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媒体与政府行为

网络媒体与政府行为（精选9篇）

网络媒体与政府行为 篇1

近年来,越来越多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发生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当出现“5·12汶川地震”、“2008雪灾”等一系列自然灾害,当SARS、禽流感、H1N1等突发疾病肆虐,当“山西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等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时,众多媒体和网民都第一时间把视线聚焦在事件上。事件的严重性和网民的关注对政府部门的应急处理和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网络的发展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一条更为快捷和方便的渠道,也为网民提供了一个公共的开放平台,网络舆情的产生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平台。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1]。在非常规突发事件中,媒体和网民关注的焦点除了事件本身以外,还在于政府在事件中的定位及扮演的角色。网络环境下的政府公共危机应对就必然成为各级政府需要认真思考、科学应对的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如何处理好网络环境下的公共危机事件,也成为考验政府能力、智慧、水平的一道必答题[2]。

在经济和社会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如何正确把握和积极引导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一项新的指标。它不仅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是对政府驾驭复杂局势、提高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3]。

1 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定义及特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4],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4大类。而非常规突发事件是指前兆不充分,具有明显的复杂性特征和潜在次生衍生危害,破坏性严重,采用常规管理方式难以应对处置的恶性突发事件。

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发生具有鲜明的有别于常规突发事件的特性。

(1)无预兆性。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前兆不明确。如“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9·27上海地铁十号线追尾事故”等,这些重大非常规突发事件在发生前都没有准确的前兆,这使得相关部门无法在事前做好预报、预警、预防和事后处理的准备工作,对政府的应急反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时间紧迫性。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发生往往伴随着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扰乱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时间对于政府部门的决策来说是最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快速、有效的决策才是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有效措施。这就要求应急处理机构能够准确及时地掌握事件的有效信息和事件发展动态,迅速合理地做出决断。

(3)演变速度快。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单一事件,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相关的事件也影响了非常规突发事件的进展。如“7·23动车追尾事故”,包括人员抢救、道路抢通,对受害者的赔偿以及事故责任的认定等,这些因素都在随时对事件产生作用,推动事件发展。而且其演变方向往往是不确定的。

(4)无规律性。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发生没有规律可循,而且在历史上发生过同样事件的概率也很低。由于政府现行的事故处理方法为由出现事故的相关部门负责,没有统一的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构,这使得相关处理经验没有办法系统的累积,从而要求相关处理部门在事件发生之初,就要准确分析事件进度,做出有效的决策。

(5)扩散性强。由于网络的发展和逐渐强大,许多网友开始亲自参与事件讨论,发表对事件的看法和意见,由事件的旁观者转为参与者。这使得非常规突发事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传播很远的距离,有时候网友的第一手消息发布甚至更快于媒体。事件的扩散性刺激了政府的反应和决策,但是一旦事件处理得有漏洞或者不能满足部分人的期望,他们就会对政府的决策提出评判和质疑。

由于非常规突发事件的以上特点和如今相对更为自由的网络信息平台,容易使得事件产生难以控制的舆情状况。

2 网络舆情的构成要素及演化

舆情研究是新兴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研究领域,网络舆情研究作为舆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更是备受重视。所谓舆情,是指一定时期、范围的民众对社会现实的主观反映,是群体性的思想、心理、情绪、意见和要求的综合表现[5]。网络舆情常常以网络舆情热度来度量,表示事件的被关注度。网络舆情越高,表明关注它的人越多。网络舆情的产生和消亡随着非常突发事件的进展而发生变化。实践表明,非常规突发事件在发生之初的网络舆情处在一个酝酿期,而后随着事件的逐步发展,网络舆情热度会在某一天内达到最大值,而后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归于平静,如图1所示。

一般来说,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的参与者主要分3类。一是广大网民,网民是参与网络讨论的最大团体,也是影响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二是媒体,媒体包括传统的媒体和网络媒体。这里讨论的影响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最主要的媒体是指网络媒体,包括一些门户网站、BBS、微博等。媒体的主要作用是连接政府和网民的桥梁,也是政府和网民沟通的承载者。三是政府,政府是负责对非常规突发事件进行通报和解决的主体。政府的决策直接影响事件的舆情热度,如图2所示。

中国数以亿计的网民是网络舆情的主要制造者。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2年1月16日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6]。这一庞大的网络军团,遍布全国各地,他们随时跟踪和关注着国内发生的各种事件,并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观点、评论和意见。对于网民来说,他们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制造者,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与其对事件的关注度有极大的关系。

网络媒体为国内除了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外增加了更为重要的一条信息传播的渠道,这条通道的高速性和广泛性已经对国家应急系统的实效性和政府工作效率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要求。互联网作为新生代事物,其更多的作用在于传递信息,并且为网民的参与提供平台。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是,网络传播对介质的依赖度更低,只需要一台电脑和网络,网民即可关注到他想知道的任何新闻,而不受时间和空间上限制。对于非常规突发事件来说,网络媒体报道的新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络舆情,部分媒体报道时的断章取义和不负责任的态度,也容易引起网络舆情热度的增加。网络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煽动者所用,让负面言论迅速传播,让民众对政府决策产生反抗情绪;同时又可以为政府部门服务,及时准确地传达政府的下一步动态,稳定网民情绪。其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舆论导向。

政府部门是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调控者。它的作用是能够充分发挥其对事件信息的掌握和调控地位,帮助还原事件真相,查明责任所在,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政府部门对事件的处理包括对非常规突发事件本身的协调处理,以及事件信息的公开透明,事故原因及责任的认定等。同时,对于网络上利用新闻炒作企图影响社会和谐安定的行为,给予最直接和明确的回应,树立政府公信力,让人民群众重新对政府充满信心。

在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对人民对政府的认可度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政府部门也应该以全新的视角,定位网络舆情与在解决事件时的重要地位,如图3所示。

对非常规突发事件来说,网络舆情影响的因素有很多。首先,网络舆情容易引发网民的质疑和猜想。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发生一般是由网民对政府决策的不满引起的,网络成为了网民发泄情绪的通道,事件本身的信息可能会由于个人的主观影响发生改变或扭曲。其次,在不利新闻的扩散和部分网民的从众心理的作用下,网络舆情的进一步扩大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近年来,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人们发泄情绪的途径之一,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再次,非常规突发事件引起的网络舆情不仅在一段时期内被强烈关注,即使在事件过去以后,其留下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在事件发生之后,网民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将其与之前发生的事件对比或联系起来。因此,如果政府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曾经发布过错误或者虚假消息,或者对信息的处理不公开透明,就会在今后的事件处理中一次次被提起,从而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和形象。

网络舆情的兴起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新的因素之一。它已经成为政府、学者乃至社会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7]。目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职能还处在一个转型阶段,政府由于缺乏现代公共管理理念和现代服务方式,对网络的影响力认识不足,尤其是在对网民关注的热点、焦点网络舆情事件的处理上更是显得捉襟见肘,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形象[8]。在此背景下探讨政府如何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具有深远意义。

3 政府对于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处理现状

随着近年来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共同发展以及国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相当一部分以前没有参与过或者缺少方法参与事件讨论的人群开始加入非常规突发事件的讨论。一方面,国家和政府部门乐于见到这种人人参与的场面,因为较高的参与度可以让政府部门得到更多关于事件的信息和建议,理解基础民众内心的想法,使政府和人民更容易融合在一起;另外一方面,由于每个人的价值观和主观意见都大相庭径,最终的决策始终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个人的期望。群众中反对的声音和一些鼓动性的言语都可能让人民在短时间内对政府失去信心。

现阶段政府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处理还处在一个探索期,目前还没有针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统一应对的策略或流程。在应对不同的非常规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开始意识到网络舆情的重要性。能够做到在事件发生之初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公开事件信息,公开事件发生原因及责任人,并公开最终处理结果。

纵观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的非常规突发事件,参考这些事件的处理结果和处理过程中网络舆情的情况,虽然政府部门开始致力于网络舆情的掌握和引导,但是在这过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开始显现。

(1)对事件的反应速度不快。对于非常规事件来说,事件发生的突然性让网民对事件的关注度加强。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政府准确的官方信息,由网民发出的各种关于事件的图片和信息会瞬间让各种小道消息充斥整个网络,而这些消息一般都是由网民看图说话或主观臆断产生,与事实真相可能完全不同。但正是因为这些消息,使得事件的网络舆情热度迅速升高。

(2)信息透明度不高。当发生重大的社会安全事故时,政府往往扮演了相互矛盾的2个角色,一方面,政府在为如何尽可能的减少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而努力,另一方面,在向社会反馈的过程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外公布的信息有限,往往遮遮掩掩。美国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曾提出一个流言传播公式:公众认为信息越重要,而信息越模糊不清,流言传播得就越快[9]。比如之前发生的“7.23动车追尾事故”,虽然政府在第一时间组织救援,但与此同时对外发布的35人死亡的消息一直受到质疑。网友根据现场的图片和对动车上所有人数统计发布消息,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如实相告,最终导致事件的舆情热度一度达到峰值,且大部分都是质疑政府的声音。像这样信息量不足或受到质疑的前提下,网友容易对这部分数据进行随意猜测,最终导致网络舆情热度的增加。

(3)事故原因调查匆忙。由于外界对事故原因的关注,在事件发生之初,政府部门为了防止网络舆情的发生,对事故原因的公布总是想要第一时间公布。但是现在的状况往往是调查部门对于事故原因的认定匆忙,有的时候并不具有实证或者只是根据经验的推测,导致最后给出的结果根本与实际情况不符,比如曾经震惊一时的“杭州飙车案”和一时间成为大众茶余饭后调味品的“70码”,这样的情况不仅不会使广大网民相信调查结果,反而更容易造成了民众的愤怒情绪。

(4)问责不及时,制度不完善。在非常规突发事件处理的过程中,责任的界定一直是外界在意的焦点之一:到底事故的原因出在哪里?有哪些人需要对事故的产生负责任?他们要受到怎样的处罚?但是在以往发生的一些重大安全事故中,政府部门对于事故的问责一般较为滞后。震惊一时的“11.15上海静安区大楼火灾”造成了53人遇难。对这场大火责任的认定一段时间内在网上被吵得沸沸扬扬,到底是操作工失误还是需要有更多的人为这场事故负责成为调查的重点,最终直至今年,才有越来越多的责任人被认定。

问责制度的不完善也是非常规突发事件中责任认定需要克服的阻碍之一。现阶段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问责尚不明确,一些在事件中被处分的官员在一段时间后又重新被启用,甚至官位还高于从前,这样的问责制度在社会透明度极高的今天是根本不适用的。由现阶段政府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方式和产生的问题可以看出,政府部门在网络时代来临的时候还未及时调整状态,没有充分地掌握应对网络舆情的方法和形成一套对应的管理机制。在网络舆情在社会监管治理发面产生越来越大作用的今天,国家和政府已经不免要重新反思和创新,到底如何不畏网络舆情,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监测和处理网络舆情,如何在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顺利,并且利用好网络这个工具成为现在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4 相关建议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社会学家和相关学者都十分专注于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研究,不管是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角度,都希望可以找到一种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具有普遍使用性的模型和应对方法。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性质和公众的关注度是影响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主要因素。政府如何在事件的网络舆情中扮演主导者,主动积极的引导事件向真实的,正面的方向发展,是非常规突发事件中解决网络舆情问题的主要工作之一。

(1)成立专门的网络舆情反馈中心。政府部门对于网络舆情的重视在处理网络舆情的过程中尤为重要。网络舆情处置是一个面广量大的工作,仅仅依靠网络管理人员是不够的,需要各级政府的统筹考虑,需要政府各部门与广大民众的通力协作,全方位了解社情民意,建立群众、网民意见受理、转办、督办、反馈机制,接受民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10]。因此,政府部门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网络舆情反馈中心,对网络上出现的舆情热度较高的新闻进行记录分析,一方面及时对网民最关注的焦点进行回应,另一方面对不真实的网络消息予以回击和勒令删除,防止网络舆情的进一步加剧。

(2)加强网络媒体监控落实问责机制。网络媒体在现阶段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公众对于事件进展信息的获取更多的在于媒体的报道角度。有时候,往往一些细小的无根据的报道造成了最终网络舆情的扩大和网民的愤怒情绪。所以,政府对网络媒体的监控显得至关重要。政府对于网络媒体的监控不等于对其的完全控制,而是对媒体报道信息的及时性和真实性进行监控,并配备相应的法律和问责机制加以辅助,以达到减少错误和误导信息、正确引导舆情发展方向的效果。

(3)定期对网络舆情产生分析报告。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发展具有随机性,并且随时随地都在变化。但是在舆情产生和消逝的过程中,总有一定的规律性存在。这就要求有关专家和政府工作人员能够对网络舆情进行总结和分析,得出舆情发生的一般规律。在以后应对网络舆情的过程中可以有规律可循,在舆情产生前将其扼杀在摇篮里,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和群众满意度,也可以最终通过大量实践得出非常规突发事件处理的一般可用模式。

(4)开放更多更直接的渠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与网友的在线交流得以实现。在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热度较高的时候,相关部门也可以开放更为直接的交流渠道让网友能够与相关负责人对话。不管是通过新闻发布会还是网络的形式,事件处理方的相关领导在交流的前一定要充分了解事情的网络舆情走向,在交流中耐心解答网友问题,倾听建议。以互相讨论的姿态,对外界质疑给予积极坦诚的答案。

5 结语

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是随着近年来网络的飞速发展而产生的。随之产生的问题是政府在转型期对于网络时代的适应能力和执政思想的转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政府的公信力成为了衡量政府工作的标准之一。因此在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政府必须在兼顾网络舆情压力下履行政府职能,做到真正的既符合法理又满足群众期待。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EB/OL][.2008-06-21].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7408514.html.

[2]杜海霞.网络环境下的政府网络舆情应对[J].前进,2010(12):39-40.

[3]孟建柱.着力强化五个能力建设全面提升维护稳定水平[J].求是,2009(23):1-3.

[4]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EB/OL].[2012-08-30].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08/30/content_732593.htm.

[5]曹远亮,柳炳祥,熊一兵.网络舆情监测在企业危机管理中的应用[J].法制与社会,2010(5):204-205.

[6]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2-01-16].http://www.cnnic.net.cn/dtygg/dtgg/201201/t20120116_23667.html.

[7]张一文,齐佳音,方滨兴,等.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热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情报杂志[J].2010(.11):71-75.

[8]吴子玲.网络舆情下的地方政府形象建设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1.

[9]刘奋.突发事件的媒体报道策略[EB/OL][.2009-02-02].http://paper.people.com.cn/xwzx/html/2009-02/01/content_384799.htm.

[10]温淑春.网络舆情对政府管理的影响及其应对机制探讨[J].理论与现代,2009(5):103-107.

网络媒体与政府行为 篇2

【中文摘要】舆论监督在我国社会监督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从舆论监督诞生之日起,政府一直是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之一。在互联网时代,通过网络平台参与社会事务,表达意见的舆论监督成为社会的常态,因此,在网络舆论监督时代,网络对政府的监督力也越发强大。而网络舆论监督与传统的新闻舆论监督有所不同,它对内有着自己的生成变化规律,对外也会对被监督对象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作用,这就为政府在网络舆论监督环境下的应对行为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围绕“网络舆论监督”和“政府应对行为”这两个方面,探讨了我国网络舆论监督环境的现实和该环境下政府产生应对行为的客观必要性,进而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出网络舆论监督生成和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并归纳出政府在网络舆论监督中应对行为的几种不合理类型和合理类型,进一步分析出产生这些不合理行为的内在原因。最后通过分析我国网络舆论监督中政府应对科学化的必要性和理论基础,从新闻传播学角度提出网络舆论监督中政府科学应对行为的理想化策略,为政府在网络舆论监督中的应对行为提出合理化建议。

【英文摘要】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POS)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pervision system in China.In the Internet era, POS that participates in social affairs and

expresses views through networks platform has become normality.Since the birth of POS,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its focus, so

the effect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NPOS)on the government is becom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Som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POS, NPOS not only has its own discipline internally,but also has various effects on...【关键词】网络舆论监督 政府应对行为 过程研究 传播学策略 【英文关键词】network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government’s response procedure research communication

strategy

【目录】我国网络舆论监督中的政府应对行为研究4-59-149-1010-13述12-13研究思路1313-1

4Abstract

5目录6-9

第一章 绪论1.1.1 研究背景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2 国外研究综

1.3.1 中文摘要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9-101.1.2 研究的意义10

1.2.1 国内研究综述10-1

2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不足13-141.3.2 研究方法1

31.3.3 创新与不足

第二章 政府面临的网络舆论监督环境及政府应对行为

2.1 相关概念梳理14-17

2.2 当前我的必要性14-23

国政府所面临的网络舆论监督环境17-21督的技术环境不断进步17-18成环境不断扩大18-19

2.2.1 网络舆论监

2.2.2 网络舆论监督的主体构

2.2.3 网络舆论监督的社会环境不断

改善1919-2020-212121-23

2.2.4 网络舆论监督受到政治环境鼓励2.2.5 网络舆论监督的媒介环境发展趋于成熟2.2.6 我国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环境不断扩充2.3 网络舆论监督环境下政府采取应对行为的必要性2.3.1 “网络群体性事件”数量增加,要求政府必须做

2.3.2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推进,需要政府应对

2.3.3 目前我国基层政府第三章 网络舆论监督3.1 宜黄事件概述

出应对21-2

2行为与网络舆论监督的良性循环22机构应对网络舆论监督能力不足22-23中政府应对行为的过程研究23-3823-2525-29

3.2 事件的网络舆情与政府应对行为分析3.3 宜黄事件的其他因素分析和启示29-3

13.4网络舆论监督中政府应对行为的类型31-35对类型分析31-3333-34

3.4.1 不合理应

3.4.2 合理应对类型分析

3.4.3 我国网络舆论监督中政府应对行为不合理类型

3.5 网络舆论监督中政府应对行为不合理3.5.1 缺乏应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制度化、3.5.2 政府管理者对网络舆论监督认识片的共同误区34-35的深层次原因35-38常态化机制35-36面36

3.5.3 部分基层政府领导习惯管理者角色,行为应对者

3.5.4 政府工作人员缺乏必要的媒介素养

角色转换难.3636-38

第四章 我国网络舆论监督中政府应对行为科学化的紧

4.1 应对行为科学化的紧迫性

迫性和理论指导38-4338-40

4.1.1 政府的不科学应对行为使政府公信力下降,政府

形象受损3838-39

4.1.2 政府的不科学应对行为导致网络谣言盛行

4.1.3 政府的不科学应对行为造成群体的极化效应,甚

4.1.4 政府的不科学应对行为造

4.1.5 微博的至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39

成”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行为的频发39-40

发展使我国网络舆论监督中的政府应对行为受到新挑战4040-43

4.2 我国网络舆论监督中政府应对行为科学化的理论指导4.2.1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网络舆论监督中政府应对行

4.2.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

为提供方法论指导40-41

体系为我国网络舆论监督中的政府应对行为提供特殊的指导意义41-42

4.2.3 一体多翼:以新闻传播学理论为主体,以其他理

第五章 我国网络舆论监督中政府应对行为科

5.1 策略基于的具体理论和原则

5.1.2 “把关

论为辅助42-43

学化的传播学策略43-5143-44

5.1.1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43

人”和意见领袖理论43-4444

5.1.3 遵守相关法律原则

5.2.1 建立

5.2 政府应对行为的传播学策略44-51

健全网络舆情预警机制44-4545-4646-47

5.2.2 网络舆论传播的控制

5.2.3 网络舆论监督发起对象的控制和引导5.2.4 议程的控制与引导47-49

5.2.5 做好信第六章 总结

息反馈:网络舆论监督议程的后期追踪49-5151-5254-55

参考文献52-54致谢55

论网络舆论监督对政府行为的影响 篇3

【关键词】网络舆论监督；政府行为；影响

一、网络舆论监督的内涵与特点

所谓网络舆论监督是指公民针对政府权力运行中的各种行为，依据宪法和法律通过互联网展开的评议，检查和督促，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大规模运用而兴起的一种新型监督方式。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网络舆论监督以互联网为基础，公民拥有自己的话语权。第二，表达内容的自由性与快速性。第三，网络监督主体的匿名性与虚拟性。第四，交流方式的平等性与多元性。第五，传达信息的情绪性与复杂性。

二、网络舆论监督对政府行为产生的积极影响

（1）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滋生。权力的运行必须接受监督的，没有有效地监督必然产生腐败。我国现在仍处于“行政主导”的时代，以行政机关为主导的公共权力必然极易产生异化和腐败。网络舆论监督以其透明性、连续性、公开性、广泛性使滥用权力和腐败现象无处藏身，同时网络监督还可以给政府官员产生震慑力，促使其依法行政，廉洁奉公。网络监督揭露官员腐败行为的大致途径一般是：网络曝光—网民评议—舆论形成—媒体报道—政府调查—腐败铲除。（2）促进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在网络舆论盛行的今天，网络的开放性使各阶层公民能够表达各种意见和观点，使政府能够从网络舆论中最大程度的了解民意，从而为正确的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基础，同时网络舆论的主体匿名性使人们敢于讲真话，使政策的制定更符合民众的心声和诉求。公共政策的执行也需要网络舆论的监督，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会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发生使政策的执行发生偏移，而网络舆论监督政府行为的优势，可以随时监督国家政策的执行情况，及时的反馈信息，形成网络舆论声势，促使政府及时制止违法乱纪的行为，保证正确的政策的顺利进行。（3）增进政府信息公开和有利于公民的参与权、知情权。2007年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了政府信息的公开范围，以及违反义务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网络监督话语权的兴起，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更真实的信息，使公众能够更多地了解政府和官员的行政消息，实现政府行政权力的实施完全在公众的监督之下，从而使政府的行为更具合法性、合理性、公开性、透明性，实现权力在阳光下进行。通过加强网络舆论监督的建设，使公众敢于表达真实的想法和意见，而政府通过了解民众的心声而不断加强自身依法执政的水平，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三、网络舆论监督的对政府行为产生的消极影响

（1）网络舆论监督对国家的信息安全造成威胁。网络舆论监督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政府的信息公开，这是建立透明、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但那些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安全等更高利益的信息，是否应该公开，还需要审慎。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个人的利益散布国家的秘密信息，2010年国家统计局经济数据信息的泄露给国家利益和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就是一个例证。（2）失真的信息对政府形象的损害。网络舆论监督的主体来自不同的职业，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文化程度和生活背景，再加上匿名性的特点，网民有时会根据自己的情绪发表一些偏激的语言，使发布的信息失去真实性，特别是近两年网络上不断出现针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信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网络舆论对于政府的信息尤为关注，特别是有关政府的贪腐违法信息，这些虚假的信息可能误导舆论导向，对政府的形象和权威造成影响。（3）网络主体的素质影响监督的持久性和有效性。虽然我国网民数量众多，但素质层次不齐，很多人在网络上都是“跟风”，本来网民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就是一种自觉行为，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监督的持续性。网络信息的过分庞杂，使很多网络监督的信息会淹没在如海的网络信息中如石沉大海，显得重点不够突出。此外，网络舆论的自由性特征使网民显得很随意，网络上会出现许多曝光政府及政府官员违法的信息，政府没有及时回应网络监督信息，网民会对此类曝光信息出现麻木而影响网络监督的效果。

虽然网络是一种新兴的媒介，但却起到了其他监督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迅速发展的网络舆论监督，我们既要正确的引导和规范网络监督政府行为的优势，使其成为民众参与知情的一个重要方式；又要避免出现损害政府形象与权威、误导公众、信息失真等缺点。只有掌握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才能在政府行为中充分发挥网络舆论的监督优势，推进政府的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

参考文献

[1]周建国.网络监督：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社会观察.2009（2）：44

网络媒体与政府行为 篇4

一、相关理论概述

1. 自媒体的定义

“自媒体”是新型词汇,它是民众利用相关的媒体软件,将自己亲眼所见以及亲耳所闻的事件合理地表达出来,如利用我国比较流行的交流软件与意见抒发软件,包括微信、微博、博客等。[1]

与传统媒体相比,自媒体打破了传统专业媒体对新闻与消息发布的垄断,使受众群体可以通过自媒体实现自主支配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民众提供了自由言论的平台,与专业媒介传播者拥有同等的权利与能力。

2. 自媒体特点

从整体的角度来看,自媒体除了具备同具有模糊性的“信息拥有者”“信息传播者”以及“信息受众者”之间相同的等级特点之外,还包含着其他媒介平台所不具备的特点,现分析如下:

⑴自媒体具有极高的开放性与及时性。尤其是随着互联网开放程度的增加,民众对新闻事件的快速反应程度加深,用户可以利用自身基本身份信息在微博、微信以及各大交流软件上进行注册,并利用此平台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想法、图文与视频等,这就意味着由自己创作的媒体正式形成,即所谓的“自媒体”。[2]同时,随着手机网络的发展以及移动电子设备的便捷化与智能化,用户脱离了笨重的电脑,开始以手机为中心创建更为便捷的自媒体平台,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快速化。

⑵自媒体具有独特的交互性以及高效性。自媒体是用户利用相关媒体软件,建立自己的人脉交际圈,在评论他人所发表的信息时,可以进行转发以及分享,从而实现信息的相互联系与交叉,扩展了消息的传播力量,扩大了其辐射范围,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传播效果。

⑶自媒体与专业媒体相比,具有复杂性与非专业性。因为社会领域之内的大多数自媒体用户都没有经过专业的媒体知识学习与训练,通过自媒体进行传播的信息大多是具有较强个人色彩的媒体项目。现阶段,自媒体是一个独立存在物,它是互联网媒体中的衍生物,没有非常严格的制度对其内部的行为以及内部的结构体系进行规定,因此,自媒体中的内容大多数是根据个人意志编制的,最终信息所表现出的形式多种多样,甚至存在真假难辨的问题。

二、相关现状分析

对于青年学生来讲,大众媒介在一定意义上是没有围墙的学校,其内部的内容与信息是青少年了解与认识世界、描述事物、进行社会化与获得知识的有效途径。在互联网基础上形成的更为自由、广泛的自媒体平台,为青少年学生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认知空间与认知内容。

《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明,我国的网民已经达到总人口的45.8%,而20岁左右的青少年学生占该人口比例的27.8%;2013年,我国各省市网民规模均有一定幅度增长,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网民数量超过千万规模的省份已达25个,网民普及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达13个,[3]新疆排名第9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随着3G、4G技术的成熟以及高新移动设备的普及化,大学生作为高知识人才群体对新型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他们利用微信、微博、网络视频等软件,将日常生活中的见闻与心情进行发表与分享,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表达,这也成为了目前大学生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

自媒体不仅在理论层面上为大学生带来了一个更为自由、更为新颖的信息交往平台,而且从实践层面上来讲,赋予了大学生更为广阔的自由媒介话语权。在传统媒体束缚下,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很难将自己的理念与思想进行合理的表达,也只有少数精英才能在一定限度范围之内进行有限度的表达,而自媒体打破了这种模式,为广大的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提供了自由发表言论的平台与传播互动结构,从而激发了少数民族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的热情。他们可以利用博客、微信等平台,将自己的行为进行记录,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个人价值感。

三、网络行为与自我意识的研究

自媒体给大学生提供自我感情宣泄的同时,也给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网络行为与自我意识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自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通过正能量的传播,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而且,大部分新疆少数民族的大学生都来自乡村地区,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相对比较简单,不能很好地接触前沿技术与信息,而自媒体可以给少数民族大学生提供很好的信息资源,指导其做出正确的网络行为,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扩展了信息获取渠道,最大限度地更新了其意识模式。

此外,自媒体利用相应的媒体平台,缩短了少数民族大学生个人之间的交流圈与交流半径,从而提高了他们的交往能力,打破了因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模式与中国普遍大众语言差异性造成的困境,建立了合理、平等的交流平台,提高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信息资源的获取能力,为其提供了良好的个性修养资源。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因自媒体具有传统网络媒体所没有的广泛自由性,其所蕴含的内容很容易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价值观造成歪曲性影响,导致其价值观紊乱。网络文化相比实体文化是一种更为开放,它超越了民族界限,将不同国家的文化纳入其中,这就容易诱发其他邪恶思想与文化的渗透,对大学生宣传负面价值观,如享乐主义,甚至一些极端分裂分子利用自媒体进行负面的文化宣传活动。这些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更影响了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网络行为与自我意识的建构。

综上所述,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3G通信技术的普及、4G时代的到来和以“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的发展,已经融入青年学生的生活中,尤其是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引导青年学生、特别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边疆发展的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网络行为与自我意识,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内容。因此,开展诸如“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网络行为”“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虚拟环境中的自我形象构建”“自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化传播研究”等方面的调查研究是具有现实价值的,利用自媒体视域深入研究网络行为与自我意识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不仅可以促进我国高校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而且还可以有效提高大学生的网络素养发展。

参考文献

[1]解庆锋.新疆南疆高校大学生媒介索养教育的目的与内容[J].东南传播,2012,15(18):155-157.

[2]汤力峰,王学川.自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J].中国青年教育研究,2012(3).

政府形象的网络媒体塑造 篇5

关键词：网络媒体,主体间性,网络传播,政府形象塑造,优劣因素

网络媒体已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传媒形态之一。在传统媒体面对突发事件因为种种顾虑而缺席或反应迟钝的情况下, 网络媒体孤军深入, 成为网民自发爆料和集结舆论的平台, 日益成为新闻舆论的独立源头。而面对网络媒体给政府形象带来的更多挑战, 一个具有现代执政理念的政府, 必须高度重视自身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这是政府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如何利用网络媒体来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 是国内研究机构、相关学者以及传媒业内人士研究的新课题。

一、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主体间性

(一) 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极富现代感的哲学命题。主体间性哲学是人们对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人际关系异化现象的反思的结果[1]。哲学大师胡塞尔认为, 从广义上看, 所谓主体间性是指人作为主体在对象化的活动中与他者的相关性和关联性。主体间性范畴的具体内涵是人作为认知主体、生存主体、伦理主体、实践主体超越自身界限, 涉及同样作为认知、生存、伦理和实践主体的他者的方面和维度。主体间性包含着不同主体之间的诸种关联方式和作用方式。主体间性意味着多重主体间关系, 包括个体与主体的关系、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群体或类 (人类整体) 之间的关系[2]。

主体与主体的直接面对, 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 不再把“他我”当成他物, 而是真正把人当做人看待。主体之间可以进行直接的互动交流[3]。主体与主体共同分享着经验, 这是一切人们所说的“意义”基础, 由此形成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信息平台。意义通过主体间的交往得以建立。主体之间通过分享经验, 使得相互间的理解成为可能, 并且因此而构成相互间的交流, 达到一定意义的共享。意义具有主体间性, 在主体间传递, 并以此将众多主体连接起来, 形成一个意义的世界[4]。

(二) 网络传播的主体间性特征

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新媒体, 虽是对传统媒体的继承, 但它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与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

草根性。网络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离散结构, 相对于现实空间而言, 网络空间上的自由度更大, 网民之间可以通过“数字化”字符传递信息, 自由灵活地交往。网络信息的传播更为公开, 由于网民的地域分布、行业分布乃至阶层分布都很广, 因此网络传播中所涉及的主体范围之广, 可以是个人、集体、组织、社会, 乃至整个国家。

散播性。网络空间的存在形式是虚拟的, 它不具备自身的客观物质形态, 不具有外在的可触摸、可感觉的时空位置。因此, 在网络媒体上自由流动的信息不受时空、议题和其他条件的限制, 传播速度更快, 容量更大, 其非线性的散播特性使其影响时间更为持久。

公开性。互联网具有匿名性。网民在互联网的区域、位置具有不确定性, 甚至可以掩盖其自身的真实身份、性格、年龄、职业乃至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网民可以抛弃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顾虑参与网络信息活动。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传播更为直接、平等和自由, 网络信息内容一旦被认可, 便可汇集各方的信息源对对象内容进行彻底曝光, 使之处于透明状态。

共享性。网络实现了人们平等地参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无论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地位、贫富如何, 都可以在网上满足自己对信息的需求。网络媒体信息由全体网民和各个网站所共享, 网民的参与与他们之间交互越多, 反馈就更为即时, 一旦形成舆论必然成为整个网络共同推动的对象议题。

长久性。多媒体技术的发展给互联网平添了不少亮色, 网络媒体不仅具备文字、图画、声频、视频合一的特点, 而且具备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可保持性。网络媒体本身提供了广泛的信息储存空间, 相关的信息和观点可以在网络空间上长时间储存, 人们可以随时通过检索方便地获取, 使之成为永久性的记录。

主体间性的实质在于, 它一方面承认主体间存在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另一方面也强调交往、对话和理解是弥合主体间差异的基本方式, 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交流与沟通[5]。而网络传播的主体范围广泛, 信息以双向交互性传播,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者和受传者处于平等的地位, 所构建的交往空间是一个自由而平等的交往空间。因此网络传播体现了主体间性理论中的“主体———主体”的传播模式, 表现出了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主体间性特征, 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主体间性, 对加强政府形象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二、网络媒体信息传播对政府形象塑造的影响

政府形象从理论上讲, 是指政府理论信仰、价值标准和思想观念的外在化, 也即政府行政意识通过自己的管理行为展现在社会公众面前的一种风貌和姿态, 是政府在社会公众中获得的总体印象和综合评价。具体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理论层次, 即政府形象首先是政府的理论信仰、价值标准和思想观念等。这是指导一切政府行政管理行为的根本指导思想。二是实践层次, 即政府为实现行政职能而进行的行政管理活动。它们是政府理论信仰、价值标准等的实践化、客观化的过程[6]。可见, 政府形象的主体既包括政府, 也包括社会公众。尤其是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微博的出现, 社会公众借助网络媒体超强的交互功能, 使得他们更加凸显了与政府同样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性, 可以直接表达自己对事件的看法与见解, 易形成舆论, 对政府形象的塑造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 网络媒体对政府形象的塑造是把双刃剑, 对政府形象塑造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发出严峻的挑战。

(一) 网络媒体对政府形象塑造的优势因素

网络媒体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重要途径。2008年6月20日, 胡锦涛总书记亲自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 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7]。胡锦涛总书记与网民在线交流, 被网民亲切地誉为“中国第一号网民”。2009年2月28日, 温家宝总理首次在线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 与网民亲切交谈达两个多小时。网民反应强烈, 正如温总理所说:“一个为民的政府应该是联系群众的政府, 与群众联系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 但是利用现代网络与群众进行交流是一种很好的方式。”[8]国家领导人利用网络媒体与广大受众进行“面对面”、“零距离”的交流, 其最大意义就在于让群众的声音成为决策者的“第一信号”, 让更多的受众了解政府的政策, 形成政府和受众积极互动的良性循环。因为网络媒体所涉及的主体广泛, 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 政府借助网络媒体平等自由交流的平台, 主动与受众平等交互, 向受众传达党和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网络媒体是政府正确引导公众舆论的有效方式。因网络媒体信息传播中的主体广泛, 即信息的来源渠道众多, 信息内容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也就各不相同。一旦危机事件发生, 往往让媒体猝不及防, 在事件发生和人们的意识之间大都有一段短暂的思想空白, 即由于事件是突如其来的, 受众来不及对事件作出任何判断, 获悉事实的强烈欲望冲击了对事实的认识[9]。如果媒体不向受众及时地传达信息, 那么谣言就会泛滥, 传统媒体又受到技术的限制, 无法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 那么网络媒体则充分发挥了最大的优势———时效性, 能够在第一时间向受众传递重要信息, 政府则借助网络媒体极强的时效性特点, 利用网络传播中的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之间的交互性关系, 在处理危机事件时给社会以正确的舆论导向, 发出主流声音。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 首次见证了网络在国家与社会动员和整合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巨大作用。[10]地震发生后, 国内各大网站立即建立了以新闻中心为主, 博客、播客、论坛、WAP等多个频道参与的报道团队, 24小时不间断地刊发汶川地震方方面面的新闻、信息和评论。人民网、新华网和央视国际网站分别推出“抗震救灾专题网站”, 在十几天之内, 人民网和中国抗震救灾网共推出关于四川地震的文字新闻报道近5万篇, 其中中文稿件4万多篇, 外文报道7000多篇, 图片新闻报道近2万篇, 原创稿件近4000篇, 视频新闻1000多条。3800多万人次的网友参与了人民网的抗震救灾互动活动, 各种形式的留言超过70万条。[11]

网络媒体是现代社会政府沟通民众的交流载体。因为网络媒体的内容传播者和受众是一种交互性关系, 信息具有共享性, 受众不仅满足于传播者所提供的信息, 而且能够“上传”自己对某一新闻事件或新闻信息的看法或观点。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使得社会大众需要一个更加宽广的交流平台发表对社会转型期所发生事件的意见, 那么他们的话语诉求权则会增强。而由于网络媒体信息传播具有草根性, 即意味着受众的话语诉求多元化, 因此网络媒体应是最能容纳各种声音的集散地, 政府则应通过网络媒体这一渠道及时掌握受众需求, 适时调整民生政策, 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各级政府能在这方面畅通表达渠道, 并建立相应的反馈处理机制, 百姓就会真正找到政府是自己依靠的感觉, 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也才会从事关百姓的每一件小事上落到实处。

(二) 网络媒体在政府形象塑造中的劣势分析

第一, 网络新闻真实性、客观性易受到质疑。网络空间是高度开放自由的, 如美国科学家尼葛洛庞帝 (Negroponte) 所说, “每一个拥有互联网的人都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因为对网络新闻内容的把关不能完全依照传统媒体那样具有严格的审查监管制度进行, 网络受众在面对社会某一热点事件时, 可以上网对该事件提供相关的新闻信息, 亦可以发表自己的相关感言。网民的评价观点既有客观理性的, 也有掺杂个人情绪的。例如, 目前公民新闻的发展十分迅速, 但是公民新闻的报道者主要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网民, 通常还不具备新闻工作者所具有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 容易使社会公众不确定新闻信息来源的可靠性, 从而对新闻的真实性产生质疑。尤其是网络的隐身功能, 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信息造假者提供了便利, 使他们能够随意地发表言论、散布谣言, 制造混乱。任意一条不实信息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 都会以讹传讹, 对社会稳定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

第二, 网络媒体对传播内容的把关弱化, 使得网民的个人观点、情绪对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产生干扰。例如2009年5月7日晚, 杭州闹市区发生飙车撞人案, 当地多数报纸第二天未作报道。但当晚杭州著名论坛“19楼”发帖《富家子弟把马路当F1赛道, 无辜路人被撞起5米高》, 回帖达到14万条, 网民对蔑视生命的醉酒司机给予强烈谴责, 对受害者深表同情[12]。而文中则把肇事者和受害者以“富家子弟”和“平民进步青年”命名, 这样的新闻报道方式在网络上则易于传播, 也能加速事情得到更好的解决, 但是这样的新闻报道方式不符合新闻报道的客观性要求, 过分夸大了网民个人的情感因素对新闻事实的看法, 一旦形成舆论, 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将产生消极影响。

三、基于网络媒体信息传播影响下的政府形象塑造

面对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网络媒体的日益普及, 我们应高度重视, 积极应对网络媒体的挑战, 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构建政府形象的网络媒体良性通道, 使得政府形象在网络媒体信息传播中实现最优化。

(一) 主动展示, 坦诚互动

“电子政府”已成为塑造政府形象的主要手段。它促进了政务、党务的公开, 促使其网络上实现其本身在社会领域的管理与服务功能。[13]而政府网站的建立, 使政府和受众之间搭建了沟通交流的桥梁。政府网的建立不仅要成为政府各项政策的消息发布和领导人讲话的平台, 要通过这个平台达到促进政务公开、改进公共服务、提高行政效能, 便于公众知情、参与和监督的目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则发挥网络的服务功能、网络空间的交互性特点, 与网民进行积极互动, 特别是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和突发事件, 对话交流。2009年, 有15位正省部级以上领导来到人民网社区做在线访谈, 回答网民关注的问题。河南、天津等省市还以文件的形式明确了办理网络留言的要求, 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触网”, 现身论坛、博客。[12]而到了微博时代, 全国各级政府以及一些政府官员实名开通了官方微博, 大大拉近了政府与社会受众的距离, 有利于将政府的正面信息有效地向受众传播, 进行新闻宣传, 巩固政府的正面形象。

(二) 正视危机, 化解风险

政府、网络媒体、受众三者在公共空间里是相互交互的关系, 只有三方良性互动, 才能有利于政府传递的信息进行有效传播。一旦危机事件发生, 通常是以负面信息为主, 若政府部门选择逃避、隐瞒等消极的处理方式来面对网民和受众的质疑, 那么政府则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因此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是政府在网络时代背景下有效处理负面信息, 正视突发危机事件, 最大程度地修复受损形象的重要途径。

网络发言人制度旨在为互联网在普通民众与政府之间搭建一条政策与民意互动的新通道, 及时就有关政府信息披露的帖子进行回复, 以更好地发挥网络舆论的积极作用, 作出正确的舆论引导。[14]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要充分借鉴传统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宝贵经验, 不仅能使民意得到充分表达, 而且政府能把握主动, 促进决策落实。一是建立网络舆情收集研判机制。主要作用是准确地判断网民对某一新闻热点的态度, 政府据此来制定政策、实名回帖、与网民沟通, 改善政府形象。二是信息核实机制。政府新闻办公室要想在第一时间掌握危机事件的进展情况, 就需要信息核实机制。在信息核实中, 通常比较常见的问题是信息通报中的“报喜不报忧”、“瞒报”现象。这些问题会严重威胁到政府的形象, 因此必须建立完善健全的信息核实机制, 以预防这些问题的发生。三是信息发布和反馈机制。该机制解决的是信息是否发布, 何时发布。在网络实践中, 就是如何发帖向网民发布政府信息, 并且发帖之后, 媒体和网民的反应如何, 是政府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反馈机制帮助政府获知网民的意见, 作出进一步反应, 在发布中完善政府形象。

(三) 把握舆情, 提升形象

积极利用网络舆论热点, 注重政府所宣传的与网民所关心的结合起来, 对重要事件的宣传, 认真组织策划, 利用网络媒体各方面的技术优势, 通过文字、图片、视音频等多种交互手段, 塑造政府良好形象。例如, 北京成功举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的具体体现, 对中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奥运会新闻报道期间, 央视网等网络媒体每日24小时全程报道奥运会的最新进展, 第一时间对奥运赛事进行视频直播, 包括开幕式、闭幕式及所有重点赛事, 形成了以体育新闻信息为主, 资料背景为辅, 以视频直播和点播为重要补充, 并与网民进行良好互动的格局[15], 受众不仅通过互联网享受了全方位、多媒体的精彩奥运, 更加看到了政府强大的规划能力、调配资源的能力, 由此政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得到集中彰显。因此, 政府要利用重大活动或事件, 精心设置百姓关注的问题, 及时设置网络媒体探讨的议题或话题, 在网络上引起讨论或关注, 树立良好形象。

(四) 设置议题, 转移焦点

政府要善于利用网络媒体对危机事件进行议题设置, 转移舆论焦点, 最大限度地避免负面形象。如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发生仅两个小时, 成都市政府就召开了首场新闻发布会, 当天连开三场, 不断公布伤亡、救治和现场情况, 让真相赶在传言前边。6月6日第四场发布会主动回应市民有关疑问, 使质疑声音减弱。7日第五场发布会认定“有人带油上车”, 网民转而追查纵火者, 民众的思路和情绪与政府逐渐合拍。最终这一突发恶性事件平稳落幕。[12]又如2008年的“重庆8000辆出租车罢运风波事件”影响全国, 重庆政府很好地利用网络媒体对这一“负面新闻事件”进行即时的“议程设置”。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 重庆市交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稍后, 重庆市又两次以“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的形式发出新闻通稿;11月5日下午, 重庆市以市政府名义再次举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最新情况并答记者问———有人形容为“连开了四场新闻发布会”。重庆市政府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周波表示, 重庆市面对此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实际上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对事件本身做紧急处置, 另一方面向媒体、舆论做危机公关。“互联网时代, 遮遮掩掩已经不起作用, 甚至只能起反作用。”薄熙来等政府领导直接与出租车司机代表见面, 重庆电视台新闻频道、广播新闻频率全程直播, 华龙网、新华网重庆频道、人民网“重庆视窗”等进行了网络在线直播。[16]由此可见, 政府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 若采取“封、堵、砍”的传统手段,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可进行一定的议程设置, 监控发现舆情, 掌握客观事实, 分析舆论走势, 提出处置方案, 组织舆论传播, 评价处置效果, 正确引导网络舆论, 消除负面影响。

(五) 创新形式, 加强管理

网络媒体与政府行为 篇6

1产业集群转移的内涵

1.1产业集群的网络

集群与集聚的主要区别是网络,集聚因素之间形成网络是集群形成的标志[1];Porter也强调了集群各主体之间共性和互补性的网络联系[2]。特定产业的企业在既定空间的集聚催生了各种网络,网络提高了集聚的效率,可以认为集群的本质就是空间集聚加网络[3],因此集聚是集群形成的前提,有网络的集聚就是集群,可见空间集聚与网络是产业集群的基本特征。因此,可以从空间维度与网络维度来认识产业集群的网络构成,根据学术界的共识和产业集群发展实践,可以认为产业集群存在三个基本的网络,如图1所示。

第一个网络 是生产网 络。Roelandt和denHertag认为集群可以被刻画为在一条增值生产链中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企业(包括专业化供应商)的生产网络[4]。在企业向既定空间集聚过程中,企业间分工合作的生产网络自然建立起来,生产要素在各个企业间流动,外部效应会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使得网络更加的完善。产业网络的形成表示企业在既定空间内达到基本集聚状态,标志着产业集群的基本形成,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初级阶段。

第二个网络是社会网络。Becattini将意大利的产业区作为一个社会经济概念,强调企业在本地社区环境的根植和劳动分工、生产专业化的不断产生[5],按照他的定义,产业集群天然就是一个社会网络。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关系的载体与平台都参与到产业集群的发展中,企业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不断交织融合;本地的文化、人际关系、法律制度等无形要素在不断的规范着产业集群主体的价值观,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集群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的成熟保障产业集群的稳定性,是产业集群发展的中级阶段。

第三个网络是创新网络。马歇尔就指出集群中存在“创新的空气”促进了集群企业的更新和发展[6]。在企业与其他非经济因素向既定空间集聚过程中,知识在产业集群的各个主体之间传播,形成知识传播的网络,在创新机制与创新文化的激励下,创新知识的传播进一步提高了产业集群的效率,形成创新知识流动的网络,即产业集群的第三个网络,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高级阶段,此时的集聚在空间上是最优集聚,当然并不每个集群都会形成创新网络。

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网络的因素在集聚开始时就开始形成和演化,在集聚不同阶段得到完善,各个网络中流动的要素不同,功能也不同,都是外部更大网络的一部分,都在不断和外部网络进行着信息与资源的交换。

1.2产业集群转移的本质———网络化的动态过程

产业集群网络由产业网络、社会网络、创新网络三个网络构成,企业转移离开本地社会关系,原社会网络不复存在;创新网络除企业节点外,其他节点短期内不会迁移,特别是政府不可能随之迁移,因此产业集群转移后能够保持相对完整的只可能是由企业组成的生产网络。蒙丹与刘友金在研究中也发现产业集群转移中企业网络保持不变和以保持共生体原有网络关系为目的[7,8]。产业集群转移后因企业网络的保持实现集群空间基本集聚的一步到位,社会网络和创新网络基本丧失,那么就存在承接地社会网络和创新网络重构的问题,如图2所示。因此,产业集群转移的本质是转移企业在承接地进行新一轮网络化的动态过程。Schmitz对发展中国家集群的研究表明,集聚本身不能给企业带来太多的好处,关键是当地要有劳动分工和贸易网络的存在[9]。产业集群的企业要善于建立良好的网络关系,并且维护与地区公共团体良好的关系,以获取新信息、新想法和新机会[10]。产业集群通过构建紧密互惠合作网络关系,共享内外部性资源,共同研发新产品或新技术、降低研发成本与风险[11]。可见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其网络上,所以产业集群转移成功的关键是要看其在承接地的网络化的效果。

2转移集群网络化动态过程中的承接地政府行为

产业集群转移的是其由企业组成的生产网络的转移,如图2所示。产业集群转移成功的关键是其网络的恢复与重建,市场力量可以驱使产业集群生产网络转移和完善,社会网络和创新网络由于节点丧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自我恢复,因此要实现产业集群转移的成功,必须发挥承接地政府在转移集群网络重构中的作用。

2.1保持与完善生产网络行为

生产网络是产业集群形成的标志,也是一个产业集群得以维持的基本要求,有利于企业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产业集群的整体生产效率。但是在转移过程中,产业链中部分企业可能会缺失,那么就存在产业网络不完善的现象,就需要补充完善生产网络。经济力量可以使生产网络逐渐完善,但是这需要很长时间,还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承接地政府可以帮助完善和拓展生产网络,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

2.1.1以产业园区承接产业集群转移

产业园区建设往往与产业集群发展具有高度耦合性[12]。通过产业园区完善的基础设施,优惠的进驻政策,吸引产业集群企业整体进驻,保持其生产网络的完整性。发挥现有网络的集聚效应,吸引本地配套企业进驻,使产业集群企业和本地企业紧密结合,既可以完善转移集群的产业网络,也可以促进本地产业的发展,提高产业集群再次转移的成本。

2.1.2扶植配套产业与市场的发展

政府在吸引产业集群转移的同时,抓住产业集群生产网络中产业链的缺失环节,大力发展产业链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配合本地采购政策,培育集群产品的本地市场、交易市场,使得产业集群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休戚与共。鼓励本土同类企业学习转移企业的先进技术与管理水平,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扩大产业集群的产业网络,避免产业集群再次转移后的产业衰退。

2.2重构社会网络行为

社会网络的形成是产业集群在集聚地稳定的标志,产业集群转移后社会网络只剩企业节点,而且脱离原集聚地的文化,原社会网络不复存在。社会网络可以由产业集群与转移地的社会关系嵌入自发的形成,但转移过来的集群由于企业文化和本地文化的差异性,在短时间内产业集群的生产网络无法嵌入当地社会关系网络,因此需要政府参与加速社会网络的形成,使得产业集群稳定下来,带动承接地经济发展。

2.2.1创建面向产业集群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产业集群转移后,与原集群社会网络割裂,为使集群在转移地稳定下来,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网络,主要表现为政府建立的面向产业集群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首先是建立转移集群间企业联系的平台,包括政府的专门管理机制、由转移企业组成的商会与行业协会等,用以协调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间关系;可以维持集群的稳定性,并进一步吸引后续的企业转移。其次建立本地企业与转移企业的合作机制,使本地企业也能参与到集群的建设中,完善产业链,固化转移企业。最后,搭建产业集群共用的信息平台,使得集群企业与金融机构、教育科研机构、劳动力提供机构都能及时的信息交流与共享,使得集群转移企业融入到本地社会经济体系中。

2.2.2培育良好的产业集群文化

产业集群转移以后,脱离了原集群的文化范围,虽然集群企业依然是文化的载体,但是承接地的文化与企业承载的文化可能会发生冲突,影响产业集群社会网络的形成,因此必须培育能够融合转移集群与本地企业融合的新集群文化。首先,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制度,市场机制是企业共同遵守的准则,在公平合理的市场机制下,企业合作才有可能。其次是实施企业的本土化政策,政府可以通过提高转移企业的本地采购率,要求雇佣本地的劳动力,促进转移集群本土化。最后,建立产业集群公共品牌,以集群所有企业的共同的资产品牌声誉,实现企业的合作共赢。

2.3新建创新网络行为

创新网络是产业集群升级的关键。产业集群转移到相对落后地区,集群企业的生产率可能比承接地的企业要高,但是因为技术的扩散效应,企业原有的优势很快就会丧失,因此创新网络的恢复是建立产业集群领先优势的关键。承接地政府要在承接集群转移时,要发挥政府优势,弥补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

2.3.1搭建创新平台

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中的实体由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企业、中介机构、金融服务机构构成。产业集群转移后,创新网络中节点除企业以外,其他节点短期内不会转移,特别是政府节点不可能转移,因此需要补充完善创新网络的其他节点。在创新平台中政府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者,也是集群创新网络与外部沟通的桥梁。首先,政府要通过政策引导创新网络的实体节点大学、研究机构等向产业集群集聚,完善产业集群实体网络。其次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积极协调各创新主体,为企业和科研机构牵线搭桥,保障知识的及时更新与传播。

最后,建立共性技术平台,完善合作开发机制,整体提高集群的创新能力。

2.3.2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培育创新文化

创新仅仅依靠创新平台的合作是不够的,需要有激发创新的机制与文化。安纳利 .萨克森宁中认为,单纯从技术和人力资源角度,不能区别硅谷与128公路地区的优劣,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硅谷具有一种更适合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机制和“文化氛围”[13]。承接地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创新奖励等完善创新扶持政策,从制度上保障集群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支持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让创新氛围在产业集群中流动。

3案例分析———安徽省郎溪县在承接转移集群网络化过程中的政府行为

近年来,安徽省郎溪县通过承接产业集群转移,带动本地经济发展,使郎溪县成为安徽省的经济强县,2008—2012年连续5年位居安徽省县域经济考核二类县第一名,地区生产总值从2008年的33亿元增到2012年的84亿元[14]。初步形成了无锡工业园特种设备制造业、箱包产业集群、再生铜循环经济产业集群、电力电子产业集群等。郎溪县承接产业集群的成功得益于其政府按照产业集群的规律发挥政府行为,保持和完善转移集群的生产网络,嵌入当地的社会网络,正在形成其新的创新网络,使承接的产业集群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3.1保持和完善转移集群产业网络行为

3.1.1以园区作为平台,整体承接集群转移

郎溪县为保持转移集群生产网络的完整性,以特色园区承接产业集群整体转移,聚拢转移来的企业。2008年郎溪县为承接无锡特种设备制造集群的转移,专门成立了无锡工业园,首批就有18家企业入驻,截止到2012年,无锡工业园累计签约项目720多个,拥有国家和省级高新技术企业200余家、外贸企业200余家,吸引投资400多亿,被命名为全省首批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15]。在此思路下,郎溪县先后成立了江苏常州工业园、浙江台州工业园、海宁编制产业园等带有转移地特色的产业园区,是为后来的企业指明了落地位置。这些园区为郎溪县搭建了一个机制灵活、共建共享的科学承接产业集群转移新平台。

3.1.2集群式招商,完善产业链

集群式招商,是以建立产业集群为目的的招商,一般以一家或几家龙头企业为核心围绕其上下游进行招商或以完善集群产业链的缺失环节进行招商,以期在承接地建立产业链完善的产业集群,发挥集聚优势,吸引更多的企业进驻。2003年,中外合资郎溪锦富箱包有限公司入驻郎溪后,由于缺乏配套企业,致使企业生产成本很高。2004年,郎溪县以锦富公司为核心企业,构建锦富箱包产业集群。先后引进了卡利亚箱包配件、奥林匹亚橡塑、锦鑫板业、锦富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锦循废旧物资回收等18家原料加工及配套企业,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箱包生产从初始材料至成品出厂的全部就地生产。2008年,该集群跻身中国产业集群品牌50强,2012年总产值突破20亿元。在此招商理念下,先后形成了以中再生公司为龙头企业的再生铜循环经济产业集群;以北京动力源和常州世纪华威电子为核心的电力电子产业集群等。集群式招商使得产业集群的生产网络快速完善,集群优势得以发挥,极大的促进了郎溪县经济的发展。

3.2社会网络重构行为

3.2.1创新劳动力供给模式,粘住转移集群

劳动力短缺和成本过高是很多集群转移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留住转移来的集群,使其嵌入本地社会网络,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至关重要。为解决转移企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郎溪县围绕企业用工需求,首先,引导在外地务工的人员留在本地工作;其次加强与皖北人力资源丰富的县市合作,引进外地务工人员;第三,与高校、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人才合作培养模式,截止2012年,已与嘉兴学院、郎溪县职教中心达成开设“经编班”合作协议,为企业培训定向技术工人;并与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达成“实习就业”合作协议,为企业输送高端人才[15]。截止到2011年郎溪县有关部门累计培训、回流、引进各类人力资源3.2万人[16],全县已有4万农民成为产业工人,从事运输、经商、餐饮服务等三产人员达6万多人。

3.2.2引导金融机构向园区集聚,打造融资平台

郎溪县为解决迁移企业的资金不足问题,郎溪县首先引导本地金融机构入驻开发区,为迁移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郎溪县经济开发区已与农村合作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达成合作协议,为企业提供更多、更快捷的融资渠道。其次,引进外地金融机构弥补本地金融资源的不足,目前已与无锡新华村镇银行、常州农业银行达成入驻协议。全县贷存比从2008年的41.5%升至2011年的68.8%,2011年全县各项贷款余额增幅62.9%,居宣城市首位[17]。

3.2.3打造一流服务、完善自治组织

郎溪县为提高转移集群服务的质量采取多种措施。首先创新服务模式,提出“保姆 +智囊”式“一对一”的服务理念;其次建立健全服务制度,实行县级领导联系重点企业制度,常态化开展企业帮扶活动,对企业发展面临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实行“一企一策、一业一策”帮扶解困;第三,建立高科 技的服务 平台,2011年经都产业园建立了集声、光、电技术与基地模型相结合的现代化展示接待和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另外为提高企业间的合作效率,政府协助企业成立了无锡商会、常州商会、浙江商会等用于协调集群内企业间的关系。2011年郎溪县被评为苏商投资中国首选城市,县开发区跻身“中国最具发展潜力开发区一百强、最佳投资服务环境开发区”的品牌。

3.3创新网络新建行为

集群转移到郎溪以后,企业积极谋划创新,锦富箱包产业集群投入120万元成立科技研发中心,研发中高档箱包新产品供应市场;安徽动力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先后与合肥工业大学、江南大学、上海海洋大学达成产学研合作协议。郎溪县政府也在积极为企业创新创造条件,首先强化创新平台建设,2010年引进合肥工业大学在郎溪建立特种设备技术研究院,2013年建立省级特种设备检测中心,开展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工作。其次完善创新激励机制,2010年出台《郎溪县科学技术奖励办法》、《郎溪县推动科技创新若干奖励政策(试行)》,落实《关于做好高层次、紧缺急需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创造了良好的创新氛围。郎溪县远离中心城市,创新资源有限,总的来说,目前政府在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建设中作用有限。

4结论

产业集群转移的是集群企业组成的生产网络,社会网络和创新网络无法随之完整转移,产业集群转移后要想在承接地稳定下来,必须使生产网路保持扩大,并且嵌入到当地社会网络中,进一步发展还必须重建创新网络;因此产业集群转移是企业在异地新一轮网络化的动态过程,转移成功的关键是网络化的速度和成效,承接地政府是推动三网重建的重要力量。安徽省郎溪县是承接产业集群转移的典范,通过分析发现,政府在转移集群的网络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的作用,也是其承接集群成功的关键,但是郎溪转移集群的创新网络建设政府的作为很小,今后还需要加强。

摘要：产业集群转移是产业空间组织的异地重组,成功的产业集群转移使集群优势得以保持与扩大,带动承接地经济发展,作为承接地政府最为关心的是如何才能使集群转移成功。学者们认为产业集群竞争力体现在其网络的优势,通过剖析产业集群网络构成与功能及在转移中的变化,发现产业集群转移后由企业组成的产业网络得以基本保持,社会网络和创新网络基本丧失,产业集群转移的本质就是在异地进行新一轮网络化的动态过程,因此承接地政府有意识的完善产业网络;重建社会网络和创新网络是产业集群转移成功的关键。安徽省郎溪县是成功承接产业集群转移的典型,通过总结郎溪县政府在转移集群网络化过程中的行为,印证产业集群转移理论并指出郎溪县在承接产业集群转移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政府在网络媒体时代的新挑战 篇7

截至2010年12月底, 中国网民数量已达4.57亿。其显著特点是年轻化、知识性、有主见。他们关注社会事件, 乐于发表评论, 与网络媒体一道形成了活跃的网络舆论。随着网络影响范围的日益扩大及其对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不断渗透, 这股力量越来越不能被忽视。网络媒体给政府带来全新的挑战。特别是在危急事件中, 依靠传统的“封”、“堵”、“截”和被动延迟发布消息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网络媒体环境了, 甚至会对政府形象和工作带来不良影响。

一、网络媒体时代政府危机的定义

由于研究角度不同, 不同学科对危机的定义亦有所不同。学术界一般认为多采用美国学者罗森塔尔对危机的定义, 他认为:“危机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 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 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从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角色角度考虑, 本文倾向于采用这个定义。

2003年的SARS危机就告诉我们, 危机不仅仅会出现在企业, 出现在社会, 如果不加预防, 公共事件同样会引发政府危机。事实上, 政府危机离我们并不遥远。从别斯兰人质事件、纽约等城市突然大停电、莫斯科地铁严重爆炸事件到H1N1流感突发……虽然政府也会发生危机已经成为人们的一个共识, 但到目前为止, 对政府危机以及政府危机管理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概念和界定。国外有关政府危机管理的研究虽然比较发达, 已经达到了量化和模式化程度, 但由于研究问题的传统不同, 也没有形成明确的政府危机管理的概念。国内的情况更为复杂, 有人认为政府危机是指那些突然爆发的威胁, 这些威胁是一些危及政府行政、社会生活和群众利益的重大事件或灾难;也有人认为政府危机是政府由于自身功能性障碍而导致的政府职能失效和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更多的人则是以列举简单事实来代替概念界定, 还有一些人索性对其不加以界定。对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 所谓政府管理中的危机, 是指在社会生活中突然发生的, 严重危及社会秩序、危及国家和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事故和事件。

二、网络媒体优劣势

(一) 网络媒体优势分析。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比较, 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开放性。网络是没有边界的, 不受地域限制。

2、实时性。网络媒体无时间限制, 随时可以加工发布。

3、交互性。由于网络媒体所发表的新闻信息能直接与受众进行互动。

4、大容量。报纸版面有限, 而网络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5、易检性。网络媒体的所有新闻全部保存在数据库里, 查以前新闻和相关新闻非常方便。

6、多媒体化。传统媒体是平面媒体, 网络媒体则是立体媒体, 可融文字、图片、视频、音频为一体, 从而对某一事件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宣传。

(二) 网络媒体劣势分析。而相较于网络媒体, 传统媒体又具有以下优势:

1、从报业经营的角度看。

目前, 我国已经拥有3, 000家以上正式报纸, 与网络媒体相比, 传统媒体有强大的编辑、记者队伍, 拥有绝对的新闻优势, 同时也有着成熟的广告与发行体系。

2、从读者的覆盖面来看。

报纸覆盖面宽, 传递迅速。

3、从人们的阅读习惯来看。

传统报纸便于携带的特点, 随购、随读、随弃, 轻便可以折叠, 方便阅读和携带。

4、从读者对媒体信息的信任度来看。

中国的报纸性质区别于西方国家, 人们对报纸的宣传内容信赖程度高, 报纸的威信远远高于互联网。

(三) 网络传播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和影响。

网络媒体进入传播领域对传统媒体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根据Editor&Publisher的研究显示:大约1/3阅读在线电子新闻的用户对传统媒体失去了兴趣, 电视收视率下降了35%, 广播收听率下降了25%, 报纸购买率下降了18%;另据美国Paragon研究公司的调查显示:13%的美国家庭因上网而退掉了订阅的报纸。网络传播的飞速发展及其带来的巨大冲击力使人们似乎无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影响。网络媒体在争夺生存空间的同时, 会对传统媒体的固有地位带来有力的冲击:

1、网络媒体的发展造成传统媒体受众流失。

新闻宣传的目的是说服受众, 影响其行为和态度, 达到预期的宣传目的, 而前提是受众的主动受阅。随着互联网的异军突起, 受众开始了向网络的大迁徙, 以寻求自己多种需求的个性化的满足。

2、网络媒体的发展对传统媒体经济命脉———广告的影响较大。

这是由网络广告的优势决定的。一是网络广告是多维广告。传统媒体是二维的, 而网络广告则是多维的, 它能将文字、图像和声音有机的组合在一起, 传递多感官的信息, 让顾客如身临其境般感受商品或服务;二是网络广告具有交互性和纵深性。交互性强是互联网络媒体的最大优势, 它不同于传统媒体的信息单向传播, 而是信息互动传播;三是网络广告传播范围广、不受时空限制。但传统媒体也有其固有的优势存在。所以说, 网络媒体是不可能完全取代传统媒体的。网络媒体的进一步发展实质上会促使不同媒体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加速了传统媒体的自我改造、自我优化的进程。

三、网络媒体时代政府的新挑战

(一) 网络经济给政府职能更新带来的机遇。

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知识社会的兴起》一文中指出, 一百年来, 人类经历了三次革命:第一次是工业革命, 代表是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当中;第二次是生产力革命, 代表是知识应用于工作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第三次是管理革命, 则是知识应用于管理本身。而政府的管理职能, 在迎面而来的网络经济时代, 也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二) 网络经济时代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

据2009年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网络大国。即使是这样, 互联网在我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近年来, 在这一公共虚拟平台下, 人们的言论更加自由。新的时代对政府自然也有新的要求。网络时代对政府决策带来的挑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信息难以控制。

在网络中, 各种言论都可能被流传。任何信息都会在短时间内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正是网络的高效率导致的。网络信息传播的另一个特点———匿名性除了有助于言论自由的发展之外, 它的负面效果就是虚假信息防不胜防。网络的第三个特点———广渗透性则导致控制留言的难度非常之大。对于其他媒体, 切断传播源或者是通过拦截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控制信息的传播, 而在网络中, 这些方法的作用并不大。

2、网络压力足以影响政府决策。

2009年我国网民的数量高达3.84亿, 占全国人口的1/4。这样的比例是任何一个组织和团体所无法比拟的。所以, 网络舆论应该成为政府决策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除此之外, 能够明辨网络真假民意的能力也应该是当代政府所应具备的素质之一。网络民意存在以下几点不足:首先, 结构失衡与非代表性。在网民整体中, 占绝大多数的是青年和学生。一方面能够使网络民意更加具有活力、创造性, 但另一方面由于青年和学生在很多情况下表达的民意随意性和不成熟性很强。其次, 网络言论零责任。在网络沟通中, 所有言论的发表者在一个虚拟身份的掩护下可以任意发表言论。

四、结论

危机中, 政府对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运用体现于积极利用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 来引导舆论, 塑造政府的良好形象。通过设置专题、运用首页大标题、多媒体报道等多种形式, 并在互动中运用虚拟舆论领袖, 对受众进行议程设置, 使得受众基本按照政府希望的舆论通道前行。总之, 网络媒体给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网络工具, 但也带来了巨大挑战。政府积极转变观念, 采用各种手段和途径, 积极运用网络媒体, 并趋利避害, 成为网络媒体环境下政府管理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渠道。

摘要：网络经济是在信息网络化时代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经济现象, 网络经济是最为现代的经济形式, 它以互联网这一特殊的形式为载体, 在人们的工作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伴随着传统经济结构的变迁, 传统的社会结构也正在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 利益和权力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重新分配, 形成了诸多不稳定的因素, 各类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各种类型的危机在众多地域相继出现。因此, 如何认识网络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危机, 以及政府应如何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所带来的新挑战, 已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政府,挑战,网络媒体

参考文献

[1] (美) 唐.米德博格著, 朱牛阂等译.成功的公共关系[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2]顾丽梅.信息社会的政府治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3]牟宇.知识管理与大学学术组织变革[D].浙江师范大学, 2006.

网络媒体与政府行为 篇8

关键词：自媒体,网络舆情,政府

0 引言

自媒体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 在诞生之日起迅猛发展。媒介朝着与民众零距离接触和信息碎片化发展, 改变了网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网民在享受自媒体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产生了“网络谣言”、“群体事件”等网络舆情问题。政府在面对网络舆情突发时, 难免陷入被动应对的不利局面, 对网络舆情的掌控和处置能力显得不足, 有时还引发舆论风暴, 这不仅不利于网络事件的解决, 还影响政府公信力。所以, 面对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出现的新问题, 政府如何合理有效的应对,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特点

1.1 自媒体的发展

自媒体最早出现在2003年1月吉尔莫撰写的一篇题为“New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Here Comes‘We Media’ (自媒体) ”的文章。随后美国新闻协会的媒体中心引用We Media (自媒体) 并进行了严谨的定义:自媒体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 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国内学术界对自媒体的定义是:自媒体是一个普通市民或机构组织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以任何方式访问网络, 通过现代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 并提供或分享他们的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一种途径和即时传播方式。自媒体的发展, 是科技的进步和民众对表达的渴望以及对信息的需求, 使得自媒体在我们身边迅猛发展, 深入到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各个领域, 存在于主流媒体、社会名流和基层草根各个阶层。

自媒体在短时间内突破传统媒体的障碍并受到广大民众的接受和认可, 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自媒体独特优点, 即多样化、平民化和普泛化。每个人都可以利用随身携带的智能移动设备通过微信、微博以及各种APP, 发布新闻, 转发信息, 参与讨论等各种活动。

但是, 自媒体的产生, 也带来一些弊端。比如表达的情绪化、内容的片面化、主体责任的淡化和追查的难度大。自媒体的种种弊端, 给网络谣言的产生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破坏了网络舆论的生态环境, 给民众生活带来不必要的烦恼, 也给社会秩序带来了影响和危害。

1.2 网络舆情特点

如果自媒体产生信息, 那么网络就是信息传播和演绎的平台。毋庸置疑, 网络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舆论阵地。正所谓“一网在手, 便知天下”, 网络舆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广大民众的认知和判断。通过网络我们可以快捷的获取信息, 发现新闻热点, 倾听不同声音, 表达自己观点。但是, 在网络热点事件中, 各种言论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可能会误导网民视听, 更有甚者, 歪曲事实真相, 产生严重危害。网络舆情的主要特点有:

1.2.1 传播迅速

搭上网络“高铁快车”, 网络舆情打破了传统信息传播的中间环节, 受众可以直接获取信息。传播迅速, 表现在时间的即时性、过程的迅捷性和效果的扩散性。尤其是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 网民可以通过图片、文字、声音、视频等各种表现形式, 第一时间在网络发布、转载和评论, 零散舆论在短时间内聚集, 形成强大的群体舆论声势。

1.2.2 内容多元

自媒体的信息发布者, 大都是广大普通民众。他们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活动领域, 年龄不同、教育不同、经历不同、背景不同、对事物的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有正能量的, 也有负能量的;有积极的, 也有消极的;有友好的, 也有敌对的;有客观公正的, 也有主观片面的。总之, 网络舆情在一个多元的主体下产生多元的内容。

1.2.3 渠道多样

网络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切点进入, 通过各种方式发布信息, 网络舆情的发布和获取渠道, 总是多样的。从主体上看, 我们获取的信息, 可能是专业新闻机构发布的, 可能是意见领袖的评论, 可能是网络大V的一家之言, 也可能是普通网民的吐槽。从媒介上看, 可以使用微博、微信、社区论坛和社交APP等各种平台, 只要是开放的网络空间, 就有网络舆情的存在。

1.2.4 影响广泛

网络舆情不受时间空间限制, 在短时间内, 扩散到每个角落, 覆盖所有领域。截至2015年6月, 我国网民数量达6.68亿, 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 占网民总数的88.9%。手机等移动智能终端的出现, 使网民不自觉的参与到网络舆情的构建和演变当中, 受网络舆情影响的同时, 也影响着网络舆情的发展。由于网络舆情的大众参与性, 使其具有民意效应, 从某个程度上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声音, 影响经济社会生活, 也影响政治意识形态。

2 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存在的主要问题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带来了新的挑战, 政府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网络舆情监管覆盖面广、时间预见性差, 加上自媒体出现使得网络舆情的表达风格变异、主体变迁, 政府和民众之间对立情绪时有发生, 使得政府应对网络舆情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2.1 问题的表现形式

2.1.1 对负面舆情处置不当

自媒体时代是个多元的时代, 公众的表达意愿强烈, 平台多样, 出现的信息有正面的, 也有负面的。但是面对负面信息产生不利舆情的时候, 政府应对往往是“封、捂、堵、压、瞒”等简单粗暴方式, 这不仅不利于负面网络舆情的化解, 反而增加了民众的对立心理, 给社会和谐带来不稳定因素。

2.1.2 对突发情况处于被动

对于突发事件, 网络舆情往往是暴发式发展。而政府在网络舆情发酵之初, 很少主动作为、积极应对, 被推上风口浪尖后才出来表明立场, 陷入被动应对的不利局面。一是拖延应对, 即态度冷漠、消极对待、反映延迟, 不能快速抢占舆论高点, 引导网络舆情发展。二是虚情报道, 即采用编造借口, 或转移视线等方式来对待网络舆情发展, 以混淆视听, 掩盖事实, 以致引起网民的更多质疑。三是口径不一, 使网民茫然, 政府公信力也大打折扣。

2.2 问题的原因分析

2.2.1 思想观念较为保守

自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多变, 观点各异, 但民众期待政府可以积极回应, 消除疑惑。但是政府对网络舆情监控较为保守, 不能快速适应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新特点, 把握网络舆情发展规律, 思想落后, 态度消极。一是无所谓态度。认为网络舆情是一些无聊的网民在网络中发发牢骚, 一些观点和看法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 不值得认真对待, 对网络舆情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认识不足;二是惧怕态度。认为网络舆情如洪水猛兽, 触碰不得, 控制不住, 担心无法掌控舆情发展, 反而卷入事件, 成为网民的众矢之的, 因而敬而远之;三是无可奈何的态度。面对铺天盖地的报道, 汹涌而来的舆情, 有些部门秉承“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 认为无法扭转趋势, 担心会越描越黑, 无奈之下只有等待。

2.2.2 监管机制不健全

政府作为网络舆情的监管部门, 面对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发展的新特点, 政府监管的方式、程序滞后于舆情发展,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预警机制不健全。网络舆情预警包括网络舆情的监测、收集、分析和警报四个步骤, 每个环节都影响预警机制的整体效能的发挥。但是, 当前政府的预警机制无章可循, 操作人员缺乏专业素养, 对网络舆情不能客观、全面、深刻把握, 也对风险防控不足。二是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一方面是不及时公开, 落后于民众的期待, 另一方面是不完全公开。此外, 信息公开的平台单一, 因此缺乏有效的正面引导。三是联动机制不健全。网络舆情的内容有时涉及不止一个地方政府或一个单位部门, 这需要不同政府和部门联动, 集合多方面信息, 统一口径, 步调一致。四是评价机制不健全。目前政府缺少相关的评价和问责机制, 政府网络舆情监控行为的科学评价体系尚不完善, 惩罚机制和问责机制也不健全, 这导致政府职责不明确, 问责无法界定。

2.2.3 法律法规不完善

虽然我国关于网络舆情的法律法规建设初有成效, 各个地方也在积极实践探索, 但尚未有国家层面的统一法律法规出台, 也没有明确的专门细则指导, 在有效防止有害信息和言论, 规范和管理网络信息传播, 控制和约束网络舆情发展方面的效果不明显。一是法律法规界定模糊, 自由裁量空间大。比如言语达到什么程度是“扰乱社会治安”没有明确界定。二是操作标准不清, 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对某些行为和言论进行定性, 缺乏操作依据。三是法律法规空白, 对新问题没有明文规定。比如“人肉搜索”, 更多是停留在道德遣责层面的约束。

3 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策略

3.1 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应对能力

首先, 转变观念, 主动作为。自媒体给大家提供一个开放的舆论空间, 是一个民意的集中体现场所。政府应积极融入到自媒体时代, 运用自媒体搭建政府和民众的桥梁, 加强沟通, 增进了解。积极主动发布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回应民众疑问。增强责任意识, 明确工作分工, 完善责任机制, 对不负责任、推诿敷衍的个人和单位, 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依法依纪追究相关责任。

其次, 建设一支专业化队伍。网络舆情工作是一个综合能力要求较高的工作, 内容涉及计算机网络技术、统计技术、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 需要一个专业化的队伍来长期坚持。这不仅需要有专业的知识, 在政治敏锐性方面有更高的要求。所以, 一方面加强职业培训, 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提高业务水平。另一方面, 提供技术保障措施, 应用舆情分析系统软件, 及时捕捉纷繁多变的网络舆情热点议题, 动态掌握公众的意见反馈和利益表达。

再次, 完善部门沟通协调机制。网络舆情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社会问题, 涉及不同地方政府, 也可能涉及不同部门, 如何加强沟通协调, 形成合力, 是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一是内设网络舆情领导小组。分设各部门, 稳定组成成员, 定期召开例会。如有突发网络舆情出现, 可以迅速行动、分工协作、形成合力。二是对外建立联络机制。网络舆情的发展, 不能忽略媒体的作用。加强对新闻网站、主流媒体、领域专家的沟通联系, 利用外部的优势和资源, 壮大自己力量。

3.2 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机制, 防范危机发生

预警, 是为了防范于未然, 也是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网络舆情预警, 是在网络舆情出现危险征兆之后, 在未能形成具体损失和伤害之前, 提前预判危机的出现, 并启动应急预案, 化解危机所采取的必要的有效行动。健全的网络舆情预警机制, 能及早发现危机的苗头, 把握危机的走向, 及时做好预判、积极主动作为, 消除危机于萌芽。一是信息收集。加强技术创新, 提高软件监测效能。针对民众经常活动的论坛、网站、微博等信息平台, 加强监控, 通过比对敏感文字、特殊图形, 收集异常信息。二是信息分析。建立网络舆情标准体系, 分类分等级定性定量, 形成可以参照的标准。网络舆情的定级参考指标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设定:一方面是量的指标。比如评论、帖子、图片和视频等转载、下载和回复数量, 在单位时间内量的变化趋势。另一方面是性的指标。即情绪性、谩骂性、攻击性帖文占比及其变化, 图片和视频的道德尺度, 正负能力的对比程度等。三是启动预案。针对网络舆情红、橙、黄、蓝预警等级, 分别制定不同预案。当网络舆情触发预警等级时, 启动预案, 各单位部门相互协调, 成立小组, 统一行动, 密切跟踪舆情发展。

3.3 加强网络舆情引导, 把握发展主动权

自媒体时代, 网络舆情的发展之初, 是无序发展, 并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时候, 政府可以加强引导, 抢占舆论高点, 控制舆情发展方向。首先, 信息公开是网络舆情引导的前提。信息公开, 一方面要求政府在网络舆情生成后, 第一时间发布全面、准确、权威的信息, “让谣言在真相面前裸奔”, 争取时间, 抢占阵地, 赢得主动。另一方面, 创新信息发布方式, 充分利用自媒体的优点, 在政府微博、网络问政和政府新闻APP等平台, 发布文字、图片信息, 直播、录播和转播新闻发言人视频。其次, 疏导是网络舆情引导的关键。研究表明, 自媒体时代, 网络舆情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 认识现状, 把握规律, 有效疏导, 可以将网络舆情引向正面发展。一是要把握“疏”与“堵”的关系。网络舆情的引导, 主基调是疏导, 而不是压制。在不同信息、不同时间、不同人群之间, 如何选择“疏”与“堵”, 考验着政府的工作能力。二是把握“官方”和“民间”的关系。可以通过政府发言人、政府微博等官方平台, 对网络舆情事件进行报道。也可以开辟民众问政平台, 遴选合适的网络版主, 培养“意见领袖”, 提供正面信息和消除认识偏差, 使舆情朝有利于社会主流的方向发展。

3.4 完善法律法规建设, 规范网络行为

法治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 只有不断完善自身法制体系, 才能适应时代发展。自媒体发展时间较短, 在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方面相对滞后, 监管无法可依。因此, 对加强法律规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首先, 应完善网络管理法律法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应建立更具体、更全面、更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体系, 完善网络治理条例, 使政府在应对网络舆情过程中有法可依。其次, 采用柔化开放的管理。一方面需要加强普法教育, 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 明确网络参与者的权与责的基础上, 以更加宽容的环境保障民众的表达。对负面的网络舆情不是一味地压制, 而应通过法律规范各方行为, 净化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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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尹文嘉, 李紫琳, 苟晓朦, 等.自媒体时代政府网络舆情应对策略分析[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5, (01) :14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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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文英, 李莹.“舆情研究学术论坛”会议综述[J].理论与现代化, 2013, (05) :125-128.

网络媒体与政府行为 篇9

关键词：新媒体,网络行为,大学生,创造

新媒体 (New Media) 最早是由美国CBS技术研究所所长P.戈尔德马克在1967提出的, 随后, 这一概念普及开来, 并一直影响到现在。围绕新媒体的概念、范围以及属性, 学术界存在各种争论, 但是并不影响对于新媒体这一实践形态的承认, 以及关注新媒体对于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正是基于此, 笔者尝试通过对新媒体的共识, 分析新媒体与大学生网络行为的相关性。一方面, 新媒体条件下, 大学生网络行为模式无疑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无疑参与了新媒体生活。因此, 研究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行为模式, 不仅有益于认识新媒体对于社会生活的改变, 推动新媒体的发展, 同时, 也是对于大学生在新媒体条件下如何更好成长的有益思考。

一、新媒体与大学生群体的相关性

(一) 新媒体的本质特征在于互动性, 就大学生群体而言, 互动性无疑是展现其与大学生关联的重要表征。

这一媒体特性对于大学生群体的重要意义在于, 每一个大学生作为主体都是平等的, 只要其参与新媒体, 那么, 每一个个体都是“互动者”, 不再是传统媒体意义上单纯的传播者或“受众”。现在, 很多有关大学生的理解, 或者更为恰当的表述是误解, 都在于没有将大学生作为平等的主体看待, 仅被认为受教育的主体, 依然受限于传统媒体意义上的“受众”角色, 继而造成批评、误解较多, 却忽视了大学生群体与新媒体之积极、建设性的方面。

(二) 新媒体对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改变, 乃至对社会生活形态的重新诠释, 这一点在大学生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可是, 就中国的大学生群体与新媒体关系而言, 还一般停留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改变上, 并且, 这种改变更多是对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偏离, 是基于“互动性”的否定过程。而大学生应该构建与新媒体数据属性的建设性关系, 并作出改变。国内对于大学生网络行为的研究, 更多着重于网络行为对于大学生的负面作用, 忽视了二者之间积极的、建设性的关系。因此, 只有通过大学生与新媒体建设性关系的发展, 才能把价值观念、行为方式, 乃至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推向更高层面, 而不是停留在目前单纯的否定性层面。

二、影响大学生网络行为的相关要素

大学生群体的网络参与无疑是网络活动的重要部分, 相比于其他国家而言, 中国的大学生具有更高的网络参与频率, 因此大学生网络行为与社会的互动和影响更加复杂。从内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的角度来划分, 主要包括经验要素, 以及心理要素和身份要素, 约束条件和目标导向。

(一) 经验要素

经验要素是指大学生的社会经验差异会影响其在网络上的参与行为。一般认为, 大学生作为非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人, 很容易忽视其社会经验要素, 但是, 随着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兼职的增多, 社会经验在不同大学生之间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性。在研究大学生网络行为过程中, 都会考虑年龄、年级、性别、学科等要素对于网络行为偏好的影响, 其中, 年级和年龄就是经验要素。例如, 在网络信息获取方面, 高年级大学生一般显著高于低年级大学生, 类似, 在网络交往、游戏及视频方面, 随着社会经验的不同, 也显示出不同的差异性。

(二) 心理要素

心理要素是指大学生的性格特质、心理健康状态以及压力之下的心理反应等对网络行为的影响。心理要素对网络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一般而言, 心理不健康状态会导致网络上的应激表现, 相反, 则表现为理性的网络行为。除此之外, 有研究者发现, “利用网络, 大学生中的一部分人可以缓解学习压力, 进行自我调整, 就调查来看, 大学生利用网络进行各种娱乐、沟通、获取信息, 在一定程度上是进行心理调整, 不能完全看做是‘不务正业’”。不过, 总体上来看, 大学生心理健康状态与网络行为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三) 身份要素

身份要素主要是指大学生家庭的经济收入、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父母职业以及大学生个人的学校、专业等要素对于网络行为的影响。例如, 现在研究比较多的是大学生网络消费行为。除此之外, 这一系列的身份要素对于其他网络行为, 包括信息获取、信息交流、网络娱乐等都会产生影响, 只是现有的研究都较少考虑到这一非直接相关性。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显著性测量的难度。一方面难以确认二者之间的显著相关性, 另一方面则在于相关性的不稳定, 即身份要素可能表现出正相关, 也可能表现出负相关。因此, 身份要素在描述大学生网络行为时, 需要加以考虑, 可更多只能作为个性特质加以考虑, 不能作为普遍相关性的要素。

(四) 约束条件

约束条件主要是指外在于大学生的法律法规、道德伦理以及人际因素对于其网络行为的影响。外在约束条件与大学生网络行为的正常与否存在显性的正相关, 并且, 正因为法律法规和道德责任在网络领域实践的有效性障碍, 使得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呈现非常态 (相较于日常行为特征) 的特征。因此, 在网络领域, 对于大学生的网络行为约束更多强调从自我约束出发, 而不是更多依赖于外部约束条件。另外, 即使外部约束存在的地方, 其是否得到有效实践也是依赖于大学生的自主选择。可见, 约束条件的有效性对大学生网络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五) 目标导向

目标导向在这里是一个特指概念, 主要是指大学生网络行为的创造性问题。对比西方青年群体与新媒体的关系, 网络新媒体不仅改变了青年群体的群体属性, 同时, 青年群体也积极参与新媒体创新活动, 改变了网络新媒体以及社会生活。com SCORE的调查也发现, “90后”群体在网络视频、游戏以及社交上投入更多精力, 相反, 在新闻以及商业或金融上投入精力较少, 这意味着青年群体, 包括大学生, 其更多基于应用而产生网络参与, 而不是从创造角度展开网络活动。因此, 通过目标引导, 可以改变大学生网络行为选择。基于创造、创新的目标引导, 可以使得大学生获得更为积极、健康的网络参与, 相反, 应用基础上的网络活动必然伴随各类网络行为失范的产生。

三、大学生网络行为模式分类

(一) 应激型网络行为模式

应激型在大学生群体中存在较为普遍, 主要是社会经验不足、心智不成熟以及忽视约束条件或自我约束缺乏的结果。这表现在网络上大量的过激言论, 对于网络“奇闻”、网络明星的追崇, 对于网络暴力、网络色情的偏好, 对网络信息的轻信以及网络参与的过度活跃等等。各类有关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的研究都列举了大量应激型网络行为的表现。当然, 应激型与身份要素相关性很难确定, 不过, 二者存在关联。另外, 应激型属于典型的基于网络的应用行为。

(二) 抑制型网络行为模式

抑制型网络行为模式在大学生群体中也普遍存在, 但是, 因为其对于网络非常态的影响较小, 所以, 其表现不明显。再加上其消极的网络参与, 更是难以作出测量。抑制型与应激型在相关要素的作用上基本相同, 除了约束条件之外。抑制型不管是对于外在约束, 还是自我约束, 以及外在约束向自我约束的转化, 都是有效的, 因此, 这使得其更多时候保持沉默状态。另外, 需要提及的是, 应激型与抑制型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性, 已经有很多实际的例证表明了这一点。

(三) 稳健型网络行为模式

稳健型网络行为模式是较理想的大学生网络行为方式, 其表现在社会经验丰富、心智成熟以及自主约束较强。不过, 其在身份要素影响上, 也并不显著。一般而言, 应激型与抑制型网络行为模式都呈现向稳健型转变的趋势, 这也是大学生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可是, 也存在相反的可能性。另外, 在目标导向上, 稳健型也基本以基于网络的应用为主。

(四) 创造型网络行为模式

创造型网络行为模式在其他相关要素上可不作测量, 并在实质意义上区别其他三种行为模式。创造型表现在目标导向上, 基于目标导向再分析其他相关影响因素。创造型主要迎合了网络新媒体时代新媒体与大学生的互动关系, 即相互改变的过程, 将基于网络的使用转向基于网络的创造, 使得大学生成为改变新媒体的创造者, 从而改变新媒体时代的社会进程。如, 史蒂夫·凯斯与美国在线、海希·麦纳与CNET等等, 其呈现的即是创造型网络参与。这类网络行为模式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是较为匮乏的, 即使大学生群体作为网络新媒体的主体参与其中, 也很难真正参与改变新媒体时代的社会生活进程, 这反而是新媒体与大数据时代的意义所在。

总之,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的网络参与, 一方面需要规范其网络行为, 避免基于网络使用而产生的非常态行为, 而更为重要的是基于网络新媒体与大数据的时代属性 (即互动性和相互改变的过程) , 探索大学生群体如何实现网络新媒体的创造活动, 真正改变被动参与的局面, 成为改变新媒体时代社会生活进程的新兴力量。或许, 这才是大学生群体与网络新媒体的真正内涵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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