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集聚（通用9篇）
城镇集聚 篇1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城镇是人类的主要聚居地, 也是生态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类型之一。城镇化从根本上说, 就是有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使其走出农村, 进入城市。寻找到与其相适应的职业, 稳定地在城市居住并生活的过程。是社会经济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农村地域广阔。农业人口占全国劳动人口71.2%的背景决定了中国将走一条与西方工业化国家不同的城镇化道路。城镇化不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 也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 中国的乡镇企业发展在布局上一直存在分散零乱的问题, 给可持续发展增加了难度。现如今对乡镇企业的发展有了新的要求, 乡镇企业由初期能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的阶段逐步转移到引导企业由点到面、由面到片、由片到区, 实现向小城镇相对集中, 形成了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互为依托、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现阶段, 乡镇企业走合理集聚的道路, 向小城镇集中发展, 是一种必然选择。促进乡镇企业合理集聚、健康发展, 是当前城乡经济社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一个重点。没有乡镇企业, 难有小城镇。乡镇企业的发展, 会带来小城镇的繁荣;小城镇的建设, 能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
一、中国农村城镇化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城镇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增长, 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提高了人口素质, 改善了生活质量。小城镇是农村一定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是联系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和纽带, 是城镇化的重要支撑。小城镇在城镇化大战略中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缺乏相应的政策引导, 小城镇发展水平仍然滞后, 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 影响了三农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 小城镇发展缺少经济依托。小城镇是城市和农村的结合点, 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载体, 是对外发展的重要窗口。发达的二、三产业应该是城镇赖以生存的基础。目前, 虽然中国小城镇的投融资体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但总的说来政府部门的投资仍然是最重要的, 在很多地方甚至仍然是单一的投资渠道。在当前的财政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下, 镇政府在小城镇建设上的投入力度还受“吃饭财政”状况的制约。乡镇企业到处布点, 使积聚经济和人气的功能减弱。由于城镇城市功能残缺, 企业进城的成本较高, 往往是非农企业不愿进城, 城镇因缺乏支撑其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外来劳动力和人口难以进城立足, 使城镇发展受到限制。
第二, 小城镇建设缺乏整体规划。规划是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蓝图。没有科学的规划, 小城镇建设就会无章可循。就会变成一团乱麻。也将给小城镇的长期发展和未来建设造成隐患。从现实情况看, 中国很多建制镇都没有一个明确的长远的、科学的规划。在管理体制方面, 城镇的发展基本上被纳入农村发展的范畴, 是实现农村城镇的主要途径, 但是缺乏统一完善的布局和规划, 有些地区在城镇建设时片面追求“高、大、新、全”, 规划脱离实际, 导致土地资源浪费, 增加了保护土地的压力。有些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 缺乏超前规划, 城镇内部工业、商业、住宅功能分区不明确, 城镇基础设施薄弱, 镇容镇貌差, 城镇迟迟未形成规模。一些新建制镇先天不足, 再加上后天规划不到位导致畸形发展, 重点不明显, 特色模糊。
第三, 小城镇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在加快小城镇建设和发展步伐的同时, 由于“重建设, 轻保护”, 不少小城镇建设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环境管理严重滞后, 随意排放和倾倒废气烟尘、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各类垃圾, 导致大气和水体污染严重, 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加重。据载, 在东部沿海的辽宁、山东半岛、浙江、福建和珠江三角洲五个经济开发区, 除厦门漳州等地区水质较好外, 其他地区水源受污染河段竟达60%~90%。
第四, 小城镇地方特色丧失。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不同民族文化融合当地自然环境发展,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在中国小城镇建设中, 传统特色在逐渐淡化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些地方不重视千百年来形成的各自独特的景观和风貌特色, 盲目建设。山地城镇模仿平原城市, 平原追求水乡风格, 与山比高低、与水比深浅, 喧宾夺主, 抢人视线, 导致景观风貌破坏。如滇西北中甸建塘镇, 其东城区建筑群的扩展不仅损坏了原有的城镇南北主线结构, 而且五花八门的建筑式样也掩盖了藏文化的内涵。突出地域民族特色是规划的本质要求。
二、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聚是实现农村城镇化的重要环节
1. 乡镇企业向城镇聚集可以为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工业基础。
农村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产物。加速农村城镇化, 必须要有工业的相应发展作为基础, 否则, 它的发展也就成为空中楼阁。乡镇企业作为中国最具活力, 发展最快的工业主体, 遵循工业生产发展规律, 让乡镇企业向城镇集中, 提高乡镇企业的生产集约化和规模经济水平, 使之向规模化、集团化方向发展, 恰恰为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工业基础。
2. 乡镇企业向城镇聚集, 可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创造就业机会。
乡镇企业向城镇聚集, 不但本身就是乡镇企业职工及其家庭成员由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 而且还是吸收劳动力资源的过程。乡镇企业进城, 必然要求城镇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带动有关产业和行业的发展, 促进城镇繁荣。据有关资料评估, 仅住宅业的起步就要牵动建材、装潢、电力、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多个相关行业的发展。城镇化建设的内涵远非建筑一项, 从基本建设到社会化服务, 可以推动发展的行业数以百计, 对人口的容纳吸收作用十分巨大。
3. 让乡镇企业向城镇聚集, 可为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提供资金基础。
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 安置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就业, 无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按过去国有企业安排一名工人, 需新增固定资产投资1万多元, 社会福利设施投资5 000元共计1.5万元计算, 今后每年平均安排1 000万劳动力, 每年的投资就达1 500亿元;如果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进城, 即平均每年安排3 000万个劳动力, 每年需再增加投资4 500亿元。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国家仅仅安排农村和城市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在城镇就业, 每年的投资就达6 000多亿元。显而易见, 仅靠国家财政是无力办到的。虽然现在集体、三资、个体企业不需要国家投资, 就是缩减1/3后的每年4 000亿元投资国家也是无力拿出。而让乡镇企业进城, 职工就业不需要国家一分钱的固定资产投资, 至于社会福利事业投资按6 000元计算, 20世纪90年代仅靠乡镇企业用于城镇建设的投资和农村内部积累就可实现约2亿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4. 让乡镇企业向城镇聚集, 将从根本上消除阻碍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两大障碍。
在现行的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体制下, 这两大障碍从根本上阻碍着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一是城市建设资金全部都要国家拨给, 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五百多个城市和众多的小城镇都要向国家伸手, 结果可想而知。结果造成城镇基础设施落后, 生活服务设施不配套, 阻碍了城镇经济的正常发展, 抑制了城市对农村人口巨大吸纳作用的发挥。二是由于低工资制, 国家不得不拨给城镇居民大量的生活补贴, 从粮食、副食品, 到燃料、医疗、住房无所不包, 成为国家沉重的包袱。在这种情况下, 每增加一个城镇居民, 政府的包袱就加重一份。因此, 严格控制城镇人口规模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结果。让乡镇企业向城镇聚集, 这两个问题就完全得到解决。城镇建设资金在政府的引导下完全由迁入企业和居民自己解决, 不需要国家一分钱, 还可以通过收取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费的办法筹集城镇建设开发基金, 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开发。同时, 粮食、副食、燃料、医疗等各种费用完全由农民自己解决, 不需要国家给予任何补贴, 无疑为城镇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对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 推动城镇经济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总之, 调整乡镇企业布局, 让乡镇企业向城镇聚集, 不仅是加快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根本出路, 而且是发展的大趋势, 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其意义在于:
第一, 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增加农民收入, 保证农民生活达到小康乃至接近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两大目标。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第一难题。其根源是9亿农民在1亿公顷的耕地上为2亿人提供农产品, 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所致。人均0.1公顷的耕地, 即使实现高产优质高效, 也支撑不了9亿农民实现小康的目标。并且, 家家“小而全”, 户户“粮油棉”, 不利于农村专业化;农产品除自给外, 商品量有限, 不利于商品化;经营耕地少, 现代化手段不合算, 不利于机械化;“三化”慢, 实现农业现代化就难。只有让乡镇企业向城市聚集, 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 让土地从兼业户向种田大户集中, 促进规模经营,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农民收入低下的局面, 才能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第二, 是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载体和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以相应的城市化为前提。只有提供城市载体, 商业饮食、邮电通讯、金融、娱乐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才有可能。中国农村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的较快发展并没有带动第三产业的相应发展 (1992年中国农村第三产业产值仅占农村社会产值的7.94%, 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仅占乡村总劳力的10.6%) 致使中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就是因为分散的乡镇企业布局, 使开展社会化服务没有什么效益。目前, 中国农村尚有剩余劳动力1.5亿人左右。作为消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乡镇企业就业弹性越来越低, 近几年吸收就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没有提高。解决这些剩余劳动力, 最大希望和最终希望只能 (下转35页) (上接33页) 寄托在第三产业上。世界上发达国家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比为1∶2~3, 中国1∶1不到, 发展第三产业潜力很大。而且, 第三产业投资少, 见效快。如果让乡镇企业向城镇集中, 必将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为农村和城市剩余劳动力创造广阔的就业空间。
第三, 是农村实现高度文明的必经之路。城镇化水平低, 农民居住在自然村落, 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事业投资大、发展难, 即使物质生活达“小康”, 精神生活也难达到“小康”。反之, 相对集中人口于城市, 将有利于推动城市文明的传播, 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几千年中国农村的封闭状态, 有利于文化交流和提高人口素质, 有利于改变旧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 有利于从根本上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
第四, 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在国家宏观指导下, 在广泛开展横向联合的基础上, 建立一个统一发达的城乡市场体系, 使生产力的诸要素具有充分的活力和最大限度的活动领域, 并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在产业间、区域间得到合理配置和优化。显而易见, 让乡镇企业向城市聚集, 让农民进入城市市场, 依靠农民和市场的力量打破地域封锁和城乡分割, 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充分合理地流动、组合, 使城市的先进生产力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正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基本要求。而这一点仅靠城市的单向辐射和乡镇企业的就地发展是无法实现的。
摘要：城镇化不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 也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乡村企业向城镇集聚是实现城镇化的重要环节: (1) 乡镇企业向城镇聚集可以为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工业基础; (2) 乡镇企业向城镇聚集, 可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创造就业机会; (3) 让乡镇企业向城镇聚集, 可为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提供资金基础; (4) 让乡镇企业向城镇聚集, 将从根本上消除阻碍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两大障碍。
关键词：乡村企业,城镇集聚,农村城镇化
城镇集聚 篇2
2013年08月22日来源：《商业时代》2013年第10期作者：张红岩
产业集聚区及新型城镇化的涵义
集群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马歇尔在提出产业区概念的同时，发现了外部经济与产业集群的密切关系，解释了基于外部经济的企业在同一区位集中的现象。他认为产业集群是外部性导致的。马歇尔认为，外部经济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二是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三是信息交换和技术扩散。地理学家韦伯最早提了集聚经济的概念，并在分析单个产业的区位分布时，首次使用集聚因素。此后，廖什（A•Losch）、萨根特•佛罗伦斯（P•Sargant Florence）对集聚经济进行了进一步阐述。所谓产业集聚是指在一个适当大的区域范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不同企业，以及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相关服务业，高度密集地聚集在一起。产业集聚区就是一个或者几个相关产业的企业在一定区域内集聚形成的区域。
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传统城镇化强调的是以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尺度，而新型城镇化则强调一个“新”字，新型城镇化是指在一个区域范围内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与区域内农村、农业协调发展，同时强调以人为核心，以城乡一体化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最终实现城市和农村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统一。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集聚区互动发展现状
（一）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在思想认识和思想观念上不统一
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在处理产业集群和新型城镇化关系时，存在两种片面的认识。一种是重产业集聚轻城镇建设，把发展和加快工业促进产业集聚与推进城镇化隔离开来，这就会造成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的状态。另一种是重视城镇建设而缺少核心产业的支撑，其结果是有“城镇”而无“市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人口、资源、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聚集效应较差。
（二）产业集聚区的规划和城镇规划不科学
新型城镇化的规划不能以“镇”论“镇”，对于小城镇应运用现代化理念来科学系统地规划。如果对于新型城镇化的经济社会发展缺乏系统规划，其功能定位就不明确，最终结果就会导致城镇与城镇之间，产业集群与产业集群之间缺乏关联性。所以在城镇规划中，一是应该把中心镇、经济强镇、普通乡镇和中心村进行合理规划，梯度性、层级性相结合，否则就会导致城镇功能定位趋同，千“镇”一色，缺乏特色。二是要考虑产业规划和城镇规划的配套衔接。产业集群与城镇建设功能如果互补性差，就会造成城镇建设特色不明显、产业集群优势强、镇城形象不佳、品位不高等问题。
（三）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集聚区建设在服务、政策体系上不配套
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就要发挥产业集群的作用，就要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消除传统的制度障碍，这就要求土地、资金、资源等要素配置和税收、信贷工作涉及土地流转、户籍管理、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相配套，但是现实情况是一些政府部门，特别是基层政府部门在这些方面改革创新意识不强，政策导向不明确。
产业集聚区建设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实践经验
浙江省产业集群的形成是由市场自由选择的，其产业集群与城镇化发展是良性互动、以点线面的加速度推进方式为特征的从乡村、集镇、小城市迈向大中城市的一种模式。1984年，义乌提出“兴市建县”的方针，放宽企业审批政策，掀起了义乌经商办厂的热潮。义乌市产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模式的最明显特点，是以专业市场为对接平台的产业集聚效应的累积，及其扩散过程中城镇化的积极响应和反馈。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模式是以外来投资为驱动，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的开发，促进地方产业集群的快速成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形成产业集群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一种模式。最明显的特点是以专业镇为载体的要素聚集及实现产业集群与城镇化的耦合联动。
江苏昆山经济开发区建设则是政府有规划的产业集聚举措，这种有组织的经济集聚活动不仅引起区域性经济密度的变化，而且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是在开发区内的土地开发规模大，进展速度快，能很快地产生吸引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来聚集的“洼地效应”；二是开发区内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生产性服务行业，如交通、通信、金融服务等行业支持，因此，也就天然性地加强了城市与开发区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促使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进而形成了团块状城市空间结构的新的生长点。这也是由政府部门规划的产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最明显例子。
新型城镇化与产业集聚区互动关系
首先，产业集聚区的建设是开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从世界各国的城镇化发展历程来看，城镇化的发展与工业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城镇化水平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等人在对1950-1970年约100个国家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做调查，得出城镇化的发展随着产业的发展表现S型上升趋势：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的发展速度高于城镇化，工业化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动力机制；进入工业化中期之后，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当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城镇化发展速度才开始放慢，也就是说，当城镇化率在30%-70%之间，城镇化的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的综合作用超过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发展则主要靠产业。产业集聚区是工业空间集中发展的平台，因此，建设产业集聚区可以引导产业向园区内集聚，产生集聚效应，引发产业的发展，产业发展就可以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空间载体，从而推动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发展就会推动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因此，产业集聚区是新型城镇化水平提高的空间载体。
其次，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也有利于推动产业集聚区的建设。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人力资源、经济生产要素和技术资源的空间集聚过程。因此，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就在于通过人口的聚集来带动人才、科技资源、产业、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集聚，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区域经济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促使资源的集约和节约利用，提高经济效益。新型城镇化直接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平台，新型城镇化还创造了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环境上的外部经济效应，如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公共服务设施和信息服务工作上的完善。由此可见，在经济上实现集聚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点。新型城镇化的集聚发展，一方面可以为产业集聚区的建设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也为产业集聚区的建设提供了经济生产要素和技术资源。最重要的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信等也会逐步完善和发展，这也为产业集聚区搭建了一个通向市场的桥梁。
再次，产业集聚区是人口集中的平台，产业集聚不仅仅是企业在空间上的集中，同时也是人口的空间集中，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有高素质的劳动力，这就要求劳动者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准。而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以城乡一体化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最终实现城市和农村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统一，因此，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城镇的居民有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其综合素质也会得到提高，由此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也有利于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和发展。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集聚区互动发展策略
第一，加快农民市民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通过产业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职业转变的基础上，解决进城农民的户籍、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身份和社会保障问题，使他们充分融入城市，真正转化为市民；围绕产业集聚区建设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发展配套服务，将产业集聚区打造成新城区的增长内核。基础设施建设是保证项目入驻产业集聚区的必备条件，优化发展环境是一流产业集聚区的关键要素。一方面把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住设施纳入城市建设规划，以电网、通信网等基础设施为重点，完善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强化产业集聚区与区外设施的互通对接和共享。另一方面健全资产评估、物业管理等中介服务机构。
第二，要提高农民脱离农村的能力。大规模推动农民进城，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大对城中村、城边村、产业聚集区涵盖的村和其他有产业支撑区域的村的城镇化改造力度，实现整村城镇化。同时也要探索推动一般农区单户居民向城镇迁徙的条件和机制。按照产业定位，整合规模较小的单位，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向产业集聚区集中，使同类相关产业高度集聚，形成规模，做大做强。选择竞争力较强、能够形成规模优势和带动能力的产业作为产业集聚区的主导产业，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给予倾斜，扶持龙头企业。做好产业关联配套。按照专业化分工协作和规模经济发展的要求，拉长产业链条，提高配套和集聚能力，形成集中度高、关联性强、集约化水平高的产业集群。提升产业层次。依托高新技术提升现有传统产业，同时积极吸引一批技术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项目入驻，开发出稳定、持续、超强的竞争优势。
第三，以土地利益保障为核心，强化节约集约发展导向，提高土地利用率。新型城镇化表现为人口、产业和设施在空间上的科学调整和合理变化，必然发生土地功能和权利主体的改变。土地利用增效，维护农民土地利益，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才能更好发挥。加快资源利用方式转变，提高土地综合利用率是推动产业集聚区快速发展的基础和关键。积极引导高效益、高产出、低能耗、低污染、占地少的工业项目入驻集聚区。想尽办法增加土地供给。企业改建、扩建厂房，充分挖掘现有厂区土地的潜力。
第四，构筑创新体系，提升核心竞争力。产业集聚区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一是加快创新平台建设。产业集聚区依托现有基础和优势产业，建设重大科技设施，发展创业中心、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孵化中心等各种创新载体。二是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投入体系。发挥财税等政策杠杆的导向作用，引导鼓励区内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培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品牌，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三是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加大产业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解决集聚区主导产业发展的共性和关键技术，促进产业升级和产业链条延伸。四是完善科技创新机制。鼓励兴办科技型企业，创办产学研基地、科研成果转化基地和培训基地；在研发经费、住房补贴、家属随迁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支持产业集聚区重点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
参考文献：
1.徐维祥.产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机制及运作模式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张洁云.城乡一体视野下的新型城镇化问题研究—以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为例[J].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3
3.左雯.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建设与城镇化推进协调互动发展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0（32）
城镇集聚 篇3
一、新型城镇化二次集聚的背景与现实条件
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与历程，主要通过城镇化与都市化这两条主线来实现，已经透射出其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在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迅速，资源及其要素主要流向城市，同时也流向城乡之间一些有相对优势的聚居点，这种聚集造就了小城镇的发展，这就是村落出现集镇化，集镇出现市镇化；在中期阶段，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小城镇势必出现分化与重组，那些有着积聚优势的小城镇就升级为中心城镇即小城市，而那些“空壳城镇”将受到淘汰，原先的小城市开始升级为中等城市，大中城市升级为国际化都市；在后期阶段，即城市化达到80%以上时，城乡之间就达到了一种较为合理的关系。从社会结构分化与整合的角度上看，这两种过程又必然要跨越城乡之间的二元对抗，要经历二元结构—三元结构—二元结构的发展过程，而且，三元结构的形成与消亡，又是城市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所以说，城镇化与都市化都不是城市化的最终发展目标，它们都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
对照现状，我们很快就发现，中国各区域的城镇化与都市化目前已处于不同的发展起点，已具备着不同层次的分化与“提速”能力，但全国城市化的低水平与严重滞后，又不同程度地阻碍着各自的提升，阻碍着区域经济与全国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如何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已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区域发展及城乡发展。毫无疑问，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必须首先从理论与实践上解释为什么要进行城市化二次集聚以及如何实现二次集聚。
二、城市化二次集聚的逻辑
（一）农村经济特别是农民的收入、农村工业发展面临着巨大问题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工业化策略，无疑是有合理性的。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内在的不合理性就不断表现出来。社会分配结构不合理，农民的低收入与低速增长、农村市场份额不断降低，严重地阻碍了全国经济的健康、持续的发展，粗放的增长模式，已无法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延缓了农村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这种粗放式的经营模式，在短缺经济时期是有其生存空间的，但由于“小、低、散”的结构布局，不仅吞食着大片耕地，而且也因其有限的发展，不可能具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能力。此外，滞后的城镇化过程还阻碍了农村产业的升级过程，现有的经营模式根本无法获得规模效益和积聚效益，农村工业化已经走上了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道路。在产业同构现象日益严重的今天，解决规模化和集约化升级问题已迫在眉睫。
（二）城乡人口结构、就业结构不合理，严重地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分化与升级
有关资料显示，发达国家城市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例系数为1∶1.2，我国城市相应的比例为1∶1，城镇则为1∶0.45。美国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60%以上，中等收入国家达50%左右，城市化与第三产业的相关系数为0.82，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潜力最强，同量资金投入第三产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是第二产业的4—5倍。过低的城市化水平，不仅极大地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城市社区有限的人口吸纳能力与农村社区有限的人口就地消化能力，而且使那些从事非农产业的离农人口，只能成为游离于农民与市民两种身份之间特殊的“两栖人口”，无法实现身份的彻底转换。
（三）城市化发展滞后、不均衡，极大地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一是小城镇的数量增加过快，但布局分散、规模小、档次低，过于靠近交通干线，空间形态不合理，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乡村工业的三废一般都直接排入大自然，造成环境的大面积污染，加上农民盲目建房，大批农田已被侵占，自然资源浪费巨大。小城镇的无序发展，必然导致城带不了镇、镇带不了村的奇怪现象。
第二是城市规模等级不协调，大城市的机械人口增长过快，中小城市忽视规模增长，人口与产业过度聚集问题依然如故，如何实现城市的内部调整与升级，已成了都市化最为迫切的问题。大城市的聚集功能很强，但扩散的功能太弱，巨大的经济技术辐射力被切断，而且城市之间产业同构现象严重，固有的技术、经济、文化、信息等优势难以对周边中小城市及农村地区产生辐射作用。
实现城市化二次集聚主要具备了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乡村工业化为城镇化奠定了结实的产业基础。乡村工业的巨大发展，不仅带动了大农业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与人口结构，而且为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提升提供着第二、第三产业的支撑力量。二是“集镇—中心镇”的农村城镇化体系已初步形成，现有的城市体系与中心城镇已经具备了吸纳更多农村人口的能力。一大批年产值上亿元、十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的经济强镇已陆续涌现，它们无疑成了周边区域的经济辐射中心。三是农村城镇化的主体逐渐成熟。“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造就了大批工业劳动者，“离土又离乡”使得农民大批进入城镇、城市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实现了劳动力的异地转移。四是大规模的城市群与城市带已经出现。在不同区域中心均有着优势各异的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它们的经济运行规则日益与国际惯例靠拢，在资金、技术、产业、制度等不断与国际接轨，已具备了迈向国际化都市的基本条件。
三、基本构思：提升与多元化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归纳，在一个完善的区域内，具有不同功能、不同规模等级序列的空间形态应该是同步、共存的，中国新型城镇化要以积聚效益与规模效益为未来发展的指导思想，必须以此对现有的小城镇与城市进行分化、重组与提升。城市化二次集聚的基本目的，就是要解决区域的协调发展，这就要求从区域发展的角度考虑城乡体系，要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建立与完善乡村、城镇与城市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合理的结构体系，都必须以合理化与最大化为依据，哪一结构层次发展不好，就补充哪一层次，哪一结构层次发展充分、良好，就提升哪一层次。依据这一基本思路，我们就可以构建城市化二次集聚的基本策略了。
（一）东部地区
城市化已处于中期阶段。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城市体系较为完整，特大城市与大城市较多，城市群与城市带已大量出现，但布局不合理，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发展不足。所以，城市化的重点是解决城市的内部发展和各区域内部的协调问题，尤其要解决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升级问题，否则又会重新走入高工业化、低城市化的矛盾境地。在城市，随着国内经济走向世界，各大中城市都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而且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雄厚的经济实力、便捷的交通信息网络、发达的第三产业与强大的服务功能、较高的国际参与度与竞争力、合理的人才与劳动力结构等发展优势，完全有能力迅速走向国际化。在农村社区，主张以内涵增长取代数量增长，通过第一、二产业的提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断提高小城镇的提升能力，这就是将乡村工业或家庭工业继续不断地向开发区或小城镇聚集，将农村工业化计划纳入城市带内实施，实现区内的优势互补，实现农民的身份转换；对那些规模小、发展潜力不大的村镇及“空壳城镇”进行强制重组，限制其规模扩张，或纳入周边的城市体系，或引导它们走规模农业的发展道路。
（二）中西部地区
城市化处于初期阶段。城市体系非常松散，大城市数量较少，城市对区域经济的驱动能力不足，中小城市过少，但有一定基础的工业基地，有着巨大的资源优势，重点是通过加强
城市的辐射力、发展集镇、壮大小城镇的规模和数量以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此外，还要大力鼓励东部地区企业到中西部地区投资，以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区位的优势积聚；充分调动城镇化主体积极参与城市化的积极性，让农村的能人和经营户、民间资本的拥有者成为农村城镇化示范户，通过点来带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姚士谋，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J].地理科学，2014（6）
[2]董涛，基于产业集聚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3]张新平，生态文明视角下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思考[J].管理学刊，2015（3）
〔本文系广东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2015年度项目（项目编号：15GL04）研究成果〕
城镇集聚 篇4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信息经济时代, 经济发展更需要高水平的金融支撑。金融集聚主要通过金融集聚效益、企业扩散效益、金融溢出效益和金融功能促进经济的增长[1]。在城镇化建设中, 金融集聚可以为城镇建设及产业发展提供资金融通, 同样城镇化也有助于促进地区金融集聚的发展。我国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相比,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 西部地区应积极为金融集聚创造良好的条件, 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迈上更高台阶。
一、西部地区金融集聚水平
我国学者戴志敏在对江西省金融集聚效率进行研究时, 将经济信用化、金融机构贷款规模、信贷转换率、商业银行信贷比重、直接融资比率、非公有制经济信贷融资比重作为评价金融集聚水平的主要指标[2]。学者陈立泰、刘倩在此基础上选择经济信用化、金融机构贷款规模、信贷转换率、直接融资比率以及保险公司投资规模作为指标, 对我国西部十二个省份的金融集聚水平进行研究。其结果显示, 西部地区不同省份金融集聚水平存在区域差异。其中更靠近中部地区的部分西部省市, 其金融集聚水平相对较高, 如重庆、贵州、云南、陕西、宁夏等省市。而其他西部省份距离中部地区较远, 金融集聚水平相对较低。
通过对西部地区不同省份金融集聚水平的比较看出, 地理位置、经济水平、交通条件、气候条件的差异与地区金融集聚水平有着紧密的关联。重庆、贵州等几个省市因靠近中部地区, 可以获得中东部地区金融集聚溢出效应的影响, 吸收中东部地区金融业发展的先进经验, 从而带动本地区的金融集聚。这些省市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更高,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能够聚集更多的企业, 因而对金融集聚具有带动作用。而且交通条件和气候条件也能为金融集聚提供必要的支持。相比之下, 地处偏远的西部省份金融集聚效应不明显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 从地区位置来看, 甘肃、青海、西藏等地距离中东部地区较远, 缺少地缘优势, 不利于向中东部地区学习金融业的经验。同时地域位置的遥远也导致信息传输效率的下降, 使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明显落后于中东部地区。加之经济落后, 交通不便, 贸易欠发达, 人口密度低, 企业进出存在困难, 因而难以汇聚众多的企业参与, 缺少对金融集聚的吸引力。这些省份金融业不够发达, 市场资金融通规模有限, 如西北地区仍是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 第三产业尚未形成蓬勃发展的趋势, 这也是金融集聚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
二、西部地区金融集聚与城镇化建设的关系
西部地区金融集聚与城镇化建设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从当前情况来看, 金融集聚有助于为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融通支持, 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城镇化建设不仅是金融集聚的基础, 其建设过程本身就对金融集聚有着强烈的需求。
(一) 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可以为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融通支持, 进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使城镇化的步伐加快。城镇化建设过程中, 需要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满足日益增多的城镇人口的居住需求、公共服务需求以及消费需求, 而且地区产业结构也将随之调整, 工业和服务业将呈现更快的发展速度。而各项建设的开展都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 特别是在西部地区, 本身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 城镇化进程明显落后中东部地区, 且西部十二个省份之间也存在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差距, 建设工作投资巨大, 资金融通成为城镇化建设顺利推进的保障。
资本的逐利性偏好使得金融机构将网点设立在经济繁荣地区, 导致当前农村单一、小规模、缺乏层次的金融组织体系无法满足城镇化建设的庞大资金需求[4]。金融机构的分散、金融中心的缺乏显然不利于解决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 进而也会影响城镇化建设的进程。金融集聚的发展则有助于促进金融机构的聚集, 扩大西部地区金融业务规模, 如信贷、直接融资的发展。通过金融集聚, 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的资金瓶颈问题不仅能够得到解决, 由此也将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随着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 以及城镇化建设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资本将流入西部地区, 并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西部地区, 从事城镇化的相关建设活动, 如城镇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 住宅、消费领域的投资等, 都是城镇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西部地区虽然地处偏远, 交通和气候条件欠佳, 但也有其自身的资源禀赋特点, 适合发展地区特色产业。金融集聚则可以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提高地区金融服务水平。
(二) 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对金融集聚的影响
不仅金融集聚对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影响, 城镇化建设也可以带动金融集聚的发展, 成为金融集聚的重要基础。
首先, 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决定金融集聚程度。城镇化水平可以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区位环境、居民生活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得到体现,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越高, 资本和技术越密集、中高学历人口越多, 市场和自然环境越理想, 居民消费水平越高, 地区城镇化水平也相对更高, 进而促进金融集聚。而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区位环境等方面建设的滞后也会对金融集聚产生影响。只有当西部地区形成一定规模的城镇化建设, 孕育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 企业数量也达到一定规模, 才能提高地区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金融资源才能具备向西部地区流动的意愿。所以当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时, 其金融集聚水平也明显落后于中东部地区。
其次, 城镇化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进而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城镇化建设通过改善地区基础设施条件, 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增加地区总产值,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 可以带动本地区经济规模的扩大, 为金融业发展创造条件, 其溢出效应、基础设施、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及城市规模等要素成为金融集聚的基础和推动力量。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仅需要资金支持, 也可以汇集资金, 吸引投资, 进而为金融集聚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西部地区不同省份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出, 城镇化建设步伐较快、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省份, 其金融集聚水平相对更高。
最后, 城镇化建设本身也对金融集聚有着强烈的需求。城镇化是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 具体可表现为人口职业、产业结构、地域空间等多方面的变化。因此, 城镇化不仅仅带来城镇人口的显著增长, 随着人口规模的变化, 区域范围内还会产生一系列的联动反应, 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城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 由此产生对金融集聚的需求。一方面, 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形成对金融业发展的强烈需求;在地理空间上, 金融集聚现象将跟随产业结构水平的集聚来布局, 从而表现出空间布局上的相似性[5]。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水平不高, 今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还需要实现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不断提高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地区经济中的占比, 这就需要金融集聚给予强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 从社会生活来看, 城镇人口的增加势必会产生更多的金融服务需求。人口职业的变化从深层次还表现为人口受教育水平、职业技能水平的普遍提高, 因而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会更加明显, 如储蓄、消费、信贷、理财等金融需求, 也会随城镇整体的发展而变化。而且城镇化还需要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 医疗卫生、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建设同样需要资金融通。
三、推动西部地区金融集聚的举措
针对我国西部地区金融集聚的现状, 今后政府部门应提供金融集聚的支持政策, 努力推进西部地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城镇化建设的整体水平, 推动西部地区金融创新, 从而营造金融集聚的有利环境。
(一) 提供金融集聚的政策支持
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 单纯依靠供给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仍然有限, 所以西部地区可以借鉴国内外一些先进经验, 借助政策杠杆的力量, 鼓励金融集聚, 加速地区金融业的发展。作为政府部门, 应当积极搭建金融集聚平台, 加速地区城镇化建设的步伐。
从以往中东部地区金融业积累的经验来看, 政府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 搭建金融集聚平台, 可以迅速吸引大批金融企业的入驻, 发挥金融集聚效应。例如, 我国东部城市建立的金融街、金融区等都颇具代表性。作为西部地区, 通过平台建设, 搭建金融中心, 对于缩小和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调整产业结构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 中东部地区在金融集聚方面取得的成果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 西部地区为金融集聚制定鼓励政策, 也必须关注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当某一地区拥有的资源禀赋和金融发展相契合时, 对金融资源的协调、配置、整合能力较强, 因而有利于促进金融集聚, 反之金融发展则相对落后。所以政府部门对于政策的制定, 既要充分发挥政策的鼓励作用, 为金融业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 又要以地区经济发展为前提, 确保经济的稳步增长, 使政策具备坚实的经济基础, 进而通过金融集聚带动地区城镇化建设的发展。
(二) 提高城镇化建设的整体水平
为促进金融集聚的发展, 西部地区应提高城镇化建设的整体水平。无论是城镇化还是金融集聚, 两者都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首先, 西部地区应积极开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为金融业及其他行业企业的进入、贸易发展、资源流动创造良好的交通条件。同时政府部门应加大西部城镇住宅、商贸、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城镇人口的聚集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密切相关, 缺少基础设施的支持, 人口向城镇流动和聚集的速度也较为缓慢。所以西部地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应立足长远发展, 通过居住环境以及公共服务的完善, 不断增加城镇人口比重。其次, 西部地区应加强产业结构调整。部分西部省份仍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 第三产业发展缓慢, 因而缺乏金融集聚的吸引力。今后西部地区应着力从本地区特色资源出发,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优势, 培育地区特色产业和主导产业, 进而形成城镇龙头产业, 在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同时, 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稳步上升。最后, 城镇化建设应关注可持续发展。西部地区应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能源节约, 合理引导居民消费, 鼓励科技创新, 从而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 提高城镇化建设的整体水平。
(三) 推动西部地区金融创新
西部地区金融业务较为传统, 缺乏创新,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 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金融创新, 增强金融业发展的活力。城镇化建设进程中, 大中小企业的增加, 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 都将带动信贷业务的增长。西部地区可以从信贷、抵押方面入手, 尝试开展金融创新。例如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的抵押贷款服务, 或是利用现有的资源优势, 设立林权抵押贷款, 提高授信额度等, 都有利于提高金融业务的灵活性, 吸引企业参与投资建设。在此过程中, 政府部门应积极构建金融创新的产权制度与交易平台, 规范金融秩序, 培育金融创新的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1]周雨杰.金融集聚成因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J].时代金融, 2012 (15) :169-170.
[2]戴志敏, 郭露, 彭继增.省域金融集聚发展与产业传导关联——以江西为例[J].软科学, 2011 (06) :117-121.
[3]陈立泰, 刘倩.我国西部地区金融集聚与城镇化互动关系实证分析[J].城市问题, 2012 (09) :19-24.
[4]吴培清, 龚剑锋, 蒋立南等.城镇化建设中的金融集聚实证分析——以福建省宁德市为例[J].福建金融, 2013 (12) :32-35.
城镇集聚 篇5
关键词：城镇化,服务业集聚,发展关系,研究
一、引言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开始步入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出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潮流。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扩大了就业,增加农民额外收入的同时,也带动了城市经济发展。
早期城镇化的内涵单纯地认为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现代意义上城镇化的内涵比较丰富,不仅仅表现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还表现为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如产业经济、城市建设用地、城市交通、户籍制度以及土地制度等的改革与完善。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渐与世界接轨,知识和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服务业正是凭借知识和技术的力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凸显地位。第三产业中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逐渐成为衡量我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关键指标之一。
产业集聚是在适应需求的情况下,从事同类或相关行业的企业聚集在一起,从而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对当地的一些小企业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这就是小城镇产生的来源。通过集聚效应,提供更多的岗位以及更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来进一步吸引要素和人口,从而促进城镇的发展。分析城镇化与服务业集聚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政府部门制定促进城镇化的政策建议,认清服务业集聚对城镇化的重要影响作用,更好的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促进服务业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二、文献综述
关于城镇化的研究主要有:李强,陈宇琳等(2012 年)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同模式类型,并将我国城镇化分为七种“推进模式”[1];马晓河,胡拥军(2010 年)回顾了我国有关农民进城的政策,提出我国城镇化面临的众多问题和解决意见[2];姚士谋,陆大道等(2011 年)用一系列关于城镇化的数据来衡量我国城镇化水平以及其中产生的问题,为科学的进行城镇化发展提供规划建议[3]。关于服务业集聚的研究主要有:杨斌(2012 年)以江苏省为例,建立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服务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程度,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促进江苏省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4];马鹏,李文秀等(2010 年)构建了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计量模型,结果表明城市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影响比较显著[5];魏巍(2011 年)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分析浙江省城市和服务业集聚之间的相关性,反映出浙江省城镇化的服务业集聚发展的特点,提出政策促进二者协调发展[6];陈立泰,张洪玮等(2013 年)基于我国近10 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服务业集聚对城镇化的促进水平,并将我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来具体分析[7]。
三、我国城镇化与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一)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城镇化在规模和速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一是改革开放以来,1978 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17.92%,2009 年为46.6%,近10 年城镇化率增加了28.68%,城市的数目也从223 个增长到656 个;2011 年,城市化率达到51.27%,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数量大于农村人口数量。二是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度比较大,城镇化水平从高到低位为东部、中部、西部。三是城镇化速度过快导致了一些问题,太过注重人口数量土地规模的城镇化,迫使人口城镇化率虚高,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大量增加,其质量存在一定问题;大量农民工进城,产生就业问题,造成就业市场紊乱;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等。
(二)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
现代服务业主要是指依靠现代化信息技术、科学技术而发展的知识与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随着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从事服务业的人数逐渐增加,在全社会就业人员中所占比重逐渐上升;服务业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也逐渐提高。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我国服务业总体规模偏小,结构有待优化,地区发展不平衡,国际竞争力不强。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必须对现代服务业提出明确要求。要从制造大国向强国转变,必须在保证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创新科技服务业的新模式,将很大程度上增强我国产业竞争优势。
四、服务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
(一)服务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
1.服务业集聚带来人口的城镇化。服务业集聚使大量企业聚集在一定区域,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服务业的从业人数就会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转移。
2.服务业集聚改变城市空间结构与产业结构。一方面,服务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城市的空间布局,如开发园区、新城区的建设带动了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重新组合、人口流动和城市不同地区关系的改变。另一方面,城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第二、三产业的集聚,它们相互推动,第三产业的集聚具有的优势包括交通更加便利、金融市场更加发达、通讯更加便捷、就业市场更加多元化等,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化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3.服务业集聚可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服务业集聚使大量的生产及生活性服务业增加,各种要素在城市聚集,如,银行、教育、保险、行业协会及中介服务等,信息化的城市功能越来越强大。由于产业经济的发展是城市经济的主体,产业集聚内部优胜劣汰,各企业必须不断通过创新和合作来提高自身竞争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城市本身的综合竞争优势,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
4.服务业集聚提高城镇化质量水平。服务业集聚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通讯发达的城市,人们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城市提供较好的科教文卫方面的服务,因此,提升城镇化质量。
(二)城镇化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1.城镇化为服务业集聚提供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不同层次的劳动力,往往有技能、高素质的人才均在城市,城镇化吸引了大量的多层次劳动力,既有从事体力劳动的,也有从事金融、信息和高科技的专业人才。另外,城市中还有各种教育辅导机构,可以根据企业的特定需求培养特定人才,这样就减少了寻找人力资源的各种交易成本。因此,城镇化为服务业集聚提供人才保障。
2.城镇化有利于降低服务业的交易成本。服务业在获取质量和价格上花费的费用较高,城镇化的发展使城市呈现不同的经济模块,城市中心的商业中心大都是档次较高的经济活动,城市的空间结构具有一定的规律,因此可以根据需要寻求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城市便于管理,具有良好的公共治安环境,组织和制度形式不断完善,因而从事各种经济活动都是以较低的交易费用实现的,尤其是服务业。
3.城市具有的良好基础设施和密集消费群体有利于充分发挥服务业集聚的外部经济和规模效应。服务业集聚要实现外部经济,要借助城市良好的公共服务设施,使同类服务企业实现高专业化协作,企业活动才可以实现外部化。城市中消费群体大,面对消费群体的不同偏好和消费水平,服务业要创造更多的个性和新兴服务业以满足消费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服务业集聚。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上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妥善处理服务业集聚与城镇化的关系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在城镇化快速进程中,服务业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城市经济不可缺少的部分;服务业要依托城市,以城市为聚集地,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城镇集聚 篇6
一、小城镇发展阶段分析的理论基础:集聚-扩散作用
空间集聚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基本走势。多种经济因素和部门集聚必然导致经济功能的地域集聚, 即经济核心成长。在发展初期或中期, 城镇集聚作用明显, 首先是外围区域农产品和初级加工品集聚, 它们供城镇消费并带动城镇工业发展, 从而不断增强城镇经济实力;其次是资金集聚, 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税收、储蓄等金融流通渠道, 资金向城镇集聚, 加强城镇发展后劲;再者是外围区域人口、人才向城镇集聚, 城镇规模扩大。
扩散和转移是城乡间、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扩散和转移方向上可以是多向、双向和单向的;时间上是连续不断的;内容上包括资金、技术、劳力、信息等等。在城镇与周边农村相互关系中, 城镇集聚作用和辐射作用可以说同步进行, 但城镇发展初期, 辐射作用不明显, 只有城镇达到一定规模, 辐射作用才增强, 表现在城镇化作用范围扩大, 城镇地域范围扩展, 城镇的专业化部门对外围地区带动作用加强, 专业化与协作、专业化与地区分工等横向经济联系发展, 科技文教事业辐射扩散作用加强等。
二、小城镇发展的阶段性分析
从城镇形成、发展历史看, 人类社会第一次劳动大分工产生原始的固定的居民点, 第二次劳动大分工产生了城镇;城乡从其分离、对立必然走向统一。发达国家小城镇发展大体经历:乡育城镇→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联系→城乡融合→城乡一体等几个过程。借鉴发达国家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小城镇发展经验, 遵循小城镇成长机制;再加之现代科技的发达, 小城镇发展可避免走弯路。我国小城镇发展可分三阶段。
(一) 初始阶段。
农业发展使农副产品供应增加、农产品商品率提高, 同时也扩大村民对非农产品需求, 拉动内需, 使本已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力数量进一步增加, 使其有外出做工、从事交易和饮食服务、手工业等可能。在小城镇发展初始阶段, 主要是农副产品、手工艺品交易及小手工业生产中心, 交易者主要为村民;随着商品农业发展, 其连接城乡、现代工业和农业的桥梁作用进一步加强, 小城镇市场商品趋多样化, 更多工业品进入小城镇。故初始阶段小城镇是低水平经济功能的, 小城镇发展即从农副产品集中、工业品分散开始的。此阶段乡村各经济社会因素向城镇集聚, 城镇化水平低, 一般在20%以下。小城镇数量少、规模小、职能单一, 城镇间联系不密切, 以上下等级间的行政、服务等联系为主。
(二) 扩展阶段。
乡镇企业发展、加工业兴起、城乡间流通规模扩大等推动小城镇发展, 从而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增加小城镇人口。小城镇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四条渠道:拨款、集体经济积累、数额不大的城建维护费、居民投入, 国家工程、厂矿、公路、铁路等建设间接影响其发展, 乡镇企业是小城镇建设资金主要来源, 它不仅促进原有小城镇发展, 而且使一些乡村转变成小城镇。此阶段小城镇发展为镇域中心, 扩散作用出现, 但以集聚作用为主, 形成极化发展空间结构, 城镇化进程加快, 城镇化水平达到20%～50%。小城镇基础设施较完善, 小城镇数量增多、职能分工和互补性明显。
(三) 城乡互动融合协调阶段。
小城镇第二、第三及其辅助产业高度发展, 进一步促进农业产业化、城镇化有机结合。小城镇人口增长缓慢、停滞, 城乡实现互动, 资源、人口、生产等要素城乡间自由流动, 双向或多向作用, 以城带乡、以乡促城, 实现城乡间经济、社会、文化相互交融、协调, 城乡逐步达到同样高的文明程度。此阶段城镇化水平达到50%以上。技术、知识、信息等为推动小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 小城镇极化、扩散作用动态均衡。小城镇间联系密切, 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状态。
三、小城镇阶段发展的对策性思考
(一) 具体调查, 正确判断阶段性。
阶段性判断为小城镇阶段性分析思考的关键, 只有正确判断其阶段性, 才能为小城镇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提供坚实基础。首先, 虽然我国东、中、西部具体情况不同, 而东、中、西内部亦有差异, 各小城镇所处阶段不同, 但总体而言, 东部绝大多数小城镇已处于扩展向互动协调融合转化时期, 有的已处于互动协调融合阶段;中部绝大多数小城镇处于初级向扩展转化阶段, 有的已处于扩展阶段;西部绝大多数小城镇尚处于初级阶段。其次, 具体而言, 应深入调查、研究小城镇人口、技术、资金、信息等方面流动, 判断镇区集聚或扩散作用强度, 作为小城镇阶段判断的基础依据。
(二) 因时制宜, 依阶段所异, 采取不同对策。
小城镇初始、发展、互动融合协调阶段各具体情况不相同, 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合理采取相适应对策和措施。一般而言, 初始阶段主要是集聚作用, 宜加快农业发展、开发资源, 实现农业剩余, 包括劳动和产品剩余;发展阶段, 乡镇企业兴起, 加工业快速发展;出现扩散作用, 应加快加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 加快镇区发展,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极核作用, 采取利于吸引农村剩余劳力措施, 同时带动镇域发展;互动融合协调阶段, 二、三产业高度发展, 城乡基本一体, 应使小城镇成为农、工、商经济综合体, 同时发展教育、开发智力、培养人才, 大力提高人口素质, 以先进技术、设备装备乡村, 改变乡村生产手段, 使农民知识化、专业化、工人化, 完善乡村道路、供排水、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 让乡村达到城镇文明程度, 实现城乡统筹。
(三) 创造条件, 促进向高级阶段的转化。
小城镇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过程, 应创造条件、采取措施、抓住时机, 使其由低级向高级阶段迅速转化。在农业出现剩余时及时采取措施吸引农民向镇区集聚, 兴办加工业及第三产业, 促使其由初始阶段向发展阶段转化。镇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也要及时采取措施, 城镇哺育农村, 从政策、制度等协调, 达到镇域统筹发展, 使资金、技术、劳力等城乡自由流动, 农村、镇区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从而达到小城镇的和谐。
四、大悟新城镇发展阶段和对策
(一) 新城镇简介。
新城镇处湖北省大悟县东南部, 省道——宋大公路穿境而过, 离县城、京珠高速、京广铁路、107国道、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均较近。境内多丘陵、山地, 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 春暖夏署, 秋爽冬寒, 干湿有异, 四季分明。全镇土地呈长条形 (如图2) , 总面积124平方公里。现全镇总人口为4万人, 城镇人口0.7万人, 总耕地面积为1926.7公顷, 多种经营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大。新城镇为红色革命摇篮, 旅游资源丰富, 有徐家窑、严河村革命烈土纪念碑等。农副产品有花生、茶叶、板栗、水稻等, 有数量较多的小型花生加工企业。
(二) 新城镇阶段性发展。
1.初始阶段。
新城镇现城镇化水平约17.5%;居民收入仍较低, 农业产量不高;城镇规模小, 道路、给水、排水等基础设施缺乏;镇村联系不密切;尚处于城镇发展初始阶段。目前应做好小城镇的规划工作;强化镇区中心地位;加快农业发展, 扩大多种作物种植面积, 增加花生、茶叶等产量, 形成规模。
2.扩展阶段。
用二十年左右时间, 进一步强化镇区中心作用, 依山区特点, 进行镇、村道路建设, 提供优惠政策, 吸引农业剩余人口。大力建设以花生、茶叶等农副产品深加工和轻纺工业为主的民营工业小区。确定各村职能、规模、发展方向, 北部以新府、杨垄、涂冲村为中心, 发展肉兔、土鸡等现代养殖业;中部以毛集、民主、李河村为中心, 发展以地膜花生、西瓜为主的高效农业;南部以朱湾、长岭、魏湾村为中心, 发展以茶叶、板栗为主的现代农业。形成以镇区为中心, 以新府、新街村为次中心, 以公路为轴线的“点轴”发展模式。
3.互动融合协调阶段。
镇区与各村庄联系密切, 职能互补;完善村村、村内道路建设;整个镇域成为农工商综合体, 达到城乡融合。实现生产要素市场、产业和空间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环境资源保护和开发、社会保障等一体化, 最后形成和谐发展的小城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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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洪光荣.小城镇的成长机制及其启示[J].小城镇建设, 2004, 12
城镇集聚 篇7
一、小城镇集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外部环境较好
产业集聚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地区快速发展的态势已充分证明:非农产业区别于传统农业的主要方面在于非农产业活动需要有能源、交通、通讯、金融、供水、供电、排污、仓储等基础设施,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持,要求相对集中、连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与三农关系紧密,受农业生产水平严重制约,多数属于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能否集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与现阶段小城镇能否提供其所需要的发展环境密切相关。综合市场环境、要素资源、政策环境等因素来看,小城镇集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外部环境已经具备。
(一)巨大的市场需求是小城镇集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前提
当前,我国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发展面临良好的机遇和环境,尤其国内外市场需求潜力巨大,成为推动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发展的内动力。从国内市场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正由温饱向小康迈进,食品消费正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营养、多样、方便、安全和时尚转化。在城镇居民食物消费中,粮食、肉类直接消费量显著下降,各类加工食品的消费直线上升,目前加工食品在居民食品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已经稳步上升到40%,尤其加工精细、附加值高、品质较好的休闲、速食、保健类加工食品的需求呈现显著增加趋势。实际上,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程度已在90%以上,而我国还只有20%—30%,加工业发展的潜力巨大。此外,“入世”前夕,台湾当局即开放逾200个农业项目赴大陆投资,其中的大部分为农产品加工类项目,由此也可折射出国际社会对农产品加工业及我国内地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发展的市场信心。
(二)良好的要素环境是小城镇集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基础
我国小城镇的主导产业还是以依托当地优势资源的传统产业为主,大多还具有层次不高、技术含量低的特点。小城镇所具有的农产品、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优势使得集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成为其发展经济的首要选择。
1. 农产品资源。
从数量角度来看,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我国粮、油、果、蔬、肉、蛋等大宗农副产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从质量角度看,我国近年加快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的步伐,优质农产品产量及所占比重大幅度提高。2007年全国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占小麦种植总面积的40%,优质稻种植面积占水稻种植总面积的60%;优质专用玉米、“双低”及转基因抗虫棉种植面积已经分别达到30%、70%和80%以上。这些农产品的产地主要在靠近小城镇的广大农村,一些易腐类的农产品还要求就地就近加工。
2. 劳动力资源。
我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尤其小城镇及其周边农村有大量富余劳动力。2004年末我国总人口已经接近13亿,其中,乡村人口7.6亿,人均耕地0.13公顷;农村劳动力人数48972万人,劳均耕地0.25公顷,有限的耕地已不能承载农村过多的劳动力,必须急需向非农产业转移。
3. 其他要素资源。
除劳动力、农产品和土地资源外,小城镇资金、信息、技术等要素并不丰裕。但是,通过出台一些扶持政策可以有效地突破这些要素不足对农产品加工业在小城镇集聚发展的制约。比如,构建多渠道投融资体制以及鼓励金融机构给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企业以优惠信贷、鼓励科研院所与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企业联建共享等。北京市对乡镇企业实施的“资本跟进”战略,就帮助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突破了资金束缚。
(三)适宜的政策环境是小城镇集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保障
近年来,政府对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高度重视,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发展的政策环境良好。比如,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意见》,要求各省区、各部门要制定和实施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规划,并通过建设原料生产基地、建立生产经营新机制、鼓励和扶持龙头企业、推进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建立健全质量安全体系、扶持和发展中介组织等措施,为农产品加工业的健康发展创造现实的基础环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先后下发了《关于饲料产品免征增值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121号)和《关于豆粕等粕类产品免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1]30号)等文,规定对我国饲料加工企业加工饲料产品予以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海关总署也对进口的饲料以及动植物类饲料用产品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2003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还下发《关于调整出口货物退税率的通知》(财税[2003]222号),对我国出口货物增值税退税率进行了调整,把小麦粉、玉米粉、分割鸭、分割兔等农产品加工品的出口退税率由5%调高到了13%。与此相类似的政策近年还出台了很多,这些政策能够降低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的成本和费用,对其加快集聚和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小城镇集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经济社会效益逐渐凸显
小城镇是城市与农村的结合点,是联系市民与农民的桥梁和纽带,在我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设部“百镇调研”显示,许多地方的小城镇立足当地农业资源条件,以乡镇集体企业和私营经济为主体集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在实现小城镇经济社会较快发展的同时通过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带动了农村种植业、养殖业、服务业和特色产业的发展,还在服务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降低农业生产的自然和市场风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支撑
农产品加工业并不是农业生产的简单延伸,更不是农副产品剩余后的一般性加工处理,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可以提高农业产业的整体效益、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1.对加工型专用原料日益增加的需求,有利于引导农业结构趋向合理、更适合社会需求的方向调整;2.通过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实现农业经营的产业化、一体化来大幅度提高农业产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3.促进区域经济实现协调发展,尤其是促进农产品主要生产基地的区域经济发展,缓解农产品生产基地经济发展迟缓、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实现良性发展。实际上,通过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提供规范化服务,现阶段一些地方小城镇集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在带动当地农业向特色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的效应已经初步显现。很多传统农业地区小城镇通过集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已经成为服务现代农业发展的基地和重要载体。如贵州省遵义市虾子镇围绕当地优势的辣椒资源,逐渐发展了占地500亩的辣椒食品加工基地,实现了辣椒生产、加工、流通的规模化、特色化经营模式。上海市浦东区孙桥镇围绕符合大都市需求的奶制品、蔬菜精深加工业,运用现代农业科技的园艺化、设施化、工厂化为主要手段,大力发展源头农业、创收农业、生态农业、设施农业,走出了一条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紧紧抓住1996年亚太蔬菜公司和2002年新高潮集团两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落户廊下的机遇,推动农业产业的规模化经营,目前,现有的37013亩耕地中已有29462亩实行了30亩以上的规模经营,占全镇总耕地面积的81%,其中种粮大户19727亩,占规模经营总面积的70%。
(二)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拓展了渠道
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发展提高了镇域人口承载能力,拓展了当地农民的就业渠道。原因在于多数农产品加工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一头连接千家万户,一头连接市场,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劳动投入,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强。同时,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环节比较多,许多环节技术含量比较低,可以创造大量不需要特殊劳动技能的岗位,比较符合现阶段小城镇及周边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多数劳动者劳动技能比较缺乏的客观条件。如吉林省榆树市五棵树镇围绕豆制品加工,近年逐渐形成了“粮食造酒、酒糟喂牛、牛粪还田、沃土增产”和“大豆制作豆腐、豆渣饲养生猪、粪便合成肥料、肥料还田沃土”的种养加工循环链,带动近1万农民从事养殖业,吸引2.4万农村富余劳动力进镇从事加工、商贸等产业。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宣和镇农民纯收入50%以上来自养鸡业,规模养鸡户达到1920户,进入集镇从事商业、流通、加工、餐饮、服务等行业的周边农村的劳动力达到2000余人。
(三)为农民增收致富创造了基础性条件
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发展能够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实现:一方面,可以引导农民按照加工业的要求来安排生产,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实现农产品在生产、流通、加工各个环节的增值,使农民获得产业链条各个环节的平均利润,实际上就是转变农民单纯作为原料供应者的角色,降低农民纯粹从事农业生产的风险,增加收入来源。如陕西省西安市相桥镇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银桥集团的带动下,大力发展乳制品加工等农产品加工业,通过“公司+农户”的产业化形式带动了周边农村养殖业、饲料业、运输业、包装印刷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2005年末,全镇奶牛存栏12856头,奶山羊存栏16472只,年牛奶产量达4.4万吨;完成社会总产值13.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650元,连续三年增幅超过10%,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工资性收入已经占到我国农民收入相当大的比重,也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可以吸收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工业生产领域,从而可以工资的形式增加农民收入。江西省进贤县李渡镇是江西省农村经济发展百强乡镇之一,2001年至2005年期间,在白酒等产业的带动下,镇域60%农村劳动力实现了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549元增加到4300元,年均增长14%。
(四)为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增加了砝码
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发展极大地促进“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增强我国农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条件。一方面,我国农业资源虽然人均较少,但劳动力资源丰富,如果只是出口初级农产品,劳动力资源优势就无法充分发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通过强化加工环节,可以以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弥补自然资源禀赋差的劣势,有助于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另一方面,目前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竞争已演变为整个产加销产业体系的竞争,特别是加工和营销环节更是竞争的关键,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可以推进以农产品加工为核心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建立,有助于优势农产品实现区域化、标准化、产业化、国际化生产,进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如四川省成都市新繁镇以大力发展出口外销型泡菜生产为核心,立足于泡菜产业链的发展和延伸,镇域内十多家泡菜厂年销售收入达1.5亿元,带动了6万亩蔬菜的生产、销售和加工。河南省淅川县香花镇以引进日本枥木三鹰椒种植为契机,大力发展辣椒生产、加工和流通,在“市场+加工企业+农户”的产业化组织形式的带动下,全镇辣椒面积已发展到7万亩,辣椒及辣椒制品不仅在全国20多个省市销售,而且远销到了日本、韩国等国家。
三、不同地区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发展的态势差异明显
各地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均取得显著成效,但是,由于不同区域的要素和资源特点差异显著,不同区域小城镇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态势和特征呈现出明显差异。从全国东中西三个大的区域来看,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发展均呈现不同特征。东部沿海地区小城镇主要集聚发展面向国内大中城市及国际市场的精、深农产品加工及出口加工业。如山东省烟台、淄博等地的小城镇集聚了一批生产出口韩国、日本、美国市场的板栗、核桃、花生、苹果、胡萝卜等干鲜果品及蔬菜加工企业;浙江省温州市小城镇生产的皮鞋已经远销欧盟和北美;苏锡常和杭嘉湖一带的小城镇生产的丝织品和棉、麻织品也销往全球。此外,东部地区由于近靠海洋和港口的优势,小城镇的水产品加工以及进口大豆压榨也具有较大规模。东北地区和中部传统农业地区的小城镇则主要依托当地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优势,大力集聚发展粮食加工和畜禽加工业,如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大庆市、鹤岗市集聚了一批大米和饲料加工企业;河南省安阳市、焦作市的小城镇则有一批优质专用小麦加工企业;此外,湖南省、湖北省小城镇的大米加工业以及湖北省和安徽省小城镇的油菜加工业等也有较大规模。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则是以集聚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为主,如新疆自治区吐鲁番市小城镇的葡萄加工、石河子市小城镇的番茄加工;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的乳制品加工等。此外,距离大中城市远近不同的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发展的特征也有明显不同。大中城市外围的小城镇受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明显,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的获得都更为便利,多集聚发展满足中心城市市场需求的技术、资本密集的精深加工业,如休闲保健食品、果蔬饮品、生物制药、植物香精香料萃取、服装纺织等。距离大中城市较远的小城镇一般主要立足当地优势资源,发展传统的农产品加工。
不同地区小城镇集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面临的制约也有很大差异。1.农产品资源。中西部地区及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一般集聚发展密集使用当地丰裕农产品原料的加工行业,以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型为主;而东部地区及大城市外围的小城镇集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均会受到原料来源的限制,需要大量从外地甚至国外购进农产品。如江苏省、浙江省小城镇大豆压榨企业的原料主要来自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北京市郊区小城镇果汁加工企业的原料主要来自山东等省区,而奶制品企业的原料以从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购进为主。2.技术因素。东部沿海以及大中城市周边的小城镇更容易获得新技术,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发展不会受到技术因素的制约,但是,西部地区以及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小城镇获得新技术的渠道很不顺畅,企业工艺、生产设备等均较落后,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基本处于粗放状态。3.资本因素。东部沿海以及大中城市往往民间资本势力雄厚,当地政府对小城镇集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也有一些优惠政策,所以这些小城镇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进行资产重组、优化生产要素配置、调整资本结构、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具有有利条件。与此相反,中西部地区及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受到的资金约束比较明显,投资的多元化渠道并不畅通。4.信息因素。东部及大中城市周边地区传媒业相对发达,小城镇加工企业的信息来源比较通畅,这些企业有条件根据反馈回来的市场信息适时调节生产,所以生产的产品品种丰富,市场销路也比较好。而中西部及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由于信息来源的不畅通,不能及时获取市场信息,也不能及时调整生产,所以生产的产品品种往往很单调,不能满足消费者的多样性需求。
四、着力构建有利于小城镇集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政策支撑体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农产品加工业现阶段在小城镇集聚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2.从各地实践来看,农产品加工业在小城镇集聚发展已经表现出了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如支撑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提升农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等;3.东中西部地区及距离大中城市远近不同的小城镇集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特征及面临的制约差异显著;4.东部地区及大城市外围小城镇集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面临着农产品资源不足的制约,而中西部地区及远离大中城市的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又面临着技术、资金、信息等的制约。为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消除制约瓶颈,形成有利于资金、技术、人才聚集的“洼地效应”,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在小城镇集聚发展,建议构建涵盖以下内容的政策支撑体系。
第一,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制度创新,优化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体制与制度环境。要使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集中布局、集群发展,应努力构建一个体系良好、能够促使农产品加工企业向小城镇集聚、并不断成长壮大的体制与制度环境。要彻底改革“以乡建镇”的小城镇设置模式,在科学规划小城镇区域布局的基础上推进“乡(镇)撤并”、发展中心小城镇;加快小城镇政府改革,转换和规范政府职能;改革创新小城镇建设用地制度,为农产品加工企业创造好的用地条件;完善农产品生产经营制度,为中心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企业创造好的原料供给条件;消除多头管理体制影响,构筑新型的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管理体制。
第二,加大产业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布局和集聚发展。无论是对农业、农村、农民来说,还是对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极强的外部性,专门制订配套的、关于促进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加大产业政策支持力度,是极其重要的。应设立财政专项资金,扶持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最急需的各种技术开发和设施建设;对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企业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和所得税减免优惠政策;国家政策性金融组织设立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基础设施信贷专项,专门用于扶持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设施建设。
第三,培育科技创新体系,提高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能力。建议国家加大对农产品加工技术创新体系的专项投入,建设一批农产品加工科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增设一批农产品加工业科学方面的国家重点学科;加强科研院所和农业高等院校与企业的合作研究与开发;加强农产品质量与安全关键技术研究与管理。
第四,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对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是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应推进小城镇管理体制改革,切实提高行政服务效率;应引导各地小城镇划分明确的产业园区,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集中布局;鼓励各地小城镇根据产业发展定位,实施与之相适应的配套服务和优惠政策。
第五,培育发达的市场服务体系,为小城镇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服务环境。市场服务体系是支撑产业发展、实现集聚效应的基础,培育发达的市场服务体系对于农产品加工产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通过发展民间金融机构、鼓励信用社提供融资服务等,健全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培育各种产业化组织及中介组织,为农产品加工业提供专业化服务;应扶持建立行业管理组织,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减少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行为,增强企业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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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云波．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现状与发展前景．食品工业科技．2005/5
城镇集聚 篇8
一、河南省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 河南省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的发展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 总体而言城镇化发展进程则相对滞后。更重要的是, 当前河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如城乡二元结构与三农问题、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城市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等等, 与河南省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有密切的联系。为此, 河南省把实施城镇化战略, 促进城乡共同进步, 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河南省特色产业集聚经济的发展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工业化进程, 又为面向广大的中小企业构筑了一种有效的空间集聚地域组织模式, 并为区域城镇化要素的空间集聚提供了前提保障和基础条件, 而城镇化的推进又反过来为区域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基础依托。因此, 从新的视角构建城镇化背景下河南省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机制及运作模式,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河南省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问题
(一) 理论和实践在观念不统一
在处理产业集群和城镇化关系时, 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存在两种片面的认识。一种是重产业集聚轻城镇建设, 把发展和加快工业促进产业集聚与推进城镇化隔离开来, 这就会造成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的状态。另一种是重视城镇建设而缺少核心产业的支撑, 其结果是城镇化的发展对人口、资源、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聚集效应较差。
(二) 产业集聚区和城镇规划不合理
如果城镇化发展缺乏系统规划, 其功能定位就不明确, 最终结果就会导致城镇与城镇之间, 区域与区域之间及产业集群与产业集群之间缺乏关联性。所以在城镇规划中, 一是应该把中心镇、经济强镇、普通乡镇和中心村进行合理规划, 梯度性、层级性相结合, 否则就会导致城镇功能定位趋同, 千“镇”一色, 缺乏特色。二是要考虑产业规划和城镇规划的配套衔接。产业集群与城镇建设功能如果互补性差, 就会造成城镇建设特色不明显、产业集群优势强、镇城形象不佳、品位不高等问题。
(三) 政策体系上不配套
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就要消除传统的制度障碍、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发挥产业集群的作用。但河南省现实情况是政府部门政策导向不明确, 改革创新意识不强。产业集聚区和城镇规划的协调应该由政府主导, 如果地政府重视、合理推进, 产业集聚和城镇化将呈现良心互动, 否则就相互制约。
三、河南省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对策
通过对河南省城镇化发展情况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具体模式具有普遍性、多样性的特点。能够满足市场需求, 围绕产业链有效地进行分工、合作的企业群落, 则在特定的区域就会衍生出新的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区的一系列乘数效应则自然而然促进劳动力转移和人口的集中, 促进人口的非农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推动城镇化发展进程。针对河南省存在的产业集聚效应问题, 基于产业集聚成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和区域分工、合作与产业集聚发展问题, 以及基于产业集聚、整合下的城镇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本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集聚可以增加地方就业岗位, 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 使农民融入城市, 在职业转变的基础上;围绕产业集聚区发展配套服务, 打造成新城区的增长内核。基础设施建设是一流产业集聚区的关键要素, 强化产业集聚区与区外设施的互通对接和共享。
(二) 提高配套和集聚能力
按照相关产业高度集聚的定位, 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向产业集聚区集中, 形成规模经济, 做大做强。选择具有规模优势、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 在政策方面给予倾斜, 发展成地方龙头企业。
(三) 做好产业关联配套。
按照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原则, 提高配套和集聚能力, 拉长产业链条, 形成集中度高、关联性强的产业集群。同时依托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 吸引一批自主知识产权的市场竞争力强的高科技项目入驻, 形成持续、稳定的区域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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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集聚 篇9
近年来,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日益突出,如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已成为当前中国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然而,纵观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轨迹,不难发现近年来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具有以下特征: 政府一直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正逐步加快, 也为产业经济的集聚发展提供了便利,尤其是带动了金融产业在地理空间上快速的集聚,使得金融资源的集聚和流动加速。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 “以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研究金融集聚、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不仅有助于揭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也为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经验依据。
通过研读已有文献,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 1)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新经济地理学派克鲁格曼等人1999年在其著作中系统分析了产业集聚形成原因,并通过模型间接的研究了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1]。Beck et al ( 2005) 通过对54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公司级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金融产业发展弱化了中小企业难以获得金融支持的融资限制,从而带动产业化的发展[2]。Kabango ( 2011) 认为金融自由化可以提升中小企业的发展活力,并在一定程度上 可促进产业 结构调整[3]。Szirmai ( 2012) 以67个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为研究样本, 得出产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同时指出产业化离不开金融的支持[4]。在国内,徐炳胜 ( 2006) 利用协整理论研究得出资本市场发展有效的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但子系统的贡献度不同[5]。孙晶和李涵硕 ( 2012) 利用我国2003 ~ 2007年省级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得出金融集聚显著的促进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且显现出逐年上升态势[6]。邓向荣和刘文强 ( 2013) 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金融集聚有效的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且银行体系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最大[7]。李程 ( 2015) 运用时变弹性生产函数研究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时,发现各个产业的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和资本深化程度不同,并指出从长远来看,只有通过健全资本要素市场,对要素市场进行市场化改革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化[8]。 ( 2) 城镇化驱动 产业结构 升级的研 究。Henderson ( 2000) 将城镇化水平引入模型,通过回归发现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高度相关[9]。Whiteheada et al ( 2006) 指出城镇化通过创造合适的环境条件,带动产业 经济的发 展[10]。Han et al ( 2012) 将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当作经济发展的两个系统,通过对我国山东1978 ~ 2009年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城镇化进程和产业结构演进是相互联系的,且城镇化、产业化与第三产业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11]。Lennon et al ( 2013) 研究指出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中,由于实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使得产业经济快速发展[12]。杨文举 ( 2007) 在研究我国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的关系时,指出从长期来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具有稳定 的关系,且其各自 变动均具 有惯性[13]。王家庭和贾晨瑞 ( 2009) 利用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了城市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当今经济发展要特别注重调整产业结构[14]。吴福象和沈浩平 ( 2013) 指出新型城镇化带来了专业化和合理的地域分工,从而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15]。贺小莉等 ( 2014) 将面板平滑转换 ( PSTR) 模型引入到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会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下降[16]。张宗益和伍焓熙 ( 2015) 在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不同区域效应明显不同[17]。
综上所述,虽然以上研究成果对揭示金融集聚、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深远的影响,但遗憾的是这些成果多从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或城镇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很少有人将金融集聚、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一起放入模型开展深入研究。同时,现有的研究成果大都未考虑到变量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多采用OLS回归未考虑空间效应,构建的模型与实际存在偏差,因而相关的研究结论不够严谨,解释乏力。基于此,本文将金融集聚、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3个变量放入 模型,利用国内30个省 ( 市、区) 2000 ~ 2013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得出较为客观、科学的结论。
1模型与数据
1.1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1. 1. 1空间计量理论基础
J. Paelinck在1974年最早提出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概念,随后经过一系列学者的研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框架体系。空间计量经济学认为地理位置相关的空间经济数据一般都会呈现出空间自相关的性质,即一个地区的某一经济活动会对邻近地区的相应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主要包括对变量空间相关性的检验和对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判断。
( 1) 空间相关性检验
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经济现象时,首先要对该经济现象进行空间依赖性检验。常用的检验空间自相关的统计量为Moran's I指数,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Yi为第i地区的观测值,n为地区总数,Wij表示二进制的邻接空间权值矩阵。一般邻接标准的Wij为:
式 ( 2) 中,i = 1,2,…,n; j = 1,2,…,m。Moran's I指数是取值范围在 - 1和1之间,其小于零表示空间负相关,即不同的属性值趋向于在同一个区域聚集; 其等于零表示不相关; 大于零表示正相关,即相似属性值趋向于聚集在一个区域。 对于Moran's I指数计算结果,要检验其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需通过标准化统计值Z来检验,标准化形式为:
当Z大于零且显著时,表示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 当Z小于零且显著时,表示存在负的空间自相关; 当Z为零时,表示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 2) 空间计量分析模型
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分为空间滞后模型 ( SLM) 和空间误差模型 ( SEM) 两类。空间滞后模型 ( SLM) 即变量之间的空间依赖性导致了空间自相关,其表达式为:
其中y为因变量,即为本研究中的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ρ 为空间回归系数,表示相邻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W为N × N空间权重矩阵,Wy为空间滞后因变量; X为N × K阶外生解释变量矩阵, 是本研究中的金融集聚、城镇化与控制变量,即 ( LQ,UR,CONS) ; ε 为随机误差项向量。空间滞后模型揭示了金融集聚、城镇化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特征。
空间误差模型 ( SEM) 即模型的误差项存在空间自相关,其表达式为:
其中,y为n × 1列溢出成分误差; ε 为随机误差项向量,并假定 ε 和 ψ 独立同分布且不相关; λ 为N × 1的截面因变量产业结构升级向量的空间误差系数,表示相邻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本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μ 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空间误差模型揭示了金融集聚、城镇化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
1.1.2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考察金融集聚、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前文的结论,并根据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将地理空间因素的表现分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和误差干扰项。在空间自回归模型中, 若是通过因变量的滞后项来反映变量之间的空间自相关关系的,则设定相应的空间滞后模型的形式为:
其中,ωij为空间权重矩阵,为空间滞后变量,ρ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
若是通过因变量的误差干扰项来反映变量之间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则设定相应的空间误差模型的形式为:
其中,λ 为空间自相关系数,∑jωijεit为空间滞后误差项。
1.2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2.1变量选取
本文考察金融集聚与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保证数据的真实和结果的有效性,对缺失数据的西藏予以剔除,采用2000 ~ 2013年的中国30个省 ( 市、区) 的相关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变量的选取如下:
被解释变量: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选择与测度,本文主要参考徐德云 ( 2008) 的方法, 将产业结构升级系数 ( CY) 作为测度指标[19], 其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 ( 8) 中,CY为产业结构升级系数,y1表示第i产业的产值比重,即为Yi/ Y,其中Yi为第i产业的产值,Y为3个产业的产值之和。R的取值范围在1 ~ 3之间,就其经济含义来说,产业结构升级系数无限靠近1时,表明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处在较低的层次水平,即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较慢; 反之,产业结构升级系数无限靠近3时,表明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处在较高的层次水平,即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较快。
解释变量: 目前测量金融集聚程度的指标主要有区位 熵系数 ( LQ) 、产业地理 集中指数 ( EG) 、空间基尼系数 ( G) 、赫芬达尔指数 ( H) 等。为较好的衡量各地区的金融集聚程度,本文从产业专业化角度出发,采用任英华等 ( 2010) 研究方法,运用区位熵系数测量我国各地区的金融集聚程度[20],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Eij代表区域j内金融业i的就业人数, Ej代表区域j内的总就业人数,Eih代表国家或省份h内金融行业的总就业人数,Eh代表国家或省份h内的总就业人数。随着LQ值的增大,金融集聚程度越深。
关于城镇化水平 ( UB)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并参考宋 元梁和肖 卫东 ( 2005 ) 的处理方 法[21],本文选取人口比重指标法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度量。
控制变量: 由于现实中众多因素都会影响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而研究中难以将所有变量考虑在内,因此本文只选择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控制变量。人力资本存量 ( HC) ,关于该指标的计算,本文采用朱承亮等 ( 2011) 处理方法[22],用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 H) 和劳动力数量 ( L) 的乘积表示。其中,采用将全国6岁及以上人口作为统计口径,按受教育程度将居民分为五大类: 文盲半文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 高中教育、大专及以上教育,并将各类受教育程度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设定为0年、6年、9年、12年和16年。综上,度量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 HC) 的公式如下:
式 ( 10) 中,Pr、Ju、Se和Co分别表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居民与地区6岁及以上人口总数的比值。财政支出 ( CZ) 采用各地区财政预算支出额来表示。
1.2.2数据来源说明
30个省 ( 市、区) 相关变量的数据都来源于 《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各期的 《中国统计年鉴》,其中计算变量金融集聚程度时,由于我国在2006年和2011年各地区按三次产业划分的就业人口数据空缺,本文采用指数平滑法给予补齐。考虑到对变量取自然对数不会改变原有变量之间的关系,且能很好的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故对本文将涉及的相关变量的数据加以处理分别取自然对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2实证检验与分析
2.1空间相关性检验
结合2000 ~ 2013年30个省 ( 市、区) 的相关数据,并根据公式 ( 1) 使用Geada095i软件运行后得到Moran's I值及其检验结果,在验证相关指标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时按照公式 ( 3) 计算的结果来判断,计算结果见图1。
由图1可知,我国2000 ~ 2013年产业结构升级的全域Moran's I指数均为正数且呈现出先减后增的趋势,与正态分布函数在10% 水平下的临界值相比较,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统计量Z值均在临界值以上。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在整个样本期间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即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趋势。也就是说产业结构升级较快的倾向于和产业结构升级较快的区域邻接,产业结构升级较慢的区域则倾向于和产业结构升级较慢的区域邻接。2000 ~ 2005年之间全域Moran's I指数在2005年出现波动,从0. 213减小到0. 122, 虽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但并未改变整个时期的空间相关性。2005 ~ 2013年全域Moran's I指数由0. 122上升到0. 232,上升幅度较大,说明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相关性有逐渐增强趋势。
为进一步揭示各省市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集聚状态的高低,可进行局 部空间相 关性分析。 Moran's I散点图是用来衡量一个省市与其邻近省市之间的空间相关程度,通过绘制该图可以将各个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划分为4个象限的集聚模式: 如果分布在第一象限,表示产业结构升级快的省市被其他产业结构升级快的省市包围; 如果分布在第二象限,表示产业结构升级慢的省市被产业结构升级快省市包围; 如果分布在第三象限, 表示产业结构升级慢的省市被产业结构升级慢的省市包围; 如果分布在第四象限,表示产业结构升级快的省市被产业结构升级慢的省市包围。若观测值明显在第一、三象限聚集,表示其相互之间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若明显在第二、四象限聚集,则表示其相互之间存在负的自相关,若在4个象限呈现出均匀分布的状态,表示其相互之间不存在空间自相关关系。结合图2不难看出, 2000年和2013年我国大部分省市的产业结构升级之间都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且我国大多省市的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较慢。在2000年中,北京、 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和福建6个省市处于第一象限; 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 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海南、四川、 云南、甘肃、贵州和广西16个省处于第三象限; 河北和新疆2个省份处于第二象限; 广东、山西、 青海、辽宁、重庆和陕西4个省市处于第四象限。 与2000年相比,2013年第一象限的省市未变动, 山西、青海、辽宁、重庆和陕西从第四象限转移到第三象限,其他省市均未变动。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格局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整体式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状态。
2.2空间模型选择
对于空间 计量模型 的选择, Anselin等 ( 2004) 提出了判断标准[23],可通过拉格朗日乘数 ( LM) 形式LMlag、LMerror和稳健的RLMlag、RLMerror检验来实现,为空间面板模型的选择提供了依据。选择过程如下: 先要判断LMlag和LMerror的统计量的显著性,当两个统计量都不显著时,要采用普通面板回归; 当其中之一LMlag显著,则要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反之则要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当两个统计量均显著时,则需比较RLMlag和RLmerror,此时若RLMlag的统计量更显著,则要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反之则要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另外每种面板数据分为固定效应模型 ( FE) 和随机效应模型 ( RE) ,可以通过豪斯曼 ( H) 检验来确定使用哪种模型,当H检验显著时选择FE模型,反之选择RE模型。 通过Matlab7. 1软件可以得到相应的统计量,相关检验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统计量LMlag和LMerror均显著,且RLMerror的统计量相比于R LMlag的统计量更显著 ( 即R LMerror的P值更小) ,选择空间误差模型 ( SEM) 。H检验,统计量为 -27. 379,P值为0. 000,故强烈拒绝原假设,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 FE) ,因此,本研究应选择固定效应下的空间误差模型。
注: 表中* 、**、***分别表示在 10% 、5% 、1% 水平下显,下同。
2.3实证结果与分析
由上文可知,本文应选择固定效应下的空间误差模型 ( SEM) 来进行实证分析,表3显示了2000 ~ 2013年中国各省市金融集聚、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对表3分析后发现,空间误差模型的解释力度和系数的显著性要优于普通面板回归。 ( 1) 空间自相关系数为0. 351,并且在1% 水平下显著, 这充分说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效应,这种空间相关性使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外部溢出。具体来说,相邻地区地理环境相似,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各影响因素通过空间溢出效对相邻地区的影响因素产生作用,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因此,在研究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时不能忽略空间效应,在进行政策制定和分析时也应考虑到邻近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 ( 2) 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明显。这说明金融集聚程度的增强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即金融集聚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产业结构升级就会提高0. 139个单位。原因可能是,一方面金融集聚通过集中效应带来金融活动的便利,满足了核心区产业结构不断调整过程中对资金和融资渠道增加的需求; 另一方面金融集聚通过扩散效应,使得金融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从核心区向周边地区扩散,从而带动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正如刘军 ( 2007) 论述,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是金融集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24]。( 3) 城镇化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系数为0. 063,并且通过了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当城镇化水平提高1个单位,产业结构升级提高0. 063个单位。可能是我国在大力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镇大量转移必然使得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在城镇,由于规模效应会产生利于产业发展的正外部性 ( 朱孔来,2011)[25]。同时,城镇化提高了进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程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升了城市的产业化率,并通过不断的要素积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
进一步研究得出,金融集聚和城镇化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由表3可知,空间面板模型中金融集 聚和城镇 化的系数 分别为0. 139、 0. 063,小于普通面板中的系数。原因可能是普通面板未能将金融集聚和城镇化看空间效应考虑在内,而把其他省份的金融集聚和城镇化当做本省的,由此产生了估计偏差。这正说明金融集聚和城镇化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这与李林等 ( 2011) 的研究结论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一致[26]。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 017,并且在1% 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就提高0. 017个百分点。这表明, 作为知识和技术进步载体的人力资本是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重要变量。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反向抑制作用,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加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违背了市场规律,使得资源的配置未能达到最优,从而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构建了金融集聚、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分析框架,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我国30个省 ( 市、区) 从2000 ~ 2013年的相关经济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我国省域间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产业结构升级在省域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和正的空间溢出效应; 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金融产业集聚度越高,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越快; 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金融集聚和城镇化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人力资本显著的推动了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变量; 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反向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