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结构（精选12篇）
集聚结构 篇1
1 城市群的研究现状
城市群表象是城市的聚集。关于城市群形成机理研究始于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 他认为行政管理区的划分、市场经济的作用以及交通网的出现促使了城市群的发展;戈特曼提出城镇群体空间发展理念;克鲁格曼揭示了城市群形成的动力, 即聚集经济, 开始注意到了工业对城市群的作用;森历分析了由聚集经济所主导的城市发展的动态变化。此外, 国内学者也对城市群形成原因进行了研究。吴传清、李浩对国外城市群的空间特征研究认为, 国外城市群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具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具有中枢支配地位的国家核心区域, 具有完整的城市等级、大多沿长轴带状拓展, 具有发达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网络[1];苏雪串认为, 区位条件、交通条件、科技革命是城市群形成的主要原因[2];乔彬、李国平认为, 产业关联效应、产业集聚效应、产业技术扩散效应、产业转移效应是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的内在动力[3];钱运春认为, 外商直接投资 (FDI) 推动了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4];傅永超认为, 政府间的合作模式落后是长株潭城市群进程阻滞的本质原因[5];马志强指出城市群的形成与国家长期的经济战略密切相关[6]。本文主要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从城市群集聚的产业基础入手, 分析了中原城市群产业集群的结构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进而为促进中原城市群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提供决策依据。
2 中原城市群的结构类型
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 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共9个省辖 (管) 市, 14个县级市、33个县、340个建制镇。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及其他城市群发展相互呼应, 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是河南省乃至中部地区承接发达国家和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西部资源输出的枢纽和核心区域之一。姚士谋等人对中国十大城市群的10个定量指标进行了系统分析与计算, 建立了以下的中国城市群若干定量评价指标系统[7], 本文据此对中原城市群进行量化对比 (表1) 。
对比后认为, 中原城市群尚不属于超大城市群。由于该指标体系是根据1989—1991年与1995—1998年《中国城市经济年鉴》资料分类整理、加权平均计算所得, 只是作为划分超大型城市群与其他城市群密集区的参考指标。为了进一步认识中原城市群, 本文还结合其他经济指标进行了对比分析。首先, 中原城市群GDP总量仅相当于三大城市群平均值的1/5。2007年长三角城市群的GDP总量超过4.5万亿元人民币, 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8.9%, 平均增幅达到15.2%;珠三角城市群的GDP总量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 而中原城市群的GDP总量仅为8700亿元人民币, 仅相当于长三角的1/6和珠三角的1/4。其次, 产业集群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产业集群数量都较少, 中原城市群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数只有100个左右, 远低于浙江省年产值亿元以上产业集群达1000个的整体实力。特别是从反映集群规模的百亿元产业集群数量来看, 中原城市群仅有7个, 100亿以上产值的集群占全部集群数的比例不足10%, 超1000亿元的产业集群尚未形成, 而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城市群中超过100亿元的产业集群数量分别为48个、32个和19个。从反映区域对外经济实力的指标——外贸出口总额来看, 中原城市群仅相当于珠三角城市群的1.44%、三大城市群的1.94%, 因此中原城市群的经济实力与三大城市群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根据城市群的组合特征、城市规模、经济基础与自然环境特征, 中原城市群可划分为中等规模的城市群组。无论是从区域内的城市分布还是工业、农业以及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来看, 中原城市群的经济辐射范围一般都在100km以内, 以省辖区范围为主。荥阳、新密、新郑3市及中牟县和焦作、济源, 与郑州距离在30—50km之间, 巩义、登封等市距离在70km内, 郑州与开封、洛阳等地的城际公共交通已经开通, 一般车程不超过2h。中原城市群在中部城市群中的多项指标均位居前列 (表2) [8]。与武汉城市群相比, 虽然两者的区域面积比较接近, 但中原城市群的GDP和财政收入却比武汉城市群分别高出2506亿元和190.55亿元, 反映出中原城市群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高于武汉城市群。
根据城市性质、功能集群发展趋势来看, 中原城市群属原材料工业与重工业较发达的区域城市群 (表3) 。这是因为河南是我国能源、原材料、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和旅游资源大省, 石油、天然气、金属、非金属矿、发电量、煤产量均居中部6省之首。中原城市群地区是河南省自然资源的集中地和经济发展的核心。中原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地下资源和地上矿产资源, 能源工业、重型工业比较发达, 2004年中原城市群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比重分别为11.66∶50.59∶37.75。其中, 食品加工、机械制造、煤炭、冶金4个行业的产业集群数量共计55个, 约占全部主要产业集群数的55%。这些行业基本上都是河南省的支柱产业, 也是河南省“十一五”规划发展的重点行业。
3 中原城市群的集聚形态
关于中原城市群产业集群的发展阶段的界定, 本文通过分析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及维系这种关系的作用链的强弱来做出判断。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有水平集聚、纵向集聚和协同创新集聚关系三种[9]。具体来说, 水平集聚又称横向一体化集聚, 是地区产业集聚形成的初级阶段, 集聚动因主要是专业化市场需求。一个地区能够形成专业化市场需求与该地区的市场需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技术积累等因素有关。纵向集聚又称垂直整合型或供应链集聚型, 是产业集群发展的中级阶段。根据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关系或合作内容的不同, 纵向集聚型产业集群又可分为以产品为中心的合作模式 (垂直后整合型) 、以原材料供给为中心的合作模式 (垂直前整合型) 和以销售为中心的合作模式3种。协同创新集聚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高级阶段, 主要是依托于当地的大学与研究型机构, 以新知识、新技术扩散、鼓励合作、创新文化、风险投资等为特征, 形成区域的“创业栖息地”。产业集群的不同发展阶段, 其内部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会不同, 本文采用“链关联系数”来反映群内企业间的产业链活动, 链关联系数的表达式为:undefined。式中, L为链关联系数, Vs指产业集群内核心企业生产的主营产品的工业生产总值, V为整个集群的工业产值。如果L=0, 则表明集群是水平集聚型;如果0
由于核心企业的主营业务的工业产值难以获得, 本文以工业增加值代替主营业务的工业产值, 计算区域内规模以上集群的工业增加值在集群总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来反映中原城市群的产业链活动情况。结果发现, 工业增加值居前五位的行业及其所占比重依次是:非金属矿物加工制品业 (16.2%)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2.2%)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7.3%) 、专用设备制造业 (6.9%)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6.1%) , 五者合计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48.7%。由此推出, 中原城市群产业集群的整体规模较分散, 核心业务不突出, 工业增加值居前三位的产业集群合计占整体集群增加值的比重仅为35%, 即使以工业增加值居前五位的产业集群的工业增加值来计算, 其比重也仅为48%, 尚不过1/2。由此推出, 中原城市群产业集群的链关联系数, 产业发展处于纵向集聚型中的垂直前整合阶段。
从规模以上集群的数量和产值也可以反映出中原城市群产业集群呈现出初级阶段的形态特征。2004年中原城市群产业集群中100亿元产值的工业集群产值情况依次是[10]:洛阳吉利石化产业集群 (188.3亿元) 、漯河源汇区肉类加工产业集群 (156亿元) 、郑州服装产业集群 (150亿元) 、郑州食品加工产业集群 (135亿元) 、平顶山煤炭产业集群 (120亿元) 、郑州煤炭产业集群 (103亿元) 、郑州汽车与配件产业集群 (100亿元) , 这7个产业集群的工业总产值占2004年中原城市群总产值的0.1905。由此可见, 从集群本身的结构特性来看, 中原城市群产业集群的链关联系数仍然较小, 中原城市群产业集群的集聚形态尚处于水平集聚向纵向集聚型过渡期。
中原城市群产业集群的发展阶段与其集聚动因、辐射能力和相互联系强度等密不可分。首先, 从中原城市群的行业分布特征我们可以看出, 资源型集聚在中原城市群集聚形成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如以丰富的煤炭资源形成的平顶山煤炭产业集群、郑州煤炭产业集群、焦作煤炭产业集群、济源煤炭产业集群和以化工原料集聚地形成的巩义耐火材料产业集群、焦作化工产业集群、焦作冶金产业集群、焦作建材产业集群、济源铅冶炼产业集群等, 以及相关产业形成的洛阳伊川煤电铝产业集群、平顶山电力产业集群等。这些产业群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充分利用其自然经济因子, 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生长点。相对创新集聚或知识性集聚而言, 这些产业集群的发展会随着资源的枯竭而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难。同时, 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 还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其次, 从中原城市群的城市规模来看, 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小城市或城镇, 与长三角地区的上海、珠三角地区的广州 (也有人把香港包括在内) 相比, 中原城市群尚缺乏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特大城市。城市群的聚集力除了城市本身的经济发展之外, 还表现在城市经济的凝聚力和经济效益方面, 如科研队伍、信息技术、交通网络和社会文化等的集聚, 而郑州作为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在这些方面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第三, 从城市群内的各城市间的相互联系强度和网络功能等方面来看, 由于城市群的聚集带来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密度明显加大, 如北京、上海、广州既是全国的交通枢纽, 又是全国教育科研基地, 而中原城市群的发展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
4 结论
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些复杂的经济、资源以及各种内在规律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过程, 只有城市群的产业经济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 城市群区内与区际间的联系才会十分密切, 分工协作也会不断调整。因此, 积极创造更加和谐的产业成长环境, 加快创新型产业发展和产业间的协作创新功能, 是促进中原城市群发展的动力基础。
摘要：城市群是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一定程度上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模式与增长水平反映出中原崛起的动力与潜能。对中原城市群的结构类型和集聚形态进行了分析研究, 综合得出中原城市群的产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 集群内的产业链较弱, 资源型集聚特征明显, 集群的内聚力和辐射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中原城市群,产业集群,集聚形态
参考文献
[1]吴传清, 李浩.国外城市群发展浅说[J].经济前沿, 2003, (5) ∶30-32.
[2]苏雪串.中国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在城市化中的作用——以长江三角洲为例[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4, (1) ∶46-49.
[3]乔彬, 李国平.城市群形成的产业机理[J].经济管理, 2006, (22) ∶78-83.
[4]钱运春.长三角城市群的崛起与中国和平发展[J].社会科学, 2006, (8) ∶52-58.
[5]傅永超.基于府际管理的长株潭城市群政府合作模式研究[J].商场现代化, 2006, (27) ∶184.
[6]马志强.我国城市群聚集和形成问题的探讨[J].中州学刊, 2006, (5) ∶49-52.
[7]姚士谋, 陈振光, 朱英明.中国的城市群[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6.
[8]尹世洪, 麻智辉, 等.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战略构想[D].江西省社科院研究报告, 2009.
[9]方澜.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演化理论与实证研究[D].上海:东华大学, 2006.
[10]河南省统计局.中原城市群产业集群产业关联度和竞争力研究[D].河南省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专题研究系列报告之八, 2006.
集聚结构 篇2
“十二五”期间，上海将新增浦东新区世博园区会展商务集聚区、青浦区西虹桥商贸商务集聚区、金山区枫泾国际商务区、松江区松江新城国际生态商务区和崇明县陈家镇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等5个新的集聚区；到“十二五”期末，全市基本建成25个集聚区，完成投资1200亿元人民币，新增建筑面积600万平方米，并累计引进各类总部机构达到500家，吸纳就业达到100万人，使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新引擎。1月9日，本市召开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推进大会，发布《上海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十二五”发展规划》。据测算，到2010年底，全市集聚区完成投资总额约2194亿元，引进全球及中国500强企业408家；2010年实现税收476亿元人民币，年度税收亿元以上的楼宇约有150栋。目前，在“十一五”确定的20个集聚区中，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等16个集聚区已基本建成，占到集聚区总项目的80%。
新增的浦东新区世博园区会展商务集聚区、青浦区西虹桥商贸商务集聚区、金山区枫泾国际商务区、松江区松江新城国际生态商务区和崇明县陈家镇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将各具特色，在推动经济转型上各显神通。例如，在世博园区改建而成世博园区会展商务集聚区内，眼下已有13家央企总部确定落户，世博轴商业街、高星级酒店群建设均破土动工，形态优化与功能转型同步启动，整个区域最终将成为浦东会展商务的新地标。
副市长艾宝俊出席会议并讲话。
集聚结构 篇3
【关键词】 珠海市；港航物流；物流人才；人才集聚；人才培养
1 珠海市港航物流业发展的宏观背景
2008年7月，珠海市市委、市政府确立了“以港兴市”的发展战略，将港口建设和港区发展作为珠海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2010年12月，交通运输部和广东省通过《珠海港总体规划（修订）》，明确将珠海港定位为“国家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枢纽”。2016年3月30日，珠海市市委书记郭元强在调研高栏港经济区时强调，要把港口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珠海港应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布局，融入广东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格局，以港促业，以港兴城，打造现代港口物流中心。在“一带一路”战略、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以港兴市”战略的宏观背景下，珠海市港航物流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而，由于自身经济体量较小、区域港口竞争激烈、港航物流人才缺乏等原因，珠海市港口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如何培养、集聚港航物流人才，提升珠海市港航物流竞争力，应成为珠海市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2 珠海市港航物流人才需求情况
目前，珠海市港航物流人才在规模、结构、层次上与国内知名港口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在港航物流人才队伍中，博士、硕士学历占比较低，高级专业职称人才总量较少，从事航运市场分析、航运金融、航运经纪、航运管理、航运保险、海事检验、海事技术、海事法律等一系列航运高端产业的高级服务、咨询、决策和管理人才更为稀缺。此外，珠海市乃至广东省的港航物流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不发达，直接导致港航物流后备人才不足。
从珠海市港航物流业发展需求看，珠海市急需以下7类中高级港航物流专业人才。
（1）航道设计与施工人才 人才包括航道工程研究设计、工程测绘、航道疏浚、机械工程、工程监理等复合型人才。
（2）港口机械工程技术人才 珠海港货物吞吐量的高速增长，货种结构的大幅调整，对港口设施、装卸技术等方面的人才提出了新要求。要加快珠海港的技术进步，迫切需要技术精湛的港口机械工程专业人才。
（3）引航人才 为适应珠海港海运业务的发展，现有的引航员队伍需进一步年轻化，并不断提高技术业务素质。
（4）航运经营管理人才 珠海港急需一批熟悉国际大港现代管理业务的经营人才（包括货运组织人才、货运代理人才、船舶（船队）管理人才、船舶代理人才等），还需要一批熟悉国际惯例、具有良好素质的航运经纪人才和交易人才。
（5）航运信息人才 建设区域航运枢纽，需要有权威的咨询机构、航运信息系统、港口信息系统、航运出版物等，这就需要既懂航运业务，又擅长统计分析的综合型航运统计人才、航运经济研究人才和航运信息人才。
（6）港口航运业务拓展人才 据上海、新加坡等国际航运中心的管理经验，港口应在国内或全球重要节点设置分支机构或代表处，与大型港口和航运公司建立业务联系，开拓港航业务。
（7）航运金融人才、保险人才和海事法律人才 珠海市目前需要一批熟悉船舶保险、货物保险、运费保险等海上保险业务的复合型保险人才，以及精通国际惯例、法律业务、外语的高层次海事法律人才。
3 区域人力资源集聚理论
人才集聚是指在经济、制度、文化、人口、技术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具有一定存量的专业人力资源，向某一区域空间和产业范围内集聚并形成一定规模经济的过程。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吠写锫奕衔嬉蛩厥怯跋烊瞬帕鞫闹苯佣颍裟城虿捣⒄寡杆伲们熬敖虾茫芄晃瞬糯锤嗟母鋈嘶蚣彝ピて谑找妫瞬疟慊嵯虼饲蛄鞫佣瞬偶巯窒蟆1]
人才流动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是产业结构发展变化对人力资源合理配置提出的必然要求。区域人才集聚主要分为形成、发展、成熟3个阶段：
（1）形成阶段 随着区域内特定产业的集聚，依托于各企事业单位的专业人才在该区域开始集群并初具规模，但是人才流入总量较小，集聚现象并不明显。
（2）发展阶段 区域拥有良好的经济资源和自然环境，能够为人才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专业人才大量涌入，人才流入明显大于流出，开始形成明显的人才集聚效应。
（3）成熟阶段 随着区域人才的集聚，区域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区域人文环境不断改善，区域政策开明、制度完善、机制健全，区域内人才结构配置合理，人才流速变缓，人才流入流出量趋于平衡。
区域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集聚，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集聚，将对集聚地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人才区域性集聚的形成和发展的动力系统，有着复杂的构成和机理，区域的政治环境、制度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科技环境、人口环境、生活环境、教育环境和自然环境等，都会影响到人才的流动。依据经济发展规律，一切生产要素的流动都以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区域人才集聚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区域内的政府、企业等相关主体提供的引才聚才的政策环境、识才用才的工作环境、尊才留才的生活环境。
4 优化珠海市港航物流人才的培养、集聚策略
4.1 改革人才发展体制，全面优化招才引智环境
2016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各地通过深化改革，破除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构建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根据区域人才集聚理论，结合中央精神和珠海市实际，珠海市可从以下几项工作着手。
（1）高度重视港航物流人才队伍建设，制定港航物流领域人才集聚目标。争取在“十三五”期间，培养、集聚“5名港航物流领军人物，50名港航物流高级专家，名港航物流业务精英”，形成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港航物流人才队伍。
（2）修订《中共珠海市委、市政府关于“蓝色珠海高层次人才计划”的实施意见》《珠海市高层次人才评审办法》《珠海经济特区人才开发促进条例》，破除唯学历、唯职称、唯专利、唯论文的陈旧观念，创新人才管理、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评价办法。
（3）提高高层次人才支持力度，给予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扶持、项目经费支持、研发费用补贴、工作津贴补助、子女入学、配偶就业、住房保障、补充养老保险和特定医疗保健等方面的优惠待遇，对人才做到：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4）持续推进硬软环境建设，发展区域经济，改善城市交通条件，繁荣城市文化，美化城市环境，将“净、畅、宁、美”的“蓝色珠海”打造成为吸引人才的强力“磁场”。
4.2 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充分利用现有人力资本
（1）珠海市港航物流行业的企事业单位，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为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优厚的工作待遇、博大的发展空间，并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积极开展教育培训，努力培养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2015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1.4万亿元，投入强度为2.1%；珠海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55亿元，投入强度为2.7%，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企业应积极推动研发工作，以研发项目吸引人才，以研发项目锻炼人才，以研发项目发展业务。
（2）政府应统筹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划，探索建立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珠海市政府应加大对港航物流领域、企业人才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建设新型研发机构，从资金、政策、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必要倾斜，在关键岗位和优秀人才培养方面进行税收减免、财政补贴或奖励等支持。
（3）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人才培训、组织学习和资源整合功能，鼓励行业协会定期举办港航物流高级研修班和港航物流高端讲座，促进港航物流人才学习和相互间的知识共享，从而提升现有港航物流人才的知识水平。
4.3 推进高校学科建设，精准扶持港航物流学科
目前，珠海市拥有10所高校，开设专业200多个，在校全日制大学生超过13万人，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等较为齐全的教育体系；但是港航物流高等教育非常薄弱，华南地区只有广州航海学院、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少数高校设置港航物流专业，珠海市也仅有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两家高校设置港航物流专业，办学规模、办学层次以及培养方向方面均存在明显不足。改进建议如下：
（1）政府应主动引导高校对接珠海市发展战略，调整学科结构，设置港航物流专业并开展研究生教育。港航物流学科应当得到珠海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珠海市政府应将更多财政补贴投向港航物流学科建设，加大对港航物流专业的资助力度。
（2）珠海高校应根据珠海市行业和企业的用人需求，改革专业设置、课程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集中力量建设高水平的港航物流实验室、研究中心和协同创新中心，以满足珠三角地区对港航物流人才的极大需求。
4.4 培育协同创新中心，积极打造港航学术高地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要求到2020年，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造就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智库建设事业快速发展，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智库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为了提升珠海市政产学研合作水平，满足“三高一特”产业发展需求，按照《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以协同创新为引领全面提高我省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共珠海市委、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珠海市政府于2015年3月正式启动协同创新中心建设计划。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广东省“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以及珠海市“以港兴市”战略的宏观背景下，汇聚政、产、学、研、资等多方资源，培育建设珠海市港航物流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并以此为载体建设港航物流研究的新型智库，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企业、学校相互协作，共同推动航运人才培养的创新发展，是我国航运教育业发展的必然趋势。[2]
珠海市港航物流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培育，有助于打造华南地区港航物流学术研究高地，必将有助于珠海市港航物流人才的集聚以及港航物流产业的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 高计香.京津冀区域人才集聚的动力机制研究[D].天津：河北工业大学，2010.
集聚结构 篇4
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空间结构重构的驱动因素
1.1发达国家服务产业的全球扩张及国际服务贸易壁垒的逐步降低
发达国家在服务产业特别是以人力及技术资源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方面优势明显,随时服务业分工细化及产业结构优化配置的现实需求,发达国家及国际化的跨国服务集团不断加大业务的国际化输出及全球化扩张进程,服务产业部分主流内容逐步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集聚的特大 ( 大) 城市。随着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助推经济快速发展等巨大效益的国际认同,越来越多的国家打破贸易壁垒隔阂,发展中国家实行引进先进技术服务、强化服务贸易交易及提高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等举措,不断增强国际间的服务贸易交流与合作,加强服务产业对于本国市场的服务贸易引领和技术全方位支持,提高服务产业的生产效能及产业竞争力。
1.2“全球顾客”的存在和国内外巨大的服务市场需求
当发达国家服务产业及跨国性的服务企业进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时,随着技术创新的不断进步及服务分工细化的不断推进,对于生产性服务领域需求剧增的同时,诸如物流产业、商务服务、 管理咨询、金融投资及会计法律等高端位的生产性服务随之配套跟进,为新进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提供全方位和大规模的优质化的服务,这是全球化市场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的不断扩展和延伸是发达国家强大的服务产业与跨国服务企业形成战略联盟式合作关系的连锁反应,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新兴服务市场难以满足“全球顾客”多样化需求的客观表现。为了更好的迎合全球化和本土化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广泛需求和要求,生产性服务业处于集聚发展和发散供销的模式类型,在全球地域范围内建立组织构架及分支机构开展服务业务的延伸,为顾客提供更加完善和优质的服务体系。
1.3世界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产业结构布局的整合和优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从“工业经济" 向“服务经济快速发展转变,生产性服务与工业制造业在互通发展、联动创新的前提下,制造业服务外置化的趋势日益显现, 中间服务投入比例及所占比重越加显著,生产性服务业在产业融合、吸纳就业及产业辐射带动方面的先发优势越发强烈。生产性服务业业务内容及产业体系是全球产业结构中发展最为迅速的行业,源源不断引导与带动全球化产业结构的能级化提升和经济活力的增强,发达国家及跨国服务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产业资源优化配置、及扩展营销市场范围,必将转移生产性服务业到劳动密集度高及整体化成本低的新兴发展国家市场,更大限度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高附加值功效,从而会进一步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在区域地理范围的集聚发展。
1.4科技进步成为生产性服务业国际转移重要的驱动力
科技进步改善了传统工业制造业生产与交易刚性化的同步性、即时性的要求,改变了生产与销售难以分离的现实困境,促使生产性服务产业服务业务和交易的“跨国性贸易”和“全球服务化经营”。同时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及通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化营销提供广阔市场和交易平台,促使信息流、技术流、产品及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跨国跨境流动成本降低,有效整合相关资源的同时极大的降低了服务业的运行成本。科技进步也促使生产性服务业在其他产业的融合渗透,强化产业价值链的空间布局优化,推动传统产业的生产加工的效能化运行,使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在空间范围内实现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产业空间响应机制,产业衔接和整体运作效能提升的同时加速服务产业集聚效能辐射范围。
1.5新兴国家承接服务业转移的条件和物质基础日益完备
新兴国家在工业化发展及城市化进程推进过程中,人力资本及知识资本要素在提升的同时,相关产业的基础设施及交通运输系统日渐完善,国际化的交流与合作也促使新兴国家加大对于信息技术、通讯网络及软件业等高科技领域的重视程度,不断带动科技研发、生物医学、金融贸易、商务咨询等领域的发展延伸,基础设施、人才储备、交通设施及市场空间的扩展为承接生产性服务业的进驻提供了物资基础和硬件支持。优良的城市环境和市场空间辐射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长足发展和产业融合提供强大的系统支撑,完备的基础设施和信息通讯网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辐射带动及业务扩展提供坚实的条件保障。
1.6服务产业的转移增加新的国际竞争优势
发达国家服务产业及跨国服务企业拥有强大的垄断性的专业化服务供销体系,通过品牌推广、战略营销及全球化的管理范式实现服务产业的市场定位。在服务产业转移过程中,发达国家服务产业及跨国服务企业将竞争优势和转移国区位优势强强联合,实现人力资本、技术研发、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优化协调,促使各类生产要素和物资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本密集度提升、技术创新资源集聚及垄断格局形成的空间效应,促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果、效益、效率最大化,在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规模服务客户需求的同时,更好地的为本土化及全球化市场提供全方位和智能化的多样化服务。
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重构区域空间的作用途径分析
2.1产业空间布局的重构及区域产业结构重组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具体的日常运行、产业融合、需求性集聚及纵向发展进程中必然依附于实体区域和空间地理上,进一步实现产业空间布局的差异化和产业结构的变通性,所以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规模、产业机构分布及相关空间布局的演进和延续密切相关[1,2],如图1所示。
( 1) 双重集聚导致的空间分化效应。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机构调整和业务重组过程中经常性出现动态化的空间布局分异,生产性服务业系统中的传统形态( 生产加工制造业服务) 与新兴业态( 金融咨询管理等) 在长期博弈中不仅仅是业务的重组和分工的细化,而是由此产生的巨大的区域空间分离和产业布局调整。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在固有空间格局的框架内由于功能互补和产业互需等因素产生双重集聚格局,这种双重集聚受到企业决策、成本压力、生产重组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 “挤出效应”和“互补效应”[3]: 部分核心业务和相关产业由于互补性强而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诸如制造和生产等传统业务受到地租、政策、环境的影响而转向外围发展,向城市郊县转移; 而企业的决策咨询、战略规划、创意管理、人事营销等部门不断优化配置,转向城市核心功能区集聚和发展。这种集聚双重效应在推动企业资源空间流动和产业布局分化调整的基础上,更直接导致产业空间布局的重构和企业地理区域的转移。
( 2) 极化空间结构带来的空间经济梯度的形成。双重集聚导致的空间分化效应带来的产业结构的重组,也促使各类功能集聚区和业务功能区的不断分化。随着生产性服务业主流业务集聚区的不断扩展和延伸,逐渐形成强大的富有竞争力的功能性整合体,具有核心业务集中、功能项目广泛、涉及领域齐全、创造创新性强等集群优势,对于城市原有功能区和产业园形成“排斥效应”和“推移作用”,促使原有功能区产生区位转移和功能外溢。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在极化效应的推动下不断成长和发展,渐渐演进为新的城市核心功能区和创意区,原有城市功能区不断向外围空间转移和业务转型,极化空间结构日益形成和发展。换言之,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和集群导致的城市区域内功能区化的转变,也带来经济结构变化和产业模式的变革,加剧区域内和空间范围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在城市区域空间内产生不同等级和不同层次的经济结构,空间经济梯度格局应运而生。
2.2产业分工细化及城市分工体系的协同再造
服务产业在内部经济循环运转及内生机制运行过程中产生具体性的分工及分化: 服务企业内部业务分工、服务企业之间性分工、服务企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化分工,产业细化分工可以促使区域资源充分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及区位因素优势协同发挥,进一步提升区域服务技术能级、生产效率及技术创新管理[4]。生产性服务业是一个门类繁多的业务内容组成,与工业制造业存在依存发展的密切关系,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集群分工系统这个角度来说,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细化可以导致城市内部企业分工及产业分工精细化,促使城市内部功能区及产业实体的系统联动能力进一步提升,推动城市区域范围内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交换,提供城市之间及城市内部产业实体的协作能力和联创水平,助推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专业化生产水平,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区域分工、区域联动及区域协同的巨大作用。特别是金融贸易服务区、物流运输功能区、信息通信服务区及科研开发高科技园区及服务外包功能区等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定位区是区域产业及城市规划的重要集聚空间发展载体,其资源整合效能及空间定位分工对于产业分工细化及城市分工体系的协同再造意义重大。
2.3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发展战略:价值链重序与附加值提升
世界范围内的产业价值链体系设计到生产、加工、策划、设计、营销、售后等多个耦合度环节,产业链把不同空间地域范围内分散化的产业环节密切联系在一起,生产性服务业做为链接生产加工及后续环节的中间型服务流程,在产业价值链重序和附加值提升过程中作用巨大[5]。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集群为区域服务产业快速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集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支撑,特别是科技研发、金融咨询、 营销策划及商务服务等服务产业处于盈利水平的战略制高点,进一步融入到全球化及世界产业价值链高附加值可以进一步提升区域生产性服务业的宏观竞争力及区域辐射力,保持区域经济持久的经济活力及强势竞争力[6]。而且随着制造产业由传统的产品生产到产品研发设计、高端方案解决等方面转变,生产性服务业流转于制造业技术内生化及服务外置化的全过程,生产性服务业也由单一的服务业务的提供转变为全方位和多样化的技术服务,在提升产业高附加值及产业影响力的同时,产业集聚业强化专业化生产服务方式,促进区域经济同全球产业体系相互融合。
2.4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使城市空间格局的配套完善及其衍生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地域范围内的集聚集群也促使城市内部空间格局及配套设施的完善,城市内部集聚的中央商务区、文化创意产业园、金融商务区、科技软件园及创业创新园等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功能区在城市的定位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促使传统行业的外移和搬迁,导致其他产业在原有地理格局方位的移动和变迁,而相关的人力资本、资金技术、交通运输等生产要素业随之变化,产业之间融通和实体的位移会促使城市交通运输系统及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方位的变更和调整,增强城市基础设施好空间配套设置的进一步完善和合理布局[7]。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也会促使城市内部的居住空间和就业环境产生变化,生产性服务业强大的地租支付能力及在城市核心区位和城市边缘集聚的现实特征也会导致原有濒临的居住空间产生迁移效应,生产性服务业强大的利润生产能力会促使更多的人力资本和知识基本集群,改变固有的市场化就业结构和,促使就业人群合理流动[8]。生产性服务在集聚过程中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及科学化流动的前提下,会强化集聚区区域与城市持续发展的互通衔接,促使城市硬件环境体系和信息网络化系统集约发展,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体系与城市建设机制的有机结合。
2. 5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及场地空间格局的变更
城市区域内各类经济活动在产业融合、市场竞争、资源集聚过程中存在“业务性摩擦”和“消耗性抗衡”行为,企业过度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固有机制促使城市核心区位的使用权和利用权归附于超级利润的制造商和生产者。近几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非常迅速,已经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模式及吸纳大量就业重要力量,生产性服务业的经济总量已经在很多城市占据半壁江山的地位,具有超强的利润生产能力,城市中央商务区及核心功能区也因此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集群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产业空间布局的重构及区域产业结构重组也促使城市核心区域居住密度下降,而诸如投资金融、互联网服务、航运贸易、营销租赁等生产性服务产业密度急剧上升,城市中心区域和地理空间内的服务类型资本和人才密集资本加速集中[9]。这种产业密集度和集中度也彰显着生产性服务性业超强的地租支付能力和土地利用能力,城市核心区域土地的利用的递增度和巨大收益的“马太效应”导致城市传统工业用地日益萎缩和递减, 逐渐退出城市核心区域土地使用权竞争环节,推动传统行业的土地置换进程,核心土地资源的“极化竞争”和“空间挤出效应”的双重压力也、促使城市核心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和格局不断发展变化。随着生产性服务企业在中心城区的不断积聚,规模和数量的不断递增,从业群体的不断扩宽,金融功能区、商务写字楼、企业管理大厦等形式多样的产业集聚区不断涌现,集约化和密集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出现,也不断促使城市核心功能区的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及场地空间格局的变更,传统的城市核心区的工业用地为主快速转化为服务业用地为主的模式,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土地利用效能、场地资源优化配置、优化城市环境及降低能耗方面发挥重要作用[8]。
参考文献
[1]刘曙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途径和机理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63-85.
[2]刘曙华,沈玉芳.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驱动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J]人文地理,2007(2):112-116.
[3]刘曙华,沈玉芳.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研究进展及其评述[J]地理科学进展,2011(4):498-503.
[4]韩锋,诚然,刘丽.战略管理框架下的政府绩效管理探析[J]经济与管理,2010(10):56-59.
[5]韩锋.360度绩效考核在政府绩效管理中的应用性探析[J]经济与管理,2011(9):33-35.
[6]韩锋,田家林.战略管理导向的政府绩效管理特点、效能及应用[J]技术与创新管理,2011(1):25-27.
[7]田家林,韩锋.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群内生态位比较:基于产业生态视角[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1):46-52.
[8]韩锋,张永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重构区域空间的驱动因素及作用机理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5(7):48-52.
产业集聚区制度 篇5
1、医务室工作人员，认真贯彻执行各级医疗卫生法规，严格贯彻落实各项医疗操作规程。加强医师的业务操作水平的提高，防止和杜绝发生医疗差错事故。值班人员的工作调换应有统一的安排，做到人人坚守岗位。
2、对疑难病人不能确诊以及危重病人，应及时负责联系转送到市、县级医院作近一步治疗。
3、不断强化服务意识。接待病人要热心，健康检查要细心，诊治病人要精心。要处处方便病人。简明扼要认真准确记录病人病历，病历资料要妥善保管。按处方制度认真书写处方。特殊病情作好交接班工作。
4、工作人员态度应和蔼，耐心解答问题，医师要采用保证疗效、经济便宜的治疗方法，科学合理用药。保管和维护好医疗设备，保持正常使用状态，力争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做好卫生防病、计划生育和保健知识的宣教工作。
5、在配药或打针时，思想高度集中，仔细对照药名和剂量，明确交待服法、用法，防止差错，杜绝事故。
6、保持医务室清洁整齐，不断改善候诊环境。医务人员上班要穿戴工作服帽，着装整洁，操作时要戴口罩。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和消毒隔离制度，防止交叉传染。
7、按照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严格执行传染病的报告、监测、预防。消毒隔离制度。认真做好登记。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防止传染病在产业集聚区传播、蔓延和爆发流行。8.认真做好产业集聚区工人的健康体检工作。特别是工人的定期体检工作。认真检查，仔细填写检查结果，协助建立工人健康资料。9.严格执行按卫生主管部门和物价局文件要求制定的各项诊疗收费标准和药品零售价格。将常用诊疗收费价和常用药品价公开，明码实价，不乱收费。
10.加强各种安全管理工作，防止发生各类安全事故。11.认真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工作。
驻产业集聚区医务室
文化集聚力量 篇6
自第一批北京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挂牌以来,经历整个“十一五”时期的探索,至今总数已达23个。集聚区内文化资源丰富,文化企业和创意人才汇聚,成为首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载体。集聚区的特色定位与集群发展也为全市文化创意产业的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从最新统计数据分析,全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运行态势总体向好,集聚区收入和从业人员保持平稳增长,并显示出以下四大特点。
CBD集聚优势明显
北京CBD国际传媒产业集聚区内聚集了众多影视传媒、网络服务、广告业等文化传媒企业。文化创意产业规模以上法人单位数、收入和从业人员在各集聚区中均位居第一,集聚优势明显。1～5月,北京CBD国际传媒产业集聚区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法人单位数为288个,实现收入123.6亿元,同比增长20.2%,占全市集聚区总收入的48.2%:从业人员2.3万人,同比增长4.4%,占全市集聚区从业人员总数的31.6%。
集聚区规模以上单位收入位居第二位的是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1～5月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法人单位数为41个,实现收入37.3亿元,同比增长32.6%,占全市集聚区总收入的14.5%i从业人员0.9万人,同比增长9.3%,占全市集聚区从业人员总数的12.2%。
广播电视电影领域发展最快
从文化创意九大领域来看,集聚区中广播电视电影、艺术品交易、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三个领域发展较快,收入增速均超过30%,其中广播电视电影领域发展最快。1～5月,广播电视电影领域实现收入10亿元,同比增长92,3%,超过集聚区文化创意产业收入平均增速67.9个百分点:艺术品交易领域实现收入5.2亿元,同比增长59.1%,超过集聚区文化创意产业收入平均增速3417个百分点;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领域实现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32.9%,超过集聚区文化创意产业收入平均增速8.5个百分点。
吸纳就业作用增强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不断扩张也吸引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创作热情的创意人才。1～5月,集聚区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单位从业人员7.4万人,同比增长11.3%,高于全市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平均增速6.7个百分点。从九大领域来看,集聚区的创意人才主要分布在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其他辅助服务和广告会展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合计占从业人员总数的73.2%。其中,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领域的从业人员最多,为3.9万人,同比增长23%,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为53.3%,超过从业人员总数的一半。
大企业发展步伐加快
近几年,随着集聚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集聚区相继吸引了一些国内外知名文化创意企业入驻,这些龙头企业落户集聚区为提高集聚区的知名度和带动整体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5月,集聚区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单位中,收入排名前50名的单位共实现收入187.3亿元,同比增长33%,超过集聚区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单位收入平均增速8.6个百分点,其中有21个单位的收入增速超过50%。
四大问题不容忽视
尽管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已在国内形成一定优势,但仍存在一些核心问题制约着集聚区进一步做大做强,亟需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首先,目前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管理和服务水平差异较大,集聚区管委会的管理职能不能充分发挥,难以满足入驻单位的需求。其次,经过几年发展,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特色产业集群正在形成,但文化艺术、设计服务等文化核心领域的发展比重偏低,产业相关的配套服务仍不完善。第三,由于高素质的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相对匮乏,导致园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文化核心竞争力不足。最后,园区企业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不够活跃,产品明显缺乏国际竞争力。
可见,提升集聚区管理水平,营造发展“软环境”:做强文化核心领域,完善产业链配套服务;吸引创意人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对外交流,提升国际影响力,应成为有效提升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质量的当务之急。
集聚结构 篇7
近年来,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日益突出,如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已成为当前中国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然而,纵观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轨迹,不难发现近年来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具有以下特征: 政府一直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正逐步加快, 也为产业经济的集聚发展提供了便利,尤其是带动了金融产业在地理空间上快速的集聚,使得金融资源的集聚和流动加速。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 “以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研究金融集聚、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不仅有助于揭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也为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经验依据。
通过研读已有文献,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 1)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新经济地理学派克鲁格曼等人1999年在其著作中系统分析了产业集聚形成原因,并通过模型间接的研究了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1]。Beck et al ( 2005) 通过对54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公司级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金融产业发展弱化了中小企业难以获得金融支持的融资限制,从而带动产业化的发展[2]。Kabango ( 2011) 认为金融自由化可以提升中小企业的发展活力,并在一定程度上 可促进产业 结构调整[3]。Szirmai ( 2012) 以67个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为研究样本, 得出产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同时指出产业化离不开金融的支持[4]。在国内,徐炳胜 ( 2006) 利用协整理论研究得出资本市场发展有效的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但子系统的贡献度不同[5]。孙晶和李涵硕 ( 2012) 利用我国2003 ~ 2007年省级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得出金融集聚显著的促进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且显现出逐年上升态势[6]。邓向荣和刘文强 ( 2013) 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金融集聚有效的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且银行体系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最大[7]。李程 ( 2015) 运用时变弹性生产函数研究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时,发现各个产业的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和资本深化程度不同,并指出从长远来看,只有通过健全资本要素市场,对要素市场进行市场化改革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化[8]。 ( 2) 城镇化驱动 产业结构 升级的研 究。Henderson ( 2000) 将城镇化水平引入模型,通过回归发现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高度相关[9]。Whiteheada et al ( 2006) 指出城镇化通过创造合适的环境条件,带动产业 经济的发 展[10]。Han et al ( 2012) 将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当作经济发展的两个系统,通过对我国山东1978 ~ 2009年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城镇化进程和产业结构演进是相互联系的,且城镇化、产业化与第三产业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11]。Lennon et al ( 2013) 研究指出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中,由于实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使得产业经济快速发展[12]。杨文举 ( 2007) 在研究我国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的关系时,指出从长期来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具有稳定 的关系,且其各自 变动均具 有惯性[13]。王家庭和贾晨瑞 ( 2009) 利用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了城市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当今经济发展要特别注重调整产业结构[14]。吴福象和沈浩平 ( 2013) 指出新型城镇化带来了专业化和合理的地域分工,从而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15]。贺小莉等 ( 2014) 将面板平滑转换 ( PSTR) 模型引入到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会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下降[16]。张宗益和伍焓熙 ( 2015) 在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不同区域效应明显不同[17]。
综上所述,虽然以上研究成果对揭示金融集聚、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深远的影响,但遗憾的是这些成果多从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或城镇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很少有人将金融集聚、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一起放入模型开展深入研究。同时,现有的研究成果大都未考虑到变量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多采用OLS回归未考虑空间效应,构建的模型与实际存在偏差,因而相关的研究结论不够严谨,解释乏力。基于此,本文将金融集聚、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3个变量放入 模型,利用国内30个省 ( 市、区) 2000 ~ 2013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得出较为客观、科学的结论。
1模型与数据
1.1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1. 1. 1空间计量理论基础
J. Paelinck在1974年最早提出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概念,随后经过一系列学者的研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框架体系。空间计量经济学认为地理位置相关的空间经济数据一般都会呈现出空间自相关的性质,即一个地区的某一经济活动会对邻近地区的相应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主要包括对变量空间相关性的检验和对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判断。
( 1) 空间相关性检验
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经济现象时,首先要对该经济现象进行空间依赖性检验。常用的检验空间自相关的统计量为Moran's I指数,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Yi为第i地区的观测值,n为地区总数,Wij表示二进制的邻接空间权值矩阵。一般邻接标准的Wij为:
式 ( 2) 中,i = 1,2,…,n; j = 1,2,…,m。Moran's I指数是取值范围在 - 1和1之间,其小于零表示空间负相关,即不同的属性值趋向于在同一个区域聚集; 其等于零表示不相关; 大于零表示正相关,即相似属性值趋向于聚集在一个区域。 对于Moran's I指数计算结果,要检验其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需通过标准化统计值Z来检验,标准化形式为:
当Z大于零且显著时,表示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 当Z小于零且显著时,表示存在负的空间自相关; 当Z为零时,表示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 2) 空间计量分析模型
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分为空间滞后模型 ( SLM) 和空间误差模型 ( SEM) 两类。空间滞后模型 ( SLM) 即变量之间的空间依赖性导致了空间自相关,其表达式为:
其中y为因变量,即为本研究中的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ρ 为空间回归系数,表示相邻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W为N × N空间权重矩阵,Wy为空间滞后因变量; X为N × K阶外生解释变量矩阵, 是本研究中的金融集聚、城镇化与控制变量,即 ( LQ,UR,CONS) ; ε 为随机误差项向量。空间滞后模型揭示了金融集聚、城镇化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特征。
空间误差模型 ( SEM) 即模型的误差项存在空间自相关,其表达式为:
其中,y为n × 1列溢出成分误差; ε 为随机误差项向量,并假定 ε 和 ψ 独立同分布且不相关; λ 为N × 1的截面因变量产业结构升级向量的空间误差系数,表示相邻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本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μ 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空间误差模型揭示了金融集聚、城镇化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
1.1.2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考察金融集聚、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前文的结论,并根据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将地理空间因素的表现分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和误差干扰项。在空间自回归模型中, 若是通过因变量的滞后项来反映变量之间的空间自相关关系的,则设定相应的空间滞后模型的形式为:
其中,ωij为空间权重矩阵,为空间滞后变量,ρ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
若是通过因变量的误差干扰项来反映变量之间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则设定相应的空间误差模型的形式为:
其中,λ 为空间自相关系数,∑jωijεit为空间滞后误差项。
1.2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2.1变量选取
本文考察金融集聚与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保证数据的真实和结果的有效性,对缺失数据的西藏予以剔除,采用2000 ~ 2013年的中国30个省 ( 市、区) 的相关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变量的选取如下:
被解释变量: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选择与测度,本文主要参考徐德云 ( 2008) 的方法, 将产业结构升级系数 ( CY) 作为测度指标[19], 其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 ( 8) 中,CY为产业结构升级系数,y1表示第i产业的产值比重,即为Yi/ Y,其中Yi为第i产业的产值,Y为3个产业的产值之和。R的取值范围在1 ~ 3之间,就其经济含义来说,产业结构升级系数无限靠近1时,表明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处在较低的层次水平,即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较慢; 反之,产业结构升级系数无限靠近3时,表明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处在较高的层次水平,即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较快。
解释变量: 目前测量金融集聚程度的指标主要有区位 熵系数 ( LQ) 、产业地理 集中指数 ( EG) 、空间基尼系数 ( G) 、赫芬达尔指数 ( H) 等。为较好的衡量各地区的金融集聚程度,本文从产业专业化角度出发,采用任英华等 ( 2010) 研究方法,运用区位熵系数测量我国各地区的金融集聚程度[20],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Eij代表区域j内金融业i的就业人数, Ej代表区域j内的总就业人数,Eih代表国家或省份h内金融行业的总就业人数,Eh代表国家或省份h内的总就业人数。随着LQ值的增大,金融集聚程度越深。
关于城镇化水平 ( UB)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并参考宋 元梁和肖 卫东 ( 2005 ) 的处理方 法[21],本文选取人口比重指标法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度量。
控制变量: 由于现实中众多因素都会影响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而研究中难以将所有变量考虑在内,因此本文只选择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控制变量。人力资本存量 ( HC) ,关于该指标的计算,本文采用朱承亮等 ( 2011) 处理方法[22],用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 H) 和劳动力数量 ( L) 的乘积表示。其中,采用将全国6岁及以上人口作为统计口径,按受教育程度将居民分为五大类: 文盲半文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 高中教育、大专及以上教育,并将各类受教育程度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设定为0年、6年、9年、12年和16年。综上,度量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 HC) 的公式如下:
式 ( 10) 中,Pr、Ju、Se和Co分别表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居民与地区6岁及以上人口总数的比值。财政支出 ( CZ) 采用各地区财政预算支出额来表示。
1.2.2数据来源说明
30个省 ( 市、区) 相关变量的数据都来源于 《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各期的 《中国统计年鉴》,其中计算变量金融集聚程度时,由于我国在2006年和2011年各地区按三次产业划分的就业人口数据空缺,本文采用指数平滑法给予补齐。考虑到对变量取自然对数不会改变原有变量之间的关系,且能很好的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故对本文将涉及的相关变量的数据加以处理分别取自然对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2实证检验与分析
2.1空间相关性检验
结合2000 ~ 2013年30个省 ( 市、区) 的相关数据,并根据公式 ( 1) 使用Geada095i软件运行后得到Moran's I值及其检验结果,在验证相关指标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时按照公式 ( 3) 计算的结果来判断,计算结果见图1。
由图1可知,我国2000 ~ 2013年产业结构升级的全域Moran's I指数均为正数且呈现出先减后增的趋势,与正态分布函数在10% 水平下的临界值相比较,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统计量Z值均在临界值以上。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在整个样本期间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即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趋势。也就是说产业结构升级较快的倾向于和产业结构升级较快的区域邻接,产业结构升级较慢的区域则倾向于和产业结构升级较慢的区域邻接。2000 ~ 2005年之间全域Moran's I指数在2005年出现波动,从0. 213减小到0. 122, 虽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但并未改变整个时期的空间相关性。2005 ~ 2013年全域Moran's I指数由0. 122上升到0. 232,上升幅度较大,说明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相关性有逐渐增强趋势。
为进一步揭示各省市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集聚状态的高低,可进行局 部空间相 关性分析。 Moran's I散点图是用来衡量一个省市与其邻近省市之间的空间相关程度,通过绘制该图可以将各个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划分为4个象限的集聚模式: 如果分布在第一象限,表示产业结构升级快的省市被其他产业结构升级快的省市包围; 如果分布在第二象限,表示产业结构升级慢的省市被产业结构升级快省市包围; 如果分布在第三象限, 表示产业结构升级慢的省市被产业结构升级慢的省市包围; 如果分布在第四象限,表示产业结构升级快的省市被产业结构升级慢的省市包围。若观测值明显在第一、三象限聚集,表示其相互之间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若明显在第二、四象限聚集,则表示其相互之间存在负的自相关,若在4个象限呈现出均匀分布的状态,表示其相互之间不存在空间自相关关系。结合图2不难看出, 2000年和2013年我国大部分省市的产业结构升级之间都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且我国大多省市的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较慢。在2000年中,北京、 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和福建6个省市处于第一象限; 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 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海南、四川、 云南、甘肃、贵州和广西16个省处于第三象限; 河北和新疆2个省份处于第二象限; 广东、山西、 青海、辽宁、重庆和陕西4个省市处于第四象限。 与2000年相比,2013年第一象限的省市未变动, 山西、青海、辽宁、重庆和陕西从第四象限转移到第三象限,其他省市均未变动。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格局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整体式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状态。
2.2空间模型选择
对于空间 计量模型 的选择, Anselin等 ( 2004) 提出了判断标准[23],可通过拉格朗日乘数 ( LM) 形式LMlag、LMerror和稳健的RLMlag、RLMerror检验来实现,为空间面板模型的选择提供了依据。选择过程如下: 先要判断LMlag和LMerror的统计量的显著性,当两个统计量都不显著时,要采用普通面板回归; 当其中之一LMlag显著,则要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反之则要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当两个统计量均显著时,则需比较RLMlag和RLmerror,此时若RLMlag的统计量更显著,则要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反之则要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另外每种面板数据分为固定效应模型 ( FE) 和随机效应模型 ( RE) ,可以通过豪斯曼 ( H) 检验来确定使用哪种模型,当H检验显著时选择FE模型,反之选择RE模型。 通过Matlab7. 1软件可以得到相应的统计量,相关检验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统计量LMlag和LMerror均显著,且RLMerror的统计量相比于R LMlag的统计量更显著 ( 即R LMerror的P值更小) ,选择空间误差模型 ( SEM) 。H检验,统计量为 -27. 379,P值为0. 000,故强烈拒绝原假设,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 FE) ,因此,本研究应选择固定效应下的空间误差模型。
注: 表中* 、**、***分别表示在 10% 、5% 、1% 水平下显,下同。
2.3实证结果与分析
由上文可知,本文应选择固定效应下的空间误差模型 ( SEM) 来进行实证分析,表3显示了2000 ~ 2013年中国各省市金融集聚、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对表3分析后发现,空间误差模型的解释力度和系数的显著性要优于普通面板回归。 ( 1) 空间自相关系数为0. 351,并且在1% 水平下显著, 这充分说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效应,这种空间相关性使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外部溢出。具体来说,相邻地区地理环境相似,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各影响因素通过空间溢出效对相邻地区的影响因素产生作用,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因此,在研究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时不能忽略空间效应,在进行政策制定和分析时也应考虑到邻近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 ( 2) 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明显。这说明金融集聚程度的增强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即金融集聚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产业结构升级就会提高0. 139个单位。原因可能是,一方面金融集聚通过集中效应带来金融活动的便利,满足了核心区产业结构不断调整过程中对资金和融资渠道增加的需求; 另一方面金融集聚通过扩散效应,使得金融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从核心区向周边地区扩散,从而带动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正如刘军 ( 2007) 论述,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是金融集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24]。( 3) 城镇化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系数为0. 063,并且通过了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当城镇化水平提高1个单位,产业结构升级提高0. 063个单位。可能是我国在大力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镇大量转移必然使得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在城镇,由于规模效应会产生利于产业发展的正外部性 ( 朱孔来,2011)[25]。同时,城镇化提高了进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程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升了城市的产业化率,并通过不断的要素积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
进一步研究得出,金融集聚和城镇化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由表3可知,空间面板模型中金融集 聚和城镇 化的系数 分别为0. 139、 0. 063,小于普通面板中的系数。原因可能是普通面板未能将金融集聚和城镇化看空间效应考虑在内,而把其他省份的金融集聚和城镇化当做本省的,由此产生了估计偏差。这正说明金融集聚和城镇化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这与李林等 ( 2011) 的研究结论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一致[26]。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 017,并且在1% 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就提高0. 017个百分点。这表明, 作为知识和技术进步载体的人力资本是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重要变量。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反向抑制作用,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加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违背了市场规律,使得资源的配置未能达到最优,从而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构建了金融集聚、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分析框架,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我国30个省 ( 市、区) 从2000 ~ 2013年的相关经济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我国省域间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产业结构升级在省域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和正的空间溢出效应; 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金融产业集聚度越高,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越快; 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金融集聚和城镇化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人力资本显著的推动了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变量; 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反向抑制作用。
集聚结构 篇8
产业转移是指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的变化, 导致产业空间布局在不同区域 (国家或地区) 间进行调整的经济现象, 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 (1) 。产业转移是一个区域 (国家或地区) 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而在当今经济发展过程中, 产业集聚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 因此集聚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也会对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产生影响。但地区集聚产业向外转移会对地区产业结构产生何种影响?本文以永康市五金产业的对外转移 (主要是武义和缙云) 为例, 运用2001—2012年的相关数据, 对永康五金产业转移与永康市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文献述评
国内外对产业转移的研究较多, 成果也颇为丰富。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赤松要在1935年提出, 一国的产业发展具有“雁行”的特征。他从日本的棉纺工业史中受到启发, 提出了“雁行模式”, 认为后进国家的产业发展大多都会经历“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过程 (2) 。该理论战后经赤松要本人及小岛清、山泽逸等著名学者的拓展, 使其影响力逐步加大。弗农在1966年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从产品发展的角度解释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他认为, 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化产品三个时期。不同时期产品的特性存在很大差别。在产品生产的不同阶段, 对不同生产要素的重视程度也会发生变化, 从而引起该产品的生产在要素丰裕程度不一的国家之间转移 (3) 。国内的研究较晚, 主要集中在产业转移的动因、模式和效应等方面。如陈建军 (2002) 认为中国现阶段出现的产业区域转移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扩大市场份额和出口、进行扩张和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需要。
国内学者对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升级间关系的研究较多, 但是多集中于研究承接国际 (或区域) 产业转移对我国 (或特定地区) 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张琴 (2010) 认为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下, 国际产业转移对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影响, 国际产业转移通过资本补缺、技术进步和产业关联等效应促进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许南、李建军 (2012) 认为, 在新形势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对于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来说, 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因此, 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必须要在战略层上要充分重视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 力求突破跨国公司的结构性封锁以及价值链的低端锁定, 实现全球—国内价值链的协调发展。袁境 (2012) 认为产业转移可以形成一种创新力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 又与东部地区存在产业梯度位势, 可以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来推进工业化进程,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但是缺乏对于集聚性产业转移 (尤其是向外转移) 与转出地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关系的研究, 而涉及到具体产业的转移的研究就更少了。
三、浙江省永康市五金产业发展的现状
永康以五金制造闻名全国, 是全国闻名的“五金之都”。全市有近万家五金生产企业, 从事五金产业人数近50万人, 形成车业、门业、杯业、电动工具、电器厨具、休闲器具、技术装备、金属材料八大支柱产业。永康产出的金属安全门、金属保温杯在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高达70%、80%。生产五金产品达1万多种, 产品涵盖机械五金、装潢五金、日用五金、建筑五金、工具五金、小家电等1万多种品种, 其中, 10余种产品销量居全国之首, 100多种产品销量居全国前三。五金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90%左右, 上缴税收占全市财政收入的90%左右。永康五金产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产品、成本、区域品牌和专业市场等方面。永康还先后获得了“中国五金之都”、“中国门都”、“中国休闲运动车之都”、“中国口杯之都”、“中国电动工具之都”、“中国五金商标品牌基地”等称号。
但永康五金产业自改革开放后发展至今, 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1) 资源的制约。永康是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半山区, 工业用地十分紧张, 而五金工业企业却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永康市电力资源严重不足, 导致企业开工不足、成本增加;劳动力, 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缺乏。 (2) 产品档次低, 附加值低。永康五金产品虽已形成了一定的区域品牌优势, 但是缺少知名的国际自主品牌, 产品档次和附加值低, 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3) 产业组织水平低。永康五金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是从家庭作坊发展而来, 绝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 企业数量多而规模小, 没有形成相互协作、上下配套的完整体系, 不愿与相关企业形成紧密的产业链, 重复投资和盲目投资导致企业间竞争过度, 而且存在恶性竞争和低价竞争的现象, 产业内呈现的是“低、小、散”的现状, 产业组织层次低。种种问题阻碍了永康五金产业集群的升级, 同样也使得一些五金企业纷纷考虑将企业迁出 (尤其是迁向武义、缙云等周边地区) 。
四、永康五金产业转移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为了分析永康市五金产业转移对永康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1—2012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选取永康市第二、三产业之和与其GDP的比值作为被解释变量来反映产业结构升级的水平 (Y) 。分别选取永康、武义和缙云三地的五金产业的集聚程度作为解释变量, 因为永康的五金产业主要是迁往武义和缙云等周边地区, 且以这两个县为主, 武义、缙云两地五金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永康五金产业转移的水平。
本文使用区位熵指标来衡量产业集聚程度, 其计算公式是: , 其中, qij表示地区i产业j的产值, qi表示地区i的全部工业产值, qj是全国 (本文中使用的是浙江省) 产业j的产值, q是全国工业总产值 (5) (这里是浙江省工业总产值) 。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2—2013年各年份的《金华市统计年鉴》、《丽水市统计年鉴》和《浙江省统计年鉴》, 由于缙云县的数据无法获取, 故使用丽水市总的数据代替, 虽然会有所偏差, 但是不影响最终实证结果。根据所获得的数据计算出2001—2012年永康、武义、缙云 (丽水) 三地的五金产业集聚的区位熵ykt、wyt和lst, 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后, 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Ln Y=β0+β1Lnykt+β2Lnykt+β3Lnlst+ut, 式中, 下标t表示2001—2012年各年份, 是截距项, 是随机干扰项。
运用stata12软件进行回归后, 得到如下表所示的模型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中的回归结果看: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高, 说明模型中三个变量的整体解释性很好。从模型中三个解释变量的系数来看, 都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永康五金产业集聚变量的系数是负的, 表明永康市五金产业集聚程度上升率与永康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速度是负相关的。这一点也是符合目前永康五金产业发展的现实, 因为永康市转移出去的五金企业多数是从事低加工、粗加工和低附加值的产品制造的。武义和缙云 (丽水) 两地五金产业集聚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 说明它们五金产业的集聚程度上升速率与永康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速度是正相关的。这也是与现实相符的。而且, 武义县集聚变量的系数的绝对值要大于缙云的, 说明武义县五金产业集聚程度对永康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要大于缙云对其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缙云的集聚变量区位熵的计算采用的是丽水市整体的数据。
上面的实证分析结果, 说明永康市五金产业的对外转移促进了永康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其作用的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产业转移可以充分利用承接地的资源, 突破永康五金发展面临的资源制约。永康五金产业发展至今, 已成为永康的支柱产业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但是也出现了如上面所说的资源制约: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基础设施资源等等。永康市一些五金企业向外转移, 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土地、劳动力、原料、基础设施等资源, 实现地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 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扩大市场, 实现五金产业的继续向前发展。
第二, 产业转移可以促进五金产业集群升级。永康市五金产业通过对外转移, 可以完善产业分工, 减小因产业过度集聚而带来的集聚负效应。永康五金产业群发挥着产业集聚经济效益, 极大地推进了永康市的经济发展。但区域集聚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 当集聚规模超过了它的承受能力时, 区域优势将丧失, 由集聚经济变为集聚不经济 (4) 。通过产业转移, 将不适合本地区发展的一些产业企业转移出去, 可以避免因产业过度集聚带来的地租上升、劳动力成本上涨、过度竞争和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永康五金向周边地区转移的企业多数是从事产业内低加工、粗加工和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与制造, 而从事高附加值部分、研发部分的企业与部门以及大部分企业的总部仍然留在永康, 这样永康就可以通过专心发展“总部经济”来提升整个五金产业集群的水平。
第三, “腾笼换鸟”, 促进第三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笼”指的是永康本地所能承载的有限的空间和资源, “鸟”就是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 “腾笼换鸟”, 即腾出空间和资源去培育“高附加值、优质服务和高环保”的新兴产业与第三产业, 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永康五金产业将产业链低端的环节转移出去, 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资源可以重新投入到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中, 实现本土资源的优化配置, 提高经济中第三产业的比重。
第四, 改善城市投资环境, 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永康市不仅要将本地区相对低水平的产业企业转移出去, 还要承接来自省内与国内经济更发达地区、甚至国际的更高层次的产业转移。五金产业中的低端环节转移出去后, 不仅改善了永康的硬环境, 也改善了城市的软环境, 有利于吸引外资和技术, 进而提高了城市整体承接更高层次产业转移的能力。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又会在新的层次上提高城市科技水平和促进经济发展,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第五, 迁出的企业反哺永康, 投资第三产业, 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 永康市五金产业企业家最初是由从本土农民中分化出来的, 受本地五金文化和创业精神的影响很深, 本土根植性很强, 因此, 当迁出的企业在外地积累了一定财富之后, 就会选择返乡进行创业。另一方面, 随着永康市五金产业和整体经济的发展, 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得到提高, 消费者的需求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 对高科技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增加。而且, 低端环节转移出去, 形成了新的产业分工格局, 使永康成为产品设计、贸易和服务中心, 也增加了对更高层次产品生产和服务的需求。同时, 政府鼓励回乡投资创业的政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大批企业家回到永康投资第三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 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五、政策建议
永康市五金产业的对外转移促进了永康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为了更好地推动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 充分利用腾出来的资源和空间。单方面强调将产业转移出去, 有可能出现“产业空洞化”, 造成产业链的断裂。因此, 永康在鼓励将产业中低加工和低附加值的部分转移出去的同时, 还应注重创新, 充分利用腾出来的资源和空间, 发展新兴产业, 防止“产业空洞化”, 真正实现资源的再配置。
第二, 以产业集群的升级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五金产业是永康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整体产业结构能否实现升级,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五金产业集群的升级。通过产业转移, 将永康打造成设计研发、贸易和服务的“总部中心”, 改变“低、小、散”的产业组织状况, 提升整个五金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通过产业关联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进而推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
集聚结构 篇9
关键词：产业集聚,产业生态,国际竞争力
产业集聚产生集聚效应,通过规模经济、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知识技术外溢等影响企业的成本收益和竞争力,进而影响产业的整体竞争力(Marshall,1890;Weber,1909;Porter,1990;Porter,2000)。产业的空间布局决定了产业的发展生态,产业发展环境的差异会影响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从而影响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分析产业集聚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时不能只考虑产业集聚程度的高低,还必须重视产业集聚生态的差异对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的潜在影响。本文结合中国转型期各省市区发展存在明显差异这一事实,分析产业集聚水平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并从市场化水平、产学研合作水平等不同维度刻画相关产业的集聚生态特征,进而探析集聚生态特征差异对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的影响,并提出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一、模型、指标与数据
考虑到我国制造业的集聚显现较为明显和数据的连续性、可获得性等因素,本文选取我国19个二位数制造业作为研究样本对集聚水平、集聚生态与产业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定
在把产业集聚水平作为解释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变量之一的同时,本文将若干表征产业集聚生态特征的指标纳入解释变量,并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icmp表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指数,aggl表示产业集聚水平,envt为表征产业集聚生态特征的指标,i表示产业,t表示时间,m用以区分集聚生态变量及其待估参数。
(二)指标测度
1. 产业国际竞争力。
本文采用应用广泛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指数来衡量中国制造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计算公式如下:
由式(2)可见rca指数越大说明该产业国际竞争力越强。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3)与中国二位数产业分类标准之间的对应关系,本文在计算rca指数时把SITC3体系下的三位数贸易数据进行了重新归类整合,转化为与中国产业统计数据口径一致的贸易数据。按照中国目前的统计口径,“农副食品加工业”与“食品制造业”是分开统计的。由于SITC3体系下的相关数据难以截然分开,本文把“农副食品加工业”与“食品制造业”两个产业进行了合并,统称“食品加工与制造业”。
2. 产业集聚度。
本文采用Krugman(1991)的“空间基尼系数”测度产业集聚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sj表示j地区i产业总产值占全国i产业总产值的比重,xj表示j地区所有工业产业总产值占全国所有工业产业总产值的比重,该指数数值越大表明行业在地理上的集聚程度越高。
3. 集聚生态特征指标。
产业集聚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蕴含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多种要素。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以下五个方面对产业集聚生态进行测度。一是高校、科研机构发展水平。高校、科研机构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其密集的科研活动可以通过知识、技术外溢效应支持产业发展。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如果遇到技术难题,也可以方便地到高校、科研机构寻求智力支持,通过合作研发、技术转让等方式解决产业发展的瓶颈制约。因此,高校、科研机构较为密集的地区可能更有利于产业发展。二是产学研合作水平。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较为强调产学研合作,以此发挥高校、科研机构的科研优势为产业发展服务。产学研合作水平主要体现一个地区企业对高校、科研机构研发创新资源的利用程度,产学研合作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提升该地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市场化水平。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使企业可以更加自主地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做出决策,根据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实际调整经营范围和竞争策略,从而有利于产业整体竞争力的增强。但市场化水平提高也可能对产业带来负面影响,即可能导致企业之间出现过度和无序竞争从而损害产业的整体利益。实证研究表明市场化改革既可能提高某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戴永务等,2013),也可能对有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姚文和祁春节,2011)。本文把市场化水平作为反映产业集聚生态特征的指标之一,检验市场化水平对工业行业国际竞争力产生的影响。四是金融发展水平。五是中介机构发展水平。中介机构在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中介机构越多、越发达表明产业分工水平越高,产业集聚环境越成熟越有利于产业发展。
每个产业均是以不同比例分布于全国各省市区,为了综合反映每个产业的产业集聚生态特征需要构建如下权重指数:
其中gov为工业总产值,该权重指数是分年度计算j地区i产业总产值在i产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这一比重越高说明i产业在j地区的集聚程度越高。在构建上述权重指数的基础上,依据下式可以计算得到各产业的集聚生态指标值:
其中γ代表任意一项产业集聚生态指标。对于部分有量纲的指标(如高校、科研机构发展水平、中介机构发展水平等),需要通过计算各个省市区相关指标的比重转化为相对值,从而消除量纲影响。(5)式实际上是以产业在各地区的集聚份额为权重对产业集聚生态指标进行的加权平均,各指标的测度依据及具体计算方法见表1。
(三)数据来源
工业总产值(gov)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出口额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高校、科研机构科研人员数量、科技活动经费等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地区GDP、贷款余额等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鉴于樊纲和王小鲁编制的各地区相对市场化指数最新数据仅到2009年,本文数据的时间区间为2000-2009年。
二、实证检验
(一)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计算各指标数据并分行业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从rca指数来看,造纸业、烟草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rca指数均大于1,说明这五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强。从集聚水平来看,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等行业的集聚指数较高。在反映集聚生态的各个指标上,各产业也存在明显差异。从市场化水平来看,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烟草制品业、金属制品业等行业的平均市场化指数均大于8,说明这些行业在整体空间布局上更加靠近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食品制造业、纺织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产业的市场化指数较低,说明这些产业在空间布局上更加靠近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
根据式(1)进行计量检验时,自变量共计六个:一个反映产业集聚程度的指标,五个反映产业集聚生态特征的指标。如果自变量之间出现严重共线性将影响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计算了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及方差膨胀因子(VIF,variation inflation factor),结果见表3。可见,虽然个别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大,如ln(scin)与ln(inmd)的相关系数为0.6114,但各变量的VIF值均明显小于10,说明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不会对估计结果造成大的影响。
(二)模型估计
为了检验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基于总体样本进行模型估计,并在此基础上把全部样本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产业类型分别进行估计,以考察自变量符号及显著性水平的稳定性。
注:***p<0.01,**p<0.05,*p<0.1,下同。
1. 基于总体样本的估计。
本文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使用的是短面板数据(个体数大于时期数),需要确定究竟是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固定影响模型,还是变截距随机影响模型。混合回归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的判别需要通过F检验完成,原假设为“H0:混合回归可以接受”,其中。通过回归得出F=64.95,伴随概率p=0.000,应当拒绝原假设,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回归。再通过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进行检验,结果证实存在个体效应,因此不应使用混合回归。接下来基于Hausman检验判定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优劣,其原假设是“H0:随机效应模型为正确模型”。经回归得到χ2=14.06,伴随概率P=0.0501。这一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原假设,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但如果把显著性水平放宽到10%,则应该拒绝原假设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该结果的出现源于这两种效应模型估计系数的差异不是特别显著,两种模型的拟合优度在伯仲之间,表4给出的两种模型的检验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可以看出两个模型所有自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均一致,而且在统计上的显著性也明显相似。
从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自变量ln(aggl)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产业集聚水平与产业国际竞争力显著正相关,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可以通过提高产业集聚水平来实现,这与相关的理论分析及已有的实证研究结果相一致。自变量ln(scin)的系数不够显著,说明产业在集聚过程中是否靠近高校、科研机构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并不明显,高校、科研机构并没有因为地域的临近而发挥显著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自变量ln(coop)的系数为正而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产学研合作对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十分明显。结合ln(scin)与ln(coop)两个变量的系数符号来看,中国的高校、科研机构可以通过与企业的市场化合作来促进产业发展,但除了这种正式的合作之外,高校、科研机构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没有显现出来,说明高校、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与企业的非正式交流较少,科学研究工作开放性不够,封闭性较强,很多科研成果脱离产业实践,也没有通过其他有效的渠道如有偿的技术转让融入到产业发展过程之中。自变量ln(mrkt)的符号显著为正,说明产业集聚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与理论预期相符。自变量ln(inmd)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中介机构在促进产业国际竞争力方面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自变量ln(finc)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产业集聚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2. 分产业类型的估计。
参照现有文献的分类方法,本文将19个制造行业样本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从而分产业类型进一步进行估计(见表5)。
表5最后两行给出了模型形式的检验过程,在固定效应与混合回归的检验中,三个模型的F统计量均在1%水平上拒绝了混合回归模型。在接下来的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检验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两个模型均在1%的水平上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因而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而资本密集型产业模型的卡方统计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而适用随机效应模型。从回归结果来看,三个模型主要自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及显著性水平与总体样本的估计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估计结果比较稳健,基于整体样本进行检验得出的结论也适用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不同类型的产业。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国际竞争力与产业集聚水平显著正相关;在表征产业集聚生态特征的五个变量中,产学研合作水平、市场化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产业国际竞争力显著正相关,而高校与科研机构发展水平、中介机构发展水平则没有对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要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从而适应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趋势,促进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相对于东部而言,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产业规模较小,集聚水平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由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大幅提升,制造业正在经历着从东部到中西部的转移过程。因此,适应我国目前的产业转移趋势,应进一步提升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引导一些传统产业更多地向中西部聚集,注重东部发达地区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高端产业的集聚式发展,这对于发挥区域分工优势,整体上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各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应该注意引导产业集聚发展,防止产业发展出现“散、弱、小”的局面。
第二,要多方面优化产业集聚生态,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提高市场化程度和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而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产学研合作对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中国目前的产学研合作水平仍然较低,要通过完善相关评价机制调动产学研各方进行合作的积极性,强化科学研究工作的产业化、市场化导向,进一步提高产学研合作水平。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发展的过程也应着力减少政府干预,主动对不适应市场化要求的政府职能进行改革,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要多途径、多渠道提升金融发展水平,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难题,这对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应着力促进高校、科研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的科学发展。改进高校、科研机构的评价机制,提升高校、科研机构科学研究工作的市场化导向,通过搭建沟通合作平台等措施加强高校、科研机构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从而在高技术产业集聚过程中充分发挥高校、科研机构等知识、技术密集型机构的作用,使高校、科研机构成为产业集聚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产业发展与高校、科研机构技术、知识优势的紧密契合;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注重培育规模大、实力强、有国际影响和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中介机构,通过提升中介机构的服务能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的转化,使中国产品不断向着价值链高端攀升,这对于提升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受数据限制,本文只是考虑了反映集聚生态特征的五个指标,这必然难以全面系统地刻画产业集聚生态特征。本文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为分析其他集聚生态要素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提供了依据,以此为基础的后续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参考文献
[1]戴永务,刘伟平,余建辉.市场化改革对中国木材加工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3(1):77-85.
[2]迈克·E·波特.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2):21-31.
[3]彭向,蒋传海.产业集聚、知识溢出与地区创新——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实证检验[J].经济学季刊,2011(3):913-934.
[4]谢子远,鞠芳辉.同质集聚、异质集聚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基于中国15个制造行业2000-2011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4(2):13-23.
[5]姚文,祁春节.市场化改革对中国茶叶国际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1(4):24-31.
[6]Krugman,P.Geography and Trade[M].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 Press,1991.
[7]Marshall,A.Principles of Economics[M].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890.
[8]Porter,M.E.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M].New York:Macmillan,1990.
[9]Terry B.Porter,Co-evolution as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Organization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J].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2006,19(4):479-504.
[10]Weber,A.The Theory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London,1965.
集聚结构 篇10
(一) 高新技术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在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域中运用当代最新的前沿科学技术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及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它主要包括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五类行业。高新技术企业与传统企业相比具有高收益、高创新和高风险的特点, 其中高创新性是指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企业是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的经济实体。因此, 作为知识型组织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人才积聚的重要载体。
(二) 高新技术企业人才集聚
人才集聚是人才流动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行为, 是指人才由于受某种因素影响, 从各个不同的区域或企业流向某一特定区域或企业的过程。高新技术企业人才集聚是指一定数量的人才资源以高新技术企业为单元的汇集、协作、竞争和创新的过程。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对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实现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人才积聚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高新技术企业人才集聚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 出口幅度的不断增长, 贸易结构不断提升, 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对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实现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相对发达国家国家而言,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低, 自身创新能力不足。据统计, 全国规模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开展科技研发活动平均为2%, 创新能力明显不足。这些都与高新技术企业的人才聚集程度有关。
(一) 科技创新人才不断增加, 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2008年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共计25817家, 比2007年增加4300家, 其中三资企业增加较快, 占全部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36%。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从业人员为716.5万人, 是1992年的21倍, 比2007年增加10.0%, 2009年达到815万人。2008年高新区从业人员构成中, 大专以上学历为324.8万人, 占总数的45%;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为134.5万人, 占总人数的18.8%, 其中研发人员占科技活动总人数的57.8%;中高级职称人数为97.2万人, 占从业人员的13.6% (见表1) 。2008年, 高新区的专利授权数达到33572件,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10962件, 占全国企业授权总量的48.9%。获得欧美日专利授权516件,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225件。高新区内企业拥有专利的水平和每年新申请专利的数量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科技项目不断增加, 但自主创新能力相对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显得不足。
(二) 全员劳动生产率较低, 单位产值的增加值低
2008年,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21.3千美元, 而美国在2006年达到了143.4千美元, 相当于我国的6.73倍 (见表2) 。2008年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 (即单位产值的增加值) 为24.5%, 韩国 (2007) 为28.0%, 意大利 (2006) 为31.3%, 德国 (2007) 为38.0%, 英国 (2006) 为41.4%, 美国 (2007) 为43.0%。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2008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能力分析
(单位:千美元)
注:劳动生产率是指人均增加值资料来源:科技部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数据 (2010)
(单位:%)
注:R﹠D强度按R﹠D经费占工业产值的百分比计算资料来源:科技部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数据 (2010)
(三) 科技经费投入强度较低
虽然我国高新技术产业R﹠D经费支出的绝对数额在逐年增加, 从2002年的187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655亿元。但是从表3可以看出, 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R﹠D强度较低, 尤其与美国、英国、日本的差距较大。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高技术企业在全部企业R&D活动中的地位并不突出。2007年, 我国高技术产业R&D经费只占25.8%, 而英国、美国和法国超过了40%, 韩国高达53.8%, 而最高的中国台湾甚至达到了72.3%。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近年来,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人才集聚有所改善, 人才的集聚效应在逐步形成。但是,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科技投入强度需要进一步加大。
三、高新技术企业人才集聚战略体系的构建
高新技术企业的人才集聚战略体系应以提高人才集聚能力为目标, 以建设创新性的科技团队为核心, 以人才培养与开发为重点。具体来说, 高新技术企业的人才集聚战略主要包括企业环境建设战略、人才引进和培养战略、技术创新团队建设战略和激励开发战略。
(一) 营造良好的人才集聚环境
人才聚集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
外部环境又包括政府政策和市场环境两个方面。政府政策涉及政府制定的与人才集聚有关的原则、战略、政策以及操作性安排, 市场环境主要涉及市场状况、竞争环境等因素对人才集聚战略的影响。企业应该在充分了解当前人才集聚的外部环境的情况下, 营造良好的人才集聚的内部环境。
营造良好的人才集聚的内部环境, 应当加强硬件设施建设, 营造良好的人才工作环境和技术开发环境。硬件设施主要包括办公设备、实验室建设、网络宽带等, 能充分满足人才工作的需求, 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促进技术开发工作和成果的取得。同时, 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完善的制度是人才成长和发展的保障, 因为人才只有在良好的制度保障下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制度的先进性、公平性和感召力是创新成果的催化剂。
(二) 建立科学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
高新技术企业的健康发展, 需要各种不同的人才作为支撑。既需要研发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 也需要一线的营销人才和公关人才等, 良好的机制有利于整合企业的人才资源, 使之获得最佳配置。技术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是其获得持续发展的关键。而技术创新离不开将帅型的领军人物、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富有创新精神的青年骨干人才以及高水平的管理人才。要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需求, 适当地引进优秀人才, 实现合理的配置。
在引进人才的同时, 还应注重内部人才的培养, 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例如, 建立技能人才培训制度和技术交流制度, 加大培训费用和技术开发费用的支出。特别是技术研发人员和营销人员, 在深化基础管理理论、强化创新思维的基础上, 提高其综合技能, 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 建设创新性的科技团队
高新技术企业的关键在于自主创新。而人才是自主创新的主体, 是自主创新的第一资源。因此, 建立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团队, 是决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
在技术研发和科技攻关的过程中, 在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的基础上要注重创新团队的建设。合理的专业、素质结构和资源共享, 是优秀技术创新团队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通过建立自由交流的创新平台, 激发团队的创造欲望, 获得更大的创新动力, 充分发挥团队的合力和优势, 产生良好的团队效应, 创造出更多更新的技术成果和产品。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 高新技术企业的持续发展, 离不开良好的团队协作。因此, 技术创新团队的建设是很重要的。
(四) 建立良好的人才激励制度
良好的激励制度是高新技术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有效途径。首先, 建立公正的绩效考核制度, 作为薪酬发放和员工晋升的基础, 体现“能者多得”的原则。其次, 建立激励性的薪酬福利制度, 在物质方面充分的满足企业人才的需求, 为其更好的工作提高较好的物质基础, 解除其生活方面的后顾之忧。对不同的人才, 实行不同的奖励模式:技术人才, 以项目提成的形式给予奖励;管理人才, 并根据管理目标完成程度以及效果来确定奖金数额;对于营销人才, 以销售业绩为依据来确定奖励报酬等。再次, 建立合理的晋升制度, 这样有利于满足人才的晋升需求,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他的地位和价值, 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激励。激励的内容是丰富的, 主要目的是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促进企业和员工的共同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纪建悦, 李楠, 韩广智.高新技术企业核心员工激励问题探讨[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1) .
[2]、李光红, 陈学中, 孙丽丽.高层次人才集聚于管理机制创新[J].理论学刊, 2006 (3) .
产业集聚的青岛愿景 篇11
2012年7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历时近三年完成的《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12年本)》发布。在此之前，青岛市也刚刚发布了《全市工业产业集聚区(基地)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虽然两个文件规划指导的范围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指向：通过产业转移、产能的调整和优化，增强产业集聚和区域竞争力。
《规划》给青岛的工业产业集聚区描绘了一个愿景，只是这个愿景，还需要拨开许多现实的“迷雾”。
不断变换的概念背后
自1981年国务院批准在沿海开放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从经济技术开发区到高新技术开发区，再到如今的工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概念不断变换。包括区域内部的软件园区、动漫产业园、生态产业园、创意文化产业园、信息城等在内，这些时而“改头换面”、时而新冒出的园区和新城名称，把一个城市划分为若干区域，但却标签鲜明。不断变换的概念的背后，则折射着我国城市发展越来越注重的产业集聚趋势。
通常人们认为，产业聚则城市兴，一个地方只要能聚集大量的企业，这个地方的经济就一定能迅速发展。而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却在一步步地证明，规模可以产生效益，但区域竞争力的强大与否并不单单取决于规模，更取决于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产业质量、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完善程度等。
一直以来，我国大部分城市在产业集聚上走的都是“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外延式战略，青岛也不例外。正如城市在招商引资时，要经历先“引资”、后“选资”的过程一样。对处于工业化初、中级发展阶段的城市而言，外延式的发展思路并不被诟病。但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外延式的发展战略需要向“集约发展，创新驱动”的内涵式战略转变，这样的转变，是青岛工业产业集聚区规划布局的初衷，也是要打造新型工业化城市的青岛的转型思路。
就产业规模论，根据青岛市经济和信息化委的调查统计，截至2011年底，青岛有一定产业基础和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工业产业集聚园区76个，有规划、尚未形成规模的24个，规划总面积约88367公顷。这100个产业集聚区只占了城市土地总面积的8.3％，但其创造的约6549亿元的工业总产值，却占了青岛工业总产值的51.8％，园区平均产出强度每公顷741.1万元。
自200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以来，截至2012年初，我国确定了三批共185家示范基地。截至去年底，青岛有3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批准的4个山东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青岛家电及电子信息、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青岛软件和信息服务是青岛市仅有的3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4个山东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则分别是青岛高新区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聚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船舶制造产业集聚区、城阳区的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和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石油化工产业集聚区。
2015年，青岛计划将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扩大为7个，单个产值超过400亿元；山东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达到12个，单个产值超过300亿元。
集聚度排第9
经济学上用来测度产业集聚的方法有很多：集中度、区位熵、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空间基尼系数、EG指数、DO指数等，正如“集中度”计算方法简单，能形象反映产业集聚水平，但却不能反映规模最大地区内部之间产业结构与分布的差别一样，产业集聚区也不是企业简单的集中，而更讲求发展的集约和功能的集合。
若论工业聚集区集聚度，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成都以74.7％，排在第1位。青岛排名第9，远低于成都的水平。青岛集聚程度偏低的原因，主要在于产业内部“大集中、小分散”现象明显。比如青岛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分散在黄岛、城阳、即墨、胶州、胶南、平度、莱西七个区市，布局的分散削弱了这一产业的集聚度，也使其一直以来都未真正成为城市所期待的主导产业。
在青岛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工业园区管理处处长傅绍春看来，“大集中、小分散”的问题应该对症下药、区别对待，同质化程度高的产业，应通过“以大带小”，推动横向整合，提高单个企业产业集聚度。如果差异化程度高，可以引导企业纵向整合，“齐头并进”。
事实上，除集聚度偏低之外，青岛产业集聚区也存在诸多城市产业集聚区所共有的一系列问题：缺乏统一规划、产业定位不清、土地管理乏力、供需矛盾突出、管理体制不顺、软硬环境不完善等。
在我国，产业的发展始终脱不开土地问题。集聚区建设初期，“招商引资，土地先行”的模式正是为了尽可能满足投资方对土地的要求，所以造成了单位土地投资强度偏低，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不足。傅绍春告诉记者，对于集聚区的土地集约利用，会根据集聚区年度综合评价，动态调整土地政策。比如对于综合评价较差、土地管理混乱的集聚区，将不再新批用地指标，对先期入园但不符合现行产业政策的企业也将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
青岛产业集聚区突出的问题在于，布局规划滞后和区市集聚区之间的无序竞争。从单个集聚区来看，存在投资项目进入在先，集聚区规划在后的问题，部分集聚区建设以投资者的要求为导向，而投资者经常会超越原有集聚区划定的界限，这就使得集聚区发展丧失了应有的集聚性和稳定性，导致产业定位混乱。
如何解决100个集聚区中所存在的上述问题，《规划》提及的原则是：巩固、整合、调整。在保留33个主导产业突出且空间范围明确的产业集聚区的基础上，将处于同一区市、产业相近、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41个集聚区，整合为17个新的集聚区，而将产值规模较小、产业结构升级困难、与“十二五”规划不相适应、发展潜力不足的26个集聚区，放置在规划之外。调整后的50个规划区将包括28个主导和传统优势产业集聚区，以及22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
根据《规划》设定的目标，到2015年，50个集聚区工业总产值将达到15300亿元。其中传统优势产业集聚区达到11000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达到4300亿元，集聚度由51％提升到65％以上。
“第三意大利”的启示
对产业集聚的研究肇始于19世纪末，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学科对产业集聚在促进技术创新和增强区域竞争力方面的作用进行了重新研究，被引用最多的案例就是以创新性中小企业网络为特征的“第三意大利”和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美国硅谷。
人们熟知美国硅谷，但对“第三意大利”却并不熟悉。“第三意大利”指的是意大利东北部到中部的农业地区，随着20世纪50年代欧洲工业复兴和该地区发展现代化大批量生产工业的希望破灭，中小企业迎来了发展的空间和机遇。传统产业的集聚，使该地区从落后的农业经济最终走向发达的工业经济，并以其成功的发展模式为世界所借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第三意大利”企业集聚发展模式的总结是：企业在地理上的靠近性；部门专业化；中小企业为主；在创新基础上的企业间密切合作和激烈竞争；社会文化的同一性；企业间信任和积极的自治组织；支持性的区域和地方政府。
事实上，更重要的是，“第三意大利”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集聚提供了一种启示，就是要形成专业化的企业集群和生产协作网络，依靠技术创新保持产业发展的优势和竞争力。
在我国，“产业集聚区”正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词汇。但产业聚并不意味着城市兴，区域竞争力的强大与否，其实并不在于产业集聚区的规模和数量，以及它所布局的是传统产业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在于产业集聚区内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度，在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们自身的创新能力。
对此，傅绍春向记者介绍，处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各类企业均能在青岛工业产业集聚区内找到，但从价值链条上看，大多企业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这和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基本相同。在企业创新能力方面，不同集聚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家电电子、船舶、高端装备类的产业聚集区技术创新能力要稍强一些。
目前，产业集聚区已然是青岛招商引资、新项目落地和城区老工业企业搬迁的主要选择地。据统计，2011年集聚区有近500个新项目开工建设，计划投资约700亿元，约300多个项目签约。
集聚结构 篇12
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和支持科技创新要素向企业转移集聚已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为此,研究科技创新要素的内涵、分类及其向企业转移集聚的机理和途径,评估企业集聚科技创新要素的水平和集聚效益,找出科技创新要素向企业转移的障碍及促进科技创新要素在企业中发挥最大效用的途径是广大科技管理工作者及学界的研究热点。
目前,国内学者和科技管理者对科技创新要素向企业转移集聚做了一定的研究。首先,李建华[1]、李学勇[2]、宋树红[3]等不少学者及科技管理者对科技创新要素的内涵和分类进行了研究,并根据科技要素的特征提出了一些促进其向企业转移的方法。主要把科技创新要素分为:人才、资金、技术、政策和公共服务等几大要素,这些研究大都停留在对科技要素的认识层面,且对科技创新要素集聚没有准确的概念。其次,在科技创新要素向企业转移集聚机理及途径方面,施红星等[4]从生产力流动的方向、动力、载体、形式、影响等方面对科技生产力的流动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科技生产力的流动规律,同时也将科技要素认定为科技生产力流动的载体。蒋敏等[5]从内源化和外源化两个方式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研发资源集聚模式进行了研究。马彦民[6]从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三个层次出发,对科技成果向产业转移并形成现实成产力的途径进行了研究。最后,在对科技要素集聚的水平和效益评估方面,目前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区域整体或区域分产业科技实力与科技竞争力、科技要素配置效率等方面的评价,这类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大多采用系统评价法、数据包络分析和随机前沿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这是从宏观方面切入[7]。还有不少研究集中在企业层面研究要素协同创新及企业R&D绩效,主要方法有TIM(全面创新管理)视角、协同学、复杂系统理论[8],这是从微观方面切入。然而从中观方面切入,即针对区域内企业集聚科技要素的水平层次、科技要素向企业转移的效益研究却比较少,目前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大多集中在产业集聚的层面上。因此,本文从科技创新要素的内涵和分类特征出发,查阅分析科技创新要素向企业转移的机理,同时参考已有且比较成熟的区域科技竞争力及产业集聚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考虑到数据的易取得性,建立企业集聚科技创新要素水平与集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评价法对其评价并分析评价结果,以期能对提高科技创新要素向企业转移的水平和效益找出数据和理论支持。
2 科技创新要素向企业转移集聚理论
2.1 科技创新要素的内涵及分类
科技创新要素即科技创新资源,是科技创新活动的基础,是能够直接或间接的推动科技进步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一切要素资源的集合。从系统角度出发,科技创新要素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一类科技创新要素在科技创新系统发挥作用依赖与其他各类科技创新要素相互间的协同及共同作用,而其中任何一类科技创新要素的的不足或缺失都使科技创新要素的整体功能无法有效实现[9]。因此科技创新要素既有各类要素的独立特征又有协同共存的系统特征。基于科技创新要素的内容特性及科技创新体系的现实,本文将科技创新要素主要分为:政策要素、人才要素、资金要素、技术要素、管理要素和公共服务要素。
政策要素:是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政府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的基本手段。包括政府科技投入、税收优惠、金融支持、政策采购等许多含金量高的创新政策。
人才要素:是指直接从事科技活动和为科技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是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根本,是获取竞争优势宝贵的战略资源。
资金要素:即财力要素,是指从事科技活动所需的经费,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基本条件。
技术要素: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是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核心要素,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
管理要素:是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要素,创新型企业必然是管理创新的实践者和先行者,主要包括创新管理模式、知识产权战略和企业创新文化。
公共服务要素:是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发展所必需的支撑平台。主要包括产学研合作机制和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等。
六大科技创新要素共同决定了区域企业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科技活动的发展水平,进而影响企业集聚科技创新要素的效益。
2.2 科技创新要素向企业转移集聚的机理
科技创新要素向企业转移集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同时其集聚系统也是一个开放式的系统,系统由集聚客体(即上述六大科技创新要素)、集聚主体(包括效益体现主体、推动主体、通径主体和创新源主体)和集聚行为(包括推动投入、吸纳获取、利用增值、反哺循环)组成。在市场行为驱动和推动主体(政府)推进的两大机制耦合下,推动主体(政府)整合协调科技要素源主体(即科技创新要素的来源者,主要包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企业、政府)和通径主体(科技中介),通过推动行为促进效益体现主体(企业)吸纳获取集聚客体(科技创新要素),经效益体现主体(企业)科学配置与利用实现集聚客体(创新要素)的增值,增值的一部分用来反哺各集聚主体,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促进科技创新要素持续向企业转移集聚[10]。
3 企业集聚科技创新要素水平及集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3.1 企业集聚科技创新要素水平定义及评价指标体系
促进科技创新要素向企业转移集聚的直接目标是提高企业集聚各种科技创新要素的水平,使之更好的体现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企业集聚科技创新要素水平是综合反映区域企业拥有各种科技要素数量水平及其所拥有科技要素占区域总量比重的一个定量衡量值,它是一个系统的评价值,根据科技创新要素的分类特点,其主要由六大要素集聚水平共同决定,体现了推动投入和吸纳获取阶段的工作水平。
参照科技创新要素的内涵及分类特征,同时遵循系统性与科学性、数据的易取得性原则,建立评价区域企业集聚科技创新要素评水平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3.2 企业科技创新要素集聚效益定义及评价指标体系
科技创新要素向企业转移集聚的直接动力就是产生效益,实现科技创新要素的效用最大化。企业科技创新要素集聚效益是实现科技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系统正常循环的必要条件,是反哺系统其它主体的前提。企业科技创新要素集聚效益是综合反映企业利用科技创新要素的绩效,体现在创新要素集聚于企业后形成的新产品的销售状况、企业生产率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水平上,它反映了集聚行为中利用增值和反哺循环阶段的工作水平,因此衡量区域企业科技创新要素集聚效益是衡量科技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系统运行状况的重要标准。
从企业利用科技创新要素的目的和转移集聚系统的机理出发,同时遵循系统性与科学性、数据的易取得性原则,建立区域企业科技创新要素集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4 基于相对熵的组合赋权评价法
综合评价过程中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它关系到评价结果的正确性与可靠性。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一般分为两种: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在众多的赋权方法中,由于赋权的机理不同,我们无法绝对肯定哪一种赋权方法最优。如均方差赋权法[11]有操作简单、概念清晰等优点且对指标无量纲化方法限制不大;灰色综合评价法[12]能够处理信息部分明确、部分信息不明确的灰色系统,并且所需的数据量不是很大,被广泛的运用于各种领域;熵值法可以在评价中排出人为因素、风险因素等干扰,反映评价对象的客观信息。由此,组合采用各种赋权方法优点,尽可能的反映被评价对象的系统内在机理是综合评价的一种可行方法。为考量以上三种赋权方法是否相容即三者之间是否可以组合,本文采用基于模糊聚类的相容方法集检验方法[13]来检验三种赋权方法是否相容。
本文采用均方差赋权法、范数灰关联度赋权法和熵值赋权法分别对评价对象进行赋权,然后采用基于相对熵的组合赋权方法[14]对评价对象进行组合赋权,综合考量各种赋权方法所长,计算综合评价结果。其中基于相对熵的组合赋权方法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选n种赋权方法对被评价对象m个指标进行赋权,得到第i(i=1,2,3,…,n)种赋权方法所附权重向量为ui=(ui1,ui2,ui3,…,uim)(i=1,2,3,…,n)。
(2)求属性集结权重d*=(d*1,d*2,…,d*m),
(3)计算每一赋权结果与集结权重d*=(d1*,d2*,…,dm*)的贴近度h(ui,d*)(i=1,2,…,n),其中
(4)根据贴近度h(ui,d*)(i=1,2,…,n),计算各赋权结果的可信度。第k个赋权结果与集结权向量的贴近度越大,说明其在组合赋权中的作用越大,则此赋权结果的可信度权重可表示为:
(5)根据可信度权重求的组合赋权法最终所得权重w=(w1,w2,w3,…wm),其中
5 江苏区域企业科技创新要素集聚水平及集聚效益评价
根据江苏省第二次R&D资源清查数据、2008年江苏科技统计年鉴及2009年江苏省统计年鉴等统计数据,遵照上述集聚水平和集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江苏省大中型工业企业为例,整理相应的数据并运用列和等于1的指标归一化法处理之后,通过matlab编程实现对集聚水平和集聚效益的评价。
5.1 企业科技创新要素集聚水平评价分析
首先对已整理并归一化的集聚水平数据进行均方差赋权、熵值赋权和灰关联赋权所得权重分别为w1={0.1723,0.1503,0.154,0.1439,0.1261,0.1239,0.1295}、w2={0.1559,0.1252,0.1425,0.1488,0.147,0.1124,0.1682}、w3={0.1421,0.1421,0.1421,0.1421,0.1421,0.142,0.1475},然后对以上三种权重的综合评价值进行相容方法集检验,根据模糊聚类方法分析可将以上三种方法分为{灰关联赋权法、均方差赋权法}和{熵值法},其中第一类方法综合评价值的平均向量为{0.1807,0.1640,0.0430,0.0821,0.1896,0.0668,0.0362,0.0217,0.032,0.0453,0.0542,0.0581,0.0263},熵值法的综合评价值向量为{0.1625,0.1576,0.0446,0.0841,0.1857,0.0705,0.0393,0.0243,0.0345,0.0483,0.0557,0.063,0.03},二者相关关系u=0.9979,显然这三种方法是相容方法集,因此可以组合。
最后对所得权重运用前文所述的基于相对熵的组合赋权法进行组合赋权,赋权结果为w={0.1515,0.1484,0.1475,0.1457,0.137,0.1217,0.1482}。利用组合权重进行加权和综合评价得到江苏13地市的区域企业科技创新要素集聚水平综合评价值如表3所示。
根据集聚水平的评价值,从企业获得的科技政策要素来看:无锡和苏州的企业集聚科技要素得分较高,相比其他各市有明显的优势,剩余的南京、常州、连云港、泰州、南通、扬州、镇江、徐州、盐城、淮安、宿迁成近似线性的依次递减,其中连云港得分较高得益于其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较高。
从企业获得科技资金要素来看:苏州、南京、无锡企业对科技投入的资金要素较大,与其他各市相比有明显的优势,而剩余各市企业获取的科技资金要素则相对较少。
从企业科技人才要素来看:苏州和无锡的得分依然较高,而南京、常州、南通、徐州、镇江、泰州则处于第二阶层且逐次递减,盐城、连云港、淮安和宿迁则处于最后。
从管理要素来看:云集众多企业的苏州在科技管理要素得分依然较高,而其次是无锡、常州、南通、南京、扬州、镇江、盐城,剩余各市则处于第三阶层,其中盐城得分能够处于第二阶层的原因是盐城企业所办科技机构数相对苏北其他各市较多。
从企业获取技术要素来看:苏州企业在获取技术要素的总量上排名第一,南京得分第二但与苏州差距较大,镇江、泰州、南通、常州、无锡水平接近,排在中间层次,剩余的其他各市排在全省的最后层次,其中无锡得分较低的原因是无锡的企业引进国内外技术较少。
公共服务要素水平是企业科技环境的体现,从公共服务要素来看:南京企业所拥有的公共要素最多且明显多余其他市,无锡和苏州则水平相近,剩余的常州、徐州、南通、镇江、泰州、连云港、盐城、扬州、淮安、宿迁的企业公共服务要素得分都较低。
企业所拥有科技要素所占区域总量的比重呈泰州、宿迁、南通、无锡、连云港、常州、扬州、盐城、徐州、苏州、淮安、镇江、南京依次递减且减小幅度不大,这反映企业科技力量在区域科技体系中的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在企业集聚科技要素总体水平上来看:苏南的集聚水平明显高于苏中和苏北,而苏中虽然领先于苏北,但优势并不明显,其中苏州、南京、无锡处于第一阶层,常州、南通、泰州、镇江处于第二阶层,其余各市则处于第三阶层,但企业科技力量在区域科技体系中体现的作用却与企业拥有科技要素的总量评价不相一致。
5.2 科技要素集聚效益评价
同集聚水平计算方法一致,对已整理并归一化的集聚效益数据进行均方差赋权、熵值赋权和范数灰关联赋权所得权重分别为w1={0.3577,0.3076,0.3347}、w2={0.3025,0.3814,0.3161}、w3={0.3235,0.3177,0.3588}然后对所得权重运用基于相对熵的组合赋权法进行组合赋权,赋权结果为w={0.3216,0.3509,0.3275}。利用组合权重进行加权和综合评价得到江苏13地市的区域企业科技创新要素集聚效益综合评价值如表4所示:
提高新产品销售状况是企业科技创新的直接动力,提高企业生产率是企业创新的根本目的,高新产业的发展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集聚科技要素的运行状况。根据以上的评价结果,区域企业新产品销售状况和区域高新产业发展水平总体情况相近:苏州、无锡和南京企业的新产品销售状况和高新产业较好,其中苏州的得分相比其他二市更好,南通、常州、泰州、扬州、镇江处于第二层次且彼此之间差距不大,剩余的苏北各市则处于全省最后。
从企业生产率分析:泰州和无锡的企业生产效率处于全省领先,南通、南京、连云港、扬州、徐州、常州、苏州、镇江、盐城递减,淮安和宿迁处于全省最后,且宿迁的差距较大。
从企业集聚科技要素的总体效益水平分析:苏州、无锡、南京三市处于领先地位,但彼此之间差距较大,其次常州、镇江和苏中三市处于中间层次,其中南通最高,镇江最低,苏北五市处于最低的层次,其中徐州和连云港的评价得分较高。企业集聚科技要素效益总体评价值与新产品销售和高新产业发展状况总体相近,但与企业生产率状况差异较大。
5.3 集聚水平与集聚效益对比分析
集聚水平是反映地区企业所拥有科技创新要素的数量水平,而集聚效益则反映了地区企业运用科技创新要素的能力,对比二者的评价值可以发现地区企业科技要素集聚系统的缺陷。图1是江苏13市大中型工业企业集聚科技创新要素水平与效益的评价值对比关系图。
根据集聚水平与集聚效益的对比关系可以将江苏13个地市分为三类:大部分地市的企业科技要素集聚水平与其集聚效益是相符的,包括无锡、徐州、常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镇江等市;第二类是区域企业能够充分利用科技创新要素,实现大于科技要素集聚水平的集聚效益,包括苏州、扬州和泰州;第三类是区域企业利用科技创新要素效率较低,实现的科技要素集聚效益未达到其所拥有的科技创新要素集聚水平,包括南京和宿迁
从集聚水平和集聚效益的评价值大小来看,南京、无锡、苏州的企业集聚科技创新要素的水平和集聚效益都普遍较高,与这三市的实际经济发展情况相一致,客观反映了企业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其次,南通和常州的集聚水平和集聚效益都处于中间位置,并且其效益和集聚水平大致相符,也说明这两市的企业科技要素集聚系统运行的状态良好。剩余的其他各市在集聚水平和集聚效益上都比较低,特别是与苏州、南京和无锡的差距较大,反映了全省科技创新要素分布不均的事实。
根据对江苏13地市的企业集聚科技创新要素水平和效益的评价对比分析,显示江苏除苏州、南京、无锡外整体的企业集聚科技要素水平及效益普遍偏低,尤其以苏北更为严重,即整体分布不均衡;其次,科技要素的本地吸收消化率较低,尤其是南京,应鼓励科技要素本地吸收与省内流转相结合;最后,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企业所拥有的科技创新要素占区域总量的比重依然不高。
6 提高江苏企业科技创新要素集聚水平和效益的对策
针对江苏企业集聚科技要素的基本状况,要依照科学发展观及科技生产力流动的基本规律,继续加强企业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增加科技创新要素的整体投入,科技成果本地转化与省内流转相结合,引导和支持科技创新要素向薄弱地区企业转移集聚,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储备,鼓励金融机构和科技服务平台提高资金支持和科技服务力度,加快形成一批竞争力强的创新型企业,以科技企业发展带动区域科技实力的提升,实现全省科技协调发展,使企业真正成为科技创新体系的主体。按照科技创新要素向企业转移集聚系统的行为主体来细化对策,有以下几点:
(1)在政府层面,要把促进科技创新要素向企业转移集聚的工作放在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增强自主创新政策的牵动效应,鼓励创新企业集群发展,努力实现靠强大的产业集群而非短期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创新,引导技术、人才和资金等要素向企业集聚,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的科技投入和税收优惠,以金融支持和政策采购等含金量高的创新政策来保障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在提高整体科技创新要素投入同时,在政策制定方面向苏北等科技创新要素薄弱地区倾斜,鼓励苏南富余的人才、资金和技术要素向薄弱地区企业流动,提高科技创新要素转化率,努力实现全省协调发展。
(2)在企业层面,首先要把创建积极的企业创新文化、健全的企业创新制度及环境放在企业创新工作的第一位,努力打造出尊重人才、崇尚创新的企业文化,以科技创新来带动企业发展。其次,在产业间实现资源共享和能力互补,加速创新进程,充分利用有限科技创新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集成产业现有技术,促进产业整体升级,使企业外部创新环境整体改善。科技资源丰富的苏南地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要主动向科技资源薄弱的苏中苏北地区投入以降低成本,并带去先进而稀缺的科技创新要素,同时苏中苏北有能力的企业应主动向苏南及省外科技创新先进企业学习,积极引进急需的科技创新要素,实现企业跨越发展。
(3)在公共服务体系层面:首先实现“产学研”互动机制,构建面向企业科技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国家实验室、工程与检测中心、大型仪器中心等向企业开放,服务于企业的创新需求,实现“产学研”良性互动;其次要加快实现科技中介平台的成熟化与社会化,实现科技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加快科技咨询企业、生产力促进中心和科技企业孵化器等科技中介平台的建设,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服务保障。鉴于省内科技咨询服务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集中在南京的现实,应鼓励南京的科技咨询服务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加强对其他地市的支持,实现资源共享。
本文从科技创新要素的内涵、分类特征与企业集聚科技创新要素的系统视角出发,对企业集聚科技要素水平和效益进行综合评价,并对比分析二者评价值,找出江苏各市企业集聚科技要素的问题并提出对策。这是对促进科技要素向企业转移集聚问题的一种中观上的探索,评价结果也与江苏省实际情况比较吻合。但是由于科技创新要素向企业转移集聚涉及的因素众多且机理复杂,因此未来将利用复杂系统等系统科学理论来全方位研究科技创新系统各主体之间的科技要素流动情况。
摘要：通过分析科技创新要素的内涵及分类特征和科技创新要素企业转移的系统机理,建立企业集聚科技创新要素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与集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基于相对熵原理的组合赋权法综合评价江苏13市大中型工业企业集聚科技创新要素的水平和集聚效益,分析二者评价值及评价值对比关系并提出改善区域企业集聚科技创新要素状况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