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碳会计述评

国际碳会计述评（共4篇）

国际碳会计述评 篇1

自1997年联合国制定了《东京议定书》之后, 英国、美国、德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相继对温室气体排放的会计核算体系展开了研究, 现已获得了阶段性成果。从各国实践来看, 国际碳会计是使温室气体排放测量具有科学性、完整性和可核查性的核算体系, 主要内容包括三类:一是森林碳会计核算, 二是土壤碳会计核算, 三是碳排放会计核算。

一、森林碳会计核算

(一) 核算对象

碳库是森林碳会计的核算对象, 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 积累或释放碳。碳源是碳流出大于碳流入的碳库, 由于腐烂、燃烧和呼吸过程, 森林往往代表净排放源。碳汇是碳流入大于碳流出的碳库, 通过树木的生长和产生的生物固碳过程, 森林可以是接收源。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森林组成成分所拥有的碳的绝对量而言, 森林在某一时间点上是碳源, 在另一时间点上是碳汇, 森林可以在源泉和碳汇之间转换。汇总碳库决策主要依靠于现有数据的可用性、测量费用和所需的稳妥水平。在收集数据时, 森林碳库被分为五类:地上生物质 (AGB) 、地下生物质 (BGB) 、木材中的死有机质 (DOM) 、垃圾中的死有机质 (DOM) 和土壤中的有机质 (SOM) 。碳库的分类不严格, 分类的种数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分类的完整性。库不得重复计算和重大库不应被排除。存在于传统森林边界以外的伐木制品日益被视为一项额外的和潜在的碳库。树常常代表一个林区总生物质的最大部分, 其他碳库只有树生物质的一小部分, 碳核算工作大多集中在树生物质。

(二) 排放量核算方法

森林碳排放量核算是森林碳会计的重要内容。排放量核算的目的是量化大气、森林植被通过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分解和燃烧而产生的温室气体变化。排放量核算方法主要有库存方法和活动方法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都得到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支持和指导, 潜在的基本假设都是:来自于大气和流向大气的温室气体流量等于生物质和土壤中碳储存量的变化。库存方法也称为定期核算法, 计量了两个时间点之间的碳库存量的差异。该方法可以覆盖大面积和大量物种, 适合不同条件下的碳库存量测量。该库存方法系统还捕捉碳库存的非线性变化, 如成长导致的生物质的积累。然而, 该方法需要依靠碳库的增加和以该方法为基础进行的评估, 往往遗漏叶生物质、地表植被和生物垃圾。该方法衡量碳库存量变化的公式为:C= (Ct2-Ct1) ÷ (t2-t1) , 其中, C表示碳储量变化;Ct1表示时间t1的碳储量;Ct2表示时间t2的碳储量。相反, 基于活动的方法估计了碳库增减后的净余额。该以活动为基础的方法, 也称为损益或流量方法, 适合于单个碳库难以衡量、碳储存的短期变化不易受到影响的情况。表示方法衡量碳库存量变化的公式为:C=A× (CI-CL) , 其中, C表示碳储量变化;A表示土地面积;CI表示碳增益率;CL表示碳损失率。一般来说, 会计方法选择必须反映决策者的目的并得到决策者的接受, 决策者可能依靠一国领土内现有森林数据的形式和可获得性考虑所采用的方法。面向未来的会计处理方法还没有达成一致同意, 库存和活动为基础的会计方法仍然占主导地位。

(三) 多层次报告

森林碳会计可利用现有的国家、区域或全球数据。数据来源因领域不同而不同, 来源的可靠性和不确定性也会变化。二手数据可能会影响会计核算的准确性, 但降低了所需的时间成本和核算成本。二手数据和会计核算的准确性之间存在权衡关系。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认识到权衡的存在, 所以提出了一种多层次的方法核算碳排放量。第一层报告只需要收集很少的原始数据, 生成对森林生物质的估计。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指南报告了基于特定区域气候及植被数据的大量可利用参数和排放系数。第二层报告也采用默认森林生物质信息, 但结合了国家的具体数据。第三层报告采用高度本地化的详细资料, 往往需要对森林样本参数进行重新测量。随着要求的数据越来越多和从第一层到第三层分析复杂性的增加, 碳估计的准确性和精确性也增加。为了验证或提高碳会计估计的质量, 往往需要遥感数据和实地测量。

二、土壤碳会计核算

(一) 土壤碳含量变化

土壤碳会计核算可以使人们清楚目前土壤碳含量在碳增减的历史轨迹中所处的位置。土壤碳包括有机碳、无机碳和硅石碳。从土壤中流失的每吨碳增加大气中3.67吨二氧化碳。而每公顷土壤增加1吨碳意味着从大气中吸收3.67吨二氧化碳, 即:每2.7吨碳吸收到土壤中意味着10吨二氧化碳从大气中清除。将碳吸收到特定封存区或增加土壤碳含量是有意义的。

(二) 土壤碳含量测量方法

澳大利亚土壤碳认可计划将土层分为八类, 即0~5、5~10、10~20、20~30、30~50、50~70、70~90和90~110厘米。每类土层的土壤样本将使用液压取心管来收集, 并分析各自土壤碳含量。土壤碳含量的测量方法包括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直接测量最悠久的形式是提取和分析土壤样品。在实验室中燃烧该样品, 分析其碳含量。这个过程不区分碳化硫和碳化硅。当需要测量碳化硫时, 必须通过酸的分解将碳化硅从分析样品中排除。干燃烧是一个非常准确和广泛使用的技术, 而湿燃烧已过时、不可靠, 现在很少使用。间接方法分为预测法和校准法。预测法是指碳储存量可以通过使用模型来预测。这些模型考虑到了碳储量影响因素序列 (如天气、植被类型和放牧制度) , 能提供对碳储量的预测或估计。校准法是指碳储存量变化估计可以使用与以前获得的数据的统计关系来“校准”。这些关系或方程使用更容易进行测量的变量值。输入变量可以是定量的, 如由土壤和植被在若干光谱带反射的辐射量, 或者是定性的, 如土壤系列。

三、碳排放会计核算

(一) 碳排放标准

随着气候变化, 温室气体的排放越来越受到重视, 随之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工具中, 在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是温室气体议定书 (GHG Protocol) 。温室气体议定书的倡议三是会计框架, 由世界资源研究所 (WRI) 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BCSD) 为了衡量、计算和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而构建。有两个ISO (国际标准组织) 标准:一个是组织或实体标准, 另一个是项目减排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的ISO 14064系列标准是以温室气体议定书的框架为基础。这些标准提供了衡量、计算和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规范和指导, 以及应当如何对以这些标准为基础的报告进行审计。1996年颁布的国际标准ISO 14001仅经过了短短十几年就已经成为全球环境管理体系的标准, 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所有类型的机构中应用。该标准要求公司设定碳减排目标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并经外部审计核实公司是否实现了自己所设的目标。ISO 14064–2是用来证明一个项目已减少或消除碳气体排放的国际标准。企业可以把排放量削减方案当作一个项目。

(二) 碳排放核算范围

国际温室气体协议标准建议:企业应确保核算其温室气体清单包括范围一和范围二的排放, 并鼓励企业核算范围三的排放量。范围一核算由报告公司拥有或控制的来源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些也被称为直接排放, 包括:生产电、热或蒸汽时产生的燃料燃烧排放;物理或化学处理过程排放;为了运送材料、产品、废物和员工而使用公司拥有或控制的运输设备所带来的排放;无常排放, 如, 有意或无意的从连接和密封设备、采矿设备和电气开关设备产生的泄漏。应用到农场或财产, 范围一是指从来自于加热器、锅炉、拖拉机和农业企业使用的其他车辆的燃料直接燃烧后的排放量。农场还包括来自于牲畜及其垃圾、作物栽培与无机和有机氮肥应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范围二核算对进口或外购的电、热或蒸汽的消耗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些被称为间接排放, 因为其是报告公司消耗的结果, 但由另一家公司拥有或控制的来源而发生。但用于再出售给最终用户目的而进口或购买的电、热或蒸汽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应包括在范围三中。用于卖给中介机构目的而进口或购买的电、热或蒸汽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应作为佐证资料单独报告。为了提高数据的透明度, 与范围一相关的排放量数据不应当从范围二中减去或遗漏。对许多公司来说, 外购电力代表了温室气体排放最大来源之一, 也是减少排放的最重要的机会。但对于土地管理业务, 这些排放量小得多。范围三核算所有其他间接排放, 是企业业务活动的结果, 但由非本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来源而产生。范围三中以土地为基础业务企业的排放量均与肥料和饲料生产所产生的相关排放量有关。公司可考虑报告对商业和目标来说重要并且能取得可靠的信息的作业所产生的排放。范围三包括:所购买材料的生产排放;报告公司不拥有或控制的车辆运输排放;外包活动、合同制造和特许经营的排放;报告公司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使用阶段和终结阶段所产生的排放。

(三) 控制方法与实体份额方法

与温室气体议定书一致, 温室气体排放资料应当采用透明的方式收集和编制报告, 可以使用控制方法、实体份额方法, 或并行两种方法。实体份额是所有权百分比或运营中经济利益的百分比。实体份额方法增加了温室气体信息尽可能满足不同用户目的的可用性, 并反映了财务会计和报告准则所采用的办法。控制方法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法来确保已核算所有的排放并反映出商定的业务管理责任。根据控制方法, 公司要百分之百核算所控制业务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不核算拥有利益但没有控制权业务的排放。多方拥有所有权的公司或联合公司可能有协议规定双方之间如何分配排放所有权 (或排放管理责任) 和相关风险。如果这种协议存在, 公司可以选择提供协议的描述, 包括关于温室气体相关的风险和义务的分配信息。

(四) 碳排放权交易的核算

世界各国在遵循《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控制和降低碳排放的过程中, 逐步发展起碳排放权交易。按照国际会计准则37~38号的规定, 购买碳排放权应作为无形资产处理, 按历史成本原则计价, 并定期进行减值测试。但碳排放权交易会计核算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

国际碳会计已形成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会计核算体系。从微观层面看, 碳排放会计涉及基期及以后年度的排放量概况、各年排放量的显著变化情况、计算所使用的方法、报告所涉期间等。从宏观层面看, 森林植被、土壤的碳会计核算是由国家建立相关的碳核算账户和报告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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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会计研究述评 篇2

一、碳物质计量为主的排污权会计

(一) 国外研究

碳物质计量为主的排污权会计, 主要关注碳排放的物质流核算, 其研究主要包括碳排放的核算标准、范围和方法等。自上世纪末以来, 发达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如英国标准协会 (BSI)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世界资源研究所 (WRI) 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BCSD) 等环境及生态领域的相关机构就国家、地域及全球范围的碳存量和流量进行核算。最终通过大量调研形成涵盖面向国家、企业 (组织) 、产品或服务等不同层面较系统的碳排放核算标准。1.国家层面。主要是1994年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发布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发布后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并成为第一承诺期各国减排的核算方法, 修改后成为国家及各部门制定排放清单的基础。2.企业或项目层面。最具代表性有GHG Protocol (2004) 和ISO 14064 (2006) 。其中, GHG Protocol (温室气体议定书) 提供了几乎所有的温室气体度量标准和项目的计算框架。该标准仿效财务核算标准, 根据企业拥有的不同排放源或设施, 认定其排放责任。而ISO 14064作为一项核查和验证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标准, 规定了统一的温室气体资料和数据管理、汇报和验证模式。3.产品或服务层面。目前认知度较高的有PAS2050 (2008) 、ISO 14040/14044 (2006) 。二者通过建立数据库和模型, 对产品或服务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进行估算的核算方法。而即将发布的ISO 14067和Product and Chain GHG Protocol是对两者的补充, 如扩大核算气体范围以及为企业价值链碳排放核算提供指引。

在会计准则制定方面, 从上世纪90年代起,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提出了解决排污权交易会计的全面指南,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 也再次启动排污权交易项目。但随着碳排放、交易及披露的日益关注, 有学者开始指出, 基于碳排放或交易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会计事项不应仅仅局限在传统的排污权框架内, 纯粹意义上的碳会计研究开始出现。如Marland (2002) 对与碳排放会计密切联系的净碳释放量 (net carbon flux) 会计进行了说明, CCIC (2003) 认为碳排放会计是通过源头和汇清除的方式, 由碳会计记录、总结和报告碳排放量的过程。WBCSD&WRI (2004) 联合发布的《温室气体协定书———企业会计和报告准则》对温室气体存货的核算和报告进行了详细阐述, 从而为碳排放会计提供了实务依据。

(二) 国内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是跟踪国际和本土化革新研究。冯相昭等 (2011) 依据碳排放核算标准权威发布机构 (ISO、WRI、WBCSD和BSI) 的不同将国际碳排放核算标准分为相应的四大类, 并依据应用主体的不同将现有碳排放核算标准分为企业或组织层次、项目层次、产品和服务的碳足迹及针对整个企业价值链四类, 并依此描绘出了中国发展企业温室气体减排管理路线图。罗春燕等 (2011) 通过对国内外企业碳足迹研究现状的分析, 提出来企业碳足迹的核算原理, 并分别给出了产品在采购期、生产期、销售期、报废期四个阶段的具体计量与核算方法。张佩 (2011) 以工业企业为基础, 将产品的生产环节作为切入点, 探析碳排放的计量。在对成本核算过程中, 通过在“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两个主要会计科目下设置“碳能源费用”专栏, 进而分离出产品成本中的“碳能源费用”, 计量产品成本中含碳能源消耗费用的比重, 为政府对各企业产品的监管提供可靠依据。秦志飞等 (2011) 提出建立我国碳核算体系的具体步骤, 即选择核算标准、确定核算原则再到具体核算方法, 认为一方面碳核算同财务核算与报告一样, 应该有其核算原则以确保碳排放报告信息的真实与可靠。

二、以碳价值计量为主的碳排放与交易会计

(一) 国外研究

以碳价值计量为主的碳排放与交易会计关注碳排放的价值流核算, 主要是对碳排放权及其交易的会计确认与计量的研究。2003年美国FASB下属的紧急任务小组 (EITF) 发布了总量交易机制下的排污权会计基准草案 (EITF03-14) , 该草案试图为碳交易参与各方提供一个全面的会计核算模型, 但由于与目前会计准则冲突较大的原因, 最终未将其列入议事日程。2004年IASB发布的排污权解释公告第三号 (IFRIC3) 也试图规范总量交易模式下的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 但由于存在资产 (排污权) 和负债 (排污权支付义务) 的成本计量基础与IAS38不一致等缺陷而不得不于2005年6月被废止。日本会计准则委员会 (ASBJ) 2004年发布了ASBJ15《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 但由于与其他发布的准则相冲突, 2006年ASBJ又以京都议定书为依据, 不得不对ASBJ15进行了修改, 最终将排污权作为无形固定资产入账, 而以交易为目的的排污权则参照金融商品会计准则处理。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 (2009) 也认为, 专业的碳排放核算会计准则的缺失直接导致不同的公司对碳排放的会计核算方法不同, 最终影响到碳披露信息的可比性。2008年, FASB和IASB决定合作研究“排放交易机制”项目, 该项目意在建立碳报告和碳排放核算模型。截止2010年9月, IASB和FASB已经取得以下共识: (1) 应当将无偿和购买取得的碳排放配额确认为资产; (2) 无偿取得的碳排放配额要求企业履行的义务符合负债的定义, 应当在资产负债表中予以确认。

(二) 国内研究

国内学者研究最多的, 一方面是基于CDM (清洁发展机制) 项目下“核证的减排量” (下文简称“碳减排量”) 的会计确认和计量, 另一方面是基于配额交易下的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

1. 基于CDM项目下“碳减排量”的会计确认与计量。

目前我国参与世界碳交易主要是通过CDM项目来进行, 因此学者们对于CDM项目交易下“碳减排量”的会计确认和计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代表观点见表1:

2. 基于配额交易的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

随着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建立与日趋成熟, 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国内将实施强制性减排, 基于配额交易下的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问题也逐渐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尽管多数学者对于将碳排放权确认为资产不存在争议, 但对于确认为何种资产, 仍在探讨。代表性观点见表2。

3. 涵盖CDM交易与配额交易下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

随着国内碳市场的迅速发展, 有学者就开始思考能否将二者统一起来, 如张彩平 (2011) 对碳排放权会计确认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 认为导致碳排放权会计确认多样化的原因在于不同的组织和学者从不同角度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不同的资产类别。碳排放权会计确认多样化削弱了碳排放权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从全新的角度认识碳排放权, 认为碳排放权的货币属性比商品属性更能反映碳排放权的本质, 这一认识不仅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制定和实施的目的实现了内在一致性, 而且实现了减排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同时, 从会计核算的角度来看, 碳排放权的货币确认避免了两种不同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下 (项目型和配额型) 会计确认的复杂性, 碳排放权应初始确认为“碳货币”。

三、整合的碳会计核算与报告研究

随着低碳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明显, 碳会计核算与报告的整合研究开始引起重视。Jones (2008) 系统的提出了碳排放会计的体系概念, 强调一般将碳排放会计和碳固会计合称为碳会计, 把碳会计作为一个企业实施碳排放管理的体系, 即碳会计体系。英国的碳信息披露项目组织 (CDP) 则成为碳会计报告领域的开先河者, 从2002年开始邀请大型企业参与碳信息自愿披露, 并发布评价碳信息披露程度的年度CDP报告, 而且在2008年开始涉及对中国企业的调查。Kiernan (2008) 认为自愿披露的碳交易信息不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和鉴证, 可信度较差;Erion (2009) 强调证券监管机构应该发挥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督促作用, 从而促进企业低碳生产。在我国, 邹武平 (2010) 提出我国亟待研究和出台碳排放会计报告准则, 以规范碳排放权及其交易的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问题。毛成龙等 (2011) 依据物质流成本会计理论和质量守恒定律, 以定量化的碳物质运动为核算对象, 并以此为基础构想并设计出了碳资产负债表和本期净额度表, 全面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碳排放情况, 为企业碳减排、碳交易及碳披露提供依据。张巧良 (2010) 比较了以控制权基础计算的碳排放量和以股权比例基础计算的结果存在的差异, 分析了这种差异造成的经济成果, 并从碳排放交易准则角度阐述了提升碳排放信息披露质量的对策。

四、结论

近年来, 中国在低碳经济理论研究方面进展较快, 但与低碳经济内涵, 低碳经济发展路径、机制和政策, 碳排放权交易、碳税等方面的丰富研究数量相比, 碳排放会计研究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 主要集中于碳会计国际发展的经验评价和初步的碳会计重要性介绍, 对于碳会计基本理念澄清以及碳信息披露状况描述, 碳排放会计核算与报告理论基础、核心内容的解释, 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相对脱节。因此, 在未来研究上, 尽早建立与出台碳排放会计规范, 以便取得国际碳排放会计谈判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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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鹏.CDM下我国碳减排量的会计确认和计量 (J) .财会研究, 2010 (1) .

[8]虎超, 夏文贤.排放权及其交易会计模式研究 (J) .会计研究, 2010 (08) .

国际碳会计述评 篇3

一、账簿理论的演进 (1)

意大利会计主导了15世纪和16世纪的会计领域, 但之后失去了领导地位, 在18世纪其地位更是急剧下降。尽管几位意大利学者Anastasio (1803) , Bornaccini Scandellari (1803) 和Bornaccini (1818) 在19世纪早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却仍然挽回不了这种局面。最初“侵入”意大利会计领域的学者是法国人Edmond Degrange Sr (1795, 1801) 。Degrange简化了18世纪异常复杂的会计体系, 将会计账户的数量减少至五个 (现金、货物、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利润和损失, 后又增加了第六个账户, 杂项) 。他独特的贡献是发明了所谓的“美式簿记系统”, 采用一览表的形式将日记账与分类账综合到一个单独的表中。

18世纪Edward (Thomas) Jones[1767-1833]的著作《琼斯的英国式簿记》 (Jones 1796/1816) , 试图将单式簿记和复式簿记结合起来 (后来他出版了《簿记科学》 (1832) ) 。该系统由三栏式流水账、分类账、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账目图表和日记账构成。根据Chatfield (1996) 所述, 该系统未显示当前采购和销售的余额, 因此需要另外计算收益。此外, Jones还被视为复式记账重要的批评者。为满足19世纪的需求, 他在后期的著作中使用了表格账簿及一些适合卢卡·帕乔利 (Luca Pacioli) 会计体系的工具。

在19世纪涌现了很多账簿理论 (theories of accounts) 。这些账簿理论旨在探索记账的基本规律, 试图解开“神秘”的复式记账。这些理论大多已经采用推理和解释的方式进行阐述, 但仍属于“账簿”理论而非现代意义上的“会计理论”。这些理论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一个账户”。“账户”仅仅是一种假想, 还是它代表着一个人或人以外的重要东西。第二个问题是“哪些类别的账户应作为基础账户?”根据不同的分类方式, 这些账簿理论可以归为以下类别:

(一) 账系学说

要正确理解“记账科学”需要多少种账户?学者们陆续提出———账系理论 (one-series theories) (认为所有账户基本是一样的) 、两账系理论 (two-series theories) (例如, 宣称资产账户和权益账户存在基本区别 (basic difference) ) 以及多账系理论 (multi-series theories) (比如在资产或权益账户基础上对账户再进行细分) 。

其中对二到四账系理论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意大利学者Giuseppe Cerboni、Giovanni Rossi和Fabio Besta。Giuseppe Cerboni[1827-1917]在其关于逻辑记录 (logismografi) 的书中 (Cerboni (1873, 1877, 1878, 1886-94) ) 不仅试图找到一种“合理”的复式记账方法, 而且尝试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政府系统 (此前复式记账主要在私人企业使用) 。他的体系包括两个总账, 一个记录业主, 另一个记录代理人和顾客。这个系统尝试在日常基础上而不仅仅在年末, 揭示一个实体的财富结构。他还使用了一种特殊的表格 (giornale logismografico) , 为分类账中的二级及多级明细账的创建打下了基础。Giovanni Rossi[1845-1921]倾向于从法律与数学层面对簿记 (原理和技术) 进行诠释。受Gneist (1882) 的启示, Rossi开发出一种相当复杂的会计棋盘理论 (今天被称为“矩阵理论”) 。Rossi (1889:64) 甚至建议将会计矩阵转化为机械计算矩阵。不过这一设想太过超前, 渐被遗忘。Fabio Besta[1845-1922]的四卷著作 (Besta1891-1916) 对新趋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Besta的目标是将这些经济控制和管理控制应用于各类企业, 包括公众企业。Schneider (2001) 高度评价了Besta的贡献, 他认为:Besta依据Ricardo的价值理论采用了重置价值 (replacement values) , 关注不动产和租赁物的现值 (Ertragswert) 计算, 是首次将会计与经济理论联系起来的学者之一。

(二) 拟人化账户和物化账户

对于把账簿看作人还是物, 账簿理论陆续出现了拟人化 (personalistic) 账户和物化 (materialistic) 账户两种理论。拟人化账户理论将每一个账户都看作一个人, 账户的增减变化, 可以看作是这个人的收入和付出。而物化账户理论则放弃了采用具体的人来识别非人格账户的构想。“拟人化账户”的杰出代表人物和作品有:意大利的D'Anastasio (1803) 、Cerboni和Rossi, 法国的Degrange Sr (1795, 1801) 和Quiney (1817, 1839) ;瑞士政府会计师Hügli (1887, 1900) 等等。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物化账户理论变得更有说服力。被Melis (1950:745) 称为“意大利现代会计之父”的Francesco Villa, 甚至提出了混合账户理论 (Villa1840-41) 。

(三) 业主 (权益) 理论和实体理论

根据企业与股东是否被看作同一主体, 账簿理论先后出现了业主 (权益) 理论 (proprietary theories) 和实体理论 (entity theories) 两种观点。业主理论的主要特征是强调资本账户和资本保全, 后来认为资产负债表应占更多的主导地位。这种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企业与其所有者是一个完整且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 该理论的焦点从仅仅关注交易及其交换价值转移到为所有者盈利。实体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将企业 (如公司) 与其所有者从概念和法律上区分开来, 并明确区分二者的资金和年度收益。资产有时被看作是未来的费用, 如此所有者要求权和债权人要求权的区别可能就不太明显, 因为两者都被看作实体。该理论的另一特点是将债务利息作为一种收入分配。

业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作品有:意大利的Besta (1891-1916) ;英国的James W.Fulton (1800) 和Cronhelm (1818) ;奥地利的Hautschl (1840) 和Kurzbauer (1850) ;德国研究通货膨胀会计的Augspurg (1852-55) 和调查会计发展的L觟w (1860) ;美国的Thomas Jones (1841) , 以及Sprague和Hatfield (1909) 等。在瑞士, Hügli (1887, 1900) 详细阐述了早期德国作家的作品, 并通过代数方程式论证了会计平衡, 成为业主理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瑞士学者Johann F.Sch觟r[1846-1924]使用数学符号分析问题的方式非常接近业主理论, 他还开创了会计伦理学及企业经济伦理学。

经Littleton[1886-1974] (1933) 证实, 实体理论在19世纪中叶以前就出现了, 但是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经过Nicklisch[1876-1946] (1903, 1912) 和其他学者的宣传才得到普遍认可。相较“业主理论”, 实体理论更好地满足了现代企业 (众多的股东、有限责任、利益的可移植性, 更重要的是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 的需要。但是业主理论与实体理论之间的争议一直持续到20世纪, 直至20世纪后半叶, 实体理论才完全取代业主理论。

(四) 其他会计理论

19世纪还出现了其他会计理论。例如, 价值循环理论 (value cycle theory) , 强调通过不同账户反映企业里持续的价值转换。K覿fer (1966:12-18) 列出了其代表人物, 包括Léon Gomberg[1866-1936] (瑞士籍的俄罗斯学者) 及其主要作品 (Gomberg 1897, 1908, 1912) , Harry C.Bentley (1911) , RenéDelaporte (1926) 和Wilhelm Rieger[1878-1971] (1928) 。Veit Simon[1856-1914]是这一阶段非常关键的先驱性人物, 他写了第一部有关有限公司的系统条约 (见Simon 1899) 。

20世纪初, 瑞士学者Sganzini (1908) 提出了所谓的“现实账簿理论”, 并开发出完整的动态会计。Schmalenbach、Walb和Rieger全面细化了Sganzini的想法, 并阐述了他们的不同看法。司法会计理论 (juridical Bilanztheorien) 在发展初期, 认为收入确认是会计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目的, 并与静态会计理论 (static Bilanztheorien) 并存;静态会计理论 (2) 特别关注资产和所有权评估, 并将其作为会计的中心目的。相反, 后来的动态会计理论再次强调利润表和收入确认。

整个19世纪都充满了富有激情而又祥和有序的学术研究与争论, 有的甚至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争论催生了很多出版物, 极大促进了这个学科的发展。尽管也有美国学者研究账簿理论, 但是欧洲大陆仍是账簿理论研究及其争议的主战场。到20世纪, 从法国、德国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和俄罗斯, 各种账户图表和会计科目表成了讨论的热点。英国开创了审计与注册会计职业。

二、成本会计的发展

19世纪的成本会计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在上半叶法国学者提出了很多原创性的想法, 对成本会计发展作出了突出性贡献, 而到了下半叶, 由于德、英、美等国的铁路和工厂的扩张促使成本会计的发展重心转移到了德国、英国和美国。

(一) 19世纪上半叶成本会计的发展

19世纪上半叶成本会计领域, 法语区域首先提到的代表人物及作品有:Battaille (1804) , Delorme (1808) , Isler (1809) , 尤其是Payen (1817) 。Payen使用了订单成本法和分步成本法、转移定价, 将间接费用分配到产品成本 (尽管没有识别出特定的分配基础) , 并将复式记账原理引入成本会计。de Cazaux (1824、1825) 不仅以确定“真实”利润为目标, 而且分析了利润的来源, 构建出“空闲时间”概念, 并将利润区分为正常经营利润和持有收益。其次提到的法语专家及作品有Feigneaux (1827) 、Godard (1827) 。Godard (1827) 不仅研究了工业企业成本流的路径, 而且分析了平均成本、递延成本和机会成本, 也涉及到原材料核算、间接提到“在产品”, 并确定了已售商品成本。Jeannin (1829) 使用了“在产品”和“完工产品”账户。F.N.Simon (1832) 认为应该将诸如租金、管理者薪酬和税金分配到间接费用。最后, 其他属于“法国成本会计黄金时代”的作者还有:Ouvrat (1835) , Coffy (1832) , Queulin (1840) 及其永续盘存制, Deplanque (1842) 和Willame (1842) 。此外, Jacques Savary在其有关法国1673年《商事王令》 (Ordonnance de Commerce) 的著名评论 (1675) 中就引入了成本与市价孰低原则。但直到1806年, 德国学者Leuchs (1806) 才开始使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Leuchs (1806) 还将取得成本划分为销售相关成本和独立 (或固定) 成本。

在英国, 领先企业摸索着进行成本核算, 并常常能使其正常运转。James Fulton (1800) 和Cronhelm (1818) 开创了成本会计。Cronhelm (1818) 还用代数方法解释了复式记账, 探讨了永续盘存制, 并阐述了确定已销产品成本核算的系统。后来, 爱尔兰人Dionysius Lardner[1793-1859] (1850) 更清晰系统地阐述了成本产出变动, 并给出了周密的成本分配方案。在英格兰, 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有关成本会计的原创想法。其一来自数学家Charles Babbage[1792-1871], 在其著作《机械和制造经济》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1827) 中, 提出了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概念。其二来自1836年对物价变化进行指数化测量的想法。这一时期其他作品还有:美国的W.Jackson (1801) 与Gerisher (1817) , Bennet (1820) , Thomas Jones (1841) , 和John Fleming (1854) 。瑞典的Synnerberg (1813) 和Pholmann (1838) , 西班牙的Brost (1825) 和Christantes Y Canedo (1838) ;波兰的Barciński (1833) 。不过Forrester (1998) 证实, 依据文献的创新程度来看, 这些作品的重要性都没有超过法国学者的贡献。

(二) 19世纪下半叶成本会计的发展

到了19世纪下半叶, 特别是80年代—90年代, 由于德国、英国和美国的铁路和工厂的扩张、其他行业的巨额投资以及折旧、成本分配、价格确定和预算等问题的出现, 促使成本和制造会计迅速发展起来。

成本会计在德国的发展。Seicht (1970) 参照德国铁路的律例指出, 1873年12月3日, 德国商业法最高法院 (Reichsoberhandelsgericht) 的判决, 认可了未来导向的资产负债表, 同时促进了资本的理论估价 (capital-theoretic valuation) 。Von Wilmowski (1895) 也很关注折旧问题, 并于1896年在其关于普鲁士所得税法的评论中预期了动态会计的重要方面。接着Schmalenbach通过一系列文章Schmalenbach (1899, 1908-09, 1911-12) 发展了其成本—产出可变性理论和其他基本思想, 最终形成了其备受争议的“动态会计” (Schmalenbach 1919) , 及后来颇具影响力的会计科目表 (Kontenrahmen) 。Schmalenbach的成本和定价理论区分了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并且为了确定有竞争力的价格只将可变成本分配进产品成本。相反, 德国工程师, 特别是A.Messerschmitt, 主张在劳动力成本基础上分配大多数成本项目。而德国学者Ballewski (1877) 认为成本在不同的产出水平上有不同的习性, 并描述了一个综合性的价格决定系统;Tolkmitt (1894) 分析了成本核算在管理决策中的作用, Lilienthal (1907) 分析了成本会计的不同方面。

物价变动会计开始受到重视。Chatfield (1996) 指出:1850年以后, 美国铁路公司投机活动开始由最初的夸大利润向低估利润转变。至1880年, 英国审计师已经执行将过时或损坏的货物成本减计至“成本或市价”较低者的标准程序。美国战后通货紧缩期间, 铁路公司与州际商务委员会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之间出现的有关“价格设定” (rate setting) 的争论引发了历史成本与重置成本之间的辩论。最后, 最高法院在1898年支持铁路公司以“财产的公允价值” (a fair value of the property) 为基础估价。这些例子表明物价变动会计问题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而德国学者Augspurg (1852-55, 1873) 早在19世纪50—70年代就研究了购买力下降的问题。

标准成本成绩斐然。美国军官Henry Metcalfe[1847-1927]写了首批《现代成本会计》 (1885) 书籍, 要求通过工作单和劳动卡来恰当分配成本, 介绍了订单成本核算系统 (job-order costing system) , 并将成本会计和财务会计联系起来。Arnold (1899) 和Diemer (1900) 进一步扩展了Metcalfe的工作。美国著名工程师Frederick W.Taylor[1856-1915], 引入了系统工作标准设定, 并开展了时间研究, 从而开创了标准成本之路。之后, G.P.Norton[1858-1939] (1889) , 开发了分步成本计算系统, 促进了转移定价和单独的利润中心的发展。美国伯明翰大学教授Lawrence R.Dicksee[1864-1932] (1911) 完善了利润中心。英国学者A.Hamilton Church[1866-1936] (1901-02) , 建立起标准成本理念, 发展了诸如“生产中心”和“闲置生产能力”等设想, 使人们注意到“正常成本”与“异常成本”的差异以及“科学机器工时率”。J.Lee Nicholson[1863-1924] (1909) 在机器工时基础上强调“成本中心”和“测量单个部门的利益”。Whitmore (1908) 主张应将闲置生产能力成本归集到一个单独的账户 (以备注销) 。美国效率工程师Harrington Emerson (1908-09) , 写了有关标准成本的经典之作。Garry (1903) 探讨了数量差异和价格差异。Sir John Mann[1863-1955] (1891, 1904) 支持将营业间接成本分解成销售费用和制造费用, 并进一步提议按照机器工时率进行成本分配。

工程师会计团队Garcke and Fells于1887年出版了著名的有关工厂会计 (Factory Accounts) 的书籍。这部著作不仅贯穿了企业内部的成本流, 而且将成本会计和复式财务会计结合起来。它还指出分配间接费用是没有意义的, 并提出了“边际成本”这一开拓性成果。英国著名经济学家Alfred Marshall[1842-1924] (1890) 不仅区分了“主要成本”和“辅助成本”, 而且区分了短期过程和长期过程成本。E.J.Smith (1899) 在英国开创了统一的成本会计。

法语地区, Guilbault (1865) 明确提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重要区别。Eugene Leautey[1845-?]和Adolphe Guilbault[1819-96] (1889-1895) 用数学和科学原理来阐述会计。Hernández Esteve (1996:548) 认为:Reymondin (1909) 及其会计参考书目和Monginot (1854) , Mézière (1862) 以及Courcelles-Seneuil (1867, 1870) 等其他法国作家对西班牙会计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19世纪会计理论在其他领域的发展

(一) 政府会计和预算初现端倪

政府会计方面, 维也纳教授Josef Schrott (1871, 1882) , 开创了意大利逻辑记录 (logismography) 概念的研究, 并探讨了传统的政府会计 (包括财政分配和预算标准与实际结果并行的实践) 与企业复式记账体系的关系 (Schrott, 1852) 。德语区域, von Sonnenfels[1733-1817] (1804) 研究了政府会计;Rau (1822) 探讨了财政主义。

预算方面, 英国的Bastable[1855-1945] (1892) 提出了零基预算 (ZBB) (即使用一个新的预算基础, 避免旧偏见) 的初始理念, 并且其思想和实践在1902-1917年间得到了发展。美国工程师H.M.Lane (1897) 撰写了有关预算的文章。Hess 1903年的著名文章中已经出现了弹性预算的萌芽, 其内容包括实际成本与预算成本比较的的图形处理。Sterling H.Bunnell (1911) 提出了固定预算。此外, Solomons (1968) 指出Sir John Mann在1904年就知道“盈亏平衡图” (break-even-charts) 。但Ferrara (1996) 认为Hess[1864-1922] (1903) 是“最早涉及盈亏平衡图的作品”。

(二) 会计教育硕果累累

在会计教育方面, 很多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德国和奥地利地区:Fredersdorff (1802) 已经划分了金融会计和工厂会计;von Puteani[1782-1847] (1818) 的会计基础、Maisner (1828) 的初学者入门。法国教授Malot (1841) 写了一本具有很高教育价值的会计教科书。意大利学者自Francesco Villa[1801-84]及其巨著 (magnum opus) (Villa 1840-41) 开始, 重点研究了账簿理论及其相关教育, 恢复了一些他们在会计研究领域的地位。他们放弃原先普遍采用死记记账规则的学习方式, 转而采用一种逻辑清晰的代数方法来解释记账规则, 由此“日记账”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分类账和资产负债表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美国教育家Silas S.Packard[1826-98], 是第一个将科学和哲学方法结合起来促进美国会计发展的学者。银行家Ezra Sprague[1842-1912]出版了关于投资和会计哲学问题的书籍, 与Charles W.Haskins[1852-1903]一起促进了美国大学的会计教育改革, 并且成为美国会计行业发展的先锋。与此同时, 美国学者George Soulé[1834-1926], 研究了会计的科学和哲学基础、审计和商业教育。美国伯明翰大学教授Lawrence R.Dicksee[1864-1932]以批评折旧程序不足而闻名。他还出版了畅销的审计书 (Dicksee1892, 1905) , 并成为美国Robert H.Montgomery[1872-1953]审计教科书的样板。

(三) 其他国家的会计发展

19世纪其他国家会计发展方面也涌现出了很多代表人物和作品:西班牙会计理论发展的代表人物有Castano Dieguez (1863) 、Salvador y Aznar (1846) 、López Toral (1878) 和Oliver Casta?er (1885) 等。葡萄牙会计理论发展的代表人物有Magel觔hes Peixoto (1910) 和Ricardo de Sá (1912) 。荷兰的两位作者, Kreukniet (1896) 和Heykoop (1897) 以研究一般会计和商业知识而闻名。与此同时, 在日本, 学者Alexander Shand[1844-1930] (1873) 、Yukichi Fukuzawa[1834或1835-1901] (1873) 、Naotaro Shimono[1865或1866-1939] (1895) 将复式簿记学引入日本。在中国, 根据郭道扬教授 (1996) 所述, 蔡锡勇在1905年就第一次出版了西式风格的复式入门书籍。除了Léon Gomberg[1866-1936]早期著作外, 很多俄罗斯学者在19世纪很出名并对20世纪的会计文献做出了贡献。F.Ezersky强调存货永续盘存系统。S.Ivanov关注主要成本“基本生产成本”。I.Valitsky依据流动与非流动进行分类, 设计了国家和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E.Feldhausen引入了标准成本。L.Gomberg创造了具有原创性的理论“生态经济学” (economology) , 并把会计理论纳入了这个系统。

四、启示与思考

19世纪关于账簿理论的探讨精彩纷呈, 随着分析的不断深入, 人们对簿记学原理的认识更为全面和透彻, 账系学说讨论的是应该有多少基本账户才能解释簿记科学, 拟人账户和物化账户探讨了账户代表的是人还是物。业主理论和实体理论的争论焦点是企业和所有者是否为同一主体, 业主理论的出现将簿记理论研究的焦点从仅仅关注交易及其交换价值转移到为所有者盈利, 这对20世纪的会计理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而实体理论的出现则为公司制企业的壮大和发展铺平了道路。静态会计理论和动态会计理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确认资产和收入, 以及报表的构成项目等问题, 其中研究静态会计理论的学者已经注意到破产清算和持续经营两种状态下的资产确定的不同, 而动态会计理论则注重资本的价值运动与资本在企业内外部循环的问题, 把对业主权益的维护与保障放在资本的循环运动中。这些争论大大拓展了会计的内涵和外延。

此外, 19世纪末20世纪初, 还出现了会计“一般化” (generalizing) 的趋势, 会计不仅仅被应用于企业和政府, 而且其“控制”职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T觟ndury[1883-1937] (1933) 认为:一般化会计观点的新奇之处不在于要求企业及其分支机构都要记账, 而是会计及其系统分析的概念会随着会计在企业里职能的变化而变化。Léon Gomberg是较早系统阐述一般化会计观点的学者之一。一般化的趋势推动了会计服从企业经济学中更广泛的规律, 也促进了会计在更广泛领域的应用。

从地域上看, 19世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会计研究各有其特点。意大利有关簿记学的书籍很多都具有很高的学术原创性, 并有较强的系统性。而在成本会计领域, 法国学者做出了突出贡献。法国学者在19世纪上半叶及之前就提出了成本与市价孰低原则、订单成本法和分步成本法、转移定价, 将间接费用分配到产品成本, 复式记账与成本会计的结合、空闲时间、区分正常经营利润和持有收益、平均成本、递延成本和机会成本, 原材料核算、在产品及其账户、完工产品账户、已售商品成本的确定等概念和设想。这些具有原创性的设想比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至少早了半个世纪。不过由于这些想法过于超前, 而未受到当时的学者和实务工作者的重视。但是他们的想法为后面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向。英美两国的学者对标准成本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标准成本和预算的发展, 凸显出会计的管理职能的重要性。标准成本和预算的发展促进了管理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时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发展也拓宽了会计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德国则在法律制度的建设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这一时期成本会计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理论研究与实务工作联系的非常紧密, 很多问题的缘起都来自实践中面临的困难。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局限性, 如未能明确区分资本和收入、资本支出和收益支出、混淆了折旧和资产会计等。

在实践方面, 随着铁路公司等大型企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企业展开成本控制方面的探索, 成为会计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另外, 1890年之后, 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新的商业立法及更高层次的商业教育的需求剧增。由此, 许多国家不得不修改原有的商业和工业法律, 并且被迫建立新的法律。在19世纪90年代, 出现了具有大学地位的商业学院, 后来大多转型为成熟的大学。商业教育的蓬勃发展也极大推动了会计研究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 19世纪建立了20世纪会计研究的主要方向: (1) 账簿理论, 特别是“会计理论”; (2) 会计和管理中的伦理问题; (3) 一般会计报表的会计估价和表述; (4) 通货膨胀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5) 折旧和其他分配问题; (6) 成本计算、定价和效率任务; (7) 审计、标准设置和税务问题。

(2) 静态会计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期的欧洲大陆, 它是随着拟人账户理论退出历史舞台而应运而生的一种簿记理论。其基本特点是以资产负债表 (静态报表) 为中心来建立会计方程式, 进而以代数的正负法则确定借贷平衡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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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道杨:《郭道扬文集》,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6]李维清:《会计的历史演进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国际碳会计述评 篇4

上篇:会计国际化中国环境及全球趋势

临近岁末, 中美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 这次对话围绕中美经济关系中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以及当前的热点展开。对话在促进相互贸易和投资、能源与环保、可持续发展以及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等重大问题上取得广泛共识, 还签订了一系列的重要经贸协议, 对话取得了重要成果。

在中美对话的前十天, 中日首次经济高层对话也在北京结束, 中日双方就宏观经济政策、节能与环保、贸易与投资、地区与国际经济合作等方面,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对话, 取得了重要成果。双方确认两国经济关系是互惠双赢关系, 并就扩大商品出口达成一致。通过对话, 强劲发展的中日经济关系进一步得以提升。

在中日首次高层经济对话的前五天, 欧洲理事会主席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双双出现在北京, 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中双方同意建立中欧经济高层对话机制, 共同探讨日益扩大的中欧经济贸易中的有关问题。将于2008年举行的中欧经济高层对话, 其成效也不会低于中美、中日高层经济对话的成果。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中国先后同世界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建立高层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这是在向全球宣告一个事实, 中国正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发展牵动着世界经济的神经, 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长期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著名财经媒体《金融时报》刊文指出, 世界经济已经感受到龙的呼吸, 在中国的带领下, 亚洲经济开始主导世界经济事务。

中国同世界经济体建立高层经济对话机制, 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模式, 被称为全球化的样板。这表明崛起的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格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全球经济要协调平衡发展运行, 越来越需要中国经济的参与和支持, 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的地位。

世界经济强国如此地重视中国经济的参与, 绝不是仅看重其外在的表现形式, 而是缘于中国国力壮大的事实。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 中国经济总量在2007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中国的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二大;中国证券市场总市值居世界第三;中国已从资本输入国一跃成为资本输出国, 2007年资本输出及在全球投资达千亿美元。

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 微观经济个体实力也在迅速壮大。中国工商银行市值超过美国花旗银行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值银行;中国石油天然气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值能源企业;中国联想成为全球最大IT产品供应商。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0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 中国内地入围企业达23家占4.4%, 不仅首次进入前20名, 而且总体排名提高43位。

中国经济不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 而且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在不断增强。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 2007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美国, 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首次有一个国家超过美国。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利益已经惠及全球, 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感受最深。据美国《新闻周刊》杂志研究, 近几年中国制造为美国提供了400百万个就业机会, 世界零售巨头沃尔玛所销售的产品中近一半来自中国制造。美国自由撰稿人在其新出版的书中描绘:中国制造正在成为全球化的主角, 正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各种各样质优价廉商品、一家家优质上市公司、一个个成功创业中国梦、一个个正在国际化的中国品牌……它们就像一张张“中国名片”, 不但让世界认识了中国制造, 更让我们对中国制造充满了信心与期待。

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国力的壮大, 为中国会计的国际化提供了环境支持。会计作为记录经济运行的工具, 其产生和发展是与其相适应的环境密切相联的, 会计作为经济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国际化为会计国际化提供了环境与条件, 更是对会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中国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中国会计的国际化, 中国会计必须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准确定位并作出正确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挥其特有的功能。

在中国经济发展壮大为会计提供了环境支持的同时, 也对会计提出了挑战。受旧体制的制约以及会计行业发展本身所需周期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在会计国际化道路上, 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突出表现在会计行业的整体实力不强, 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新型会计人才缺乏。

中国会计国际化面临的最大挑战, 是中国会计服务行业实力不强。

表现一:会计服务业规模小。国际市场研究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 2005年全球会计行业营业收入达2032亿美元, 并且以每年5%的速度在增长, 预计2007年全球会计行业收入将达到2210亿美元。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信息显示, 2005年中国会计行业收入按同期汇率折合美元后, 占同期全球会计行业收入的比例还不到1%。预计2007年仍将维持这一比例, 而这个比例远低于同期中国GDP及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球经济贸易总量的比例。中国会计行业的实力与中国经济总体的实力极不相配。

表现二:会计师事务所实力低。中国会计服务的规模小不仅表现在会计行业的整体水平方面, 会计服务行业个体实力也很低。据统计, 2007年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均达200亿美元以上, 居于首位的普华永道达252亿美元;处于其次的德勤也达231亿美元;居于第三的安永为211亿美元;排在四大之末的毕马威也有198亿美元。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信息显示, 2007年度中国前100家会计师事务所收入总额为118.09亿元 (人民币) , 而踢除四大在中国的收入, 中国本土前百强会计师事务所收入仅为55.52亿元, 其总量不仅与四大的全球收入不可相比, 还低于四大在中国的收入总量。中国企业已有23家进入世界500强, 而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还未能进入世界60强会计师事务所。

表现三:会计执业业务单一。中国会计服务业与国际会计服务业的差距不仅体现在量上, 还表现在执业能力及水准方面, 这从收入的分布与构成上可以说明。目前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除了传统的审计签订服务外, 已经在向执业要求高的企业内部控制设计、企业经济值评估、税务顾问、管理咨询、司法会计鉴证、破产清算等方面转移, 实现了多元化的专业服务。四大2007年收入构成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变化趋势。在普华永道的收入构成中, 鉴证服务占52.14%、咨询占22.84%、税务占25.02%;德勤鉴证服务占55.97%、咨询占22.47%、税务占21.56%。安永除咨询略低外, 其余也保持相同比例。由此可知,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收入只有近一半是来自传统鉴证业务, 其余均来自新拓展的业务。而我国会计行业收入绝大部分仍然是传统的审计鉴证服务。这折射出我国会计服务业执业能力及水准, 与国际会计行业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中国会计国际化面临的挑战, 还来自于国际会计巨头的进攻。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开放会计市场以来, 国际会计巨头相继登陆这个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全球最大新兴经济体国家, 采用抢占中心市场、兼并本土强势事务所、争夺高级优秀人才、瓜分高端大型客户、重金投入基础建设、努力增强在华影响、广泛介入会计核心事务等各种手段, 全方位地占领中国市场。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统计显示, 四大在中国的业务收入, 占中国注册会计师行百强业务收入, 已从五年前的16.94亿元增加到目前的62.59亿元, 五年间增加45.65亿元, 增幅达2.69倍, 其所占的比例由五年前的38%上升到目前的53%。国际四大不仅垄断了中国本土的高端审计业务, 也垄断了中国海外企业的全部审计业务, 中国境内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中超过40%被四大所占有。

国际会计巨头这一咄咄逼人的趋势, 不仅没有减弱, 垂涎之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诱惑, 其在中国的攻势更加高涨。四大之一的毕马威在完成中国经济发达一线城市的布局后, 开始抢滩二线城市, 2007年5月在福州设立了第十家分所。而安永则将触角伸向西部地区, 于2007年初在成都设立第十家分所。安永全球主席宣布, 不久将在华北和华中地区新设四家机构, 其在华机构将达十五家。四大在抢占地盘的同时, 仍在以不同的方式扩大其在华影响。继两年前普华永道在北京召开全球高级合伙人领袖峰会后, 德勤也于2007年初在上海召开全球论坛, 安永则将EYU旗舰中心设在中国经济发达的上海, 称要将其建成世界级创新性人才的基地。普华永道通过增加在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合伙人、承担2008年北京奥运会计服务供应商、设立在华普华永道会计学优秀奖等, 巩固和扩大其在中国的地位与影响。

让人忧虑的是在国际会计巨头四大不断抢占中国市场的同时, 其他国际强势会计师事务所也在参与瓜分中国会计市场的行动。最早登陆中国的全球排名居于前列的尼克夏国际会计公司, 也加快了在华扩张的步伐, 于2007年中分别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和地处中国腹地的武汉设立分支机构, 将其在华机构增至七家, 是继四大之后在华设立机构最多的国际会计公司。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全球排名居于第六的均富国际, 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 在2007年初启动了意在中国市场的职业项目, 即培养来自中国的会计毕业生, 在其完成培养积累工作经验与技巧后, 将其派往中国的香港工作, 为其进入中国内陆做准备。

国际会计巨头纷纷进军中国市场说明, 中国这个具有无限发展前景的新兴市场经济大国, 已成为全球会计重视的主要目标, 这既对中国会计国际化道路提出了新的考验, 也使中国会计服务行业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会计国际化进程还面临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与具有国际视野的新型高素质会计人才缺乏的矛盾。人才是一切事业的基础, 经济全球化更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中国目前不仅有世界500强企业, 上司公司1400余家, 有超过1100万的公司与企业。根据目前市场的需求, 仅注册会计师就需35万以上, 而目前实际的注册会计师仅为需求的三分之一, 面临着巨大的需求缺口。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其需求还会不断增大。据安永人力资源主管介绍, 美国约每千人中有一名注册会计师, 中国香港数百人中有一名注册会计师, 而中国内地是每万人中才有一名注册会计师。

中国会计准则体系的颁布及实施, 也加剧了会计人才需求的矛盾。新的会计准则体系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现了实质的趋同, 无论是从体系结构、技术含量、执行的要求等方面都大为提高。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实施, 不是简单地处理会计业务, 而是上升到管理的高度, 要求会计人员必须具有判断能力、管理能力, 如果缺乏贯彻实施新会计准则能力的合格会计人才, 新会计准则只是一堆书面文件, 会计国际化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经济全球化也带动会计全球化, 会计国际化成为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受中国会计国际趋同及迫于世界趋势的压力, 一直与国际会计对抗的美国终于做出让步, 美国当地时间2007年11月15日,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宣布, 凡是会计年度结束于2007年11月15日之后的所有在美国的上市公司, 如果其会计报表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C) 的标准, 不需要再按照美国一般公认会计准则 (GAAP) 重新编制财务会计报表。至此, 一直游离于国际会计界之外独立特行的“超级GAAP”, 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 回归到全球会计的行列中来了。美国的这一举措不仅为在全球实施统一的会计准则, 攻克了最后的堡垒和扫清了障碍, 更为当前波澜壮阔的会计国际化进行注入了强劲的兴奋剂。

20世纪70年代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成立之日起, 就一直致力于在全球推选统一的国际化标准,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 全球大多数国家和组织已经开始或者计划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然而一直以来, 美国以其经济经国座拥世界资本市场的优势拒绝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而是以自称严密的一般公认会计准则对抗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这种重程序轻实质的规则性会计准则体系, 在进入新世纪之际被安然、世通、安达信等击跨, 不仅重创了美国经济, 也一举打破了美国会计准则体系的神话。

认清形势后的美国, 在会计国际化的进程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 在SEC讨论美国执行国际财务报告时, 以4:0的全票通过了该项决定。一个月以后, SEC又先后两次召开圆桌会议, 讨论研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所产生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为全面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做准备工作。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也加快了与国际会计趋同的步伐, 在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举行的趋同会谈中, 同意将会计准则趋同的方式由“分阶段”转为“全面”, 并承诺在2008年消除日本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间的主要差异, 2011年6月30日以前消除所有剩余差异并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

会计国际化趋向统一是全球趋势, 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 还是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 都在积极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 欧盟早在几年前就宣布欧盟国家将全面报告会国际会计准则;加拿大、巴西、智利、俄罗斯、以色列等国, 均已采用或表示采用国际会计准则。澳大利亚早在2002年决定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从2005年开始已在所有的行业全面采用。

亚洲绝大多数国家及组织, 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积极态度, 印度已开始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亚洲经济强国之一的韩国公布了国际准则路线图, 要求所有的公司、审计及会计人员都必须充分做好准备, 从2009年开始上市公司自愿选择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011年必须强制执行, 对于非上市公司, 由其自主选择。同时还宣布逐步开放会计服务市场, 允许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在韩国境内设立机构, 可以从事与国际会计准则相关的咨询服务。亚洲国家在执行国际会计准则的同时, 还加强地区间的合作。新加坡会计师协会 (ICPAS) 与越南会计师协会 (VACPA) 签署合作备忘录, 规定两国协会在会计专业发展、知识分享、促进会计会员专业地位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 以提升会计地位。新加坡还同国际会计审计准则进行协作, 加强国际间的趋同与一致。

从全球会计发展的趋势看, 世界会计国际趋同已成为不可逆转与阻挡的发展态势, 这种态势近年来在不断加速。本世纪初, 全球只有极少数国家采用国际会计准则, 而到目前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国家及组织已达100多个国家。据国际会计理事会官员称, 未来几年可能会达到150个国家, 涵盖了全球绝大部分地区。正如国际会计理事会主席戴维·泰迪称, 会计的国际趋同已成为全球性的趋势和运动。

中篇:会计国际化中国道路探索

当会计全球化开始盟动的重大历史关头, 中国具有历史眼光和战略智慧的决策者, 作出了理性的判断和正确的战略决策, 将中国会计推向世界, 融入到会计国际化的潮流中去, 使其成为全球会计的重要成员。

制定、颁布及实施会计准则体系, 是中国会计国际化的主导战略工程。中国会计准则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探索, 当时仅限于学术界的理论探讨。随着理论研究成果的逐步问世, 人们对会计准则认识的加深, 会计准则建设开始进入官方视野, 会计准则建设作为会计改革被列入议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财政部开始着手会计准则建设, 成立专门机构进行论证、立项, 制定框架结构, 并开始发布会计准则。这一时期仍处于探索阶段, 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会计准则建设取得历史性的突破是2005年, 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和认真反思, 借鉴国际经验教训, 从2005年开始, 会计准则建设全面提速。一方面积极推进会计准则的项目建设, 陆续发布具体准则项目, 2005年末时全部准则项目都已发布。另一方面, 广泛与国际会计组织进行沟通协调, 为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做准备。2005年11月初, 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会议, 会后双方签署联合声明, 宣布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了实质性趋同。2005年11月下旬, 财政部副部长、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秘书长王军率领代表团前往欧洲, 与欧盟主管高级官员会晤。与此同时, 中国审计准则体系也进行了同步的建设与推进, 2006年初, 财政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颁布中国会计准则已全部建设完成, 从2007年开始在上市公司实施。至此, 中国会计进入了国际化时代, 并由此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中国会计准则的建设及发布, 是中国迈向会计国际化道路的起点, 而迈向国际化的步伐是从2007年正式开始。从年初开始主导中国会计准则工作的财政部会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国资委, 并邀请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代表, 成立会计准则实施专家工作组, 针对实施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处理;制定切实可行的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建立新会计准则实施跟踪的反馈机制, 密切关注新会计准则执行情况。除直接选择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作为监控联系点以外, 还对所有上市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进行数据分析, 随时监控新会计准则实施动向及效果。为了检查落实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情况, 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 于2007年5月在北京召开新会计准则实施阶段性总结会议, 对新会计准则执行的情况进行了总结, 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 并对继续贯彻落实进行了全面部署。

在管理层部署监控会计准则实施的同时, 会计准则的具体实施及其准备也全面展开, 在上市公司率先实施新会计准则后, 金融系统率先加入到先行者行列中, 首先是我国金融界主力军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宣布在2007年执行新会计准则, 并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改造相关支持系统。在三大主力银行的带动下, 其他各银行也纷纷跟进, 为实施作全面的准备工作。继金融系统之后统率我国经济命脉的国资委宣布, 将原定实施新会计准则日程提前, 尽快实行新会计准则。由此, 主导我国经济主体的国民经济主力军全部加入到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行列中, 新会计准则实施迈开了实质性的步伐。

在中央企业率先实施会计准则之际, 全国各地新会计准则实施也进入了“备战”状态, 从南到北, 由东到西打响了新会计准则实施的“攻坚战”。东北工业重镇辽宁培训会计人员超过万人;河北、甘肃将2007年作为会计准则培训年;西部边陲新疆利用网络、报刊、电视等现代传媒广泛宣传新会计准则;青海、福建注重师资培训, 使新会计准则实施更具有指导性;海南作出部署在2007年底以前完成全部会计从业人员的新会计准则培训;厦门则利用其拥有的专家优势, 启动了全方位的培训;拥有大企业之都的青岛, 以上市公司为龙头带动全市实施新准则;经济发达的深圳, 以经费保障而展开新会计准则培训;贵州通过组建教育师资库, 保障新会计准则实施;古都南京通过建立长效机制, 实施新会计准则;内蒙古成立会计准则实施专家咨询机构改构, 指导实施新会计准则;安徽运用广播电视、张贴标语、街头咨询、召开座谈会等方式, 全方位宣传会计准则。

一项项倾注会计人智慧与汗水的方式、一个个独具地域与优势特色的策略, 构成了2007年中国会计国际化的雄壮乐章。

中国在推进会计趋同发展的同时, 决策者将目光瞄准了会计国际趋同实质的更高层面, 实现中国会计准则的国际等效。这项工作首先是从中国地域开始的, 临近年末的12月6日, 财政部副部长、中国会计准则委员长会秘书长、中国审计准则委员会主席王军, 在香港与香港会计师公会签署联合声明, 宣布内地会计审计准则与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审计准则实现等效。这标志着内地与香港会计实现了统一, 也为中国会计在全球的等效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内地与香港签署会计准则等效声明之前, 中国先后与全球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及加拿大, 就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趋同及等效, 展开了对话与磋商。2007年6月11日, 财政部副部长王军与前来中国访问的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与服务事务委员查利·麦克里维进行会谈, 双方就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现等效交换意见, 王军希望欧盟优先考虑中国会计准则, 确保在2008年以前实现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等效的目标。查利·麦克里维指出, 欧盟委员会非常支持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间的趋同, 他很赞赏中国会计准则建设取得的重大发展及中国会计对国际会计趋同的贡献。表示将继续推进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进程, 欧盟委员会将在2008年年底做出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是否等效的决定。2007年7月底, 财政部会计司长刘玉廷率团赴美国, 与美国会计领域相关代表与机构, 就中美两国在会计领域合作、会计准则趋同与等效, 进行了对话与沟通, 这是中美两个大国在会计领域的首次正式会谈。刘玉廷在结束访美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中美双方均表示了合作的意愿, 并希望加快中美两国会计准则等效的进展, 以期早日实现目标。

中国在完成会计准则建设的基础上, 开始全面实施会计人才工程。在经过近两年的探索以后, 财政部于2007年初正式发布了《中国会计领军 (后备) 人才十年培养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 。这是我国在推进会计国际化进和中, 实施智力支撑的又一重大战略工程。《规划》既是对自2005年启动的高级会计人才工程总结与梳理, 也是系统规划与实施会计人才的指导性文件, 更是对面向未来会计人才教育的前瞻性制度安排。

《规划》总体培养目标是: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 在合理预计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加快发展, 以及国有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化发展战略、行政事业单位深化改革、占领国际会计理论前沿阵地等对高端会计人才的需求, 充分考虑现阶段我国开展高层次会计人才培训能力的基础上, 按照会计领军人才的能力框架和素质要求, 开展全国会计领军 (后备) 人才培养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分企业类、行政事业类、注册会计师类、学术类等4类, 争取用10年左右的时间, 选拔培养1000名左右会计领军 (后备) 人才, 担负会计行业的领军重任。

《规划》也明确了会计领军 (后备) 人才的具体任务。适应中央企业、境内外上市公司加快发展、强化管理对高层次财务会计人才的需求, 带动全国企业会计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 着力培养450名左右在大型企业或重要经济领域担任财务负责人的企业类会计领军 (后备) 人才。适应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对行政事业单位高层次会计人才的迫切需要, 带动和引导中央部委、各级重点行政事业单位加强财务管理, 着力培养100名左右在行政事业单位或相关重要领域担任财务负责人的行政事业类会计领军 (后备) 人才。适应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加快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 促进注册会计师业务水平的全面提升, 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做强做大, 着力培养350名左右具备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专业资格、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注册会计师类会计领军 (后备) 人才。适应建立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的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 充分发挥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对会计制度建设、行业发展和事业进步的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作用, 着力培养100名左右在会计学科担任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类会计领军 (后备) 人才。

《规划》的制定及其实施, 在我国会计人才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为我国千万会计大军施展才能构建了广阔的平台, 我国的高端会计人才建设也由此进入了系统化、规范化的新时代。

会计领军人才是中国会计国际化的重大战略, 这项关系我国会计人才建设的战略工程, 自实施以来, 不仅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 而且还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创新了会计人才的管理机制。我国会计人员分布范围广泛、涉及不同的经济形式、不同的行业类型、不同的企业规模、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年龄层次、不同的地域, 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 极为广泛及复杂。不仅如此, 我国会计人员数量庞大, 目前从业会计人员超过一千万之多, 这个数量超过了世界上许多国家人口数量的总和。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数量庞大的人员, 如何进行有效管理使其能够正常运行, 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这既是重大的现实课题, 也是管理者面临的考验。我国会计最高决策层创造性地提出了领军人才的战略, 通过领军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 推动全社会会计有序运行。这一战略决策不仅凝聚了大国抉择的战略智慧与魄略, 而且也创新了会计人才管理的新机制, 为在复杂环境下有效实施人才管理, 创新了科学的方法。

——发现选择了会计精英人才。会计领军人才选择, 采用了极为严格的选择程序和科学的选择方法, 其最终符合要求及录取进入领军人才系列的比例远低于近年大学录取比率。从已录入人员看, 平均年龄均为人生黄金期;教育背景全部为高等教育, 40%以上拥有硕士以上学位, 拥有博士学位的也近10%;全部拥有会计类职业资格;都担任财务会计及审计管理职务。通过两年多的培养, 有的职级晋升;有的已进入国家管理部门;有的已取得国际会计资格;有的担任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领军人才已成为会计职业组织及企业集团、上市公司选择会计专业人才的主要渠道与来源。

——探索了会计人才培养的方法体系。会计领军人才培养方法从一开始就尝试新的方法体系。在培养机制上采用跟踪培养与考核淘汰相结合的动态约束机制;在培养方式上采用集中学习与境外实习相结合的知行统一方法;在学习方法上采用导师辅导、课题研究、交流讨论的学研一体的学习方法;在学习内容上以财务、会计、审计、经济管理、金融、税务、组织管理、职业道德等主要及相关领域知识为主, 同时还对政治、哲学、历史文化进行对话交流。领军人才战略的这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方法体系, 不仅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方法, 也为适应现代国际环境形势下培养会计高端人才积累了经验。

——产生了广泛而又巨大的社会效应。会计领军人才战略实施后, 在我国社会尤其是会计行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许多企业、机构、组织都将会计领军人才作为衡量判断其专业人才的标准。领军人才战略的实施, 极大地激发了会计行业会计人员发奋成长、积极向上的热情, 诸多的青年会计人员都将成为领军人才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最终目标和人生理想为其进行勤奋的努力奋斗。已经进入培养的会计领军人才, 感到无比的自豪与骄傲, 认为能作为会计领军人才, 不仅丰富了专业及相关知识, 而且也增强了执业能力, 更提升了职业发展的思想境界。在领会肩负历史使命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为了不辱使命而努力刻苦奋斗, 使其真正发挥领军作用。会计领军人才正在成为中国会计业界的品牌,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着辐射功能, 彰显着中国会计的影响力。

确立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作为走向世界的主导力量, 是会计国际化中国道路战略的突破口。

为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走向世界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始终是会计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关注的焦点, 也是会计业界所期盼的, 2007年在这方面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2007年6月1日起实施的《合伙企业法》, 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组织形式提供了法律环境, 也为注册会计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规定,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在执业中因故造成损失时, 只有其直接责任人承担无限责任或无限连带责任, 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合企业中股权比例承担有限责任。我国原没有合适的法律适用于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 加大了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责任, 新的合伙企业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长期制约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矛盾。同时也符合国际惯例。西方主要国家美、英、加拿大都是这种法律规定, 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也都采用这种组织形式。

在新《合伙企业法》实施的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这一规定的实施是对长期困扰注册会计师行业法律问题的重大实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陈毓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最高法院的这一规定既充分关注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特性和社会责任, 又科学体现了平衡公众权益和注册会计师职业权益的司法公平, 既有助于注册会计师不断提高专业素质、强化风险意识、提高执业质量, 切实承担起保障会计信息质量、维护公众利益的责任, 同时也给注册会计师行业提供了发展空间,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一直是注册会计行业所期盼的愿望, 在2007年这一年终于得以实现。历经十年动议终于获得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 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法突出特点是实现了“两税合并”, 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 为注册会计师行业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取得公平竞争环境还有被注册会计师业界所困扰、倍受社会质疑的双重审计规定被取消。2007年3月18日, 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不再实施特定上市公司特殊审计要求的通知》, 即日起取消特定上市公司实施特殊审计的规则, 同时还停止了多项涉及金融类公司境内外审计差异的相关规则。至此, 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被终结,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终于取得了公平竞争的环境。

中国注册会计行业撑起了会计国际化中国道路领跑者的重任, 在通往会计国际化进程中始终是排头兵。在中国会计国际化整体战略框架下, 注册会计师也制定了待业发展战略, 即人才战略、做大做强战略、准则趋同战略。

人才战略是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首要战略。在中国会计国际化攻坚战打响的同时, 就启动了人才工程, 实施了以制度安排为指导、以领军人才为示范、以会计审计准则为内容、以CPA行业学历教育为后备力量、以国际化的高端人才为目标, 展开了全方位、多形式、多层次的行业人才战略工程。

作为部署、指导和实施人才工程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继发布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加强行业人才培养指导意见》之后, 于2007新年伊始, 再次制定了行业人才工程的又一重要制度, 《中国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制度》, 规定将继续教育贯穿于注册会计师的整个执业生涯, 制定对继续教育的目标、形式及要求;继续教育组织形式及管理;继续教育成效的认定与考核, 都作了全面、系统、具体的安排。为了保证继续教育的质量, 将继续教育真正得以贯彻实施, 2007年中旬又专门下发文件, 检查各地贯彻落实继续教育的情况, 以确保继续教育落到实处。

为了全面指导注册会计师教育, 满足注册会计师行业做大做强和国际化战略对注册会计师胜任能力的要求, 2007年10月11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再度推出旨在加强行业人才工程战略的另一重要制度——《中国注册会计师胜任能力指南》, 为系统指导会计人才工程建设、探索评价会计人才标准, 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指南》系统构建了注册会计师职业生涯胜任能力的整体架构。《指南》分析了注册会计师人才教育的一般规律, 明确提出了注册会计师执业生涯胜任能力的整体要求, 即应当具备的足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应当遵循的职业价值观和道德观、应当具有的实务经验以及应进行的职业继续教育, 对注册会计师职业生涯胜任能力作了系统的要求。

《指南》全面地规定了注册会计师专业知识的核心内容与基本技能和价值观, 即注册会计师行业执业需要的会计、审计、财务、税务等相关法律及相关知识、组织和企业知识、信息技术知识;提出了注册会计师执业应当具备的专业技能, 即智力技能、技术和应用技能、个人技能、人际和沟通技能、组织和企业管理技能;指出了注册会计师执业应遵循的职业价值观、道德与态度, 即维护公众利益、在执业中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保密客户信息、执业行为恰当。《指南》还对注册会计师及审计项目负责人的实务经历、特定环境或特殊行业审计业务、注册会计师的职业继续教育, 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 为保障注册会计师的胜任能力提供了持续的制度支持。

《指南》的发布, 对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 是行业人才选拔与教育的基础工程, 为行业人才的教育与选拔提供了科学的衡量标准, 对提高行业人才教育的制度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 具有积极的指导和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指南》突出特征是体现了国际化特色。主持制定《指南》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陈毓圭介绍:《指南》全面遵循了国际会计教育准则的要求, 在概念框架、整体结构、核心内容与要素、规范内容与管理方法等所有重大方面, 都保持了与国际会计教育准则的一致性。同时在个别具体要求方面, 考虑了中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

《指南》的颁布得到了国际会计组织的认同。《指南》颁布后,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随即与国际会计教育准则理事会 (IAESB) 在北京联合召开“会计教育准则与会计职业进步”专题研讨会, 共同探讨会计教育改革与发展问题。国际会计教育准则理事会主席、技术顾问等高级官员悉数到场。国际会计教育准则理事会主席亨利·萨维耶称, 国际会计教育准则理事会高度重视与赞赏中国在会计职业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 国际会计教育准则理事会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所进行的合作是紧密、而且还相当一致。同时表示还将进一步加强合作, 共同推动国际会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指南》的颁布得到业界的积极响应, 原天健系重量级人士浙江天健胡少先认为, 《指南》适应多元化发展的需要, 将注册会计师专业知识拓展到相关领域, 为注册会计师行业开拓、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的新兴市场及业务, 提供了智力支持。中瑞华恒信张连起称, 《指南》是培养合格注册会计师权威性与指导性并重的重要文件, 为指导注册会计师规划职业生涯提供了能力标杆。安永华明梁国基认为, 《指南》为评估注册会计师个人能力高低、为注册会计师行业选拔人才、为有关机构选择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了行业标准。

《指南》也得到会计教育界的赞同。中央财经大学吴溪认为, 《指南》强化了高校学历教育在注册会计师人才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其突出的价值是列示了成功注册会计师所需要的能力框架及主要环节, 填补了注册会计师教育缺乏系列标准的空白, 对注册会计师学历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三大会计学院之一的北京会计学院秦荣生指出, 《指南》的颁布, 表明我国对注册会计师职业能力的重视及高瞻远瞩, 标志着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步入了有据可依和规范化发展的道路。

对于如何贯彻实施《指南》,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也进行了部署, 利用各种宣传手段, 广泛对《指南》进行宣传, 使行业会员深入了解《指南》;将《指南》列入继续教育;以《指南》为指导, 完善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 对考试内容及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设计注册会计师分级考试、继续教育分级评价制度, 推动注册会计师分级管理制度建设;推动CPA专业方向院校教学改革, 要求以《指南》为依据, 调整完善CPA教育, 为注册会计师充实后备力量。

在制定规划人才战略的同时, 在具体实施方面也在大力推进。作为会计国际化中国道路主要战略之一的会计人才战略, 同时也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战略工程, 这一战略的目标是用五年左右的时间, 全面提升注册会计师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执业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着力培养能够承担国际业务、符合行业国际化发展要求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建立起科学完善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后备人才培养机制和适应行业未来发展需要的后备人才队伍。

围绕这一战略目标,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掀起了一场人才教育的新高潮, 展开了一系列的人才工程项目。其核心是注册会计师领军人才工程, 该工程到目前为止已经实施近三年、已经分三批进行了选拔, 注册会计师行业有近百人进入领军人才系列, 正在按全方位、广视角、多形式的综合培养。

注册会计师领军人培养的策略是, 丰富注册会计师财务会计审计及其相关专业知识;增强注册会计师的专业技能, 特别注重拓展增强在综合管理方面的知识技能, 将领军人才打造成为具有前瞻思维能力、分析归纳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管理团队能力、国际视野及管理能力的高端人才。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展开了全方位的培训工作, 2007年在国家会计人才营地北京会计学院、上海会计学院和厦门会计学院, 除独立开展注册会计师类的培训, 还与企业类、行政事业类以及学术类领军人才结合的联合培训, 同各类会计领军人才进行交流、碰撞与提升, 使其提高综合能力。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强化注册会计师领军人才国内培养的同时, 开始着手将其向更高层次的推进, 与国际会计组织合作, 选派会计领军人才到境外培训。先后与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 (ICAEW) 、澳洲会计师公会 (APC) 和我国香港会计师公会 (HKICPA) 签署协议, 合作开展注册会计师培训和考试项目合作。2007年6月21日, 首批注册会计师领军人才, 前往英国接受境外培训和进行实地考察。2007年8月1日, 又一批注册会计师领军人才, 被派往澳洲进行境外集中培训。2007年10月30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与我国香港公认会计师公会在北京签署“合作备忘录”, 未来十年内香港公认公会培养1500名内地注册会计师。与此同时,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还对取得国际权威会计职业资格的CPA提供资助, 鼓励和支持中国注册会计师取得国际公认的境外资格, 以培养更多的国际化专门人才。

2007年5月26日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召开《关于推动会计师分所做大做强的意见》暨《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指南》新闻发布会, 至此拉开了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做大做强走出去的大幕, 中国会计国际化的又一战略工程正式宣告启动。

主管全国会计工作的财政部副部长王军, 在发布会上作了题为《做大做强做出去抓紧抓好抓起来》的重要讲话, 他坦诚而又深切地表达了对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强大的心情, 他说:“注册会计师行业做大做强做出去, 是我心中的一个结, 是我白天都在做梦”, 他这一发自肺腑的表达, 深深地触动了参加发布会数百人的心。他还特别强调, 如果不抓住当前机会走出去, 将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他引用“不谋万事者, 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 不足谋一域”的古人话, 来强调此项工作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王军副部长指出, 做大做强做出去, 要以国际化人才为支撑, 深化行业人才战略, 积极培育高端人才。要进一步深化认识行业人才的成长规律, 建立完善行业人才培养体系和培养机制, 大力开辟国际化人才培养渠道, 着力培养一批善于管理、精于业务、熟悉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打造一支在与国际会计行业同场较量中具有主动权、话语权的“国际部队”。

王军副部长强调, 做大做强做出去要以国际化管理为视野, 加强内部治理机制建设, 提高竞争力。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 是保障做大做强做出去的长效机制, 是会计师事务所提升专业能力、质量控制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的不竭源泉。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实施现代化管理, 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国际竞争力。

王军副部长要求, 做大做强做出去, 要采用科学的方法, 既要有战略, 又要有措施;既要抓全面, 又要抓示范;既要讲自主、又要讲推动;既要巩固国内, 又要开拓国外;既要研究借鉴, 又要重视合作。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紧迫的历史使命感, 面向时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将注册会计师行业建设成为中介行业的排头兵。

做大做强做出去战略的实施,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商务部、国资委表示:全球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是在货物贸易发展的同时, 服务贸易也迅速发展, 注册会计师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不断上升, 企业走出去客观上需要注册会计师在海外提供服务, 迫切需要拥有国际资质、水准、视野和运作经验、服务优良的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做出去战略的实施, 为注册会计师走向世界提供了政策支持。首个从内地走出去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首席合伙人张克认为, 事务所做大做强, 规模化发展是其外在表现形式, 而事务所内部治理机制是否健全、内功是否夯实是其内在修炼的核心基础。信永中和注重内部治理建设, 才具备了向境外发展的能力。在国际四大大举进军中国的强势下, 突出重围合并香港会计师事务所, 为本土事务所做大做强做出去树立了榜样。拥有本土所第一品牌并居首位的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朱建递表示:要勇于探索、积极创新、建设民族品牌、开拓海外市场、力争早日登上国际舞台。

对如何做大做强, 业内人士也有着清晰的思路及其明确的策略。居于本土所前列并已走出去的事务所高层管理者认为, 做大做强要“并驭”, 内部管理与扩大规模要同时抓;做大做强不能盲目, 在思想认识上要明确, 在实践中要逐步推进。供职于国际四大的国内人士认为, 国内所要打好扎实基础, 积极组织力量练兵, 找准在经济架构中的位置, 发挥本土所的优势及特长, 与国际四大同行竞争, 在与狼同舞中提高技巧, 最终做大做强。

走出去是中国注册会计师走向强大的标志, 也是会计国际化中国道路的重大战略。在《关于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意见》发布后不久,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2007年7月25日, 在北京召开会计师事务所“走出去”座谈会, 邀请国家有关部门、已经走出去的企业集团以及国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等相关负责人, 共同商讨会计师事务所走出去的策略。经过商讨形成的共识是:政府相关部门要为走出去在财税、金融、外汇、市场准入、出入境签证等方面, 提供政策支持, 为走出去创造条件;会计师事务所要加强同“走出去”企业的联系, 提供“走出去”企业所需要的服务, “走出去”企业应将会计师事务所纳入到“走出去”的战略中, 双方协同合作共同“走出去”;会计师事务所要做好“走出去”的规划, 要培养储备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专业知识丰富、专业技能强的高端人才。要选择合理的路径, 从为中国“走出去”企业服务开始, 在探索经验的基础上, 再为国外企业服务。在做好传统业务的同时, 积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要对会计师事务所“走出去”做好规划、推动和引导, 为“走出去”提供支持。

在“走出去”战略指导下, 业界也迈出了实质性步伐。2007年8月24日, 地处中部位列本土所前列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与香港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签定合并协议, 合并后更名为“大信梁学濂 (香港)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前的大信与香港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 在内地与香港均属本地的大型事务所, 有境外执业的资质, 合并后无论是规模及影响都登上了新的台阶。与此同时, 位于本土所首位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与香港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在上海签署协议, 立信合并香港浩华会计师事务所。两个月后立信“走出去”又有实质性突破, 与蒙古国五宝会计师事务所签署合作协议, 出资组建“蒙古国立信五宝会计师事务所”。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有关负责人称, 在非洲、新加坡合作及设立分支机构也已开始进行。

下篇:会计国际化中国道路全球影响

2007年7月10日北京, 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首都, 这个拥有千万会计大军的东方大国, 再次吸引了全球会计的目光, 由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共同主办的新兴市场与转型经济国家会计国际趋同研讨会在这里举行, 来自世界银行、联合国贸发会议、欧盟、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南非、巴西、马来西亚等17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的150位代表聚首北京, 共同交流与沟通会计国际趋同, 分析新兴市场和转型经济国家在会计国际趋同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探讨推进会计国际趋同的方法与路径, 并对会计国际趋同中的中小企业会计准则, 公允价值计量等属于新兴市场与转型经济国家的特殊及难点问题, 进行了专题研讨。

会议发起及主办者之一的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秘书长王军, 作了题为《开启共赢格局共谱趋同篇章》的演讲, 他就中国会计准则建设与国际趋同的进展情况, 中国对推进会计趋同的基本主张, 作了全面的阐述, 并就推进新兴市场与转型经济国家加快会计国际趋同发出了倡议。

王军副部长在演讲中全面阐述了中国对推进会计国际趋同的基本主张及其战略, 他从全球经济发展态势的视角, 分析了会计国际趋同的趋势, 认为会计国际趋同是世界会计发展的潮流, 指出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拓展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 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与方式, 会计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基础设施”, 公共信息资源和国际通用商业语言, 对各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发展,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会计国际趋同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 他特别提醒任何一个不想游离于国际市场之外的国家或组织, 都不能无视会计国际趋同这一趋势, 要将推进会计国际趋同作为会计发展的目标。

在深入分析会计国际趋同趋势的基础上, 他深刻地揭示了会计国际趋同的战略涵义, 认为会计准则及标准, 不只是单纯的技术规范, 其背后有经济、法律、文化等深层次内涵, 忽视各国会计发展阶段和文化背景的现实, 统一实行会计标准, 不能实现多赢的效果, 而是要在国际趋同的背景下各方都作出努力。作为国际会计组织, 应该重视新兴市场及转型经济国家的特殊实际情况, 在推行会计国际趋同中表现出更多的互动性、创造性和灵活性。作为参与会计国际化趋同的国家, 在兼顾自身利益的同时, 要积极主动地参与会计的国际趋同, 实现多赢的目标。

对于如何实现会计国际化趋同, 王军副部长指出了趋同的路径, 即在推进会计国际化的进行中, 新兴市场及转型经济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之间、各国与国际会计组织之间、国际会计组织与区域会计组织之间, 应加强交流与沟通, 建立和强化双边对话交流机制、相互沟通、交流与借鉴、共享经验、交流信息、协调行动、化解分歧、共同推动会计国际趋同目标的实现。

王军副部长特别强调会计国际趋同尤其需要的是参与国的行动, 他指出, 如果会计国际趋同只是停留在文件口头上, 不付诸实际的行动, 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趋同。他号召各国会计以兼容并蓄的心度、知行合一的态度, 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推进各国会计的国际趋同。同时还强调, 在评估各国会计国际趋同成效与进展时, 不能简单地进行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 而要同时纵向地看待参与国会计国际趋同的成果。

王军副部长在全面阐述得到国际会计界广泛认同, 中国提出的会计国际趋同是进步, 是方向;趋同不等于相同, 趋同需要一个过程;趋同是一种互动这一基本主张的基础上, 又新提出了新观点:即趋同是新起点, 这是基于会计国际趋同的基本特征后作出的新判断。为全面深刻地理解与认识会计国际趋同提供了全新视角。

王军副部长在结合中国会计国际趋同实践的基础上, 发出了会计国际趋同的倡议;要抓住机遇, 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为新兴市场及转型经济国家参与会计国际趋同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认真听取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中国会计准则建设和国际趋同的意见和建议;相互借鉴、相互学习, 为加快会计国际趋同献计献策。

作为会议成果之一的是签署了《推动新兴市场及转型经济国家会计趋同的北京倡议》, 这是新兴市场及转型经济国家会计趋同的行动宣言, 《倡议》号召:新兴市场及转型经济国家会计趋同应树立明确的会计国际趋同理念, 采取积极行动制定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计划;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应当为新兴市场及转型经济国家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创造有利环境;新兴市场及转型经济国家在参与会计国际趋同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方面, 应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

北京会议的另一重大成果是, 创设《新兴市场及转型经济国家会计国际趋同论坛》, 建立定期对话机制, 为成员国参与会计国际趋同提供交流平台, 使广大新兴市场及转型经济国家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及参与会计国际趋同中, 有更多的“话语权”。同时还为国际会计组织和经济发达国家了解及听取发展中国家会计发展情况, 建立了有效通道, 为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使国际会计准则的实效性及覆盖面更加有效与全面, 从而实现会计国际趋同的目标。

北京会议是全球会计国际趋同走向成功的转折, 表明会计国际趋同进入了新的时代, 在世界会计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并创新了多项纪录:国际会计组织首次为发展中国家召开专题研讨会计国际趋同会议;首次听取和吸收发展中国家会计趋同的意见与经验;首次建立了会计国际趋同的交流对话机制;首次产生了会计趋同的书面文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会计国际趋同的典范, 首次代表发展中国家主导与参与会计国际趋同事务。这些创纪录的会计重大事件都将被载入世界会计的发展史, 成为会计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北京会议还对会计国际趋同的特殊及难点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中小企业是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不仅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主体, 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重要问题。中小企业会计准则始终是国际会计组织及各国会计所关注的重点。北京会议对这一涉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会计领域中的重点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高级官员, 分别报告了联合国及国际会计理事会对中小企业会计准则制定的进展情况;中国内地及中国澳门介绍了中小企业会计标准及中小企业会计准则的特色;欧盟、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对完善中小企业会计准则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北京会议还对会计准则中的难点公允价值计量进行了研究与讨论, 国际会计理事会、中国、马来西亚、巴西等, 分别就公允价值对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公允价值应用情况及经验等, 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探讨, 在基本方面达成了共识。

北京会议得到了我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参与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我国著名会计学者、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黄世忠指出, 长期以来国际会计组织更多地是采用发达国家会计标准为“蓝本”, 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 北京会议的召开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未来进行会计国际趋同提供了交流平台, 另一方面国际会计组织也能通过这一平台, 认识和了解发展中国家会计实际情况, 听取意见与建议和吸收其成功经验, 进一步完善国际会计准则, 使其更具实效性。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刘永译认为, 北京会议的成功举办, 证明中国会计国际趋同得到了国际会计界的认同, 中国的成功经验对于全球会计国际趋同具有借鉴意义。

北京会议也受到会计业界的积极赞赏。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及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学者型资深CPA、天健华证中洲 (北京) 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陈箭深博士指出, 中国会计国际趋同, 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表率作用, 中国会计在国际趋同中积累了诸多经验, 理应与世界会计界进行共同分享。中国会计遇到的困惑及问题, 也需要同世界会计界进行探讨, 共同寻求解决的途径与方法, 北京会议成功地发挥了这一功能;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认为, 中国会计国际趋同后, 会计师执业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得以认可, 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普华永道、德勤也都对北京会议给予了积极评价。

会计国际化中国道路及模式得到了国际会计界的普遍赞同, 一致赞成中国会计所取得的成效与经验。主导全球会计国际趋同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主席戴维·泰迪, 是中国会计国际趋同的见证人, 对中国会计的国际趋同有着更深的认识。他在不同的场合地区多次高度评价中国会计国际化经验, 在中国会计准则即将颁布前夕, 他就乐观地预期, 中国会计准则的颁布及实施, 将鼓励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 他的这一预期已在中国资本市场得以验证。在中国会计准则颁布后, 他率先肯定了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了实质性趋同, 并评价中国会计准则将对国际财务报告在全世界范围内趋同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对全球会计准则趋同产生深刻影响。联合国贸发会议会计主管称, 中国会计改革的案例给联合国及全球会计很多启发。全球最权威的会计职业机构特许会计师公会 (ACCA) 行政总裁爱伦·布维理, 在出席该机构在北京举办的活动时指出, 中国会计、审计准则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中国会计改革不仅增强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和财务报告的信任度, 而且为其他新兴市场与转型经济国家, 参与会计国际趋同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树立了典范, 国际会计界对“中国速度”极为深刻。

中国会计国际趋同对全球会计的影响有实质性突破, 2007年新年伊始, 我国最权威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了一条振奋中国会计界的消息, 国际会计理事会在伦敦宣布, 修订《国际会计准则第24号——关联方披露》, 本次修订借鉴吸收了中国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国际会计准则资深专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称, 中国关联交易会计准则在实际操作中的成本效益比, 要高于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实际操作中成本过高, 而中国会计准则避免了这一弊端。国际会计理事会的这一举动是国际准则修订首度考虑中国会计准则的规定, 是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所发出的“中国声音”, 表明中国在国际会计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已开始凸显, 中国会计准则已获国际认可, 中国会计准则已开始介入国际会计准则。

在中国会计准则影响国际会计准则的同时, 中国会计高级官员及专业人士也开始跻身“国际会计俱乐部”,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准则咨询委员会、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基金会、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联合国会计与报告国际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ISAR)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 (IFAC) 理事、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教育准则委员会、国际审计实务委员会以及中小事务所委员会等国际会计机构中, 都有中国的“身影”, 这是中国会计国际化的又一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