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为的历史变迁

政府行为的历史变迁（共7篇）

政府行为的历史变迁 篇1

关于从标语的变迁观文化的变迁的历史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大楚兴，陈胜王”被学者认为是中华大地最早的标语口号之一。

公元前2XX年爆发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在权衡了“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之后，陈吴做出“举大计死国”的抉择。遂“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

一直到明末“闯王来了不纳粮”、清末“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再到“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呐喊，以及中华大地上历次革命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5年漫漫长路，标语，未曾有一刻离开过我们的生活。

无论是“高层权力的宣示”，还是“升斗小民的呼喊”;无论是给学生精神食粮的“励志名言”，还是让人睹之色变的“计生恐吓”;无论是激情澎湃的“盛世警句”，还是温情脉脉的“文艺小清新式劝说”……标语，无疑都在属于它的特有时代发挥着特有的作用。

触摸历史的`年轮，有太多的印记留给后人。标语，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小符号，而这个符号，注定清晰地镌刻在各个时代的经脉上，它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故事、足够多的思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今天，我们从那段红色岁月开始，简单梳理了不同时代的典型标语、特色标语。窥斑见豹—从标语的变迁，看中国社会的发展;从标语的变迁，观文化的变迁。

政府行为的历史变迁 篇2

从1979年至今的多年是我国金融制度的渐进式转轨时期, 按照金融制度改革的过程和深度,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时间大致是从1979一1993年, 是我国金融制度的改革创新阶段。这一时期金融改革的重点是金融制度的增量供给和创新。 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 实现了从单层银行体制向双层银行体制的转变;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金融体系;金融宏观调控由行政调控向经济调控、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 , 建立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全面启动。可以说, 中国金融制度改革创新的这14 年, 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现代市场化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 由计划金融体制向市场金融体制过渡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第二阶段, 从1994 年至今是我国金融制度的规范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 (1) 创新了金融监管体系, 从法律上确立了中央银行制度的地位。 (2) 从制度上培育国有商业银行的良好内外经营环境。 (3) 加快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进程。 (4) 进一步完善了金融宏观调控的手段。 (5) 加大了金融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一、我国金融体制变迁的路径选择

1.金融体制变迁是一种强制性体制变迁

从我国漫长的文明进程来看, 中国在大多数时间里是一个集权型国家, 国家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 形成了一种“ 国家强、社会弱”的体制。国家具有干预经济的偏好, 经济改革也表现为是在国家的推动或授意下进行的。建国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 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改革后,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有所减弱, 但长期形成的“ 国家强、社会弱”的状况在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 因而从本质上来讲, 政府介入经济生活和改革在我国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必然性。

这种特殊的国情背景决定了我国金融体制结构变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自上而下强制实施的制度创新, 它以非排他性的产权结构和集权型决策体制为制度条件。中国20余年的金融体制变迁的每一步都源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供给行为。从双层银行体制的建立、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到发展金融市场, 从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到分业经营, 从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监管到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足鼎立″的分业监管等, 均采用了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这种方式虽然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时间成本和摩擦成本, 但制度供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满足微观银行主体的制度需求, 也不一定能提高制度变迁的效率。政府作为推动银行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 在决定银行制度变迁的形式、速度、突破口和时间路径时, 既有促进微观银行主体效益和整体金融效率最大化的动机, 更有维护公有银行产权不变、通过金融制度履行部分财政职能和税收功能、确保国民经济产出的不断增长、实现政府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当改革的措施、速度与政府利益和偏好发生矛盾时, 政府一般就暂缓改革, 甚至不惜走回头路。在这种制度变迁框架内, 微观银行主体只是银行制度的被动接受者。

这种变迁方式一方面导致了金融机构的长期低效率, 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与不良资产就是一个良好的例证;另一个方面, 它导致金融领域存在大量的“寻租” 活动, 产生一系列的既得利益集团, 造成资源浪费和社会公平损失。

2.金融体制变迁是一种渐进式制度变迁

金融体制变迁路径究竟是选择激进式还是渐进式, 必须考虑到我们特殊的国情和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为了集中稀缺资金进行经济建设, 必然把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核算结算的工具, 如同企业一样成为财政的附庸。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大批资金, 因此对内而言, 国家需要有便宜的资本来支持, 从而国家控制利率, 通过人为压低利率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廉价资金;对外则实行奖出限入, 通过赚取外汇支持工业化发展需要的资金, 对外汇进行限制, 如采取汇率管制、高估本国货币等措施。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主要表现是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在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中, 国家将金融视为支持其工业化目标实现的一个重要工具, 这种情况下政府有控制金融的需要。

渐进式改革是一种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为了减少改革与现存政治、经济秩序和社会利益结构之间的摩擦, 改革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外延扩展上, 而对那些涉及面广、可能对现有制度框架和金融秩序造成冲击的深层问题, 则尽可能采取回避和拖延态度, 如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产权结构的归属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不积累必将加大改革进一步推进的难度, 造成国家隐性的金融风险。

3.金融体制变迁始终依赖并滞后于经济制度变迁

从建国以来的金融体制变迁来看, 金融制度改革始终作为经济体制的一个子组成部分.在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着对经济制度的依赖和模仿, 完全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制度安排。从“大一统”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到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再到国企改革, 金融体制变迁无不模仿并滞后于整体经济制度的变迁, 其首要原因是金融体制变迁的制度环境变化较大, 从计划金融体制到市场金融制度, 对金融体制转轨和变迁的知识存量极为缺乏。 其次是缘于长期以来在传统经济金融理论中一直持有“经济是金融的基础”的结论, 想当然地推导出“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前提”, 进而得出金融的发展应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的结论。从滞后性制度变迁角度讲, 它导致了现行金融制度结构与现行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不平衡性。

不过从当前的改革发展趋势来看, 金融制度本身虽然具有路径依赖性, 存在着惯性, 但是金融制度正发生着积极变化, 所依赖的方法, 正如青木昌彦等人列举的三种:每个经济主体的实验, 即个别经济主体所进行的创造性革新以及通过学习和模仿向全社会普及;国家的介入和政府对革新、学习及模仿的协调;通过和不同的经济体制的接触来促进革新、学习和模仿。这三种方法大体是所有转型国家经济改革的必然选择, 我国也不例外。在改革初期成立一些产权明晰、治理结构相对完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条件成熟后实现上市。在这些成熟经验的基础上, 由政府积极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 最终成为规范的上市银行。当前对成立五家民营银行的改革试点会审也是如此的过程。

►►二、由我国金融体制变迁引发的对策思考

以上本文分析了中国金融体制变迁路径的三个特点。可以看出, 目前金融制度改革的各种措施都直接或间接的涉及到政府, 任何脱离政府的改革方案实际上都是空谈。因此, 最后简单探讨政府在金融体制中的如何更好的发挥作用的问题。笔者认为重构政府目标效用函数2, 转变政府职能是使金融制度向均衡发展的根本所在。

如前所述, 政府的效用函数并不同于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 它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政治上的社会支持最大化, 二是经济上财政收入最大化。政府不可能确知每一个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 而倾向于将其自身利益等同于社会福利。要使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改变其非均衡的状态, 必须重构政府的目标函数, 这就需要从转变政府职能入手, 也就是使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由过去的监管者变为服务者。考察中国的具体情况, 笔者认为政府在金融制度变迁中的角色转化应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明晰政府产权和企业产权, 划清界限, 保证双方的互异性, 政府必须退出自己不应介入的领域。实际上, 产权制度改革已经成为我国金融深化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引入其它经济成份在改善国有金融机构的资本结构、提高其资本充足率的同时, 将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奠定相应的产权基础。在构筑国有金融机构多元化产权结构时, 可以考虑引入外资股、社会法人股或社会公众股。引入其它性质的产权后, 政府只能通过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机制安排来行使国家的产权, 对金融机构的直接控制力是减弱了, 但是间接控制并没有减弱政府应有的对金融机构的控制。单一的国有产权是一种直接控制力的体现, 通过金融监管和其它制度安排可以实现同样的控制, 并可以为效率的提高奠定制度基础。较合理的国有金融机构产权结构能为公司治理奠定坚实的基础, 因为各利益主体在追求整体的利益和各自的利益过程中必然会考虑引进公司治理机制。在治理结构健全的基础上, 建立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监事会之间的信任托管关系, 董事会和经理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人员之间的制衡关系, 股东大会与监事会及监事会与董事会、经理人员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 从而形成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制衡机制。

2. 规范市场体系、放宽市场准入、保护制度创新, 给予能出现的诱致性金融组织以充分的发展空间, 并促进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的制度兼容, 应逐渐实现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为主向微观金融主体主导的诱致性变迁为主转变。诱致性制度变迁是金融自身发展产生的制度均衡, 它存在自我纠错机制, 可以克服政府有限理性、自身效用、政治势力干预所带来的制度变迁的局限, 使金融获得自然均衡的发展轨迹。 政府只在微观金融提出制度需求以及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把非正式制度上升为正式制度, 并纠正微观金融主体不合理的经营行为。避免因政府制度设计不当而使制度变迁陷入非均衡的变动轨迹。为了实现以微观金融主体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就必须培植微观金融市场主体, 放宽对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限制, 尤其是在金融资源最为薄弱的广大农村地区。引导民间融资“上岸”, 成立相对规范的新型金融机构, 将其纳入正规制度的监管和保护之下, 是民间金融未来的发展之路。

3.努力完善各项配套制度改革, 促进经济体制改革中各项制度的均衡协调, 尽量减少互相间的资源消耗;健全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完善金融制度变迁的实施机制。 我国金融制度的变迁在从制度需求到制度供给、从非正式制度到正式制度的过程中, 信息传递渠道不畅通、延误制度变迁时机的情况经常发生。 此外, 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稳定性、连续性较差、制度变更的随意性、决策的非程序性问题严重。因此, 健全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完善制度变迁机制, 对于科学设计制度、提高制度供给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行为的历史变迁 篇3

摘 要：现代化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发展内涵，不同的发展内涵对现代化目标的要求不同。西部地区现代化的内涵与西部大开发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在两个层面上显示出其基本内容。如何加速实现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西部地方政府必须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依靠自己的力量关注人民的信仰选择，同时，帮助人民实现这种选择。

关键词：西部现代化；制度变迁；政府行为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052-03

一、现代化的两个层面与现代化制度的变迁

在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及人类社会的多重重大事件变迁的背景下，全面客观地认识现代化概念的内涵和功能目标显得越来越重要。对西部地区而言，既要建设有效率的、文明的、公平的、民主的、自由的、可持续的现代化，也要建设人文的现代化。即必须注重两个层面的现代化建设，一是物质层面的规定性，即现代化设施、现代化技术在生产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运用程度，可统称为技术现代化。二是精神层面的规定性，即现代化在西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文诸领域，包括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的规定性，包括政府发展现代化、管理思想现代化、文化发展现代化、信仰现代化等方面，可统称为精神现代化。后者既是前者的实施基础，也是发展动力——西部开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西部地区生产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根本取决于开发初期人们在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是否形成了现代化的理念。因此，信仰选择能否支持现代化的整个发展过程成为西部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着力所在。

同时，技术现代化与精神现代化互相作用、共生发展。前者是可以量化的正式规则作用下的结果，后者则更强调理论的抽象性，甚至可以是非正式规则下的一些限制，如道德的约束力量等。两个层面的确立是建立在对我国西部地区社会基本特征的认识基础之上的，是对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特点再认识和再深化的结果。它们并构成以知识经济为基本要素和以全球化趋势为显著特征的西部大开发中现代化发展的全部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西部地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始终进行着艰苦探索，但因为传统体制的羁绊，本土市场主体发育缓慢，外部资金进入的规模有限；虽然改革开放使西部现代化步伐加快，但是，上下游产品价格的不同步，使矿产、能源、原材料工业占大头的西部地区在“双重利益”流失中，承担了较重的改革成本。西部现代化也显示出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现代化目标长期停留在对传统现代化概念的改造上，忽视了精神领域的现代化改造。而现代化在精神方面的规定性，既是国家实现技术现代化、管理现代化的支柱，也是一定区域内现代化程度高低的标志，精神现代化的实质是人们对现代化信仰的选择，它是民族发展现代化的根本，一个民族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精神方面如果长期陷入紊乱状态，那么，现代化进程中先进科学和优秀技术的采用就会遭到质疑，而整个民族有关现代化的一切努力都会徒劳无功，其经济力量再强大社会最终都会走向溃败。

作为人类共同的理性选择，现代化总是在特定的地域空间内发生发展的，这就意味着现代化必然存在着客观的空间结构形式。不同国家、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和速度存在巨大的多级分层，因此现代化的空间目标定值肯定有重大差别。纵观历史与现实，我国现代化目标是综合多样且不断变化的，内涵也被不断丰富。所以必须从多个层面和角度进行具体认识。如从宏观系统的层面分析，曾先后选择过工业现代化（1956）的目标模式，四个现代化（1964）的目标模式，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模式，小康社会（1979）的目标模式，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2010）目标模式。每一次变迁都是先进且具有时代特征的，都会随着现代化内涵的发展出现新的现代化目标，都与当时整个民族和社会的信仰选择有关，都是正确的民族信仰支撑的结果，都适应了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下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也都促使人们进行着不断新的选择与新的目标的建设。

二、信仰危机与对现代化的阻滞

信仰是民族的根。如何使人从信仰危机中摆脱出来，澄清信仰的真实根基和意义，重塑当代信仰精神，从而赋予人生以真切的意义感和终极的价值关怀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十二五”期间中华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完成民族信仰现代化，启动信仰的力量，并结合人民经济制度的载体幸福航母的运营，推动我国圆满完成“十二五”期间的其他各项任务，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实现而奋斗。而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集中地区，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重要时期，他们都是依靠中华民族的强大理想和坚强信仰实现奋斗目标的。但是，纵观西部地区多民族的生存状态，对现代化信仰的选择依然出现许多曲折，主要表现为：

第一，西部地区多民族共生，社会开放程度不一，多民族、宗教融合于此，形成了西部地区多元融合性的文化特征，但其基本价值观比较稳定。对“人要有信仰”和有精神支撑持一致肯定的态度，而且社会的急剧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信念。在信仰什么的问题上各民族都有不同层次上的价值认同，作为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每个民族都始终不渝地恪守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时，作为国家公民，各民族成员也有共同的世俗政治信仰——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但在现实生活中，部分特殊地区还存在全民信教，极大阻碍了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生产技术的推广，特别是现代化理念在传播中受到限制。而且，不同层面的信仰往往交织在一起，并不像我们理性分析中那样泾渭分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宗教世俗化趋势对西部各民族信仰价值观的变化形成了深刻影响。

第二，西部地区多文化共生，现实基础上的深层文化压力大。从社会转型层面看，对西部各民族来说，除了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外，还面临文化变迁的问题。“和许多欠发达地区一样，面临着某些现代化理念与落后地区的现状之间的矛盾——现实有限的发展资源和社会成员超限的发展欲望之间的冲突。现代化文化理念所崇尚的平等信仰与人们事实上身处不平等的发展阶段之间的矛盾，既是整合社会的积极动力，也是酿成人们抱怨现实的焦虑之缘。”

第三，西部地区各民族现代国家法律意识不断增强，但仍处于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切身利益的初级层次。即使对国家法律的权威有高度的价值认同，法律价值观也在朝着现代法律价值观的方向转变，但个别地区的人群中“部落习惯法”有一定程度的回潮，说明在西部地区各民族的法律生活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同的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矛盾和冲突。

第四，“东部重发展”、“西部重稳定”的社会发展时序，使西部地区民众在“政治”与“经济”的价值权衡中从最初的绝对认同发展到高度认同，再到产生质疑，日趋务实。因利益差距产生的矛盾心理日渐突出，对社会存在收入差距的合理性的认同度降低。

上述这一切构成了西部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障碍，信仰选择的这种危机使西部大开发中的基本要求无法满足，直接影响了西部大开发的目标选择及西部现代化的进程，可能造成：

第一，现代化建设失去精神依托，现代化的发展单方面推进，重物质建设，轻视精神世界的构筑始终是发展中的最大障碍。

第二，从本质上影响西部地区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定，进而影响全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难以实现确定的目标。

第三，对文化发展、社会思想现代化提出挑战，现代化管理理念、企业精神、行政道德均无法建立。

第四，创新能力滞后，制度创新方面深层的体制问题无法及时革新，制度不公平、效率低下现象继续存在；思想观念创新方面模糊混乱，创新无法协调配套甚至相互干扰等，进而严重阻碍西部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在技术领域的相互借鉴、相互协作与发展。

第五，转型的外生性动力受到制约，如果没有或者缺少外力的支持和介入，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会相当困难，仅靠西部自身的自我发展能力即“造血功能”，不但影响西部现代化的发展规模，使社会底层、偏远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步伐更加缓慢，可能还会促使“类发展困境”现象的出现。

三、强化政府力量与现代化精神先行

现代化精神是民族生存质量的体现，要实现现代化目标，整个民族现代化精神必须先行，即必须建立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精神，这包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二者相互差异、相对独立，却也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如何让信仰选择与现代化精神和谐地统一在人们的多种选择过程中，是西部大开发最重要的内容。

一方面，西部地方政府是西部现代化的领航者，是现代化精神力量的塑造者，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对人民的信仰选择进行人文关怀。

其一，加大舆论宣传力度，给民众以正确的舆论导向。政府应该通过对物质现代化的分析，准确提炼出现代化精神的实质、基本标志、内在动力等因素，给民众信仰选择以信心和勇气。同时，在新闻、出版、网络方面，允许有关现代化的思想内容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严格限制对民众信仰选择有误导可能的言论和内容。告诉民众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本质区别，正确之所在，错误之缘由。

其二，抑制地区差距扩大的速度，提高国家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区域发展水平上的巨大落差已经成为影响和谐社会建立和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这一差距及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并积极采取措施，协调地区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应该向西部地区投入更多的政策和资金资源，这种投入规模必须适当，力度必须适宜，才会有助于西部地区的发展和需求能力的增强，有助于其区域竞争力的提升，有助于中央政府协调地区发展能力的提高。

其三，完善市场机制，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历史经验均表明，政府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有着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包括提供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引导地区合理分工、促进地区发展合作、支持落后地区增强公共产品供给能力、鼓励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等。因此，西部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发展规划，或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引导各生产要素向西部进行转移；也可以运用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支持西部地区的社会事业发展。

其四，鼓励西部地区依托自身优势展开不同层次和规模的区域合作。目前，与（泛）珠三角地区、（泛）长三角地区的区域合作相比，西部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交流合作起步晚交汇少。因此，政府要在政策层面和舆论层面上大力鼓励和引导东部和中部发达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开展合作。同时，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力的提高依赖于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实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调整效益。所以，政府还应放低西部地区参与跨国合作的准入门槛，给予西部地区产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政策倾斜，支持其展开不同层次和规模的区域合作。

其五，以人为本，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人在一定的时空下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有一定局限性，随着西部现代化、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人支配自然能力的提高，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西部环境恶化，自然对人的反作用日趋明显。据世界银行按照目前发展趋势所做的预计，2020年仅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需付出的经济代价将达3 9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而生态环境危机的实质就是社会危机和文明危机。可以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因此，政府必须首先认清西部地区历史上生态环境方面欠账过多、积重难返、治理污染艰难和恢复生态缓慢的现实。其次，在推进西部现代化过程中，大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用绿色GDP核算体系来审视和把握西部现代化之路。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科学考核体系，注重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相适应，实现西部地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对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三赢”目标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另一方面，西部地区现代化需要同时发扬和依靠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必须建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发展的社会机制。这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关键举措是要建立实现其融合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包括认识融合、目标融合、学科融合、教育融合和创新融合等关键层面与环节。

首先，建立相应的认识融合机制，树立起促使两种精神融合发展的观念和认识，并不断深化关于两者融合发展的事实认识、价值认识和决策认识等。

其次，建立目标融合机制，使两者追求某一共同的目标，并且以这一共同目标为轴心与基准来不断调节各自的要素、结构与功能，进而实现二者的有效整合与协同。

第三，建立学科融合机制。一是在科学战略上协调规划，在关于科学发展的战略思想上将自然科学同人文社会科学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树立起西部现代化发展必须同时依靠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观念，将两大科学的发展过程与结果同步设计，使两者在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上大致平衡，并大力开展两大科学之间的交叉研究和协同攻关，使西部现代化的知识创新体系包含足够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创新内容。同时注意保持两大科学结构与功能的协调优化、科学手段与环境的协调改善。二是在科学投入上协调增长，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及社会应当在逐步大幅度地增加科学投入总量的基础上适度扩大人文社会科学所占份额，使两大学科在资源配置结构上保持合理。三是在科学政策上协调建设，主要是大力加强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鉴定、转化、奖励保护等方面的政策建设，使其在政策结构上逐步与自然科学配套和接轨。四是在科学能力上协调提高两大科学系统中的科学主体素质和科学手段水平以及协调两大科学系统中诸构成要素的结构配置，尤其加强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宣传、注重提高西部民众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刺激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需求和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转化，这也是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社会科学精神相统一的现代精神融合的重要外部条件。

第四，建立教育融合机制，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形成都以传播为基本渠道和方式，科学文化教育和人文文化教育的协调改进与综合平衡是实现二者融合发展的主导途径，目前西部地区两大文化教育还很不协调，这种失调造成一定程度的人文素质滑坡。必须在教育经费上协调改善人文文化教育，在教育目标上协调其内容设置，才能使西部民众在掌握良好科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同时，兼有良好的社科知识和人文素养，形成和谐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具备健全的知识结构和人格模式。

第五，建立创新融合机制，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必须及时吸纳时代精神，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必须进行持续、均衡和系统化创新。这就需要加快人文文化建设进程，改变人文精神大大滞后于科学精神的现状，实现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大力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建立与西部地区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人文知识创新体系；全面扩大西部地区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充分吸收和借鉴东部发达地区及国外先进人文文化成果；不断推进西部地区社会精神文明特别是公民道德建设；促进西部地区民众人文素质持续提高。同时，在科学精神中注入价值理性，让科学技术运行切实负载人文目标、接受人文制导、遵循人文规范和促进人文发展。这样才能确保科学技术的生态化、人道化运用，达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发展。

第六，加强指导和建设西部大众文化。我国的大众文化建设属于后发外生型，且处于新生时期，由此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和新发许多问题，尤其是西部大众文化建设，起步更晚，必须进行人文提升、科学改造和多元整合，兴利除弊，确保其健康持续发展。首先，就西部整个文化系统来说，关键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间要形成配套联动、相互制约与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如：充分发挥主流文化的主导和规范作用，在西部民众中牢固树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持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不动摇的坚定信念；优化精神风貌，坚决清除腐败现象和行业不正之风；加强精神生产，大力提高各种优秀文化产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健全精神规范，提高精神素质等。加大精英文化全方位、高密度、长时期地渗透、改造和同化作用等。

可以说，没有西部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西部现代化既是我国现代化的难点重点，也是新支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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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牌坊的历史变迁 篇4

2012302660036 肖桥 国际软件学院

20世纪30年代武昌街道口的两座老牌坊

在1932年以前，武汉大学的校址一直都位于武昌城内的东厂口（即阅马场以东，蛇山与武珞路之间的那块地）。自从1928年学校正式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之后，便择定了武昌郊外的珞珈山一带作为新校址，在此兴建新校舍。当时，从宾阳门（今大东门）往东，仅有一条低级碎石路（即现在武珞路－珞喻路的前身）途经今天的街道口。于是，学校便函请湖北省建设厅修筑了一条从街道口通往珞珈山校区的专用道路，这条路全长1.5公里，宽10米，于1930年1月建成通车，时任校长王世杰将其命名为大学路（即今日穿越劝业场、连接新旧两座牌坊并直通武汉大学校园腹地中心湖一带的珞珈山路）。

1931年，在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正在进行中时，学校在街道口的大学路的起点处，建起了一座木结构的校门牌坊，由沈中清、缪恩钊设计，是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第一座校门牌坊。可惜的是，不久之后，这座在材质上不够坚牢、在结构上“头重脚轻”的木质牌坊，被一场大风所吹垮！

图 1 武汉大学20世纪30年代街道口木制牌坊

在木质牌坊被毁后，学校充分汲取了这一教训，又在原地重新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牌坊，仍由沈中清、缪恩钊二人设计。牌坊横幅正面仍为“国立武汉大学”（从右往左读）的校名，背面则替换成了“文法理工农医”（从左往右读）六字，以标明这座高等学府在当时所执著追求的理想办学规模与学科格局（这一格局直到1947年初才得以实现，但短短3年后即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而彻底失去）。由于钢筋混凝土的坚牢与耐久，这座牌坊在街道口始终屹立不倒，时至今日，已经历了将近80年的风雨沧桑。2001年，还作为“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的一部分，正式入围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 2 武汉大学20世纪30年代街道口混凝土牌坊

关于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上的六字校名究竟是何人所书，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任何一种说法，都没有充分和确凿的证据足以“自圆其说”，因而也就无一可被采信。与“国立武汉大学”题写者的悬而未决相比，武大校门牌坊背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的题写者却是没有太大争议的——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刘赜（字博平）。

街道口老牌坊校名字体的两次变迁 “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汉大学校门牌坊的面貌还发生过一次重大变化——“国立武汉大学”六字为“陈毛体”的“武汉大学”四字所替代。

图 3 武汉大学牌坊“国立武汉大学”改为“武汉大学”

所谓“陈毛体”，乃本校历史上的一个特有名词。据说，在解放初期，武汉大学全体共青团员联名上书毛泽东主席，请其为武汉大学题写校名，但不知何故，这封信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没想到不久后，武汉大学却沾了本校农学院学生陈文新（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光——陈的父亲生前是毛泽东的同窗挚友，后来成为“烈士”。1951年4月，陈文新的母亲让她代写一封信给毛泽东，她当时很高兴，自己也写了一封，一同寄给了毛泽东。4月29日，毛泽东给陈文新回了信。收到这封回信后，不仅仅只是陈文新本人，整个武汉大学的广大师生都兴奋不已——简直就是“如获至宝”嘛！大笑有人提议拿信封上标示寄信地址的“武汉大学”四字作为校徽，最终，这四个字便成了武汉大学校名的“标准字体”！

到了1983年，武汉大学70周年校庆前夕（请注意，是70周年，不是90周年！），学校决定恢复街道口这座老牌坊的历史原貌。由于牌坊上原有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已无法恢复，于是，学校便邀请了一位名叫曹立庵的书画家（已不在人世）重新为这座牌坊题写了校名。对于这件事，我直到目前也没有找到任何确切可信的记载，姑且暂时认同此说、同时也存个疑吧。1993年，武汉大学在今天的学校正门将这座牌坊“复制”一座的同时，也将曹立庵的题字一并复制了过去。

武汉大学两座新校门牌坊的陆续建成

到了1991年12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80周年校庆，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向全社会发出了捐款修建新校门的倡议。这座新校门于1992年12月10日破土动工，1993年9月10日落成（此时，武汉大学已将80周年校庆改为百年校庆）。从此以后，世界上便有了两座外形大体一样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分别在街道口和八一路遥相对峙，同时并存了19年之久，后于2012年拆除。

图 4武汉大学1993年牌坊

古猗园的历史变迁与影响因素 篇5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09级景观二班090587 林晓阳

摘要：本文以古代、近现代、当代的时间顺序详细梳理了上海南翔古猗园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迁，并对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加以阐述，从而初步分析古猗园各个时期不同的使用、格局、功能的内外动因。

关键词： 南翔镇古猗园分期私家园林战争公园

1.古猗园综述 古猗园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离市中心人民广场约21公里，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园林，也是上海市五大古典园林之一。亦是南翔小笼的发祥地。目前已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点。其占地146亩，其规模为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首。园中保存的唐代经幢、宋代普同塔尤以珍贵。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古猗园，以猗猗绿竹、幽静曲水、典雅的明代建筑、韵味隽永的楹联诗词及优美的花石小路等五大特色闻名于世。

2.南翔镇历史概况

要想很好地了解古猗园的历史沿革，必须首先对古猗园所处的地理背景——南翔镇的历史有很好的了解。故先对南翔镇的历史发展与变革作一个概况：

南翔，古名槎溪。梁天监四年（505年），建白鹤南翔寺于此，因寺成镇，也以寺得名。南翔成镇后，一直是镇的建制。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十二月前，分属娄县、信义县、昆山县；之后，隶属嘉定县。元代因地处繁杂，远离县城，设中槎巡检司，明初撤销。清康熙十年（1671年)因赈灾设施粥厂。雍正十一年（1733年）又设南翔巡检司，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撤，移设诸翟巡检司，南翔设分防厅，以县丞移驻。嘉庆二十年（1815年）后，由施粥厂厂董协助管理地方事务。民国元年（1912年）为南翔自治区。民国18年隶属嘉定县第二区，改设第二区公所，由区长执政。下设古猗、陆华、东林、惠民4镇。民国35年8月，隶属江苏省第二县，成立南翔镇公所，由镇长执政。1949年5月14日南翔解放，16日集镇设南翔市人民政府，农村设嘉定县第一乡镇联合办事处。是年10月，撤第一乡镇联合办事处，建立纪王区人民政府。1950年6月13日与南翔市合并，改设南翔区人民政府，下设13个乡人民政府和南翔镇公所。1954年8月，南翔区人民政府改为南翔区公所，之后分别改为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1983年4月，人民公社与镇合并，成立南翔镇人民政府，实行以镇管村。1992年，为嘉定区直属镇。

南翔成镇后，人口日增。明代倭寇入侵，人口稍减。清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革命，社会动荡，人口锐减。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沪宁铁路翔沪段通车后，市况又趋兴旺，人烟稠密。清宣统三年（1911年），全镇人口17514人。后又因屡遭军阀混战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人口再度大减。民国27年（1938年），集镇人口仅5283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36年统计，全镇人口16997人，辖区共19.23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83.88人。建国后，社会安定，人口剧增。

3.古猗园分期历史变迁研究

古猗园历史悠久，在其近6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社会经济为其提供了园林发展所必备的物质基础，不同的社会文化则为其注入了园林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涵。按照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古猗园的历史变迁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3.1 古代古猗园变迁研究

这个阶段是指古猗园从建成到近代开端（1860年），具体来讲，又可以把这个阶段详细分为几个历史分期：

⑴明代

南翔人杰地灵，文人雅士竞建园林，明、清两代建园25座，有“小小南翔赛苏城”之称，其中古猗园就是其中之一。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历任光禄寺良酝署署正、河南府通判、代理嵩县知县、汝州知州的闵士籍，以宦囊在南翔兴建宅园。园的规模有“十亩之园，五亩之宅”之说。该园由著名的嘉定派竹刻创始人兼擅书画、叠石的朱三松设计布置，园中有亭、台、楼、阁、水榭、长廊等。因园内广植绿竹，园名取《诗经》中“绿竹漪漪”句，名为“漪园”。闵士籍去世后，漪园约在明万历末年转让给翰林李名芳之子李宜之。明末清初，漪园又先后为陆、李两姓所有。

这段时间算是古猗园的建成初期。首先，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古猗园在建造时便被定位为江南私家园林，是供园内主人自己观赏玩乐的地方。明闵士籍会选宅于此，是与当时明朝南翔镇毗邻渡口、人丁兴旺、人杰地灵分不开的。其次，该园由著名竹刻家朱三松设计，便为其提供了古猗园至今为止与其他私家园林不同的特点——园内以竹为主要植物品种。另外，此园虽属古典园林，但其园林形态从当时便奠定下了整体比较扩散的特点。这些都是明代时便为今后古猗园的发展奠定下的基础。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园内保存的云翔寺的唐代经幢与宋代普同塔。这两样东西在古猗园始建时已经算是隔代之物，可见初代园主在营园时已认识到其价值，并收藏与古猗园中作为一大特色景观元素。

⑵清初至近代开端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冬，叶锦购得猗园，次年春大兴土木重修和改建，乾隆十三年秋落成，改名古猗园。重修后的园门位于园北，西向。园南围墙外有河，船可进入园内。园中以逸野堂和戏鹅池为中心置景，山有小云兜、小松岗和两座无名土山，水有戏鹅池、泛春渠和通园外的河道，亭有幽赏亭、孕清亭、梅花亭、怡翠亭、孤山香雪亭、嘉树亭、仿雪亭、荷风竹露亭，廊有承香廊、绘月廊和一无名曲廊，轩有鸢飞鱼跃轩、西水轩、柳带轩、听雨轩，楼、阁有环碧楼、翠霭楼、浮筠阁、岭香阁，桥有磬折渡桥、浮玉桥，此外还有春藻堂、清馨山房、坐花斋、书画舫、蝶庵、药栏等建筑。园内除广植竹以外，还专辟了一个竹圃，体现“绿竹猗猗”的意境。

乾隆五十三年，嘉定地方人士捐款购买了古猗园作为城隍庙的庙园，香客均可入园游览。嘉庆十一年（1806年），又经募捐整修。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1860～1862年）间，太平军同清军及“洋枪队”多次在南翔激战，园内部分建筑被毁。战后南翔各行业公所陆续修复一些可用的建筑，并增建了一些作为行业集议的场所，后来还在园内开设酒楼、茶肆、点心店、照相馆，此时的庙园已名存实亡，而是作为了祀神集议和游览休闲的场所。

这段时期是段十分重要的时期，古猗园经历了比较大的变革。先是在乾隆初年经历了一次大的重修与改建，并由于漪园是明代所建而更名为“古猗园”。这个园名便由此沿用至今。这次的改建大致形成的古猗园如今的格局，便是以戏鹅池为中心来组织园内其余空间与建筑的布局。可以说，这次改建是古猗园最为重要的一次改建，像是今后所有改建的基础。其次，这一时期是古猗园从私人化到公众化的一个转型期。从上文中可以认识到，乾隆末年开始，古猗园已经作为一个庙园向公众开放了，而不是作为一个私家园林的使用。使用者发生了改变，而正因为初期是作为庙园向大众开放，所以园内唐代经幢和宋代的普同塔如今还保存得比较完好。另外，这一时期的古猗园经历了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南翔镇也面临着人口锐减的危机。战后，古猗园就更加发挥了其多重的功能——集议、游览、休闲，人们需要这样一个可以集会、聊天、放松的地方，同时老百姓也渐渐增强了自己的美学需求，在南翔镇，古猗园显然是人们的首选。从近代开始，古猗园变得大众化了。

3.2近现代古猗园变迁研究

民国21年（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于3月3日占领南翔，古猗园被侵略军占用两个多月。逸野堂被作马厩，鸳鸯厅内的明代刻字屏门一堂6扇，其中2扇被作为燃料。日军撤退后，园内房屋残墙断壁，假山倒坍，树木被砍，花草枯败。翌年4月，由当地爱国人士朱寿朋、陈少芸、王荃士、李梁才等60人署名发起，成立古猗园整理委员会，募集银元6000元进行局部修复，并新建补阙亭，此时全园的面积为27亩（1.8万平方米）。民国26年八一三事变，南翔遭受战火，园内大部建筑被毁，仅存的缺角亭（补阙亭）、小云兜、五老峰等假山也伤痕累累，面目全非。抗日战争胜利后，镇政府将其作为公园开放。当地人士又集议修复古猗园，先后筹款重修了缺角亭、不系舟(书画舫)，新建了微音阁、南厅、白鹤亭，并种植了一批树木花草。因为仅作局部修复，所以景色已远不如战前。

这段时期古猗园所经历的可以说是令人扼腕心酸的血泪史。抗日战争的战火烧到了南翔镇，南翔失陷，南翔百姓不仅遭受日军蹂躏，而且被土匪趁火打劫。近现代的古猗园由于战争的缘故遭受重创，园内大部分建筑被毁，古物也基本荡然无存。所以这段时期基本没人去使用古猗园。但是，战后古猗园的价值还是受到了重视，南翔人民对古猗园内部做了局部的修复。同时，为了不忘国耻，重修了补阙亭，并故意少塑东北一角，其他三个方向的亭角都分别塑成一只紧握拳头的手臂，以表示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是为著名的“缺角亭”。如今的缺角亭也成了古猗园的一大景点。也就在这段时期的末尾，全国各地开始有公园出现，老百姓们都希望能在城镇中享受到自然的景色。在这些因素的驱使下，抗战胜利后，古猗园也正式开始作为公园向公众开放了。

3.3 当代古猗园变迁研究 当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为古猗园的发展变迁提供了强劲的动力。1957年，南翔镇集资5807元修缮古猗园，3月开工，当年10月1日竣工开放。1958年，上海市园林管理处拨款13万元，对公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修和扩建，由市园林处设计科柳绿华负责规划及绿化设计。园界向西、南两面扩展，全园面积增至5.84万平方米。主要的工程

有:园四周围起了竹篱，把原城隍庙前的一对石狮移置于改建过的北大门前；

在竹枝山南部开挖新河道，其两端与戏鹅池相通，并重建湖畔的浮筠阁；在新河上架九曲桥，桥中建湖心亭；在桥东筑曲廊联接临湖的新建茶室；挖河的土堆成南山和熊山；园南辟大草坪和儿童乐园；其他原有建筑也修葺一新，并移栽了大雪松、广玉兰、水杉、紫藤等一批乔灌木。

上述工程竣工后，公园于1959年10月1日重新对外开放。1962年重建梅花厅。到1963年，公园面积为117亩（7.8万平方米）。“文化大革命”中，石经幢和石塔上的佛像被破坏，古建筑的翘角被砸，明万历年间有名的“嘉定四先生”之一的李流芳(李宜之的叔父)手迹的石碑被毁，丰子恺等名家书画和其他文物被毁或被没收，并从1967年1月起将园名改为南翔公园。1973年以后，陆续进行修复，并重建了鸢飞鱼跃轩、小松岗假山、白鹤亭、南亭、缺角亭和浮筠阁。

1977年恢复古猗园的园名，投资28万元整修。1979年又投资78万元进行修建和扩建，除被外单位占用的土地外，公园面积为92亩(6.13万平方米)。重点是在松鹤园内叠假山，造瀑布，挖河池，种松竹，将石塔移入荷花池中，新建鹤寿轩和改建柳荫桥。1981年整修南大门，并把北大门的一对石狮移置于此，在门内新建仿砖雕照壁一座。同年向东征用土地33亩(2.2万平方米)。1982年重建逸野堂。1983年，根据清沈元禄在乾隆十一年所作的《古猗园记》，重新改建北大门，筑幽赏亭，种植桂花、丛竹。1985～1987年，市政府拨款60万元，在园东部扩建2.2万平方米的青清园，使全园面积增至9.19万平方米。青清园以竹造景，并在园中建造了荷风竹露亭、君子堂、翠霭楼、青清园等景点。至此古猗园正式发展成如今的样貌。

按原式样重建的逸野堂

从上述发展之中可以看出，当代古猗园经历了无数的修复、重建与扩建工程。可以说，如今我们在古猗园中所能看到的建筑、植物、山水也大都是这个时候营建的。在有组织的园林机构的指导下，瘦西湖开始计划清除淤泥，建造园林，以恢复旧观。景观的修复工作计划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园林专业机构的形成对古猗园而言，还是比之前的无明确管理的设计及施工显示出了更强的科学性和整体规划的意识。体现出符合当代背景的、新的园林管理理念在建设过程中的运用，事实上园林机构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代园林建设的速度和水平。另外，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城市的各种园林建设需要注入许多科学的、符合时代需求的新的园林理念，古猗园同样如此。所以，古猗园中渐渐形成了像大草坪、办花展、电动游船、儿童游乐场地这些现代公园的游憩活动形式。如今的古猗园可以说是古典园林与当代公园的一个结晶，也是顺应了现代旅游业发展的产物。

4.总结

一座古典园林的历史变迁总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从明代到当今，从私园漪园到现代的公园旅游景点，古猗园经历了很多，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由于战争被毁是必然的，但每一次的改变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向公园的转型可以说也是必然的，古猗园与其他江南古典园林最不同的就是，它大，所以说这是现代社会发展下的一次成功的转型。现代园林机构的管理与技术又使得古猗园焕发出了昔日的光彩，祝愿古猗园可以带着其厚重的历史积淀驶向更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 古猗园，历史沿革，百度百科

【2】 夏寿春.南翔古猗园.1987

【3】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

【4】 张永来，阮燕妮.名园在现代城市发展中的保护和利用.2008

如皋历史变迁 篇6

秦朝时废扬州，将这里划属九江（今江西），后又划属东阳（今山东）。汉朝时刘邦将这里封给吴王刘濞，更名叫“海陵”，到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国家中央政府才开始在这里设立第一个县级行政机构——海陵县，隶属临淮郡（今淮阴），始建海陵县城（今泰州海陵区）。东汉末年，因海水泛滥淹没海陵县城，曹操挟天子，下令搬迁居民去邗江（今扬州），废除海陵县的行政建制，海陵以东（包括如皋）全部成了空地。

三国时这里属吴国，孙权在这片肥沃的空地上养马，形成了这片广漠的土地上许多与马有关的地名，如“白马”（今靖江县城南部）、“马塘”（今如东县马塘镇）、“马陵”（如皋县马塘乡），负责作战指挥的吴国大司马（中央军委副主席）吕岱将军常驻在这里与马为伍，依军队建制划分地块屯田养马，每50人为一个屯，分田5千田，养500匹马，海陵大地共有肥田沃土400多万亩，分成800个屯，动用军民4万人，养马40万匹，由于当时马匹的多少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相征，组织一次大型战争大约要损耗、淘汰5至8万匹成年、健壮的良马，为东吴迅速强大、最终能的鼎力三国作出了伟大贡献。当时为了保密，将“屯”写成“邨”字，读“村”，这个字成为当时政府、军民使用最多的一个字，演化为“村”的异体字，在东吴故土上流传沿用很久。

吕岱养马成功后，向孙权申请重建海陵县，孙权批复，让他兼任海陵县第一任县长，退休后举家搬离海陵县城，定居到高阳（今如皋市林梓镇），带领并传授子孙做木工活，种梓树、打家具，几年后梓树成林，“林梓”因此得名，后人为纪念他重建海陵县，泰州有吕岱庙，如皋有吕岱祠（原北门航运公司处），如皋今有“大司马路”（从陆桥小学到丽都大酒店）。

正是因为有了这段废县移民、屯兵养马的历史，在海陵大地上（北起徐淮，南到江阴、张家港，西起安徵境内，东到海边）遗留了许多与军队有关的方言及风俗，如尊称别人的丈夫为“男将”、尊称别人的老婆为“女将”；吃饭时不许将筷子竖插在饭菜上，因为这是军中、及地方百姓为开赴前线、上阵杀敌的将士们送行时的礼仪，表示站立不倒、吃了就跑，后来不打仗时，纪念阵亡将士也用这个礼仪，至今一些农村供祖宗时还沿用这个礼仪，从而产生一项忌讳，平常吃饭不许这样搞。吕岱将军还规定，农历七月半集中祭奠阵亡将士、向其家属发放抚恤金，每到这天各屯都要认真操办，不得有误，违令者斩。

东晋义熙七年（411年）中央政府提升海陵县为海陵郡（相当于地区级），下设建陵（今邗江）、宁海（今曲塘）、如皋（今如皋）、临江（老石庄镇，在今石庄以南30里的江水中）、蒲涛（今白蒲）五县，隶属南兖州；50年后如皋县政府迁往发扬（今立发，发是开始的意思，表示这里是扬州的开始，是今天所说的“发扬”一词的源词）。南北朝时，北周王朝宣布蒲涛县并入如皋县，县政府回迁如皋（今如皋）；临江县并入宁海县，县政府在曲塘。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海陵废郡，降级为海陵县，建陵县并入海陵县；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撤消如皋县，并入宁海县，县政府从曲塘迁发扬。

唐武德三年改海陵县称吴陵县，撤消宁海县，并入吴陵县，县政府从发扬合并到海陵（今泰州）；大和五年（831年）吴陵县恢复原名海陵县，分为东西南北四个“乡”（相当于现在的区），“乡”下设“场”（相当于现在的镇），“场”下设“庄”（相当于现在的乡）；其中“东乡”下设“如皋场”（今如皋），后改为“如皋镇”。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升海陵县为泰州（副省级），泰州之名由此开始，下辖海陵县；保大十年（952年）分海陵县的东乡为兴化、如皋两县，重建如皋县。

后周时，全国四分五裂，后周政府一度建都南京，划分如皋一部分建立“通州”，“通州” 是一个行政建制，作为军事州，驻军、种田、劳教贪官污吏和发配充军的“刁民”，其中“通”是一种官职，叫“通判”，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通州”是它下属的国家级“农场”，明朝时，迁都北京，中央政府为管理方便，在京郊重新开辟了一个国家级“农场”，仍叫“通州”，而没有撤消南方建立的“通州”，为区别两个通州，分别冠以“南直隶通州”、和“北直隶通州”，简写成“南通州”、“北通州”，清朝沿用这个叫法，但取消了两个通州的军事州建制，开辟了东北宁古塔为劳教贪官污吏及发配充军的国家级“农场”，两个通州成为普通州衙。民国初年废府裁州，两个通州全部降级为“通县”，其中南通州正式定名叫“南通县”。“南通”一词正式成为地名出现在中华民国的政府公文中。

至今南通市区以东约3平方公里的地块上遗存一种奇怪的方言，即不属西北部的江淮语系，也不属东南部的江南语系，这在全国十分罕见，它们是后周及宋元明四个朝代从全国各地捉来胡掳、当兵、充军的人及其家眷长期生活而遗传、融合的一种特殊语种。

宋初，长江南涨北塌，黄海西涨东塌，老石庄镇被江水冲毁后沉入江底，石庄人一再北迁，一直动荡了近一百年，迁三十多里，最后在今石庄位置上安定下来，百年间如皋县政府一再投资加固江堤，江水依然年年北侵，最后请来京城的道士采来几块泰山巨石，凿八卦、刻神符立于江边，滔滔江水还是吞没了这些巨石，最后剩下一块巨石时才不涨了，这块巨石成为石庄的福音，人们为它砌庙建园，常年供奉，后来庙废，被政府占用，至今这块石头还立在石庄镇政府大院中。

过去老石庄镇南边20里有一座深红色的麻石山，叫虾蟆山（摩诃山），高40米，山南10里才是长江的北岸，唐朝时，扬州的鉴真和尚、日本的圆仁和尚、碎叶（前苏联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僧伽和尚都驻足登山过，鉴真和尚还把它绘入地图带到日本，圆仁和尚将它写进入唐游记中，僧伽和尚定居泗州城（今在洪泽湖底），后在泰州、如皋，以及虾蟆山、狼山修炼，后来下落不明，传说得道升天，被尊为“大圣菩萨”，泗州、泰州、如皋、虾蟆山、狼山均建大圣庙供奉他，康熙年间泗州城沉入洪泽湖底，传说就是大圣菩萨发怒，以大圣庙门口石狮子眼睛流血为约，下达淹城计划的。

长江北侵、老石庄北迁后，虾蟆山成了江心巨石，蔚然壮观，曹雪芹、冒辟疆都渡江登山呤玩过，石庄北迁30里后，距此山50里，乾隆年间长江北岸开始退潮，此后一百多年间江岸向南涨20里，出现了“永安沙”、“又来沙”、“二百亩”、“头案”、“二案”、“三案”．“四案”、“头圩”、“二圩”、“三圩”、“四圩”„„等新的地名；与此同时，江南也开始退潮成沙，在虾蟆山南边10里江中长成一片沙洲，石庄人纷纷渡江迁往沙洲围垦种田，渐成村镇，自称“石庄”，归属如皋，县政府称它为“沙洲”。

光绪年间沙洲与常熟、江阴长成一片，常熟、江阴、靖江三县与如皋争抢沙洲土地，后经江苏省政府裁定：如皋地处江北，隔江管理沙洲不便，将沙洲划入常熟。宣统元年，沙洲向北涨了15里，虾蟆山离开江中，成为距江南岸边5里的一座小山，底部十多米被沙埋没，只剩了30多米高。为了北渡方便，首垦沙洲的“石庄人”在虾蟆山以北江边驳岸建港，分别有虾蟆港、段尾港、张家港。

1948年沙洲从常熟划出，成立“沙洲县”，隶属苏州，1958年沙洲县政府下令开山取石，拆了虾蟆山上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圣庙，炸了山体，又在山根下挖了一百多亩深十多米的石坑，取走石头，填沙造田，历时4年，到1962年底完成，永载历史的虾蟆山从此在地球上消失。1987年沙洲撤县建市，以江边的张家港为名，取名“张家港市”。至今“张家港”附近还有几个村镇的人使用如皋方言，自称石庄人，沙钢集团党委书记沈荣庆说他的祖上是石庄吴窖一带的，对如皋很有感情，在如皋沿江开发中，他投资在如皋港开发区建沙钢集装码头。

元朝时，泰州一度为也成为军事州，至元十四年（1277年）全国设28个“路”（相当于现在的省），这里改为“泰州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复称泰州，划属江南道（今苏州）管理，下辖海陵、兴化、如皋、江都；明朝时改江南道为苏州府（省级），泰州隶属苏州，下辖各县不变；清朝时合并苏州、江宁两府，各取一字合称“江苏”省，江苏由此得名，泰州下辖各县不变；清乾隆间分兴化的东乡为“东台”、“盐城”两县，隶属泰州。

民国建立，裁府废州，泰州改称泰县（县级），县城在泰州城，下辖各县全部归江苏省政府直管。抗日战争中，江苏省政府从苏州迁往泰县黄桥镇，新四军包围黄桥，围绕黄桥建立了五个“县”，其中在泰县境内成立“泰兴县”（宣家堡）、“泰东县”（今海安）、“紫石县”（今营溪）三县；在如皋县境内成立“如西县”（今江安），在靖江县境的季市乡成立“靖江县”与此同时，在东台县境内成立“大东县”，后更名 “大丰县”；在如皋县东部建“如皋县”（今丁堰）；在南通县境内南通县、海门县、启东县。解放战争后期，“紫石县”攻占海安，更名海安县；“泰东县”攻占泰州城，更名泰县，后泰州县城成立泰州市（县级）作为泰州专区所在地，将泰县县政府迁往姜堰，将“泰东县”曲塘以东划给海安县。“如西县”攻占如城，民国如皋县政府逃往李堡，“如皋县”县政府随之从丁堰迁往李堡与之作战，后又迁往马塘、再定于掘港，更名如东县，同时如西县更名如皋县，将民国如皋县的邓元、戴庄、袁桥、夏堡、搬经划给泰兴县，属泰兴县“城西区”；将原如皋县的立发、葛桥、柴湾、新民、宏坝、东陈一线以东划给如东县，属如东县“城东区”；将原南通县天生港、九圩港、平潮、九华、勇敢、龙舌划归如皋县，属如皋县“天生港区”，后更名为平潮区。

1949年1月21日泰州解放，22日成立泰州市人民政府，属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5月1日，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在泰州成立“苏北泰州专区”、在如皋成立“苏北如皋专区”，如皋专区下辖东台县、大丰县、如皋县、如东县、海安县、南通县、海门县、启东县；1950年成立南通市（县级），南通县迁往金沙，如皋专区迁往南通市，更名南通专区；同时建立扬州专区、盐城专区，将泰州专区邗江、江都两县划归扬州专区；将如皋专区东台、大丰划归盐城专区；昔日地面广阔的“泰州”成了一块窄长的地块。

1950年泰兴县归还“城西区”给如皋，成为如皋县城西区。

1951年划出如皋县平潮区、薛窑区、石庄区，南通县唐闸区、靖江县西来区，合并成立“通如县”，县政府驻薛窑，划薛窑以南至江边碾砣港为“城区”，下设天生港、九圩港、碾砣港、张黄港等沿江客运、货运码头，以及内河运输、灌溉港闸，开发江中沙岛围垦建设，建立长江北岸的沿江重要港口城市，作为苏中、苏北军事防备、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

1952年取消“通如县”建设，唐闸区划回南通，平潮区、薛窑区、石庄区划回如皋，西来区划回靖江，而“通如县”的“城区”因为已经投资建设，砌好了县委县政府大院、边防公安局、军分区、粮食局、港务局等办公用房、大型仓库及宿舍，不便归还给如皋白白浪费，于是划属南通专区直管，成立“薛窑农场”，与如皋县平级。

同年底，将“通如县”港口城市计划更改后在南通市落实，着重开发天生港、南通港、狼山港，南通县划出狼山港至南通港一线给南通市，如皋县归还平潮区除九华、龙舌、勇敢三乡之外的地区给南通县。

与此同时，将如东县的柴湾、新民、宏坝、东陈、雪岸、丁堰、林梓、白蒲划归如皋县；将如东县的李堡、西场、洋蛮洋、立发、新生、壮志划归海安县；将东台县的白甸、瓦甸、古贲、仇湖、角斜、老坝港划归海安；从而使海安县成为一个“大县”。

1950年泰州专区与扬州专区合并为“泰州专区”，专署驻泰州市（县级），下辖泰州、扬州两市及泰县、泰兴、靖江、江都、兴化、高邮、宝应、仪征，六合9县。同年将江苏省划分为上海、南京、苏南行署（苏州）、苏北行署（泰州）四个省级单位，扬州市从泰州专区划出，由苏北行署直管，泰州专区辖1市9县。1953年苏南、苏北、南京三个省级单位合并为江苏省，上海脱离江苏省升为国家直辖市，泰州专区迁往扬州，改称扬州专区。

英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变迁及启示 篇7

英国地方政府构成较为复杂, 并且不断变动。根据2005年英国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情况, 第一层为郡、大都市、大伦敦地区政府, 数量为66个;第二层为郡属区、城市区政府, 数量为848个;第三层为教区和城镇议会, 这一层比较弱, 数量约10, 000个。在基于地方自治的基础上, 对于各级政府的关系而言, 地方是平等的自治体, 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 各自只对本范围的选民负责。

在地方政府之外, 英国社区与地方政府部 (2006年5月由副首相办公室改名而来) 下设9个区域办公室, 代表中央政府在该区域面对各地方自治体。1999年开始又陆续设置了12个地区发展署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 接管了区域办公室的某些职能, 负责地区经济发展和复兴, 重点在于商业支持和促进投资、就业与可持续发展。作为外部的推动和支持机构, 地区发展署要求地方政府公开自己的治理目标和绩效评估措施, 定期检查。一旦出现地方政府无法处理的复杂事项或绩效长期达不到要求, 中央政府将直接介入, 帮助改进工作。截至2007年第一季度, 英国人口为6, 059万, 就业人数为3, 169万, 全国公职人员 (含国家卫生体系) 为579万。地方政府的公职人员为294万, 分别占总人口、就业人数、全国公职人员的4.85%、9.28%、50.78%。

二、英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

英国地方政府的职能不是由宪法规定, 而是国会的授权。随着国会不断调整委托给地方政府的权力, 地方政府的管理权限和地位也随之不断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英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具有以下三种特征:

(一) “伙伴”关系。将地方政府视为对地方社区利益负责的民主政府。从理论上说,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平等组织间自主的合作。但是, 地方政府必须在中央政府设置的总体法律和政策框架内在当地推行公共政策。

(二) “代理”关系。认为地方政府主要是负责执行中央政府政策并提供中央政府所确定的公共服务, 只拥有少量的自主权。

(三) “讨价还价”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是两个具有不同资源 (即达到自己意志的手段) 的组织之间谈判或讨价还价的关系。罗兹确认的资源包括以下几类:宪法和法律地位, 政治合法性、调动舆论的能力, 金融财政, 组织能力、对人的控制力、服务事业, 信息、知识和掌握的数据。

三、中央政府与地区政府的权限划分及地方政府的职能

(一) 最近进行的中央政府与地区政府的权限划分。

鉴于英国传统形成的政治格局, 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 只有国会是主权机关。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一切权力均操纵在国会中居于多数的中央政府手中。保守党政府在80年代推行的许多政策加强了中央集权的趋势:如使不合作的地方议会被公务员接管、废除大伦敦议会和其他6个地方议会等。西米德兰地区政府就是撤销原有的郡政府后, 由中央政府环境部、贸工部、就业部、运输部4个部门联合派出的机构。

直至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1997年5月执政之前, 长期以来基本上不可能谈论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因此, 工党政府进行的改革可以说是历史性的, 主要表现在首次明确划分了中央政府与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地区政府的权限;恢复大伦敦议会, 赋予其明确的权限并首次采用直接选举市长的办法。 (1) 与苏格兰之间, 中央政府的保留权力有联合王国宪法、外交政策、国防和国家安全, 宏观经济、货币和财政政策, 就业立法、社会保障、交通调控及保健和文化的某些方面。苏格兰议会将接管现在的苏格兰事务办公室的权力和职责;地区立法权涉及保健、教育、培训、地方政府;住房;社会工作;经济发展、交通、法律、环境、农业、渔业、林业、体育、艺术、研究和统计。 (2) 与苏格兰不同, 威尔士议会没有基本立法权, 所有涉及威尔士的立法仍然由中央作出;威尔士议会可以因地制宜地修改这些立法。威尔士议会接管了此前由威尔士事务大臣行使的政策和公共服务职责, 包括经济发展、农业、工业及培训、教育;地方政府;保健;社会服务、住房、环境、交通和威尔士语言。议会制定有关这些服务的政策和标准。 (3) 北爱尔兰议会获得的权力涉及农业、环境、教育和培训、就业、企业和投资、保健、文化和艺术。中央政府的北爱尔兰事务大臣继续负责该地区的法律和秩序, 但已承诺在适当的时机将这些权力也下放给地区。

(二) 地方政府的职能。

根据不越权的原则, 地方政府的职能仅限于法律有规定的领域之内, 并且必须能够从法律条文符合逻辑地推论出来。因此, 英国学者论述地方政府的职能时, 侧重的是服务提供。他们强调虽然地方政府的职能涉及公民从生到死的整个生活, 但是在地方政府行为和活动的背后有一只中央政府的手, 决定它们职能的范围, 并在许多情况下规定了这些职能应当如何行使。地方政府一般都提供如下的服务:教育、社会服务、警察、 (部分的) 住房服务、道路维护和交通管理、消防、娱乐和文化设施、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服务 (废物处理、道路清洁) 等, 但在郡、市与区之间有分工。郡、市主要负责需要一定的经济规模或需要战略规划的职能;区承担更直接影响当地人民的职能。有些职能是共享的, 有些是这两级都承担的, 如促进经济发展、博物馆、公园和发放执照。教区和镇议会的权力比较小, 只涉及维护所属绿地、提供社区服务等事务, 其他层级政府也就行使某些权力与它们磋商。

四、英国地方政府治理变革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剧, 在快速的社会变迁和众多的社会矛盾、冲突的作用下, 欧美发达国家都在积极寻求公共治理变革之道, 以摆脱政府管理已经陷入的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英国地方政府也兴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治理变革。

这场变革的核心理念和主要内容是: (1) 授权于地方政府, 授权于民, 建立参与型的、民主的治理模式。突破传统的代议制民主的局限和束缚, 激发公众直接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 调整治理结构, 由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中心治理向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公民共同合作并相互影响的多中心治理转变, 在深层次上改变政府与市场、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 (3) 公共政策的制定由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模式 (top-down) 向新型的自下而上 (down-top) 的模式转变, 强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 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机制。 (4) 更加重视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 打破以往的分工界限和部门、地区壁垒, 以解决共同面临的公共问题为中心, 展开各种层次、各种方位的深度合作, 提升政府的治理水平和能力。 (5) 建立以顾客为导向的, 能够及时回应公众需求, 能够提供公众满意的公共产品, 追求公平与公正、富有效率和活力的地方政府。

在这些理念的指导下, 英国地方政府治理变革可以分两个阶段。一是撒切尔和梅杰执政时期, 二是布莱尔执政时期。每个时期的改革各有特点, 也互有联系, 但趋势和步伐却在日益加快。

撒切尔、梅杰执政时期改革的特征可以归结为: (1) 崇尚市场机制和市场力量, 主张尽量减少政府干预。 (2) 主张廉价小政府, 节省开支, 减少税收, 从而激励私人资本投资, 导致经济繁荣。 (3) 加强对高级文官的政治控制, 大力削减公务员队伍的规模, 成立执行机构。 (4) 政府引入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 鼓励公私之间的竞争, 鼓励公共事务向私营部门的转移。

布莱尔执政时期 (1997～2007) , 提出政府现代化议程, 概括起来是: (1) 政府行政简明、易操作。 (2) 对公众更多的回应。 (3) 建立合作政府。 (4) 强调结果。 (5) 推行政府现代化议程。政府现代化议程落实在地方层面上, 就是提供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和机会, 使地方公众加入到地方管理当中来, 并强调建立清晰有力的地方政府领导能力, 使地方政府重新焕发活力, 提供更好的服务。

经过反复实践, 2002年布莱尔政府出台了地方政府全面绩效考核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CPA) 基本框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资源利用评价;二是服务评价;三是市政当局评价。其中前两部分进行年度考核, 后一部分三年考核一次。根据考核结果, 地方政府被评为4个星级。尽管中央政府意图促使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中担任主角, 但是直到今天, 中央与地方之间互不信任、相互冲突和指责仍然存在。中央政府不仅控制地方政府开支的80%以上, 而且影响着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内容、方式和水平, 总的态度就是“指责、经费控制和强行改革”, 而地方政府官员则认为, 改革所赋予地方的自由总体上是非常有限的, 整个要做的就是被动地迎接挑战, 并不是一个摆脱控制的机制。因此, 这种互不信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的实际效果。

五、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提供的启示

(一)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英国是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殖民地的纷纷独立, 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逐步为其他国家所取代, 国内经济发展面临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 迫使英国非常注重提高政府的管理效能和服务质量, 力求通过长期不懈地行政改革, 使政府不断地适应国际、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尽管英国是两党轮流执政, 但不论是哪一个党执政, 每一届政府都力求在国际和国内政策上有新的突破, 都不约而同地对行政改革给予高度重视, 把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本政党和本届政府的重要战略目标, 可以说行政体制改革从未间断过。以布莱尔首相第一个任期推出的改革文件为例:

可以看出改革具有稳步推行的特征。虽然在不同的阶段, 改革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追求的目标有所不同, 但不同阶段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 且对每一重大改革措施都进行独立的评估, 以保证下一步改革具有坚实的基础。

(二) 行政体制改革紧紧抓住职能转变。

英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不太注重人员精简, 而是注重转变职能。从撒切尔夫人时代大规模建立执行机构, 到布莱尔政府时期设立地区发展署等, 都充分体现出来。我国最早在1988年机构改革开始就强调转变职能为核心, 应该说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职能转变没有量化或者具体的指标, 往往把精简机构、分流人员摆在主要位置。当前进行的乡镇机构改革试点, 应该继续突出转变职能, 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使职能转变落到实处。

(三) 行政体制改革以服务为主要导向

英国在行政管理理论上, 相对于管理而言, 更强调服务。他们认为, 政府活动中90%以上的功能是为公民服务, 因此, 把改善为公民的服务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这种做法固然有政治上和选举上的考虑, 但也使行政体制改革更贴近公众的需要办了一些实事。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也要把目光从政府系统内部的调整与完善放大到更广阔的空间, 从管理型行政向服务型行政转变。这不仅仅是人民政权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 而且也可使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改革的成果。

(四) 行政体制改革文件的制定程序。

英国行政体制改革文件的特色还突出表现在“绿皮书”和“白皮书”的起草程序上。即首先组成一个委员会, 负责就某方面需要改革的问题进行广泛调查, 研究现有的法规规定, 然后起草出一份“绿皮书”, 主要内容包括:现状、主要问题及原因、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建议。“绿皮书”形成后要征集公众的反应, 然后仍由委员会修改为“白皮书”, “白皮书”在内容上要比“绿皮书”更侧重于政策建议和操作方式, 同样要公布于众。随后, 成立一个专门的法案起草小组, 将“白皮书”转化为法案。由于“绿皮书”和“白皮书”都要公布于众并广泛征求意见, 即能使改革得到较广范围的支持, 也对改革进行了充分宣传, 为今后的操作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在操作过程中, 究竟如何准确理解法案条文的精神, 当某一法律词语遇到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时如何解释, 如何把握某一法条在执行中的尺度, 都极大地依赖于“绿皮书”和“白皮书”。我们以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往往过于强调做好保密工作, 以避免引起大的震动。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和各项保障措施的完善, 各方面承受力度的提高, 在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方面的行政体制改革可考虑以恰当的方式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

摘要：英国地方政府的治理变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笔者根据在英国学习期间掌握的第一手资料, 对英国地方政府治理变革的理念与背景、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发展轨迹与方向等进行了探索与概括, 并指出其对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与机构改革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行政改革,地方政府,比较研究,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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