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因素（通用8篇）
集聚因素 篇1
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在传统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加入了空间维度, 分析了空间系统中经济产生差异的内在机理, 说明了系统空间内集聚和分散的作用原理。克鲁格曼在垄断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冰山成本和自由贸易情况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假设, 以区域中的农业和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建立了核心边缘模型。目前, 该模型被广泛使用于区域间农业和制造业的分析。但由于金融业的特殊性, 对金融集聚的核心边缘模型并没有较多的研究。本文在考虑金融产品与工业产品生产消费具有一致性的基础上, 运用核心边缘模型对金融产业进行了分析。证明规模经济是影响金融集聚的主要因素, 并证实在电子商务贸易环境下, 金融业发展要加强人才、环境等方面的软环境建设。
理论分析
1.适用性分析
金融业与制造业在生产和消费的性质上是一致的, 可以运用空间经济学模型对金融业的发展进行探索。
(1) 由于金融产品的服务对象仍是消费者, 因此可借助CES效用函数和道格拉斯函数分析消费者效用, 金融产品的多样性同样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2) 制造业在应用空间经济模型时, 采用了CIF定价法, 将产品的运费内化到商品的价格中。金融产品没有实体运输, 但产品的交易同样存在人工服务成本, 因此, 可以采用冰山交易的处理方式进行处理。
2.模型假设
由上所述, 模型关于要素禀赋、空间分布的基本假设与空间经济学的假设相类似。假设经济系统中存在两个区域:A和B;两个部门:金融部门F和其他部门O;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在两区域中对称分布, 能够自由流动。金融产品在区域间的交易中存在冰山成本, 在区域内交易无贸易成本, 其他部门产品的交易不存在成本。
金融业核心边缘模型
1.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
在垄断竞争条件下, 产品的生产遵循规模报酬递增规律。消费者效用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满足预算条件下的效用最大目标, 并且对金融产品的不变替代弹性函数形式, 如下所示:
其中, U表示消费者总效用, CF表示消费者对金融产品的消费, CO表示消费者对其他部门消费品的消费, μ表示消费金融产品的支出份额, Ci表示消费者对第i种金融产品的消费, n和n*分别表示两区域中的产品种类及数量, P表示消费者多样性偏好强度, P→1表示消费者多样性偏好强度越弱, σ表示消费者替代弹性, 并且P= (σ-1) ÷σ。公式 (2) 可以写为:
假设在没有储蓄的情况下, 在收入的约束下, 对金融产品和其他产品的消费, 满足以下公式:
根据金融价格指数di可得出消费者对金融产品和其他部门消费品的需求函数为:
生产x单位第i种金融产品所需的劳动为w (F+aFx) 。在垄断竞争条件下, 最大化企业利润的定价公式为:
其中, aF为投入的单位可变资本, w为工人工资。
2.短期均衡
短期内, 工人不能在区域间自由流动, 因此, 会达到短暂均衡。在市场出清情况下, 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 其收益为两区域中销售收益之和:
其中, Yw为两区域的总支出, sY为A区域支出Y占总支出的份额, φ表示自由贸易度, 在0、1之间变化, sn表示金融业在区域A中的分布比例。w、w*分别为两区域工人的工资, nw为两区域内金融业的总人力资本。
△、△*满足公式:
简化 (7) 式为:
金融产业工人的名义工资为:
3.长期均衡
在长期均衡中, 两区域间的工人可自由流动, 工人总是流向名义工资高的地方。区域中的实际工资与其价格指数相关:w=W÷P。经济结构与贸易自由度的关系:
金融业的发展也存在两种均衡, 即对称均衡和核心边缘均衡, 同样有着集聚力和分散力两种作用, 受到市场规模、价格指数、自由贸易度的影响。自由贸易度在φ1以下, 区域间贸易表现为分散力, 处于稳定状态;当φ2<φ时, 区域间贸易表现为集聚力, 趋向核心边缘结构;在φ1、φ2之间时, 区域经济结构会产生粘性, 其状态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 取决于经济的初始状态。
大连市金融业核心边缘模型分析
截至2010年底, 大连市外资金融机构已达36家, 在全国城市“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 大连位列全国副省级指数第三、环渤海地区第一, 被评定为核心区域金融中心。
1.影响大连金融业集聚的因素是市场规模
“十一五”末, 大连市金融总资产达1.3万亿元, 银行各项存款余额8887亿元, 贷款余额6812亿元, 保险深度达到2.93%。较2005年, 证券和期货交易分别增长3倍和7.9倍, 并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塑料期货和油脂期货市场, 综合实力位列全球第10。市场规模效应带动了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目前, 大连市金融机构已发展到227家, 金融营业网点近3000个, 带动就业7万余人。此外, 大连市发达的交通系统提高了自由贸易度,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聚集于市场扩大效应的地区。
2.电子商务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大连市被列为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在第三届中国城市信息化50强中, 大连市名列第10, 并且依托其高校资源优势, 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金融业的“无重量”经济特性, 使其电子商务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发展电子商务, 降低了其服务的“冰山成本”, 随着通信成本的降低, 其自由贸易度增加, 削弱了集聚和分散的作用力, 但成本的下降, 网络经济效应扩大了产品市场。产品的无差别竞争, 降低了产品价格指数的下降速度, 同时, 大连市充裕的人力资源、发达的金融市场, 吸引了大量金融企业和工人集聚于此。
结论及政策建议
1.结论
研究发现, 运用核心边缘模型分析金融产业的集聚具有一定的适应性, 因为金融业与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消费类似。大连市的金融业发展受到规模经济的影响,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 为核心边缘模型的极端情况, 自由贸易度为1, 不会受到集聚和分散作用力的影响, 但金融业的集聚就会受到人力资源、资本及其他软环境的影响。
2.政策建议
(1) 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消除贸易壁垒, 增强市场的自由贸易度, 完善交通体系建设, 降低贸易成本, 促进集聚, 避免产业同构和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
(2) 随着电子商务贸易的发展, 应重视人力资本的建设, 加强人才引进, 充分利用当地的高校资源, 并完善电子贸易服务体制, 加强监管力度, 建立开放、竞争、有序的良性循环市场秩序。
摘要：本文分析了新经济地理学中核心边缘模型下的金融产业影响因素, 金融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与制造业产品具有一致性, 在理论上能够使用该模型进行分析。大连市是东北亚和环渤海经济带的金融中心, 研究表明了规模经济是影响其金融集聚的主要因素, 并证实在电子商务贸易环境下, 金融业发展要加强人才、环境等方面的软环境建设。
关键词：核心边缘模型,金融业,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安虎森.空间经济学原理 (第二版)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2]曹梓爔, 郑长德.中国省际间资本流动机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
[3]S.Pinch&N.Henry“, Paul Krugman’s Geographical Economics, Industrial Clustering and the British Motor Sport Industry”, Regionalstudies, 1999, 33 (9) .
集聚因素 篇2
【摘 要】2015年3月，“创客”一词正式进入政府工作报告，而作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引擎的创客空间为创客搭建了提升创业成功率的平台。创客空间需要怎样的人才充实创客队伍和助力创业成功？创客空间如何吸引这些优质人才，又应以何种方式充分发挥人才集聚效应？目前学界对上述问题缺乏深度探究。本研究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创客空间人才吸引、人才集聚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从人才整合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人才集聚效应的驱动机制。研究结合定量方法评估集聚效应，构建创客空间孵化网络理论模型，进行案例对比，最终得出三大类共10个子维度对创客空间人才集聚具有显著影响。研究模型符合SPPD分析范式，在孵化网络结构和集聚效应评估方面改进了现有理论成果。
【关键词】创客空间；人才集聚；多案例研究；影响因素
一、引言
“创客空间”是服务于创新创业的新型综合孵化平台。2015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3W咖啡”等多家创客空间并作出重要指示，此后，各大城市的创客空间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作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契机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创客空间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瓶颈。从以往学者对新型组织人才集聚的研究中可以看出，21世纪初受产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影响，国外学者开始重点关注人才集聚效应和集聚的动因。Determinants（2008）认为人才集聚及其效应寻在着循环互促的关系。针对创客空间这类新型孵化器，Jerome S. Engel，Itxaso del-Palacio提出Super-COI模型，其价值节点包括人才、资金、信息等资源。在国内，牛冲槐等（2006）首次提出人才集聚现象、人才集聚效应的概念和特征，其他国内学者在动态过程性机制研究中提出了人才集聚动态均衡机制SPPD范式和组织行动理论——ASD理论模型等。
基于对北京地区多家创客空间的实地调研与初步访谈，结合已有研究，我们发现目前创客空间迫切需要壮大创客队伍，形成集聚效应，解决这一问题将为优化创客空间运营提供途径。因此，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法，基于扎根理论这一探索性技术对创客空间人才吸引机制、人才集聚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并进一步从人才整合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人才集聚效应的驱动机制。
二、研究方法及过程
研究组讨论汇总43篇文献和相关资料，对创客空间的运作机制、创客空间人才集聚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基于前期文献资料准备，采用问题聚焦访谈法（PCI），设计两轮半结构化访谈提纲进行深入访谈，访谈结束后对访谈全过程转录为访谈记录文稿，进行三步编码并得到初步构建的模型。
正式访谈对象为北京科委首批授牌的11家创客空间的创始人、工作人员或创业者，样本数的确定按照理论饱和（Theoretical Saturtaion）原则为准，即：如新抽取样本提供的新编码数小于原有编码总数的5%，则停止抽样。
随后，研究组依据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方法，对转录得到的访谈记录进行三步编码处理，得到主范畴、子范畴、对应子维度。编码得出影响创客空间人才集聚的因素可分为3个主维度，10个子维度，39个三级维度，通过编码统计出的频次可以看出，出现频次超过25次的三级维度（影响因素）有：创新氛围、主体协同、导师点津、创业环境、资源匹配共五项，出现频次在20至24次之间的有：政策支持、服务评估、精致打磨、资本关联、组织定位、专业诊断共六项。对创客空间人才集聚效果影响最显著的五项因素中，创新氛围和创业环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创客的带动和鼓励，是创客进行创新创业活动的情感态度基础；主体协同、导师点津、资源匹配则是创客空间能为创客提供的最紧要和最有效的直接帮助和支持，弥补了创业者在经验方向、资源获取、能力技术上的根本性不足。
以“故事线”（Story line）方式描绘行为现象和脉络条件，我们确定了“创客空间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这一核心范畴，围绕核心范畴的“故事线”可以概括为：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深度孵化、绩效产出四个主范畴，内部包含12个具体范畴。范畴间的典型关系如下所示：（1）组织制度模式→网络运营能力（组织制度模式增加了创客空间所联结的组织数量、亲密程度及合作行为的有效性）；（2）软硬资源支持→网络运营能力（软硬件资源支持会提高创客空间所联结的组织合作行为的质量和有效性）等。
三、研究结论
1.创客空间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模型及阐释
以“故事线”为基础，本研究建构和发展了如图1的模型，创客空间孵化网络模型展示了北京地区创客空间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
在創客空间孵化网络模型中，外部因素为政策制度和行业环境，两者共同对创客空间人才集聚起到环境催化作用。外部因素作用于空间自身的孵化网络，其中，影响创业孵化的内部因素包括组织制度模式、软硬件资源支持、传播扩散渠道、空间运营能力以及在孵企业能力。孵化网络中内部因素既与绩效产出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又以深度孵化为中介变量间接作用于绩效产出。空间深度孵化包括网络运营能力、知识共享水平以及资源整合能力三大要素，创客空间内部因素对其具有正向影响。媒体、投资者、创业者三位一体的外部主体评价对内部因素和深度孵化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内部因素和深度孵化共同影响人才吸引，前者作用更明显，所以我们用更粗的线条加以表示。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创客空间的人才集聚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其绩效涵盖两个层面：一是创客空间运营绩效；二是在孵企业创业绩效。多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创新创业服务的动态网络孵化体系，将创新想法“落地”为创业企业。
2.主次频次统计结果
根据主次范畴频次统计，在外部因素中，行业环境占据较大比重，说明创新创业制度的完善和行业的标准制定、行业环境的优化对创业者、导师或相关从业人员进入创客空间有着重要的激励作用。软硬资源支持和组织制度模式是最为重要的内部因素，说明空间的场地、技术、资金、导师等自有资源或可控资源能吸引众多创业者入驻孵化，与此同时，创客空间创新氛围的营造和自身独特的组织定位使得人才吸引在范围广泛的基础上更为精准和专业化。深度孵化是项目落地的关键环节，也是创客空间绩效高低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以服务评估、主体协同、资源匹配和资本关联为代表的资源整合能力使得空间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以产生合力，提升孵化效率，以导师点津和精致打磨为代表的知识共享水平则是创客空间区别于传统孵化器的重要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运营能力作为深度孵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在访谈编码中出现的频次并不高，研究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网络运营能力作为区分优秀创客空间和绩平创客空间的指标，并非所有创客空间都重视这一因素，因此仅被部分经验丰富的访谈者提及；第二，网络运营能力涉及定量的评价指标如“数量”、“程度”等，在原文中较难找到直接对应的完整语句；第三，网络运营中各节点单独出现的频次较多，而多个节点同时提及或涉及节点之间关联性的情况较少，这也是今后研究中有待深入挖掘的重点。
四、深入討论
1.模型的印证与发展
创客空间新型孵化主体，是“创客精神”的重要载体，也决定了其对于创新氛围的特殊氛围。创客空间与传统孵化器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传播扩散渠道和空间运营能力对创业孵化具有重要影响。各空间聚焦领域不同，并且空间本身在项目发掘、质量把控、包装营销方面具备较高的专业能力，同样明显区别于传统孵化器房地产式的运营模式。然而在有限市场和资源下，涌入的众多创客空间水平参差不齐，迅速抢占市场导致淘汰周期缩短，人才集聚的数量和质量不匹配，部分创客空间遭遇生存危机。
本研究从孵化网络模型理论出发，突破既有网络模型分析框架，构建因素链条，形成理论模型。模型中将深度孵化作为创客空间高绩效产出的过程因素，并将知识共享水平和网络运营能力作为驱动机制的核心要素，突破以往研究中仅关注信息或资源本身，而忽略运营能力的局限性。
从整体看，这一理论模型符合学者孙健、王东提出的SPPD（Situation， Patterns， Performance， Dominant inducement）分析范式，从地区环境、诱因、模式与绩效分析人才集聚效应的影响机制。在影响因素挖掘中，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分析结果以环境因素、内部因素、组织因素、资源因素为主要框架构建影响模型，部分印证了Lalkaka， Bishop（1997）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孵化器的研究和Pedro Olivera等（2002）对英国创业企业的研究中所得出的观点。在外部因素中，政策制度与行业环境共同作用印证了Josh Lerner和William Sahlman（2012）关于政府创业激励的研究结论。在内部因素中，本理论模型强调在孵企业能力，尤其是团队核心领导者的态度、能力等，证明了Utpal M. Dholakia， Michal Herzenstein和Scott Sonenshein（2015）关于创业者热情的观点。此外，本研究中影响创新人才集聚效应的主体主要有投资者、创业者、政府、以及高校、科研单位等外部实体，印证了Jerome S. Engel，Itxaso del-Palacio（2011）提出的Super-COI中的价值节点模型。
在充分理解组织行动演化升级以及企业战略决策需求的基础上，基于组织行动理论框架，提出了创客空间孵化网络中企业的环境适应、网络孵化、绩效产出三阶段孵化网络模型，在Wang（2007）“适应—选择—发展”的行动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和剖析了人才在“适应”后的选择匹配（内部因素适配）和嵌入发展（孵化网络运行）过程，构建了内外结合、逐步嵌入的跨层次分析框架，深入探讨创客空间与入孵企业行动策略的关系模式和行动调节机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进展。在孵化网络中内部因素的适配和网络群体的系统嵌入（深度孵化）都会影响的绩效产出，而系统嵌入（网络运营、知识共享、资源整合）对内部因素适配和绩效产出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机制，深化了网络嵌入理论的应用范围，并对创客空间孵化网络系统与入孵企业的互动发展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理论视角。
研究发现，创客空间并不存在与其他组织相比更为特殊的激励机制。由于创客空间与在孵企业近似于合作而非雇佣或隶属关系，因此，创客空间中的激励形式偏向较原始的内容型激励，侧重物质支持。研究结论对传统孵化器的网络模型进行了创新，着眼于微观层面的人才集聚研究亦增强了其实用性和可验证性，二者相结合对全国范围内创客空间（众创空间）的推广具有指导借鉴意义。
2.实践启示
政府应加大对于实体型创客空间的政策扶持力度。目前部分以咖啡馆、自媒体或开放空间等形式运营的创客空间，因缺乏服务于创业者的针对性资源而出现经营不善的现象。因此，政府应当将支持的重点放在具有实体经营场地、专业运营经验和完善服务体系的创客空间上，以构建良好的创业生态，合理利用资源。
行业应建立创客空间行业规范和准入机制。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提出的初始阶段，各创客空间之间合作大于竞争。以政府主管部门、工商部门或行业联合会等机构牵头制定一系列行业规范或认证机制，将有助于淘汰竞争力不足的创客空间，真正服务于创新创业。
运营者应重视深度孵化能力，搭建多元主体交流平台。网络运营、知识共享、资源整合等深度孵化环节，极大地考验着创客空间的运营能力。因此，创客空间应当对内不断深化优化孵化流程，对外沟通投资人、导师、从业者等多元主体，争取更多资源。
创业者应提升核心竞争力，充分利用创客空间资源。真正优质的创业项目不仅仅依托于互联网本身，更重要的是其产品或服务具有核心竞争力和价值。创业者应当保持理性，专注于项目本身，适当优化营销方式，与创客空间双向互动促成共赢。
五、未来研究展望
在样本选择上，创客空间运营模式灵活并且转型迅速，使得数据收集难度加大、周期较长，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当注重对样本的追踪调查。其次是维度定义问题，已有的理论模型对同一概念的定义不一，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确定三级维度，改进了已有概念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偏差。此外，创业者入驻空间的流动性较大，将为后期的模型验证、问卷调查造成一定的困难。
总体而言，基于图书馆的传统创客空间研究与照搬硅谷的“骇客空间”模型已经落后于众创时代的综合孵化网络发展，如何吸引、聚集、激励人才始终是影响创客空间乃至整个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发展的核心问题。目前学界亟需顺应新的时代特点进行理论革新，从组织出发对创新人才集聚及驱动的作用进行全面的考察与界定，并以此指导创客空间的实践与发展。在未来研究中，要在质性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定量研究对创客空间孵化网络模型进行验证，并继续考虑以下问题：探究不同主体人才集聚模式的建构过程；成功新型孵化网络模型的对比研究与推广性探讨；关注人才集聚中的“外溢效应”等。
参考文献：
[1] Jerome S. Engel， Itxaso del-Palacio， Global Clusters of Innovation， the Case of Israel and Silicon Valley [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011， 01
[2] Mai Thi Thanh Thai， Ekaterina Turkina， Macro-level Determinants of Formal Entrepreneurship Versus Informal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9 （2014） 490-510
[3]牛冲槐，江海洋.硅谷与中关村人才聚集效应及环境比较研究[J].管理学报，2008，03：396-400+ 468.
[4]王东，孙健.基于SPPD分析范式的人才集聚机制研究[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No.25612：89-96.
生物医药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 篇3
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生物产业属于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主要集中于医药领域,世界70%左右的生物技术成果应用于医药领域。近10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猛,从国际现代生物以及医药技术产业的发展趋势及成功经验来看,产业空间集聚是实现我国医药产业持续发展的有效选择,是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化,培育新型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2 生物医药行业的特征
生物医药产品不同于其他一般的生物技术产品或其他的商品,从研发到产品转化周期长,除了经历生物技术产品必经的3个阶段即理论研究、中试和产品规模生产之外,它上市前要经历一系列严格的临床试验包括Ⅰ期、Ⅱ期、Ⅲ期及Ⅳ期临床和一个审批周期要比一般商品长得多的审批过程。从产业发展本身看,该产业具有独特的以下特点。
2.1 高技术性
生物医药是一种知识密集、技术含量高、多学科互相渗透的新兴产业。以基因工程药物的开发为例,上游研发技术涉及目的基因的合成、纯化、测序,以及基因的克隆、导入及工程菌的培养及筛选;下游技术涉及目标蛋白的纯化及工艺放大、产品质量的检测及保证,整个过程对技术的要求很高。同时,生物医药产业的高技术特征也体现在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方面,要求有一批具备较高专业技术水平的技术人才。
2.2 高投入
还是以基因工程药物为例,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开发费用平均需要1亿~3亿美元左右,创新一类产品一般是3亿~5亿美元甚至更高。另外,生物制药对医药厂房和设备仪器要求很高,且属于一次性投入,这又需一大笔资金。新产品的研究开发、设备仪器的配置及GMP厂房的建造等方面的投入相当大,一些大型生物制药公司的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率超过了40%。
2.3 产业化周期长
这是生物医药产业最典型的特征之一。从基础和应用成果的研究和开发到中试和规模生产再到产品投放上市的整个过程,涉及多学科、多阶段、多主体。生物医药从开始研制到最终转化为产品一般需要8~10年,甚至10~12年的时间。在美国,一个全新化学药物的开发平均要花10年左右的时间,而技术难度更高的生物药品,开发时间周期要高于一般的化学药品。
2.4 高风险
生物医药产品的开发存在较高的风险。这种风险包括产品开发风险和市场竞争风险:一方面,一个生物工程药品的成功率通常仅有5%~10%。另一方面,“抢注新药证书、抢占市场占有率”是厂家激烈竞争的焦点。若被他人优先拿到药证或抢占市场,前期开发则全盘落空。可见,新药的市场推广过程也存在着高风险。此外,还有技术风险、政策风险、金融风险和经营管理风险等。
2.5 高收益
生物医药产业是一项高利润的产业。产品一旦开发成功投放市场将获暴利,一般一种新生物药品上市后2~3年即可收回投资,尤其是拥有新产品、专利产品的企业,会形成技术垄断优势,利润回报能高达10倍以上。因此,“抢占创新研发,抢占专利产品和抢占市场份额”形成新的焦点。生物医药产业是一项高利润高回报的产业,它的利润率达到了17.6%是信息产业8.1%的两倍,也远高于7%的计算机产业。
3 集聚因素变化分析
3.1 产业链的重心发生变化,研发创新作用强化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由于医药的研发、实验各个阶段不可或缺,成本不可减少,只有加快销售才可以实现利润,所以生物医药产业链主要体现在下游的生产销售环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产品在产业链中占有重点的地位,而创新的源头在产业链的上游,因此产业链的重心也发生了转移。由于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高投入和高风险等特点,企业之间通过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可以达到资源共享及资源互补的目的,如传统制药企业与生物科技公司、传统制药企业之间、生物制药企业之间、生物制药企业与政府实验室、大学等通过建立合作关系来进行新药研发活动等方式越来越被重视;另外,将部分新药研发工作外包给专业的合同研究机构(CROs)已经成为生物医药产业链上的一道“风景线”,因为它可以提高新药研发的效率、加快新药研发的步伐并有助于减少新药研发的成本,由此使生物医药产业链的上游实质上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状链式结构。生物医药产业价值链的价值的实现也不再仅仅集中在产业链的最下游的生产销售环节,而开始向产业链的上游扩散。知识创新和营销渠道是产业价值链的驱动力。把持住研发和营销渠道这样的双重驱动,推进产业链的形成,加快产业集聚。
3.2 风险投资成为产业的重要基础
生物制药投资回收期长,开发过程具有很高的失败风险,市场不确定因素很多,而产品寿命周期太短,开发时间越来越长,费用越来越高。此外,各国对生物制药过程都制定了严格的监管政策,政策层面的变动会给生物制药企业带来很大不确定性。这些需要资本市场来分散投资者风险,风险投资是中小型生物医药企业的发动机。有效的资本运作是生物医药产业成功的基础,是推进产业集聚的基础。
3.3 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平台成为产业的推动力
知识产权保护是维系技术优势、保护贸易利益、提高竞争力的战略决策,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驱动来推动的。因此,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依赖程度往往高于其他行业。知识产权的保护成为生物医药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之一。生物技术产业是知识创新(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应用开发)、成果转化、规模化生产各个环节的整合,这些环节需要将集群内的不同企业、组织的资源进行系统整合。同时,生物医药产业的高技术性决定了生物医药企业不仅需要有生物医药行业协会、专利机构、法律咨询等中介机构,更需要有能为孵化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的专业化服务机构。因此,政府需要建立公共服务平台,发挥组织协调功能。
3.4 知识溢出效应成为推动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生物医药技术以三种方式产生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技术溢出、知识溢出和人才溢出。首先,技术溢出。可通过明显的技术优势如技术发明、创新能力、专利和各种生产要素禀赋等技术转移,从而对其他行为主体产生了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模仿,产生溢出效应。其次,知识溢出。知识作为产业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通过知识扩散产生溢出效应。最后,人才溢出。生物医药产业具有掌握技术的人员的流动可以带动技术的流动,将由此获得的技术、营销、管理知识扩散出去,产生溢出效应。显然,技术、知识和人才是生物经济增长的源泉。
3.5 政府干预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政府政策对集聚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政府需要对新药开发和生产的过程加以监管,例如发放新药证书、GMP认证等程序。同时也需要通过法律法规、金融、财政、劳动力供给、可持续发展等公共政策来为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的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例如,政府机构的改革使得新药的批准时间缩短,制定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等。
参考文献
[1]朱艳梅,席晓宇,褚淑贞.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新药杂志,2013(8):900-904.
[2]顾在浜.大连市金州新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路径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校报,2014(37):269-274.
[3]汤莉娜,申俊龙.江苏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模式与创新策略分析[J].医学与社会,2014(1):26-30.
[4]燕国瑞,倪保敬,燕涛,坚实推进河北生物医药产业强省战略[J].中国卫生产业,2012(9):178-182.
天津金融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研究 篇4
1 金融服务业集聚相关理论
1.1 金融服务业集聚的内涵和特点
长期以来,关于金融服务业的内涵众说不一,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说法,金融服务的业务范围包括:(1)保险及与保险有关的服务,如直接保险(人寿保险和非人寿保险)、再保险和分保险,保险中介诸如经纪和代理机构,以及附带保险服务如咨询、保险精算、风险评估和理赔服务;(2)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业务,该类业务在内容上又细分为11个小类。综合考察前人所给出的金融服务业范畴,本文认为何德旭(2004)对金融服务的划分最为恰当:(1)信贷服务。这是最传统的金融服务形式,也是所有金融服务中的主要方式,同时还是金融企业最主要的盈利来源;(2)证券服务。证券服务的内容包括一级市场的发行服务和二级市场的交易服务等,通过为证券提供流动性,这类服务可以帮助企业和政府获得资金,为证券发行和交易提供可靠的价格及其他信息,其价值增值主要来自证券的发行、包销和交易等服务环节;(3)交易服务。金融机构提供的这类服务实际上类似于为支票账户使用者进行会计服务,一般来说这类服务会随经济发达程度和金融连接广泛程度的增加而快速增长;(4)保险服务。即为保障客户在某些意外情况发生后避免经济损失而提供的一种服务,这类服务可以通过某种金融工具将客户的风险转移或分散;(5)资产管理服务。投资管理或资产管理服务主要包括:决定所管理的资产的风险或回报偏好,选择资产,获取或购买资产并提供安全保障,监督宏观经济表现和资产表现,当新信息、投资机会或资产管理目标变化时改变持有的资产组合这五个方面的内容;(6)信息和咨询服务。金融资讯一般可以分为金融信息、价值评估和投资建议这样三个层次,对这类服务是否收费,金融机构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很显然,世贸组织的这一说法对金融服务业的归纳相对客观且比较全面。但当把这一命题置于我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时,该分类法显得过于超前,虽然我国业已开展并深化金融信息数据库的建设,但比对世贸组织的分类,我国在相当多的领域和范围的数据获取都有不同程度的难度。故此,本文后面的研究仍遵循传统的金融服务业分类,即将金融服务业划分成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分支。
和其他产业部门相比,金融服务业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产业的独特特征。主要体现在:(1)实物资本投入较少,难以衡量其产出数量;(2)现代金融通过对信息的加工、利用,已经告别了以往资金融通的单纯角色。金融信息越来越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资源之一;(3)金融服务业已经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密集和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4)信息技术、放松管制和自由化的影响已经从根本改变了金融服务业领域,这种改变还将继续下去。
1.2 金融服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理论
1.2.1 经济发展决定论。
与一般产业集聚相同,一般情况下,金融服务业集聚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是推动经济发展深化的原因。皮奥里和萨贝尔(1984)认为,上世纪70年代开始陷入的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是以大批量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产业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表现,利用生产特定产品的机械、利用大量的非技能劳动力生产大批量标准化产品的那种福特制生产方式已走到了尽头,即制造业进入柔性专业化生产方式的第二次产业转换时期,亦即后福特制时代。而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角度进行分析。威廉姆森(1975)用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组织结构,认为这三者处于较低水平时,市场调节是有效的调节手段;三者处于较高水平时,企业则会替代市场组织;当三者处于中间水平时,自动调节和强制调节会同时发生,形成一种中间组织形态。
1.2.2 区位经济理论。
以韦伯(Weber)、费特(Feite)和伊萨德(Isard)等为代表的区位经济理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动因进行了解释。在供给方面,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工具、经营场所、专业人才、设备和资金成本,这些都要受到诸如政府监管环境、市场活跃程度、人力资源成本、政治与经济的稳定性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在对金融机构需求方面,则必须考虑客户关系因素。金融机构是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在需求上主要依赖于客户资源的规模,金融机构向某一特定地区集聚,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资金需求的巨大、经济增长的加快、经济体活跃程度的提高等方面条件。
1.2.3 规模经济理论。
在经济对生活的影响日益加深的今天,规模经济一词人们并不陌生。但若要讨论其对金融服务业集聚的作用则还需细化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主要指来自企业内部生产规模的扩大,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及其各种费用,从而引起的产品成本下降和收益的增加。金融服务业的内部规模经济表现为金融机构的内部规模经济,主要受到金融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和合作、金融产品销售成本的节约、金融产品研发的规模效应、管理和成本控制的规模效应以及内部的风险控制能力的提高等方面的作用。因此,内部规模经济对金融服务业的集聚并不存在积极的作用。因为内部规模经济效应的有效发挥最终使得具有内部规模经济的金融机构或者其他企业具有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是具有排他性的,因此会将其他金融机构排除所在区域外,是不利于金融服务业集聚的。与内部规模经济相反,外部规模经济对金融机构的集聚具有重要意义。外部规模经济是指金融机构在空间上彼此接近时所产生的成本降低和收益增加的经济效应。这种经济效应是因为各金融机构可以共享区域的公共产品、服务机构以及其他有关的外部经济而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区域内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金融机构向某一区域聚集可以公用建设和使用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降低单个金融机构的成本,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
1.2.4 产业集群理论。
马歇尔于1920年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产业地区集聚作出解释,此后产业集群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目前已成为大多数学者解释和分析产业集聚驱动力的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将金融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外部经济、集群经济和交易成本。金融产业集群的形成带来了分散的金融机构布局结构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具体表现在集群的形成对金融创新产生激励效应。集群内的企业是一种合作竞争的关系,迫使金融机构提升原有产品质量,提高行业服务水平。其次,金融机构之间有分工协作的关系,在共同开发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的过程中进行固定的信息交流,提高金融机构的工作效率。此外,金融机构一旦形成集聚,各家金融机构的功能会相互补充、支持和促进。
2 天津市金融服务业集聚现状
目前天津金融业金融体系建设日臻完善,建立了私募基金产业发展体系、产业金融服务体系等各类金融体系,进一步增强了天津市提供金融服务和资源配置的能力,已基本建成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和服务体系。
2.1 银行业
截至2010年末,天津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构成如表1所示。2010年6月30日,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天津农村商业银行正式挂牌开业,成为天津最大的一家地方性总部商业银行,标志着天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全面完成。同年8月2日,天津市第二家外资法人银行总部——韩国外换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
注: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2.2 证券期货市场
截至2010年末,天津市共有证券公司1家,证券营业部94家,基金管理公司1家,期货公司6家,期货营业部19家,境内上市公司36家。证券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经营业绩良好。2010年,渤海证券的营业部较上年增加了5家,其中3家异地营业部。
数据来源:天津证监局、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2.3 保险业
2010年,天津市保险业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资产规模增长迅速。国华人寿保险、中邮人寿保险、中宏人寿保险、国泰人寿保险天津分公司先后开业。截至2010年末,天津共有法人机构4家、分公司42家,专业中介机构81家,各级各类兼业代理机构2694家。基本形成了布局合理、形式多样、覆盖广泛的市场体系。
数据来源:天津保监局
为了进一步说明天津金融服务业近年来的集聚变化情况,对天津金融服务业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个方面来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整个指标体系的划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因子层,将各层次对应项汇总至表4。
根据2006至2010年《天津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的相关数据,对天津市金融服务业集聚进行计算,结果见表5。
3 影响天津市金融服务业集聚的主要因素
对表5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在样本期间天津市各金融子行业集聚程度均呈现出加剧的趋势。三个行业中,保险业集聚程度在各年度均最高,证券业次之,银行业相对较低,且银行业和保险业在2008年出现集聚程度下降。结合国际国内在此期间重大事件,本文认为2008年的集聚程度倒退的现象主要归因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此外在样本数据期间,天津市金融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事件,有利于天津金融集聚程度的提高。典型的事件例如,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正式成立;作为天津最大的一家地方性总部商业银行——天津农村商业银行正式挂牌开业;天津市首家非银行金融机构慈善长效基金建立;韩国外换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法人总部落户天津等等,这些机构的成立和运行极大推动天津市金融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高。
天津作为改革开放后最主要的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始终坚持改革之路,在经济领域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天津滨海新区开放开发正式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后,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更是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先行先试,坚持金融改革创新,金融集聚力不断提升。结合分析数据,本文认为影响近年来天津金融服务业集聚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3.1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陈云桥(2009)详细论述了资本流动性是影响金融服务业集聚的核心因素。流动性是金融产业的生命力,是促进金融服务业集聚的核心推动因素,同时也是金融服务业集聚的必要性原因。从本质上讲,首先,金融服务业是依靠流动性整合在一起的;其次,金融服务业的集聚反过来又加速了资本流动性,促进了经济增长。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必然。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成为推动区域金融集聚的巨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天津经济发展迅速、人力资本储备丰富、通信交通设施日益完备,成为环渤海地区金融产业的区域集聚地。
3.2 经济基础对金融集聚的影响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对金融主体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任英华等(2010)假设经济基础与金融积聚有极强的正相关性。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的经营状况良好,社会失业率低,对资本的需求量就大,金融业一般会处于良好的运营状态;而在萧条时期,企业投资的成功率低,失业率上升,金融债务的偿还能力下降,金融风险加剧,不利于金融主体的运营。综观英美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发展史,金融中心发源地内在经济与金融实力的膨胀,是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无论是何种模式的金融产业集聚,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基础作为其发展的依托。进入新世纪以来,天津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多年保持全国各省区前列,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和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大量境内外资本及资本运营机构涌入天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领先优势日益明显。经济的发达与飞速发展为天津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也对金融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提出了经济需求。
3.3 政策环境的影响
纵观国内外国际金融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除了其自身具有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外,政府对相关领域的政策支持也是绝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天津市政府为促进金融服务业发展,制定出台了包括《天津市促进企业总部和金融业发展优惠政策》、《天津滨海新区金融与人才优惠政策》等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对新迁入天津市的金融企业总部核心业务部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对在天津市新设立的金融服务外包机构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补助金额按注册资本(或营运资金)的3%计算,最高补助金额为500万元;对在本市新设立的金融企业,自开业年度起的三年内由同级财政部门减半返还营业税;自盈利年度起的三年内由同级财政部门全额返还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新购建的自用办公房产,免征契税,并免征房产税三年等等,其扶持力度可见一斑。
3.4 制度创新的影响
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地区,也成为CBD金融集聚的试点。许多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及金融开放等方面的改革,都可在天津滨海新区试行,这给天津滨海新区金融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天津更是成为新时期中国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创新实践基地,其中金融创新基地的定位成为推进天津金融发展的强大保障。目前,天津的融资租赁业已呈现出相当的行业集聚效应。从成熟的金融理论角度分析,融资租赁已成为发达金融市场中的五大金融支柱之一。此外,股权投资基金在天津有着瞩目的发展,天津股权投资基金中心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股权投资基金聚集平台
4 推进天津金融服务业集聚的几点建议
4.1 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法制环境
天津金融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与几十年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探索紧密相连,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法规的制定和颁布,为本地经济发展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而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和管理当局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在“十二五”期间,巩固现有优势、大力完善市场经济法制环境、着力吸引国内外资本有助于加强天津金融服务业的集聚程度。
4.2 加强创新型金融服务业建设
所谓创新型金融服务业,既包括制度创新,又包括产品(项目)创新。新型金融服务大多是传统金融机构无法提供的,因此制度上的支持甚至倾斜是十分必要的。如海泰担保综合性金融服务为中小企业获得资金进一步成长提供的必要支持。积极研究设计金融创新产品或者项目,如津港指数的设计与编制、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等问题的研讨与论证。
4.3 重视总部经济对金融服务业集聚的作用
总部经济的本质是在信息、交通、通讯、金融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通过使企业资源在空间上更加合理的分布带来经济效益的快速增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了“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排行榜(2011)”,天津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不断提升,综合得分59.74,位居全国第六,比2010年提高了一个位次,在环渤海地区主要城市中,天津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仅次于北京,排名第二。尽管天津总部经济总体发展能力大幅提高,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和北京的金融街、上海的浦东、陆家嘴这样的中央商务区相比仍然没有形成金融服务业的总部经济。从表1可以看出,2010年天津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机构仅有15家,说明金融总部服务区还没有形成。因此今后应着力吸引国际知名金融机构、国内金融机构及金融监管部门来天津尤其是滨海新区设立金融中国总部或者地区总部,以形成金融机构聚集之势,打造金融服务业集聚区。
4.4 实施金融人才战略,建立高级金融人才平台
人才是任何领域竞争中最重要的因素,不论是制度创新还是产品创新归根到底都是“人”的问题。如何突破天津现有金融发展水平其根本途径还是要解决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的问题,两种手段缺一不可。在以往的人才战略中,往往注重人才的引进,而忽视人才的培养。引进人才固然主要,但本土化才是金融产业发展的趋势。其实,当人才被引进后,仍需不断培训深造,才能与金融业发展相适应。若只谈引进不谈培养,则对政府、社会、乃至人才本身都会造成一种极大浪费。因此我们建议应建立起高级金融人才培训基地,可以与天津本地高校、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对接,形成产学研一体化模式,献计天津金融服务业集聚发展。
摘要：通过对天津金融服务业集聚现状的分析,提出影响天津金融服务业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进一步提高金融集聚程度提出政策建议。
集聚因素 篇5
伴随我国供给侧改革工作不断深入,各地积极搭建产业发展平台,不断增强产业吸附力,助推辖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已有的产业集聚区域均保持了较高的经济贡献率,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而对于我国的中西部内陆地区,由于近年的产业转移和内陆承接,也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聚区域,产业集聚发展模式的程度也在逐渐增加[1]。
产业集聚通过产业群落的形成,企业能够产生更多的关联,从而促进区域内各个企业的发展[2]。同传统的非集群产业相比,产业集聚发展模式能够提高各个行业的发展速度,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不同企业之间能够在一定空间区域内进行公共设施的使用,从而实现不同企业之间的技术和人才交流,激发企业间的创新潜能。另一方面,相同企业之间同样具有非常激烈的竞争,企业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创新自身的生产技术,保证自身生存和发展。通过竞争,提高产业集群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加快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
对于产业集聚,指的是在某一个特定区域内容,大量的企业集聚,形成一个技术和人才资本等高度集中的产业区域,其中的产业资本会随着区域空间的不断扩大而进行增长。对于产业集聚的研究,最早出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之际,当时的代表人物是马歇尔和韦伯。这两个人分别代表不同的两种经济发展理论,随后经济学家对这些理论和观点不断进行完善。最早提出集聚经济概念的是韦伯,他将集聚经济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是企业自身的壮大吸引其他产业向着这些区域移动的初级阶段,另一个则是大企业的集聚吸引其他企业不断集聚的高级发展阶段。但韦伯的理论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如对于产业集聚区域的经济发展缺乏进一步的说明和指导。随后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对韦伯的这些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说明,保罗·克鲁格曼将产业集聚理论进行了具体的区分和完善[3],他将影响产业集聚区域经济发展的各项因素,例如规模经济、竞争等综合到一起进行分析,提出了影响产业集聚区域经济发展的三个原因,即市场的需求和运输成本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而外部的经济特性则对应着马歇尔理论的基本经济发展思想,最后一个影响因素则是由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所造成的。
2 长三角区域的城乡居民收入现状分析
随着产业集聚不断发展壮大,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这逐渐成为我国城乡发展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特别是对于社会福利和保障等方面的差别,导致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相差非常大。由于产业集聚的辐射作用,距离产业集聚地区距离越大的区域,其受到的影响越小,经济增长速度也较慢,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会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我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越来越突出。
本研究通过田野调研,通过对我国的长三角区域的主要地市城乡居民收入的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产业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所谓的城乡居民收入,指的是城乡居民通过各种劳动和付出所获得的效益总和。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纯收入,二是毛收入。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说,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影响当地市场容量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有一定的依赖性,另一方面还受到我国的经济政策的影响。在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中,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影响我国消费者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我国的消费者购买能力才会不断增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进行,我国的产业集聚区域的技术和人才集聚程度较高,且这些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远高于我国的其他地区,而长三角区域作为我国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区域之一,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根据相关研究,若能够对城市化的水平和开放程度等条件进行有效的控制,则产业集聚发展模式对我国觉得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呈现一种负面影响的,也就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会逐渐减少。根据最新的长三角区域经济报告显示,在2015年,长三角区域的核心区域的经济增长率均在8.0%左右,同去年通一季度基本相同。而农村居民的收入则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具有一定的差距,且同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存在着明显的较低现象。(见表1)
3 产业集聚对长三角区域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一定范围内,区域集聚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通过调研,现对长三角区域的城乡居民收入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分析。
3.1 工资水平
随着产业集聚区域的不断扩大,不同区域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形式也在逐渐发生改变。早期的所有制劳动力流动正在逐渐被取代,对于产业集聚程度和劳动力的流动速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规律,也就是产业集聚效应会影响其他有些区域的劳动力资源,而劳动力资源的流入又能够对产业集聚地的集聚效应进行加强,提高产业集聚地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来说,劳动力资源是其进行生产的知识和技术载体,通过劳动力资源的不断流入,企业的内部知识和技术含量也在逐渐加强。而产业集聚地的企业集中会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共享,这很好地发挥了产业集聚的外溢作用。同时,企业为了能够获得职业素质更高的劳动力,往往需要提高员工的工资待遇。员工原来所在的公司和企业为了能够留住劳动力,也会考虑适当的增加员工的工资待遇。因此,具有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劳动力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优势,不断增强自身在产业集聚地的待遇。
产业集聚区域的特殊性使其具有专业的劳动力共享市场,集聚地的企业在选择劳动力时能够更加方便的寻找适合自身企业的劳动力人才,这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而劳动力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工作能力快速获得工资的增长。但对于技术和知识交流,其一般是对应专业的技术性企业,这些企业的集聚容易造成技术和知识的外溢,从而对企业的技术含量不断进行提高,增加企业的收益,这为企业员工的工资提升也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3.2 经济规模
对于产业集聚现象,往往在一个区域内有多个相同行业的企业公司。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企业的规模和生产能力所决定,也就是一个市场的规模大小和当地的人口等对当地的产业集聚程度具有较大的影响,人口越多,市场规模越大,则当地的产业集聚程度越高、人们的消费能力越高。通过高程度的产业集聚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加上激烈的市场竞争,增加企业的技术含量,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这样使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断提升,而企业的员工收入也会随之增加。相反,若企业的集聚程度较低,则当地的居民收入也会受到较大的影响,无法享受到规模化经济所带来的各种收益和福利。
3.3 运输成本
伴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远程管理和供应链的管理越来越快速,对于各项交易的控制和管理能力也越来越强。首先,对于产品的运输成本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本越来越低,企业的经济效益则越来越好。但由于各种商业活动中包含的一些内容无法进行完全的信息化管理,导致一些产业集聚的内在规律无法进行快速的改变,这对产业集聚的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其次,产业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使产品的运输成本越来越低,实现了产品的集中供货,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产业集聚地的货品库存现象,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再者,运输成本的降低也会使企业的生产和产品供应速率更快,提高当地的经济增长速率。
3.4 集聚效应
对于产业集聚区域来说,其具有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等,这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且随着产业集聚地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其规模也会逐渐扩大,从而吸引其他区域的企业和资本流向该地区,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一种资本的集聚[4]。通过这一变化,产业集聚地的经济增长率会不断提升,其辐射作用也会逐渐加强,带动周围区域的经济增长。吸引农村的劳动力向着产业集聚地迁移,这样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但由于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存在,便会吸引农村劳动力向着城镇方向流动,加快城镇的产业集聚能力。因此,劳动力的集聚是产业集聚有效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产业集聚和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相互联系将更加紧密。为了更好地促进产业集聚区域的经济发展地位,必须加强调控和引导,将产业集聚的辐射效应逐渐由城市向农村方向发展,带动当代农村的经济发展,为当地农民收入的增加提供更多的经济道路,这样才能逐渐将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保障我国经济均衡的发展。
4 对策与建议
4.1 城市产业集聚的战略聚焦
为了加快我国产业集聚区域的经济发展,需要尽快对城市产业集聚规模进行调整,不断优化城市产业集聚区域的经济结构,完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产业集聚对当地居民的收入,存在着一个略有浮动的经济影响规律,即当产业集聚区域的集聚程度超出或者低于这一水平时,往往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样将会逐渐使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增大。像我国的长三角区域,其中的一部分城市产业集聚程度已经非常高,当其他产业集聚区域的集聚程度低于当地的平均水平,导致这些高水平的产业集聚区域出现了严重的拥挤效应,其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则远远低于拥挤效应所带来的效果。因此,需要对这些区域的产业集聚程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否则很可能会导致当地的经济出现衰落,反而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好的影响[5]。对于这些区域,产业的集聚程度已经能够满足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其在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应该逐渐向着产业集聚的优化升级方面,加快对当地产业集聚区域的企业的品牌建设,帮助企业更快的进行技术创新发展,提高企业的技术含量等。通过这些经济发展政策使当地的产业集聚所带来的辐射效应能够真正地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4.2 农村产业集聚的战略聚焦
为了建立农村产业集聚区域,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快政策支持和技术帮助等,鼓励和扶持农村产业集聚区域的发展。
4.2.1 制定农村产业集聚优惠政策。
为了加快我国农村产业集聚区域的建设和完善,当地政府部门需要尽快制定对应的扶持政策,帮助农村更快的建立产业集聚区域。第一,需要从各个方面对农村产业集聚区域的建设提供帮助,如建立完善的竞争机制,这样能够为我国农村产业集聚区域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第二,由于农村产业集聚区域的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各方面的条件还较差,当地政府可以给予这些企业一些赋税减免的政策支持,帮助农村产业集聚区域内的企业快速发展和完善。而对于农村产业集聚区域内的优秀企业,可以给予一些急需的政策支持,从而吸引更多的优秀企业向农村产业集聚区域迁移,促进当地的集聚程度提高。第三,出台土地优惠政策,农村的土地大部分都是农耕地,这些土地对当地居民的生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农村用地我国一直都进行着严格的控制,为了加快农村产业集聚区域的建设,可以在这些地域给予一些土地优惠政策,帮助这些区域的产业进行更快的建设;对于其中的技术含量高,未来发展形势较好的企业,可以给予其一定的土地优惠政策,其在引进企业时可以对这些产业进行有限考虑。第四,设立农村产业集聚区域发展基金,这样能够加强产业集聚区域内的企业竞争,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另外,发展基金还能使一些发展前景好、但资金不足的企业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帮助其尽快发展和壮大。通过这些政策支持和帮助,能够使农村产业集聚区域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尽快完善。
4.2.2 增强农村产业空间的转移承载能力。
虽然政府在政策上给予了农村产业集聚区域一些支持和帮助,但农村产业集聚区域想要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就必须在产业的空间转移承载能力上进行快速的建设,帮助农村产业集聚区域加快发展。比较常见的增强农村产业集聚区域空间转移承载力的方法有交通网络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样能够为农村产业集聚区域内的企业信息传输和产品交易等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另外,不同的农村产业集聚区域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特色产业,这是农村产业集聚区不同于城市产业集聚区的一个特征。另外,这些特色产业的引进和建设需要同当地的城市产业集聚区域发展需求相对应,这样能够形成农村和城市产业集聚区域的优势互补,促进当地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使用,避免由于产业形式重复而造成的行业恶意竞争等问题,保证当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4.2.3 加大吸引人才力度。
对于农村产业集聚区域的发展,人才资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不仅决定着企业的技术含量,同时还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农村产业集聚区域的建设则能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集聚效应,吸引人才向这些区域移动。人才的集聚则能够对当地产生乘数效应,吸引周围区域的企业向这些区域移动,推动当地的经济快速发展,帮助产业集聚区域建立完整的社会环境。受农村条件和待遇等问题制约,农村产业聚集区对长三角产业集聚区域,吸引力较低。为了能够更好地吸引人才到农村集聚区域发展,政府可以制订一系列人才吸引措施,帮助农村产业集聚区域更好地吸引人才。而对于稀缺性人才,可以通过一系列奖励政策加大引进力度,引导专业人才向农村产业集聚区域转移,并通过高薪资等条件留住人才,促进农村产业集聚区域的发展,不断优化当地的产业结构,为农村产业集聚区域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技术和智力支持[6]。
5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区的专业化分工水平也在逐渐提升,而对应的产业集聚现象也越来越明显。为了能够更快的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增长,政府和企业需要加快产业集聚区域的政策调整和规章制度的完善,合理调整平衡城乡居民收入,维持区域经济稳定发展。
摘要：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我国东部地区是产业集聚地区,同时也是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较高的区域,而中西部发展滞后的状况尚未改变。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应充分考虑区域产业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因素,探索提高产业集聚度的发展路径,强化辐射效应,释放发展张力,以实现居民增收。
关键词：产业集聚,城乡居民收入,集聚效应
参考文献
[1]王寅.中部六省装备制造业产业承接力的评价研究[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13.
[2]王向阳.产业集中、产业集群与区域产业竞争力提升[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4):20-23.
[3]陆治原.产业集聚理论的历史发展与展望[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6(5):50-54.
[4]孙健,尤雯.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互动关系研究[J].管理世界,2008(3):177-178.
[5]吴迪.产业集聚区创新能力及保障机制探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2):53-55.
集聚因素 篇6
1. 创新创业人才与人才集聚概念的界定
创新创业人才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新名词, 是作为“创新”、“创业”、“人才”的三重复合概念。刘丽君等 (2009) 提出, 创新创业人才, 是指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基地、留学园、孵化基地等平台载体, 激发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 并用知识创造价值的人。[1]肖为群等 (2014) 认为, 创新创业人才既有创新能力又有创业能力, 能将成果转化为效益的复合人才, 如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或科技型企业家。[2]这与刘丽君等、肖为群等提出的创新创业人才概念相近, 具有稀缺性、贡献性、流动性、不可替代性等社会特征。同时, 具有创新创业知识体系、具有技术、项目和专利等外显特质, 又具有创新创业的意识和思维、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等内隐特质。
人才集聚概念最先由朱杏珍 (2002) 从人才流动视角提出, [3]许多学者赞同她的观点。李乃文等 (2011) 从人才集聚效应视角指出, 人才集聚是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产生对人才的吸引力, 通过人才流向特定载体而实现聚集效应的过程。[4]创新创业人才集聚, 是创新创业人才流动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受经济、政策、环境、平台载体等因素的影响, 从不同地区向特定地区流动, 最终形成聚类现象的过程。
2.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在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影响因素方面, 王奋等 (2006) 提出, 宏观层面的科技人力集聚影响因素有, 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和人文环境等。[5]孙其军等 (2008) 认为, 经济发展、企业状况、社会文化、人才市场、人才政策和生活环境这六大因素, 是影响北京CBD人才聚集的相关因素。[6]徐茜等 (2010) 提出, 影响城市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有, 经济环境、人口自然地理环境、生活环境、制度环境、生活环境5个方面。[7]韩伟亚 (2014) 将科技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分为, 经济发展因素、生活水平因素、技术创新因素、文化教育因素、社会保障因素, 并提出16个二级影响因素指标。[8]
学者们对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影响因素的研究对象, 多数是人才或创新创业类人才, 且研究集中于全国和东中部地区, 而对西部区域、城市的研究较少。所以, 本研究从区域发展的视角, 分析包头市创新创业人才集聚核心影响因素, 提出集聚创新创业人才匹配建议。
包头市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分析
2012年, 国务院正式批准“呼包银榆”经济区发展规划, 为包头市城市发展、经济转型和人才集聚提供了契机。然而, 包头市的人才尤其是创新创业人才较缺乏, 成为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探索与包头市发展相匹配的创新创业人才集聚核心影响因素, 对包头市吸引与集聚创新创业人才、促进区域稳健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 包头市创新创业人才集聚模式
目前, 包头市主要采取“政府促进+产业聚集推动”的人才聚集模式。一是政府促进人才聚集。通过制定和实施培养、使用、引进人才政策, 吸引创新创业人才, 推进建设科技园区、企业、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等平台载体, 聚集创新创业人才。二是产业聚集推动人才聚集。通过优势的产业发展、多层次的项目方式, 聚集重点产业需求人才。包头市的支柱产业为钢铁、装备制造、稀土、铝业、电力、煤化工。由此类生产资源、技术资源、劳动力资源等优势, 能吸引同行业或相关行业创新创业人才聚集。
2.包头市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现状
创新创业人才主要依托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创业园孵化基地等平台载体而存在, 鉴于数据可得性, 选用科技活动人数、科技活动人员中硕士数、科技专利授予量、科技机构项目数、高等院校数、专任教师数、大中型工业企业办科技机构数等指标, 分析包头市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现状。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各城市《统计年鉴》《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当前, 包头市创新创业人才集聚仍存在差距, 其发展亟待加强, 且创新创业人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通过数据分析, 包头市创新创业人才集聚面临以下这些问题:
(1) 创新创业人才规模较小。据统计显示, 北京市、天津市的科技活动人员数分别为30602人、13340人;成都市、西安市的科技活动人员数分别为8130人、8586人, 而包头市的科技活动人员数不足北京市、天津市的1/9, 不足成都市、西安市的1/3。此外, 天津市、西安市科技活动人员中硕士人员的占比分别是27%、19%, 而包头市的科技活动人员中硕士人员占17%, 落后于天津市, 相近于西安市。
(2) 创新创业人才创新能力偏弱。统计数据显示, 北京市、天津市的科技专利授予量分别是14817项、12263项, 而包头市的科技专利授予量不足其1/7, 但与成都市、西安市相近。在科技机构项目数量方面, 北京市、天津市、西安市分别是23949个、6561个、6460个, 而包头市仅为1294个。
(3)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力度欠佳。包头市共有高等院校数5所、专任教师4520人, 远落于北京市、天津市、西安市、成都市的高等院校数和专任教师数。在平台载体建设方面, 包头市大中型工业企业办科技机构数仅55所, 不足北京市、天津市的1/6, 西安市、成都市的1/4。
包头市创新创业人才影响因素体系分析
依据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 按照科学性、独立性、重要性以及可比性原则, 运用专家咨询法、文献研究法, 经过“确定—修正-再确定”的过程, 建立了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影响因素体系:
政策因素 (A1) , 反映一个区域吸引集聚人才的战略导向, 是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政策维度下的4个因素包括:创新创业优惠政策 (B11) 、创新创业融资、税收政策 (B12) 、人才引进政策 (B13) 、信息交流共享政策 (B14) 。
经济因素 (A2) , 反映一个区域的发展水平, 是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根本原因, 稳健的经济有利于吸引集聚创新创业人才。经济维度下的4个因素包括:产业经济 (B21) 、收入水平 (B22) 、消费水平 (B23) 、人才流动成本 (B24) 。
自然地理因素 (A3) , 反映创新创业的自然条件、优益的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 能为集聚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助力。自然地理维度下的3个因素包括:空气质量 (B31) 、人均绿化面积 (B32) 、地理位置 (B33) 。
社会因素 (A4) , 能为创新创业人才集聚提供后盾支持。社会维度下的5个因素包括:创新创业配套设施 (B41) 、创新创业服务 (B42) 、教育发展水平 (B43) 、道路交通 (B44) 、医疗、保险水平 (B45) 。
技术创新因素 (A5) , 是影响创新创业人才吸引、集聚、开发的重要影响因素。技术创新维度下的3个因素包括:科技项目量 (B51) 、专利授予量 (B52) 、科技园区量 (B53) 。
包头市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5个维度、19个影响因素, 虽不能反映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全部内容, 但还是能够从某种程度和或某些视角反映城市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状况。
基于Fuzzy-AHP的包头市创新创业人才集聚核心影响因素确定
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具有多层次性、多因性、模糊性, 其核心影响因素的筛选, 多受主观判断的约束, 而本研究则采用Fuzzy-AHP的方法, 确定包头市创新创业人才集聚核心影响因素。将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即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将问题系统化、清晰化、灵活化, 对评价目标的评价更客观、更准确。
1.各影响因素权重的确定
运用层次分析法 (AHP) 、专家访谈法, 确定维度间及维度下的影响因素权重。
(1) 选取5位政府、高校创新创业管理者、4位创新创业方面的企业创业者共9位专家, 依据指标含义, 按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对每级因素分别排序, 运用“集值迭代法”, 汇总处理数据来确定最终的影响因素排序。
(2) 将影响因素的排序结果反馈给9位专家, 并请专家对维度间及维度下影响因素按重要程度两两比较赋值, 按照层次分析法的操作步骤, 得到各个维度判断矩阵;然后, 利用MATLAB软件进行运算, 得出每个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一致性指标CI、随机一致性比率CR, 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最后计算出各因素的权重。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维度间影响因素权重如表2所示。
运用MATLAB工具, 计算影响因素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和一致性比率, 并得到因素的相对权重。计算结果为:λmax=5.1785、CR=0.0398<0.1, 通过一致性检验。维度间因素权重为WA1=0.4642、WA2=0.2157、WA3=0.0451、WA4=0.1520、WA5=0.1230。同理, 可得5个维度下影响因素权重。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影响因素体系及权重如表3所示。
2. 模糊综合评价的计算
包头市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影响因素重要程度的模糊综合计算具体步骤为:首先, 建立评价因素集与评语集;其次, 设计调查问卷, 对创新创业人才进行问卷调查;再次, 回收问卷, 进行统计计算分析。
选取包头市创业企业、软件园、高等院校的创新创业人才为调研对象, 共发放调查问卷130份, 回收117份, 剔除无效问卷后, 得到有效问卷共98份。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算影响因素比重, 来确定各单因素评价隶属度向量。基于此, 建立相应隶属度矩阵:
政策维度的隶属度矩阵:
政策维度的权重矩阵W1= (0.2777, 0.1588, 0.5137, 0.0498)
由公式Si=Wi×Ri可求得:
政策维度的隶属度评价值S1=W1×R1= (0.0612, 0.0612, 0.2777, 0.3265, 0.3367)
计算可得:
经济维度的隶属度评价值S2=W2×R2= (0.0612, 0.1429, 0.2653, 0.2347, 0.3265)
自然地理维度的隶属度评价值S3=W3×R3= (0.1122, 0.1531, 0.3325, 0.3776, 0.2551)
社会维度的隶属度评价值S4=W4×R4= (0.0510, 0.0714, 0.2134, 0.4490, 0.2957)
技术创新维度的隶属度评价值S5=W5×R5= (0.0816, 0.1047, 0.2755, 0.2583, 0.3163)
所以, 模糊综合评价判断矩阵
综合权重矩阵:
由公式S=W×R可求得模糊综合隶属度评价值:
3.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通过以上计算, 在模糊综合隶属度评价值中, V5的隶属度最高, 为0.3367。依据最大隶属度原则, 创新创业人才集聚五类影响因素的综合重要性处于很重要的水平。
(1) 对隶属度评价值进行横向比较。一是在政策因素隶属度评价值中, V5的隶属度最高。表明政策因素对创新创业人才的集聚处于很重要水平, 且人才引进政策、创新创业融资税收政策, 比创新创业优惠政策、信息交流共享政策更为重要。二是在经济因素隶属度评价值中, V5的隶属度最高, 为0.3265。表明经济因素对创新创业人才的集聚也处于很重要水平, 且产业经济、收入水平对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影响更重要。三是在技术创新因素隶属度评价值中, V5的隶属度最高, 为0.3163。表明技术创新因素对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处于很重要水平, 且专利授予量比科技项目量、科技园区量更重要。四是自然地理因素、社会因素的V4隶属度最高, 分别为0.3776、0.4490。表明这两个因素对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处于重要水平, 但低于政策因素、经济因素与技术创新因素的重要性。
(2) 对隶属度评价值进行纵向比较。V5的隶属度中, 0.3367>0.3265>0.3163表明, 政策因素对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重要程度最高, 经济因素的重要程度居中。其次是技术创新因素, V4的隶属度中, 0.4490>0.3776, 说明社会因素对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影响程度比自然地理因素要高。
综上所述, 提取包头市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核心影响因素为, 政策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创新因素。在该维度下提取5个核心影响因素, 为人才引进政策、创新创业融资税收政策、产业经济、收入水平、专利授予量。
包头市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建议
1.以政策因素为主导, 集聚创新创业人才
(1) 包头市应从创新创业人才引进标准、人才职责、程序办理、相关待遇等方面, 着手修订创新创业人才引进政策。例如, 提倡“一站式”咨询、“零成本”办理、“便捷式”审批, 以及设立具有竞争优势的, 诸如优先推荐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优先推荐申报相关国家科技研究、优先解决配偶子女户口、就业、入学等待遇。
(2) 包头市应提供全方位的创新创业融资税收政策。一是简化相关金融审批制度, 缩短审批流程、减少审批关卡, 同时适度下放行政权力, 合理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增强创新创业发展。二是在现有融资税收政策基础上, 提供更有优势的利率、贷款、担保、贴现等方面的金融政策支持。三是探索“互联网+金融”投融资渠道, 打破传统金融模式桎梏, 在政策上为创新创业提供更丰富的融资渠道。
2.以经济因素为依托, 集聚创新创业人才
(1) 若短时间内吸引创新创业人才来包头工作, 关键是提高创新创业人才收入水平, 提供区外创新创业人才项目申报机会、社会保险、津贴荣誉等隐性收入, 解决区外创新创业人才住房、户口、配偶子女随迁等隐性消费问题。
(2) “高收入、低消费”的集聚方式, 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创新创业人才流向包头市。若从根本上解决包头市创新创业人才的集聚, 需提高包头市优势产业的发展, 以稀土产业、装备制造产业、电力产业, 延伸助推区域企业、研发机构的发展。以初级化冶金产业、轻化产业,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 从而增强区域或产业的竞争力, 加快区域经济稳步发展。最终形成以“经济发展激发创新创业人才集聚, 创新创业人才集聚促进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
3. 以技术创新因素为支撑, 集聚创新创业人才
(1) 建立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技术高新区、科技园区等载体为支撑的科技创新基地, 鼓励吸引创新创业人才进行技术创新、专利研发等。
(2) 加大对技术经费的投入, 保障技术创新研发工作持续有效进行。与此同时, 加强技术经费投入与使用的监督管理, 健全技术经费合理有效的协调机制, 提升技术经费贡献率。
(3) 优化专利、科技项目成果转化进程。包头市需强化专利、科技成果转化, 优先推荐前瞻性专利与科技项目, 做到专利、科技成果转化目标明确、分工合理、责任到人, 确保专利、科技项目成果高效产出。
结论
包头市创新创业人才集聚核心影响因素, 分为政策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创新因素, 以及该维度下的5个核心影响因素。但这些核心影响因素并不与包头市发展完全匹配, 仍存在盲区需及时调整。因此, 随着包头市发展阶段的变化, 对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核心影响因素应及时作出动态调整。
摘要：创新创业人才集聚, 对包头市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科技创新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核心影响因素的确定, 是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前提和基础。在分析包头市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现状的基础上, 构建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影响因素体系, 并确定了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核心影响因素。
关键词：创新创业人才,集聚,核心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刘丽君, 李斌, 郑焱, 霍灵瑜.美国一流大学理工创业教育与我国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J].中国高教研究, 2009 (5) :50-51.
[2]肖为群, 樊立宏.创新创业人才成长:一个整合框架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 2014 (10) :7-10, 16.
[3]朱杏珍.人才集聚过程中的羊群行为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2 (7) :55-56.
[4]李乃文, 李方正.基于人才集聚载体的人才吸引力研究---以辽西北地区为例[J].人口与经济, 2011 (6) :41-48.
[5]王奋, 杨波.科技人力资源区域集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J].科学学研究, 2006 (5) :722-726.
[6]孙其军, 王詠.北京CBD人才聚集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J].人口与经济, 2008 (5) :25-31.
[7]徐茜, 张体勤.基于城市环境的人才集聚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 (9) :171-174.
集聚因素 篇7
生产性服务业涉及其他产业的多个环节,具有专业内容性复杂、创造创意性较高、产业融合度强及辐射带动力显著等鲜明特点,生产性服务业早已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在我国产业转型及经济结构调整中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升,是区域经济发展及城市发展战略转型的不竭推动力,生产性服务业逐步演变为产业发展的支柱及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集群已经成为区域产业发展及空间经济结构调整的常态化趋势,也是产业空间优化升级及城市区域布局完善的直接反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对区域的产业空间布局的重构及区域产业结构重组、居住空间的转变及区域人员的流动、交通网络规划布局的优化及交通枢纽 ( 设施) 空间走向的变动、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及场地空间格局的变更等方面对区域空间的演变和地理格局的演进持续作用; 另外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性与交互性、生产性服务业生产与服务的非标准化与可变性、区域化人才资源与人力资本的集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组织架构的调整及业务流程的再造、制造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专业服务外置化的发展等内在规律不断驱动集聚效应对于区域产业空加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重构区域空间的进程和步伐。
1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驱动因素
1. 1 生产性服务业生产与消费( 交易) 的同步性与交互性
在其他产业的空间价值链的环节上,普遍存在产品一方生产,异地销售消费 ( 交易) 的产业布局。生产企业与加工企业在生产布局与销售流程上具有较大的区位决策度与消费衡量权,由此产生的产品生产与实物消费存在异地性与时差性是其他产业的重要特征。而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生产、商品流转、过程交易及实物消费是相伴完成,生产与消费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与相随性,产业生产向消费服务流转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粘合性统一性,实物产品供应方向服务消费需求方转移过程同时也是销售完成的过程 ( 见图1) 。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和时间上较大制约产业生产与消费流程,很大程度上要求生产服务、销售消费在地域上与时间上的一致性,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价值链与消费需求链同步实施才能保证产业活动的顺利完成,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只有在生产空间布局和产品服务方式、商品交易流程中科学决策和统筹布局,其服务效率、效果、效益才能逐步显现。
1. 2 生产性服务业生产与服务的非标准化与可变性
生产性服务业产品和服务的对象涉及面比较宽泛和复杂,既包含生产价值链各个链条上的纵向加工与服务企业 ( 制造业及配套行业) ,亦包括服务衍生的上游、中游及下游横向辐射企业( 金融服务及信息服务行业) 。不同的消费群体和需求个体对于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的质量、服务、类型、方式及价格等因素提出个性化的要求,专业化、集约化的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加速投放的同时,也强化同其他产业集聚的高度融合,进一步加大生产性服务业产出 ( 服务) 的可逆性与变幻度。工农业生产与供给过程中,机械化运营和刚性化规制促使其产品具有标准化与规范性的特点,而生产性服务业产品 ( 服务)的日益人性化与智能型,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在服务体系中推进优化配置,这些综合因素的叠加反应促使标准化的服务与生产难以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生产与服务的非标准化与可变性意味着提供服务的各类企业加强与需求方的沟通与联系,企业在区位决策和空间定位上易于选择交通便利、信息通畅与信息集聚的区域。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需求和国际竞争,企业在采取各类技术层面措施提升组织效能的同时,服务生产的非标准化问题也导致企业制定宏观战略发展愿景和微观产品市场定位时着力于本土化与区域化策略,通过全方位的区位决策和空间定位实现服务和生产的个性化集聚效应,从而降低各类成本,提升服务能级。
1. 3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组织架构的调整及业务流程的再造
生产性服务业辐射工农业、金融信息及科技服务等诸多产业,分布于农业服务、制造机械服务、金融商务服务、建筑科技服务、信息物流服务、批发租赁服务等各个环节,具有影响导向性强、创造活力性足、系统专业性强、区域协同度高、产业融合系数大等显著特点。服务企业的空间布局和组织架构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与扩散至关重要,服务企业区位选择和功能区布置是集聚效应的直接动因。规模较大的综合性跨国服务企业在辐射影响力、市场占有度及抵御竞争性方面有着先天性的优势,其组织方式、经营模式、运作架构调整的风险系数较低,可以根据环境市场和政策法规的变化而及时调整。近几年规模较大的综合性跨国服务企业为了更好的应对电子商务、研发升级、产业链调整及流程再造的全球化趋势,多角度迎合知识资本、技术创新、人力资源巨变的现实需要,通过跨国重组、兼并业务、业务转型、设立分部等组织机构调整方式推动核心功能区 ( 金融业务、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战略咨询) 的重构与集结,在业务内容加强集聚的同时加速推动空间集聚的进程,实现服务业实质性空间聚集和地域化链接网络 ( 见图2) 。而中小型服务企业主要依托本地市场和区域资源进行业务扩展,在区域集聚产业范围内,中小型服务企业可以充分利用集聚区内的相关资源与区位优势,与其他服务企业共享信息资源、电子网络及便利通道,形成协同创新的服务体系,进一步推动集聚区的企业联合效应和集聚效能。
1. 4制造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专业服务外置化的发展
随着制造业的纵深发展和能耗的加剧,制造企业基于战略管理和效能效益的权衡,会把非主流功能业务和服务内容从营运区域剥离出去,形成专业服务外置化的趋势。制造企业通过这种外置化的方式获取源源不断的专业化服务,专业化服务不断深化和提升的同时,制造企业高附加值和产业竞争优势的积聚越发依托诸如金融物流、商务营销、技术开发、保养维修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强力支撑。生产性服务业在推进制造业发展空间和水平的同时,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制造企业完成从“制造”到“创造” 的历史飞跃,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全新的利润增长点。外置化的专业服务企业随着制造业的战略抉择和区位决策的变化而移动,特别是规模较大的跨国类制造企业在全球化扩张和区域化整合的过程中,商务咨询、物流采购、金融营销及技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模块也随制造企业的扩张而进行空间的集聚和转移,以制造企业选址为中心进行周边的服务设点和区位布控。服务外置过程中会有等级化分工和分工精细化的过程,一些涉及顶层设计、高端创意、宏观策划和战略决策的服务内容趋向制造企业的核心圈层,处于分工等级的高端环节,为了发挥制造企业的总部效应和资源集群效益,这类服务机构被安置于城市核心区位和企业集团中心,更有助于形成协调创新与联动发展效用;而较低端的生产服务功能在分工以后则多安排在外围区域和边缘地段,处于精细化分工的低端环节和微观层次,处于城际之间或者不同功能区的交接位置,以利于发挥其服务内容标准化和服务方式多样化。
1. 5 区域化人才资源与人力资本的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品设计、策划、生产及服务流程的完善都需要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全程参与,特别是市场营销、商务咨询、金融财会及科技信息方面的服务领域对于人才资源的要求配置程度较高。近几年生产性服务业生产交易中呈现人力资本要素集聚化的趋势,特别是高端生产及服务链强调创造性、创新性、技术性、专业化,人才资源及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日益突出。人力资本及知识资本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举足轻重,人才资源等关键要素的获取、集中、流动对其空间定位及区位规划影响颇深,人才资源分布大中城市的现有格局是导致生产性服务业集群集聚固定区域的重要动因。大中城市的竞争优势及先决条件 ( 教育、医疗、交通、政策、文化等) 对于人才的吸引度较高,这为建筑工程服务、商务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科技服务、教育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重要的服务领域提供充足稳固的人力资源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大城市及特定区域。
2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重构区域空间的作用途径与机理
综合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的驱动因素和绩效因子来衡量测评,生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和集群效果对于产业空间布局甚至城市基础规划产生深远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进的产业空间布局、区域经济结构规制及城市功能区位的调整是空间重构的重要内容,也是未来城市产业规划转型和行业结构调整的一大动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对产业空间布局、就业空间分布、居住空间分布、交通设施空间走向和土地空间利用等的影响,从而对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产生持续的作用,其作用遵循一定的作用路径和机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重构区域空间的形式、内容和趋势正在迅速推进,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视角下区域空间重构的发展态势和演进路线是区域综合整治效能及区域经济优化协调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区域化产业升级、城市功能区定位及市场化推动的多发联动博弈的过程 ( 图3) 。
2. 1 产业空间布局的重构及区域产业结构重组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具体的日常运行、产业融合、需求性集聚及纵向发展进程中必然依附于实体区域和空间地理上,进一步实现产业空间布局的差异化和产业结构的变通性,所以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规模、产业机构分布及相关空间布局的演进和延续密切相关( 图4) 。
2. 1. 1 双重集聚导致的空间分化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机构调整和业务重组过程中经常性出现动态化的空间布局分异,生产性服务业系统中的传统形态 ( 生产加工制造业服务) 与新兴业态 ( 金融咨询管理等) 在长期博弈中不仅仅是业务的重组和分工的细化,而是由此产生的巨大的区域空间分离和产业布局调整。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在固有空间格局的框架内由于功能互补和产业互需等因素产生双重集聚格局,这种双重集聚受到企业决策、成本压力、生产重组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挤出效应”和“互补效应”: 1部分核心业务和相关产业由于互补性强而相互依存,共同发展。2诸如制造和生产等传统业务受到地租、政策、环境的影响而转向外围发展,向城市郊县转移; 而企业的决策咨询、战略规划、创意管理、人事营销等部门不断优化配置,转向城市核心功能区集聚和发展。这种集聚双重效应在推动企业资源空间流动和产业布局分化调整的基础上,更直接导致产业空间布局的重构和企业地理区域的转移。
2. 1. 2 极化空间结构带来的空间经济梯度的形成
双重集聚导致的空间分化效应带来的产业结构的重组,也促使各类功能集聚区和业务功能区的不断分化。随着生产性服务业主流业务集聚区的不断扩展和延伸,逐渐形成强大的富有竞争力的功能性整合体,具有核心业务集中、功能项目广泛、涉及领域齐全、创造创新性强等集群优势,对于城市原有功能区和产业园形成“排斥效应”和“推移作用”,促使原有功能区产生区位转移和功能外溢。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在极化效应的推动下不断成长和发展,渐渐演进为新的城市核心功能区和创意区,原有城市功能区不断向外围空间转移和业务转型,极化空间结构日益形成和发展。换言之,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和集群导致的城市区域内功能区化的转变,也带来经济结构变化和产业模式的变革,加剧区域内和空间范围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在城市区域空间内产生不同等级和不同层次的经济结构,空间经济梯度格局应运而生。
2. 2 居住空间的转变及区域人员的流动
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形成的中心城区功能化集群和服务业向心集中导致原有城市核心区居住环境产生变化,生产性服务企业由于利润最大化的驱使,进行区位选择和地理定位时,中心城区和核心地段成为其业务拓宽的首选之地,促使部分居住地向外迁移和转变,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带来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产业布局的调整同时导致居住空间的转变,从而把中心城市居住密度降低,城市郊县及近郊区人口居住度逐年升高。另外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细化和空间经济结构变化也导致就业类型和就业模式的变革,促使生产制造从业群体向生产性服务业群体转移,就业分布和就业结构也在空间位置上进行了再次内部调整。区域内人员由于考虑到就业便捷、生活方便、福利薪资等因素,也会在就业选择上优先选择生产性服务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在就业空间上的向心性 ( 中心城区) 和居住空间上外移性 ( 城市近郊区) ,促使城市功能区、居民生活区、居住地、产业集聚区在空间上形成结构性变化 ( 图5) 。
2. 3交 通 网 络 规 划 布 局 的 优 化 及 交 通 枢 纽( 设施) 空间走向的变动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和集群导致的“挤出效应”和“排斥效应”,对于其他产业、功能区及居住地产生直接推移效用,集聚的影响和作用彰显在这些实体经济 ( 人群) 的地理空间和区域布局上,从而对于交通网络规划布局的优化及交通枢纽 ( 设施) 空间走向的变动也产生实质性影响( 图6) : ( 1)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产业实体空间布局的分离及居住就业模式的改变在人群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间形成分化格局,就业地 ( 核心城区及中央商务区) 及居住地 ( 城郊及城市核心外围) 在地理空间上产业必然的分离。这种必然的分离形成的人群往返状态和日常交通运输模式随着集聚的不断深化而日益改变,综合衡量交通运输人群的变量及通勤剧增的现实需求,交通网络建设规划布局在系统科学测定和内部升级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和完善,城市交通网络结构( 城市内容及城市外围) 进一步扩展升级,城市核心区域和城郊空间联系愈加密切。 ( 2)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功能区、制造业加工集聚及就业居住地的转变也促使企业在价值链视角下综合考量企业运转成本、人员通勤成本、产品高效运输及业务区划定位等现实问题而采取措施,这些对于交通 ( 通讯) 设施及城市枢纽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城市核心区位的公共交通资源 ( 轻轨、公交、出租车线路) 及城市宏观层面的交通格局 ( 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及城际公交) 不断成型和完善,交通枢纽 ( 设施)空间走向的密度和规模也在不断的改变和优化,交通网络规划布局的优化及交通枢纽 ( 设施)空间走向的变动加强城市内部之间及城市之间的深化联系,由此产生的层级化的功能区、合作加工区、经济区、经济圈、经济带能串联经济实体区域带也加速形成。
2. 4 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及场地空间格局的变更
集聚因素 篇8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集聚水平已经达到相对较高水平,并在国内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涌现新的特点。但若与发达国家比较,实力水平仍有一定差距。随着国际竞争力量由过去的“船舰炮弹”等“硬”力量转化为主要依靠科技、人才、文化等“软”力量上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经济发展水平,甚至是其繁荣的关键所在。在这一宏观背景下,研究我国文化产业的区域集聚发展水平,对于提升我国文化综合实力,壮大经济发展驱动因素,提升国际影响,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既然文化产业集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等各方面的意义都重大,那么文化产业集聚程度的大小究竟受哪些主要因素的影响呢?这也将是文章接下来着重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内容。
1 文献综述
文化产业集聚在较高一个层级上属于产业集聚的研究范畴,最早涉及到产业集聚研究的是由Marshall提出的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以及之后Alfred.Webber提出的工业区位经济理论。由于过于细分的“文化产业集聚”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则从产业集聚的理论入手,进而研究分析文化产业集聚这一特定产业,是较多数学者共同的做法。
诸多学者在对影响文化产业集聚水平的因素研究中,首先强调了所在区域地理位置对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如Henderson J.V[1]、Scott[2]和Graham Drake[3]。其他学者如楼彩霞[4]和魏鹏举[5]分别从政府支持的角度讨论了政府对文化产业集群的积极影响。不同的是汪德华等[6]在其研究中指出如果一个地区的政府规模偏大则会潜移默化地对产业的发展过度干预,最终阻碍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Chou Tsu-Lung[7]同样在其对文化产业的研究中认为,政府对城市文化产业的干预最终并不利于文化产业集群的长远发展。
除了地理因素之外,其他学者从更全面的角度研究了文化产业集聚。如陈倩倩等[8]、王伟年等[9]、陈建军[10]等研究认为影响文化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有政策环境、专业人才、文化资源禀赋和文化市场需求。不同于以往学者的研究方法,万丽娟、张变玲[11]通过构建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指出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多的是依靠政府政策和文化企业的联合推动。其他学者如袁海[12]、黄永兴等[13]则集合了各种影响文化产业聚集的因素,并对其进行归类,从新的视角对其进行实证研究。
通过上述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可以发现,目前关于对文化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处在初步阶段,而且大多数学者都是选取某一地区或城市文化产业发展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的方法也多是定性分析,已有关于对文化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中,指标变量的选取也相对单一且缺乏一个相对完善的关于文化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但是随着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增强,国家软实力重要性的凸显以及全球范围内不断在地理空间上出现的文化产业集聚,加之已有产业集聚理论和实践的相关研究和发展,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也将会受到更多学者、政府和企业的关注。本研究试图设定一个模型,通过相关检验及回归的方法对影响我国文化产业集聚的因素进行研究。
2 实证分析
2.1 计量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2.1.1 模型设定
为了更加科学真实地测算我国文化产业的实际发展水平,关于诸多因素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主要参考陈倩倩等[8]、金煜等[14]、汪德华等[6]、陈建军[10]、袁海[12]、黄永兴等[13]、雷宏振等[15]、万丽娟和张变玲[11]、张变玲[16]等人的相关研究分析,将文章模型表达式设定为:
其中yit表示i省市在第t年中文化产业增加值在第t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Geoit表示传统经济地理因素,主要包括地理区位qw和历史文化资源his;N-geoit表示新经济地理因素,主要包括产业外部性firm、人力资本edu、城镇化水平urban和文化消费需求cons;Polit表示产业政策因素,主要包括金融发展fin、政府规模gov和财政支出fs;μit表示不可观测到个体效应;εit表示随机干扰项。同时,本文将参考上述相关学者的研究以确定所选取各变量的含义。具体各变量含义如下表1所示。
2.1.2 数据来源
由于缺乏西藏自治区的系统数据,本研究选取2005-2013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实证分析。研究所用原始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4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级地方国民经济公报和省级统计年鉴。为了保证研究的连续性,对于个别省市个别年份个别数据的部分缺失,本研究主要采用内插法计算所得。同时为了尽量避免外来干扰因素对数据的影响、剔除价格因素对结果的干扰,本研究对涉及金额的数据指标都进行了相应处理。
2.2 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2.2.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出了有关文化产业各变量的相关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中edu、urban和gov三个变量的标准差、最大值与最小值可知,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以及政府规模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观察其他变量如firm和fs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可以发现文化产业的外部性和财政支出的差异性在地区间不是很明显。
2.2.2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分析
注:括号上数值为t检验量,括号内数值为相应的p值。滞后阶数选取根据AIC与SC信息准则确定。
为了判定各变量数据的平稳性,本研究主要选用三种检验面板数据单位根的方法,分别为IPS、ADF和PP方法,各变量滞后阶数的确定依据AIC和SC信息准则。具体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通过IPS、ADF和PP水平值的检验结果没有拒绝原假设,而对各变量分别作一阶差分之后,由P值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各变量达到平稳。
紧接着采用Pedroni方法对它们作相关协整检验,结果如下表4所示。通过表中多数统计量数据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各变量与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且Pedroni指出在对短面板数据进行协整检验时,采用Panel、Group-ADF检验的实际效果相对于Panel-v与Group-rho检验的效果要更好一些。因此本研究可以进一步认为该面板数据模型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注:右上角加“*”表示结果通过了面板协整检验。
2.2.3 实证模型分析
方程(1)、(2)和(3)分别为只包括传统经济地理变量、新经济地理变量以及产业政策变量的回归模型。方程(4)为包含所有变量的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因为方程中含有虚拟变量,若采用固定效应进行估计将会导致变量的消除,通过LM检验表明模型存在随机效应。具体计量结果如下表所示:
注:***、**、*分别表示显著水平是1%、5%、10%;回归系数括号内的数值表示(稳健)标准差。
通过方程(1)可以看到传统经济地理因素所选取的两个虚拟变量的系数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水平,说明沿海地区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在文化产业集聚发展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也说明文化资源的禀赋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当地文化产业的集聚水平。
由方程(2)可知新经济地理因素所选取的变量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消费需求的拉动,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消费需求对文化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很显著,其通过了1%的检验水平,说明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市场对文化消费的强大需求。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数指标通过1%水平性检验,可见由于产业的外部性带来的溢出效应对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城市化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正的相关性,从全球范围内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一理论验证有众多的现实支撑,一般较为发达的城市,人力资源集中,文化产业集聚水平也相应较高。
由方程(3)的回归结果可知金融发展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虽然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鼓励金融机构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但相比较于传统实业产业,文化产业面临较大的风险性,缺乏金融链条上完成的风险分担机制体制,使得金融资源对文化产业的支持还处在较低水平。财政支出变量在1%显著水平下对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这是因为文化产业市场的调研成本相对较高,尤其像电视节目这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在其向市场推广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市场的推广和通讯网络的建设维护。因此想要提高我国文化产业集聚的水平就离不开资金的大力支持。以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的政府规模变量通过了1%的水平显著检验,且该变量系数为负,说明政府规模对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有消极影响,即得出以政府规模衡量的市场管制力度不利于文化产业集聚的发展。
与单独对各因素进行回归估计进行比较,通过方程(4)的整体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传统经济地理因素中的历史文化资源变量变得不再显著;新经济地理因素所选取变量的显著性基本没发生变化,系数差值也不明显,可以认为其结果是相对稳健的;产业政策因素所选取变量的显著性也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对文化产业市场的过分管制有碍于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
3 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促成了我国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具体而言,传统经济地理因素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在加入新经济地理和产业政策因素后变得不再显著;新的经济地理因素如人力资本、城市化、消费需求和文化市场经营机构的数量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产业政策因素中的财政支出和政府规模指标显著性对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分别具有正向和负向作用,而金融发展指标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其对影响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