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下的城镇化

经济基础下的城镇化（精选12篇）

经济基础下的城镇化 篇1

摘要：探讨了城镇化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提出了经济基础下城镇化发展的措施, 并指出只有符合城镇化发展的规律, 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才能实现城镇化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基础,城镇化,规划

近年来,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迅猛, 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和农村人口越来越多的向中心村、集镇、小城镇集中, 城镇化建设明显加快。随着十八大的召开, 明确城镇化将是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最大潜力, 也是我国GDP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保证。

1 城镇化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纵观国外发达国家的城镇化道路, 我们不难发现, 城镇化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 也即是它是农业、工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目前谈论的最多的是城镇化会拉动多少投资, 会带动多少GDP, 要造多少城, 建多少房子。而忽视了这样的城镇化要建立在怎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城市人口高速增长, 但就业收入的的差异悬殊, 城市地区出现大量失业、半失业者。城市贫民大量增加, 贫民窟问题日益突出。简单地离开农村流入城镇并不能真正实现“城镇化”, 首先要解决和改善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社会经济的深层次问题, 避免出现“病态城镇化”。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果”, 不是“因”, 要抓住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因”, 才能结出城镇化这个“果”, 切忌本末倒置, 盲目追求城镇化的形式, 虽然短期由于城镇建设的大量投资带动GDP, 但是无法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2 经济基础下城镇化发展的措施

要实现健康发展的城镇化, 就要着力解决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 打下城镇化发展的坚实基础。这里包括四个方面的基础:

1) 人口素质和教育。人口素质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而教育又决定了整个国家的人口素质。中国教育系统远远落后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 是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之一。目前教育所造成的问题是影响到一代又一代成长中青少年的素质问题, 教育改革的迟缓拖延了人口素质的提高, 拖延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创新发展、结构转型升级。尤其是中国农村教育更是无法满足下一代顺利进入现代产业的素质要求, 当今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部分没有继承传统农耕的意识, 也不具备现代产业工人的科技知识和技能, 因此, 城镇化首先要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教育, 使得受到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农村青少年可以顺利进入城镇现代产业, 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的发展趋势, 实现健康的城镇化。

2) 收入分配和内需。我国要发展的城镇化不仅仅是简单的农民转为市民的过程, 城镇化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 能够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 扩大内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依靠自身经济的良性循环, 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城镇中有了他们的参与更加有效地促进内需。合理的收入分配、藏富于民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最大关注, 也是深入推进城镇化进程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3) 全民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医疗、住房及养老方面实行全民统一社会保障是实现农村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的基本制度保障。城镇化将有上亿农民工进城, 但是由于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 使得他们没有真正成为城镇居民;久而久之, 必然导致城镇贫民的社会问题发生。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口往往从事城镇社会最底层、最艰苦的工作, 收入是最低的, 也最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沦为失业、半失业。他们的子女也是最需要得到教育来改变今后的命运, 能够扎根在城镇。因此, 享受到全民统一的社会保障是帮助他们顺利转变为城镇居民的必要措施。

4) 保障粮食安全。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 任何时候都要立足自己解决粮食问题, 都不能忽视粮食安全、农业发展问题。保障粮食安全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自立的基础, 即使未来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 还会有几亿人口在农村生产生活。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繁荣、农民的富裕, 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国际上一些国家曾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忽视农业问题, 付出了惨痛代价。因此“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城镇化发展必然面对的。我国粮食生产已实现“八连增”, 但随着人口增加和城镇化加快, 对粮食的需求也会呈刚性增长, 保障粮食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 把解决好粮食问题放在主要依靠科技和农业现代化上显得十分必要。要实现全国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 首先就要实现农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各种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也在不断提出。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被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也把保障粮食、保护耕地提到了关键的地位。因此只有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才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要想实现我国的城镇化发展, 就必须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实现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3 结语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基础之上的, 第三产业是伴随着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产物和结果。因此, 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发展、壮大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而决定了城镇化是农业、工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必须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相协调推进, 这是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就决定了城镇化的发展不是主观意愿的产物, 不是规划的产物, 规划作为一种主观的东西, 只有符合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才有可能实现。否则, 离开经济基础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就是一种空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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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下的城镇化 篇2

摘要：推进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不仅可以优化民族地区产业结构，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而且可以丰富民众精神生活，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当前，我区城镇化尚存在整体发展水平低、发展后劲不足、生态文化环境受损及盲目开发、民族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等突出问题，那么针对这些问题生态文明理念应该如何融入城镇化建设？具体路径是什么？需要哪些保障措施？

关键词 生态文明 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 引言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2015年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要充分认识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动员全党、全社会积极行动、深入持久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因此，新时代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任务。如何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新型城镇化全过程之中，是当前需要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自治区坚持把推进城镇化作为重大战略任务来抓，全区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也要看到，自治区城镇化在快速发展中也积累了不少矛盾。比如，质量还不够高，实力还不够强，发展还不够均衡，产业融合还不够紧密，地域特色还不够鲜明。全区上下要站在打造亮丽风景线、建设现代化内蒙古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城镇化的重大意义，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推动自治区城镇化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迈上新台阶。

1、生态文明理念应该如何融入城镇化建设

1.1 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建设的内涵

城镇化是指伴随工业化的进程，非农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村地域向城镇地域转化、城镇数量增加和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城镇生产生活方式和城镇文明不断向农村传播扩散的历史过程。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理念，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反映人类文明的程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主张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因此，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过程，可以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在价值理念上，生态文明要求城镇化过程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就是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感恩之心，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要按照客观规律，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在自然承载力范围内推进城镇化。此外，还要努力构建城镇的生态文化，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态意识，倡导社会生态道德等生态文明理念的牢固树立。

在社会实践上，生态文明要求城镇化在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到合理、有效。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形成人类社会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要求城镇化从一个区域整体的角度考虑人与自然的平衡，强调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功能协调互补，注重地区各自的主体功能发挥。使得大中小城市、城镇之间以及城镇内部既有交换的外循环，也有交换的内循环，甚至还有微循环。

在时间维度上，生态文明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城镇化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因此，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过程不能只看当前，要看得更加长远。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过程不是一劳永逸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认识和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而且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出现的矛盾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样，这就更加需要用发展的历史观来认识生态文明指导下的城镇化规律和内涵。

1.2加快绿色城市建设

将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市发展，构建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和能源等资源，促进资源循环利用，控制总连提高效率。加快建设可再生能源体系，推动分布式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多元化、规模化应用，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实施绿色建筑行动计划，完善绿色建筑标准及认证体系、扩大强制执行范围，加快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大力发展绿色建材，强力推进建筑工业化。合理控制机动车保有连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改善步行、自行车出行条件，倡导绿色出行。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开展区域联防联控联治，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完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和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加强城市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合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扩大城市生态空间，增加森林、湖泊、湿地面积，将农村废弃地、其他污染土地、工矿用地转化为生态用地，在城镇化地区合理建设绿色生态廊道。

1.3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统筹城市发展的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利用，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实现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强化信息网络、数据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政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强化信息资源社会化开发利用，推广智慧化信息应用和新型信息服务，促进城市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社会治理精细化。增强城市要害信息系统和关键信息资源的安全保障能力。

1.4注重人文城市建设

发掘城市文化资源，强化文化传承创新，把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底蕴厚重、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注重在旧城改造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民族文化风格和传统风貌，促进功能提升与文化文物保护相结合。注重在新城新区建设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与原有城市自然人文特征相协调。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历史文化街区、民族风情小镇文化资源挖掘和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地方特色文化发展，保存城市文化记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鼓励城市文化多样化发展，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形成多元开放的现代城市文化。

2、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2.1生态文明要求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生态保护意识。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和传统。古人虽然对自然的认识处于蒙昧的状态，但是懂得尊重自然规律。随着人们对自然认识的深入以及对自然控制能力的增强，生态意识却越来越淡薄了。因此，重新建立正确、科学的生态意识是保证生态文明理念真正融入城镇化过程的重要前提。

2.2生态文明要求城镇化过程中规划空间格局。

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过程，要求根据土地空间的自然属性和自身特点，规划土地空间格局，做到合理开发和有序开发。规划空间格局重点是优化土地空间结构和提高土地空间的利用效率，从占用土地的外延扩张为主转向调整优化土地空间结构为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要求，逐步扩大绿色生态空间、城市居住空间、公共设施空间、保持农业生产空间。需要从国家和省级两个层面来系统规划，空间格局既要从国家的全局着眼，又要从地方的优势和劣势着眼，避免空间格局凌乱无序。

2.3生态文明要求城镇化过程中合理调整产业结构。

城镇化过程既表现为人口的聚集，又表现为产业的聚集。产业的聚集为人口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进入城镇的人口可以有很好的发展机会，同时，大量人口向城镇集中，又为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否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既关系到产业本身能否持续发展，又关系到城镇的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的动力。要按照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要求，通过新型工业化促进城镇化良性发展。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探索生态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2.4生态文明要求城镇化过程中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城镇是为人的聚集和发展提供场所，因此城镇化需要围绕着人的全面发展来推进。不仅要给城镇居民提供必要的物质产品，还要提供良好的生态产品。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水、电、路、气、生活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要逐步完善，公共服务能力要不断得到增强，生态环境要持续得到改善，城镇运行效率要进一步提高。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的城镇化就是要为所有人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生态文明要求城镇化过程中培育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理念需要通过生态文化这个载体在人类社会中传承，城镇化过程是培育生态文化的重要途径。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引导人们科学认识生态的价值，实现思维方式的生态转型。在生产领域，要倡导绿色、循环、低碳的生产方式。在消费领域，要树立健康的消费理念，养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承受能力和个人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合理消费行为。

3、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建设的保障措施

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需要相应的机制来提供保障，使城镇化过程向着健康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可持续城镇化方向发展。为此，要建立和完善制度体系，形成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过程的长效机制。

3.1以主体功能区战略为指导，制定科学、系统的城镇规划体系。

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发展存在于特定的土地空间。要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市化格局，确定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完善开发政策，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因此，要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要求，从全局出发，注重地区之间的差异性，着力发挥地区的优势，科学地制定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城镇化规划，形成生态良好、功能定位准确、产业布局合理、区位优势凸显的城镇化格局。3.2以转变发展方式为契机，促进城镇生产方式转型。

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实践表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最终都要落实到发展方式的转变上来。我国城镇化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这些经验值得借鉴。因此，推进城镇化建设，首先要注重发展方式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要集约使用各种资源，对水资源、土地资源以及矿产资源要制定合理的开发强度，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要注重服务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形成适应市场需求、合理利用资源、可持续的产业结构体系。

3.3以生态文明建设为要求，积极培育城镇生态文化。

要加强对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通过各种宣传手段使生态文明的理念深入人心。首先，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举办一些生态文明相关的会议，组织一些喜闻乐见的活动。其次，要完善生态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载体建设，为生态文化的传播提供渠道和途径。最后，发展生态文化产业，向公众和社会提供生态文化创意产品与服务，最终形成可永续传承的生态文化。

3.4以生态补偿机制为手段，促进区域城镇协调发展。

各地区资源环境禀赋不同，承载的生态功能不同，各区域实现城镇化的途径也会存在差异。对于优先开发区域和重点开发区域，应发挥其经济基础较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集聚人口和经济条件较好等优势，实现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的主体功能。对于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应发挥其土地生产力较高、生态涵养较好的优势。要建立以生态补偿机制为主、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地区间横向援助机制为辅的经济手段，实现不同区域的经济互补和环境互补，推动不同区域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3.5以财政金融手段为引导，提高城镇化发展效率。

财政政策要着眼于支持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潜力，利用财政政策杠杆来有效引导城际间产业分工与协调。要利用合理的金融手段拓宽城镇化过程中的资金来源渠道，鼓励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发挥地方金融机构的作用，大力发展适合城镇化建设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3.6以科学的考评机制为载体，形成城镇化的绿色导向。

要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科学的考评激励机制。要强化领导干部的生态文明意识，根据主体功能定位确定不同的考核目标，加大生态文明相关指标在城镇化考评中的权重。通过科学有效的考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走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

4、结论

城镇化下的鬼城现象 篇3

针对“鬼城”问题，常州市规划局给《经济》记者的回复是：“这是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或多或少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果仅因此就给常州戴上‘鬼城’的帽子，是有欠公允的。”

很显然，城镇化进程是常州解释外界质疑的一个有力的回击，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在诸多中国城市积极推进“城镇化”的当下，“像常州一样的城市还有很多，为什么非要盯着常州市？”常州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薛静说。

常州市城镇化率的提高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工作重心。目前，新北区与武进区是常州10年前设立的新城区，而两个区的面积超过原来老城区10倍有余。这说明这个江南城市在扩大城市规模上有着大胃口和大野心。

根据《常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提出，市区人口规模在2015年计划达到380万人左右；2020年达420万人左右。中心城区用地规模2015年达到274.5平方公里，人均约122m2，2020年达到298平方公里，人均约120m2。常州市的两个老城区天宁区和钟楼区的面积分别为67平方公里和71平方公里，“这个用地规模基本上相当于原来常州老城区面积的两倍，这样一来，城镇可开发用地激增是毫无疑问的。”常州市独立房地产研究员于岳说。

新型城镇化下的村镇经济发展 篇4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经途径,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 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扩大内需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是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美国是当今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 截止到目前美国城镇化率已达到90%以上, 而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将近50%, 与1910年美国46%的城镇化率相类似, 足足落后美国100年。我国城镇化面临的问题也较多。据统计, 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30278万人, 流动人口总量2013年已接近2.5亿, 有研究表明, 户口本上共有67项城乡居民“不同等待遇”。

从2003年党的十六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 中央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思路越来越明晰, 从“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 概括起来主要有七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03年10月, 党的十六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将大中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同步发展作为其基本内涵, 2003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7.7%。第二阶段,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 第一次将“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这四个词连用, 城镇化在新四化中位于重要位置, 摆在了国家战略的最高位置, 奠定了城镇化的地位。第三阶段以十七大确立的“新五化”为重要节点, 强调用科学发展的观念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全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入崭新的阶段。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将新型城镇化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 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指导思想和建设路径。第四阶段, 在2011年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中, 明确指出, 要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 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明了方向, 之后新型城镇化建设在各省纷纷铺开。第五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 肯定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成就, 并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推动“五化”相互融合, 同步发展, 为未来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第六阶段, 2013年11月,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健全体制机制, 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15-20年后我国城镇化就能达到国际平均水平,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一体化。第七阶段以2014年3月国家发布的城镇化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为标志, 进入新型城镇化全面建设和巩固时期。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主要有五个:一是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二是城镇化格局更加优化;三是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四是城市生活和谐宜人;五是城镇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村镇经济的影响

(一) 新型城镇化对村镇经济发展的影响

1. 我国进入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 快速城镇化发展仍将持续10年左右。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 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会增加对住房、教育、医疗的需求, 希望从事更有价值的工作, 能有体面的收入, 能学到更多的技能, 能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等等, 这些客观存在的需求扩大了村镇的内需, 拉动了消费, 可以说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在新型城镇化。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将逐步提升, 10年左右的时间,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 将实现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常住人口在新城镇落户。新型城市群将逐步形成, 将聚集经济发展能力, 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将明显提升, 成为区域发展新的增长极。

2. 目前城镇化已达到一定程度, 新型城镇化开始着重引导社会资源投向中小城市和村镇, 缓解大城市建设用地供应紧张局面, 引导区域经济和城镇体系平衡发展。

城镇人口的增加需要住房, 需要相关的基础设施和重大民生工程。通过城镇化, 可以带动相关投资, 将带动铁路、公路、市政、能源、社会事务等行业投资。新型城镇化将在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方面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流。城市规模将更加完善, 中心辐射作用明显, 服务功能增强, 节能节水产品和绿色住宅比例大幅度提升。在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带动作用也是明显的。

3. 大量人口流向城市, 村镇人口和土地利用通过撤村并镇、宅基地严格管控等出现集中的趋势。

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 盘活了农村原有的土地, 提高了土地价值, 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 为村镇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财力保障。新型城镇化倡导生态文明、绿色节约、低碳环保的新型开发模式。

(二) 土地流转对村镇经济的影响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 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 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 规范征地程序, 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 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决定》还提出, 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 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2012年12月11日, 李克强总理曾提到“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农民的自由度更多发挥了, 所创造的经济成就难以估量。”经济自由度更高了, 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配置更自由了, 经济发展成就也会难以估量。

土地流转对区域经济发展长期是向好的, 但是短期内由于农村土地流转如何流转, 政策形势尚不明朗。从当前土地利用制度看, 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占补平衡仍是基本国策, 农村土地的流转仍以保护耕地,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基础。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 村镇经济发展不能再走土地财政的老路下的土地利用, 而是要走新型绿色、集约、科技型的发展路径。

三、村镇经济发展思路研究

(一) 立足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实现可持续发展

立足村镇现有土地资源, 促进农业发展, 加强农田保护, 积极进行土地流转,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实现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 实现有序的城镇化。促进服务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 通过市场机制为城市的扩张提供土地。将土地资源作为可持续公共收入, 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 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创新土地资源利用, 通过抵押资产, 增强金融部门扶持力度。在土地开发利用的过程中, 将生态文明放在重要位置。

(二) 立足第一产业, 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人口进入老龄化、村镇人口的流出, 使大规模、机械化农业成为可能, 应重点向此方向引导, 保障粮食安全,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立足现代化和高科技, 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 进一步提升村镇经济中的第二产业比重, 增强村镇经济实力。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 提升村镇经济中的第三产业比重, 增强村镇经济活力。

(三) 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要高起点、先规划, 将规划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龙头, 从源头上解决城市建设混乱、城镇建设混乱、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问题。充分利用城镇化的优势, 向周围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带动辐射, 带动农村、郊区共同发展。村镇是有生命的, 在城镇化进程中, 要有自己的特色, 不可以照搬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要推进产业生态的转型, 农民变工人, 这需要工业融合农业、城市带动乡村。

(四) 统筹城乡, 促进城镇和农村良性互动

城镇化的发展, 不能以牺牲三农为代价。粮食安全仍然是我国战略保障, 时刻都不能放松。城镇化必须以城带乡, 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进一步调动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为村镇经济一体化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 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生态文明事关人民福祉, 在面对资源约束趋紧、气候变暖、生态退化的情况下, 促进村镇区域经济发展, 必须将环境保护放在首位。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城镇化的进程, 要改变村镇经济发展模式, 向环境友好型转变。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重点在农产品生产链条上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重点培养无公害蔬菜种植技术、有机蔬菜种植技术和健康培养技术, 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农业竞争力。强化主要农产品的产地认证和品牌标注, 实现绿色经济。

四、结语

新型城镇化, 关键在改革。城镇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 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趋势来看, 必将促进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转变, 农村生活方式向城镇化转变。新型城镇化村镇经济的发展必须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模式, 必须立足第一产业, 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立足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统筹城乡, 促进城镇和农村良性互动, 统筹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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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休闲农业发展 篇5

发展休闲农业意义深远

党的十八大从战略高度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目标要求，这为休闲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方式的转变，休闲农业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日益旺盛的休闲消费需求，为休闲农业发展展现了广阔空间。

截至2012年底，全国有9万个村开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活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单位达180万家，其中农家乐超过150万家，规模以上休闲农业园区超过3.3万家，年接待游客接近8亿人次，年营业收入超过2400亿元，从业人员2800万。

休闲农业是产业结构中的朝阳产业。

休闲农业（包括乡村旅游），是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发展现代农业经济的有效路径。

休闲农业，为农业经济中的无形资产（如地理景观、山水田园风光、农耕文化、古镇民居、民俗风情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了宽厚平台，是城乡统筹发展、城市支持乡村的有效途径，是欢乐中实现城乡财富转移、农业产业转型、增加农民收入和实现绿色GDP的极佳路径。

休闲农业碳排量低、绿色环保可持续性强，是朝阳产业。发展休闲农业，符合“两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农业发展理念，利于“两型”社会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不可多得的资源，能产生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2011年黄金周7天，阳朔县共接待中外游客85.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8亿元”。休闲农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现实路径。

增加农民收入，有许多路径选择。“减少农民”，受制于城市化发展水平。“土地集中”的实际效果，受制于农业人口转移。否则，只是农业内部的利益分配变动。大幅“提高农产品价格”，受制于城镇低收入群体生活影响度。增大“对农补贴”，受制于政府财力统筹安排。……唯有休闲农业这种增加农民收入的方式，既是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又是城市（市民）反哺农业（农村）有效形式。运行得好，不仅力度大于上述各种形式，还基本没有“负作用”，是充满欢乐的甜蜜事业。

据近期的研究测算，休闲农业每增加1个就业机会，就能带动整个产业链增加5个就业机会。一个年接待10万人次的休闲农庄，可实现营业收入1000万元，直接和间接安置300名农民就业，可带动1000户农民家庭增收。

休闲学专家预测，到2030年，全世界80%以上的人员，将视休闲旅游为生活的必需品。目前，我国除“带薪休假”外，工薪阶层每年享有的法定节假日有114天，这就从时间上为休闲消费创造了重要条件。

休闲农业在我国，正以强劲发展势头带给人们无限喜悦。北京乡村旅游收入，每年增长25%以上预示，未来中国不仅是现代农业大国，也是旅游大国，更是农业休闲旅游大国。这一切都说明，乡村休闲极具广阔的市场前景。

休闲农业是阻止农村衰退的有效手段。

城市化不应以乡村衰退为代价。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加快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建设步伐，让资金资源等各要素有序回流农村。各要素有序回流农村，一靠政策调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二靠农业经济转型升级。

休闲农业，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辟出了新路。单向汲取农村资源的城市化，使“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造成农村不断衰退。农村衰退的基本特征是：土地被不断占用；农民因占有太少生产资料而被迫外出谋生；资金以各种形式抽走（流向城市）；各种资源不断流失，等等。而休闲农业以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城乡要素双向合理流动来发展农村经济，能较有效阻止农村衰退。

休闲农业是城市支持乡村的宽泛平台。

休闲农业的最大特点是有别于城市风貌的“乡土性”，它以和谐发展的理念，不仅取得农作、农事、农活与生产、生活、生态的协调，而且为城乡要素良性互动、城市支持乡村、科技和资本注入农业，为农业实现现代产业化提供了宽泛的平台。乡村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农家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休闲农业，不仅将景点、景观、景区紧密联系，为农户以土地、房屋、农机（具）、劳力、资本等要素参与合作入股，实现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进入景区经营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还可吸纳城市资本、科技等要素投入，利于培育新型农民和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经营休闲农业，客观要求以工业化的专业分工形式，这也为农民自愿合作提供了路径。

股份合作是一有效路径选择。不仅农民甚至市民，都可以选择以土地、农机、资本、资金、技艺、劳力等不同的生产要素入股。休闲农业正好开辟出这么条发展和壮大农村经济的有效路径。但要注意的是，必须把外资股份限定在可控范围，这是出于国家经济命脉方面的考虑。

休闲农业有利于自然与社会和谐。

“求助于洋，不如求助于野”。现代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均可从传统农耕文化中寻求解决方剂。中国传统农业长盛不衰的秘密在于用地养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无废弃物运作”“以最小的资源环境成本，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休闲农业，既传承传统农业文明，又承接现代科技文明，把传统农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节约理念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接二连三”把农业变为快乐高效的产业、把农村变为美丽和谐的家园、把农民变为富裕而有尊严的群体，一方面让人们有个温馨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使人“身心快乐”地工作生活。另一方面让游客“观景可觉自然之亲，悟理可感天地之灵”。在农耕文化的宁静中，“洞观沧桑世事，回望人生行止的衷乐得失”。在身心陶醉的观赏中，进一步认识和摆正“天地人三大关系”。

发达的农业经济，是农民增收的内在因子。升级后的创意型、观光型休闲农业，以科技为手段，将文化等创意元素巧妙地融入休闲农业中，不仅有效地延长了产业链，还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能更好地实现“生态经济共赢、人文景观相融、城乡良性互动”。

存在的问题

认识含糊、概念混乱。

乡村旅游方兴未艾，为农业产业开发升级与旅游业相结合辟出道路。目前人们对休闲农业的认识还不很清晰，将休闲农业等同于农业旅游，甚至片面地理解为农业观光旅游，停留在为城里人消困解乏层面，景区多以单纯的农业观光为主，形式上表现为吃农家菜之类的低层次，且“千人一面”缺少特色，不能真正体现农业文明的各个层面和内涵，农业多功能效应依然无法发挥出来，通过发展休闲农业来促进农业产业化升级的目标远没达到。更有把路走偏的，借发展乡村旅游，恶意抢夺农民有限的资源，或进行非法交易活动，收益主体不是农民。要清楚，休闲农业的“重头”，是农业而不是休闲，“休闲”只是为农业与旅游业联手提供一条路径；休闲农业的“重效”，是增加农民收入，而不只是为城里人提供一个休闲去处。

规模小、品牌意识淡薄。

各地休闲农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各自为战的现象相当突出。与其他景区和自然资源结合程度不够，资源与资金没有形成有效合力。乡村旅游普遍存在规模小、品牌意识淡薄的现象。片面强调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忽视乡土文化、乡村民俗等文化内涵开发利用，忽视对农村其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缺乏策划没能长远规划。

资金相对紧缺，没有很好地对当地的各种资源进行必要的考察论证，没能从长计议作出科学规划，匆忙上马，只重规模，不讲质量，粗制滥造，项目存在较大的盲目性，甚至所谓的开发本身就是一种破坏。景点人工痕迹明显，照搬城市样式，建楼堂馆所，不能体现农村特点。

人才匮乏粗放低效。

从业人员缺乏系统有效的培训，素质普遍有待提高；经管人员相对较少，能力不足，开发、研究和管理，都处于较低层次，粗放经营，重规模轻质量、重引进轻管理、高投入低收入，低级循环不能把“优势”变为“特色”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严重制约了中国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雷同多、特色少。

目前休闲农业中的旅游产品，对乡村文化传统和民风民俗资源的开发重视不够，过分地依赖农业资源，缺乏文化内涵，因地制宜，地域特色文化不突出。各地雷同多，缺少特色产品，整体接待水平偏低，配套设施不完善等现象普遍存在。振兴农村经济的贡献有限。

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休闲农业较为成功的多在大、中城市附近，大面积振兴农村经济的作用，还难于达到。

几点建议

研究出台具体政策及相关扶持措施，促使休闲农业健康发展。加大财政扶持力度。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扶持、业主为主、社会参与”的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机制。加强金融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为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提供信贷支持，简化审批手续，适当扩大担保物范围，满足乡村休闲观光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需求。

引导扶持村庄经济发展，把“优势”变为“特色”。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是农村相对贫穷。村庄经济发展了，县域经济就有坚实基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就

能补齐。村庄经济，尤如县域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是县域经济的细胞。我国许多乡村古镇，发展乡村旅游类的第三产业，如历史名居、田园观光、特色种养体验、风情考察、手工艺制作欣赏等，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发展的同时，要特别注意保护和合理利用那些不可再造的自然遗产资源。要充分发挥乡村间不同的比较优势和传统优势，并转变为特色产业。

全球态势下的中国城镇化机遇 篇6

从当前全球态势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点：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美国风险凸显。“财政悬崖”的负能量正在波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无限期超“定量宽松”负面效应凸显、有可能诱发新一轮金融危机。

欧盟的基本面没变。欧盟作为一个国家集团，在世界政治、经济、金融、军事、安全和气候变化等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基本面没变。在美国输出给欧洲的负能量影响下，欧洲经济受主权债务危机拖累进一步加重、复苏之路遥遥。

东北亚不稳定性增加。在美国的错误引导下，日本的政治气氛出现了“雾霾”，军国主义思潮及保守势力抬头，使日与中、俄、韩和朝的关系出现新的变数，针对这些变数，中国需要尽快出台政策预案。

南亚态势稳中有新变数。南亚仍然是世界上相对贫困、动乱频仍的地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走向决定于南海问题的合作程度，南海问题的解决考验着人们的智慧和理性，共同开发与互利共赢有可能成为南海问题的各方共识，中国可以实现引导型和主导型的战略。

拉美地位上升。由于石油等资源和市场需求增加的拉动，在全球经济贸易政治中的地位呈上升趋势。委内瑞拉等国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暴露出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没有解决，查韦斯去世后新变数增加，有可能引发拉美动荡，中国在拉美的企业，需要高度关注拉美的局势变化。

从近五年全球发展的过程来看，城镇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共同命题。从全世界各国各地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来看，城镇化的路线要素是不同的，在二战之前有军事引领型，也有企业推动型、科技领先型、自然地理型、历史文化型这五大类型。

而在以后，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凸显了城市的金融功能、贸易功能、政治功能等。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就业问题日益凸显。因此我国城镇化发展建议是八个字，规划功能、就业优先。用了城镇化的功能规划可以避免走弯路，比如城镇化的功能及功能等级，可以因地、因人、因时制宜，把当时人们的需求变成城市的功能设计出来。为什么讲就业优先，有了就业就有了收入，居民收入成了城市收入的标准之后，持续几代人就形成了城市的文明。

如何实现规划功能就业优先，改革开放36年来，开发区、自由贸易区、新区、产业园、示范区等发挥了从引领带动到发动机的作用。区域功能发展规划也为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已形成了共识，实现中国梦，过上城市的文明生活是13亿人的新期待。

从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当今世界现代农业生态产业园、科技生态产业园、制造生态产业园、装备生态产业园、服务生态产业园、文化生态产业园，承担了城市化的新功能，在这点上中国可以借鉴。因为上述六种生态产业园具备了零排放、零污染、可持续、可宜居、有文化，有现代教育、医疗、服务等功能。因此在功能规划中，一二线城市可以同时具备多个生态产业园的功能，三四等基层城市具备一种生态产业园的功能即可。居民有了就业，就有了收入，收入稳定，中国梦就实现了。

经济基础下的城镇化 篇7

吉林省自2005年实施扩权强县政策以来, 县域经济取得较快发展, 在全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但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其差距主要是城镇发展差距不符合县域经济发展的要求, 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而长吉图作为沿边开放开发重要区域的定位, 是基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提升沿边开放”要求, 打造一个沿边开放的平台进行先行先试的平台, 按照规划纲要, 建设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将以珲春为开放窗口、延 (吉) 龙 (井) 图 (们) 为开放前沿, 以长春、吉林市为主要依托, 实施边境地区与腹地联动开发开放, 率先突破、率先发展, 形成具有较强实力的经济隆起带和对外开放的先行区, 带动吉林加快发展振兴。[1]所以通过政策注入为吉林省县域经济带来的新的契机, 对推进城镇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中城镇化的SWOT分析

吉林省是小城镇发展较早、较快的地区之一,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吉林省城乡建设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城乡基础设施得到明显的改善, 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全省县 (市) 年末总人口1902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为69.7%, 而县 (市) 2007年实现的GDP占全省的比重为52.4%, 远远低于人口占全省的比重。2007全国城镇化率为44.9%, 而同期吉林省城镇化率为53.16%,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26%。[2]但是, 省内县域城镇格局存在着诸多问题, 整体上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省内双核心城市长春、吉林两市在集聚发展的同时, 扩散效应作用不明显, 小城镇之间的县城经济联系较弱, 县域分布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带性分异。而随着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推进, 长吉城市带已成为一个极具活力的带动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虽然在推进长吉图区域一体化是一项跨市域、跨行业、跨部门、跨管理体制的涉及问题多、难度大的工作, 但根据县域经济各地区分工特点, 所以, 依据长吉图一体化为吉林省县域经济提供的机遇, 对小城镇存在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行SWOT分析, 以充分深入的挖掘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潜在增长极。

(一) 优势因素

1.长吉地区的“洼地”[3]客观上为县域产业的集聚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活力。

2.城镇集群式发展整合资源配置

目前, 吉林省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 在全国排在前列, 但城镇化率数据存在着一些“虚高实底”现象, 而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的对应性不明显, 以长吉为主的中西部地区存在高城镇化率, 低经济水平, 而东部呈现出低城镇化率, 高速经济状况, 城镇规模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吉林省的城镇分布格局是东部地区城镇分布较多, 全省42.86%的城市和35.29%的小城镇分布在东部地区, 城镇化水平高出全省12.1个百分点, 但是由于东部地区地域范围辽阔, 城镇密度较低, 每千km2为1.9个,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形成城镇带的潜力比较大;中部地区城镇分布密集, 城市数量占全省城市总数的39.28%小城镇数量占47.3%, 城镇密度每千km2为3.9个, 是全省的1.6倍;西部平原区, 城镇数量较少, 小城镇数量占17.41%, 城镇密度每千km2为1.7个, 是全省城分布的稀疏地区。[2]而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位于吉林省的中、东部打造城市带具有先天的优势, 而这也是吉林省目前发展状况的要求, 因为一个区域如果没有一个城市带 (群) 作依托, 无法在这一区域形成强有力的增长极。可以利用以长春-吉林为主发展轴, 加快长吉一体化和延龙图一体化进程, 优先发展大城市, 以九台-永吉、农安、德惠-榆树、磐石-桦甸、蛟河-舒兰为次级发展城市带, 九台、卡伦湖、东湖、左家、九站、桦皮厂等镇为主要节点, 重点培育珲春、敦化等3～5个30万人口规模的中等城市, 推进长吉两市卫星城建设。形成两个特大城市带动次级城镇群的极化中心。[1]通过城镇群的发展可以整合区域内的产业和市场, 可推进长吉图区域内及与其相关的省内其他地区高速公路、铁路、民航、水利、能源、市政、环境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培育地区性的主导产业, 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提高, 增加就业机会推进城市化进程。

3.促进小城镇与产业协调发展

县域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优势、产业结构、人口分布、文化特色、地理位置等方面具有中观性, 而县域经济作为一种中观经济体也对应性的应发展中观的县域城镇, 这种优势在于其临近农村, 转移成本低、生活费用低。同时县域具有与农村同质的文化特色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更易于融入城镇生活, 县域城镇对劳动力的技术含量、文化素质等各方面要求较低, 使农民的就业门槛低。而县域城镇一般选择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立县之业, 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就业, 加速了农民非农化的进程。

(二) 劣势因素

1.城镇功能不完善, 与工业发展要求不协调

吉林省县域城镇化率为53.16%, 而同时期2007全国城镇化率为44.9%, 与全国城镇化率相比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26%。而高城镇化率伴随着是吉林省小城镇数量不断增加, 到2007年底, 行政区划乡镇、街道890个, 其中建制镇423个, 街道269个, 乡198个, [2]但从总体上看城镇的经济实力不强, 尤其是县、乡工业化发展比较滞后, 特色工业规模小、产品档次低、经营效益差, 严重抑制了经济的正常发展, 进而影响城镇化的推进。这与数据显示高城镇化率不协调, 出现工业化超前与城镇化的现象, 其具体的表现在基础设施上如城镇人口用水普及率、城市煤气普及率、人均拥有铺装道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每万人拥有厕所;生活质量上如人均住房面积、均居住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等城市设施指标中, 这几项均低于全国水平, 与东部沿海发达县域直线上升的生活质量相比, 吉林省城镇内在的功能的提供上缓步不进, 表现在文化、医疗、通讯、投资方面均表现出了城镇人口的生活质量偏低的现象, 如表1所示:

来源于:200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4]

从表1中可以看出, 吉林省在基础设施上完全的落后于发达的省份, 更落后于辽黑两省, 使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大大的减弱。

其原因在于城镇在发展中既缺乏有效的工业化水平做支撑又缺乏城镇自身的吸引力。过高的估计了城镇的自我进化能力, 相关的管理部门对城镇的发展潜力和处理能力没有正确的认识, 要不强行的为县域小城镇注入与自身不相适宜的工业化水平, 要不就是在进行工业化时将城镇只是仅作为一个发展平台, 而没将其作为一个企业的生存载体, 出现了大量的城市病问题,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性完全失衡。

2.产业结构转换缺乏关联激活机制, 城镇吸纳劳动力有限

2007年吉林省县域GDP中三次产业结构为26.6:38:35.4, 呈现二、三、一的局面。与全省GDP三次产业结构比例14.8:46.9:38.3相比, 第一产业比重过高, 第二, 第三产业比重低, [2]产业结构不合理是由于缺乏农民转产的关联机制, 而农民实现转产的县域工业载体与同处于东北老工业地区的黑辽两省明显的落后, 如表2所示:

数据来源:200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4]

表中说明, 吉林省在乡镇企业数量上数量少, 各县级城镇的GDP之和与辽黑两省差距明显, 说明县域工业的吸引力不强。同时从全国的角度来看, 200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平均为519.19万人, 吉林省为235.71万人, 占全国平均的45.39%是广东的18.28%, 浙江的18.09%, 辽宁的36.84%略高于黑龙江省, [4]而产值和营业收入都低于以上各省及全国平均水平, 总体上的经济状况没有突破性的发展, 究其原因就在于乡镇企业的利润结构和收入结构都是基于农业, 而真正发展乡镇工业没有有效的机制支撑, 无法激活产业结构调整。

在2007年, 农民纯收入中全国农民纯收入二、三产业收入为448.48元, 占人均纯收入10.82%, 而吉林2007年农民二、三产业纯收入为169.47元, 占纯收入的4.04%, 略低于全国平均的一倍。尤其是家庭工业收入全国为137.57元, 而吉林仅为33.11元, 为全年平均的24.06%。同时在人口的生产结构上非农业人口350.1万人, 占全省城镇总人口的29.7%, 占全省非农业人口的30.6%。[2]所以吉林省在县域城镇缺乏工业基础, 尤其是缺乏关联的主导产业, 使县域工业无法有突破性的发展, 县域企业规模不大, 工业的集聚力不强, 工业的吸引力就差, 所提供的工业就业机会很少, 迫使农民唯有从事第一产业来实现生存需要, 虚高的城镇化率, 出现了在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据了绝对多数, 二三产业实际就业人数不足。这表明缺乏工业支撑的县域无法为从事二、三产业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来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使产业结构转换出现了逆向趋势, 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所以以主导产业发展为依托来推进城镇化, 需要更多的发展二、三产业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需要工业的支撑。

3.县域城镇规模较小, 难以形成极化中心

吉林省县城城镇的外在表现是吸纳和集聚能力没有真正的成为城乡边缘区的极化中心。2007年底吉林省行政区划乡镇423个, 总人口1179.1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的44.8%, 市辖镇平均人口为2.3万人, 县辖镇平均人口为2.7万人。而吉林省多数镇人口在4万人以下, 多达373个, 占乡镇总数的80%, 其中2万人以下的镇, 如果扣除镇的农业人口, 实际镇区的人口不到1万人。2007年吉林全省镇区人口平均约为8600人, 而在5000人以下的小城镇有262个, 占全省小城镇总数的57.7%。[2]小城镇人口规模不够, 经济实力弱, 集聚效应难以发生, 而县域的辐射能力是以集聚为基础的, 实际对乡村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县域城镇的内在失衡表现在城镇的规划与经济的发展规划脱节, 并在近年来不合时宜的实行撤乡建镇的政策, 并在执行中人为将规模不大的乡镇升级为县, 而吉林省的城镇的实际人口偏少使城镇的实际规模过小, 造成了在城镇长远规划上的缺乏统一性和城镇的管理水平低下, 同时行政部门在管理上的手段上单一, 缺乏瞻前顾后的制定方针, 为城镇发展侵占了大量土地和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使乱、散、差和私建滥建的问题一直伴随着县域城镇的发展, 县域吸引力强度无法达到吸引有效的管理人才的程度, 出现了与拉美等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同样的“城市病”和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发展。这些都根本的制约着吉林省小城镇对周边乡村的辐射能力。

(三) 机会因素

1.国际金融危机赋予县域成为扩大内需的载体

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逐步加深, 实践证明通过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有限。而从近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来看, 产能过剩严重, 出口型经济和城市经济消费能力难以有效的消化, 在市场上各种生活品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相对过剩状况和通货膨胀, 市场价格不能满足刚性的需求, 供给的方式有很大的滞后和盲目性, 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政府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刺激国内需求, 促进经济的增长。而县域小城镇既有城市经济的消费的适应承受能力又成为了农村的消费和农民收入增长的主面向点, 可为农民在实现收入与消费之间提供空间载体, 激活了目前这种中国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国内需求不旺的这种形势, 加快小城镇建设这种途径可以启动农村市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扭转中国经济不景气等不利影响。

而从长远来看, 吉林省的小城镇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进行的长吉图开发开放, 既是时机也是威胁, 在大背景下的威胁, 要充分的把握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这一实际的情况来深入挖掘农村的潜在市场, 由于有潜在的利润源可以吸引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出口带动的企业来投资办厂, 在相应的特色县域来进一步发展, 增加了县城的吸引力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通过小城镇的发展对打破城乡社会经济结构, 缩小城乡二元差别, 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 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2.长吉图开发开放为县域城镇产业发展提供新潜力

在长吉图开发开放政策的机遇下, 主体的政策方向是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提升经济的外向性, 县域经济作为一种特色经济和灵活性比较大的经济体更需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 发挥其本身的比较优势, 实现县域经济的外向化发展, 外向化发展可为小城镇经济拓展国际市场、实现国际性的产业承接。各县域也可以通过挖掘自身的优势增强凝聚力来吸引外资, 为城镇经济发展缺乏的资金提供更广的来源路径, 通过城镇经济的辐射和带动, 引导县域经济向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将城镇这一产业载体与县域经济相互补充, 使城镇化和县域发展更充分利用外向化的优势因素, 以外向促调整、促改革、促发展。

吉林省各县域在充分利用长吉图一体化发展的同时, 可以通过鼓励外资投资现代农业、装备制造业、石化工业、高技术产业、农产品加工业、现代服务业等吉林省原有的优势重点发展行业, 将原产业只集中于大城市的产业, 由只单一拓展其产业链, 发展到以县域城镇为基础打造商业利润链, 以利润来促进外资注入具有吸引力项目的县域, 为大城市提供上游或下游的生产原料。同时各县域拥有构建与日本、韩国、欧洲的产业协作区的地域基础, 可以引进一批产业关联度大、技术含量高、辐射带动力强的重大项目。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县域经济中突围出去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为县域提升竞争力, 通过产业协同区升级为主体功能区, 为城镇集群式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 威胁因素

1.资源配置不合理

县域经济增长的粗放经营方式是与粗放的城镇化的方式相匹配的。目前, 吉林省的自然资源短缺与利用效率低下并存的格局是由于一直继承着计划经济的粗放的生产方式, 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严重制约着县域城镇化的发展。一方面, 随着自然资源日益稀缺, 特别是县域土地资源的利用, 这种瓶颈制约已深度影响小城镇建设的进程, 成为推进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另一方面, 资源使用不合理和对应生产的技术的不当使用导致使用水平落后, 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甚至造成的浪费已经使人们的生存环境质量受到威胁, 从而在广度上制约了县域城市化的发展。从县域的发展现实来看, 工业化的畸形强势发展与城镇化的推进进程严重的脱节, 县域实际可利用有效的资源已十分有限。

2.生态环境恶化

随着小城镇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 环境容量和可用的环境指标日益减少。从吉林省县域城镇的实际情况看, 县域经济中的乡镇企业和县属企业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 由于那时生态环境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企业建设的起点低、工艺技术落后、资源消耗高, 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比较严重。加之后来许多大中城市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转入, 使大量化工和染织类等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转移到县城。因此, 县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吉林省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环境问题, 使农村和城镇居民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 生活质量下降。因此, 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必须考虑到, 小城镇发展应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3.体制上的障碍阻碍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目前吉林省县域的乡镇企业的现状主要存在着乡镇企业增速放慢, 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成本高, 小城镇基础条件差, 建设资金不足, 间接导致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其历史原因是建国初到80年代乡镇企业大发展以来对城市化的客观规律缺乏应有的认识, 走了一段“左”的路子, 没有产业观, 背离了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客观的必然结果。而基于吉林省目前的发展状况要求县域的中小乡镇企业关键不是做大, 而是做活做好, 做出特色。

同时, 全省的各级政府领导和管理部门, 热衷于侧重城市大工业、大项目, 不惜举债将规划区“做大”以获取土地开发的短期收益, 为寻租者获得更多的租金, 忽视小城镇工业化发展和对农村产业布局的规划和引导。不从农村地区的长远发展上逐步性的发展城市化, 而是片面地认为, 城镇化的推进就是将农村变成城市, 忽视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造, 为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不加区分强调把企业做大做强, 加大地方财政和农民负担的现象比比皆是, 无法吸引有实力的乡镇企业来有效的发展和利用本地区的特色优势来培育有潜力的县域企业发展。

4.户籍制度和农民思想上的“二元”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镇合理流动

“二元”的户籍制度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 它把10多亿中国人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大类别, 而这种制度结构的最相关的趋势就是城乡的社会福利制度不平等加剧。而现今对于这种相关政策的实施和改革上, 没有在根本上触及“二元”的根本, 即政策的目标性缺乏实践基础, 而实践上要求缩小“二元”的相关制度和政策确缺乏推动力, 已经出台可行性的具体措施没有认真落实到位, 严重制约城镇化发展所需要的最基本要素, 也即人口城市化的推进上完全的滞后。

而吉林省深受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 农民自身由于养老保险、收费标准、子女上学等问题, 农民进城落户的积极性显然还没有启动。除此之外是农民还有对进城风险的三“怕”:一怕进了城镇, 放弃了农村的承包地, 在收入上没有了退路;二怕住了城镇提供公寓房, 丢了农村的房产和宅基地, 生活习惯的改变会令农民很不适应;三怕计划生育在城镇的执行, 改变和冲击农民多生育的思想观念, 并在实际中享受不到农村的宽松生育政策。所以, 不少小城镇白天很热闹, 晚上大都回到农村的家, 大多数农民还是这种“离土不离乡, 进厂不进城”的观念政策上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农民思想上的“二元”制度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合理流动这种现象既不利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也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

三、吉林省县域经济城镇化发展的对策

吉林省县域经济在长吉图开发开放的推进下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而在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中也面临着城镇发展的诸多的挑战, 为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 如何处理县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成为新时期的主题。城镇化是县域经济的一个内容, 城镇又是县域经济的载体, 城镇的发展必然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结果, 县域经济是指在县行政区划的特定的地理空间内的区域经济, 依据其有限性、政策性和边缘性的特征, 决定了县域小城镇既是农村发展的升级体现, 又是城市发展用来减轻大城市压力的缓冲腹地。实践证明, 县域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通常遵循“亚核心”发展规律, 即通过特色经济培育形成资源优势, 进而由资源优势转化为区位优势, 再通过区位优势的极化作用形成极化优势。所以依据“亚核心”发展的三阶段, 渐进的推进小城镇的发展, 可以使城镇发展水平符合县域经济发展的要求, 实现县域经济的稳步发展。

1.资源优势培育阶段启动小城镇的集聚能力

由于县域经济的资源有限, 不可能发展“大而全”的核心经济, 只能在特定的领域、特定的细分市场, 发展少数特定部门经济。因此, 在县域经济“亚核心”发展规律的起步阶段是需要充分挖掘县域经济自身特色资源, 不断培育其成长, 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进而达到局部领域垄断、局部市场垄断、特定部门发达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特色资源的培育, 农村经济发展通过特色挖掘实现经济优势的转变, 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乡镇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 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小城镇更具有吸引力这为城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由于乡镇经济的规模决定了小城镇只能成为在农村地区具有集聚能力的核心, 通过集聚效应使小城镇发展可以充分的吸纳有效的要素, 实现经济的起步, 启动了“亚核心”。

吉林省的舒兰市、扶余县、伊通县、长岭县、洮南市、永吉县、东辽县、辉南县、柳河县、通榆县、安图县、汪清县、龙井市、和龙市, ②[5]作为中等偏下的后进县, 这些县的一些小规模特色经济和小乡镇企业发展的起点比较低, 依靠当地自然资源优势起步, 经济发展水平低, 处于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培育期, 这些地区的最大的问题在于立县之业不突出, 县域特色不明显。而且多数县处于中西部地区, 这些县的农业生产结构都以单一玉米作为主种植物, 各县的粮食加工企业也仅停留在小规模的状态, 深加工程度无法达到现代化的要求。这些表现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没有深入和真正的挖掘地方特色, 而这种无特色性更多的表现是临近县所生产的产品的同质性, 缺失了产品的特色, 相互之间差距不大。如果要实现深层次的县域经济发展来推进城镇化, 各县需挖掘形成一种特色经济做小城镇发展的支撑, 实现区域的集聚, 为小城镇的发展潜力提供经济基础。

随着长吉图开发开放的政策注入可调动农村充分挖掘特色并避免“特色同质化”的趋势, 具体要求是:一要挖掘本县最具特色的产品, 实现“一村一品”, “一县一业”, 突出自身的资源优势。二要突出小城镇的集聚功能, 通过集聚经济来强化特色经济, 形成区位优势。三要充分利用长吉图的开发开放, 强调县域经济的开放性, 调动周边农村的参与, 实现对农村生产要素有效的吸纳。

2.资源优势向区位优势转化阶段强化了小城镇的集聚效应

随着县域经济特色资源优势的不断成长、壮大, 竞争实力不断得到增强, 就会在地区经济竞争中形成自己的区位优势。区位优势即区位的综合资源优势, 是某一地区在发展经济方面客观存在的有利条件或优越地位, 其构成因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以及社会、经济、科技、管理、政治、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区位优势形成后, 竞争优势进一步得到扩大。生产技术得到垄断, 产品市场占有率得到扩大, 规模效应进一步显现, 部门利润也会不断增加。规模效应对小城镇发展推进明显, 将经济集聚转化为区域的集聚, 并通过集聚效应的影响使区域规模扩大, 不断的强化集聚效应逐渐凸显了“亚核心”。

吉林省的榆树市、德惠市、农安县、公主岭市、九台市、双辽市、梅河口市、桦甸市、敦化市、梨树县、抚松县、东丰县、大安市、乾安县、江源县、镇赉县、临江市、珲春市、通化县、集安市、图们市、靖宇县、长白县作为发展县, 它们的县域经济是处于资源优势向区位优势转化的时期。[5]这些县通过发展特色产品, 实现了集聚经济, 获得了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 诸如丰富的人力资源、便捷的交通运输、传统的加工工业等优势显著。同时一些中西县依托农业资源发展农业产业化、商品化和深加工化;一些东部县依托旅游资源, 发展旅游产业;还有一些县边境口岸地理优势, 发展边境贸易。

而随着长吉图的开发开放, 对区域一体化有了更高的要求, 而这些县域可依据自身的区位优势抓住机遇来推进县域城镇化发展。具体要求是:一是县域经济发展抓住长吉图所赋予的经济参与大区域的联合与合作, 打破计划经济时期形成“条块分割”和垂直分工联系, 加强县域之间以及县域与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协调和经济横向联系。二是基于规模经济的优势实现县域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实行错位发展, 使经济要素在向城镇的集聚过程中发挥出更大的效用, 调整产业结构, 以适应未来城镇的发展方向。三是县域城镇的规模和集聚优势上, 更多的在相邻城镇实现分工合作, 在交通运输设施上实现的共享共建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的最大利用。

3.区位优势极化阶段实现城镇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

随着区位优势进一步扩大, 区位优势会向极化优势转化, 使地区的集聚经济积累巨大优势, 形成规模经济, 产生对周边地区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 形成局部地区的增长极。具体体现为这些产业部门具有较强的科技力量、相对便捷的交通通讯系统、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相对优越的生产协作条件、较为雄厚的资本和相对集中的消费市场等等。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县域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中获得利益, 提高自己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进而, 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 生产布局的极化效果更加突出, 带来产业的集聚, 推动一些相关的生产性及非生产性服务业在该地区相应发展, 加速该县域的人口的增长, 人口的增长又反过来推动服务行业的加速发展。如此, 这种乘数效应一轮又一轮地作用, 县域经济不仅集聚了技术、资金, 而且在人口集聚作用下向大城市方向迈进, 形成局部区域的“亚核心”。区位优势的极化阶段也是县域经济“亚核心”的形成阶段。

吉林省的前郭县、延吉市、磐石市、蛟河市作为发达县[5], 是基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基础, 逐渐的形成县域自我发展能力。通过不断积累有利因素, 在形成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基础上, 利用区位优势有利于经济活动的集聚, 使各种产业活动之间的协作配合及产业规模的扩大, 从而带来各种费用的节约, 产生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 大大增强县域经济的竞争力。所形成的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并在地方政府政策的支持下, 极化效应不断集聚人、财、物等经济资源, 小城镇的扩散效应更加的明显, 所以如何实现小城镇在扩散效应下实现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成为了重点。

所以, 充分利用长吉图一体化提供的政策平台来加速小城镇的发展实现扩散效, 具体要求是:一是要根据市场经济原则来发展县域经济, 在市场选择下培育县域的龙头企业。二是要在此基础上来促进县域企业的集群式经济的发展, 在技术应用上要根据县域的实际出发来应用不要盲目追求高技术。三是推动县域经济主体相互伴生、相互促进、形成产业链发挥其扩散效应。四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要先对主导的产业进行升级再调整, 突出主导产业的优势地位, 调整的方向上以适应发展为主。从而利用县域城镇化的优势真正构筑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四、结论

在长吉图开发开放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政策活力的情况下, 灵活的运用政策来发挥来促进城镇化发展成为了关键, 以“亚核心”视角下的县域经济发展来推进城镇化发展来解决长吉图开发中县域经济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运用县域经济的“亚核心”发展规律, 即遵循从资源优势培育、资源优势向区位优势转化再到区位优势极化这样一个有序的过程。通过特定农产品的产业化实现;特定工业产品生产体系的构建;特定服务产品供给体系的构建三条路径选择, 实现县域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依据“亚核心”发展的三阶段和三条路径, 使城镇发展水平符合县域经济发展的要求, 推进城镇化的发展。

摘要：随着长吉图开发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吉林省县域经济在城镇化发展问题上面临着诸多挑战, 而县域经济的发展, 是推进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关键。因此, 在推进城镇化发展上需要有新的思路:将县域经济与城镇化协调发展作为方向, 以“亚核心”视角来推进城镇化发展。

关键词：长吉图,县域经济,城镇化,“亚核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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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晓燕.推进一体化构筑长吉图发展支点[N].中国经济导报, 201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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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才, 马廷玉, 杨晓慧.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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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国斌.县域经济“亚核心”发展规律研究[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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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国斌.县域经济应重视“亚核心”发展[N].中国改革报, 2009-12.

[10]刘国斌.县域经济“亚核心”发展规律[N].人民日报 (理论版) .2009-11.

经济基础下的城镇化 篇8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规划体系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

1) 城镇规划工作的系统性不能全面落实。我国现在的城镇规划工作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完成的, 它是关于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综合的体系规划。城镇规划工作是以总体规划作为指导方针, 然后做出的一套详细、具体的规划方案。后来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 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 许多人口向东部的发达地区转移, 使得城镇规划工作在人口预测及控制方面不能很好进行[1]。城镇规划工作在人口方面都不能做到符合实际情况, 使得总体规划出现某些大的偏差, 这还可能导致某些地方会出现还没规划好就随便进行工作的一些现象, 这使得城镇规划工作的指导作用实现不了。2) 城镇规划工作的客观性不能得到保证。某些地方的城镇规划工作调查范围和力度都不够, 不能根据实际发展情况作出有效的规划, 使得地方的经济状况或者资源现状都不能满足城镇规划工作中的目标。有很多城市为了寻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盲目制定规划目标, 比国家所批准的规模要大很多, 自身的经济以及资源状况都承受不了。这些城镇规划工作都很不科学, 客观性得不到保证。3) 城镇规划工作的立法体系不完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城镇的规划工作是属于政治上的事情, 同时也是属于法律上的事情。城镇规划工作在法律上是有说明的, 城镇规划工作是为了确定城镇的规模以及发展目标和方向,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合理的进行城镇规划以及建设工作。但是, 在实际工作中, 城镇规划工作经常会遭到政府工作人员的随意制定或者改变, 某些官员为了自身利益却喊着为地方发展的口号而进行一些与规划不符的项目, 并为了顺利实施这些项目就改变原有的城镇规划。城镇规划工作本应该由专门的专家进行规划, 但实际操作时却会考虑到行政权力拥有者的主观意愿, 这就使得城镇规划工作的公平性和权威性得不到保证。4) 城镇规划工作可持续发展不能得到贯彻。很多情况下, 一些地方的领导者一换, 许多规划工作就会重新来做或者随着领导者的意愿来进行改变, 这使得城镇的规划工作变化很快。这样会导致城镇的经济发展的重点不能保持, 也会影响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 使城镇的基础保障工作做不到位。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政府会更重视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不重视社会的进步程度, 会因为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而忽视了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 对自然资源有着过多的浪费行为, 这些都严重的阻碍的城镇的可持续发展[2]。5) 城镇规划工作中权力构架不平衡。其实,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 城镇的规划工作更应该注重依法进行, 因此必须有健全的法律法规来对规划工作进行约束。政府是城镇规划工作的主导者, 必须考虑到城镇的整体发展, 还要考虑到人民的各方面利益。市场经济需要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 它也需要政府以及其他的组织能在权利上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但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 使这个平衡不能继续维持。

二、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城镇规划体系的建设

1) 坚持统筹兼顾,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近些年, 我国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 因此我们的城镇规划也要统筹兼顾,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要结合起来, 共同促进, 根据国家的总体规划, 城镇规划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同时还应注重社会与民生的共同发展。建设城镇规划体系, 需要统筹城乡全面发展, 合理配置与利用各种资源, 用科学的方法去进行城镇规划的工作, 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3]。同时要注意合理配置各种资源, 在资源允许范围内大力发展城镇经济建设, 实现合理开发, 永续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 坚持以人为本, 走科学化和民主化道路。我们的城镇以及国家, 其最终目的都是要为人民群众来服务的, 这也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宗旨, 因此, 城镇规划工作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 走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道路。以人为本, 就是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位置, 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城镇规划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使城镇规划的每一项内容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发展和进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一定要保证城镇规划体系建设的科学和民主。在建设城镇规划体系以及进行具体的规划工作时, 要保证城镇居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使一切决策都能保证其公开和透明, 并能广泛听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议。在对规划进行改进时, 也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 这样做出的决定才能最大程度上符合人民的利益。同时, 城镇规划还要不断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 使城镇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这样城镇居民也能更加认同和支持所做规划。

3) 坚持依法行政, 走制度化和法律化的道路。城镇化是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战略决策, 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因此城镇规划一定要保证其能够依法行政, 走制度化和法律化的道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城镇规划在本地区内具有法律效应, 项目的进行和规划的修改都要经过法定程序, 保证其权威性。因此, 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带头守法, 遵守城镇规划中所规定的项目决策。政府领导者一定要有正确的政绩观, 要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不能去搞一些形象工程而不顾人民的利益, 要把人民利益和政绩结合起来, 既能让群众满意, 也能有不错的业绩, 这样可以给工作人员以及人民大众以信心和鼓励。城镇规划负责者要监督执法人员严格按照规划去进行工作, 做到依法行政。

4) 坚持改革完善, 走制度创新的道路。用科学发展观去指导城镇规划体系的建设, 一定要做到改革完善, 在制度上有所创新, 这样才能保证科学的发展观。因此, 一定要改革陈旧观念的规划内容, 把发展理念转变到既能保证城镇的经济利益, 又能合理利用所拥有的资源和环境, 统筹城镇区域协调发展。另外, 还要进行城镇规划体系改革, 用多种方式以及形式提高规划的效率和水平, 促进规划中的项目能够有效的完成与实现。

三、结束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城镇规划体系的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有系统性、客观性、可持续发展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但我们不能被这些困难所吓倒, 而是应该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去攻克这些难题。我们要坚持统筹兼顾, 以人为本, 依法行政, 改革完善, 一定要使我国城镇规划体系不断完善与发展, 同时也充分发挥出市场经济机制的优越性。

摘要：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实行了三十几年了, 在此期间, 我国在城镇建设方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镇规划体系也必然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本文主要讨论城镇规划体系建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遇到的各种挑战, 并寻求出解决方法。

关键词：城镇规划,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葛丹东, 华晨.城乡统等发展中的乡村规划新方向[J].浙江大学学报, 2010.

[2]雷诚, 赵民."乡规划"体系建构及运作的若干探讨——如何落实城乡规划法中的"乡规划"[J].城市规划, 2009.

新型城镇化下的住房市场发展 篇9

一、城镇人与房的矛盾依然突出

城镇化需与住宅产业协调发展, 1996―2011年间, 我国城镇化率从30.48%提高到51.27%, 年均增速为1.4%。城镇人口从3.7亿人提高到6.9亿人。城镇住宅投资从3326亿元提高到51773亿元, 年均增速19%, 年住宅竣工面积从3.9亿平方米提高到10亿平方米。大规模的住宅投资建设使得城镇居民的住房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6.7平方米提高32.7平方米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 , 住房自有率高达89.3%, 似乎超过了许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细解“六普”数据, 不难发现:城镇化中人与房的矛盾仍十分突出, 住宅市场的发展与完善仍任重而道远。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偏低。在城市, 仍有55.5%的家庭户 (约7140万户)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足30平方米;在城镇, 有47.9%的家庭户 (约3761万户)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30平方米。这意味着在现有城镇人口中仍有1亿多户的住房条件有待改善。

二是城镇居民居住状况地域差异较大。在全国31个省市中, 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27.81、25.11和25.51平方米,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最高的江苏省, 高达39.53平方米, 而最低的青海省该指标只有21.94平方米。这表明, 在城市与城镇之间, 在一线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 在经济发达的东部与欠发达的西部城镇之间居住状况的差异都比较大。

三是住宅质量仍有待改善。依据“六普”数据, 目前城镇中仍有18.1%的家庭 (约17.5万户) 居住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建造的住房里。此外, 有21.1%的住房没有独立厨房, 13.4%的住户没有燃气、电等主要炊事设施, 9.2%的家庭没有管道自来水, 42.5%的家庭没有室内厕所, 显然这部分居民家庭的住房条件需要改善。

仅就人口因素, 我们看到以“六普”城镇现有住房建筑面积178亿平方米为基数, 要满足6.9亿人人均建筑面积30平方米的住房需求, 可能还有29亿平方米的住房缺口。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3%左右, 城镇人口从6.9亿人增加至9.3亿人, 净增2.4亿人, 那么要解决未来新增城镇人口基本住房需求, 按人均20～30平方米测算, 可能还需新建住宅48～69亿平方米。如果将家庭分蘖、城镇拆迁改造、改善性需求和择业自由带来的流动性人口考虑在内, 住宅产业的发展可能不是十年八载可以完成的, 而新型城镇化下的住宅产业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问题,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住房质量、节能环保、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设施也会有更多的需求, 由此给住宅及相关产业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

二、住宅供给结构性问题突出

面对新型城镇化下的住房需求, 我们的住房供给体制却是问题多多。从住宅供给的总量上讲, 2011年高达5万亿元城镇住宅投资, 占GDP的9.7%, 竣工面积10亿平方米, 其规模之大在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但供给结构不合理加剧了资源的错配和住房供需矛盾。

1. 住房投资的地域分布与需求差异

城市化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当下人口向大城市、中心城市聚集, 并不是因为人们偏爱大城市, 而是其多样化的就业机会、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 无法比拟的公共福利 (教育、医疗) 和公共基础设施, 才是人口向大中城市聚集的重要拉力。但与人口流动和住宅需求相反, 近年来住宅投资向二三线城市转移的迹象十分明显。在2000―2011年, 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从34.03%降至9.82%, 下降了23.21个百分点;二线城市的商品住宅投资占比从33.73%提高至36.74%, 提高了3.2个百分点;三四线城市的商品住宅投资占比从32.34%上升至53.44%, 提高了20.01个百分点。虽然投资的地域转移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一线城市地价过高、投资下降, 即使限外、限购令不变, 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不变, 房价大涨也很难改观。而三四线城市盲目地修“城”造“市”, 没有产业、人口的净流入和有效需求的支撑既难以持续, 还会加剧资源配置的扭曲。

2. 城镇住宅市场的“双轨”特色

住房制度改革使住房供给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市场, 1997―2011年, 城镇住宅投资中, 商品住宅投资从1539亿元提高到44319亿元, 占比从46%提高到86%。在竣工面积上, 商品住宅竣工面积从12465万平方米提高到74319万平方米, 占比从30%提高到72%, 但在存量上非市场化的住宅供给仍占比较高, “双轨制”仍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特征。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利用无偿划拨或协议获得的土地兴建的单位住房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2009年以来大规模新建保障房虽是政府履行住房保障责任、应对外需疲软、保增长和惠民生的重要举措, 但在具体实施中, 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公共租赁房、棚改危改、定向安置房和单位自建房等名目繁多的保障房被不断地创造出来, 其种类之多、界定之难、管理成本之高, 不仅挑战着人们的智慧, 更挑战着各级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能力。

更令人困惑的是很多保障房是出售型产权房, 说它是满足基本住房需求的公共品, 却可以上市交易, 并获得不菲的收益;说它是商品房却享有无偿划拨土地、减免税费、信贷支持等多种政策优惠。房产致富的诱惑使得寻租创租行为泛滥, “公权占房”、“房叔房妹”屡禁不止, 使得刚刚建立起来的市场化的住宅供给体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资产性收入占比不断提高的今天, 人们获得住宅机会的不平等, 无疑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的不和谐。依据“六普”数据, 国家机构、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人均住房面积超过30%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职业, 显然住房供给中的分配不公是造成一部分人占有多套住房、空置、闲置与一部分人住房难、短缺并存的症结所在。

3. 住宅市场典型的二元结构

我们在积极地推进城镇化, 但只允许农地进城, 却不让农村的人和房进城。受二元土地制度的制约, 中国的住宅市场也具有典型的二元特征。过去20年农村住宅年投资规模从776亿元提高到6051亿元, 增长了7.8倍, 每年新建住宅从6亿平方米增长至10亿平方米,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36.2平方米。客观地讲, 农村住宅投资增长有其积极的一面, 它意味着随着农民进城务工、收入的增长, 有了更多钱用于置业置产、改善居住条件。但住宅市场二元结构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地。

首先, 人为的住宅市场分割加剧了城乡土地的供需矛盾。由于农村住宅建设粗犷发展, 人均宅基地面积超标、闲置和违法宅基地增多, 带来村庄用地不断扩张。据住建部的数据, 在1990-2009年间, 农村人口从高峰时的8.59亿人降到6.89亿人, 净减少了1.7亿人, 但农村村庄用地面积却从1140万公顷增长至1362万公顷, 增长了1.26倍, 是现有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381万公顷) 的3.5倍。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效率低下、盲目扩张会挤占耕地, 加剧城镇建设用地和居住用地供给不足, 用地结构不合理等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城镇住房的价格。

其次, 人为的住宅市场分割会加剧住宅的供需矛盾。尽管农村的住宅建设在快速增长, 但却无法融入社会化的住宅市场, 为城镇居民和新移民提供基本的住宅服务, 而只能以“小产权房”、“画家村”、“生态院”和“大棚别墅”、“文化创意产业园”等多种形式存在。这不仅造成城乡住房的短缺与闲置并存, 在剥夺农民平等进入土地、住宅市场权利和交易机会的同时, 还为不法的开发商和少数权贵们利用农村低廉的土地建豪宅会所提供了可乘之机, 而城镇居民和新移民则倍受高房价的煎熬。如果说“城市郊区化”和“逆城市化”是生产与消费达到更高层次后的城市化形态, 但在中国二元土地和住宅市场格局下, 一方面, 城里人无法在郊区选择“价值洼地”, 安家落户, 以舒缓城市高房价的压力, 进而带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另一方面, 城镇高房价使得农民进城定居难、就业难, 由此带来独具中国特色的“夫妻分居、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上亿人的城乡流动”等社会问题, 显然, 二元土地和住宅市场结构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城镇化进程, 更直接影响着中国启动内需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新型城镇化下的住房供给体系的构建

上述分析表明:在城镇化进程中, 我们虽告别了住房严重短缺的时代, 但住房难仍是民生关注的首要问题, 而现有的住房供给体系, 非需求导向的住房投资地域分布、双轨制和城乡土地和住宅市场分割, 加剧了供需结构性扭曲和土地住房资源的错配。深化改革和完善制度建设可能是缓解住房难和抑制房价上涨的长效机制。

1. 构建面向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供给体系

首先, 坚持以人为本和需求导向的城市化, 合理增加住房供给是缓解大中城市供需失衡和平抑房价的关键。其次, 优化住房供给结构。政府应旗帜鲜明地大力发展可支付住房, 而不是盲目地将房价与GDP的增幅挂钩。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扶持, 即在土地供给、项目审批、开工许可、资金可得性等方面鼓励企业增加可支付住房供给, 以确保其投资、开工、竣工面积占较大的比重, 使之成为住房市场的主打产品。再次, 政府应运用税收政策培育租赁市场, 增加租赁型保障房的供给, 以满足城镇流动人口和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最后, 构建住宅可支付指数体系, 实时监控全国主要城市居民购房的可支付能力及变化, 为政府调控、企业理性投资提供依据, 也是政府政绩考核、各地住宅市场健康稳健的重要指标。政府只有切实增加百姓可支付的住房供给, 才能有效解决国民住房难、消费不振和内需不足的问题, 让更多的人安居乐业。

2.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破解二元土地和住宅市场结构

土地制度改革是新型城镇化和住宅市场健康发展绕不过去的一环。土地制度改革应从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入手, 让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 在符合农民意愿、城镇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基础上, 以有偿出让、作价出资 (入股) 、租赁、联营、抵押等方式流转起来, 这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地价形成机制, 消除“一口进一口出”的政府垄断, 限定政府权力为“产权保护、信息公示、总量调控、土地用途、结构管制和维护市场秩序”等, 让更多的农村住宅成为城镇住宅的必要补充, 从而抑制地价房价的非理性上扬。其次, 优化建设用地的结构。政府应坚持以民为本、民生优先的理念, 在城市规划和供地计划中就优先安排与民生相关的住宅、教育、医疗、养老和基础设施的用地, 解决好百姓住行难的问题, 不断提高人居环境和生活品质。

3. 要建立完善的住宅市场指标体系, 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正确判断与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现行的住宅指标体系中只有房地产企业的住宅开发投资、开工、施工、竣工和销售的面积 (套数) 的数据, 但却没有城镇中非市场化 (包括保障房和单位自建等) 的住宅投资、开工、施工、竣工面积 (套数) 的数据, 但它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总供给;只有每年新建住宅的数据, 却没有住宅存量、拆迁量的数据。土地的数据也是如此, 只有房地产企业的土地购置面积、开发、待开发面积, 却不细分居住用地购置、开发和待开发面积, 居住用地中别墅高档公寓、普通房和保障房用地的占比, 数据不清就很难判断普通住宅用地的供给状况。百姓从媒体上看到的多是招拍挂的“天价地”, 楼面价的不断攀升困扰着人们的判断, “土地神话”产生的非理性预期和从众行为会加剧住宅市场的投机行为。

三大因素制衡下的中国城镇化 篇10

关键词：三大因素,作用,制衡,城镇化

2014年,随着中央城镇工作会议的召开,我国城镇化进入到了一个总体有序发展的新阶段。城镇化是资源的重新布局,涉及的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从根本上为说,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实现人的城市化问题。如何趋利避害,解决好这一问题,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我们认为,城镇化过程中应该研究政府、市场、社会三大因素,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正确发挥它们的作用。

一、政府在我国城镇化中的作用

关于政府在城镇化中的作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做了原则性规定:推进城镇化,既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置、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中央制定大政方针,确定城镇化总体规划和战略布局;地方则从实际出发,贯彻落实总体规划,制定相应规划,创造性地开展建设和管理工作。

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对政府在城镇化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方面内容非常丰富。关于政府在城镇进程中应该起什么作用,理论界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另一种认为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要重“引导”避“主导”。两种观点中,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应起主导作用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

关于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应起主导作用,林涵碧解释了什么是政府的主导作用,她认为,政府的主导作用是指政府把握城镇化的战略定位、发展方向、发展路径、引导城镇化向正确的方向发展[1]。曹洪、何代忠分析了城镇化过程中为什么需要政府主导的原因,指出农村社区自然城镇化不具备必要的、足够的内生性因素,只能采用通过强大的外生性因素,特别是采取涉农制度措施,从而促进内生性因素发展,即政府自上而下地促进农村城镇化[2]。张光进指出了离开政府主导城镇化的后果,可能会导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出现市场失灵现象,进而导致城镇化无序发展,产生和形成一系列“城市病”,甚至由于风险累积而引发社会危机,进而强调了政府主导作用的重要性[3]。

关于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要重“引导”避“主导”的观点。辜胜阻认为,城镇化有三种模式:一是放任式的模式,放任式的城镇化会造成市场失灵问题;二是政府主导型模式,但政府过多干预,会造成政府失灵问题;三是政府引导式模式。新型城镇化要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必须把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结合起来,警惕五大误区,政府要重“引导”避“主导”[4]。政府引导式模式,就是强调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做政府应该做的事。

关于政府在城镇化中的作用,虽然大家在认识上有一定差异,但总体上看是一致的,即政府是推进城镇化的驱动因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市场在我国城镇化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政府在城镇化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政府的作用也是有局限性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客观原因。城镇化有自身运行规律,由于规律运行的复杂性,政府对规律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不能创造规律,不能消灭规律,只能顺应规律的要求,按规律办事。在没有完全搞清规律运行趋势之前,政府有一个试错的过程,这是政府作用局限性的现实表现。

第二,主观原因。政府既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同时又具有自身利益。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在城镇化过程中,会最大可能地根据城镇化运行规律,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实现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满足农民变市民过程中利益的实现,实现人的城镇化;但政府由于有身自利益,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会考虑城镇化推进对本届政府的影响,这种影响对地方政府会更大一些,因为出售土地是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通过推进城镇化,可以获得大量的土地储备去进行项目开发,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加上推进城镇化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是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标志,如果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和土地财政的更好的实现,不计后果,大搞造城运动,结果就会出现土地的城镇化了,而没有实现人的城镇化化,甚至出现大量“鬼城”,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和严重的社会后果。不幸的是,这种后果已经出现,这反映了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作用确有局限性。

可见,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人的城镇化,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重视市场的作用。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以来,我们党对市场作用的认识一直在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标志着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的形式的观点成为了全党的共识。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坚持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理论界关于市场在城镇化中的作用,大多是从政府与市场关系来展开的。其中,王洁晶、汪树锋等分析了城镇化中为什么要注重市场作用的原因。王洁晶认为,城镇化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让市场机制起作用。一方面,面对城镇化这样复杂的社会工程时,信息搜集不可能达到最佳状态,政策制定交易成本极高,失败的风险大;另一方面,各利益主体由于面临激励不同而预期不同,极有可能导致个人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情况,使结果偏离初衷。她认为,城镇化似乎要“无为而治”[5]。汪树锋认为,作为城镇化主要表现形式的人口转移,实际上应该是社会经济资源由低效率的农村向高效率的城市转移和聚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实质是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很显然它主要应该由市场来决定。只要迁入的收入大于迁移的成本,则流入城市的劳动人口将会增加,城市规模也随之扩大,反之则会缩小[6]。王剑波探讨了怎样用市场化来推进城镇化的路径,他认为,城镇化本身就是工业化和产业化聚集过程,城镇化的实质是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过程,是政府部门为主导,企业为经营主体,利用市场手段对构成城镇空间的载体及资源进行重组、集聚、营运,实现资本动态发展过程[7]。理论界的结论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市场对城镇化的决定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市场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发生作用的,市场机制表现为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三大机制综合作用的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以此来调节资源的配置,其实现过程是市场活动的主体,根据市场提供的价格信号,把资源配置到最能获得收益的部门去,以实现利益最大化,通过资源在各部门的不断转移,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城镇化就包括在这个过程之中,市场在城镇化中的作用是政府不能代替的。

当然市场本身也有缺陷,因为市场的作用带有自发性、事后性、逐利性,因而它无法克服城镇化过程中的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问题,无法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贫困人口问题,无法避免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才流失和环境恶化等问题。如果说政府不是万能的,那么市场同样也不是万能的,城镇化过程中把两者结合起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必然要求。

三、社会在我国城镇化中的作用

关于政府和市场在城镇化中的作用,理论界讨论得已经比较充分了,但关于社会在城镇化中的作用,理论界并没有直接展开论证,从一些间接的分析看,大多把市场的作用与社会的作用看成一体。我们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应该把市场的作用与社会的作用区分开来,因为事实上,它们之间既有差别,又有联系。

从差别来看,在城镇化过程中,市场提供的是一种机制即市场机制,市场正是通过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来调节城镇化过程中社会资源在空间的优化配置的。而社会的作用主要是社会组织和个人根据机会成本的比较和边际收益的预期,来选择人、财、物在空间的转移,这种转移对城镇的形成、规模的大小会产生直接影响。

当然两者又有密切联系,因为市场机制调节的对象是资源的配置,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社会组织和个人根据市场的供求、价格、竞争关系的变化,计算机会成本,比较预期收益,做出资源转移的方向、方式的决策;正是这种资源的转移,使供求、价格、竞争关系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着市场机制发生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追求土地城市化,而忽视人的城市化倾向,主要原因是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满足财政收入和政绩的需要,而原因背后的实质是忽视了社会主体的利益,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怎样减轻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土地财政的压力,办法是政府应该简政放权,让社会成为城镇化的投资主体,提高社会参与城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

因此,本文认为,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应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社会主体作用、市场纽带作用,以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过程。

参考文献

[1]林涵碧.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职能作用[J].城市发展研究,2006,(1).

[2]曹洪,何代忠.加快我国农村社区城镇化进程应该发挥政府主导主用[J].农村经济,2006,(3).

[3]张光进.政府在城镇化中的作用[J].陕西发展与改革,2011,(6).

[4]辜胜阻.新型城镇化:政府要重“引导”避“主导”[J].中国经济周刊,2013,(17):22-23.

[5]王洁晶.城镇化:尊重市场规律与推进制度变革并举[J].国际城市规划,2013,(3).

[6]汪树锋.城市化的本质及其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J].城市建设,2009,(47).

城镇化背景下的土地闲置问题 篇11

关键词：城镇化；土地闲置；农民工；土地管理；三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十分缓慢，从1952年12.5%的城市化率上升到1977年17.6%，年均只提高了0.2个百分点。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在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和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2012年9月15日，中国社科院对外发布了《2012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指出我国近10年来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2000年—2011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从36.2%上升到51.3%，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镇。民工潮对农村社会生产结构的冲击将会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稳定发展的基础，农民工对城镇生活的适应将使农村发展失去后备军，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我国农村土地闲置的问题。许多农民抛弃土地，走向城镇，农村出现了大面积的土地闲置现象。

一、城镇化的界定和表现

城镇化又称城市化，是指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活动中农业活动的比重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上升的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变动相适应，使得乡村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此消彼长，同时居民点的建设等物质表象和居民的生活方式向城镇型转化并稳定，这样的一个系统性过程被称为城镇化过程。城镇化水平的大小是以都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来评定，数值越高，城镇化水平越高①。

从表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建国之前1940年的城市化率6.7%到1949新中国成立的10.6%，建国以来，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城市化率由1949年的10.6%增加到2000年的36.2%，在近50年来城市化率增加20%以上，每年增加约0.4%，如果按照改革开放以来（1979年——2000年）的数据来算，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65%。2000年—2011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从36.2%上升到51.3%，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每年增加1%左右。根据其它国家城市化发展的规律和诺瑟姆的“S”曲线得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已进入加速阶段，这也是我国发展必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

我国2030年城镇化目标：中国城市化水平70%；中国城市人口10亿以上；转移农村人口3亿以上。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半产物，同时城镇化水平是现代化的标志。我国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在城镇化给我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我国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城市怎么建？耕地怎么保？这些问题实实在在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每一个问题都至关重要，它关系到就业、居住、上学、养老、生存等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如果解决不好将会动摇整个社会的和谐。

二、城鎮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闲置现象及原因

农村闲置土地是指农村具有生产力或者生产潜力的土地，因为种种人为的原因并没得到充分的利用甚至荒废的。我国将农村闲置的土地分为三个级别：一级根据土地的状况划分成隐形与显性用地；二级根据土地的分类分成闲置园地、闲置耕地与农村建设用地等几个方面；三级按照土地的成因分成污染型，灾害型以及抛荒型的闲置耕地与建设用地以及闲置园地等类型②。

（一）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闲置的总体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GDP平均增长9.8%，是同期世界速度的3倍，城市化增长率平均每年0.86%。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喜人，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至今城乡收入比几乎达到4倍，于是在我国涌现了一波又一波的农民工进城大军。据国家统计局报2013年2月22日发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比上年增长3.9%。其中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增长3.0%。本地农民工9925万人，增长5.4%。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今天，不论是外出农民工还是本地农民工都带来了同样一个问题：土地闲置。根据2011年新华网转发的《国际先驱导报》中提到的关于农民弃耕内容显示，近年来我国每年近200万公顷耕地闲置。

通过走访四川省各农村地区发现，大部分的土地被闲置，特别是距离城区较远，地处山区丘陵地带的山区，那里几乎成为了“空心村”。如塔子村地处南充市嘉陵区移山乡，丘陵地带，可耕种土地为小块梯田，全村208户，但是现在仍留在塔子村居住的农民就只剩下两户，而且这两户中的主要劳动力也出门打工去了。

（二）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闲置的原因

1.制度因素

19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在农村推行的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006年1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并采取农田补助措施。农田补助有三种类型：一是农资综合补贴，2006年开始补贴，2006年是7元/亩，2007年是19元/亩，2008、2009年是49.5元/亩，2010年是49元/亩，2011年补贴的是56元/亩， 2012年补贴的是57元/亩；二是农资直补，2008—2012年都是4.45元/亩；三是良种补贴，2008-2010年都是早造10元/亩、晚造15元/亩，2011年早、晚造都是15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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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们选择进城打工没有后顾之忧，即使自己有一天在城市不能生活下去，还可以回农村来种地，因为土地就在那里，自己的使用权是受法律保护的。另一方面，不论是取消农业税还是农田补助，从表面上看这些政策的推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的负担，把农民留在农村，保证农村的耕种劳动得以良好的运行。但是实际上这些政策并没有发挥政府想要的效果。首先是国家的补助对于缓解城乡差距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其次农田的补助政策中资金的补助在实际的实施过程并没有考虑到农田是否是被闲置，国家每年将农田补助通过农村信用社直接拨款到每个家庭的账户中，在拨款的这一过程中，仅仅依据的是每个家庭的法定农田面积，对农田的耕种与否却并没有考虑。这就导致了农田的耕种与否与是否得到农田补助没有关系，放任农民们将农田闲置。

2.经济因素

我国国情决定了大部分农村地区还处于一家一年户分散劳作，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生产规模小，并且多丘陵山地，很难采用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手段，人力成本相对于规模化的生产要高出许多。同时还存在市场风险，农产品最终是会进入市场的，行情的好坏也给农民的收入增添了较大的不稳定因素。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不同务工地区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及增幅：直辖市，平均工资2302元、增长22.6%；省会城市，平均工资2041元、增长19.8%；地级市，平均工资2011元、增长21%；县级市，平均工资1982元、增长20.3%。并且很多城区都出现了“民工荒”的问题。农民工的需求大、工资上涨幅度大，这些对农民工来说都是不小的诱惑。

一方面是高成本、低收益和高风险的农业生产活动，一方面是低成本、高收益和较低风险的进城打工，面对这两个选择农民要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实在困难。

3. 文化因素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华儿女对土地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从费孝通老先生的《乡土中国》中这份感情能够得到很好的展现。迫于生活的压力，人们放弃耕种土地去城市谋求生活。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民又不会放弃土地，把土地作为今后的养老保障，哪怕是土地处于常年闲置的状态。

同时随着城乡差距的日益拉大，农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走出落后的农村、跨进繁华的大都市，因此对孩子的教育也格外重视，有的家长甚至专门到城里陪孩子上学。再加上近年来各大、中、专院校的纷纷扩招升学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弟进入城市学习，毕业后愿意回去建设家乡的却又很少。出于孝顺的传统思想，很多子女把父母一同接到城里生活，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造成了一部分土地的闲置。

三、农村闲置土地的管理建议

针对当前城市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土地闲置问题，需要严格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协调好政府、农村基层管理组织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充分的采用政策、经济、技术等手段，恰当处理好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工进城后的土地闲置问题③。

（一）建立健全农村闲置土地管理的制度

首先，建立农村土地退耕或代耕机制。对于闲置的土地农民应当将其使用权交回国家，由国家重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由有耕种意愿且耕种能力的人使用。或者由农民本人将自己所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交由其他有耕种意愿或耕种能力的人耕种。其次，完善并落实农村土地的补助政策。一方面可以在土地的补助中投入更多的资金，根据不同的耕种标准和耕种环境给予不同的补助。另一方面，要严格落实补助政策。最后，建立城乡一体化节约用地管理机制。城乡用地本着以节约为纽带，在数量、质量、资金等方面以城代乡，以乡补城，进而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运作机制④。

（二）提高政府在土地管理中的职能

政府要加大土地法律法规的宣传，并严格落实相关土地法律法规的相关政策，加强公众土地闲置的监督，提高农民耕地的保护意识，积极鼓励公众参与土地闲置的管理。建立健全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市场监管、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标准，严格落实政府的相关职能，保证土地闲置现象得以很好的改善。

（三）加强闲置土地的技术管理

对已经闲置的土地的利用潜力进行评估，根据不同质量水平的土壤采取不同的救助措施，对土壤进行改良，提高土壤的利用率和生产力。加强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设置科学的土地使用手册，合理有效的利用土地资源。

（四）加强经济、人力的投入

加强对农村的经济、人力的投入，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由城市对农村进行反哺，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逐渐减小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业、农村、农民的社会地位，切实解决好土地闲置的问题。

注释

①官本仁.小议农村闲置土地的开发利用[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版），2010（10）：36-38.

②官本仁.小议农村闲置土地的开发利用[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0）：36-38.

③王滔，段建南，杨君.基于“三个最严格”的农村闲置土地问题分析[j].江苏农业科学，2012，40（8）：396-400

④王滔，段建南，杨君.基于“三个最严格”的农村闲置土地问题分析[j].江苏农业科学，2012，40（8）：396-400

参考文献

[1] 官本仁.小议农村闲置土地的开发利用[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版），2010（10）：36-38.

[2] 毛劍云.当前完善农村联产承包制浅议[J].农业经济问题，1984年12期.

[3] 岳朝辉，廖秀建.新农村建设视野下我国农村闲置资源问题初探[J].消费导刊，2009（4）：16-17.

[4] 王滔，段建南，杨君.基于“三个最严格”的农村闲置土地问题分析[J].江苏农业科学，2012，40（8）：396-400.

[5] 方淳建.浙江省淳安县创新农村闲置宅基地管理机制，仅用两个月拆除危旧房 1.2 万平方米——老大难不再难[N].中国国土资源报，2011 -10 -28

[6] 董景山.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 60 年： 回顾、启示与展望———以政策与法律制度变迁为视角[J]. 江西社会科学，2009（ 8） ： 15 -20.

[7] 邓兰燕. 基于城乡一体化的我国农村土地市场发展创新研究[J]. 特区经济，2011（ 8） ： 166 -167.

[8] 许经勇.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演变的理性思考[J].江汉论坛，2009（ 7） ： 5 - 10.

[9] 季建林.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的主要问题与出路[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1， （ 1） .

[10] 国务院研究室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4.

[11] 张全景，欧名豪.中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耕地保护绩效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生态文明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 篇12

城镇化的基本状态主要通过城镇化的特征分析来看其影响, 包括跨区域流动、农民工的数量以及流动的状况。另外, 未来在老龄化、劳动力人口总量减少和区域工资水平差距等多因素影响下, 人口流动呈现出区域板块特征和以县为单元的区域性流动趋势——城乡双栖。工业兼业现象显著, 抽样调查显示, 40岁以上就近就业, 农业兼业和务农的比重接近80%, 而60岁以上的比重超过90%。沿海地方产业加快升级, 逐步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发展格局。城镇化发展将带来的直接需求, 第一, 农村人口进城必然带来住房、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这是城市所要提供的服务;第二, 目前城市的主要人口有改善居住的需求和寻求高端服务的需求, 以及休闲娱乐空间的需求, 这是城镇化要面对的新问题。中央提出的棚户区、城中村改造的需求来解决1亿人的城镇化和在城市中的生活质量提高问题, 也必然带来住房、就业以及保护特色文化的问题。

由此, 城镇化背景下总体的资源环境影响大概是这样的:第一, 城市的能耗在持续增加, 劳动、生产力只有原先的一半;第二, 空间在不断的扩展, 对自然进行着大规模的改变;第三, 污染排放在增加。去年,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超过了美国, 成为主要大气污染指标的世界大国。在这种情况下, 未来居民改善生活、新增人口能源消耗将是主要增长要求, 郊区生态环境改造、居民健康休闲需要、“大城市—小城镇—农村”关联性污染问题, 治理难度加大。意味着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会承受越来越严重的使用压力, 另一方面, 公共医疗的环境治理、生态修复都面临着巨大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些资源环境产生的问题, 需要1800~2000亿的投资规模, 这是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城镇化愿景。

自然为城市提供了所需的一切, 包括食物、生物资源和能源, 同时净化了城市产生的垃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我们认为自然具有很好的耐受性和自我修复能力, 但实际上并不是。欧洲在工业化时期受到严重污染的河流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治理, 虽然表面上看是清澈的、达标的, 中国的环境也在持续的恶化。从生态文明视角的三大关系来看, 第一是人和城镇的关系, 人的全面发展应放在首位, 城市应该更加宜居、更具人情味;第二是城镇与农村的关系, 需要安全、低碳, 绿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精细化城乡社会治理;第三是城乡和自然的关系, 城乡发展不应剥夺生物的生存空间, 人类对自然应有限索取。我们提出三个愿景:一是生态文明, 实现以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和自然生态系统修复为目标的发展模式转型, 体现绿色、循环、低碳的发展理念;二是以人为本, 推进高效、包容和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 实现更高质量和稳健的经济发展效益, 更公平的社会环境和更加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三是美丽中国。

以下针对九大问题提出城镇化的路径, 或者说是好的城镇化模式。

第一个问题是现有的规划体系没有充分发挥资源环境的管控作用。我们提出了空间规划体系的规定、连贯性和协同性, 同时对生态敏感地区的规划应该综合协同的作用, 并对环境评估以及相关问题提出对策性建议。

第二个问题是过度依赖资源和能源消耗, 追求空间扩张和发展速度的城镇化模式难以为继。一是土地持续粗放扩张, 低效闲置情况仍较为严重。二是缺水和改善水环境问题并存, 直接影响城镇发展的健康安全。三是建筑能耗依然偏高, 城镇节能减排压力非常大。我们提出, 好的城镇化的模式路径应该尊重十分有限的资源, 充分应用提出的海绵城市, 滨水城市和运河城市等城市发展模式。

第三个问题是城镇化的快速扩张对自然系统的破坏, 并使污染向区域城乡扩散。在城乡层面, 污染由城市向农村地区转移态势越发严峻, 农村面源污染问题突出;而在城镇化进程中, 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更容易被忽视。农村污染问题量大面广, 治理手段、资金与人力欠缺;而这些污染不仅对农村人口造成很大的危害, 同时通过食物链反过来影响城镇居民身体健康。我们提出, 好的城镇化模式应当尊重人与自然的和谐, 减少对生态和环境的冲击。建立生态红线和增加城镇边界, 对于自然改造要适度、可恢复;在城市与区域尺度共同做好环境保护;立足于生态本底建设生态设施。

第四个问题是城市发展不重视气候变化的应对, 城镇应对极端气候与自然灾害的能力差。城镇密集地区无序延绵扩张导致热岛效应、弱风效应突出, 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极端天气气侯及环境事件。我们提出, 气候变化不再只是“远虑”, 城市发展要主动应对日益显著的气候变化。特大城市、城镇密集地区统筹各方力量建立应对全球气侯变化的应急预案、技术应对导则;从水资源、能源、生态系统、海岸资源、农业旅游业方面考虑气侯变化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评估。同时提出, 建立一套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技术—管理体系。

第五个问题是住房开发设施建设存在盲目性, 旧区、旧建筑改造利用重视不够。城市房地产开发量过大;农村不切实际推进农民“上楼”工程, 造成浪费。我们提出, 克服城市发展的盲目冲动, 以存量资源的充分利用来促进功能和品质的提升。一是根据城乡人口流动客观规律和趋势制定合理的城镇和农村住房规划, 合理确定保障性住房规模;二是更加注重城市“棕地”再利用, 根据市场需求合理调整旧工业厂房, 住宅建筑用途, 制定激励机制鼓励市场多元主体参与改造;三是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需要因地制宜, 要制定差别化的改造政策体系, 切记简单拆除并大幅度提高容积率的做法;四是要对于具有历史遗存意义、地方特色风貌意义的旧建筑予以保留。

第六个问题是城市交通出行倾向于高消耗高排放, 对城乡公共交通, 绿色交通鼓励与扶持不够。与此同时, 城市框架越来越大, 轨道和快速路不断住房郊区化, 但公共服务却高度集中在中心区, 降低城市效率。我们提出, 以满足人的移动需求为导向的交通发展, 必须构筑集约高效、绿色低碳、多式协同的运输体。

第七个问题是城市建设缺乏人本关怀, 对文化遗产尊重不够, 导致城市特色与人性化尺度缺失。缺少“活力、运动”的城市, 特别是针对人的需求服务与发达国家城市差距明显;城市功能分区单一, 小尺度空间设计忽视人的行为需求。我们提出, 尊重文化遗产保护与市民心理关切, 使其成为城市个性与品质的灵魂。一是建设充满人情味, 功能齐全, 邻里关系融洽的社区;二是城市、地区、街区、街道、社区更具有地域特性;三是城市历史文化碎片、历史足迹、地方典故应通过旧建筑、植物、标识物给予更多保留。

第八个问题是城镇化缺乏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管制与引导手段。我们提出, 好的城镇化模式需要建立区域共识, 以及各层级政府管理和多途径的引导。

第九个问题是城镇化缺乏促进生态文明的公共参与和社会治理机制。我们提出, 好的城镇化模式应该有充分的公众参与, 构建良好的治理体系。建立起“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城镇化协同政策体系。如阿尔梅勒的“社会发展6原则”:保持社会文化多样性, 鼓励创新, 加强地区认同感, 促进城市与自然和谐, 推动健康的设施系统, 赋予人们管理城市权。我认为战略环评比环境规划要好, 战略环评是一个过程, 不止是一张蓝图, 更适合我国快速多变的城市和项目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