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研究（通用12篇）
集聚研究 篇1
一、高新技术企业人才集聚的相关概念
(一) 高新技术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在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域中运用当代最新的前沿科学技术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及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它主要包括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五类行业。高新技术企业与传统企业相比具有高收益、高创新和高风险的特点, 其中高创新性是指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企业是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的经济实体。因此, 作为知识型组织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人才积聚的重要载体。
(二) 高新技术企业人才集聚
人才集聚是人才流动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行为, 是指人才由于受某种因素影响, 从各个不同的区域或企业流向某一特定区域或企业的过程。高新技术企业人才集聚是指一定数量的人才资源以高新技术企业为单元的汇集、协作、竞争和创新的过程。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对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实现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人才积聚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高新技术企业人才集聚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 出口幅度的不断增长, 贸易结构不断提升, 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对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实现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相对发达国家国家而言,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低, 自身创新能力不足。据统计, 全国规模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开展科技研发活动平均为2%, 创新能力明显不足。这些都与高新技术企业的人才聚集程度有关。
(一) 科技创新人才不断增加, 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2008年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共计25817家, 比2007年增加4300家, 其中三资企业增加较快, 占全部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36%。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从业人员为716.5万人, 是1992年的21倍, 比2007年增加10.0%, 2009年达到815万人。2008年高新区从业人员构成中, 大专以上学历为324.8万人, 占总数的45%;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为134.5万人, 占总人数的18.8%, 其中研发人员占科技活动总人数的57.8%;中高级职称人数为97.2万人, 占从业人员的13.6% (见表1) 。2008年, 高新区的专利授权数达到33572件,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10962件, 占全国企业授权总量的48.9%。获得欧美日专利授权516件,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225件。高新区内企业拥有专利的水平和每年新申请专利的数量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科技项目不断增加, 但自主创新能力相对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显得不足。
(二) 全员劳动生产率较低, 单位产值的增加值低
2008年,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21.3千美元, 而美国在2006年达到了143.4千美元, 相当于我国的6.73倍 (见表2) 。2008年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 (即单位产值的增加值) 为24.5%, 韩国 (2007) 为28.0%, 意大利 (2006) 为31.3%, 德国 (2007) 为38.0%, 英国 (2006) 为41.4%, 美国 (2007) 为43.0%。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2008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能力分析
(单位:千美元)
注:劳动生产率是指人均增加值资料来源:科技部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数据 (2010)
(单位:%)
注:R﹠D强度按R﹠D经费占工业产值的百分比计算资料来源:科技部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数据 (2010)
(三) 科技经费投入强度较低
虽然我国高新技术产业R﹠D经费支出的绝对数额在逐年增加, 从2002年的187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655亿元。但是从表3可以看出, 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R﹠D强度较低, 尤其与美国、英国、日本的差距较大。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高技术企业在全部企业R&D活动中的地位并不突出。2007年, 我国高技术产业R&D经费只占25.8%, 而英国、美国和法国超过了40%, 韩国高达53.8%, 而最高的中国台湾甚至达到了72.3%。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近年来,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人才集聚有所改善, 人才的集聚效应在逐步形成。但是,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科技投入强度需要进一步加大。
三、高新技术企业人才集聚战略体系的构建
高新技术企业的人才集聚战略体系应以提高人才集聚能力为目标, 以建设创新性的科技团队为核心, 以人才培养与开发为重点。具体来说, 高新技术企业的人才集聚战略主要包括企业环境建设战略、人才引进和培养战略、技术创新团队建设战略和激励开发战略。
(一) 营造良好的人才集聚环境
人才聚集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
外部环境又包括政府政策和市场环境两个方面。政府政策涉及政府制定的与人才集聚有关的原则、战略、政策以及操作性安排, 市场环境主要涉及市场状况、竞争环境等因素对人才集聚战略的影响。企业应该在充分了解当前人才集聚的外部环境的情况下, 营造良好的人才集聚的内部环境。
营造良好的人才集聚的内部环境, 应当加强硬件设施建设, 营造良好的人才工作环境和技术开发环境。硬件设施主要包括办公设备、实验室建设、网络宽带等, 能充分满足人才工作的需求, 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促进技术开发工作和成果的取得。同时, 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完善的制度是人才成长和发展的保障, 因为人才只有在良好的制度保障下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制度的先进性、公平性和感召力是创新成果的催化剂。
(二) 建立科学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
高新技术企业的健康发展, 需要各种不同的人才作为支撑。既需要研发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 也需要一线的营销人才和公关人才等, 良好的机制有利于整合企业的人才资源, 使之获得最佳配置。技术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是其获得持续发展的关键。而技术创新离不开将帅型的领军人物、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富有创新精神的青年骨干人才以及高水平的管理人才。要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需求, 适当地引进优秀人才, 实现合理的配置。
在引进人才的同时, 还应注重内部人才的培养, 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例如, 建立技能人才培训制度和技术交流制度, 加大培训费用和技术开发费用的支出。特别是技术研发人员和营销人员, 在深化基础管理理论、强化创新思维的基础上, 提高其综合技能, 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 建设创新性的科技团队
高新技术企业的关键在于自主创新。而人才是自主创新的主体, 是自主创新的第一资源。因此, 建立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团队, 是决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
在技术研发和科技攻关的过程中, 在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的基础上要注重创新团队的建设。合理的专业、素质结构和资源共享, 是优秀技术创新团队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通过建立自由交流的创新平台, 激发团队的创造欲望, 获得更大的创新动力, 充分发挥团队的合力和优势, 产生良好的团队效应, 创造出更多更新的技术成果和产品。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 高新技术企业的持续发展, 离不开良好的团队协作。因此, 技术创新团队的建设是很重要的。
(四) 建立良好的人才激励制度
良好的激励制度是高新技术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有效途径。首先, 建立公正的绩效考核制度, 作为薪酬发放和员工晋升的基础, 体现“能者多得”的原则。其次, 建立激励性的薪酬福利制度, 在物质方面充分的满足企业人才的需求, 为其更好的工作提高较好的物质基础, 解除其生活方面的后顾之忧。对不同的人才, 实行不同的奖励模式:技术人才, 以项目提成的形式给予奖励;管理人才, 并根据管理目标完成程度以及效果来确定奖金数额;对于营销人才, 以销售业绩为依据来确定奖励报酬等。再次, 建立合理的晋升制度, 这样有利于满足人才的晋升需求,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他的地位和价值, 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激励。激励的内容是丰富的, 主要目的是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促进企业和员工的共同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纪建悦, 李楠, 韩广智.高新技术企业核心员工激励问题探讨[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1) .
[2]、李光红, 陈学中, 孙丽丽.高层次人才集聚于管理机制创新[J].理论学刊, 2006 (3) .
[3]、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2008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能力分析[R].科技统计报告, 2009 (17) .
集聚研究 篇2
工业集聚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本文结合目前工业集聚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展情况,提出对工业集聚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内容与专题设置、评价指标体系确立原则与程序、评价结论的主要内容等问题的意见,并给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实用办法.
作 者：鲁东霞 作者单位：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河南,郑州,450004刊 名：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英文刊名：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年，卷(期)：“”(3)分类号：X32关键词：工业集聚区 规划环评 评价指标
苏北地区人才集聚影响因素研究 篇3
关键词：苏北地区；人才集聚；经济政策
1 苏北地区社会经济政策与人才集聚的关系
1.1 苏北地区社会经济政策状况
苏北一直是国家重点照顾的对象，多年来给予苏北地区较多的政策扶持。200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确定苏北地区为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组成部分。“十二五”初期，省政府继续围绕振兴苏北的奋斗目标，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增强苏北的发展动力和活力，提出了《关于促进苏北地区又好又快跨越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2011年省政府安排苏北急需人才专项引导资金2000万元，引进了一批重点行业和领域急需紧缺经营管理人才。此外，近年来每年的“年度苏北发展急需人才引进计划”也为苏北地区的自主创业人才引进和企业人才引进提供了不少高水平的人才。
1.2 苏北地区社会经济政策对人才集聚的影响分析
1.2.1 改善人才环境
自国家将长三角一体化、江苏沿海大开发等一系列计划上升到国家战略以来，苏北工业化进程已处于初期向中期的转型阶段，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实力显著提高。东陇海产业带建设、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振兴连云港港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的落实，使苏北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整体发展环境逐渐得到优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分别为苏北地区人才规模的壮大和人才种类的丰富以及人才结构的优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1.2.2 加大教育投入
2010年，苏北五市大专及以上人才总量为193.07万人，约占全省的22.7%，其中本科以上学历人员近70万人。由于苏北地区对教育事业的普遍重视，对教育的投入较大，本科以上学历人员绝对数量与苏南的差距逐渐缩小。由于苏北高校实力相对比较薄弱，博士点、硕士点数量不多，在校博士、硕士等高学历、高层次人才数量较苏南少。随着国家和地方重点发展一批苏北高校，如中国矿业大学、徐州师范大学等，硕士点、博士点数量逐渐增加，势必造就一批高层次人才。
1.2.3 实施人才回流政策
由于苏北地区经济欠发达，基础设施和城市环境较落后，毕业生、专业人士和海归等人才的回归率与苏南相比较低，多数苏北籍人才更倾向于到苏南或省外发达地区就业。而且就读于苏北高校人才也更愿意毕业后到大城市或回老家去；就职于苏北单位的人才也更愿意离职或跳槽到经济更发达、机会更多的地区。为摆脱这样的困境，省政府实施了一篮子针对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的优惠、奖励、扶持政策，如给予进驻人才专项资金支持、设立多项人才培养项目、建设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工程技术中心等，弥补外地与本地工作、生活的差距，鼓励人才回乡来、留下来就业、创业。
2 苏北地区经济产业发展与人才集聚的关系
2.1 苏北地区经济运行状况
2013年，苏北地区在国家和省政府政策支持下，经济发展呈快速上升的态势，多项经济指标领先全省。具体体现如下：
2.1.1 总量规模持续扩大，经济运行总体态势良好
近年来，苏北地区以苏北振兴、沿海开发和沿东陇海产业带开发开放为重要契机，加大工业有效投入、加快项目推进，经济呈现了加速、竞相发展的态势，规模效应持续扩大。2013年，苏北GDP总量为13558.9亿元，比去年增长11.3%；人均GDP 45518元，比去年增长11.2%。
2.1.2 工业生产动力强劲，运行平稳健康，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
2013年，苏北地区努力克服生产成本上升、区域竞争加剧等不利因素影响，不断强化工业“第一方略”理念，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工业经济整体运行较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2013年，苏北地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650.7亿元，增长17.8%；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10323.2亿元，年均增长51.6%，远超全省30%。
2.1.3 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消费市场需求不足，苏北增速全省领先
2013年，苏北五市主动适应国家宏观形势的变化，调整招商引资方式和投资结构，推进大项目建设，使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成为苏北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在消费方面，受国际需求疲软、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社会消费理念发生较大转变等因素影响，苏北消费品市场偏冷，增速有所下降。2013年，苏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完成4456.2亿元，增长14%。
2.2 苏北地区经济产业发展对人才集聚的影响程度分析
2.2.1 经济运行的良好态势对人才的吸引
随着近几年苏北地区的快速崛起，苏北成为了江苏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地区经济运行的良好态势离不开人才力量的支持，同时也吸引着更多的人才参与到该地区经济建设中。由于经济发展、环境建设、文化娱乐等条件较为落后，苏北地区一直是人才流出的重灾区，少有高学历高层次人才进驻苏北为之贡献青春和力量。经过短短几年的建设，苏北地区成功扭转了颓势，从人口迁出地变为人口迁入地，常住人口及其增长率逐年增加。
2.2.2 产业发展的高速势头创造人才需求
目前正值苏北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期，农林牧渔业产值占总产值比例逐渐下降，老重工业向高精尖端、高附加值方向优化升级，逐渐淘汰和转移高成本、高污染、低价值的产业，引进和改进高新技术产业，高新产业产值增长势头猛，潜力强。这些变化势必创造大量的相关人才需求，特别是能吸收更多掌握高端技术和知识的人才，促成高效益的人才集聚模式，激发人才集聚效应的最佳效果（见表1）。
3 苏北地区人力资源与人才集聚的关系
3.1 苏北地区人力资源状况
2012年，苏北地区常住总人口2978.83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7.6%，人口密度为547人/平方公里。从2012年与2010年常住人口数比较来看，苏北地区常住人口增长率为0.06%，增长较为缓慢。2012年，苏北地区拥有各类从业人员1992.7万人，占人口的66.9%；城镇从业人员722.4万人，乡村从业人员1270.3万人；其中每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为811人。城镇人口1629万人，城镇化率为54.7%。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在苏北常住的2975.01万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为1930653人，每万人中具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口为649人。对比苏南地区大学（指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5272700人和每万人中具有大学受教育程度人口1620人。
3.2 苏北地区人力资源对人才集聚的影响程度分析
3.2.1 使人们模仿他人到苏北接受教育的吸引力
众所周知，苏南地区的教育实力全国有名，拥有众多高水平学府，如南京大学、南京航天航空大学等，且师资力量雄厚，2012年平均每所高校拥有780名专任教师，每15名在校学生拥有一名专任教师。而苏北地区拥有的高等学府仅为苏南的1/4左右，仅有中国矿业大学一所“211”工程院校，平均每所高校拥有624名专任教师，每19名在校学生拥有一名专任教师，教育方面的人力资源实力较苏南落后，教育指标更是与苏南有较大的差距。因此，苏北的教育实力在对加强人力资源与人才集聚的相互作用上，显然是比较乏力的。即苏北使人们模仿他人到该地接受教育的吸引力较小。然而，更重要的是在该地接受教育人才能否留在该地区参与工作。
3.2.2 使人们模仿他人到苏北参与工作的吸引力
从受某地区人力资源影响的角度出发，模仿他人在某地区参与工作的动机可以分为以下两个：一是在该地区接受教育完成后愿意就地参与工作的，或是源于受他人的带动，同时也能带动他人进行模仿；二是受他人带动愿意到该地区寻求更佳发展机会的，或是由于受人影响而背井离乡谋生计，或是在外地离职调岗或完成学业后对“领头羊”进行模仿。
4 苏北地区科教文卫和社会生活对人才集聚的影响程度分析
科教文卫和社会生活相关事业的成熟程度直接影响到人才衣、食、住、行、谋生等基本需求，是各类人才从事生产活动的基础环境。地区科教文卫事业发达，能满足人们各方面需求，社会生活体系全备，能给予人们安全舒适感，从而使其感觉流动到该地区的收益较大，这便会促进该地的人才集聚。2012年，苏南地区专利申请授权193047件，授权发明13428件，分别是苏北地区的8倍和10.8倍；拥有高校94所，在校学生112.4万人，分别是苏北地区的3.8倍和3.9倍；拥有公共图书馆51个，藏书量44543千册，分别是苏北地区的1.3倍和3.9倍；拥有卫生机构9282个，虽比苏北要少，但卫生技术人员有18.8万人，是苏北的1.4倍。即从以上四个方面看，苏北都较苏南逊色。这显然会限制这方面需求较高的人才到苏北发展，而这类人才通常层次较高。
社会生活方面，从人文环境来看，由于苏北多年来相对滞后的发展，经济结构低度化发展，生活层次、生活水平与苏南的差距不断加大，而高层次人才大多注重生活品质和人文气息。从工作环境来看，苏北的教育和科研实力较苏南薄弱，决定了其能为人才提供的产学结合、创新创业等先进工作平台的能力远不及苏南。从生活环境来看，虽然近几年苏北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大力营造宜居城市生活环境，但生活的便利度和舒适度仍比不上苏南；相比苏南众多的5A级旅游风景区，苏北的游憩休闲价值要小得多。这导致人才到苏北去的环境收益较小，严重影响各类人才到苏北发展，且这种局面无法立即扭转。
5 促进苏北地区人才集聚效应的对策建议
依据以上分析，推动苏北地区人才集聚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①确立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导向，强化人才引进的科学规划。
②坚持领军人才带动，提升苏北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水平；承接产业转移，带动人才梯度转移；建设科技园区和孵化中心，加快各类人才创新要素集聚；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步伐，优化人才引进结构。
③提升苏北五市人才市场的功能水平；加强苏北五市人才市场对外合作力度以及鼓励民营人才中介机构发展，积极推动省内外知名的猎头公司和人才中介机构到苏北拓展业务，满足企业特殊用人需求。
④积极推动苏北本土籍人才回流。抓住大城市不断高涨的房价、交通等生活成本对人才的抑制效应，利用乡情关系和地缘归属感促进苏北籍在外求学、发展人才回流；同时吸引中西部地区人才到苏北发展；广泛招引创业型人才。
集聚研究 篇4
产业聚集是指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 处在一个特定领域内相关的企业或机构, 由于相互之间的共性和互补性等特征而紧密联系在一起, 形成一组在地理上集中的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产业群的现象。这些产业基本上处在同一条产业链上, 彼此之间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呈现横向扩展或纵向延伸的专业化分工格局, 通过相互之间的溢出效应, 使得技术、信息、人才、政策以及相关产业要素等资源得到充分共享, 聚集于该区域的企业因此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进而大大提高整个产业群的竞争力。
亚当·斯密 (1776) 通过产业聚集对聚集经济做了一定的描述, 他认为产业聚集是由一群具有分工性质的企业为了完成某种产品的生产联合而组成的群体。大卫·李嘉图 (1817) 根据比较利益学说, 研究了生产特定产品的区位问题, 也指出了产业聚集所形成的聚集经济问题。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1890) 首次提出了产业聚集及内部聚集和空间外部经济的概念, 并阐述了存在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条件下产业聚集产生的经济动因。马歇尔进一步指出, 同一产业越多的企业聚集于一个空问, 就越有利于企业所需生产要素的聚集, 这些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能源、运输以及其他专业化资源等等。而空间内诸如此类的投入品, 或者说生产要素的供给越多, 就越容易降低整个产业的平均生产成本, 而且随着投入品专业化的加深, 生产将更加有效率, 该空间企业也将更具有竞争力。迈克尔·波特 (1990) 从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角度对产业聚集现象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并提出了新的理论分析基础。同时还利用“钻石”模型对产业聚集及产业群进行了分析。新经济地理学派从全新的角度来研究聚集经济和产业聚集现象, 解释了在不同形式的递增报酬和不同类型的运输成本之间的权衡问题, 并对企业聚集现象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
二、宿迁汽车4S店集聚区现状
宿迁市汽车4S店集聚区, 位于宿迁市宿城区双庄街徐淮路的南侧, 是由宿迁市政府批准、市规划局规划、双庄镇政府负责实施的汽车品牌综合园区, 目前的规划用地800亩, 是宿迁市唯一的4S店集聚区。该区的设计容量为40家4S店, 2010年要实现销售收入30亿元, 实现财政收入3000万元, 提供3000个就业岗位。该集聚区的发展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集聚区的面积比较小。该集聚区是在原有双庄街两旁自然形成的汽车4S店的基础上形成的, 主要集中于徐淮路的南侧, 周围是其他经济开发区, 因此未来发展的空间格局已经固定, 不可能在获得面积上的扩展, 规划的800亩的土地面积显得略为仓促。
二是宿迁市汽车市场的需求较大。过去几年宿迁市的经济社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主要经济指标的增幅也位于全省的前列, 产业结构由“九五”末期的37.935.3∶26.8调整为2009年的18.7∶47.633.7, 标志着宿迁的经济发展已经由农业主导型转变为工业主导型。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机动车市场的快速发展, 无论是汽车保有量、汽车年销售量以及汽配市场都有了较快的发展, 经销商和汽车用户对这样的汽车集聚区都有很大的需求。也正是鉴于此, 才有了目前这样一个汽车4S店集聚区的形成。
三是该集聚区的形成是在市场形成的基础上依靠政府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该集聚区所在的双庄镇本身的经济基础已经很好, 但是进一步的发展已经遇到了瓶颈。在工业先行的总体发展目标下, 提出了“一镇四区”的发展格局, 即双庄镇周围的苏宿工业园区、宿城新区、古黄河生态区以及市经济开发区西区以及双庄镇的汽车4S集聚区的发展模式。该集聚区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周围的四区, 将相关的要素集聚到一起, 既可以解决双庄未来发展的瓶颈, 又可以将之前汽车销售及配件市场的分散状态集中起来, 市场的作用与形成力量在这里得到了有机的整合。
目前, 该集聚区的发展状况良好, 基础配套设施较为齐全。已经投入1000万元用于纬二路和红海路南延路段两条主干道的建设, 另一条主干道双庄南大街也正在建设过程中, 预计2010年6月份完工。入住的4S店包括一汽大众、上海通用别克、北京现代等十多家, 另有若干家即将进入。宿迁市汽车4S店集聚区平面图如图1所示。
三、宿迁汽车4S店集聚区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 集聚区4S店基本情况调查
集聚区的入驻企业建立时间普遍都很短, 大部分时间在3年以下, 超过5年的非常少, 平均建立时间为2年;从企业的规模上看, 企业员工人数多在40人左右, 所有调查企业的员工平均人数为36人;2009年汽车销售量平均可达503量, 平均年销售收入5200万元 (见图2) 。
在所有企业里, 各类贷款所占公司资金总额的比例有的超过60%, 有的低于20%, 平均比例达到42%;而企业对集聚区所在镇政府负责人管理方面的满意程度上看, 不是很满意的占了大部分 (见图3) 。
(二) 存在的主要问题
1、配套设施缺乏。
集聚区的主要功能在于汽车的销售及售后服务, 由于涉及到汽车消费的金额都不是小数目, 因此, 不管是汽车用户或者潜在的用户, 进入集聚区以后首先需要有银行网点。另外, 对于需要购车的客户来说, 在选购的过程中也需要集聚区提供相应的餐饮、娱乐等服务, 以及购车以后的保险服务等。集聚区所在的双庄镇本身并不具备发达的商业网点, 没有银行的分支机构, 现有的餐饮、娱乐场所大都是比较低档次的, 很难满足汽车用户的需求。从对集聚区汽车4S店的调研中看, 几乎所有的4S店都提到需要加强集聚区的商业配套设施。
2、资金、土地的约束。
从集聚区的角度来看, 集聚区是在市场自发形成的基础上, 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动短时间内形成的, 其发展存在着内在的制约, 主要是土地以及资金的制约。从土地面积看, 800亩的规划面积显得不太充足。根据集聚区的长远发展, 如果再能增加100亩-200亩就显得很好了, 而且可以从集聚区的南面增加一个出口, 减少目前出口较少从而导致汽车用户交通成本增加的不足。另一个方面就是资金的不足, 目前集聚区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双庄镇的自筹资金, 镇政府的财政收入有限, 只能把有限的资金用于集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基本没有多余的资金用于其他用途。
3、管理制度不健全。
集聚区并没有单独的管委会之类的专门部门来进行管理, 而是由双庄镇的一个副镇长负责集聚区的日常联络工作, 在包括环卫、保安、融资以及车展方面也没有正规的管理制度。现在仅有的管理制度主要体现在双庄镇与愿意入驻集聚区的各个企业在建设之前签订的投资意向书中, 其内容主要涉及镇政府为入驻企业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负责协调与当地居委会的协调;入驻企业按早要求在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建设以及双方违反合同的处置方法等方面。
四、优化集聚区发展的对策
(一) 成立集聚区管委会, 完善管理制度
从双庄镇政府的层面上成立管委会专门负责对集聚区的日常管理, 变目前政府负责人对集聚区的松散、个人化的管理模式为正规、制度化的管理模式。在管委会的模式下, 强化对集聚区企业的有针对性的管理, 同时对于集聚区的企业来说, 在经营过程中如果需要与政府相关部门打交道, 也可以由专门的管委会负责处理。这样, 对双方都有好处, 节约交易成本、提高工作的效率, 最终为企业及集聚区的共同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 扩大招商范围, 完善配套设施
集聚区基础设施、商业配套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 仅仅依靠双庄镇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可以在社会上通过招商的形式, 吸引社会投资进入集聚区, 弥补政府财政收入有限的缺陷。通过这种形式逐步建设相关配套设施, 来满足汽车用户的多方面需求。另一方面, 宿城区政府、宿迁市政府应该通过设置专项资金的方式, 从财政专项拨款支持集聚区的发展。
(三) 增加政府的制度供给, 促进集聚区更快发展
集聚区的形成在这里更主要的是依赖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动而形成的, 因此政府的作用应该在此得到更多的体现。由于汽车4S店主要是以销售为主的经营方式, 入驻企业享受的是服务业的优惠政策, 这种政策的优惠幅度是小于工业企业的, 这就导致汽车净销售尤其是本地的经销商资金压力过大。而汽车4S店本身就有维修也即生产的成分在里面, 因此, 政府可以为集聚区的企业按工业企业或者在一定比例上按照工业企业的待遇给予优惠, 以此来降低集聚区企业以及即将入驻集聚区的企业的经营成本, 以促进集聚区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秉祥, 丁宁, 吕铮.产业集群理论下产业园区内企业特点和发展策略[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2) .
集聚研究 篇5
现在长株潭作为带动湖南经济崛起的增长极的地位已经确定。加速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使它真正成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辐射力的经济增长极，带动湖南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已经成为政府和学者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从已有的文献来看，产业集聚在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试从产业集聚与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互动的角度来探讨加快湖南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
一、产业集聚在长株潭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
有学者(杜贵阳，)提出这样的观点来阐释产业集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市场容量的增加包括市场范围的增加和市场深度的增加。产业集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市场深度的增加,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市场范围的增加。二者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机制,从而共同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市场范围的扩大是有限的，而市场深度可以无限增加，由此可见产业集聚对于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自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首次提出著名的产业空间集聚的三个原因以来,经济学者和经济地理学者对产业集聚理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产业集聚理论进行了研究。一般产业集群可定义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特定领域内相互关联的企业与机构在一定地域内的集中分布所构成的产业群。产业集群使得技术、信息、人才、政策及相关产业要素等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共享，知识传播与创新的速度通过产业链迅速推广，集群内企业因此而获得规模经济，并大大提高整个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我们认为产业集聚对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业集聚能够促进交通网络化，为加速长株潭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前提条件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资源的开发利用、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扩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都有赖于交通运输的发展。长沙、湘潭、株洲三座城市呈品字型格局，两两相距30至50公里，构成了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金三角”。实施产业集聚，能够促进长株潭地区交通网络化，为加速长株潭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有利的条件。
2、产业集聚能够促进市场一体化，有利于形成区域品牌，提升区域竞争力
长株潭地区产业链相关上下游产业企业的聚合，不仅会带动该区域内相关辅助产业服务业的聚合，而且会引致区域商品服务市场(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和服务市场)的一体化，有利于建立区域品牌，提升区域竞争力。企业集聚可以利用群体效应建立区域性的品牌。区域性品牌是众多企业品牌精华的浓缩和提炼，比单个企业品牌具有更广泛而持续的品牌效益。在工业发达国家,竞争力强的产业通常采取集聚的方式,某类产品与某个城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如在美国硅谷的电子产品。长株潭地区一旦形成自己的区域品牌，不但会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还会对全省的经济发展起先导和辐射作用。
3、产业集聚能够引致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集聚
产业集聚的区域对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具有吸水泵的作用。在集聚初期，良好的创业环境有利于企业家的创业。集聚达到一定规模后，就会如同磁场一样从其他区域或国外吸引大量的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随着集聚规模的扩大，集聚内部的专门化程度也势必增强，而伴随分工深化而来的创业机会的增加，必然吸引更多企业家的活动。例如美国硅谷聚集了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国的专门化人才和企业家。企业创业活动的全面展开派生出对创业服务的需求，企业咨询顾问、投资家、会计师和律师等也从各地被吸引到这里，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十分活跃。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在其内部形成专门的劳动力市场，市场中就业信息丰富，这不仅大大减小了人才搜寻就业岗位的密度和广度，降低了搜寻成本，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较低的流动风险，人才为此所付出交易成本也大为降低，从而引致各类人才的集聚。
综上，产业集聚不但能使不同企业分享公共设施和专业技术劳动力资源，大大节约生产成本，促进企业之间分工和生产灵活性，大大降低交易和配套成本，更能造就和强化创新能力。努力提升长株潭地区的产业集聚程度，是增强长株潭地区产业核心竞争力及强化区域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
二、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为产业集聚提供前提条件
长株潭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不同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为了获取生产、消费等利益，而产生的市场一体化的过程。长株潭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不但减少了要素的流动费用,降低了交易成本和区域间要素流动的障碍,从空间上扩大了市场范围,为产业集聚的深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而且为生产要素流动所形成的经济集聚提供了空间载体,将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有效地转化为区域的内部经济。
本文认为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对产业集聚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长株潭三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在全省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产业集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上半年，长株潭三市GDP为1006亿元，占全省的35.50%。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最新一期全国7个城市群的经济运行情况中，长株潭城市群更是显露出了其作为湖南经济核心增长极的发展势头。长株潭城市群不仅在七项评测中有多项指标领先，还实现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和财政增收最快两项第一，同时以7833.5元的人均GDP在7个城市群中排名第三，首次进入前三名。长株潭一体化形成的经济核心区即将成为湖南省乃至我国中部地区具有强大搏动功能的“经济心脏”。长株潭城市群地理位置优越,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存量资本优势。另外长株潭三市产业结构的差异性、互补性、相似性和粘和性也为长株潭城市群从整体区域经济的范围内进行产业整合,构建产业集群提供了有利的平台。
2、长株潭地区物产丰饶,资源丰富，可以为产业集聚提供充分的生产要素
长株潭地区初级产品丰富、劳动力质优价廉,充分的生产要素资源完全可以满足城市群产业链接发展的需要。长株潭三市有一批知名度较高的企业品牌,如千金药业、九芝堂药号、三一重工、宾佳乐乳业、金茶集团、北汽福田等等,这些知名企业和品牌是推动城市企业集团化,提高产业集中度的重要力量。此外浓厚的“湘楚”文化底蕴、古今融会的文化内涵构成了长株潭城市群产业链接的文化基础。
3、长株潭城市群具有构建产业群的人才、科教资源优势
长株潭三市是湖南高校的密集区，尤以长沙岳麓大学城最具规模。湖南共有高校82所(不含军校)，长株潭共有51所，占全省的62.2%。湖南科研单位及科技人员，也主要集中在长株潭。三市聚集了全省90%的科研人员和80%的科技成果，其中不少科研成果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在湘院士28人，全部集中在长沙与株洲。这为长株潭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创新体系核心孵化器以及人才智力资源。
综上，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从人财物多个方面为产业集聚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三、长株潭地区发展产业集聚的政策建议
产业集聚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因此我国的各地政府都希望通过各种措施促进本地产业的集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产业集聚的产生和深化如果不是依靠市场力量而依靠行政干预,是否可以得到持续的集聚中心。
梁琦对产业集聚的均衡性和稳定性进行了很好的证明和阐释，他指出产业集聚既有历史的初始条件,亦有预期的作用,但预期的作用更大。理论和实践均表明：一个特定的产业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是历史和偶然事件的影响、累积循环的自我实现机制或预期的作用。历史和偶然事件是产业区位的源头,而循环累积过程有滚雪球般的效果导致产业长时期地锁定在某个地区。但是,预期和自我实现机制可以使得产业集聚中心转移或产生新的中心。由此可见，要把长株潭地区发展产业集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在历史形成的优势产业的基础上，利用预期和自我实现机制得到持续的产业集聚中心。
首先要确定易形成产业集聚的优势产业，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有所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例如，长沙的文化传媒业无疑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产业。在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要大力发展文化传媒业，尤其是广播电视这一领域。
其次，要淡化政府的领导和干预，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包括预期和自我实现机制来引导产业形成集聚。如果某种原因使得每个人都认定某一个地区将成为某个产业的集聚中心,并根据这个信念采取行动,搬迁到那里,这就会成为一个自我完成的预期。这种预期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要靠大力的宣传和良好的投资环境。
最后，要大力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产业集聚形成良好的互动。根据梁琦(2004)模型推导得出的结论，如果要素流动障碍大,或经济系统比较封闭,那么产业集聚主要受要素禀赋和历史偶然因素影响。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减少要素流动障碍，使经济系统更加开放,从而使产业集聚过程中存在一条自我实现预期的路径,引致新的集聚。
如今，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正在以中部崛起和泛珠三角的发展为机遇，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制造业基地，同时长株潭地区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区位优势明显，科技和人才实力雄厚。因此努力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产业集聚效应的形成和发展，长株潭地区一定能在湖南省乃至我国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1] 梁琦：产业集聚的均衡性和稳定性，世界经济，2004(6)
[2] 朱英明：产业集聚研究述评，经济评论，(3)
[3] 杜贵阳：斯密定理、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1)
[4] 王缉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区域金融集聚度演化趋势实证研究 篇6
要素资源动态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索罗和斯旺（Solow and Swan，1956）以及威廉姆森（Wiliamson，1956）对要素流动性与区域经济均衡问题进行过相关研究，他们持有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环境中要素的完全流动能够促使区域间经济增长水平最终实现均衡；缪尔达尔（Myrdal，1957）和赫希曼（Hirschman，1958）则持有相反的观点，认为市场力量促使要素的区域集中，从而导致区域经济不均衡状况的加剧，需要国家的干预以实现区域经济均衡。
随着金融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金融、金融集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1973）和肖（Edward S. Shaw，1973）研究了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指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并且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状况之间的联系，认为区域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Paul Romer（1986）的研究将金融系统作为了影响经济的重要变量；Lucas（1988）、Sergio Rebelo（1991）等也做了类似的理论描述；Greenwood（1990）认为金融机构及其网络与区域经济增长有着相互影响；Levine（1992）持有相似的观点，认为金融机构网络规模与经济规模相适应；Clarke、Xu & Zou使用1960－1995年30多年91个国家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与区域收入差异化的相关性；David（1998）运用多国金融流动数据建立金融资本流动影响因素分析模型，解释了信息地理分布与金融市场交易的关系；Clark（2003）运用世界银行等来源的数据实证分析全球金融流动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Leyshon & Thrift（1997）研究了货币区域流动问题及其对商业活动的影响，Martin（1998）做了类似研究；Portes & Rey （2000）分析了股权资本的区域流动问题，并认为诸如市场间距离、市场效率等交易费用问题是其重要影响因素；Gehrig（1998）研究了金融集聚所形成的金融中心区域与信息处理的关系，认为金融中介密集区也是金融业务集中的区域；Hau（1999）分析了信息对金融区域分布的影响作用；Pandit（2001）认為金融流动性促使金融集聚从而导致金融中心的形成；Gras（1922）从城市发展阶段的角度，研究了产业集聚与金融集聚问题，并认为金融集聚具有更高的集中程度；Kindleberge（1974）分析认为金融集聚与金融中心通过提高金融资源区域配置效率减少了交易成本；Pak（1999）认为金融中介的集聚能够通过金融基础资源共享取得规模收益；Porteous（1999）认为金融集聚产生了外部性收益，尤其是信息生产领域里的外部收益；Bossone（2003）研究认为金融机构通过接入金融交易活动降低了信息成本，并与金融交易各方分享收益，金融集聚能够有助于交易成本的节约以及信息生产和共享；Dodd （1994）认为可以通过货币的信息承载功能进行区域金融经济的分析；Naresh & Gary （2001）对金融中介机构的区域集聚进行了研究，从供需两方面解释了金融集聚产生的推动力量；Gehrig（1998）则对于信息和监管对不同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不同影响进行了分别论述，指出信息需求强烈的金融机构趋于集聚，而对监管较为敏感的金融机构则趋于分散。
国内学者进行金融与区域经济关系研究开始较晚，但近年来也产生了一批学术成果。杜朝运（2007）分析了区域金融与经济发展协调的模型；陶君道和高新才（2007）、宋艳伟和李恒炜（2007）分别对金融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做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刘慧（2007）、石红英（2007）分别从区域金融生态、金融制度环境等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王建威、赖发亮和何国钦（2006），何建明、田银华和张德常（2007），吴竞择和韩芳（2007）对金融资源的区域问题进行了研究；温涛（2005）分析了金融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姚耀军（2005）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性；杨俊（2006）认为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白钦先(2002)从金融资源稀缺性角度论述了金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随着金融集聚及区域金融中心在国内的逐步显现，又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刘红、叶耀明（2007）对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并从交易费用视角对金融集聚进行了分析；黄解宇、杨再斌（2006）从理论与实践系统分析了金融集聚与金融中心的形成；刘军、黄解宇、曹利军（2007）分析了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机制；陈琦、 田岗（2006）通过金融发展指数分析区域金融差异化以及金融、经济集聚；连建辉等(2005)对区域金融集聚所产生的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防范、金融效率提升等外部性收益进行了总结，认为这些都是推动金融集聚的重要因素；潘英丽(2003)认为金融集聚在获得外部经济的同时也会产生外部不经济，主要体现在成本、竞争等方面；张凤超(2003)在“金融地域运动”分析基础上总结了金融集聚的若干层次，包括支点、增长极和中心等。
关于组合预测分析方法的研究与应用。Bates & Granger（1969）最早提出了组合预测的分析方法。国内在研究和应用组合预测分析方法方面也有较多成果孙元和吕宁（2007）运用组合分析法对地方财政预算收入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李曦（2007）分析了组合预测方法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应用；熊崇俊、宁宣熙和潘颖莉（2006）建立了基于熵概念的组合预测模型；姜明辉和袁绪川（2008）运用组合预测方法分析个人信用；谭华、谢赤、孙柏、储慧斌和闫瑞增（2007）运用组合预测方法分析证券市场。
现有文献研究有些涉及要素流动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有些涉及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有些研究分析了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均衡问题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有些研究了金融集聚产生的原因、机理，有些分析了区域金融系统运行状况问题，但有关区域金融集聚度演化趋势预测的文献尚未见到。因此，本文将运用组合预测模型分析区域金融集聚度演化趋势。
一、组合预测模型的建立
我们首先分别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对数回归模型对区域金融集聚度进行单一模型预测；其次，将在单一模型预测基础上建立组合预测模型。
（一）单一预测模型的选择。我们选择线性回归模型对数回归模型作为对区域金融集聚度进行预测的2种单一预测模型分别对区域金融集聚度进行预测分析。
1.线性回归模型。我们将建立如下形式的线性回归模型：
Y1＝α1X＋β1，α1、β1为模型参数。
2.对数回归模型。我们将建立如下形式的对数回归模型：
Y2＝α2Ln（X）＋β2，α2、β2为模型参数。
（二）组合预测模型的构建。在上述线性回归模型对数回归模型2种单一预测模型预测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建立组合预测模型。建立组合预测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对所选用的各单一预测进行综合处理得到一个精确度更高的预测结果。建立组合预测模型的基本方式是通过采用相应的处理技术计算各单一预测在组合预测中的权重。组合预测模型形式如下：
Y3＝P1*Y1＋P2*Y2，P1为Y1在组合预测模型中的权重、P2为Y2在组合预测模型中的权重。
二、实证分析
（一）样本与数据
1.样本。我们选取武汉金融集聚区为分析样本，以武汉市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占湖北省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比重表示武汉市金融集聚区金融集聚度。
2.数据。我们以中国经济信息网提供的相关2004-2005年度数据进行分析。数据见下表1：
3.散点图。根据表1数据绘制散点图如下图1：
（二）单一预测模型分析
1.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Y1＝0.0278X－55.049，R2＝0.7751
2.对数回归模型
Y2＝55.563Ln（X）－421.82，R2＝0.7756
（三）组合预测模型分析
基于对单一预测模型的分析建立组合预测模型如下：
Y3＝0.1Y1＋0.7Y2
单一预测模型与组合预测模型拟合值、2005年度预测值及实际值见下表2：
三、基本结论
根据各单一模型及组合模型对2005年度预测值的比较，组合预测模型具有由于各单一预测模型的预测值，因而组合预测模型提高了模型预测精确度。
本研究得到“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8q228）”的资助
金融集聚研究综述 篇7
1.1 金融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及其观点
金融地理学是一门新兴的介于地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交叉学科。目前国内对该学科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 而国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散见在一部分论文中。由于研究的领域相对狭窄, 因此很难对金融地理学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尽管如此, 金融地理学的视角和一些相对成熟的方法给我们研究区域金融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1.1 金融地理学对金融研究中地理位置、距离与空间因素的引入, 以及由于地理因素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同的社会人文因素的考虑
金融地理学家认为金融地理学是由经济地理学衍生而来的 (lyshon, 劳拉詹南) 。金融地理学把地理位置、距离与空间因素引入到对金融的研究中, 同时考虑了由于地理因素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同的社会人文因素的影响。Yeung (2003) 指出, “经济”的概念已不再是单一的、单维的、决定论的和非空间的。新经济地理学家研究的问题突破了纯粹的主流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围, 开始关注文化、制度和政治因素, 并用之重塑经济。他们对地理学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两个主要的研究主题, 即“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分析” (金雪军 田霖, 金融地理学研究评述) 。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除了引起主流经济学家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兴趣外, 至少在两个方面对经济学做出了贡献:①“新经济地理学”把报酬递增运用到规模上来解释集聚模式。该思路提供了将区域经济学中不同研究方法连接起来的一个框架, 如离心力与向心力、一般均衡假设和个体相关选择等方法;②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对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更好的解释。主流经济学分支的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模型分析的方法。 (金雪军 田霖, 2004) 金融地理学强调跨学科的研究, 社会学、心理学、历史与地理等都是其研究的工具。金融地理学所研究的经济主体的活动, 不再是单纯地追求利润最大化, 而是受到了区域的个性、文化、社会、历史、制度的影响。
1.1.2 关于在金融学研究中纳入地理要素的原因:不对称信息和非标准化信息;地域依赖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进程, 信息交流的速度削弱了空间作用, 传统的观点认为“地理已死”, 但是一些学者认为, 地理因素仍然是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不对称信息、非标准化信息和地域依赖。 (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金雪军、田霖, 金融地理学研究评述, 经济学动态, 2004, 5
1.2 金融地域运动理论为金融集聚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
传统金融理论将金融视为外在于经济的要素, 突出金融的技术“工具”定位, 强调金融是“撬动经济的杠杆” (白钦先, 2001) 。并以货币和市场作为金融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出发点, 建立了一套比较系统的金融市场理论体系,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极具操作性的金融工具理论和模型, 藉此指导金融的具体业务。而区情、条件、类型在研究过程中被一般化地抽象掉, 缜密的模型理论充斥着整个金融理论研究领域, 忽视和脱离“地域特征”导致了许多研究成果缺少应用价值。也就是说, 传统金融学无“区域意识”, 难以完成“金融”和“地域运动”的耦合。而区域金融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充分体现金融学和经济地理学交叉、渗透的崭新领域, 是对金融学研究范畴的扩展和对经济地理学的完善与补充。金融地域运动理论的出现为区域金融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特别是为金融集聚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金融地域运动理论的意图和思路是, 借鉴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地域运动理论研究模式, 坚持“金融地理”思维方式, 从金融基本属性研究出发, 挖掘金融的地域运动属性, 完成“金融地域差异”向“金融地域运动”的飞跃 (张凤超, 2003) 。
1.2.1 经济地域运动理论提供了可借鉴研究模式:时间序列中的空间演变
经济地域运动理论是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规律的研究成果, 全面系统地揭示了经济地域与经济地域系统形成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制。董锁成 (1994) 提出:“经济地域运动是指经济地域系统的成分、结构、功能规模、等级性质等在不可逆时间序列中有机的空间演变过程”。陈才和刘曙光的阐述更为精辟:“由于条件、要素的地域差异, 必然产生经济诸要素的地域流动, 并向区位与其他条件优越的地区集中与组合, 从而形成产业部门结构和空间结构, 进而形成各种类型的经济地域单元和经济地域系统。通过经济地域运动, 推动经济地域和经济地域系统由低层次向高水平方向发展” (陈才, 刘曙光, 2001) 。经济地域运动理论的核心内容有: (1) 经济地域运动的内涵。它既包括要素的地域流动组合, 也包括经济地域整体运动及其分化与组合, 其中要素的流动贯穿于经济地域运动的始终, 是其源泉和基础;经济地域运动自始至终受到地理环境和运动载体的直接制约;经济地域运动过程, 始终处于螺旋式上升态势。 (2) 经济地城运动规律。非均衡运动是经济地域运动的总规律, 它是通过一些具体规律表现出来的。主要有集中与分散规律、梯度转移规律、区域整体演进规律和经济地域一体化规律等 (陈才, 刘曙光, 2001) 。经济地域运动理论这种重视条件要素分析, 选择时空视角、坚持运动思维、强调系统结论和实证研究的研究模式, 不仅是区域经济、区域经济地理理论的成功扩展, 也给予金融地域运动理论探讨以宝贵的引导和启发 (张凤超, 2003) 。
1.2.2 金融地域运动的内涵解释:金融效率的空间调整和提高
金融地域运动的实质是金融效率的空间调整和提高。金融地域运动的内涵丰富而深刻, 不仅指运动主体 (金融资源) 与地域条件融合和发展为金融产业, 进而在地域空间上生成金融地域系统的变动过程;也包括金融地域系统的结构、功能、规模、等级在时空上的有序演变进程以及金融地域子系统的空间作用格局。表现在: (1) 金融并非虚拟概念, 作为一种稀缺资源, 是由多层次要素复合而成的综合体。 (2) 金融地域运动起始于各经济地域的金融资源禀赋差异。 (3) 中心城市是金融地域运动的结节点。 (40金融地域系统是金融地域运动的地域实现形式。 (5) 金融地域系统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 (张凤超, 2003) 。
1.2.3 金融地域运动的生成机理:区情差异、引导信号、空间运动方式
张凤超 (2003) 指出:金融资源突出的层次特征, 决定了金融地域运动在层面丰富的镜像里进行, 而金融帕雷托效率机制也通过多样化的信号发挥引导功能。金融地域运动是地理环境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区情差异、引导信号、空间运动方式则共同诠释了金融地域运动的生成机理。金融地域运动的内容和方式主要包括: (1) 货币资金的地域运动; (2) 金融工具的地域运动; (3) 金融机构的地域运动; (4) 金融市场的地域运动; (5) 整体功能性金融资源的地域运动。
2 金融集聚的形成动因
有关金融集聚形成动因的研究文献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金融集聚内在动因的直接研究。金融地理学的信息流理论是当前该领域的主流学派。Porteous (1995, 1999) 、Martin (1999) 、Thrift (1994) 、Corbridge、 Thrift、 Martin (1994) 认为信息流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先决条件, 而金融业也可被理解为“高增值”的信息服务业。Porteous (1995) 强调塑造和发展金融中心的背后力量, 大致上可以从“信息外在性”、“信息腹地”、“国际依附性”、“路径依赖”和“不对称信息”来解释。这背后力量是金融中心地位兴衰的决定因素。韩国经济学家帕克 (1999) 首先将微观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分析上, 认为规模经济体现在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协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信息沟通的快捷等。还有一些研究着重于经济发展、政策环境、地理位置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对不同类型金融中心形成的作用。二是对区域金融成长的研究, 在一定意义上也揭示了金融集聚的动因。张凤超、王亚范 (2000) 认为区城金融成长内含于区城经济发展状态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之中, 为区城金融成长提供成长条件和空间;同时, 区城金融成长的水平和能力也为支持该地区区城经济发展提供内在动力。张凤超 (2005) 根据金融产业成长阶段与金融职能特征两个条件, 将城市划分为金融支点、金融增长极和金融中心三种金融级别类型, 以揭示金融等别城市的空间运动格局。三是对产业集聚动因的研究, 对金融集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马歇尔关于空间集聚外在性的理论主要针对产业空间集聚而言, 但对金融集聚也有一定的解释能力。这些理论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分析金融集聚的成因, 对此问题提供了较强的解释。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其成长过程、速度的动态考察, 从而难以揭示金融集聚内在动因的动态特征。
3 金融集聚与金融监管
对金融集聚区金融监管问题少有专门的研究, 一般散见于对国际金融中心问题的论述中。叶耀明、高平平 (2004) 分析了新加坡监管离岸金融市场的经验, 包括严格监管与鼓励金融创新的有效结合, 对银行监管的高标准要求等。郭春松 (2004) 认为新加坡监管成功的经验在于其与时俱进的监管理念、分工明确的监管框架、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完善的监管手段和强大的信息支撑系统等。张晔 (2004) 认为,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健全金融监管体制, 包括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灵活的法律制度基础、地方系统监管体系等。徐冬根、王传辉比较了自然形成型国际金融中心和政府主导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与弊端, 分析了以法律为主导来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益处。还有很多研究并非专门针对金融集聚区的金融监管进行, 但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孙焕民 (2004) 在其博士论文里较为全面地研究了金融监管的国际协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巴曙松 (2003、2004) 分析了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体制的变化趋势, 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表明绝对的集中管理和分类管理都不能完全适应金融监管的需要, 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不完全统一的监管框架正在逐渐形成等等。这些文献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金融监管进行了阐述与剖析, 但缺少针对金融集聚区金融监管问题的专门研究。
4 关于金融中心有关研究:金融机构的空间聚集
对金融中心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金融中心的形成动因、金融机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政府在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对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历史的考察等。
一些学者用聚集效益与外部规模经济效益的理论分析解释金融中心的成因。Kindleberger认为金融中心的聚集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的提高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杨小凯 (1991) 则构建了一个关于城市化和分工演进之间关系的一般均衡模型。模型显示, “如果所有的居民都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形成一个城市, 那么由于交易时的旅行距离的缩短, 交易效率会大大提高, 从而分工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也会大大提高。”Vernon (1960) 认为, 城市吸引着具有巨大不确定性、需要面对接触的产业和服务业, 吸引着那些以较快的互动速度为必要条件的行业。纽约港吸引了批发商, 批发商带来的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又引来了全国性公司的核心机构。潘英丽 (2003) 认为, 金融机构的集聚提高了市场流动性, 降低了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 这种外部规模经济效益加速了金融中心的形成。Kindleberger从节约周转资金余额, 提供融资和投资便利的角度分析了金融机构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对金融中心形成的促进机理。
在有关金融机构区位选择的问题上, E.P.Davis (1988) 首次将企业选址理论运用到金融中心形成的研究中去。潘英丽 (2003) 运用企业区位选择理论分析了金融机构选址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分析了供给与需求因素的影响以及技术进步的影响等。Economists Advisory Grorp (1984) 详细讨论了经营地点对不同种类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竞争能力的影响。
在政府作用方面, 经济史学家Gras (1922) 提出了都市发展阶段论。结论认为金融业的发展处在都市发展的最高阶段, 为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将金融中心的建设作为其都市发展规划的重点提供了历史依据。潘英丽 (2003) 认为, 政府所提供的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先进的通讯设施和良好的监管环境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基础条件。因此, 政府应在金融中心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
对金融中心历史的研究也非常多。H.C.Reed (1981) 运用识别分析方法, 通过大量数据处理对20 世纪70 年代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进行了分析和排序。Economists Advisory Group (1984) 的“城市2000年: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对古典与现代国际金融中心的特点、条件、规模经济效应、经营地点对不同种类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管等众多问题作出了全面的分析等。
此外, 国内的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进行了研究。黄运成、杨再斌 (2003) 分析比较了国际金融中心的不同模式特征, 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以“国内经济发展为依托、以资金需求拉动为特征并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金融支持的实力功能型”作为建设的目标模式。并详细分析了上海金融业发展现状以及与成熟国际金融中心之间存在的差距与不足, 设计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三步走战略。黄运成、文晓波、杨再斌 (2003) 在总结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所需要的基础性条件的基础上, 分析了上海目前的金融发展状况, 通过对比, 找出上海与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之间存在的主要差距和不足。叶耀明、高平平 (2004) 认为上海与新加坡有着某些相似的发展背景,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可以从新加坡的经验与做法中得到借鉴与有益的启示。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创新与监管相一结合、管理层的政策支持等都值得为我所用。对于政府在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的各阶段的作用必须要有正确的定位。干杏娣 (2002) 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本策略应是:发挥政府推动作用;发挥后发优势, 借鉴国际经验;加快经济金融体制的市场化发展;抓住潮流, 发展特色。上海应根据国际上金融中心发展的水平与上海的差距, 制订出不同阶段的发展规划。并就各金融市场运行与结构的有关内容, 尝试提出导向性的发展指标。上海金融办 (2004) 综合总结了2003年上海经济、金融发展概况以及上海未来金融业发展的设想与战略。易会满 (2004) 立足于寻求长三角地区金融联动的有效策略, 深入分析了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金融资本流动的实际, 通过对长三角多个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以及当地工商银行经营质态的翔实比较论证, 剖析其优、劣势所在, 探索应如何紧紧抓住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机遇, 主动加强与沪浙两地分行合作、交流的近期和中长期联动策略, 共同推进工商银行在本区域的新发展。
摘要：对于金融集聚的研究, 从金融地理学的研究视角, 把地理位置、距离与空间因素引入金融研究;金融地域运动理论为金融集聚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金融集聚形成动因问题研究, 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金融集聚内在动因的直接研究;二是对区域金融成长的研究;三是对产业集聚动因对金融集聚的借鉴。对金融中心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金融中心的形成动因、金融机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政府在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对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历史的考察等。
集聚研究 篇8
相关理论与文献概述
1. 学术界对现代服务业的界定
(1) 现代服务业的实质是实现服务业的现代化, 主要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化手段, 信息和知识比较密集。[1]
(2) 现代服务业是从传统制造业的部分环节中分化形成的, 是生产性服务业。[2]
(3) 现代服务业是第三产业的延伸和发展。高技术性、知识性、新兴性, 是现代服务业区别于传统服务业的三大特征。[3]
2.产业集聚理论
(1) 产业集聚的定义与理论分类。产业集聚, 是指一定数量的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共同形成产业集群, 成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空间现象。[4]产业集聚的研究最早是以韦伯的产业区位理论和马歇尔的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为代表, 其后,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其他理论;[5]产业集聚理论主要有:一是以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 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于外部规模经济所致。二是以Krugman为代表的经济地理学。三是以经济社会学为理论基础。[6]
(2) 现代服务业集聚及其模式。现代服务业企业大都属于知识或信息密集型企业, 在某个点的大量集中能够带来集聚优势, 如共享基础设施、知识溢出效应、把握行业的发展趋势等。[4]现代服务业的集聚, 不仅可减少单个企业因为不确定性带来的经营风险, 还能通过企业间的协作以降低企业成本。根据现代服务业的特点, 王先庆等提出了原生型、嵌入型、外生型3种现代服务业的集聚模式。[7]
杭州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现状分析
1. 杭州市服务业集聚区及空间分布
目前, 杭州市共有各种类型的服务业集聚区60多个, 在空间分布上, 各集聚区分布倾向于在靠近其核心竞争力资源的附近。例如,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选择靠近风景秀美、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 如中国美院, 因为该环境可更好地激发创作人员的灵感。而物流产业集聚区, 则更多分布在杭州市对外交通枢纽的附近。
2. 杭州市服务业集聚度指标测算———区位熵 (LQ)
由于数据所限, 采用区位熵衡量杭州市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程度。区位熵又称专业化的比率, 反映某一产业的专业化程度、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当熵值大于1时, 表明该产业在该地区有一定的集聚度, 且数值越大, 集聚程度越大。采用产值进行计算, 该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3. 杭州市服务业历年区位熵
根据2003—2014年全国及杭州市历年统计年鉴中有关全国和杭州市历年GDP、服务业 (本研究将服务业视为第三产业) 增加值, 基于公式1, 计算出杭州市服务业历年的区位熵。如表1所示。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及杭州市历年统计年鉴, 区位熵根据公式计算)
从表1可看出, 杭州市服务业在近10年内都保持着一定的集聚水平, 服务业区位熵在2013年达到最高, 为1.2084;2003年最低, 为1.0208, 但仍大于1。2003-2014年期间, 杭州市服务业区位熵的从2003年的1.0208, 上升到2014年的1.1954, 中间有小幅度的波动, 但总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 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这与近几年杭州市深入实施的“服务业优先”战略, 加快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导向密切相关。根据学者的分析, 2003年前, 杭州市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呈现出不断下滑趋势的原因:一方面, 是因为该时期工业发展是主流, 杭州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阶段;另一方面, 说明该时期内杭州市服务业发展存在一些问题, 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从区位熵分析可知, 2003至今, 杭州市服务业发展趋势较好。
4. 从分行业的角度测算杭州市服务业历年区位熵
关于服务业行业的划分, 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4754—2011) 的标准, 将杭州市服务业分为15个门类, 如表2所示。
(注:由于杭州市历年统计年鉴中只有部分服务业行业的统计数据〈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未给出统计数据, 有些行业只给出了部分年份的统计数据〉, 因此表中某些行业有些年份的区位熵值缺失)
从表2可看出, 2014年数据中, 区位熵大于1的服务业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房地产业。这些行业显示出一定的行业集聚度。其中, 信息技术服务业在近几年表现出较高的行业聚集度, 其他服务行业区位熵小于1, 行业集聚度较低。同时还可看出, 杭州市服务业各行业之间集聚程度的差异较合理,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生产性服务业, 如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 区位熵较高, 行业集聚度较高, 而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消费性服务业, 区位熵较低。其原因在于, 根据服务业集聚理论, 生产性服务业大部分属于知识或信息密集型行业, 对知识、信息等要素要求很高, 通过相互集聚可带来知识和信息溢出效应, 促进彼此的创新;而消费性服务业服务于消费者, 需要靠近最终消费者, 在实际发展中缺乏集聚的内在动力和需求。
进而对熵值排名前四的服务业行业作进一步分析, 其历年的变动趋势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看出, 杭州市金融业的区位熵在2007年经历了一段低谷, 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重回高点, 但2010年之后又经历了几年的下降, 2013年后呈现上升趋势。金融业区位熵在2012年前远高于其他服务业, 是杭州市所有服务业行业中集聚程度最高的, 但目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已接近金融业, 近年来呈现略微上升趋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区位熵在2014年远高于金融业的区位熵, 异军突起, 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与近几年电子技术的发展, 如“互联网+”、电子商务及软件的发展有关, 使更多的IT企业不断集聚, 达到规模效应。房地产业区位熵在2009年之前一直保持上升趋势, 2010年出现下降, 原因是国家对房地产业进行了调控, 目前出现逐渐回升的趋势。
总的来说, 杭州市金融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区位熵最高, 这两个行业辐射广、层次高, 且能促进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 对现代城市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杭州市未来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杭州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模式
结合产业集聚理论相关文献, 借鉴学者对服务业集聚模式的研究, 对杭州市服务业集聚模式进行分析, 主要有3种服务业集聚区模式。
1.内生型服务业集聚模式
内生型集聚模式, 是基于市场规律和企业自主选择而形成的集聚, 对市场需求及资源有较高要求。其发展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充足的市场需求, 二是极好的区位条件或资源。目前, 杭州市属于内生型集聚模式的服务业集聚区有:浙江传化物流基地、杭州千岛湖农家乐旅游休闲区、吴山广场夜市集聚区。
2.嵌入型服务业集聚模式
与内生型集聚模式不同, 嵌入型服务业集聚模式的构建, 需要由政府预先规划建设及制度支持。在该模式形成之前, 政府会预先进行建设规划, 给予集聚区内企业用地、税收等方面优惠政策, 并进行积极的招商引资。另外, 为了使集聚区具备较完善的产业平台, 政府还会建设商业楼宇、完善基础设施等。
目前, 杭州属于嵌入型服务业集聚模式的服务业集聚区有:钱江新城金融服务业集聚区、杭州国家动画产业基地、白马湖生态创意城、杭州国家软件产业基地、滨江电子商务集聚区等。其中, 钱江新城金融服务业集聚区是典型的嵌入型服务业集聚模式, 目前集聚区内有四大国有银行。以及兴业、民生、中信银行等几十家金融机构的区域性总部。杭州已有的庆春路一延安路金融服务业集聚区由于内部金融机构分布过于散乱, 相关的基础设施及服务平台较低, 因此, 杭州市政府提出打造钱江新城金融服务业集聚区的战略, 在一个新的空间领域, 进行统一规划, 建设高标准的楼宇、配套的服务平台, 促进杭州市金融业的发展。
3.外生型服务业集聚模式
外生型服务业集聚模式, 是指完全由政府指导形成的集聚区。该集聚模式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区位条件和政府特殊的制度安排。萧山机场空港物流中心、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就属于外生型集聚模式。
(1) 萧山机场空港物流中心是浙江省首个空港保税物流中心, 同时也是省海洋经济示范区, 是典型的外生型集聚模式。萧山机场空港物流中心为杭州市及周边地区提供保税仓储、国际配送、中转等服务。同时, 该中心内还集聚第三方物流企业, 提供全方位的物流支撑。
(2) 农副产品物流中心位于杭州市余杭区, 该中心的建成是由于杭州市原有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空间过于狭小、功能单一, 分布又过于分散, 不好发挥集聚效应。因此, 杭州市政府将原有的七家农副产品批发中心搬迁、整合。该物流中心是在政府的政策措施下形成的, 而不是由市场自主形成的, 因此属于外生型服务业集聚模式。
摘要：根据相关研究文献, 考察杭州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空间分布, 选取该市2003—2014年的相关统计数据, 运用区位熵衡量服务业集聚程度;从分行业角度进一步分析服务业各行业集聚程度。结果表明,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好的行业集聚度, 而某些消费性服务业区位熵较低;提出该市重点服务业集聚区的内生型、嵌入型、外生型3种模式。
关键词：杭州市,现代服务业集聚,现状,集聚区模式
参考文献
[1]吴继华.大连市现代服务业空间集聚及其组织模式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 2013.
[2]郑吉昌, 夏晴.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竞争力关系研究——以浙江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为例[J].财贸经济, 2004 (9) :89-93.
[3]李玉龙, 王淑梅, 段磊.现代服务业内涵、行业演进及系统形成机理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4 (4) :57-60.
[4]吉亚辉, 李岩, 苏晓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关性研究——基于产业集聚的分析[J].软科学, 2012 (3) :15-19.
[5]周彪.关于杭州市服务业集聚发展的研究——基于理论和实证的分析[D].杭州:浙江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 2012.
[6]盛龙, 陆根尧.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 2013 (5) :115-129.
产业集聚理论研究评析 篇9
一、集聚经济的定义
产业集聚的利益就是集聚经济, 一般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一定地域的空间集中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成本节约, [1]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收益递增。具体来讲, 集聚经济又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1) 从单个企业的角度来看, 集聚经济是地理接近的企业之间存在正的溢出的结果, [2]所以它是一种外部经济; (2) 从行业或整个集聚地域的角度来看, 集聚经济又是该地域内生产经营活动总体规模扩大的结果, 所以它又是一种规模经济。
(一) 外部经济与集聚经济。
“现代意义上的外部经济的一般含义, 是指在竞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价格不反映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 从而产生市场失灵, 使市场经济不能靠自身达到帕雷托最优状态”。[3]从字面上看不出外部经济的这一概念与集聚经济有任何的联系, 但事实上外部经济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与产业空间集聚现象紧密相连的。一般认为是马歇尔在讨论制造商在工业区内生产的有利条件时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外部经济的概念。[4]马歇尔 (Marshall, 1890) 指出“把任何产品的生产规模的扩大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划分为两类——第一类经济取决于产业的总体发展, 第二类经济取决于从事工商业的单个企业的资源、它们的组织以及它们管理的效率。我们把前者称为外在经济, 后者称为内在经济”。马歇尔认为他所定义的这种外部经济往往因为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才能得到, 并将“专门工业集中于特定地方”的现象称为“地方性工业”。马歇尔还将地方性工业集中获得的外部经济分为三个层次: (1) 技能的传播; (2) 辅助行业的发展和高度专门化机械的使用; (3) 专门技能在本地的市场。[5]后来, 克鲁格曼 (Krugman, 1992) 将马歇尔定义的外部经济视为广义的外部经济。[6]
1931年, 瓦伊纳 (Viner) 把在厂商之间或者在产业和它的厂商之间的价格效果, 即通过价格体系起作用的外部性称为金融外部经济, 以区别于通过价格体系起作用的反映纯粹技术溢出效应的技术外部经济和以市场为媒介的金融外部经济。[7]后来, 克鲁格曼 (Krugman, 1992) 提出技术外部经济和金融外部经济之间的明确差异只存在于规模报酬不变的世界里:在一个厂商水平上的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世界里, 金融外部经济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 只有技术溢出效应才真正重要;在考虑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通常市场中, 金融外部性与技术溢出效应才同时存在。[8]
此后, 胡佛 (Hoover, 1948) 根据产业集聚的不同层次区分了两个层次的外部经济:反映单一产业集中程度的外部经济与反映城市规模的外部经济, 他称前者为地方化经济, 后者为城市化经济。胡佛也认为集聚经济是一种外部经济, 对于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这两种外部集聚经济, 他倾向于后者。他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劳动力以及企业家才能流动性的不断加强, 单一产业集中的地方性专业化逐渐稀少, 而基于城市规模与多样性这种更广泛基础上形成的外部集聚经济更有前途。[9]从胡佛的工作开始, 外部经济在城市经济中也唱起了主角。[10]亨特森 (Henderson, 1997) 也认为外部性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行业内的外部性, 也叫MAR外部性, 这种外部性表现为行业层面的外部性并进而导致产业集聚;二是行业间的外部性, 也叫Jacobs外部性, 这种外部性指不同行业之间的企业位于同一区位所产生的外部性, 强调行业间的外部性导致产业集聚。[11]
实际上马歇尔已经认识到从单个企业层面来看集聚经济是一种外部经济, 并与企业内部规模经济进行了区分。瓦伊纳与克鲁格曼则告诉我们在现实世界里集聚经济是技术外部经济与金融外部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胡佛与亨特森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了集聚经济不仅存在于同一产业内部, 还存在于相关产业之间乃至城市的层面。
(二) 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
规模经济是指由于产出规模扩大引起的企业单位投入平均收益增加或者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按照考察层面的不同, 规模经济可以分为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产生于单个企业水平, 是指由于单个企业自身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 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及各种费用, 从而引起的产品成本下降和收益的增加。外部规模经济产生于行业或者区域水平, 是在单个企业本身生产经营规模不变情况下, 由于其所在行业或者所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生产经营活动总体规模的扩大, 使企业成本降低, 收益提高。
胡佛 (Hoover, 1948) 最早区分了三个层次的规模经济: (1) 单个区位单位 (工厂) 的规模经济; (2) 单个公司的规模经济; (3) 单一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 (也称地方化经济) 。[12]早期的规模经济主要是工厂的规模经济。在企业等同于工厂的时代, 企业被看作一个以生产为中心的工厂组织。随着工厂生产规模扩大而产生的平均生产费用递减现象, 被称为工厂的规模经济。工厂的规模经济最终受生产技术水平的制约。稍后的规模经济则主要是关于公司的。企业和工厂的分离, 突破了工厂规模经济所提倡的理论模型, 出现了多工厂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可以是经营多个同样产品的工厂群, 也可以是经营多个相关产品的工厂群。在每种场合, 企业规模的扩大, 都不仅可以发生原材料、燃料和设备费用的递减, 还可能引起管理的专业化, 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和市场支配力的强化, 从而获得公司的规模经济。产业层面的规模经济则指来自企业外部的成本节约优势, 产业总体规模的扩大使每个企业在生产、交易等方面都能获得更多便利条件, 使整个系统的总体功能大于其各个部分功能之和。无论按何种方式将企业分散配置都不可能获取这种效益, 它只能来源于因产业集聚而造成的有利环境, 因此产业层面的规模经济是一种集聚利益。
除了以上三种规模经济之外, 胡佛论述集聚经济时实际上还提出了第四种规模经济——城市化经济。城市是多种产业聚集的综合体, 在市场引力作用下, 随着城市成长, 聚集利益也会不断累积发展。因此, 有学者 (景芝英、徐雪梅, 1998) 认为除上述三个层次的规模经济之外, 还需要加上由城市规模决定的经济, 就有了四个层次的规模经济。工厂和企业层面的规模经济是由单个企业生产规模扩大带来的内部规模收益, 不属于集聚经济的范畴。同产业层面的规模经济一样, 城市化经济则是由生产经营活动在特定地域或城市内彼此接近带来的集聚利益, 与聚集经济是一致的。
虽然内部规模经济不属于集聚经济的范畴, 但聚集经济无法离开内部规模经济而存在, 因为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是密不可分的:第一, 内部规模经济是生产要素空间聚集的最基本形式或“原始形态”, 是外部规模经济得以实现的基础。第二, 企业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聚集体 (包括地区内产业总体规模和城市规模) 的相应扩大。专业分工所必需的内部经济将使聚集区域内为数众多的企业分享专业化之利和外部规模经济收益。第三, 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与有可能使外部规模经济内部化。[13]
综上, 集聚经济是一种外部规模经济, 既具有外部经济的某些性质, 又属于规模经济的范畴。从规模经济的角度看, 聚集经济是主要一种量的聚集。随着企业数目增多、产业规模扩大, 每个企业都会从大规模采购、专业化服务等方面得益;从外部经济上看, 集聚经济主要是一种质的聚集。空间接近使企业之间产生正的溢出, 促进生产要素或资源更有机的结合, 使每个企业获得更有利的生产函数。
二、集聚经济的内涵
集聚经济是生产经营活动的空间集中给企业带来的利益。但是, 作为一个环境变量, 空间集中给企业带来的利益并不是直接的, 而是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与交易行为间接传导到企业。因此, 集聚经济在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都有表现, 这些构成集聚经济的具体内涵。
对于集聚经济的具体内涵, 经济学家给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马歇尔 (Marshall, 1890) 认为集聚经济利益来自知识溢出、中间投入品共享、劳动力池等三个方面;[14]韦伯 (Webber, 1909) 将集聚经济归结为四个方面的成本节约: (1) 技术设备的发展, 包括专业化机器与辅助设备, 更新与维修机器、厂房等专业化服务; (2) 劳动力组织的发展; (3) 市场化因素, 包括大批量购买与销售带来的成本节约、更低廉的信用等; (4) 经常性开支成本, 即煤气、自来水、管道、街道、整个“基础设施”的廉价使用。[15]除了韦伯提出的四个方面成本节约以外, 勒施 (L·sch, 1939) 认为本地市场需求的扩大也是集聚经济的重要方面。[16]之后, 胡佛 (Hoover, 1948) 进一步指出城市规模与多样性也是集聚经济的一个重要表现。[17]后来, 英国学者巴顿 (Button, 1976) 从十个方面对集聚经济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1) 本地市场的潜在规模; (2) 大规模本地市场; (3) 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 (4) 辅助性工业与部门的建立; (5) 熟练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 (6) 有才能的经营者和企业家的集聚; (7) 良好的金融与商业服务; (8) 城市良好的生活设施和公共服务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吸引; (9) 面对面的交流; (10) 竞争与有效的信息传播促进创新。[18]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新产业区研究的兴起, 对集聚经济的内涵又有了新的解释。与马歇尔所描述的大批量标准化 (也称“福特式生产”) 生产不同, 新产业区的主要特点是柔性专业化 (也称“后福特式生产”) 生产, 所以技术学习与创新以及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至关重要。中小企业的空间集聚形成的本地化生产协作网络 (Storper, 1989) , 以及根植于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技术学习与创新网络 (Harrison, 1992) , [19]成为降低交易成本和保护合作的重要因素, 也是集聚经济的一个重要体现。根据威廉姆斯的交易成本理论, 美国学者Scott (1988) 认为新产业区的形成适应了市场需求多样化与易变性的要求。市场需求稳定性的大大下降增加了不确定性, 再加上生产技术的快速变化, 使生产系统垂直分离的趋势加强, 从而企业之间的外部联系增加, 交易成本也大为增加。企业的空间集聚则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带来集聚经济效应。[20]
继承了斯密的分工提高生产效率的观点, 杨格 (Young, 1928) 认为收益递增是来源于迂回生产方式, 主要由分工与专业化产生。[21]基于杨格的理论, 杨小凯和赖斯 (Yang and Rice, 1994) 建立了一个城市出现与分工之间内在关系的一般均衡模型, 证明城市的起源是分工演进的结果。[22]虽然杨小凯没有专门研究产业集聚, 但他的分工理论实际上提出了分工是集聚经济的一个重要来源:制造业与人口的双重聚集能够实现“干中学”并降低交易成本, 从而促进分工, 带来集聚利益。
针对集聚经济内涵的不同解释, 有学者试图用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与网络经济对其进行概括。[23]这种概括看起来较为简洁, 但不够具体、直观, 而且缺乏一条清晰的逻辑主线。笔者认为可以用二分法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分为生产和交易两个层面, 并从这两个层面对集聚经济的内涵进行一个逻辑较为清晰的概括:生产领域的集聚经济主要表现为企业生产函数的变化, 可分为三个方面: (1) 低层次的技术学习与模仿, 即马歇尔式的“产业空气”, 广泛存在于各种产业空间集聚; (2) 高层次的技术创新, 即企业之间高层次的信息交流、知识共享, 存在于技术水平较高的“新产业区”及高技术产业集聚; (3) 分工与专业化, 杨小凯式的集聚经济来源, 存在于不同产业的空间集聚。对生产领域集聚经济的这三个来源来说, (1) 和 (2) 是人员之间的密切交往与面对面的交流形成的本地网络效应, 一般不通过价格机制起作用, 具有强烈的本地根植性; (3) 产生于本地产业与人口的集聚, 需要通过价格机制起作用。
交易领域的集聚经济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 即企业的采购与销售。其中采购方面的集聚经济又可以分为六类: (1) 熟练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 即马歇尔式的“劳动力池”; (2) 高层次技术与管理人员的供给与需求, 这与城市化经济有关, 源于良好的生活环境对人才的吸引力; (3) 良好的融资环境, 本地网络与良好的合作关系使企业获得外部资金的可能性增大, 并且融资成本也较低; (4) 原材料采购, 产业集聚形成的大规模购买能够降低采购的价格, 并且可能催生专业化采购服务、降低采购的交易成本; (5) 较为廉价的动力、燃料等, 同样源于城市化经济带来的良好的工业基础设施供给; (6) 机器设备, 专业化设备与专业化的机器维修服务, 同样来源于本地产业规模。源自产品销售方面的集聚经济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是来自集聚形成的本地市场规模, 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二是大规模交易促生本地交易市场, 降低销售成本并产生专业化销售队伍。
集聚经济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 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都有所表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集聚是工业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之一。全球经济最活跃、最有活力的地区, 一定是某种或者某些产业集聚的区域。美国著名战略经济学家波特 (Porter, 1990) 就是因为注意到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成功的产业在地理上呈现的集中趋势, 才把地理集中形成的产业集群看成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24]虽然集聚是工业发展在空间层面上的一个重要趋势, 但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集聚程度与水平显然是不同的。一方面, 以上分析的集聚经济的各个层面, 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表现不尽相同, 如马歇尔式“产业区”主要是劳动力池、中间投入共享和技术溢出, 而“新产业区”更重要的是创新环境与企业间的分工合作;另一方面, 在产生集聚经济的同时, 地价上升、交通拥挤、生活环境恶化、劳动力成本提高等的集聚不经济也会对集聚程度与水平产生影响。因此, 产业集聚理论必须对各种不同集聚水平的存在给出解释。另外, 产业在何处集聚也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这些构成产业集聚形成机制的研究内容。
三、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
经济学对于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的解释一直都不是很成功。正像克鲁格曼 (Krugman, 1992) 所说的那样, 经济学家们经常陷入“厂商是因为集聚效应而集聚在一起的”尴尬。[25]克鲁格曼的意思是说, 集聚经济只有在产业集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才能产生, 用集聚经济来解释产业集聚的产生是不符合逻辑的。虽然产业集聚具有自我强化的趋势, 但显然无法用集聚经济来解释初始阶段的产业集聚现象。
用集聚效应解释产业集聚的传统来源于韦伯 (Webber, 1909) 。韦伯是因为要解释企业微观区位选择而关注产业集聚现象的, 集聚因素“改变了区位状况”是韦伯研究集聚现象的惟一原因。所以, 韦伯“不研究走向聚集的运行趋势的动态相互作用”, “只讨论集聚复杂过程的结果”。[26]也就是说, 韦伯是把集聚作为一个客观环境因素来解释企业的区位选择问题, 集聚实际上是他研究的前提。但是, 产业空间集聚恰恰是微观上企业区位选择的结果, 先有企业的区位选择, 后有产业空间集聚。这样韦伯就把自己陷入了一个循环推理的怪圈, 所以不得不用集聚经济的具体表现来解释产业集聚的形成。继承了韦伯的传统, 后来很多经济学家 (L·sch, 1939;Hoover, 1948;Jscobs, 1969;Button, 1976;等等) 都对集聚经济的各种具体表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并以此作为对产业集聚的解释。
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用陷入了“韦伯传统”。实际上韦伯之前的经济学家已经试图对产业集聚现象做出符合逻辑的解释, 最早注意到产业集聚现象的经济学家马歇尔 (Marshall, 1890) 就曾经提出自然条件是导致工业地区性分布的一个主要原因, 并且注意到了产业集聚的路径依赖——“当一种工业已经选择了这些适合自己发展的地区时, 就会长久设在这里”。[27]俄林 (Ohlin, 1931) 对自然禀赋对产业布局的影响做了详细论述:由于要素禀赋的地区差异, 以及某些要素的不可流动, 每一地区最适于生产所需本地要素较丰富的产品, 而不适于生产所需本地要素存量较少甚至没有的产品。[28]因此, 自然资源禀赋是决定产业在何处集聚的重要因素。近年来自然优势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又被重新重视。Kim (1995) 通过对位置系数进行回归, 测算了工业集中度, 发现自然资源的系数为正, 证明了自然优势对决定集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9]Ellison & Glaeser (1997) 也发现自然优势可能为工业地理集中提供了一半的解释。[30]
目前公认的对产业集聚最成功的解释是克鲁格曼 (Krugman, 1991) 的“中心-外围”模型。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 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 克鲁格曼认为产业集聚是由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本地市场规模共同作用下的生产要素流动的结果。规模报酬递增促使单个生产者集中他们的生产活动;运费因素使其愿意布局在较大的市场周围;要素流动意味着生产者迁往一个地方后会使相关的市场规模增大, 从而使得该地更具吸引力。以制造业为例, 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 克鲁格曼证实了集聚带来的“中心-外围”的区域经济增长格局的客观存在。他认为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不是比较优势导致产业集聚, 并且技术外溢是集聚的次要因素, 因为低技术产业也能形成集聚。[31]
克鲁格曼虽然批评“厂商是由与集聚效应而集聚在一起的”的解释不符合逻辑, 但笔者并没有对产业集聚做出真正如他自己期望的那种既符合逻辑、又符合实际的解释。克鲁格曼的贡献只是引入了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 并注意到了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在研究空间因素时的重要作用, 并由此建立了一个符合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分析框架。从现实的层面来看, 克鲁格曼对产业集聚的解释并不比以前的解释更高明, 因为与所有对客观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的模型化分析一样, 克鲁格曼的模型同样对影响产业集聚的复杂因素进行了简化 (有时候简化只是为了模型容易处理, 忽略的因素并不一定不重要, 如克鲁格曼对技术外部性的忽视就是许多经济学家、地理学家一直诟病的) , 所以并不是对问题真正全面的解释, 只是符合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已。克鲁格曼自己也承认他的模型不是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模型, 而且他也不能对初始的产业集聚给出合理的解释, 只能将之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产业集聚是初始优势因“路径依赖”而被放大、并产生“锁定”效应的结果。
真正对现实经济中具体的产业集聚现象 (包括在何处集聚、达到何种集聚水平等) 的形成进行解释, 以上这些理论都是不全面的, 因为它们都没有考虑具体的现实条件。经济社会因素是千变万化的, 经济学家要想对这些因素进行解释尤其是模型化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至今为止仍然没有真正对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有说服力的解释, 只能将其归结为历史的、偶然的因素。但是, 历史从来就不是偶然, 规范经济学角度的 (对于整个社会来讲的) 偶然因素对于某一个具体的区域来说恰恰就是一个必然因素, 就是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具体的现实约束条件, 从现实的约束条件出发, 才能对产业在某一区域的空间集聚做出最有力的解释。
我国物流产业集聚实证研究 篇10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国外服务业的先进成果为我国服务业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可行的思路。近年来, 我国在提升服务业比重、扩大服务业需求等方面做了不少艰辛的努力, 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其中占服务业比重较大的物流业所作的贡献也不可小觑。我国物流业的集聚也是在我国特殊国情下发展起来的。国家自出台《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后, 着手在全国重点发展九大物流区域, 建设十大物流通道, 确定了21个全国性物流节点城市和17个区域性物流节点城市, 形成全国性、区域性和地区性物流中心和三级物流节点城市网络。这些物流区域和物流节点都为物流产业的进一步集聚提供了基础载体和模式。
学者们对于服务业集聚的研究, 大多沿用了制造业集聚的研究方法, 尤其在关于集聚程度的实证研究方面, 都用过计算制造业集聚程度的区位商、基尼系数、赫芬达尔系数和CAD指数 (贺灿飞, 潘峰华, 2007;胡霞, 2008;杨勇, 2008;杨洪焦, 孙林岩, 高杰, 2008等) 。在研究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时候, 部分学者也注意区分了服务业与制造业研究对象和集聚特征的不同, 从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动力机制和集聚对象提供的产品特征等方面来构建适合服务业集聚程度的评价结构 (李文秀, 谭力文, 2008;任英华, 邱碧槐, 2010等) 。但是缺乏与物流产业特性和服务对象贴合紧密的集聚程度评价模型, 无法高度拟合我国现阶段的物流产业集聚现状。因此, 从更加符合服务业产业特性的角度来构建评价体系, 能够使得模型与现实的拟合度更高, 从而形成能够指导现实的结论。
本文基于上述研究, 结合物流产业特性和李文秀, 谭力文 (2008) 对于服务业集聚建立的二维评价模型, 试图扩展目前物流产业集聚程度的研究方法, 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物流产业集聚评价模型。
2 物流业集聚与服务业集聚、制造业集聚的差异
李文秀, 谭力文 (2008) 从集聚动力机制和集聚对象提供的产品特征两方面阐述了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差异, 本文将刍议物流业与一般服务业、制造业在这两方面的异同, 力图建立物流业集聚评价模型的理论基础。
2.1 集聚动力机制上的差异
李文秀, 谭力文 (2008) 根据陈雪梅等 (2003) 关于集聚剩余的研究, 认为企业集聚的动力有两种方式:第一, 在集聚区内通过共享支持系统、互相串谋降低要素价格, 批量生产、专业化分工来提升综合要素生产率, 信息沟通降低契约成本和风险主体多元化等途径, 来实现成本剩余;第二, 在集聚区内通过市场拓展提升销售量、合作串谋提升价格等途径来实现收益剩余。其中前者的方式是制造业集聚的动力机制, 而后者则是服务业集聚的动力机制。
陈雪梅等 (2003) 的假设前提是企业集聚区已经存在的情况下, 一个企业考虑是否进入这个企业集聚区的收益和成本的权衡方式 (现实中可能还存在一种情况, 产业集聚区还未存在, 企业群如何构建一个企业集聚区的问题, 这可能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这种假设比较符合目前我国物流产业集聚的现实。我国规划建设了不少的物流园区 (基地) ,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学会于2008年上半年对全国物流园区 (基地) 的第二次调查, 物流园区总量由2006年的207个增加到475个 (包括运营、在建和规划中的物流园区) 。这给物流产业集聚提供了基本的载体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 为企业选择是否进入物流产业集聚区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前提。
与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的动力机制都不同, 物流业集聚的动力机制不能简单划分为成本驱动还是利益驱动。这是由物流产业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物流既可以完成B2B的业务, 同时还能够完成B2C的业务。而这两部分业务分开来看时, 前一部分的物流产业属于生产性服务业, 具有和制造业及其集聚类似的特征;而后一部分的物流产业属于消费性服务业, 具有和一般服务业及其集聚类似的特征。
现实中, 如果一个物流企业的核心业务是B2B业务时, 这个企业选择是否进入一个物流集聚区时考虑的是集聚区内是否存在本企业服务对象所需的要素, 比如基础设施类, 或者是否存在可以承接下一个物流环节的企业, 即物流集聚区的投入要素存在互补性和相似性, 且上下游企业之间能够形成一种投入产出关系。同时这个物流企业关于集聚对其销售量及价格浮动的考虑, 会影响各种投入要素的成本, 这与制造业集聚的动力机制如出一辙。一般这样的物流集聚区会选择在交通枢纽城市的郊区或边缘, 以完成物流的集聚功能。如果一个物流企业的核心业务是B2C业务如快递业, 这个企业将会考虑的是如何根据有互补性和相似性的客户需求, 选择能提供优质服务的配送方式, 通过集聚共享市场资源、市场互补和开发潜在的市场需求等方式来提升销售量和价格, 这与一般服务业集聚的动力机制相似。一般这样的物流集聚区会选择在交通枢纽城市的稍微靠近客户的位置, 且这样的集聚区规模较小。
2.2 集聚企业产品差异
制造业企业提供的产品是有形、可储藏、可远距离运输的, 而服务这种产品和制造业产品恰好相反, 是无形、不可储藏、不可远距离运输;因此, 前者的生产和消费可以不同时进行, 而后者则总是同时发生。
物流集聚企业在提供的物流服务都是无形且不可储藏的, 但是从时间上来看, 物流服务是可能存在较长时期的, 这个服务周期是物流服务供需双方提前协商好的, 也就是说, 这种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同时发生在一个较长的周期里。从这点上来看, 物流集聚企业提供的服务产品和服务业企业提供的服务产品具有相似性, 只是服务周期的长短不同, 且服务地点在随时变化而非局限在同一地点。
2.3 服务业集聚评价模型与物流业集聚评价模型的异同
李文秀, 谭力文 (2008) 按照服务产品理论和市场竞争理论, 认为某一服务行业发展越成熟, 服务的提供者越靠近服务的需求者, 其行业区域集聚程度越低;相反, 行业发展越成熟, 行业内的企业经过激烈市场竞争洗礼, 最后市场越来越垄断在少数几个企业里, 行业内企业集聚程度越高。因此, 传统制造业集聚的综合评价模型在服务业中已然失效, 服务业集聚的评价和研究应从这两个维度分别进行。于是, 以行业内企业集聚为横轴和行业的区域集聚为纵轴建立如图1的二维评价模型。
资料来源:李文秀等 (2008) .服务业集聚的二维评价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 2008, 4.
物流业集聚的过程与一般服务业集聚的过程类似, 但也存在着不同。类似之处主要体现在行业的企业集聚上, 行业发展越成熟, 物流业企业的集聚程度将更高;不同之处会根据物流企业提供的不同服务而不同。
如果物流企业提供的是B2B服务, 那么这样的物流集聚区位将趋向于枢纽城市的郊区, 即更加靠近物流服务的需求者———制造业企业。这是因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中心的转移, 较多的制造业企业不断集聚于城市郊区, 为了提供更加有效和便捷的物流服务, B2B物流企业会随之集聚于制造业企业集聚区周边为其服务。这与服务业集聚更加集中于城市中心的趋势和现实不同, 展示了B2B物流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特性。这时和一般服务业不同, B2B物流行业集聚程度会更高。因此, 较好的B2B物流行业集聚结构是较高的行业区域集聚和行业内企业集聚。
与一般服务业集聚的过程类似, 如果物流企业提供的是B2C服务, 企业的集聚区位将更加靠近消费者, 会处于城市中心交通便捷的位置, 占用更少的地域, 则物流行业内B2C企业的区域集聚程度更低。因此, 较好的B2C物流行业集聚结构是较低的行业区域集聚和较高的行业内企业集聚。
3 我国物流业集聚的实证研究
与前述研究类似, 我们选择空间基尼系数测算我国物流业的区域集聚程度、赫芬达尔指数 (H) 测算我国物流业内的企业集聚程度以及Ellison和Glaeser的新集聚指数对我国物流业集聚程度和结构进行综合评价。
3.1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为区别B2B物流业和B2C物流业, 将前者的数据确定为交通运输业数据, 而后者的数据确定为邮政业和批发零售业数据。交通运输业就业人数包括了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装卸搬运和企业运输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数。
3.2 具体研究分析
3.2.1 物流业区域集聚程度评价—空间基尼系数
空间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依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计算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 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 xi是i地区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 si是i地区某行业就业人数占全国某行业就业人数的比重。
根据上表对我国物流业区域集聚程度的评价结果来看, 我国物流业不管是B2B业务还是B2C业务逐年愈加呈现区域集聚特性, 具体特点如下:①我国物流业区域集聚程度、B2B业务区域集聚程度和B2C业务区域集聚程度都逐年递增, 这与我国近年来不断提高对服务业集聚效应的认识和对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视有关, 且在现实中各级政府积极响应国家《物流业调整与振兴规划》, 着重建设物流公共基础设施和改善交通路线, 第三方物流企业不断扩展自身实力和市场容量,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综合物流网络, 为我国物流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先决条件。②在逐年递增的趋势中, B2C业务的区域集聚程度都大于全部物流业和B2B业务的区域集聚程度。物流尚未在我国发展的时候, 邮政业服务就一直存在。邮政业的发展建立起了物流服务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公共物流设施, 这为后来我国其他快递业的发展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另外, 批发零售业是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 因此其发展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进步的, 也为我国的物流业发展加入了较大的能量。因此, 我国B2C物流业的区域集聚程度相对于总体水平和B2B物流业区域集聚程度来说较高。
3.2.2 物流行业内的第三方物流企业集聚程度评价———赫芬达尔系数
赫芬达尔系数在产业经济学中是用来衡量市场结构的主要指标, 这里我们用它来反映物流行业内的第三方物流企业集聚程度, 其计算公式是:, 其中, xi为各企业的销售额, T为市场总规模, Si为第i个企业的市场份额, n为该行业企业总数。一般情况下, H系数越大, 说明集聚程度越高;反之, 集聚程度越低。
第三方物流公司在提供物流服务时, 多数没有区别B2B业务和B2C业务, 因此这里的行业内物流企业集聚程度的评价只计算全国水平, 选取2012年在我国深市和沪市流通的“交通板块”、“物流板块”、“仓储板块”和“航空板块”等板块的88支股票, 计算其2005~2011年的市场份额, 从而得出全年物流行业内的第三方物流企业集聚程度。见表2。
根据我国2005~2011年的物流业内第三方物流企业集聚程度的评价结果来看, 其主要特点及形成原因如下:①2005~2008年物流企业集聚程度基本处于一个较平稳的状态, 这主要是因为这个阶段我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对于物流业的发展只存在一个较浅的认识水平, 其平稳发展主要是基于我国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相关物流活动, 如公空铁水的货运业、邮政快递业、批发零售仓储业等;②2009~2010年我国物流企业集聚程度相较前一阶段 (2005~2008年) 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这主要基于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于物流业发展认识的提高, 使得我国第三方物流公司的发展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 国外先进物流企业不断进驻中国, 提高了物流行业的总体竞争力, 经过一番激烈竞争, 保留了一批具有较强实力的第三方物流企业, 使得有限的物流市场不断被集聚在这些企业中。但是, 这段时期的物流市场需求的增长并不是特别快, 使得有限的市场被少数企业划分, 从而形成较高的集聚;③到了2011年, 我国物流业内第三方物流企业集聚程度较之前一阶段 (2009~2010年) 有了较大程度的下滑, 甚至低于第一阶段 (2005~2008年) 。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经过多年宣传力度的加大和自身对物流认识的提高, 物流业务的外包成为流行趋势, 各大型企业纷纷成立自己所属的物流企业不仅承担母公司业务, 也对外承担社会物流业务, 同时, 人民群众对于网购的逐步热捧使得其物流需求进一步激发, 造成了大量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出现, 扩大了市场容量, 减少了各个企业的市场份额。④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物流市场和物流标准化运作的进一步规范、国家相关法律的出台, 这些物流企业间的竞争日渐激烈, 最终会淘汰一些不规范运作的企业, 使第三方物流企业集聚程度提高, 物流市场不断集聚于少数物流企业手中, 整个市场趋于成熟化、规范化。
3.2.3 物流业区域集聚结构评价———新集聚指数
根据李文秀等 (2008) 的研究, 新集聚指数是Ellison和Glaeser (1997) 提出的, 可以用来反映服务业的集聚结构, 这里我们同样选择新集聚指数来分析物流业区域集聚程度的结构。具体公式为:, 其中, Gi是行业i在r个区域内的基尼系数, Hi是行业i的赫芬达尔系数, xr是r区域的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y越小, 代表该行业的集聚结构越好, 反之, 集聚结构较差。因此, 分别计算2005~2011年我国物流行业B2B物流业务、B2C物流业务及全部物流业务的新集聚指数, 见表3。
根据我国2005年~2011年物流业区域集聚结构的评价来看, 其主要特点及形成原因如下:①从总体上来看, 所有的系数均小于0, 但B2B物流业务的总体集聚结构指数最低, 全国集聚结构指数其次, 而B2C物流业务的总体集聚结构指数最高。系数越小, 说明行业内的企业集聚程度超过行业内区域集聚程度的程度较大, 即具有较高的行业内企业集聚和较小的行业内区域集聚。②结合前面的理论分析, 较好的B2B物流业务集聚结构是较高的行业区域集聚和行业内企业集聚。因此, 较好的B2B物流业务集聚指数应该较大, 但是在目前的对比中, B2B物流业务集聚指数较小, 和较好的结构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首先, 这与计算赫芬达尔系数时无法区分第三方物流企业的B2B业务和B2C业务的市场份额有关, 从而导致H更大、分子更小。其次, 虽然在物流业蓬勃发展的进程中, 部分大型制造型企业仍然没有改变认识, 没有将自己毫无优势的物流业务外包出去, 这样不仅导致企业运作中将过多的资源和精力浪费在自己并不擅长的物流业务上, 而且增大了成本, 并造成由于未集中主要力量增加核心竞争力而减少了收入。③较好的B2C物流行业集聚结构是较低的行业区域集聚和较高的行业内企业集聚。这与一般服务业特征相似, 因此, 应该具有较小的系数。这里和B2B业务相比, B2C业务集聚结构指数反而较大, 说明我国的B2C集聚结构比较不合理。除了和B2B情况类似的计算方法上的误差,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B2C业务的物流需求仍然不足, 尤其和发达国家相比, 物流需求有很大的差距。从而导致从事B2C业务的企业集聚能力较差, 形成了不合理的行业集聚结构。
4 结论和启示
4.1 研究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 本文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①物流业的区域集聚程度和企业集聚程度存在不一致性。由于物流服务的提供者和需求者存在区域和市场容量的差别, 因此物流行业区域集聚程度和企业集聚程度并不存在相同的方向。从发展现状上来看, B2B业务集聚程度高于B2C业务且逐年递增;从发展趋势上看, 这种现状正常且需要维持下去, 但B2C业务的增长不能高于B2B业务, 且应趋于平缓。从标准上来看, B2C业务应该维持较低的区域集聚程度, 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B2C的业务集聚点会由于多家企业的多种选择出现较多的布局, 但是随着社会淘汰和市场运作, 这些集聚点会减少至一个均衡水平。这种先增后减最终趋于平缓的趋势是可以预见的。
②物流业内部存在着集聚程度上的不一致性。这是因为, 物流业是一个复合型的基础服务性产业, 既包罗了和制造业特征类似的B2B业务, 也囊括了和一般服务业特征类似的B2C业务, 因此, 决定了二者在集聚程度和集聚结构上的不同, 也决定了二者的集聚程度和集聚结构的评价标准不同。对于属于生产性服务业范畴的B2B物流业务, 较好的集聚结构是具有比较高的区域集聚程度和企业集聚程度。对于属于消费性服务业范畴的B2C物流业务, 较好的集聚结构是具有较低的区域集聚程度和较高的企业集聚程度。
③B2B物流行业和B2C物流行业的集聚演化路径和特点不同。B2B业务和B2C业务的不同特征和属性, 决定了其区域集聚和企业集聚的演化路径和特点各不相同。我国B2B和B2C物流行业目前的区域集聚趋势是越来越高的, 这对于B2B业务来讲是较好的趋势, 但是对于B2C业务来讲, 可能还会经历一个下降的趋势。因为邮政快递业提供服务产品的特点决定了服务提供点必须在服务对象附近, 这样才能够更好更快速的响应客户需求, 从而创造更多的客户需求。我国的邮政快递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是由于客户需求的不足和部分服务提供的缺失, 以及国家开放程度提高带来的国外企业的激烈竞争, 我国B2C物流行业仍然有着较高的区域集聚程度。而在企业集聚程度方面, 我国物流行业都存在从低到高再到低的集聚, 可以预见的趋势将会有一个更高的企业集聚程度, 这对于所有行业都是适用的。
4.2 相关建议
①物流行业是一个具有集聚经济特征的行业, 国家应不断支持物流行业的集聚, 提高物流产业在所有产业中的地位。物流行业的集聚化发展能够产生更多递增报酬, 同服务业和制造业都具有部分类似的特征, 国家应该通过合理布局和规划, 提供物流行业集聚化发展的条件, 如规划建设适量的物流园区等公共基础设施, 建立适合物流市场发展的规范化标准, 促进物流行业的区域集聚和企业集聚。
②要区别对待物流行业内部B2B业务和B2C业务的发展趋势和标准, 从而给予不同的引导和辅助。对于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物流园区, 应该给予更多政策引导以B2B业务为主的企业入驻, 并提供相应的公共基础设施配备;对于正在规划建设的物流园区, 应该多考虑服务周边区域的产业, 并更多关注周边有制造业和服务业集聚区域的物流园区, 多与相关园区互动发展, 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 相互促进彼此的发展。
③不管是B2B物流行业还是B2C物流行业, 政府都应引导支持行业的企业集聚。尤其对于物流行业, 企业的进一步集聚能够更大程度的促进基础设施公用化, 更加合理的利用已有的网络资源、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 更好的响应国家的资源节约型建设。企业的进一步集聚尤其是本土物流企业的集聚还能够增强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号召力, 更快程度的规范物流市场, 改善物流业集聚结构, 从而提高服务业比重, 转变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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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与城市化互动研究述评 篇11
摘要：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已成为新型城镇化理论探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认识由早期侧重于其中一个方面逐步转向对两者互动关系的考察。文章从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机制、效应和评价体系出发，对已有研究展开理论梳理与回顾，最后进行了简短评论。
关键词：产业集聚；城市化；互动效应
一、 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产业集聚是特定产业的空间集聚，城市化是农村要素实现非农化的动态过程。产业集聚与城市化之间互动发展、相互促进。Marshall（1920）最早提出，产业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源于产业区内具有提供协同创新环境、辅助性配套产业、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促进区域经济与方便客户选择等一系列优势，进而产生外部规模经济，促进城市化发展，但他认为此时的产业集聚主要是促使分散式的城市化，更多的是小城鎮的形成。Scott（1986）则从企业出发去探寻产业集聚与城市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企业内部生产与组织的横向和纵向分工导致劳动过程依赖性加强，不断向中心企业汇聚。他从企业联系成本和产业集聚效应说明了城市化进程。Scott从生产分解角度更看中横向一体化（Horizontal Integration）的作用，忽略了纵向一体化也能形成城市。Mills和Hamilton（1994）构建了城市形成模型，把城市形成与城市化发展的动因归于产业的区位选择与集聚过程。这一城市模型对后人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葛立成（2004）则以浙江省为例，说明产业集聚的不同类型与城市扩张的空间特点，得出产业集聚是城市化的基础，城市化演进方式和扩张类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集聚。这种集聚无论是由于区位指向还是由于密切的经济联系而形成都会对城市化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产业多样化的发展，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对城市化的影响也有所差异，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从某一具体产业出发研究产业集聚对城市化的影响。刘斐（2013）认为，在后工业化阶段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利用服务业集聚促进城市化的发展。陈立泰等（2013）也利用面板数据对此做了实证分析。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产业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对城市化的作用可能是非经济性的。如Henderson（1986）通过对美国和巴西20世纪70年代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得出规模经济的外部性主要来自产业集聚，但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产业集聚却会对城市形成“拥堵效应”。周圣强、朱卫平（2013）认为，产业集聚对中国城市化具有非经济效应。可见，产业集聚与城市化并不一定是正外部性的。
Duranton和Puga（2001）认为，先由城市化形成“技术池”（Technology Pool）的专业化，进而通过技术匹配、生产规模、区位选择和资本外溢等因素，吸引更多企业进入（Firms to Entry），推动产业集聚。Audretsch和Feldman（2004）从需求偏好出发，指出城市化的发展会创造出新的需求，需求偏好也会出现多样性，因此吸引大量新的或规模产业向城市集聚，信息传递和知识共享性在已经发生集聚的产业作用巨大，使得集聚区的企业拥有更强的信息与知识互补，资源共享的外部性也更大，从而更加促进产业的空间集聚。徐璐、张明龙（2005）从空间经济学入手说明城市化是随着非农产业向一定地区点状集聚形成的，产业向空间集聚少不了城市化这一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城市化会拉动市场使得社会经济活动向城市持续集聚，城市的集聚功能和城市化的经济效应是产业空间集聚的推动力。但这一观点主要强调了非农产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二、三大产业，没有说明早期工业产业集聚在城市化发展的作用。朱智文（2007）提出，城市化对产业集聚具有拉动作用，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向城市发生集聚的产业是不同的，同时随着城市化发展程度提高产业集聚的结构也趋于高级化、合理化。师博、沈坤荣（2012）也认为，城市化是通过市场机制作用首先引导企业在空间布局接近，形成产业集聚、诱发技术外溢，以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产业集聚沿着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是一个可行的途径。因此，先由城市化发展再带动产业集聚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化会带来技术发展进而技术外溢引起产业集聚的形成，另一方面是随着城市化发展各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新的资本汇聚和大量人口涌入城市，都为产业集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同时要素组成在城市的分布决定着产业集聚在城市的空间布局。
二、 产业集聚与城市化机制
1. 产业集聚促进城市化。张弘（2001）提出产业集聚的不断发展所形成的集聚区域会带动城市化空间发展的几种典型模式，并指出当代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是以产业集聚区为先导带动整体区域的发展。同时，专业化的产业集聚区对城市空间扩张和城市功能结构的合理布局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纪良纲、陈晓永（2005）提出，产业在集聚过程中会带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集聚，同时也带动人口向城市大量集聚，进而城市交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集聚发展，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黄坡、陈柳钦（2007）从外部性视角说明产业集聚对城市化的作用机制，产业集聚在城市化过程中具有集聚效应和资源共享效应，为城市化准备必要的技术、人力、公共设施等要素基础。陆根尧、符翔云等（2011）认为，受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文化、地域、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产业集聚与城市化在不同时点和发展环境下会表现出不一样的作用。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应因地制宜发展产业集聚来促进城市化。可见，以产业促进城市化的机制着眼于产业集聚对城市化的基础性作用和推动力，通过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性一方面能够减少城市化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不断促进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高。此外，在不同地区促进产业集聚以带动城市化进程中，不需要采取完全一致的方式如都发展制造业集聚促进城市化发展，要因地制宜，根据本地区的区位优势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2. 城市化带动产业集聚。一般而言，城市化的发展会直接影响产业集聚。当一地区城市化的各项指标如城市规模、基建设施和发展进程等都较为优良时，该地区产业集聚也发展较快；反之，产业集聚发展相对缓慢。Krugman（1993）指出，城市中有大量劳动力和多种专业型人才，这种人力资源优势会降低厂商的人才搜寻成本，加之城市中的其他各种资源共享性，进而会吸引更多的厂商到城市聚集。Becker和Henderson（2000）发现，城市化过程中专业化分工的不断加强与深化成为产业集聚的重要基础，而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着“大代理人”的角色。余素洁（2009）从城市化的溢出效应、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说明了城市化能够增强外部经济贸易联系和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不断加强产业的空间集聚。吴丰林、方创琳等（2010）从城市区位和城市的研发能力角度说明在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对高的地区，凭借良好的区位条件尤其是资源条件和较强的R&D能力，能够吸引更多优质产业的集聚并不断使劣质产业从城市中外迁，从而保证产业保持创新、克服产业衰退，提升整个城市的竞争力。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显然达不到这种高水平，但对于合理规划城市产业集聚的发展保证产业活力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于斌斌、胡汉辉（2013）从演化机制出发，说明产业集聚与城市化在创新机制、选择机制、扩散机制方面具有共同演化的动力机制，两者处于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动态复杂性系统。可以看出，多数学者是从城市化的自身经济性出发，说明城市化的发展一方面为产业集聚奠定了良好条件，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促进产业集聚的层次与竞争力的提高。
三、 产业集聚与城市化效应
冯云廷（2001）将集聚动机同城市化过程联系起来，认为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过程之间存在交互影响（Inter- action），产业集聚通过一系列市场力系形成城市集聚力，它产生于城市经济能量高度密集、“洼地效应”和城市基础设施发达等内部特征。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共同发挥作用最终导致城市化。乔彬、李国平（2006）从产业集聚的专业化分工和价值链视角，认为产业集聚有利于自身的产品、技术、组织结构和区域结构的优化升级，不断增强城市化演进的自增强动力，促进城市化发展。这一结论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价值链出发寻求产业集聚的效益最大化，然后以此为契机给城市化的发展注入活力。
在城市化作用于产业集聚的效应上，陳柳钦（2007）认为城市化的推进必然形成产业集聚带来的巨大社会需求，并促进要素与产业的不断转移，同时产业集聚的形成也不断促进城市内部的优化和各种功能区的形成。刘金林（2009）认为产业集聚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原因在于产业集聚能够促进产业区域分工与产业集聚基地形成在地理上促进城市的外延扩张，还可以吸引大量的民间资本，为城市化提供动力支持。梁娟（2010）以厦门市工业产业相关数据，说明在后工业化社会时期工业集聚指数与城市化之间表现出一种相对较弱的负相关关系。陆根尧、罗晓华（2012）提出，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发展要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必须协调资源和二者之间的关系，注重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才能使得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良性互动的效应最大化。沈飞、俞武扬（2013）提出，一方面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进程中会催生产业集聚的学习竞争效应，由于知识在集聚产业间传递扩散和积累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城市和产业集聚的持续创新，进一步提升城市竞争力并推进城市化发展，即产业集聚的城市化效应；另一方面受产业集聚的成本和制度约束，使得相关产业和关联机构在同一集聚区使得集聚产业因共性及互补而关联扩展，形成竞争优势和外部经济要求更高的城市化水平与之协调。因此，不断提升的城市化水平也要求对未来产业集聚的合理定位与规划，最终形成两者的协调发展。
四、 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评价体系
学者们选取不同变量、运用不同方法来评价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罗薇薇（2006）采用产业地理集中指数和“五省集中度”计算了广东省1988年～2003年制造业20个分类行业的产业集聚度，对产业集聚度与城市化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某些典型的新型工业，如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程度能够有效地推动城市化进程。王军民、散长剑（2011）等对江西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进行测度，结论是江西省产业集聚还处在初级阶段，集聚优势不明显，要大力发展城市化来带动产业集聚发展。曾国平等（2008）采用工业区位基尼系数计算我国1978年～2005年的工业产业集聚度，并依照计量分析方法与城市化率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最后得出当前我国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之间具有长期均衡的互动协同关系。工业集聚是推进我国城市化的重要原因，同时城市化的推进也影响工业集聚的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应关注集聚产业的类别，关注其对城市性质和城市环境结构的影响，同时完善城市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增强对相关优势产业的吸引力。李荣（2009）采用区位商系数分别计算第二、第三产业的产业集聚度，选取了东部4省与中部6省的城市化水平分别与产业集聚度进行面板模型分析，并对两个地区进行比较，得出产业集聚度越高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也就越强的结论。陆根尧、盛龙（2011）利用2005年～2009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不仅对产业集聚与城市化两者之间进行总体分析，而且还分别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进行分析，得出产业集聚对城市化的推动力度会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而呈现先变大、后变小的趋势，城市化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力也是呈现先大后小的趋势。
曾国平、吴明娥（2013）以服务业集聚为例，采用各省市2000年～2011年的样本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化发展程度的影响，表明我国城市化发展呈现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他们采用物质资本集聚度、人力资本集聚度和就业密度三个指标来衡量服务业集聚，得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就业密度的集聚效应的差异性。物质资本集聚度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是呈逐渐下降趋势，人力资本集聚度的作用呈上升趋势，而就业密度对城市化发展呈现出负效应。另外，其采用的城市化指标并不是以往的单一的人口指标，而是覆盖了经济、空间、产业结构、生活质量、人口、文化六个方面，这种综合性的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可以全面衡量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和质量，对于衡量真实城市化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 简短评论
从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1）产业集聚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且这种相互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两者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因此我们要认清发展阶段、区域差异，对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发展加强引导，以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2）现有文献更多地采取平面数据衡量产业集聚，很少从空间上加以考量，而事实上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城市化密切相关，因为城市化首先就是一个空间外延的过程。而且对于城市化的测度标准也较为单一，大部分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说明城市化的发展程度。这个指标不尽合理。产业集聚对城市化的作用并不总是正外部性的，很少有人研究在城市化发展中产业集聚的最优适宜标准问题，怎么引导产业的适度集聚，城市化的发展又怎么从产业集聚中得到最大正外部性等。（3）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发展在地域上存在不均衡性。一般地，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和产业集聚度较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如何因势利导实现城市化的均衡发展以及产业集聚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规划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集聚是新的关注点。多数学者只强调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化的巨大推动作用，却忽略了如何调整原有产业集聚问题，如工业集聚与新的服务业集聚的关系和结构，怎样实现两者间的协调以推进城市化的进程。（4）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协调产业集聚同城市化的关系，如何把握产业集聚发展的新契机等，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话题。此外，在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中，还要因地制宜，从区域比较优势出发，制定科学的产业集聚和城市化规划，避免盲从和拘泥于现有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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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吴丰林，方创琳，赵雅萍.城市产业集聚动力机制与模式研究进展.地理科学进展，2010，（10）：1201-1208.
10. 于斌斌，胡汉辉.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共同演化机制：理论与实证.产业经济研究，2013，（6）：1-11.
11. 冯云廷.城市集聚经济——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应用分析.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12. 李战杰.专业化劳动力、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南开大学学位论文，2010.
13. 普雁翔.中国制造业集聚：企业规模异质性视野的分析与实证.浙江大学学位论文，2011.
14. 李晗斌.FDI对中国工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11.
15. 徐光瑞.我国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研究.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11.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产业集聚、城市化与地区增长差距”（项目号：14XNH092）。
作者简介：张廷海（1975-），男，汉族，安徽省蚌埠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贸易经济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城市与区域经济；戴倩雯（1990-），女，汉族，安徽省阜阳市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苏州集聚高端人才战略研究 篇12
一、高端人才基本内涵及范围
至今为止, 高端人才仍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在2010年5月28日北京人才发展高端论坛上, 中国人事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王通讯教授对高端人才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他指出, 高端人才并非仅指科技人才, 而是一个综合型概念。高端人才是经济、科技、教育乃至社会各个领域都非常需要的人才。对于一个组织来说, 高端人才要从全局考虑, 合理布局, 包括科技人才、经营管理人才、金融人才、国际商务人才、艺术人才、法律人才等等。王通讯教授认为可以用“群英荟萃”来描述这种状态。2010年6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将高端人才的领域已经发展到党政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和社会工作人才等六大方面。概括而言, 高端人才也称之为高层次人才或高素质人才, 是指具有优秀思想品质, 掌握比较先进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 富有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 适应市场竞争需要, 并能以其创造性工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显著贡献的人才。
二、高端人才对苏州发展的重要意义
截止到2011年底, 苏州市的人才总量达161万人, 其中研究生以上学历或高级以上职称高层次人才9.7万人, 高层次人才年增长率达18.7%, 连续多年超过了人才总量的增长率。可以说, 高端人才对苏州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高端人才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要素, 是推动苏州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真正驱动力。跨入新世纪以来, 苏州市人才队伍快速发展, 尤其是“十一五”期间, 苏州市紧紧围绕科学发展、率先发展、和谐发展和“三区三城”建设的总目标、总要求, 坚持“科教兴市”、“人才强市”的发展战略, 通过人文环境的改善和提升, 人才资源得到有效集聚, 人口素质得到全面提高。苏州的高端人才成为人才群体的引领者, 高端人才的高智能对苏州人才群体具有很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高端人才利用自身具有的丰富知识、经验和技能、创新精神、创造性的工作成果在本地人才群体中发挥着传帮带的作用, 具有较强的榜样和激励作用。
2.高端人才是引领苏州产业升级、推动苏州科技创新的源动力。苏州经济的发展, 通过加大对创新创业型领军人才的吸纳力度, 以高端人才来谋划人才布局, 激发了产业的知识创造力。作为江苏省首家启动建设的创新型科技园区的国家级高新区, 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高地和人才高地。苏州工业园区重金打造人才高地, 正在建设成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的首选地和智力经济特征明显的国际化人才高地。一个高端人才就是一个产业, 一个市场。近年来, 苏州人才集聚正步入数量扩张与质量提升并重的新阶段, 高端人才呈现加速集聚态势, 人才增长方式正在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 人才开发重点从保障产业发展向引领产业发展转变。
三、苏州集聚高端人才的优势和机遇
苏州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和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 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示范作用, 在高端人才集聚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同时, 也面临着重大机遇。
1.区域优势。
苏州位于太湖之滨, 长江南岸的入海口处, 京沪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和多条高速公路贯穿全境, 是江苏省经济最发达、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经济总量位列全省第一,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中国城市前列, 是长三角重要的金融、文化、艺术、教育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城市、经济圈中心城市。苏州下辖有常熟、昆山、吴江、太仓和张家港五个县级市, 经济实力均列全国百强县 (市) 前五位。在香港《GN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报告中, 2011年苏州城市竞争力位居全国第六 (含港澳台) , 仅次于香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已经被纳入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 (2010) 之列。按照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对苏州的功能定位, 要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 进一步提升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 错位发展, 扩大辐射半径, 带动区域整体发展。该规划强调, 苏州要发挥区位、产业和人文优势, 进一步强化与上海的紧密对接, 建设高技术产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基地和创新型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该规划有利于苏州进一步加强与长三角区域的合作项目, 为苏州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提供了契机。
2.产业优势。
依托强大的外向型经济和制造业基础, 苏州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自主创新方面已有特色和优势。苏州把工业园区建设作为吸收外资、推动经济发展的载体, 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 开创了中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成功模式, 走出了一条高产出、低能耗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苏州围绕技术指引提出的关键技术、目标产品、重点载体, 组织实施重大技术专项、科技成果产业化专项、科技金融专项、人才专项、产学研专项、科技基础设施专项, 苏州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苏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十二五”期间, 苏州将着力打造产业技术创新高地, 将积极实施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重点推进纳米技术、新型医疗器械等新兴产业基地建设, 打造特色鲜明、具有高成长性和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3.面临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 苏州已经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经济实力、区域竞争力显著增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为苏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 国际产业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仍在持续, 亚太区域合作与交流日益密切。我国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不断深入, 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加快实施,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推进力度不断加大, 经济加快融合, 经济发展具有极强的后劲。到2015年, 苏州将力争确立“高端产业引领、高端人才集聚、高端研发支撑”的转型升级先行优势, 基本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这些都为苏州集聚高端人才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
四、苏州集聚高端人才的重要举措
苏州在人才工作中积极探索实践, 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瓶颈, 如人才结构不合理、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相对匮缺;人才国际化程度不高、境外高层次专家不多等。苏州要实现高端引领, 在集聚高端人才方面要推陈出新, 实行战略聚焦。
1.加快创新人才工作的体制机制, 创新人才政策, 探索建立“鼓励创新、服务社会、以业绩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机制, 完善多元化的人才投入和扶持机制。在梳理整合有关人才政策法规的基础上, 突破人才创新体制机制障碍, 加强研究, 进一步创新人才培养开发、选拔任用、评价发现、流动配置和激励保障机制, 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例如, 在人才开发方面, 加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开发机制,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 加强实践环节, 多元化培养紧缺高技能人才, 推进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资格国际、地区间互认。在人才选拔任用方面, 通过民主推荐、公开竞岗等一系列举措, 优化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机制, 鼓励和引导企业积极落实技术、专利、品牌、管理等要素参与企业分配, 真正做到一流人才一流待遇。在人才评价发现方面, 科学制定人才综合考评机制, 构建由学识水平、职业素质、健康状况、能力构成和成果创收等多元基本要素组成的高端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在人才流动配置方面, 要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 积极探索开展海外技术移民试点, 对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创新人才和紧缺人才, 降低引进门槛。在人才激励保障方面, 加大企业人才激励力度, 建立健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制度, 探索建立管理技能和技术专利等要素入股、经营管理人才股权和期权制度, 探索开展海外人才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 适当增加税前列支项目。把创新人才高地建设作为“二次创业”的战略性任务, 不断完善并认真实施《苏州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1~2020) 》, 分析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十二五”人才需求, 加强对人才队伍建设现状、紧缺人才需求情况的摸底调查, 及时掌握企业人才需求动态信息, 加强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度研究。
2.注重实施分类培训, 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培养模式;注重实施重点培养, 以重点突破带动人才队伍建设的整体推进。对党政人才分级、分层、分类开展专项培训, 鼓励学历进修, 通过搭建基层实习、轮岗交流、挂职锻炼、业务竞赛等平台, 加强实践锻炼。每年选拔一批不同层次的学术、专业技术带头人赴著名高校进行中短期培训, 通过外出留学、研修、考察和举办“科技专家进企业”、“产学研合作洽谈”等活动进行培养。每年有计划地选送一批本地骨干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参加研究生进修班、高研班等中长期培训、专题讲座, 条件具备时组织选送其赴国外进行培训。通过开展职业技能竞赛、岗位练兵和“订单式”培训等方式, 对技能型人才进行培训。通过现代远程教育、开班培训等方式, 对农村实用人才和社会工作人才进行培训。明确重点区域、重点领域所紧缺急需的重点人才, 实行政策聚焦, 优先投入。整合国际和国内教育资源, 积极开发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高层次人才, 引导人才队伍结构调整。以传统产业提升和新兴产业壮大为导向, 适应建设高端产业城市和构建和谐苏州的需要, 加大重点领域急需高层次人才开发力度, 在电子信息、纺织服务、冶金石化等重点产业和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智能电网和物联网、新型平板显示等新兴产业领域形成较强的人才集聚效应。培养和扶持一批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社会事业领域重点人才和高技能骨干人才, 确保人才队伍量增质升, 并引导人才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
3.将“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相结合, 加快建设高端人才集聚基地。通过人才规划与产业规划一体化, 实现招才引智和招商引资有机结合, 使引进的人才更加匹配产业发展的需要。重点依托苏州的一批国家级、省级开发区, 实行“人才、平台、项目”有机结合, 加大研发投入, 将这些开发区打造为人才集聚的大平台、人才政策创新和服务创新的先行区。瞄准世界上、国内外排名前列的企业和机构开展定向招商活动, 以龙头企业、高端机构的集聚带动高端人才的集聚。实施以引进海外智力为目标的“海鸥计划”, 推进“企业博士集聚计划”, 引导高端人力资源向企业集聚。吸引和集聚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业, 培养和扶持一批学科领军人才自主创业, 努力实现“以才兴业”。丰富并优化各种创新创业载体在合作、引进、研发、孵化、培育产业链、产业群方面的功能作用, 加速苏州“制造经验”向“知识经验”的转变、“新兴产业”向“规模产业”的拓展。依托人才培养计划、重大科研和工程项目、重大产业攻关项目、国际学术交流合作项目, 加快各层次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实验中心、工程中心、高科技园区和留学生园区的建设。加强大学科技园、科技成果孵化器和中试基地建设, 新建一批创新成果产业化基地。充分利用推进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契机, 积极发挥人才特区先行先试、试验示范功能, 大胆实践探索, 实行特殊政策、特殊机制、特事特办。
4.集聚国际优秀人才, 提升苏州人才国际化程度。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2010年上海常住境外人员 (包括港澳台, 下同) 20.86万人, 占上海户籍人口1.48%, 北京常住境外人员10.74万, 占北京户籍人口的0.9%, 而苏州常住境外人员3.83万人, 仅占苏州户籍人口总量0.6%, 其中来自台湾较多, 占比高达63.1%, 以从事制造业为主。由此可见, 苏州人才国际化程度不高,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产业的开放度。国际人才包括两类, 一类外籍人才, 重点聚焦外国专家、港澳台专才和出国留学回国人员 (含外籍留学人员) ;另一类具有国际化素质的本土人才。判断一个人才是不是国际人才, 主要有四个关键标准:是否具有良好的母语以外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是否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全球思维;是否通晓国际惯例和规则;是否具有较强创造价值的能力。长期以来, 苏州乃至全国引进海外人才的重点一直放在外国退休专家及一般海外人才上, 但随着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推进,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引进一批创新型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上海进入21世纪以后提出建设国际人才高地, 北京“十二五”提出了打造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苏州创新型城市的建设也必须提升人才的国际化程度, 从海外引进处于国际前沿、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领军人才, 实现人才集聚从“量”向“质”的转变。拓展境外培养渠道, 有的放矢引进国外培训机构,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高校与海外高水平教育机构进行国际化合作办学, 建立苏州国际化人才培训基地。组建由人才工作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参加的苏州人才国际化工作机构, 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召开人才国际化推进大会, 推动苏州人才国际化趋势。通过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人才, 收入分配向国际水平靠拢, 探索国际化人才管理制度, 加强引进外国人才的法制建设, 完善国际化人才发展环境。
“六普”资料显示 , 苏州大专人才总量不少, 但研究生以上学历的高层次人才供给仍显不足, 占比低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 高级管理人才、领军型高新技术人才、高级技能人才和熟悉国际惯例与规则的国际化人才短缺, 成为人才队伍建设的“瓶颈”。苏州要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突出重围, 就必须发挥自身优势, 彰显地域特色, 不断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实现优质资本和高端人才的集聚, 从而推动苏州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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