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企业融资行为研究（通用10篇）
创业企业融资行为研究 篇1
一、引言
西方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将认知心理学和社会认知的理论及观点引入创业研究,Shane,Baron,Krueger等著名创业学者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重视。创业研究领域主流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企业创业)”和“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创业理论与实践)”分别在2002、2004、2007年围绕创业认知研究进行了专门讨论。在2007年发表的“2007创业认知研究的中心问题”一文中[1],包括Mitchell,Busenitz,Bird等七位著名学者一同呼吁加强该方面的研究,促进创业研究领域“thinking-doing”的链接。
在创业研究领域,早期的特质研究试图分离出成功创业者的共同特质和动机因素[2],通过对创业者人格、态度与人口统计学特征来考察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特质差别,在解释创业行为和创业过程时只能获得有限的结论。自1961到1990年,有关创业者特质的研究影响日趋势微[3]。但20世纪末随着一批心理学研究背景的学者崛起,通过构建更加切合的模型,开发出新的研究工具,发展和引入更具有代表性的概念拓展到创业者能力、动机、认知与行为研究领域,将传统的创业者特质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4]。创业者个人特质并不能充分解释领导过程和领导行为,创业是在不停运作的关系中展开的。Baum和Locke的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我效能、目标和愿景是新企业建立和发展的三个核心动力因素[4]。这三个核心要素以自我效能为前提和基础,与创业者领导及认知密切相关。
创业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关键概念。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除外资作用之外,本土企业家创业及发展的能力非常值得关注和总结。因此,基于中国文化的认知心理,深入探讨其创业认知模式形成、发展规律以及对领导、学习的影响,从创业环境、企业家创业认知及其行为的互动关系中来考虑人的认知发展与行为表现,对理解企业家创业行为和创业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二、自我效能理论在创业领域的研究
(一) 社会认知理论及自我效能概念
三元交互决定论和自我效能理论是班杜拉(Bandura)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思想。三元交互决定论从环境、人的认知及其行为的互动关系中来考虑人的认知发展与行为表现,行为是由互动的环境和认知因素决定的,但人的心理预期或信念——自我效能却起着主导作用[5,6]。对于自我效能的概念,Stajkovic和Luthans在1998年针对组织行为领域给出的更广泛、实用性更强的定义[7]:“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力的一种确切的信念(或自信),这种能力使自己在某个背景下为了成功地完成某项特定任务,能够调动起必须的动机、认知资源与一系列行动。”自我效能具有三个重要特征:(1)自我效能是在综合了来自行动者本人、特定任务和他人等各种信息的基础上而产生的;(2)自我效能涉及到动机成分;(3)自我效能是一种动力结构,会根据新的经验和信息不断地变化[8]。
自我效能来源于四个方面:直接经验、替代经验、社会劝导和身心状态[9]。关于自我效能在实际领域的应用,班杜拉认为,由于不同活动领域之间的差异性,一个人在不同的领域中其自我效能是不同的。任何时候讨论自我效能,都是指与特定领域相联系的自我效能。自我效能对组织行为的动力过程以及管理和领导绩效具有重要意义[10],Stajkovic和Luthans的元分析[7](114个研究,21616名被试),发现自我效能和工作绩效的加权平均相关系数达0.38,而且非常显著;转换后显示自我效能可以使绩效提高28%。
(二) 创业自我效能及研究进展
关于自我效能的应用,也许影响最大(至少是潜在的影响最大)而又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就是领导领域的自我效能[10]。尽管多年来关于领导的研究已经确认了领导自信心的重要性[11],但迄今还很少有人在领导研究领域尝试去测量和研究自我效能理论和研究中的观点[12]。创业的核心是领导和变革,创业过程则综合体现了领导的各个方面:发起变革、打造、核心团队愿景构思传播与实现、非正式网络营造、组织文化培养等。由于创业者面临的环境和任务领域的特殊性,自我效能被认为是导致创业意向的重要前提[13,14],自我效能是揭示关键创业活动的重要概念[15]。而创业自我效能(ESE)作为一个独立概念的提出应归功于Roters大学Chao C. Chen等人在1998年的研究[16],他们的研究开发了五点李克特式 “创业自我效能量表”,包括五类功能项目:营销、创新、管理、风险承担和资金控制,能够有效区分创业者和非创业管理者,其研究得到了众多学者如Baum和Locke、Markman和Baron的一致肯定[4,17]。在Chen等人研究的基础上,De Noble等人对ESE模型进行了拓展,加入了企业家在创业时的一组需求变量,包括:发展新产品或市场机会、营造创新环境、与投资者建立关系、明确核心目标(purposes)、打造核心团队[18]。Illinois大学Hao Zhao等人的研究进而揭示了创业自我效能作为可行正规学习、创业经验、风险倾向、性别四类因素与创业意向的中介变量[19]。而Forbes的研究[20]证明了决策过程对创业自我效能水平产生积极影响,同时进行的探索性研究指出创业自我效能增强了企业绩效。此外,Drnovsek和Glas、Luthans和Lbrayeva分别就创业自我效能在东欧、中亚经济转型国家进行了验证和探索性研究,其结论支持了在先前西方国家情景下的研究[21,22]。总之,社会认知理论和实践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创业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创业者个体自我效能差异的影响[17]。
三、创业自我效能形成的认知因素及对创业行为影响
(一) 目标和愿景导向思维
Bird(1988)模型[23]提出创业者两种分析思维:理性分析思维和直观整体思维,分别导向目标和愿景。在Boyd和Vozikis(1994)的修正模型中[13],这两种思维对自我效能产生影响。结合文献[4]的观点:目标、愿景、自我效能是新企业建立和发展的三个核心要素。因此,有必要将三个要素加以整合。同时,创业者对两种思维的使用受到认知结构和认知风格(个体表现出的信息加工方式)的影响。
(二) 认知风格与测量
Brigham等人的2007年的研究[24]认为认知风格具有以下三个特性:(1)能够通过心理测量手段进行测评;(2)具有时间稳定性;(3)是一个两级的连续体;(4)认知风格在一定程度能够对价值观进行区分。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斯滕伯格(Sternberg)的认知风格理论:一个人根据任务和情景可以拥有多种认知风格,由于创业者面临环境和任务的高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可以假定创业者在创业不同时期、面对不同任务具有不同的认知风格。文献[25]认为,对认知风格的测量包括四类:感知、认知控制与加工、心理意象、个性,是联结认知结构与行为的重要量度。而与思维模式相关的认知模式测量,一般指的是问题解决方式或决策风格,而且已经有若干关于决策风格成熟的模型和测量,这些模型要素通过与外界因素的相互作用,从而影响个体态度和行为。[24]
(三) 基本信念与价值观
Boyd和Vozikis(1994)的修正模型将基本信念作为两种思维的源头,影响态度和感知。Krueger(2007)一方面肯定了深层次的信念(Krueger定义为一种影响感知和决策的强力假设)和信念结构将决定创业者思维,同时他认为信念及信念结构的变化将影响创业者角色感知、决策行为以及认知发展[26]。Krueger对于基本信念的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它不仅解释了创业现象的由来,而且是增强(准)创业者创业认知的一种机制。这些思想与沙因文化论的基本观点不谋而合,基本信念或假设按照沙因的观点是组织文化的最深层次的部分,价值观是组织文化的中间部分,是行为的重要认知决定因素[10],是了解他人态度和动机的基础,同时也影响到对事的知觉和判断、态度和行为。从根本上讲,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态度和感知。
(四) 从基本信念到行为的认知过程
Fishbein和Ajzen提出以下关系[27]:Beliefs→Attitudes→Intentions→Behavior,在后来Kim和Hunter(1993)的元分析得出了一致的结果[28],最近Krueger(2007)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肯定。根据他们的观点笔者将Boyd和Vozikis修正模型中“自我效能”和“态度和感知”的关系进行了调整,因为自我效能从本质上来说仍属于一种信念。
(五) 研究模型与分析要点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创业自我效能与企业家认知及创业行为关系影响的研究模型,如图3。该研究模型的建立,主要有以下分析要点和将要实现的研究目标:(1)将自我效能与认知模式结合,深入到行为过程层次;(2)将创业自我效能通过管理、领导行为与绩效建立联系;(3)从认知角度对文化形成和沙因文化层次模型进行诠释。
四、研究趋势展望
综上所述,创业领域特质研究和认知研究的结合,将克服单一研究思路的不足,深入到创业过程最为关键的方面,揭示创业研究中最基本的“Why”的问题。而创业自我效能则是联结特质研究和认知研究的关键概念和切入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将自我效能与认知模式结合,对创业意向和行为深入到过程层次的研究尚待深入;另一方面,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者认知模式是企业领导力、企业文化的源头和关键影响因素,这方面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第二,创业期企业家的领导行为、决策、学习过程都反映了其认知特征,而它们之间的动态联系和发展规律尚待进一步研究;现有从认知观点出发的研究多是对创业者认知要素的归纳和静态结构研究,而通过自我效能的引入,作为认知要素与行为的调节变量,并通过其与认知模式中元认知的联系,使得研究者对创业者认知发展的研究成为可能。第三,班杜拉等人认为自我效能是绩效的有效预测指标[5]。众多元分析发现在实验情境和自然情境中,涉及不同能力的绩效与自我效能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基于此,一些学者提出构建并验证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绩效的影响将是十分重要的(如文献[16]、[20],并进行了初步尝试,如文献[20]、[22]。绩效是行为直接作用的结果,因此这方面的探索需要深入到创业者领导与决策过程,寻找关键的中介变量。第四,基于自我效能和认知观点,对中国文化背景下企业家创业活动及过程的特殊规律的实证研究将颇具意义。
创业企业融资行为研究 篇2
摘要：创业板市场具有较低进入门槛、高风险和高回报等特点，因此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也具备了规模小、风险大且发展不稳定等特征，其信息披露有别于主板，需向投资者提供更具特色的信息。文章通过对创业板2011年上市公司财务与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分析，剖析其行为特征和存在的问题，从而为监管层以及审计师提出相关治理建议。
关键词：创业板；信息披露行为特征；监管策略；审计策略
随着“中国式纳斯达克”创业板于2009年10月23日在深圳的正式启动，越来越多的企业到创业板上市融资。然而，部分创业板企业对信息披露要求不熟悉，甚至粉饰报表，出现“万福生科”、“朗科科技”等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造成投资者的重大损失，迫使证监会重典治市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创业板企业通常规模较小，技术创新投入回收周期长，盈利水平不高，经营稳定型较差，抗风险能力较弱，因此，投资者对创业板信息披露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然而，当前我国许多创业板企业遇到“新颖的缺陷”（Liability of Newness），年报披露尚存不足，自愿披露较少，强制性披露的内容也不完整，部分资料缺失，信息披露不清晰，有些企业出现年报补丁（郭葆春，2008），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决策。为此，观察创业板企业信息披露的行为特征并据此提出应对对策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务价值。然而，当前我国创业板信息披露的研究侧重于探讨信息披露制度本身，系统地分析其披露行为的文献尚不多见，如戴新民、刘先兵（2003）指出创业板市场应采取“宽进严管”的方式，要求信息披露更加详细、频繁，王晓津、佘坚（2008）通过对对国际各地区创业板市场的设立方式、运行模式和上市条件对比分析为创业板信息披露制度提出改进建议。为此，本文针对创业板企业高创新性、高成长性、资金贫乏、关联交易频繁等特点，针对其无形资产和关联方交易的财务信息披露情况，以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风险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分析，尝试提出实务改进建议，以期丰富信息披露相关理论和实务成果。
一、 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特征分析
本文逐份详细阅读和统计2011年创业板全部290家上市公司的公告信息，从财务和非财务信息两个维度进行统计分析以探讨其年报信息披露情况，以相应地提出对策建议。结果表明，财务和非财务信息披露率较高，无形资产、关联交易、募集资金情况和风险信息等信息披露率分别为98.9%、77.2%、96.9%和95.2%，然而所披露的信息质量并不理想，存在一系列问题。
1. 无形资产披露现状。
（1）无形资产内容和性质。大部分企业没有说明所拥有的专利等无形资产的内容、获得时间和有效期限，仅列举拥有专利的数量，甚至部分公司在披露专利、商标信息时，混淆不同法律效用的正在申请的专利与已经授权的专利，误导投资者将专利申请和专利视为具有近似的法律效力。如苏州恒久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多项国际领先的专利和非专利技术，但实质上这些无形资产已因未能及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缴费而终止，其不实披露最终导致未能成功于创业板上市。
（2）无形资产使用寿命的判断。232家（占80.0%）未达到《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的要求披露无形资产寿命估计情况和不确定情况下寿命的判断依据。此外，272家（占93.7%）未按照《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以下简称“15号准则”）披露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每个会计期间的复核程序、减值测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仅笼统说明“无法预见无形资产为本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期限的，视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3）研发支出及研发进展。111家（占38.3%）未按《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30号准则”）要求披露研发支出总额及其中资本化研发支出额的比重、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143家（占49.3%）未披露划分公司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研究和开发阶段具体标准，以及开发阶段支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标准。部分披露的企业也仅套用会计准则的表达，未根据企业自身研发情况说明具体标准。59家（占20.4%）未披露正在从事的研发项目进展情况、拟达到的目标，无法为广大投资者提供研发项目信息以作出投资决策。
（4）无形资产重大变化。无形资产重大变化披露情况较好，绝大部分公司披露了变化的原因，仅新国都一家未能解释无形资产较大变化的原因。然而由于创业板如何界定重大变化尚未出台相关准则，大部分企业沿用主板和中小板的相关规定：若公司主要资产、负债项目占总资产的比例，同比变动达30%以上的为重大变化。
（5）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创业板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现象不普遍，仅两家公司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而仅有三五互联（对计提减值准备标准做出了解释。创业板多数企业面临大量的技术更新，无形资产减值实务中理应较为普遍，但实务中仅0.69%企业计提减值准备。
2. 关联方交易披露现状。上市公司在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对象、内容上选择随意，披露不充分。96家企业（占33.1%）未达到《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以下简称“36号准则”）和30号准则的规定，仅披露了关联交易的双方、交易金额，但忽略结算方式的说明。定价原则、交易价格笼统地标明按“公平交易价格”或“市场价”，而未能对每类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给予解释，如说明市场价定价原则，或列出市场上同期不同单位的报价。32家企业（占11.0%）在关联投资方面未按照30号准则披露被投资企业基本情况及业务范围、进展情况等重要信息。35家企业（占12.0%）存在关联债务和担保时，未提及担保形成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此外，企业对资金被关联方占用的原因、占用资金后续处理等往往不予说明，少数企业在披露关联法人时未提供其业务性质和注册地。
此外，根据36号准则规定，关联方交易应当分别关联方以及交易类型予以披露。但许多企业对交易类型的分类不统一，也未按照日常经营相关关联交易、资产、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共同对外投资、债权债务往来、担保或者其他关联交易等进行分类，所提供的信息不详细。如振东制药是创业板首例遭受公开谴责的上市公司，其未2011年未如实披露实际控制人振东实业通过关联交易方式违规占用半年以上的3 648万元，占当年净利润近三分之一，但公司未充分披露。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披露现状。创业板仅91家企业（占31%）完全按照30号和15号准则对募集资金变更进行披露；145家（占50%）未披露募集资金变更使用情况但附有文字说明；9家（占3%）未按准则的格式进行披露但附有文字说明；37家（占13%）未披露募集资金变更使用情况且未附文字说明；8家（占3%）完全未做说明。此外，只有59家企业（占20%）对超募资金进行了披露，且仅以“超募资金特别说明”的文字形式对超募部分进行说明，但未采用准则要求的表格形式进行披露。246家（占85%）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文字说明，但是仅一半的企业说明较为详细，半数企业文字披露只简述了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以及管理与存放情况，与募集资金投入相关的项目情况以及使用中的问题等更具分析价值的信息未给予披露。
4. 风险信息披露现状。根据30号和15号准则，企业应当遵循重要性原则，尽量采用定量的方式披露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所有风险因素及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并阐释对策、措施和效果。仅15家公司（占5%）严格按规定采用定性和定量方式披露，如万顺股份详细披露海外产品遭遇汇率变动的影响及汇率风险对策。大部分企业风险信息披露不完整，尤其缺乏风险措施的说明：166家企业（占57%）仅披露风险带来的影响，未说明应对措施；48家企业（占16%）仅采用较为空泛的文字对风险进行说明；18家企业（占6%）对风险完全未进行任何形式的说明。如中元华电对并购风险仅强调如果选择的并购标的不当，或者并购后未能较好整合业务和市场，将导致并购目的不能或不能完全实现，此信息未结合公司情况具体说明，表述较为空洞，导致投资者不能获得企业应对风险的态度和能力方面的信息而影响预测。
二、 监管策略
1. 完善信息披露的考核评价制度。监管部门应尽快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评价制度。现行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的考核标准过于简单，仅依据明显的披露过错或不足确定为C级或者D级，因此大部分企业满足基本披露要求均可评为A级或者B级，区分度不明显。2011年创业板评为A级占16%，B级73%，C级10%，唯一评定为D的为振东制药，其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提供资金未履行审批程序或信息披露义务，日最高余额达到1 000万元以上而被公开谴责。大部分企业评定为B，奖惩不严，无法激励创业板企业更为透明公开的披露信息，而是仅仅满足于形式上不违规，披露的内容空洞，无实质性信息含量，无法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建议监管层细化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合法合规性和公平性的评价标准，加大对披露有缺陷企业的惩罚力度，对信息推迟、更正、重报、误报、舞弊等加大监管和跟踪治理。
2. 完善信息披露的监督制度。
（1）无形资产。进一步规范及细化公司无形资产信息披露法规要求。如准则应对无形资产重大变化的标准作具体界定，是否借鉴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准则所制定的，还是进行调整，需要进一步界定量化标准，使企业的信息披露更规范。又如要求企业严格披露无形资产的有效期限，使企业不能用未生效或者已过期的无形资产混淆视听。
（2）关联交易。建议监管部门统一规范关联方交易的披露格式和交易类型，如规定披露的交易要素用表格格式，分类别披露关联交易金额、性质等。同时加强信息披露的法律约束力，在处罚上市公司的同时，强化对公司董事会和相关责任人的查处。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应规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文字说明，建议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使用金额与结余情况、存放情况、管理情况、专户存储情况、超募资金使用情况特别说明、变更情况文字说明、使用与披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专项审计意见等纳入强制性披露；同时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的情况、未达到计划的情况与原因、使用情况的详细说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未来投资去向情况、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变更情况、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预期效益说明、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等可作为自愿性披露。
（4）风险信息。监管层可进一步区别外部和内部风险信息披露，要求其披露宏观风险信息，并细化内部风险的内容和措施。鼓励公司量化其各种风险，如外汇风险、财务风险、经营风险等，披露在财务报告中，以帮助投资者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以及现金流量做出更有效的预测。
三、 审计策略研究
1. 无形资产。
（1）无形资产的确认。审计人员要对每项新增无形资产进行详细验证，确定其所有权是否归属或受控于被审计单位。若有虚列或不当之处，应先查明原因。其中应尤其注意专利的有效时间的确认和披露，对于过期的或者未授权的专利要求企业必须注明，而不仅仅关注专利的数量。核对每项无形资产增减的授权文件，以确定无形资产增减业务是否符合规定。此外，审计人员应审核被审计单位对研究与开发阶段的划分依据，关注是否混淆两阶段支出，强调被审计单位研发支出资本化标准和研发项目进展及拟达到的目标的披露。
（2）无形资产的摊销和减值。审计人员应注意无形资产有效期是否合理正确，应要求被审计单位对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如何判断充分解释，避免企业利用其不摊销不计提减值而粉饰财务报表。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应重点审查摊销政策的合规性，严格核对摊销期、摊销方法等，关注会计政策发生。此外，审计人员应注意审查被审计单位是否应计提减值准备、计提的金额和理由是否充分，以及是否定期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是否合理、证据是否充分。
2. 关联方交易。审计人员应采用风险导向审计，评估可能存在关联方信息缺失的风险所在，通过询问、查阅资料和会议纪要、上网搜寻等方式查证。当审计人员审查出在关联关系时，应尤其关注关联法人业务性质和注册地、关联被投资企业基本情况及业务范围、进展情况、结算方式以及相应的定价政策、关联债务和担保的原因和影响、占用资金后续处理等的披露。建议定价原则政策按年报结合关联交易公告的方式，用充分证据提示交易的公平、公开，若按市场价的应列出市场上同期不同单位的报价以证实交易价格的公允。若企业定价与市价有迥然不同的差异，审计人员应做进一步取证，审阅相关资料，特别是票据、合同、协议等。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审计人员在审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时，应当对上市公司针对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建立的内控体系和制度执行穿行测试，检查资金使用审核、批准手续、签章等是否齐全。审查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是否符合公司预算、尤其关注超过董事会授权范围的支出，对其合法性进行验证。若本年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变更的情况，审计人员可以从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实施地点变更、实施方式调整、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募集资金项目尚未实施完毕等详查相关的审核手续和签章。
4. 风险信息。审计人员应当对上市公司是否制定了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和标准进行审查，通过观察不同岗位职责的工作情况，评估企业针对各个岗位职责的风险制定和执行的应对措施的有效性。同时，检查企业针对各种风险点所设计的控制措施的执行情况。审计师应关注已制定和实施的风险管理策略，查核企业是否定期总结和分析已制定的风险管理策略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并结合实际不断修订和完善。
中小企业是我国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基本主体，其为了获得资金大量进入创业板，然而其信息披露的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难以满足投资者的要求。本文对创业板信息披露进行调查，发现上市公司的披露行为特征上，普遍存在形式上满足披露制度的要求，但内容上参差不齐的现象，避重就轻地选择性披露、披露不完整、主观性较强的会计政策及标准和原则等方面的披露相对较弱。为此，监管部门应改进考核制度评价标准，规范相关准则，鼓励企业积极的完善信息披露；审计师也应对重要财务和非财务信息深入审查，以获得充分的审计证据，促使创业板企业信息披露更加规范化、科学化。
四、 结论
近年来，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日益增多，尤其政府通过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促进了一大批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形成，而中小企业是我国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基本主体，其为了获得资金大量进入创业板。然而其财务和非财务信息披露的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难以满足投资者的要求。本文对创业板2011年度290家上市公司的年报进行调查，发现公司在财务与非财务信息的披露行为特征上，普遍存在形式上满足披露制度的要求，但内容上参差不齐的现象，避重就轻地选择性披露、披露不完整、主观性较强的会计政策及标准和原则等方面的披露相对较弱。同时，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约束力不足，考核评价制度尚待完善。为此，企业应从财务和非财务信息入手，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监管部门也应进一步规范公司信息披露的清晰度，改进考核制度评价标准，鼓励企业积极的完善信息披露和加大对违规公司和人员的惩罚力度，使创业板企业信息披露更加规范化、科学化，以赢得投资者的青睐，获得更多资金以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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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71102040）；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自由项目（项目号：2014A030313372）。
作者简介：肖继辉（1976-），女，汉族，湖南省邵阳市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郭葆春（1977-），女，汉族，福建省晋江市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和审计；李颖思（1991-），女，汉族，广东省肇庆市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席婧萌（1992-），女，汉族，广东省韶关市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
创业企业融资行为研究 篇3
1 影响企业在国际创业活动中使用互联网的程度和方式的环境层面因素
在互联网的环境中,过去的企业国际化影响因素主要有:市场的地理位置、特有的文化特色和政治特点等内容,这些因素现在正在被削弱。但是这次研究却发现目标市场国家类型企业的国际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没有减弱。这次研究表明了Yamin和Sinkovics(2006)和现在积极的在线国际化活动(A.O.I.)的主要观点,其对象主要是发达国家。证明了企业在海外市场中进行高水平的线上活动需要该市场坚实的网络基础设备作为支撑,而且企业产品的目标用户要能合理地使用互联网。
研究问题的特定情境决定了理论研究的适应性及研究结论的推广与拓展空间。而本文情境因素构成的研究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概念模型的普遍适用性。如本文并未提及与市场进入相关的准入门槛或限制程度,而事实上,海外市场进入壁垒确实存在,因而并不能期望在上述情境下互联网能显著影响创业企业对国际市场商机的成功获取。
发达国家因为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优势,所以家畜设施建设更为健全,其中有互联网直接相融合的软硬件设备,像是光纤、通信基站等设备,其中还有电子商务配套的物流、金融等设备。现在互联网在一些国家的发展比较长远,所以现在人们对于网络的使用程度也在逐渐加深,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习惯正在走向成熟,也就是更加高端的电子商务完备度(Oxley和Yeung,2001)。在2014年的时候,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发达国家的互联网渗透率比较大,明显高于落后的国家。所以海外市场的主要对象就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的国家,使用互联网进行国际创业活动的程度也会逐渐增加,方式也更加地丰富多彩。虽然企业在互联网中对不同种类的目标市场和互联网实用性进行判断是常规行为,但是本研究认为,现在很多企业都在这些国家进行有关的互联网活动,所以在线活动针对企业来说,是占据市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网络范围不但拥有线下渠道,而且还有其他重要的商业活动平台,如果丧失在线价值链就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本文认为,和高收入国家进行比较,企业要更多倾向于对中高收入国家的在线活动。
这些国家对互联网的使用程度都比较高,但是商业运用的网络化情况还处于不断尝试的阶段,所以企业利用这些国家来统筹安排网络活动环节,并且和有关企业进行相应的市场竞争。
2 解决互联网情境下的企业国际创业行为影响措施
因为网络空间是企业获得客户信息的载体,互联网在将来的商业活动中也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为了更好地加强海外市场在线活动的能力,方便中国制造企业更好地拓展海外市场,本文认为需要在管理实践方面进行以下三方面的改革。
第一,因为企业管理人员是对企业整体发展的规划者,企业在加强海外业务的时候,需要对互联网强化使用,利用其中的人力、资源投入来进行相应的转变,企业管理人员需要有这方面的意愿,并准确地把握企业在海外市场价值链的形成和互联网使用的相关信息,从而有效地判断现在业务形式中是否还存在没有从人性化角度设计的价值链部分,通过对在线环节进行科学合理的完善来提升市场机会的概率。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可以聘请具有互联网行业丰富经验的外部管理人,也可以是聘请的专家人员、管理咨询顾问等,利用这些人员对管理人员进行专业化训练。
第二,企业利用过去的业务形式在海外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可能性比较渺茫。企业为了保证其长效发展,需要根据实际的市场状况进行符合实际的选择,所以企业管理人员需要具备这方面的意识。长时间渠道关系对于企业的海外业务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以互联网海外业务形式为主体,表现了未来海外市场发展的潮流,更是企业加强海外市场活动能力的关键所在。虽然企业利用在线活动来拓展海外市场,但是其成本投资比较大,尤其是这种活动形式容易给企业海外市场造成严重的威胁,企业需要及时处理因为渠道问题导致的海外业务的转变。但是,企业为了活动海外市场用户的重视,逐渐对海外业务模式进行网络化转化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在海外市场构建和推行自己的品牌是现在中国制造企业走向国际化的关键所在。在网络虚拟中,因为用户不只是和企业、产品接触,而且企业或是产品还可能对实际产品的购买愿望和购买决定进行了解。现在目标市场用户对企业自身品牌的使用状况和形成的品牌效应,能够帮助企业以互联网为媒介在海外市场进行营销和销售的相关活动。所以,制造业企业在进行OEM业务的同时,还可以通过线下道路向同伴提供海外销售产品,利用差异化定位的方式来加强产品的美誉度和销售数量,提升目标市场国家用户对企业产品的使用数量,从而认可该产品品牌,方便企业在线上活动中能够积极参与其中。
3 结论
因为本研究在测量个人影响因素对创业导向的作用时,使用了比较先进的量表法,虽然使用了比较严谨的方式对量表中的内容进行准确的翻译,但是因为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的影响,量表在数据整理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失真问题。因此,在测量企业国际创业举动的时候,本研究需要管理人员叙述与之对应的国际创业活动,管理人员可能因为理解不到位造成了测量方面的不精确。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可以尝试使用情景化实验的模式,例如可以在一些实际的情境中对数据资料进行收集和判断,从而有效地加强数据资料的准确性。
参考文献
[1]梁强,邹立凯,杨学儒,等.政府支持对包容性创业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揭阳军埔农村电商创业集群的案例分析[J].南方经济,2016(1):42-56.
[2]刘娟.互联网使能情境下创业企业国际市场机会获取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7):82-86.
创业企业融资行为研究 篇4
一、负债融资的信息不对称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负债融资容易产生信息不对的逆向选择问题，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支出。Jaffee和Russel（1976）认为，企业负债融资时，若内部管理者和外部债权人对现有资产价值和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存在信息不对称，则债权人将预期自己会承担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风险。这样一方面债权人可能会减少甚至放弃对企业提供资金，使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投资于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另一方面，即使债权人同意向企业提供资金，也会提高贷款利率，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導致企业不得不放弃该投资项目，产生投资不足现象。对于债券市场，若债权人对企业现有资金和投资项目现金流缺乏足够的信息，就只能根据有限的信息对企业发行的债券按市场平均价格进行评价，这将使债券市场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真实价值背离，导致两种融资成本和投资取向。一方面，部分优质企业债券的价值可能被低估，信息不对称导致融资成本上升，可能发生投资不足现象；另一方面，部分劣质企业的债券可能被高估，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可能引发过度投资行为。Berkoviteh和Kim（1990）的研究表明，当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时，项目融资是减少风险负债引起的代理总成本的最有效的方法；当贷款人与借款人对新项目的收益情况存在信息不对称时，给新负债以更多的优先权将减少投资不足问题，但同时会加剧过度投资问题。因此，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最优优先权规则决定于两种相反结果的相对重要性，限制向股东支付现金将有助于控制投资不足问题。
二、股东—债权人代理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1.资产替代
Jensen 和Meckling（1976）认为，企业负债后股东很可能放弃事先债务契约所拟定的较低风险项目，将负债资金转移到具有较高风险、较高收益的投资项目中，存在负债融资的资产替代现象。如果股东放弃投资低风险项目而选择投资高风险项目的行为一旦成功，那么债权人只能获取固定收益率的债务约定，股东将获得高风险投资项目收益的风险超额部分。如果高风险项目投资失败，在股份制企业所规定的股东有限责任制下，超过股东出资额部分的损失将全部由债权人承担。
2.投资不足
Myers（1977）发现，公司面临破产时，即使存在增加公司价值的潜在项目，股东也不会对其进行投资，因为现有的破产程序将可能使股东承担项目投资的全部成本和风险，但投资收益却大部分或全部归属于债权人。考虑到债务融资比例较高的公司出现破产的概率较大，因此该类公司更容易放弃价值增加的投资项目，出现投资不足的现象。
大量学者从股东—债权人代理冲突的角度为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提供了证据。Stulz和Johnson（1985）认为，一方面，当企业的负债水平较高时，负债融资的定期还本付息机制将使企业面临大量的现金流出，若企业缺乏足够的现金流，就会导致后续融资能力减弱，不得不放弃部分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导致投资不足；另一方面，企业虽然拥有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但该项目的净现值小于或者最多等于企业现有负债或拟借入资金总额，那么，对债权人而言，投资该项目能够获得正的收益，应该进行投资，但股东却会因无法获得任何正的收益而放弃实施。Parrino和Weisbach（1999）发现股东—债权人冲突确实存在，并且这种冲突随企业负债水平的增加而增加。Mao（2003）的模型显示，在负债水平较低时，风险转移动机占主导地位，随着负债的增加风险转移动机逐步弱化，过度投资的幅度越来越小；此后随着负债的进一步增加，投资不足动机占主导地位，因此，存在一个最优的负债水平使得两种动机所带来的代理成本最低。
随着大股东控制的出现，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大股东趋利动机对债权人利益的侵害。Faccio、Lang和Young（2001，2003）分析了金字塔结构下控股股东对外部债权人利益的侵占，发现在经理人市场发达的欧洲，良好的债权人保护机制可以有效地约束控股股东对债务的使用。然而在东亚金字塔股权结构下，负债可以被子（孙）公司循环担保，也可以被随时转移给子（孙）公司。由于控股股东对子（孙）公司的控制较为隐蔽，子（孙）公司增加负债不仅不能对控股股东形成约束，反而增加了其对更多资源的控制，债权人法律保护并没有发挥效力。进一步研究证明，公司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越大，控股股东对债权人侵害的可能性越大。尤其在债权人保护较弱时，高杠杆为控股股东剥夺公司资源提供了条件。
我国学者童盼、支晓强（2005）采用蒙特卡罗模拟法考察上市公司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在股权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下，典型企业会放弃现金流固定的无风险项目，但随着项目风险的增加，企业放弃的项目越来越少，当项目风险足够大时，企业甚至会接受一些净现值为负的项目。江伟、沈艺峰（2005）则考察了我国债权人保护较弱的情况下，大股东利用资产替代来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资产替代的行为与持股比例之间呈”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并且公司投资机会的增加会对大股东的资产替代行为产生影响。
三、负债的相机治理效应
Jensen（1986）认为，负债本息的支付可以减少可供经理支配的现金，同时也使经理面临更多的监控，如果企业不能按期偿还债务，则公司的控制权将归债权人所有，这迫使管理者能够追求有价值的投资项目。因此，负债作为一种公司治理工具，能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Grossman和Hart（1986）指出，债务融资能够减少两权分离的代理成本，促进经理努力工作，较大破产风险的存在将促使经理们做出慎重的投资决策。Stulz（1990）认为，负债融资可以减少管理者控制的资源，因此能够限制管理者的过度投资行为。Aghion和Bolton（1992）则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从控制权转移角度探讨了契约双方之间提高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配置效率的激励相容契约问题。他们认为，为了防范内部控制人的道德风险行为必须构造一个有效的惩罚与激励机制，而负债融资天然具备的状态依存型控制权结构必然会在这方面有所作为。Faccio、Lang和Young（2003）认为，不履行到期债务会损害管理者的声誉及其未来的职业生涯，负债融资可以对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产生约束。在投资者保护机制及债权人保护机制健全的环境下，负债融资可以抑制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
四、负债期限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负债期限结构更多地关注负债期限异质性形成的代理成本的差异。通常认为负债期限结构的选择能减轻源于资产替代效应和投资不足问题的代理成本，尤其短期负债能够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引发的股东—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主要因为短期负债使企业经常面临还本付息的压力，迫使股东/经理约束自身的风险偏好，降低了资产替代的动机；同时短期负债要求企业经常重新签订债务契约，迫使股东/经理约束自己放弃对债权人有利的投资项目的欲望，控制了投资不足问题。因此，在负债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负债结构中短期负债能够降低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代理冲突引起的投资扭曲行为（Myers，1977；Barnea，Haugen和Senbet，1980），这一观点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认同。Hart和Moore（1995）则认为，短期债务契约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对公司的清算与约束管理者对自由现金流的随意决定权方面，而长期债务契约的治理效应主要表现为防止管理者的无效率扩张。因此拥有大量自由现金流的公司应较多地发行短期债务，债务期限与自由现金流量负相关。然而，大多数实证检验结论却存在分歧。Parrino 和 Weisbach （1999）也验证了负债期限越长，股东—债权人代理冲突越严重，代理成本越高，而短期负债居多的企业基本上不存在股东—债权人冲突引起的代理成本，但当负債期限变长后，由于负债价值对企业资产结构变得更敏感，现金流特点不同于企业现金流的项目的实施对长期负债价值有很显著的影响。但Stohs和Mauer （1996）的实证结果却与此不同，他们考虑了杠杆率对负债期限结构的影响，在债务期限回归方程中引入了杠杆因素，发现债务期限与成长机会不呈显著关系。Antoniou，Gnney和Paudyal（2002）的研究表明，英国企业负债期限结构与投资机会显著正相关，即投资机会中增长型期权越多的企业，长期负债越多；而对于法国和德国企业两者之间的关系则不显著。
西方经验研究文献大多集中于负债期限结构各种理论假说的验证或影响因素的检验，而关于负债期限结构对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并不多，国内亦如此。韩德宗、向凯（2003）考察了我国医药、生物制品行业上市公司的负债期限结构，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并没有利用负债期限工具解决投资不足问题。童盼（2005）利用我国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负债期限结构对投资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短期负债不仅带来代理成本，而且其代理成本甚至可能高于长期负债的代理成本，与国外的研究结论相反。
文献研究表明，负债融资确实对公司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并且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不尽相同的作用。然而，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股东/经理与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而关于信息不对称、负债相机治理机制，以及负债期限结构影响的研究并不多，尤其缺乏有力的经验证据。国外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但它们大多以发达的资本市场为研究背景，并基于分散的股权结构，而我国公司的股权是高度集中的，在债权人法律保护较弱的情况下，控股股东是否出于控制权收益的考虑而侵害债权人的利益，负债对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是否也存在相机治理作用，不同期限结构的负债对于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代理成本是否也存在差异等一系列问题有待更深入地探讨。
参考文献：
[1] 陆正飞.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研究：述评与展望[J].会计研究，2005，（12）：71- 76.
[2] 童盼.负债期限结构与企业投资规模——来自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J].经济科学，2005，（5）： 93-101.
[3] Faccio，M.，Lang，L.H.P.，Young L. Debt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Z].Working Paper，2001.
[4] Faccio，M.Lang，L.H.P.，Young L.Debtand Expropriation[Z]. Working Paper，2003.
[5] Jensen，M. 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Corporate Finance，and Takeover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 76）：323-329.
作者简介：孙晓琳（1979-），女，辽宁大连人，副教授，从事公司治理与公司理财研究。
（东北财经大学津桥商学院）
农民创业行为研究综述 篇5
一、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学者对农民创业行为的研究较早, 理论较为成熟, 主要是从人力资本、农村社会文化以及女性农民创业者等方面展开的。
(一)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研究
S.K.Kaushik (2006) 认为,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容易产生创业意向, 对农民成功创业及实现人权有重要影响。
Meccheri&Pelloni (2006) 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农民创业有着重要的影响, 并将人力资本分为两种:一种是显性知识;另一种是隐性知识。在农村地区, 人力资本往往是通过非正式学习过程而获得的。
Fafchamps&Quisumbing (2003) 通过对巴基斯坦农村地区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之一是, 受教育越多的家庭成员更多从事于非农劳动, 更少从事于农田耕种和家务活动, 而且这样的分工使得这些人力资本较富足的人与市场活动更加接近。
(二) 基于农村社会文化视角的研究
Andreas Eckert (1999) 通过研究1880—1950年期间社会与文化体系对喀麦隆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 指出影响非洲农民创业及其劳动力联合能力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文化和经济因素对农民创业轨道变迁的影响非常大。
Lafuente, Vaillant&Rialp (2006) 通过对泰罗尼亚农村地区的比较分析指出, 创业榜样的出现对个人的创业意图有着积极和显著的影响,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一个榜样的存在增加了3.413%的创业意向的概率。
Aidis, Mickiewicz&Sauka (2008) 通过对比俄罗斯维托利亚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创业者创办的企业, 发现不同民族创业者对创办企业及其业绩有显著的影响。创业氛围浓厚的地区, 农民的创业意识更强, 创业活动也更活跃。
(三) 对女性农民创业者的研究
Dasgupta, Roy&Chattopadhyay (2006) 认为, 摆脱生活的贫困和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 是农村女性创业的最根本原因。在印度, 农村女性总体上营养不良、缺乏教育和技能培训, 合法权利和福利无法实现, 照顾家人和支撑家庭的重担促使农村女性寻找更有利的收入渠道, 从而走上了创业之路。
S.S.Weber (2007) 在一项对农村妇女微观创业主体的研究中指出, 在广大农村地区, 由于妇女找工作相对难, 因而在诸如扩大养殖、租借土地、出售农业园产品、烧烤和家政等方面进行创业成为她们重要选择之一。
Xavier, Raja&Nandhini (2008) 通过路径分析模型验证了来自家庭的支持与鼓励是农村女性创业成功的基础, 但却不是农村女性创业的最初动机, 因为她们把家庭的支持当做是理所当然的或者只是作为创业时权重较低的一个考虑因素。
二、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 国内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农民创业问题,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农民创业的影响因素、农民创业主体、农民创业环境以及农民创业模式等方面。
(一) 农民创业影响因素
郭军盈 (2006) 将影响农民创业的因素分解为体制性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自身素质三大类:通过二元结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农村制度, 分析了体制性因素对农民创业机会的影响;从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和政府对农民创业的政策和支持, 分析了外部环境因素对农民创业的影响。
吴勇、蔡根女 (2010) 从宏观层面上考察了农村微型企业创业的影响因素对农村微型企业创业活动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城乡居民收入比和工业化程度对农村微型企业创业有显著反向影响;城市化程度、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支出比重对农村微型企业创业有显著正向影响。
王静等 (2011) 基于对常州市71名农民创业者的创业情况进行的实地调查, 运用Logit离散选择模型, 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并得出结论:家庭环境因素、经济资本及人力资本培训都对农民创业有一定影响。
(二) 农民创业主体
钱晓燕 (2009) 构建了农民创业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 包括心理素质、受教育程度、土地规模化经营、乡镇企业个数、收入水平。通过相关分析得出:中国农民创业能力水平整体不高, 东部地区农民创业能力较高, 中部地区一般, 西部地区较差。
黄德林等 (2007) 通过对2 571名全国创业农户样本调查, 从农民创业自身素质、农民创业心理素质、农民创业素质三个方面对新农村建设农民创业能力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中国农民创业能力自身素质总体水平不高;中国农民创业的心理素质趋向健全;中国农民创业素质的特点是优秀的农民创业家少。
(三) 农民创业环境
黄少安 (2003) 认为在“二元结构”下, 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农村社会经济制度, 首先是土地制度, 其次是户籍制度, 第三是教育制度, 产生了一系列对三农的不利影响。
陈琪等 (2008) 指出创业环境对创业行为的发生具有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因此作者通过对调研所得的一手资料对浙江农民创业环境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指出其存在引导、支持、服务、保障等方面的不足, 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优化农民创业环境的对策建议。
朱嘉蔚 (2010) 将影响农民创业的外在因素分解为政治与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基础设施及自然环境, 然后按照这个分析框架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外在因素进行现实分析, 最后指出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四) 农民创业模式
吴昌华等 (2006) 根据创业的阶段性特点和生产要素配置情况提出农民创业的三种模式:自主开发型创业模式、专业合作组织引领型创业模式、“老板村官”带动型创业模式。
李建华、刘建宏 (2009) 对福建省科技特派员在推动和引领农民创业实践中采用的主要模式, 即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示范基地、实体承包、自办企业4种模式。
刘爱梅、张国良 (2010) 对浙江省农民创业进行研究, 将其创业活动总结为六种模式:家庭工业模式、经商回归模式、打工转型模式、产业带动模式、企业裂变模式和家族孵等模式。
三、简要评述
总结上述研究成果, 国内外学者围绕着“农民创业”这个主题, 主要从农民创业的影响因素、特定农民创业者以及农民创业模式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剖析, 他们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农民创业理论, 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指导着各地区农民的创业进程。但是已有的研究也存在不足,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已有的研究偏重于理论分析和经验总结, 实证研究相对较少, 对农民创业的微观绩效研究不够深入;第二, 即使在实证研究方面, 往往也着重于问卷调查基础上的描述统计分析, 缺乏更为科学、精确的研究方法, 而且也仅仅限于某一国家、区域、单一因素或者特定的创业者, 对农民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的总体把握不足;第三, 他们的研究主要适用于一般条件较优地区的农民创业, 对于中国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区域的农民如何创业研究不多, 构建指标体系分析该区域农民创业行为的研究更少。
摘要：作为一种能够有效增加自身收入的途径, 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独立创业, 对农民创业行为的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外学者主要是从人力资本、农村社会文化以及女性农民创业者等方面展开研究的;国内学者则主要从农民创业的影响因素、创业主体、创业环境以及创业模式等方面对农民创业行为进行阐述。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推动农民创业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但也存在着对农民创业行为影响因素总体把握不够、适应面较窄、微观绩效研究不够深入的不足。
关键词：农民创业,创业主体,创业模式
参考文献
[1]郭军盈.影响农民创业的因素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 2006, (5) .
[2]吴勇, 蔡根女.农村微型企业创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宏观层次的视角[J].生态经济, 2010, (6) .
[3]王静, 韩冰宇, 韩宏华.影响农民创业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常州市71名农民创业者的调查[J].人力资源管理, 2011, (2) .
[4]黄德林, 宋维平, 王珍.新形势下农民创业能力来源的基本判断[J].农业经济问题, 2007, (9) .
[5]黄少安.还有哪些制度性因素制约民营经济发展[J].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 (1) .
[6]陈琪, 金康伟.创业环境问题研究述评[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5) .
[7]朱嘉蔚.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创业外在因素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 2010, (10) .
[8]吴昌华.江西省农民创业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 .
[9]李建华, 刘建宏.科技特派员引领农民创业的模式选择研究——以福建省为例[J].福建农业学报, 2009, (4) .
创业企业融资行为研究 篇6
1 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现状及其评述
对创业意愿的概念国内外学者有诸多解释。Krueger等人认为意愿指引导一个人的注意力朝向某个具体目标或路径以取得特定结果的思想状态。也有学者认为,创业意愿是指个人对于创业的思考、计划以及将该种想法付诸实施的心理强度。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可以通过调查显示出来,大体上来说,创业意愿影响因素主要由微观的个体因素和宏观的外部环境因素组成。
1.1 微观的个体因素
1.1.1 个体微异质性因素
刘月秀认为,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众多,主要包括性别、年级、专业及社会兼职经历等。比如,男女因性别差异创业思维也不一样,男生创业思维比女生发达,创业意愿显得更加强烈。而在受教育学历方面,那些最高学历越高、具有交叉学科背景、进行过创新创业教育的人员创业意愿相对概率也越大。
1.1.2 实践经历因素
从相关国内研究结论来看,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实践经历与其今后的创业表现有非常高的相关性。实证研究表明,有多元实践经历的学生更能处理好复杂的情况,创业意愿更高。但对比国内外大学生实践教学来看,国内实践教育还有不少空间有待提升,应逐年加大大学生在校期间实践活动比例。
1.1.3 创业能力与创业知识因素
浙江大学对于创业能力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大学生具有创业的潜在特质,主要包括成就动机、控制力的运用、冒险精神、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操纵欲。学者郭洪等认为,创业知识对创业意愿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仅通过创业能力间接发挥作用。
1.1.4 心理行为特征因素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包含大学生不同的心理行为特征。相关研究表明,风险承担能力与大学生创业意愿息息相关,如果个体是风险规避型的,其选择创业的可能性就低,反之,其创业意愿更高。
1.2 宏观的环境因素
De Pillis和Reardon认为,如果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比较显著,那么两个国家的创业者在创业意愿上也存在显著差异性。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文化优良,越有利于创业,经济环境越好,有助于企业家信心建立,创业意愿就更加明显。Audet用创业活动模型(SEE模型)通过对加拿大大学商科学生长期跟踪调查发现,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与金钱、自由、机会识别等因素呈正相关。而公司取向和现实震动不利于大学生创业意愿形成。
当前的文献大部分认为创业意愿能够导致创业行为,但是与实际情况不符合。创业意愿是创业行为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一般在创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可能出现“认知失调”。有一些学者认为创业意愿到创业行为之间存在界沟,创业行为不可预测。即使有强烈的创业意愿,也不一定能够创业成功。对意愿和行为之间关系的一项元分析显示实际上意愿只能解释行为28% 的变异。意愿需要辅以其他更近的可能促进意愿向行为转化的变量。
2 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现状及评述
目前,创业行为无统一的定义。Penrose认为,创业行为是指在引入并接受新想法的基础上,进行各种特定的具体活动,以此对创业作出相应贡献,具体的特定活动主要涉及产品生产、市场定位、组织变革等方面。Mc Mullen与Shepherd认为,创业行为通常是指创业者基于已有的创业机会和创业意愿,为实现最终的创业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行为。
国内学者池雷丹认为,创业行为指的是在创业主客观影响因素下而产生的外部活动,是在校大学生为创业所做的准备行为。总之,目前有关创业行为还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大多属于实务领域的创业指导或咨询。通过文献整理,笔者发现影响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很多,主要包含社会实践素质、家庭环境、个人自身素质、个人价值观念、创业经验、社会责任感、社会环境及校园环境等。
本文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关于大学生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很多,但是还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①相关研究领域需要拓展,有关我国大学生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的思路不够宽泛;②北美和欧洲对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的相关研究较多,国内相关研究比较缺乏,需要加大力度在这个领域的投入;③宏观分析居多,实证研究成果较少,需要更翔实的数据支持宏观分析结论。
摘要：本文在现有的国内外文献中,归纳和分析大学生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通过分析笔者认为相关的后续研究应在借鉴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注重研究视角的拓展,注重本土化研究,注重理论与方法的具体运用。
关键词：创业意愿,创业行为,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宾幕容.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综述[J].教育观察旬刊,2015(10).
中国创业板市场操纵行为研究 篇7
1.1 创业板市场基本概念
创业板市场又称“二板市场”, 其作为对证券市场特定创新形式和组成部分的称谓, 是一个与主板市场相对的概念, 而且都是在主板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和达到相当成熟度之后才出现的。从世界范围来看, 主板市场是指己有充分发展的、由证券交易所经营的包括股票、债券、金融期货等交易在内的证券市场, 如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日本的东京证券交易所、英国的伦敦证券交易所, 以及我国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而创业板市场则是指主板市场之外专为高成长性中小型新兴公司提供筹资途径、以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为主要宗旨的创新股票市场, 如美国的Nasdaq、欧洲的Easdaq、新加坡的sesdaq以及我国香港创业板市场 (GEM) 、台湾店头市场 (OTC) 等。
1.2 创业板市场的特征
同主板市场相比较, 创业板市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面向新兴企业, 注重增长潜力。创业板市场作为服务于中小企业和新兴公司的创新股票市场, 其设立的目的就是为具有增长潜力和发展前景的中小型高科技公司提供募集资金的渠道, 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类公司往往具有科技含量较高、战略计划较好、主营业务比较鲜明, 其股票上市后, 因概念独特、成长性高、发展潜力大而最能得到投资者的认同和市场的追捧。
第二, 适当降低上市标准, 严格公司管制。既然把新兴企业作为其主要服务对象, 创业板市场就必然要适当降低上市标准, 对公司的资本规模、经营期限和盈利记录的要求都要降低。
第三, 强化信息披露, 降低公司负担。创业板市场由于风险相对较高, 奉行严格的以信息披露为本的监管理念, 针对创新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特点, 规定发行人在上市时和上市后持续做出准确、及时和完整的信息披露。上市后, 要增加信息披露的时点和频度, 除了披露季度报告之外, 要求公司加强对涉及技术、科技人员等非财务信息的披露, 并细化关联交易、资金投向等方面的信息披露。监管理念上以信息披露为本, 有利于让投资者根据信息自行承担风险。
第四, 高风险的市场, 成熟的投资者。与主板市场相比, 创业板市场作为创新股票市场, 是一个投资风险更高的市场, 因为在创业板市场上市的公司往往是规模较小的不很成熟的新兴企业, 主营业务大都属于新兴行业并处于初创阶段, 缺乏盈利业绩, 所面临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均较相对成熟的大企业高, 运作失败、破产倒闭的概率比主板市场要高。正因为投资风险高的特性, 创业板市场更强调“风险警示, 买者自负”原则, 主要针对成熟的个人投资者和专业的机构投资者, 即寻求高投资回报、愿意承担高风险、熟悉投资技巧的个人和机构。
2 股票市场操纵行为及其相关概念阐述
2.1 市场操纵的概念与分类
证券市场操纵行为, 有多种不同的概念界定, 较为通用的概念是把操纵行为定义为是任何单位或个人以获取利益、减少损失为目的, 利用其资金、信息等优势或者滥用职权操纵市场, 影响证券市场价格, 制造证券市场假象, 诱导或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做出证券投资决定, 扰乱证券市场的行为。
Allen和Gale (1992) 将市场操纵分为有三种类型:基于行动的操纵、基于信息的操纵和基于交易的操纵。
2.2 我国证券市场操纵行为的特征
从1990年、199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以来, 中国证券市场通过近二十年的努力, 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越来越显著。但是, 不容乐观的是, 伴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 各种违法违规现象也在不断滋生, 大大小小、形形色色、查处或尚未查处的各类案件层出不穷, 这其中就有不少的操纵市场案件。吴敬琏先生就曾提出“中国股市更象一个赌场, 而且很不规范, 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一番话, 反映了我国证券市场的严重投机性和不规范性。操纵市场行为大量存在于我国证券市场中, 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1) 市场操纵的主体人主要是机构投资者, 包括证券公司、内部人和投咨询公司, 其中以证券类公司和内部人为主。这里, 证券类公司包括信托投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内部人包括大股东、关联方 (主要是收购方) 。
(2) 操纵的类型主要是交易操纵和信息操纵, 行为操纵非常少。
(3) 操纵的主要方式是连续买卖、合谋、洗售、对敲等。
(4) 操纵者利用多个账户, 其中主要是个人账户, 并持有大量股票进行操纵。
(5) 操纵者所受的处罚以罚款、没收非法所得为主, 并且罚款数额非常低。此外, 操纵者所受的处罚还包括警告、取消或暂停执业资格和市场禁入等。
(6) 多数操纵行为伴随其他违规事实发生, 主要是超比例持股。另一类相伴随的主要违规事实是利用银行资金炒股。还有证券公司为客户融资买入证券, 利用清算规则漏洞, 证券公司以个人名义开设股票账户, 伪造银行凭证和内幕交易。
总之, 我国目前股票市场中的操纵行为非常复杂。证券公司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 他们或者自己就是操纵者, 或者为操纵提供了方便。依靠证券公司自律是防范操纵的最重要途径, 但是迄今为止很少出现过因证券公司的检举、揭发、协助而发现、查处的操纵案例。同时, 操纵行为还与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
2.3 我国证券市场操纵行为现状之成因
2.3.1 投资者结构不合理, 机构投资者规模偏小
近年来, 随着机构投资者特别是证券投资基金的快速发展, 投资者结构有所改善。但总的来说, 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不合理, 机构投资者整体规模偏小, 发展不平衡。与境外成熟市场同类型机构投资者相比较, 目前中国股票市场上的各类机构投资者持股期限普遍较短、交易比较频繁, 短期投资行为比较明显。个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个人投资者比例偏高。
2.3.2 股票融资的实际成本低
在成熟市场, 股权融资的成本最高, 所以上市公司习惯优先使用自有资金、银行信贷资金, 然后才考虑债券融资, 最后才是股权融资。在我国, 虽然股权融资的理论成本要大大高于债务融资的理论成本, 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我国企业股权融资的实际成本却大大低于债务融资的实际成本。因此, 我国相当多的上市公司把发行股票当作最便宜的融资手段, 热衷于圈钱游戏。为了提高增发股票的价格, 往往会在二级市场上操纵股价。
2.3.3 单边的市场机制
A股市场截止到本文完成时还是只有做多才能赚钱, 单边市场内在机制决定了投资者的行为, 这是使得市场容易产生高估的主要原因。一个完整的市场是买卖自由的, 我们的市场现在只是买股票比较自由而且受到欢迎, 所以平衡就不容易形成, 市场一致向上的力量就很容易把价格推到极高的高度, 然后再转入下一个周期的循环。这也为市场操纵者提供了方便。鉴于即将推出的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业务的展开, 这种单边市场机制有望得到改善。
3 创业板市场操纵行为的特殊性
3.1 创业板市场操纵行为的特点
与创业板市场的特点相对应, 创业板市场操纵行为也呈现出于主板市场的不同的特征:
(1) 更容易利用高科技概念进行炒作。由于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都是具有成长性的高科技含量的题材股, 市场操纵者能够利用新的市场热点拉高股价而牟利。
(2) 更容易“控盘”。针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流通股本通常都比较小, 这就更便于操纵者利用较少资金对某只或几只股票进行控盘或联合“坐庄”。
(3) 更容易逃脱监管。在市场操纵者与监管部门博弈的过程中, 操纵者能够更好的利用创业板市场本身的特点规避监管部门的监管。
3.2 对创业板开板以来上市公司表现的分析
2009年10月30日, 酝酿十年的中国创业板市场, 迎来首批2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 迈出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一步, 困扰监管层和投资者的创业板泡沫也随之而来, 高市盈率、高换手率和高波动率等三高绝症与生俱来, 依附在从发行到交易环节, 管理层启动了创业板新一轮扩容, 但这并没有达到稀释的效果, 发行平均市盈率进一步上升到80倍以上。
由图1对同时期 (2009年10月30日—11月13日) 主板 (中小板) 和创业板上市公司IPO首日股价及市盈率的对比可以看出, 创业板股票在市盈率与主板市场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上市首日涨幅明显高于主板市场, 说明创业板市场的投机气氛更浓烈。
2009年12月25日, 第二批上市的创业板8只股票亮相, 但其首日涨幅表现却无法与首批28只的疯狂相比, 全日涨幅没有一只股票超过一倍。这是在首批创业板上市遭疯狂炒作之后, 监管部门已明确表示将加大对创业板的监管, 继续完善创业板发行和风险管理制度, 这让市场对炒作创业板多了一份警惕。
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 今后一个阶段, 证监会将继续完善创业板发行和风险管理制度, 完善一级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而且证监会创业板发行监管部日前也正式成立, 首度明确创业板监管机构职能。
同时2009年12月25日, 中国保监会公布《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 (草案) 》, 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这份《草案》中, 市场关注的创业板和ST股票被列为了保险资金的投资禁区。
由图2可以看出第二批上市的公司受市场追捧的热情明显减弱。
4 结论
从创业板自身的稳定运行、健康发展和预期制度功能充分发挥的角度出发, 创业板不仅要密切监控和坚决打击市场操纵行为, 也要注意创业板本身存在的风险因素, 包括市场价格过度波动, 流动性不足, 二级市场价格系统性高估等风险。真正把中国创业板市场发展成为中小型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 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结构.
参考文献
[1]陈建宏.防止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间操纵与内线交易之研究[J].2000, 454.
大学生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篇8
作为新时期知识储备与创新能力最强的大学生群体, 必然会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但是我国目前大学生创业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 大约1%左右, 与发达国家大学生高达30%的创业率相比, 相距甚远。【1】导致目前我国大学生创业率较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本文试图通过实证调查研究, 探索影响大学生创业行为的主要因素。
一、样本描述:参与创业实践的大学生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选择最具有创业意识的、参与创业实践的大学生约100人作为调查对象, 探索影响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因素。在创业园的30家店铺中, 每家店铺选取在营业时间内值班的2-3名大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大学生创业行为影响因素调查问卷80份, 回收69份, 有效回收率为86%。
参与创业实践的大学生的基本情况如下:以经济管理类的为主, 男性比例较高, 大学二年级学生比例较高, 【2】而生源地区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距。参与创业园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具备较为显著的创业人格特征, 其中半数以上的人都参与过其他的创业实践, 具体的分布情况如下:
(一) 基本特征
参与创业园实践的大学生的专业分为四类:经济管理类专业约占调查样本的56.5%, 药学类专业占调查样本的20.3%, 医学类专业占调查样本的8.7%, 护理学专业占调查样本的8.7%。城市社区的比例稍微高一些, 所占比重为37.7%, 农村社区所占比重为33.3%, 城镇社区所占比重为27.5%。生源地在苏南的所占比重为27.5%, 苏中的比重为17.4%, 苏北的为18.8%, 浙江的学生所占的比重为5.8%。大二学生占62.3%, 其次是大三学生约占调查样本的1/5, 大四学生占15.9% (调查进行时, 大一学生处于军训期间, 所以问卷中没有大一的学生) 。从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 男性占46.4%, 女性占50.7%, 男女比例约为1:1.09, 基本一致, 考虑到南京中医药大学男女生所占的比例为1:2.68, 可以看出参与创业实践活动的男大学生比例较高。
(二) 显著的创业人格
根据学者钱永红对创业人格的定义为风险承担、自主性和成就动机三个方面, 本文将创业人格简化为三个易于操作化的变量, 分别为:主动寻求变化的求变型人格、相信自己的判断的自信心人格和希望做事比别人好的进取心人格;非创业人格包括喜欢稳定性工作的稳定性人格、喜欢已有方式处理问题的保守性人格、倾向于让别人当头的服从性人格和难以理解成功后继续奋斗的安逸性人格。【3】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创业人格的平均得分为3.69分, 而非创业人格的得分为3.29分 (人格特质最高为5分, 最低为1分) 。
(三) 半数以上的学生都参与过创业实践
参与创业实践的比例为50.7%, 其中参加创业计划大赛的比例为17.4%, 在学校创业园开店的比例为33.3%, 从事校园代理的比例为23.2%, 在校外开办企业的比例为4.3%。创业计划大赛是大学生参与创业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学生对其认可度较高, 它为大学生走上创业之路做好准备、锻炼个人综合能力、体现个人综合素质和有可能获得创业机会。
创业园实践为大学生积累人脉资源奠定了平台。参与创业园实践的同学结识创业朋友的比例为78.2%。参与创业实践有助于激发创业兴趣、培育创业意识、掌握创业相关理论与知识、提升创业能力和积累创业经验。
二、调查结果:参与创业实践的大学生对创业的基本态度
九成以上参与创业实践的大学生准备在毕业后5年内创业;大部分潜在创业者会选择在家乡地和大学所在城市创业;大学生创业动机较为多元化;对创业困难的估计停留在资金、经验和能力等这些浅层次上;人际交流与沟通能力被大学生列为首要的创业素质, 而创业素质主要通过创业实践中获得。在创业支持系统中大学生对创业教育、创业政策、学校创业氛围、以及家庭创业支持较为认可, 其中对家庭创业支持的认可度最高。
(一) 创业时机的选择
选择什么时机创业, 参与创业实践的大学生是这样考虑的:希望在校期间创业的占31%, 毕业5年内创业的占60%, 两项相加的比例为91%以上, 不打算创业的比例仅占9%。91%的比例远远高于一般大学生的创业率, 从一个侧面印证创业实践对大学生创业有正面的导向作用。
(二) 创业地点的选择
选择在自己家乡创业的比例为43.5%, 选在在大学所在城市创业的比例为21.7%, 选择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创业的比例为26.1%, 在西部地区创业的比例为2.9%, 其他地区的比例也为2.9%。
(三) 创业动机
大学生创业动机较为多元化:发展型创业的比例为31.9%, 机遇型创业的比例为8.7%, 压力型创业的比例为18.8%。有因为工作压力大转而考虑创业的, 有因为对创业未来收入的期待, 有认为创业可以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 有认为创业符合国家经济发展趋势的。进一步询问, 如果遇到理想的工作, 你是否还会选择创业?依然有23.2%选择创业, 这部分大学生的创业动机较强, 18.8%的选择就业, 而尚未考虑清楚的为14.5%。
(四) 创业困难
创业困难居前三位的分别是资金、经验和能力。通过调查可以看出, 大学生对创业困难的估计是比较浅显的, 真正影响创业企业发展的因素诸如创业团队管理、企业营销模式以及创业企业的发展等困难没有考虑到。【4】
大学生希望提供的创业帮助中, 主要包括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培养创业兴趣与意识、提供创业实践平台、加强创业基地建设、提供创业知识和能力的培训以及提供创业咨询。
(五) 对创业支持的评价
1. 对创业教育的评价
创业教育是对社会市场经济生活的一种深刻认识, 也是培养独立自主适应市场经济的通识性能力的素质教育, 又是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培养成熟公民的人才教育。对于具有创业意识的大学生而言, 创业教育对于培养创业成功需要的创新精神、独立自主的意识、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承受压力和挫折的心理素质, 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5】
目前学校开展的关于创业教育方面的工作包括:开设创业教育课程、开设创业讲座、举办创业计划大赛、建立校内外创业实践基地以及设立创业指导中心等机构。对大学生而言, 更多希望创业教育在提升创业能力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学生对学校的创业教育的较为认可。近四成的大学生认为创业教育的效果较好, 但依然有半数以上的学生对创业教育的评价为一般, 创业教育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2. 对创业政策的评价
创业园学生认为政府在创业方面是较为支持的, 其中近四成以上的大学生认为政府对创业是支持的, 但依然有一半以上认为创业政策的支持力度一般。
对学校创业政策的评价也是较为认可的, 但是与政府的创业政策相比较, 其满意度有所降低, 说明学校应该从政策层面上加强对创业的支持。
3. 对学校创业氛围的评价
总体而言, 学生对学校创业氛围的评价也是较为肯定的, 但是学校依然需要继续营造创业氛围, 为学生创业提供更好的软环境。学生认为学校的创业氛围对创业非常支持的比例为5.8%, 较为支持的比例为37.7%, 两项相加的比例为43.5%, 认为支持力度为一般的比例为46.4%, 认为不怎么支持和完全不支持的比例为10.3%。
4. 对家庭创业的支持的评价
创业家庭的支持率达到六成以上, 与其他各方的支持相比, 家庭在创业方面的支持力度更强。不支持的仅占一成, 另外尚有近三成的学生不清楚家长的态度, 或许是因为没有把握获得家人的支持, 而未将创业的想法和家人沟通。
5. 创业所需要的素质
大学生认为创业需要的素质有以下几个方面:较强的人际交流与沟通能力所占比例为73.0%, 管理能力及较高水准的领导艺术所占比例为56.5%, 创业的专业知识所占比例为53.6%, 懂得市场运作规律所占比例为47.8%, 顽强的意志所占比例为42%, 以及广泛有效的社会资源, 所占比例为46.4%。由此可知, 大学生认为创业需要的素质中人际交流与沟通能力是居予首位。
创业需要的素质从何而来?大学生认为主要来源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创业实践, 所占比例为69.6%, 占据比例近七成;其次是学习, 包括自主学习和学校教育, 所占比例为47.8%;最后是外界环境的影响, 如亲友影响所占比例为27.5%、宏观经济形势所占比例为24.6%、成功企业家的典型示范所占比例为18.8%, 以及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所占比例为13%。对大学生而言, 最重视的创业实践。【6】
三、创业意向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进一步分析影响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变量, 对问卷数据进行如下的定量处理后, 分析影响创业行为的相关因素:
首先根据问卷回收的数据将变量做如下分类处理:
创业行为分为三个层次, 分别为创业中、正打算创业、无创业想法;
创业兴趣分为三个层次, 感兴趣、一般、不感兴趣;
创业实践分为两个层次, 分别为有创业实践和没有创业实践;
创业支持=家人支持+学校支持+政府支持+创业教育+创业氛围;
创业人格=进取心+自信心+求变性;
通过对定性变量的定量化处理, 便于对变量之间的数据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更好地发现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在此基础之上, 进行假设检验。
在变量分析的基础之上, 做如下的假设:
H0a:创业兴趣与创业人格不相关;
H0b:创业行为与创业兴趣不相关;
H0c:创业行为与创业支持力量不相关;
H0d:创业行为与创业实践不相关。
通过SPSS13.0软件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 创业人格与创业兴趣的关系
创业兴趣与创业人格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0.398。通过假设检验, P值小于0.01的显著水平, 可以得出结论, 发现创业人格与创业兴趣显著相关。
(二) 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
创业行为和创业兴趣、创业支持力量以及创业实践正相关。通过假设检验, P值小于0.01的显著水平, 通过假设检验, 说明创业兴趣强的大学生更容易创业、创业支持力量越充分, 创业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创业实践也更有助于产生创业行为。
通过对定量化的数据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创业人格可以提升创业兴趣, 创业兴趣、创业支持和创业实践共同影响创业行为。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 对于在创业园创业的、有创业意愿与创业兴趣的大学生而言, 在将创业意愿转化为创业行为的过程中, 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创业兴趣、创业支持、创业实践。
(三) 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 创业实践和创业行为线性相关, 也就是说用创业实践可以预测创业行为,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与创业行为相关的其他两个因素创业支持和创业兴趣, 预测创业行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因而可以认为创业支持、创业兴趣与创业行为的线性关系不显著。
创业行为=0.267+0.792*创业实践
四、结论
为了发挥大学生创新与创业的潜能, 帮助具有创业意向的同学顺利走向创新与创业之路, 高校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力度。
营造创业氛围, 培养大学生创业创新的兴趣。大学生处于价值观确定的一个关键时期, 高校可以依托团委等组织, 营造创新创业氛围, 宣传创业典型, 依托社团活动培养大学生的求变心、自信心、进取心等创业人格特征以及奋发进取、敢于担当、坚忍不拔、乐于奉献的企业家精神。
加强创业教育, 提升大学生创业创新的知识与能力储备。大学生创业需要具备与创业相关的知识体系, 而目前的培养体系中, 对创业知识的培训较为分散, 缺乏以创业为专业特点的第一课堂的教育, 所以高校应该强化创业教育, 加强财务知识、管理学知识、人力资源知识以及市场营销知识等与创业相关的知识培养, 条件成熟的高校可以探索设立创业学院, 使潜在的创业者获得系统的创业知识培训, 为其未来从事创业提供知识储备。
搭建创业实训平台, 为有创业兴趣的同学提供创业实践锻炼的机会。创业实践锻炼对大学生创业行为的选择有重要的意义, 创业实践体验使学生对创业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为其以后走向创业实践奠定基础。通过学校资源, 搭建创业园、创业示范区等创业实训平台, 筛选优秀创业项目参与创业计划大赛等。
建立创业帮扶机制, 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专业化的咨询与指导。目前初创企业在运行的过程中, 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缺少创业经验的大学生创业团队在单打独斗的过程中, 失败的风险很高, 因而对初创企业而言, 设立专业化的帮扶与咨询机构, 帮助其解决在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问题、团队管理问题、绩效考核等问题, 通过专业化的创业导师培训。
建立创业政策研究机构, 制定切实可行的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 发挥政策的正面导向作用。目前国家层面的创业政策比较宏观, 对创业大学生而言, 创业支持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缺乏可执行, 另外, 因各省市、各高校的具体情况不同, 针对不同学科背景的高校, 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创业支持政策, 所以高校需要成立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 针对本校的实际情况, 制定创业支持政策。同时, 高校应建立专业化的创业师资队伍, 为创业政策研究和创业咨询提供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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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建雯, 叶贤.大学生创业意向的现状调查[J].心理科学, 2009 (6) :47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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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海泉.大学生创业的失业风险规避研究[J].高校教育管理, 2013 (9) :116-117.
[5]路军.创业教育如何面对“1%的大学生创业成功率”[J].中国大学生就业, 2011 (11) :12-15.
企业行为文化体系化建设研究 篇9
企业行为文化的内涵
如何科学理解行为文化的内涵？首先，我们看行为与文化的关系。文化决定行为，行为体现并创造着文化。在企业里，无论是企业行为还是企业人的行为，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企业的文化，尤其是一些习惯性行为。实际上，行为背后的文化动因也是千差万别的，有些是自我意识的流露，有些是被动执行的反映，而只有那些真正由企业价值理念支撑下形成的行为习惯，才能具有高效的执行力，并为企业创造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其次，我们看行为文化在企业文化结构体系中的位置。荷兰社会人文学家G·霍夫斯塔德教授在其著作《跨越合作的障碍——多元文化与管理》中开篇即论述：尽管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各具特色，但其结构形式大体是一致的，即由各不相同的物质生活文化、制度管理文化、行为习俗文化、精神意识文化等四个层级构成。根据该理论，我们把企业文化剖分成形象、行为、制度和价值观四个层次（如图所示）。
企业文化结构图
以下都是企业文化行为层的表现，诸如：向客户提交产品是否按时和保证质量，对客户服务是否周到热情，上下级之间以及员工之间的关系是否融洽，各个部门能否精诚合作，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人们的脸上洋溢着热情、愉悦、舒畅还是正好相反……这一层实则是距离企业文化的核心和本质最近的一层，它紧紧围绕企业文化的核心，通过企业和企业人的行为动态地表现出来。
在我国长期的企业文化研究中，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即认为制度应该比行为更加接近企业文化的核心。但事实恰恰相反。因为从制度上，我们可以要求员工在接客户电话时要及时响应，甚至在接待的时候要充满热情。但是，怎么样才算充满热情？员工在接客户电话的时候是不是真正充满热情？这些都不是制度可以考核到的，只有员工自己从心里认同这样的规定，他才会表现出这样的行为，甚至是更为优秀的行为。行为背后，是企业文化对员工的影响，是员工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那种将制度视为比行为更加靠近企业文化核心的观点，其实是将行为等同于企业文化的第一层次——形象层，把员工的那种受价值观影响而采取的行为视作一种企业的形象。
企业行为文化的内容
从广义上理解企业行为，它的行为主体包括两大类：企业和企业人。从狭义上理解企业行为，一般是指企业人的行为。即领导者、模范人物和企业员工群体等。因为，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其行为也是由人来执行的。比如，我们讲诚信文化，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讲诚信，具体体现为恪守承诺、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它是组织的行为，但是它又要通过具体人的行为来实现。
仁达方略从企业文化应用的角度出发，对企业行为文化重点研究的是企业整体和企业人的动态表现以及与其直接相关的行为依据，如企业约定俗成的习惯、仪式、行为规范和背后的价值观和企业精神等。
企业整体行为
企业整体行为是指那些以企业整体形式表现出来的行为，是指企业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而采取的对策和行动。根据行为作用的范围可以分为内部行为和外部行为。企业内部行为包括：教育培训、研究发展、生产管理、人事安排、奖金或福利分配、内部沟通、文体活动等；企业外部行为包括：市场开发、促销活动、广告宣传、招聘活动、资金筹集与股市活动、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活动、环境保护等等。企业在参与各种行为活动中，又会形成相应的子文化。如在企业内部活动中，企业会产生诸如安全文化、沟通文化、感恩文化等；在企业外部活动中，会产生诸如诚信文化、品牌文化、责任文化等。
根据行为科学理论，企业整体行为以行为动机为划分标准可以分为四种类型：①目标合理行为，即为达到企业目标经过科学决策的行为；②价值风险行为，即为企业获取更多价值的冒险行为；③日常经营行为，即满足企业日常经营活动需要的行为；④传统行为，即沿袭传统上业已习惯的行为。而影响企业这些行为的因素主要取决于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外部环境和企业家等，具体包括：市场环境的变化、政府的政策导向、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投资环境和资金使用状况、企业内部的利益分配、企业领导的素质水平等等。
首先，企业治理结构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企业是不同利益主体的组合：所有者、经营者、生产者。不同的利益和权力主体，都要求企业目标和本身利益一致。不同的利益主体可能产生不同的企业目标，不同的企业追求产生不同的企业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想兼顾多方利益实现企业目标，最好的途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关系，并建立与之相应的组织结构。合理的治理结构，可以使所有者、经营者、生产者三者之间权责分明、互相制衡，可以充分调动三方积极性，促使企业行为合理化，避免短期行为和唯利是图的倾向。
其次，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外部环境的变化往往是企业行为的直接诱因。这些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多方面内容，会对企业的决策、企业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企业的经营活动等有直接切实的影响。如对中国奶制品行业影响深远的“三聚氰胺”事件，使得所有的食品企业把安全和责任放在了首要考虑的位置；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的制造行业尤其是外贸依赖性的企业经营模式开始发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至于企业的裁员、降薪等行为也是外部环境作用的直接结果。每个企业面对的外部环境都有一定的特性，它在一定时期大致是稳定的，但在长期来看，外部环境也是不断改变的。企业在做出管理决定时，要充分考虑外部环境的因素并根据变化适当做出调整。
第三，企业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企业家作为企业的灵魂人物，他们的知识能力和个性品质等是企业文化生成的重要基因，往往主导着企业文化的特质和风格，并制约和引导着企业文化的个性和发展，尤其在企业初创和企业文化形成阶段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我们的很多企业家往往经常忽视个人与企业的密切关系，在不合适的时机和不合适的场合展开一些不合适的行为活动，其结果对企业的影响往往是深重甚至是毁灭性的。
企业人行为
企业人行为指企业人的岗位工作表现和作风、非正式企业活动和业余活动等，这里的企业人包括企业的领导者和领导者群体、模范人物和企业员工群体等。把企业人做这样的区分是因为这三类人体现出明显的类别差异和个体差异。
企业领导者和领导者群体
人们常说：“企业文化就是老板文化。”先不计较这话是否合理，至少说明企业家对企业和企业文化的影响之大。企业家行为展现的是企业领导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企业发展初期，企业家的个人能量和影响力对于企业的发展起到决定作用，其他成员参与很少。企业家往往把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移植到企业的经营决策活动中，对企业行为和员工行为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与企业命运休戚相关。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的核心团队不断融入新的成员，企业家个人的作用逐步弱化，领导者群体的作用在逐渐增强，但是企业家、特别是富有魅力的强势型企业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力在中国现实环境中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联想与柳传志、海尔与张瑞敏、华为与任正非……企业家的身体力行和实践倡导是企业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其他群体的行为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行为文化的建设过程中，企业家应该成为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模范实践者，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
企业模范人物行为
企业模范人物是企业的中坚力量，他们来自于员工当中，比一般员工取得了更多的业绩，是企业价值观的“人格化”显现。员工对他们感觉很亲切，不遥远不陌生，他们的言行对员工有着很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是群体成员学习的榜样，他们的行为常常被群体成员作为仿效的行为规范。企业应该努力发掘各个岗位上的模范人物，大力弘扬和表彰他们的先进事迹，将他们的行为“规范化”，将他们的故事“理念化”，从而使企业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和企业精神得以“形象化”，从而在企业内部培养起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用以激励全体员工的思想和行动，规范他们的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使员工能够顺利完成从“心的一致”到“行的一致”的转变。
企业员工群体行为
企业员工是企业的主体，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只有当企业所倡导的价值观、行为准则普遍为员工群体所认同和接受，并自觉遵守、实践时，才能形成企业文化。员工群体行为即是指各类员工的岗位工作表现和作风、非正式企业活动和业余活动等。由于员工直接为企业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创造效益，他们往往因为在一线与客户、供应商打交道而充当企业形象的直接代言人，在社会公众和顾客的认知世界里员工行为往往被知觉为企业整体行为。因此，员工群体行为直接决定着企业的整体精神风貌和文明程度。同时，企业价值观的实现也最终体现在价值观能否贯彻到这些员工的日常工作行为当中，能否贯彻到他们的日常操作和服务行为活动中。
塑造员工群体行为有多种方式，比较有效的做法是进行价值观管理，通过价值观引导、行为规范的约束和行为的不断强化和修正，使员工自觉养成优秀的行为习惯，使员工个人的工作目标同企业发展相融合，主动按照价值观的倡导去规范自己的行为。
加强企业行为文化建设的
重要意义
首先，行为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
没有行为文化，企业文化就无法实现。人作为企业的构成主体，其行为当然蕴含着丰富的企业文化信息，是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企业文化最真实的表现。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的优劣、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成败，通过观察员工的日常精神面貌、做人做事的态度、工作中乃至社交场合的行为表现，就可以作出大致准确的分析判断。理念说得再美，制度定得再完善，都不如做的实在。
其次，行为文化建设是企业文化落地的关键环节。
没有行为文化，理念和制度都是空谈。在企业文化构成的层次关系中，理念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是指导一切的思想源泉；制度是理念的延伸，对行为产生直接的规范和约束力；物质文化是人能看到、听到的、接触到的企业具象的表现形式，但是这三个层次都是通过行为文化来表现的。企业行为是企业核心价值观和企业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行为与企业精神、价值观和制度不一致，理念就成了海市蜃楼，制度也将是一纸空文；物质文化是行为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行为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物质文化。
第三，行为文化建设是实现价值观管理的必经之路。
行为规范不是制度，而是倡导。制度是硬性的，而行为规范会根据不同的行为主体、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手段。如企业制度不会写上司用什么样的态度与下属谈话，行为规范就可以写出来。行为文化就是通过文字规范进行约束，慢慢变成员工的习惯，不符合企业核心价值观的行为会被文化无形的力量纠正，不认可这种规范的人会被企业排斥。当员工已经完全接受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时，员工的行为会超过制度的要求。所以当员工的价值观与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一致后，规章制度就退后了，制度约束的行为已经变成了员工的自觉行为，这就是以价值观为本的组织控制，是价值观的巨大力量。
构建行为文化体系的方式与方法
仁达方略认为，构建行为文化体系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从构建先进文化理念入手，进而确立行为准则，构建科学的行为模式，制订完善的行为规范，形成完善的保障制度，并辅以典型示范和行为强化，从而达到导向明确、行为规范、活力迸发、形象优良的效果。
构建价值理念体系，利用先进理念引导行为。
员工的价值观念是行为文化的核心内容，价值观念支配人的行为，决定着企业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构建行为文化体系的首要任务是从观念层面解决问题，形成正确的导向，并使这种思想观念得到全体员工的认知和认同。
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构建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先进的理念往往具有强大的牵引力、激励力和凝聚力，能够引导员工行为。当企业凝炼提升出企业文化理念之后，企业往往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来宣贯这些文化理念，进而潜移默化地通过这些理念来引导员工行为。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一个人大脑中重复地思考一件事情时，他会自然而然地去完成这件事情。
除此之外，要想使员工的这些行为深深扎根，还需要辅以必要的培训引导。企业对文化理念的培训和宣传应立足于员工的日常行为，用理念引导行为，用行为诠释理念，以避免员工听时感慨激昂、回到工作岗位时依然我行我素的空洞抽象式的培训。理念宣贯的形式要务求丰富多彩，确保理念故事化、理念人格化、理念形象化。
领导者率先垂范，引领员工行为。
在一个企业中，领导不仅是决策者和执行者，同时也是行为文化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事实上，每个员工都会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一个预期。比如，公司提倡一种行为，如果是某个员工的话，他是不敢或不愿去违背的，但当他看到领导没有遵守这项规定的话，以后遇到某种情况，他也会尝试着去侵犯制度的权威，直至无所顾忌地去违反制度为止，因为从领导那里已经找到了可以违反的理由。这种现象在我们现在的企业中表现非常明显。去年我们去一家金融企业调研，企业办公室墙上明明张贴有一个规定：“办公区域不许抽烟，违者罚款50元”，但是同事们依然是一手拿烟卷，一手抓鼠标。究其原因，原来是老总带头先开的戒，大家也乐得跟随领导步伐了。
以行为规范化为重点，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企业和企业人的行为承载着企业文化，企业通过企业和企业人行为使抽象的企业文化得以外显和具体化。企业人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企业形象，彰显着企业文化的内涵。因此，企业可以以价值观为指导确立企业和企业人开展各项活动的行为准则，并将所提倡的行为制作成企业行为规范体系在企业中推行，以规范化的行为要求来指引不同岗位员工的行为，进而达到规范员工行为的目的。一般来讲，行为规范体系包含企业整体行为规范、企业道德行为规范、高层领导行为规范、中层管理人员行为规范、基层员工行为规范和礼仪规范等。
通常而言，员工对行为文化有一个由认知到认同再到自觉实践，由不自觉到自觉、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价值理念是内在约束，具有柔性的自律的特性，行为规范则是外在约束，具有刚性的他律的特性，二者相辅相成。行为规范是观念、行为、习惯产生的土壤。实践也证明，一套合理有效的规范，能够造就人、改造人。没有行为规范，行为文化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在加强观念引导的同时，必须建立一整套规范，来支撑价值理念体系，并起到约束行为的作用，使企业人明确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使他们的行为活动自觉符合企业的价值取向，通过把行为准则变为有形的、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从而构建起完整的行为规范体系。
另外，在构建起行为规范体系的基础上，还要通过教育引导使行为规范深入人心，使企业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自觉维护企业形象，符合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和彰显时代特征；要通过加强监督检查，促进规范的严格执行，使大家的行为强制入轨，高标准、严要求，提高工作效能，帮助大家逐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以制度强化为保障来塑造行为文化建设的环境。
企业人良好行为的形成，有多种形式、途径与方法，但制度强化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强制的约束性规定，是一种形式或程序，具有根本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制度作为文化建设和传播的重要工具，最根本的依据是制度具有刚性特征，文化本身则是软性的，是没有强制力的。从心理学上讲，对一种新文化的接受和认同，对一种理念的贯彻需要改变很多既有的习惯，需要遭遇到内外强大的阻力。如果企业不能为新理念与行为的推行提供一种可靠的、持久的、刚性的推动力，而只能寄希望于员工个人的自律，其效果一定是难以保证的。行为文化的建设恰恰就需要在外部为员工提供一种刚性的推动力量，一种阻止员工沉迷于原有习惯的力量，一种鼓励员工尝试新的行为方式和养成新的行为习惯的力量。
因此，企业需要通过建立、健全和完善相关制度，构建起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良好机制，发挥制度机制对行为观念、行为实施的正向激励与负向警戒作用，从而激励员工开展企业崇尚的行为活动，营造行为文化建设的良好环境，不断推进行为文化建设。
比如，不少人都认为中国移动公司的服务文化是一流的，但殊不知这些行为都是经过一系列系统的制度和流程来保障的。以营业人员为例，从新员工招聘、业务、礼仪和企业文化的培训、KPI考核、每个月的适时第三方暗访调查通报、SOX法案内部控制项目的实施、内部竞聘等等各个环节都有明确的制度执行要求，从而培养出良好行为习惯。
设计并推行标准化行为模式。
企业行为的设计必须结合企业运营实际，围绕企业所倡导的价值观或企业精神来进行。标准化行为模式的设计一方面可以规范工作行为及工作流程，另一方面还能提升员工的整体形象。一般情况下，标准化行为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基于管理流程的行为模式标准化。 比如， 物流企业根据顾客至上的价值理念重新研究物流流程，努力缩短向全国各分销商的供货时间，重新安排物流部和库房员工的排班时间。一种是一般行为的标准化。比如，仁达方略要求内外部文件都要求遵循统一的格式，久而久之，大家都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即使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也还是保持着这样一种规范化、专业化的风格。标准化行为的推广是需要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 期间必然会受到不同方面的干预，企业应该排除众难将之坚持下去，并将之转化为员工自觉性行为。
树立不同岗位优秀模范典型，以榜样的力量引导员工行为。
文化不仅是一种感召力，而且也是一种生产力。它能召人勤奋，催人进取。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带动企业员工共同行为的发展。说起榜样的作用，大家并不陌生，他们忠实于社会、忠实于自己所在的职位，用自己平凡的人生演绎着不平凡的生命真谛。“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曾经唱响在我们心中，他用自己的真诚行动感染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将爱的帮助不断传递；王进喜为发展祖国的石油事业日夜操劳，无私奉献，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铁人精神。铁人精神就是“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大庆精神的典型化体现和人格化浓缩。生活中同样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典型模范，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推动着人们行为不断地改善。
在我们建设企业行为文化的同时，也要充分重视到榜样的作用。在企业不同岗位树立起优秀的典型模范，通过对模范事迹的宣传来激励员工、感染员工，推动员工行为的改善，促进企业行为文化的提高。同时，企业还可以把企业发展历程中所发生的感人事件集结成书，以便于员工学习，变无形为有形，使传承的力量真正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总之，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不可忽视行为文化的建设。企业行为文化建设是企业文化落地的关键。行为文化的建设主体可以采取内外双轨的办法进行，即聘请外脑和内部人员参与相结合。外脑具有专业的理论知识、丰富的建设经验，内部人员对企业发展历程、内部需求、企业特点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时，在行为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使全体企业成员都参与进来，让文化体现在企业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让员工随时随地感受到文化的存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持续的行为文化建设，将使企业文化如丝丝细雨，滋润企业的成长。行为文化正是通过人的行为，使企业无形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变成人们有形的行动，从而真正起到企业文化凝聚人心、约束行为的作用。随着企业对行为文化工作认识和实践的深入，行为文化将成为一张重要的名片，充分展现企业鲜明的个性、健康的形象。
创业企业融资行为研究 篇10
创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创业活跃的时期往往是区域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在硅谷快速发展的1990~2002年,共新成立了166200家企业;在北京中关村快速发展时期每年新注册的企业数量超过3000家;在迅猛发展的武汉光谷,平均每天就有6家企业诞生。在创业实践蓬勃发展的同时,人们发现:创业有扎堆现象,创业者在创业区位选择上倾向于向同一区域集聚。究其原因,知识溢出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１］。
创业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Dirk Fornahl(2003)认为区域内的创业活动会发挥积极地榜样作用,会降低模仿创业者的风险知觉[2]。而示范效应本质上是一种知识溢出现象,杨静文(2004)研究指出,先前创业者的创业示范作用会带来知识扩散的外部学习效应,潜在创业者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和相互学习,降低了其模仿创业的创业风险,增加了创业的可能性[3]。先前创业者在实施创业行为过程中,包括创业机会的搜寻与利用、创业资源的获取与整合、创业团队的组建与融合等,会促进创业信息、创业技巧、成功经验等信息或知识的外溢,这种创业行为或创业知识很容易被当地其他潜在创业者观察到或学习到,基于其创业认知,受经济利益的直接驱动,他们会成为创业活动的模仿者和追随者,当地会出现一批新企业,从事相关配套产品的生产与经营或者相关领域的进一步创业,形成基于知识溢出的“连环创业”,即创业行为-知识溢出-新的创业行为-新的知识溢出……,先前创业者的成功创业也会催生出一批“连环创业者”(Serial Entrepreneur)。因此,潜在创业者为了分享知识溢出,在创业区位选择上倾向于聚集。那么,创业者创业行为是如何影响知识溢出的?究竟是什么创业行为会影响到何种创业知识的溢出?已有研究大多从理论演绎、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来解释说明创业行为中的知识溢出现象,并没有真正揭示出创业行为与创业知识溢出关系的“黑箱”。本文在界定创业三大关键行为和两类创业知识溢出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研实证探究了创业行为对创业知识溢出的影响作用。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有关创业行为研究有两种基本思路:一是从创业机会驱动出发,认为创业活动是创业机会发现或创造、开发并最终创建新企业的过程[4];二是从现代管理学思想出发,认为创业行为包括创业决策、创业计划、创业融资等行为[5]。本文探讨的是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其创业目的的实现是从创业机会识别开始的,基于此考虑,本文从机会观的角度来探究创业行为。代表性人物威克姆(Wickham,1998)的创业模型强调创业是一个学习过程,创业者处于创业行为的中心位置,承担着识别创业机会、管理创业资源、领导创业团队的作用[6];蒂蒙斯(Timmons,1999)的经典创业模型将机会感知与识别、创业团队组建和资源获取作为创业行为的三大内核[7];张玉利(2008)认为创业行为研究是揭示创业过程和新创企业产生机理的关键,并认为创业行为是创业者感知机会、资源整合、组建创业团队、获取创业资源的逻辑过程[8]。综合文献调研,本文将识别创业机会、获取创业资源、组建创业团队作为创业的三大关键行为。
Kirzner(1979)将创业知识界定为如何获取信息或其他资源的知识以及如何配置这些信息和资源的知识[9]。Young和Sexton(1997)认为创业知识是创业者在经营事业过程中所整合和使用的概念、技巧和智力,包括专业领域的知识和管理职能领域的知识[10]。Politis(2005)在研究创业学习模型时对创业知识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将创业知识划分为识别与利用创业机会的知识和克服新进入缺陷的知识两类[11]。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将创业知识划分为创业机会识别与利用(捕捉)的知识和克服新进入缺陷的知识。
创业知识溢出是知识溢出的一种形式,创业知识溢出的主体是创业者或企业家,溢出的内容为创业知识,即创业机会捕捉的知识和克服新进入缺陷的知识,溢出的客体是后续创业者。创业机会捕捉的知识溢出是指创业者有关感知创业机会和利用机会转变商业价值的知识或经验被后续创业者无偿获取的现象;克服新进入缺陷的知识溢出是指创业者有关克服新企业刚成立时所存在的功能性缺陷的知识被后续创业者无偿获取的现象,主要包括处理与应对新市场、新客户、新技术、新产品的知识。
创业行为是创业知识溢出的主要途径。在创业行为与创业知识溢出关系上,观察先前创业者创业行为是创业知识溢出的一个基本形式[12];Acs Z.J等(2009)的创业行为理论认为创业者的创业行为有内部瞬时知识溢出(创业知识溢出)现象,后续创业者或新的创业主体利用溢出的创业知识,可以增加创业成功的概率[13]。国内学者王立平等(2012)认为创业行为为知识溢出提供了载体和媒介,形成了创业知识溢出,创业者创业是一个发现创业机会,并通过开创新企业将其商业化的过程[14]。创业行为伴随着知识溢出现象,创业行为影响着创业知识溢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基本假设:
H:创业行为对创业知识溢出有正向影响作用。
创业机会识别被认为是创业行为的初始阶段和核心环节,是如何发现、评估和开发创业机会的过程。Lindasay和Craig(2002)将机会识别过程划分为机会搜寻、机会识别、机会评价三个阶段[15]。林嵩(2010)将机会识别过程划分为机会搜索和机会开发两个阶段[16]。在机会识别过程中,总会有人因为知识存量等个人特质不同而首先发现并利用创业机会而获利,但这种知识或认识不具有排他性。先前创业者识别或搜寻到的创业机会会影响到后续创业者利用该创业机会,创业者对创业机会搜寻和评估的经验和作法,也会对后续创业者在捕捉创业机会和利用开发创业机会等方面产生借鉴作用;而且,先前创业者的创业经验会促进后续创业者开发“创业思维”,驱动他们搜寻和追求更高质量的创业机会。故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1:机会识别对创业机会捕捉的知识溢出有正向影响作用。
H1-2:机会识别对克服新进入缺陷的知识溢出有正向影响作用。
创业团队是通过分享认知和合作行动而共同承担新创企业责任的有效工作群体。一般来说,创业团队组建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团队成员的招募;创业目标的共识;团队成员的角色分配;创业计划的制定;制度体系构建;团队调整融合。团队组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团队成员交流沟通、协商,进而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创业机会识别与捕捉、新创企业运营等经验会成为交流沟通的重要内容,再加上社会网络的发散性特点,创业知识会随着团队成员为节点的社会网络向外溢出,被更多后续创业者获取。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1:团队组建对创业机会捕捉的知识溢出有正向影响作用。
H2-2:团队组建对克服新进入缺陷的知识溢出有正向影响作用。
创业资源是创业成功的基本前提条件和关键要素。创业资源获取是创业者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各种创业资源的过程。先前创业者的创业资源获取行为会给后续创业者带来两个方面的学习影响,一是后续创业者可从中获取有关创业资源的种类、获取方式、途径等知识信息,而这些知识信息有助于后续创业者新创企业的资源获取与利用;二是由于先前创业者的资源获取往往是围绕某一特定创业项目展开的,其获取资源种类的倾向,会给后续创业者的机会识别与利用提供启示作用。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1:资源获取对创业机会捕捉的知识溢出有正向影响作用。
H3-2:资源获取对克服新进入缺陷的知识溢出有正向影响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收集
为了验证创业行为与创业知识溢出二者关系的概念模型和理论假设,本文首先对12位创业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了解创业行为、创业知识溢出的内容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对创业专家咨询并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理论研究确定设计了本文的两个分量表;最终通过调查问卷,应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路径分析、层次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数据统计来验证本文中所提出的理论假设。
本文数据来源于山东、湖北、浙江三省的问卷调查,借助于与创业者关系密切的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协助发放问卷。调查对象为创业者,其新创的企业成立时间在5年以内[17],共计发放问卷400份,回收问卷336份,回收率为84%,其中,有效问卷为288份,有效率为85.7%.在样本中,创业者男性占59%,女性占41%;年龄在25岁以下的创业者占18.4%,25岁~35岁的占42%,36岁~45岁的占28.1%,46岁~55岁的占9.7%,55岁以上的占1.7%;在学历方面,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占16.3%,大专学历占27.1%,本科占46.9%,硕士占7.6%,博士占2.1%;在创业经历方面,无创业经历的占38.2%,有1次创业经历的占41.3%,有2~3次创业经历的占16.7%,有4次及以上创业经历的占3.8%.
3.2 测量工具
(1)创业行为
由于没有成熟合适的创业行为量表,在半结构化访谈和专家咨询的基础上,以Timmons、Kirzner的研究为基础,结合张玉利等学者有关创业行为研究的部分结论,对创业行为量表进行了重新编制。量表包括创业机会识别、创业团队组建、创业资源获取三个维度,其中,创业机会识别通过创业知觉、创业信息识别、创业机会捕捉能力、创业机会创造等4个问项进行测量;创业团队组建由伙伴招募、职责划分、团队融合、团队体系建构4个问项测量;创业资源获取由资源寻找、资源整合、资源创造等3个问项进行测量,共计11个问项,均采用Likert 5级量表进行评定。
为了验证测量题项选择是否合适,运用SPSS17.0软件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经过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后,分析结果如表1。综合特征根和累计解释方差两个因素的考虑,11个问项共抽取了3个因子,解释了70.93%的变异。经过对3个因子测量题项的内部一致性检验,运用项目———总体相关系数(CITC)检验每一题项与所要测量构念的相关程度,结果表明:删除任一题项并不能增加3个构念的内部一致性程度,11个题项都予以保留,Cronbachα系数值分别为0.891,0.827,0.787,均大于0.70,表明量表题项的选取在统计学上能够较好的满足信度的要求。
注:创业机会蹬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0.904,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160.985,p<0.000。
本文还通过AMOS7.0对创业行为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估计本测量方法的收敛效度。表2显示了三种不同情况下的分析结果,其中,三因素模型拟合程度最好,χ2/df=2.066,CFI=0.974,NFI=0.951,IFI=0.974,GFI=0.952,RMSEA=0.061,标准化的因子载荷介于0.654到0.900之间,且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P<0.05)。由于在三因素模型中发现一阶因素之间有中高度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分别为0.66、0.68、0.78,表明三个一阶因素在测量更高一阶的因素构念,即有二阶因素存在。上述数据信息说明,创业行为三维度的划分是合适的,且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然后,通过三因素模型与两个对照模型靳行比较,检验本测量方法的区分效度。单因素模型是将机会识别、团队组建、资源获取三各变量融合为一个因素;双因素模型是将三个变量中的两个变量合为一个因素,另一个变量单独为一个因素,共有三种不同情况。结果显示,三因素模型相较于单因素、双因素模型拟合程度更好,表明拟合指数支持三因素模型,即机会识别、团队组建、资源获取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注:由于双因素模型共有三种情况,上表中所列出的双因素模型拟合指数为最低值与最高值。
(2)创业知识溢出
借鉴陈文婷、李新春(2010)[18]有关识别创业机会的知识测量指标的基础上,对创业机会捕捉的知识溢出测量量表进行了修订,通过对创业商机、创业行业信息、创业资源信息、创业经验的溢出来进行测量;借鉴Fallah和Ibrahim(2004)[19]、李新春(2010)、魏江(2003)[20]等学者的研究,通过新产品开发技能、新创企业管理技能、市场开发技能和生产运作技能的溢出等四个维度对克服新进入缺陷的知识溢出进行测量。均采用Likert 5级量表进行评定。
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经过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后,8个问项共抽取了2个因子。经过对2个因子的信度分析发现,在克服新进入缺陷的知识溢出4个问项中,删除其中产品开发技能这一题项后,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更好,信度系数值增加0.210,删除后的Cronbachα系数值为0.900;在机会捕捉的知识溢出4个问项中,虽然删除其中创业凯验获取这一问项后,信度系数值增加0.001,但考虑到分量表中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52,信度系数值已达到较好水平,删除该题项后信度系数增加值很小,删除意义不大,故保留该题项。正式问卷中,7个测量题项共解释了75.56%的变异,具体分析结果表3。
注:创业知识溢出的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0.868,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1211.66,p<0.000。
在对创业知识溢出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后,结果表明:双因素模型整体拟合系数分别为:χ2/df=1.713,CFI=0.992,NFI=0.981,IFI=0.992,GFI=0.979,RMSEA=0.050,标准化的因子载荷介于0.652到0.900之间,且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P<0.05),在双因素模型中一阶因子之间具有中高度的相关性,r=0.66,说明有二阶因子存在,创业知识溢出两个维度的划分是合适的,具有较好的内敛效度。在与创业知识溢出的单因素模型对照比较后,发现单因素模型拟合指数不理想,χ2/df=17.562,CFI=0.802,NFI=0.793,IFI=0.803,GFI=0.751,RMSEA=0.240,相较于单因素模型而言,拟合指数更支持双因素模型,即机会捕捉的知识溢出、克服新进入缺陷的知识溢出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3)控制变量
由于人口统计学变量可能会影响到本文结果,因此在检验假设和验证模型时,将创业者性别、年龄、学历、创业经历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中。
4 研究结果
4.1 同源性偏差检验
由于本文数据均来自于同一对象填写的调查问卷,可能会产生同源性偏差问题,目前最常见的检验方法是运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将调查问卷所有项目都进行因子分析,通过在未旋转时得到的第一个主成分因子的载荷量来检验同源性偏差的程度。Podsakoff认为,如果第一个因子的载荷量小于40%,则表明数据同源性偏差问题并不严重。本文将调查问卷中的所有变量进行了因子分析,共生成了9个因子,在对其未旋转的主成分因子分析过程中,第一个因子的载荷量为27.146%,其他因子均在2%~11%,都没有达到40%.因此,可以认为,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受同源性偏差影响的程度在可接受范围内。
4.2 变量的相关关系
表4报告了各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误以及相关系数。其中,机会识别与机会捕捉知识溢出(r=0.498,p<0.01)、克服新进入缺陷的知识溢出(r=0.333,p<0.01)的相关性显著;资源获取与机会捕捉的知识溢出(r=0.483,p<0.01)、克服新进入缺陷的知识溢出(r=0.427,p<0.01)的相关性显著;团队组建与机会捕捉的知识溢出(r=0.475,p<0.01)、克服新进入缺陷的知识溢出(r=0.363,p<0.01)的相关性显著。这为创业行为与创业知识溢出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4.3 研究假设的检验
为了检验创业行为对创业知识溢出的影响作用,本文首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两者之间的路径系数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见图1):机会识别、团队组建、资源获取三个内容维度在公共因子创业行为上的标准化载荷分别为0.77、0.86、0.90,p值均小于0.05;机会捕捉的知识溢出和克服新进入缺陷的知识溢出两个内容维度在创业知识溢出上的标准化载荷分别为0.85、0.79,p值均小于0.05,这表明创业行为、创业知识溢出的内容维度划分是合适的。在此基础上,对创业行为与创业知识溢出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整体模型拟合指数,χ2=246.844,df=130,χ2/df=1.899,GFI=0.917,CFI=0.961,NFI=0.922,IFI=0.962,RMSEA=0.056,标准化的因子载荷,即创业行为对创业知识溢出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70,且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p<0.05),H得到验证。
注:**表示p<0.01;*表示P<0.05;均为双尾检验。
本文还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进一步探讨创业行为对创业知识溢出的影响作用。在控制年龄、性别、学历、创业次数等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基础上,将创业行为的机会识别、团队组建、资源获取三个维度作为前因变量;将创业知识溢出中的机会捕捉的知识溢出、克服新进入缺陷的知识溢出作为结果变量,建立了层次回归模型,结果见表5。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对回归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分析发现膨胀因子(VIF)在1.022至2.082之间,均小于10,表明各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模型2、模型4中的R2、△R2、F等指标以及显著性表明回归模型的总体效果比较理想。在回归模型中,各人口统计学变量,除了创业经历对克服新进入缺陷的知识溢出有显著性(β=-0.127,p<0.05)影响外,其他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在模型2中,机会识别、团队组建、资源获取对机会捕捉知识溢出的影响均达到显著性水平(β=0.287,p<0.001;β=0.195,p<0.01;β=0.203,p<0.01),H1-1、H2-1、H3-1得到验证;在模型4中,资源获取对克服新进入缺陷的知识溢出的影响作用显著(β=0.291,p<0.001),H3-2得到验证,机会识别与团队组建对克服新进入缺陷的知识溢出的影响作用并未达到显著水平,H1-2、H2-2未得到验证。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288名创业者的问卷调查,在界定创业行为、创业知识溢出内容维度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创业行为对创业知识溢出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创业行为对创业知识溢出的影响作用显著。其中,机会识别、团队组建、资源获取三大关键创业行为对机会捕捉的知识溢出有显著影响;资源获取对克服新进入缺陷的知识溢出的影响显著,而机会识别、团队组建对克服新进入缺陷的知识溢出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