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为演变

政府行为演变（共10篇）

政府行为演变 篇1

自2000年广东省启动实施专业镇技术创新示范工程以来,广东省专业镇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初步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基层公共创新服务体系,形成了具有广东特色的乡镇集群经济形态。2011年,全省专业镇GDP总值1.64万亿元,占全省GDP总量的31.1%(数据来源:“广东省专项科技调查数据汇编,广东科技统计数据”,下同),家电产品、服装纺织、食品饮料、建筑材料等传统优势产业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实践证明,专业镇能在短短11年内彻底改变建设初期的“四无”(无研发机构、无科技人员、无创新活动、无创新成果)状态,获得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与其发展各阶段的政府行为分不开的。

1 专业镇发展历程中的政府行为

研究2000年到2012年与专业镇发展密切相关的典型事件发现,这些典型事件既具有时间上的继起性,又真实反映了在推动专业镇发展各个阶段中的政府工作重点,极富鲜明的阶段特征。本节拟以这些典型事件的发生时间为起点,以它们的作用年限为终点,将广东专业镇的发展分为试点示范期、快速发展期和转型升级期三个阶段,并探讨在专业镇发展各阶段中政府行为的演变。

1.1 专业镇发展阶段划分

1.1.1 试点示范期(2000—2005)。

1999年底,广东省组织专家深入各专业镇调研,形成了“建立专业镇技术创新平台,推动专业镇经济登上新台阶”的调研报告,为开展专业镇创新工作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2000年出台的《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的通知》,明确提出要积极开展专业镇技术进步试点工作,同年出台的《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了“十五”期间开展专业镇技术创新示范工程的目标、任务和措施。在《方案》的推动下,全省确定了以技术创新平台建设为重点推动专业镇建设的工作思路,专业镇发展由原来的零星散乱逐渐变得规范起来,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至2005年末,全省专业镇数量达159个,技术创新平台达103个。初步呈现出“一镇一平台”、平台助推专业镇发展的良好势头。

1.1.2 快速发展期(2006—2010)。

2006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专业镇的意见》,更进一步确立了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以支柱产业为支撑的技术创新平台、加快专业镇发展的宗旨。在总结“十五”期间推进专业镇建设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全面推进以技术创新平台为载体的产学研合作,并提出到“十一五”期末的发展目标——专业镇技术创新体系和产业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专业镇发展质量与产业竞争力显著提高,形成对区域经济有强大辐射带动效应的专业镇发展格局。至2010年底,专业镇技术创新平台达196个,专业镇数量迅速增至309个,全省专业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工农业总产值占全省的比重接近1/3,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达4.1万件和2.7万件,占全省的比重均在30%以上。专业镇已然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1.1.3 转型升级期(2011—)。

广东专业镇经过10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大部分专业镇仍处于要素驱动阶段,整体科技创新水平较低,自主研发能力薄弱,产品对外依存度高,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专业镇发展遭受了严重的冲击,亟待转型升级。2008年3月26日,汪洋书记在东莞调研时就寄语东莞“坚定推进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型升级,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并留下“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会被产业结构所调整”的精辟论断。2010年,汪洋书记进一步提出“依托专业镇,实行一镇一策的产业转型升级改造”,将专业镇工作正式作为广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际举措内容提到省委战略高度。2010年10月,全省专业镇转型升级工作部署会议召开,部署专业镇“一镇一策”的产业转型升级改造。2011年专业镇转型升级现场会召开,在对“十二五”时期专业镇转型升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后,确定了“放”、“调”、“投”、“转”、“保”“五措并举”的发展思路。这标志着全省专业镇转型升级的序幕全面拉开,专业镇正式步入转型升级阶段。

1.2 专业镇发展各阶段的政府行为

1.2.1 试点示范期的典型政府行为

(1)加强顶层设计,引导试点示范

在组织有关专家深入各专业镇调研了解专业镇技术创新瓶颈后,根据镇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特点,省科技主管部门联合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力量,与试点镇政府共同研究制定和实施产业技术进步规划和技术创新工作实施方案,确定发展目标、凝练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试点镇的选择坚持“自愿申请、专家论证、择优遴选”的原则,在选好的30—50个镇推进“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工作,突出重点,分期分批实施。重点支持一批对地区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引进和开发,通过技术创新推进专业镇产业技术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推动了乡镇政府发展观念的转变,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同时出台《广东省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管理办法(试行)》,加强对试点示范专业镇的高标准管理。

(2)搭建创新平台,推动试点示范

围绕专业镇特色产业技术创新的需求,省市科技部门积极支持和配合,多次召开技术创新试点工作会,为各镇搭建技术创新平台提供经济、法律、行政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引导地方政府与其他社会机构联合组建专业镇技术创新平台。省科技厅主要负责制定技术创新平台的运行规则、明确平台定位和业务范围,规范和调节以技术创新平台为核心的各创新主体活动,以促其服务镇区特色产业或中小企业。专业镇创新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截止至2004年,南海区18个镇就有9个镇建立了技术创新平台。另外,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专业镇创新人才的培育与引进、创新网络的搭建以及信息数据库的建设也逐步开始取得成效,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得以初步建立。如在此期间的南海、中山、东莞等地的专业镇技术创新平台已基本具备技术研发、物流、电子商务、融资、信息化等方面的综合功能。

(3)营造创新环境,支撑试点示范

政府一方面通过改善交通、通讯等创新基础设施、加强对薄弱环节的支持,营造专业镇发展的硬环境,另一方面营造一种适合创新主体发展的氛围和软环境,包括开始着手建立有效的人才培训机制,合理的投融资机制和健全的法律法规等。2005年,广东省科技主管部门联合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香港举行了专业镇中小企业技术服务体系学习考察活动,并形成长效的培训机制。同时,省内部分地市政府有意识地从政策上提出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有的政府甚至高瞻远瞩,跳出农村视野局限,提出立足本地优势,实施不同的政策,正确导向和培育发展主导产业,从而使得专业镇发展呈现出特色鲜明、主导产业突出的特征,专业镇由此进入实质性的建设发展阶段。

1.2.2 快速发展期的典型政府行为

(1)组织产学研合作,提升发展速度

设立加快发展专业镇科技专项计划,鼓励专业镇整合创新资源,开展产学研合作。鼓励专业镇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检测机构等合作,共同建设技术创新平台,开展产业技术项目合作,并推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科技成果在专业镇转化。鼓励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检测机构等在专业镇设立服务机构。支持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等向专业镇企业开放。截止到2010年底,全省专业镇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总计1540项,累计专利授权量15万件,研究开发项目达1028项,成果转化项目产值17.5亿元,为13386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专业镇的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发展步入前所未有的快车道。如古镇镇在建立长效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后,充分整合“三部两院一省”的创新要素,开展技术攻关、科技成果产业化、人才交流培训等,推动了古镇灯饰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年产近100亿元的新能源(LED)产业规模,辐射范围覆盖邻近三市11个镇区。

(2)优化服务体系,引领发展方向

针对各镇产业相对集中,但产品生产的上下游配套不完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偏高、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弊端,各专业镇纷纷出台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积极引导企业围绕主导产业进行分工协作,促进专业镇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引导专业镇生产制造优势突出的产业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两端延伸,完善配套产业链,推动制造业服务化。2009年以来,广东省积极引导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与专业镇企业加强沟通联系,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大力推进专业镇中介服务平台、设计创新平台、教育培训平台、信息化服务平台、监测和质量认证体系、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配送体系等平台建设,促进行业协会(商会)的发展,制定和推行专业镇特色产业的行业技术标准或国际标准,并通过政府担保等多种形式,加快推进专业镇技术创新与金融的紧密结合,鼓励和支持专业镇引进风险投资机构、设立多种形式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如中山小榄镇LED产业在省科技厅和镇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推动下发展日趋成熟。至2010年底已发展成为集聚国内半导体照明产业链上中下游各大厂家,行业相关政府主管部门、专业学术机构、经销商、节能服务中心、监测中心、行业研究机构、行业协会、相关媒体服务单位、行业用户、村镇银行等为主要参与单位的产业服务体系。

(3)实施名牌战略,强化发展能力

各专业镇政府结合“千百亿”名牌培育工程,高度重视实施名牌战略,制定奖励政策支持企业创名创优和上市,引导专业镇注册集体商标,强化行政执法力度,形成打假工作合力,切实维护品牌形象。通过推动专业镇产品以企业品牌或区域品牌的形象参加国内外重要展会,加大品牌的推广和宣传,打造品牌产业。引导专业镇企业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化体系、计量检测体系和质量信用体系,推进龙头企业拟定申报国际、国家、行业技术标准和规范,鼓励企业广泛采标生产,鼓励专业镇积极创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镇。大力推进“广货全国行”活动,加快广东商贸城等内销平台建设,以若干单项产品为突破口创建一批国际采购中心,提升行业话语权。2010年,全省专业镇名牌产品已超过1500个,著名驰名商标超过1000个。全省涌现出大沥铝型材、西樵布料、小榄五金等一大批区域品牌,扩大了专业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专业镇的产品走出广东、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2.3 转型升级期的典型政府行为

(1)实施“一镇一策”,引导转型升级

2011年上半年,广东省迅速推动专业镇加快战略规划研究,实施“一镇一策”,有针对性的指导专业镇科学转型。一是在组织开展深入调研,全面摸清全省专业镇基本情况和发展潜力后,应用产业生态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科学定位、决策,已完成的100多个产业生态发展规划,全面规划专业镇的整体发展,确立了从技术和服务两个层面引导专业镇转型升级的思路。二是设立“专业镇转型升级建设专项计划”,统筹省重大科技专项、对外科技合作计划、农业领域科技计划等科技计划,加大对专业镇的投入,从技术攻关、创新网络建设、科技服务业培育等方面全方位支撑专业镇转型升级。

(2)完善创新网络,支撑转型升级

在原有平台网络的基础上,广东省自2011年起加大优势创新资源整合力度,加速推动科技服务业研究院和专业镇技术创新支援中心、区域创新网络交互中心的建设,并成立了专业镇产业生态发展决策咨询中心,全面提升和发展专业镇创新网络的服务能力和网络资源,促进专业镇产业可持续、生态化发展。目前,全省基本建成以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为核心的一个专业镇省级交互平台和4个资源平台(省工研院、省农科院、省电科院和省科学院),以及一个服务产品交易平台(广东现代服务交易中心),并通过专业镇创新驿站进行对接,形成了覆盖专业镇的集群创新网络。

(3)制定配套政策,保障转型升级

自2011年专业镇现场会以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专业镇转型升级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专业镇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广东省专业镇发展“十二五”规划》、《广东自主创新促进条例》等一系列促进专业镇转型升级的战略规划和配套政策的制定,以及各地市镇配套出台的规划政策和实施方案,为引导资源要素向政府鼓励发展的产业集聚,加快完善政府服务、金融服务,大力引进和培养高技能、高层次人才和创新科研团队提供了切实的保障,扫清了专业镇转型升级的制度障碍。

2 推进专业镇发展过程中政府行为的薄弱环节

2.1 对产业共性技术开发重视不够

一方面,广东省虽然已开展大量产业技术路线图的编制工作,主动寻找和挖掘满足多个行业发展的共性技术瓶颈,但政府在研发项目选取上,一般从大量的、来自不同企业、高校和研究所的申报项目中选取研究项目,而企业往往不会主动申报研究具有“外溢性”的共性技术,即使申报获得资助,也容易导致对单个企业资助所获得的技术不能对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从全省的科技成果统计不难看出,新产品的研究比例远远高于基础研究。而在发达国家乃至许多发展中国家,基础研究的比例通常在20%左右,我省专业镇的平均水平却不够5%,这对加快专业镇转型升级无疑形成了一道门槛。

2.2 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结构错位

一方面是投入总量不足,科技投入长期偏低。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离不开资金,研发经费投入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从投资总量上看,全省专业镇与发达国家在研发投入的总量上和研发投入强度上还存在巨大的差距。另一方面是投入结构错位。从经费的分配看,政府大部分的科研经费分配给了政府所属的创新平台或科研机构,而仅有极小的部分分配给了专业镇企业属技术创新平台,但发达国家的科研经费主要分给企业技术创新平台,只有10%分给了政府所属的创新平台或科研机构。由此可见,在发达国家,企业既是科技的主要投入者,又是主要承担者,而专业镇恰好错位,企业在创新中的核心主体地位仍未确立。

2.3 软环境营造不合理

在专业镇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均比较重视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实验室、中试平台等技术设施硬环境的建设,而在科技创新的软环境方面建设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市场环境不规范。专业镇对知识产权的系统保护力度不够,使得专业镇许多企业研发的技术成果或产品的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导致市场竞争不规范、不公平,极大地影响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二是政策环境不完善。虽然省政府为加快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主要集中于财政税收及金融等方面,而缺乏对专业镇企业创新的全方位支持。三是文化环境有待提升。虽然有些企业是承接世界技术转移、国际产业垂直分工生产,但由于专业镇的发展还未形成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之势,专业镇内产业无实质性关联的创新互动,使得镇区难以形成具有创新热情的文化环境,企业间信任度不高,合作程度相对较低。

2.4 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扶持力度不足

一方面,政府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缺乏全局性的统一规划和有效部署,导致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自身功能不完善、主营业务不突出、基本上处于自行其是的发展状态。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相互之间缺少相互沟通的联系平台,难以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紧密联系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另一方面,政府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缺少强有力的扶持措施,没有像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建立专项扶持基金,导致此类机构从业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人员结构不合理,尤其缺乏既懂技术又懂市场、营销、管理等综合性人才,往往不能提供专业服务。广东乃至全国高校每年都有大量论文发表、专利授权,但能引导这些科技成果在专业镇最终实现技术扩散和成果转化的能力却表现出明显不足。

2.5 科学发展考核机制有待完善

一方面,地市级以下科学发展考核机制还不完善,一些产业转型升级扶持政策的标准和要求没有充分考虑行业和区域的差异性,“双转移”政策对转出地的考核激励不够。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考核机制的缺位导致有的专业镇和企业习惯于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种种“好处”,小进则满不愿转;有的专业镇害怕转型升及带来的短期“阵痛”,缺少忧患不敢转;有的专业镇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得过且过不快转。

3 强化政府行为促进专业镇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当前,专业镇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期,如何优化政府职能、强化政府行为,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已成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实现专业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3.1 制定专业镇发展战略,指导“一镇一策”转型升级

围绕专业镇“一镇一策”转型升级工作,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制定《广东省专业镇转型升级“十二五”规划》,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应当定期组织编制专业镇五年总体发展规划,实现产业对接和协同发展,形成上下游配套、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的产业空间布局。

按照“一镇一策”的要求,结合各专业镇产业发展现状,应用产业技术路线图、产业生态地理信息系统等科学工具研究编制专业镇产业发展规划,抓紧制定系列分类指导政策实操指南,从战略的高度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明确专业镇转型升级的路径和方向。珠三角地区和东西北对口地区联合编制产业集群转移规划,选择部分具备条件的乡镇发展飞地型专业镇和转移型专业镇,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加快珠三角专业镇转型升级。

3.2 努力营造良好软环境,进一步整合科技资源

深入推进省部院产学研合作、加强区域与国际科技合作,重点推进“一镇一院”、“一镇一校”合作建设。建立健全以《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为基础的覆盖专业镇转型升级全过程的政策法规体系。

认真贯彻落实《2012年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的财税费政策、金融政策和土地政策,为进一步吸引国内外创新资源流入创新平台创造良好的政策软环境,尤其需要加强全球范围内创新人才、管理人才的引进和交流力度,特别是要重视本地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以强化专业镇技术创新平台对产业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的搜集整理、去伪存真,加强专业镇产业共性技术的突破性研究,实现平台升级。

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和互联网等媒介,广泛宣传典型专业镇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大力推介企业、产品和集群品牌,树立专业镇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形象。

3.3 加大平台建设的财政投入,完善公共创新服务体系

建议省级财政每年设立2亿元专业镇转型升级专项资金,从优化升级专业镇创新平台的角度出发,支持专业镇技术创新平台的软硬件建设,如实验室等基础设施建设、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人才引进与培养等。同时,更多地支持各省级专业镇技术创新平台联合行业协会(商会)、高校或科研机构申报每年的专业镇专项计划,从完善省市镇平台联动机制建设的角度连续多年对平台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扶持。

重点推进广东省现代服务交易中心、广东省科技服务业研究院及广东省专业镇技术创新支援中心、专业镇创新驿站的建设,强化省级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对专业镇的业务指导和服务延伸,形成纵横相连、资源共享、协同服务的专业镇公共创新服务体系,有效支撑专业镇的转型升级。

3.4 提高思想认识,加大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扶持力度

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专业镇政府必须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前提下,用新的思维与观念正确对待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把推动科技中介服务业市场化改革作为发展的主要途径,从国家政策调整、市场主体培育、市场体系完善、体制机制创新等多方面着手,统一制定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发展规划,提高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效度。

一要加大政府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在资金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强宣传和推广力度,为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氛围;二要积极制定税费优惠政策,鼓励镇区内外机构、企业、个人介入科技中介服务业,向现有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投资、参股,实现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经济成份的多元化;三要鼓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制度创新,鼓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和采用更加灵活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加强在岗培训和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允许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经营者和管理骨干实行年薪制和股权制,允许他们购买或获取所服务企业的期权股份或认股权。

3.5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考核评估

省市级党委、政府应把加快推进专业镇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摆上重中之重的位置,认真研究重大问题,制定落实政策措施,坚持县、镇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转型升级工作。组建转型升级科技特派员工作团,选择一批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优秀干部和科技人才挂任专业镇副镇长,形成与镇所在地市的科技副市长为团长,科技副镇长和企业科技特派员为成员的转型升级科技特派员工作团,专职从事专业镇转型升级组织管理工作。

制定专业镇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与评估实施办法,纳入到党政班子及干部考核内容,作为组织、人事部门考核的重要依据。经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认定的创新型产业集群专业镇,可优先申报认定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享受国家科技部等相关部委的各项扶持政策。每年定期组织开展专业镇发展统计和评估,对专业镇实行动态管理和跟踪监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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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企业慈善行为的动机与演变 篇2

关键词：企业 慈善 企业公民

发展慈善事业，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企业在慈善事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么，企业为何参与慈善事业？又如何参与慈善事业？本文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

一、企业慈善行为的动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将企业的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看成是不可兼容的两个方面。的确，在经济学那里，企业是以追求私益为根本目的的组织形式。企业参与慈善事业与人们普遍认同的企业目标--追求利润最大化并不相符，相反会造成企业直接经济利益的减少。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在美国，企业界一年的总捐款大约是120亿美元。无论生意好坏，美国大型企业近几年的平均捐赠仍占其利润的1%。国内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事例也不鲜见。

那么，作为一种以追求私益为根本目的的组织形式，究竟是何原因促使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美国权威企业调查组织“交流会议”（The Conference Board）曾对463家企业的捐赠策略做了一个深入调查，这400多家企业的答案是：改善企业形象（占75%），提高员工的参与和士气（占52%），改善与顾客的关系（占20%），产品销量增加（占7.2%），更多媒介报道（占3.6%）。综合而言，参与慈善事业可以为企业带来以下三种利益：

一是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声誉。布雷默（S. Brammer）和米灵顿（A. Millington）就曾指出，企业慈善行为的动机是为了企业声誉，企业慈善行为也能提高企业声誉。参与慈善事业是企业获得高曝光率，扩大知名度的有效途径，经常以此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将有助于企业获得公众的好感，从而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提高企业声誉，进而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社会心理学中的晕轮效应表明，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还倾向于据此推论这个人其他方面的特征。心理上的这种晕轮效应会使社会公众对经常参与慈善事业的企业产生好感，进而对这些企业的产品、服务等产生信赖，由潜在顾客变为现实顾客。调查显示，在价值和品质没有明显区别的情况下，76%的消费者会选择支持较多参与慈善事业的企业的产品。美国的一项调查也表明：资产、销售、投资回报率均与企业的公益形象有着不同程度的正比关系。

二是有利于培育企业文化中的慈善因子，增强企业凝聚力。哈里（Haley）认为，企业慈善行为更多地是由追逐管理效用所致，企业参与慈善事业能为达到管理者所赞成的目标提供支持。而通过参与慈善事业所形成的“慈善型”、“社会型”企业文化，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这正是管理者所期待的。现代企业的慈善行为已不仅仅是传统企业中企业家个人行为，而体现的是整个企业实体的慈善倾向。这种慈善倾向一旦上升为企业文化，便将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不仅能提升企业品位，而且能增强企业员工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企业在参与慈善事业活动的过程中鼓励和吸引员工积极参与，也无形中增强了员工的社会归属感和荣誉感，从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三是有助于企业获得丰富的社会资源。只有获得丰富的社会资源，企业才能获得长久的竞争力和生命力。企业在参与慈善事业，回馈社会的同时，可获得各种社会资源，例如良好的社会声誉、与政府和社区之间的良性关系、留住顾客等。因此，企业因其慈善行为而获得的社会关注与认同，是任何一种商业广告所无法媲美的。正如战略管理学家迈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和马克·克雷默（Mark R. Kramer）所认为的，从长远来看企业的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本身并不冲突，实际上它们的联系十分紧密：企业利用慈善行为来改善竞争环境可以使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统一起来，并能使企业的长远业务前景得到改善；通过仔细分析竞争环境的生产要素、需求情况、战略和竞争环境、相关和支持性产业等要素，企业可以找到能同时实现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的慈善行动领域；企业的慈善行为和竞争环境联系得越紧，其慈善捐赠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获得的竞争优势也就越大。

当然，在很多情况下企业慈善行为的动机来自于企业的利他主义观念，与能否因此而获得利润无关，即企业不求任何回报的慈善行为是被其利他主义动机和为赢得公众赞扬的愿望所驱使。克姆拜尔（Campbell）、卡顿（Cowton）、卡罗尔（Carroll）、桑切斯（Sanchez）、安德内（Andreoni）等学者都有类似的观点和论述，他们称企业的这种动机是：行使良好的“企业公民”权利，履行促使公共福利最大化的社会责任。

二、企业慈善行为的演变

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其思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企业涉及慈善事业领域之初，多数企业更倾向于“隐姓埋名”的思路，这完全是利他主义倾向的表现。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慈善行为已越来越与其营销方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转变实际上是将企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结合，实现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目前，这一理念已被绝大多数企业所接受。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思路转变也直接影响了其组织形式的变化。总的看来，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组织形式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个人名义为主到以企业名义为主的过程。

首先，以企业家个人名义参与慈善事业。企业与慈善事业的联系在最初并不算是真正意义的企业实体的参与，更多地是以企业家个人名义参与。目前，很多企业家仍采取以个人名义参与慈善事业的形式，体现了这些企业家的慈善理念和社会责任感。然而这种以个人名义为主的参与形式主要取决于企业家自身的慈善观念，具有不确定性。随着市场的逐步扩大，竞争领域也在不断扩展，社会慈善领域已成为企业竞争的重要方面，因此企业整个实体的慈善行为可能更具可持续性和现实性。

其次，设立企业基金会。设立基金会是目前国际上一些大型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一种常见形式。这一组织形式实现了由以企业家个人名义为主向以企业名义为主参与慈善事业的跨越。企业设立基金会，使其具有法人治理结构，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这是企业慈善的新开端：一方面，企业可以和其所设的基金会长期合作，参与和组织更多更好的慈善项目；另一方面，企业设立的基金会作为独立的组织从事慈善活动也意味着企业以新的、更高效的方式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是企业慈善行为的创新。

最后，现代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组织形式是在将企业自身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看作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思路下构建的，通过自由选择和互利的形式参与慈善事业。此时，企业的慈善行为已不仅仅是单纯的付出，而且也是投资，参与慈善事业已成为企业的营销策略、经营模式。作为投资，企业选择并参与那些能够引起政府和社会慈善组织关注的项目，一方面可以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产生慈善效应；另一方面，企业也能得到政府的政策优惠，良好的社会声誉等资源，并进而扩大市场增加收益。实践证明，企业慈善行为完全可以帮助企业取得更佳的业绩。

基金项目：安徽师范大学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07xqn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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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为演变 篇3

一、推己及人、由家而国的思想

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在个人修养上,儒家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社会关怀上,怀有同理心,“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身、家、国高度统一,从而“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从而“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这是儒家从政的根本原则。人治的最高目标追求最大程度的善,往往是从本心出发,推己及人,兼济天下。目睹百姓的深重苦难,唐朝大诗人杜甫不自觉地呼唤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心声。唐朝时王方翼为肃州刺史,“河西蝗,独不至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馁死,皆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钱作水磨,簿其赢,以济饥瘵,构舍数十百楹居之,全活甚众”,虽然王方翼所辖区域没有发生蝗灾,但他却拿出自己的钱去救济灾民,并建造房屋安置流民,救济了大量穷苦百姓。

二、仁政、德政思想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封建思想认为天下为君主所有,但为了维护统治,统治阶级必须考虑人民的感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其中民贵君轻的思想,颠覆了君主高高在上的形象,要求乐民之所乐,忧民之所忧,施行减轻赋税徭役、制民恒产、救济穷人的仁政。这其中有稳定统治的现实考虑,但在长期的统治过程中,封建统治阶级不自觉地将之作为政治管理原则,融入到实践过程中。管子提出厚其生、输以财、遗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等“德有六兴”的一系列主张,包括养长老、慈幼孤、利坛宅、修墙屋。《周礼》称,“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西周以来即有官府借贷钱物给百姓的赈贷制度,百姓受官府赈贷种食而没有归还或者没有完全归还的,还可以赦免。《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汉代朝廷专门在长安辟出地方,建立住宅安置贫民。明代对于回到原籍的流民提供草屋四间。“成化元年,令流民愿归原籍者,有司给与印信文凭,沿途军卫有司,每口粮三升,其原籍无房屋者,有司设法起盖草屋四间,仍不分男女,每大口给口粮三斗,小口一斗五升,每口给牛二只”(《大明会典》卷之十九)。到了清朝,对于灾后救助的做法更加多样、制度化,在《清世宗实录》《大清会典事例》等文献中均有对流民给予临时住房安置、向灾民发入住房补助的记载。《户部则例》对于水灾冲毁房屋的补助作了细致规定,各地根据坍塌房屋的档次、受损程度、灾民困难程度等实行不同种类的补助。

三、民生、民主思想

基于尊重民众和互助救济的理念,反对统治阶级的无效干预和有害干预,最典型的是老庄的无为思想。老子认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他看透了统治阶级出于私利,对百姓生活不仅没有起到积极的保障作用,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从而要求无为而治,“爱民治国,能无为乎?”(《道德经》)。孟子从反对自利、自爱出发,要求“兼相爱、交相利”,倡导“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互助兼爱社会。当然,民生这个概念真正提出要到近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他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思想。老庄无为而治的观点正是对管理者不顾管理对象需求和感受,想当然提供生活干预的一种警示。从现代观点来看,住房保障工作必须从保障对象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和监督权,发挥保障对象的能动性,使保障工作全程暴露在“阳光”之下,才能让民生工程真正落到实处。

四、平等和大同思想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篇》),追求的是公平适度,在《礼记·礼运》中进一步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理想一直是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样板,东晋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述的美好家园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大同思想虽然对于终极目标有了模糊的认识,但对于社会资源如何分配、如何监督等没有深入细致的分析,公平、平等等概念作为操作层面的指导原则,是现代住房保障政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则。

五、宗族救助和慈善思想

宗族、家族在中国儒家社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范畴,光宗耀祖被视为莫大的荣幸,诛九族是最重的惩罚,宗族不仅是荣誉上和名义上的归属,也是家族成员经济救助最直接和最有效的保障来源。宋朝仁宗时,范仲淹开创了义庄的救济方式,他在苏州吴县捐良田千亩设立义庄,用以赡族人、固宗族,并制定义庄管理章程,使范氏族人可免费居住安居房而不致流离失所,还可领取粮食、棉布以免饥寒。士绅、地主从顾念桑梓、积阴功、留善名等观念出发,在地方发生灾荒时,往往倡议捐钱捐物,设粥厂、社仓赈贷,维护一方秩序,保证穷苦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北宋滕达道在发生饥荒时,“召城中富民与约曰:流民且至,无以处之,则疾疫并及汝等矣。吾城外废营田,欲为席屋,以待之。民曰:诺。为屋二千五百间,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锅炊器用皆具”(《东坡集·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庆历八年,河北、京东西大水,大饥,人相食……。知青州富弼择所部丰稔者五州劝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廪,随所在贮之。择公私庐舍十馀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文献通考·卷二十六国用考四》)。这是另一位宋朝官员富弼在发洪灾时,积极救助流民,解决居住问题的做法,并且富弼创造了被称为“富公安流法”的安置流民措施。这些官员之所以能一呼百应,开展民间救助,除了预防瘟疫扩散、维护地方秩序的现实考虑,传统的慈善助人的信仰和价值观也起了重要作用。

古代的保障和救济思想,不管是公平平等、互助救济,还是大同、民主民生等,都对现在的住房保障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儒家独特的基于“推己及人”出发的爱民思想,为理解住房保障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面对民众的苦难,通过感同身受,从情理上为住房解困工作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但是,中国古代并未发展出现代意义上专门的住房保障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狭义的住房保障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之后的产物,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对于大规模的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还缺乏必要性和紧迫性。道教典籍《太平经》认为人类的生存有“两大急”和“一小急”,两大急是饮食和男女之情,一小急也叫半急,即穿衣。在古代农业社会,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吃饭、穿衣。只要稀缺的田地资源得到分配,人们可以从田地上解决衣、食、住等主要问题,住房通过因地取材、因陋就简就能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因此住房问题尚未单独出来,受到专门的重点关注。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克斯·蒂奥(Alex Thio)指出,促进城市激增的主要因素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引发了一系列相关活动,人口爆炸、人口激增、技术爆发,导致产品增长,农产品剩余,仅需很少的农民就可以供养比之前更多的人口,多余的农业人口从农场转移到城市。这样人们从农村到城市发生了位移(人口激增),而且在有限的区域里人口更加集中(人口内爆)。英国是最早实施住房保障的国家之一,现代意义上的住房保障始于20世纪初,在瓦特发明蒸汽机和圈地运动之后,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直到1919 年英国才颁布《住房与城镇计划法》,第一次将为劳动阶段提供住房作为地方政府的法定责任。法国也是在工业化进程加快的基础上,于1894年出台了《施格弗莱德法》,建立了“廉租住房委员会”,逐步健全社会住房体系。

二是儒家的宗法制度和家庭观念相较于西方的城邦社会更强,人们遇到困难首先会从家族内部想办法。中国近代的社会改革家冯桂芬力主“复宗法”,仿照宋代范仲淹设立义庄的做法,提倡家庭内设立义庄,内设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室等,专门救济本族的鳏寡孤独者。在救济顺序上,人们往往优先考虑同宗同族家庭成员,宗族是维护家庭成员生存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保障网。“在儒家社会,政府不应当为贫困者提供住房补贴,因为这些贫困者会受到其家庭的照顾。如果家庭没有办法提供帮助,这些贫困者会转向同时的社会关系网寻求帮助,寻求政府帮助是最后的办法”。传统文化倡导人们行善以得到好的报应,后代子孙能因自己的德行受到长久的善报,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能荫及子孙。儒家社会的家文化,甚至在现行住房保障实践中也应予考虑,香港为鼓励较年青的家庭照顾年长父母或亲属,促进家庭和谐共融,提出了家有长者优先配屋计划和新市乐天伦优先配屋计划。目前,这两个计划已经合并为天伦乐优先配屋计划。

三是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与分析思维有较大不同。古人天一合一、明理见性的思维方式,往往从宏观、整体或系统的角度思考问题,与西方讲究分析、解剖的方式有很大区别。老子所谓“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已经表达了人们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近代太平天国提出的“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保暖、无处不均匀”,同样包含人人有房住的意义。康有为提出了一切归公的公有化主张,所有社会福利事业均由公共机构来承担,包括公教、公养、公恤、设立公立医院等,对于大同理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但未精细到对住房问题作长篇大论的解释。整体思维和分析思维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长于定性分析还是量化分析也不是判定思维成果的关键因素,从社会发展和专业分工来看,住房保障的问题和解决成果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所以只有在住房保障深入发展的情况下,分析思维才更容易获得理论成果。

参考文献

[1].(美)亚历克斯·蒂奥(Alex Thio)著丛霞译.大众社会学(第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5

政府行为演变 篇4

一、中国乳品产业链纵向组织关系演变

(一)1949年以前。中国乳业是从城郊起步的，到新中国成立时只有京津沪等大城市或城市近郊建有奶牛场和乳品加工厂，而农区和牧区的乳品产业还未起步。这一时期的乳品产业处于“小农户＋小市场”阶段，乳品的消费需求很小，市场交易价格很高。其产业链纵向组织关系表现为：原奶生产和乳品加工都是小规模的、分散的，二者之间没有形成契约关系；奶农和乳品加工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且交易费用高。

(二)1949～1978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乳品产业只局限于城郊和牧区。这一阶段的产业的主要特征是产业规模小、设备装备差、投入不足、供给短缺。从1949～1978年，虽然乳品加工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乳制品产量年递增率也高达18.04％，但是奶牛养殖业基础薄弱，总产量很少，增长速度相对缓慢，乳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很低，该期间奶牛年末存栏头数和原料奶总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只有4.90％和5.30％。

这一时期，我国乳品产业链是基于行政命令的完全垂直一体化，由于是计划经济，经济杠杆很难起作用，无法做到经济互利。产业链上的各环节隶属于不同的部门，其中生产者是生产队和国有农牧场，加工者是轻工业和商业部门所属加工：厂，运销者是轻工和商业部门所属的商店，割裂的产业链主体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

由于产权残缺导致劳动监督成本过高和劳动激励过低，国有农牧场和集体奶牛场缺乏效率和投资冲动，乳品产业链的总体效率不高，资源配置不合理。产业链上游的“原奶生产”环节是产业链的“龙头”，受国家统一调控，产业链各行为主体契约稳定，风险小。

(三)1979～1992年。改革开放初期，得益于政府对乳业实行“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的方针，市场由短缺到充足，由单调到繁荣，乳品产业呈现出城郊、牧区和农区共同发展的局面。这一时期，产业链各投资主体活跃，“乳制品加工”环节成为产业链的“龙头”，农户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严重，契约不稳定。从整体上看，乳业是由众多的小加工企业和众多的小奶牛企业组成的，产业链处于割裂状态。占到多数的乳品加工企业，设备陈旧，管理粗放，无力建立稳固有效的从原料奶生产、加工到市场消费的有机产业链，处于孤立的产业环节；个体农户规模小，地区比较分散、无力抗拒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因缺乏有效约束和协调机制，农户和乳制品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严重，造成乳业资源不合理配置和巨大浪费。

(四)1993年以后。随着市场的饱和及超市等终端零售的崛起，乳业由地区垄断走向全面开放。乳业集团的兼并、重组促进了产业链由调整走向整合，市场资源配置趋于合理，产业链效率进一步提高。“市场”环节成为产业链的龙头，随着农户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原奶生产者和乳品加工者之间的利益连接呈现多元化。同时，部分大型乳业集团为了掌握西部牧区奶源和各地区的消费市场。实现企业的规模效益，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在西部牧区和其他各地区建立加工企业，促进了东部沿海、中部农区和西部牧区3个区域的资源配置趋于合理。

这种新形势下，乳品产业竞争激烈，乳品企业为控制经营风险，努力控制“产业价值链”的上下游关系，控制上游供应商乃至奶源基地，或控制下游经销商乃至终端消费者，从而实现产业链的整合。这种以经济资产为纽带，控股资金、品牌、技术从而实现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联合起来的一体化形式，其根本点在于经济利益互惠互利，呈现出生命力，既带动了上游原奶生产，也拉动了下游乳品消费，提高了产业链整体效率。

二、政府职能的转变

组织制度的变迁过程是各方利益不断博弈的结果，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制度供给者的作用。中国乳品产业链纵向组织关系的变迁基本上是政府主导的供给型的制度变迁。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中央和各地方的政府职能逐步发生转变。

(一)计划经济时期。这一时期，政府给予乳业直接扶持且直接介入，参与市场经营，实施统购包销，价格和供需均受到严格控制。

(二)改革开放初期。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政府逐渐缩小对乳业的直接干预，乡村乳品市场开放，但是城市市场仍然受政府政策的控制。

1988年，农业部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乳品是“菜篮子”工程中主要项目，各地多用不同方式补贴和扶持郊区的乳业运作。中央对74个大中型城市的商品零售价进行公布，其中巴氏消毒牛奶及其他34种产品的价格每月要上报给中央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各地区政府对牛奶价格实施控制，城市地区的生奶价格可能被扭曲，不能反映市场情况。

(三)市场经济时期。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乳品价格的全面放开，政府经济职能发生根本性转变。在这一阶段各级政府将从直接介入退为间接调控，从政策和法规的角度支持奶业的发展。此时，“公司＋农户”、“公司＋规模牛场”和“一体化”三种产业链模式并存。

1．“公司+农户”模式。国务院及农业部先后将支持和发展奶业列入国家产业政策要点，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希望通过扶持龙头企业，带动上游的奶牛养殖业，进一步开拓下游的乳制品消费市场。各级政府发展奶业的积极性也非常高，黑龙江、河北、新疆、内蒙古等省区都把发展奶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重点，制定了“奶业兴农”、“奶业兴市”等发展战略。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政府近年来抓住龙头企业这个关键环节，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扶持方式。对伊利集团的增配股、资产运作、技改扩建予以大力支持，使企业健康、快速发展。目前伊利集团已成为全国乳品行业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液态奶生产企业，销售额名列全国第一。在对蒙牛公司的政策扶持上，对其建厂采取“筑巢引凤”的方式，无偿提供土地、减免税收。公司起步之初，所在地和林格尔县主管部门在电力等方面也给予大力支持，并且扶持其引进了世界先进生产设备。

在政府对龙头企业的大力扶持之下，乳品加工：企业成长迅速，掌握着质量检测和定价的权利，而作为产业链上游的原料奶生产者，无论是其规模还是组织化程度都相对滞后。随着公司规模的迅速壮大，在产业链中处于垄断地位，受利益驱使，收购中存在压级、压价等危害奶农利益的现象。奶农也会有一些消极的抵御，例如通过卖牛、杀牛等方式退出原

奶生产环节。这一时期，政府从大力扶持龙头企业，转变到保护奶农利益和市场培育上来。为了保障奶农的利益，保障乳品的供给安全，政府介入到双方的交易中，采取政府指导定价的方式，实行最低保护价格。此外，政府不断加强牛奶营养知识的宣传，积极推动“学生奶”计划，通过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的有机结合，培育乳业市场，培养学生从小养成喝奶的良好习惯，进而带动更多的消费者。

2．“公司＋规模牛场”模式。随着奶牛养殖的规模和奶农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部分规模牧场㈩现。在这一模式下，奶农的淡判力量不断加强，契约双方势均力敌，政府职能转变为协助建立一个健全独立的质量检测机构，约束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调节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这一阶段，政府的指导定价是刚性的，它不能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例如2004年呼市奶业发展出现萎缩，奶价不涨，奶农单方面的利益受到损害，政府、奶协并没有及时作出反应，直到2005年3月奶价才每公斤上浮了0.03元。政府的指导价呈现滞后性，已经开始显现㈩不适应奶业发展的迹象。

3．“一体化”模式。随着原料奶生产者组织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奶源基地的日益稀缺，原料奶生产者主动向下游纵向一体化以及乳品加工企业主动向上游纵向一体化是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利润的理性选择。江西金牛集团以及福建的长富集团是一体化的典型代表。由于一家养殖场很难达到乳品加工要求的规模，原判奶生产者就有联合起来的动机，自发形成了奶牛合作社。政府职能主要在与间接调控，在政策方面的支持以及相应的组织、协调。

综上所述，中国乳品产业链的纵向组织关系演变基本上是政府主导的供给型制度变迁。政府的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是直接介入，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逐步放开，到大力扶持龙头企业，再到保护原料奶生产者利益，协助建立独立的第三方机制，直到最后的间接调控，经历了一个政府角色由强到弱的过程。

在乳品产业链纵向组织关系的演变进程中，政府也经历了一个认识和学习经济规律的过程。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符合其行为理性和产业发展规律的。当产业发展低迷时，政府首先认识到培育市场主体——龙头企业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而随着乳品加工企业的规模的扩大，契约双方市场力量的差距产生了种种矛盾，政府转而扶持产业链的薄弱环节一原料奶生产者和乳品消费市场；只有当原料奶生产者联合起来，奶业产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后，政府的职能才有可能转变为间接调控。

中国各地乳业的发展状况不同，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实际操作中，政府的行为还经常受到社会主流观念和各方“喊叫”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对乳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很多时候都是事后控制。

政府行为演变 篇5

“5·12”汶川特大地震是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地震波及四川、甘肃、陕西、重庆、云南等10省 (区、市) 的417个县 (市、区) , 总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其中, 被《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列为极重灾区和重灾区的就达132596平方公里, 包含51个县 (市、区) 、1271个乡镇、14565个行政村, 总人口1986.7万人。 (1) 据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评估, 这次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元。 (2) 灾后恢复重建不仅需要迅速恢复重建城区住房, 还面临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产业恢复重建、生态恢复重建和灾区群众精神恢复重建的繁重任务。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已经受到巨大灾难打击和破坏的灾区政府和群众自身难以支撑。2008年6月11日, 国务院印发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 (3) 以下简称《方案》。6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省区市和中央主要负责人会议。做好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保持经济发展良好势头是会议的主要议题。强调要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 建立对口支援机制。

根据地震受灾情况和损失大小评估, 确定四川省18个县市为极重灾区, 并具体明确了对口支援的省市。对口支援的支援方与受援方结对的安排, 主要考虑支援方的经济实力和受援方的灾情程度。

对口支援主要共有7项工作任务。 (4) 直接确定为建设和修复任务的有4项, 与建设和修复任务密切相关的事项有2项。对口支援任务的重心放在支援省市帮助受灾地区建设和修复房屋、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上。这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需要急迫解决的灾区群众安置、生产生活恢复和社会秩序稳定等问题完全一致。这也为对口支援在初始阶段应当发挥的功能做出了清晰的定位。

《方案》对开展对口支援在宏观上提出了32字的总体要求, 即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依据规划、有序推进, 统一政策、统筹安排, 善始善终、搞好衔接。这一总体要求涵盖了从组织领导层面到具体实施环节。在总体要求的基础上, 《方案》明确提出了两个具体要求:一是各支援省市每年对口支援实物工作量按不低于本省市上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考虑。二是对口支援期限按3年安排。 (5) 这是对对口支援提出的硬性指标, 也是确保对口支援政策得到有效实施的刚性要求。

二、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对口支援的运行与演变——从对口支援到对口合作

中央作出对口支援安排部署后, 支援省市迅速召开动员大会, 组建工作机构, 确定支援项目, 并以最快的速度启动实施。对口支援启动后, 优先恢复重建住房、学校、医院等民生工程和城乡基础设施工程等, 确定支援项目以及投入资金数额。以四川省为例, 截止2009年6月底, 18个省市共确定对口支援重建项目2376个, 总投资额584.81亿元;其中, 已开工对口支援项目1530个, 占已确定对口支援项目的64.39%;已建成对口支援项目354个, 占已确定对口支援项目总数的14.9%。在确定的援建项目中, 城乡住房建设项目133个, 城镇体系建设项目310个, 农村建设项目262个,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1042个,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08个, 生产力布局和产业调整项目61个, 市场服务体系项目27个, 防灾减灾项目25个, 生态修复项目9个, 精神家园项目1个, 其它建设项目98个。 (6)

援建项目的实施采用的是两种方式:①交钥匙工程。由对口支援方全额拨付建设资金, 并负责全部建设项目设计、前期准备、施工、监理, 经竣工验收合格后整体移交给受灾地方管理使用。这种支援模式以支援省市为实施主体, 除建设资金外, 还需要更多使用支援方资源, 并由支援方实施工程建设管理。②交支票工程。仅由支援方提供建设资金, 主要依靠接受支援地方负责建设项目设计、施工、监理等活动。这种支援模式以接受支援地方为主负责工程建设管理, 但支援方也参与全过程监督, 着重对建设资金的使用和质量进行监督。

对口支援具体采取哪种模式由双方协商确定。一般而言, 交钥匙工程模式支援方有较大的主动性, 能够更好地满足支援方的意愿, 也有利于发挥支援方工程建设管理的理念和经验, 因而较大或者较为复杂的工程项目多采用交钥匙工程模式。交支票工程模式能够满足受援方的意愿, 受援方有较大的自主权。但由于受援方在工程建设管理上本身具有较多欠缺, 加之因受灾自身资源受到较大约束, 因而较小的或者较分散的一般性工程则采用交支票工程模式。

除上述两种“硬件”对口支援模式外, 支援方还按照《方案》的要求开展智力支援等“软件”对口支援。支援方采取“请进来、走出去”和“以干代训”等办法, 为灾区输送培养包括医疗卫生、项目管理、施工监理及城乡规划等方面大量急需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如重庆市开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智力帮扶, 提出了“造血代输血”、“以带教替顶岗”智力支援模式, 为崇州市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卫生队伍。

从对口支援的行为模式不难看出, 对口支援的实施是以各支援方人力、财力、智力的单向付出为实质内容。

对口支援实施一年后, 伴随一大批城乡住房、医院、学校等民生设施和城镇基础设施的建成并投入使用, 各支援方按照《方案》确定的“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原则, 逐步展开对受援方产业恢复提升的扶持。由于受灾地区农业产业比重较大, 并且产业化程度不高, 受地震影响破坏巨大, 产业扶持方式首先从为受支援地方打通农产品销路开始。其次, 在有一定工业基础或者发展工业条件较好的受灾地区, 支援方普遍采用建立工业园区的方式扶持受援方工业恢复发展。

在积极推进产业扶持的基础上, 一些对口支援省市率先探索建立“互利共赢”的长期对口合作模式。江苏省结合江苏产业梯度转移趋势, 通过多种互动方式加强江苏与四川省绵竹市产业合作和沟通, 建立长期互利共赢合作模式。2009年10月14日, 苏·绵产业合作洽谈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在德阳举行。当天, 111家江苏企业带来118亿元投资协议。仪式当天3家江苏企业投资项目正式破土动工。6天后又有总投资59.5亿元的13个项目集中开工。 (7) 2009年6月10日, 江苏省苏州市与四川省绵竹市签订《经济援建和合作发展协议书》, 约定设立苏州-绵竹产业发展促进会, 以市场为导向, 以产业为纽带, 以企业为目标, 开展多种形式经济合作, 促进两地经济共同发展。山东省坚持援建和援助相结合, 既完成3年援建任务, 又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山东省烟台市、潍坊市、威海市已与绵阳市缔结了友好城市关系。山东省威海市政府与四川省绵阳市政府签订了《关于加强产业合作的框架协议》。德州市政府与绵阳市政府签订了《经济领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其余对口支援方也正在与受援方协商建立长期合作模式。至此, 对口支援行为模式已悄然转变, 这一转变的路径就是:项目援建和智力支持——产业扶持——对口合作。

三、对口支援行为模式演变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

一年多来, 通过对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的跟踪调查, 发现对口支援的行为模式从起初的对口支援已经悄然转变为对口支援与对口合作相结合的多元模式。在此对对口支援行为模式转变中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

第一, 对口支援的行为逻辑是先按照《方案》执行, 参与对口支援的地方政府必须要按照《方案》的规定完成对口支援的任务。因为按照中国现行的制度环境, 地方政府是两大政治委托人 (中央政府和地方公众) 的代理人。 (8) 因此, 地方政府应当完成中央政府部署的任务。对口支援方应首先完成基本的恢复民生的住房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重建。而对口支援行为模式的转变也符合《方案》要求。因为《方案》首先确定了“输血”与“造血”相结合, 当前与长远相结合的原则。其次, 《方案》把“按市场化运作方式, 鼓励企业投资建厂、兴建商贸流通等市场服务设施, 参与经营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具体任务之一。同时, 《方案》还对对口支援双方协商确定其他内容做出授权。对口支援中支援方的做法完全符合其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的角色, 其行为符合《方案》的规定。

第二, 地方政府不仅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 还是地方公众利益的代理人, 因此支援方政府在时机成熟时往往还要谋求自身利益。我国对中央和地方的职权划分在宪法上予以了规定。地方政府的法定职责是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管理其行政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分权化的财政体制下, 地方政府成为拥有独立的财力和财权, 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目标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 而不再是传统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下一个纵向依赖的行政组织。同时, 随着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变迁, 地方政府实际控制的资源也越来越丰富, 地方政府自主性能力因此得到了显著的增强。⑨而这种自主性的增强与宪法规定的“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相一致。在对口支援中, 无偿的对口支援仅仅是完成任务而无助于支援方的公众利益, 因此支援方在对口支援完成了基本的援建任务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希望在对口支援灾区, 完成对口援建任务的同时也能谋求一定的利益。受这样的利益驱动, 单纯的对口支援就逐步演变为了对口合作。支援方和受援方之间由于存在优势互补的情况, 这种需求有可能诱致支援方根据自身利益偏好采取自主行动而寻求与受援方进一步的深层次的合作。特别是在地方分权、财政分灶后, 逐步强化地方政府自主权, 形成地方政府极大的利益追求。“地方分权、财政分成和晋升竞争推动的激烈的地区经济竞争把地方官员置于类似于市场中的企业的境地”。 (9) 既然处于市场的处境, 运用市场的方式适当变通中央政府的政治任务也就成为现实结构中的必然选择了。何况这一选择并不与中央政府启动的对口支援原则和任务的要求相悖。

第三, 在单纯的对口支援中, 对口支援是支援方的单方付出, 因此《方案》明确规定由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省市作为支援方, 且支援的额度为不低于本省市上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考虑, 连续支援3年。这种无偿性的支援反映在对口支援的实践中, 主要表现为项目援建和智力支持——产业扶持这两个阶段, 通过这两个环节, 尤其是第一个环节, 完成了受灾地区的基本民生问题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但是对于受灾区域的后期发展, 尤其是未来无偿的对口支援3年时间结束之后, 灾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则必须要通过对口合作的方式进行。对口合作则是双方基于地位平等, 互惠互利, 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作出的一种行为选择, 它以有偿替代无偿, 因为符合市场规则而具有长期可行性。由此可见从对口支援到对口合作的转变中, 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支援方不再仅仅是个执行行政命令的角色, 有了自己独立的意思表示;受援方更是从一个被动的角色转化为主动的角色, 可以充分与支援方协商, 讨价还价。在这种行为模式的转变中, 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彰显出来。

第四, 从对口支援到对口合作, 形式上与中央政府部署有所偏离。在建立法制社会和法治政府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往往会考虑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在行为模式发生转变的过程中, 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因此地方政府之间就会寻求一种合法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 而这种合法的方式就是合同。因此, 地方政府之间在进行某种经济合作时, 往往会采用传统的方式, 签订对口合作合同。

综上, 地方政府在积极参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过程中, 既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 又是地方公众的代理人。基于前者的身份, 它需要完全按照中央政府制定的《方案》完全任务;基于后者的身份, 支援方地方政府在完成中央任务的同时还期望能够获得自身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付出, 他希望付出得到回报。而这种动力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宪法上的地位具有相对独立性, 其事权和财权具有相对独立性。从形式而言, 对口支援按照《方案》的规定而执行, 而对口合作由于在《方案》中并未有明确的规定, 因此借用私法常用的合同方式为其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就成了对口合作经常的选择, 这让合作双方有了可遵守的依据。

摘要：“5.12”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本文对对口支援行为模式的演变进行了跟踪, 并对这种行为模式转变的理论基础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的角度予以了分析。

关键词：特大地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地方政府

注释

1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 (国务院国发[2008]31号发布) 。

2 资料来源:2008年9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5.12”汶川地震灾情情况新闻发布会。

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09]53号) 。

4 参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第三条规定。

5 2009年5月12日, 在纪念5·12汶川特大地震一周年仪式上, 胡锦涛总书记宣布三年灾后恢复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 相应确定对口支援三年任务两年完成。

6 引自《四川省对口支援办公室关于2009年上半年18个省 (市) 对口支援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川对援办[2009]29号。

7 引自《四川日报》2009年11月2日, 记者陈碧红。

8 何显明: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及其行为逻辑——基于地方政府自主性的视角,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7年第6期。

中国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历史演变 篇6

目前, 最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政府”做了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广义的政府, 是指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及国家元首等, 它们通称为政府;狭义的政府, 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或国家行政机关, 本文所指是广义上的政府概念。对大学的概念界定也是因人、因时代不同而不同, 本文所指大学是主要由政府投资举办的公立大学。

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学习西方大学的产物, 它产生于封建统治日益走向没落的清朝末年, 并一开始就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烙印。1949年, 新中国成立, 使我国结束了近代200多年的外来侵略和军阀混战的局面, 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根据建国后大学的发展历程, 可大致分两个时期来探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一1949年至1978年: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为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 结束了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统治和各地军阀割据分裂的局面, 同时面临着经济落后的巨大困难。特殊的国际局势, 促使中国实行全盘学习苏联的“一边倒”政策, 照搬前苏联的计划管理模式, 政府以军事管制和计划体制的形式强化了社会资源配置、政策过程和社会发展等项能力。进而发展到以政治为中心, 政府的阶级统治职能极度扩张, 支配着其他职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范围。[3]总体来看, 建国之后政府对大学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 大学主要由政府主办, 政府集大学的举办者、办学者、管理者于一身, 大学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因而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的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就为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所颁布的有关高等教育发展方面的重要政策文件, 对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做了规定和说明,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种关系的存在。

1950年6月, 中央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 会议上讨论了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方向以及领导关系, 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核心在于理论联系实际、高等教育为人民服务, 实现高校统一集中领导。其中《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对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作了明确说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 (军事学校除外) 均负有领导的责任, ……凡中央教育部所颁发的关于全国高等教育方针、政策与制度, 高等学校法规, 关于教育原则方面的指示, 以及对高等学校的设置变更停办, 大学校长、专门学院院长以及专科学校校长的任免, 教师学生的待遇, 经费开支的标准等决定, 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

1953年国家公布了《政务院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 强调高等教育部必须与各业务部门密切配合, 有步骤地对全国高等学校实行统一与集中的领导, 并具体明确了高等教育部和各业务部门对高等学校管理的分工, 即综合性大学由高等教育部直接管理, 与几个业务部门有关的多科性工业院校由高等教育部直接管理, 或经过协商后委托中央某一有关业务部门管理;单科性高等学校可委托中央有关业务部门负责管理;高等教育部和各业务部门直接管理, 如有困难时, 可委托学校所在地的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或省级政府负责管理。

1956年高等教育部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 这一《章程草案》是我国建国后第一个全面规范高等教育的法规性文件。《章程草案》对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做出了一些内容规定, 如“第五条, 高等学校的设立和停办,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高等学校的系、专业、教研组、函授部、夜校部、夜分校和函授教学辅导站的设立和变更,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决定”。“第二十九条, 高等学校根据高等教育部批准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工作”。“第四十八条, 高等学校设立校、院长一人, 由高等教育部提请国务院任命”。“第八十条, 高等学校为独立的机关, 具有法人地位”。[4]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断了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探索, 斗争扩大化使政治迅速上升为一切社会活动的中心, 政府的社会统治职能空前膨胀, 政府对大学实施高度中央集权管理, 政府直接举办大学, 办学经费完全来自政府, 大学校长由政府直接任命。

1961年, 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 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 对重点高校实行定规模、定任务、定方向、定专业, 加强对重点高校的集中管理。

1961年9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 (简称“高教六十条”) 重申, “大学专业的设置、变更和取消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学校必须按照教育部制订或批准的教学方案、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工作;课程和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学校规模的确定和改变、学制的改变和改革, 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至此大学完全变成政府的附属机构, 辛亥革命以来所培育起来的大学精神在政府强制统治之下消失殆尽。[5]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调整、整顿使大学秩序趋于稳定, 但1967年~1976年,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国内学术界陷入一片混乱, 大学正常的运行秩序遭到破坏,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一时间, “文攻武卫、停课闹革命、停止招生、创办劳动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树白卷英雄, 全国大学处于一片混乱之中。”[6]尽管文革期间大学混乱不堪, 但政府对大学的高度集权化控制没有改变, 大学仍然是政府的附属机构。

总体来看, 在这一特殊时期, 政府对大学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 大学在发展中丧失大部分办学自主权, 大学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因而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的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就为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二1979年至今:政府专注于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 大学有了一定的自主权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后,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国家调整了政府与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中国政府的职能重心发生转变, 由阶级统治转向社会管理, 并逐渐向社会服务和社会平衡职能转移, 政府对社会调控的手段和方法发生变化, 更加多样化, 除政治和行政手段外, 还运用经济、法律和道德等手段, 社会调控的范围有所收缩, 但调控力度却在加强。政府对大学的高度集权管理有所放松,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不断发生调整, 出现新的特点。

1979年12月, 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华东师大校长刘佛年、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为代表, 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呼吁政府“给高等学校一点办学自主权”, 首次提出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 引起了政府的重视, 开始了以“扩大高校自主权为重点”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初步落实了扩大高校自主权的一些措施。

20多年来, 颁布了多部相关政策法规。1985年5月27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 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的管理体制, 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 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 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7]国家对高校自主权问题给予确认, 并对大学办学自主权做了一些规定:“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在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计划的前提下, 高等学校有权在计划外接收委托培养学生和招收自费生;有权调整专业方向, 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编写和选用教材;有权接受委托或与单位合作, 进行科学和技术开发, 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有权提名任免副校长和任免其他各级干部;有权具体安排国家拨发的基建投资;有权利用自筹资金, 开展国际教育和学术交流。”指出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 要加强教育法制建设, 强调政府要依法治教。

1986年3月12日, 国务院颁发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高等学校管理权限扩大的八大内容, 同时具体规定了国家教委、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责。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 正式提出我国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原则, 虽然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阶段, 在很多领域已实践了市场经济体制, 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大惯性, 市场经济体制在某些领域还不能广泛地开展起来。

1993年,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指出:“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主要是解决政府与高等学校、中央与地方、国家教委与中央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 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 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 通过立法, 明确高等学校的权利和义务, 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纲要》的这一思想, 为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指导原则。

1997年党的十五大, 党中央提出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高等教育领域在管理体制、办学模式和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等方面也发生了大的变革。为了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对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做了新规定, 并用法律的形式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稳定下来。第三十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就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力, 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在“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分别明确了高校七项办学自主权:“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 “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 “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 “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 “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合作”, “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 “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等等

从以上政策法规中看出, 与改革开放前的政策文本相比, 关于政府与大学的关系, 在文本的内容规定上有了许多实质性的变化, 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对重构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客观要求, 也反映了人们高等教育观念的转变。我国改革开放首先在经济领域中取得了成功,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各种有经济实力的集团、组织和个人开始进入高等教育领域, 大学开始通过各种途径筹措教育经费, 政府拨款不再是大学办学经费的唯一来源。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 必然使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发生重组, 政府开始由控制转向监督, 专注于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 大学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并寻求自主发展。政府与高校之间初步形成了高校合理的布局, 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 建立了政府宏观调控、社会积极参与、高校自主办学的运行机制。[8]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调整, 高等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但是进入到这一阶段的改革“并不意味着相关的过去争论不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都已得到解决”。[9]高等学校由政府包办的传统思想仍然存在,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理制度也依然起作用, 政府转变职能进展缓慢, 高等学校对政府的依赖意识和等、靠、要思想没有从根本上转变, 已经规定的办学自主权实际尚未到位, 没有得到根本落实, 改革的效果不能令人满意。[10]进入二十一世纪, 我国对大学发展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定位, 政府要不断转换自己的角色定位, 既要做好宏观监控, 保护大学的利益, 又要做理顺大学与社会、工业企业关系的“中间人”。总之进入21世纪, 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向“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以政府调控为主导、以学校办学为主体和以社会参与为基础”[11]的方向发展。这是宏观层面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的表现。

高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 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应当是相互间的平等合作关系, 此关系的建立仅仅依靠法律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 要使高校的法人实体地位真正落到实处, 必须有配套的制度保障体系的建立, 政府应该在宏观调控上充当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角色, 而在具体事务上, 政府与高校应该是平等协商的关系。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到今天, 迫切需要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和支撑,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是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 发展的必然要求。[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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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邬大光, 赵婷婷.也谈高等教育的功能和高等学校的职能[J].高等教育研究, 1995 (3) :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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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远清.21世纪中国的高等教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11]阂维方.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政府行为演变 篇7

大型钢锭作为大型锻件锻造成形的主要原材料,其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缺陷,诸如孔洞、 非金属夹杂物等。这些缺陷的存在,严重破坏了金属材料的连续性,对材料及其制品的力学性能和服役性能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该类缺陷应当在锻造过程中得以修复或改善［１］。

针对大型锻件生产工艺优劣进行分析时,很难通过1∶1比例的物理实验研究缺陷的演化规律,这样的实验耗资巨大,因此,有限元模拟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平台［２］。例如,Tanaka等［３］利用有限元模拟分析了大锻件不同部位的孔洞闭合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孔洞周围的等效应变和静水应力是孔洞闭合的关键因素。Hamzah等［４－５］用热力耦合有限元法研究了含孔洞的护环锻造过程, 并据此制定了护环锻造工艺,全尺度实验结果表明新工艺能较好地压实内部孔洞。崔振山等［６－７］模拟了大锻件热锻过程中,内部不同位置、形状和大小的孔洞闭合情况。Ervasti等［８］利用数值模拟技术,研究了钢板热轧时夹杂物的形貌演变及附近空隙的形成规律,分析了热轧工艺参数、工装尺寸、夹杂物位置等因素对不同类型夹杂物缺陷演化的影响。黄华贵等［９］采用在钢锭内部分别预置球形塑性夹杂物和硬质夹杂物的方法,建立了大型钢锭高温锻造过程的非线性有限元模型,分析了夹杂物的演变规律及夹杂性裂纹缺陷的形成机理。然而,上述研究中设定的缺陷-基体的比例关系与大型锻件中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给出的缺陷过大或基体尺寸太小。主要是因为大型锻件与缺陷的体积相差巨大,网格划分时单元数量极大,不仅建模、计算耗时太长,且因网格畸变、重划分等问题将导致计算失败。在现有的计算机能力条件下,难以实现大型锻件内部缺陷真实尺度下变形演化的计算分析。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可用于解决大锻件、小缺陷跨尺度数值模拟问题的方法,即“体胞模型法”。以大型锻件内部孔洞缺陷为例,论述体胞模型法的原理及应用思路,并利用该方法对某具体锻件的内部孔洞缺陷进行数值模拟计算,分析孔洞缺陷的演变规律及其周围应力分布情况,设计相应的物理实验,以验证体胞模型法的准确程度。

1体胞模型法原理

在利用有限元法对结构物进行静力分析时, 常采用子模型方法得到模型部分区域的精确解。 子模型方法是从整个较粗糙的模型中分割出关心区域,进行网格细化处理,以建立子模型;整体模型切割边界的计算位移值作为子模型的边界条件,经求解计算获得关心区域的精确解［１０－１１］。

大型锻件内部的孔洞缺陷尺寸较小,与其本体尺寸相差较为悬殊。将大型锻件或钢锭的尺寸与孔洞尺寸分别视为宏观尺寸、细观尺寸,而孔洞所在的局部区域看作一个点元。借鉴子模型方法及细观力学方法,将含有孔洞的大型锻件视为具有连续介质性质的基体和稀疏分布的微小孔洞的集合体,包含单个孔洞的小区域宏观材料为所关心区域,称之为体胞。将这种处理策略称为体胞模型法,其原理示意图见图1。体胞的体积为VＴ, 外表面SＴ上受宏观位移s、应力σ、应变速率ε·的作用,nＴ为体胞外表面SＴ的单位外法向矢量。孔洞的体积为VＫ,孔洞表面SＫ上无应力。大型锻件锻造成形过程中,宏观变量作为孔洞的远场变量, 将点元处的宏观力学状态(宏观位移s、应力σ、应变速率ε·)加载到体胞边界SＴ上,而体胞内部的速度场决定孔洞的演变。

大型锻件在受载变形时,其材料、边界、几何均为非线性。在该类问题中,当载荷增量足够小时,每次增量内的过程相关量可看作不变,此时可将任何一个非线性加载视为多个线性加载的叠加［１２］。体胞模型法是将大锻件的锻造成形和内部孔洞缺陷的演变分别在宏观与细观尺度上进行独立分析。在不考虑孔洞影响的基础上,宏观模型通过坯料的每一个单元计算其变形历史。包含孔洞的体胞模型以宏观模型的变形历史作为边界条件,构造一个微型的单元格模型以分析孔洞的演变行为。这样就将一个算题拆为两个子算题,在现有的计算机能力条件下,减少了每个子算题的网格单元数量,提高了计算效率,实现了大型锻件内部缺陷真实尺度下演变的计算分析。

2体胞模型法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基于体胞模型法的有限元模型包含宏观、细观两个层次的模型,宏观层次的模型称之为宏观模型,细观层次的模型称之为体胞模型。

2.1宏观模型

利用有限元法,模拟坯料受载变形的工艺过程。可设定坯料为边长a、b、c的方料,忽略内部孔洞缺陷,采用六面体单元对其进行网格划分。图2所示为宏观模型有限元网格单元划分情况。在坯料整个变形过程中,追踪选定的单元(宏观单元), 将其节点(1,2,3,4-5,6,7,8)每一迭代步的位移信息存储,这些信息被应用到下一阶段带有孔洞缺陷的体胞模型中。

需要说明的是,孔洞、夹杂物等缺陷主要位于大型锻件轴心区域,锻件变形时该区域的温度可视为恒定,故宏观模型中只存储了节点位移信息, 并以此获得节点的应变、应力等信息。

2.2体胞模型

将宏观模型中所选定的宏观单元(图3)作为含有孔洞缺陷的体胞单元(1′,2′,3′,4′-5′,6′, 7′,8′),且缺陷位于体胞单元的内部。为了简化计算,孔洞缺陷的形状设为球形,位于体胞单元几何中心处。采用四面体单元对体胞单元进一步网格划分,要求体胞单元六个面上的节点规则分布,且球形孔洞缺陷的表层划分精细网格。

经过一个传递过程后,从宏观模型直接输入八个顶点(1′,2′,3′,4′-5′,6′,7′,8′)的位移信息。通过八个顶点的线性内插计算,获得体胞单元外表面的其他节点所需的信息。

2.3模型间信息传递策略

宏观模型到体胞模型的单元节点信息传递是连接两层次模型的关键。当坯料开始变形时,坯料与孔洞发生变形,体胞单元的形状随之变化。宏观模型中,宏观单元每个迭代步的节点位移场信息全部被存储。宏观模型计算完毕后,提取宏观单元八个节点(1,2,3,4-5,6,7,8)在全部迭代步中的位移信息,将其直接加载到体胞单元的八个顶点(1′,2′,3′,4′-5′,6′,7′,8′)上。然后,通过几何顶点的线性内插计算,获得体胞单元棱边及表面上节点所需的信息。所以,体胞模型的边界条件为该处宏观单元的力学状态,内部孔洞演变亦受其控制。

3计算过程

基于体胞模型法的锻件缺陷演变的有限元分析求解,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宏观模型、体胞模型及信息传递,如图4所示。

在宏观模型部分(图2),当坯料开始变形时, 选定单元的节点位移、几何坐标等信息,在每一迭代步的计算结果均被储存。宏观模型在坯料变形工艺过程中仅作一次计算,其工况时间与变形工艺相关。

在体胞模型部分(图3),体胞单元在宏观模型中的边界条件和时间增量 Δt的作用下开始变形,一个缺陷位置处的体胞模型也仅作一次计算, 其工况时间与宏观模型迭代步数有关。

在信息传递部分,为实现多个缺陷位置处体胞模型的模拟计算,需将不同缺陷位置处的位移信息进行传递,其传递时间与缺陷数量、宏观模型迭代步数有关。

4仿真与实验

4.1数值模拟算例

基于MSC.Marc有限元软件,采用体胞模型法,对某一具体尺寸坯料的变形进行数值模拟,讨论其内部孔洞缺陷的演变规律。

宏观模型中,设定方坯料尺寸a、b、c均为180mm。 选用六面体网格划分,单元边长为10mm。坯料为弹塑性体,材质为45钢。锻造温度设为1200℃,不考虑温度场的影响。镦粗砧为刚性体,与坯料间摩擦按剪切摩擦模型处理,摩擦因数设为0.3(当摩擦因数为0.3时,坯料模拟计算的最终形状与后续实验结果基本相同)。上砧压下速度为10mm/s,相对变形量为24%。在与镦粗砧运动方向垂直方向上的两个相对平面上设置固定约束,使坯料金属仅沿另一方向流动。在坯料镦粗变形中,坯料内部因变形程度不同而存在三个变形区,即大变形区、小变形区及难变形区。因此,在坯料对称面上,选择4个不同位置处的单位作为预内置孔洞的宏观单元,图5为孔洞在坯料内部位置示意图。

体胞模型中,体胞单元为边长10mm的正方体,在其几何中心处设置直径为2mm的孔洞。 选用四面体划分网格,体胞单元六个面上的节点规则分布,且球形孔洞缺陷的表层划分精细网格。 材料、温度等参数与宏观模型相同。

基于MSC.Marc有限元软件的Python二次开发功能,编写应用程序,实现宏观、体胞模型间信息的传递。即运用Python二次开发功能中的PyPost模块,提取宏观模型选定单元八个节点(1,2,3,4-5,6,7,8)在全部迭代步中的位移信息;运用Python二次开发功能中的PyMentat前处理模块,将上述所提取的位移信息直接加载到体胞模型体胞单元的八个顶点(1′,2′,3′,4′-5′, 6′,7′,8′)上,体胞棱边上节点信息由相应两顶点线性插值计算获得,而面上节点信息由相应两平行棱边线性插值计算获得。

4.2物理实验

设计物理实验,以检验体胞模型法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大量实验结果表明,铅的常温塑性性能与高温态钢的塑性性能极为相似［９］。对两块等体积铅料进行简单锻造变形,以防止其内部存有气孔。然后将其机械加工成尺寸为180mm×180 mm×90mm的方坯,分别在两块铅料180mm× 180mm平面的相对位置人工预置4个半球孔洞, 孔洞位置示意如图5所示。设计一套夹紧装置, 夹紧两块铅料以避免两块铅料之间发生错移,尽量保证对应的半球孔洞贴合。图6为夹紧装置夹紧铅料的示意图及实物照片。该实验在315t液压机上进行,压下速度约为10mm/s,相对变形量为24%,上下砧与铅料间涂抹液压油。

5结果与讨论

为了验证宏观、体胞模型间数据传递方法的正确性,从数值模拟结果中,分别提取宏观、体胞模型中1号位置处体胞(宏观)单元顶点的等效应变,并进行对比,其对比结果如图7所示。由图可知,从两个模型获得了相同的等效应变,这证明宏观模型到体胞模型传递数据的方法是正确的。

相对变形量为24%时,1号位置处孔洞附近的等效应变云图见图8。由图可知,在孔洞附近, 等效应变对称分布,其对称轴分别为孔洞长轴与短轴。孔洞长轴两端处的等效应变值较大,而短轴两端处金属的等效应变值较小。

图9为锻件相对变形量e不同时,锻件心部1号孔洞的演变示意图。由图可知,随着锻件相对变形量的增大,孔洞沿横向延长,其形状逐渐由圆形变为椭圆形;当e约为20%时,靠近椭圆形孔洞横向长轴端部的两侧金属开始贴合,且贴合区域向孔洞心部逐渐扩展,直至e=24% 时孔洞基本闭合。

当e=24%时,分别对比4个特殊位置孔洞形貌演变情况,如图10所示。此时,1号孔洞位于锻件心部大变形区,变形程度大,孔洞基本闭合;2号、3号孔洞分别位于锻件小变形区、难变形区,2号孔洞纵向高度要略大于3号孔洞;4号孔洞位于锻件难变形区与小变形区的结合区域,孔洞闭合程度大于2号、3号孔洞闭合程度,且孔洞椭圆形状发生扭转。表明锻件较大的变形程度有利于孔洞缺陷的闭合。

在物理实验中,由于孔洞尺寸与铅块试件相比极其微小,其体积约占铅块试件的7.18× 10－５%,故先切割下孔洞周围的铅料,利用大型工具显微镜(JGX-2),放大30倍后取像,并测量孔洞的长、短轴尺寸。将物理实验及数值模拟结果进行对比,如图11所示,并将物理实验和数值模拟的4组孔洞长短轴尺寸列于表1中。

两块铅料在预置孔洞和装配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微小错位现象,致使孔洞边缘形状不规整。 e=24%时,坯料1号至4号孔洞的物理实验形貌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吻合度较高。将物理实验、 数值模拟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相对误差均在8%以内。

综上分析,基于体胞模型法的数值模拟结果与物理实验结果具有较高的吻合度,表明体胞模型法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孔洞演变规律,较好地解决了大型锻件内部孔洞缺陷跨尺度数值模拟的问题。考虑到孔洞缺陷与夹杂物缺陷在大型锻件中的尺寸特点,也可将体胞模型法应用到夹杂物缺陷在大型锻件中真实比例下的跨尺度模拟分析中。

6结论

(1)基于体胞模型法的有限元模型,由宏观、 体胞模型两部分构成,单元节点的数据信息从宏观模型传递到体胞模型是联系这两层模型的关键,编写应用程序,可实现宏观、体胞模型间信息的快速传递。

(2)利用体胞模型法,分析了坯料不同位置处孔洞的演变规律。随变形量的增大,孔洞截面形状由圆形变为椭圆形,直至闭合。锻件内部不同位置的孔洞形状演变情况不同,坯料相对变形量相同时,锻件大变形区的孔洞易变形,难变形区内的孔洞闭合困难。

(3)借助于人工设置孔洞的铅块变形实验,观察相对变形量为24%时不同位置孔洞的演变情况。实验结果与体胞模型法的数值模拟结果吻合度较高, 孔洞长短轴的相对误差均在8%以内,表明体胞模型法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孔洞演变规律。

(4)体胞模型法可以用于镦粗、拔长等工序的孔洞缺陷演变研究,亦可应用于预测夹杂物缺陷的演变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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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为演变 篇8

政府性债务起源于奴隶社会, 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迅猛发展。纵观西方政府性债务理论的演进历程, 按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脉络基本可以划分为20世纪30年代以前,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末,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个阶段。

(一) 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政府性债务理论

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前, 西方社会处于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信奉“小政府, 大社会”, 主张自由竞争, 反对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和市场的干预。自然地, 这一时期各个经济学派的学者们对政府性债务基本持否定的态度。

1. 政府性债务与资本积累问题

亚当·斯密指出:“最初债权者贷与政府的资本, 在贷与的那一瞬间, 已经不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 而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他认为, 当国家的费用由政府性债务资金来支付时, 这些资金往往会被用于非生产性领域, 从而导致该国原有资本的浪费, 进而阻碍该国财富的创造和经济的发展。大卫·李嘉图也认为, “国家债券持有人的资本不可能变为生产性资本, 它实际上并不是资本。”但是, 他进一步指出:“如果, 供作偿债基金的, 是从收益而不是从资本中得来的, 通过偿债这一行动, 每年将有收益的一部分转变为资本, 因此, 社会的整个收益将增加。”

2. 政府性债务的宏观影响问题

亚当·斯密认为, 国家一旦举债过多, 往往不会公道地完全偿还, 而是采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推卸债务, “像这样偿还债务实不过貌为偿还罢了”, 最终结果将是“国家受不到一点利益, 而多数无辜人民, 却蒙受横灾”。大卫·李嘉图指出:“在和平时期, 我们应不断努力清偿战时所举借的债务”。

3. 政府性债务与税收的筹资问题

亚当·斯密认为, 在和平时期, 政府举借债务是为当权者的奢侈生活服务的。他还进一步指出, 在非和平年代, 政府性债务是为战争服务的, 战争时期政府以征税方式来筹措资金“不仅非其所愿, 而且非其所能。”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对通过举借政府性债务和征税进行筹资进行了论述, 认为举借政府性债务所需支付的利息只是公众内部的收入转移, 并不会影响一国的财富总量。他主张消除政府性债务, 而应该以征税方式来弥补政府财政收支的不平衡。

(二)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末的政府性债务理论

20世纪30年代以后, 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 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也日益突显出来, 特别是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经济学家们对市场内在的稳定机制产生了怀疑, 要求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 以尽快克服经济危机。正是基于这一背景, 产生了主导这一时期政府性债务领域的理论。

1. 政府性债务的社会经济影响问题

凯恩斯认为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源于有效需求不足, 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内在的稳定机制能够使资本主义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稳定状态的观点。他指出,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时, 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 实行赤字财政, 这时发行政府性债务是一个良策, 运用举债方式来扩大政府支出, 以增加社会消费和拉动投资需求, 促进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增加。汉森则认为, 政府性债务是经济体系十分重要的内在稳定因素。他甚至指出, 发行政府性债务以满足政府支出是使社会富有最简单的方法。萨缪尔森指出:“大量的政府性债务给‘联邦’提供大面积的回旋余地来从事大规模的公开市场业务, 以便稳定经济”。

2. 政府性债务的负担问题

在凯恩斯看来, 只要宏观经济未达到充分就业水平, 发行政府性债务进行投资支出对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是有益的。萨缪尔森通过对政府性债务所引致的资本替代问题的分析, 认为人们对其他资产的持有量会随着政府性债务的增加而减少, 即政府性债务会对私人资本产生替代效应, 但这种替代效应有多大并没有确切的答案。萨缪尔森虽然已经认识到了政府性债务的负担问题, 但他认为不必夸大这些负面效应。

(三)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的政府性债务理论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末, 西方各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性债务和财政赤字, 引起社会各界对政府性债务的极大关注。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 西方各国相继陷入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滞胀”处境, 连当时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对这一状况也是无计可施, 以至于公众对这一时期的政府性债务理论产生了怀疑, 使其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和挑战。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的政府性债务理论体系。

1. 政府性债务对资本的影响问题

供给学派认为, 政府性债务的增加与税收的增加具有某种程度的类似性, 对供给和私人部门资源具有“挤出效应”。布坎南也认为, 政府性债务会破坏资本的价值。政府性债务和私人债务一样, “是一种日后支付的义务”。“借债等于不折不扣地‘吞噬’了资本价值。”

2. 政府性债务的代际负担问题

布坎南从政府性债务的偿还与公平的角度着手对政府性债务的负担问题进行了分析, 他指出:“政府性债务是有负担的, 但其负担往往不是由现代人的利益‘牺牲’承担的, 而是转移到了后代子孙身上”。

3. 政府性债务的合理性问题

供给学派认为, 相比于增税, 举借政府性债务仍不失为是弥补财政赤字的最好途径。布坎南认为, 举借政府性债务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 这种合理性是由支出的预期收益和预期生产力的时间模型所决定的。

4. 政府性债务和税收的比较问题

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大多是从宏观的角度来对政府性债务进行研究的, 布坎南则以个体为研究视角, 从立宪分析和政府性债务制度两个层面着手来研究政府性债务, 认为在为公共财政支出和服务筹集资金方面, 政府性债务和税收是两种相反的工具。税收在公共支出发生时就形成了公众的负担, 而政府性债务是在其举借发行之后, 也即资金支出之后才将费用负担转移给纳税人。布坎南还进一步指出, 政府性债务是实施扩张财政支出政策的有效工具, 不易受到各种政治势力的牵制和公众的约束, 从而与税收融资相比更容易助长政府规模的膨胀。巴罗在构建代际交叠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跨代利他动机理论, 对人们最优化的跨时配置资源的行为进行了严格论证。他指出政府性债务只不过是延迟的税收, 不会对经济产出、储蓄和消费等实质经济变量产生影响。

(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府性债务理论

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 并且会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逐步的发展和完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西方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在丰富的财政经济实践基础上, 对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变化、经济运行态势和相关经济理论有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反映在债务理论方面, 则是他们已经和正在做出相应的调整, 对政府性债务理论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创新与发展。这些创新和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政府性债务的经济影响问题

斯蒂格利茨从政府性债务的用途方面着手分析了其对经济的影响, 认为如果举借政府性债务是为了修筑学校或道路、工业项目和研究及开发活动等融资, 并不会对未来的产出水平产生影响。他还进一步引进了资本市场要素和开放经济条件, 通过贸易恒等式和储蓄—投资恒等式的构建来对政府性债务对经济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 虽然举借政府性债务对经济具有挤出效应, 如若政府性债务由外国个人和机构购买持有, 或者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有国外储蓄流入国内对私人部门进行投资, 都会使国内的私人投资水平不至于由于政府性债务的增加而下降, 从而政府性债务的增加不仅不一定会对国内的私人投资和储蓄产生挤出效应, 也不会对供给水平和能力形成冲击, 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萨金特和华莱士认为, 从长期来看, 通过举借政府性债务来对政府的财政赤字进行弥补的通货膨胀效应比货币融资更大, 对长期经济增长会产生相对不利的影响。多恩布什和费希尔则认为萨金特和华莱士对政府性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得过于单纯和简单。在他们看来, 通过举借政府性债务来对财政赤字进行弥补在较长时间内合理与可行与否, 还受到财政赤字的构成、实际利率与产出增长率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

2. 政府性债务与税收的融资效率比较

哈维·罗森对效率原则下的税收融资和政府性债务融资政策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 认为通过举借政府性债务进行融资更符合对资本与劳动形成和运作机制负面影响最小、对社会形成的额外负担小的效率原则, 即比通过征税进行融资要更有效率。费尔德斯坦则认为, 通过举借政府性债务进行融资会影响资本的形成率, 至少在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时会对私人资本产生挤出效应, 因而从资本供给与分配机制这个角度来看, 这种挤出效应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性债务相对于税收融资的效率。

3. 政府性债务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

多恩布什和费希尔认为, 在面临通货膨胀情况时, 宏观经济管理者往往会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从而必然导致政府性债务存量利息支出的增加, 进而给财政赤字造成更大的压力。他们进一步指出, 实际利率的上升会引起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上升。因此, 较高的实际利率引起财政赤字的增加, 从而政府性债务量也会增加, 这又使政府性债务必须支付的利息增加, 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情况。

4. 政府性债务的负担问题

斯蒂格利茨认为, 政府性债务只会改变政府债券认购者的储蓄方式, 而不会对其终生的消费总量产生影响, 也就不会给其造成负担。但是, 后代人则需要通过增加纳税来支付前代人由于持有政府性债务而形成的利息, 从而使他们的消费水平降低, 给后代人带来消费减少的负担。哈维·罗森在《公共财政学》一书中通过构建“叠代模型”对政府性债务的负担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结论与斯蒂格利茨相同。他还分析提出了政府“隐形债务”问题, 使社会各界对政府的债务政策及相关活动给后代人所带来的负担进行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分析研究, 进一步拓展了政府性债务负担理论。

二、西方政府性债务理论分歧根源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西方政府性债务理论历史演进历程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 各个历史时期的政府性债务理论既有共性之处, 也有分歧和争论。下面主要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府性债务理论所处的时代经济背景和赖以存在的基本假设前提两个角度着手对其分歧根源进行比较分析。

(一) 西方政府性债务理论的背景比较分析

不同时期的政府性债务理论都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学家基于其所处的时代经济背景而提出的, 自然地, 其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这一时期的时代经济背景相符的。

20世纪30年代以前, 西方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 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没有突显出来, 也不存在市场失灵等突出问题。并且, 这一时期的政府性债务的认购者又基本上都是食利阶层和富人, 以税收方式偿还政府性债务的本息, 其分配结果必然是对富人有利, 而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加之社会上又不存在健全完善的政府性债务流通市场, 政府性债务也只是弥补财政赤字的一个权宜之计。基于此, 经济学家们主张自由放任、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政策, 对政府性债务大体上持否定的态度就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之后, 西方各国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商品经济高度发达, 社会资金变得充裕起来, 闲置资本逐渐增多。加之1929-1933年的世界性大危机和大萧条的爆发, 使资本主义受到有史以来最深刻和最严重的打击, 传统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对此束手无策, 一筹莫展。在此背景下, 主流经济学家们普遍要求政府通过干预市场解决失灵问题, 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扩大总需求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对应在政府性债务理论层面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政府性债务的态度开始由基本否定转向大体肯定, 由认为政府性债务对经济发展有害转向可以有益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凯恩斯学派的发展和完善下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末的扩张性的政府性债务理论, 政府性债务由此大规模膨胀和扩张。

伴随着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理论和政府性债务扩张论的大行其道, 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不良表现:政府开支庞大, 赤字水平空前, 通货膨胀严重而经济增长则非常缓慢甚至停滞。进入20世纪70年代,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则相继出现“滞胀”情况。政府性债务扩张论无法对这一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和解决对策, 从而再次引发经济学家们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关注和争论。但这一时期的争论整体上不再一味片面地强调政府性债务有益还是有害, 而是更加侧重于对政府性债务的利弊影响问题进行客观分析, 整体上是既强调政府性债务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功能, 又强调要注意政府性债务的使用限度问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 世界各国经济的开放度不断加大, 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 但是国际贸易、金融制度等的改革却未能跟上全球化的步伐, 也未能形成统一的、一体化的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市场, 使得世界各国金融危机、货币危机频发。因此, 各国政府普遍通过扩大公共支出来救助破产金融机构, 解决金融不良资产, 以平抑经济动荡, 刺激经济增长, 从而也使得政府性债务再次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在理论上, 大部分经济学家则以更加开放的态度从债务资金的使用、债务规模等方面来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分析, 从而使政府性债务领域的理论研究得到不断的创新和进一步的发展。

(二) 西方政府性债务理论的基本假设比较分析

20世纪30年代之前, 大部分经济学家对政府性债务基本持否定的态度, 他们是基于如下基本假设:首先, 社会上不存在任何闲置资本或游资, 社会生产性资本是政府性债务筹资的主要对象;其次, 政府性债务所筹资金主要被用于非生产性支出, 其综合收益现值小于其还本付息成本的现值;再次, 消费者个人寿命有限, 但却是近乎有理性和远见的, 他们的生命周期具有计划性;最后, 市场处于出清状态, 即经济资源得到完全的利用。

而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末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则认为政府性债务对经济的发展是有益的, 他们的分析则是基于以下假设:首先, 政府性债务的发行对象是社会上大量存在的闲置资本或游资;其次, 政府性债务所筹资本主要用于生产性项目支出, 其综合收益的现值大于还本付息的负担;再次, 由于消费者的短视行为或受流动性约束, 其当前消费对可支配收入变化反应敏感;最后, 经济处于未充分就业状态。

20世纪70年代至今, 经济学家们在对政府性债务的利弊影响进行客观分析, 更多的是基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而不是持一种一成不变的态度。这一时期政府性债务理论的基本假设前提可概括归纳如下:首先, 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 处于衰退、危机、复苏和繁荣四个阶段的循环变化之中, 即经济发展状况不是一成不变的, 不可能永远处于某一状态;其次, 消费者是近乎有远见和理性的, 也会面临短期内的流动性约束等问题, 人们的经济行为具有动态性, 会随着经济发展状况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最后, 政府性债务融资和赤字财政政策具有长期存在性。

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西方政府性债务理论的背景和基本假设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 各个时期的政府性债务理论既有其合理的一面, 也有其相对不合理或局限性的一面。因此, 对政府性债务理论的考察, 应该结合其不同的立论背景和经济假设, 分析其存在的时代经济价值, 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 尽可能地归纳升华出一些通用价值。当然, 政府性债务理论的通用性价值也是相对的、逐步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将这些通用价值与某一时期的特殊情况相结合, 即可对该时期的政府性债务实践起到很好的理论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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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为演变 篇9

关键词：大型滑坡 地质结构 物理模型试验 数值模拟

Abstract： Large amount of man power and resourses were used to carry out literature review and site investigation， this yea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scale landslides in west China were preliminarily divided to four groups， which are weak interface controled， key block controled， weak foundation controled and goaf controled landslides， respectively. The disaster modes of large scale landslides wer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including deformation body-potential threats mode， landslide-follow-up damage mode， landslide-high speed dry debris folw mode， landslide-dammed lake mode and landslide-surge mode. Detail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on types of geological structure and disater modes of Gui zhou Xi shui landslide， Gui zhou Guan ling landslide and Chong qing Wu long Ji wei shan landslide. The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rock and soil mass of the landslides were obtained for future research. Facilities for physical modeling of landslides were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landslides based on continuum mechanics and discrete elements were conducted. The application of Acoustic liquefaction model and principle of equation of state substitution in simulation of landslides were also carried out. Large scale flume tests of dry debris flow were simulated by discontinuous deformation analysis method. The achievement we obtained this year will enhance ou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logical structure and disaster modes for large scale landslides， broaden numerical simulations methods for the iniation and movement of large scale landslides and push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mechanism of large scale lnadslides. One SCI paper that was supported by this project was published and four more papers were submitted to international journals.

Key Words： Large landslides； Geological structure； Physical model tests； Numerical simulation

政府行为演变 篇10

关键词：政府旅游管理机构,管理职能,美国

旅游业因其对当地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正深刻影响着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定位。我国旅游业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实现了两个重要的转变,即实现了从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到成为国民经济重要产业、从旅游资源大国向世界旅游大国的历史性跨越。但是,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旅游产业的机构、组织有待健全、规范和完善,政府旅游管理机构的职能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如何吸取国际上旅游业发展的成功经验,研究产业发展趋势,拓宽国际视野,对促进本国及本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以美国为例,对其20世纪以来政府旅游管理职能演变进行梳理,结合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可供借鉴的措施与对策,以期对提高我国政府旅游部门管理的水平。

1 美国旅游业现状

从20世纪开始,美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地位,其产值在GDP中的比重自1950年的54.5%,连续上升到1993年76.3%。第三产就业人数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90年代以来,就业比重稳定在74%左右,第三产业是成为美国增加就业的主渠道。“服务化经济”成为20世纪以来美国国民经济的主要特征。随着环保时代的调来,美国率先推出了“绿色旅游”农业观光休闲项目,充分运用其高新技术、互联网,大力开发网络旅游,使美国旅游畅销全球。此外,美国的产业基础设施完善,产业服务功能强,尤其是现代饭店集团实行连锁式统一的科学管理,使得旅游产业的管理水平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旅游交通发达是美国旅游发展的优势所在,航空、铁路与公路系统纵横交错,交通信息导航完善、先进,较为主要的有《The Thomas Guide》和《AAA系列》等等。20世纪至今,美国旅游业完成了从“起步—深入集中—成熟”三大阶段的转变,成为美国三产中最大的服务产业之一,为本地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2 美国旅游管理机构

美国旅游业管理机构分为非政府旅游管理机构与政府旅游管理机构两类,同时分为国家、州及地方政府等层次。美国政府旅游管理机构在国家层面,美国旅行与旅游管理局曾是国家的官方旅游局,负责制定旅游政策,吸引外国游客来美旅游并刺激国内旅行。1996年国会撤消了国家官方旅游局,设立了“旅游产业功能组”,其主要使命是促进美国旅行与旅游业的发展,通过旅游出口为美国努力创造就业环境。从州及州以下层面讲美国每个州以及首都设有专门政府旅游管理机构,重要的旅游城市和郡政府也有专门的类似机构来管理和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管理机构主要从事旅游信息发布、旅游市场促销等方面的活动,研究管辖地区的娱乐、旅游资源、历史、公路和名胜古迹,并积极参与旅游产品、文化遗产、乡村的开发与环境保护工作。美国非政府旅游管理机构主要指美国旅游行业协会,它是一个非盈利机构,主要负责美国旅行行业各个部门的统一组织,通过他们的服务,将政府、贸易与市民协会、个体性质的旅游供应者的利益集中在一起。

3 20世纪以来美国旅游管理机构职能的演变

3.1 自由式起步阶段(1900~1930)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旅游业在获得了迅猛发展。1916年8月25日,由总统威尔逊签署法案成立美国内务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当时的40个国家公园和纪念馆。国家公园管理局主要职能是保护国家公园、草原系统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的价值不受损害,为当代美国人和子孙后代提供娱乐、教育和启发灵感的场所。这一时期,美国政府重视旅游产业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研究,进行了旅游法规建设,主要功能用于对旅游资源的管理与保护。

3.2 深入、集中参与阶段(1930~1980)

20世纪30年代,美国爆发了经济大危机。从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得到了许多经验教训,政府旅游管理机构职能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加强了对旅游业的宏观调控职能,通过对旅游经济的集中干预,减少旅游经济波动,促进经济的发展。50年代美国成立旅行与旅游管理局,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旅游政策,吸引海外旅游者前往美国旅游和刺激国内旅游市场的繁荣。80年代,美国旅游市场逐渐繁荣,邮轮旅行、房车旅行、野营等旅游产品日益丰富。美国政府旅游管理机构在优化产品结构的同时,更加注重旅游环境的改善与营造,大力实施机场、码头、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兴建高级酒店和休闲住宿设施。政府针对旅游市场的新变化制定了系列化的旅游安全管理法规与市场运作机制,从而保证了美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3.3 宏观管理成熟发展阶段(1980至今)

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逐渐在海外市场进行美国旅游的推广和宣传。在本阶段,他们加强了旅游业营销政策的研究,并根据实际需要调整了美国旅游行政管理机构和职责。1996年国会取消了美国旅游管理局,一些职能被并入国际贸易管理局,同时成立了旅游产业局(注:现已改名为国家旅游办公室),下设旅游行业助理秘书办公室、旅游开发部和旅游政策协调部、旅游政策理事会三个部门。在这一阶段美国政府旅游管理机构的主要使命是促进美国旅游产业的发展,以及通过旅游出口为公民创造就业环境。

可以看出,美国旅游业在不同阶段,美国政府旅游管理机构的角色、职责、管理重点都是不同的,但是目的只有一个,也非常明确即:满足旅游市场的需求,顺应旅游产业发展的形势,促进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4 美国政府旅游管理机构职能演变的启示

20世纪以来美国政府旅游管理机构在旅游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纠正旅游市场失灵和引导旅游市场自由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下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恰恰需要旅游职能部门对市场的引导和调节。旅游职能部门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纠正市场缺陷,更重要的是能够站在市场之上,控制市场的总体运行,防止其自发发展造成的危害。有效的旅游职能部门并不仅仅是一个“实干”的部门,不是一个“执行”法规政策的部门,更是一个能够治理并且善于治理旅游市场的部门。美国政府旅游管理机构职能的演变恰恰体现着“治理并且善于治理”职能属性,这正是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所需汲取的重要经验。

4.1 明确政府旅游管理行为,准确定位旅游行政职能

现阶段我国政府旅游行政管理方面应通过高水平的政府策划、营销和管理,为旅游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形象策划、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制度建设、旅游信息系统建设,以促使我国旅游市场规范发展。我国政府旅游管理机构具有强大的公信力、财力、人力、物力及话语权,但是信息公开不够充分,决策不够科学,忽略了社会管理、生态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使得政府旅游机构职能的履行与美国旅游业的发展有很大差距。因此,我国政府旅游管理部门必须结合各地实际,对管理职能的范围、职责进行科学研究与定位,从旅游产业发展战略的高度从管理体制、管理制度、旅游市场运转规律的多重角度做通盘考虑,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2 深度协调旅游职能部门与市场的关系,实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与旅游市场的良性互动

按照政府与市场的二维经济模型将政府旅游管理机构和市场作为两个变量,按照不同变量的力度强、弱划分可划分为:弱政府—弱市场模式、强政府—强市场、强政府—弱市场模式、弱政府—强市场四种类型。美国对四种类型进行非线性规划,实施战略性组合。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协调旅游市场发展,发挥政府旅游管理机构与市场的相互作用时,要处理好以下事宜:第一,弱化行政管理,加强市场监管职能。加快从行政管理到法制管理转变步伐,健全法制管理体系,规范旅游发展行为,落实旅游发展纲要,真正做到管理上的公开、公平、公正。第二,旅游局要加强宣传引导,出台优惠政策、协调企业生产关系,为企业出谋划策,保驾护航,真正实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第三,旅游局监管旅游企业,做到依法经营,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为旅游市场的良性发展大局提供有力的支撑。

4.3 健全政府旅游管理机构的管理体制,培养旅游行业协会的自治能力

相比国内而言,美国旅游产业比较成熟,政府旅游管理机构采用的是分权管理模式,其不直接从事或干预旅游企业的经营,主要是通过旅游协会对旅游产业进行间接管理,从而有利于企业间的信息交流和横向联合,增加行业的保险功能,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借鉴美国旅游管理机构的分权管理模式,重视培养旅游行业自我管理的能力,把政府包揽的事还给社会,由社会组织自行管理,如各级旅游行业协会和旅行社联合自治组织以及旅游服务中介组织,强化各类组织在旅游市场的自我管理上发挥作用。其次,应将区内各行业协会业务的内涵予以发展,可分为行业业务主管单位和行业协会业务主管单位,负责本区旅游行业协会的发展规划、布局调整、政策制订和协调管理,行业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对旅游行业协会涉及的产业发展、行业规范等有关事务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以发挥旅游行业协会对政府的辅助作用。

4.4 紧紧跟进立法进程,制定地方适用性旅游法规

美国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政府的立法功能,以法律的形式来保障旅游产业的发展,是旅游产业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我国旅游法规建设工作明显滞后,随着我国旅游产业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产业分工的精细化程度与复杂化程度提高,旅游立法更是迫在眉睫。因此,合理借鉴美国政府旅游管理机构的旅游立法经验,在国家层面上,应及时出台规范旅游产业发展的系统化的法律、法规变得非常重要。在地方层面上,当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进一步细化、阐释旅游法规在地方的适用性,实行旅游标准化工程,通过制定地方旅游行业标准,来规范旅游市场,保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为旅游市场出现的种种问题提供处理依据,依法维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

无论是20世纪的美国还是当下的中国,旅游职能部门与旅游行业的关系均可以三个方面涵盖:第一,旅游职能部门对旅游行业的管理;第二,旅游行业对旅游职能部门的支持和监督;第三,旅游职能部门与旅游行业通过精诚合作作用于市场机制,共同治理宏观社会,增进社会整体福利。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也将以社会整体福利为旨要,充分借鉴他山之石,兢兢践行转变之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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