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就业人口

城镇就业人口（共11篇）

城镇就业人口 篇1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城镇贫困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要问题, 特别是劳动就业、企业制度、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使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的格局被打破, 城市贫困人口迅速扩大。为了从根本上缓解贫困, 除了健全和完善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外, 关键仍然在于针对不同人口群体的特征, 通过各种渠道促进就业和再就业, 实现更高的再就业率。那么, 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省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本课题组在全省范围内做了一次全方位的抽样调查, 以期对河南省城镇贫困人口就业现状作出客观分析。

1 河南省城镇人口就业总体状况

截止2008年底, 河南省总人口达到9918万, 其中城镇人口3573万人, 乡村6345万人, 城镇化率36%, 相比于2006年的32.5%和2007年的34.3%而言, 整体城镇化比率是在稳步提高的。如表1所示, 自从2005年以来, 河南省从业人员的总体规模是在不断扩大的, 城镇从业人数的比例也是在逐年增加的, 城镇失业率比较稳定, 而且是略微下降的趋势, 因此总体就业规模还是比较乐观的。

(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年鉴2009)

但是, 从贫困人口的绝对数字的角度考虑, 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省, 城镇贫苦人口的比率仍在百分之八以上, 2008年河南省仍然有44个贫困县, 而贫困人口达到612万人, 也就是说全国每10个贫困人口中, 就有1个是河南人。这些人中, 有30多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30多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和100多万从事灵活就业而收入较低者。依靠政府救济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到2008年已经达到146.27万人, 创历史新高。可见在当今和谐社会下, 城镇贫困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要真正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就必须削弱、消除这种不和谐因素的存在。如何才能真正解决我省城镇贫困问题, 改善就业条件是根本, 这也是我们研究此问题的目的所在。

2 河南省城镇贫困人口就业现状调研情况及因素分析

本课题组利用假期时间带领学生进行调研, 采取的形式主要是发放问卷和访谈相结合, 其中问卷部分采用结构式问卷, 由封闭式题目构成, 辅以个别开放式选项;访谈部分是由与贫困人口访谈和地方政府相关工作部门访谈相结合。课题组成员调研之后又对回收问卷进行详细的整合分析, 具体情况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角度:

2.1 就业条件角度——自身素质制约, 就业条件有待调整

经过调查分析, 首先, 从性别上分析抽样调查的所有城镇贫困对象, 18-25岁这个年龄段, 城镇贫困人口中女性比例是高于男性的, 这是因为用人单位对年轻人倾向于男性, 女性面临结婚生子不能全心投入工作都成为用人单位拒绝的理由, 而在4050群体中, 城镇贫困人口中男性比例是远远高于女性的;其次, 从年龄分布中我们可以得到城镇贫困人口中18-25岁的占31%, 46-55岁的占26%, 这两个年龄阶段是贫困人口密集阶段, 究其原因不难想到一方面25岁以下这部分群体面临就业的压力特别大, 这部分群体属于人口出生的高峰期, 就业竞争空前大, 而迎接他们的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的就业条件又相对比较高, 他们包括城镇没有读大学的一部分劳动力, 还包括一部分刚刚走出校门的大中专毕业生, 由于专业限制、人才需求市场一直供大于求、本身没有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等等原因造成毕业即失业的紧张局面, 还有就是一部分乡村流转到城镇的务工人员, 年纪不大没有什么资金基础, 所以生活处于贫困的边缘。另一方面 4050群体, 由于国企改制, 大部分企业纷纷裁员, 而这部分人群恰恰顶上浪尖, 他们本身文化水平不高, 大多又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 因此下岗之后面临再就业的时候困难重重;最后, 从受教育程度可以看到, 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高中以下学历水平的占68%, 而硕士及以上的人口为0, 这说明在当下知识经济的时代, 学历俨然已经成为制约就业的重要因素, 学历水平越低, 在面临就业的时候所受到的阻力相对越大, 因此也就更容易陷入贫困的状态, 但我们也发现本科学历贫困人口高于大中专贫困人口的比例, 前者17%, 后者15%, 经过访谈得知, 现在本科生年年毕业人数急速增长, 就业岗位竞争压力过大, 并且本科生实践能力普遍较弱, 本身不具备什么技能, 而大中专毕业生相对本科而言在学校学习的模式中就注重实践环节的培养, 专业技能性较强, 大多都可以直接上岗, 且薪酬方面又没有本科生要求高, 因此更加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因此, 针对河南省城镇贫困人口自身素质, 我们得知由于大多数城镇贫困人口自身素质不高已经成为他们就业的相当严重的制约因素, 很多人无法达到用人单位的就业条件, 如果想要改变这个现状, 除了想办法提高该群体的自身素质之外, 更重要的是国家和企业能够出台相关政策, 针对不同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群体的特点, 进一步调整就业条件, 减少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方面的歧视, 多方位的扩大就业渠道, 使更多的人能够就业, 这才是短期内解决城镇贫困人口就业现状的最有效的方法。

2.2 就业环境角度——收入来源不稳, 就业环境有待改善

就业环境是对就业情况的一个整体外在的把握, 它包含的内容也很多, 但是本课题组选择以收入来源做为切入点进行调查, 因为城镇贫困问题实际上和收入是密切相关的, 收入高的家庭和个人自然不会陷入贫困, 之所以贫困的人口主要还是收入过低或者不稳定, 收入因素将大大影响从业人员对就业环境的评价。在回收的所有问卷当中, 有固定工作的占16%, (条件是一年内没有更换过工作) , 但是工资水平不高, 主要集中在基层岗位;还有一部分人的单位效益常年不好, 虽然没有下岗, 但是经常处于待岗状态, 工资很低或者时常被拖欠工资;第二部分群体属于临时打工型, 占调查总人数的65%, 是收入来源不稳定的集中区域, 我们划分的标准是一年内更换工作在三次以上 (包括三次) , 这部分人口所从事的工作一般都属于临时工, 大都集中在服务行业, 这部分群体的特点是, 年龄比较轻, 文化水平比较低, 缺乏稳定性, 总是容易跳槽, 对现实的就业环境经常不满意;第三部分是属于享受低保的人群, 占调查比例的15%, 自2002年5月1日起, 《河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办法》颁布以来, 生活贫困的城镇人口又多了一项法定的生活保障, 从政策层面来讲是非常好的一项措施, 但是低保名额毕竟有限, 且审批手续又相当复杂, 所以能申请到低保的人数并不多;第四部分群体属于其他社会救济, 占据比例较小, 仅有4%, 但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 他们没有收入来源, 没有申请到低保, 经常通过政府或者民间组织的救济来维持生活, 生存环境相当贫困。收入来源不稳定造成的贫困状态, 主要还是需要改善就业环境, 采取措施稳定城镇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源, 适当提高收入水平, 特别是增加底层人员的工资待遇, 改善困难企业职工的生活现状, 扶持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群就业等等, 给广大城镇贫困人口一个好的就业环境, 才是解决城镇贫困人口就业现状的根本所在。

2.3 就业心理角度-态度不够积极, 就业心理有待辅导

了解城镇贫困人口的就业心理, 也是研究城镇贫困人口就业现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因此, 本课题组在调研问卷中设计了一些相关题目, 并通过实地访谈加深了解, 首先, 在对就业政策了解的统计中, 对就业政策不太了解的比例高达71%, 一点不了解的占17%, 非常了解的只有1%, 而现实是国家和政府在就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实际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例如从2002年以来, 国家就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 通过各项优惠措施鼓励企业吸纳困难群体就业, 或扶持他们自主创业。关于这些政策, 大部分受访对象是不太清楚的, 有的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些通知,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可能是地方政府在宣传方面做得还不够到位, 但更重要的是做为贫困群体本身对就业政策的关心度还是比较偏低的, 反映出大家一个比较消极的心理状态;其次, 从就业网站关注程度来分析, 不关注的人员高达68%, 这部分人集中在知识层面较低, 年龄偏大的一些人, 而一般关注的达到27%, 这部分人有意识地去通过互联网寻找就业机会, 一般主要是一些毕业生, 相对而言就业态度稍微积极点, 但是经常关注的为0, 因此总体看来, 就业网站对城镇贫困群体的影响力不是很大, 也从侧面反映了大家的就业心理并不是很积极;最后, 从获取就业信息渠道可以看出, 57%的人是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 21%的人通过报纸电视广播, 13%的人通过人才市场招聘, 由此我们发现城镇贫困群体的就业态度是相当被动的, 因为亲朋好友的介绍毕竟是一种非常有限的渠道。通过访谈我们得知, 城镇贫困人口就业态度之所以不太积极, 有很大一方面是因为不够自信,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适合去做, 正规的找工作方式对他们而言没什么用, 总觉得自己不符合条件, 正是因为这种消极的心理状态, 使他们一直处于等待别人帮助, 生活状况极不稳定的状况, 因此, 针对这部分群体, 有效地进行心理辅导是非常重要的, 俗话说心态决定命运, 积极的就业心态是他们改变现状的一个关键条件。

2.4 就业体制角度——择业困难重重, 就业体制有待完善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深化劳动就业体制改革, 是缓解就业矛盾的重要举措。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首先, 对于城镇贫困人口在择业中的困难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缺乏专业技能, 占据比例29%, 然后是学历不够占据26%, 缺乏社会关系占据21%, 缺乏社会经验占据10%, 专业不对口和性别歧视各占据7%。这些困难说明在现行的就业体制中, 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那些拥有较高的劳动技能, 文化知识或者社会关系和经验的人才更容易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 更好找到工作, 因此, 对于缺乏这方面能力的人就无法适应现行的就业体制, 容易陷入贫困的境地。因此, 政府真正想解决城镇贫困人口的就业现状, 就是要履行好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 把就业体制的完善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 把维护社会公平、降低失业率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 通过完善就业体制, 增设相关机构培训贫困人口的劳动技能和求职能力, 同时引导社会各方面扩大就业;通过市场监管, 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 规范企业用工行为;通过法律法规, 保障劳动者权益, 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因此, 完善的就业体制不仅仅只是满足市场的需求, 也要考虑到从业人员的需求, 尤其是广大城镇贫困人口的就业需求和困难。总之, 要想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就必须改革传统的就业体制, 建立起新的鼓励增加就业的体制。

3 调研结论

综上所述, 通过调研, 我们发现尽管近些年来河南省十分关注城镇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 并通过各种措施获得一定成效, 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有待解决, 因此, 我们各级政府在今后的城镇贫困人口就业问题的解决上还肩负着重大责任, 只有解决了就业问题才能从跟上消除河南省的城镇贫困问题。

参考文献

[1]2009年河南省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2]邱松.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现状分析[J].人口学刊, 2005, (1) .

安徽省人口城镇化率预测 篇2

[关键词]人口城镇化率;灰色Verhulst模型;安徽省

Prediction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Rate Forecast in Anhui Province

Abstract： the urbanization i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symb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Nonlinear saturation is characteristic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rate of population growth， combined with the grey Verhulst model prediction can achieve good accuracy. Predict the rate of urbanization in anhui province after will continue rapid growth，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 need to focus attention and positive and effective problem solving， seize the opportunity.

Key words：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rate;gray Verhulst model;Anhui province

1、引言

城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集中表现，城镇化是社会变迁与发展的直接动力和必然途径。中国的发展趋势将是新型城镇化为主导。中央围绕打造经济升级版和推进新型城镇化，从经济建设、制度创新等方面强化顶层设计[1]。安徽城镇化水平偏低，地区发展不均衡，需要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进程，而且“十三五”期间，安徽非农人口将急剧增加，城镇化动力充沛。从目前安徽各市发展趋势来看，城镇化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对城市发展规划的科学制定，重视小城镇的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升级城镇布局系统，城镇化率快速增长，高效稳健推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对安徽的经济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和社会进步起到重要保证[2]。

准确的预测城镇化率为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引导，影响到住房用地、能源消费、统筹城乡发展等各个方面。相关专家学者建立了如Keyfitz模型、Rogers模型、扩充的Keyfitz模型和Logistic模型的城镇化人口动态模型。而这些模型收到线性预测模型制约，无法确保其预测精确度。灰色预测是通过对原始数据的处理和灰色模型的建立，发现和掌握系统发展规律，它对非线性过程的预测具有较好的适应性。Verhulst模型以面向具有饱和状态的过程为主，就城鎮化率来说，其理论最大值是1，且到后期人口城镇化率增长会越来越慢，符合预测要求[3]。

2、安徽省城镇化率预测原理与过程

2.1建模原理令为原始序列，，为的一次累加生成（1-AGO）序列，其中为的紧邻均值生成序列， 当生成系数为0.5时，则 称为灰色Verhulst模型，a和b为参数。称为灰色Verhulst模型的白化方程，t为时间。设Verhulst模型如上所述，若为参数列，且则参数列的最小二乘估计满足。白化方程的解（时间响应函数）为 ，灰色Verhulst模型的时间响应序列为 还原式为[4]。

2.2安徽省人口城镇化率预测

（1）令为2004—2014年安徽省城镇化人口比例原始数据。

表1 安徽省人口城镇化率的预测（2004-2014年）

则=（0.3350，0.3550，0.3710，0.3870，0.4050，0.4210，0.4320，0.4480，0.4650，0.4786，0.4915）

（2）对为的一次累加生成（1-AGO）

=（0.3350，0.0200，0.0160，0.0160，0.0180，0.0160，0.0110，0.0160，0.0170，0.0136，0.0129）

（3）对做紧邻均值生成

由

=（0.3450，0.3630，0.3790，0.3960，0.4130，0.4265，0.4400，0.4565，0.4718，0.4851）

（4）对参数列进行最小二乘估计

（5）Verhlust模型为：

（6）由此预测值=（0.3350，0.3525，0.3698，0.3869，0.4035，0.4197，0.4353，0.4503，0.4647，0.4784，0.4913）

（7）模型精度检验。平均相对误差为0.0032，小于一级标准（0.01），绝对关联度为0.9719，大于一级标准（0.90），均方差比值为0.032，小于一级标准（0.35），小误差概率为1，大于一级标准（0.95），因此，精确度非常高。

使用灰色Verhlust模型对安徽省未来五年的城镇化率进行预测，详见表2：

nlc202309051826

表2 安徽省人口城镇化率预测（2015-2019年）

年份 预测数值 年份 预测数值

2015 0.5035 2018 0.5357

2016 0.5150 2019 0.5450

2017 0.5257

经过预测可知，2015年安徽省成长率将超过50%，并且将持续较快的增长。而伴随着城镇化率的逐渐提高，很多问题会日益显现，例如城镇人口扩张带来的住房就业教育问题、城市交通的承载量问题、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社会治安与社会保障问题等，这些问题将直接关系到每个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国家近日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省安徽总体方案》，也将会增快安徽省城镇化进程。针对这些问题，需要提出并落实有效解决措施，使得安徽省城镇化进程更加和谐带动整体发展。

3、对安徽省人口城镇化分析和建议

3.1经济发展方面

城市的良性经济发展并解决城镇化带来的问题才是城镇化的关键，不仅仅是只提高城市户籍人口或非农人口的比重。城市经济的发展会吸引劳动力和资本，促进社会分工，劳动向专业化发展，提升价值，信息通畅和资源互惠可以降低制造成本。城市经济的外部经济效应：居民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完善的医疗卫生条件，可以提高城市劳动力的质量;先进畅通的信息沟通、便捷的交通、完善的基础建设、发达的市场体系等有效得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流通成本，提升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城市经济同时具有扩散效应，发达城市可以有效影响邻近城市，促进周边地区的发展[5]。

3.2城市结构方面

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事实，要求各地必须从自身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经济分工的角度走符合自身情况的城镇化道路。安徽省以“一带一圈一群”为核心，打造皖江城市带和合肥经济圈使其成为具有全国知名度的城市群，科学发展六大区域中心城市。推进一体化建设，提高与上海江苏浙江的产业升级、对外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保等的合作进程，积极争取跟上长三角城市群规划建设进程中。推进合肥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设，稳步提高合肥、芜湖、南京城市合作力度，共同进步发展。对省会合肥的现代化水平大力提升，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城市组群，如芜湖马鞍山、安庆池州铜陵，推动蚌埠淮南一体化建设进程。挖掘池州、黄山旅游资源，提升国际知名度，使之成为国际化旅游城市。凸显皖南地区的文化生态优势。建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级，积极寻求与长沙、南昌、武汉长江中游城市的集群建设。

3.3政府管理方面

城镇化进程中必然会引起很多社会矛盾。为了有效应对出现的问题，政府需要创新有效的方法并将政策落到实处。通过转变政府管理模式，实现多元化管理。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为民、便民、利民为原则;在快速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完善配套设施，逐步推进城乡公共财政的一体化与均等化。城镇化内在要求提升居民综合素质并养成公民的意识，因此要大力倡导公民意识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和法律意识培养。

参考文献

[1]赵在绪，周铁军，陶陶.我国城镇化成本研究进展与展望[J].研究综述，2014，38（6）：91-96.

[2]陈俊峰，宋雨洁，钱永佳.当前安徽城镇化的发展困境与对策[J].中国名城（城市战略定位），2011，（6）：21-26.

[3]曹飞.基于灰色Verhulst模型的陕西省人口城镇化率预测[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21-24.

[4]邓聚龙.灰理论基础[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300-310.

[5]蒋晓岚，孔令刚.“十三五”时期的新挑战、新机遇与新战略[J].区域经济评论，2015，（1）：18-22.

作者簡介

1荀守奎，男，安徽理工大学教授;2汪轩昌，男，安徽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

基金项目

本文是安徽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安徽城镇发展对增长陷阱的制约及科技路径（12020503077）”研究成果。

城镇就业人口 篇3

一、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和调查结论

㈠基本情况本项调查对象全部为女性, 共计800人。发出问卷800份, 收回问卷746份, 回收率为93.25%。被调查对象兰州市占33.4%, 天水市占41.3%, 白银市占25.3%。其中城市常住人口占68.2%, 流动人口占31.8%。调查内容涉及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家庭及生活状况、就业及社会保障状况等3大项55个问题。

调查对象的年龄结构:18岁~25岁的占5.2%, 26岁~35岁的占33.3%, 36岁~45岁的占38.25%, 46岁~59岁的占23.2%。其中26岁~45岁的中青年妇女占大多数 (71.5%) 。

调查对象的文化构成: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25.4%, 初中的占39.7%, 高中 (职业中专) 的占20.7%, 大专的占9.5%, 本科以上的占4.7%。其中中学文化程度的占大多数 (60.4%) 。调查对象的政治面貌:中共党员占10.6%, 民主党派占0.9%, 无党派人士及群众占79.1%, 共青团员占9.45%。其中无党派群众占大多数。

调查对象的户籍地:本地户口的占68.6%, 外地户口的占31.4%。

调查对象的婚姻状况:未婚的占4.9%, 已婚的占84.7%, 丧偶的占3%, 离异的占3.3%, 其它情况的占4.1%。其中已婚妇女占大多数。

调查对象的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占23.6%, 6年~10年的占29.5%, 11年~20年的29.5%, 21年~30年的占16.2%, 30年以上的占1.2%。其中工作5年以上的占大多数 (76.4%) 。

调查对象的职业类型:属国家和社会管理阶层的占7.9%, 属经理人员阶层的占0.3%, 属私营企业阶层的占4.0%, 属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1.1%, 属办事人员阶层的占8.2%, 属个体工商户阶层的占15.65%, 属商业服务人员阶层的占4.3%, 属产业工人阶层的占2.0%, 属下岗人员阶层的占40.7%, 其它的占15.9%。

㈡调查结论通过对746份问卷频次分析, 该项调查反映出如下结论。

第一, 城镇及流动人口妇女参与经济建设的主动性高, 就业范围广、规模大, 已成为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目前妇女就业已涉及到九大社会阶层和众多领域。就业途径已从依靠政府安置就业为主转向多元化、自主化。在被调查者中, 通过政府安置和参加公职人员考试就业的只占28.6%, 参加企业招聘的占5.5%, 自主创业的占22.8%, 经熟人介绍就业的占14%, 其他形式就业的占29.1%。就业动机回答:维持家人和自己生活的占66.5%, 实现经济独立的占12.0%, 实现自我价值的占9.2%, 获得更高收入的占2.9%, 其他占9.5%。

第二, 妇女的生活观念改变, 流动性加强, 受教育年限增加, 受教育层次有所提高。目前城镇及流动人口妇女的生活观念、就业观念、家庭观念和权益意识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建立, 各级政府和妇联组织对妇女权益的重视和维护, 都积极地促进了这种变化。在调查对象中有福利房的妇女占22.0%, 有自己的商品房的占12.3%, 有经济适用房的占10.7%, 在出租房居住的占39.2%, 其他的占15.8%。有过二次以上婚姻的占5.0%, 独身的占1.5%。流动人口妇女占31.8%, 城镇人口的妇女占68.2%。一代人家庭占9.8%, 二代人家庭占44.6%, 三代人以上家庭的占45.6%。文化程度具有初中、高中学历的占60.4%, 大专学历的占9.5%, 本科以上学历的占4.7%。这应该说都是一些新的变化和发展。

第三, 人身权利和婚姻家庭中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 家庭暴力在一定程度上的得到遏制。近年来, 各级政府推动落实《妇女发展纲要》、《儿童发展纲要》和严肃维护妇女权益, 积极预防和制止了家庭暴力, 妇女的人身权利和婚姻家庭的权利受到法律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保护。2007年全省各级妇联共接待来信来访来电5784件 (次) , 其中家庭暴力投诉826件 (次) , 占婚姻家庭类的29.2%;2008年接待来信来访来电2627件 (次) , 其中家庭暴力投诉914件 (次) , 占婚姻家庭类的30.5%;2009年接待来信来访来电3949件 (次) , 其中家庭暴力投诉833件 (次) , 占婚姻家庭暴力的35.7%;2010年1~9月, 接待来信来访来电3087件 (次) , 其中家庭暴力投诉656件 (次) , 占婚姻家庭类的34.3%。妇女维权意识明显增加, 家庭暴力投诉逐年下降。家庭情况调查显示, 被调查妇女对对方满意的占36.8%, 比较满意的占22.8%, 一般的占29.1%, 不太满意的占6.3%, 不满意的占5.0%, 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到了59.6%。

二、调查中反映出的问题

目前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男女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并未完全消除, 城镇及流动妇女的权益被侵害的问题仍然存在, 且不可忽视。

㈠就业歧视仍然存在被调查者中在就业或再就业时经历过性别歧视的有241名, 占43.3%。许多被调查者遇到过在招收、招聘员工时拒收女性和提高女性录用标准的现象。反映与本单位男职工同工不同酬的有393人, 占64.7%。而女性农民工的失业率更要比城镇妇女登记失业率高得多。在有失业经历的女性农民工中, 将近30%的曾经遇到过长达半年和半年以上的失业, 有时失业时间比就业时间还长, 并且工种变换频繁。

㈡合法权益受侵害问题表现多种多样一是存在着不与女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被调查者中有73.6%的女职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和同。转移出来的农村女性找到一份工作已十分不易, 而且大部分是临时性的。用人单位没有提出签订劳动合同, 她们是不敢要求的。由于没有劳动合同, 出现侵权行为, 她们往往投诉无门。调查显示, 劳动合同签订率仅为26.4%。由于雇主与务工者之间劳动关系多属于口头约定, 缺乏行政和法律上的保证, 因而劳动关系极不稳定。即使签订了劳动合同也常不履行。二是随意延长工作时间。调查显示, 有40.1%的人每天工作时间在9个小时以上, 得不到正常休息的保证, 更享受不到法定的节假日休息权利;有71.8%的女职工被剥夺了节假日休息时间。三是91.6%的被调查者单位没有对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措施, 存在缩短女职工产假或产假期间不保障其基本工资等问题。生育保险、女职工“四期保护”尚未全面落实。四是劳动报酬低, 使她们成为“工作中的贫穷者”。被调查者中有48.9%的人月工资在300元以下, 其中有45.3%的人还被拖欠过工资, 相当一部分已经无法讨回。五是工作环境差, 健康安全缺乏保障。下岗女工和女农民工为了实现就业, 大多数人集中在“3D” (险、脏、难的英文第一个字母) 职业岗位上, 工作环境恶劣, 劳动时间长, 强度大。一些企业片面追求效益指标, 忽视安全管理, 存在大量事故隐患和不安全因素, 加之女工自身安全保护意识薄弱, 导致工伤事故屡屡发生。被调查者中, 有34.9%的人对目前的工作状况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六是就业不稳定, 缺乏职业经历累计和晋升的保证机制。尤其是女农民工, 因为现行体制没有给予这部分人群与城市人群同等发展机会, 比如教育和培训机会、晋升机会、社会保障权益等, 使得她们缺少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撑系统的保障。机会的欠缺和不公正, 妇女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显然不利于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发展。

㈢城镇下岗女工及流动人口中的女性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较差被调查者中有56.5%女性经济状况入不敷出;57.6%的人日均家务劳动时间在3小时以上;45.6%的人生活在三代或三代以上的大家庭中。由于收入低、住房条件差导致了家庭关系不和, 有8.6%的被调查者认为, “家庭是拖累”。

被调查者中有39.2%的现在的住房为出租房, 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下的占58.5%。健康状况为亚健康的占15.0%, 患慢性病的占11.6%, 患妇科病的占7.4%, 患职业病的占1.0%, 患重病和其他严重疾病的占4.2%。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都表现为一般或较差。

㈣妇女的社会保障还不完善被调查者中, 仅有10.4%的办理了工伤保险, 22.2%的办理了医疗保险, 14.8%的办理了养老保险, 16.9%的办理了住房公积金, 8.8%的办理了生育保险, 7.5%的办理了失业保险。调查还显示:女农民工对具体的社会保障诉求不尽相同, 她们对工伤保险、住院医疗保险最为迫切。尤其是下岗妇女和流动妇女社会保障程度低下。

三、对策和建议

㈠政府要加大对妇女的就业扶持力度政府应该对下岗女职工和流动妇女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予以高度关注, 切实保障这部分人的权益。要充分挖掘适合女性自身特点的就业潜力, 不断提高妇女的就业比例。

㈡完善消除就业性别歧视的有关规定尤其是地方立法应有明确禁止就业歧视, 并在反就业歧视方面增加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定。同时, 明确女性在受到歧视时的救济渠道及对实施就业歧视的法律责任。在具体内容上针对女性就业问题应规定可量化的指标, 如明确在非特殊行业中女性的比例等, 对吸纳下岗女职工等就业弱势群体的企业, 政府应当制定给予企业适当补助的政策。

㈢加强女性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 扩大参保面和提高生育保险覆盖面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使全社会妇女都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 这无论是对调整效率与公平的矛盾, 还是维护社会、家庭的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㈣加强妇女维权机制建设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以维权机制建设为重点, 切实推动解决广大妇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此, 社会各部门都应当积极参与。劳动执法监察部门应当重视纠正在合同期限、劳动权益、解除条件等方面侵害女职工利益的约定和条款。在审查集体合同时, 要重点审核有关企业女职工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卫生保健、保险福利等内容, 发现有损妇女权益的行为, 坚决予以制止。要加强劳动用工年检制度, 对企业女职工超强、超时劳动, 违反男女同工同酬及在孕、产、哺乳期内解除劳动合同等违法行为, 应依法予以处罚。工会女工委要积极了解企业有关保护女职工权益的情况, 必要时要参与企业劳动争议的调解工作, 从制度、规范上、从企业的行为上实现维权。政府各职能部门应当统一行动, 对女职工权益保护法律的落实进行深入、彻底的监督检查, 不留空档, 不留死角。

城镇贫困人口调查报告参考 篇4

一、贫困现状

xx位于延安市南部，属省级贫困县，总面积4182平方公里，辖8镇2乡 1个街道办事处3个社区服务中心、240个行政村，总人口1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1.2万人。XX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5497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5498元。

1、农村贫困现状

按照省定1600元的贫困标准，我县农村贫困人口约2.4万人，其中位于洛河峡谷及支流等重点区域19687人、贫困村数128个、辖320个自然村;按照市定1800元的贫困标准，我县农村贫困人口2.6万人，其中位于洛河峡谷及支流等重点区域21090人，贫困村数128个、辖320个自然村;非重点贫困村中的贫困人口约4910人。

我县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在高塬沟壑、洛河峡谷及支流葫芦河等流域，这些地区生存条件较差，主导产业尚未形成，扶贫难度很大。我县农村贫困人口经济收入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占全部经济收入的90%以上，从事种植业的贫困人口约85%以上;养殖业占全部经济收入的2%、从事养殖业的贫困人口为5%;工资性收入占全部经济收入的7%，其中从事服务业的.占3%，外出务工人员占7%。农村贫困人口中60岁以上占24%、45岁以上占48.3%、18岁以上占88.4%、16岁以上的89.3%.农村贫困人口中60岁以下高中及其以上学历占5.7%、初中学历占38%、小学学历占37.3%、文盲19%。

农村贫困人口中享受养老保险8081人、低保7140人、救助10640人。XX年以来，移民搬迁35处、931户、4291人，脱贫2.152万人。

2、城市贫困现状

按照生活保障线标准，我县城镇“三无”人员166人;有一定劳动能力和不固定收入，但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贫困居民2665户6653口人，下岗职工370人，失业人员436人，零就业家庭46户，分别占贫困人口5.6%、6.6%、1.7%，因灾、因病生活困难的家庭292户，城镇贫困户中经营性收入26.5%，工资性收入73.5%。无住房户居民633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共有XX户，5240口人。

3、贫困主要原因

目前，我县城乡贫困因素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原因：一是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条件差，主导产业尚未形成。我县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高塬沟壑、洛河峡谷及支流葫芦河等流域区域。这些地区资源缺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恶劣，没有形成主导产业，有近30%的农户用水、吃粮、花钱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暖而复寒、饱而复饥的情况也较为严峻，刚刚脱贫不久的群体抗灾能力弱，稍有变故就可能重新返贫。二是贫困人口多，整体素质差。贫困人口由于知识贫乏，文化水平低，现代科技意识、商品意识不强，自给自足思想严重，再加上大多体弱多病，劳动能力弱，外出务工受限，发展产业项目受限，创收门路非常有限。三是财政投入强度偏低，扶贫成效巩固较难。国家扶贫项目覆盖面偏小，资金投入较少，如今年连片开发的三个贫困村，每村100万元的资金量，50%用于贫困户的产业扶持，3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20%用于村容村貌整治。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容村貌整治的资金只有50万元，只能用于贫困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一年的扶贫结束了，扶贫成效并不明显，一旦没有了国家的支持，现有的成果将很快恢复原状，更难以巩固提高。

城镇贫困人口贫困原因：一是部分企业倒闭，下岗职工增加，并且这一群体大多年龄偏大，职业技能不符合社会需要，再就业难度大，无收入来源。二是城区失地农民，从业难，生活无来源。三是部分家庭因灾因病致使家庭负债，生活困难。

二、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

近年来，县委政府十分重视贫困人口工作，积极争取国家对城乡贫困人口扶贫优惠政策，大力实施扶贫开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大病救助等工作，使扶贫、居民生活保障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农村扶贫开发工作。XX-XX年，全县累计投入扶贫资金3793.08万元，共启动实施扶贫重点村72个，农村安全饮水9处，集雨窖灌3394眼;组织实施贫困人口搬迁931户4291人、危房改造78户355人;投放扶贫贴息贷款6390万元，建立互助资金协会11个，投入社会扶贫资金3146.84万元;组织培训转移输出贫困户剩余劳动力1036人，农民实用技术培训4万多人次，这些有效地改善了贫困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全县贫困人口由XX年的2.63万人下降到 0.478万人(按1196元贫困标准)。二是城市居民生活保障工作，城镇居民截至目前共有XX户，5240口人纳入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占城镇人口的3.1%。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723.8万元，实现了困难居民保障全覆盖，做到了应保尽保。并积极开展了各项救助工作，临时救助126人，发放救助金41.8万元，大病救助121人，发放救助金72.2万元。积极组织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开展各种职业技术、家政培训，组织引导无业居民再就业。

三、意见和建议

1、加大财政投入，着力改善农村基础条件。自然条件差是我县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工作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生存环境仍然是重中之重。政府在工作决策、安排资金项目时，首先要优先照顾到人的生存环境问题，要千方百计帮助贫困地区搞好基础设施规划，加快农业基本建设特别是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水、电、路综合治理，不断优化农业生产条件，这是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基础。加快发展老区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逐步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整体水平，这是实现农民增收的保证。同时，加大小额信贷、互助资金支持力度，重点解决贫困人口发展生产资金短缺问题。

2、实施移民扶贫,改善恶劣生存环境的人口居住条件。对那些自然资源匮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极差、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人口实施移民搬迁。按照市上统筹城乡发展要求，移民搬迁必须向县城、重点镇、社区集中，而我县重点镇、社区主要集中在塬面乡镇，而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川道乡镇，计划在洛河峡谷地带规划一些社区，把移民搬迁的重点向川道社区辐射。

3、加大对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和教育扶助的力度。加大对农业科技培训的投入，开展农民实用技术培训，使大多数贫困人口掌握一至二项实用技术和操作技能，为贫困农民发展生产和外出务工创造条件。对贫困农户子女就读全日制普通高校的，每学年给予一次性补助或提供助学贷款，以此进一步缓解低收入农户的子女教育费用压力，促使贫困家庭子女改变命运，真正解决低收入家庭的脱贫问题。

4、创造条件拓宽城镇贫困居民的就业渠道。一是招商引资创办工业企业，使下岗职工、失业青壮年开创优惠政策进入厂矿企业工作就业。二是根据社会需求，政府组织培训，使无业人员掌握一定的技能，发展劳务输出。三是对确无劳动能力的，做好养老保险、社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工作。

城镇就业人口 篇5

民贫困程度偏高，反贫困任务非常艰巨。为此本文对湖南省的贫困现状进行诊断分析。

一、城镇贫困问题仍很严重

1.城镇贫困人口规模大

城镇贫困人口主要包括：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无业人员、困难企业职工、因健康状况差或残疾不能工作的人员、无亲友抚养或赡养又无储蓄的人员、多子女家庭、重灾重病户家庭等。城镇低收入的主体已由传统的“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法定抚养人）转为特困职工、失业人员及其家属。从湖南省民政厅2003年和2002年发放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构成情况看，贫困人口主要是下岗、失业和其他无业者。2002年，这三类人口占全省社会保障总人口的85.26%，2003年占86.34%。

2.城镇贫困人口分布广泛

(1)城镇贫困人口的地域分布。从地域分布情况看，总的说来，自然资源短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低收入人口的比重比较高。据调查统计，按湖南东、中、西三个地带划分，2003年东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发生率为8.4%,比2000年的5.7%上升2.7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为11.3%，比2000年的7.2%上升4.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为12.4%，比2000年的7.4%上升5个百分点。从东部地区来看，该区沿京广一线和湘潭等6个市城镇非农业人口，占全省城镇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为52.2%，贫困人口占全省的44%；中部的5个市城镇人口占全省城镇人口的比重为39%，贫困人口占全省的39%；西部地区的两市一州城镇人口占全省城镇人口的比重为13.3%，贫困人口占全省的17%。湖南省中西部地区地域广阔，经济欠发达，城镇人口占全省城镇人口的比重为47.8%，贫困人口占全省的56%。按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划分，大中城市市区人口占全省非农业人口的44.5%，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的37.1%，贫困发生率为8.3%，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6个百分点；小城镇非农业人口占全省非农业人口的55.5%，贫困人口占全省的62.9%，贫困发生率为11.2%，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3个百分点，比大中城市市区高2.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西部地区和小城镇是贫困人口多发生地。

(2)行业分布情况。城镇低收入群体就业人员主要分布在一些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行业，如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建筑业等，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37.9%、19.0%、13.1%和4.9%，比平均水平分别高出7.5、6.2、4.5和1.9个百分点。相对而言，在电力、煤气、水生产供应、金融保险、卫生体育、教育文化艺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且比较稳定的行业中，就业的比重明显偏低。

3.城镇贫困人口生活质量低

据2005年全省城镇10%的最低收入户全年收入及消费资料显示：贫困家庭收入水平低，生活艰难。

(1)入不敷出。2005年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70.38元（平均每人每天收入8.14元），不足以支付其人均3142.82元的生活消费支出。其中收入最低的5%的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仅2515.61元，其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723.22元，入、出缺口更大。

(2)平均每人每天购买4.12元食品。10%的低收入户全年平均每人购买食品支出为1502.21元，人平每天约4.12元；其中5%的最低收入户购买食品支出仅1337.83元，每人每天仅3.67元，而10%的高收入户每人每天13.1元。

高低收入户食品支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烟酒副食和在外饮食上。10%的低收入户平均每人每天购买1.45元肉禽蛋水产品，低于全省2.11元的平均水平。但低收入户的糖烟酒饮料的支出人均95.27元，仅及全省平均水平的34%、10%最高收入户人均589.93元的16.1%。

(3)每人不到四件廉价服装。10%的低收入户平均每人衣着消费支出为198.48元，其中购买服装每人3.74件、支出141.65元，不到最高收入户的1/10。

(4)家庭用品花钱不多。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家庭用品和服务支出为127.56元，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8.3%、高收入户的9.6%。

(5)医药费用每天0.734元。10%的低收入户人均支出医药费267.93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55.5%，仅为最高收入户的17%。

(6)交通通信费用少。2005年10%的低收入户人均支出交通费73.29元、通信费173.18元，分别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4.7%和34.3%。低收入家庭交通、通信开支少，没有汽车，百户拥有摩托车仅6.37辆，百户分别拥有固定电话71.77部和移动电话62.95部。

(7)除了电视收视费没有其他文娱开支，学杂费占了可支配收入的14.9%。10%的低收入户人均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为70.07元，比全省556.5元的平均水平低87.4%。低收入家庭文娛消费主要是看电视，订报刊的很少，仅有不到4.3%的家庭有电脑，1.5%的家庭接入了互联网。

人均教育支出为443.31元（包括给在外就学子女的144.03元），尽管比全省平均水平低43.5%，但却占了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4.9%。

(8)房租、水电、燃料支出占11.7%。10%的低收入户人均用于房租、水电、燃料支出368.65元，占消费总支出的11.7%。低收入家庭几乎没有购房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9.2平方米，低于全省28.35平方米的平均水平。有30.22%的家庭住的是租赁房。

(9)没有购买珠宝首饰、手表等贵重物品。10%的低收入户人均其他杂项商品和服务支出62.16元，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3.8%。低收入户没有购买珠宝首饰、手表等贵重物品的。

二、城镇贫困人口的特征和类型

1.城镇贫困人口的基本特征

城镇贫困具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从对城镇贫困户的情况分析，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户均人口规模较大。2005年末平均每户3.35人，比全省平均水平多0.42人。

(2)劳动力就业程度低、负担系数高。平均每个就业人员负担人口3.15人，比全省平均水平多1.1人。多数家庭有下岗失业人员或老弱病残人员。

(3)文化程度低。70%的低收入人口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水平，而城镇总人口中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比例为49%。据2004年对3688个下岗失业人员的调查，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者占43.24%，初中文化程度者占38.06%，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98%，三者相加达89.28%。从技术等级分，初级工及没有技术等级的人员占52.6%，中级技工占38.9%，高级技工及技师占8.5%。也就是说，下岗职工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技术只有初级水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明显处于弱势，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陷入失业困境的概率比较大。

2.贫困人群的六种类型

从贫困家庭未就业的人群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改革和调整导致失业的群体。

(2)资源枯竭型城市里大量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

(3)退休较早、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

(4)流入城市、成为城市新贫困阶层的农村人口。调查户中有3.1%为进城农民。这部分城市新进入者，尽管他们能吃苦耐劳，但由于文化程度低，缺乏技术，往往难以找到固定的职业，或者只能从事一些城镇居民不愿干的重体力劳动或脏活等低收入劳动，他们中有1/3的人其收入低于贫困标准。

(5)因灾害、事故、疾病等导致无法正常工作的病残人员。

(6)因犯罪、懒堕等自身原因没有就业的人员。

三、城镇贫困的致贫原因分析

综合上述情况，我们对城镇贫困的进一步作因果分析（如图），导致城镇居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

1.贫困的主要原因是贫困者家庭劳动就业水平低、负担系数高

深层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快，产业发展不平衡和劳动力人口多，劳动力和社会产品出现结构性剩余，必然导致一部分人下岗失业或者就业不充分。如2002年～2005年，全省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4%、4.5%、4.4%、4.3%，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城镇经济结构特别是企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双重压力下，全省现有城镇承受着很大的就业压力。除4.3%的登记失业人员以外，还有一部分处于半失业状态。每年还有20%左右的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就业岗位（2005年降到17%）。

图城镇贫困因果关系图

2.贫困家庭就业水平低是由于劳动者接受教育不够，其中有的是因为家庭贫困，有的是因其他原因放弃了学业

教育资源不足且分配不合理，贫困家庭往往因交不起学杂费而辍学。如长沙市城市居民家庭子女从上幼儿园到大学毕业的19年间，要支付教育费用56080元（不包括集资费、择校费、伙食费），其中幼儿园每年3600元，3年共需10800元；小学每年1480元，6年共需8880元；初中每年3200元，3年共需9600元；高中每年3600元，3年共需10800元；大學本科每年4000元，4年共需16000元。如果加上各个阶段的择校费、集资费，寄宿伙食费，预计要支出教育费用10至15万元。低收入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面临的是孩子越来越读不起书，有的小学或初中毕业就辍学了；有的勉强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却因交不起高昂的学费，不得不与高等教育绝缘。据对衡阳市的调查，该市市区2005年初中考入高中的学生为8523人，占应届初中毕业生的67.7%，加上考入职中、中专、技校的学生，其升学率达到了86%以上；而在县市一级，2005年应届初中毕业生考入高中的只有42615人，占应届初中毕业生总数的43.2%，加上考入职中、中专、技校的学生，其升学率在64%左右，比市区低22个百分点。

3.贫困家庭买不起必需的生活消费品

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导致贫困家庭在用较高价格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同时，还得拿出一部分购买必需品的钱去购买本应由政府及社会提供的公共必需品。如基础教育及劳动力职业培训、养老、公共医疗、社会保险、儿童教育等，政府既不能充分提供，又在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等制度上没包括上述内容，这是制度性缺位与失效产生的城市贫困。2005年全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城镇居民490万人，仅占城镇居民总人数的21.95%，有近80%的城镇居民得不到政府的基本医疗补助。养老保险覆盖面太窄。目前除了一些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员工享受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外，绝大多数的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农民工、城镇低收入和贫困人群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待遇。经营效益差的企业无力为职工参保缴费；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因社保意识淡薄而不愿参保；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养老保险费征收权限由地税部门负责，劳动保障部门扩面力不从心。

4.部分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往往以牺牲职工利益为代价，使部分职工下岗失业或给予低补偿

许多企业在转制过程中仅视职工工龄长短给予补偿，低的不到1万元，多的也只有2万～3万元，并且一次结清，从此就不再管了。这点钱仅能维持一个家庭一到两年较低标准的基本生活，面对日益上涨的医药费、房租、子女教育费以及吃、穿、用品开支的不断增加，下岗失业人员生活压力相当大，根本无钱继续交纳基本养老费和医疗保险费，更不可能购买商业保险。年纪轻一点还可以找点事做，而那些女性年龄40岁左右，男性50岁左右的下岗人员，没有其他的工作技能，难以找到工作，子女要读书，妻儿老小要抚养，生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在他们老了之后，将面临生活费无着落、医疗费无力开支的局面。

对非公有制企业职工而言，他们大多没有参加养老、医疗保险，这些职工因退休、失业、生病等，必然导致其生活水平下降。据对427家非国有企业进行的一次养老保险的专项调查表明：在427家非国有企业中，仅有210家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占被调查企业的49.2%，其中全部职工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的企业只占15.7%，50.8%的企业没有参保。从参保的人员比例低来看，被调查的非国有企业共有职工50199人，已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职工为20045人，仅占职工总数的39.9%，其中个体私营企业职工参保的只占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30.4%。从医疗保险来看，非公企业特别是一些工业、建筑企业大多数没有给员工购买医疗保险，职工有小病拖一天算一天，如患大病，企业也基本不承担医疗费用。

近几年来，湖南对城镇居民实行了低保制度，但补助标准偏低，补助对象不能覆盖全部低收入户。目前，湖南省对低收入户及贫困户的补助标准由各地自行确定，除了长沙、株洲、岳阳、常德等经济较发达地区标准稍高外，其他地区的都偏低，往往是省财政安排的能及时到位，地方财政承担的因财政困难难以到位。由于补助标准偏低，给予低收入户及贫困户的补助金不仅不能解决贫困对象最基本的吃饭问题，更无法解决他们在就医、子女入学、住房等方面的困难。比如，邵阳市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状况较差，可用的财力很少，因此社会救助的标准偏低。目前全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为140元，实际每人每月补助标准只有70元左右，在省内属较低水平。从救济后仍有6.01%的贫困发生率和1.8231的缺口指数来看，低保远未实现应保尽保的目标。

5.收入分配政策和行政管理偏差导致收入差距不合理

首先从收入分配政策来说，初次分配过分强调所谓“效率优先”，忽视劳动者的作用，部分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尤其是在集体、私营企业从业的普通员工收入增长缓慢。二次分配并未遵循公平和福利的准则，如2006年以前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对象，主要是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者。其次从行政管理来说，未能有效遏制腐败，行业垄断和资源占有的不合理，导致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官民差距的急速扩大。如1990年以来，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基尼系数达到0.3842。全省城镇居民按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排队的最高10%家庭与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比，由1990年的3.21倍、2000年的4.82倍、2003年的6.28倍、2004年的6.47倍，扩大到2005年的9.07倍。2006年1月～5月，全省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405.12元,尽管较上年同期增长14.2%，但与10%的最高收入户13857.69元相比，最高收入户是最低收入户的9.86倍。20%的高收入人口占有47.55%的收入。这种高低差距，既有行业的差距，也有地区之间的差距。从行业差距来看，电力、电讯、银行、保险以及石油、燃气等垄断行业的收入是其他行业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从地区差距看，长株潭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比收入低的县市城镇居民收入高出一倍多，且有继续扩大之势。

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篇6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9月14日发布《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 表示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 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蓝皮书介绍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 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 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 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 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 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在这一新的城市时代, 蓝皮书认为城市经济将占支配性地位, 城市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 城市品质受到高度重视, 城市发展趋向集群化, 绿色休闲空间备受关注, 而现有城市在经济结构、规划建设、管理体制、环境质量、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和安全等方面还难以适应城市时代的新要求, 城市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 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科学发展, 全面提高城市品质和城镇化质量, 积极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深度融合, 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共同繁荣, 走低碳、环保、高效、和谐、安全的绿色繁荣之路。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 篇7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概念

在进行城镇化的分析与界定过程中, 不同领域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见解。城镇化在人口学家眼中, 是人口由周围向城镇聚集的过程, 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增加城镇地区数量、或增加城镇人口数量来完成;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城镇化则是经济专业化的表现, 以科技的进步为主要支撑与指导, 人们由从事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转变;地理学角度分析城镇化, 则是产业的集中, 主要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主, 人口与劳动力也随之偏移;社会学角度则将城镇化看作是城市性生活的发展, 人们为了更高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选择进入城镇并发展。

人口城镇化, 是指人们根据不同的原因, 由周围向城镇聚集, 人口城镇化的本质, 在于人口的经济活动偏移, 可以说, 人口城镇化是以经济活动为主的城镇化发展, 其表现为人口由乡村进入城市, 或在乡村中聚集产生城镇。土地城镇化则是指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载体, 人口、社会与经济的城镇化都需要通过土地的城镇化来实现, 其主要的表现, 是城镇的建成以及城镇面积的扩大。

由此可见, 人口城镇化是在土地城镇化为载体的城镇化发展过程, 土地的城镇化会吸引人口进行人口城镇化发展, 人口城镇化则能加快和完善土地城镇化的建设, 因此二者的发展关系非常紧密, 一些地区出现人口过载或土地城镇化过量等不协调发展问题, 这对城镇化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要进行优秀的城镇化发展, 则需要在土地投入水平高、产出增加, 解放劳动力的前提下进行, 避免出现不协调发展。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1.政府政策对城镇化起到推进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与实施, 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水平也有所不同。政府政策相对完善, 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其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较快, 产业结构变化非常大。以丽水以及周边区域为例, 2010年, 丽水与衢州的城镇化十分迅速, 国家通过“山海协作”政策吸引了大量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 使得大量的山区人口与乡村人口就近搬迁至周围的城镇当中, 城镇中的农村劳动力迅速增长, 从而带动了该地区城镇化的发展, 其2013年城镇人口的增长率为25%左右, 在浙江省整个人口城镇化发展当中的贡献率达到15%。这种城镇化方式既缓解了大城市人口压力与就业压力, 还充分的扩大的省内周边小城市的人口规模, 是较为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方式。

2.土地城镇化的格局变化

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 在进行土地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首先要进行城镇化的建设, 提高土地利用率, 其次要进行土地面积的增加, 以此扩大城镇化的规模, 土地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口与产业结构的变化, 发达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能够有效吸引

更多的人口, 并在人口增长的同时积极进行土地城镇化建设, 从而提高城镇面积与城镇利用率。以龙泉为例, 2013年-2015年, 龙泉等欠发达地区开始了公路建设、水利、电力工程建设, 大力推动了上述地区的发展, 但由于经济发展效果不高, 造成了一定的土地浪费, 土地利用率较低, 较其周围的经济发达地区相比, 其发展规模、发展效率、发展面积均有不足, 可见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镇扩张主要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 这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方向截然相反。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人口的流动方向, 也直接影响了土地城镇化的发展规模与发展效率。

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城镇化的发展与经济、社会、人口、土地等多种因素有直接的关联, 这些因素统一协调发展, 即可建设高效、高经济水平、高人口利用率以及高土地利用率的城镇,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是保障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嘉兴为例, 在2013年, 嘉兴在县市级地区通过“宅基地换房产”的方式进行宅基地的收拢, 取得了非常大的效果, 人口与土地以房产作为纽带, 既提高了县市的人口数量, 也收拢了大量的建设用地, 这种方法使嘉兴周围的城镇化建设发展迅速, 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效果。可见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协调性是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关键。

综上所述,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人口城镇化能够促进土地城镇化的发展, 土地城镇化则会制约人口城镇化的进程, 在我国当前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不协调问题屡有发生, 通过政府政策的扶持、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 能够有效改善这些问题,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需协调发展, 相互促进, 才能够使城镇化发展健康进行, 为我国的社会与经济转型带来帮助。

城镇就业人口 篇8

本研究以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为例,采用复合指标体系表征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就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建立协调发展模型进行测度,意在通过分析其过去10年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性,探寻其协调发展规律,因地制宜地提出促进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从而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中小城市的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和人口的协调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2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研究

2.1 协调发展

所谓协调是指若干个变量按比例达到均衡,而发展是指系统或系统组成要素本身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变过程,二者相辅相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在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发展是系统运动的指向,而协调则是对这种指向行为的有益约束和规定。因此,协调发展是一种强调整体性、综合性和内生性的发展聚合,它并非单个系统或要素的“增长”,而是多系统或多要素在协调这一有益约束和规定之下的综合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速成”模式也产生了城镇化质量不高、城镇化不够协调的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失衡,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并导致城市的土地利用率低下、经济发展模式粗放、城市交通成本高昂等一系列问题。城镇化内涵本身包括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两方面,在城镇化的进程中由于科技不断进步,社会不断发展,生产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引起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发展。这种产业集聚效应引起的人口集聚必然会使城市土地向外围扩张以满足生产与发展的需要。但这些由农村涌向城市工作的人口,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能真正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各种权利与社会福利,使他们很难在城市生活、定居,这些人口也很难被真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是指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城市用地拓展与城市人口增长的不一致,致使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与之间的不匹配、不协调,其实质是城市建设用地与城市人口的动态增长出现了偏差。

2.2 协调性模型构建

2.2.1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内涵,遵循层次性、动态性、完备性等原则,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和便于量化的角度,本文建立了评价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指标体系(见表1)。指标体系分为4个层次,分别是目标层、系统层、控制层、指标层。系统层包括人口城镇化指数和土地城镇化指数两个目标,控制层包括5个因素,指标层包括12个指标。

2.2.2 研究方法

为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对各指标数据进行级差标准化处理:

i为指标数,取值范围从1到12,j为年份,取值范围为2001-2012。xij为指标的实际数值,而x'ij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 ximx为第i个指标中的最大值, ximin为第i个指标中的最小值。所有指标中除了恩格尔系数为负向指标,其余均为正向指标。

2.2.3 指标权重的确定

运用Matlab数据分析软件对人口城镇化指数和土地城镇化指数评价指标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主成分。人口城镇化指数和土地城镇化指数评价指标经主成分分析后,均可得到主成分,因此,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各指标的最终系数:

其中,ai即为人口城镇化指数各指标的系数;Ai为人口城镇化指数各指标的因子载荷;bj为土地城镇化指数各指标的系数;Bj为土地城镇化指数各指标的因子载荷;i为人口城镇化指数指标编号,取值范围是1-7 ;j为土地城镇化指数指标编号,取值范围为1-5。

2.3 协调发展水平的计算

为衡量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状况,本文采用协调发展度作为度量尺度,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D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C为协调度;T为发展度; α和β是待定权数,k≥2。PU为人口城镇化函数, LU为土地城镇化函数。αibj、为权重,已通过上述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x' 、y'分别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各指标标准化处理后的标准值。

2.4 协调类型的判定

参考已有关于协调度的研究成果,拟定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类型评价标准(见表2)。

3 实证分析

3.1 研究数据来源

研究对象为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的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特征。研究数据主要来自2001-2012年的《菏泽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其他相关年鉴,对于部分无法从年鉴直接获取的指标数据,由年鉴数据经简单计算得到。

3.2 评价结果

运用Matlab数据分析软件得出各指标的权重,然后计算出菏泽市牡丹区(2001-2011年)人口城镇化指数和土地城镇化指数,结果见表3。

由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而二者权重相等,即α和β均为0.5。由人口城镇化指数PU与土地城镇化指数LU计算得出各年的协调度C、发展度T、协调发展度D,并根据表2划分的判断标准对各年份发展类型进行耦合判断,结果见表4。

3.3 结果分析

3.3.1 演变特征分析

从图1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变化曲线可以看出,牡丹区从2001-2011年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内部结构中的各个因素贡献不同。从人口城镇化方面看,人口构成、产业结构、生活水平均有提高,但是产业结构和生活水平两方面增长幅度不大,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图2所示;同时也反映出CHINA REAL ESTATE牡丹区农村地区广大,且大部分农村地区还主要以农业为主,二三产业不发达,产业结构调整难度较大。从土地城镇化方面看,牡丹区注重加快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虽然经济因素对投入、产出曲线有小幅影响,但整体呈现上涨态势;投入水平增长幅度远远快于产出水平,说明科技水平和产业人员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从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变化曲线可看出,在2008年之前,人口城镇化快于土地城镇化,2008年之后土地城镇化速度加快,超过人口城镇化指数的增速,如图3所示。

数据来源:2001-2012年《菏泽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3.3.2 协调发展分析

从时间维度来看,在2001到2011年间,所选样本的牡丹区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都呈现上升趋势,期间的协调发展度也逐步提高。在总体水平提升的进程中,人口和土地城镇化在不同时期呈现差异化发展趋势。纵观样本10年间的发展态势,可以分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阶段(2001-200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过渡阶段(2004-2005);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阶段(2006-2011)。

失调阶段中,2001年、2002年、2003年牡丹区协调发展度分别为0.0000、0.1465、0.3270远没有达到0.4。2001-2003年发展度T分别为0.0021、0.0437、0.1074明显低于协调度C,因此,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发展度,也就是由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水平低所致。2001-2003年人口城镇化指数f(x)由0.0042增长至0.1020,土地城镇化指数g(y)由0增长至0.1129。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两个维度看,2001-2003年土地城镇化指数除了2003年出现细微的偏差,均低于人口城镇化指数,因此,牡丹区在2001-2003年属于土地城镇化滞后型。

过渡阶段中,2004牡丹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步入过渡阶段。从发展与协调两个维度看,协调度C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0.9799和0.7828,发展度T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0.2392和0.4427,发展度T依旧是牡丹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2004年和2005年人口城镇化指数f(x)分别为0.2632和0.5930,土地城镇化指数仅为0.2151和0.2924,从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两个维度看,2004-2005年土地城镇化指数低于人口城镇化指数,属于土地城镇化滞后型。

数据来源:2001-2012年《菏泽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2001-2012年《菏泽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协调阶段中,2006年牡丹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达到0.6486,进入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09年协调发展水平上升至0.7667,属于中度协调发展类;2010年进一步上升至良好协调发展阶段。从发展和协调两个维度看,依旧是发展度T低于协调度C。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两个维度看,2006-2010年,土地城镇化指数低于人口城镇化指数,因此属于土地城镇化滞后型;2011年土地城镇化指数为0.7888略高于人口城镇化指数0.7858,土地城镇化出现超前现象。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从城镇化的系统化角度出发,分析了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概念及内涵,并构建了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对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2001年以来人口与土地协调发展进行了测度,可得出以下结论:

(1)中小城市逐步放宽户口准入政策,有效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城市和城镇合理有序转移,在城乡共同发展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2008年以来,中小城市土地城镇化推进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存在空间失控现象。

(3)中小城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偏低主要是由于发展度T较低所致。

基于以上结论,为保障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中小城市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城乡要素流动渠道和相关配套措施,在承接大城市职能转移的过程中,理性利用土地资源,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要素流转平台,建立健全市场运行体制,完善土地承包关系为基础,重点是优先转让土地承包权,严格遵循依法、自愿、有偿、互惠等原则,采取抵押、租赁、承包等方式,实现土地使用权合理转让;促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完善耕地保护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基础设施完善、产业与城市功能的协调发展实现控制人口城镇化,同时又要有效防止“过度城镇化”现象。为此,应增加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强调对新一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以提升劳动力的边际收益;通过有针对性地培训农民工,使外来务工人员进入更多的领域,对此,牡丹区的经验值得全国各中小城镇借鉴。比如牡丹区都司镇、吴店镇、马岭岗镇开展的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及在职培训,并对顺利通过者颁发职业资格证书等做法均有助于切实、有效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就业能力和竞争力。

国内外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述评 篇9

(一)国外城镇贫困的主要研究范式

1. 结构主义范式

从贫困的归因来看,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把贫困原因归结为贫困者个人的因素,这种观念认为社会给成员提供的机会是均等的,如果某个成员处于贫困地位,那么受责备的应该是他自己,一般来说,他们会从四个方面来解释贫困:经济上的失败、遗传基因、道德品质和家庭环境。第二种思路就是把贫困归结为社会因素,这种观念认为,贫困是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只要原来的结构、制度维持不变,贫困现象就不会消失。结构主义范式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探讨贫困,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论”。二是从福利制度角度探讨贫困,认为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有利于维系社会安定,但是那些号称高福利的国家贫困并没有消除,反而出现了福利依赖和道德陷阱。三是从制度角度探讨贫困问题,如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由于不掌握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剥夺了剩余价值,导致了无产阶级的贫困。

2. 功能主义范式

功能主义把社会看成一个系统,要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不同的人占据不同的位置,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功能。美国社会学家甘斯援用默顿的功能分析范式对城市贫困进行分析,他认为,现代社会异质性很强,很少有某种事物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只发挥功能或者只发挥反功能,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对于某些群体有利而对于另一些群体不利。贫困和穷人在美国社会中对那些非穷人来说扮演了许多功能,甘斯指出了15种经济、社会、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功能,比如说,由于贫困的存在可以保证那些“脏活”有人干,穷人的很多行动直接或者间接地让穷人受益等。

3. 冲突主义范式

冲突主义认为社会并不是那么和谐一致,处处充满着冲突和斗争。社会不平等和贫困显然不是社会功能需要所决定的,而是社会中各个群体之间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争夺的结果。贫困者之所以陷入贫困主要是由于他们在社会经济过程、政治过程和生活过程中拥有的资源很少。贫困群体的存在又会导致社会结构和文化上的整合程度降低,社会矛盾加剧。他们认为,要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不能单靠救济的方法,这种方法只会进一步强化贫困的社会基础。贫困问题真正解决之道在于给贫困者“增能”,从而使他们改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不利地位。

4. 贫困文化范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地研究而提出关于贫困文化的著名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社会中的穷人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方面相对隔离,因而产生出一种与社会主流文化相脱离的贫困亚文化。贫困文化体现在社会、社区、家庭和个人等各个层次,且贫困文化可以通过贫困群体内部交往而得以自我加强,形成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贫困文化一旦产生,其实践者就会在家庭结构、人际关系、消费习惯、价值体系和时间观念上展现出惊人的相似。尽管贫困文化范式引起了理论界很大的争论,但是该范式从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角度分析了贫困的产生和延续的社会文化根源,对于各国反贫困的行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5. 贫困循环与传递范式

D.P.莫伊尼汉在关于贫困问题的著作中提出了这样的贫困恶性循环模式:首先,生活于贫困境况中的人们,由于从小受到贫困文化的熏陶,他们缺少向上的动力,环境也使他们难以有较高的成就动机;其次,低成就动机导致低社会流动,受教育的机会就少,层次较低,这使他们在就业上的竞争力薄弱;再次,受教育水平低、较弱的竞争力,自然导致他们只能进入低收入职业,处于低的社会地位上;最后,低收入的职业和低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更为贫困。莫伊尼汉认为,以上的四个方面会形成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模式,这样贫困者的贫困程度就会越来越深。同时,贫困家庭所面临的定形化、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格局,以及穷人子女在早期发展、教育和就业机会等方面的相对劣势必然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贫困到底是不是循环和传递的这个话题是研究贫困的学者们非常感兴趣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重大的社会政策含义。

(二)简要评述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外国贫困研究已经涌现出一大批比较优秀的成果,从最初的城市生计调查,确定绝对贫困线标准,到后来这种贫困线标准被政府采纳,再到后来相对贫困和相对剥削概念的提出。近年来,国外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强调社会排斥,并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对于不平等的原因和后果的探讨逐步被纳入到城市贫困的探讨中。贫困不再只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它正在成为一个牵扯到社会方方面面的研究领域和政策研究。人们对于城镇贫困的认识在不断地加深,人们已经摆脱了那种绝对化的思维模式,贫困研究正走向多元。由于贫困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任何一种阐述范式都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同时,由于贫困问题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不同的范式在不同的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

二、国内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述评

国内的城镇贫困研究主要是顺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开展,比较有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岗工人的生活、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城市社会救助制度、反贫困政策等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一)国内城镇贫困研究的重点领域

1. 贫困概念及测贫指标研究

长期以来,对于我国贫困问题的探讨往往局限于农村。近年来城镇贫困概念的提出说明研究者们开始注意到城镇贫困人口问题。1989年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研究报告发表,课题组采用的贫困概念为:“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他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社会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课题组认为:相对贫困是指相比较而言的贫困。即社会水平最低的那一部分人(占人口的5%)为处于相对贫困的人口。此后,研究人员在城市贫困研究中广泛采用了“相对贫困”概念,将贫困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分配制度联系在一起,对反贫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经验研究和具体的反贫困政策与国际通用的贫困标准接轨打下了基础。

在测贫指标方面,一些研究者在实际调查中采用了更加系统化的贫困测量指标体系,主要关注的是城镇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应该包括哪些方面,并对它们进行量化,计算出贫困。如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将消费结构、家庭规模等因素纳入了城镇贫困测量指标,并提出了“基期收入差异程度”、“收入补偿程度”、“消费差异程度”等概念和测量方法。唐钧在城镇贫困研究中把贫困线分为生存线、温饱线和脱贫线。在《确定中国城镇贫困线方法的探讨》一文中,他在介绍他人确定贫困线方法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种度量贫困的新思路——综合法,并且把它应用于实际研究之中。综合法对于后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确定有着深远的影响。1998年,唐钧出版了《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研究》,很多城市就是用书中所提到的测贫方法确定本地的贫困线的。

2. 城镇贫困规模研究

贫困规模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贫困标准,只要确定了贫困标准,就能够得到贫困人口的具体规模。在城镇贫困研究中贫困指标的确定又受到贫困定义的影响,用绝对贫困概念还是相对贫困概念直接影响到贫困标准的高低。而贫困标准的高低又直接影响到城镇贫困规模的大小。一些研究人员采用国际通用的“平均收入二分之一”的标准划定城镇贫困线,并据此对城镇贫困规模进行测算。如,张问敏、李实在1988年10省市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测算出贫困户的比例为6.83%;王卓琪(Chack Kie Wong)依据1993年广州市调查的资料测算出该市的贫困户比例为13%。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推行以来,城镇贫困规模具有更为现实的政策含义,人们对于中国城镇中到底有多少贫困人口非常关注,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1995年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中的贫困面提出了一个基本估计,他们认为,1995年度城镇贫困居民约为2428万,占全部城镇居民总数的8.6%,659万户,占总人户数的7.6%。亚洲开发银行课题组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提供的1998年的统计数据,先用热两支出法和市场菜篮子法测定各省的贫困线(最低生活保障线),然后据此计算出全国的贫困人口,结论是1480万。民政部城市贫困与反贫困课题组认为,2001年全国城镇贫困人口规模应在1400万左右,占非农业人口的4.5%,占城镇人口的3.6%。

3.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

1993年以来,我国对城市救助制度进行了改革,由民政部主管在全国城市中推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该制度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很多研究者从不同侧面对该制度的制定和完善进行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这也反映了近几年来我国城镇贫困研究的热点。

1997年9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截至1997年底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的城市就达334个。随着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很多理论问题也浮出水面,需要进一步探索,指导实践。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专家唐钧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发表了《最后的安全网——中国城市居民最低保障制度的卡框架》,该文对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救济标准、经费来源、发放方式、救助对象、管理体制、配套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对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完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截至1999年9月,全国668个城市和1638个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建制镇已经全部建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标志着我国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终确立并完成了最后的制度化阶段。此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落实和发展,研究人员此时把重点放在如何完善该制度方面,研究该制度的不足。如唐钧在具体分析了上海、武汉、重庆三种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的方向;童星、刘松涛探讨了如何科学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洪大用、刘仲翔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进行了分析,并对该制度进行了反思;洪大用对于如何规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算进行了探讨,等等。

2002年12月,民政部举办“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并且发表了《中国的城市贫困与最低生活保障》的主题报告,标志着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及其对该项制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4. 城镇贫困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城镇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取得一定的进展,不少研究人员在不同的城市进行了实证研究,对于解决当地的城镇贫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例如,1996年,关信平对天津市的城市贫困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且出版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一书,在书中对城市贫困的概念、理论、测量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天津市调查的资料分析了城市贫困者的特点和致贫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城市反贫困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1997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中国城镇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在江西省进行了贫困人口状况和分布、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及致贫原因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且出版了专著《当前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全国性的城市贫困抽样调查的初次尝试是2002年9月,民政部动用社会力量开展的百城万户低保抽查,本次调查的样本从民政部所掌握的全国低保户资料中抽出,本次调查打开了全国性城镇贫困调查的先河,给今后的城镇贫困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简要评述

我国对城镇贫困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由于体制原因最初的城镇贫困问题并不突出,随着城市各项制度改革的深入开展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城镇贫困人口问题逐步突出,对于城镇贫困问题的研究也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由最初的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再到社会排斥,我国的城镇贫困问题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近几年来,我国的城镇贫困问题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我国的城镇贫困问题研究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描述性的研究过多,理论分析较少,很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城市化与城镇贫困人口的关系、城镇贫困人口监测预警体系、真实失业率指标等问题。此外对于流动人口(主要指进城的农民工)的贫困研究比较欠缺。总之,国内城镇贫困问题研究任重而道远。

摘要：国外城镇贫困研究一直是贫困研究的中心,研究的手段和阐述的范式不断演进。时至今日,城镇贫困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并未形成某种一致的阐述范式。国内城镇贫困研究主要是顺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关键词：城镇贫困人口,研究述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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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郑邦才.西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城镇就业人口 篇10

城镇人口过半，其社会意义不言而喻，因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的最关键指标就是看这个国家中城镇人口在农业人口中的比重。但尽管如此，我国城市化水平依然很低，国际排名大约在114名，名落非洲国家加纳之后。

而最关键的问题是，在我国18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9.7%的是具有农村户籍但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这一数量相当于目前四成的城镇常住居民的数量。换言之，大约有1/3的所谓城镇人口在城里工作、居住、生活，却依然被视为“外来者”—他们就是外来务工人员。而他们的生活状况，远不如城市中的“原住民”。

一份《新生代進城务工者生活状况调查》显示，在全国范围，进城务工人员中，男性月均收入2364.9元，女性月均收入1968.1元。扣除房租、水电、日常开销后所剩无几。

更值得注意的是，“半城市化人口”的家庭分割现象十分严重。据调查，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家庭中间，大概有60%会面临着一个家庭的分割，或者是夫妻不在一起，或者是夫妻和子女不在一起。然而，即使在全家都迁移到城镇居住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在城市居住也不意味着居住在同一个城市，可能丈夫在北京，妻子在广州，儿子在河南的老家，也存在着家庭成员不同城镇务工的情况，因此，这种家庭分割的现象在农村外出的劳动力家庭当中，60%的比例可能只是一个低估的现象。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城市化的进步，应让那些城市建设者、那些真正做出贡献的人得到他们应得的“一杯羹”。城镇人口比重过半是一个进步，让那些身在城市的农民告别“半拉子”市民的困境，真正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才是更大更重要的进步。

河南省农村人口城镇化对策研究 篇11

关键词：河南省,农村人口,城镇化

城镇化水平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城镇人口既包括城镇中的非农村户籍人口,又包括在城镇中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村户籍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逐渐加快,已从1982 年的21. 3% 增至2014 年的54. 77% ,尤其是2000 年以来,更是以每年1. 33 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加。因此,研究解决农村人口城镇化问题,尤其是河南省这样人口大省、农业大省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问题,不仅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同时可以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一、河南省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

2000 年以来,河南省人口城镇化水平已由23. 7% 提升到2014 年的45. 2% ,年均提升1. 54 个百分点。然而1990 年、2000 年、2005 年河南省城镇化水平只有12. 86% 、18. 28% 和21. 75% ,1990—2000 年、1990—2005年、2000—2005 年的城镇化年均提升速度分别为0. 54、0. 59、0. 69 个百分点。即使以最高年均增速0. 69 个百分点来预估2014 年河南省非农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也只有27. 96% ,而根据2015 年3 月2 日发布的《2014 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 年末河南省省全省常住人口9436 万人,城镇化率达45. 2% ,实际计算与官方公布数据相差17. 24 百分点。因此可以推算,2014 年河南省9436 万常住人口中1626 万人只是实现了表面上的城镇化。河南省户籍人口10601 万人,常住人口之间的异地( 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 城镇化人口1165 万人,河南省有待转移的农村人口将达到2791 万人( 详见表1、表2) 。

资料来源:河南省统计年鉴。注:总人口为常住人口。

二、河南省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制约因素

1. 城镇生活成本较高

城镇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是影响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首要因素。我国有着“安居乐业”的传统观念,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关键就是住房问题。按照目前的人口政策,一个常规家庭均包含4 ~ 5 名家庭成员,住房需求为3 或4 居室,面积在100m2以上。依此计算,河南省会郑州市住房成本约100 万元以上; 其他二线住房成本约60 万元~ 70 万元; 县城约30 万元~ 50 万元,这样的住房成本是农村转移人员无法承受的。另外,农民工子弟在城镇的教育成本也远高于农村。

资料来源:河南省统计年鉴。注:总人口为常住人口。

2. 城镇务工收入较低

农村转移人员均文化素质偏低,多为初中、高中毕业,少数为小学毕业或文盲,多从事脏、累、差的体力劳动。这些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务工的月均收入分别为:东南沿海发达城市3000 元左右; 河南省会郑州市2500元左右; 河南省其他城市2000 元左右,县城、乡镇1000余元。较低的务工收入无法满足农村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开支。

3. 可支配流动财产较少

农村转移人口普遍缺少可支配流动财产。一个农村家庭均为6 名家庭成员组成( 一对农村夫妇可生育两个小孩,加上父母) ,外出务工人员多为青壮年劳动力,每个家庭均有2 ~ 3 人在外务工,若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务工,人均年纯收入为2 万元左右,即每个农村家庭每年收入4 万元~ 6 万元。如果在农村生活,除去家庭的日常生活、孩子的教育开支等,将剩余一部分可流动的财产,以备大病等灾祸的支配,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较高; 而这样收入水平在物价较高的城镇中却会入不敷出,更无可支配的剩余财产。

4. 保障制度不够健全

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是针对城镇户籍居民而制定的最低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措施,农村转移人口虽在城镇务工,但户籍仍在农村,无法享受到应有的城镇基本社会保障。也就是说,城镇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各种社会保障措施,是无法惠及到在城镇务工的农村转移人口。同时,农村转移人口在农村均有自己的住房、承包地以及自由的作息时间和社会关系等,生活成本低,幸福指数高,致使其城市化进程缓慢。

三、推进河南省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1. 做好农村居民固定资产产权登记工作,使其能够进入流通领域

农村居民固定资产主要包括住房、宅基地以及承包地等。一是要做好农村宅基地、住房的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宅基地、住房的产权登记,使其能够进行抵押贷款、租赁、转让等,实现固定资产证券化。既可以提升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初期支付能力,助推其尽快真正融入到务工城镇,又可以解除其后顾之忧,使其举家安心在城镇工作生活,不再顾虑农村住房问题、父母养老问题、小孩教育问题等。二是要做好承包地的产权登记工作,使其能够公开、公平、公正、合理、有序地进行流转,不仅可以增加农村转移人口的收入,还可推进农村地区适度规模集约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化,最终实现新型农业现代化。

2. 做好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工作,取消城市乡村双轨户籍

户籍制度是我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措施,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因此,要及时进行户籍制度改革,适时推进城乡居住证制度,消除农业、非农业户籍对农村居民发展的禁锢。使城乡居民享有同样的社会保障权利和个人发展权利,能够与城镇居民平等地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以此促进城乡资源有效整合,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环境健康可持续发展。

3. 整合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资源,发挥城乡特色比较优势

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资源,包括城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劳动力资源、科学技术资源、金融资金资源、社会文化资源等。要使其在城乡之间有效整合,能够有效对接,实现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城镇、乡村各具特色的比较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最终实现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目标,使城镇、乡村得到共同发展。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过程中,城乡差距( 城镇的拉力与农村的推力同时存在) 是其最永恒的动力。城乡之间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生态流的畅通无阻是城乡统筹发展以及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支撑体系。

4.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环境发展规划,促进城乡耦合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