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管理（精选12篇）
过度管理 篇1
多年前在某小学里, 如果有学生当众放一个屁, 就要被罚款5元。这个规定明确写在校园内的黑板上, 与“乱扔垃圾罚款0.5元”等规定并列。乱扔垃圾才罚款0.5元, 当众放屁却要罚款5元, 从高出10倍的罚款来看, 该校真是把当众放屁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的。问题是, 如何认定哪位同学当众放屁了呢?靠学生之间的互相监督———也就是要小学生们相互揭发。我想, 还有一点让老师为难的是, 虽然有人放屁的人证是有了, 但物证又该怎么呈现?不管怎么说, 有了如此高明之举, 现在学校一定因此成为一“屁”不染的清新世界了吧?学校一定因此而富得流油 (那可是每屁5元啊) 了吧?
湖北大学搞出了个“小天使计划”, 该校数学07级2班出台规定, 每名学生都会有一名“神秘同学”在暗中盯自己的一言一行。据悉, 此活动开展以来, 效果良好, 迟到的同学没有了, 提前到教室自习的人大大增加了。 (载2008年12月4日《武汉晚报》)
学生盯学生, 成本低廉, 又能让学生不迟到, 学习上进, 看起来很美。但“小天使计划”使人人自危, 颇有恐怖气氛;学生相互不能信任, 谈不上任何友情, 合作也就不可能, 于是老师、学校的“管理”目的达到了, 可谓典型的“无为而治”。不过, 告密盛行带来的却是学生之间没有了感情, 没有了信任, 没有了友谊。老师这样聪明省事地管理学生, 并在有人质疑时还百般辩驳, 恐怕已经枉为人师了。
我去参加2009年的学位英语成人考试巡考, 考场规定两个半小时内不得上厕所, 我以为这有点过分, 监考老师说:“现在考试都这样。”后来一了解, 还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河南三门峡一中就挂出这样的横幅:“尽快调节生理节律, 彻底杜绝上课入 (应为“如”) 厕。”生理节律真能如此调节?珠海市某中学规定, 学生一日两便, 早上和晚上在规定时间各大便一次。《大河报》2009年11月23日消息:河南太康县第三初级中学在厕所旁安装摄像头, 学生每次上厕所都觉得“很别扭”。该校已在校园里安装了30多个摄像头。校长称此举是为了便于管理。方便管理没看出来, 管理“方便”倒是真的, 可关键是, 你学校可以这样管理吗?你是否有权这样管理?让学生连“方便”的时候都觉得不方便的管理方式, 学校难道不该反思?
为了追求校园的“宁静”和“秩序”, 大连经济开发区某小学规定:下课时在教室里可以小声说话, 在走廊里不许说话, 同学们在楼道见面, 只能用手势或眼睛交流。这跟地下工作者在“白区”有何区别?课堂上都有口语交际课, 下课后咋就不能开口说话了?
江苏南京金陵中学河西分校为打造让学生唱主角的“生本”课堂, 规定一堂课老师原则上讲课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 让老师少说, 学生多“讲”。因此, 有老师质疑学生能否积极“自学”, 有家长担心此举会影响孩子成绩。 (载2009年10月29日《扬子晚报》) 老师在课堂上讲课不超过15分钟, 这样的硬性规定是如何计算出来的?15分钟的规定科学吗?这难道就是“规范管理”?
学校也许有自己的无奈, 但精细化管理并不是过度管理, 不是毫无根据、不讲道理地眉毛胡子一把抓, 还得有点科学和人文的气息, 在严格管理的同时, 能不能尽可能多地给教师和学生以时间和空间的自由?能不能维护师生起码的隐私与体面?
过度管理 篇2
根据国家医改有关要求，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转变行业作风，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我院决定制定“三过度”管理制度。
一、总体要求
（一）通过规章制度解决过度医疗症结，进一步规范医疗诊治行为，坚决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有效遏制不合理诊治、过度用药、过度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提高群众满意率。
（二）着力解决卫生系统内部损害群众利益、社会关注度高、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树立我院风清气正的良好形象。
二、“三过度”判定
（一）药价贵，滥开检查单、新特贵药和大处方，过于依赖设备检查。
（二）收受回扣，开单提成，介绍患者到其他单位检查、治疗或购买医药产品等收取提成。
（三）无指征的重复检查、多项检查和盲目检查。
三、整治措施
（一）各科室要认真执行临床诊疗规范，严格执行首诊负责制，科学合理判断病情，准确掌握住院指征，坚决杜绝小病大治等问题的发生，实行大型检查、特殊检查科主任审批制度，有效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二）充分发挥药事委员会职责，严把采购环节，坚决遏制药品采购过程中的不正之风；逐步安装并使用防统方和 抗生素管理软件，有效遏制药品提成、回扣等不良行为的发生；建立医生处方用药预警和高值耗材使用通报机制，严格责任追究制度。
（三）进一步落实《医院控制药品费用管理方案》，加强医嘱、处方点评，加强单病种限额管理，进一步推进优势病种临床路径管理。医务科、药剂科、医保办、药事委员会等职能科室建立过度医疗行为通报制度，对临床用药、理化检查、药占比等重点环节每月进行专项检查，并通报检查结果，对存在的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强力整改。
（四）不断完善合理用药的奖惩制度：结合处方管理办法和医疗机构医疗质量管理规范，完善临床合理用药的奖惩制度，对于初次出现不合理用药处方的医师给予书面警告，屡次出现的给予扣发奖金等经济制裁，屡次出现且警告无效的给予暂停处方权，并追究相关科室负责人的责任。
（五）治理过度检查行为。医技科室要提高大型医疗设备检查阳性率，临床医师严格掌握各种检查的适应症和针对性，减少过度检查，提高检查准确率。CT、超声、核磁、DR等大型功能检查阳性率不得低于75%，生化检查阳性率不得低于80%。科室质控小组应建立检查结果分析通报制度，杜绝短时间内无指征重复检查、多项检查和盲目检查。认真执行下级对上级、同级医疗机构之间医学检验、医学影像检查结果互认制度，简化患者就医环节，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六）加快信息化建设进程，进一步加强人均住院床日、人均住院费用、人均门诊费用、人均单病种费用、人均住院自费比例等数据评估分析和监管工作，缩短人均住院日，降 低人均住院费用，增加床位周转率，全面提高医疗质量管理，使卫生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七）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推广应用中医药适宜技术，充分发挥中医药在优势病种和优势环节上简便廉验的独特作用，有效规避过度医疗行为。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制定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实施方案，院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实行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靠上抓，科室主任“一岗双责”，严格责任，明确分工，精心组织。
(二)广泛发动，强化宣传。在门诊大厅、病区等醒目位置悬挂治理过度医疗活动的宣传标语、树立典型，弘扬正气，营造治理过度医疗行为的浓厚氛围。医院组织召开领导班子会议，中层干部会议，各科室召开科室全体人员会议等方式，层层发动，切实让所有医务人员充分认识开展集中活动的重要意义，认清严峻形势，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医院内部形成高压态势，营造上下一心、齐抓共管的浓厚活动氛围。
（三）强化学习，提高认识。各科室要认真组织学习《执业医师法》、《医务人员医德规范》、《中国医师宣言》、《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等，进一步提高广大医务工作者自律意识，增强服务观念，提升服务质量，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形象。
（五）逐级承诺，接受监督。严格落实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规定。结合工作实际，逐级开展承诺。职工向科室承诺，科室向医院承诺，医院向社会承诺。科室职工承诺交科主任保存，科室主任承诺交院办公室保存，医院承诺向 群众公布。医院公开投诉电话、信箱，接受广大群众监督。
（六）突出重点，自查自纠。各科室都要围绕开大处方、新特贵药、过度医疗检查等重点问题，全面排查，实行互查与自查相结合，针对查出的问题逐项分析问题根源，找出症结所在，拿出整改措施。
（七）督促检查，严格问责。领导小组对全院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不定期督导检查，对违反八项规定和九不准行为的，发现一次给予警告与经济处罚，发现二次以上的，主任给予免职，职工停薪停职处理，情节严重的交上级有关部门处理。在活动中存在突出问题、顶风违纪的科室和个人，发现一起，查出一起，决不姑息。
Xx县中医院
2015年3月25日
附件: Xx中医院治理过度医疗行为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 副组长：
成员：各科室主任
股市：管理过度，治理不足 篇3
财政部从2007年5月30日起，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调整为3‰。此政策一出，股市反映十分强烈，当天股市下跌6%以上，而且股市投资者骂声一片。对于中国股市到底如何，需要从中国建立股票市场的来龙去脉分析，才能认识清楚。中国股票市场由于制度基础缺失，在股票建立之初，政府大范围介入，形成“管理过度，治理不足”的局面。
中国股市管理过度的表现
表现之一:上市资源的计划经济分配
上市资源，本来是一种市场资源，应该采取市场手段衡量其是否具备条件，但在中国设立股市初期，新股发行方式上沿用指标控制的办法，基本上是一种指标分配加政府行为的模式。
在指标模式分配下，各部委、各省市都有发行股票的额度，分配资本资源，这种用行政办法进行额度分配、用行政手段分配资本资源的办法，极不利于股市的健康发展。
在指标模式分配下，受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的驱动和限制，在上市公司选择上很难保证客观性和公正性，这就难免出现一些好的企业被排除在上市之外，而一些不好的企业却被圈定为上市对象。
在指标模式分配下，某些上市公司“壳”的巨大市场价值诱使一些不法之徒铤而走险，采取行贿、欺诈等非法手段获取上市指标。
显然，资本市场资源的行政性分配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的。
股票的发行有额度分配，与此相关的是审批制度，这种“凭票供应”的办法造成了上市的不平等机会。
尽管有的企业业绩好，而且行业成长性也好，但由于没有分配到指标，就不能上市;而有些经营业绩很差的公司，只要分配到指标，也可以上市，造成了证券市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竞争。
这种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分配市场资源的办法，降低了上市公司的整体素质，增加了中国证券市场的风险。
表现之二:政府用非市场手段干预股市
股市行情的基石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及其成长性，决定因素为每一只股票的供求关系。从供求关系的总量、结构来看，供求关系是决定股票的最主要因素。
股票市场如同于其他市场，主要是基于经济因素而运行，尤其是价格的形成与波动要受各种经济因素的影响，如果一个市场基于的经济因素过少，则难以谈得上公平、公正、合理。
对于经济因素，市场参与者可以利用其共享的经济信息进行预测;而对于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政策，并非普通市场参与者所能知晓和把握的，人们对此只能猜测，而且谁能先知晓政策，谁就能优先获得投机，这种信息的不透明性损害了市场的公正性。
研究国外的成熟股市，投资者也会对政府与股市的关系做出反应，但西方国家一些股市在协调政策与股市的关系时却非常成熟。美联储如果准备加息，就事先打招呼，对投资者来说有一个心理准备，有利于政策的消化与吸收。
通过对1992-2000年间的股票行情的统计，我们发现，由政府政策引起的股市波动大约占70%，其中股票价格的几次大幅波动都是由政府政策引致的。
纵观中国股市20多年的每一个起落，每一个波动，无论是大盘“井喷”上冲，还是“飞流”直下，经常是非市场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这样，本来应由市场发挥作用的，市场起不到作用，而投资者大多看管理层的“眼色”行事，老在估计管理层将出台什么政策——是股票发行的扩容还是资金的扩容，形成中国特色的“政策市”。
从国外的情形来看，市场的力量是决定性的，这也成为世界股市的普遍规律。因为市场的供求关系有规律可循;而非市场因素无规律可循，风险非常大。
表现之三:最基本制度安排——法律缺失
法律作为股票市场的最基本制度安排，需要政府及时提供，但中国股市建立以来，已经正式实施的与股票市场直接有关的法律只有《证券法》与《公司法》，有关股票发行、交易、退市的基本制度安排都以《暂行规定》或《条例》的方式提供，而且不少缺乏可操作性或针对性不强，有些法规成了政府作为调控股票市场的工具。
表现之四:上市公司治理缺陷没有得到有效弥补
中国股票市场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服务，那么，发行股票的主体是国有企业。以国有上市公司为主体的市场主体从表面上清晰了产权，但公司治理存在严重缺陷。传统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制度，是不适应股票市场这一现代市场经济的。因此，中国一定数量的上市公司具有先天不足的特性;同时，又由于国有股占绝大多数，运作时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后天又失调了——表现为企业尽管上市了，但其治理结构、人事安排、激励机制和战略决策，一定程度上是计划经济的模式，不能按照市场要求运作，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自身信用水平低，后天又失调。
股市管理过度的制度原因
（一）两次制度突破
中国股票市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那时，人们在改革实践上是很大胆的，提出和探索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多种形式——承包、租赁、扩大企业自主权、拨改贷等，包括股份制。但实践证明，许多改革形式只是过渡性的产物，随着改革的发展逐步失去了生命力，只有股份制成为最具生命力和前途的一种改革形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多方探索，在中国股份制市场上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形式:有街道企业、有集体企业、也有合资企业，这些都是一些企业或地方政府自发组织的筹资形式。这个阶段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一次制度突破，是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中萌芽并生长出来的新生事物，其主要特点是自发的，标志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这两个证券交易所都是由地方政府组建成立的。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央政府第一次明确承认股份制和股票市场，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二次制度突破——我们国家开始有意识地要发展股份制和股票市场了。
中国发展证券市场的目的很明确: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服务，更加确切地说是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服务，到1997年进一步明确为国企解困服务——这是当时对股票市场的定位。对于这个定位，笔者认为，首先，为国有企业服务是对的。我们现在进行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都是为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主体。因此，发展资本市场为国有企业改革和服务是对的;其次，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也是对的。从世界各国资本市场发展来看，资本市场是资本运作的市场，筹集资金是股市的基本功能;第三，本来筹集资金，是为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现在却为了解困服务，所以筹集资金是为了国有企业解困，这样发展股票市场渠道变窄，证券市场发展必然受到限制。
(二) 现代市场受到传统体制的种种约束
我们回过头分析:当时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需要筹集资金，于是股份制的萌芽在中国产生了;后来，承认股份制这一形式，有意识地运用它了，但动力却是为了筹集资金。因此，筹集资金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动力。
筹集资金这个功能非常实用，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股市受到计划经济和传统体制的种种约束。表现为:
——发展股市不能造成国有股权“流失”。在特定的时期，国家的股份不能卖，在发行股票时，不是把股票卖给股民，而是通过增发股票的方式。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股票市场上都是采取增资扩股的形式——直接目的是为了避免国有股权的“流失”。
——不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资产流失所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于是规定国有股不能卖，不能卖似乎就不会流失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形式逻辑，本身不是严格的。增发股票一定意义上稀释了国有股权，也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公有经济在数量上一定要占主导地位。为什么中国上市公司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公司，就是保证公有股份一定要占绝大多数;但实际上，从单个企业而言，不需要占绝大多数。照样可以起到主导作用，绝大多数并不是必要条件，从整个国有经济来看，公有制是否起主导作用，主要要看它的影响力。在某些行业，公有制占绝大多数是必要的，但在另一些行业占绝大多数反而影响了宏观经济，把有限的资源平均分配每一个行业、部门，反而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中国在发展股票市场上，一方面，要筹集资金——这是很实用的功能;另一方面，要减少国有资产流失，让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于是，在这一特定的条件下， 造成了中国股市那么多的问题。
（三）政府身份的双重性
一方面，政府是建设者、监管者，对股市的市场秩序进行维护，确保股票市场的公开、公正、公平;但在中国股市，政府还拥有另一个身份——国有上市公司的股东，这样，必然受到自身利益的束缚，总会从自身利益出发，使其监管者的身份难以超脱。
（四）存在设租和寻租行为
寻租在经济学意义上指利用垄断资源寻求垄断租金(即超过其机会成本的额外收益)的行为。寻租是资源配置市场化进程被扭曲的结果，同时又会进一步扭曲这一进程。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由于权力资源的垄断性(如批准上市的权力以及公司上市后圈钱的权力)，在过度投机支撑下的高收益并不与高风险相对称。于是，证券市场中的钱权交易、违规操作、损公肥私等寻租活动必然盛行。企业为上市而跑“部”“权”进，中介机构为高额佣金而违规透支，政府官员利用职务公款炒股;上市公司不务正业，利用内幕消息炒作自家股票，操纵市场价格;上市公司以配股代替派息，不给股东回报而要求股东不断给予回报，使投资者投资风险不断被强制累积。
虽然股票发行监管制度几经改革，但上市资格的核准权一直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还控制着发行节奏与发行规模。这样，一些非达标企业就在会计账簿上大做文章，通过注册会计师制造虚假报表，注入短期资本以增加注册资本，“达到”要求后，寻求股票发行的高额租金;而“达标”的企业则对政府官员进行公关，以尽快上市，缩短排队时间，使寻租行为形成。
还原资本市场的“四个功能”
看看西方资本市场的情形。翻开世界证券史，我们不难发现，发育成熟的股市具有“四个功能”——
功能之一是直接融资功能。它能将国民储蓄直接转化为投资，这和银行贷款不同，银行贷款是间接融资。
功能之二是市场化的资本配置功能。股市作为配置资源的渠道，通过市场来进行。
功能之三是再培植功能。原来不好的可以再培植，再培植的基础是资本的流动性。
功能之四是机制选择的功能。通过竞争，市场筛选机制好的上市公司。
因此，发达国家上市公司的竞争，不仅仅是产品的竞争、战略的竞争，更是企业制度之间的竞争，是治理结构的竞争。股民选择股票是基于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治理不足导致机会主义盛行
正是由于中国股市不具备应有的“四个功能”，造成中国股市的机会主义盛行。
如前分析，中国发展股市的最初目的，为的是为国企脱困，更加确切地说是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服务，到1997年进一步明确为国企解困服务。后来发展是为国有资本层面的战略性调整服务。
这样一来，无论哪一次股市的改革都表明，中国股市是行政机制进入的资本市场。换而言之，是由行政行为控制市场行为、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使市场行为从属行政行为、创造租金的资本市场。这样，上行下效，整个股市难免盛行机会主义。
在上市公司质量不高难以获得红利的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就希望获得资本利得收益，他们虽然明白中国股票的平均市盈率过高，投资价值低，但为了获得股票差价，就希望政府不断制造牛市行情，这对股市的平稳发展极其不利，变成既得利益集团圈钱的工具。个人的机会主义，会使股市充满浮躁气氛，捞一把就撤。
因此，完善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还原股市的“四个功能”，破除政策的机会主义，鼓励投资而不是投机主义。
机会主义盛行的博弈论解读
现代经济学中的博弈论告诉我们:如果需要做出选择的进程可以分为前后相继的步骤，则理性行为将考虑所有人的初始行为对后续选择及最终结果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动态博弈。这一类博弈的中心问题是可信性，即当背离行为发生后，惩罚措施是否确实被执行。而这正是现实社会建立诚信的关键所在。在一个人人都尔虞我诈的机会主义社会中，如果有谁选择诚实守信则他的利益必然受损，所以相互欺骗是一个纳什均衡。而在一个人人讲求诚信的社会中骗人是会受到法律制裁和舆论指责的，所以诚信也是一个纳什均衡。博弈论中的无名氏定理告诉我们:如果经济个体的生存期足够长，他们之间进行的不是静态博弈而是无限期的重复博弈，而他们又有足够的远见（其贴现因子接近1），则信守诺言将成为纳什均衡。这样，人人尔虞我诈和人人讲求诚信都可以是纳什均衡。只要适当设计规则，使对背离行为的惩罚是可信的，并且惩罚的力度足以抵消背离行为带来的额外收益，人们就不会有激励去背离规则的约束。那么靠什么使得信守诺言将成为纳什均衡呢？主要靠的是治理。因此，中国能否形成大牛市，靠的是治理。
治理股市的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断开政府与国企的“父子”关系。扭转政府掌握国有企业控股权这一意识。其实，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否，并不在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在谁的手中，而在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上。如果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很差，控股反而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因此，除关系国计民生的特大型国企由政府控股外，必须断开政府与国企的“父子”关系。
其次，将政府管制控制在有序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内。让供给和需求去引导资本市场的运作，上市不能再搞审批。政府所做的就是制定规则，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将政府管制控制在有序地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内。
再次，让市场自律组织发挥应有作用。政府必须转变对证券交易所的管理方式，适度放权，充分发挥交易所一线监管作用，提高监管效率。
管理者过度自信文献综述 篇4
Burrel (1951) 首次将行为心理学应用在经济学中来解释经济中的现象。许多研究都发现, 企业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普遍要高于一般大众 (Cooper et al., 1988;Landier et al., 2004) 。Russo和Schoemaker (1992) 研究发现, 99%以上的管理人员都对自己的经营能力和企业的盈利能力高估了。
中国的上市公司, 大部分都是国企, 管理者一般都有着某种官员身份和行政级别, 受到的监督和约束比较小, 以及经营业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不健全等原因, 他们的过度自信心理偏好可能更加突出和显著 (陈其安等, 2010) 。姜付秀等 (2009) 提出, 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的领导者绝对权威的地位使得企业高层管理者高高在上, 极易产生自信心理。同时, 对我国民营企业来说, 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们并没有看到他们的成功可能与非市场手段相关, 而仅仅只看到了自己的成功, 将功劳都归功于自己的才智和管理才能, 因而会更加自信 (姜付秀等, 2009) 。
二、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度量方法
研究者很难找到一个可行的方法来度量管理者的过度自信, 这也是管理者过度自信研究领域自提出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Malmendier and Tate, 2005) 。经过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 到现在已经产生了以下几种主要的方法来衡量管理者的过度自信。
第一种是相关主流媒体对管理者的评价。20世纪末Hayward和Hambrick (1997) 率先提出了三种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指标:媒体对管理者的评价、管理者的相对报酬和公司最近的业绩。Malmendier和Tate (2005) 对“媒体对管理者的评价”这个指标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第二种是管理者的相对报酬。Hayward和Hambrick (1997) 认为管理者的相对报酬越高, 说明管理者对于企业的贡献度也就越大, 在公司中的地位也就越重要, 从而也越容易产生过度自信。第三种是根据公司最近的业绩状况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衡量方法也是Hayward和Hambrick (1997) 提出的, 他们认为管理者倾向于将过去好的公司业绩归功于自己的管理才能, 也就更容易产生一种过度自信的心理。第四种是以行权期内管理者持有的股票数量或者股票期权数量的净增长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衡量方法是Carpenter (1998) 首先提出。Malmendier和Tate (2005) 在其文章中使用了这一指标, 并做出了改进。Glaser和Schfers (2007) 通过对公司管理者在股市交易的次数来衡量管理者的过度自信, 如果管理者购买的次数大于卖出的次数可以判定为过度自信。第五种是企业业绩盈余预测偏差指标。这一指标率先被Lin、Hu和Chen (2005) 提出, 并对台湾地区的数据进行了检验。Hribar和Yang (2007) 用美国公司的数据研究后发现, 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进行盈利预测时更容易出现高估偏差。第六种是Oliver (2005) 以消费者情绪指数来衡量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我国学者余明桂等 (2006) 在消费者情绪指数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景气指数。
现有的这些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方法既有优点也存在着缺陷, 有些衡量指标还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性。最近不少文献开始采用多种指标衡量。余明桂等 (2006) 就采用企业景气指数和年度业绩预告是否变化来度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姜付秀等 (2009) 也选择了两个变量, 即盈利预测是否变化和高管薪酬的相对比例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国内外相关文献来看, 研究者多数是在研究过度自信对上市公司融资决策、投资决策、收购决策、股利政策和盈余管理等财务决策上。
Malmendier和Tate (2005) 最先通过实证的方法, 证明了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的融资偏好“内部融资——债务融资——权益融资”的融资顺序。Ben-David, Graham and Henry (2007) 通过对意大利公司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CFO会选择较高的负债比率。余明桂等 (2006) 利用我国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与上市公司的负债率尤其是上市公司的短期负债率显著正相关, 同时也发现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债务期限结构也是显著正相关的。Landier和Thesnar (2009) 则利用法国企业的数据进行研究, 也对这方面的结论进行了证实。他们发现过度自信的企业家会更多使用短期债务, 而理性的企业家则更偏好使用长期债务资金。章细贞、张琳 (2012) 也发现, 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与债务期限结构是显著正相关的;而且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债务期限结构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增强。
Malmendier和Tate (2005) 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发现管理人员的过度自信程度越大, 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会越高, 说明在现金充足的情况下, 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将会引起公司过度投资, 而在现金缺乏的情况下会造成投资不足。Lin、Hu等 (2005) 对台湾地区的数据进行了检验。他们研究发现:第一, 在内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 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比非过度资信的管理者投资更多。第二, 当投资约束更大的时候, 上述两者的投资差距更大。我国学者郝颖等 (2005) 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在加入融资约束变量后, 发现内部人控制因素对投资与经营现金流量的敏感性超过了过度自信因素。王霞等 (2008) 研究发现管理者越过度自信, 过度投资程度就越大, 但是管理者过度自信并不影响投资和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 而是影响投资和融资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 过度自信程度越大, 敏感性程度也越大。汪德华和周晓燕 (2007) 则试图用过度自信来解释企业的过度投资, 他们通过构建模型得出的结论是, 管理人员的过度自信也可以用来解释企业的扭曲投资。
Malmendier和Tate (2005) 通过建立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并购模型进行研究, 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倾向于从事并购, 并且并购绩效表现的更差。Doukas和Petmezas (2006)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研究发现:第一, 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的并购会给股东带来正的市场回报, 但程度要低于非过度自信管理者实施的并购。从长期业绩来看, 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的并购表现得很糟糕。第二, 高频率的并购比低频率的并购业绩要差。傅强和方文俊 (2008) 指出管理者的自信程度与并购呈现显著正相关, 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是并购的重要动因之一。而姜付秀等 (2009) 则认为, 管理者过度自信和企业的总投资水平、内部扩张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当企业拥有充裕的现金流时, 正相关程度更大;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张雪等 (2013) 在前面的学者得出不一致结果的前提下, 考虑市场估值的影响, 得出的结论是, 一方面在市场价值高估时理性的管理者和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进行的并购都能增加股东财富, 另一方面受过度自信心理特征的影响又会影响股东财富。
Deshmukh、Goel等 (2008) 研究发现, 过度自信高管人员所在公司的红利分配低于理性高管人员所在的公司。我国学者陈其安、方彩霞等 (2010) 对Deshmukh、Goel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扩展和深化,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对未来经营环境比较乐观时, 其现金股利分配水平随着其过度自信程度的提高而增多;当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对未来经营环境比较悲观时, 其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将随着其过度自信程度的提高而减少。然而章细贞、张欣 (2012) 研究结果表明,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股利政策正相关, 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够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股利政策的影响。梅世强、扈菲菲 (2013) 研究结果则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少发放现金股利来增强内部融资, 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越强, 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对现金股利分配决策的影响越显著。
Hribar和Yang (2007) 实证发现过度自信的CEO更可能发布过于乐观的盈余预测, 并且为了达到盈余预测而进行盈余管理。Libby和Rennekamp (2012) 通过实验的方法得出过度自信将增加管理者提供未来盈余预测的意愿。在此基础上张荣武、刘文秀 (2008) 的研究表明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 与短期过度自信相比, 高管人员更多的表现为长期过度自信;其中长期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为了利润平滑进行负向盈余管理, 而短期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则相反, 他们有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的倾向。罗进、李延喜 (2012) 研究发现,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于上市公司盈余透明度具有显著负面影响, 此外还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的盈余平滑动机要大于单纯高报盈余动机。
此外于富生等 (2011) 提出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增加。他们研究发现管理层过度自信首先会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而造成企业过度投资, 进而影响到投资与融资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 然后导致激进融资, 最后使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增加。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相关文献的梳理, 我们可以发现, 管理者过度自信理论虽然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 并对管理者在融资、投资以及并购等活动中的一些行为进行了解释。但是这一理论还有待更加完善。目前管理者过度自信理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 管理者过度自信理论需要更加全面的研究。投资者过度自信的心理可能与其早期经历有关, 也可以在更多的方面表现出来。第二, 过度自信的衡量指标有待进一步的完善。目前普遍采用的是单一的指标, 要准确的衡量过度自信, 需要建立评价过度自信的综合指标体系。第三, 这方面的经验研究还不够, 尤其是国内文献还比较少, 主要集中在融资、投资和股利分配这一块, 还应该拓展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其他方面是否有影响。
摘要：过度自信是心理学领域关于个人判断的研究成果中最重要的结论之一, 而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更为明显。本文阐述了过度自信的相关理论基础, 并结合国内外文献, 梳理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主要衡量方法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并指出当前研究还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过度自信,衡量方法,财务决策
参考文献
[1]陈其安, 方彩霞, 肖映红.基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股利分配决策模型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 2010 (06) .
[2]姜付秀, 张敏, 陆正飞等.管理过度自信、企业扩张与财务困境[J].经济研究, 2009 (01) .
过度管理 篇5
刘斌 商学院 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 2012210869
一、引言
随着行为公司金融的发展，基于“管理者非理性”的假设下的行为财务研究也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重视。关于管理者非理性，尤其是过度自信偏差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在近几年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大都基于一个“管理者是完全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的假设，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完全理性的人是不存在的。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在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往往表现为过度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低估失败的可能性，这种心理就是本文所研究的过度自信的心理。
过度自信的心理在管理者中很是常见，而在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中更为常见。投资作为公司财务的重要决策之一，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重要前提。管理者由于自身过度自信可能会造成投资过度或者投资不足的现象，从而使企业的投资行为异化。因此，结合我国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探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心理对投资的影响，从而揭示管理者非理性和企业财务决策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有必要的。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我国国有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投资过程中，我国国有企业管理者是否存在过度自信行为？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的表现有哪些？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对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来进行解答。对于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来说，企业的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内部的资本投资上，因此，研究其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内部投资的影响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有意义的。
通过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的研究，还有助于将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知识联系起来结合运用到实际的企业经营管理中，识别并且防范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降低过度自信对企业的决策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的国有企业作为我国企业的一个特殊群体，正处于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其经营管理问题更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因此，本论文以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内部投资决策产生的影响是有现实意义的。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最先起始于Roll（1986），他首次把过度自信引入公司财务。他第一次注意到了企业管理者的“自以为是”这一影响因素，并且分析研究了管理者的“自以为是”在企业并购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Heaton（2002）的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乐观的管理者会因为认为资本市场低估了他们的公司股价减少要通过外部融资进行投资的项目；同时，乐观的管理者高估了公司投资项目的收益而投资过度。
Malmendier 和 Tate（2003）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当过度自信的企业管理者可以自由支配企业内部资金时，将会做出过度投资的决策。
Gervais（2003）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将比风险规避的理性管理者更快接受公司的投资项目；Goel 和 Thakor(2007)认为中等程度的过度自信减少了投资不足的低效率，高度的过度自信引起了高度投资。
Glaser，Weber 和 Schafers（2008）研究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越高对投资-自由现金流的敏感性越高，这种情况在融资约束较为严重的公司中会更加明显；Hackbarth(2009)认为管理者适度偏差可以改进投资者的福利
综上所述，国外的研究者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方面起步较早。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融资行为以及并购行为等的影响。
（二）国内文献综述
郝颖，刘星、林朝南（2005）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现实表现及其与企业投资决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其研究表明：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四分之一左右的高管人员具有过度自信行为特征；高管人员过度自信与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而且投资的现金敏感度更高。
王周伟（2006）研究发现，经理人适度自信对公司投资起到适度的推动作用，从而部分消除公司治理中存在的“投资不足”问题，随着财务约束的不同，经理人自信对投资的推动作用具有“U”形曲线效应。
叶蓓、袁建国（2008）研究发现，管理者信心、企业投资和企业价值之前存在显著的反馈关系，管理者适度自信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但是超过一定限度后对其有不利影响。
姜付秀、张敏、陆正飞等（2009）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扩张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企业财务困境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和企业的总投资水平、内部扩张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当企业拥有充裕的现金流时，正相关性较大；但管理者过度自信和企业外部扩张（并购）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而且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行的扩张战略会加大企业进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国内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理论基础之上，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对我国公司的财务行为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与实证研究。但是我国学者的研究大多研究的是我国上市公司高管高度自信对财务决策行为的影响，很少有学者对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这一特定群体进行研究。而且我国学者在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指标上采取的衡量指标不一致，导致其研究结果不协同。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H1、管理者过度自信会降低投资效率 H2、管理者过度自信
（二）、管理者过度自信和投资水平的衡量指标
过度自信的概念源于心理学，在心理学中被定义为一种校准偏差，是人们关于一般知识问题的概率判断常常以某种形式校准错误，这种校准都偏高。过度自信通常被定义为：人们在决策中总是倾向于过高估计自己的判断力和决策力，进而忽视客观情况变换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经济金融领域的研究表明，过度自信行为偏差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四种：过度狭窄的置信区间、自我归因偏差、控制幻想和过度乐观。
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财务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们采用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的量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管理者的相对薪酬
我国上市公司中获得的数据都是从年报中披露的，根据我国的相关规定，企业管理者薪酬在年报中只能披露前三名的董事、监事及高管的薪酬合计和企业全部的董事、监事和管理者的薪酬。根据这两个数据，我们可以利用这两者的比值来表示企业最高层的相对薪酬。我们将企业的管理者看作一个集体，在集体中薪酬最高的三个管理者的相对薪酬可以反映出他们在这个管理集体中的地位，一般越重要的管理者得到的薪酬越高。而其在管理者薪酬中占的相对比例越大，这样的管理者往往会更加容易过度自信。
2、高管人员对其所在公司的持股状况
郝颖、刘星、林朝南（2005）提出以高管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是否变化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由于高管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任职期间不得转让，因此持股的高管人员暴露在公司特定风险中，如果不是自信未来公司股价将上涨，也不会表现出相当一致的持股数量增加特征，因此他们将持股增加且增加原因为非红股和业绩股的高管人员视为过度自信。在此基础上，叶蓓、袁建国(2008)沿着这一思路，认为管理层（包括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过度自信同样可以用年末所有管理者持股总数量是否增加来衡量，这种方法操作比较简单，但忽略了单个管理者一次交易量过大影响持股总量增减方向的情况。
3、盈利预测偏差
这种方法是由我国台湾学者提出的，使用CEO盈利预测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他们认为如果管理者对未来收益过度乐观，从而产生过度自信，那么他们更可能提供一种超过实际水平的盈利预测。在此基础上，余明桂等人（2006），王霞、张敏、于富生（2008）等学者使用相似的方法，根据大陆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是否变化来判断管理者是否过度自信。这种方法运用比较普遍，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企业预测的业绩报告在执行中可能会有一些时间差，因此用它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可能会存在一些误差。
4、消费者情绪指数
消费者情绪指数这一衡量指标多用于国外的研究。国外的一项针对消费者的调查研究中，他们通过被调查的家庭对当前的经济环境、经济预期以及个人满意程度综合扁成一个指数，我们将它称作消费者指数。这种方法在国内并不适用，因为消费者的预期和管理者自身的心理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我们无法用消费者的预期来衡量管理者是否存在过度自信的心理。
5、媒体的报道
该方法是指用外界传播媒体对CEO的评价作为度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指标，Malmendier和Tate（2005）曾运用这种方法衡量CEO过度自信。但是在国内，一般来说媒体的报道太过于主观，我们不能把媒体工作者的主观评价运用于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因此，这种方法一般在国内不常见到。
6、企业景气指数
这种方法在国内有一定的应用，余明桂等人（2006）曾提出使用此种方法来衡量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企业景气指数是国家统计局根据企业家对当前企业经营状况的综合判断和对未来发展变化的预期而编制的指数。该指数每季度披露一次，其表现形式为纯指数。以100为临界值，从0-200取值。大于100表示企业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乐观，小于100说明企业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悲观。实证研究中学者通常使用行业指数来表示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即以四个季度的企业景气指数平均值。但是由于企业景气指数是分行业发布的，难以具体到每一个企业，因此用它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也是有一定误差的。
7、CEO实施并购的频率
通常在企业的并购行为中也能反映出管理者自信程度。有些管理者存在过度自信的心理，他们自以为有超出常人的能力，更能完成高难度的工作，例如企业的并购重组。而且在并购过程中，管理者通常认为自己可以胜任这个并购项目，这种心理往往导致高估了并购价值从而使得企业遭受损失。因此，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相对于一般管理者来说，往往倾向于大的并购事件，但是其效果又不如人意。
财务理论中投资包括了“金融”和“经济”两个重要含义，其中金融意义上的投资主要是指证券投资活动，经济意义上的投资主要是指实物资产的增加。对于非金融企业来说，经济意义上的投资即实物资产投资占据支配地位。因此，该文章所研究的投资主要指的是将资金放于生产经营性资产的实物资产投资活动，本文主要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投资效益的最终体现为企业价值的增加。
（三）、变量的设计 本论文选取变量如下：
1、解释变量
过度自信是一种心理特征，因而很难直接标定。鉴于我国股票市场的特殊性和数据来源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企业高管前三名的薪酬与企业所有高层的薪酬之比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因此本文选择用“薪酬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制和/所有高层的薪酬之和”来表示管理者过度自信，用OC表示。该值越高，说明管理者越过度自信。另外，我们把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用OC*CF表示，用来分析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与现金流之间的交互关系对投资水平的影响。
2、被解释变量 投资效率
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我们无法获得每一个投资项目的具体收益，所以我们用每股收益来衡量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企业价值，我们用每股收益来衡量企业的价值。每股收益用EPS表示，它是公司某一时期净收益与股份数的比率。
3、控制变量（1）企业规模
一般来说规模大的企业相对于规模小的企业来说经营更加成熟，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我们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来表示，企业规模用Size来表示。（2）每股现金流
每股现金流用CF表示，它代表样本公司分析的每股现金流，是样本公司经营净流量与公司期初总股本之比，表示扣除经营期内公司折旧和摊销以及付现成本后管理者可支配用于新项目的自由现金流。（3）托宾Q
托宾Q可以用来衡量企业的投资机会，通常企业的投资机会对投资决策产生正的影响，我们用市场价值除以期末总资产来衡量。（4）企业成长性
我们用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来衡量企业的成长性，一般认为成长性高的企业会进行更多的投资，这里我们用本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来计算。企业成长性用Grow来表示。（5）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我们用Profitability表示，它是指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利润率越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企业经营的盈利能力我们通过净资产利润这项指标来表示。（6）管理层持股比例
管理者持股比例我们用Ownership来表示，即管理成年末持股数量占企业总股本的百分比。
（四）、样本选择以及模型构建
本论文选取了国有控股比例在50%以上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来自于2008-2011年，都在2007年12月31日以前上市。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CSMAR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色诺芬数据库。对样本的选择原则如下
第一、剔除金融类及房地产类上市公司
第二、将原始样本中的ST类和PT类上市公司剔除 第三、将研究期内相关数据不全的企业剔除 第四、剔除高管薪酬披露不完全的企业
剔除完后，一共筛选出180家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进行样本分析，并且我们选取了2008-2011年的国有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具有时间的跨度和代表性。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描述性统计
相关性分析 回归
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B
(常量)OC CF Size Q Grow Profitability Ownership OC*CF
a.因变量: Invest
标准 误差
标准系数 试用版
t Sig.a
CF Size Q Grow Profitability Ownership OC*CF
a.因变量: EPS
过度管理：学校谨防跨出的一步 篇6
笔者在一些学校参观时，发现这种“过度”的现象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校园环境布置中，宣传口号铺天盖地：走廊上镌刻着校训，廊柱上张贴着办学思想，窗户印上了学校的办学特色，甚至连楼梯台阶上也写上了礼貌用语。这样的布置既不美观，学生也不认同，明显是“宣传过度”了。
在班级工作中，笔者也听到过家长的抱怨。一位家长举着手机说，“看，学校又‘出花头’了，要求家长写一段六百字以上介绍孩子成长经历的文字，并选择具有纪念意义的六张图片，还要制成网页的格式，认为我们很闲啊！”还有些班级会让家长督促、签名、辅导孩子学习，还美其名曰“和孩子共同学习”。这明显是班级工作管理过度了。
在家长学校建设中，某校为了营造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推出评选“共同阅读好家庭”的活动。条件是必须拥有300本以上书籍，每月能够购买新书，每天有共同阅读的时间，并且长期做好读书笔记……有些家长感到吃不消，自己的业余时间被“绑架”了。的确，学校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评比的方式有点过分了，管理的范围有点越界了，这又是一种过度管理。
在课程建设中，某校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提出“为每个孩子开发课程”的口号。认为孩子需要掌握正确的世界观，于是设计了“哲学课程”。现代孩子的心理问题日益严重，“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必不可少。孩子需要面对大量的学习任务，“综合思维训练课程”有助于孩子掌握学习方法。学会交往是现代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于是又开发了“礼仪课程”。课程的多少似乎成为衡量一所学校办学水平高低的标准。但是由此带来的是，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了，学习压力也越来越大了。笔者感到，开发校本课程没有错，但是要适度适量，否则就会出现过度现象。
在教学思想创新中，某所学校提出了“先学后教”的模式，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有的学校认为改革的力度可以再大一点，要求全校教师在课堂上只讲5分钟，留35分钟让学生自学。不久，一所学校有了更加大胆的尝试，认为教师只要在教室外巡视就可以了，孩子们完全可以在课堂内自主学习。这样的举措一经推广就受到了大家的质疑：如果没有教师的教，课堂教学还完整吗？这明显是创新过度了。
判断管理是否过度的标准，要看学校的管理对象是否越界了，把家长当成学生一样管理了;看管理的时间是否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标准，把午休、节假日等都当成上班时间一样管理了;看管理的标准是否超过了合理的界限，让孩子产生了学习的疲劳，让教师产生了教育的厌倦;看管理的程度是否有了“泛化”，把适合部分师生的运用到了全体成员;看管理的方法是否契合对象，让对方能够接受并且乐于奉行……
那么，管理过度现象为何会层出不穷呢？笔者认为这是部分教育管理者急功近利的思想在作怪。某些教育管理人员急于推出教育成果，一时之间教育理论风起云涌，教学热点此起彼伏，课堂几度翻转，教育成果出现了“大跃进”，名不见经传的在职教师都搞起了“教育思想研究”，不成熟的教育理论都可以大面积推广，这不是一线教师所能够主导的，所以首先应该从管理人员身上找原因。其次，社会舆论对教育的求全责备，一出现社会问题，首先对学校问责，学生随地乱扔垃圾了，出现不文明现象了，某些家长会指责，学校是怎么教的？当然学校有责任，但是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也是学生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味让学校负全责，容易造成学校管理“事事是重点，处处要落实”的一团乱麻的局面。在学校工作中，还涌入了许多上级部门摊派的，与教育关系不大的内容。当然，教育工作者对教育规律的认识不到位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随着各种教育理论的涌现，某些教育工作者出现了理解不到位，运用不得法的现象。听到“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就把课本踢到了一边;看到“教是为了不教”，就一味让学生自学;学到“翻转课堂”，就让全体孩子通过网络回家学习，而缺少了观察的意识、反思的精神，没有认真考虑这些方法措施具有怎样的利弊得失。
过度管理会造成大量教育资源的浪费。仅从学校校本课程开发这个“热点”来看，大量重复、低质的印刷品比比皆是。过度管理能够得到短期繁荣，却会带来长期的副作用。例如某所学校采用军事化管理，在初中升学考试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一到高中，学生的成绩就出现了大幅度滑坡，甚至还产生了厌学现象。学校教育有所能，也有所不能，如果管了不该管的事，对学生教育大包大揽，容易失去社会的信任。一些学校提出的办学思想是“为了学生的终身幸福而教”，口号足够响亮，但是要做到却是难上加难，管了自己管不好的事情，容易吃力不讨好。
那么应该怎样收住过度管理的脚步呢？笔者认为要做到三点：
一是看管理策略是否具有主体间性。我国教育家周浩波认为，“主体间性”用意义理论来注释，可以说成是主体间的意义共享。学校管理出现过度现象，往往是因为一些管理者的“一言堂”造成的。一些管理者为了推出办学成果，或者认为教师的思想觉悟不高，主观地做出决定，造成管理的过度。如果能够集思广益，把校长和教师、学生都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就可能防止冒进。当然，采用主体间性管理，需采用意义互明——平等协商——实践验证——利益共享的策略，否则会造成形式上的民主。例如某所学校在推行绩效工资时，部分老教师提出应该增加教龄补贴。校长采取了民主协商的形式。由于该校老教师占多数，而且拥有主要的发言权，最后通过了这项协议。但是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年轻教师的积极性明显降低，教学质量也直线下降。在年终的考评中，该校的名次垫底，学校教师也没有受到上级部门的奖励。老教师和年轻教师这时才感到了这项措施的不得力。如果管理者能够在民主协商之前，宣传这项措施的意义，对各种可能做出判断，使教师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相信教师在协商中能够采取理性的态度来思考。在协商结束后不妨设一个试用期，及时对出现的各种问题加以改正。教师感受到了这项措施带来的“实惠”，自然会主动实施，并且不断完善。
二是看管理对象的“人均GDP”是否具有智慧特征。根据某网站调查，我国近年在GDP总量上和美国相差不多，但是人均GDP不及对方的五分之一。其实在教育上也是一样，判断一所学校的管理是否有效，不仅仅是看它的教育总量：有多少学生达到优秀率标准，多少教师被评为骨干教师，学校取得了多少荣誉，更要看教师和学生付出了多少劳动，成绩是在怎样的管理条件下取得的，只有如此才能判断你的管理是否有效。叶圣陶曾经说过，最好的教是不教。同理，最好的管理也应该是不管理。当然这里面的“不管理”也包括隐性管理，即采取比较隐蔽的管理方式使对方获得认同。例如某校为了提高学生的礼仪水平，要求学生主动向教师问好，并且把它列入考核，作为学生操行等第的主要评价标准。为了要求全体学生达标，学校要求教师见到学生主动问好，并对不搭理的学生记下姓名，进行批评教育。虽然学生都能在校园内表现得彬彬有礼，但是一出校园就产生了副作用，有的躲着教师走，有的爱理不理，还有的敷衍了事。如果我们采用更加隐蔽的方式，也许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例如育才学校的马校长就不主张扫地用扫帚，他对学生说：“扫地是件煞风景的事，我喜欢看你们弯腰捡垃圾的样子。”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亲自做的。几十年过去了，学生回忆起来还动情地说：“在育才学校，你根本看不到一张纸屑。每当秋风过后，同学们纷纷弯腰把树叶捡起来。”那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景象啊！拾拣者在弯腰的刹那，使他人有了警醒;丢弃者在弯腰的瞬间，让自己产生了反思。马校长用智慧唤醒了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
三是看管理的标准是否具有生态化特性。判断学校的管理是否过度，我们不妨用生态化的视角，即学生和教师是否能够坚持、快乐、长久地接受管理，并且通过管理感受到学校教育的幸福。看看你的学校，学生在假期结束后是恐惧上学还是乐于上学，教师在QQ上的留言是很累还是很快乐，孩子在上课中是微笑还是痛苦……就可以判断学校的管理是否具有生态性。例如某所学校要求教师做课题，但是教师不愿意承担这项额外任务，所以报名者寥寥无几。于是学校尝试了以下五点改革：一是课题研究的内容就是日常的工作内容，二是课题研究活动就是日常的教研和教学活动，三是研究成员就是教研组、备课组成员，四是研究资料和学校每月随笔整合，五是结题报告就是学期总结性论文。这样的课题研究使教师觉得有意义，真正解决了实际问题，何乐而不为呢？这样的教育科研才具有生态化的特征。当然，笔者也经常听到这样的事例，有的教师开始对被动的课题管理很反感，但是一段时间下来，看到自己取得的成果，产生了快乐的体验，并理解了管理者的苦衷。笔者认为，这样的管理也具有生态性。
当然，要防止管理的过度，更要防止管理的不作为，只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拥有管理的智慧。
学校管理切勿过度“信息化” 篇7
一、发送繁杂, 产生“信息疲劳”
请中高年级班主任上午8∶00～9∶00派学生到仓库领取课本。 (教导处X主任)
请各班班主任认真组织学生进行新学期第一次卫生打扫, 上好首次班会课。 (政教处Y主任)
请各班在今天上午11∶00前将收取的伙食费交会计室。 (会计室)
……
据统计, 开学前一天, 学校各部门就新学期准备工作向全体教师共群发信息23条。
开学第一天, 做好例行班务是新学期顺利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基础借助短信平台, 群发信息告知班主任有关班务工作及要求, 也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但在各种垃圾信息频频侵扰人们宁静生活的今天, 各部门如此不断地频发短信, 极容易造成教师的信息疲劳, 降低对信息的关注度短信应有的提示功能将大大降低。
类似于开学前准备等阶段性事务性工作, 繁多杂乱, 需细细梳理, 统筹规划。学校管理层的各部门理应具体分工, 落实任务, 明确完成时间。各部门在制定详细部门工作计划后, 再次汇总、交流、整理。由此, 形成全面详细的实施方案, 印发给全体教职工, 或上传到学校网站, 让每一位教职工对时间任务、目标要求等了然于胸。如果省却汇总交流、梳理调整的环节, 难免会出现各自为政、多部门频发信息的混乱现象, 信息重叠, 任务交叉, 用人重复。
二、替代面谈, 阻断智慧碰撞
校长室各位同仁, 上午好!现已将我校中层竞聘报批方案与详细实施方案发在你们的个人邮箱中, 请认真阅读详细实施方案, 看看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 请在今晚5∶00前与我电话联系。辛苦校长室各位同仁了!
各位领导组同仁, 新学期学校工作计划经办公室草拟, 经E副校长初审与本人再学习, 已发至领导组公共邮箱, 请各位在明天中午12∶00前认真学习。各部门有什么修改建议, 请于明天12∶00前将修改建议发至我手机或我的个人邮箱。各位辛苦了! (X校长)
……
借助信息平台和电子邮箱, 向校内特定对象发送一般性校务活动方案、计划等供参考或贯彻执行, 方便快捷, 既免除了参与者到校集中的往来奔波, 又减少了办公成本, 节约了资源。但是, 以信息平台和电子邮箱为载体的“信息化”管理手段, 存在着交互性差的缺陷。一般性校务, 尚可借助短信、邮件和QQ群, 进行讨论交流。但对于诸如学校工作计划、中层竞聘方案的拟订、敲定等重大事项, 由于直接关乎学校整体发展和师生根本利益, 作为管理者, 在参与短信、邮件讨论交流时, 常常会因交流内容的保密性而敷衍应付, 发表一些无关紧要、毫无见地的意见或建议。这种“信息化”管理方式, 不足以听到真实的声音, 更难以实现智慧碰撞而产生新理念、新举措。
重大决策的出台, 要经过集体智慧的酝酿和定夺, 不仅是学校民主制度的使然, 也是教育管理科学化的应然。所以, 在分管部门执笔成文之前, 班子成员理应坐下来作一番商讨, 确定工作基调和方向。拟定初稿后, 仍要召集班子成员, 就相关的条文逐一推敲, 开诚布公地交流彼此的看法, 集思广益, 使方案臻于科学完善, 甚至提交校董会、教职工代表会议审查通过, 然后公布实施, 方能顺利达成预期的目标。
三、指向模糊, 降低管理效用
老师们:早上好!一日之计在于晨, 早读的时光是最宝贵的。各班早读课让每一位小朋友都读起书来, 都明白读书的重要, 养成早读的良好习惯。各班要加强指导和检查, 提高早读课的效率。 (M校长)
各位老师, 热爱学校, 从我做起, 从小事做起, 希望大家能厉行节约。各教室由班主任负总责, 办公室由办公室主任负总责, 功能室由各负责人负责。谢谢大家的理解与支持。 (N主任)
……
教师日常工作管理, 往小处说, 就是工作习惯的倡导和养成, 具有反复性, 一段时间不予特别关注和强化, 就有可能松懈和淡化, 降低工作的质量。群发短信提醒全体教师重视早读, 提高早读效率, 倡议教职工厉行节约, 是与行为养成的周期反复性特征相匹配的“反刍性”管理手段之一。但细读上述两条信息, 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共同的缺陷:只有“提高早读效率”和“厉行节约”的笼统式语言表达, 没有向教师传递具体的内容。如早读课要安排哪些内容, 可以有哪些组织形式, 怎样调动学生的朗读背诵兴趣, 如何评价早读的质量, 在“厉行节约”上哪些地方做得不到位, 如何改正等。这些细节, 需要学校管理者在群发信息前就充分思考成熟, 让群发的信息有明确的操作性, 达到“既警示提醒, 又明示指导”的效果。教师阅读信息后, 不仅知道了要注意什么, 还知道了可以怎样做, 从哪些方面入手去实践和创新。
短信内容内涵丰富、实在, 不仅能有效促进全体教师将某一方面的工作继续做好, 还能向他们传递务实的管理作风。从信息中教师们能敏锐地感受到:学校管理者时刻都关注着师生的校园活动状态, 在不断总结, 在积极思考, 工作要求和指导意见中浸润着管理的智慧。
四、问题升级, 放大负面影响
老师们, 昨天下午学校课表经双休天加班已上传学校公共邮箱, 部分同志就课表修改提出建议, 教导处X主任今天早晨6∶00到校进行微调, 在此对教学部门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现就总课表作几点说明:一是合理要求、明显错误, 教学部门将竭力解决;二是近百人的要求较多, 有些个性要求不可能全部解决, 敬请谅解;三是个别同志要学会尊重他人劳动, 理解规模以上学校排课的难处, 要以集体利益为重, 要从“小我”中走出来, 更多地关注“大我”的利益;四是修改后的课表仍有看法的, 一律直接向我提出。 (X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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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教师任课表, 是学年初学校管理的头等大事、头痛之事。综合考虑学科特点、学生身心活动在一天或一周中的变化规律, 以及少部分教师的特殊需求, 使课表安排尽可能科学合理, 有利于教育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安排课表时, 照顾部分教师的个人意愿和特殊需求, 是学校民主化、人性化管理之举, 有利于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发挥教学特长, 促进专业成长。但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 出现了如本条群发短信所述“近百人的要求较多”的群体性现象, 作为学校管理者, 就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觉, 深刻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成因。在课表安排之前, 要召集全体教职工召开专门会议, 予以正面的、积极的教育和引导, 帮助教师树立全局观念, 正确处理好集体利益和个人需求之间的关系, 使学年教学工作得以顺利落实。
目前, 多数学校采用教学跟班循环制, 除起始年级外, 新的学年多数教师一般还是“跟班走”, 继续任教原来的班级和学科。所以, 在学年初课表安排上, 提出“个性要求”的教师理应是很少的, “有些个性要求不能全部解决”所涉及到的对象, 更是少之又少, 属于“极个别现象”。对于这极个别有“非分要求”的教师, 通过群发短信公开告诫“要学会尊重他人劳动, 理解规模以上学校排课的难处, 要以集体利益为重, 要从‘小我’中走出来, 更多地关注‘大我’的利益”, 甚至于以“对修改后的课表仍有看法的, 一律直接向我提出”作为终结语, 试图压制所涉对象的再度诉求, 强行关闭与这部分教师交流沟通的大门。小事大作, 上纲上线, 狭隘地解读了教师的“个性要求”, 将个人的小诉求升格为思想道德觉悟的大问题。很显然, 这种以群发信息方式终止教师个人诉求的方法是欠妥当的, 很容易引发所涉教师的不满情绪, 认为事前征求“个性要求”只不过是“走过场的人性关怀”, 是表里不一的“虚假人性化”。这一短信还可能让其他教师产生另一种误读———有人通过申请, “个性要求”得到落实了?还有人正在跟领导较量着、纠缠着?这样, 这一信息就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
事实上, 只要公正公平, 即使一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个性要求”, 绝大多数教师还是能够理解的。当少部分人的合理诉求暂时不能得到满足时, 作为学校管理者, 一定要及时耐心地做好这些教师的思想工作, 开诚布公地说明总体情况和实际困难, 以获得支持和理解, 表示待时机成熟帮助解决。这种面对面的交流, 心与心的沟通, 让教师感受到“我的小事成了领导心中的大事”, 学校领导是真诚的, 触动着教师的心灵, 也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 增强了他们的工作动力。
五、简化程序, 失却引领良机
老师们, 上午好!我区XXX入选9月份XXX榜候选名单 (102号) , 请大家积极投票并动员学生及学生家长参与活动, 以此掀起学习身边好人先进事迹的高潮。投票方式:登陆XXX网, 点击“XXX榜”专栏, 再点击“我要投票”栏目, 接着点击“XXX好人”, 查找我区候选人102号XXX, 最后选择“地区”输入“验证码”进行投票。 (校长室)
公示:请老师们注意, 新一批“XX市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坛新秀评比文件”已上传至学校公共邮箱, 请对照条件认真学习, 有意申报的同志在今晚下班前到XXX主任处报名, 逾期作放弃处理。祝大家心想事成!
……
参与评选先进人物, 学习先进事迹, 接受高尚品德的影响, 是开展师德师风建设的有效载体。公开名优教师评选条件, 鼓励教师积极参评, 对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此仅以群发短信的方式予以告知、要求、通报, 无论是形式还是言语表达上, 都显得十分被动, 显然是在完成一种差事而已, 大大降低了上述信息应有的鼓励性和激励性, 不足以引起全体教职工思想上的重视。至于有多少教职工能够真正去参与网络投票活动, 有多少自感无名师条件的教师能主动去阅读评审条件, 恐怕要打上一个问号。
作为学校管理者, 要善于发掘这些寻常事务中蕴含的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管理价值, 不失时机地组织教师集中解读、讨论, 让每一个先进人物和他们的感人事迹走进教师的内心, 立足岗位, 爱生敬业, 诲人不倦。让每一位教师详细了解各级名优教师的评选条件, 自我对照寻找差距, 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 思考未来的目标和举措, 使广大教师在评选条件的指引下, 不断地锤炼自己, 发展自己, 实现内涵式发展, 最终推动学校发展。
六、全面铺陈, 传递过度焦虑
区领导今天下午将到学校检查常规管理和环境卫生情况, 请老师们严格按照课表上课, 备课、作业自查自纠, 各班利用中午时间对室内外卫生进行清扫。辛苦了!
老师们, 下午好!经与区教育局联系, 今天下午区领导检查路线目前为止尚未确定, 为随机抽查, 开始时间约为下午2∶30, 请各位同志认真检查备课 (含网络与书本简案) 、作业批改等六认真情况, 请各班教育学生注意文明礼仪、课间常规, 保持清洁区卫生, 各办公室要认真打扫卫生, 作业摆放要整齐。体工组认真组织下午的阳光体育活动。各年级要准时放学, 放学后辅导正常进行, 但要注意控制人数, 并在4∶40前要全部结束。课间请周三导护同志要及时到位。
为检查而整改, 虽然功利, 却也不可否认其突击整改、促进学校管理水平提升的功用。视迎查为契机, 通过群发信息明示学校或班级日常管理的短板, 提出具体改进要求, 更容易引起全体教职工思想上的高度重视。或许, 平日里三番五次提醒却始终未能落实的管理, 却在“区领导来校检查”下, 迅速得到呼应而达到期待已久的理想效果。
审视上述两个关于迎接检查的提醒短信, 我们可以用“全面铺陈”来形容其内容涵盖:卫生清洁、按表上课、备课上课、作业处理、文明礼仪、课间纪律、物品摆放、个别辅导、导护轮值等, 包罗万象, 几乎涵盖了学校管理与教育教学工作的全部。短信透露着信息发布者对学校日常管理工作的失察、焦虑和不自信。方方面面都需“注意”, 作为信息受众的教师, 就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的学校管理真的到了如此一无是处、全面崩溃的地步?平日里的学校领导在校园巡视时就真的没有发现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以往对某些问题进行过的专项整治至今仍没有得到丝毫改观?放学后的补差辅导, 是以“学生会了”为终结还是以“人数和时间”为限制……面面俱到的“全面提醒”, 其实际效果是因指向无重点而“全面不提醒”、“全面不落实”。
上市公司过度盈余管理及其治理 篇8
企业通常可以通过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开发支出资本化、借款费用资本化、债务重组等方法合理地进行盈余管理。盈余管理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度”, 过度盈余管理的结果会导致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会计信息质量下降, 进而损害到报表使用者的利益。过度盈余管理是违背会计职业道德准则的行为, 同时它也会对公司的长期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银广夏事件以后, 许多股民在凄风苦雨中含泪出局, 退出仅剩零头的本资, 有些股民甚至发誓宁愿过“朝餐是草根, 暮食仍木皮”的日子, 也要远离股市, 与股市老死不相往来。这严重影响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过度盈余管理现象比较普遍, 由于我国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目前还处于和国际接轨的过程中, 不少制度的设计上还存在不足, 为上市公司实施过度盈余管理留下了空间。而且我国在监管过度盈余管理方面的规定尚不完备, 打击的力度不够大, 使得进行过度盈余管理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 从而造成了上市公司过度盈余管理现象的普遍存在, 其调整盈余的数额之大、程度之深, 远远超过了正常的盈余管理。具体表现有: (1) 以某项资产还处于试生产阶段为借口, 年年利息资本化, 以虚增资产和利润; (2) 不愿处理不良资产, 使其长期挂账; (3) 利用关联交易大幅度扭曲利润, 如通过关联方之间的商品购销与劳务提供、托管经营、转嫁费用负担、计收资金占用费等形式进行过度盈余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第十一号文件, 在2008年抽查的55户相关企业中, 就有10户上市公司为粉饰业绩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度盈余管理问题。根据深交所提供的2007年数据, 当年八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数较2007年减少58.32亿元, 但转出数相比上年增加了67.62亿元, 这不排除部分上市公司利用坏账准备等资产减值准备冲回等方式调节利润的可能。此外, 2008年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为62.49亿元, 同比增长了333.88%, 说明非经常性损益对深市主板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提高, 盈利质量有所下降。
针对上市公司过度盈余管理的现状,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治理?盈余管理治理是在盈余管理产生原因的基础上进行的对策研究, 盈余管理原因可以概括为:管理当局是主体, 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是基础, 证券市场政策要求是目的, 会计准则是手段, 监管力度不严是催化剂。基于其产生的原因, 可从以下方面来治理盈余管理:
1、改进证券市场监管的相关制度安排。
减少盈余管理的外在制度诱因。针对目前我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关于公司上市、配股、停牌的有关规定, 首先应扩充公司上市、配股的考核标准。针对现行财务指标的主观性强、可操作空间大的特点, 可引入一些客观性的财务指标, 如现金流量指标等。同时, 还应改变财务指标的单一性, 设计一套指标体系, 如反映公司经营活动的关键经营业务指标、获利能力指标, 提高公司盈余管理的难度。其次改进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或被“终止上市”等的相关规定。这些规定事实上促使一些上市公司在亏损头一年或两年通过巨额冲销等手段进行盈余管理, 其结果是加强了公司机会主义作风。
2、提高会计准则质量。
会计准则是各利益相关方博弈的产物, 本身就具有不完全性、可选择性和可变更性。新准则实施后, 要根据准则具体实施情况, 及时不断地修订和完善会计准则, 尽量减少准则中不明确或含糊不清的规定, 加强对会计政策选择条件的限定。同时, 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和缺乏虚假会计信息的判断标准, 使得过度盈余管理与会计造假难以区分, 因此对有关法规、政策要及时进行修改完善。会计准则本身的修改不能完全消除企业过度盈余管理, 但是会计准则的不断完善可以压缩企业进行过度盈余管理的空间, 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企业利用会计政策操纵利润的可能。通过对新会计准则的完善加强对过度盈余管理适度规范。
3、健全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
控股股东和管理者等特定利益集团的自利动机转换为盈余管理行为, 通常借助于公司制度缺陷。因此, 应通过完善股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 补救公司制度缺陷, 以制衡各利益集团的行为, 抑制过度盈余管理行为。第一, 建立董事会和总经理的分离机制, 使其各司其职, 健全董事会, 在董事会中引入独立董事。同时, 加强对独立董事的监督, 改革独立董事的薪酬体制, 以便独立董事能够真正的独立, 起到应有的监督与牵制作用;第二, 增强监事会作用。改革监事会的人员结构, 让部分外部利益关系人参与治理, 切实加强监事会对经营者行为的监督;第三, 完善经理人员的薪酬体系。比如, 对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员引入股票期权制度, 或者将经理人超出生活必需的一部分奖励收益留存于公司, 在其经营期限届满后的一定期限内一次返回, 从而制约短期化的盈余管理行为;第四, 建立经理人市场。通过建立经理人市场, 充分发挥声誉机制的作用, 遏制经理人以公司利益为代价来谋求个人利益的过度盈余管理行为。
4、强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
我们可采取以下措施来强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第一, 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和更换机制, 为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提供制度上的保障;第二, 完善职业道德规范, 确保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在形式上保持独立;第三优化执业环境, 使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在实质上能够保持独立。必须采取措施, 禁止地区封锁、行业垄断、政府官员干预等现象的发生。
约束注册会计师执业行为的独立审计准则已经制定, 而要注册会计师真正按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业务, 一方面依赖于注册会计师的个人素质和所属事务所的管理质量;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法律制度的威慑力。
5、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和中介市场, 增强市场信息透明度。
过度管理 篇9
企业并购是企业实施资本扩张的重要方式之一, 也是企业追求更高利润以及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般来说, 合理的并购能够使企业迅速实现效益的提升, 市场竞争力增强;而盲目进行的企业并购不但不会给企业的发展增加助力, 反而可能会使企业从此一蹶不振。既然企业并购并不能确保给企业的发展带来积极地影响, 同时, 盲目实施并购还会带给企业巨大的风险。那么, 是什么原因促使企业管理者们乐此不疲的进行并购活动呢?近年来, 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 以行为金融学中的基本假设和研究方法为基础, 从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视角来研究企业并购决策, 成为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 并开创性的提出的管理者“狂妄自大” 假说, 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会造成低效率的并购发生, 进而损害企业相关股东的权益。随后大量文献研究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 是企业进行非效率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 国内也越来越多学者将管理者过度自信应用到中国企业并购的研究中。本文分别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决策、并购绩效两个方面的研究进行总结与述评, 并对我国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一)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决策
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 国内外学者开始将其基本假设和研究方法运用到企业并购行为研究中, 兴起了从管理者特性出发来研究企业并购行为的热潮。Roll (1986) 开创性地将管理者过度自信引用到并购决策的研究中, 用“自大假说”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公司会进行一些低创造价值, 甚至有损企业价值的并购活动, 他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进行低效率的并购决策。这一经典研究开创了近年来,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企业非效率并购行为, 其中管理者过度自信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视角。之后Cooper等人, Landier等人的研究结果都印证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是普遍存在的。
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理论的实证检验出现的很晚, 主要原因在于学者们对于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变量的度量方法难于把握和统一。Hayward和Hambrick (1997) 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变量衡量指标进行大胆地尝试, 用相关主流媒体对CEO的评价、CEO的相对薪酬、并购企业的当前业绩以及根据这三个变量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新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 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确实会造成低效率的并购, 并且会造成股东财富的损失。
之后Malmendier和Tate (2004) 采用了两种度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新方法, 第一种用CEO持有期权时间的长短, 第二种采用主流媒体对CEO的评价, 通过对二者的研究, 他们得到了与预测相一致的结论, 即存在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确实会进行更多的并购, 他们可能过度支付以及从事价值破坏的并购。同时他们还发现大多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都认为他们是在最大化股东财富, 要想制约这种过度自信, 财务约束是一种有效的工具。
Doukas和Petmezas (2009) 也都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他们按公司实施并购的频率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 并且在管理者越过度自信越容易实施并购这一点上得到了相同的结论。此外, 国内学者借鉴国外学者的做法,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相对于国外研究, 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比较晚, 并且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检验, 且大部分都支持管理者过度自信是公司实施并购决策的重要动因之一 (郝颖等, 2005 ;傅强等, 2008 ;雷辉等, 2010 ;史永东等, 2010 ;闫永梅等, 2011 ;章细贞等, 2012 ;李宏伟, 2012 等) 。其中, 李宏伟 (2012) 研究还发现非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实施并购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要比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更显著, 有并购历史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实施并购行为的正向关系, 要比无并购历史的上市公司更强。然而, 姜付秀等 (2009) 却发现了不同的结果, 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于外部的并购投资关系并不显著, 即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决策行为的发生不存在显著的关系。针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引起的低效率并购行为, 部分学者还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进行了探讨。章细贞等进行了公司治理、管理者过度自信和企业并购决策的相关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肯定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决策的相关性, 公司治理方面, 只有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起到了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 进而抑制企业并购的作用 (饶育蕾, 王建新, 2010;雷辉, 吴婵, 2010等) , 但总体上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二)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
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绩效影响的相关研究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从国外研究成果来说, Doukas和Petmezas (2007) 研究发现, 从长期业绩来看, 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的并购表现得很糟糕, 相对于低频率的并购, 高频率的并购业绩更差。Cro-ci和Petmezas (2007) 实证研究表明:市场时机和管理者过度自信都是影响并购绩效的因素, 并且不论在哪种市场股价情况下, 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的并购绩效都低于管理者非过度自信的公司。而Gervias、Heaton和Odean (2003) 则认为管理层过度自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不总是消极的, 他们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两期资本预算决策模型来说明过度自信因素在投资政策中的积极作用, 表明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可以提高公司的价值。Xia和Pan (2006) 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取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程度, 自信程度严重的, 并购企业的市场回报是负的, 自信程度不是特别严重, 则并购所带来的市场回报是正的。
国内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最近几年才兴起, 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争议也比较大。大部分学者研究表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显著的负相关, 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并购的绩效比理性管理者实施并购的绩效差 (李善民等, 2006 ;方文俊, 2007 ;吴婵, 2010 ;翟爱梅等, 2012 ;王晓茜, 2012 ;李宇静, 2013等) 。另外, 还有部分学者研究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间存在倒U型关系 (赵云云, 2010) , 当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在一定范围内时, 管理者自信程度越高, 企业并购绩效越好, 越能提高企业的价值, 但超过某一临界点后, 自信程度越高, 越容易引发非效率并购, 损害企业价值。吴超鹏、吴世农等人以并购首次成功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 研究显示, 首次并购成功的公司其后各次并购的绩效逐次下降;谢玲红、刘善存等人采用并购次数作为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 研究结果表明:群体决策中的管理者普遍存在着过度自信心理, 并购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均与管理者过度自信呈负相关关系, 但短期绩效不显著。
三、研究总结与陈述
经过上述相关研究文献的回顾不难发现, 虽然国内外研究内容比较丰富, 涉及到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行为的诸多方面, 如并购决策和并购绩效等, 但是, 还没有构建起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体系。此外, 国内外的研究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这也同时说明了对这个方面的研究远远没有结束。同时, 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时, 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指标的衡量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目前, 国内外理论和实证研究存在多种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 其中主要包括CEO的相对薪酬、企业的盈利预测偏差、相关的主流媒体对CEO的评价、CEO持股状况、并购次数和企业的景气指数等。此外, 我国研究还有另外两个重要问题急需解决。一是国内已有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实证研究上, 并且实证结果差异很大。其原因,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选取管理者过度自信变量的衡量标准不同;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国内研究样本数据相对于国外研究的跨度期过短, 一般都只在3-4 年左右, 这可能影响到研究的可靠性。另外, 虽然我国学者们已认可了中国上市公司管理者存在过度自信心理特征, 但与国外学术界相比, 中国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仍存在很大的不足, 未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支撑体系。
参考文献
[1]雷辉、吴婵著, 董事会治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决策[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2010 (8) :43-47
过度管理 篇10
关键词：管理者过度自信,并购决策,并购绩效,频繁并购
一、引言
企业并购作为一种快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 一直备受公司管理层的青睐。据统计, 历史上西方曾经历过5次公司并购大浪潮, 我国也经历过3次公司并购浪潮。目前, 企业并购仍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然而, 虽然并购能为企业迅速扩张提供捷径, 但是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绝大部分并购行为是失败或无效的 (麦肯锡咨询公司, 1987;Mercer Management and Buisiness, 1995;Tichy, 2001;余光等, 2000;李善民等, 2005;洪道麟等, 2006) 。
于是, 现实中就存着这么一个“怪象”:一面是上市公司并购效率低下, 一面是上市公司频繁进行并购活动。这就给并购研究提出了两大经典问题:是什么导致低效率收购?为什么仍有如此多的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热衷于并购?毫无疑问, 基于“理性人”的传统金融理论是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的。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 西方学者开始将行为金融学的基本假设和研究方法引入到企业并购行为研究当中, 并主要从高管人员行为特质的角度出发, 其中关于过度自信心理特征的研究居多。近年来, 我国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转型时期, 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特征更加明显。因此, 国内也越来越多学者将管理者过度自信应用到中国企业并购的研究中。此外, 随着过度自信理论不断成熟, 国内外研究呈现出由单次并购向连续并购转变的趋势性新特征。
本文分别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决策、并购绩效、频繁并购行为三个方面的研究进行总结述评, 并对我国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
二、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决策
在国内外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并购决策中, 大部分的研究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是公司实施并购决策的重要动因之一。
Roll (1986) 开创性地将管理者过度自信引用到并购决策的研究中, 使用“自大假说”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并购公司的出价明显高于市场价格, 即并购无法创造价值, 甚至是损害价值的情况下, 但这些并购活动还是发生了的现象, 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进行低效率的并购决策。这一经典研究开创了并购动因理论研究新的视角-过度自信并购动因论, 拉开了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决策研究的序幕。Hayward和Hambrick (1997) 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变量衡量指标进行大胆地尝试, 用相关主流媒体对CEO的评价、CEO的相对薪酬、并购企业的当前业绩以及根据这三个变量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新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 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与他们所实施的并购的溢价程度成正比, 并购会损失股东财富。Heaton (2002) 主要从理论上分析了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对公司融资偏好行为的影响, 认为市场低估了他们公司发行的风险证券的价值, 因而不愿意进行外部融资, 当必须进行外部融资, 也更偏好债务融资。Brown和Sarma (2007) 则认为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和管理者的控制力都会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 实证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实施并购活动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 管理者的上述两种特征程度越大, 并购的可能性越大, 而且管理者的控制力越强, 越容易实施多元化并购, 并且证明该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Malmendier and Tate则就CEO过度自信与公司投资、并购以及融资等行为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Malmendier and Tate (2005) 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CEO高估了他们投资项目的回报, 而且认为外部融资成本过高, 因此, 当内部资金充足的时候, 更容易进行投资, 而当需要外部融资时, 则相应地缩减投资。Malmendier and Tate (2008) 进一步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CEO倾向于高估他们在现有公司和潜在被收购公司中创造利润的能力, 并认为外部投资者低估了他们现有公司的实际价值, 所以过度自信的CEO更可能做出一些造成价值损失的并购决策, 尤其是当他们能够获得公司内部融资来进行并购的情况下, 过度自信影响力更强。Malmendier and Tate (2011) 最新研究发现, 过度自信的CEO高估了公司未来现金流量, 认为外部融资尤其是股权融成本过高, 因此, 与向外部投资者融资相比, 他们更倾向于内部融资, 即使在不得已要进行外部融资时, 也倾向于负债融资, 而不是股权融资。
相对于国外研究, 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比较晚, 并且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检验, 且大部分支持管理者过度自信是公司实施并购决策的重要动因之一 (郝颖等, 2005;傅强等, 2008;雷辉等, 2010;史永东等, 2010;闫永海等, 2011;章细贞等, 2012;李宏伟, 2012等) 。其中, 李宏伟 (2012) 研究还发现非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实施并购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要比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更显著, 有并购历史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实施并购行为的正向关系要比无并购历史的上市公司强。然而, 姜付秀等 (2009) 却发现了不同的结果, 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于外部的并购投资关系不显著,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决策行为的发生不存在显著的关系。
三、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
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的影响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Gervias、Heaton和Odean (2003) 认为管理层过度自信的效果并不总是消极的, 并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两期资本预算决策模型来说明过度自信和乐观在投资政策中的积极作用, 表明公司CEO的过度自信和乐观可以提高公司的价值。而Xia和Pan (2006) 则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取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程度, 如果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不是特别严重, 那么并购所带来的市场回报是正的;如果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很严重, 那么并购企业的市场回报是负的;如果产品竞争程度或者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较低, 则并购企业的市场回报状况决定于企业的规模;竞争的激烈程度与并购企业市场回报负相关, 与目标企业的市场回报正相关。
相反, Doukas和Petmezas (2007) 的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和期限有关, 研究发现并购会为股东带来正的市场回报, 相对于非过度自信管理者, 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的并购带来的正的市场回报程度要低, 但从长期业绩来看, 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的并购表现得很糟糕。Croci和Petmezas (2010) 的研究也支持了Doukas和Petmezas (2007) 的研究结果, 其进一步考虑了市场时机的影响, 证明市场时机和管理者过度自信都是影响并购绩效的因素, 并且证明不论在哪种市场股价情况下, 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的并购绩效低于管理者非过度自信的公司。
国内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最近几年才兴起, 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争议也比较大。国内大部分学者研究表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显著的负相关, 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并购的绩效比理性管理者实施并购的绩效差 (李善民等, 2006;方文俊, 2007;吴婵, 2010;翟爱梅等, 2012;王晓茜, 2012;李宇静, 2013等) 。另外, 还有部分学者研究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长期绩效显著负相关, 管理者过度自信是造成并购长期绩效为负的主要原因,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短期绩效也为负相关, 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谢玲红等, 2012;孙凤玲等, 2012) 。除此之外, 赵云云 (2010) 研究却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间存在倒U型关系, 当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在一定范围内时, 管理者自信程度越高, 企业并购绩效越好, 越能提高企业的价值, 但超过某一临界点后, 自信程度越高, 越容易引发非效率并购, 损害企业价值。
四、管理者过度自信与频繁并购
早期研究频繁并购的代表人物是Schipper和Thompsom, 他们主要研究市场对上市公司宣布将要进行多起并购的反应。2002年以来, 继Fuller (2002) 首次发现频繁并购会造成财富效应递减的异常现象之后, 频繁并购研究领域发生了重大新进展, 与此同时, 学术界也逐步将行为金融关于管理层行为的最新发现引入频繁并购的研究中, 频繁并购开始成为当前并购研究的热点之一。
Fuller (2002) 实证研究发现在频繁并购的样本中, 公告的财富效应呈现连续递减的趋势, 之后, 这一现象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研究结论的支持。Doukas和Petmezas (2006) 则首度将过度自信假说引入解释频繁并购财富效应递减的现象, 认为管理层倾向于将初次成功归功于他们自己的能力, 进而过度自信并参与更多的并购交易, 最终导致频繁并购财富效应递减。为了更好地检验管理层行为对并购决策的影响, 该文将研究样本设定为非上市目标频繁并购的英国上市公司。实证结果表明, 对比理性并购公司, 频繁并购类公司并购者实现的公告收益较低, 长期业绩表现也较差, 而且频繁并购中高阶并购比低阶并购具有更低的财富效应。
Billett和Qian (2007) 认为CEO不是天生就是过度自信的, 但过往并购的经验可能导致他们发展出自大心理, 从而过度参与并购交易, 其将研究对象分为频繁并购者 (2起以上) 和非频繁并购者 (只有一起) , 研究发现两类CEO的初次并购的公告效应数值均比较小并且统计上都不显著, 但频繁并购者第二次并购交易的公告效应显著, 这表明财富效应为负的表现集中在高阶并购中。Aktas等 (2007) 则根据首次并购CAR是否为正, 将CEO化分为理性CEO和非理性CEO, 得出与Billet和Qian (2007) 不同的结论, 其发现理性CEO在其随后发生的并购交易中, 短期财富效应表现出持续递减趋势;而非理性CEO, 虽然首次并购显著为负, 但其随后并购的CAR表现出上升趋势。此外, 他们研究发现在频繁并购过程中, 同时存在着过度自信和学习效应, 并且这两种效应是动态变化的, 理性的CEO可能因为首次成功而自大起来, 非理性的CEO可能通过学习而变成理性的CEO。
目前, 国内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频繁并购的研究还很少, 尚处于初步研究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吴超鹏等 (2008) 的一篇实证论文, 他们首次将连续并购引入到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的实证研究中, 这是对我国并购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其实证结果支持了提出的过度自信假说, 即首次并购成功使得管理层过度自信, 进而参与更多并购。此外, 谢海东 (2006) 研究表明高管人员过度自信可部分地解释中国上市公司购并事件的频发以及购并效率低的现象。陈瑜 (2009) 研究支持了过度自信假说, 认为管理层过度自信是导致上市公司频繁并购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 并进一步研究发现频繁并购类公司发生频繁并购行为后, 其长期经营业绩呈现出明显的逐年下滑趋势。张广宝, 施继坤 (2012) 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 有着过度自信管理层的上市公司的并购频率与管理层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表明过度自信管理层更可能是出于谋取个人私利动机而发起高频率的并购活动, 而频繁并购后上市公司绩效却呈现降低趋势。
五、研究总结与述评
经过上述相关研究文献的回顾, 不难发现, 虽然国内外研究内容比较丰富, 涉及到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行为诸多方面上, 如并购决策、并购绩效、频繁并购等, 但是, 还没有构建起一个系统、整体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体系。此外, 国内外的研究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行为的具体影响, 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其中,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分歧最大, 这也同时说明了对这个方面的研究远远没有结束。
同时, 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时, 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指标的衡量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目前, 国内外理论和实证研究存在多种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 其中主要包括CEO的相对薪酬、企业的盈利预测偏误、相关的主流媒体对CEO的评价、CEO持股状况、企业的景气指数等。
此外, 我国研究还有另外两个重要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国内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上, 并且实证结果差异性很大。其原因,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选取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衡量标准不同所致;另一方面相对于国外研究, 国内研究样本数据的跨度期过短, 一般都只在3-4年左右, 这可能影响到研究的可靠性。另外, 虽然我国学者们已认可了中国上市公司管理者存在过度自信心理特征, 但与国外学术界相比, 中国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仍存在很大的不足, 未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支撑体系。
参考文献
[1]Roll, R.The hubris hypothesis of corporate takeovers, Journal of Business, 1986 (59) .
[2]Malmendier, U.Tate.G.Yan, J.Overconfidence and early-life experiences:the effect of managerial traits on corporate financial policies.Journal of Finance, 2011, (66) .
过度管理 篇11
【关键词】管理者过度自信 投资 并购
一、引言
从各国上市公司投资的实际情况来看，上市公司的投资存在着各种投资扭曲现象，如过度投资、投资不足等。对投资扭曲的传统解释包括两个方面：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但上述两种解释都是基于管理者和投资者追求效用最大化这一完全理性的假设下提出的。
事实上，管理者的投资决策行为往往会偏离理性假设这一前提，他们的决策常常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所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逐渐放宽了对管理者理性行为的假设，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管理者投资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形成了行为公司金融学理论。其中，较多的是以管理者过度自信为出发点研究其投资决策行为。本文旨在对国内外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其投资决策的影响方面的主要文献进行回顾。
二、理论发展
（一）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纵观国内外的研究，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对并购和实物投资两方面。
1.过度自信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Roll（1986）首次将过度自信引入公司金融学，提出了“自负假说”。“自负假说”认为并购公司的决策者会高估目标公司的价值。Malmendier（2005a）基于公司内外部投资者信息对称、管理者按照现有股东利益行动的假设，通过建立模型证明了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进行更多的并购，尤其是多样化的并购。Aktas等（2006）通过建立一个在不确定条件下管理者进行并购决策的理性预期模型，发现过度自信会导致最优溢价的增加，并引起过度支付。谢海东（2006）通过对比理性投资者和过度自信投资者的并购决策，发现理性的管理者从不实施有损公司的收购，而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则具有很强的并购冲动，并会在收购中支付更高的价格。
2.过度自信对企业实物投资的影响。Heaton（2002）提出了“管理者乐观理论”，将现金流同过度自信和公司的投资机会联系起来，他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承担更多的项目，管理者越过度自信，使用外部融资的意向就越小。Gervais（2003）建立了一个简单的资本预算模型，对比了过度自信投资者和理性投资者的决策，并提出了通过最低项目报酬率来约束过度自信管理者的建议。Goel（2008）认为在最优CEO薪酬合约条件下，理性的CEO反而会导致股东利益最大化投资的不足，从而降低公司价值。而过度自信的CEO因为高估了私人信息的准确性而缓解了上述投资不足现象。但是CEO的过度自信与股东财富之间并不是单调关系，过分的自信会导致过度投资而降低公司价值。汪德华等（2007）发现在管理者过度自信时，如果企业内部资金流足够大，就会造成过度投资；如果内部资金不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认为外部融资成本较高，造成投资不足。
三、实证研究
（一）过度自信对企业并购影响的实证研究
Lys（1995）通过案例研究了收购失败可能是由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Hayward（1997）的研究表明CEO的过度自信与并购溢价高度正相关。Malmendier（2005a）认为公司对所有者权益的依赖程度越低，过度自信与并购概率的关系越强。Croci（2010）发现并购公告期间的收益取决于资本市场状况和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相互作用。Aktas（2012）发现在经历了股票交易损失后，过度自信的CEO进行并购的意愿会降低，做出的并购交易会变好，多元化程度降低。
（二）过度自信对企业实物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Malmendier（2005b）发现当有足够的内部资金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过度投资；在需要外部融资时则会投资不足。Ben-David （2007）认为过度自信的CFO会对公司项目预期较低的内含报酬率（IRR）；他们会进行较多的投资，而且为了筹集投资资金，倾向于选择少付股利而非使用外部资金。Glaser（2007）的研究表明所有过度自信的管理层都对公司投资扭曲有解释能力。Hirshleifer（2012）发现在创新型行业中，过度自信的CEO有更强的风险偏好，会在研发方面投资更多，从而产生更多的创新产品；在给定研发支出的情况下，过度自信的CEO能取得更大的创新成功。
四、评述与展望
（一）简要评述
总结上述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投资决策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现有文献来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并购和实物投资决策影响的结论基本一致。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提供较高的并购溢价，并进行更频繁的并购；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内部现金流充足时，会产生过度投资，在内部现金流不足时，会导致投资不足。
2.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目前的理论研究结论尚不一致。如Heaton（2002）提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导致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从而损害了公司价值；而Hackbarth（2009）提出当过度自信的时机效应超过杠杆效应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就会提高公司价值。这表明过度自信可能存在一个临界点，如何确定这个临界点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3.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过程都表明该领域的研究经历了从微观（并购）到宏观（证券市场）再到微观（公司治理）的过程。以理论研究过程为例，如早期Roll（1986）仅仅从并购本身出发，试图用过度自信假设解释多数并购失败现象；Heaton（2002）和Gervais（2003）结合证券市场，从公司投融资方面解释了投资过度与不足；Goel（2008）和Hackbarth（2009）联系薪酬制度和代理机制等公司治理问题解释过度自信的影响。
4.该领域的研究为改进经理人的激励机制提供了依据。传统的激励机制建立在股东与经理人存在利益冲突的假设下。而过度自信理论认为，管理者的投资扭曲并不是因为存在利益冲突，而仅仅是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导致的。对于理性的管理者，股东可以运用股票期权来提高理性管理者的决策速度，从而达到提升股东价值的目的；相反，对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股票期权反而显得多余，股东应该通过最低项目报酬率来约束过度自信行为。
（二）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1.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度量标准。目前的学者仍未对哪些变量能更好地度量CEO的过度自信达成一致。建立一个操作性强的过度自信度量指标体系，特别是适合中国企业实际的过度自信度量指标体系对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2.过度自信的影响因素。过度自信对公司投资决策起着重要影响，但是公司在选拔管理者时，并不能很好地判断哪些管理者是具有明显过度自信的，只能通过过去经历来观察。Malmendier （2010）研究表明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时期成长的CEO相对保守，而有军队经历的CEO则比较激进。所以研究CEO的哪些经历会影响其过度自信将是该领域的重要话题。
3.分行业研究。在不同行业，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投资决策和公司价值的影响可能不同。如Palomino（2011）研究了过度自信对公共基金经理人投资的影响；Hirshleifer（2012）研究了创新型行业，作者以史蒂夫·乔布斯为例，指出在创新型行业中，过度自信的CEO容易产生更多的创新产品从而提成公司价值。
过度管理 篇12
过度管理本来是管理学的概念,是与适度管理相对的。企事业单位中领导过于强化管理的力量,过度细化工作流程,制度规定和任务过于细微,用行政命令强化执行力,强化惩罚。学校中的过度管理指的是学校在制度建设方面过于苛细,在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方面过于严格。其基本关系是:校长订立制度,教师是制度的执行者,学生是执行对象。过度管理对学生行为干涉过多,施压太重,甚至超出了学生的承受能力。
学校过度管理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
(1)唯分数论。表现在高度压缩学生的自由时间,认为有了时间才有分数。时间是与高强度的训练、频繁的考试联系在一起。据河北省衡水中学的部分学生回忆,三年中做过的测试卷子摞在一起,竟然高达两米。
(2)高考的指挥棒作用。为了高考,家长和老师都在忙于揠苗助长,尽管遭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但只要高考存在,“高考加工厂”一样的学校就会永远存在下去;应试教育的魅影挥之不去,过度管理就不会消失。
(3)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凡是采取过度管理的中学,一般是教育资源薄弱的地区。因此面对外界对军事化管理的质疑,经常有这样的回答:“在我们这儿,不这样能有出路吗?”
二、过度管理的危害
1. 过度安排,造成学生自主精神的缺失
过度管理体现为事事都要介入的“保姆式”管理,囊括学习方法、生活细节等学生生活的全部。这种安排看似让学生走了捷径,而实际上却无形中导致了学生独立性、灵活性的丧失。在强迫和预设动作的教育下,学生缺乏平等的参与感,往往难以发展出自信、好奇和内在目标感。文化知识学习上,在老师的精心讲解和点拨下,学生可能也掌握了一定的应试技巧,但也可能因为被迫接受一些僵硬的知识而丧失学习的主动性和兴趣。生活上,因要听从老师的安排,从而丧失了生活的主动性,养成了依赖心理。久而久之,培养出的是“考试机器”,而不是具有健全人格的建设者。
2. 过度施压,容易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
过度管理,长期的高压状态,使学生不良情绪滋生蔓延。肯定性的评价,能给学生前进的动力,促进学生迈向更高的台阶。反之,强迫性学习容易造成学生自信心的丧失,滋生学生的挫败感。长期的死板的管理,使学生失去了自我的期望和要求,把老师设定的标准当作自己行动的准则。但老师的标准一般是理想型的,要求严、标准高。如果学生处处要符合老师的标准,一旦努力了也达不到目标时,就会陷入孤独、无助、沮丧的境地,进而消沉、逃避、一蹶不振。在这种情况下,压力越大,成就感越低,就越没有对学习活动的胜任感,进而讨厌学习、应付学习、逃避学习。2015年3月19日,杭州一15岁女生留下“妈妈,我压力大”的遗言而跳楼自杀。对此,专家呼吁要多关爱学生,不要给学生过大的压力。
3. 过度命令,容易造成不和谐的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校园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关系。过度命令是一种不和谐的师生关系,体现的是民主精神的缺席和爱的缺失;而这种不科学的管理、不良的关系更容易造成不良后果。有资料统计,学生疯狂报复老师的原因中管教严厉占多数。
教育的目的是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创造力,强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全面发展,并不是全科发展,而是人的知识、技能、心理、生理等各个方面的综合素质的提高。过度管理显然对此视而不见,其所见者只有分数。所以,过度管理所体现的是一种短视的教育行为。
三、坚持“生本”教育,强调适度管理
反对过度管理,就应当倡导适度管理,把时间还给学生,把课堂还给学生,把学习的自主权还给学生,教师只是起一个积极引导的作用。
1. 给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早就在著作中指出:“想克服负担过重现象,就得使学生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并且明确提出学生下半天的脑力活动,应当是知识点扩充和转化,要让学生阅读——出于爱好、出于求知愿望的阅读,而不是出于背诵和记忆的要求的阅读,这样才能避免使学生总是处于智力高度紧张的状态。山西省新绛中学近些年来的教育改革便是对苏霍姆林斯基思想的实现。宁致义校长说:“学校是心灵成长的乐园,不是囚禁灵魂的监狱。”道出了大多数年轻而阳光的中学生的心声。该校自2009年以来做出了重大改革,推行“半天自主课,半天展示课”的课堂教学模式,把课堂的自主权还给了学生,学生没有了堆积如山的作业和月考,而代之以展示学习心得的“学习报告”,极大地解放了学生的“学习力”,也培养了学生分析、解决问题和写作的能力。这次改革一时间引起大量学生家长的非议,但事实证明这种举措是正确的、合理的。从升学率来看,改革后较之以前不降反升。山西省新绛中学改革成功的经验,关键在于解放了学生:这样做激发了学生们巨大的热情,并提升了学习效率。而这一科学的教育思想,说到底是出于对学生体力和智力的爱护。
2. 坚持“生本”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积极健康的个性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但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即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教育更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生的学习,不是僵硬的知识,贵在智慧的培养和个性的健康发展。因此,教育要以学生为本,即“生本”教育,充分尊重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信任和关爱学生,引导学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帮助学生发掘潜力,让学生主观能动地完成学习任务。
3. 倡导“尊重”和“爱”的教育