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政策（共5篇）
过度政策 篇1
在总需求管理中,财政政策本身有较强的结构性,是总需求管理的主战场,而货币政策要避免过度宽松
目前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用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结构调整。它需要时间,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时间含义上有短期,有中期,也有长期。而整个需求侧的管理,它的重点是在解决总量的问题,需求侧的管理主要指短期调控。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适当的总需求的管理,它们两者的关系有以下几种。第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判断。第二,总需求的管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处于一个辅助的地位,是一个配合的政策。第三,总需求的管理虽然是总量的政策,但是我们在做总需求管理的时候,应当强调有针对性和精准发力。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适度管好总需求,所谓适度就是把握好度,那么这个度在什么地方?有三点需要把握:第一,总需求管理,要使它不产生债务通货紧缩的危险;第二,不能超越社会承受的能力;第三,不出现比较大面积的流动性紧缩。
很显然,总需求的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就是货币政策。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在鼓励消费,尽量减少挤出效应上多做文章。货币政策实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稳健、适度、灵活,要避免过多的放水和宽松。应该说总需求管理的主战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也有一些补短板的政策,既是供给又是需求,把补短板的政策运用好的话,也会适度扩大总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总需求的管理,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上,很多结构性改革产生了紧缩效应,大家可以举出很多国家或地区,在很多危机中,国际货币组织建议紧缩财政,实现财政可持续就是紧缩,造成这个国家需求进一步紧缩,有的陷入通缩的情况中。在很多情况下,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我们在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做好总需求的管理,这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
当前我们认识到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钢铁煤炭是供给过剩,而像马桶盖及海外的大量购物显然有一些产品供给不足。事实上我们存在需求不足和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两种情况。我们是不是要扩大需求?是,我们需求可能不足,要扩大需求。同时我们很多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是结构性的问题。
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度在什么地方?欧洲的一些国家或者在日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都产生了一些紧缩的效应,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度,不能产生债务通缩紧缩的情况。第二个度,不能超越社会的承受能力,社会承受能力最主要指的是就业。现在我们的情况比较好,是因为我们16-59 岁劳动力人口结构在下降,我们的就业还是比较充分的,所以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进行这样的改革。同时,要保持流动性比较充裕,而且要有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
总需求政策的管理分工,财政政策是天然的结构性政策,所以财政政策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应当是需求管理的主战场,财政政策有很多结构性考虑,比如说扶贫、结构性调整,货币政策还是要稳健。货币政策要避免过度宽松。因为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可能会产生资产价格的泡沫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关于一些补短板政策,看起来是供给侧的改革,但需要强调的是,有一些补短板的政策也是扩大总需求的,可以从需求方入手观察这个问题。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棚户区改造货币化,你要给老百姓符合棚户区改造货币化的条件,一个办法是政府盖房子,让这些人住到政府盖的房子里面。另一个办法是给老百姓货币,分在一个账户上,让老百姓按照程序去选择在城市买房,买的可以是政府盖的房子,也可以是开发商开发的商品房。这个办法可能让老百姓买到更适合的房子。货币化看上去是一个去库存的供给侧改革,但是实际上如果把这个库存去掉了,也可以增加房地产的投资,也可以扩大总需求。同时棚户区改造以后,还会产生家具、家电、装修等消费需求。
第二个例子,扶贫。我们可以精准算一下今后5 年,每年有一千多万贫困人口脱贫,这里面实际上有很大的消费拓展空间。
在供给侧需求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做好总需求管理。我们不妨算一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产生多大使经济向下的压力,让我们在需求侧,把这些压力补上,补齐的上限不超过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
假如“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产生一些经济向下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算出来,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个主战场之外,通过棚户区改造,精准扶贫,降低五险一金,鼓励个性消费,可以补充一些GDP的总需求。在这里补了0.75 个百分点,就是五千亿人民币的概念。这样就比较好地控制了在改革的同时,经济增长还是比较稳健的,同时又不产生过热,也不产生其他的道德风险。
易家扬 过度浪漫 过度感性 篇2
作词曲目：李玟《月光爱人》、孙燕姿《遇见》、陈小春《没那种命》、蔡依林《消失的城堡》、范玮琪《哲学家》黄义达《显微镜下的爱情》、李克勤《红日》、李泉《走钢索的人》、刘德华《铁了心爱你》、梅艳芳《女儿红》、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孙楠《风往北吹》、许慧欣《孤单芭蕾》、陈慧琳《飞吧》、张信哲《信仰》、张惠妹《狠角色》、梁朝伟《这次是真的》等。
一个封皮贴满透明胶带的素花硬皮旧本子，翻开内页“遇见”、“类似爱情”等布满了熟悉的歌名，这是台湾著名词人易家扬用了多年的笔记本，易家扬到哪都带着它，尽管粘了又粘还是不舍得换。“里面还有空隙，还可以写。”儒雅的易家扬微笑着带着台湾人的温柔。这个笔记本就像一本旧相册，记录着陈淑桦、赵传、齐秦、李玟、张惠妹、孙燕姿、李宇春等等的歌路，也承载着易家扬从滚石、BMG、索尼再到星光的创作历程。
这位一路紧跟音乐潮流的歌坛文人，带着他永远跃动着的创作灵感，一边盛产着音乐作品，一边见证着华语流行音乐的成长。
这个团扩大了我的创作基础
记者：当初是什么契机使你加入星光国际和星光天王团的？
易家扬：其实我跟星光国际的渊源蛮深的，大概有五六年音乐上的合作。之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就有设计说在一个合适的点过来一起工作，2008年的时候刚好有一些事情都凑在一起，去年1月就跟星光正式合作。天王团是另外一个构成，因为有加入亚东跟小柯，我们就想说一起写歌，一起组成一个音乐创作人的团体，这是去年的某一个机会里面创造出来的。
记者：现在有些评论经常拿你们跟纵贯线相比较，你觉得这两个团体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易家扬：说实话纵贯线他们都是我们的前辈，在滚石工作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上司，与他们的创作也是更有渊源更有历史，他们是真正的艺人。伟菘、菘出过唱片，我和亚东、小柯其实还是以幕后为主。我一直问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我是想做幕后创作而不是艺人。因为我觉得写歌的历程是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团扩大了我的创作基础。
记者：加入这个团以后工作重心有什么变化？
易家扬：我的工作还是做星光国际的音乐总监，做音乐管理，这个团体是一个附加的任务，它一方面是星光的象征，另一方面我们也想多写一些不一样的歌。
这是一个音乐的战国时期
记者：你对目前内地的音乐环境怎么看？
易家扬：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开始，对我来说在音乐圈工作了十几年，从摇滚时代一直到现在跨过了很多历程，包括到现在的选秀等一些方式，我觉得是一个好的起步。因为中国的音乐跳过了卡带的历程，跳过了很多不必尝试的错误，但是也直接跳到了一个很难回头的音乐方式。现在困难在于一种科技，它创造了流行，也改变了音乐圈的生态。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过程造成了唱片公司的很多困难，但是可能它的下一步还没有衔接上，可是已经走到这一步，就无法回头去想。那就从创作上，从音乐本质上去改变。很多音乐方式也从非出一张专辑不可的形态，跳到跟电影结合跟各种方式结合。在这次经济不景气下看到了一个新的可能就是电影音乐，因为人在经济环境改变的时候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些经典音乐，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但是它就是会满足你某些时候对娱乐的需求。
记者：所以你觉得现在这个音乐环境算是一个新的开始？
易家扬：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经历了卡带、CD，一路这样过来。陈淑桦时期我在滚石，刘德华《冰雨》时期我在BMG，李玟《月光爱人》时期我在索尼，然后是孙燕姿，刚好跟着这个波浪。
记者：像李宗盛还有很多歌手和创作人都到内地来发展，从这方面来看好像内地音乐市场是个鼎盛时期，但市面流传的可能还是彩铃音乐和网络歌曲，针对这个现象你认为音乐人才如何从这种环境里突破出来？
易家扬：这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制作音乐的环节很多，而且每一个环节都不会变，除非说网络歌手能够完全取代发片或正常做音乐的歌手，除非到那天，但我认为还不到，因为网络歌手很多都在走穴，不是很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音乐的战国时期。这是一个有很多条路都可能成功的时期，像李宇春是选秀出来的成功，张靓颖先是唱电影主题曲，出了两张专辑才到今天。网络歌手也有，各种形态都有可能成功，可是唯一没有变的是你听到的歌是不是能打动人心，那个声音是没有变的。
记者：你的创作灵感主要来自哪呢？
易家扬：灵感主要来自于影片，我看电影或者影集、电视，一幕幕情景、人物内心的转折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东西，可能这一幕看过去对我来说就是一首歌，我有很多作品都是一瞬间画面定格的延伸。我常记录很多歌的歌名在一个本子里面，等到适当的时候就拿出来变成一首歌了。比如我看一部电影，有感觉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歌名写下来。
记者：你的创作模式是怎样的？
易家扬：先想写的笔法，听到旋律的时候在脑海里面就会变成文字和画面，那我就想象拍成一部电影，它会有高潮期那些，但是也不全是这么理性。很多时候听到某一句突然想出来之后再往上往下发展，但是更多的是歌名产生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先把一些歌名记录下来的原因。
记者：创作电影音乐与给其他歌手创作歌曲有什么不同？
易家扬：电影音乐是一个开关，你看电影时会把自己丢到那个情境里面，一路跟人家去走，走到某一段，音乐出来的时候，打开一个记忆的开关。过了十年，你在某个地方听，整个电影又重新回想起来，电影音乐的功能和哲学就是这样。我觉得都是要有定位，电影音乐是一个开关，歌手是要有一个定位，做一些创意上的设计，所以是不同的定位。
罗大佑开启我创作的源头
记者：你是一个很严格的制作人吗？
易家扬：我觉得我过度浪漫，过度感性。但是可能这个行业就需要这个。
记者：你的工作是写歌，那你喜欢唱歌吗？
易家扬：我不喜欢唱歌，我喜欢做幕后。我唱歌的那几年是我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吉他社社长，唱罗大佑的歌，当时就觉得他写歌写得那么棒。我那时候就开始自己写词，但对前景不是很清楚，我一直都很崇拜罗大佑，那时候的笔法受到了他的影响，我觉得他有开启我创作的源头。
记者：你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呢？
易家扬：我喜欢打篮球，平时会去东单篮球场打篮球。
记者：评价一下与你合作的两位内地音乐人张亚东和小柯吧。
过度政策 篇3
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货币当局所持有的用于弥补国际收支赤字, 以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稳定的国际间普遍接受的外国货币, 外汇储备是国际储备的一部分。1996年底, 我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 此后四年, 储备上升相对平稳。
外汇储备应该有一个合理水平, 称为适度外汇储备水平, 过多过少都不是好事。外汇储备太少, 达不到平衡国际收支、 稳定汇率和偿还债务的目的。外汇储备太多, 会造成资源闲置、增加储备资产风险、加大货币政策调控难度以及货币调控成本上升等问题。IMF用一套指标来衡量适度外汇储备水平, 其主要指标包括:进口抵补率 (一般认为该指标应在30%~40%之间) 、外汇储备与外债的比率 (一般认为该指标应超过30) 以及外汇储备与GDP的比率 (一般认为该指标应超过10%) 。针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水平, 下面以2011年的数据来进行分析。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1进口抵补 率 = ( 外汇储备 / 每年进口 额 ) *100%=31811/17435=182.5%
2外汇储备与外债的比率= (外汇储备/外债余额) *100%=31811/6950=457.7%
3外汇储备与GDP的比率= ( 外汇储备/GDP ) *100%=31811/75053=42.4%
由此可见,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是过度的。
2我国外汇储备过度规模的原因
2.1国际收支双顺差是过度外汇储备形成的主要来源
外汇储备直接反映了一国对外经济往来的状况, 它的增加主要通过国际收支顺差。国际收支的变动主要源于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变化。中国经常项目差额的表现趋势与贸易差额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这说明中国经常项目差额基本上是由贸易差额决定的。
2.2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是外汇储备过度增长的市场因素
随着中国国际双顺差的出现,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人民币升值呼声不断, 这种压力激发了国际金融市场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一方面, 短期投机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境内, 这些国际短期资本在中国资本流入中占有很大比重, 其中很大一部分最终转化为央行的外汇储备, 导致了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虚高;另一方面, 清晰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使得境内机构和个人持汇意愿减弱、结汇意愿增强, 导致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
2.3现有的外汇管理制度是外汇储备过度规模的根本原因
1994年1月1日, 中国进行外汇体制改革, 实行强制结售汇、央行对外汇银行头寸进行额度控制的外汇管理体制和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虽然中国对外宣称的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但实际在外汇市场上, 美元兑人民币多呈窄幅波动, 相当于实行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兑换比价一直保持着很大程度的挂钩, 允许汇率浮动的幅度极为有限。为了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了外汇市场上最终的市场出清者。在美元供过于求的情况下, 央行被迫在外汇市场上吸引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增长所带来的美元以保持外汇市场上供求平衡, 这就导致外汇储备的被动增长。此外, 稳定的汇率消除了汇率风险, 促进了中国的出口贸易, 增加了国际贸易顺差。
3我国外汇储备过度规模的影响
第一, 充足的外汇储备使我国能够有效干预外汇市场, 维持本币汇率稳定。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充足的外汇储备对于我国有效防范金融危机、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和投资者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 为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创造了必要条件。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为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创造了必要条件。我国在1996年年底已经顺利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拥有丰富的外汇储备确保了我国能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兑换要求, 维持外汇市场的相对稳定, 抵御货币兑换多带来的风险, 削减其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在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后, 下一步的目标便是取消对资本金融项目的外汇管制, 促进国际间正常的汇兑活动和资金流动, 实现人民币可兑换。
第三, 外汇储备的过度规模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造成物价上涨。货币供应量, 它由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供应的存款货币和现金货币两部分构成。Ms=m B=m (R+D) , 其中Ms为货币供应量, m为货币乘数, B为基础货币, R为中央银行的外汇净资产, 即国家外汇储备, D为国内信贷。 假设m和D不变, 则Ms的增减取决于R, 则外汇储备变动是决定中央银行货币供应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货币乘数的存在, 基础货币的增加使货币供应量成倍增长, 从而形成了: 1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上升→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上升;2外汇储备减少→外汇占款下降→基础货币减少→ 货币供应量下降。在我国, 由于外汇储备增长迅速, 导致基础货币快速增长, 经过乘数扩张进一步导致货币供给快速增长, 最终引发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4我国外汇储备过度规模的对策
4.1控制外汇储备规模的增长速度
采取外汇冲销政策。国际上应对一国外汇储备过度增长的短期对策通常采取隔离本币与外币的外汇冲销政策。完全的外汇冲销政策要求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恢复到初始状态。一国中央银行对冲能力的大小是由经济发展对货币供应量的需求以及影响货币乘数的现金—活期存款比率、定期存款—活期存款比率等因素共同决定。我国的外汇冲销能力并不是很强, 但是作为对外外资流放的短期内的有效对策, 中央银行必须在必要的时候给予冲销。
4.2加强货币政策与外汇储备管理政策的协调性
由于在一国外汇储备的增加过程中会出现本国基础货币投放增多以及部分外汇资源闲置的问题, 因此就必须加强货币政策与外汇管制政策的协调配合。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模式, 即结售汇制度和外汇指定银行结售汇的外汇周转头寸限额, 造成了我国的中央银行只能被动地接受国际收支的差额变动以及外汇市场上的超买或超卖, 这就使外汇储备像国内银行的准备金一样, 对国内的货币供应量产生了直接影响。 外汇占款是我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重要来源。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投放中比例的增加, 一方面加强了我国中央银行的调控基础, 另一方面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王云霞.储备管理创新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8
过度政策 篇4
赵世君:博士,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 会计专业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主要从事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设计方面的研究。
导师点评
本文着眼于企业投资过度与宏观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 重点关注产权视角下的企业投资过度行为对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反应。通过采集4911个样本数据、货币供应量、利率以及货币政策执行情况评价等信息, 检验了不同企业所有制结构下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过度和的不同影响。论文的实证回归结果解释了两个重要的发现:1.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过度行为, 且略微严重于投资不足;2.对于投资过度行为, 非国有企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较国有企业灵敏。本文的研究对于探索国家宏观政策至于微观企业作用机理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1998~2006年, 我国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国内经济增长较快, 局部出现了投资过热现象。为了抑制此现象, 从2007年开始, 在保持财政政策稳健的基础上, 央行将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从紧”。但是, 2008年的次贷危机延伸到了实体经济, 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为了抑制此次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国政府决定从2009年起开始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并适时出台了十大措施以及两年四万亿元的刺激经济方案。随着国内经济复苏态势的好转, 物价水平呈现持续上涨的态势, 逐步产生投资过度现象。因此, 央行适时调整货币政策, 即从2011年起逐渐回归稳健常态。通过这一系列的货币政策调整, 企业的投资过度现象是否得到抑制和促进?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受到的冲击是否一致?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 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5~201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各财务数据和指标均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CSMAR数据库中采集。在此基础上, 为了增加实证结论的可靠性和严密性, 对样本进行了逐步的剔除, 剔除的原则如下: (1) 剔除了样本期间被ST、SST以及S*ST的公司; (2) 剔除属于金融、保险业的上市公司; (3) 剔除审计意见为保留意见和无法发表意见的上市公司; (4) 剔除同时发行B股、H股的上市公司; (5) 为了保证样本的稳定型, 剔除了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经过上述步骤后, 最终本文共采集到4 911个有效样本。此外, 本文还涉及到宏观政策的衡量指标数据。货币政策相关数据均来源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CSMAR数据库和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网站的统计数据及政策执行情况。
(二) 检验模型
1过度投资的判别模型
如何量化过度投资是现有研究的难点。美国学者Richardson通过一些其认为与投资量紧密相关的变量来估算企业正常的资本投资水平, 并开创性地将过度投资定义为超出企业资本保持和净现值为正值的新投资后的投资支出。借鉴其研究, 我们设置模型1如下所示:
其中, Invest表示投资支出, 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工程物资的年度变化值与企业期初总资产值的比来表示。选取托宾Q值、经营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和上市年龄等指标作为解释变量, 如表1所示:
我们预计, 模型1的回归系数能够反映了企业投资与各影响因素的关系, 拟合值为预期投资。当模型的残差大于零时, 能够说明企业投资过度。
2. 投资过度对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反应模型
为了实现发现企业投资过度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反应的研究目的, 除了获取准确且足量的样本之外, 还应该设定投资过度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函数关系, 并选用恰当的方法来分析。本文构建的模型如下:
被解释变量过度投资Overinv表示模型1中大于零的残差解释变量包括:货币政策、企业所有制类型、融资约束、股权集中度等。新增变量具体定义如表2:
考虑到宏观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滞后性, 因此所有模型变量中都是用上一年度数据来预测下年度的投资行为。通过系数β1的符号, 我们就可以判断货币政策宽松或紧缩是否会影响企业的投资过度。同时, 本文还关注β2和β3的符号和显著性:β2代表企业所有制形式与企业投资过度的关系;β3则能检验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性。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投资过度判定模型的回归分析
利用Stata11.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模型1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后, 进行Hausman检验, 得到Prob>chi2=0.0000检验结果, 拒绝原假设, 即模型1为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年度和行业的情况下, 模型1的回归结果符合预期。企业的投资支出与投资机会、营业收入、现金流量、资产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而与融资成本、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上市年龄显著负相关。
此外, 在4 911个有效样本中, 共获得4 911个残差值, 其中投资过度 (ε>0) 共有2 362个, 占总样本数的48.10%。由此发现, 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过度较为普遍。而且, 投资过度样本的分布较投资不足样本更为极端化, 全样本中前者的标准差 (0.190 80) 大于后者 (0.110 86) 。样本中的最大值 (5.265 31) 与最小值 (0.00002) 的差异也印证了这一点。从非效率投资的均值来看, 投资过度样本均值 (0.084 52) 略高于投资不足样本的均值的绝对值 (0.080 668) , 这表明就整体平均水平而言, 投资过度问题较为严重。
(二) 投资过度对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反应
1. 模型2.1的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 对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后, 进行Hausman检验, 得到Prob>chi2=0.1178检验结果, 接受原假设, 即模型2.1为随机效应模型。在控制了年度和行业的情况下, 样本数据得到以下多元回归结果, 具体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 过度投资与货币政策呈负相关关系。回归结果显示, 货币政策越宽松, 货币供应量越大, 企业投资过度程度越小。这可能是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
其一, 当企业拥有较多的可动用资金和良好的投资环境时, 也就是宏观经济繁荣的时候, 企业投资更加理性。大股东和管理层不仅能够充分认识投资项目的风险, 而且能准确地认识收益和风险损失的意义, 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但是, 当经济萧条时, 采用静态回收期法、投资回报率法等有较大局限性的项目评估方法时, 容易导致企业短视, 去投资一些短期内有良好的现金流但是项目净现值较小或者甚至为负的一些项目。因此比较容易产生投资过度行为。
其二, 经济繁荣时期, 如果政府想要抑制企业强烈的投资需求, 只需设置过高的借贷障碍或者提高其融资成本, 便可快速达到目的。但是, 当经济陷入低谷时, 央行往往采取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增加货币供应量, 以降低商业银行的筹资成本, 并不断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以增强银行的放贷能力。但是, 改善资金状况、完善销售渠道、扩大经营规模都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的, 更何况央行、商业银行和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此, 即便当货币政策宽松时, 企业还未能产生强烈的投资需求, 投资过度行为并不是非常严重。
2. 模型2.2的回归分析
为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下, 企业投资过度行为的非对称性反应, 从企业性质着手, 引入了交叉变量, 探索其中的传导路径的关系, 控制行业、规模、年份等影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
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分析, 企业性质与货币政策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这就说明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加容易出现投资过度行为。此外, 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 投资过度与货币政策和企业性质的交叉乘积项呈显著负相关, 即:非国有企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比国有企业敏感, 也就是说企业投资过度对货币政策存在非对称性反应。
从国有企业角度而言, 在很多情况下, 其承担着政府政策性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 这就导致比非国有企业更加容易获得银行贷款, 融资成本也就低的多。而且, 国有企业投资的自有资金比例较大。2008年之前政策上没有要求国有企业上缴利润额度, 企业留利天然构成了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这两个特征, 充分说明了国有企业经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策的扶持, 也就导致了国有企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不如非国有企业灵敏。
从非国有企业的角度而言, 一般认为非国有企业基于产权激励理论, 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使得其员工的工作努力度高、资本的利用率高、运营效率高。但是, 由于非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是作为体制外的经济成分而存在的, 其生存和发展的融资需求很难得到国有商业银行体系的关注。这就导致了非国有企业不得不依靠央行的货币政策来进行投资决策。因为只有在货币供应量大的情况下, 商业银行才会减少对非国有企业的贷款障碍。有了资金, 非国有企业才能够继续投资。所以, 非国有企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比较灵敏。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我国上市企业2005~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 考察了货币政策对上市公司投资过度的影响, 重点研究了企业所有制差异对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反应。
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整体有效。但是, 企业性质的差异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不对称。对于投资过度行为, 非国有企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较国有企业灵敏。也就是, 对非国有企业而言, 货币政策对投资过度的影响比较大。本文认为, 企业所有制机构的差异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不对称, 造成这种非对称性反应的原因具有多样性。我们难以避免货币政策传导时客观存在的时滞性以及货币政策的不稳定性。但是, 国有商业银行对非国有企业信贷的“所有制歧视”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思考。由于我国缺乏对全社会各经济主体均有效的金融服务体系, 以利润为导向的商业银行偏向于将贷款投放于经济效益好的“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以提高市场占有率, 使得大城市信贷过于集中而中小城市缺乏资金来源。这不仅不利于维护货币政策的平衡性, 更有损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从企业角度而言, 国有企业集中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在资金、技术、规模上具有绝对优势, 因此也得到了政府的隐性担保和银行的强力支持, 导致缺乏市场化的国有企业对货币政策变化的敏感性较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
为此, 本文认为, 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具体的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非对称效应的存在, 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灵活运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 尽可能防止由于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导致对微观经济的过度调整。另外, 我们也发现我国国有企业在体制、管理等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合理和不成熟的地方。本文认为, 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应, 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提高微观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
提高企业投资活动的市场化程度, 有利于企业对货币政策的变动做出合乎市场规则的高效灵敏的反应。非国有企业较国有企业而言拥有更多的生产经营权, 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也比国有企业更为快捷。所以, 我们要不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继续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 持续提高国有企业投资市场化程度。
(二) 保持稳定的经济环境
货币政策的制定应着眼于保证政策的稳定性与可信性。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会引起债券、股票和外汇等金融市场的波动, 而且这种波动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投资信心。如果货币政策持续变动, 企业不能合理预期政策环境变化, 容易盲目等待或者盲目投资, 这将导致企业投资面临更大的风险, 从而引发更大的经济波动。因此, 不稳定的政策环境都会增加企业产生非效率行为的概率, 不利于经济健康良好可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宋旺, 钟正生.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性及原因——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分析[J].经济研究, 2006 (3) :46~58.
[2]张晶.我国货币财政政策存在区域效应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 (8) :39~46.
过度政策 篇5
一、前20年财政仅一年出现盈余, 积极财政政策考验国家财力
2008年上半年国家预算收入完成34808.19亿元, 同比增长33.27%, 国家预算支出22882.02亿元, 同比增长27.69%, 收支相抵盈余11926.17亿元, 社会因此热议财政状况大为好转。其实, 每年财政收支盈余必须按照决算数来测算, 决算一般与预算数存在较大相关性, 因而从预算数能够初步衡量当年的财政收支情况。2008年上半年财政支出仅相当于全年预算支出60786亿元的37.64%, 可见上半年财政盈余1万多亿主要由于财政支出集中在下半年, 上半年支出进度偏慢往往造成财政盈余增加的错觉, 按照预算支出一半来计算, 上半年盈余仅4千多亿, 国家财政2008年不容乐观。
从1986年至2007年, 我国财政收支赤字呈现不断扩大趋势, 2002年赤字达3150亿元, 此后逐步缩小, 并在2007年创纪录出现1540亿元盈余。历年财政赤字导致财政增支空间不大, 单纯依赖财政自身积累结余资金, 难以实现超万亿财政扩张的支出压力, 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借助其他资金来源。
二、国家发债空间较大, 积极财政政策资金将参照往年经验
资金从哪里来?这是积极财政政策能否顺利实施的前提和基础。1998年出台的积极财政政策前后持续7年, 共发行9100亿国债用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本次积极财政政策中, 中央财政将以1.18万亿元拉动全国4万亿投资, 规模和力度上远超过1998年, 政策内容与1998年最大不同在于增加减税主张, 即推行增值税改革。减税意味着财政收入降低, 促使赤字增加, 必须通过发行国债进行弥补。
由于我国长时间出现赤字, 导致现阶段财政自身积累水平较低, 为此, 财政增支的资金来源就局限于央行透支和发行国债两种。因为财政出现赤字不能向中央银行透支, 这使得财政赤字只能靠国债发行来弥补, 但国债发行必须依赖于对当前国债存量水平的判断。
2. 自2000年起, 国债统计口径发生变化, 利息支付列入财政预算。
判断一个国家发债空间, 一般取决于赤字率 (赤字/GDP) 及债务负担率 (债务/GDP) 。我国中央财政赤字率2002年曾达到3.0 1%, 高于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警戒线水平, 而2007年赤字率下降到0.81%, 与1997年状况相当;而国债负担率由于2007年政府增发1.5万亿特别国债, 从而快速上升到21.64%, 但离60%国际警戒线还有较大空间。若按照国际警戒线3%赤字率及60%国债负担率计算, 2009年、2010年国债增发空间在5000亿、6000亿元左右, 中央财政投资1.18万亿元方案可行。
三、财政国库巨大存量为国债发行提供保障
历年来财政专项资金结余、财政已安排项目但尚未完成项目资金沉淀及财政超收资金共同构成了财政国库现金, 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分税制等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国库现金余额由1993年473.4亿元上升到2000年3100.4亿元。2001年我国逐步推行国库集中收付管理制度改革, 由传统财政预算收支的分散管理转向集中收付, 尚未实现支付的财政预算资金沉淀在国库, 国库现金余额急剧上升, 2008年6月已上升到27414.37亿元, 国库现金呈现继续上升趋势。
财政国库现金流充裕, 既凸显我国财政抗风险能力的提高, 又为国债发行创造良好空间。目前我国近3万亿元国库现金闲置央行国库, 每年造成时间价值成本损失在5 0 0亿元以上, 财政部门可利用积极财政政策需发行大量国债有利时机, 将部分国库现金用于购买国债, 既实现国库现金投资收益, 又有效降低国债发行筹资成本, 由于明年国债发行总量估计在5000亿以下, 这仅占目前国库现金余额1 7%, 财政国债发行不愁没有买家, 更为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创造了必要条件。
四、积极财政政策下商业银行发展的机遇及经营策略
1. 利用积极财政政策降低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下行风险。
经济下行容易导致企业经营困难, 最后集中引起商行不良贷款上升。当前推行积极财政政策, 将拉动国内需求, 有助于经济平稳发展, 减轻经济波动对微观主体影响, 从而改善企业资产负债表状况, 最终降低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下行风险。
2. 培育优质投资项目, 增大商行对实体经济投资范围。
基础设施投资将处于投资项目前列, 公路、铁路、电站等基础设施投资均由政府主导, 投资风险低, 未来收入稳定, 本次中央投资4万亿元, 加上地方政府筹备新项目, 预计总投资规模将超过1 0万亿元, 商行投资空间巨大。
3. 推动信贷扩张, 促进商业银行规模较快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必然带来大量资金需求, 商行大幅增加信贷支持, 资产规模有望快速上升, 同时将反过来促进存款快速增长, 为进一步信贷发放奠定基础, 如此循环, 将极大促进商业银行规模的迅速增大。
4. 国债发行推动债券市场发展, 增加商业银行债券投资空间。
由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周期较长, 国债发行期限主要为中长期, 大量国债入市必然给债券市场造成压力, 国债价格下跌导致收益率相对较高, 因而与大量短期央行票据形成互补关系, 这将大为丰富商行资产投资组合的选择空间。
参考文献
[1]黄达: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