的情况相对较差, 总体来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区人口城镇化的情况在全省最落后。

3.工业化发展存在突出的地区差异

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初期, 工业化对城镇化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和推动作用。2005年, 四川省全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4%, 远低于全国47%的水平。由于工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 工业不能对城镇化发展起到足够的推动作用, 使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难以发挥作用。

四川工业发展地域差异明显。在全省区域内, 沿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乐山一线沿铁路干线, 交通发达, 受益于历史上“三线”工业布局, 是工业化化发展最快、程度最高的区域, 城镇化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川西南攀西地区受益于攀钢等大型企业的发展、矿产资源开发以及水电工程建设, 城镇化发展也较快, 但该地区发展相对独立;川南地区泸州、宜宾、自贡、内江一带近年来由于传统工业得到较快发展, 城镇化发展速度次之, 但泸州和宜宾相对较突出;川东北南充、广安、达川、巴中、广元由于工业基础差, 传统轻工业不景气, 又相对缺少新的产业布局, 城镇化进程内在动因相对较弱;川西北地区人口稀少, 缺少现代工业, 城镇化发展最为缓慢。

4.全省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和结构存在重大不足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从1996年到2006年, 四川省建设用地扩张迅速。据有关资料统计, 从1996年到2006年, 四川省建设用地总量增加明显, 10年间城市占地增加128.4%, 建制镇占地增加109.8%, 建设用地总量增加的趋势和耕地减少的趋势都非常明显。其中,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增加是主要的方面;交通设施建设用地增加的量达到1倍以上;城市占地和建制镇占地总量也增加1倍以上, 而且城市建设占地增加略快于建制镇建设占地增加的速度;独立工矿用地增加的量相对较少。这反映了人口向城镇集中、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的基本趋势, 符合土地集约利用的基本要求。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大量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人口, 农村居民占地减少的比例并不和城镇化变动的水平同步。1996年, 四川省有农业户籍人口6837.3万人, 2006年农业户籍人口为6500多万人, 10年间, 农业户籍人口减少了5%左右。而同期农村居民点占地只由10422平方公里减少为10237.1平方公里, 减少量仅为184.9平方公里, 减少幅度仅为1.77%。如果考虑大量农村居民实际已经长期离开农村到城市创业和务工, 实际上农村人口减少得更多, 按照居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在2006年已经达到34%, 这说明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变化趋势不利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

由于城市土地产出效率远远高于建制镇, 上述土地利用总量变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城镇化过程中, 土地集约利用的现实。调查显示, 四川大部份建制镇缺少工业和产业支撑, 主要为区域人口集聚的中心和区域第三产业发展的集结地, 建制镇分布在农村人口聚集的主要区域。由于缺少相关统计数据, 我们基本无法分析建制镇的土地利用产出效率。但由于建制镇基础设施投入普遍不足, 绝大多数建制镇缺少工业集聚, 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仅是低水平简单化。调研结果显示, 建制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普遍不高。

二、四川省城镇化过程中建设用地供应的对策建议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 由于存在比较突出的人地矛盾, 在既要保证城镇化和工业化高效发展的同时, 又要实现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 还要考虑区域的发展协调, 必须研究建设用地和各区域其他资源要素, 如人力、社会资本等结合的具体情况。

1.城镇化和工业化层次与水平决定了区域建设用地利用的基本模式

就四川省的情况来说, 中心城市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较高, 对资本和人力具有较好的集聚作用, 建设用地供应政策应当首先坚持集约利用的政策导向。在农业发展上优先发展高效农业, 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供应上, 应当首先保证技术含量高、产出效应高、带动作用强的产业项目规划用地, 并鼓励对现有城市和农村建设用地利用的挖潜。

川南城市经济区和川西南城市经济区已经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 城镇化发展已经具有较好的基础, 但对资本和人力资源的集聚能力较弱, 在建设用地供应政策上, 应当鼓励城市及城市间基础设施的建设、城市配套产业的发展, 鼓励现有工业企业在产业上发展壮大, 并形成前后向发展传承关系。

川东和川东北城市经济区人口数量多 (人口数量占全省的40%) , 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基础条件相对最差, 对外来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集聚能力较弱, 除了首先要增加建设用地投入城市及城市间基础设施和配套产业外, 由于地处丘陵和低山地区, 农业产业结构转换特别困难。这两个城市经济区应当投入大量建设用地, 发展劳动密集型深加工业和资源性的加工产业的发展, 以促进大量农业劳动力就近向城市转移, 并吸引沿海加工业向内地转移迁徙, 形成有区别的多样的特色产业集群。

2.科学制定城乡统筹发展规划是解决建设用地供应来源的前提

传统的规划将城乡发展分割, 不仅不利于城乡同步发展, 更重要的是规划常常脱离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其不仅抑制了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更引起了突出的城乡发展矛盾冲突, 集中表现在城市发展对农村土地的大量低成本占用。传统规划赶不上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情况非常普遍。科学地制定城乡统筹发展规划有助于规划的龙头作用发挥, 维护规划的绝对权威性, 更能有效体现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建设用地供给来源的计划性, 从而为建设用地供应提供合法的制度保障, 增加建设用地供应的可预测性, 便于市场主体自主决策, 减少快速城镇化地区农村土地转换的盲目性。

3.彻底改变土地利用方式, 增加建设用地的经济供给是关键

由于四川省人均占有耕地少, 囿于耕地保护指标和生态保护、退耕还林的客观要求, 纯粹靠增加农用地转用来解决城镇化发展和经济增长所需的建设用地的传统做法已经不再可行。因此从总体上讲, 城镇化和工业化所需的建设用地供给增量主要靠经济供给来解决。具体来源包括:一是城市建设用地深入挖潜利用, 如城市工业项目集中外迁,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向空中和地下发展, 城市住宅建设容积率大幅提升等;二是农村土地整理腾出大量建设用地, 即通过新农村建设, 引导农村农民集中居住, 将农村工业项目向园区转移等, 使农村减少的建设占地作为城市建设和城市产业占地增量供应的主要来源。

4.建立以行政监督为基础的建设用地流转供应的市场机制

传统的建设用地供应主要以行政征用、行政出让 (含招、拍、挂) 等方式为主, 这种建设用地供应方式显然不能完全实现各地城镇化和产业发展的现实市场需要, 尤其是不能保证一般工业产业项目用地, 不利于区域产业发展和集聚。由于建设用地供应的主要来源将是农村土地整理, 因此, 利用市场机制, 吸引民间主体参与农村土地整理非常必要。在符合规划的情况下, 鼓励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通过市场流转, 提高使用效率将具有重要意义。当然, 必须加强行政监管, 杜绝违法占用农村土地, 禁止乱圈乱占、炒买炒卖行为。

5.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动态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区域标准

除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以外的建设用地供应应坚持以市场配置为主, 充分发挥土地使用权价格的杠杆作用, 调节建设用地资源供应。坚持一般性项目建设用地供应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前提是分区域制定科学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标准, 包括项目投资强度、容积率控制指标、生态环境指标要求等, 保证土地资源在产业间的最佳配置。当然, 这些指标只有是随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不断调整的动态体系, 才能保证其科学性。

参考文献

〔1〕王克强, 王红卫, 刘红梅.土地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